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学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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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不良学生 心理特点 矫正措施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4（b）-0156-01

行为不良学生是指经常违反校规校纪和社会公德，表现较差的学生。其不良行为主要有：考试作弊、破坏课堂纪律、破坏公物、抽烟喝酒、偷窃、打架斗殴、赌博旷课、谈恋爱等。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既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搞好课堂教学，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班风校风。做好这一工作，首要的是要了解其特殊的心理特点，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教育转化措施。

1 行为不良学生的特殊心理特点

（1）自卑心理。由于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埋怨和父母的训斥，长此以往，便形成了自己没用、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暗示，心态消极。

（2）孤独心理。他们有的少言寡语、闷闷不乐；有的则焦躁不安，常做出一些异样的举动，如大声喧哗、故意搞恶作剧等，以期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这其实都是一种内心孤独的表现。

（3）戒备心理。得不到老师的理解和赏识，再加上同学的孤立和排斥，使其对老师同学产生了猜疑、戒备、躲避的心理和行为。

（4）厌恶心理。得不到同学的认可和喜欢，使其常怀厌恶之情，爱说风凉话，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巴不得班级出乱子，恨不得有同学被学校处分。

（5）恐惧心理。明知不对，却又恶习难改。老师批评时，他一方面表现出“心虚”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又强词夺理。这又往往招致老师的训斥和同学的嘲笑。于是便产生了苦恼、害怕的情绪，产生了恐惧感

（6）逆反心理。如果对其以权威来压服，或对其进行体罚和变相体罚，就会诱发他们反权威、反训教的心理。老师要求做的他偏不做，老师不要求做的他反而积极去做，和你对着干。

2 矫正措施

2.1 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学生不良行为的形成有的是自身的原因，有的是家长的原因，有的是学校的原因，有的是社会的原因。教师要对每一个行为不良学生的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不能局限于班级，要把范围扩大到家庭和社会，要了解他的现在，也要了解他的过去；要了解他的缺点和不足，也要了解他的优点和长处。根据不同的原因和个性特征，采用不同的对策。

2.2 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激发自尊心

自尊心是人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是学生克服缺点积极向上的内在动力。行为不良学生往往自卑有余，自信不足。要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就要从激发“自尊、自爱、自信”入手。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教育儿童时，无论如何不能“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人的自尊心”，他强调“教育技巧的全部诀窍就在于抓住儿童的上进心，这种道德上的自勉。”行为不良学生的自尊心往往被自卑感所掩盖，但再差的学生也会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不可能一无是处。因此，教师一定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长处和闪光点，多给他们展示自我的机会，多关心他、赞美他、表扬他，使其在潜能发挥中得到乐趣，在成功中体验自信，逐步培养自尊心。

2.3 用爱去点燃其心灵的“火花”

学生的品行出现问题，往往与他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有关。教师必须给予他们真诚的爱，以点燃其内心的火花，要主动亲近他信任他，和他交朋友，做到心灵相通，情感交融，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教育转化效果。如前年我接了个文秘班，班里有个学生叫廖华，抽烟、喝酒、旷课、打架样样在行，是公认的“瘌痢头”。但我没有把眼睛盯在他的缺点上，而是积极寻找他的优点及“可爱的缺点”。我常利用课间和晚自习时间找他谈心，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他脑袋瓜聪明，还曾当过语文科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并非真的想“破罐破摔”，他希望毕业后能去部队参军。了解到他的这一理想后，我鼓励他要想当一名合格的军人就必须从现在起严格要求自己，学会自制，并经常提醒他：只有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才能早日撤销处分顺利毕业，当兵政审才能顺利通过。为发挥其特长，让他的“闪光点”闪闪发光，我让他负责班上的板报，结果板报办得很好，评比中每次都能获得较好的名次，于是我又经常的在班上表扬他鼓励他，他体会到了自身的能力，自信心更足了，进步得越来越快了。正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教师爱的力量。

2.4 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班集体的教育作用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自己所在群体的认同，渴望从中获得友谊和情感支持、获得归属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班级中形成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包容、互助的集体氛围，充分发挥班集级的教育感化作用。如我任某班班主任时，有个学生由于家里困难，曾在宿舍偷过别人的钱，受到同学的冷落和厌恶，产生了自卑和对抗心理，甚至产生“破灌破摔”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这个学生很需要集体给予温暖，于是便做好全班同学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都来关心他，帮助他改正缺点。我给他调了座位，让他与一个学习好且乐于助人的学生同桌，在学习上辅导他，还让他担任宿舍长，负责宿舍的卫生和财产，使他逐步改掉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同学们也主动接近他，邀他一起打球，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也乐意把钱借给他用，他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上进心更加强烈了，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活泼和开朗。

2.5 正视反复，坚持教育

人的思想品德不是一次两次一早一夕就能完成的。行为不良学生在教育转化过程中出现反复是一种正常现象，教师决不可丧失信心，更不能因此而放弃不管。如学生王某在班级管理中花了我大量心血，却仍因参与打架而受到处分。我困惑了，为什么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回报的却还是一纸处分呢？后来我渐渐明白，这主要还是由于他缺乏毅力、自控能力差。于是又频繁地接触他，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一次，一个同学的腿摔伤了，他背上这位同学就往医院跑，后背都湿透了，还替同学缴了部分医疗费用。第二天，我在班会课上表扬了他，宣布给他个人量化分上奖励三分。他脸红了，一个劲儿地摆手摇头。事后，他对我说：“我受了处分，连累了班级，您却不放弃我，我要再不学好，就太对不起您了。”从那以后，他真的变了，学习也用功了。因此，教师一定不要急于求成，而应正视反复，长期耐心地坚持下去。

总之，根据行为不良学生存在的不同心理，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就一定能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障碍，达到教育转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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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二级学院 行政秘书 现状

