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时间：2023-12-18 17: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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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领域里的许多著作都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作为文化功能论学派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为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开创了先例，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总共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创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成为民族学报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该岛居民的民族学资料为背景或依据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体”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写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学到的哲学方法对人类学进行全面修正，并从中创造自己的科学预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时代，从德奥哲学体系中学到批判经验主义和民俗心理学，这为他创立以经验和整体观念描述为特点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在英国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掌握了人类学的民族探险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故乡波兰的战争和分裂局势的痛恨，使他力图在异乡寻找稳定、统一而平和的社会模式。而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志，强调的自然是社会一体化、人类的需求、经验主义的描写等等“逻辑”。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作为民族志作家所处的背景深有意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压抑了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只在学术圈中表现他的科学精神。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三种批评：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有关 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 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1984年，杜亚雄提出：“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乔建中1985年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篇2
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是以研究“非西方”的音乐为目标的比较音乐学发展而来。经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在1950年出版的《音乐学》
(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其问题、方法及主要特点”中使用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1此后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应用开来。民族音乐学是客观的
置身于当地文化中考察音乐的，注重实践性与客观性的研究学科；强调文化和音乐相结合的方式；以“鲜活”的“田野”调查法著称。为收集和传承世界各国特色民族音乐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很长一段历史，并且从研究方法上与民族音乐学课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不仅强调作曲四大件的基础的写作
技法要求，而且力求在作曲者本人的主观感受下，结合含有中国特色的音调进而为我国音乐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了解，结合个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习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民族音乐学提倡将研究的对象置身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把文化背景和音乐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真实、客观的研究。确实，每种特有的音乐品种自有其生长的特殊社会文
化土壤，如果抛开文化只谈音乐岂不是有片面之嫌？音乐得以拥有特色就是因为特定的文化背景不断的给予养分滋养，才得以旺盛的生长。而采用民族音乐学的把音乐置于社会文
化大背景下的综合的研究方法，这种主观能动性极强的研究者主体实地调查方法，充分掌握研究对象主体及其客观的供其成长要素，正好让研究摆脱了片面的嫌疑，从而进行全面
综合的客观研究。这种民族音乐学所强调的音乐与文化的结合的观点，是非常值得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们借鉴的。
作为主观性极强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活跃的思维、丰富的富有逻辑的想像必然是利于创作的，但为了使音乐创作更具文化内涵，应使创作的乐思穿上“文化”的外衣
，使其更具内涵与价值。孤立的乐句可以说是音乐，但如果它是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岂不是更生动、感人吗？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融入了许多作曲者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创
作逻辑，而作曲者本人创作一首作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把客观的物质转化成作曲者本人的主观思维之中旋律生成的反映。这种自觉的吸收—转化—生成旋律的过程于无
形中影射了一定的文化因子。在这种自觉的反映文化的同时，再加入民族音乐学强调的把音乐置于文化背景之下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是首具有一定意义的感人之作。
2.民族音乐学学科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关系的观点。“‘局内人’和‘局外人’这一对概念指的就是音乐民族志双视角考察的分析方法。学界认为这是一种音乐民
族志学者在其考察研究过程中兼从主位与客位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交互性考察分析,然后从中产生中介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2 这种客观的置身之中与置身之外的“局内人”与“
局外人”的立场应大大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所吸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这门学科是依托创作者各异的创作思维而存在的主观性极强的艺术。之因为这门课程的创作主观性极强，所以才要更加强调客观评价个人创作的作品。换
言之，自己悉心创作的作品，必然是个人“局内人”身份的真爱之物，在创作完成后，我们应该邀请更多的“局外人”（观众）来审阅自己的作品，以求得更加客观的评价和改进
的良机。所以这种“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要大力推扬。
3.据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家尽力开阔新的研究模式，摆脱单一的学科建设，逐渐和音乐学其它学科相接洽，表现出和人类学等学科的融合式的发展。这
