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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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文化； 文化心理学； 维度； 原则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一系列社会运动促使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性质的全面反思，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文化，出现了所谓的心理学文化转向，并产生了相应的研究形态——文化心理学。对于“文化心理学”这一概念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这里采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泛指从文化视角理解心理行为的心理学取向。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在现实层面的表现为关注文化的各种心理学分支或研究取向的兴起，比如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以及狭义文化心理学等；在理论层面表现为对心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重新考察；在方法论层面则表现为把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角，使文化心理学成为一种理解心理行为的新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心理学成为继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之后理解人类心理行为的“第四维度”。[1] 然而，文化心理学研究本身也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表现为不同甚至对立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式。如跨文化心理学与狭义文化心理学就一直处于不同发展路径之上。究其实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预设，隐含着对于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很多研究是基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展开的，因而自然发展出不同的研究形态，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因此，对文化概念进行深入的辨析对于文化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文化概念的辨析，既要考虑到文化概念的一般内涵，又不能脱离文化心理学的理论背景。

一、 文化概念的一般内涵

从辞源上看，英语中的“文化”一词来自拉丁语的“cultura”，原本是耕作、种植、栽培、培育的意思，后来逐渐转化为教养、教育等含义，用文化来表示良好的教育、文学、艺术等。中国语言中的文化一词，源于易经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达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现象的互动关系。

文化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文化的基本内涵。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人脱离动物性本能的控制和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文化是非自然的人为的创造物，是自然的人化或者说是人化的自然。文化是由物质、精神、语言、符号、规范和社会组织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一般来说，人们用文化概念来代表由于各种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是有结构的，或者说是分层次的。在现代各个学科如哲学、人类学的研究中，一般把文化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文化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的根本特征，也是理解人的基本视角。文化与人具有共生性，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地纠结在一起。从种族发生学视角看，文化与人相互界定。文化形成是人类不断进化的结果，而人类发展路线也受到既成文化的制约。从个体发展视角看，文化与个体也相互依存，文化成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文化存在就没有个体生存发展；反过来看，文化的内涵又有赖于个体的不断解释与内化，文化的意义存在于个体的理解和行动之中。文化与人相互界定，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人，这是文化的最基本的含义。

从学科的角度看，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不胜枚举。各个学科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语境出发对文化进行了不同界定，以至于有必要专门针对文化的各种定义进行分类性研究。在关注文化的各个学科中，人类学对文化给出了最为详尽的解释，人类学家也率先对文化的各种定义进行了分类研究。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K.Kluckhohn）关于文化定义的研究堪称经典。他们所著的《文化：关于定义和概念的考评》一书详细考察了从1952年到1963年之间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对这些文化概念进行了分类性研究。根据两位学者的归纳，除去一些不太完整的定义以外，可以分出6类不同类别的文化定义。这些定义从不同角度界定文化，分别强调了文化的某些方面的特征。这些不同类别的定义分别是：第一，描述性（descriptive）定义。这类定义认为文化代表了某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活动行为等特征，如衣食住行、家庭社会、科学宗教等方面的特征；第二，历史性（historical）定义。这类定义强调文化的继承性与历史性。第三，规范性（normative）定义。这类定义强调文化中对语言、行为等设定的规范、标准。第四，心理学（psychological）定义。这类定义中又有四个子类：调节或作为问题解决工具；学习；习惯；纯心理学定义（其中包括：作为社会文化背景或人造环境；身份认同：文化作为共有的身份为人们所认可；自我建构：文化作为定义自我的途径；意义系统：象征，语言，体验等；心理表征，信念，理论）。第五，结构（structural）定义。这类定义强调文化模式或文化构成，注重文化中的社会或组织成分。第六，遗传（genetic）定义。这类定义强调人工产品、象征等方面。

另外一项经典研究来自心理学家维基沃（Van de Vijver）等人对于文化概念的分类考察。克鲁伯和克拉克洪的研究是属于一般的定性研究，而维基沃等人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了较大改进，采用了更加规范和科学的定量统计方法。研究者制定了评定量表，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对文化定义进行分类，最终得出了定义文化的五个基本因子。这五个因子分别是：第一，文化的位置或处所(Localisation)：文化属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特征；第二，功能方面(Function)：高还是低；第三，整体性(Gestalt)：强调整体还是分子；第四，成分或组成元素(Composition)：侧重象征、评价、描述、产生、认知、组织、功能、过程、发展等哪一方面；第五，动力方面(Dynamics)：文化是静止还是活动的。维基沃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2]文化概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文化概念与研究者的理论倾向有关，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可以不同。

二、 界定文化的基本维度

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由于对文化的基本认识存在差异，导致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有着不同的文化与心理关系设定。维基沃等人的研究已经揭示出了界定文化的一些基本维度，如个体－集体、整体－分子等。这些维度引申出不同的文化与心理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形态，如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等。纵观近几十年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中关于文化的界定存在着十个基本维度，各个维度相对比较独立，当前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基本都是从其中的某几个维度对文化进行界定和理解的。

1． 内－外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存在于人之外部，和人属于分离的存在；还是文化内在于人，属于心理行为的一部分。主张文化外在于人的观点基本是把文化视为影响人心理行为的因素，致力于寻找文化与心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主张文化内在于人的观点重视人对文化的解释和理解作用，强调人的主观性、意向性，重视人对文化的主观诠释与建构。

2． 先－后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是先于心理行为而存在，还是心理行为先于文化。一般来说，大部分心理学研究都视文化先于心理行为，侧重考察文化对于心理行为的影响。而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文化，则侧重文化的心理基础，把文化视为心理活动的历史积淀，是人类心理的长期进化产生的结果。

3． 因－果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是人行动的原因，还是行动的结果。因－果维度与先－后维度存在关联，文化作为行动原因也就常常意味着文化先于行动，而文化作为结果则往往表示文化在行动之后。例如，跨文化心理学视文化先于行为，文化是心理行为的原因，文化刺激引发了人的行为反应。文化心理学则一般持有建构论的观点，认为文化与心理相互建构，文化既是心理行为的原因，也是心理行为的结果。

4． 个体－集体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存在于个体身上还是存在集体交往之中。认知心理学及认知人类学的研究把文化放在个体的头脑之中，文化作为个体的态度、思维方式等影响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处理，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行为方式。而强调生活实践的活动理论则认为文化在人际交往、日常活动之中体现，社会实践是决定心理行为的首要因素。

5． 静－动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是相对静止、相对稳定的，还是不断变化、不断流动的。造成这种争论的原因是考察者选取的时限有所差异。视文化为相对静止的观点是选取了较短时距，即在较短时期内，文化是相对稳定的形态，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短时期内保持稳定。而视文化为不断变化的观点则是选取了较长时距进行考察，即在较长时期内，文化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人们的心理行为方式也表现出较大差异。

6． 紧－松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把文化视为各种价值观念的松散集合还是把文化视为具有紧密内核的整体。当前关注文化的心理学研究大部分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具有中心的整体，局限于以地理、区域等作为划分文化类型的标准，典型的就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分类方法，如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等。但是，文化内部可能并不是同质的整体，而只是诸多价值的松散集合。人类学家凯（P. Kay）指出，所谓文化的内聚力是人类学家为了叙述完整的故事而强加上去的，其实是一种幻觉。[3]也有学者指出，对于文化的关注点应该从中心转移到边界，注重文化交流产生的混杂文化或文化变型。文化的形成与再造不是发生在文化内部，而是发生在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中，文化的发展是多文化交流的过程。[4]

7． 意识－无意识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可以被行动者清醒地感知、认识，还是作为人无法意识到的行为语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采用实证主义立场的研究基本把文化视为一种刺激，文化在意识层面引发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而从解释学立场看，文化与人的关系就如水与鱼的关系一样，文化知识对于人来说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人们并不是刻意地、有意识地遵循文化规则行事。

8． 直接－间接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对人的心理行为直接起作用，还是与其他因素一起调节人的心理行为。隆那（W.J.Lonner）等学者指出了文化对心理行为产生的这种不同作用。[5]文化对心理行为起直接作用是指，文化作为自变量直接决定心理行为，或者文化作为连接人的人格特征与行为方式的中介。而文化对心理行为起间接作用是指，文化作为一种情境因素与其他因素如性别等一起出现，共同影响人的心理行为。或者文化作为一种调节机制，可以改变行为的强度和方向。 转贴于

9． 促进－抑制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促进人的行动、引发某种行为，还是抑制行动、抑制行为的发生。人类学研究一般重视文化作为适应环境的手段，强调文化对行为的促进作用。基于西方个体文化的心理学强调个人思想行动的自由，往往把文化视为抑制个体行为的因素。[6]

10． 抽象－具体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文化是一种抽象符号，还是蕴含于具体生活实践之中。比如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中就包含符号取向与行动取向，[7]它们各自注重文化的不同方面。符号取向重视人对事物的认知、表征等方面，把文化看作一种集体符号和集体表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活动取向则认为心理现象是人们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是对心理产生影响的首要因素。

指出界定文化的这些基本维度的意义在于，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都是基于这些维度的某些方面，从某一侧面揭示了文化与心理行为的关系，那么获取文化与心理关系的全面视角就需要整合这些不同侧面的认识，树立多维的文化视角，避免走入某一极端。例如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就只从外部视角认识文化，把文化视为一种客观刺激，结果导致了强加式客位研究。从文化的内－外维度来看，跨文化心理学的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文化虽然影响人的心理行为，但文化的意义也有待于行动主体的理解与诠释，文化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因此，对文化概念维度的梳理，对于树立多维的研究视角和多元的研究方法是有益的，这样可以保证研究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文化以及文化心理关系加以理解，获取关于心理和行为的整体视角和整体把握。

三、 界定文化的基本原则

文化真正受到心理学研究的广泛关注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至今不过几十年的时间。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显示，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还缺少基本的理论原则，也因此出现了许多理论上的误区，比如，认为文化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对文化进行泛化性解释和抽象性定义等等。因此，明晰文化概念的把握依赖于文化的基本原则的把握。澄清界定文化的基本研究对于扭转当前文化心理学的错误研究倾向，对于确立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 文化的层次性。文化可以具有很多层次，比如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甚至学校、家庭等都可以成为文化的一个层次。文化概念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关于文化概念的争论如此之多，那么究竟如何处理文化概念的多样性？关于如何定义文化主要存在三种意见[2]：第一，文化就像“生活”等日常概念一样，本身的含义就很模糊不够具体，所以不可能得出公认的定义；第二，采用一些界定标准如简明性、涵盖性等，用这些标准建立一个关于文化的“最好的”定义；第三，根据不同场合、不同目的对文化进行不同的定义，根据研究的适用性加以选择。

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在于它的系统性、规范性、前瞻性，虽然不必如自然科学概念那样对文化加以严格界定，但是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需要有一个边界。文化有着一些基本特征，如文化是人化的自然，文化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文化的这些基本规定性成为研究者对话、交流、沟通的平台。所以文化概念虽然复杂，但并不是没有范围和边界的，不能随意地、不加限制地使用。近年来，文化受到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在许多关注文化的心理学研究中，文化被视为一个自明性概念而不加说明地使用，似乎人们对于文化概念具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如此使用文化概念的结果是，似乎任何心理行为都与文化有关，任何心理行为都可以用文化进行解释。文化什么都是的结果必然导致文化什么都不是，文化什么都能解释必然导致什么都解释不清。文化概念的“泛化”造成心理学研究“泡沫化”的繁荣，虽然文化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被提及，但真正具有文化蕴涵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文化反而日益失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对于文化概念首先应该避免泛化的认识，防止在研究中不加限制、不加说明地使用。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在心理学研究中给出一个标准的或最好的文化定义很难实现，固守某一种定义往往导致顾此失彼。对于文化的界定只能是侧重某一层面的认识，比较可行且合理的做法是在文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文化的基本层次和基本维度，然后根据不同学科、不同研究的特点对文化进行界定。反过来说，文化定义从一个侧面代表和反映着研究的理论倾向，研究的理论预设在文化定义中有所体现。所以，对于文化的界定应该体现层次性原则，根据不同研究目的、性质、特点侧重和突出文化的某些方面。

2． 文化的交融性。文化的意义必然在多种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中得以体现，因此可以说文化就是文化间性，一种文化的意义总是相对于其他文化而存在的。文化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区别的界限，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独立地存在。

当前心理学研究中对文化的界定往往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标准，如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等，进而把这些文化视为内在同质的整体，考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认识首先忽视了文化内部的异质性，文化内部其实也存在许多差异。[8]其次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导致文化的异质性和多元化。文化的沟通交流使得文化不再独立自足，而是产生了很多混杂和变型的文化形态。世界体系使得全球与本土之间相互渗透，中西方文化都成为各种文化的混合体，而不是纯粹的某种文化传统。再者，文化内部也是非同质的混合体，文化之中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原则上是无限可分的，并且亚文化也在不断发生着交流和变化。所以关于文化的研究应该重视文化的异质性，重视文化内部的亚文化，重视文化的接触区域。关注文化的异质性、流动性是今后心理学的重要发展方向。比如一些心理学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多种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并存，考察了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个体在心理行为上的特征。[9]

3． 文化的具体性。文化本身属于科学语言，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一系列具体观念和行动。科学语言具有简明性的优势，但是同时也容易遮蔽文化的具体内涵。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难题在于对文化的抽象界定。跨文化心理学认为文化于人的心理行为，属于某文化的人都会受到该文化的影响。跨文化心理学的论证逻辑基本是：首先，a、b两种文化下某些心理行为存在差异；其次，a、b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心理行为上的这些差异。但实际上，这里的文化本身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抽象概念，用这样的文化概念解释心理行为是无效的论证，根本没有得出任何有用的结论。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差异并不能简单归于中美文化的不同，因为文化并未得到具体说明，文化是什么本身仍然是问题。事实上，中美的心理行为差异不是由抽象意义上的中美文化引起的，而是由不同文化中具体的生活实践引起的。[10] 文化并不是内在于人的头脑中，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实践，体现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之中。文化本身是一个具体性的概念，文化赋予人行动的意义，这种意义需要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显现，而不是抽象、静态的规则。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往往通过态度问卷获得文化变量，这些问卷采用的大多是一些抽离具体语境的问题，如此很难获得文化的真实意义。[11]再者，不同文化人群对问卷调查中的抽象问题赋予不同的意义，很难达到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所要求的对等原则。所以心理学研究应该尽量把文化与现实生活情境联系起来，采用具体的、易理解的行为情境呈现文化意义。事实上，文化意义的情境化呈现与测量也是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趋势。

当前关注文化的心理学研究分支及研究取向存在许多争论和分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对文化概念的统一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基于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衍生出对文化与心理关系、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不同认识，因而造成文化与心理学研究的混乱和分裂局面。因此，对文化概念的辨析显得非常的必要。另外，通过对文化概念的辨析而获得的关于心理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是理解心理学文化内涵的前提，也是挖掘心理学文化内涵的途径，因此，文化概念的辨析对于文化心理学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Pederson，p. Multiculturalism as a forth force. Canadian Journal of Counselling， 2001， 35(1):16-19.

