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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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重新回归人本身：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

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图式”学说关注世界的本源，探究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原则，热衷于对终极世界的猜想，这是一种有关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学说，它基本上外在于人，尤其是外在于人的丰富内心世界。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发现人、尊重人等口号，但这场运动主要朝向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这样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而并未回到作为更为本体的人的内心世界。然而，十八世纪以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对理性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开始以直觉、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这些与个人联系更为密切的心理元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弃了有关世界本源以及客观规律的宏大叙事和终极探索，以非理性取性，开启了一个被称之为非理性主义或称人本主义的哲学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以非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本主义哲学第一次真正启动了哲学研究向心理学研究的转向，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直接推动了现代心理学的产生。人本主义哲学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本主义哲学将研究的主体对象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人本身，从对外部理性的关注转移到对人内心非理性世界的关注，具体研究人的情感、直觉、意志、潜意识等心理元素及其社会意义，这一研究范式的转移以及它所开辟的新领域为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是非理性的人，非理性的人以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为表征，人本主义哲学不仅将个人的这些心理内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这些心理内容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本质。在唯意志论代表人物叔本华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在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命直觉和生命冲动；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死、烦、忧、畏等情绪体验。他们的哲学研究为人们推开了一扇人类意识世界的三棱镜和万花筒，他们以个人的非理性世界去对抗传统哲学的理性世界，他们把表象世界还原成人的意识和心理世界（这种论说基本上就是后来兴起的心理还原主义的哲学版），正是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打通了一条通往心理学的通道。其二，人本主义哲学不是将客观物质世界作为认识的本源，而将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等非理性元素视作世界的本源和人的真实存在，把整个世界看作是自我的产物和体现。他们否认通过理性能够认识真理，相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体验和直觉才能认识真理，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们认识的对象归于人本身，将认识的手段归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直觉。生命原本是鲜活而充满灵性的个体，让这样的个体服从于冰冷的理性逻辑，或者服从于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而罔顾自身的存在，这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坚决反对的。生命具备如此丰富而惊人的潜能，让个体放弃自己的潜能，而仅仅依靠理性去认识世界和真理，这同样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不愿的。历史上的泛神论追求的是“神我不二”的境界，人本主义哲学在个人存在，个人认识问题上追求的“物我不二”的境界，或者这一境界也可称之为泛意志主义、泛直觉主义和泛心理主义。其三，人本主义哲学家不仅仅将非理性视作世界的本源，意识到只有靠直觉等非理性的东西才可以把握世界、认识真理、彰显人性。一些重要的人本主义哲学家还从非理性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从而把人以及人的精神心理世界推向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尼采对人类非理性世界的探索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即已开始，在这部著作中，他比较了代表古希腊文化的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或曰精神信仰，一种是以平静、和谐、平衡为表征的日神（阿波罗）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另一种是以热情、张扬、癫狂等为表征的酒神（迪奥尼索斯）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传统。

尼采敏锐地意识到此后西方基督教文明就是日神文化的延续，而在历史长河中酒神文化却遭到基督文明的压制，人类被基督教所信奉的理性所摧残和毁灭，真正的自我在历史上消亡。正是由此出发，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在尼采看来，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信仰，再造一个新上帝，而这个新上帝就是权力意志和所谓的超人。这种思路不可思议地被另一位思想家弗洛伊德接了过去。弗洛伊德或许是人本主义哲学家中唯一一位具有医学学术背景和医学临床背景的学者，他关于人类潜意识领域的发现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由于他的学术及临床背景，也由于他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他的学说引起了人们普遍重视。弗洛伊德的全部学说与“压抑”这一核心概念紧密相关，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压抑主要是指现实施加诸于人的诸多限制。潜意识是弗洛伊德最为重要的发现，他认为所谓潜意识就是指被现实压抑的欲望、本能以及其它替代物。弗洛伊德对梦及其表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梦就是被现实压抑的愿望的实现。他提出了自成一体的人格结构理论，这个包括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力学结构，其基本运行动力仍然是压抑的本能：本我体现的是一切被压抑的本能，自我把守在本我和超我之间，以确保在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压力的平衡，超我的形成则得之于经过内化而形成的良知和道德的压力，三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压抑机制。不仅如此，压抑这一概念还被弗洛伊德天才地用于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历史考察，他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证明外婚制起源于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父亲并娶母亲为妻之后所带来的负罪感以及恐惧，正是由于他们害怕自己将来遭受父亲那样的命运结局，他们开始以图腾祭奉父亲并宣布“放弃那些促使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在《文明及其缺憾》等著作中他更分析了人类精神疾病可能的重要起因就是习俗、制度和文化对人的压抑，他断言，每一个体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文明之敌，文明的发展就是以压制每一个体为代价的①。尼采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一个事实，尽管后者宣称自己不想读尼采的作品，因为觉得尼采的思想会侵蚀他自己的研究②。吊诡的是，弗洛伊德最终还是接过了尼采历史研究的文化学和心理学思路。从人的欲望、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这一角度去探讨社会历史以及文明的发展在尼采那里已经开始显山露水，到弗洛伊德这里可以说已是蔚为大观，这一思想区别于哲学史上的神意决定论、理性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生物决定论以及经济决定论，它不仅仅为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场所，同时也为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本文来自于《广东社会科学》杂志。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简介详见

二、心理主义范式的兴起及其危机

十九世纪后期现代心理学的诞生以及人本主义哲学的持续发展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二者还推波助澜，开辟了一个心理主义社会学的时代。心理主义试图把一切社会现象还原为心理现象，并将心理变量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去解释一切社会事实，这一理论试图提出人类心理意义上的另外一种“世界图式理论”。心理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以进化论的面貌出现。美国心理进化论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1855—1915）认为：社会力量也就是人的群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支配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是心理力量。沃德于1892年出版《文明的心理因素》一书，提出了社会意识、社会意志、社会智力、社会统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的雏形。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林•吉丁斯（1855—1931）认为：我们确信，社会学是一门心理科学，那种认为用生物学术语对社会的描述是一种错误，对此我尽量注意到社会现象的心理方面。他在《社会学原理》（1896年）中写道：社会就其语词原意来说，是指同伴关系，交谈和交往，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吉丁斯提出了“类意识”理论，所谓“类意识”理论是指“在生命的尺度上，无论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任何生命，将另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视为己类的意识状态。”据此，他不是以阶级来划分人群，他将人群划分为四大类：（1）社会阶级，即社会的精英阶级；（2）非社会阶级，指那些胸无大志的群众；（3）伪社会阶级，指那些依赖他人的人组成的阶级社会；（4）阶级，即由犯罪组成的阶级。吉丁斯的阶级划分理论体现了贵族立场。索罗金（PitirimSorokin）对心理主义的解释是：将个体的心理特征作为研究变量，并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心理特征的衍生物或具体表现。换言之，心理主义就是将社会现象还原到个体水平或心理与行为水平加以研究，从本质上说心理主义就是还原主义③。在人本主义哲学以及心理主义滥觞的大背景下，在美国，不但心理学发展迅猛，社会心理学也很快破土而出。一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这些母体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得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08年在美国两本同名著作《社会心理学引论》出版，作者分别是罗斯（EARoss）和麦独孤（WMcDougall），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24年奥尔波特（FHAllport）出版《社会心理学》，它代表着实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多的人将这本著作的出版看作是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首先是以心理学为先导和基础。但是，明确区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并非易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于区分二者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研究对象来看，一般心理学将个人视为独立于社会关系的个体，研究的重点是个体心理活动产生的基础及一般规律，如心理形成的生理机制，个体的感觉、知觉、思维、记忆、情绪、情感、意志、性格以及能力等；社会心理学更多地将人看作一种社会存在，侧重在社会关系维度中去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如社会认知、社会感情、社会态度、社会角色、群体与互动、文化与人格以及社会变迁等。从研究方法来看，心理学研究既包括过去那种哲学思辨性的心理学研究，也包括冯特以来那些借助于科学实验手段来进行的现代心理学研究，社会心理学则几乎全部采用科学实证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观察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地研究法等。但是，上述区分又不是绝对的。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是有在极少数、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这个让人或者作为楷模，或者作为对象，或者作为协助者，或者作为敌人。因此，从一开始起，个体心理学的该词语义就被扩充了的。然而，从完全合理的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

篇2

开放教育旨在促进个体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支持是开放教育的重要内容。本研究运用《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对上海开放大学系统587名在校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需求处于中间水平，并不强烈（M=2.58），在年龄、婚姻、户籍、工作年限等因素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开放教育学生社会支持总体较弱（M=34.87），在性别、年龄、婚姻、户籍、工作年限、经济收入等因素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性正相关（r=0.199，P=

【关键词】 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社会支持；开放大学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6）01―0051―06

一、问题提出

开放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推进教育公平、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任，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用得上、留得住的优秀“当班人”。开放教育是相对于传统的校园式封闭教育而言的，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育思想的开放、教育对象的开放、入学条件的开放、学籍管理的开放、教育时空的开放、教育内容的开放、教育媒体的开放和选修专业的开放等，旨在促进每一位学习者充分而全面的发展[1]。开放教育学生大都是成人，相比普通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他们承担着工作、家庭、学习等多方面压力。研究显示，开放教育学生存在年龄跨度大、背景差异大、心理压力大、工学矛盾突出、学习的坚持性不够等现象[2]，对心理健康服务有一定的需求和期待。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就是建立在对自我心理健康感知基础上所迸发出的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途径、人员等的需要，这并非是对已有心理健康程度的评价，而是为将要达到的心理健康目标进行评定和规划[3]。

社会支持，是指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支持，包括来自各种人群或组织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与帮助[4]。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个体社会技能、工作绩效、自我概念和身心健康有着显著正相关[5]，良好的社会支持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良好的人际沟通、经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对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程度，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有着很大的帮助[6]。

根据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现有研究，可以推断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社会支持必然存在一定关联。目前，学者对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以及学习支持等开展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但尚未有学者对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以及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拟建立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社会支持的虚无假设，通过标准化量表，在上海开放大学在校生中随机取样，通过差异显著性检验、回归分析等方式推断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以此丰富开放教育的理论研究，为开放教育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二、方法与工具

（一）被试样本

在上海开放大学在校生中随机发放问卷620份，回收有效问卷587份（回收率为94.7%）。其中，男生239人，女生348人，平均年龄24.93岁，平均工作年限4.62年。

（二）研究工具

采用开放教育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量表[7]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8]。开放教育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量表共有37题，包括需求服务意愿、公众服务需求、亲缘服务需求、需求服务途径、需求服务内容和需求影响因素6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5点法记分，按照“毫无需要”“很少需要”“可能需要”“比较需要”“非常需要”的强度进行排列。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9，分半系数为0.892。各维度的系数在0.874-0.969之间，分半系数在0.795-0.927之间，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社会支持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量表的总分是10个条目计分之和，其中客观支持是第2、6、7项之和，主观支持是第1、3、4、5项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是第8、9、10项之和。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92，各条目的一致性在0.89-0.94之间，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

（三）施测过程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随堂进行问卷施测。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在授课教师和辅导员的协助下，由被试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填写。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数据类型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处理，显著性水平取α=0.05（双侧检验）。

三、结果与分析

（一）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分析

1. 总体服务需求

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总体需求平均分为2.58，处于“可能需要”的水平。量表各个维度的得分在2.21-2.91之间，得分最高的是需求服务内容（2.91±1.06），得分最低的是公众需求服务（2.21±0.98），具体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开放教育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但是程度并不强烈，处于中间水平；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内容占据重要地位，如职业发展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其需求的表达具有明显的实用取向；在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各维度中，公众需求服务尚未引起开放教育学生的认同。

表1 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总体情况（N=587）

[维度＼&均值＼&标准差＼&排序＼&需求服务内容＼&2.91＼&1.06＼&1＼&需求影响因素＼&2.84＼&1.15＼&2＼&需求服务途径＼&2.57＼&0.98＼&3＼&亲缘服务需求＼&2.45＼&1.02＼&4＼&需求服务意识＼&2.23＼&0.91＼&5＼&公众服务需求＼&2.21＼&0.98＼&6＼&]

进一步对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各维度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在需求服务意识方面，开放教育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有较高的期待（2.37±1.224），但是对于专业的服务需求较低。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认为身边的亲人朋友接受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程度高于自己，这可能与量表作答时的社会赞许性有关，从侧面反映开放教育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存在一定的排斥和羞怯心理。

在公众服务需求方面，开放教育学生更多倾向于向私人健康专家（2.30±1.18）以及专职教师（2.27±1.67）进行求助，而对于医生、精神卫生专家等与医院相关的人员需求较低。与公众服务需求相比，开放教育学生更愿意找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员为自己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但是，消极处理又是开放教育学生对待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方式，他们在遇到心理困惑时，自我消化（2.63±1.26）以及任其发展（2.39±1.26）是最常见的方式。对于父母家人，开放教育学生更多采取回避的态度，并不希望他们为其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与服务，这可能与中国内敛的家庭文化以及传统的父母观有一定关联。

在需求服务内容上，开放教育学生认为人际关系（3.16±1.26）是他们最迫切需要提供辅导与支持的问题，而职业与自身管理（3.14±1.28）的需要也较为强烈。有学者在对沿海大中城市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行调研时，也发现个人情绪、人际关系等问题是社区居民最为关心的问题[9]。由于开放教育学生大都是成人在职学生，因此职业发展问题也是这一群体较为关心的内容。