种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模式对西方音乐史学科建设也是有益的。理论研究应避免孤立的发展，不论是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还是其他相关的音乐学学科，都应该走出单科的圈子，相
互交流理论和方法，取长补短的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作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子应该尽可能多的涉猎音乐学其它学科的内容，开阔眼界，从而站在宏观的角度去研究西方音乐
史相关内容。
4.作为一门学科，研究人员都会遇到许多坎坷，应保持优良的心态以及对自己学科的钟爱和热情是必要的。谈到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法，就可预想到民族音乐学家深入
民间、走乡串户的调查，甚至需要与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接触，深入实地的体验以便得到最真实、客观的调查数据。在深入民间时，有时需要到及其落后的地方进行生活，做跟踪
式的民族志调查，研究者克服的困难与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但一代代民族学家怀着对专业的热爱以及对优秀民间音乐的向往为民族音乐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在昆曲音乐、
乐律学、中国古典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很精通的杨荫浏先生对我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贡献很大：“《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孔庙丁祭音乐》、《智化寺京音乐》、《单弦牌子曲
选》、《佛教水陆音乐》等论著，是他或由他率领部分研究人员，经过反复深入的现场考察、研究后所撰写的;而《昆曲掇锦》、《苏南吹打曲》、《十番锣鼓》的撰写，他本人就
曾经是这些乐种社班的成员，长期生活在这些音乐事象的田野之中，其融人音乐实际的程度是一般民族音乐学学者难以企及的。”3
作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子，更应该秉承民族音乐学家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积极的学习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专业，积极的深入我国富于民间音乐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深挖
掘我国传统的音乐旋律，把其融入到个人的创作之中。在个人的作曲道路上应树立中国特色的创作理念，在西方的作曲技法的基础上，深化我国特有的民族音调，使自己的创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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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音乐学 社区音乐 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社区是指由聚集在特定地域内，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特质和心理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社区文化是一定区域内社会共同体所反映出来的有关人的行为模式，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定向，地域心态等文化现象的总和。要想对社区音乐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借鉴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因为民族音乐学是通过对该民族成员是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的基本特征、生存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通过对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等因素进行田野调查，从中探索社区音乐活动的生存状态。
1社区音乐活动的特征
（1）传播性。社区的音乐活动可以根据居民的喜好开展，它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是学校教育所不能及的。社区音乐活动种类繁多，有合唱、秧歌、舞蹈、戏曲、乐队、群众艺术团等形式，能最大限度满足各类人群。这些活动无形之中有一种凝聚力，不仅让有艺术才能的群众聚在一起，同时，通过演出把爱好音乐的民众吸引在一起互相交流促进，成为传播音乐文化的载体。
（2）教化性。社区教育就是“在社区进行的旨在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素质并促进社区发展的教育活动”。“社区教育并不是仅仅指有关社区的教育，……它更重要的是社区的住民对教育拥有的决定权，以及为创造社区教育而负有的责任”。社区教育是提升居民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如社区合唱团包含指挥、声乐、伴奏艺术、合唱等丰富的技能和知识，并且，通过指挥在排练过程中，对音乐作品、艺术风格等相关知识的讲解，实际上发挥了一个“教育的角色”。
（3）娱乐性。现在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也有了很高的追求。丰富多彩的社区音乐活动给民众带来无穷的乐趣，“音乐对人们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感染力，特别是当人们作为音乐活动的参加者而不仅仅作为听众时，这种作用则表现得更为强烈”。人数由个别到群体，伴随着娱乐性由局部到整体，让整个社区的居民都参与到活动中，使身心得到放松和愉悦，让大家在闲暇、业余时间以乐修身。
2社区音乐活动的现状及问题
社区音乐活动多数是民众自发组织的，活动的随意性比较强。缺少统一的组织机构或体制，活动的参与者时间观念差，对排练活动不重视，处于一种随机、松散的状态。并且，社区中讲授音乐的专职人员较少，音乐机构不健全，导致社区活动不能正常开展。同时，由于青少年忙于学业，假期还要参加各类培训班，故很少有时间参加社区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员多数是儿童或离退休人员，在文化程度、对音乐的接受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3社区音乐活动的几点建议
3.1加强社区音乐活动建设
对社区音乐工作者采用聘用制度，请离退休的音乐教师对其进行专业的指导教学。培训的内容应该简单易学，同时要调动民众的学习兴趣。并根据成员对音乐的需求，采用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等形式进行培训。或者面向社会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吸引大量的高校优秀毕业生进入社区工作。
3.2社区音乐活动与高校教学相结合
鼓励教学经验丰富的高校教师或专业人士进入社区，对社区成员进行音乐传授，广泛吸收社区居民的意见，根据他们的需求设置教学内容。比如把地方本土音乐整理并改编运用到教学中，或者把社区音乐纳入高校的实践课程中，以选修课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不仅为学生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而且也解决了社区音乐专职培训人员短缺的难题。
3.3社区音乐活动与中国传统节日相结合
中国传统的节日，如中秋节、春节、元宵节等，在这些传统节日当天，让社区成员集思广益，自编自演一些与节日有关的音乐文化活动，这样不仅使传统的文化知识得到传承和推广，而且培养了社区民众的创新意识，社区节目也深入人心。
3.4社区相关部门予以重视
社区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力度，根据社区的情况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请高校的音乐教师到社区排练节目，组织不同小区的中小学生举办音乐会，在比较中相互交流经验，对社区里的一些特殊人群，如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社区音乐活动的相关负责人，应当邀请他们积极参加节目，通过音乐为他们送去温暖，让他们融入社区的“大家庭”中。
