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

英国人威廉·莫里斯领导“工艺美术运动”的本意是“手工艺的复兴”，最终却衍变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开端：柳宗悦倡导的日本民艺运动，更多地带来了手工艺品的量化；德国工业联盟和包豪斯所追求的“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未完的命题。工艺美术作为黑格尔所说的“次要艺术”，在机械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中，似乎很难通过其“亲切温润之美”，“反映民众的生存活力”。

几千年来，历代能工巧匠及其匠心独运的传统工艺大多依靠师徒口传，工艺美术作为延续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的造物形式，对它的理论研究不但在当今学术界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发挥出其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呈现的价值和尊严，也就更难以被推动为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艺术本原的思考。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作为延续历史最长的一种民族艺术与文化传统，工艺美术研究面临的问题和理论求解的复杂性也是其他艺术领域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我们在工艺美术方面的研究传统积累丰富，但与积淀丰厚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相比，理论研究仍然显得单薄，甚至对于工艺和设计的理论区分都存在着解释的模糊性，对于理论的失语，杭间教授在《手工艺的“新美学”释义》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强调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思想属性，这样做本质上是片面和‘功利’的，因此传承人被宣布保护后接下来如何做，无人知晓。”在如此的设问之下，杭间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强调微观的、实证的、调查的、小中见大的研究”对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性。

更有研究者认为，传统工艺美术更加具备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和条件，并遗憾于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对传媒、影视、动画等已然市场化的艺术门类的青睐。我们可以认为，工艺美术作为活着的传统既被认为和国家、地域、族群的文化表象形式有关，又可能是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得已建构的文化产品。即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虽然理解社会的现代性，物质文化与都市消费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侧面，但是与贴近实务的业界前沿问题的解决相比，完成中国工艺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在理论方面的建设显然更为重要。相对于设计美学研究的“高空作业”和工艺美术研究的“在地生根”，我们也许更需要一种“在路上”的行走方式。

二

实际上，我国的工艺美术研究领域除了关注其艺术本体的艺术学研究范式之外，也出现了将工艺美术视其为子系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文化人类学对艺术学、民俗学包括工艺美术等相关领域的辐射，最终促成了路径指向不同但却可以同归一途的“艺术人类学”生成。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在其《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一文中指出：“事实上，从史前艺术演化至今，人类艺术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状况，生活经验、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直接相关，从而在最大的情境性上呈现出复杂的观念、动机，目的和行为，表达多维的功能和价值意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原在性东西的思考，发现其原初意义的审美品格和文化符号背后的隐喻，是工艺美术研究应该承担的责任。工艺美术应该成为大工业时代背景下探索人与社会，传统以及未来之间关系的中介物。工艺美术的时代价值不应该只关注艺术品和其现象本身，不应该为工艺而工艺，而应当关注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并通过对艺术品、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各种艺术实践、审美活动的民族志描述，进而探讨或揭示其中蕴含着的文化意涵。

传统的工艺美术品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活化石”，艺术人人类学在包括传统和现代工艺美术在内的诸多专题领域，均相继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其文本框架不是古典人类学的模型，而是现代人类学的哲学进路。不是对“小型社会”的艺术现象的基本描述，而是对艺术与人类存在关系进行的思辨与阐释。从当代人类学的视角激活工艺美术研究，让工艺美术成为“流动的水”，同时让工艺美术研究进驻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平台，从而促成学科间的交叉互渗，增强各自的伸展活性。

工艺美术的艺术人类学方法研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者身处研究对象的实体空间，更意味着精神性的“在场”。在研究方法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证性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来展开，强调艺术活动及艺术品生产过程的个案及其具体细节的重要性。这种集考证、归纳与文化阐述为一体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实证主义艺术学研究将艺术活动量表化以及忽视艺术创作内在体验的研究倾向，以富含活性的观点考察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并从工艺美术资料中获得关系到民族大文化的历史信息，让文化得以传承和再生。

篇2

1　HLA和SLE相关性

1.1　HLAⅠ类和Ⅱ类基因和SLE相关性

1971年首次报道SLE病人中HLA-B8频率增加，并与SLE有一致关系。但后来发现这只是HLA- B8与HLA-DR3和DQ2之间的连锁不平衡。Reinertsen等［1］首次发现在白人SLE患者 中，HLA-DR2和HLA-DR3各自的频率增加，同时发现DQ1和DR52频率增加，前者与HLA-DR2 和HLA-DR6连锁不平衡，后者与HLA-DR3、DR5和DR6连锁不平衡。Schur等［2］发现 白人SLE患者中，75%有HLA-DR2，或HLA-DR3，或二者均有。对南欧白人SLE病人研究发现 ，HLA-DR3，DQ2单倍体有两个位点频率增加：D8、DR3和B18、DR3。前者有一个C4A基因缺 陷，后者有C4B基因缺陷［3］。日本人有较低的HLA-DR3频率，但SLE患者并不少。K ameda等［4］发现HLA-DR2频率在日本SLE病人中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加SLE危 险性的特异性HLA单倍体为HLA-DRB1?1501，DQA1?0102，DQB1?0602。日本病人最常见的 DR2单倍体DRB1*1502和DQB1*0601与SLE不相关。在中国SLE病人，DRB1*1501和DQB1*0602单 倍体频率增加［5］。

HLA-DP等位基因和SLE相关较少，因该基因和其他Ⅱ类基因连锁不平衡较弱。研究还发现SL E某些临床症状和HLA基因强相关。Schur等［2］报道狼疮肾炎与HLA-DQ1相关，心包 积液与HLA-Aw32相关。Kawai等［6］报道有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日本SLE病人HLA-B 7和B61频率增加。而且，HLAⅡ类分子与各亚组自身抗体的相关性比和疾病本身的相关性高。

1.2　HLAⅡ类分子和SLE病人体内自身抗体的相关性

SLE以体内有多种自身抗体为特征，其临床表现和一定的自身抗体相关，在某些情况自身抗 体可能直接参与病理过程。而且，HLA分子是免疫应答基因的产物，参与T细胞依赖的抗原特 异性免疫反应。所以，特异HLA等位基因和某一自身抗体的相关性强于和SLE本身的相关性。

1.2.1　抗双链DNA抗体(抗dsDNA抗体)：dsDNA抗体见于40%～60%的SLE病人，对SLE高度特 异，并和弥漫增生型肾小球肾炎相关，抗dsDNA抗体和DNA的免疫复合物可在狼疮肾炎中发现 。Griffing等首次报道HLA-DR3和微孔滤过分析法检测的抗dsDNA抗体强相关。而Ahearn等 发现Farr法检测的高滴度抗dsDNA抗体和HLA-DR2相关。Schur等［2］认为与HLA-DR 7相关。Khanduja等［7］用DNA寡克隆定位方法发现96%有抗dsDNA抗体的病人有HLA- DQB1*0201(和DR3及DR7连锁)；尽管抗dsDNA抗体和狼疮肾炎密切相关，这些等位基因和狼疮 肾炎无特异相关性。而Fronek等［8］发现狼疮肾炎病人HLA-DQB1?0502、DQB1*060 2和*0603增加。HLA-DQB1的三个等位基因：?0201、*0602及*0302和抗dsDNA抗体相关，它 们在DQβ链最外功 能区的第26位均为亮氨酸，提示可能是此自身免疫反应的关键。

1.2.2　抗Sm和snRNP抗体：抗小细胞核核糖白(snRNPs)参与mRNA的剪切，其自身抗体 常出现在SLE病人血清中，尤其是黑人病人。抗Sm抗体是针对U1、U2、U4-6snRNPs的自 身抗体，对SLE高度特异。抗U1RNP抗体常和抗Sm抗体一起出现在SLE病人中，但也出现在无S m抗体的SLE病人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硬皮病和皮肌炎病人。在一些SLE病人，抗U1RNP抗体 和雷诺现象、肌炎、心肌炎和/或肺间质纤维化相关。