在需求服务途径方面，开放教育学生最愿意通过书籍（2.74±1.17）来获取心理健康服务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面谈，网络服务也受到开放教育学生较高的青睐；而传统的电话、书信等方式，已经不再成为其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在开放教育学生以外的学生群体中也有所体现[10]。

在需求影响因素方面，费用问题（2.90±1.29）是开放教育学生寻求心理健康服务首要考虑的问题，便利性和有效性也是影响其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主要因素，而个人的观念意识，并不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实用性与实际性是影响开放教育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主要因素，这点与学者对国民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调查基本一致[11]。

2. 人口社会学变量差异检验

对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工作年限、经济收入等方面的检验，发现在各个因素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总需求在服务需求意识、服务内容、服务途径以及影响因素上，均呈现显著增长（F=2.009，P=0.01

在婚姻方面，未婚群体的总需求得分最低，已婚尚无子女的群体得分位居第二，已婚有子女的群体得分位居第三，选择其他选项的总需求得分最高，且呈现显著性差异（F=8.735，P=0.00

在户籍方面，不同户籍的学生在总体需求上呈现显著差异（F=3.144，P=0.25

在工作年限方面，不同工作年限的学生在总体服务需求、需求服务意识、公共服务需求、需求服务内容、需求服务途径、需求影响因素上均存在显著差异（F=2.561，P=0.000

（二）社会支持现状分析

1. 社会支持总体情况

开放教育学生社会支持总体平均分为34.87。其中，客观支持平均分为6.18，主观支持平均分为21.57，对支持的利用度平均分为7.13，具体如表2所示。与已有学者的调查相比[15]，开放教育学生相较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社会支持相对较弱。

表2 开放教育学生社会支持总体情况（N=587）

[维度＼&极小值＼&极大值＼&均值＼&标准差＼&总分＼&12＼&61＼&34.87＼&8.629＼&客观支持＼&1＼&18＼&6.18＼&3.504＼&主观支持＼&8＼&35＼&21.57＼&5.499＼&对支持的利用度＼&3＼&12＼&7.13＼&2.121＼&]

2. 社会支持在各个因素上的差异

对开放教育学生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户籍、工作年限、收入水平等方面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发现在各个因素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性别方面，开放教育学生的女性组得分普遍高于男性组，其中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达到显著性差异（t=-2.617，P=0.009

在年龄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开放教育学生在社会支持的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F=22.368，P=0.000

在婚姻状态方面，不同婚姻状态的开放教育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也存在显著性差异（F=28.551，P=0.000

在户籍方面，非上海农村户籍与上海户籍在客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F=4.746，P=0.03

不同工作年限的被试群体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F=15.250，P=0.000

在经济收入方面，不同收入的被试群体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4.518，P=0.001

（三）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

1.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

对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社会支持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心理健康服务总体需求与总体社会支持相关系数为0.199（P=0.000

2.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社会支持的回归模型

对开放教育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总分=69.012+0.698[×]社会支持总分。

进一步细化社会支持各维度与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回归模型，删除第一次模型中尚未达到显性的主观支持维度，建立方程：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总分=72.499+1.117[×]客观支持+2.025[×]对支持的利用度。

四、对策与建议

为开放教育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支持，可以统一划入学生支持服务的范畴。为此，学校需要在部门建立、工作开展、途径拓展、队伍健全等方面有所作为，提升学生支持服务工作的品质。

（一）设置相关部门，重视内在需求

无论是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还是社会支持需求，都是学生内在的需求，它既不同于外在的、直接的学习需求，又与学生的学习、成长密切相关。调查发现，开放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较为明显，且社会支持现状并不乐观，学校需要重视学生的内在需求，建立专门的机构或部门，如设立学生支持服务中心、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等机构，专门服务于学生各类需求。这些专门的服务机构，需要在充分了解开放教育学生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做好研究调查，听取学生心声，关注学生思想，不断健全相关部门的职责与功能，将学生的需求与学校的发展有机结合，努力创造双赢共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丰富工作内容，关注各类群体

一方面，开放教育学生属于大学生群体，有着与普通高校学生相似的需求，如学习、交往、自我管理等需要[22]；另一方面，开放教育学生又大都是成人在职学生，他们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普通高校学生有所区别，如增加了职业发展、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目前，开放教育领域的学生服务大都集中在入学报名、招生咨询等功能上，忽略了对学生非学习性的支持，如技术支持、就业辅导等[23]。开放教育学生不仅关注职业发展，还关注人格健全、家庭建设、亲子关系等主题。除了这些普遍性的服务内容以外，学校还需关注特殊群体，如前文调查中所指出的女性学生、非上海农村户籍学生、18-23岁的学生，等等，应针对特定群体开展特色服务工作，深化工作内容，注重支持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创新工作载体，拓展服务渠道

学生支持服务的载体，除了学校提供的各类正式渠道以外，还需重视学生非正式自治组织，如社团、协会、兴趣小组等。非正式群体往往以共同的利益、观点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除了完成工作和学习的任务，还有交友、娱乐等各种功能，帮助成员获得某种需要，有较强的内聚力和较高的行为一致性[24]。这些非正式自治组织较正式组织而言，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合作性社会资源，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助人自助”的心理健康服务目标。因此，学校应当鼓励并提倡学生自治组织的建设，鼓励志愿者团队的建设，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心理援助等情感支持，帮助不同班级、院系的学生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心理上的关照以及资源上的共享。此外，调查也发现，开放教育学生较为倾向于通过网络寻求各项服务。因此，开放教育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展网络支持服务，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及时互动，提高服务效率。

（四）建立师资队伍，提升工作质量

开展学生支持服务工作，师资队伍成为各项政策措施贯彻的重要抓手。鉴于此，开放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支持服务工作的师资队伍建设，通过专、兼、聘等多种方式，建设一支以少量精干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专业互补、相对稳定的开放教育学生支持服务工作队伍。对于专职教师应给予教学、科研、资格认定、职称评聘等方面的同等待遇，为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与平台。与此同时，要积极开展专、兼职教师的培训，鼓励教师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其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和技能。

综上所述，开放教育学生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是学生支持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和成才不可或缺的部分。开放教育应开展各项举措，整合各方资源，发动各方力量，为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环境，为每一个学生的梦想绽放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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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7-20

篇3

1．1环境心理学理论的内涵

环境心理学必然的与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园林设计等专门学科紧密相关，但就具体的环境心理学理论来说，我国当前的研究课题还在进一步的规范与重建当中，在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定论。自从环境心理学在20世纪初的诞生到60年代的完全建立，相对来说有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对环境心理学的基本内涵的规定还是很模糊的，ProshanskyHaroldM．在HumanBehavior＆Environment∶Ad-vancesinTheory＆Research一书中对环境心理学的定义解释成“环境心理学所研究的范式”，从概念本身来说，对环境心理学的说法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并未阐述清楚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者是谁，也没有说清楚环境心理学研究者的承担者是谁;再者，对环境静心理学研究的范式并未详细说明，是指环境对心理的影响?还是环境致于整个社会环境中的各个对象的对环境的影响?这些问题始终像谜一样的存在着。但是有一种趋势，主要的涉及到对环境心理学与生态心理学、建筑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园林设计在研究方法、方案设计上有着不谋而合的地方，这就造成了环境心理学的自身的矛盾，既要解决自身的研究方向问题，又要研究与其交叉学科的界限问题，这就为环境心理学的理论发展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本文对环境心理学界定主要的取向在于环境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影响和在传统视觉之下的人文环境对整个人居环境的布局的影响，尝试着对环境心理学做一个明晰的解释，并应运于实际的操作当中。

1．2环境心理学理论所涵盖的必要要素分析

虽然环境心理学的主体概念并不是很明确，但是对环境心理学所涉及到的因素，学术界有着一致的认可。这主要的包括自然环境、建筑环境和心理环境。本节就此三者进行简要的分析。第一，自然环境。是人生存和生活创造的主要载体，围绕着整个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进行生活和生产活动，自然环境主要的包括水体、土地、植被、动物、矿物、太阳辐射以及空气等等，这些物质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的条件。第二，建筑环境。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当中，在地球的角角落落里都有着人雕刻自然的痕迹，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类社会无时不刻的在创造着艺术形式，而这与环境就密不可分了。最早的建筑还是属于洞穴，虽然是半自然半人文化的创造物，但是因为其有了人的居住而变得温暖而更具人性化。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推动着各式各样的建筑群的产生，在科技水平的进步与人类智力的大幅度提高，建筑水平也在进一步的提高，人类对建筑的舒适度要求也在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结果。第三，心理环境。对心理环境的研究，学术界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倾向，一种是心理环境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一种是心理环境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但是详细分析，其实心理环境就是人的心理活动对环境的真实影响，因为从成人的角度来看，环境可能是熟悉而且是烦躁的，但是对儿童来说，同样的环境可能是陌生而又温和的。

2与当代人居区域环境相关的环境心理学理论

因此，遵循上文的阐述，我们可以说环境心理学虽然的研究内容还是相对模糊的，但是在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

2．1生态知觉理论

所谓的生态知觉理论由J．Gibson首倡，主要的比较看重人的先天遗传对环境的影响作用。主要的理论内容是指人的直觉是一个过程，人的感官器官和心理在受到环境的刺激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行为活动，主要的包括娱乐、安全的需求。这就影响了人们对环境的需求，并对环境的好坏而产生的喜怒感受，例如，人们一般的都会选择植被覆盖率高、水源充足的地方，如果没有良好的植被覆盖率和充足的水源，人们将会选择逃离该区域，另寻去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环境的喜好程度与环境本身的质量息息相关，这就符合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而且人们更注重自身的心理欲求，并渴求对信息的控制能力。

2．2概率知觉理论

概率知觉理论由EgonBrunswik提出，这一理论的特征是主要的注重现实生活对环境的影响，这就必然与人类的后天学习能力相挂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加注重自身经验的积累，以解决生活环境的问题。比如就客厅来说，从后天的知识结构中人们会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这种设计理论，主要的是以某种功能为主导功能，并潜藏其他的功能，比如对小区室外环境的设计之中，设计者往往会设计出比较大而且边缘比较广的碗型花盆，其主要的功能是对小区进行景观覆盖，其实潜藏的功能是缓解人的视觉疲劳。

2．3格式塔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没有具体的理论内容，但其主要的对形式和内容的合理布局，以符合人类的审美标准。如果在小区的设计中，运用格式塔心理学中的简化环境处理法，环境就会被规划成合理的族群，塑造丰富的景观。

3案例分析———老年人活动空间分析以及运动场所空间分析

结合以上三种设计方式，结合现实生活中景观的实际操作，对以下两个特殊场所进行案例分析。

3．1老年人活动空间分析

老年人因其生理功能衰退和年龄因素，造成了对居住环境的特殊需求。在休憩空间的设计上，主要的应包括座椅、凉亭、方桌和简易运动设施的基础建设，并注意安全配套设施建设。因老年人性格各异，设计者要满足老年人在心理、休闲和娱乐等等的需求，提供观赏和园艺种植场所、简易运动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并设置专门的老人托管所，为老人的安全负责。

3．2运动场所空间分析

一定的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的心理素质和提升身心健康水平，因此在小区设计中应该注重篮球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羽毛球场和兵乓球场所的设计，在位置上应该远离车道、过道、走廊等人流相对集中的地方，并要把植被条件考虑在内，以缓解因过度吵闹而造成的噪声对环境的污染。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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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现代心理架构

广告传播在当今时代已是不可或缺的传播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广告是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有计划地利用媒体传送各类信息进而影响公众行为的信息传播活动。广告学是在传播学所揭示的信息传播整体运动的一般规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广告领域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的科学。广告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传播，广告主和广告策划者是广告的传播者，广告信息是广告传播的重要内容，刊播广告的各种媒介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网络均是广告传播的媒介。接触广告媒介的受众即是广告传播的受众。在广告信息传播过程中，包括广告展示、表现、传递、接收等环节，这些环节本身就是广告传者说服受众通过对广告信息的认知、理解，转化为态度和行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心理的实质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能动的反映，心理是人脑的机能，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一方面广告本身具有对受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功能，即传递沟通功能、诱发或满足需要的功能、影响态度与促进购买行为的功能;另一方面，广告传播过程与心理学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理论架构。

一、广告传播与认知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思潮、范式和研究取向。就狭义而言，认知心理学则指信息加工心理学。现代认知心理学派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和术语说明人的认知过程，他们认为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收、编码、贮存、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包括知觉、注意、记忆、心象(或意象、表象)、思维和语言等。广告信息通过媒介传递给受众，则受众接受信息的过程也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脑和电脑都被看做是加工符号的物理系统，而人脑的活动和电脑的信息加工功能都是符号操作过程。换言之，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试图把“认知”概括为人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并把人的心理活动模拟为计算机式的信息加工系统。这个系统的基本特征在于能够用符号的形式表示外部环境中的事物，也能用符号的形式表示自身的系列操作过程，即对外部环境事件进行信息加工，也能对自身的操作过程进行信息加工，因而人的思维活动就可成为能够进行客观描述的具体信息过程，这一理论开创了从信息加工观点研究人类思维的新取向。美国心理专家罗伯特·L·索尔索在《认知与心理学》中这样阐释道:“认知心理学研究我们如何获得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又怎样表征并转化为知识;它怎样贮存;知识又是怎样用来指导我们的注意和行为。它涉及心理过程的全部范围—从感觉到知觉、模式识别、注意、学习、记忆、概念的形成、思维、表象、回忆、语言、情绪和发展过程，而且应贯穿于行为的各个领域。广告信息传播过程与认知心理学研究方向是紧密相联系的。