4结语
社区音乐活动对社区形成一个愉悦和谐的文化氛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参与音乐活动，促使居民把学习与娱乐两者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在活动中进行感情交流的同时，居民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和谐。并且要在政府的支持下，植根于社区群众，联合学校、企业等社会力量，从师资力量、活动内容等方面制定一个系统的社区音乐体系。
参考文献
[1] 叶忠海.社区教育学基础[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
篇4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
篇5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篇6
本文从我校的实际及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出发，从在我校民族预科班开设初等数学课程的必要性、教学时间安排、教学内容设置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当代科学技术重要标志之一的数学，在各行各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利用数学方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已成为衡量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以数学模型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定量研究已逐渐成为各领域科学研究的主流，这就要求科研人员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和方法。很多高校都把数学课程设为必不可少的必修课程，我校也把高等数学课程作为绝大多数专业的必修课程。
我校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医科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超过60%，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考民的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偏远地区，从小生活在本民族语言环境中，小学和中学都是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汉语基础很差，有些甚至连最简单的汉语都不会，而我校要求汉语授课，这使得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听课、看书和理解方面存在很大困难，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大学的学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疆内外招收民语言学生的高校一样，我校也开设了少数民族预科班，对民族学生进行汉语培训，提高其汉语水平，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初步达到能用汉语听课、看书并能理解所讲内容，参加并通过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要求。
我校预科为一年制，要在短短的一年中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达到上述要求，因而预科阶段基本是对汉语的学习，数学没有列入其中，这造成很多学生在进入高等数学学习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感到学习困难，产生畏难、厌学情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汉语水平差而造成的对数学知识的接受和理解比较缓慢，从而无法适应大学的授课方式，二是由于其初等数学基础较差而造成的学习困难。因此在预科阶段引入初等数学，通过对初等数学的复习来解决语言和基础问题就很有必要了。目前我校已重视这些问题，正在对在预科阶段增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进行论证。下面作者通过多年的教学经验，对在我校民族预科班开设初等数学课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 在我校民族预科班开设初等数学的必要性
1.1 适应高等数学的授课方式
中学数学每节课一般只讲一个内容，有讲授，有练习，授课节奏比较缓慢，而高等数学每节课要讲很多内容，单位时间的容量要远远多于中学，讲解的时间远多于学生练习的时间，授课节奏较快。由于语言问题，民族学生对所讲内容要经过倾听，转化成本民族语言，对照理解的过程，很不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授课方式，从而前期学习困难，产生厌学情绪，影响整个课程的学习。若在预科阶段先进行初等数学的复习，由于学生对初等数学的内容比较熟悉，对所讲内容的倾听、转化和理解要快得多，对所熟悉的数学知识更易掌握，这会使学生在对授课方式的变化上有一个适应过程，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后就能基本适应高等数学的授课方式。
1.2 加强民族学生初等数学基础
初等数学是高等数学的基础，拥有扎实的初等数学基础对学好高等数学是非常重要的。而我校民族学生多数来自偏远地区，当地教育资源贫乏、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水平不高，导致他们初等数学基础差、底子薄，部分学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掌握。如：分式的基本运算、简单的基本初等函数的图像、求定义域、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互化等都没有掌握，一些基本的函数运算公式都记不住，直接影响到高等数学的学习。在高等数学学习过程中补习初等数学的知识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利用开始的一两次课进行蜻蜓点水式的复习，对民族学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如果利用较多的时间复习，又会影响到高等数学的教学，如果在教学中缺什么补什么，既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又会使整个教学过程支离破碎。
因此在预科阶段对初等数学复习就成为必然，通过系统复习，回顾和梳理初等数学的内容体系和基本的解题方法，对没有掌握内容可以重新学习，对掌握不好的加以补足，对已掌握的进行巩固，特别是把其中对高等数学学习重要的知识点在这里予以总结、梳理、强化，不仅能够夯实学习高等数学的基础，为学好高等数学提供有力的保障，还能使学生提高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1.3 解决中学数学课程体系的变化对高等数学学习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中学数学课程体系有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对高等数学的学习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反三角函数是非常重要的函数，在高等数学的理论验证、计算中经常要用到，比如在验证函数的有界性、极限的存在性、利用三角换元法求积分中等。然而现在很多中学根本不讲反三角函数，认为反三角函数是三角函数的反函数，利用反函数的知识学生可以自己掌握反三角函数，这对民族学生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们缺乏自主学习能力。
再如：极坐标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坐标系，在高等数学中很多计算在极坐标系下是很简单的，而在直角坐标系中却是很困难甚至无法计算的，比如二重积分的计算等，因此在极坐标系下的计算方法是必须掌握的内容。但在中学，极坐标是选学内容，很多学生不选这部分内容。遇到这些情况，教师要花时间补充这些内容，时间有限且没有多余的时间练习，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学习相关内容时自然感到很困难。把这些内容放在预科阶段重点讲授，学生即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又有足够的时间练习，可以系统地掌握这些内容，遇到相关问题时就不致感到困难。