高校二级学院行政秘书既是院系行政管理层的参谋和助手,又是院系行政管理层与师生员工间的桥梁和纽带,是管理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行政秘书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其工作任务繁重,缺少交流,容易造成许多问题的产生,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人才培养质量。因而要对二级学院行政秘书工作的特点和现状进行探讨,才能更好地做好政秘书工作。

一、行政秘书的工作职责

我国高校行政秘书工作广而多,杂而乱,细而琐。因此,行政秘书必须明确自己职责,才有可能更好地开展工作。行政秘书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笔工作。主要负责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学院领导讲话稿、通知文件、申请报告、会议纪要等材料的拟草和校对以及学院新闻报道、学院网页更新、学术报告等宣传工作。二是人事工作。做好学院教职工岗位聘任、考勤、考核、奖惩、职称评定、人事调动等工作。三是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涉及日常行政事务处理,如文件档案管理和归档,会务筹备和接待、后勤工作,会议通知,消防安全检查、资产管理工作、;管理办公设施、办公用品;函电文件处理;信息资料的收发、整理及利用;处理突发事件、紧急事件并及时向院系行政管理层请示报告等。

二、行政秘书工作的特点

高校行政秘书主要是服务于教学、科研、和学生管理,其特点主要有:

1.辅

辅是相对主导性来说的,一般来说,辅助就是在主导的领导指挥和控制下从旁帮助领导完成共同的任务。而作为行政秘书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助手的位置,帮助领导完成其交待的任务和工作,这是秘书工作最核心的职能。院系领导不光承担行政工作,还要兼顾教学与科研,所以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求各行政秘书对领导布置的工作及时完成,并对其进行跟踪和督促。对重要的事项要及时汇报和提醒,及时将院系教学情况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相关主管领导。

2.协调性

秘书协调是领导工作的补充和延伸,是辅助领导化解矛盾、理顺关系、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最优化的过程。在高校二级学院中,教学行政管理的许多环节呈现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行政任务是在多个部门、多方面的配合下共同完成的。行政秘书恰恰处在校级行政管理部门、学院、教师、学生的信息交汇点,也是各种行政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所以高校行政秘书必须具备八面玲珑的协调能力,善于分析和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坚定而又策略灵活,行动果断而又处事稳妥,才能辅助领导处理好院系各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和谐有序的工作氛围。以“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原则,上下沟通、协调左右、联络内外,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3.广泛性

事务繁杂,范围扩大,头绪众多是秘书工作的广泛性特点。从文件起草和会议通知等日常工作到为院领导出谋划策、参谋咨询,从与教学秘书、学生政治辅导员的配合到与本院院长、书记、各系主任以及与校办、人事处、教务处、保卫处、工会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联络、上下沟通,几乎包罗万象。这要求秘书人员从大量琐碎的工作中整理出头绪,统筹安排。培养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有条不紊地安排工作。

4.参谋性

参谋是指出谋划策,为院系行政管理层提出工作建议和设想,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和方案,充当学院领导的“顾问”和“智囊”,及时解决领导遇到的难题和疑惑。高校二级学院行政秘书是连接院系领导和各部门的桥梁,他们熟悉与教师教学、学生管理、科研工作相关的各项政策和要求,熟悉教学资源的实际配置情况,熟悉教学行政人员的秉性和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环节,要积极收集整理教学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领导修改和重新决策提供依据,从而推动院系工作的顺利进行。充当好领导工作的助手,协调领导处理党、政务,教学、管理矛盾,使领导可以集中精力开辟领导活动和决策,适时地为领导提出建设性方案,做好参谋工作。秘书人员要善于分析形势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增强预见性, 提高对谋略的实效性,把为领导出谋献策渗透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

三、行政秘书工作的现状

根据行政秘书工作的特点,结合地方高校行政秘书的实际,我认为,二级学院行政秘书工作容易出现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工作任务多而繁琐

二级学院的行政秘书工作头绪较多,工作范围几乎涉及到二级学院各项工作的各个方面。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除了要完成各类文件的登记与传阅、各个会议的通知、各种来电来访的接待和处理之外,还要完成领导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同时,要与不同的教师和学生接触,及时处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且还要兼职处理相关的教学任务和党务工作,工作内容没有定性的规定。实际工作中涉及的任务远远超过行政秘书这个岗位职责。因此,行政秘书虽然天天忙、月月忙,但年终总结时却是“忙忙碌碌无头绪,兢兢业业没成绩”。

2.工作得不到重视

二级学院的行政秘书平时工作十分繁忙,通常感觉是上班像打仗一样,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经常是几件事情一起干。无论做得多辛苦,领导总是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并且在年终绩效考核时,行政秘书得优秀者却凤毛麟角。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你都得为他们服务,如果服务不好,往往会遭到投诉,或是责骂等,因而没有被重视,得到的回报也少。付出与回报往往难成正比,导致有些行政秘书心里有牢骚,肚里有怨气。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心理极易产生,抱怨自己进错门、上错岗,情绪郁闷,工作没劲。

3.工作晋升机会少

二级学院的行政秘书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秘书专业出身,很多都是一些引进人才的家属或是子弟,从事行政事务一般很难升到高级职称,往往只是评到一个中级职称就到了瓶颈。现实中,高校二级学院行政秘书的培养工作往往不受重视或缺少关爱。缺乏专业知识的培训和交流,缺乏工作的职业规划和指导,对于未来不知何去何从?前景渺茫!正是由于定位模糊,前途不明,导致行政秘书大多思想不稳定,态度不积极。导致部分行政秘书缺少工作的激情,不深入学习研究相关知识。

随着我国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化,对高校二级学院行政秘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行政秘书要转变思想观念,明确角色定位,树立服务意识,不断加强对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广泛阅读书籍,增进知识的积累,做到时时虚心,处处留心,事事用心,从多方面、多角度强化自我工作意识的培养。同时,以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勤奋学习,锐意创新的工作态度,踏实工作,与时俱进,为学校和学院健康、快速地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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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结缔组织病；间质性肺疾病；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肺血栓栓塞症