[2]Van de Vijver，F. J.R.&Hutschemaekers， G. J.M.(Eds. ) The investigation of culture:Current issues in cultural psychology.Netherland: Tilburg University Press. 1990：22.

[3]Cole， M. Cultural psychology:A once and future disciplin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22.

[4]Hermans， H.J.M. Kempen，H.J.G. Moving cultures: The perilous problems of cultural dichotomies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American psychologist，1998，53(10):1111-1120.

[5]Lonner，W.J.， Adamopoulos，J. Culture as antededent to behavior.In Berry， J.W.， Poortinga， Y.P.&Pandey， J.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 1). Boston: Allyn&Bacon.1997:43-85.

[6]Adamopous，J.&Lonner，W.J. Culture and psychology at a crossroad.In D.Matsumoto(ed.) The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1-35.

[7]Ratner，C.Three approaches to cultural psychology.Cultural Dynamics，1999，1:7-31.

[8]Ratner，C. Culture psychology: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Plenum.2002:23-24.

[9]Hong， Y. Y.， Morris， M.， Chiu， C. Y. etc. Multicultural mind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7):709-720.

篇2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心理文化。

分类号 B849-09

1 引言

早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获得独立之时，心理学的文化性质就得以初步表达。冯特把心理学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基本心理过程为研究内容的个体心理学，二是以高级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就成为文化心理学的早期形态。此后，实证的个体心理学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得以蓬勃发展，而民族心理学作为“第二心理学”（the second psychology）一直为自身的合法地位而努力[1]，只是近年来才受到广泛的重视，文化心理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研究形式。

文化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和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如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学，晚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等[2]。关于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国内已有许多讨论[3~5]，这些讨论大多是从对比文化心理学与西方主流心理学这一角度开展的，从二者对比中揭示了文化心理学的诸多特征。本文尝试从另一角度分析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从文化与心理学的结合途径来看，文化心理学实际上具有双重内涵。文化心理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入手，尝试从文化视角理解人类的心理行为，以实现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扩展；另一方面则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入手，力图揭示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以实现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文化心理”为主要研究内容；另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心理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划分并考察两个层面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2 文化心理：考察研究对象的“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的研究从研究对象入手，力图扩展主流心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设定，把心理行为看作特定文化的产物，重视各种文化条件下的心理行为的独特性。文化心理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脱离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理解。传统的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心理”概念应该有一个改变，由“统一心理”变为“建构心理”，由“普通心理”变为“文化心理”，由“mind”变为“mentality”[6]。

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分布在一些理论维度上。如可以把文化视为先于行为的背景，也可以视文化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他如文化对于心理的首要性或次要性，直接性或间接性，促进性或抑制性等都构成重要的理论维度，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关系[7]。20世纪70年代前的文化心理研究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考察不同文化下的心理行为表现，此时的文化心理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无本质差异[8]，是以文化与人格为主要研究内容，关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格特征。此类研究持有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相应的人格差异。晚近的有关文化心理的研究重视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依存关系，以文化与心理的关系作为基本研究内容，试图发现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运作和行为表现，以及人们如何获取文化意义并加以阐释和创新。此时的研究更加重视解释学、质化方法的采用，突出发展理论、建构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观点[9]。

关于文化心理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多富有启示性的研究成果，典型的研究内容包括文化与自我、文化与认知、情绪、动机、性别等。其中以文化与自我的研究最为典型[10]。研究发现，现代心理学中自我的定义是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视个体为独立的、自足的、自主的实体，每个个体包含着独特的内部特征，个体的行为首先是这些内在特质的结果。但是这种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定义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亚洲如日本等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文化中的自我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称为依赖型自我或关系型自我。依赖型自我具有关系先在性的特点，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明显边界和内部特征，自我的表现随着情境而不同，依据不同的人群关系而发生改变。

文化心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拓展了研究人类心理行为的视野，把文化作为透视人类心理行为的重要视角。以文化与心理关系为核心问题，文化心理的研究对人的心理行为作出了全新理解，既拓展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突出了活动意义、日常实践等的重要价值，也对原有的研究内容给出了全新的理解，表明了自我、依恋、情绪等经典概念也具有文化相对性。总之，文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关于研究对象的重新理解，表明西方心理学也只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其关于人的心理行为的认识并不具有超越文化的普遍性。

3 心理文化：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

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其实也就是在考察心理学的理论先见和价值预设，可以称之为心理文化的研究。心理文化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不仅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与文化有密切关系，而且心理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产物。而事实上，关于心理学科学性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研究者的假定，如所谓的科学客观性、中立性等特征其实是假定研究者可以保持价值中立、客观地反映对象的特征[11]。

从研究目的来看，心理文化是研究者持有的或明确或隐含的理论预设，这决定了研究选择什么和排斥什么、重视什么和忽略什么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心理学研究都是在一系列价值承诺下进行的，这些前提预设指导着研究活动，同样也会制约研究者的视野，心理文化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些指导和制约研究活动的价值预设，揭示心理学自身的文化属性，以使心理学汲取更丰富的文化滋养。

从研究方式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具有心理学哲学的特征，同样是以理论反思的方式对心理学的基本预设进行反思，以实现心理学理论的拓展和重构。但心理文化的研究比心理学哲学研究更为具体，其理论反思更具有“文化色彩”，侧重考察那些与特定文化观念相联系的理论预设，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在建构心理学理论中起到很大作用，制约着关于对象的人性假设。

从研究功能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理论视野，转换心理学的理论思维，实现心理学的理论突破。心理学的研究总是在一系列前提假设下进行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与文化有关的理论预设。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比较来看，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研究的主要区别是，文化在这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征，而是作为研究者或研究活动的特征，成为理论反思的思想来源，用多元文化价值的宏观背景检视某一研究的价值预设。

从研究内容来看，心理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方法中的心理文化和学科制度中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中的“文化”并不是指某种具体文化形态，而是指心理学理论及学科制度等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心理文化研究指出了心理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理智的进化和发展过程，而心理文化研究就是力图挖掘这些隐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取向，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反思批判，以获取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

首先，从理论、方法角度看，心理文化包括心理学研究者及其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和方法的价值取向。心理文化可以包括金布尔所说的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甚至对立 [12]；心理文化可以包括西方心理学林立的学术派别。从科学心理学建立起，就有各种心理学流派的争论，它们都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为理论基础，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基于不同的人喻而形成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可以包括心理学的主流与非主流传统的差异，主流心理学强调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性，非主流心理学则强调人本性和理解性，这也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包括西方心理学与非西方心理学的区分，也包括现代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比较，这些不同取向的心理文化在心理学研究目标、理论构想、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理论方法角度的心理文化集中体现为科学与人文取向的对立、科学的形象与人的形象的分歧。其实，这些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就一直存在，当心理学从哲学母体分化出来以后，也受着这些基本哲学问题的困扰，而作为一种新取向的文化心理学，同样无法回避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文化心理学在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上就存在许多争论，文化之间究竟是具有普遍的共性还是相对的特性，相应地应该采取客位方略还是主位方略，使用量化方法还是质化方法等，这些其实都根源于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根本争论，这些争论在文化心理学中有了更具体的表现形式，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而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

其次，从心理学的制度层面看，现代心理学有着自身的价值取向，学科制度中隐含着某些价值取向，它提倡某些研究，鼓励某些讨论，从而构成制度上的心理文化。这其中包括资金的支持范围和偏好，学术成果的流通渠道和评价标准，学科专业的划分标准等。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受着学科制度的影响，资金的资助偏好、期刊的刊用类型、学科的专业划分等因素都构成相应的心理文化，结果是某些研究方向得到鼓励，而某些研究领域则日益萎缩[13]。另外，从制度化的层面看，研究者其实代表着特定的阶层，从而与普通民众在社会位置上存在差别，反映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制度上的安排，研究者的身份与被研究者的身份之间有极大的理解上的偏差。”[14]如果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视为同一文化集体，则“忽视了研究者的社会存在的那一方面，这种社会存在背后是一种不同于被研究者的政治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14]研究者的理论、概念、方法等研究理念及其研究工具都受着特定的制度约束，要符合职业化和专业化标准。研究者的观察和思考并不是无污染、无预设的纯粹理性，都有着先在性、规定性、继承性学术传统的影响和支配。学科制度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模式化了研究者的思维，远离了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

当然，心理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离，在很多时候都交织在一起，如理论方法特征与学科制度都是在漫长的理智发展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存在双向的制约关系，因此在对其进行理论逻辑分析时也必须梳理历史发展中的制度形成过程。总之，心理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对支撑心理学研究背后的理论方法、历史脉络、学科制度等加以剥离、反思和再造，防止单一的研究理念和传统成为研究的支配力量而失去学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心理文化研究力图依靠宽广的理论视野，促进多元心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反思、解构处于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理论价值根基，催生、重构多元文化心理学的科学观。

4 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

文化心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揭示和理解人类心理行为的文化特征的独特视角。然而，关于文化心理学并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文化心理学一直是作为一个含义模糊的领域而存在，文化心理学成为了关于文化与心理关系研究的松散联盟。这种情况导致在研究中存在很多混乱，阻碍了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入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使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出两种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差别的理解。这种理解差异的出现是由于涉及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时，“文化”关联与指向的内容或对象不同所致。文化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看，文化可以与人类的心理行为关联，形成不同文化中的心理行为风貌；另一方面，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看，文化可以与心理学研究相关联，构成不同价值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传统。杨国枢在讨论本土心理学研究时使用了本土契合性的概念，其中便已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关系[15]：“特定社会或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及其成员的遗传因素，一方面影响或决定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又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理论与方法。由于受到同一组文化性与生物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便易于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葛鲁嘉也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性，并指出成为对象的心理行为与阐释对象的心理学探索之间是共生的关系[16]。总之，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具有双重性，文化与研究对象相联系形成不同文化的心理行为特征，文化与研究者相联系产生不同的研究传统。划分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内涵非常重要，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当前的研究对这两方面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误区之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

西方主流心理学假定同一心智的存在，其研究目标就是去寻找同一的心理机制。跨文化心理学认识到了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各种文化条件下的比较研究。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进一步确立了文化与心理的建构性与共生性，从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互动中寻求对人的理解。然而，从主流心理学到跨文化心理学再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西方的主导理智传统，即奉行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早期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虽然强调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建构，强调实际语境中的意义生成和实践活动，但更多的仍是把这些特征赋予研究对象，突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事实上，不仅研究对象具有文化特征，研究者自身也是文化负载的，而后者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研究者与对象之间是通过某种媒介进行沟通的，在心理学研究中，这种媒介可以是访谈、问卷、测量、观察等等，而这些媒介无不体现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很容易成为研究者进行权力支配的工具。除非对研究者的自身文化负载加以剖析剥离，明晰研究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取向，否则我们无法指望带着有色眼镜的研究者去客观反映对象的现实生活，也就根本无从达到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初衷。新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突出了研究者的地位和作用，把心理学理论本身也看作一种文化形式，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这对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误区之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境地。

在后现代思潮和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晚近的文化心理学研究重视心理学本身的多元性和建构性，认为心理学作为一种理智事业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心理文化具有文化历史依赖性，研究者及其理论构想、方法论等都与其持有的价值取向有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化心理学就只能是多元的、本土的、相对的。因此文化心理学研究强调特定文化之中的理解，而不关心跨文化的比较。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心理文化差异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困境。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当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但是如果给心理文化之间划分截然分明的界线，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容易变成极端的相对主义。当前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就面临这样的难题。显然，在考察文化心理时，不同文化间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不同的文化心理是可以交流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而并非不可通约。同样，心理文化之间也是可以交流对话的，其边界是模糊和变化的。多元论不等于相对论，多元中的边界应该是开放的、模糊的、动态的。

误区之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处于同一文化传统之中的研究者及研究对象，受到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熏染，以致在心理和思维上也具有很多的相似性。被研究者的思想行为无疑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心理行为都需要在特定文化语境下进行理解；同时，研究者的问题获得、分析方法、解决策略、思维方式等也都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简单地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处于相应的文化影响之中，表现出相应的文化特征。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之所以大多提倡进行主位研究而不是客位研究，原因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主位研究能够发挥文化契合的优势，研究者可以借助对文化的熟悉而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避免以相异的文化价值去衡量、评价研究对象而造成“强加式客位”研究[17]。但是，是否研究相同文化背景中的对象就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问题呢？人类学者潘英海先生指出，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另一种文化理解上的问题，以致会出现“文化识盲”和“文化纠结”的现象[18]。事实上，无论是异己文化还是相同文化，研究者和对象都是文化负载的，都是一种主体间的互动理解过程，在这种理解过程中，研究者就是通过与对象的相似与相异的反复比较，达成关于对象的特定认识的。也就是说，无论研究者与对象文化的相似性还是相异性都是理解过程所需要的。研究者一方面需要缩小距离，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加以切身理解，另一方面也需要拉大距离，借助其他视角对熟悉的生活世界进行反身观照。简言之，无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同文化还是异文化条件，都存在理解上的反复对比以便获取深层意义的过程。从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的比较看，并非哪种方式一定优于另一种，而是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用处，应该依据不同条件和情境而综合采用[19]。