认知心理学强调人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当前的认知活动的决定作用，认知心理学家提出一种激活的图式指导知觉的理论，当输入的信息激活了人脑中与之相关的原有的知识，并使输入信息中的新知识与人的陈述性知识网络中相关的原有知识贮存在一起时，人便获得了新信息的意义。在广告传播中，当受众接受新的信息广告，抑或有关新产品.或一个新商标一个公司的名称，那么受众会以此为刺激来激活脑中原有的同类产品或商标或公司的名称，也就是激活人脑在记忆中所贮存的信息，这样使人产生内部知觉期望，以指导感觉器官有目的地指导和接受输入的新信息。

认知心理学强调表征的标志性，表征是人的认知历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步骤，也是认知心理学核心概念之一。认知心理学派认为:“所谓表征.指信息在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方式。这些表征代表了外部世界有贮存在头脑中的信息。一个外部客体在心理活动中可以具体形象、或者以语词和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象、语词和概念等都是信息的表征。表征既是反映和代表相应的客观事物，同时又是内部加工的对象。广告传播中传者所传递的信息，为了加强吸引力和注意力，都是伴随着图像、音响、色彩等因素，这就需要创意。广告创意是广告人对广告创作对象进行想象、加工、组合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从表象、意象、意念、联想中获取创造的素材，实质上也是认知心理学的表征的心理活动历程。诚然，认知心理学也有本身的不足点，主要是缺乏对人的情感动机和个性等重要心理现象的研究。

二、广告传播与行为主义心理学

广告是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是广告客户通过媒体传送各类信息，从而影响公众行为的信息传播活动。这里的公众行为特指消费者行为。广告的受众对象是广大消费者，广告的内容是有计划地传播商品信息、劳务信息或消费观念，广告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因此，在研究广告传播的同时，就要研究消费行为。

解释消费行为的理论，最主要的是行为主义心理理论。行为主义又称为‘“刺激一反应心理学”，即S-R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华生在其宣言性的《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中说:‘“就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说，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客观的实验分支。它的理论目标在于预见和控制行为。”行为主义心理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刺激一反应。这种理论认为，行为是有机体应付环境的全部活动，应该把行为和引起行为的环境影响分析为两个最简单的共同要素，即刺激(S)和反应（R)。可以根据刺激和反应，根据习惯形成习惯整合和条件反射等来进行表述。行为心理学家在研究与实践中，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刺激、反应、习得、强化、泛化、消退等。这些术语和概念都具有完全的心理学的意义。消费者行为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是广告刺激、商品刺激的结果。“刺激一反应”的条件反射理论运用到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可以证实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反射之间的联系多次“重复”，对条件反射的形式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广告传播以强大的攻势在多个媒体中宣传某一品牌，那么这一品牌给受众即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而消费者经常购买这一品牌的商品，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条件反射，一旦消费者再次见到这种品牌商品或重新产生对这种品牌商品的需要时，就会再去购买它。因此、在广告传播中，广告传者很希望通过广告使受众即消费者能够把他们的品牌与其产品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刺激一反应”的强度愈大，条件反射建立得愈牢固。带有某种“定向”性质的购买行为就越容易出现。

行为主义心理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斯金纳。主张“操作条件反射”或“操作行为”的新思想。斯金纳根据自己创制的“斯金纳箱”研究动物行为的结果.提出关于操作条件作用的理论。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所主张的操作行为关注被试的主动性，关注于如何解释受环境影响的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而后者却是被动的，不受环境的影响。斯金纳还提出“强化”的概念。他认为，有两种强化类型会影响反应重复出现的概率:正强化和负强化。正强化就是那些能够不断加强某种反应出现机会的事件.而负强化就是用来鼓励某种特定行为的那些不愉快的或者消极的结果，负强化与正强化的目的都是用来鼓励某种所希望行为的出现。广告传播常用“恐惧诉求”来表现广告内容，这正是一种负强化，其目的就在于鼓励受众，通过购买广告上的产品从而避开消极后果。

三、广告传播与人本主义心理学

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比较起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强调人的内在价值观，并把人的本性和价值第一次提到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首位，特别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阐明了动机的巨大作用，传播的宣传受众是以消费者为主体，以促销为目的的。在影响消费者行为的诸多心理因素中，需要和动机占有特殊主要的地位，与消费行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动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需要则是动机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可以说，需要是消费者行为的最初原动力，动机则是消费者行为的直接驱动力。如果处在一个接连不断的广播广告或电视产品宣传的环境之中.可能因为受众的消费需要与其广告传播的内容相吻合或不吻合而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比如，广告传播的内容是关于品牌汽车的宣传，有受众刚好有购买小汽车的需要，那么他一定会认真地观看和了解广告传播内容;而另外的受众没有购买小汽车的需要，那他在接触汽车宣传的广告传播时，可能产生厌烦和抗拒心理。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另一类需要是心理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心理需要属于高级需要。这就给广告的定位和产品的定位提供重要参考。例如，同样是德国奔驰牌轿车，根据不同的需要，广告定位就不同。“如果有人发现奔驰牌汽车突然发生故障被迫抛锚。本公司将赠送美金一万元”，这则广告语极尽该公司对产品的信心和自豪感，也迎合消费者对产品优质的需要。“当您的妻子带着孩子在暴风雨的漆黑夜晚开车回家时，如果她驾驶的是‘奔驰’牌汽车，您尽可放心”，这则广告定位在安全需要和社交需要的结合点上。“给您的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该广告定位在表明身份、地位的需要上。

在这里还值得提及的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得的潜意识理论。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而广告心理作用还在于引起和调动消费者的潜意识需要。

四、广告传播与格式塔心理学

广告传播中的电视广告常常以画面、音像、色彩等形式组合出现，另外，户外广告中的张贴广告、车身广告、大型路边广告、室内外的POP广告等多以广告画面出现，充分表现视觉艺术的生机与活力。格式塔心理学研究，较为集中他表现在视觉和知觉研究领域。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意译为“完形”。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是韦特默、苛勒、考夫卡，他们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视知觉效应和原则，充分体现了完形—整体心理学思想的意义，格式塔心理学家关于视觉和知觉的研究，对于广告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他们曾经归纳总结了关于图形和视知觉的五个完形组织法则;(1)图形一背景。在一个具有一定配置的场内，有些对象突出来形成易于被感知的图形，而其他对象则退居于次要地位成为背景。(2)接近法则。刺激在空间或时间彼此接近时，容易组成整体。(3)相似法则。互相类似的各个部分如形状、颜色和大小等有被看成一群的倾向，容易组成一个整体。(4)闭合法则。刺激的特征倾向于聚合成形时，即使其间有断缺处，也倾向于当做闭合而充满的图形。(5)连续法则。刺激中能彼此连续成为图形者，即使其间无连续关系，人们也倾向于组合在一起视为整体。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应提出“简洁律”，即“最小限度的单一性将是一致的单一性，而最大限度的单一性则是理想的清晰度的单一性”。这在广告传播中“寻找有意义的图形的态度产生了清晰度”是十分有构图的理论价值的。

五、广告传播与社会心理学

广告传播从传播的手段看，是依赖大众传播手段的，从传播的规模和性质看，大众传播属“社会传播”，因此广告传播的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广告传播的三要素传者、受众、广告信息，而传者、受众是社会中的人，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一方面受该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又对这个社会发生着作用。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思想、行为如何受他人影响的学科。广告传播所涉及的主体既包括传者又包括受众，这里的传者或者受众可能是群体成员的个体，也可能是由这些个体组成的规模不等的群体，也就是说广告传播所涉及的主体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群体性。在研究广告传播心理的同时又联系社会心理学，是因为其一涉及到个体受他人或社会影响而产生的心理行为，如受众个人的社会态度认知偏见、归因等;其二涉及到一些既由个体所体现同时又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共有的心理行为，如模仿、从众、感染等;其三是那类受社会环境影响的心理行为，如时尚与流行、各种特征的消费行为等。在研究广告传播心理同时，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理论，来观照广告传播的有关现象，能更加突出广告传播社会性的特点，进而推动广告传播的良性发展。

六、广告传播与其它心理学

(一)广告传播与普通的心理学广告传播是传者通过媒体向受众广告信息，并试图说服受众即消费者对其宣传的产品采取购买行为的过程，作为广告传播主体的传者及受众，在外界环境刺激事件作用于人的感受器的同时，如何对外界信息加工和处理?这就涉及到人的心理现象、心理过程、个性心理等，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心理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它涵盖范围较广，按照心理活动的基本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可从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思维、情绪、动机、能力、气质、人格等多视角、多层面对广告传播现象进行探讨。

(二)广告传播与心理语言学广告语言是广告传播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对一个新的广告，受众如何去理解它?而传播广告信息的广告主，如何让将要传播出去的广告语言容易被受众所理解?传者和受众面临一个对广告信息—在这里特指广告信息的理解和被理解的问题。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人类个体如何获得、理解和生成语言的心理学分支，它从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语言活动特点。心理语言学涉及到语言获得、字词识别中的词频效应、语境与词频的关系、句子的加工、句子理解时间的测量、语篇分析、语言加工中的推理等问题。中国心理学家刘英茂的《语言理解研究的新领域》、桂诗春的《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彭观龄的《语言心理学》影响较大。通过心理语言学的理论会考察、研究广告语言，对广告传播理论的深人探讨有一个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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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面子；研究方法；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B842；G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137―06

引言

面子在各文化系统的人际交往关系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人们天生具有维护自身形象的社会动机。人类学及心理学研究显示，虽然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希望自己有较高的声誉或有较大的面子，但是，它对人的重要性和个体追求它的手段却大不相同。对中国人而言，爱面子是十分典型又十分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现象，追求面子更是中国人重要的生活目标。对此，仅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俚语中我们就可以窥其一斑，比如，“人要脸，树要皮”、“死要面子活受罪”、“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已有研究表明，有面子会让人感觉很好，丢面子则对个体有较大的消极作用，甚至会导致个体自杀。有研究者认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面子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因此，要想理解东方人的心理和行为，不能不关注面子。鉴于面子自身的重要性，面子会逐步成为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文化心理学家及本土性理学家关注的对象。

学术界早期对面子的探讨主要采用思辨及现象学的方法，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胡先晋，于194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上发表了《中国人的脸面观》；香港大学的何又晖，于1974年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了《论面子》。近年来，国内也开始有了关于面子的综述和介绍，如王轶楠、杨中芳，于2005年在《心理科学》上发表了《中西方面子研究综述》；燕良轼等，于2007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但这些研究同样限于思辨的层次的研究。从总体来看，目前还很少有学者对面子的实证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笔者把面子作为一种心理学概念，对其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归纳和整理，并对面子研究中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未来的面子研究提供借鉴。

1 面子的含义

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了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面子的含义。在Hu、Golfman、周美玲、翟学伟、佐斌等学者的研究中，曾先后对面子下过不同的定义（具体见表1），其中，最被广泛应用的是Hu的研究中对面子所下的定义。他认为，面子有两种形式：脸和面子。脸是指道德层面，是个体道德的组成部分，与个体的内部状态有关；面子是指社会层面，与一个人在社会中所获取的地位有关，是个体的一种外部状态。脸和面子都是指他人对个体的一种公共的认识。从上述表达中可以看出，该定义对脸和面子进行了区分，增加了定义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区分还仅存在理论的水平上，至今为止还很少有实证研究对这种区分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因此，在实证研究中，脸和面子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交换使用。与Hu的定义相似，Hwang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有两种，即社会面子和道德面子。社会面子是指通过个人的努力、天分或者能力获得的身份，或者是通过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而获得的身份。道德面子是指对个体道德进行的社会评判，是个体人格的底线。他认为，一个人可以不选择获得社会的面子，但是必须在各种情况中去维护自己的道德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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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射性评价；自我评价；认同分裂理论；逻辑澄清

中图分类号：C912.6；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9-0081-12

作者简介：梁樱，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

（湖北武汉430072）

一、导论

传承自米德和布鲁默的经典符号互动论思想，斯特赖克创立了以角色认同（RoleIdentity）、认同显著性（Identity Salience）和认同承诺（Identity Commitment）为核心构念的结构符号互动论视角（Structural symbolic Interactionism：SSI）。相比于前人的符号互动论，SSI更强调在角色互动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结构，而角色认同的概念则被认为具有联结这种社会结构要素与个体自我概念的双重特性，因其既可以向下形成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向上形成社会结构的基础。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IT），作为一种植根于符号互动论，尤其是结构符号互动论的微观社会学导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北美社会学阵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形成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TherySIT）相对应的研究脉络。

认同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侧重，包括马克和西蒙对互动的强调，斯特赖克对结构的强调以及伯克对认知控制的强调，三者分别从互补认同（如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认同显著性与认同承诺以及对认同意义的认知控制三个视角去解释角色行为。本文主要是基于后两者尤其是伯克的认知控制视角的认同理论。伯克从认知控制过程的角度阐明了从角色认同到角色行为的动态影响过程，形成了与斯特赖克一脉相承的认同控制理论（Identity Control Theory：ICT）。此理论认为，个体受到自我验证动机（Self-Verification Motive）驱动，持续地评估来自互动情境的输入信息是否与个体自我概念中的认同标准相一致，并根据比较评估的结果来调节自身的行为反作用于环境输入。伯克的认同控制理论，尽管与斯特赖克的认同理论侧重角色认同过程的不同方面，但运用同一套概念框架，互为补充，形成一套系统的通过角色认同过程解释角色行为的理论预测体系。

