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税收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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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外企业基本情况：

目前,我州直共有注册登记涉外企业35户，分别分布在：伊宁市19家、奎屯市9家、霍城县有4家，巩留县有1家，霍尔果斯口岸有2家。较上年增加10户。其中：中外合资企业28家，外商独资企业6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1家。涉及到制造业的有20家，商业4家，通讯业4家，农业1家，旅店业2家，房地产1家，文化体育业1家，其他服务业2家。20__年共缴纳地方各税2679万元，比上年增加578万元，增长了28％。涉外地方各税已占到我州税收收入的2％。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的行业仍然是通讯业，4家通讯企业缴纳地方各税共计2280万元，比上年增加1330万元，增长了140％。

新增10家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8家，外商独资企业2家。共缴纳地方各税47万元。

二、加强涉外税收管理，提高纳税服务。

20__年我州在涉外税收管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税源分析工作。州局对做好税源分析提出了明确要求，就做好税源分析工作从八个方面再次进行了明确和要求。各县（市）局按月召开税收分析会，根据税收完成情况、重点税源的发展变化、税收收入特点、经济税收政策等情况，结合税收增长规律、相关经济指标及经济增长趋势，准确预测税收情况，掌握税源变化情况和经济发展对税收的影响，为完成税收收入计划奠定基础。

2、规范涉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对涉外企业有形资产的转让和租赁及无形资产的转让加强征管。严格核实关联企业之间是否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出租和转让房产。

3、按照规定配合有关部门对我州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了联合年检。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及时上报了20__年度涉外税收业务报表。本年度我局未开展税收情报交换、售付汇凭证、反避税等业务。

4、积极做好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业务水平 。基层局对涉外企业财务人员涉外税收政策进行培训，还注意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及时讲解。同时针对部分税务管理人员对涉外方面的知识欠缺的情况，加强组织业务学习，有针对性、结合实际工作的学习，使涉外企业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税务干部管理服务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5、进一步加强服务，确保政策落实。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做到税收政策公开、优惠规定公开、办事依据公开、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将国家现行的涉外税收法律法规向企业做出及时全面的宣传，尤其是直接涉及到某个企业的政策规定要及时通知到该企业。

6、审批手续简化到位。简化办事程序，减少报批环节，突出"事前服务、事后管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在享受地方税收优惠方面的中间环节。在减免税审查过程中，严格按政策规定审批，不越权减免，切实让国家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实实在在服务于纳税人，积极主动地把国家的税收法规和优惠政策贯彻到企业。

7、为进一步规范涉外税征收管理工作，有效的提高管理效率，认真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重点抓好任务分配、税源管理、户籍管理、工作考核四个环节。建立健全配套制度，促进税收管理员工作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不断完善税收管理员的工作程序和行为规范。明确税收管理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对加强涉外企业税收管理。 按照总局精细化工作要求，结合我州工作实际，制定了工作动态登记制、涉外税工作汇报制等办法加强对涉外税管理工作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制作统一管理台帐，对日常开展的管理工作中要了解、采集和掌握的管理信息资料内容以及各项财务、税收指标等进行具体规定，要求作到下一户，基本情况清楚，应纳税种清楚，涉税辅导到位，税务发票清楚，并及时、准确、真实的登记管理笔记，通过以上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存在的问题:

1、涉外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后劲不足。从今年看我州的涉外企业数量增长较快,但经营业绩不够理想，今年涉外税收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移动、联通通讯业，增长了1330万元。而多数企业应纳税额在下降。部分企业处于无收入状态。新增10家企业只增加税款47万元，对我局的涉外地方税收收入贡献不大。

2、目前涉外企业的会计人员素质偏低，除个别几个企业外，财务核算不是十分健全，且规模也较小，针对这种现状应加大对涉外企业财务人员税收知识的培训,提高办税质量和纳税意识，加强对涉外企业的管理和检查，以查促管,及时纠正涉外

企业涉税过程中的一些违规行为。 3、提高涉外税收征管水平。涉外税收政策性、专业性强，情况复杂，要求税务人员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既要认真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又要切实维护涉外企业的合法权益，目前涉外企业税收管理员对涉外税收业务接触较少、实践较少，对相关业务知识掌握较少，企业财务规范又多，税收管理员已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发展形势，难以适应工作的要求，现在虽保持了对涉外企业的相对集中管理，但涉外税收管理人员岗位不稳定，参加过涉外税收培训的人员并没有管理涉外税收，没有学以致用，人尽其才，上级局应加大对涉外税收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提供必备的资料，要求基层局保持工作岗位和人员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根据我州涉外税收的工作实际及涉外企业的具体特点，在20__年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涉外企业的税收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培训和税收业务指导，不断提高涉外企业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税收政策知识水平。争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更好地引进外资,为发展__州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附件：1、涉外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2、涉外企业分行业统计表