目前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误区表明，在涉及关于文化心理学的理解时，有必要划分和考察这种理解的双重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理解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认识。对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文化心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心理文化的研究侧重考察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不仅对特定文化心理的把握可以形成特定的心理文化，而且特定的心理文化也制约着对于文化心理的理解，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区别来看，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并且需要保持张力。如果不对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性进行区分，那么就实际上默认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一致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一致性。而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身份位置上的实际差别，结果往往是研究者借助身份优势控制了话语权，变成理性的代言人，研究对象则处于失语状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同样，如果没有对这种双重性的正确划分，没有认清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制约关系，只重视某一方面的研究，就很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联系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相似并且可以相互融通。研究者的文化负载至少来自两方面。研究者具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其思想观念受到特定社会角色及学术传统的影响，从而具有专业化和制度化色彩。另一方面，研究者其实也是生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常人，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与相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具有文化相似性，也具有相似的“文化心理”，这可以成为理解研究对象的钥匙。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也有两方面。研究对象生活于特定文化传统中，其心理行为表征着相应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但是，研究对象并不是被动接受文化控制，而是有着主动的理解和建构，正如凯利所说的，人人都是科学家，常人也有关于生活和世界的心理建构，有着自己的“心理文化”，这也可以启迪心理学家的理论思考。心理学研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同样也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对话过程。

5 结语

毫无疑问，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的研究，这里的文化传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文化传统既包括民众心理生活中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些传统影响着人们日常的心理行为；文化传统也包括如学术派别、研究旨趣等在内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理智发展传统，这些传统制约着研究者理解对象的视野和角度。关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双重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展现了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的思考和对自身理论传统的文化属性的反省。二者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关联，关于对象的反思必然关涉到心理学科学观的反省，而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也必然以对人类心理的文化本质的思考为基础。但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又具有内在的张力，是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单独某一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完整揭示文化心理学的根本内涵。只有把对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考察与对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的反思结合起来，把文化心理研究和心理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得对人类心理的思考不局限于单一文化传统，而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对话与融合。总之，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两个层面的辩证关系才能促进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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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ian Hao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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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心理学；困境；出路

【作 者】张进辅，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民族教育和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植凤英，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在读博士生。贵阳，550001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11-005

On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Zhi Fengying，Zhang Jinfu

Abstract：The article sets forth the messes faced by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hat in o rder to get out of messes，divers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research，andthe inter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raining ofcomprehensive researchers should be recognized，and at same time，on base of the reality of our nations，the research of realistic proble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dilemmaway out

一、引言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在其心理学研究的最后二十年，写就了十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该书的出版问世，使民族心理学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受到重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的研究对象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研究的课题也相当广泛，主要有：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论研究①、民族心理与西部大开发关系、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②等等。总的看来，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实际上，随着民族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显，以至于陷入一定困境。

二、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

(一)方法论上存在不能忽视的缺陷

一门真正的科学和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都有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所谓方法论“指的是关于研究过程的哲学，其中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③。”方法论既包括具体的方法和技术的采用，同时也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立场。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被试的选择、条件的控制、材料的分析和数据的统计等。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始终无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对民族心理进行研究，而一些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人们的质疑也多是由于其所采用的方法问题。概括而言，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方法论缺陷主要有：

1.对质的研究的忽视

质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理解的一种活动。质的研究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定性研究有一定的区别。国内的定性研究大都没有原始资料作为基础，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而质的研究却十分强调研究者早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后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辩、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经验总结④。民族心理学，从其诞生之日便具有质的研究传统。心理学的鼻祖冯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认为心理学应是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民族心灵”的研究不能通过实验室研究来获得，而是通过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来获得⑤。他指出：“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⑥”。冯特的历史文化产品分析实际就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文献法、语言分析法、口语记录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综合。之后，随着主流心理学对“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质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界渐受冷落，受西方民族心理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内心理学界也较少采纳质的研究范式。目前，国内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心理学界的研究，一条是民族学界的研究。在心理学方面，侧重于微观探讨，方法论上注重实证性的量化研究；在民族学方面，主要侧重的是思辩性的定性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资料来源于已有的文字资料，多数并未深入实际的研究现场，为此，熊锡元先生曾倡导要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质的研究在我国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都未受到真正的重视。

2.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缺陷

定量研究是我国民族心理学，尤其是个体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导研究范式。由于定量研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加上民族心理学研究特点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研究范式存在有许多的操作化缺陷。主要表现有：(1)采用未经过实地考察编制出的或直接采用国外编制的心理测验和量表来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方面的偏差甚至偏见⑧，表现在：严重忽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或考虑了文化因素，但仅做背景变量，没有考虑民族文化对心理的深层影响；歧视性的文化偏见，对少数民族缺乏客观的评价和认识等。(2)定量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客关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远离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以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因此，定量研究常会导致文化的中心主义，单调呆板、以偏概全等缺陷⑨。(3)研究的取样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语言、文化理解及研究地域的限制等问题，使得民族心理研究的取样比较困难，很多研究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常常采取的是方便取样，这样选取的样本很难具有代表性，故也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研究取样的困难还导致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多数研究以较易取样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一般少数民族公众的研究极为匮缺，无形中缩小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所得研究结论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

关于民族心理学属于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应该研究什么内容?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是民族心理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孙玉兰、徐玉良认为，民族心理学是建立在普通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心理学科。它既要以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又要以心理学的某些方法为研究手段，还要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⑩。他们的观点强调民族心理学是属于心理学科范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目前，这种学科之争开始趋向缓和，现在一个更常见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11]。但对学科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但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探讨最受瞩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如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张世富认为民族心理应该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气质等，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并认为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仍不足以说明对民族心理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质的了解。因而，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应进行研究①。徐黎丽认为，民族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生理基础[11]。尹可丽提出族群社会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在社会心理层面，才能使研究者真正考虑某一族群的个体或群体的历史、文化及其现实生活条件下的心理[12]。

张进辅则针对西南民族心理研究提出民族心理结构可分成民族心理导向系统、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和民族心理功能系统三个相辅相成的系统，民族心理导向系统包括民族价值观、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等；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包括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社会压力与应对等；民族心理功能系统：包括民族人格、民族能力、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健康等②。

总的来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但其学科定位并不明确，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等都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解和民族心理学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对于民族心理学似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民族心理学”是否等同于“少数民族心理学”?“民族”的含义很广，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著作中，“民族”被解释为种族共同体，如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民族，更有广泛的“民族”含义是指政治独立体即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如中华民族等。因此，如果从广泛的民族含义而言，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似乎还应包括中华民族人格、中华民族价值观等的研究而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

(三)综合性研究人才极度匮缺

综合性研究人才的匮缺是制约民族心理学发展的瓶颈。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兼具有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一些心理学者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加上缺乏广博的民族文化知识常常很难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中做到游仞有余，而一些民族学者由于缺乏深厚的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方法指导，又很难做出高水平的民族心理的研究，这从我国目前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现状便可见一斑。据万明钢等对2000-2005年发表在国内期刊关于民族心理的182篇研究论文进行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这六年中。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论文总体数量较少，以心理学9种期刊为例，不到6年发文总量的1%，且研究主题非常分散，作者也分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较少，对理论问题关注不足；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6年中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作者不足10人，说明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和稳定的研究领域，学术积累也远远不够[13]。

我国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学科课程设置过于专业化，缺乏民族文化课程的开设，从而导致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是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客观原因。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主观因素很多，影响也更大。首先，少数民族心理的研究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足够了解，许多学生或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存在有“刻板印象”，在他们眼里，少数民族的代名词就是“贫穷和落后”，缺乏对“民族心理”的深入了解和科学认识，因而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缺乏兴趣。其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是一项投入大、要求高、难度高的工作，这让不少的研究者望而却步。另外，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耗时多，研究成果出来比较慢也是影响人们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原因。受“研究功利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更乐于做一些方便、快捷、出成果快的研究。另外，现在研究生的学习常常与“找一个好工作”相联系，而民族心理方向的学生在就业上似乎不占上风。总之，诸多原因使得民族心理的研究队伍一直是势单力薄，尤其在整个心理学研究队伍中，常常处于一种被冷落的边缘状态。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困境的出路

要成功地走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融合多元方法，加强质与量的整合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可能只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性质和研究实际，采用多方法多特质的研究手段。

在研究范式上，应重视质的研究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加强质与量的有效整合。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研究设计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中要善于混合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层面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立场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不时反省自己的研究角色，调整好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与立场。在质的研究阶段，研究者应持主位研究立场，深入对象的文化生活空间，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研究、分析民族或民族心理。在量的研究阶段，则应注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中立的、客观的研究者的立场上研究、分析其民族心理。当然，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持主位研究立场，还是持客位研究立场、主位-客位综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课题的性质要求⑨；研究资料分析上的整合。一项民族心理研究中同时存在有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时，可以同时收集到不同类型的原始资料，在分析资料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有关结果进行分析。

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可灵活采用历史文献研究、蹲点实地考察、田野工作研究、典型个案分析、较大规模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实验、作品分析、实物收集或音影设备记录、多元统计等方法，对民族心理的多种组成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其别注重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运用参与观察和田野研究，以得出最直观真实的资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遵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思辩和实证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群体与个案相结合、横断与纵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

(二)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在任何学科的发展中，理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发挥组织与联系功能。当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研究结果或材料大量堆积时，就需要用理论对之加以整合、组织。(2)发挥预见功能。理论是预见科学知识增长、事物发展和进一步研究及可能研究结果的基础，可以说，科学的进步就是不断的理论预见或假设和对预见或假设的不断验证来实现的。从整个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是人们提出理论假设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对事物发展作出预测，然后用各种方法验证假设，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此循环。(3)理论研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理论研究需要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材料或素材，另一方面具体研究的成果又需要理论研究去整合[14]。

目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还相当薄弱，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心理现象等都未能做出较完满的理论解释，实证研究也多以国外的民族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但因为我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民族的实情与国外不同，因此，我国各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与西方国家也存在有差异，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要科学回答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高民族心理学的水平和质量，必须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注重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

(三)注重对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的培养

在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阵营可增设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课程，深化心理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激发研究者对民族心理研究的兴趣，使之掌握一些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并能有效地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可以游仞有余地从事民族心理的研究。反之，出身于民族学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者也应加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学习，提高其民族心理研究的深度和可靠度，尽可能减少由于研究者出身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研究偏差。

(四)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对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当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各民族、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不断接触、互相影响，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与民族发展相关的现实问题。如果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它就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在充分了解各民族历史演变、经济生活现状、文化背景以及、民族习惯等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15]。特别注意从民族发展的实际需要，去研究民族的深层、隐性问题，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深层、内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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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明钢，赵国军，杨俊龙.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2000-2005.心理科学进展2007，15(1)：18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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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回归人本身：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

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图式”学说关注世界的本源，探究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原则，热衷于对终极世界的猜想，这是一种有关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学说，它基本上外在于人，尤其是外在于人的丰富内心世界。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发现人、尊重人等口号，但这场运动主要朝向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这样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而并未回到作为更为本体的人的内心世界。然而，十八世纪以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对理性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开始以直觉、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这些与个人联系更为密切的心理元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弃了有关世界本源以及客观规律的宏大叙事和终极探索，以非理性取性，开启了一个被称之为非理性主义或称人本主义的哲学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以非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本主义哲学第一次真正启动了哲学研究向心理学研究的转向，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直接推动了现代心理学的产生。人本主义哲学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本主义哲学将研究的主体对象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人本身，从对外部理性的关注转移到对人内心非理性世界的关注，具体研究人的情感、直觉、意志、潜意识等心理元素及其社会意义，这一研究范式的转移以及它所开辟的新领域为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是非理性的人，非理性的人以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为表征，人本主义哲学不仅将个人的这些心理内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这些心理内容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本质。在唯意志论代表人物叔本华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在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命直觉和生命冲动；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死、烦、忧、畏等情绪体验。他们的哲学研究为人们推开了一扇人类意识世界的三棱镜和万花筒，他们以个人的非理性世界去对抗传统哲学的理性世界，他们把表象世界还原成人的意识和心理世界（这种论说基本上就是后来兴起的心理还原主义的哲学版），正是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打通了一条通往心理学的通道。其二，人本主义哲学不是将客观物质世界作为认识的本源，而将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等非理性元素视作世界的本源和人的真实存在，把整个世界看作是自我的产物和体现。他们否认通过理性能够认识真理，相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体验和直觉才能认识真理，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们认识的对象归于人本身，将认识的手段归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直觉。生命原本是鲜活而充满灵性的个体，让这样的个体服从于冰冷的理性逻辑，或者服从于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而罔顾自身的存在，这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坚决反对的。生命具备如此丰富而惊人的潜能，让个体放弃自己的潜能，而仅仅依靠理性去认识世界和真理，这同样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不愿的。历史上的泛神论追求的是“神我不二”的境界，人本主义哲学在个人存在，个人认识问题上追求的“物我不二”的境界，或者这一境界也可称之为泛意志主义、泛直觉主义和泛心理主义。其三，人本主义哲学家不仅仅将非理性视作世界的本源，意识到只有靠直觉等非理性的东西才可以把握世界、认识真理、彰显人性。一些重要的人本主义哲学家还从非理性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从而把人以及人的精神心理世界推向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尼采对人类非理性世界的探索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即已开始，在这部著作中，他比较了代表古希腊文化的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或曰精神信仰，一种是以平静、和谐、平衡为表征的日神（阿波罗）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另一种是以热情、张扬、癫狂等为表征的酒神（迪奥尼索斯）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传统。