基于ICT的理论逻辑，结合由心理学家希根斯所发展的自我分裂理论（Self-DiscrepancyTheory：SDT），拉卓和马克森发展出认同分裂理论（Identity Discrepancy Theory：IDT）。简单地说，ICT中的角色认同标准或意义被细分为理想意义和责任意义（Aspirations&Obligations），当来自互动情境的反射性评价（Reflected Appraisals）与二者产生不符或分裂时，则分别预测个体的抑郁与焦虑（Depression&Anxiety）两种精神痛苦（Distress）症状类型。图1对于上述理论沿袭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

作为近年来认同理论下属的一个新兴理论发展，认同分裂理论是对于认同控制理论的进一步细化和发展，是对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精神健康社会学（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以及人格心理学三个学科领域交叉综合的尝试，对于通过角色认同和认同分裂过程来准确地预测不同类型的精神健康结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并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传统社会学探索社会与个体关系时重结构而忽视个体心理过程的理论倾向。对于这一点，库恩⑥曾指出，社会学在面对研究中涉及的个体心理过程时往往是随意假定，而不是去援引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这种忽视和随意会损害社会学研究的准确性和解释力。

尽管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认同分裂理论在整合认同控制论与自我分裂理论时为了突出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并与认同控制论保持一致，强调反射性评价作为影响个体自我概念的最重要的输入类型，从而简化了潜在的整合逻辑。笔者通过对认同分裂理论及其来源的认同控制理论和自我分裂理论的详细梳理和分析，认为对于认同标准中的现实自我评价环节的疏忽，或者简单将其等同于反射性评价而忽视二者的动态关系，是认同分裂理论中需要澄清的潜在逻辑过程，这种简化_方面易使读者产生理解误区，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反射性评价的重要性也削弱了其理论预测力。立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梳理认同控制理论及自我分裂理论的基础上，澄清认同分裂理论简化的潜在理论逻辑过程，并对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二、理论背景

（一）认同控制理论

认同控制论的核心基础概念是意义（Meaning），此理论采纳了奥斯古德等的定义，认为意义是一种对于刺激物的反应（Response）。沿用米德的思想，符号（Symb01）就是一种人们共享某种反应的刺激，即符号具有某种共享的意义，因此人们得以用符号进行沟通。而一种角色认同则是个体作为一个社会角色赋予自我的一组角色意义，并据此定义自我（The Self）。针对某个特定认同的这组意义，被称为认同标准（The Identity Standard）。认同标准，既是一组基于符号的具有文化共享性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个体个性特征，是个体在某个意义维度上的独特定位，对成年个体而言，是围绕某个角色认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自我概念。

围绕认同标准，认同以控制系统的方式运作，控制个体所认知到的情境中与此认同相关的意义，即控制输入信息（The Inputs）。伯克反复指出，个体试图控制的不是输入信息本身，而是对这种信息中与自我角色认同相关的意义认知，目的是使其基本符合认同标准，实际上是使来自情境中的意义认知与储存在记忆中的角色认同标准形成一种语义上的一致，这个对比过程被定义为比较器（The Comparator），比较结果如果是不符，则产生不同程度的“错误信号”（ErrorSignal），错误信号表明了不符合的强度和方向，并激发个体进行有意义的行为输出（TheOutputs）。同样的，这里重要的不是输出行为本身，而是行为的符号意义，目的是把认知到的情境意义扭转到与认同标准相符的方向，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用所处文化或亚文化共享的行为符号。由认同标准、输入、比较器、输出四个元素构成的控制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循环（AContinuous Loop），而流经这个循环的是流动着的符号意义，这些意义流以控制系统的形式按上述过程进行组织。

上述认同控制过程主要针对既定的业已形成的角色认同标准，并且假定其处于稳定不变状态。总是试图改变隋境：意义认知来符合自身，这是基于理论阐述的清晰性考虑。实际上，有别于经典符号互动论关于认同标准不断更新流动和变化的观点，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标准和意义是缓慢变化的，尽管认同标准倾向于通过抵制变化实现自我验证，但是，在某些条件下经过一定时间，认同标准和意义的确会发生变化，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如顿悟、洗脑，认同标准则会迅速改变。因此认同控制理论的另一个层面，则是围绕既定角色认同的变化过程以及新的角色认同的形成过程展开。

认同变化（Identity Change）主要是指认同标准中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就既有认同标准的变化过程而言，伯克提出四种可能的变化来源。一是履行角色认同的客观环境发生持久的、不易扭转的改变，致使个体无法再像以往一样验证自己的认同标准；二是由角色冲突和地位不一致导致的认同冲突，即一个角色认同标准的验证使得别的认同标准无法得到验证；三是自己的外显行为与自身的认同标准发生冲突；四是借助角色扮演（ROIe Taking）的能力，个体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站在对方的角度相互协商，自身的认同标准朝着他人期望的方向变化，验证联盟关系可能从中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互动双方的相对地位关系会影响协商的过程及结果。最后，伯克提到了另外一种认同变化，即一个新的认同的形成和一组新的认同意义的建立。新认同标准形成的来源有诸如社会学习过程、直接社会化过程、反射性评价过程等，主要针对没有建立某种认同标准的孩子以及在成长中遇到新的角色认同的情况。

（二）自我分裂理论

希根斯的自我分裂理论是将自我概念与情感反应联系起来的理论之一。此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将自我（the Self）划分为三个领域（Three Domains）并基于两种看待自我的视角（TwoStandpoints）而形成六种自我状态表征（Six Self-State Representations）。表1对这六种状态进行了总结，其中三个领域包括现实自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应有或责任自我（Ought Self）；两个出发点包括自己（Own）和他人（Others），由此形成的六种自我状态表征为（1）自己对现实自我的认知（ActuaI/Own），（2）他人对现实自我的认知（ActuaI/Other），（3）自己对理想自我的认知（IdeaI/Own），（4）他人对理想自我的认知（IdeaI/Other），如重要他人对自己的期望，（5）自己对责任自我的认知（Ought/Own）以及（6）他人对责任自我的认知（Ought/Other）。注意，个体认知的他人对自我的看法不一定是他人对自我的实际看法。这六种自我状态表征中，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即自己对现实自我的认知构成了典型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内容，后四种即自己及重要他人眼中的理想和应有自我状态代表了自我导向的标准或指南（Self-Guides）。基于此理论建构，自我分裂理论提出，自我概念与自我指南之间的不同类型的分裂组合将与不同类型的情感脆弱性（Emotional Vulnerability）相联系，并因为这种情感唤起的动机，人们总是具有使自我概念与自我指南相符的动机，据此产生相应的行为。

在其理论及经验研究中，希根斯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分裂组合，而是专注于四种与情感脆弱性联系最密切的分裂类型。具体而言，希根斯专注分析了自己对现实自我的评价（Actual/Own）分别与理想自我（Ideal Self）及应有自我（Ought Self）之间的两大类分裂带来的相应情绪结果。第一，自己对现实自我的评价与来自自己或重要他人的自我理想状态（Ideal/own&Ideal/other）之间的分裂会导致积极心理结果的缺乏，与沮丧相关的情绪（Dejection-Related Emotions）相联系，根据立足点的不同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与自我理想分裂时，沮丧相关的情绪会表现为失望或不满；二是与重要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状态分裂时，沮丧相关的情绪表现为羞耻、尴尬或者气馁。第二，当自己对现实自我的评价与来自自己或重要他人的自我应有状态（Ought/own&OugIlt/other）产生分裂时，会导致消极心理结果的出现，与烦怒相关的情绪（Agitation-Related Emotions）相联系，具体也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与自我认定的责任分裂时，烦怒相关的情绪表现为内疚、自轻自贬以及焦虑不安；二是与重要他人认为自我应该尽到的职责分裂时，烦怒相关的情绪表现为恐惧及受威胁感。

（三）认同分裂理论

在前述的认同控制理论中提到，认同控制是一个在互动中不断寻求自我认同标准验证的循环过程，但验证并非总是成功的，实际上，环境中许多干扰（Interruption）都会中断认同验证的过程，而这种干扰和中断则会给个体带来压力（Stress），即压力干扰理论（The Interruption Theory of Stress），在这里伯克将认同控制模型的基本过程与压力干扰理论相结合，来阐述社会压力（social Stress）的起源――对维系认同控制过程的反馈循环的中断，而由此导致的社会压力则会产生相应的精神痛苦（Distress）感受。这是伯克将认同控制模型与精神健康社会学相结合的经典论述。伯克区分了几种可能的干扰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即是反馈循环的破裂（BrokenLoop），即个体无法使输入意义与认同标准相符，而这种分裂所导致的情绪应激反应是何种性质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借鉴自我分裂理论来加以区分，认同分裂理论则是以此为理论切人点，通过在上述理论过程中融入来自心理学领域的自我分裂理论，从而对由认同控制过程的中断和干扰导致的精神痛苦的类型进行区分。

（二）当反射性评价与现实自我角色意义评价不符且二者都各自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时（RA≠SA），可能产生两种子理论状态：

首先，在分析接下来的两种理论状态之前，需要对反射性评价与现实自我角色意义评价不符且二者都各自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做出界定。此理论状态并非指RA与SA的分裂一直持续下去。在认同控制理论看来，RA与sA的关系有两类，一是sA得到成功验证，RA符合sA，个体从情境中直接获得与SA相符的反射性评价，由于无需付出额外的能量去解决分裂，此状态下只需最少的能量维系认同验证过程；二是验证失败，RA与SA产生较大分裂，此时经过反复多轮互动个体或者找到新的方法来改变RA使其重新与SA相符，或者改变SA使其符合RA，即发生认同改变，通过这两种方法最终解决分裂。上述六种理论逻辑即基于这两类关系而产生。

事实上，这里暗含了第三类状态，即分裂尚未解决之前的状态，RA与SA不符但二者都保持相对独立和稳定。尽管经过长期反复互动可能出现RA被SA改变或者SA被RA改变的最终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双方的认同标准都需要得到验证，也即双方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标准，因而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角力状态，即7与8所展示的理论状态，个体一方面采取防御性应对方式暂时稳定自己的自我概念而使自己的自我内部相对平衡，一方面也认知到他人的实际看法其实是不同的但却无力改变。这种僵持的状态有时会持续较长时间，且需要考虑额外的因素，经过反复磨合，逐步改变自己及改变对方，或者在某种冲突升级的状态下决定终止互动关系，寻找新的认同验证对象，例如夫妻之间的冲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质。总之，在RA与SA分裂尚未解决时的势均力敌状态下可能出现如下两种理论状态：

7.一是朝着消极方向的不相符，即输入意义与积极的自我评价相反或者程度上更差，而在自我认同内部，积极的现实自我评价与理想/责任自我之间基本一致。首先，按照伯克的认同控制论，对于成年人业已形成的角色认同而言，其认同标准中所蕴含的意义是比较稳定的，是抵制外来信息干扰的。个体试图通过各种应对策略去修复对不一致的输入信息的意义认知，使其与自我认同标准相符，这是典型的认同控制论过程。在这种修复和控制过程中，也许仍然能够测量到反射性评价与自我理想/责任意义认知的分裂，例如当个体采取降低信息来源重要性、不关注或忽略不一致的信息来源等防御性应对策略，或者当反馈信息十分明确个体甚至无法进行认知防御时，个体依然知晓来自他人的消极评价而无计可施。但是由于个体的现实自我角色意义评估并没有被触动，相应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可能无法被显著地发现（RA≠SA≈I&O）。

还是以研究生角色认同为例，在得到导师对自己科研能力的负面评价而个体自身并不认可时，则形成一种朝消极方向的不相符，此时个体可能采取防御认知的应对策略，如认为“导师对我存有偏见”，于是，如果只按照IDT去测量反射性评价与个体期望和责任意义的分裂，则依然会发现分裂状态，但个体却不一定存在相应的抑郁和焦虑反应，因为个体其实已经通过防御认知的策略在意义认知上扭转了输入信息的意义从而与自我角色认同标准保持一致，即进行了暂时的认同控制，个体的现实自我角色意义评价没有被外界的干扰信息所扰乱，而是保持了稳定。

8.二是朝着积极的方向不相符，即反射性评价比现实自我角色意义评价更积极，甚至与自我理想及责任意义相符。按照伯克的认同控制论，基于自我验证的动机，人们仍然倾向于将这种意义输入当做对自身角色意义标准的干扰，试图对其加以扭转和控制，从而与现实自我认同标准相符。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个体倾向于向他人展示真实的虽然不那么好的自我从而得到与现实自我角色认知相符的反馈信息，也就是伯克的认同控制论的作用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现实自我角色意义同时与积极的理想/责任意义存在差距，个体也会试图去弥补这种分裂，也就是自我分裂理论的作用过程也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不报告反射性评价与自我理想/责任意义的分裂状态，但是由于个体明确意识到自我的现状其实和理想/责任意义不符，以及并不真心相信来自他人的过誉，因此抑郁和焦虑情绪仍然可能被发现，尤其是个体试图去弥合现实自我与理想/责任自我的差距却无能为力时（RA≠SA≠I&O）。