[中图分类号] R5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5）08（a）-0013-05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 in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nd idiopath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 in 17 cases

WANG Lulin LUO Qun YANG Liqi CHEN Rongchang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Diseas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 in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CTD-ILD） and the idiopath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 （IIP） respectively. Methods From 2011 to 2014， 17 ILD （CTD-ILD and IIP）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 （PTE） in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Disease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20 simplex ILD （CTD-ILD and IIP） patients with well-matched lung function were also recruited as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clinical data and symptoms were summarized and statistically calculated. And a further analysis of clin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TD-ILD with PTE subgroup and IIP with PTE subgroup was followed. Results ①Compared with simplex ILD group， incidence of new dyspnea or aggravation of dyspnea was higher in ILD with PTE group；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ILD with PTE group （P < 0.05）， which were （76.4±22.3） mmHg and （63.4±19.2） mmHg respectively. And a significant lower pulmonary diffusion function （DLCO% of the predicted values） was found in ILD with PE group， which were （48.5±11.6）% and （37.9±12.8）% respectively （P < 0.05）. ②In ILD with PTE group， average age of CTD-ILD and IIP subgroups were （59.83±13.40） years and （71.90±4.68） years The occurrence of PTE were （18.07±16.71） months and （34.75±14.69） months. It indicated that the age at onset of CTD-ILD was younger than IIP （P < 0.05）， and the occurrence of PTE during ILD course was earlier than IIP. No patients of CTD-ILD subgroup had edema of lower limbs， while 5 patients （71.43%） of IIP subgroup had the symptom. 3 patients （30.00%） of IIP subgroup had oral adminstration of corticosteroids histories， while 5 patients （71.43%） of CTD-ILD subgroup had oral adminstration of corticosteroids histories. Conclusion Association of PTE can aggravate pulmonary diffusion dysfunction. Occurance and progression of CTD and long-term oral adminstration of corticosteroids are all high risk factors of PTE. Compared with IIP patients with PTE， CTD-ILD patients with PTE are younger and have a shorter course of PTE onset.

[Key words]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diopathic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Pulmonary embolism

近年结缔组织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CTD）的研究迅猛发展，由其导致的相关继发性疾病的研究也愈加深入[1]，其中由于结缔组织病所导致的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近年来备受关注[2-3]，且由结缔组织病相关性ILD导致的肺血栓栓塞在临床工作中也较为常见[4]。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是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中较常见的类型，占PE中的绝大多数，通常所称的PE即指PTE。ILD与ILD合并PTE的鉴别诊断是临床医生常见的重要临床问题；并且目前尚缺乏CTD与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idiopath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IIP）合并PTE的临床特征比较的相关研究，本文就该两种疾病相关的PTE及其相关特点进行研究，旨在提高对此病的认识和临床诊治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1～2014年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住院的间质性肺疾病（CTD-ILD和IIP）合并PTE患者17例，并募集同期肺通气功能相匹配的CTD-ILD及IIP共20例患者作为对照。在ILD合并PTE组中，CTD相关性ILD患者共7例（CTD-ILD组），其中男5例，女2例，IIP患者（IIP组）10例，其中男7例，女3例，平均年龄为（66.8±9.5）岁；在单纯ILD组中，CTD-ILD组（男1例，女9例）和IIP组（男5例，女5例），各10例，平均年龄为（58.9±16.8）岁。

1.2 诊断标准

CTD-ILD诊断首先应确定患者为ILD，在此基础上患者需明确诊断存在CTD，且发病在ILD之前。CTD的诊断标准中根据不同疾病类型，需符合199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诊断标准、2002年指定的干燥综合征（Sj■gren's syndrome，Ss）国际分类诊断标准、1975年Bohan/Peter提出的多发性肌炎/皮肌炎（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PM/DM）的诊断标准、1987年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诊断标准、1980年美国风湿病协会系统性硬化（systemic sclerosis，Ss）的分类标准。ILD的诊断主要根据2002年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诊断和治疗指南及ERS和ATS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标准。PTE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订的诊断与治疗指南[5]。

1.3 观察指标

基础观察指标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ILD病程中出现PTE时间、近期手术史、是否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临床表现：咳嗽、咯血、胸痛、呼吸困难、晕厥、心悸、发绀、发热、胸腔积液、下肢水肿；辅助检查：血常规、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最低血氧饱和度、D-二聚体、B型钠尿肽前体（pro-BNP）、肌钙蛋白I（TnI）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ILD合并PE组与单纯ILD组一般情况及各临床指标比较

本次研究纳入的37例患者中，男18例，女19例。ILD合并PTE组17例，单纯ILD组20例，两组的FVC%预计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与ILD合并PTE组平均年龄相比较，单纯ILD组的年龄显著较小，且女性患者比例明显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间的BMI和吸烟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基础疾病方面，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外伤/手术、恶性肿瘤，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单纯ILD组比较，在ILD合并PTE组中，患者出现近期新发呼吸困难或呼吸困难加重的发生率有增高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间的下肢水肿、咯血、心悸、胸痛等临床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单纯ILD组比较，ILD合并PTE组的动脉血氧分压更低，气体交换功能更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1。

2.2 CTD-ILD合并PTE和IIP合并PTE的比较

2.2.1 基本情况 在本研究的17例合并PTE的ILD患者中，平均年龄为（66.8±9.5）岁，CTD-ILD亚组与IIP亚组比较，患者年龄较小；卧床>7 d的比例CTD-ILD亚组高于IIP亚组；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的比例CTD-ILD亚组高于IIP亚组；而吸烟人数则IIP亚组比较少，；IIP亚组出现PTE的时间也较CTD-ILD亚组短；上述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余BMI及性别比例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2.2 临床表现 两组患者均存在咳嗽症状，而均无晕厥症状。在咯血、胸痛、呼吸困难、发绀、发热、心悸、胸腔积液等临床症状方面，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胸腔积液症状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IIP亚组发生率明显高于CTD-ILD亚组。CTD-ILD亚组下肢水肿情况较IIP亚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见表3。