尼采敏锐地意识到此后西方基督教文明就是日神文化的延续，而在历史长河中酒神文化却遭到基督文明的压制，人类被基督教所信奉的理性所摧残和毁灭，真正的自我在历史上消亡。正是由此出发，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在尼采看来，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信仰，再造一个新上帝，而这个新上帝就是权力意志和所谓的超人。这种思路不可思议地被另一位思想家弗洛伊德接了过去。弗洛伊德或许是人本主义哲学家中唯一一位具有医学学术背景和医学临床背景的学者，他关于人类潜意识领域的发现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由于他的学术及临床背景，也由于他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他的学说引起了人们普遍重视。弗洛伊德的全部学说与“压抑”这一核心概念紧密相关，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压抑主要是指现实施加诸于人的诸多限制。潜意识是弗洛伊德最为重要的发现，他认为所谓潜意识就是指被现实压抑的欲望、本能以及其它替代物。弗洛伊德对梦及其表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梦就是被现实压抑的愿望的实现。他提出了自成一体的人格结构理论，这个包括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力学结构，其基本运行动力仍然是压抑的本能：本我体现的是一切被压抑的本能，自我把守在本我和超我之间，以确保在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压力的平衡，超我的形成则得之于经过内化而形成的良知和道德的压力，三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压抑机制。不仅如此，压抑这一概念还被弗洛伊德天才地用于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历史考察，他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证明外婚制起源于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父亲并娶母亲为妻之后所带来的负罪感以及恐惧，正是由于他们害怕自己将来遭受父亲那样的命运结局，他们开始以图腾祭奉父亲并宣布“放弃那些促使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在《文明及其缺憾》等著作中他更分析了人类精神疾病可能的重要起因就是习俗、制度和文化对人的压抑，他断言，每一个体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文明之敌，文明的发展就是以压制每一个体为代价的①。尼采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一个事实，尽管后者宣称自己不想读尼采的作品，因为觉得尼采的思想会侵蚀他自己的研究②。吊诡的是，弗洛伊德最终还是接过了尼采历史研究的文化学和心理学思路。从人的欲望、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这一角度去探讨社会历史以及文明的发展在尼采那里已经开始显山露水，到弗洛伊德这里可以说已是蔚为大观，这一思想区别于哲学史上的神意决定论、理性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生物决定论以及经济决定论，它不仅仅为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场所，同时也为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本文来自于《广东社会科学》杂志。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简介详见

二、心理主义范式的兴起及其危机

十九世纪后期现代心理学的诞生以及人本主义哲学的持续发展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二者还推波助澜，开辟了一个心理主义社会学的时代。心理主义试图把一切社会现象还原为心理现象，并将心理变量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去解释一切社会事实，这一理论试图提出人类心理意义上的另外一种“世界图式理论”。心理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以进化论的面貌出现。美国心理进化论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1855—1915）认为：社会力量也就是人的群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支配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是心理力量。沃德于1892年出版《文明的心理因素》一书，提出了社会意识、社会意志、社会智力、社会统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的雏形。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林•吉丁斯（1855—1931）认为：我们确信，社会学是一门心理科学，那种认为用生物学术语对社会的描述是一种错误，对此我尽量注意到社会现象的心理方面。他在《社会学原理》（1896年）中写道：社会就其语词原意来说，是指同伴关系，交谈和交往，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吉丁斯提出了“类意识”理论，所谓“类意识”理论是指“在生命的尺度上，无论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任何生命，将另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视为己类的意识状态。”据此，他不是以阶级来划分人群，他将人群划分为四大类：（1）社会阶级，即社会的精英阶级；（2）非社会阶级，指那些胸无大志的群众；（3）伪社会阶级，指那些依赖他人的人组成的阶级社会；（4）阶级，即由犯罪组成的阶级。吉丁斯的阶级划分理论体现了贵族立场。索罗金（PitirimSorokin）对心理主义的解释是：将个体的心理特征作为研究变量，并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心理特征的衍生物或具体表现。换言之，心理主义就是将社会现象还原到个体水平或心理与行为水平加以研究，从本质上说心理主义就是还原主义③。在人本主义哲学以及心理主义滥觞的大背景下，在美国，不但心理学发展迅猛，社会心理学也很快破土而出。一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这些母体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得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08年在美国两本同名著作《社会心理学引论》出版，作者分别是罗斯（EARoss）和麦独孤（WMcDougall），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24年奥尔波特（FHAllport）出版《社会心理学》，它代表着实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多的人将这本著作的出版看作是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首先是以心理学为先导和基础。但是，明确区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并非易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于区分二者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研究对象来看，一般心理学将个人视为独立于社会关系的个体，研究的重点是个体心理活动产生的基础及一般规律，如心理形成的生理机制，个体的感觉、知觉、思维、记忆、情绪、情感、意志、性格以及能力等；社会心理学更多地将人看作一种社会存在，侧重在社会关系维度中去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如社会认知、社会感情、社会态度、社会角色、群体与互动、文化与人格以及社会变迁等。从研究方法来看，心理学研究既包括过去那种哲学思辨性的心理学研究，也包括冯特以来那些借助于科学实验手段来进行的现代心理学研究，社会心理学则几乎全部采用科学实证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观察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地研究法等。但是，上述区分又不是绝对的。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是有在极少数、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这个让人或者作为楷模，或者作为对象，或者作为协助者，或者作为敌人。因此，从一开始起，个体心理学的该词语义就被扩充了的。然而，从完全合理的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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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十几年来，由于跨学科合作的成果使得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有效学习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学的重心已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从结果转向过程，从机械操练转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文章从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神经科学及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分别阐述了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以往经验的不足和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一、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呈现的新特点

（一）学习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

从历史看，有关学习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心理学的领域。但是，今天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已变得十分宽泛，其中包括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跨学科研究，同时还涉及跨文化研究、各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目前在学习领域已经取得的很多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大进展，这种专业分布式的合作对于进一步发展学习科学是至关重要的。

（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相结合

学习研究的新进展已将科学与实践的关系带入一个新时代。研究人员正在走出实验室，去关注学习发生的真实情境。学校中教师、学生、家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中的从业者和专家都已成为研究中的互动对象。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学校中的学习与工作场所中的学习一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中对于新兴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关注更使得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能通过开发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回报。

（三）学习理论流派纷呈

由于学习研究的跨学科性，所以研究者既可以从某一专业角度解释人是学习本质，也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合作进行理论的互补与创新。因此，在今天的学习研究领域中，涌现出很多不同的学习理论流派，可以说是流派纷呈、视角多元。这在学习理论相对短暂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在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念和方法上竟是如此的一致，它们共享着如此理论假设和共同基础。总之，今天的研究者不仅对杜威、维果斯基、皮亚杰等的研究成国进行继承与发扬、批判与反思，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依靠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推陈出新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

二、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近三四十年发生的心理研究的革命对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学习理论的产生为教学提供了新的见解、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跨学科的研究和新的科研合作形式使人们更清楚的看到了把基础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希望。

（一）发展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虽然有众多的各个年龄层次的学习者，但儿童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成人学习者。对幼儿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学习发展的一扇窗户，这些研究还显示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呈现的动态图景。最新的对婴儿认知和幼儿怎样建立早期学习素质倾向的理解也提出一些让幼儿顺利过渡到正规学习情境的途径。研究发现：（1）人具有学习特定领域知识的先天素质，幼儿主动的探究他们的世界。在特殊领域，比如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因果关系、数、语言等，婴儿和幼儿具有极强的好学易学的先天素质。这些对学习的偏爱有利于早期学习或使之成为可能，也为低龄学校教育铺平道路。（2）学习策略很重要。事实上，儿童能够通过纯粹的意愿和努力学会任何东西，但当儿童被要求学习他并不具优势的领域时则需要具备有目的的学习策略。儿童需要理解学习的含义、作为学习者他们本人的身份、怎样作计划、进行监控和复习，需要反思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学习，学会自己理解问题。这些元认知技能为学习提供了策略性能力。（3）儿童既是问题解决者，又是问题制造者。他们试图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寻求新的挑战。在遇到失败时他们提炼并改进自己的问题解决策略，而在成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策略，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获得的成功和理解在激励着他们。（4）成人在帮助儿童在新的情境与熟悉的情境之间建立联系。儿童的好奇心和坚持性得到成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引导儿童的注意力、组织儿童经验、支持儿童努力学习以及控制儿童所学信息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所以儿童显示出的能力是在他们与环境的经验中和与照顾他们的成人的接触中形成的。

（二）教育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1)学习环境设计

学习理论并没有提供设计有效学习环境的简单处方，但学习理论却包含了设计原理。新的研究对学习环境设计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考虑教什么、怎样教以及怎样评价学习。研究发现：第一，有效教学开始于学习者带入教学环境的已有知识，包括文化实践和信仰，还有学科内容知识。学习环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程度是与学习者用他们目前建构新知识的程度相一致的。第二，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区知识的提取和运用变得容易。强调知识中心的教学引起一些质疑，比如教学聚焦与帮助学生使用他们当前知识和技能的方法的程度。第三，评价问题也代表了看待学习环境设计的重要视角。反馈对学习来说是基本的，但是课堂上的反馈并不常见。学生的测验和论文可能得到分数评定，但这是发生在学习结束时的终结性评价。还需要形成性评价，为学生提供机会修改和改进思维和理解的质量。第四，有关学习环境的重要视野是学生促进理解共同体意义的程度。学生、教师和其他参与者分享同样的标准，使学习有价值、有高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提高人们互动、接受反馈、学习的机会和动机。

（2）有效教学

各类专业知识都不仅仅是一般的问题解决技能，还要求有组织有序的概念知识和探究过程。各种各样的学科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组织起来，都有其各自的探究方法。研究发现：有效教学的教师需要"教育教学知识"--即有关如何教好特定学科的知识，而这又区别于一般的教学方法和知识。专家型教师了解他们所教学结构，他们以这种结构作为认知路标来指导学生的作业，来评价学生的进步，在平等讨论的课堂教学中向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是相互作用的。学科知识结构本身并不能引导教师。以前错误的观念是教学仅仅包括一些一般性的方法，一个好的教师能够教好任何一门学科，学科知识本身就已经足够。（三）神经科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神经科学发展证实了很多理论假设，包括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经验的重要作用。对于新的学习科学来说，它的新颖之处，就是它吸纳了很多科学领域的重要观点和例证。比如说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仅仅这三门科学，已经为学习科学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有关学习和发展的详细研究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关于智力发展的较为完善的图式。神经科学对学习机智所作的贡献是加速了非侵入性成像技术的出现，比如正电子放射X线断层摄影术（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术（FMRI）等。这些技术使得研究者们能够直接观察人类学习的功能。关键性的发展是修正大脑结构建立心理结构的过程中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发展不仅仅是以前的程序化的模式展现。有些支配学习的规则已被揭示。其中一个简单的规则是实践增强学习。在复杂环境中经验的多少与大脑结构改变的程度有很大的相关。研究发现：(1)学习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2)结构的变化改变大脑的组织功能，换句话说，学习能够组织和重组大脑；(3)大脑的不同区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学习。

（四）学习心理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新进展

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认知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学习领域研究有科学、数学、历史等，有效教学方面的研究有教育学、学习环境设计。评价学习、追踪学习的进展，需要新技术，而不仅仅是课程事实，开发有效的研究方法对这么广泛的学科研究尤为重要。现今，学习研究领域新技术的一些特点与新的学习科学的原理是一致的。

由于新技术是互动的，现在为学生创造一种能够在做中学，能够及时得到反馈、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解深度、建立新的知识的环境变得更为容易。技术现在可以帮助人们把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可视化。学生能够用类似于在学校之外环境中使用的工具的可视化建模软件提高他们对概念的理解以及从学校环境迁移到非学校情境的可能性。新技术为我们打通了通向巨大信息源的通道，包括数字图书馆、可分析的真实世界数据以及能够连接其他能够提供信息反馈的人。所有这些都能加强教师、管理人员还有学生的学习。

新技术可以以多种方式帮助我们创建这样的环境，既为教师，也为教师所教的学生。但是，在考虑如何使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方面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有关小过程教师们需要了解什么？有关教师对于技术本身需要了解什么？什么样的培训在帮助教师使用高质量的教学程序方面最有效？已开发出来的基于对学习原理有充分理解的好的教育软件、教师支持工具还没有达到标准。

三、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综合分析当代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笔者认为未来的学习研究应关注学习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学习的基础、学习科学的新方法论、学习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学习技术的研究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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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两个“品学兼优”的室友，成为一桩凶杀案正负两头的舆论为导线，加上此后极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室友刺死案、安徽审计学院寝室血案“校园撕裂”伤口被各路媒体反复提及、分析、追问，互谢当年“不杀之恩”成了大学同学间最流行的问候语经过震惊、关注甚至戏谑化悲剧之后，夜深人静之时，每个人都禁不住向内心发问：究竟怎么了？

李子勋用略带幽默的从容，轻松应对严肃的发问。在他看来，一连串的校园案件，其实只是每年相对固定的社会犯罪率的组成部分，不必夸大，更不必妖魔化。不能说面对普遍焦躁的社会环境，大学生有点情绪、有点压力、有点紧张，就说他们病了。“假如一个问题90%的人都有，那么没有的人才是异常。”

从不轻易否定什么，无论是现实事件还是心理事件，总会有另一个角度和解释，这是当前颇受媒体青睐的中国心理协会心理督导师、心理医生、心理科普作家李子勋的一贯风格。他倡导“心理自愈”，告诉来访者和读者：“心理疾病恰好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动力，是促使一个人尽快达成内心饱满的保证”；“抑郁给了我们一个休息的理由，你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疾病给你带来的利益”；“要摆脱某种状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试着不去摆脱它，与它和平共处，甚至喜欢它”

这或许也正是李子勋受欢迎的原因。在人人迷惑现实何以如此、陷入“自我探索”的当下，李子勋以自己长于大自然、毕业于精神病学与心理学、饱受心理学严格训练、探索于多重文化系统后的专业背景与人生体悟，用他中意的“创意、流动、深沉、温暖、幽默”，给一个问题做“多重解释”，教大家放下拳头，正视、接纳内心深处那个纵使伤痕累累的自我。

“‘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无条件地接纳和喜欢自己。”李子勋说，“喜欢毛毛虫的你和喜欢蝴蝶的你，在生命中是同等重要的。”

“假如一个问题90%的人都有，那么没有的人才是异常”

记者：我们以最近饱受关注的复旦大学投毒案的主角林某来说，如果此事不发生，他在众人眼里是近乎完美的高材生。但此案一出，众人瞠目结舌。新闻报道中的他，学业智力虽然突出，但生活中却有很多情绪方面的压抑和困扰没有排泄出口。再结合最近频频爆出的就发生在普通同学间的高校伤人案，真的让人忍不住要记者：是不是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出了问题？