同样的例子，如果朝着积极方向的不相符发生了，如“导师以为我的研究能力不错”，但“我知道我自己不具备这种能力”，同时“我非常期望和觉得我应该具备研究能力”，此时，虽然按照IDT的理论及经验检验步骤，反射性评价与自我理想/责任之间的分裂没有被发现，但个体却仍有可能报告抑郁或焦虑，尤其是个体认为无法找到提升自己研究能力的有效途径时。按照认同控制理论及认同分裂理论的观点，个体一方面可能通过行为输出向导师暗示自己的研究能力其实不如他想象的好；一方面对于自己无法达到自我理想/要求而感到抑郁/焦虑。

在7与8两种理论状态中，认同分裂理论所检验的反射性评价（RA）与自我理想/责任意义（I&O）的分裂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基本假设可能无法得到很好的验证，因为外界信息输入是否具有情感效应，即是否能诱发抑郁和焦虑情绪，主要取决于其所关联的那个现实自我评价与自我理想/责任标准的关系，当个体对角色意义的现实自我评价处于稳定状态时，反射性评价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现实自我评价，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认同控制的系统过程。有关特定角色意义的反射性评价与相关理想/责任意义的分裂与相符，不能等同于现实自我评价与自我理想/责任意义的分裂与相符。因此，在这两种理论情况下，认同分裂理论中自变量（RA与I&O的分裂）与因变量（抑郁及焦虑症状）之间的关系强度被削弱甚至消失，而本文揭示了其中潜在的理论机制。最后，上述所有理论逻辑过程是不断循环的，通过对环境输人意义的认同控制以及通过认同内部的分裂修复，个体试图达到从环境输入、现实自我概念，到自我理想/责任目标三者之间的基本一致，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理想精神健康状态。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分析认同控制论与自我分裂理论的逻辑内涵基础上对认同分裂理论潜在逻辑进行澄清。尽管认同分裂理论融合了情境输入意义与理想/责任的认同标准，但是将情境输入意义仅仅等同于反射性评价，将认同标准仅仅类同于理想/责任意义，从而忽略了反射性评价与理想/责任意义的联结环节――个体的现实自我评价。虽然将认同标准中的意义进行分类有助于理解不同性质的分裂造成的后果，但忽略认同标准中个体对现实自我角色状态的评价会导致理论逻辑上的断裂和混淆以及预测力的削弱。因此，在融合认同控制论与自我分裂理论的过程中，重新纳入基于角色认同的现实自我评价（SA）去讨论反射性评价与现实自我评价之间的动态关系是澄清认同分裂理论潜在逻辑的关键。因此，本文根据RA与SA之间的理论动态关系具体讨论了八种可能出现的理论逻辑从而清晰呈现了认同分裂理论的潜在逻辑过程。

本文提出，反射性评价产生情绪诱发力的关键是能够对基于角色认同的现实自我评价产生足够的影响，此时，反射性评价可能诱发个体内心认可的与自我理想/责任意义的分裂并产生相应的情绪后果；相反，如果情境输入意义不能撼动现实自我角色意义，则由于无法产生个体内心认可的分裂进而对个体情绪的影响力有限。进一步的问题是影响RA与SA动态关系的因素是什么？即sA能否被情境中的输入意义所改变以及何种条件下更容易发生改变。综合认同控制论和自我分裂理论的相关研究，以及关于反射性评价与自我评价关系的心理学研究，如下因素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可能影响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影响认同分裂理论的潜在逻辑过程。

总结起来，在如下条件下SA更容易被RA影响或改变，一是当反射性评价以客观标准为基础或者说来自某些制度化的评价指标时，以及当被评价的自我概念属性具有依赖于外界他人定义的性质时；二是提供反馈信息的来源对个体而言越重要，SA越有可能被改变；三是当互动双方权力地位悬殊且缺乏沟通渠道时，对于权力地位低的一方而言，个体的自我评价（SA）重要性降低，反射性评价（RA）与来自权力他人的期望和责任规定的冲突变成影响个体情绪后果的关键；四是组织化，控制度及成熟度较低的现实自我评价更容易发生改变。在这些条件下文中5与6描述的理论状态更可能出现，个体与自我角色理想及责任意义的分裂以及相应的精神健康状态更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相反的条件下，也即当反射性评价模糊不清，信息来源不重要，在互动中处于权力高位，个体认同标准具有更高组织度、控制度及成熟度时，个体在角色认同中的现实自我评价更倾向于保持稳定，此时个体或者更可能在互动中直接获得与自身认同标准相符的意义输入或者他们更有能力去扭转不相符的输入，更能坚定对自己的现实自我评价，个体的精神健康状态因此更不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上文中描述的1、2、3、4及7、8的理论状态更可能出现。对这些影响因素和条件的进一步整合，分析和检验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此外，反射性评价（RA）虽然是认同控制理论以及认同分裂理论所依赖的最重要的输入类型，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输人类型，当输入意义是基于个体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和评价时，个体针对某角色认同的自我评价容易受到冲击发生动摇，从而进一步与个体对这个角色认同意义的理想及责任状态发生对比，认知到相应的分裂状态，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这一点在伯克的理论中被定义为行为分裂（Behavioral Discrepancy），此时个体可能会忽视来自他人的反馈信息，即忽视反射性评价，即使这个信息是与个体认同意义相符的，个体反而会更加关注对自身行为的自我评价。认同控制论也多次提到仅仅依赖反射性评价作为输入意义的局限性，因为个体也可以依赖自己对情境中的相关意义的自我认知如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而不仅是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认知作为输入意义。

篇7

关键词：后悔；经典后悔理论；反事实思维

日常生活劳动中，后悔（regret）是一种常见的消极情绪体验，它随着决策判断数量的增多而增多。学者们从"理性人"的理性决策到"反事实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对后悔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如经济学家建立决策与后悔之间的函数关系，探讨行为规避原因；心理学家研究后悔的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等。

一、经典理论模型

（一）后悔理论

后悔理论产生于经济学领域，它认为后悔是不确定条件的决策中，个体发现被拒绝选项可能产生更好结果时的一种失落感[1]。针对期望效用理论中关于理性人的理性决策的缺陷，Loomes等人（1982）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该理论假设：（1）如果个体认为被拒绝选项的可能结果比实际决策结果更好，那么他/她就会体验到后悔情绪；（2）不确定条件下，个体参照以往经历对当前的条件进行评价，即预期体验（后悔/高兴）。因此，决策行为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实际选择选项的结果和后悔或高兴的预期体验。

（二）标准理论

标准理论（normal theory）起源于Kahnema与Tversky（1982）的"做"和"不做"的后悔研究。他们将后悔分为"做"的后悔（regret of action）和"不做"的后悔（regret of inaction），且 "做"产生的后悔比"不做"产生的更多的后悔，这就是著名的"作为效应"（action effect）。标准理论认为，事件总是在一定背景下与某一标准对比并且被评价，背景和标准是评价的决定因素。标准既可以是先验的，也可以是事后构建的。事后构建的标准往往是"本来可以……"（might have been）的形式，而这正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的基础。如果事件的结果与标准类似，那么结果就是正常的；如果结果与标准不同，那么它就是异常的。异常结果打破个体的心理平衡，进而使个体产生消极体验。Kahneman等人认为"做"偏离了常规，导致产生了异常结果。因此，"做"比"不做"的后悔程度更高。

标准理论以反事实思维为基础研究后悔产生机制，开创了心理学研究视角。反事实思维又称"假设思维"或"虚拟思维"等，它是对过去事件的心理否定，并在精神上模拟构建其他可能结果的思维活动[2]。个体假想改变某种条件，并想象结果是否发生变化。后悔源于实际结果（what is）与可能结果（what might have been）之间的对比。此后，心理学家们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后悔定义，认为后悔是一种基于认知的情绪，是对不利或相对不利结果的假设思考而引起的一种复杂的负性情绪[3]。

（三）时间模型

Gilovich和Medvec（1994）研究发现，"不做"的后悔程度大于"做"的后悔程度，且"不做"的后悔大部分是长期后悔，"做"的后悔大部分是短期后悔。因此，他们提出了后悔的时间模型（Temporal Pattern to the Experience of Regret），即短期范围内，"做"的后悔程度大于"不做"的后悔程度；长期范围内，"不做"的后悔程度大于"做"的后悔程度[4]。Gilovich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做"与"不做"的后悔程度都会减弱，但是"不做"后悔程度的衰减速度受到一系列心理机制阻止而变缓，最终导致"不做"的后悔程度最终超越"做"的后悔程度。

（四）一致性模型

国内学者张洁海（1999）认为长期后悔与短期后悔之间的差异并不存在。他认为标准理论与时间模型之间的差异在于：（1）Kahneman和Gilovich对"做/不做"的概念定义不同；（2）Gilovich的研究案例只是部分符合"做/不做"或"特例/常规"事件的特征[5]。因此，他提出了后悔的一致性模型，使用"状态改变"和"状态持续"代替原先的"做/不做"。个体处于"当前状态"进行决策，决策后的结果为"现实状态"。"状态持续"是指个体在决策后的"现实状态"与决策前的"当前状态"相同。"状态改变"是指个体决策时改变"当前状态"， "现实状态"与决策前的"当前状态"不同。因此，根据"现实状态"的特征，可以将后悔分为"状态持续"的后悔和"状态改变"的后悔。

后悔一致性模型认为短期后悔与长期后悔的时间差异并不存在，两者表现一致，即"状态改变"的后悔程度高于"状态持续"的后悔程度[6]。

二、研究进展

Tykocinski等人（1995）研究发现，如果个体拒绝先前决策中某一具有吸引力的选项，那么个体未来决策时将会拒绝类似的选项，最终导致后悔程度增加。Zeelenberg和Beattie（1996）研究发现，个体在风险决策中倾向于预期最小化后悔的选项，且风险决策中的保守行为产生于后悔规避，而不是风险规避。Connolly和Zeelenberg（2002）提出后悔的决策判断理论（Decision Justification Theory）认为影响后悔的因素是结果评价和自责程度。高度自责的人即使对相对较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后悔情绪。Camille（2004）和Coricelli（2005）等人研究发现，后悔与大脑皮层及相关神经回路存在某种联系。

三、讨论

目前国内关于后悔的研究还是基于经典模型的再探讨，研究内容仍然是以反事实思考为基础的后悔的产生机制，研究范围主要设计教育、投资、消费以及认知神经机制基础等。为了进一步开展后悔的本土化研究，国内学者需要从文化差异角度进行跨学科多元分析探讨，提出符合国人特征习性的调节策略，更好地为教育、咨询等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Bell， D. E.Regre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Operations research，1982，30（5）， 961-981.

[2]Kahneman， D.， & Tversky， A.The psychology of preferences. Scientific American，1982，246（1）， 160-173

[3]Roese， N. J.， & Olson， J. M.What might have bee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5.

[4]Gilovich. T.， & Medvec. V H. The temporal pattern to the experience of regre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 357-365.

[5]张洁海.后悔的一致性模型：理论与证据[J].心理学报，1999，（4）.

篇8

一、“社会助长”效应的提出

在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奖时，三位得奖者中的两位是美国布朗克斯高级理科中学1950级同班同学，而且在1982年该年级校友聚会上，仅在物理学领域就出现了8位博士，大多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实验室主任。一所中学的同一班级涌现出一批高级学术专家，这一现象引发了一股教育研究热潮。研究表明，该校凭借一批高水平教师和天赋较高的学生，除了科学引导，关键还在于营造了一种共同探索、相互促进的学风，为学生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其创造力在人生的关键时期得到了良好的开发，从而奠定了他们日后成才的基础。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一个人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如果他人也在从事或观看同一活动，相互间就会形成一种刺激，从而影响活动的效率。社会心理学家奥尔伯特将此类现象称为“社会助长”效应。

“社会助长”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骑车上班，两人结伴同行比一个人单独行进速度要快；清晨跑步，如果同时有几个人，尽管素不相识，跑步时却会格外精神抖擞；一个人单独工作的效率低于几个人同时工作的效率等。“社会助长”现象的产生，并非多人之间有意竞争，而是依靠“他人环境”形成一种隐性刺激和氛围引导。这种效应运用于教育领域，针对教师成长的主观体验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二、“社会助长”效应的教育启发

在角色定位上，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大多刚从学生角色转换为教师角色，其学历、学位层次较高，热情上进，成功动机强烈，富于开拓精神。高校青年教师的成长是伴随他们职业生涯走向个体社会化的过程而进行的，立足各时期的能力素质要求，表现为与其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教师角色行为。总体来说，青年教师的成长一般要经历如下阶段：一是适应期。这一时期青年教师的最大挑战是尽快做好角色转换与适应，丰富教学实践，探索一套适宜自己的教学风格；二是成长期。青年教师具备了一定的职业素养和技能，能够反思教学，开始融入教学和科研团队，了解本专业发展概况及前沿动态，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的提高；三是成熟期。教师已经积累较为深厚的教学功底，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明确了发展和研究方向，并取得了积极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

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青年体育教师常常存在职业道德观念不够成熟、职业能力结构欠缺、科研职业重心把握失衡、资源掌控不足等问题。而职业发展的分阶段性、教师角色的全面性、教育职业的竞争性等，是教师在职业发展道路上必然面对的发展因素，鉴于“社会助长”效应具有重视工作环境、留足时间空间、团队互助等蕴含理念，其在高校教师管理中也必然有积极的发挥空间。青年体育教师要立志本职工作，并根据工作需求，确立职业生涯定位，从而适应社会要求和个体和谐发展。