Smolen等［9］同时发现有抗Sm抗体和抗U1RNP抗体的白人SLE病人HLA-DR4频率增高 ，而Nishikai等［10］报道有抗U1RNP抗体的日本病人DQ3、DQ7、DQ8和DQ9频率增加 。Olsen等［11］使用分子定位方法发现HLA-DR2和抗Sm抗体相关(同时有或没有抗U1 RNP抗体)，且DQA1*0102和DQB1*0602频率增加，而后二者在有抗U1RNP抗体但无抗Sm抗体的 病人中频率明显下降，这组病人HLA-DQ5、DQ7和DQ8增加，作者推测这两个自身免疫反应关 键部位HLAβ链第56位，如为天冬氨酸，则产生抗Sm抗体，如为不带电荷氨基酸，则产生抗U 1RNP抗体。

1.2.3　抗磷脂抗体：人们日益重视抗磷脂抗体(APAs)在SLE中的角色，APAs和血栓形成事 件如中风、癫痫、舞蹈症及其他神经症状、血小板减少、Libman-Sacks无菌性心内膜炎、 网状青斑、反复流产相关，这些临床症状可出现在非SLE病人中，并命名为原发性抗磷脂抗 体综合征(PAPS)。Arnett等［12］发现在有狼疮抗凝物的英国病人中，HLA-DR5、DQ w7单倍体增加，这些病人包括SLE、其他结缔组织病和PAPS。尤其是HLA-DQ7，存在于70%有 狼疮抗凝物的病人中。而HLA-DQ7阴性的病人都有HLA-DQ8、DQ9和/或DQ6。所有这些HLA等 位基因71到77位氨基酸序列相同(TRAELDT)。最近Vargas-Alarcon等［13］发现HLA -DR5，DQB1*0301单倍体频率增加。磷脂的自身免疫反应是异质的，至少有一个是针对β 2糖蛋白1的。Day等［14］报道HLA-DQB1*0302和*0402在有抗β2糖蛋白1抗体的SL E和PAPS病人增高，而HLA-DQB1*0602频率减低。

1.2.4　抗SSA(Ro)和SSB(La)抗体：抗SSA和抗SSB抗体常见于SLE和干燥综合征。抗SSB抗 体很少单独存在，且在干燥综合征中比在SLE中多见。Bell和Maddison首次报道抗SSA抗体阳 性的白人SLE病人有较高频率的HLA-DR3(和HLA-B8)，同时发现一个高频率的HLA-DQ2和DR 3连锁，而在DR3阴性的抗SSA抗体阳性病人中HLA-DR2频率增加。HLA-DR2和DR3的一同出现 与抗SSA抗体强相关。Hochberg等证实抗SSA抗体(无抗SSB抗体)和HLA-DR2见于年轻时起病 的SLE病人，而抗SSA抗体伴随抗SSB抗体和HLA-DR3见于年老时起病的SLE病人。

干燥综合征常伴随SLE，而且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和SLE在临床症状和血清学方面有许多重叠， 同时这两种病人都有抗SSA和抗SSB抗体，并和相同的HLA相关。Hamilton等［15］用E LISA法检测SLE病人抗SSA和SSB抗体水平与HLA-DR和DQ的相关性，发现HLA-DQ1/DQ2杂合子 体内抗SSA和抗SSB抗体水平较高，而且HLA-DR3与抗SSA和抗SSB抗体相关性较HLA-DR2强， HLA-DR2只与抗SSA抗体相关。而Hartung等［16］在德国SLE病人中发现只有HLA-B8 ，DR3单倍体与抗SSA和抗SSB抗体相关，尤其是抗52 000 SSA抗体。

使用RFLP方法检测有抗SSA和抗SSB抗体的白人和黑人SLE或干燥综合征病人的HLA-DR和DQ等 位基因，Arnett等［17］显示在 所有种族中白人的单倍体-HLA-DR17，DQw2.1与这 些自身抗体相关，而黑人的单倍体-HLA-DR18，DQw4在黑人病人中未增加。由于HLA-DR17 和DR18结构相似，仅4个保守氨基酸不同，所以与此自身免疫反应最相关的MHCⅡ类分子是HL A-DQ等位基因，尤其是HLA-DQ2.1，而不是HLA-DR3。而且，在有抗SSA抗体的黑人病人 中，种族通婚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这些黑人中，HLA-DR17，DQw2.1单倍体增加。此外，约 25%抗SSA和抗SSB抗体阳性的病人是HLA-DQ6(DQ1的一个亚型)和DQ2.1(DQ2的一个亚型)的 杂合子，而在抗SSA抗体阴性的SLE或干燥综合征病人和种族匹配的正常对照中，仅2%～5%为 杂合子。HLA-DQ2.1阴性抗SSA抗体阳性的病人中，HLA-DQ6成为最强相关的HLA分子。

1.3　HLAⅢ类基因与SLE相关性

1.3.1　补体缺陷：补体成分的遗传缺陷，尤其C4，是SLE易感性的独立危险因子。在欧美 白人、黑人、日本人、中国南方人、朝鲜人和墨西哥人，C4A遗传缺陷与SLE相关。在白人中 ，C4A?Q0是HLA-B8，DR3单倍体C4A和21-OHA基因缺失的结果。HLA-B8，DR3与白人SLE相 关可能是由于该单倍体至少有两个遗传位点(HLA-DQ2和C4A)和疾病易感性相关。

尽管补体受体基因不与MHC连锁，理论上该基因异常能造成免疫复合物清除功能低下，而致 组织损伤。早期研究发现，SLE病人有红细胞补体受体1(CR1；以前的C3b/C4b受体)表达的一 个遗传缺陷。CR1基因位于第1对染色体，目前知道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多态性：①大小，有4 个不同分子量的等位基因(A，B，C和D)；②用Hind Ⅲ RFLP检测高表达或低表达；③存在Kn ops/McCoy血型抗原。尽管几个研究提示CR1-C和B等位基因可能在SLE病人中增加，但Mould s等［18］主持的一个包括白人、黑人、拉美SLE病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SLE与CR1不同 大小等位基因无显著相关。在表达多态性方面，研究提示RFLP检测的低表达表型在SLE病人 ，尤其是黑人病人中增加［18］。

1.3.2　肿瘤坏死因子(TNF)：位于MHCⅢ类基因区的TNF-α基因的多态性已被RFLP和微卫 星图谱证实。Jacob等［19］检测了人和小鼠SLE中TNF-α多态性和在血清中水平。 在［新西兰黑鼠(NZB)×新西兰白鼠(NZW)］F1小鼠中TNF-α水平较低，这是NZW亲代提供的 遗传特征，而且，TNF-α被替代后F1小鼠狼疮肾炎的发病时间显著推迟了。在SLE病人和正 常对照中，低水平TNF-α和HLA-DR2，DQ1单倍体相关，而高水平TNF和HLA-DR3，DR4单倍 体相关。

1.3.3　热休克蛋白(HSP70)：HSP70是高度保守的应激蛋白家族中的一个，最近发现该家 族在自身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在SLE病人中发现抗HSP70和其他应激蛋白的自身抗体。