1.4 改变民族学生不爱记定义、定理、公式的习惯
众所周知，理解并牢记数学中的定义、定理、公式是学好数学的基本条件，任何解题方法和技巧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否则就无法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和技巧，也就无法学好数学。然而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拿记公式来说，有些中学为了给学生减负，只要求学生记一些最常用的简单公式，对比较复杂的公式不做要求，如换底公式、平方公式、积化和差、和差化积公式、万能公式、 等，而这些公式在高等数学中经常用到，如推导导数和积分公式中要用到换底公式，积分计算中要用到平方公式、积化和差公式，用洛必达法则求极限中要用到 ，等，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解题思路和技巧的拓展，也使学生养成了不爱记定义、定理、公式的不好习惯，以至于在高等数学学习中连导数和积分公式都不愿意记，这样能学好高等数学只能是一句空话，这种现象在民族学生中较为普遍。我们可以在预科阶段复习初等数学时，给学生讲清楚记公式对学好数学的重要作用，要求牢记相关公式，加强练习，边练边记，使学生养成记公式的正确方法和良好习惯，在学习高等数学时就会自觉自愿地记忆相关公式。
综上所述，从我校和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预科阶段开设初等数学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强民族学生学好高等数学的信心，为高等数学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2 合理安排初等数学的教学时间
我校开设民族预科班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汉语培训，达到能用汉语进行常用的听、说、读、写，能用汉语听课、看书并能理解所讲内容，参加并通过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要求。而我校预科为一年制，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达到上述目的，预科阶段以汉语为主要教学内容是毋庸置疑的，绝大部分时间要用于汉语教学。如果在此阶段增加初等数学课程，有可能还有物理、化学等其它课程，要做到即不影响汉语的学习，又要对初等数学进行全面系统地复习，就要科学合理的安排初等数学的教学时间。
首先教学时间安排在汉语水平考试结束后比较适宜，一方面这时候民族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能够进行基本的听、说、读、写，能用汉语听课、看书并基本理解所讲内容，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使教学顺利进行。如果把时间安排在一年里，前期民族学生没有汉语基础，根本无法用汉语学习初等数学的内容，也就谈不上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失去了开设初等数学的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由于预科阶段民族学生有必须参加并通过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的压力，学生的学习是以此为中心的，如果在考试之前增加初等数学的学习，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分散学习注意力，使学生无法把全部精力用于汉语学习，对汉语水平考试产生很大影响，更有可能对本科阶段学习造成严重后果，违背了预科的初衷。
同时，初等数学属于补习性质的课程，成绩好坏对学生能否进入本科学习没有影响，因此学生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他们更为重要的汉语上去，这会使学生的对初等数学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这样既影响了汉语学习，又没有学好初等数学，得不偿失。反之，如果把初等数学教学时间安排在汉语水平考试结束后，学生没有了考试压力，就可以以轻松的心态安心地集中精力于初等数学的学习，取得较为满意的学习效果。
其次，数学学习必须经过听课、消化理解，练习巩固的过程，才能较好地掌握知识体系、解题方法和技巧，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大学数学教学是汉语授课，一次两节课，100分钟，所讲内容比较多，由于民族学生汉语水平和数学基础较差，尽管初等数学大多数内容中学都学过，接受汉语授课还是有一定困难，因此在上课时间安排上不宜过多过密。如果过多过密，看起来时间很多，但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消化理解，练习巩固，教师也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课外辅导，而民族学生又缺乏自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对部分基础较差的学生，这次课的内容还没学懂马上又要学下面的内容，时间稍长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出现畏难厌学的情绪，有些甚至干脆放弃，反而不利于初等数学的学习。
根据以往民族班教学经验，考虑到有可能增加其它课程，每周安排4学时，且间隔3天较为适宜，这样可以较好地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在5月中旬，这样有7-8周，30学时左右授课时间。
3 合理选择初等数学的教学内容
初等数学知识体系庞大，内容繁多，涉及面广，因为授课时间的限制，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复习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应该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选则复习内容。复习初等数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好高等数学，我校高等数学学习的是一元微积分及常微分方程，以一元函数为研究对象，因此复习内容应以一元函数为主，对中学必学的内容只须简单地进行全面归纳总结，如基本初等函数和一些简单的初等函数的定义、定义域、值域、函数特性、函数图像、运算公式等，帮助学生回忆和巩固。、
对中学中不讲或选学的内容如邻域、有界性、反三角函数、极坐标等应详细讲解，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对高等数学中常用的其它内容如数列、方程、不等式、曲线及其方程等也要进行简单复习，了解概念及计算方法，而与高等数学基本无关的内容如排列组合、概率、向量等内容就没有必要复习。
解题训练是学好数学，提高数学能力必不可少的手段，做大量的习题可以使学生把数学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反复应用，使得对所学内容理解更为深刻，记忆更加牢固，丰富解题方法和技巧，培养和锻炼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学之以用，因此加强对民族学生的解题训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要注意到民族学生基础差，上课时间少的现实，应该注重基本解题方法和技巧的训练，而不应追求繁复和高深的方法和技巧。否则会使学生产生想不到，学不会的心理，出现抵触情绪，达不到训练的目的。
做好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重要保障。合理地安排预科阶段学习课程，既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又可以为其它一些课程在本科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篇7
一、美术教育实习在少数民族学校试点的意义
(一)培养美术师范生扎实的教育教学本领 到少数民族学校实习，相对艰苦的实习环境能锻炼实习生艰苦创业的思想品德;促进他们在综合运用所学的美术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于教育教学实践中，应地制宜，关注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努力开发利用当地美术课程资源的探究精神。同时，培养实习生用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去对待具有不同民族信仰和民族习惯的学生，多从学生的角度地探索适合于各地学校美术教育教学的方法，从而在教育实习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美术教师。