三、运用“社会助长”效应，促进青年体育教师职业发展

（一）明确导向，营造和谐的氛围

传统观念往往认为，学校人才辈出大多是因为上级重视与投入、生源与教师来源优秀。“社会助长”效应说明，学校教学研究、以生为本、教学神圣等良好氛围的助长，能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发展。教师发展的个体状况、能力、自我要求等因素固然不可忽视，但学校综合氛围的差异更加重要。可以认定，贪多求大的学术环境无法保障青年教师的踏实教风与作风，片面追求效率的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缩影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青年教师的学术追求与教学热情，这种氛围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至上”，缺乏对青年教师职业意义的肯定评价，容易使人异化为“学术工具”“教书匠”等单纯角色，教师本人也未把教学科研作为自己的内在职业价值性追求，社会助长的合理氛围无从得到真正体现。高校应该坚持合理导向，提倡价值理性为先，激发教师从教从研的内在激情与能动性，为青年教师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学术氛围。

在职业氛围营造上，应着力引导正确分析认识自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青年体育教师基本上受过系统的体育专业训练和教育，在理念、能力与心理预期上为成长为合格乃至优秀的体育教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发挥知识新颖、理解力强、思想活跃、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具有创新意识等特点，正确分析认识“教师自我”，对合理选择职业目标与发展定位有重要价值。

（二）加强团队建设，创造理性的环境

“社会助长”效应并非仅仅在学校办公室、教室里产生，需要更广阔的空间与时间，甚至包括思想探索过程等隐性空间。教师借助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学习并研究技能、理念，必然有利于教育才智的施展。因此，创造理性的团队与人性的环境，对于发挥助长效应同样意义重大。

“社会助长”强调工作团队的良性刺激，因此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必须重视学术团队的引领作用和环境激发。青年教师不但需要本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更需要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技能娴熟的老师借助助教制度，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交流教学业务。青年教师还可以在双向互动中得到成为一个大学教师的逐步训练，为后续承担教学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高校科研任务往往更具有挑战性，青年教师独自承担课题的能力与资源有限，因此必须重视科研团队的“助长引领”。项目负责人借助科研项目带领青年教师积极参与，督促和引导他们熟悉教研环节，在实践中不断锤炼专业素养和科研水平。同时，一味强制进行团体与个体之间竞争，或者片面采取物质刺激助长竞争氛围，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教师在个人学识背景与经验、自我价值要求等方面层次不一，单纯人为制造的助长竞争环境，与社会助长淡化过分的外界压力要求并不协调。

（三）加强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的教学氛围

人文关怀浓厚的文化建设是社会助长效应体现的重点。通过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年体育教师树立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理想，自觉规范言行，努力以良好的敬业精神和优良品质感染学生。体育教师的工作实质体现为德、智、体、技、心的合理释放过程，用全部身心和能力传授学生，体育教师在奉献中也得到了职业创造与理想境界的自我实现，这是一种专业文化，更是一种需要重视的管理文化。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根据青年教师的特点建立青年教师文化活动体系与校园人文环境体系。引导青年教师以平等心态对待学生，努力创造和谐的教学氛围，实现“教学相长”。 同时，通过加强教师的心理疏导，从情感上尊重自主价值，不断提高心理素质；建立适宜的培养和使用机制，使青年教师能够将个人成长与梯队建设、个人兴趣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应抓住教师培养和人才成长的适宜环境，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提高，通过系统训练和实践经常性反思，进行知识结构更新和能力提升，实现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篇9

【关键词】网络英语教学 情感缺失 成因与对策

引言

网络英语教学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国际信息化潮流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的内在需求。由于这些年来，网络教育的发展超出了心理学研究者的预期，因此站在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将计算机技术融入到英语教学当中，给情感学习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情感化”教学理念的基本阐述

著名教育学家布鲁姆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情感化”教学理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学活动有三个重要的目标要实现，分别是认知活动、情感活动以心理活动。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戈尔曼在《情感智力》一书中同样也指出情感智力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自我意识感、冲动控制、自我动机、毅力以及社会敏感等。尽管在分类上，情感目标以及情商都是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但是社会心理学的有关内容同样与教育教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们对于师生之间的关系、协作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使得学生能够度过难关，解决好困难。另外，诺曼针对“情感化”目标指出了三个层次：本能层次、行为层次以及反思层次，这也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思维步骤。

二、目前网络英语教学存在不足

网络英语教学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改变了原有的以教师为教学中心的教学模式，冲击了教学知识的单向传递方式，使得教使得功能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明显改变。尽管如此，计算机技术对于英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全部解决。英语中的听、说、读、写并不是独立于跨文化交流而存在的，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结合，并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在目前信息资源如此庞大的情况下，高职院校的学生若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面对网络的诱惑，容易出现“迷路”的现象，阻碍了自身英语学习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事实证明，语言所具有的人文性和交际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师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具有合理性，人机交流难以取代人际交流。认识和情感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在网络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同等对待，不能偏重一方。

三、网络英语教学过程中情感缺失的原因

1.实验性实证研究。情感因素是英语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效率的内在因素，对于英语学习具有正反两面的重要影响。然而，目前的许多高职院校的网络英语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情感的情况，导致学生在网络英语的学习上效率低下。一直以来，许多的专家学者对于这一方面都有过研究，本文将结合《网络学习心理机制》中指出的“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及“蜻蜓点水”两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选取2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从中抽取50名学生进行实质性访谈，旨在对有关问题做深入了解。

2.“情感在场”缺失。“情感在场”是在线学习的三个领域：认知在场、教学在场以及社会在场上发展而来的。观点认为情感是一种变量，对于网络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在场的鲜明特点，应当作为第四在场而存在。本次的调查从“情感在场”的和内因两个方面出发，对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证。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到：人文关怀、鼓励表扬以及评价肯定三个因素。经过调查，教师的情感倾注影响着学生网络英语学习的过程和效果。

因为“情感在场”主要是描述学生学习期间的心理状态以及变量程度，实质性访谈对于这两方面可以有着更加详细的了解。这一部分的访谈主要涉及到网络英语学习模式的适应度以及负面情绪的产生。访谈得知，绝大部分的学生喜欢独立的学习方式，并且也认为这种方式对于英语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如何对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进行更好地运用却表示不太明白，例如：容易情绪用事、不懂的操作以及不会自学等等。通过量化和质性的调查对“情感在产”缺失的原因主要有2个部分：一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思想之上的网络英语教学认为学习是能动建构的，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它对于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序和方法更加重视，却在如何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进行引导上比较缺乏。二是学生在使用相关的学习软件或者系统的进行语言认知的时候，并没有关注到学生是人的社会性特点。

3.学生与教师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互动。为了做好这一步的工作，量化调查涉及交互意愿、交互心态、交互程度以及交互效果四个板块，最后的调查的结果显示这四个板块呈现由高到低的趋势。

经过质性访谈之后，对于学生的交互意愿以及交互心态有了一个更好地了解，绝大部分的学生希望在进行网络英语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应用网络在线工具同他人进行交流沟通，而学生的这样希望的而理由是交流起来更加放松自由，也更加方便简单等。可是在交互程度以及交互效果两个方面学生的反应却不是很强烈，其中的原因有多种，包括不好意思单独提问，在线的时间不是很固定，麻烦、没时间等。从质性和量性的角度考虑，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交流互动的缺乏主要症结是：虽然师生之间可以利用网络在线工具进行交流沟通，但是网络的间接性特定使得师生之间的交流有时候会分离开来。其次，学习软件和系统都是一种程序化的设计，长久下去学生只会盯着屏幕看，成为了网络信息和学习任务的奴役，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帮助、鼓励等逐渐减少。再者，由于同西方的教学观念存在不同，中国学生对于教师的依赖性更大，在交流过程中很少会指出错误或者提出意见。

4.监控手段缺乏。本部分质性和量化分析以网络监控自主学习监控是一种智能活动为框架，调查问卷的问题是由他控、自控、调节以及反馈四个方面构成。从量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控和监控手段缺乏力度，学生在自控以及调节能力上也严重缺乏。

质性访谈对于量化的结果进行了很好地解释，比如“监控仅仅存在于考试和在线时长”，“不擅长自我调节”，“网络考试可以请外援”等等。另外，大多数的学生觉得学习痕迹和在线时长的监控作用不大，因为他们觉得存在着很大漏洞。网络自主学习监控手段缺乏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忽视了人在智能活动的主体地位；第二，网络监控手段没用明确的路径，并且监控的手段也比较单一；最后，没有重视调节与反馈，造成了“因监而控”的呆板运作。监控看起来与情感并没有太大联系，但是监控是情感与管理策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网路英语自主学习具有决定性影响。

四、网络英语教学过程中情感缺失的解决策略

1.学习策略研究。元认知策略包括事先计划、指导注意力、自我管理、自我监控以及自我评估等几个方面。情感策略的应用对于学生学习中出现的焦虑以及对自己的鼓励都具有重要帮助。资源管理策略则主要有时间管理、目标设置、努力管理以及寻求他人帮助等等。文秋芳等学者把学习策略主要分为语言学习策略以及管理策略两部分。他们认为管理策略指的是学生在进行英语的学习过程管理英语学习认知和情感的策略；管理策略是在语言学习策略之上的，语言学习策略的运用受制于管理策略，主要表现在学习目标的确立、学习计划的确立、学习策略的确立、自我评价等等。另外，学者张红玲认为语言学习策略培训班应当同英语教学融合起来，策略培训的目的旨在加强学生们的策略意识，并且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我监控以及调节能力。伴随着人工智能、数字化、网络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不断广泛运用，怎样引导学生采用科学合理的网络学习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2.“舵手式”导航策略。高职院校的学生在进行网络英语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学习特征与学习习惯，学生通常在碰到繁重、难度较大的学习任务的时候往往容易表现出焦虑、担心、迷惘等心理状态。对于此，可以这样解决。首先，制定一套以教师为网络学习中领航者的导学策略，主要涉及内容有时间管理、任务计划和情感支持。质性访谈中高职院校学生网络英语学习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时间管理的不晚上，所以教师应当对学生进行网络英语自主学习过程中时间的定义、分配以及效度进行导航培训。其次，教师应当吸取传统课堂教学的精华部分进行自主任务计划设计，例如主题调查、主题思辨等，然后需要结合网络拥有的特点，制定出一份具有明确目的并且结构科学合理的任务计划书。

3.网际交互优化策略。现阶段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互形式一般为系统的平台讨论区、QQ群、电子邮件等，这些交互手段都各有各的好处，同时也各有各的不足，教师和学生应当进行合理利用。首先，对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互频率进行优化。网络英语的自主学习不代表教师放任学生，而是与学生的交互要适度，不能走极端。其次，教师应当对学生的特点和学习习惯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寻找出最为合适的方式增加人际交流，比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知识竞答等。再者，丰富交互内容，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后，理清电子交流手段，提高交互的效果。

4.“自控”与“他控”互相融合策略。网络英语自主学习的监控主要有自控和他控两个方面。自控可以根据学习阶段的不同分为学前自控、学中自控以及学后自控三个部分。他控是指学习实践活动由他人进行调节管理，主要是由教师、同学、网络学习平台等进行。在内外监控元素当中，一定要坚持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监控的过程中，应当丰富监控记录的手段，不能只进行考试成绩以及在线时长的单一监控。

五、结语

网络英语教学过程中情感缺失问题的解决可以很好地解决学生在进行网络自主学习时的负面情绪，培养自我控制能力，对于英语学习的效率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网络英语教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寻找出合理科学的手段将情感教育融入到高职高专的英语教学当中，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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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蕾，谢竞贤.网络英语教学中情感缺失的成因与对策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4，20（08）：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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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振宇.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外语课堂焦虑成因及教学启示[J].宜春学院学报，2013，15（06）：178-180.

篇10

这本书的封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张音乐会的黑白照片，在灯光下，听众高举的手臂与表演者身姿的剪影，让人们感受到了现场的热烈气氛。如此画面使人很难与其相对严肃抽象的学术性的书名相联系，倒更像是流行音乐或摇滚音乐评述类书籍的封面。这幅画面体现了演奏者作为即兴创作者与音乐、与听赏者间的互动，而这正是音乐心理学研究内容之所在!引起读者对其内容的种种期待!