2　TCR基因和SLE

因为MHCⅡ类分子呈递抗原性多肽到CD4＋辅助T细胞的TCR，所以TCR多态性可能也与疾病 易感性和/或自身抗体生成相关。在一些SLE病人，尽管有相关MHC等位基因，但都不产生特 异性自身抗体，可能是由于没有TCR的作用。有关TCR多态性的知识远比MHC的少。表型正常 的TCRβ链基因缺乏的NZW，与NZB产生NZB/NZWF1杂交SLE小鼠模型，首次提示TCR基因可 能在SLE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后来的研究显示TCRβ链基因缺失对NZB/NZW杂合子自身免 疫性无显著效应，而更强调了MHC的重要性［20］。Frank等［21］报道有抗SS A抗体的SLE病人一个Bg1 Ⅱ TCRβ9.8-kbRFLP片段和一个Kpn Ⅰ TCRβ1.75-kbRFLP片 段的组合增加，占76%，而无抗SSA抗体的病人中仅41%，在SLE病人和正 常对照中，这种TCR 恒定区RFLPs片段的组合无差异，提示它只和抗SSA抗体的生成相关。而且，TCRβRFLP组合 在有抗SSA抗体而无抗SSB抗体的病人中的发生频率要高得多，尤其是有HLA-DQ1的病人，提 示MHC和TCR多态性可能对SLE某些自身抗体亚组很重要。

3　免疫球蛋白基因和SLE

研究发现免疫球蛋白重链(Gm)和轻链(Km)基因与SLE相关。Gm基因位于人第14对染色体，Km 基因位于人第2对染色体，都显示了中度多态性。某些Gm蛋白标志物的杂合子较纯合子的SLE 易感性增加。Hartung等［22］检测了323个欧洲白人SLE的G1m、G2m、G3m、A2m和Km 的同种异型和其表型，发现Gm与疾病及其临床亚组、自身抗体或HLA等位基因无相关。狼疮 肾炎病人中，一个抗DNA独特型，IdGN2，在血清中水平较无肾炎者升高，而且，在受损肾脏 中能发现这个病理性抗体。但未发现IdGN2和HLAⅡ类分子相关［23］。

4　Fc-γ受体基因和SLE

IgGFc受体影响吞噬功能、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介质的释放和循环免疫复合物的有效清 除。3个不同Fc-γ基因位于人第1对染色体，有3个-FcγRⅠ、PcγRⅡ、FcγRⅢ。以前的 研究提示Fc受体功能缺失(遗传性或获得性)可能在SLE发病中起一定作用。最近Salmon等 ［24］研究FcγRⅡ等位基因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偏斜-在黑人SLE中，尤其是在狼疮肾炎 病人中，H131(高反应)显著增加，而R131(低反应)等位基因显著降低。H131等位基因产物是 人唯一能清除IgG2亚组抗体结合的免疫复合物的Fc受体。在白人SLE未发现此现象。提示 在不同种族中，不同遗传系统可能参与SLE易感性和发病。最近，FcγRⅢa也显示与SLE相关 ，低亲和力受体的等位基因频率增加，而高亲和力受体的等位基因频率降低，该受体与IgG1 和IgG3有不同的亲和力。

5　凋亡基因和SLE

近来人们认识到凋亡，又叫程序性细胞死亡，在免疫调节中起重要作用。在某些小鼠株，lp r和gld突变导致淋巴细胞增生，产生与人类SLE和干燥综合征类似的自身免疫反应。最近一 个大的进展是将lpr缺失定位在Fas，而gld缺失在Fas配体。小鼠模型遗传缺陷引起的免疫功 能变化是复杂的，参与凋亡的基因有TNF和TNF受体家族、bcl-2、p53、myc等。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对SLE遗传机制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种族差异、临床异质性(可能为 遗传异质性)、较低的外显率以及环境因素的作用等，导致研究人类SLE易感性存在很多困难 。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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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认知风格 艺术学生 场独立 场依存 英语教学策略

一、绪论

在我国高校艺术专业属于特招专业,该专业学生人数众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学生群体的英语学习情况并未引起教育界的足够重视。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课程观察和访谈的方式对艺术生的学习风格进行了调查，并在数据统计、观察和访谈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艺术专业学生英语学习风格及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教学策略,目的是掌握这类学生的英语学习特征，给教师提供参考，也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学习风格的一个重要要素是认知风格。学习者的认知风格是个体在理解、储存、转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所偏好的相对稳定的态度和方式。学习者在相同的学习环境下学习相同的内容，而学习效果却可能不相同。影响学习效果除个人动机、策略、态度、情感因素等因素外，个人的认知风格是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因素。对认知风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场”独立性的研究上。场独立和场依存是认知风格的核心。“场”是指周围环境,它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人的感知。场独立型指个体根据自己所处生活空间的内在参照,根据自己的感知出发去获得知识、信息; 场依存型指个体把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的作为参照,从环境的刺激中去定义知识、信息。研究表明，场依存和场独立的学习者对学习环境、教学方式、学习材料、人际交往及思维方式等的偏好上都存在差异。

二、艺术类学生认知风格的诊断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并结合访谈和课堂观察。⑴ 问卷调查：本文采用了“镶嵌图形”对东北电力大学艺术学院60名本科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测试。⑵ 访谈：为了证实研究结果，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涵盖各种认知风格的学生。⑶课堂观察：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进行课堂观察。 观察场依存和场独立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其中，以访谈对象为主。

2.问卷调查结果。

3.结果分析。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⑴学生的学习风格处于一个连续体中，而并不是非此即彼，大多数分布于连续体的中部。其中，偏场独立的人数明显多于偏场依存的学生的人数。这个结果的发现与对其它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有些差异。研究者认为我国传统教育比较侧重群体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个性,所培养的人往往缺乏独立的人格,却有较强的对群体及他人的依赖性。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艺术类学生的场独立人数接近场依存人数的二倍，就整体来说，呈场独立。这与艺术类学生的学习追求独特性、个性化有关。艺术类学生被当作一个相当比较特殊的群体，家庭和学校都给与这部分学习者相对宽松的教育和发展环境，这有助于他们独立个性的形成。⑵从外语成绩与场独立性的关系看，场独立的学生并没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或是好的学习者。但我们也发现成绩比较优异的学生几乎都落在连续相的中间，或偏场独立。这与大多数人认为的场独立是好的学习者，也不无冲突。为了探究这种现象，我们对有代表性的学生做了访谈。访谈中发现：进一步分析发现艺术类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出现了“瓶颈”现象，而产生的原因除了词汇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语法。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场独立的学生，由于英语能力和语法知识非常有限，尽管他们的认知重构能力强,但也难以发挥。只有获得一定的语法和词汇知识，场独立的认知重构能力才能在语言学习中，特别是语言结构分析中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的基础太差，教师的教学策略、教学内容及教授的学习策略超出了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学习者都难以接受或接纳,学生逐渐失去了信心，也就放弃了课程，甚至放弃了英语学习。⑶访谈还证实了场独立者喜欢用分析型策略，而场依存者喜欢用整体策略，用直觉去处理问题。场独立的学生在作填空或选择时习惯用分析的方法，从词汇、语法等多个角度分析，而场依存的学生更喜欢用直觉。这一点Ehrman 早在1996就曾指出,场独立/依存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偏爱，这种偏爱导致场独立的学习者喜欢使用分析型的策略，如喜欢分析而不是凭直觉去处理语言知识问题和语言学习中的问题。⑷课题观察发现场依存的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并没表现出相当的积极参与，课堂统计发言的次数和场独立的学生没有明显的差异。但课堂观察和访谈都发现，场依存的学生确实存在对他人对群体的依赖性，在遇到问题时，总希望有一个权威的，或群体认可的答案。而场独立的学生更乐于自己寻找答案，更独立。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场依存学生没能表现出积极参与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学生的英语知识非常有限，使用语言的能力更差。在英语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尽管交际能力比较强，但不能用英语表达，这种能力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获得一定的语法和词汇知识，他们的其它语言能力，如交际能力才得到充分发挥，场依存学生才能在课堂发挥优势教学策略的设计。

三、教学策略的设计

了解不同学习者的认知风格，采用与学习者学习风格相匹配的教学策略，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学习风格的特长，同时，也应采用适当的教学策略来弥补学生学习风格的不足，也就是有意识地采用一些“失配”的教学策略。