李子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里面都有一些特别的人，这样的人在所有的文化和社会里都有。比如攻击型的人，有暴力倾向；还有强迫性人格、偏执障碍这些人是社会犯罪尤其是流行犯罪的基础，他们在和平时候是社会的麻烦，但在战争时候可能就是英雄。

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都是不同的，上帝创造人会创造各种复杂的类型。某一种类型的存在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有心理问题，但从人类学来讲，他其实是为“人”准备的。实际现在我们很难区别什么样的人叫“正常”，只能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哪一类人更适应。

记者：是不是可以把那些不适应社会的人变得适应呢？

李子勋：从心理学上说肯定可以，可以把一个躁郁症患者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其实在人类学和遗传学的角度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的差异性决定的。任何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恶性犯罪，这不是靠社会教育或心理学的研究就可以解决的。或许在个案上可以解决，但是在整个发案的几率上是不会减少的。比如某个自杀的个案，我们可以制止，让他活得很长。但是从自杀率来看，中国和西方都有一个相对恒定的数据。也就是说，这是很难解决的。

记者：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委会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表明，近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交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最为突出的四大“心病”

李子勋：这是一个很荒诞、很悖论的事情。医学是一个研究生命的复杂系统，精神病学、心理学都是医学范畴的东西。医学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就是关于统计学概念，一个人群的正态分布，我们通常是把95%的人视为“正常”；95%～99%这一小段人称为“边缘”状态——不算“异常”，还算“正常”，只不过比正常差一点；只有1%的那些人我们可能在医学上视为“异常”。

如果一个人群里面40%都有某种情绪，这说明什么？在大学的新生里面出现这样的情绪分布，这是这个人群的一个情绪特征，而不能说是他们的一个情绪障碍。因为统计学肯定会把它划在“正常”的范畴，不可能是“异常”。假如一个问题90%的人都有，那么没有的人才是异常。

记者：曾有某城市的心理学会负责人表示，“国家要求每个大学都有心理咨询室，但很大一部分心理咨询室只是摆设”。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子勋：当然大学、中学、小学需要心理学人员，心理学人员的工作是要帮助那些适应不良的人。任何国家的教育都只能适合大部分人，但总有一小部分人因为他生理学的特征、他的家族遗传、他的个性分布，就是适应不了人际与环境。需要有些人作为他的支持系统，心理学老师是要跟这些人做朋友的，支持他们，并且在为大多数人提供的学习环境里面，为这些少数人争取更大的权益和利益。

记者：前几年美国出了本书叫《天才与》，谈的就是特种孩子。这种孩子如果成长发展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无一例外会是天才

李子勋：但现实是社会不太可能识别他们，或者识别了他们也不太可能专门提供一种适合他们的成长方法。所以，在西方，为什么所有的学生老师都比较愿意帮助他们？是有一种内疚感——他们不是获益者，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但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考分制，所以这些特殊孩子很难在学校找到心理上的位置，老师不待见他们，同学也会排斥他们，会把他们看成麻烦。学校安排心理学人员，就是要预防这些人处在生命的痛苦和困难中，帮助他们保持风格和自我，同时又能得到合适的社交关系——你当然可以成为你自己，我来陪你度过困难时期，要坚定地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发展和成长。应该是以关怀他们为中心，而不是治疗他们。

“我们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

是一种正当而应当的（时代）反应”

记者：当前的中国社会，处在诸如就业率低、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情感越来越趋向功利化等普遍困境下的青年人，如何才能做到与心理困境和平共处而不被它吞噬？

李子勋：100多年前，有一位宗教哲学家叫马丁·布伯，他写过一本书叫《我与你》，提出一个相遇哲学，就是人和什么样的人同在，和什么样的现实同在——人的情绪、思维、情感，都是由同在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与时代是一种同在关系，是一种正当而应当的反应。因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就处在这种浮躁的、焦躁的、带有过度理想化激情的、有一点急于求成的转型时期，这几十年来我们的主流意识里面出现那么多的焦虑和压力，这是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压力，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只是因为我们人又同在这个社会，所以必然是有焦虑和压力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比较泛化心理学的。实际上在西方，在欧洲没有那么多人关心心理学。但是在中国真的有点奇怪，人人都在关心心理学。

记者：这种全民关注，是不是恰恰折射出，其实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在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呢？

李子勋：人类的认知其实蛮奇怪的，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是先有一个结论或者定论，再去升级到信息。我们其实不是客观的。人有一个认知的选择——我们是在选择一种现实，而不是在真实地反映着现实，往往是我们内心有了一个概念以后，才会去看到或者找到跟我们的概念相同的信息，而使我们的内在相信我们内在的决定。这是一个自我求证和自我叙事的过程。

这是不是就像现在的媒体经常关注心理疾病，报道社会和人群的负面情绪？人们这样的信息接受多了，经常不自觉地就把许多症状往自己身上套，认为自己也有“病”。

其实这种心理困扰不一定真是社会生活带来的，而可能是社会的过度信息刺激造成的。就像“如果你不为孩子留一套房子就不是好父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当这种信息被提及过多、重复过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个信息是存在的，每个父亲或者母亲心里都有很大的压力，会泛化或者扩大我们不好的心理感受。

无条件地接受自己，才会饱满而坚定

记者：你一直在倡导“心理自愈”，对于没有心理学知识背景的普通人来说，心理自愈难不难做到？

李子勋：我去新疆，遇到哈萨克族，他们的孩子都不会去上大学。当你问他为什么不去读书，他说不适应那种生活。他更愿意有一个牧场，像他爸爸那样，从小就学习放牧、做手工艺、生产，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检视自己的文化，中国现在有很多应该警觉的东西：我们过度追逐通过自我奋斗去成功，其实想一想，成功学的背后是由很多的不成功支持的，不成功是99%，而我们现在的社会让那些不成功的人无法自在地生存。这样有很大的社会动荡的危险。其实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体不是靠竞争、靠个人的过度发展去实现的。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但在过度竞争这条道路上，人性、善意、中国文化中所宣扬的善的东西就会荡然无存。

记者：那这个问题就几乎无解了？

李子勋：实际上你在北京呆着，压力就是大。这是因为我刚才谈到的“同在”的原因。如果在北京没有压力，才是问题。压力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接受它。

另外，也有家族的差异性，导致他的情绪必然和普通人会有不同。在过去没有泛化心理学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这是问题，顶多觉得这家人就是这种脾气。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观察系统或者叫判断标准，比如健康人应该怎么样，结果就会把很多不一样家族发展起来的人归到了“异常”的范畴。

除了环境、家族造成人的特征不一样，还有经历。比如经历过唐山地震、经历过“5·12”地震的人，他对危险的敏感性就是要高得多。那些没有地震经历的人不理解，觉得他们一定是创伤后适应障碍，要给他们做治疗。但是想一想，我们所谓的人类的内在实际上是由经验构成的，我们经历过什么，必然会给我们留下一些永远的东西，不可能消除。这个反应是对现实的一个互动结果。就像亲人死了，他反而笑，那就不对了，但他哭，你就说他有哀伤，就要去治疗他。也是不对的。

记者：所以又一次经历雅安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我们的“心理干预”与“心理重建”其实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李子勋：地震带来大量的丧失，每个人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重新获得安全感。你要说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安全感丧失，他的恐惧，他的失眠，非要马上给他拿掉，这不可能。因为人必然要有一个适应、缓冲的过程。所以我不主张跑去做大面积的创伤后干预，完全把人看成是没有适应力没有变化的。地震过后的前两个月不适合做心理干预，更重要的是安全——让他有饭吃、有住处、有安全感，帮他尽快地找到失散的亲人，如果有伤，让他尽快得到合适的治疗，承诺给他一些补贴和保障这些都比一个心理学家跑到那里去工作及时得多。

记者：你提过“心理疾病恰好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动力，是促使一个人尽快达成内心饱满的保证”。如何才能做到心理疾病成为成长的动力，而不是生活情感的困扰？

李子勋：我觉得要达成我们的饱满和幸福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你必须接纳你全部的过去，不管它是好还是坏，是丧失还是获得。现在很多的心理学“治疗”，都是要忘却啊，弥合啊，要把过去否定掉、抛弃掉，但是否定过去，怎么会有今天，怎么会有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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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氏“潜意识”理论的这一轴心在20世纪初曾受到攻击:传统的道德至上主义斥责弗氏亵渎了人类神圣情感,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升格为心理学的基本出发点,根本不能成立。而许多学者则认为,弗氏突出“潜意识”,是一大功绩,但他把心理学轴心只僵定于问题,则是片面的(至少,“食欲”也是一个主轴,若略而不计,便陷入偏激)。在批评和反批评中,弗氏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派不断完善深化“潜意识”理论,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中国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作为地域人群“集体潜意识”的地域“隐型文化”。因此,注目“潜意识”问题研究且成果颇丰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相关方法,则有助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其中,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心理学依据;克鲁克洪等的“隐型文化”理论在被纳入唯物史观框架后,也是研究中的有力工具。

一、荣格“集体潜意识”理论可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心理学依据

荣格(1875—1961)是生于瑞士的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弗洛伊德的学生,他一方面对老师的思想有所扬弃,有所发挥,另一方面,他又紧紧抓住老师的“潜意识”概念作为其学术生长点。

仿照弗洛伊德,荣格也把人的精神结构视为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体。不过,在荣格那里,潜意识又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作为“情结”的“个人潜意识”,其二便是“集体潜意识”。这一区分及对它的深化基于人的社会特质,使荣格理论的科学成分大大增强,在心理学中大领。

按照荣格的理论,人的心理活动的最底层不是情结,而是集体潜意识。它并不是弗氏所讲的那种与关联在一起并由个人的童年创伤性压抑而形成的个人的潜意识,而是体现人的社会特性的潜意识。集体潜意识自身的存在根本不依赖于个体的经历,它是根本不可能由个人感知的,而是与人类种族的往昔紧紧联系在一起并由获得性遗传代代积累下来的。由于有某种“种族记忆”,人们会采取与自己的先人大体同样的模式来把握世界并作出反应。在作为“种族记忆”的集体潜意识之中,保留着人类祖祖辈辈适应生态和生存环境而积累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构成了现世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深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判据,它使个体从出生起便具有了先天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但这种先天的形式却含有人类群体的社会历史经验,是人类的社会特质表现为人的个体性的结果。在这里,“理性”积淀为“感性”,集体决定着个体,社会塑造着个人,“后天”表现为“先天”。

当然,荣格的理论不等同于古代宿命论。尽管他似乎认为全世界所有的“种族记忆”都是相同的,抹煞了不同群体集体潜意识结构的多层次和多样性,但是,他毕竟注意到了不能使万人一腔、亿人一面,因为,他最后还是提出了时代精神与潜意识之间的转换(“补偿”)问题。由于人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同时它也可能成为获得性遗传因素,所以,这种转换可能导向集体潜意识的多样化和变易性,从而为人们的心理也受制于实践的理论提供了贞守之地。人们也可以从集体潜意识及其多样化的变异中推导出关于一个国家各种地域隐型文化研究的某些基本的社会心理学依据。当然,把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用于中国的地域隐型文化研究,还需要弥补许多理论缺环,好在许多学科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坚冰已经破开。

二、许光“社会人格”论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解释作用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光先生提出的“社会人格论”,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深化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有关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有关论述,对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也有作用。

1984年,许先生正确地指出,以往不少学者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是以个体为单位展开的,社会文化对个人心理结构的影响被严重忽略,这是有待纠正的。有鉴于此,他在《文化与自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从社会文化出发研究人格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个人的人格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多层同心圆关系[1],如图1所示。

在图1中,人格的最里层(第6层和第7层),是精神分析学派所谓的“潜意识”,紧靠最里层的(第4、第5层)是“个人”,最外面则是“自然、历史和社会”。许先生指出,传统的研究总是把第4层以内的部分视作完全脱离外层的自我满足的个人人格,实际上,第3层、第4层以及少许投射至第2层与第5层的阴影部分,才应是个人作为社会文化的人的核心本体,可称为“人”。于是“人”与人格便成为两个概念,人格成了由“人”派生的东西。在这个思路中,可以看到心理人格对社会文化的依赖。鉴于图1的最外层是广泛的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等,所以,我们也不难由它们的地域差异推出关于“人格”地域特征的有关结论。21世纪初的民族文化冲突,也许可由此加以解释。

三、克鲁克洪的“隐型文化论”及其启示

克鲁克洪提出的“隐型文化论”之所以应当被重视,乃是因为它系精神分析学派学者吸收别的学派长处之后提出的一个有发展潜力的概念体系。

克鲁克洪(1905—1960)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46年起任美国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其主要著作包括《纳瓦霍人》(1947年),《人类之鉴: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1949年),《自然、社会以及文化中的人格》(合编,1948年),《文化与行为》(1962年)等。“隐型文化”概念在其所写论文《文化的研究》中有所展开[2]。

1952年,克氏与克鲁伯合作编写了《文化: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与批判》一书,收集了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一一加以评论,并通过这种方式展述自己的文化学说。这本书至今常被人引用。按照克氏由此形成的定义,文化功能在于它“是个人适应其整个环境的工具”[2],它应当被看成“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方式的系统,既包括显型方式又包括隐型方式;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在这里,“文化”概念与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概念大体交叉重叠,并非仅仅指精神文化。它一方面包含着全人类共有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人类某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共有的因素,这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也是适合的。因为,任何地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地域文化,都是在文化变迁与互动中与其他文化连成一体的,它当然在具有全人类性或全中国性的同时又具有地域性。此外,某地域文化区别于他者的核心,首先在于生存、生活条件形成的群体价值选择的独特性;而把文化分为显性、隐型两部分,使后者大体对应于作为集体潜意识的群体价值选择的独特性,正是抓住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根本。对中国各地域隐型文化的剖析,也应以此作为理论立足点之一。