书的封底介绍了全书概况：“这本《牛津音乐心理学手册》可谓英文学术著作中的里程碑，首次综合体现了快速发展领域的最新研究。”本书用大量的实例来阐述20世纪90年代和最近10年来的科研成就，从跨文化多民族的音乐心理过程到大脑精细的反馈，这些都体现了新时代研究视野的扩展和高科技的进步，使得音乐心理学术研究跨上了历史新台阶。

简短的浏览，深深感受到的不是五百多页的沉重，而是书中知识的厚重。会后匆匆离去，却在脑海中留下那份深深地眷恋与思念，心底一直期盼与它再相遇。四个月后，这本书出现在我所就读大学的图书馆里，兴奋之余终于有了仔细阅读的机会。

一、众多学科精英荟萃

《牛津音乐心理学手册》是由三位学者主编的，一位是苏珊・哈勒姆(susan Hal－lam)，现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政策与社会系的主任；另一位是伊安・克罗斯(IanCross)，现任英国剑桥大学音乐系音乐与科学中心主任；还有一位是迈克尔・托特(Michael Thaut)，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文学院主任兼音乐、戏剧与舞蹈系主任。从这三位主编的身份上足以看出音乐心理学跨学科的特色。

正如封底介绍，本书集合了世界知名的66位学者，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澳洲等地。他们分别来自10个国家，其中英国学者最多，占23位；美国学者其次，占19位；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奥地利、挪威、波兰的学者各占1至7位。他们各自的知识背景不同，有音乐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医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物理学、计算机等。学者们重点追溯了各研究方向近20年的成果，正值世界进入并经历信息与网络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不论是物理―神经的、音响一情感的、风格―社会的，体现着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说明该学科的跨学科合作越来越显著。

同时，学术群体的国家分布状况，显示出音乐心理学研究在这些国家已比较发达，并受到各学科关注，相关研究人员也已达到一定规模。这既表明音乐心理学这一学科的魅力，也说明其复杂性及合作的意义。国际间的交流对于各国的音乐心理学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支撑与鼓舞作用。

二、里程碑之“新”

与以往的音乐心理学著作相比，本书有几个“新领域”。以德国音乐心理学家斯图姆夫《乐音心理学》(1883)一书作为音乐心理学的开端，一百多年来，真正以《音乐心理学》或《音乐心理学手册》命名的书并不多。笔者查阅了英文和德文百年来出版的此领域图书，在英语界最有影响力的两本著作当属西肖尔于1938年出版的《音乐心理学》。这本书至今仍被视为音乐心理学的一个里程碑，有学者认为此书标志着音乐心理学学科的建立，该书后经多个出版社翻印。这本《音乐心理学》是英语世界该领域第一部专著，为西肖尔个人撰写。全书28章，着重强调了音乐各要素的感知以及音乐能力测量，体现出他的原子论思想。另一本为戴安娜・多伊奇(DianaDeutsch)编著的《音乐心理学》，该书分别于1982、1999年先后出版两个版本，但两版本主要以20世纪60、70年代研究为主，第二版中加入了80年代初的一些较成熟的理论。全书14章，由不同学者撰写，可以看出此时研究领域已经细化。相比于西肖尔的《音乐心理学》，该书内容上有极大扩充，在沿袭各音乐元素感知研究的同时，加入了社会的因素，比如音乐风格偏好；加入了格式塔的整体思维，如对调性、作品结构的整体认知；加入了声学的内容，如音乐厅的音响效果；加入了对音乐表演的研究；还特别强调了绝对音高方面的研究。

德语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有三本。一本为恩斯特・库尔特(Ernst Kurth)于1931年出版的《音乐心理学》，略早于西肖尔，全书4部分共14章。与西肖尔不同的是，库尔特从哲学、音乐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乐音心理学与音乐心理学的区别，从整体的角度强调音乐材料的种种现象，如音乐与画面同样具有前景和背景，物理与心理现象的对应等等，反映出他的格式塔思想。另一本为黑尔佳・莫特一哈贝尔(Helga de La Motte-Haber)编著的《音乐心理学手册》，可以说是德语版音乐心理学的百科全书，出版时间略晚于戴安娜・多伊奇的著作。全书分为5个部分，没有强调音乐元素的感知过程，而是强调了音乐与语言的相似之处，音乐的偏好及社会心理作用，个人的音乐能力，以及音乐心理学方法论的问题。另一套书为赫伯特・布鲁恩(Herbert Bruhn)等人共同编写的《音乐心理学手册》，从1997年起再版多次，2008年最新一版组织了全新一班专家重新撰写，充分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全书7部分共34章，包括了音乐文化与社会、音乐生活、音乐与媒体、音乐能力发展、音乐感知基础、音乐作用，以及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目前德语界较全面的音乐心理学著作。

比较英语、德语的经典著作，可以发现研究者在认识论的层面逐渐交汇，由最初的相互“排斥”的原子论和格式塔的观点到逐渐融合，既关注音乐整体也关注音乐要素；既关注音乐感知的过程，又关注音乐的社会功能；既关注音乐能力的发展，又关注音乐能力的表现等。研究领域已经充分扩大了。

《牛津音乐心理学手册》涉及的研究领域超过了以上所列的各版著作。从某种角度上讲，它涵盖了大心理学的方方面面，只是以音乐材料和音乐活动为研究的核心，从中揭开音乐与人类的种种关系，包括音乐与脑、音乐与认知过程、音乐与情感、音乐与健康、音乐与能力、音乐与创作表演、音乐与语言、音乐与文化、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社会、音乐与进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书中涉及较新的研究领域，有音乐与进化、跨文化中音乐的社会角色和个人角色、身体对音乐的反应、音乐预期的神经基础、音乐认知障碍、音乐与语言的脑功能比较、胎儿与音乐有关的个体发育、音乐表演中的情绪情感、音乐表演中的动作与合作、 演奏者的身心健康、音乐与消费者行为、音乐治疗在药物和神经康复中的作用等，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以及未来的热点问题。因此不论从学科涵盖范围和分类角度来看，还是从认识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该书展现了音乐心理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包含了最大范围的音乐活动与人的关系，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一捧在手默默品“味”

西方对音乐心理学研究一直与心理学研究同步，以著名的德国实验心理学奠基人冯特的心理学计划：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历史法)和科学的形而上学(归纳法)研究，及实验法定为低级的元素研究、历史法为高级的精神研究为依据。冯特一生倡导并实施心理实验，在去世前完成了巨著《民族心理学》，给后人研究留下了实验法和历史法。《牛津音乐心理学手册》既延续了先辈心理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又充分展示了当代学者在基础领域和社会领域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

全书分为11部分，包括音乐的起源与作用、音乐感知、对音乐的反应、音乐与大脑、音乐能力发展、音乐技巧学习、音乐表演、作曲与即兴、音乐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音乐治疗、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未来方向。

11部分包括52章，每一部分由3－7章组成，由一位专家负责组织，每一章由1－5名专家撰写。每一章都短小精悍，约为10－20页。专家们用精辟的语言回顾了各自领域的研究发展历史，并介绍了各种理论及较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三位主编在最后为本书作了总结，回顾了音乐心理学自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历史脉络与成就，并对今后研究提出了前瞻陛的设想与展望。

全书以“音乐本质与进化”的人类史学研究为开篇，讨论了音乐活动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意义，比较了音乐与语言的共性和差异。这两点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也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的两个根本问题。第二至四十九章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出发点，从各自的角度阐释音乐在人类活动中的意义。

1，音乐本质、进化与社会(第一、九部分)

第一部分：人类在具有有声的、具象的语言的同时，为何还需要另一种有声的但非具象的音乐?伊安・克罗斯(Ian Cross)在文章中试图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现象，他通过比较母婴的语言交流和音乐交流，认为音乐具有不同于语言但又辅助并补充语言表达的功能，而且这种音乐交流过程发生在语言交流之前，也许是先天具有的能力。在此进化论观点的基础上，才有了后面的音乐感知的研究，音乐能力发展(从胎儿起)的研究，音乐与脑的研究等。音乐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还具有“择偶”功能，是同语言一样能够传递信息和情感的重要方式，由此进行音乐情绪情感的研究、音乐偏好以及高峰体验的研究、音乐与语言的研究、音乐在不同文化中起到不同的作用等研究。

第三章“音乐与意义”和第四章“跨文化中音乐的社会作用和个人作用”，是从哲学、美学、文化的角度讨论了音乐的意义和作用。音乐既有主观上的情感意义，又具有客观上的物理意义。18世纪人们对音乐的理解与15世纪完全不同，从对文字韵律的精神寄托转化为更为理性复杂的音响变化的尝试，这不仅体现了时代特点的不同，还体现了人们对音乐的需要发生着变化。不仅如此，音乐在不同社会、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这需要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学者的共同努力。

第九部分“音乐的社会功能”，对“音乐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第四十至四十五章)做了全面的阐释。其中涉及了音乐可能出现的各种场景，如旅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运动、情绪调节、电影、剧院、跳舞等。音乐的社会功能，如在社区和学校，以音乐作为背景对工作和学习效率的影响；在商业活动中，音乐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等。

这两部分以进化论和社会学为基础，讨论了音乐在早期的人类进化、母婴交流、社会功能等方面和现代社会生活的问题，说明了音乐在人类活动中不仅是呈现―接受―反馈的感知过程，强调了音乐非言语的交流作用和潜在的行为影响力。

2，音乐感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音乐感知”(第五至十章)和第二章“音乐加工的普遍性”中，介绍了音高、调性、音色、时间和节奏、旋律的认知特点，以及音乐记忆的特点。音乐感知，这里指广义上的音乐认知过程，是音乐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涵盖了大量音乐元素基础实验。

第二章别强调了当前音乐心理学研究是以西方调性音乐为基础，而非西方音乐文化以及非调性音乐的研究较少。因此文中专门列举了非西方音乐的研究，如澳大利亚土著人音乐的节奏和旋律特点，芬兰萨米族音乐与西方调性音乐感知比较(克鲁姆汉斯尔Krumhansl等，2000)，北印度音乐与西方调性音乐感知比较(卡斯特拉诺Castel-lano等，1984)等。

第六章“调性认知”，作者重点介绍了几个认知模型，如调性与事件级层组织模式，调性内和调性间级层(Krumhansl，1990)，调性音高空间理论(TPST)，MUSical ACTiva-tion模型(MUSACT)，调性音乐生成理论(GTrM)等等。这些理论的产生受到了语言学中乔姆斯基句法分析思维的影响，以及神经网络模型的影响。

第七章“音色感知”，介绍了声学特点与感知结果间的关系，还介绍了音色感知模型，以及音色对感知的音响材料组织过程中的作用。

第八章“音乐时间”，主要指节拍和节奏，文中重点介绍了编码理论和动态注意理论(DAT)，其中动态注意理论得到了行为实验和生理实验测量结果的支持，但与格式塔理论的解释略有区别。格式塔理论更多强调节奏时间段的编码加工，而动态注意理论强调速度与节拍之间的关系，以及生理神经的节律是时间感知的基础。

第九章“旋律加工的要素”，作者特别强调了调性和旋律轮廓(或称旋律线条)对旋律感知和记忆的重要作用。调性的影响在音乐学、心理学、神经学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旋律轮廓对于识记新旋律以及再认旧旋律都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借助于听赏者的音乐文化背景。文中提到的实验多使用调性材料，而一些涉及非调性旋律材料的研究并未涉及。

第十章“音乐记忆”，介绍了成年人如何记忆音乐，记忆与音乐预期的关系以及音乐记忆能力等。音乐记忆分为听觉短时记忆(或称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音高记忆、调性记忆、节奏记忆、旋律记忆等等。有意思的是，绝对音高感在这里被视为一种记忆能力，尽管研究还存在极大争议。音乐记忆的脑研究已经相对确定，音高工作记忆的脑区主要为额叶、顶叶和前运动皮层区域以及小脑，音乐意义的加工主要在颞叶回中部和左前部颞叶。

以上主要为音乐感知部分的内容，涉及内容过多，无法细议。音乐感知是个相对较早研究的重点领域。在大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理论的影响下，研究方法多以实验为主，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和范式，在一些领域已经 形成了某些理论来解释人们对音乐要素的感知过程。书中不仅涉及了前沿课题，如神经科学、脑科学等，也点明当前学术争议的焦点，指引未来研究方向，比如非调性音乐材料和非西方文化音乐的感知问题，声调语言与音乐的感知比较等。但也有遗憾之处，在第五章音高感知中，几乎没有综合提及绝对音高感和相对音高感这样的热点问题，而是相对分散地散见于其他章节；也没有提到绝对音高感与声调语言关系(Deutsch，2009)@的焦点问题。

3，音乐的反应与音乐治疗(第三、十部分)

第三部分“对音乐的反应”(第十一至十五章)，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分类，将人们的身体反应、情绪情感反应、音乐喜好与审美以及感受到的音乐表达统统作为人们对音乐的反应的研究内容。

身体的反应包括生理和肢体的反应。生理反应如心跳、皮电、血压等；肢体反应如用脚打拍子、身体的摇摆晃动等。这些研究结果都可以成为音乐治疗的重要参考依据。

情绪情感的反应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话题，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中国的典籍中都大量讨论，直至今天仍是极具热议的重点。音乐能够诱绪情感，还是人们自身的情绪情感影响了对音乐的理解?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音乐美学中音乐本体与本质的问题。通过对情绪情感的生理变化以及行为表现的测量，发现音乐能在一定程度上诱绪情感。如果音乐真正能够改变人体内神经递质的分泌，音乐代替药物将成为可能。但音乐也可能具有副作用，在第四十二章“音乐高峰体验”中，人们处在这种高峰体验状态下，感知觉、行为、态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些都对音乐治疗有参考价值。

“音乐喜好”一章，研究者从生理反应、人格特点和文化影响的角度分析了人们偏爱某类音乐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喜好是人的某种生理需要，同时又代表了个人特性，表明了社会群体中某种集体潜意识的存在。