1.采用“匹配”教学策略，发挥学习风格特长。⑴课程和教学的组织策略。课程的组织结构，会对不同场认知方式的学生产生不同效果的影响。对场依存型学生，课程的内在结构，特别是逻辑结构要清晰，否则，很难把握整体，而且需要对所学内容和练习提供反馈结果；而场独立性学生有很好的重组能力，教材的组织适应性比较强。⑵学习情景的创设策略。根据布朗(Brown )的假设，对场独立者应采用课堂学习，这种学习方式涉及分析、细节的把握、反复的练习与训练以及其它集中精力的学习活动;而对与场依存者多创设“自然”环境，使之面对面地“习得”外语。教学过程中，对于场依存性的学生应多创设与教师有相互关系的互动情景，如：课堂讨论，合作学习等；对场独立型的学生可多创设认知情景，正规的教学方式，语法篇章的分析都比较适宜。⑶教学内容的讲授策略。根据

Abraham (1985) 的发现，对于场独立的学习者，采用演绎法的课堂教学效果更好，而对于场依靠的学习者，归纳法效果更好。实践中我们发现，不管场独立还是场依存者对归纳法教学都有很好的适应性,但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综合使用效果更好，特别是阅读教学中。⑷教学评价和激励策略。给于场依存者更多的激励，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尽量减少消极评价。研究证明，在积极刺激下，场独立者和场依存者的学习效率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消极强化的条件下,场依存者的学习效率明显降低。

2.采用“失配”策略，拓展学习风格。对于场独立型学习者在不丧失分析能力的前提下,需要培养与其他人合作的能力；在发挥有序分析问题的同时，场独立的学生也应有意识地学习综合考虑问题，培养把握全局的能力，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通过实践证明外语学习中采用合作学习及对所学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对于场依存的学生，在发挥交际能力、归纳和综合能力、把握全局能力的特长的同时，应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分步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防考虑问题“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实践证明，这类学生在外语学习中，在理解整体内容的同时，要强调词、短语、句子的理解和积累，注意篇章段落、语法的分析和使用。

3.外语学习是个复杂的过程，除了认知因素，它还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个体因素还包括动机、策略、态度、情感因素等。基于本次调查发现的艺术类学生外语学习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应在制定外语教学策略时必须考虑的。⑴克服语法的“瓶颈”现象。艺术类学生错过了中学和高中语法学习的时机，到大学必须补上这一课，否则，学好外语是不可能的。所以，加强基础知识的训练是当务之急。⑵培养学生的元认知策略。应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风格,认识到自己认知风格的长处和不足。引导学生发挥自己认知风格的长处，采取与自己认知风格相应的学习策略。同时，也要引导学生有意识拓展自己学习风格，适应多种学习任务和学习情景。⑶培养正确的学习方法。教师应帮助学生认识英语学习的规律，了解英语学习的特点，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⑷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艺术生的具体需求、学习现状和特有的学习风格，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中心地位，优化学习心理环境，注重情感因素的控制。⑸适当的母语支持。由于艺术类学生的英语能力，特别听力水平较差，全英语教学导致学习者不理解或误解，但是，外语学习需要大量的语言输入，使学习者接触目的语，因而可以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母语支持。通过实践我们发现适当的双语教学效果较好，特别是先英语后汉语。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艺术生的专业课并不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但对于文化课的轻视导致不愿在其上投入心智。针对这种情况，在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应使他们对英语学习有正确的认识。英语学习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同时还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教师可以首先把课上的任务延伸到课外，最终的目标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四、结论

场独立/依靠只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外语学习的多种因素中的一个。这一个因素不能单独决定外语学习的好与差。影响艺术类学生外语学习效果的因素有多种，语言学习背景、兴趣、努力程度和学习策略等因素都对外语学习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大部分艺术生来说，语法的“瓶颈”现象亟待解决。教学内容、策略、步骤要适合艺术生的学习水平，才能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培养学习方法和学习的自主性。总之，作为一线教师应了解艺术类学生的学习风格、了解他们的外语学习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针对这个群体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

[本论文为“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的部分成果，科研立项批准号为： GH05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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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own ,D.Pri nciples of L anguage Learni ng and Teachi ng.New Jersey :Prentice2Hall ,Inc ,1987.

篇4

【关键词】质量控制；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

伴随现代医学理念的转变、医务工作分工细化以及临床服务要求的提高，医疗卫生行业临床相关岗位进一步分化，因此加强对医学相关类人才的培养，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便提上了日程。然而人才的培养是一个过程，为了尽量缩小人才培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必须对整个过程进行控制，即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从定义角度来说，质量控制即为达到规范或规定的质量要求，通过监视质量形成过程，消除质量环上所有阶段引起不合格或不满意效果的行为和活动。[1]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则可以视为质量控制点。质量控制点是质量活动过程中需要进行重点控制的对象或实体，即在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生产、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实现的全过程中，设置若干需要重点控制的对象。质量控制的主体则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社会、学校也包括培养对象本身。

一、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的必然即质量控制模式提出的使然

现代医学理念的转变以及社会岗位需求的呼吁加大了对医学相关类人才的需求，培养高质量的医学相关类人才成为当前教育发展的必然。然而为了缩小人才培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加强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便成为使然。

（一）现代医学理念的转变

伴随经济环境的变化，现代社会多发疾病病种较之以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卫计委2014年公布的卫生统计提要[2]中关于卫生部门市医院住院病人疾病构成比例可以看出，以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为代表的爆发性流行病的构成比例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以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代表的慢性病比例提升，同时以损伤、中毒为代表的意外伤害类疾病也有较大的上升。这一疾病谱的改变，必然会引起现代医学理念的改变，人们对健康认识的提高以及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作用增强，使得从主要依托临床治疗转向了生物、心理、社会等全方位的预防医学理念，与此相应各类健康相关职业者，医务社工、营养指导师、康复治疗师、呼吸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治疗师等应运而生，且都成为现代医疗保健事业不可或缺的关键人才。

（二）社会岗位需求的呼吁

伴随医疗卫生行业的增多以及现代医学理念的转变，医院医务管理、财务管理、人力管理、信息管理、医学教育管理等出现专业化的趋势，新兴的医技岗位需求日益增多，岗位设置更加清晰明确。以护士工作职责分类为例，目前其分工更加的清晰和明确，分为护士长、办公室护士、护理小组组长、治疗护士以及普通护士等。与此同时，医疗设备快速发展、医院信息化水平提升、医院服务质量提高等都新增了很多岗位。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新兴的岗位存在严重的人员空缺，部分医院从临床调用，这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还会产生不能胜任的问题。因为这些岗位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关的医学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精通其所学的专业岗位知识，并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鉴于此为了满足新时代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适应医院岗位设置的需要，真正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加强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并且提升培养质量成为高等院校不得不面临的紧迫任务。

在医学理念的转变和社会岗位需求的大背景下，高等院校都应积极探索新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设置，加快发展医学技术类、卫生管理类、健康教育类、康复医学类等医学相关专业，以利于现代医学模式的建立、更新与实践。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达到质量控制点和岗位需求点的一致，真正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则是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点向岗位需求点的回归

人才培养的目的是满足岗位的需求，因此在确定人才培养质量控制点的时候必须紧紧围绕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本研究依据上海市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调研中岗位需求数据来探究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和教学模式。

（一）专业体系对接岗位需求

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是具有特定职业岗位群和职业素质结构的人才，对于他们的培养应立足应用型、技术型，注重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上形成特色。