(二)加强高等美术师范院校与少数民族学校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在少数民族学校的美术教育实习，能检查高等美术师范院校的教学质量，总结经验; 了解基层学校对美术教师的要求，更明确培养目标;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在美术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从而促进其教学改革。反之，美术教育实习也给少数民族学校带去了新的教育教学理论，带动学校美术教学及美术活动的开展。加深人们对美术教学的认识，有利于国家素质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弘扬、传承民族艺术文化 通过实习，促进美术师范院校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带动学术界研究传授民族艺术文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课堂上科学、系统地学习民族艺术文化。增进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在少数民族学校进行美术教育实习的内容 实习内容通常包括有班主任工作实习、课堂教学实习、美术活动指导等内容，有计划地引导实习生进行教学实践工作。
(一)班主任工作的实习 实习生通常吃住在实习学校，这给实习老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他们常与学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很容易与学生沟通和交流，但因初次走上教学岗位，面对几十名具有民族艺术文化背景和个性的学生，更需要实习生虚心学习，积极请教。 I、向有经验的班主任学习带班经验，如: 组织班级的方法;了解研究学生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开展班级活动课等等。同时要与原班主任多交流，了解班级原有计划，班级基本情况，以便展开工作。 2、实习教师要学习给学生进行教育的方法，如给班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督促学生学习、指导学生生活、组织学生劳动，帮助班委、共青团开展工作等。在这一过程中，实习老师要吃苦在前，做学生的榜样。 3、深入了解学生，采用家访、联艺、交友等多种形式，增进师生间相互了解和友谊。其中联艺活动可以让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学生展现其多姿多彩的一面，也为教师积累教学资源服务。
(二)课堂教学的实习 课堂教学是美术教育实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备课、试讲、上课、听课、评课等环节。它是锻炼学生综运用所学知识指导教学实践，形成其教学能力的关键。 (1)课前准备 充分的课前准备是上好课的前题条件。在平时的工作中，深人了解授课班级学生的情况，广泛收集、整合学校美术教育、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民族艺术等多方面的资料，形成 “研究型教师”;的意识。针对某一节课，从学生需要出发，设定与地方民族艺术文化相关联的教学内容，准备学生喜闻乐见的图片、音乐、视频资料，提供学生表述观点的各种问题，布置学生感兴趣的绘画作业等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进行试讲，进一步完善整个教学设计。 (2)课堂教学 少数民族学校学生非常朴实，学习认真，都能积极配合老师教学，尤其欢迎远道而来的实习教师上课，实习教师要利用好这一优势，以亲切热情的教态和激情投人到教学中，抓住教学重点，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讲授课程知识，针对难点，耐心启发引导，创造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师生互动，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观点，及时给予肯定和指导，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潜心体会、领悟教学各环节所起的作用和需达到的教学效果。 (3)听课、评课 这是教学的总结与反思阶段，仔细分析课堂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优点和不足，有助于不断完善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三)美术活动课的指导 美术活动是在课堂之外引导学生进行各种有意义的美术教学活动。少数民族学校的学生从小受到民族艺术文化的熏陶，对美术极为热爱，有的同学还掌握了刺绣、织绵、蜡染、竹编、剪纸等基本工艺，美术活动课提供给学生展示特长和相互交流的机会。此外，实习老师可以更系统地传授美术知识，提高学生对美术的认识，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逐步深人素质培养。
三、美术教育实习在广西融水县民族中学试点的成效 广西融水县民族中学处于融水县城东南部，它有着较长的办学历史，聚集了来至四周村寨的壮、苗、瑶等民族学生一千多名，当地政府对该校建设投人了相当的资金和精力。学校教学设备完善，教学质量优良，是该县值得骄傲的一所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中学。我院2002届、2003届的美术教育实习先后在该校进行试点，效果显著。
篇8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障碍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11-0073-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4.019
1 . 引言
第三语言（L3）习得（简称三语习得）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已经掌握的第二语言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Jessner， 1999）。它的研究缘自欧盟在政治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奉行多元化语言政策，促进外语教学，培养多语种人才的社会和教育背景，并随着第二语言（L2）习得研究的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国内针对语言习得更多关注“二语习得”，对多元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缺失”实证和理论研究。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学习是双语情境下的三语习得过程，习得语言顺序为L1（母语：维吾尔语）L2（汉语）L3（外语，一般为英语），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双语正向迁移和双语逆向迁移，也涉及三语正向迁移和三语逆向迁移，三种语言文化相互迁移、影响、促进或干扰，加之学习者层次类型的不同（民考民、双语班和民考汉）等诸多因素，使得地缘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学生的三语习得极具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过程也表明L2在L3习得中的意义，在新疆地区，民族学生总体还是通过L2习得L3。前期问卷调查研究显示（学习动机与个案研究），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即――内在动机很高，有很强的外语学习需求；前期个案对比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三语习得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却又有诸多的阻碍因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如此浓厚的兴趣得以夭折，使得其语言习得能力难以提升和持续发展呢？鉴于此，本研究针对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以维吾尔族为例）进行特色调查与研究，从地区差异，社会语言环境（社会环境、语言环境、家庭环境、教学环境），语言类型距离，外汉语学习时数，文化差异，情感心理等诸多方面对影响L3习得成效的相关因子进行分析并检验其相关性，力求找到不同阶段三语习得存在的问题、习得障碍的层面、程度和原因，通过研究力求提供反馈和有效对策，旨在提升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能力，提高民族地区外语教学效果。