2.2.3 实验室检查比较 所有患者均存在新发完全性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各项化验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CTD-ILD亚组中危PE类型占42.85%，高于IIP亚组中危PE类型（40.00%），但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4。

3 讨论

CTD所导致的ILD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均较高，在其基础上发展的PTE在此类患者中疾病进程凶险，病死率非常高[6]。且根据各种不同的CTD所导致的呼吸系统患病时间、程度及部位的不同而均有所差异，不同CTD的肺部病变又各有特点，如该类患者合并PTE可使患者的病情演变方式更为复杂，且死亡率更高。同样，IIP合并PTE也使患者病情加重。因此，加强对CTD-ILD和IIP合并PTE的认识对临床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8]。本研究将重点分析CTD-ILD和IIP合并PTE患者的临床特点，期望及时对该类患者的及时诊治，减少患者死亡率。

本研究结果发现单纯ILD组患者的年龄更小，且女性患者的比例更高。与单纯ILD组比较，在ILD合并PTE组中，患者出现近期发作呼吸困难或呼吸困难加重的发生率有增高的趋势。与单纯ILD组比较，ILD合并PTE组的动脉血氧分压更低，分别为（76.4±22.3）mmHg和（63.4±19.2）mmHg（P < 0.05）；气体交换功能更差，分别为（48.5±11.6）%和（37.9±12.8）%。本信息提示，在ILD的基础上，合并PTE后，患者原本受损的气体交换功能进一步恶化，导致呼吸衰竭加重，患者死亡风险增高。

在对17例PTE患者的进一步分层分析结果发现，因CTD-ILD导致的PTE平均年龄为（59.83±13.40）岁，因IIP导致的PTE平均年龄为（71.90±4.68）岁。CTD-ILD比IIP发病年龄小，且在基础疾病导致的PTE病程上更短。这与相关临床研究表明的IIP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大的结果相一致[9]，而结缔组织类疾病更容易侵袭年轻女性患者，两者机制尚无定论[10]。另外，在CTD-ILD亚组患者中，卧床超过7 d的患者有4例（57.12%），明显高于IIP亚组相应病例数，这提示，由于CTD-ILD患者可能合并全身关节肿痛和活动量下降，从而间接导致PTE的发生和加重。两组在可导致血栓栓塞的高危药物使用上，CTD-ILD组例数明显多于IIP组患者，这可能与CTD自身需使用较多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有关。Johannesdottir等[11]及Heit[12]新近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将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能增加静脉血栓发生率的机制尚未清楚，这可能与糖皮质激素能刺激骨髓造血功能，使血红蛋白含量增加，大剂量使用更可以增加血小板，提高纤维蛋白原在血液中的浓度，缩短凝血时间等相关。

IIP亚组患者出现下肢水肿、胸腔积液症状的比例高于CTD-ILD亚组的患者，在5例下肢水肿的IIP患者中，仅有1例是双下肢不对称水肿，下肢动静脉彩超示下肢静脉血栓，其余4例均为对称性水肿，而且这4例患者均伴有胸腔积液，PTE类型均为中危风险，考虑PTE病情较重，患者心功能较差。提示IIP合并PTE患者累积心脏功能较CTD-ILD合并PTE患者差。本研究中还发现不论在IIP还是CTD-ILD患者中，Pro-BNP及TnI>0.4 ng/mL的病例比例均较高，而两者均为PTE的重要指标，但经统计分析两组之间Pro-BNP及TnI>0.4 ng/mL患者比例差异并未见到明显统计学差异。但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少，其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CTD-ILD导致PTE的发病机制中，除了在治疗原发病过程中需使用可能导致血栓形成的高危药物外，在其原发病本身的疾病进展上也存在导致血栓形成的机制。首先，不论CTD还是PTE，都可累及血管性病变。但是结缔组织病变所累及的血管病变主要分布在全身动脉，而PTE的发病是与静脉系统相关的。但据目前已有研究报道显示，CTD与PTE仍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北京协和医院一项关于PTE患者回顾性研究中显示，CTD所导致的PTE占所调查的24例患者中的比例高达1/3[13]。有研究认为CTD所导致PTE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肺动脉内皮损伤所致的原位血栓引起，但缺乏有力的实验数据支持[14]。其次，CTD-ILD属于慢性疾病，长期可导致机体发生低氧血症，进一步地对肺部的影响可进行性的慢性发展为纤维化的肺疾病[15]。加上慢性炎症以及各种血管活性物质和生长因子的相互作用，使肺血管结构发生改变，即肺血管重构，导致不同程度的血流动力学改变，从而导致血栓栓塞及PTE的发生[16]。在整个过程中，年龄并不限制此病所致PTE的发病，而IIP所致PTE则在年龄上主要偏向老年人，在病程上IIP患者出现PTE的时间明显长于CTD-ILD，这可能与CTD疾病更容易产生血栓的机制相关[6]。另外，与以往研究一致，不管在CTD-ILD患者还是IIP患者中，长时间卧床仍是发生PTE的高危因素。再次，在CTD中SLE所致的PTE居多[17]，其原因除了CTD已有的原位肺动脉血栓形成外，还可能通过全身其他地方静脉系统的血栓脱落所导致。另外，由于SLE可导致狼疮性肾炎，进而可因为蛋白从肾脏丢失导致肾病综合征的发生，而肾病综合征所具有的高脂血症及低蛋白可导致血液的高凝状态，从而诱发血栓形成[18-19]。在血液高凝状态的发病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及患者发热导致体液丢失血液浓缩等原因仍可促进血栓形成[20]。