1.专业设置适应横向动态需求：在关于上海市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调研中，数据显示以医院为主的医疗卫生行业在未来招聘人数较多的前三位专业分别为“护理”（66.7%）、“医学影像技术”（36.7%）、“医学检验技术”（23.8%），未来招聘人数较少的三个专业为“药学”（31.3%），“制药设备维修”（31.3%），“医药卫生财会”（28.1%），从以上对比不难发现人才培养过程中专业设置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实行动态管理，优进劣汰。同时我们还应适时发展新型专业和紧缺人才，为卫生职业教育注入永恒的活力。[3]例如在已列入教育部专业目录，但上海尚未开设的专业中，46.0%的医药卫生行业认为上海应该开设“医学文秘”。

2.专业设置适应纵向层次需求：在纵向层面专业建设必须适应岗位对人才层次的需求，适时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在上海市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调研中，大专层次的毕业生未来5年可胜任的医学相关类专业主要集中在护理、药学、医学影像专业中，而62.1%的用人单位认为未来5年中专层次毕业生均不能胜任医学相关类专业岗位需求。从这些对比中我们认识到专业建设同样需要适应纵向人才层次的培养需要。

（二）课程建设对接能力需求

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过程中课程的设置更重要的是对接能力的需求，这也是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最为看重的。同时在上海市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调研中，87.5%调研单位认为在录用毕业生时最为看重的是与岗位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这也体现了岗位能力的重要性。

医学相关类专业课程设置过程中必须避免课程门类回归学科本位的现象，课程建设可以主要通过工作任务分析会来选择课程的组织内容，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学科本位的知识体系，增强课程内容与工作岗位的对接程度，同时在进行课程结构分析设置课程时，要将所有的课程转化为以任务为中心的课程，将任务而不是知识作为课程开设的载体。课程体系的设置要严格依据卫生系统的执业资格考证，严格执行职业准入制度。

目前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在课程建设对接能力需求层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学院在深入分析岗位需求的基础上，在校内推进专业平台与（就业）方向模块、基础与专业、必修与选修、理论与实践以及知识、能力与素质等多维度上的整合，使整个课程体系能紧紧围绕培养目标并且对接岗位的能力需求。

（三）教学模式对接个体需求

在上海市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调研中，关于用人单位对录用的大专层次医学相关类人才综合素质的评价显示，47%的用人单位认为学生的专业操作技能一般。实现学生操作技能的提升关键是改变教学模式，对于医学相关类人才的培养应更多的通过实践性教学模式来进行，实践性教学模式是相对理论性教学模式而言的，实践性是实践性教学模式最本质的特征。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构建上遵循建构主义理论，依照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整合校内和校外实习实践资源，注重基本技能训练、综合技能训练、顶岗实习实训逐渐递进的原则构建实践性教学模式，完善教学模块，适应和满足个体的学习规律和需求。

教学模式的改变不可或缺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应该注重将行业、企（事）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等纳入教学队伍行列，建立一支完备且稳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为了真正保证教学质量，可以开展专职教师职业能力实践以及兼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实现专任教师职业化，兼职教师教育化，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做”一体化、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真正基于提高临床操作技能的实践教学体系。[4]

三、质量控制主体在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与责

专业体系、课程建设、教学模式可以视为质量监控的平台，而社会、学校、个体则是质量监控的主体。

（一）社会层面：搭建人才发展的平台

在当前这个大环境下，医学相关类专业毕业生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在上海市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调研中显示，流动较高的专业为“护理”（81.1%），而流动的原因除了与单位性质和经济效益相关的薪酬和工作强度外，主要表现为“对从事岗位认可度低”（34.0%），“职称晋升有政策瓶颈”（20.8%），或者“单位无生涯发展空间”（13.2%）。一方面有些岗位没有卫生系统对应的职称系列，导致晋升无通道，影响职业生涯发展，如：助产士、医疗文秘、医务社会工作者、美容技师等；另一方面临床技术人员管理不尽合理，职业生涯发展受限，如：我国护士岗位有独立的职称晋升通路，但明显受到学历学位的制约，绝大多数护士的职称停留在助理护士与护师之间，若无等级分类，则无法区分护士的年资高低、能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在社会层面为其搭建职业发展的平台，为每一个岗位制定清晰的职业准入制度，形成个体畅通发展与对接的职业通道。一方面有利于用人单位留住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个体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感和成就感。

（二）学校层面：强化职业素养的培养

在上海市医学相关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调研中，关于用人单位在录用医学相关专业人才时更看重的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个体的敬业精神、道德素质等职业素养。然而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素养满意度调研的数据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除了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之外，更应注重强化个体的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应该纳入整个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过程中。学校可以依托公共选修课（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促进学生基本素质的提升，以及各类通用能力的提高。依托专业选修课，促进专业素质拓展，提高专业能力。学校的第二课堂也是提升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技能大赛、社团等，促进职业素质拓展，锤炼职业能力。

（三）个体层面：形成职业认知的观念

除了从客观层面做好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质量的控制外，个体本身最重要的则是形成正确的职业认知观念。不管是本科教育还是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明确医学相关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护师、药师与技师等而非医师，就业所面向是护理、药学、医技等。形成这样的专业思想之后，进而培养个体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热爱所学的专业，认识到医学相关类专业同样是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树立了正确的职业认知观，进而形成正确的岗位认知和岗位认同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才能具有较高的职业幸福感，并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建树。对用人单位来说才能做到培养好，用得上，留得住。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证了医疗相关类人才在培养质量控制维度和控制主体，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从横向方面对应岗位需求细化控制标准，在纵向方面依托质量控制对照，开展医学相关类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研究。

参考文献：

[1]黄曦，廖伟坚，朱扶蓉.基于工学结合的医学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控制模式研究[J].西北医学教育，2010.10.

[2]http：///mohwsbwstjxxzx/s7967/201404/f3306223b40e4f18a43cb68797942d2d.shtml.

[3]夏修龙，欧阳蔚，樊小青，涂明华，杨耀防，熊旺鑫.医学相关类专业设置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4.4.

[4]韩扣兰，常唐喜，吴争鸣.医学相关类专业发展现状与教育改革实践浅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35.

篇5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 仫佬族民歌 中国化 

艺术人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并得到了一些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了吴泽霖、岑家梧、杨成志等人，还出现了、林惠祥及等一大批人类学家。随着战争爆发，很多人类学家向西南地区转移。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人类学家在此期间，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学派”的口号。在该时期创作的《江村经济》，开辟了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先河。 

50年代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人类学被取消，只剩下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机构分支。改革开放之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艺术人类学被重新宣传与提倡，如何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成为此后中国人类学界一直探讨的热点问题。直到1997年，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先后出现了王铭铭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论文，以及翁乃群的《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等重要作品。在这种研究状态下，研究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也就成为我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大势所趋。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于仫佬族民歌的研究。要想了解艺术人类学“中国化”中的具体进程，首先需要对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有一定的了解。 

一、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 

仫佬族是我国广有的少数民族，是五十六支花中不可忽视的一支。作为民族之花中的一朵，仫佬族最艳丽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民族歌谣——仫佬歌。在我国的众多民族之中，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仫佬族便是其中之一。对于一个没有书面文字可供记录历史的民族来说，仫佬歌是通过仫佬族人世世代代口头传唱流传下来的歌谣。从某种意义上讲，仫佬歌是仫佬族人们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创造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文本，几乎是仫佬族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部承载，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仫佬歌在类型上丰富多样，具有各种功能，对民族认同感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必要，不仅能增加民族文化元素，同时对建设中华民族和谐社会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最初，人们对于该民族的历史考证并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但艺术人类学界对仫佬歌的注意和研究却很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关于仫佬歌的记载。很多学者对仫佬歌都做过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出版于1987年的 

《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中，就对仫佬歌有最早的论述。在“仫佬族民间文学”一章，包玉堂与吴盛枝将仫佬族民歌分为“古条”“随口答”“口风”以及“新民歌”四大类型。同一年，龙殿宝在编著的 