第十部分“音乐治疗”(第四十六至四十九章)，对于音乐心理学来说是个较“新”的领域，因为在上述提到的英德版书籍中，只有2005和2008年所出的德语版书籍涵盖了音乐治疗的内容(仅作为一章)，其他都未将音乐治疗纳入书中。这足以说明牛津版以大心理学为视野的百科全书的性质。这一部分包括“音乐治疗的过程：临床和科学理论与模型”，“音乐治疗的临床实践”，“音乐治疗的研究与评估”，“药物与神经康复中的音乐治疗”。其中介绍了音乐治疗的流派(行为主义、心理分析、人本主义、神经音乐治疗)，音乐治疗实施的对象(精神病患者、儿童、老人、神经康复群体)，研究方法(量的研究、质的研究等等)，神经音乐治疗特点以及音乐治疗对疼痛治疗的作用。较新的神经音乐治疗(NMT)就是借助于人们对音乐的生理和身体反应来调整人体内部的微循环，并改善行为方式。这种治疗方式为临床和研究提供了便利。

4，音乐与大脑(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第十六至十九章)包括“音乐预期的神经生理基础”、“音乐认知障碍”、“音乐、音乐家和大脑的可塑性”以及“音乐、大脑：与语言的三个联系”。

“音乐、音乐家和大脑的可塑性”，指出了音乐人士与非音乐人士脑功能的区别，这些结论主要是近10年的研究结果。在前面的音乐感知研究中，许多实验发现音乐人士与非音乐人士对音乐的认知方式和信息加工方式是不同的，这不仅因为两种人群在音乐训练或音乐知识方面有所不同，在脑功能结构上也存在差异。目前研究表明两种人群主要的差异在于某些脑区存在较大差异，如初级听觉皮层，初级感觉皮层等区域。音乐人士之间的脑功能也存在差异，有研究表明小号演奏者与弦乐演奏者对各自乐器的声音反应不同；由于乐器演奏方式不同，手的精细运动程度不同，相应的脑区活动程度不同。儿童学习乐器会引起他们的认知以及脑的发育与其他儿童有所区别，特别是精细运动和听觉辨别技巧方面。乐器训练会带动其他感觉到脑区的发展。

“音乐、大脑：与语言的三个联系”，即声音和语言的声音感觉编码，旋律轮廓的加工和句法的加工。有学者提出音乐能力很有可能影响语言声音的编码，EEG研究发现音乐人士对陌生语言有较早较明显的脑部活动。旋律轮廓的加工更多地提到了“失音乐症”人士对音乐旋律和语言语调的反应，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两者材料的加工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句法的加工涉及语言结构的问题，人们曾经认为音乐和语言的句法加工毫不相干，后来研究者通过比较ERPs的研究结果，认为两者可能有一定联系，还需继续研究。

“音乐预期的神经生理基础”，重点介绍了通过分析ERP中MMN成分，推论人们对音乐情境的预期。音乐预期是一个相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现象，一旦预期的结果出现，预期也随之消失。因此，脑电研究为了解这一“神秘”的心理现象提供了可能。研究发现婴儿时期的脑波显示出音乐预期的脑部活动特点，但目前还无法进一步解释这种预期是如何在婴儿的脑皮层形成的。音乐预期不仅是音乐人士的“专利”，非音乐人士同样具有音乐预期，但两种人群在预期的程度上不一样。预期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与音乐经验和音乐知识有关，另一方面受到音乐材料的“统计信息”的影响。

“音乐认知障碍”的研究主要对比了正常人脑与“失音乐症”人群的脑功能结构特点，“失音乐症”与“失语症”人群的脑功能结构特点。研究发现右脑损伤与“失音乐症”有关，左脑的损伤与“失语症”有关。音乐认知障碍多表现为不易区分音高(音程、旋律和调性结构)、音色、节奏，识记较差，无情感体会，五音不全等。这些感知缺陷都表现为脑功能结构的某些缺陷，如左脑多与节奏有关，右脑多与音高有关。对“失音乐症”的研究不仅可以有助于对这一群体的治疗，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正常脑功能，以及对“失语症”的康复指导。

音乐与大脑的研究成为音乐与医学等跨学科的实验研究课题，也是近年来音乐心理的热点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用音乐开发脑功能，了解音乐、语言和脑的关系，揭开人类对音乐的本能所在。

5，音乐能力(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音乐性发展”(第二十至二十三章)，即音乐能力从胎儿、婴儿至学龄儿童的发展情况，以及音乐能力对其他能力的影响。多采用实验、实践观察等方式来研究。

在重视“莫扎特效应”胎教的今天，人们似乎默认未出世的胎儿已经具备“音乐接受能力”。那么，胎儿是否有自己的音乐“喜好”、情绪表现(高兴了他们会在肚子里动一动)和记忆呢?音乐胎教是否有用呢?研究胎儿对音乐的反应并非易事，研究者试图让胎儿学习并记忆音乐，等他们出生后记录他们在听学习过的音乐与陌生音乐的表现，研究发现胎儿有自己的音乐记忆，由此推测胎儿期的学习可能对出生后有影响。研究胎儿音乐能力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他可解释音乐能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学习等进化论问题。

“像婴儿一样学习音乐”，作者着重说明了婴儿所处的“音乐环境”，如母亲的哼唱、在怀抱中轻拍或摇摆的律动等，这些信息都是非语义信息。婴儿接受非语义信息的方式和特点与成人的基本音乐信息加工有很大联系。一些研究者认为，音乐文化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正如婴儿可以像接受母语一样接受任何语言。研究发现，婴儿对时间的加工比对音高的加工的音乐文化适应更快。

“学龄儿童的音乐”，即儿童音乐能力的发展。斯洛博达(s10boda)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音乐文化顺应，另一类为技巧训练。这主要表现在儿童对音乐各要素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增强，从相对简单的具体概念音高、节奏、音色、和声等到相对复杂的抽象概念调性、曲式结构、风格等。研究主要围绕音乐能力是自行发展还是环境影响，或两者共同作用进行讨论。

“音乐学习对其他能力的影响”，试图回答教育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学习音乐有什么用?研究者们从科学的角度解除了“莫扎特效应”的“魔法功能”，它是否能起到提升空间认知能力取决于孩子的唤醒程度或情绪与心境。研究者通过大量脑神经研究和认知研究认为，音乐能力与其他能力存在共性，并相互促进。而音乐学习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从胎儿到儿童阶段的音乐能力发展，是了解人类进化和成年人音乐感知的铺路石。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杂的感知音乐的过程是最初简单感知过程的累积；简单感知过程从婴儿的有意识注意到成年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注意，而复杂感知过程是随人的成长从无到有的过程。音乐能力发展的研究为音乐教育提供了依据，根据儿童的音乐能力发展规律制定课标，结合音乐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作用，让儿童更科学地全面发展，合理用脑。

6，音乐技巧学习(第六部分)

第六部分(第二十四至二十九章)，包括“音乐潜能”、“练习”、“音乐技巧学习中的个体特点”、“学习动机”、“支持学习中家庭的角色”、“支持学习中学校和教师的角色”，多采用观察、问卷、访谈等方法研究。

“音乐潜能”，延续了上一部分音乐能力的问题。这里重点讨论了音乐天才和音乐人士的音乐能力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学习训练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多为儿童，研究者比较了“音乐儿童”和普通儿童音乐能力发展的区别，天才儿童的个体差异较大。对于音乐潜能的测量，作者提到了一些有影响音乐能力的量表，可以感受到人们对音乐潜能的认识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学者们对音乐潜能的界定也不完全相同。

“音乐技巧学习中的个体特点”，包括性别、年龄、人格、认知和学习风格、音乐文化等，这些因素看似与音乐学习关系不大，却影响着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比如男女选择演奏的乐器有别、不同年龄的可塑性和接受能力不同、不同乐器演奏者的人格特点有别、分析性学习与直觉性学习等。有学者提出一系列的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模型，但研究中对动态的互动研究较少，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音乐技巧的学习涉及了学习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学校心理学的内容，包括个体教学和练习，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及师生关系，个别音乐学习环境中的教学关系(如英国教堂)，对家庭、学校和教师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音乐技巧学习研究与音乐教育研究略有不同，前者关注影响学习个体、学习过程以及学习结果等各因素，尝试通过改变某种因素达到理想的结果，为后者开展新的教育模式提供依据。

7，音乐表演、创作和即兴(第七、八部分)

这两部分涉及了两个重要的音乐行为：“音乐表演”和“创作和即兴”，以“音乐表演”的研究居多，而“创作与即兴”少些。这些也是音乐心理学实验研究的重要部分。

第七部分“音乐表演”，包含了“计划与表演”、“视谱”、“根据记忆表演”、“音乐表演中的动作与合作”、“音乐表演的情绪情感”、“音乐表演者的生理与心理健康”，还介绍了“表演的测量和模型”。

“表演的测量和模型”，作者介绍了表演测量的指标和测量工具。测量的指标从生理到物理，如手指的动作幅度与按键力度，与之相对的音的强度等，测量过程全部用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完成。将这些指标与乐曲的情绪表现相联系，从而调整演奏者的表现力，这可能会对音乐表演的学生训练有一定帮助。表演的测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就目前的研究来看都是在实验室情境下进行，这样免不了“失真”的嫌疑，但研究者仍旧探索新的研究方式来更好地了解表演这一重要的音乐行为过程。

“视谱”，是演奏和练习中的重要环节。视谱与读书，都涉及眼动问题，但不完全相同，比读书更复杂。视谱包括听觉反馈的自下而上加工和听觉预期的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其中有记忆、内部听觉和思维的参与。研究表明调性特点是影响视谱预期的重要因素；反过来，视谱也是研究音乐预期的一种方法。

“根据记忆表演”，以登台演出的背谱演奏为主。作者分析了记忆在背谱演奏中的特・点，这种记忆是复杂的记忆系统，包括听觉的、运动觉的、视觉的、情感的、结构的和语言的记忆。但这种记忆在现场演出往往会由于焦虑发生差错，专业人士的记忆往往能够帮助他们克服这种临场失误，不需要从头开始，快速记忆提取帮助他们顺利进行下去。三种表演线索(结构的、表现性的、说明性的)作为演奏者头脑中的图式，也会帮助他们顺利演奏。

“音乐表演中的情绪情感”，与听赏者从音乐中感受情感有所不同，演奏者既要表现自己所理解的作品的情感特点，又要把这种情感传递给听者。有一种研究演奏者情感表现的范式，即让演奏者用同一段短小的旋律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情感，之后让听赏者评价每一版本所表达的情绪情感。将听赏者的评价和音响数据与表演者的初衷相对应，得出他们的相关程度。从而可知演奏者是否能够将情感传递给听众。当然，听者的年龄、音乐经验等也会影响情感的“接收”有效性。而现场演出，情感的交流不仅仅是听觉的，演奏者视觉的表现也会促进情感交流。

“音乐表演中的动作与合作”，是一个较新的章节，但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早期主要研究演奏中的动作控制，当前多研究动作与表现力的关系，动作对演奏者互动交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弦乐四重奏成员为了保证乐队的和谐，动作也存在一致性。这些动作与言语中的非语言信息作用相似，有助于听众更准确地理解音乐的含义，并产生参与的愿望。表演者与听众肢体动作的互动还需进一步研究。

“计划与表演”和“音乐表演者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两章，关注音乐表演者的身心健康，包括运动系统的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感觉运动区的特点、局限性肌张力障碍(大概每百位职业演奏者中有一位患有这种障碍)、肌腱损伤、紧张焦虑等。帮助他们康复的手段如人体工程学辅助治疗、药物干预、生理疗法、认知疗法等等。

第八部分“创作与即兴”的研究包括创作心理学、爵士的即兴过程以及儿童的创作思维。爵士的即兴过程并不是凭空任意想象，而 是依据音乐结构在短时记忆的参与下对音高和调性材料或节奏材料进行即兴创作。儿童的创作思维体现了他们对音乐的调性、结构以及音乐文化信息的整合和理解。创作与即兴在音乐心理学研究者眼中不再那么神秘，而是相对理性的有记忆和思维参与的过程。

音乐表演从音乐能力、音乐情感、音乐治疗康复的角度人手，研究视角足够全面。肢体运动作为非言语的交流信息，，是当前比较热门的课题。评估表演者的运动状态可以衡量其情感表达和交流的有效性；那么，评估听赏者的运动状态可以衡量情感接受的有效性，即听赏者对表演的喜爱程度。演奏家们为他人带去愉悦心灵的优美音符，自身却或多或少地受到压力、焦虑和身体不适的困扰，需要借助各种治疗逐步康复。创作与即兴在音乐心理学研究者眼中不再那么神秘，而是相对理性地有记忆和思维参与的过程。

四、充满憧憬展望未来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涉及了大心理学的方方面面，以结合音乐材料和音乐活动为研究重点，从中揭示音乐与人类心理的种种关系。本书11部分以音乐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及音乐与语言的异同等问题为出发点，从哲学、美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角度深层次阐述研究的意义，从神经科学、治疗学、教育学等方面说明研究的实际价值，更深刻地理解音乐对于人类的意义。书中不仅涉及了三个基本的音乐活动：音乐欣赏(感知)、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不断渗透脑科学的研究，探索深层次的神经基础；还涉及了音乐能力、音乐生活和音乐治疗等领域，把音乐和教育、社会、医学紧密联系，拓展音乐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学者们开阔的学术视野，缜密的研究思维，高新的实验设备都说明，音乐心理学不再是音乐成果独占的“地盘”，而是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交互合作的音乐成果共享的“空间”。以丰厚的文献资源证实了通过多学科及跨学科交流的力量，为共同揭开人类用音乐研究“生命奥秘与心智奥秘”而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