综上所述，ILD合并PTE可使患者气体交换功能障碍进一步加重， CTD本身的发生进展和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是PTE发生的高危因素。与IIP合并PTE比较，CTD-ILD合并PTE患者起病年龄更小，病程更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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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EB病毒感染；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在我国相当普遍，且感染者年龄逐年缩小， 中国3～5岁儿童EB病毒VCA-lgG抗体阳性率达90%以上，且潜伏感染，当身体免疫功能低下时，引起严重的疾病。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ITP）是儿童常见的出血性疾病，占儿童出血性疾病患者总数的25%～40%[1]。近年有学者通过检测ITP患儿的血EBV-DNA水平，来探讨EBV感染与ITP的关系，并对其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案进行分析，有助于临床诊治。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1年12月～2013年12月112例ITP患儿，其中EBV阳性32例，男20例，女12例；EBV阴性80例，男43例，女37例。对32例EBV阳性ITP患儿A组（16例）应用Pred+IVIG+GCV治疗，B组（16例）应用Pred+IVIG治疗。

1.2方法

1.2.1观察指标 ①血常规：应用BC3000血细胞计数仪测定；②血EBV：应用荧光定量PCR检测仪定量检测血EBV-DNA。

1.2.2治疗方案全部接受Pred（5-10mg/kg）+IVIG（1g/kg）正规治疗，其中16例EBV阳性ITP患儿加用更昔洛韦GCV（5mg/kg，Q12h）治疗，疗程14d。

1.2.3统计学处理 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所有计量资料采用首尾对照t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以P

2 结果

2.1发病年龄 EBV阴性ITP患儿年龄1月～6.5岁（平均3.1岁）；EBV阳性ITP患儿年龄2～11岁（平均6.2岁）。EBV阳性ITP患儿平均年龄明显大于EBV阴性ITP患儿平均年龄（P

2.2发病程度 EBV阳性ITP患儿发病时PLT值2～58×109/L（平均29.8×109/L），Hb值87～122g/L（平均106.3 g/L）；EBV阴性ITP患儿发病时PLT值12～84×109/L（平均43.3×109/L），Hb值94-120g/L（平均113.1 g/L）。 EBV阳性ITP患儿发病时出血及贫血症状相对较重，发病时PLT值及Hb值明显低于EBV阴性患儿（P

2.3 EBV阳性ITP患儿疗效观察 其中A组加用足量GCV治疗，PLT上升时间3～6d（平均4.7d），无1例复发；B组未加用GCV治疗PLT上升时间4～11d（平均7.9d），其中8例复发。应用GCV治疗病程明显缩短，且复发率较低（P

3 讨论

ITP是一种儿童常见的出血性疾病，以自身抗体介导的破坏性血小板减少为特征，儿童ITP中80%为急性型（AITP），多发生在病毒感染的恢复期。而受EBV感染的患儿50%以上有血小板减少，文献报告ITP患儿EBV-IgM阳性率为40.5%，EBV-IgG阳性率高达75.5%[2]，可见EBV感染与ITP密切相关。

EBV感染致ITP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其可能的机制包括自身免疫反应及对骨髓的抑制作用。有学者认为EBV感染早期引起血小板减少是骨髓抑制的结果，而感染晚期血小板减少可能是由于免疫机制所介导[3]。

EBV相关性ITP患儿的临床特点包括：多发学龄前及学龄期儿童，体检可见轻度贫血貌，肝脾及淋巴结肿大，血象除PLT降低外可伴Hb及WBC降低，见肝功能异常，骨髓象多有巨核细胞减少，淋巴细胞比例偏高，异性淋巴易见。荧光定量PCR方法对血EBV-DNA进行定量检测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有较强的实用价值[4]。

临床治疗AITP公认的药物包括肾上腺皮质激素及静脉注射用丙种球蛋白，有效率达90%以上。但经正规系统治疗仍有部分患儿血小板上升缓慢，并易复发，目前推测其中部分患儿可能同时伴有EBV感染，而未应用抗EBV治疗，致使病程延长，病情加重。更昔洛韦（GCV）对EBV具有极强的抗病毒活性，可终止病毒DNA的复制[5]。因此对存在EBV感染的ITP患儿在正规治疗基础上加用GCV治疗可缩短病程。对于单纯血小板减少的EBV感染患儿用足量GCV诱导治疗14d即可有效清除病毒，但对同时伴有其他脏器损害的严重EBV感染患儿则不应单纯以血小板上升为治疗目标，应继续坚持维持治疗致其他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脏器功能恢复，达到临床治愈为最终目标。

目前，EBV感染受临床医师的重视，对其研究逐渐深入，对年龄偏大有ITP表现的患儿应警惕EBV感染，可进行常规筛查早发现，正规治疗，减少EBV对其他器官的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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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819-820.

篇5

关键词：素质教育；语文学科；实践性

在素质教育下，教师要摒弃传统教学思想，要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来有效地凸显语文学科的实践性特点，进而，在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的同时，也为高效语文课堂的顺利实现作出相应的贡献，同时，也为学生健全的发展做好铺垫工作。因此，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如何正确把握语文学科的实践性特点进行论述，以期能够确保语文课程魅力的最大化实现。

一、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也是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更是学生健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以往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一直采取的都是被动的知识灌输式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很少有自主交流、主动发表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机会，严重不利于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与人交流能力的锻炼。所以，在素质教育下，我们要有意识地给学生搭建口语表达的平台，要确保学生在高效的课堂中获得良好的发展，进而确保语文学科的实践性特点得以充分的展示。

例如：在教学《晏子使楚》时，为了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也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本节课的授课时，我选择了“复述活动”，也就是说，让学生在反复的、自主阅读之后，以不同的角度进行复述活动，比如，以“晏子”的角度、以“楚王”的角度等进行复述活动，如，以晏子角度进行复述：前几天，接到大王的命令派我去访问楚国，可是到了楚国之后，发现所有的城门都关闭了，只有一个类似狗洞的小门开着，并在接待人的指引下，我意识到这个门是要引我进去的。我看了看接待人，对其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组织学生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自主的改编复述，这样不仅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对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的提高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进而确保语文学科的实践性特点得到充分的展示。