《罗城歌谣集》中把仫佬歌分为“劳动歌”“时政歌”“口风歌”“历史传说歌”以及“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和其他歌谣共9个类型。此外，还有一种按句式与字数进行划分的方式，仫佬歌被分为“三句歌”“四句歌”……“十句歌”等各种类型。学术界对仫佬歌的类型划分显然没有统一的意见，而仫佬族人把其分为“古风”“随口答”“口风”三类。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一个物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被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其功能性。人类在历史发展和生活中，只会留下认为有用的，能满足某方面所需的东西。”对仫佬歌来说，也不例外，其之所以得到流传而没有淹没在历史的洪荒中，主要还是因为仫佬歌对仫佬族人来说具有特定的功能。民间民俗的功能性，也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最习惯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仫佬歌中的“古条歌”功能主要是对仫佬族人实施传统的教育，用来培育族人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古条歌”中的“古”通“故”，即以历史人物和民间故事以及传说等为内容的歌谣。“古条歌”能够让仫佬族人认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族群回忆和祖宗，所有仫佬族人都是一家人，同命运、共休戚，是联接民族情感的纽带。这也使其与其他民族产生了区别，是仫佬族人智慧与才干的积淀。 

“随口答”主要是仫佬族平日里走亲访友或者进行劳动生产时唱起的歌谣。在婚姻或喜庆的日子，仫佬族人也会唱起“随口答”。顾名思义，“随口答”是开口就用唱歌来回答的一种即兴歌谣，没有固定唱词，是仫佬族人日常生活的产物，主要为他们的现实生活与劳作提供服务，同时也是对仫佬族人日常生活中观察与体会的一种记录，主要功能在于人际间的交流，以及对生活情感的表达。“口风”主要是一项消遣的娱乐，具有斗志逞强、一比胜负的功能。 

有人指出：“研究文化的功能是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在研究了其功能之后，我们必须要了解其类型与功能背后的意义。首先，仫佬歌对仫佬族人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立体的反映，具有强化仫佬族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重要意义。其次，仫佬歌对仫佬族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团结有重要的作用。再次，仫佬歌中的内容对各民族同根同源有多种强调，表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和谐的一家。 

二、从仫佬民歌看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 

（一）以本土民俗艺术作为研究的原点 

众所周知，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先起源于西方，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而产生。甚至有人研究说，艺术人类学的产生是殖民统治的前哨。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艺术人类学是远离西方文化的。早期的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一般都是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即远离西方的原始部落和野蛮社会等。总体来说，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原点”就是“异域”。当然，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异域”也必须要满足其“完整”的要求。但他们所谓的“完整”通常只是对小型的考察对象而言。实际上，真正的完整一定要以整个民族或者整个地区为基础。因此，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地扩大和转移，从“小型部落”转换到印度、南美、中国等地区，直到最后才转回到自己的家园，即现代欧美社会中来。从“异域”到“故乡”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田野的新潮流与新动向。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则是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本土的民俗艺术这一原点，虽然看起来是追赶世界潮流，但实际上，以自身的资源为对象，立足本土进行研究是我国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文化资源深厚，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风民俗。如果中国人自己不去关注和采取，显然是一种文化与民族自觉极端缺乏的表现。因此，我国的艺术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找准了方向，面向本土的资源出发，把本土的民俗艺术当成研究的主要内容，给中国的艺术研究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也给艺术人类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国人类学学者对仫佬歌的研究，就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这些研究资料不仅对仫佬族有重要意义，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以及世界人类学都有巨大的贡献。（二）注重民俗艺术的社会功能研究 

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另一个鲜明表现，是我国艺术人类学对民俗艺术社会功能研究的注重。虽然我国的艺术人类学发展时间相对来说并不长，但已经产生了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对研究对象的审美层面比较关注；另一种是对研究对象的社会功能比较关注。前一种明显是艺术人类学中研究的主流，而后一种则是带有中国化标签的艺术人类学。 

事实上，西方也有关于功能主义的艺术人类学，可以追溯到埃米尔·涂尔干，他的《社会分工论》是人类学中的经典，但埃米尔·涂尔干却一直被人类学界长期打压。但是从我国的境况出发，民俗艺术本来社会功能就很强，同时这些社会功能也是其得以流传下来的理由。在任何社会中，艺术都不应仅仅隶属于美学的范畴。但在西方人类学界中，则只看重“美”。而我国艺术人类学中，对民俗艺术社会功能的强调，恰恰就是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挑战。以仫佬歌为例，在对仫佬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仫佬歌”这一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个普遍的疑问，即“仫佬族是怎样聚集起来的？为何要自立一个民族？”在对答案的追寻过程中，大多数仫佬族人都说因为他们都唱同样的歌。研究对象也就又重新回到仫佬歌上，这说明了仫佬歌与仫佬族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而，通过对仫佬歌的收集与整理，可以发现，仫佬族整个民族的生活与流传都或多或少地依赖着各种类型的仫佬歌，即每种类型的仫佬歌都具有自身的独特功能。仫佬歌的功能对整个民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通过对民俗艺术的功能研究，才能更多地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了解到该民族或者某个地区。而如果单纯地从审美角度来研究，仫佬歌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或音乐，甚至文理不通，也就不可能研究出仫佬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三）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 

站在中国化的艺术人类学角度来讲，如果仅仅对民俗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运作机制有所了解，仅仅解决了人类学中的“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而没有解决这个研究能够“带给我们什么”，那么对其进行社会意义的研究，在人类学的领域中是不被允许的。在西方人类学界，学者普遍认为自己所做的研究不应与政治和社会牵扯上任何关系。这种价值问题，在他们眼中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就在于，在研究的过程中，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学术虽然看重自身的理论价值，但人们解释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更好地改造世界。在此意义上，学科发展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对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而不是划清界限去区分学科。人类学与社会学本来就不可分割，对本土资源进行发掘，对社会秩序进行重建，已不仅仅是人类学领域中的兴趣问题，而是更好地改造的必然要求。我们在对仫佬歌的研究中，体会到的是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对当今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说，对仫佬歌的研究对我国的社会和民族团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是西方艺术人类学所不具有的，这越发地体现了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 

结语 

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进行引进后，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区别最大的地方在于中国学者用人类学来对中国的社会及文化进行考察，而西方学者则运用人类学去考察异国他乡的社会及文化，这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最明显体现。同时还体现在注重民俗艺术的社会功能研究，以及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对世界的艺术人类学发展来说将会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诺埃尔·卡罗尔今日艺术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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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篇6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着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着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着《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着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着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着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着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着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着。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着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着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着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着,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着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着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着,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着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着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着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1] Wotge Lepenic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sociology of science, in "Sciences and Cultures", Edited by E.Mendelson and E.Elkana,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g, 1981, p.245,p253.

    [2]  Karin Knorr- Cewua: " The Ethnographie Study ofScienelifie Work: Towards a Constractivisl Interpretation ofScience, in" Science Observed", Edited by R.Knorr-Centina andM.Mulkay,Sage Publicalion Ltd, 1983.p.115,pp.117—118.

    [3] Yehuda Elkana:  A Programmatic Auemtt at anAnthronologg of Knowtedge in "Sciences and Cultures",P.6.

    [4] 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 《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5] Barry Barnes: Scientigie Knowtedge and SociologicdTheory. Roultedge Kegan Paul L td.1974.p.63.

    [6] David Bloor: Science and Socidl Image,  RonteedgeKegan Paul & fd.1976,pp.4—5.

    [7] David Bloor:  Wettgenstein- A SocialTheorg ofKnontedge, Macmillan Education L td.1987.p.83.

    [8]Michael 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fogrof Knonfedge,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79,pp.68—95.

    [9] Ethnography, Britanica Voi.4,pp.583—584.