2 . 研究设计
2 . 1 研究问题
2.1.1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三语学习需求调查
2.1.2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现状调查
2.1.3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障碍归因分析
2 . 2 样本选择范围
在新疆六所高校开展了调研，受试者随机抽取。对不同年级非英语专业的不同类型维吾尔族本科生（民考民、双语班和民考汉）188人开展了问卷调查；对新疆高校从事一线教学的45名英语教师（民汉）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南北疆地区以及首府的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开展了对学生44人（民考民、双语班和民考汉）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教育专家和英语教师（都包括民汉）36人的个人访谈；对一所高校的三名维吾尔族学生（民考民）进行了个案研究；调研范围涉及面较广，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三语学习情况，从而使三语学习的研究更具延续性。
2 .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查、个人访谈、个案研究的方法收集数据。问卷对影响L3习得的诸多变量做了具体设计以检验其相关性。发放学生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8份，有效率为94%。发放教师问卷45份，回收有效问卷45份，有效率为100%。访谈少数民族学生44人，访谈相关部门负责人、教育专家和英语教师（民汉）36人。
3 . 研究结果与分析
3 . 1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三语学习需求调查
数据显示，81.4%的学生认为民族的进步和发展需要掌握母语、汉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认为多种语言文化学习对语言水平和语言认知有很大帮助。同时，孕育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也独具语言天分，在听说上表现较突出。
从学习动机和个案的调研数据分析，少数民族学生对外语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学习英语主要还是内在动机起主要作用，有较强的外语学习需求。
3 . 2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现状调查
在188个样本数据中，民族学生来自经济和教育基础较薄弱的城镇农村共占比65%，占到绝大多数，且父亲母亲的文化程度偏低。普遍意义上就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三语习得现状来看，由于生源地等诸多因素和学习者层次的复杂性（民考民、双语班和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基础包括汉语和外语都较差，三语学习费时低效，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具体来说，在有些学校，由于民考民和双语班学生高考不考外语科目，没有开设外语课，即便开设了由于师资不达标、学习内容很简单等造成学习者外语底子薄，学习目标不明确。又由于语用环境的缺乏，三种语言学习十分吃力。这和当地的社会环境、语言环境、教育教学环境和家庭环境都有关联。
3 . 3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障碍归因分析
3.3.1 语言类型距离
维吾尔语、汉语和英语分属截然不同的语系。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族，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不同语系的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特征，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之中，在语音、语调、词汇构成、语法结构、语言习惯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由于母语（L1）、汉语（L2）和英语（L3）三种语言的相互冲突、迁移、影响、作用或干扰，民族学生在外语习得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不同语系的语言差异的影响，要在三语中进行概念选择、语码转换和认知加工，L3习得过程经历三层语码转换，并受到汉语水平的制约，这势必会带来更多的负迁移和语言障碍，对学习者的输入和产出速度及效果产生影响。
3.3.2 文化差异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英语学习时既要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又要受到英语国家文化的影响，加上自己的本族语，三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产生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迥异远远比汉族学生深刻，容易造成比汉族学生更多的“文化诧异”现象，他们学习英语的过程是其母语、汉语和英语三种文化交互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认知的转换，这样会给少数民族学生带来更多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障碍。调查发现，所有的教师问卷都认同文化教学对语言习得的重要意义，认为中西文化教学融入对L3起到积极的作用；97.7%的民族学生认为了解文化背景有助于语言学习，可以提高学习兴趣，更好地应用语言，利于有效沟通。
3.3.3 外语（L3）学习情况
（1）外语课开设情况
调查了解到，很多学校在初中阶段为民族学生开设了英语课，到了高中阶段，由于民考民和双语班的学生高考不考英语科目，便取消了英语学习，使得外语学习出现了“断层”，缺乏连续性。从学生步入高校分级分班情况数据表明，预备级的有95人占比71.4%，所占比例最大，分到一二级的仅占28.6%。可以认为，学生进入高校后外语学习又从零开始，费时低效，影响整体水平。
（2）每天学习外语时数（指课外学习）
数据显示，课外每天不学英语或学习英语一个小时的有103人，占比55.1%，比例最大；2小时之内的有71人，占比38%；3小时及以上的占比6.9%。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普遍较少。而语言习得时间长短和水平程度可以直接影响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效果，即大量接触目标语及高水平的习得者往往涉及更多的语言正迁移，习得效果优良。
3.3.4 汉语课开设情况、开设时间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由于双语教育教学在新疆的普及和发展，L2在中小学的开设时间普遍较早，有的在幼儿园就已开设，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总体效果欠佳。新疆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是通过L2习得L3。数据也显示，在理解英语词汇时，民族学生选择经常或有时会借助母语或汉语的占比83.8%，认为汉语对英语的学习有很大帮助的占比94%。这些都说明地缘背景下汉语对少数民族学生外语习得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不懂汉语或者汉语水平低下，在外语学习中理解与接受上就会表现得相对迟缓，给L3习得带来障碍。同时，采用非参数统计列联表方法检验两个变量关系，数据表明汉语开设的时间早晚对汉语和英语学习有显著影响作用，开设的时间越早，对L2，L3学习的帮助越大。
3.3.5 外汉语等级考试对比