二、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

阅读理解能力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效语文课堂顺利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以往的阅读教学过程中，我们一直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既不利于文本价值的体现，也不利于学生能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立足于教材，要借助恰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能力，进而使学生在自主交流、自主探究中掌握文本的中心思想，同时，也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

例如：在教学《唯一的听众》时，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文本的中心思想，更为了凸显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在阅读时，我引导学生思考了下面几个问题：（1）唯一的听众是如何走进我的生活之中的？（2）“听众”来林中的目的是否前后发生了变化？（3）为什么“听众”说自己是聋子？（4）在得知“听众”是音乐教授后，我有什么反应，我为什么没有拆穿？……组织学生结合教材内容对上述的问题进行思考探究，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本中的中心思想，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而且，对学生养成终身阅读的良好习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确保语文学科的特点得以有效的展现。

当然，除上述的两个方面外，我们还要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还要通过多媒体的音频功能来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等等。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目的就是要在提高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的同时，也确保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点得以最大化的发挥，进而，也为学生全面而综合的发展以及语文学科特点的正确发挥做好保障工作，最终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为高效语文课堂的顺利实现做好基础性工作。

篇6

目的：分析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疗法治疗重症颅脑疾病合并高钠血症的护理。方法：资料随机选取2012年2月-2014年2月我院收治的重症颅脑疾病合并高钠血症患者共35例，对其采用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疗法治疗，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以及不良反应，处理机械报警，坚决执行无菌操作。结果：与治疗前相比较，35例患者治疗24h后血清钠出现明显下降（P

关键词：连续性静脉血液滤过；重症颅脑；高钠血症；护理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3763（2014）08-0201-01

在所有重型颅脑损伤的患者中，最为常见的并发症即是高钠血症，其病死率高达75%以上且预后效果较差，在临床治疗中是最为棘手的问题。患者病情较为复杂且会伴随多脏器官衰竭[1-2]，若是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配合有效的护理，则能大大降低死亡率。我院对35例重症颅脑疾病合并高钠血症患者采用连续性静脉血液滤过治疗，现将护理情况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随机选取2012年2月-2014年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重症颅脑疾病合并高钠血症患者共35例，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所有患者中男性患者18例，女性患者17例，患者年龄在28-7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8.3±11.2）岁；15例高血压脑出血、10例颅脑外伤、10例脑梗死。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在入院前出现了意识障碍，入院后6d出现高钠血症。

1.2 治疗方法

1.2.1 常规治疗：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的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并在术后给予呼吸机帮助患者通气、利尿、抗感染、利尿等相关的治疗，采用甘油果糖或者甘露醇来降低患者的颅内压。利用胃管将温开水注入患者体内，或者静脉滴注适量的低渗盐为患者补充电解质或水。此外，每天对患者的血清钠等一些生化指标进行有效的监测，比如患者血清钠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的监测浓度都大于145mmol/L就确诊是高钠血症，再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形采取CVVH进行治疗。

1.2.2 CVVH治疗：通过相关的血液滤过机来对患者进行治疗，参照患者的凝血情况和治疗情况，24到72h更换一次滤过器和管路，其中换液的配方包含3000ml生理盐水、5%的碳酸钠150ml、氯化钙或葡萄糖酸钙、硫酸镁2.5ml、10%的氯化钾0～12ml、无菌注射用水1000ml，以上这些都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适当的调整，此外在对患者注射1000m无菌用水。配方中的具体用量须根据患者病情来确定，对各种液体进行严格区分，并按照配方现配现用及进行无菌操作。每分钟对患者血流量进行调整150到180mL，之后再采用枸橼酸钠或肝素钠进行抗凝。

1.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以SPSS18.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以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经x2检验，以P

2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较，35例患者治疗24h后血清钠出现明显下降（P

表1 患者治疗前后检测指标对比

3 护理措施

依据CVVH治疗的监测要点来对患者进行护理，进行严格的无菌操作护理，并对感染进行积极的预防，必要时可以给予患者抗生素进行治疗，加强对患者血凝因子、常规、血生化的相关检查，从而防止血压下降、出血、发生凝血等相关并发症发生。

3.1 对患者生命体征变化进行仔细的观察： 首先利用心电检测仪对患者的心率、呼吸、血压以及血氧饱和度等基本情况进行进行持续检测，同时观察患者瞳孔、肢体活动以及末梢循环变化情况，防止患者出现心力衰竭、水肿、低血压休克以及其它并发症，有情况必须马上告知医生，方便医生进行有效的处理。其次还要对患者的体温进行测量，对液体每小时的出入量进行准确的计算，防止循环容量不足导致的低血压，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同时会由于血流量过低而出现体温降低的情况。因此护理人员应当根据患者体温对血滤机的温度进行及时调整，从而帮助患者快速的回升体温。最后，严密监测患者各个器官的功能，对脏器功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定时对血糖、血常规、电解质、血气分析、凝血时间的变化进行监测，及定时对患者血液中的Cl-、K+、Na+、肌酐、尿素的物质含量变化进行监测，看患者有没有发生血糖、血钾剧烈的波动现象，有没有出现酸中毒等异常，如果有这些异常出现应根据置换液配方及时进行调整。

3.2 不良反应护理：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护理人员还需对患者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预防，对引流液量、性状以及颜色进行观察，查看患者是否出现腔道出血、黏膜有无出血，特别是胃肠道、呼吸道以及泌尿生殖道是否有出血情况。对Plt、APTT以及PT等指标进行检查，根据患者情况调整肝素用量。

3.3 留置导管护理： 严格执行留置导管护理程序，将导管固定牢固，避免导管出现脱出导致患者出血，置管前对患者皮肤进行彻底清洗并消毒，在对敷料进行更换时采用安尔碘对穿刺皮肤周围消毒，采用无菌敷料将其覆盖。同时值班护士应当密切观察插管处是否出现渗血以及缝线松脱。