    [10] R.S.Anderson: The Necessary of Field Method inFliedgm method of Scientific Recearch,  in "Scienees andCutlures,p.218,p.216.

    [11] Bruno Lalour: Laboralorg Life PrinCETon 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 Karin D.Knorr-CETina: The Monutacture of Knowledge,Pergamon Press,1981.

    [13]"Precoce",  in "Knontedge and Society:  the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9, 1992, " JALPress Inc.p.x.

    [14] David J.Hess: "Introduction:  The new Ethnography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ibid,pp.1—17.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篇7

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的科学，它试图依据人类的生活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并且特别强调尊重人类的差异性和文化的概念。

音乐教育学是研究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教育现象的一门学科，它兼具音乐学与教育学的性质。讲到音乐教育学中的人类学的观念与方法，则不得不提到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把音乐置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来研究，它既研究音乐的声音、概念、行为，也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是通过对异文化的考察和理解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本土音乐文化。音乐人类学颠覆了以西方的音乐文化体系作为理论框架的传统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中指出：音乐人类学既不是西方的音乐学，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人类学。总体上，音乐人类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音乐的价值观方面与西方音乐学趋向不同，它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建立全人类音乐文化的音乐研究。

从时代的视角来看，音乐教育学在学科方向和方法论上经历着后现代的学科转向和变革，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音乐教育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学习音乐教育，应该形成一种教育的生态学，要发挥音乐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不管是在音乐教育还是在音乐人类学中，观念的设计都非常重要。因为观念预示着行为，同时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又是不一样的。声音、概念、行为这一界定是音乐人类学家的共识，声音既包括有规律的，也包括非乐音的，而脱离了音乐行为，音乐音响便没有意义，因此在音乐人类学中，对音乐存在的理解，实际上是对不同文化中的音响及过程的总体组织。

在音乐教育学中，树立新的音乐价值观至关重要。文化价值相对论在人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音乐进行研究，必须联系它在某一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这就给了音乐教育学一定的启示，即不存在教育方式的刚性约束，音乐教育教学的内容应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文化价值相对论也是多元文化价值的基础，音乐教育学向多元文化渗透已是不可抵挡的趋势。

以下是人类学的概念和主张，对音乐教育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一、强调差异性

认为教育的文化背景不是普遍的、统一的，反对把教育变为同一性的，强调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体验差异性。

二、对欧洲中心论的质疑

人类学认为各个民族种类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以欧洲或西方为权威的神话应该被消解。教育不是复制文化的手段，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可称为拥有教育价值。

三、研究方式的转变

人类学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思考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尊重个体，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对一种新的教育方式的向往

篇8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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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在将音乐安放在文化背景中来研究这一点上学者们都是达成共识的，但是，事实上，这一点并不是一个学科的性质。作为一个学科，它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如自然科学的数学，其实一个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学科，研究对象是数；人文科学的心理学，其研究的是人的认识、感情、意志等心理过程以及能力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研究对象是心理活动。那么，ethnomusicology研究的是什么呢？无疑，其研究的是“音乐”，也由于它的前缀ethno字面指向为“民族”，具有了“文化”属性。也许正因为此，ethnomusicology在国内的不少论述中被翻译成为“民族音乐学”。但是，音乐、民族和文化并不是ethnomusicology的专利，音乐学大学科中所有的研究对象也同样都包含了这三项内容。哪一种音乐不具有民族性？哪一种音乐与文化没有关联？

虽然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ethnomusicology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音乐传统和文化现象上，主要关注于依然存活着的口头音乐传统。但是，随着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它的研究对象已经涵盖了人类所有音乐活动的类型、方式和事项，不仅是当下的内容，而且历史的音乐传统同样也已经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因为传统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任何一样音乐现象，包括西方古典、偏远乡村、城市流行和远古遗址的，都脱离不开民族和文化的关联。

从方法论的角度，更是体现了ethnomusicology的多元性和人文性。其非常年轻，也因此富有活力。由于年轻和具有活力，它是那种接受型的。ethnomusicology的发生、发展是与许许多多的人文思潮的理论和其他学科密切相关的。例如，19世纪前的文艺复兴的人类学、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和谐的普遍性、音乐的共性历史，19世纪的人种学、人类学、进化论、比较音乐学，20世纪初期的人种描述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地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扩散论、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20世纪晚期的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结构主义、认识人类学／民族科学论、符号人类学、演奏、经验和沟通、人类学、反映论的人类学、批评人类学等等①。然而，事物总有其两方面的特性。其得益于众多学科，同时也受制于它们。即便是译谱和音乐分析这两种音乐技术性最突出的手段，目前也还没有形成ethnomusicology“专利性”的方法。更不用说所谓“学科”特征性的“田野考察”，那是人类学的专利。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其性质、方法、范畴来看，ethnomusicology作为一门“学科”是难以界定的。

那么，ethnomusicology是什么呢？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它的观念、思维和思想主要来自于人类学。

笔者在不少场合和叙述中，一再强调2001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有关“音乐学”界定的意义，即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而且与ethnomusicology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正因为如此，笔者提倡以音乐人类学的称谓，并以其为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来理解、倡导和从事ethnomusico

logy领域的研究，将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基于这样的学科认识，本着“宣传音乐人类学学科理念、培养年轻学人对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和参与”的宗旨，于2008年9月27至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举行了第1期“音乐人类学专家讲习班”。

出席讲习班的八位专家皆为在国内的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成员，即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萧梅、韩锺恩、汤亚汀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管建华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航空学院艺术学院的薛艺兵研究员，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宋瑾教授。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苏州职业大学、南京晓庄学院，以及山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音乐学院、新疆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马鞍山师专、淮阴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的70余位学人参加了这次讲习班。

讲习班采用“专家演讲”、“专家对学生论文点评”以及“自由互动交流”的方式，对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众多问题进行了演讲、点评和讨论。演讲专题涉及了国际视野、中国国情、区域特色和个体经验几个方面：1．哲学基础――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哲学，韩锺恩的《通过人类学与历史学材料读解》，使用哲理的、哲学的解读来阐释对史料的理解，从而提出了思想推理的方式；管建华的《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在哲学基础上对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进行比较。2．世界音乐多元化理论――文化价值取向，汤亚汀的《博尔曼〈世界音乐〉译后：后现代的空间意义与文化地理学若干概念解读》，通过对《世界音乐》这本书的理解，加上自己的实践，谈及了音乐人类学出现的新理念与新思维，特别提出了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地理学；宋瑾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价值立场冲突》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对待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的取向问题。3．历史与当代――城市音乐专题（上海／群体），洛秦的《新历史主义与区域音乐社会研究――论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一个专题的视角，特别集中在城市的区域，讨论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薛艺兵的《音乐造神运动――对歌星崇拜现象的人类学阐释》同样集中在城市的区域，谈及了历史崇拜、原始信仰在当今社会中的新的解读方式。4．传统与当代――仪式音乐个案（族群／类型），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的理论构架及研究方法――以布朗族音乐文化志研究的“社会－个体”两维视角为例》，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探讨了布朗族音乐文化丛系统，提出了较好的仪式音乐的研究模式；萧梅的《巫乐研究新探》通过“巫”这一群人，从一个案例解读了音乐是如何唱的唱给谁听的，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信仰认知中的宇宙观，探讨了音声的意义。