以大学二年级学生的MHK级别（MHK，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新疆高校要求民考民和双语班学生需取得MHK三级甲将准予获得毕业证）和大学英语四六级为例，不同类型学生与通过英语级别的差异性分析显示，民考汉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最高，无论是英语四级还是六级，他们的通过率均高于双语班和民考民的学生，而双语班学生汉语水平低于民考汉学生而高于民考民学生，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高于民考民学生。民考民学生的汉语水平相对最低，英语过级率也最低。可以看出不同性质人员的汉语水平与英语级别存在显著性差异，MHK级别越高，外语的通过率越高。另外，从调研学生的高考入学汉语成绩分析也说明了这点：若L2高考入学成绩较高，则L3习得效果和成绩较好，反之亦然，两者呈正相关性比例趋势。可见，二语习得水平能有效影响三语习得效果，研究也发现二语在三语学习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已学语言知识有助更多语言的习得（Yan-Kit Ingrid Leung，2009）。
总体来说，除民考汉的学生外，民考民和双语班学生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考试目标和学习目标，外汉语等级考试通过率很低，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三语习得严重的阻碍因素。
3.3.6 教材使用情况
调研显示，基础教育阶段使用的外语教材内容较简单，而大学基础英语的教材又相对较难，如词汇量很大，难以驾驭，且所学的词汇用不上，难以衔接，出现“断裂”现象。72.63%的教师认为使用的教材不合适，建议教材要符合少数民族学生的情况，简单实用，建议通过调查编写和他们中学英语水平相衔接的教材。
3.3.7 情感心理
调查显示，社会各方，包括学校、教师、家长、同学和朋友对外语学习关注度不高，没有制定明确的教学和考试目标，致使个人不能确定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加之学习方法学习策略不当，造成自身动力不强，信心不足，缺乏学习的毅力和耐心。81.8%的学生虽然有着良好的外语学习动机，对三语文化的差异具有好的感知力，由于三语学习的跨度较大，焦虑感不断累积，成就感逐步消失，耐力和兴趣也逐步消退。另外，由于英语学习相对汉语来说欠缺语言环境，实际运用机会少，学生边学边忘，从而影响了三语习得效果。
3.3.8 高校师生、教育管理者和专家对外语教学所持的观念、建议及相关信息
（1）教师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所调研的高校数据显示，外语教师趋于年轻化，职称、学历、学识理论与教学实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81.8%的教师最近一次参加培训的时间段集中在近十年，需要加强培训，不断更新理论和实践技能。
（2）师生三语习得理念分析
调查发现，97.73%的师生都认为L1和L2的语言基础和语言学习水平对L3有影响，体现在语音语调、词汇、句法、语用等多个层面，即：若L1、L2习得能力强，则对L3有促进作用，L3习得效果优良，反之亦然。原因是平衡双语者有利于L3习得，三语或多语的学习对语言习得有帮助，学习者具有更多语言学习经验、语言敏感性更强，他们可以从L1、L2和L3的相似性来获得更大的正迁移；77.78%的教师认为语言类型或语言距离和语言学习相关，母语、二语和三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对三语习得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同一语系或语言距离相近则利于诸如语音、词汇、语法的认知，学习起来更加容易些。
学生认为由于接触英语时间短，没有语言环境，边学边忘；另外缺乏少数民族语言的英语学习工具和学习资料，因而学习阻力较大，如维英版词典、教科书、课外阅读书籍等，这些可以帮助他们借助母语直接习得外语；从英语中最难学的技能数据分析，对于民族学生而言，语法是最大学习障碍，其次是写作、翻译和阅读；从影响英语学习效果的因素分析表明，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大班授课是最影响英语学习的因素，其次是学习兴趣、语言环境和教材内容的难易度和趣味性。
（3）教育管理者和专家访谈结果分析
从宏观上讲，新疆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一客观事实，是形成障碍的不利因素之一。另外，合格的双语师资、三语师资、专业英语师资欠缺，现有师资教学能力参差不齐，教学资源匮乏，教学手段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教学需求，致使英语教育教学水平相对偏低，由此造成民族学生英语基础参差不齐，汉语水平高低不一，学习状况两极分化严重。由于前期阶段在师资配备等层面造成的外汉语底子薄弱，直接影响大学阶段的L3学习效果。从而可以看出，中小学阶段的汉语师资配备同样不合理，不符合民族学生的语言认知规律，给之后的L3学习潜伏了障碍。
4 . 结语
上述综合因子使得民族学生浓厚的兴趣得以夭折，造成其语言习得能力难以提升和持续发展。对少数民族不同类型学生的三语习得研究结果发现，非平衡双语者三语学习没有呈现出按掌握语言数量的增长而语言习得得以发展的趋势。学习者的基础语（L1，L2）或目的语（L3）的语言能力都较弱，语言产生能力的自动化程度较低，致使他们的语言认知能力也较弱。
针对新疆如此庞大的少数民族学生L3习得的研究无论从研究队伍、研究层面和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都相对匮乏，然而，新疆三语教学和多语现象日趋普遍，对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成效进行实证研究有利于提升其语言习得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符合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和整体素质提高的现实需要，对于我国三语习得研究和外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以唤起教育工作者对多元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研究的关注，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学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教学实践，并对语言文化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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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民族学生 文化适应 生态环境 养成
[作者简介]黎翔（1967- ），男，江西赣州人，赣南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学、教育学。（江西 赣州 34100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2-0182-02
高校民族学生入学后，由于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往往面临诸多问题，学生主要表现出急躁、焦虑、情绪困惑、孤独感、压抑感，甚至是暴力倾向。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不仅影响其成长成才，还直接影响其对国家、民族和主流文化的认同。在调查中发现，民族学生在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上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从相关程度上来看，民族学生的主观支持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相关系数最高，客观支持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自我效能感越强，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男生的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女生，内高班学生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民考民学生；与民族学生社会支持呈现显著相关的因素除了自我效能和生活满意度外，还有学生类别因素。不同学生类别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民考汉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最高，民考民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最低。