3.4 严格进行无菌操作： 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其抵抗能力较弱，对其深静脉进行置管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感染，因此如果患者的穿刺点部位的敷料出现污湿、渗液时应该及时对其进行更换，在采用无菌贴覆盖在敷料上面。而且置换液必须现用现配，更换和配置的时候应该严格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进行。

4 讨论

临床中比较多见的急重症之一就是重型颅脑疾病，高钠血症会导致细胞出现脱水、收缩，情况严重的还会使细胞的桥接静脉遭到破坏和受到牵连，从而致使蛛网膜的下腔出血。研究证明，对重症颅脑疾病的患者病情及预后进行判断的关键因素是高钠血症，对高钠血症及时的纠正成了对患者进行抢救的关键[3]。

任何原因导致的高钠血症均会使细胞出现脱水情况并收缩，情况若是严重时会使桥接静脉出现破坏，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所以判定重症颅脑疾病患者病情预后的重要因素就是高钠血症，对患者高钠血症进行纠正成为了抢救患者的关键。有不少文献均报道，急性高钠血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颅脑损伤后下丘脑神经系统受损，出现中枢性尿崩症以及高钠血症[4]。

本次研究我院对35例患者采用连续性静脉血液滤过治疗，对患者血钠水平进行监测，调整置换液钠离子浓度，降低了血钠离子浓度，防止细胞外液渗透加快重脑水肿。与治疗前相比较，35例患者治疗24h后血清钠出现明显下降（P

由此可见，对于重症颅脑疾病合并高钠血症患者而言，病死率极高，需要及时采用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疗法治疗，同时配合有效的护理，能够降低患者病死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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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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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D.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M.Gaus。其追随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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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式；传统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阿次从学术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关于范式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这样评价：人们可以宣称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运用经过阐释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因此，范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部门管理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

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两大理论基础：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古德逊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别称做“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能干扰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官僚制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斯・韦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一书中。该理论首先把组织权力划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并把官僚制看成为一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理论强调法制条件下的层级制组织结构模式，重视机关内部的规范管理；强调官员职位，包括职业化、专业培训、职位上级任命、终身任职、定额薪金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1968年9月，由当时任《公共行政评论》主编的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和赞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集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寻求公共行政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过回顾和总结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观点》一书中。该书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他本人也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他们不满于传统行政以国家为中心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经济和效果，不满于POSDCORB以及诸如操作研究、决策科学、系统理论、PPB、MBO及其他强调“理性”、“科学”、“行为主义”的技术职业性发明。它摒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更多关心社会公平和有关的价值问题，研究重点也由政府组织机构的静态制度层面转为关注公共政策过程与公共行政过程等动态层面。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学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连贯性，没有明确限定的宪法基础等。它没有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注，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步入“自觉构建公共性”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它为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范式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学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范式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该范式有如下特点：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以提高政策质量；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明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与客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微观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政策科学对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它既强调历史，又注重未来发展。为达到这一学科目的，政策科学重视系统化的知识及理性化的认识，同时又能“客观地”处理超理性过程和非理性过程的变化现象；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度的跨学科系统；应在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除了使用成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学有时间的敏感性，强调政策的历史脉络，特别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求从现有的事实和现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科学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将全国、各民族视为一个命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政策科学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来自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管理途径，简称为B－途径。

p－途径与政策科学范式相关，该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运用。但这种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实际的公共管理部门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却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们转向执行研究，兴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公共管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一是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它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发起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了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二是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范围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执行运动的学者们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词，并开始设置公共管理课程。P－途径的公共管理强调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又对政策分析所强调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学的应用的思路不满，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B－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B－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来自全美的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1993、1995、1997年召开多次研讨会。

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

5.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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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现代性凸显于进步时代前不久，这个阶段为行政现代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技术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由奉行消极主义和放任主义政策不得不转变为积极主动干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后，由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是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时期过渡，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管理经济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需要各种复杂的管理手段。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工厂企业内部，由此首先产生了各种应付工厂日益复杂与变化莫测的环境的管理思想与方式，这些思想多体现于由技术理性崇拜而导致的对效率目标的追求，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四位管理思想卓越的管理者，他们是播下关注工业中人的因素的第一批种子的企业主罗伯特•欧文、通过应用技术手段来帮助人类努力，成功运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的典范人物查尔斯•巴比奇、管理教育领域的先驱安德鲁•尤尔、首先启动管理教育课程的查尔斯•杜宾，从他们主要推崇的思想与管理手段可以看出现代性这样的文化特点显露出的端倪。学界普遍认为威尔逊发表的《行政学研究》是行政学创立的标志，其实不然，在威尔逊之前就已经有阐述行政学的学者及理论了，有学者认为对公共行政进行系统研究始于德国的官房学，德国官房学产生于17－18世纪，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1845年法国科学家M．A．安培曾经设想建立管理国家的科学，有人认为这是行政学产生的胚胎，再有“行政学”一词是由德国学者斯坦因首次提出的，他于1865年至1868年发表七卷本《行政学》著作，他们都是先于威尔逊对行政学进行研究的，所以笔者认为与其说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倒不如说其是确立行政现代性的开山之作。他在论文中明确表达了“行政管理是政府工作中极为显著的一部分，它就是行动中的政府;它就是政府的执行，政府的操作。”把行政看作是政府的执行操作，就是将行政视为是一种可以完成政府目标的工具。他将政府活动区分为以价值理性为内容的政治与以工具理性为内容行政，导致了政治与行政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元对立的局面。“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行政管理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与企业办公室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一模一样，仅仅与机器是制造品的一部分一模一样。”威尔逊将行政管理完全看成了一种实现政府目的的工具性存在，只按照命令去做命令要求的事情，目标的正确与否完全不在行政的考虑范围之内，由此确立了行政现代性的根基。