尽管克氏理论把“隐型文化”说得过于玄妙,认为它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不像显型文化那样既有内容又有结构,它是“二级抽象”(即对抽象的抽象),常人难以理会,它不可言说,只可意会[2],但是,在克氏的界定中,隐型文化本质上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客观存在,它总可能被个别人所认识。他明确地说过:“文化的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人类有关的价值”[3]。在论述隐型文化时,他又以肯定性的态度说,“人类学家把潜意识的含义系统抽象为文化的逻辑起点”[2]。按当代对科学理论结构的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的“逻辑起点”,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文化的价值选择[4]。由此可以推知,在克氏那里,隐型文化实质上是该文化作为集体潜意识的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该文化的隐型部分,在含义上大体是等价的。这就为我们解开克氏隐型文化的概念之谜提供了线索。可以说,研究中国某个地域文化的隐型部分,实质便是解析、揭示该文化区集体价值选择的特殊性。这种价值选择,首先是该文化与所面对生态和生活环境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只能从其经济基础包括其生态环境获得最终说明。

事实上,在克氏展开理论创作的时代,把一个文化的固有“模式”或某一种文化的“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主旋律”等,明确视为该文化的价值选择,是广泛流行的见解。与本尼迪克特思路较接近的博克便明确地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用以描述价值系统整合性的一般模式和方向”[5]。可见当代文化学与当代价值哲学在这里汇合了。

事实上,不是别人,而是克氏自己,已经给出了一个不同文化价值选择比较研究的简目,其中包括该文化在时间上的取向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征服自然,还是谐和自然;在人际关系上,是个体至上取向,还是直系或旁系亲属取向,等等[1]。可以认为,这个简目已经给出了关于隐型文化及其比较研究的某些主要内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应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层面吸取这些见解,使自身达到完善。

四、把“隐型文化”研究纳入唯物史观框架对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借鉴意义

唯物史观创始人在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时,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动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大量的政治和组织事务占去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不可能投入更大的精力细化和具体运用自己的这一方法论体系。今天看来,唯物史观的经典框架仅仅具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主要思路,它不可能把当代文化学中的“隐型文化”的内容也予以完整含纳。

针对唯物史观初创时期的上述情况,一些理论家也曾力求从理论上细化、精化唯物史观体系。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联方面,普列汉诺夫曾提出了“社会心理”的范畴,把它作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物来看待。按照普氏的思路,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在人群心理层面的一种初级的较混沌的映射,而社会意识形态的高级表现,则是哲学和宗教、文学、艺术等,它们是对社会心理进行提炼、加工和精化后的产物。此后,“西方”哲学家弗洛姆则在吸收精神分析学派集体潜意识理论的前提下,提出了“社会性格”概念,这可以被看成对“社会心理”概念的进一步开拓深化。在弗洛姆看来,社会性格也是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物:“社会性格指的是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的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不同民族、阶级、群体和团体,都有一个展现自己行为共同模式的性格结构[6]。从唯物史观方法来看,这种社会性格实际上也应被看成不同民族、阶级、群体和团体面对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而谋取生存、发展的不同的集体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只能以集体潜意识的形态存在于该群团心理结构的深层,在“社会性遗传”中发展演进。其实,弗洛姆的这一理论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基本人格论”学派也十分相似。该派学者卡迪纳就认为,每一种文化所塑造的基本人格,都是以不同的生活价值取向为其特点的,这些特点在四五千年的历史时期保存了下来,通过儿童教育一代一代地复制下来[5]。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应借鉴这些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本人还有一整套关于“社会潜意识”问题的理论,在概念界说及理论体系结构上与我们有较大差异,其中包括:他认为社会潜意识有别于“社会性格”,前者“是指这样一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意识到的内容”[6]。这一表述的好处,是揭示了集体潜意识中改革和革命的方面;其不足,是把改革、革命看作“最大多数成员”认同的东西,与历史事实不符。何况,集体潜意识本身不一定只是对改革和革命成分的储存,同时也是对保守、僵化因素的积淀;它只能是“二项对立”的矛盾主体。社会显意识亦大体如此。弗洛姆力求撇开矛盾性,用“社会过滤器”作比喻来说明社会潜意识的产生。他说,每一个社会均有自己的过滤器,它决定该社会的人们能否在意识层面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觉察社会事实。社会过滤器具体表现为社会禁忌、语言和逻辑特征。正是这种不同的社会过滤器发挥着作用,才使不同文化区的人们在觉察有关社会事实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别。在突出群体价值选择对其认识过程及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意义上,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概念是有积极作用的。某些禁忌以及某个社会的语言和逻辑特征等,作为社会潜意识的某种体现,的确极大地左右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认识结果。在当代社会性的哲学认识论研究中,应予充分注意:它是对旧唯物反映论的沉重一击。公正地看,弗洛姆在这里吸取了当代语言哲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结构主义方法等领域的有关成果,把它们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潜意识”及“集体潜意识”理论结合起来,并实际上尽量使之向唯物史观方法靠拢,从而在学术上的确对唯物史观理论有所推进。比之“集体潜意识”来,“社会潜意识”概念一方面与“社会意识形态”及产生于社会存在的唯物史观结构更加接近,基本上摆脱了荣格的某些神秘界说,另一方面则更具有当代科学的色彩,因为,众所周知,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人类语言现象及其与社会潜意识、逻辑关系的揭示,当代结构主义对于社会结构演进中社会意识形态个人意识的剖析,当代文化人类学对于社会禁忌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经验之规范结晶品的说明等,都是有广泛认同的科学理论,用之说明社会潜意识的产生,大体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把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的理论融入其社会潜意识理论,那么,它们将比较完整地构成关于隐型文化的接近于唯物史观的一种理论说明。

篇8

2014年1月，江苏卫视推出了国内首挡大型科学类真人秀电视节目――《最强大脑》，在新浪微博统计的综艺类节目中收视率拿下第一。节目邀请了北京大学心理系的魏坤琳教授作为嘉宾，但是网站上给出的标签却是“脑科学”。相比“心理学”这样一个横跨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来说，“脑科学”可能是个更接近自然科学的说法。

大脑是思维的发源地，这是现代科学的观点，这个观点同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是脑的机能，心理是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的说法异曲同工。这类观点曾在心理学中影响深远，以至于曾经爆发关于命名为“心理学”还是“脑理学”的争论，这是个围绕“心理学”如何命名更科学的争论，最后以保留“心理学”的名称结束，以结果来看，这是个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的争论，但是有关这类问题争论的出现，还是在向我们反映着一些信息。

早在20世纪，曹日昌先生在其主编的《普通心理学》一书中，对心理与脑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话的描述：“在古代长时期内，人们以为人的心理活动的器官是心脏，因为人平时可以感到自己心脏的跳动，人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如激动和平静）可以感到心脏活动的差异。但是由于事实和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活动不是跟心而是跟脑联系着了。”

这是一段挺值得思考的回答，在经验和事实的积累中，我们逐渐认R到心理与脑本身的关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所认识到的还有心理从“心”到“脑”转变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同样是不应被忽视的话题。这就如同在告诉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随着我们对经验与事实的积累不断增加，我们的认识也会不断发展，随着我们认识的不断发展，“脑”是不是心理学所要研究的终点还是未知，也许我们会在某天发现存在着某种比脑与心理联系更加紧密的器官（譬如我们甚至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现灵魂），或者我们会发现心理的器官不仅仅是脑，而是与整个人体相关（如现在的具身认知）。从这一方面来说，心理学永远无法做到完全的自然科学化，将心理落实在某个可以把握的实体来研究，成为与化学、生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是个不切实际的愿望，而用“脑理学”代替“心理学”则更加是个欠考虑的选择。

另外，对于“脑”这个词本身，是个偏向客观化的词语，我们常将其与意识、认知、思维、智力等概念相联系，而“心”则是个偏向于主观化的词语，我们更习惯于将其与情绪、意义、目的、价值、人格一类的概念相联系。对“脑”的强调，也许是对“心”的忽视的另一种声音，我们在片面强调心理的客观性，这也许同样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然而，即便是作为指导自然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身也认为，心理是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抛开主观性来谈心理，只会限制这门学科的发展。

“心理”与“脑理”争论的产生，某种意义上说，是这门学科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如何看待心理与脑的关系，也是在我们发现了心理与脑之间联系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自然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大脑就是心理学所要研究的终点，这很像是心理学实验设计上所抛出的虚无假设，我们可以在这个假设下做研究，或许也会得出些有意义的结果，若是某一天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再将其，换上备择假设，以此往复。虽然这代表不了整个心理学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以大脑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或许已经有了这样的学科，我们称为“脑科学”或者是“认知神经科学”。

二、心理学中的“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

心理学中有了以“脑科学”命名的心理学，有了以“认知神经科学”命名的心理学，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支，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个学科繁荣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心理学内部在不断分化，而所分化的各部分之间也开始有了明确的边界。心理学家变得越来越谨慎，每一条路也越走越窄。

自心理学存在以来，心理学就被定义为一门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科，这也许是件好事，对于心理学来说，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心理，于是心理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是走自然科学道路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道路的问题，每一种道路都可以尝试， 也有了属于不同取向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这门学科一直存在着分的一面。

关于学科中分与合的问题，恩斯特・马赫在其所著的《认识与谬误》中有过这样的讨论。“出现于我们面前的科学思维，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类型：哲学家的思维和专科研究者的思维。哲学家的思维寻求对事实的总体作出一种尽可能完整的纵览世界的论断，而他在建立这种论断时，不依据专业科学提供的知识是不行的。专科研究者思维的首要任务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事实领域作出论断和概观。但是因为事实总是由于引人注目的、当前暂时的认识目的从而被武断地、粗暴地划分开来，互为界限，所以这些界限在从事研究的思维不断前进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扩大。最后，专科研究者终于也认识到，要在他的领域内作出论断，必须也考虑到所有其他专科研究的成果。因此，所有专科研究者也都努力把各专门领域的成功汇总起来，从而作出一种世界方向的论断。”

我们很容易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这两种思维的影响，而根据恩斯特・马赫的描述，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专科研究者的思维与哲学家的思维两者之间是可以共生的，用哲学上的话来说，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学科的发展中，两者有着同样的价值，于是学科的分与合同样是有价值的存在，因此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分与合的关系，中国人说“和而不同”，这大概是对这一问题很好的解答，我们可以保持彼此的不同，即心理学到底是走自然科学路线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路线。另一方面，我们说合，即是整体，在看待心理学的时候我们总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即我们是在整体中认识部分，而非单纯对某一部分的认识。要完成对这个学科整体的认识，也许，需要我们回到这个学科最开始的问题，心理学到底要研究什么。

三、心理学中的“人”

心理是个与人有关的话题，心理学也是一门与人有关的学科。英国著名的心理测量专家保罗・凯林在评价现代心理学时把它比作皇帝的新装，认为“现代心理学不能解释什么是本质的人，而且，它所呈现的进展越大，事实上它就越远离心理学所应具有的目标”。

然而关于人的问题，在心理学研究中一直未占据主流地位，自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至今，科学实证主义的心理学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于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做不做实验、用不用计量成了区分主流心理学家与非主流心理学家的标准。每一门学科都有它的中心与边缘（或者说主流与非主流），这是一门学科的规范也是学科存在的条件，但是区分边缘与中心的标准，却是每一门学科所要面对问题。对于现阶段的心理学来说，我们区分主流与非主流的标准，不是学科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学科所承担的任务，而是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心理学成了一门由方法驱动和界定的学科，我们强烈地在意着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属于正统，并为了迎合这些方法而选择所要研究的内容，这使得心理学的研究陷入瓶颈，也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变得极不平衡。

1879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成了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实证的方法使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我们可以用实证量化的方法研究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明白，这些方法所带来的局限，冯特在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后曾提出与之相互补充的民族心理学，即通过观察、跨文化比较、历史分析以及案例研究来研究诸如学习、思维、语言以及文化等高级的心理过程。

艾宾浩斯曾创造性地使用无意义音节研究人的记忆，得出了记忆曲线，这大概是实证研究很好的例子，用无意义音节将记忆这一复杂现象独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遗忘曲线只能解释我们对无意义的音节的记忆，却解释不了为什么我在面对某些内容的时候过目不忘，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性地遗忘某些记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错误的记忆， 我们的记忆与遗忘对我们本身意味着 什么，等等。我们在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量 化的方式独立出来，却很少考虑到这些心理与行为在量化后是否准确，是否忽略了什么。我们通过量化的标准去追求统计学上的意义，却把人的意义给忽略了。

另外，实证的方法强调在控制的条件下对人进行观察，这似乎暗含着另一层含义，我们控制了条件，即控制了人的心理，人在这里被定义在了某个被动的位置，即人是由环境所决定，个体行为的目的性、个体主观的感受体验意义及价值不过是由环境所决定以后的副产品。这与我们对人的认识相距胜远。同样，我们可以在控制的条件下对人进行观察，但我们所控制的条件不过是客观的“现实世界”的条件，心理学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影响我们心理的不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而是当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被我们感知以后存在于我们主观的“心理世界”的事物，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感受，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许会受到文化、社会、经历、情绪、等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是通过控制客观的“现实世界”中的条件，假定每个人对此有相同的反应，来讨论控制的条件与心理的关系，绕开人的“主观世界”，这离心理学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

实证方法的另一局限是对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在一系列关于时间的研究中发现，我们对时间、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等的态度都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换而言之，人是生活在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期待与对现在的感受这一时间段中的生物，而实证研究则把时间段限制在时间点上。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人的心理，在时间点上对人的心理进行归因，我们在没有深入了解我们的被试的时候对其进行研究，这使得我们得出的结论总是把人的心理与行为归因于外界与偶然性的一面。也许，在我们运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运用质性的方法，比如说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在长时段中对被试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被试对此的态度、认识、对未来的期待等进行了解，再与实证的方法相结合，也许就可以得出心理与行为的一些内在的必然性的一面，并对此进行相应的预测与控制。

四、“数据”与心理学

近些年来，在谈到心理学中的预测与控制，我们总会提到另一个概念： 大数据。2012年2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中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

2014年12月，《光明日报》上发刊登了文章《大数据能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什么》。文章称“大数据带来的巨大变革必将使社会心理学在预测与控制方面大展身手”。