一、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作为一种人类学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涵。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题教育，其活动开展必须符合我国中学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遵循现阶段我国教育的新的课程理念和实践内容。文化的适应是在多种文化背景和环境中开展的。上升到理论面来说，就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影响过程。
二、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模式
本研究在生活方式、习俗、人际关系以及语言等方面考察民族学生对流出地文化、流入地文化两个维度的态度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两个标准对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文化适应模式进行划分：计算每种适应模式的得分情况，以得分最高的适应模式作为民族学生当前的文化适应模式；在文化适应模式的选择过程中，需有较明确的自主选择意识。本次调研对象所使用的文化适应模式为：整合模式274人，隔离模式14人，同化模式7人，边缘模式5人。可见，民族学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主要采用整合模式。鉴于90%以上的民族学生采用整合模式，所以本研究按照每位同学整合模式得分高低进行分组，得分前27%的为整合模式高分组，后27%的为低分组，然后对高低分组进行方差分析，见下表。
结果显示，整合模式高分组的民族大学生在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方面的得分均高于整合模式低分组，且在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方面差异及其显著。这说明使用整合模式的学生在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以及自我效能感方面表现较好。
三、 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因素
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一是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一定的学习类型与文化相关。当教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类型相适合时，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学校的态度明显改善，学生违纪的现象明显减少。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学生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生活经验丰富和生活技能较高的学生自然、文化和社会适应能力相对较高。二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文化适应、智力和学校教育三者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个体任何一个方面的表现既受他两个因素单独作用的影响，又与意志、人格、道德等心理因素与文化适应中的心理适应直接相关，承担着智力的始动、定向、激励、强化和保证功能。三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体现了文化的平等意识、反思意识、互补意识和发展意识。任何族群、个体都有文化自觉的意识和能力。文化自觉行为具有较大差异，表现为文化接触者能否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消除文化间的误解和偏见，并按照新的文化环境调适的能力。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内在因素还有家庭经济的收入、父母文化水平等。
外在因素：一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二是制度理念环境不同，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教学模式及评价机制等。学校制定执行的规章制度没有体现民族平等，文化平等，教学模式忽视民族学生个体和群体性差异，评价机制不健全，势必会对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学校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三是社会支持环境。社会支持对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消除个体心理障碍，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从调查来看，主观支持对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最大，支持利用次之，客观支持影响最小。
四、高校民族学生成长成才环境的养成策略
1.健全工作机构，加强队伍建设。设立由统战部、学工部、宣传部、校团委、保卫处、教务处和后勤等部门和院系共同组成的民族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和解决有关民族学生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民族班或民族学生较多的院系，要有专人负责民族学生工作。选派政治素质好、思想作风过硬、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热爱民族学生工作、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教师担任民族班或民族学生较多班的班主任。定期对相关教师进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知识，提高工作能力和育人水平。
2.制定规章制度，健全支持体系。根据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符合本校实际又贴近民族学生特点的民族学生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等，依据规章制度对民族学生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在民族学生工作中，各院系要严格遵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开展教育和管理，统一标准和要求，杜绝教育管理工作上的不一致性。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和学籍管理规定，降低学习要求，制定特殊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建立民族学生支持体系，对他们给予经济、生活和心理上的有力支持。
3.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校园文化是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映了学校的精神风貌。校园文化精神是全体师生产生强大凝聚力、创造力、适应性和持久性影响的根源。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民族学生来到学校后，感觉到家的温暖，对多元文化给予认同。在重要的民族节日，组织、动员民族学生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给民族学生提供展示才能的舞台，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他们与其他学生的文化交流和深入了解，加深同学间的感情和民族团结。加强汉族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育人氛围。
4.完善文化关怀，建立适应机制。加强学业指导，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整体上保持高度的学习热情，只要打好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良好基础，专业学习同样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专业课不单独编班，将少数民族同学融合在全校同学人才培养体系中，促进少数民族同学与汉族同学积极开展学业交流。同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特点，以人为本，实施个性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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