讲习班上，专家对1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所宣读的论文进行了点评。学生们的论文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胡斌的《古琴文化群体差异及其变迁――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古琴发展为例》、陈超的《江苏省姜堰市里下河地区清明节气中的会船与龙会》、黄婉的《飞地音乐：一种民族认同的表达――以上海韩国离散群体的传统音乐经验为个案的考察和研究》、高贺杰的《错位・接受・认同：谈鄂伦春族民歌〈高高的兴安岭〉》、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咏莲的《音乐人类学家视野下的音乐教育――约翰・布莱金的个案研究》、硕士研究生唐Z的《湘西龙山县土家族“打溜子”传承的研究》、陈培刚《邵伯锣鼓小牌子之文化哲学研究》，南京航空学院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高舒的《八寸戏偶 五指乾坤――传统漳州布袋木偶戏艺术特征研究》、刘继方的《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大众传播》，以及苏州职业大学杨海滨的《同里宣卷音乐研究》。专家们对学生们的论文从选题、田野手段、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论述结构、学术规范、陈述方式以及结论等学术思考、学术逻辑、学术表达等进行了点评。

讲习班取得了与会者一致的认可和好评。它介绍了当前音乐人类学学术发展新趋势、研究新理念，其所处的国际学术环境和新思潮。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外来学术思想和方法，如何使得其更为适合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音乐传统，探索中国经验的音乐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尤其重要的是使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培养年轻学者和接班人将其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希望E－研究院的讲习班能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为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编号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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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藏北人家》 人类学 纪录片

人类文明史经历了畜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大致过程。《藏北人家》选取的主人公是居住在藏北高原上一家普通的游牧民,该片的题材和主题远离人们所熟悉的现代文明,边缘化的题材本身所蕴含的人文内涵,使其具有了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价值。

《藏北人家》描绘了一幅幅古老文明形态的图画,记录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向现代文明过渡时的心灵轨迹。通过记录一家人的生活场景不仅展示了中国当代多元交存的文明状况,而且捕捉了文明演进的某些瞬间。同时,将边缘题材置于与之共时的现代文明语境中审视,对过去时态的文明形态的现在时关注,为处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的过程中的人们,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契机。

一、《藏北人家》的人类学意义

《藏北人家》记录了一种边缘文明形态下的普通人家生活。与现代文明相比,正因为它的滞后才得以显示出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形态。滞后的文明形态在现代文明的覆盖、牵引之下,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持了文明的原生性。

在这神秘的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雪山之衅,美丽的纳木湖,生活着一群牧民。其中有一户,男人叫措达,妻子叫如锥,他们有7个孩子。措达一家有200只绵羊和山羊,40多头耗牛,1匹马。靠放牧这些牛羊过活,经济收人在藏北属中等水平。他和当地牧民一样,用卖羊毛的钱,购买政府供应的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全片通过拍摄措达的放牧生活以及牧民们独特的饮食、起居、婚姻、祭神、审美、嬉戏等,真实记录了藏北牧民独特的生存方式。这种真实再现的手法让我们对藏北高原的文化风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对于异族生存状态的记录,对观众而言有陌生化的效果,对深处现代文明下的人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而《藏北人家》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吸引。

《藏北人家》的本意在于通过纪录,向人们展现人类文明状态的演进中的过去时,使其具有厚重的审美感。藏北高原高寒缺氧,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刮大风,夜间温度通常在0℃以下,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选择这平均海拔几千米以上的高原作为自己的生存之地,他们的生存方式在外人看来原始而又艰难。它让处于这一文明形态之外的人们,从措达一家的生存状况中或许更能体会到关于生命的本质意义。正因如此,作者王海兵才将该片定义为最早拍摄的人类学影片。他认为:“我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类学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我拍纪录片的时候。也没有研究过专门的书籍,从一些杂志上了解了一些。1990年拍摄《藏北人家》,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运用了人类学的眼光在创作。后来,在我拍完《藏北人家》以后,接触到‘影视人类学’的概念,有评论说《藏北人家》是影视人类学的作品,也有国外的纪录片制片人向我提到影视人类学并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同时还向我约稿拍这方面的片子,因此我就特别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这时候,才接触到“‘田野调查’的字眼,才知道国外还有影视人类学这样的学科以及这方面专门的电影节。我觉得,影视人类学的创作方法和我的创作观念很对路,就开始自觉地以人类学的眼光来丰富我的创作,可以说,从选题到制作,我受人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①

二、纪录片引发的思考

关于人类学影片、电视片拍摄实践中的“虚构”与“真实”,一直是纪录片争议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都各持己见。如陈景源认为,真实性是人类学片具有核心意义的特征,人类学影片的真实性应体现在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环境、真实内涵四个方面。构成人类学影片独立风格的基本要素为:科学真实性、直接形象性和信息完整性,三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离开它就没有人类学影片。对于拍摄者而言,真实性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就不是合格的。

“真实”这个概念似乎永远与纪录片理论纠缠不清。作者为方便拍摄,与助手搭建了一个帐篷,似乎措达成了摄像机面前的“表演者”,从拍摄的角度看,有的场景如拍一家人如何剪羊毛,或许会有“组织拍摄”的嫌疑。虽然影片追求纪录片的真实,但影片呈现的始终只是现实的局部或某些方面。纪录片试图通过真实来建构影片与历史的关系,达到“真实再现”的目的。历史纪录本身是依靠镜头去建立的,是建构起来的。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一个发现的角度去看历史。所谓“真实再现”,其实考察本质就是影片能否建构与历史的和谐关系,“真实”不在于创作者是否用了纪实手法,纪实手法拍下来的,很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它更有欺骗性。我们探讨真实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时候,更重要是看从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是基于什么样的纪录良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就必须重新强调纪录者的立场和道德良心在纪录片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唯一能够保证纪录片真实性和权威性的东西。纪录片导演面对拍摄对象的时候,要用一种谦虚和敬畏的态度。”②自有纪录片以来,不同年代的电影人及电视人都在为有效实现真实与纪实而不懈努力、执着探寻。时至今日,真实与纪实依然是个悬而未解的难题,而纪录片则因此发展着、丰富着。笔者认为,纪录片更应该想着如何在影视手段的表现范围内,提高纪录片的认知功能,使其尽量在追求“真实”的目标驱动下,探索人类生存空间的深度与广度,以增进人类透过影像来了解过去、探寻未来、感悟人类生存的意义。

虽然《藏北人家》具有人类学影片的要素,但王海兵并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拍摄并不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只是他的拍摄思想带有一种朴素的人类学思想。影视人类学片拍摄的早期,强调拍摄的客观和真实,并用客观和真实这种标准来要求评价人类学片的拍摄工作。客观和真实引申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人类学家在拍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客观、超然或客位的态度来反映被拍摄对象,并避免在人类学片中带入拍摄者的情感和偏见或避免影响被拍摄者。“纪录片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直接反映生活的一个片种。”③它从现实生活本身选取典型,提炼主题,通过电影影像再现生活。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可以把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因素融成一个艺术整体,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活的光彩、生活的气息、生活的节奏,使生活现实得到如实反映。然而纪录电影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而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剪裁;可以运用适当形式,把不同时间、空间的生活素材,根据特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王海兵的《藏北人家》在拍摄方式、镜头运用、结构安排等方面,以及影片在主题和人文意义等层面打破了此前纯粹纪录式的制作方式,片中融入了一些故事情节和其他的艺术手法。无论是在故事片中采取“纪录”手段,还是在纪录片中运用“虚构”策略,都表明作者自我反省意识。从王海兵的影片中我们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浑朴自然的美。运用人类学的观察视角进行记录拍摄,片中包含着真实的人,真实的言谈、举止。除了具有人类学意义外,它还具有较高的审美意味、引人深思的社会伦理意义以及较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学价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异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仪式的真实影视画面声音,有一种“原生”的张力,令人惊奇。“这些通过不同内容、不同层次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来的文化、生活样态的记录片,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类生活和文化遗迹的“活化石”,极具研究参考价值,对我们的生活也有某种启迪意义。”④■

参考文献

①孙黎,《人类学与电影电视纪录片》,中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

②吕新雨,《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academic.省略/academic_xsjd_view.jsp?id=4150

③许南明:《电影艺术辞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4

④张同道:《大师影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