数据是属于量化研究的结果，而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则是海量的数据，心理学不必局限在小规模的抽样调查之中，我们可以接近尽可能全面的数据，拥有接近于总体的样本。从这一方面来说，心理学在量化研究中实现了巨大的突破，而对于心理学的预测和控制功能来说，大数据比起之前抽样调查的数据来说，自然有更强大的预测与控制功能，这种预测来源于海量的数据，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统计上的预测。

我们在前文同样提到过另一种预测与控制，即当我们了解了人以后，可以得到心理与行为上的某些必然性认识，我们基于这些必然性的认识，对心理与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预测与控制称之为理论上的预测。而两者的区别则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对人的心理进行解释。统计上的预测会比理论上的预测来得迅速，建立理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实际的运用来说，统计上的预测也使得心理学对这个时代做出贡献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回到心理学所要研究的关于人的问题，统计上的预测仅仅是反映了一些现象，对于心理学要认识本质的人来说，远远不足。

数据是种有用的信息，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的心理，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海量的数据，这些是属于时代给予心理学所发展的优势，但是我们在对待这些数据的时候也应该明白数据无法代表完整的人，数据是根据我们现有的对心理的有限的了解经过量化加工以后得到的结果，于是我们在面对数据的时候，总要考虑到有些在数据中丢失简化掉的信息，有些数据无法代表的信息，这些都需要我们用其他的研究方法来补足，而对待数据的时候，我们除了要考虑数据在统计上的意义，还要与人的意义相联系。心理学需要全面平衡地发展，才会契合这门学科所建立的初衷。

五、小结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在评价物理学时表示：“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这话也许表明了物理学对世界的研究没有尽头，也许表明了物理学科对世界来说有限的一面，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内涵，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评价心理学，即心理学不告诉我们人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人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每个心理学人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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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体验；审美；休闲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88—06

一、诠释旅游体验

(一)旅游体验研究现状

以色列旅游社会学家尤里(Uriely)指出，旅游体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已经成为旅游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他对旅游体验的概念演变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梳理，尤其强调了此概念在后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发展和变化：

从旅游体验与日常生活的区别研究转向对区别的否定；从总体概念转向复杂多样化的概念；从对旅游对象的关注转向对旅游者主观流动意义的关注；从矛盾性、决定性的陈述方式趋向相关性、补充性的解释。

布尔斯廷(Boorstin)把旅游体验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是大众旅游非自发的预制的体验；麦坎内尔(MacCannell)则认为，“现代旅游者主要是前往异地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真实体验”。旅游体验是对现代生活之烦恼的一种积极反应，是现代人为克服这些问题而追求的一种“真实性”经历。这两个定义引发了一些争论。加拿大的两位学者于2009年回顾了国际旅游体验研究的成果，并将其归纳为6个研究方向，即体验基础研究、寻求体验行为研究、体验方法论研究、特殊旅游体验之本质研究、规划与传递体验的管理问题研究。

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国外的旅游体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比如科恩(Cohen)的现象学方法，麦坎内尔的“新涂尔干主义”(neo—Durkheimian)视角，维肯斯(Wickens)的“高夫曼(Goffman)(社会人类学的框架分析)角色理论”，巴斯(Barthes)的文化批评与冲突理论，以及艾萨路德(Elsrud)的“建设性对话导向方法”等。

人类在这种活动中所体验到的是自信、充实、舒畅、愉悦、自豪……，这种情感正是一种审美情感。这种活动及其所产生的体验在人类的实践中反复发生，使体验不断深化，终于积淀为现代人类的旅游情感。因而，旅游感受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而是在人类实践中出现的社会性情感，它蕴蓄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1995年，王婉飞发表了《略论游境的创获及其审美心理过程》，认为旅游是一个“立体性的审美过程”。章海荣在对旅游美学的研究中发现，存在着一个和“畅”相类似的学术空间：“游”。谢彦君在我国率先提出了“旅游体验”的研究范畴，在其专著《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2005年)的带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旅游体验的专门研究。旅游研究体验论的尝试，意味着旅游研究新视角的出现，其一是研究基础的转向，从经济学、管理学向社会学、心理学的转向；其二是研究对象的转向，从将旅游者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转为将旅游者的“体验”作为研究对象，这一转向，更为关注旅游者的人本需要。从国内对旅游体验的研究来看，一类是需求／动机意义上的体验分析，其目的是为旅游供给提供建议和参考，多以旅游体验动机一旅游体验行为对旅游者进行分析，属于旅游规划和旅游营销的应用研究。与之相对应，旅游体验的基础研究还不充分。存在／需要意义上的体验研究，其目的是为人类自身真实存在和美好生活提供方向和指导，即从旅游体验人本需要——旅游体验价值着眼，进行哲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二)审美心理学视角下旅游体验的属性和特征

“很久以来，旅游体验一直被单方面地理解，或者从高峰体验的角度，或者从消费者体验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就包含在审美与感觉的存在之中”。

体验给予旅游者的是什么?基于麦坎内尔对于文化体验的分析，体验的第一个部分是在舞台、电影里出现的，生活中的某个有代表性的方面，他将其称之为“模式”；体验的第二个方面是在模式基础之上的信仰或情感，他将其称之为“影响”。旅游企业关注提供体验的模式，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而社会学更关注影响，即旅游体验对于旅游者审美存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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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认知的本质及规律，揭示人类心智奥秘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包括知觉、注意、记忆、动作、语言、推理、思考乃至意识在内的各个层次和方面的人类的认知活动。认知科学是建立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共同关心的交界面上，即为解释、理解、表达、计算人类乃至机器的智能的共同兴趣上，涌现出来的高度跨学科的新兴科学。

2认知科学的起源及发展

2.1认知科学的起源认知科学起源于古代，基本上以思辨式的研究为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了认知科学的基础研究，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朗盖特第一次在论文中使用“认知科学（CognitiveScience）”一词。1977年，著名的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CognitiveSci－ence》创刊。1979年，在著名的斯隆基金会的资助下，由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哲学界著名的学者SchankR、CollinsA、NormanD等人发起，联合其他学科对认知进行深入研究，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加州共同成立了美国认知科学协会，并将权威期刊《CognitiveScience》确定为认知科学学会会刊。美国认知科学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认知科学的诞生［9］。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的名牌大学及科研院所纷纷成立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并创刊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认知科学学术期刊，如《CognitivePsychology》、《Cognition》、《CognitiveNeuroscience》。上述种种努力，使得认知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前沿学科［10］。

2.2认知科学的发展在认知科学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主要指导理论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按照主要指导理论将认知科学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2.2.1计算理论阶段约为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末，这一阶段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认知即计算”这一经典理论而展开的。其代表人物为丘奇（Church）、图灵、冯•诺伊曼。美国数学家丘奇最早在他的论文《初等数论中的一个不可解问题》中，提出了人类的认知和其它任何具有输入输出关系的函数一样，都是可定义可计算的；图灵在其著名的“图灵机”和“图灵测试”中，进一步表达了对认知和智力的理解，他认为认知和智力的任何一种状态都是图灵机的某一种状态，认知和智力的任何活动都是图灵机定义的可以表达的、可以一步一步地机械实现的“计算”；冯•诺伊曼在“冯•诺伊曼体系结构计算机”中，将人类的大脑思维模拟为中央处理器对一系列指令序列的处理，而将人类记忆的认知信息和学习技能模拟为存储器中存储的数据和程序，将接受信息和改造世界模拟为输入／输出，从而将认知统一在“计算机”这一认知模拟器中，其中心思想仍然是中央处理器对指令的计算。

2.2.2符号处理理论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基于“认知是对符号的计算机处理”的理论，又被称为“计算机处理经典符号阶段”，因为它和当时逐渐发展起来的计算机科学紧密相关。符号处理理论实际上是“认知即计算”理论的延伸和拓展。既然认知是计算，所以它一定是个信息处理系统，并将描述认知的基本单元定义为“符号”；而不同的认知活动都可以模拟为一个计算机程序；因此，人类的认知就是计算机程序对符号的一系列处理，包括输入符号、输出符号、存储符号、复制符号、建立符号结构及条件性转移，从而实现智能。艾伦•纽维尔和赫伯特•西蒙是这个阶段认知科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将任何可被人类感觉器官感知、智能系统分辨、认知功能实现的有意义的认知模式，如图像、声音、文字、语言、意识等，都编码为物理符号，而将人类的某个认知活动模拟为一个计算机程序。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合作开发了最早的模拟人类认知的启发式程序“逻辑理论家（LogicTheorist）”，并在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上，引起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极大轰动。他们进一步研究人类认知中求解难题的共同思维规律，开发出能够求解11种难题的著名计算机程序“通用问题求解器（GeneralProblemsSolver）”，从而将符号处理阶段的认知科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2.2.3多理论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三种主要的指导理论引领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它们分别是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模块理论、环境作用理论。“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又称“联结主义理论”，该理论把人类的认知模拟为多个人工神经元所组成的神经网络来处理信息，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信息是交互作用的人工神经元的激活模式，信息并不存在于特定的神经元中，而是存在于神经网络的联结中或权重里，通过调整权重就可以改变网络的联结关系并进而改变网络的功能。“模块理论”由福德（Forder）首次提出，受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中的模块化思想影响，福德认为人类认知的主体—大脑，在结构及功能上实际都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高度专业化并相对独立的认知模块，这些模块的结合及相互作用实现了人类的认知功能。因此，认知科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大脑功能模块的划分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环境作用理论”认为，认知科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表达（Represention）和推理（Reason－ing）等认知方法和理论的研究中，还应该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尤其注重认知体所在的环境及现场对认知的影响。人类的认知不只是认知个体大脑的思维活动，还取决于环境，发生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之中。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MIT的Brooks教授，他的《没有表达的智能》、《没有推理的智能》等一系列的论文，强调了认知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对认知的重大影响，并以研究成果“人造昆虫”将这一理论推到了高峰［13］。

3认知科学的学科结构及研究方向

3.1认知科学的学科结构当前，国际上公认的认知科学的学科结构如图2所示，它是基于美国科学家PylyshynZ提出的六角形认知科学学科结构图，分布在六角形六个顶点的是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六大核心支撑学科，体现了认知科学是上述六大核心支撑学科共同关注的交界面［14］。这六大核心支撑学科之间互相交叉，又产生出11个新兴交叉学科，分别是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过程仿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人类学、脑进化。

3.2认知科学的研究方向当前，认知科学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认知模型、大脑存储模型及认知计算的研究上。4．2．1认知模型认知模型是指模拟人类认知，从而人工构建出的认知对象、认知架构、认知模拟的统一体。考虑到认知科学研究的巨大复杂性，研究认知科学往往摒弃认知的许多表象，而将认知的实质简化在一个认知模型（CognitiveModel）中，并通过对认知模型的研究来发现认知的本质及其规律。

3.2.2大脑存储模型大脑存储模型是指仿生人类大脑的存储机制而构造出的人工存储模型。人类的大脑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复杂、最合理、最高效的存储系统。模拟大脑的存储机制构建一个大脑存储模型，以这个大脑存储模型为研究对象进行大脑存储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解决以真正大脑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面临的诸多生理和伦理困难，而且可以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大脑存储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人造存储系统的实践中。因此，大脑存储模型的研究有着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

3.2.3认知计算认知计算（CognitiveComputation）是指仿生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对所有认知数据连续进行处理时所采用的全部算法。借助于认知计算，我们不但可以将外部世界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量化、融合、转达，而且还可以把人类的认知机制建模在一个适合认知科学研究的认知模型中，开展认知实验，记录认知数据，计算认知性能指标，发现认知的本质和规律，并最终构建一个具有人类认知功能的“认知机”。

4认知模型的相关研究

4.1符号主义认知模型符号主义认知模型是最传统的认知模型，它的认知对象是符号。符号主义认知模型主要思想是把认知当成对理性符号的处理，借助于不同的产生式规则，对符号进行替换运算。产生式规则被描述成“条件———动作”形式，它模仿了人类在推理和解决问题对应不同条件执行的相应动作。符号主义认知模型的主要代表是NewellA提出的状态算子和结果模型SOAR（StateOperatorAndResult）、AndersonJK提出的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型ACT（AdaptiveControlofThought）。SOAR是围绕着算子的选择和应用功能来组织产生式规则，其高层结构由控制策略、成果记忆区和工作记忆区组成。基于上述思想的SOAR实现了短时记忆的功能，并且很好地使概念、事实、规则有机结合在一起。ACT模拟人类高级认知过程的产生式规则，产生式规则系统由三个记忆部分组成：工作记忆、陈述性记忆和产生式记忆。产生式规则既可以由工作记忆根据现场情况临时产生，也可以是陈述性记忆存储的以往的产生式规则，还可以是产生式记忆中推理出的新的产生式规则。ACT实现了长期记忆的功能，较好地体现了认知过程中“从做中学”的思想。

4.2联结主义认知模型联结主义认知模型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节点交互网络，各节点与其他每个节点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影响，它的认知对象是在这个网络中传递的信息。联结主义认知模型模拟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的能力。联结主义的典型代表是McClelland等人创立的平行分配过程模型PDP（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又称人工神经网络。PDP模拟了人类的神经网络，其特色在于信息的分布式存储和并行协同处理。虽然单个节点的结构极其简单，功能有限，但大量节点构成的网络系统所能实现的功能却很强大。

4.3脑逻辑认知模型脑逻辑认知模型是模拟大脑的认知机制而非生理解剖结构建立起来的认知模型，该模型包括思维引擎、记忆体和感知及动作缓存机制，力图研究记忆的意识对认知行为的影响。该方面的研究尤其以Calgary大学的WangYing－xu教授最为有名，WangYing－xu教授及其团队自2003年至2011年，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详细阐述了脑逻辑认知模型对人类认知的模拟、脑逻辑认知模型中如何实现认知中数据、信息、知识和行为间的关联。脑逻辑认知模型为计算机模拟自然智能行为和认知方法建立了基础［21］。国内学者提出的基于粒计算的认知模型和机制主义模型同样属于脑逻辑认知模型。

4.4认知模型的最新研究———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一元事件认知模型如图3所示。