二、行政现代性融入期

行政现代性的融入期是在进步时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各处充满了改革之风，在威尔逊确立了行政学的工具理性之后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当时在研究政府管理的各界学者都没有对《行政学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有太多的引用与借鉴。当时，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工厂企业的有效管理方式上，最有影响力的是科学管理运动，科学管理运动对当时的政府改革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政府全面借鉴了科学管理的主要思想与措施，并十分崇尚这种管理方法所带来的效率革命。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当时的学者没有太多的关注威尔逊那第一声的呐喊，但是对科学管理运动借鉴同样也确立了行政管理的工具或技术理性的含义，科学管理运动主张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的挑选一流工人，工人要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将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分开，摒弃原来的经验工作法，采取科学工作法，一切管理事务都要按照标准程序执行。虽然科学管理是以工厂管理合理化为目标而富有实践性，但还是缺乏一般科学性，由此在深受科学管理运动的影响下，人们沿着这条主线开始对管理内容进行修正与补充，其中最著名的是法约尔，他从实施管理教育的目的出发，理论富有原则性。在法约尔看来，当时缺乏管理教育，其原因在于缺少管理理论。每一个管理人员都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原则和想法来行事，而没有一个人把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经验教训概括成为管理理论。如果存在一种得到公认的理论，即已为普遍的经验所检验过的一套原则、规则、方法和程序，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基于这些构想，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五要素和十四条原则，为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当时的工厂企业管理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核心，并致力于科学管理与技术崇拜，将现代性的整体文化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随后是政府行政管理对工厂企业管理的借鉴，随着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日益扩大，行政管理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包括经济、税收、交通运输、教育、邮政、福利、公共事业等各个方面，行政管理人员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因此就需要科学的管理理论来指导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解决的办法只有借鉴已经相对成熟的工厂企业的管理方法，政府行政管理借鉴了当时工厂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与原则，成功地将现代性的文化特点融入到行政管理领域，自此，行政管理领域真正表现出了现代性特征。

三、行政现代性发展期

行政现代性发展期处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正是一个普遍追求行政原理的时期。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致力于探索理性的组织模式与科学的行政方式方法，是一个将行政管理彻底模式化与物化的过程。首先，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理性官僚制模式的确立与完善，虽然官僚制的雏形形成于古老的东方，可是得到理性的发展却是在西方，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导致权力结构运行的合理合法化，而这种合理合法化的权力就是形成理性官僚制模式的关键原因。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行政现代性的一个具体体现，并且将行政现代性发展到了最完美的程度，它完全将价值理性分离出去，无论是官僚体系内部的程序设置，还是具体工作岗位上的职员，都不具备价值判断的机会。理性官僚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明确划分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严格固定这种分工;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在这样的一个等级实体中，将各种公职或职位按权力等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挥统一的指挥链条，沿着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由最高层级的组织指挥控制下一层级的组织直至最基层的组织，于是变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要制定一整套规则和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从技术理性的观点来看，这种纯粹的官僚集权式行政组织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因此这种组织是对人进行绝对必要控制的最合理的手段，在精确性、稳定性、严格的纪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都是优越的，它能够正式地应用于各种行政管理任务中。后来的学者对行政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作了不朽的贡献，对行政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起了重要作用的美国第一本行政学教科书的作者怀特，他将研究重点转向了行政管理内部，转向技术性细节，使行政科学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在对公共行政进行了综合研究的学者古利克看来，“通过科学和科学精神，人类摆脱了，至少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摆脱了习惯的完全控制。”就公共行政而言，古利克把科学方法视为“以能力取代无知、以专业人员取代非专业人员、以专家取代杂而不精者、以日益加剧的分化和专门化取代华而不实、以素有训练的行政人员取代训练无素的新手”的一种途径。对行政组织管理的原则进行了归纳和概括的行政学者厄威克，在1937年的布朗娄委员会以及1945年和1950年的两届胡佛委员会等多届美国行政改革委员会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厄威克提出的行政组织管理原则，正如著名管理科学家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所说的，厄威克等人的最基本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主张:管理是值得观察、研究和改进的独特领域，从而是一种重要的科学。基于这些理论以及实践者研究者的探索，终于将行政现代性发展到其巅峰形态，公共行政领域无不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所以这一时期成为行政现代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

四、行政现代性异化期

行政现代性的异化期体现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这一时期人们渐渐意识到行政现代性的某些弊端，如对人性的忽视，对技术理性的崇拜、价值理性的抛弃以及官僚组织庞大机器的僵硬化，并试图将这些弊端揭示出来以告诫人们警示人们其危险性所在，表现最为激烈与明显的是沃尔多与西蒙之间的争论。西蒙是行政现代性的倡导者与捍卫者并且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继承者，他主张行政领域的科学方式方法和严格的等级秩序以及非人格化，强调效率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无视一切价值的因素，虽然西蒙批判了行政原理说，并认为这些原理只是谚语，不具有科学性，但是他并没有跳出行政现代性的领域，仍然为现代性所魔域。首先表现出行政现代性反思的是沃尔多的民主行政主张，在沃尔多看来，民主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又负责任，旨在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能够关心人们的意愿的政府来加以实现，沃尔多对政治与行政二分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也是过时的，这一观点已不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共同的心声，既然二分并不成立，那么在公共行政领域，对政治的关注已经使一些以前被排除在行政管理之外的东西又被重新提出来，因此，在公共行政学中，就应该既有仍然关注事实问题的行为主义行政学观点，又有重新关注诸如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的角色等价值问题的其他行政学观点，这就需要将价值理性问题重新整合到行政管理过程中，使行政现代性与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分离。沃尔多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更大的但却具有相关性的问题是逻辑实证主义导致了一种不成熟的技术取向，这种技术取向把公共行政仅仅视为实现外部确定的目标的一种工具。”他在批评了行政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以及对行政现代性的审视之后提出民主行政理论，他认为，“这个未来社会的社会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应该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只有民主本身才是唯一能使权力合法化的东西。”从沃尔多的民主行政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行政现代性的异化，对于历史的发展使得公共行政领域不再一味追求行政的现代性，而是对于某些关乎价值理性的东西开始吸引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注。

五、行政现代性修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