4.4.1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基本概念（1）认知元。认知的基本单位是认知元，以小写字母x、y、z等表示。及所在行的清晰度等属性值。（4）任务。任务记作j＝｛r｝k，是一个不完整的一元事件描述。（5）方法。方法是任务中缺省的必元或结元，是完成任务后输出的结果。

4.4.2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特征（1）本能。本能是一元事件认知模型各功能机构本身固有的操作序列，在满足一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时被触发执行。（2）hlt。hlt是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各功能机构的一种暂停状态，此时，它暂停一切操作，等待该功能机构某种本能被触发。（3）box。一元事件认知模型内部的各功能机构内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box，作为存放数据的中间存储单元。

4.4.3认知流程将按时间先后串行作用于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上的一元事件、认识、任务定义为一个认知流程，如图4所示即是一个认知流程例子。5．4．4认知性能指标（1）成功率：认知模型到某一时刻止，完成的任务占提交的任务总数的比例，记作η。（2）潜能：认知模型到某一时刻止，能够完成的所有任务的总数，记作pl。（3）水平：某一时刻，记忆体的水平即为认知模型的水平，记作l。（4）认知量：认知模型在某一时刻，已经存储在记忆体中的认识总量，记作q。（5）认知率：认知模型在某一时刻之前，认知量和感悟及接受的认识总量之比，记作a。5．4．5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研究结论文献［22］认为，理想的认知模型随着认知流程的延续，各个认识的属性值呈动态变化，完成任务能够改变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而认知指标的变化则与记忆体容量的变化线性相关。图5a和图5b分别是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中对应图4的认知流程实验，在容量c＝19时，t9和t15两个不同的时刻，记忆体存储的认识属性变化情况。其中，认识y4的范数由1变化为3，单元数由2变化为8，复杂度由3变化为17，而全部认识y1、y2、y3、y4、y5、y6所在行的清晰度由6、3、5、4、2、1改变为0、4、5、1、3、2；而完成任务的前后，即t9和t15两个不同的时刻，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由6个减少为5个。可见，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中，随着认知流程的延续，各个认识的属性值都呈动态变化，而完成任务改变了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表1为在t9时刻和t15时刻，容量c变化时一元事件认知模型认知指标的对应变化。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时刻，当记忆体的容量c增大时，各项认知指标都相应增大，而当容量Figure5Cognitionstoredinmemorybankatt9andt15图5t9时刻和t15时刻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减小时，各项认知指标又相应地减小。如认知指标潜能pl，当记忆体的容量c从10增加到19时，潜能pl从20增加到40，而当记忆体的容量c从21减小到19时，潜能pl从44减小到40。可见，认知指标的变化与记忆体容量的变化线性相关。更多的认知流程实验在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上的结果和图5a、图5b及表1的结果相似，因此综合以上论述，可知一元事件认知模型是一种理想的认知模型。

5大脑存储模型的相关研究

5.1基于神经科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基于神经科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认为大脑存储认知信息的最小解剖单位是神经元细胞。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的表面是一层平均厚度约2．5mm的大脑皮层，由150亿个左右的神经元细胞构成，是认知信息存储的主要场所。大量的大脑皮层损伤病例及通过去除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或对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给予适当的物理刺激（如电流刺激）发现，大脑皮层的不同物理区域存储不同的认知信息。最新的研究发现，位于大脑前部的额叶（Fron－talLobe）区域存储与人类智能及运动有关的认知信息，位于大脑上部的顶叶（ParietalLobe）区域存储与人类的感觉、知觉及语言有关的信息，位于大脑后部的枕叶（OccipitalLobe）区域存储与人类视觉有关的信息，而位于大脑中部的颞叶（Tempo－ralLobe）区域则存储与人类听觉、嗅觉有关的信息。籍此，基于神经科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认为大脑的存储机制是将不同性质的认知信息在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分类存储。

5.2基于神经影像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基于神经影像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利用现代神经影像学技术，对人类认知活动产生的认知信息存储在大脑的物理位置进行定位，对大脑对认知信息的响应强度进行测量，对存储认知信息时脑区各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变化进行观察，从而建立对应的大脑存储模型。这些神经影像学技术包括直接测量与脑神经活动直接相关的生物电磁场变化信号的弥散张量成像DTI（DiffusionTensorImaging）、脑磁图MEG（Magnetoencephalography）、脑电图EEG（Electroencephalography）和事件相关电位（ERPs）等技术，以及间接测量脑神经活动引起的血液动力学变化信号的单光子发射计算层析成像（SPECT）、正电子发射层析成像（PET）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e）等技术。其中，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是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行脑功能成像的新技术，可无创伤地对神经元活动进行比较准确的定位，并具有比较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及较好的可重复性，通过脑血流、葡萄糖代谢和受体的观察，依据血氧水平依赖性BOLD（BloodOxygenLevelDependent）脑功能成像方法，得到优质的fMRI图像，借助于先进的fMRI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可以更精确地确定各脑功能区以及其内部构造和功能特点，尤其是脑的存储认知信息情况，因此成为目前最先进的大脑存储模型研究手段之一。基于上述的fMRI技术，人们发现了大脑存储认知信息的更精细结构。对短时间内需要存储和操作的信息—即工作记忆，大脑皮层会分配不同的区域存储不同类型的信息或作为操作的临时存储区。如词语工作记忆中信息是存储在左半球后顶叶皮质区（BA40），而词语工作记忆进行复述时，由左半球Broca区（BA44）、左前运动区（BA6）以及左辅助运动区（BA6）作为临时存储区；而空间工作记忆中的信息是存储在脑右半球一些脑区，包括右枕前皮质（BA19）、右前运动区（BA6）以及右脑前额叶腹侧（BA47）；视觉工作记忆信息主要存储在左半球的顶叶和颞叶下部。对长时间内需要存储和操作的信息———长时记忆，大脑皮层也有相应的存储区域。如长时记忆的情景记忆信息是存储在左额叶、颞叶内侧和顶枕区，长时记忆的语义记忆信息存储在左侧前额叶和颞叶的左侧颞中回（BA21）和双侧颞顶区（BA37）［27］。fMRI研究还表明，某个大脑皮层区域存储对应类型的信息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另外一个大脑皮层区域被切除）它可以代偿存储另外一个大脑皮层区域应该存储的认知信息；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内颞叶体积的缩小与长时记忆中的提取成功率减少有关，而随着人类年龄的增加，内颞叶体积有逐渐减小的趋势，这也解释了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记忆力减退的原因［28］。

5.3基于心理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基于心理学的大脑存储模型把大脑当作一个黑箱，通过给被试提供不同的视觉素材、听觉素材及对应的记忆规则，研究被试在该记忆规则下对输入信息的记忆效果，从而把大脑黑箱还原成一个存储认知信息的存储模型。这些不同的视觉素材、听觉素材及对应的记忆规则构成了不同的研究人类大脑存储模型的心理学实验。其中经典的实验有Posner视觉信息编码实验、Clark和Chase句子－图画匹配实验、Sternberg短时记忆信息相加因素法实验、字母转换实验（“开窗”实验）、Peterson和Peterson遗忘进程实验、Waugh和Norman分开痕迹消退与干扰实验、四卡片证真和证伪等一系列心理学实验［29］。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心理学家在关于大脑的存储模型上得出以下的共识：即大脑的存储模型是以Baddeley三成分模型为框架的泛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三成分模型是Baddeley等人最早提出的，他们认为刺激人类认知的信息被分为三种不同的成分，分别存储到大脑中不同功能的存储区中。其中，直接刺激人类感觉器官产生的视觉、听觉等认知信息被称为工作记忆信息，它们暂时存储在大脑的工作记忆区中，如果这些信息不被人类的认知进行处理，则这些信息很快就会从工作记忆区中消失，所以，工作记忆信息又被称为短时记忆信息；当工作记忆信息被人类的认知有意识地进行了一次处理，则生成的信息称为陈述性记忆信息，被存储在陈述性记忆区。而当工作记忆信息被人类的认知有意识地进行了重复的处理，则生成的信息称为程序性记忆信息，被存储在程序性记忆区内；程序性记忆信息存储在大脑中的时间最长，因此又被称为长时记忆信息，而陈述性记忆信息存储在大脑中的时间介于工作记忆信息和程序性记忆信息之间。心理学后续的关于大脑存储模型的研究扩展了工作记忆信息、陈述性记忆信息、程序性记忆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但都基于工作记忆信息，所以统称为泛工作记忆模型。

5.4基于语言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信息交流与存储方式，人类的语言功能受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控制，与大脑的关系极其复杂。很多语言学家从人类语言的组成单位及组织规则的角度，映射大脑对应的存储模型。Elissa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组成单位有音节、词语、短语、句子、段落、篇章，它们都具有声学特征或语义特征，人类语言的组织规则是由小的语言组成单位分层递归地组合建构成较大的语言组成单位，正是不同的组织规则才构成了人类不同的语言。音节是最小的语言组成单位，音节的个数是有限的，人类大脑生来就具有识别和控制发出音节的神经元组织，即对音节的掌握是人类大脑的本能；由小的音节组合建构成大的词语，是后天训练学习的结果，这个训练学习的方式或程序构成了人类语言的第一层组织规则，并被牢牢地存储在大脑皮层中；依次类推，由词语构成短语，由短语构成句子，由句子构成段落，由段落构成篇章都是后天训练学习的结果，这些训练学习的方式或程序被作为人类语言不同层次的组织规则，相继存储在大脑皮层中。因此，基于语言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认为语言是不同层次的组织规则（程序）在本能音节（数据）上的运行结果（输出），大脑中存储的是语言的组织规则而非语言本身，任一层次组织规则的改变都可以改变语言本身，但处于较低层次的组织规则的改变对语言的改变影响更大。这种存储模型得到很多语言学家的支持。

6认知计算的相关研究

6.4基于脑电信号的认知计算基于脑电（EEG）信号的认知计算是设计一组认知实验，记录被试对应认知实验中不同认知活动的脑电信号，并通过对脑电信号的计算、分析，提取不同的认知活动对应的脑电信号特征。常见的认知实验有图片刺激实验、数字运算实验、规则提取实验等。被试一般经过挑选，文化程度较高且头发不太浓密的短发成年男性是首选。实验中，被试佩戴电极导数适中（如64导、128导）的电极帽，按要求完成认知实验中的任务。实验过程中生成的脑电信号被与电极帽相连的放大器放大，再经降噪、过滤、采样、A／D转换，最终生成特定格式的文件如．cnt文件，作为基于脑电信号的认知计算的原始数据存储在PC机中。认知计算继续对存储在PC机中的脑电信号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去除坏样本是计算的第一步，比如发生严重漂移的EGA信号或明显的肌电、眼电信号。接着是根据脑电信号对不同认知活动进行特征提取，共空间模式CSP（CommonSpa－tialPattern）是最新的从多导的脑电信号中提取某种认知活动脑电信号特征的有效算法。该算法将某种认知活动对应的脑电信号进行标记，作为Ⅰ类，而把其它的所有信号进行标记，作为Ⅱ类。CSP通过对两类的脑电信号进行训练，得到一个投影矩阵P，P能将两类数据投影到方差区别最大的方向，从而去除了Ⅱ类信号的干扰，突出了Ⅰ类信号的特征。设V是包含两类信号的原始脑电信号，而Z是经过投影之后得到的可供特征提取及分类的脑电信号，则Z＝PV。取A＝（P－1）T，A的每一行向量被称为一个空间模式。CSP的关键是求解投影矩阵P，设供训练的输入脑电信号是一个K×T的矩阵，其中K是脑电数据的导数，T是数据的样本点数，X1是Ⅰ类带标记的训练数据，X2是Ⅱ类带标记的训练数据，X1的协方差矩阵为。

6.2基于功能磁共振（fMRI）数据的认知计算基于fMRI数据的认知计算分为三个步骤：认知活动实验、图像采集、数据分析。认知活动实验同样需要精心设计，所不同的是，为了提高fMRI图像中BLOD信号的信噪比，同一种认知活动的实验需要重复多次，重复的时间间隔称为刺激时间模式，常用的刺激时间模式有组块设计BD（BlockDesign）和事件相关设计ED（E－vent－relatedDesign）。图像采集包括fMRI图像采集和解剖图像采集两部分。fMRI图像通过采用特定的成像序列扫描而获得，扫描与实验同步进行；由于fMRI图像的分辨率和信噪比不高，还需要扫描一幅与fM－RI图像位置完全相同的高分辨率解剖图像，从而把fMRI图像得到的脑区激活信息对应到相应的解剖位置上，解剖图像一般采用3D图像或T1解剖结构图像。数据分析包括对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及计算，以确定不同认知活动对应的解剖脑区。预处理一般包括层间时间校正、头动校正、标准化、平滑等；计算包括原始fMRI图像重建、转换成标准格式、fMRI图像层面时间校正和运动校正、fMRI图像的时间域滤波、fMRI图像的空间平滑、去除头皮外伪影、时间序列时间点数据的标准化、空间归一化或标准化、统计、激活脑区与解剖位置对应等。很多新开发的软件已经能够完成fMRI数据分析的某些功能，如美国Wisconxin医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制的ANFI、Friston等人开发的SPM、美国匹兹堡大学CCN实验室（ClinicalCog－nitiveNeurosciencelaboratory）开发的NIS、商业fMRI数据分析软件BrainVoyage等。

6.3基于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基于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将认知定义为大脑对视听觉信息的计算，它的认知数据就是被人类直接感知和理解的一组图像、语音和文本（语言）等信息。认知计算的目标是从人类的视听觉认知机理出发，研究并构建新的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提高计算机对非结构化视听觉感知信息的理解能力和海量异构信息的处理效率，克服图像、语音和文本（语言）信息处理所面临的瓶颈困难。认知计算主要解决感知特征提取、表达与整合，感知数据的机器学习与理解，多模态信息协同计算等核心科学问题。目前，基于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已经在视听觉信息协同计算、自然语言理解以及与视听觉认知相关的人脑―计算机接口等三项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Google公司已经研制成功集成上述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自然环境感知与智能行为决策能力的无人驾驶车辆，并成功地在加州的公路上行驶了20万公里。

7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