3、涉外企业分类型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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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税收筹划；跨国企业；经济全球化

一、国际税收筹划的原因

（1）内在原因。跨国企业作为独立经济主体，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是国际税收筹划产生的内在原因。税负轻重是影响它们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跨国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税务筹划，最大可能减轻整体税负。（2）外在原因。一是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战略等不尽相同，其税收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跨国企业可利用这些差异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选择最优纳税方案。首先，就税率来讲，它往往是各国税收制度差别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其次，就纳税基数来看，在计算应纳税收入时，各国对费用的确认和分配，资产的计价等项目的规定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最后，纳税义务确定标准的不尽相同在客观上也为跨国公司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纳税方式，以最小地承担国际纳税义务创造了条件。二是避税港的存在。避税港是指为跨国经营取得财产提供免税和低税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多以自然资源稀缺、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为主。各国实行大量的税收优惠措施以吸引外国资本到本国或本地区投资，这就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各国法律许可范围内选择较低税收负担的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三是国际税收协定。为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国际税收协定，它为缔约国双方的居民纳税人提供了许多税收优惠。

二、国际税收筹划的方法

（1）选择有利的企业组织方式。跨国投资者在国外新办企业、组建子公司或设立分支机构都会涉及企业组织方式的选择问题，不同的企业组织方式在税收待遇上有很大的差别。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可根据所在国企业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实现税收计划最优化，减轻税负。通常，跨国公司适宜在初级阶段组建分公司，使亏损能在汇总纳税时冲抵总公司利润。（2）充分利用转移定价。转移定价是指在国际事务中，关联企业在所属成员之间转让商品、劳务与无形资产等的内部定价机制，其目的是转移利润、躲避税收，以减轻公司的总体税负。在跨国经济活动中，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转移定价避税已十分常见。其一般做法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高价。这样，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税负的目的。（3）避免构成常设机构。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目前，它已成为许多缔约国判定对非居民营业利润征税与否的标准。跨国企业可通过货物仓储、存货管理、货物购买、广告宣传、信息提供或其它辅营业活动而非设立常设机构来达到在非居住国免予纳税的优惠。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盛行，越来越多跨国经营企业也开始利用它的诸多优点来合法避税。

三、国际税收筹划发展建议

（1）以法律为准绳，掌握税收筹划技巧。跨国企业应注意树立正确的税收筹划观念，以合法的税收筹划方式安排经营活动。同时，跨国企业财务人员必须充分学习涉税国或地区的税收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全面了解投资国税务操作实务，熟悉投资国的税收环境，在总结和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实施税收筹划的合理空间。（2）着眼全局，综合考量。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税收环境下，跨国企业必须从全球的观点妥善筹划，综合考量，进行税收筹划。不但要深入了解各国千差万别的税收制度，还要考虑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变迁、未来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税法政策的变动等。同时，跨国企业应有较长期的总体经营计划和税务计划，不能杀鸡取卵，为追求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3）提高国际税务筹划风险意识。税收筹划可以使跨国企业获得筹划收益，但同时其风险又是客观存在的。例如一些具有优惠税收环境的国家或地区，可能存在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狭小、汇率不稳等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使投资经营产生巨大风险。同时，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债务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也不容忽视，因此企业要在国际税务筹划中尽可能审慎考量并建立有效的税务筹划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对税务筹划进行全过程的监控，若出现新的税收政策、经济环境等变化，应及时调整税务筹划方案。

参 考 文 献

[1]刘耘．当代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分析[J]．商业研究．2004（8）

[2]姜波，胡应贵，姜丽．国际税收筹划展望[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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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

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

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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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税务部门在服务“一带一路”方面所做的工作

为服务好“一带一路”，国家税务总局带领全国税务部门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一）通过税收协定拓展“朋友圈”

税务部门以税收协定为基础深化税收领域“政策沟通”，不断拓展国际合作“朋友圈”，结合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领域，积极帮助纳税人解决涉税争端，为“走出去”纳税人和“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有效降低税收成本。

据统计，截至2017年4月底，我国与11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税收合作机制，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安排和协议已达106个，其中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54个，形成了全球协定网络，覆盖了中国主要对外投资目的地。三年来，通过开展双边协商累计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达131.8亿元。专家指出，税收协定的有力执行，一方面助推了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走进来”，他们可以同等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双边税收协定对企业的积极作用具有双向性，不仅保障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也保障了“引进来”的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税收权益。仅2016年，中国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协定为境外纳税人在我国实现税收减免280亿元，并通过落实“放管服”改革和优质的配套纳税服务，提高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积极性。

（二）收集沿线国家税收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从2013年开始探索分国别税收信息收集工作，2015年建立国别税收信息研究工作机制。

2017年4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集中40份《国别投资税收指南》，方便“走出去”企业了解东道国的税收政策，有效防范税收风险，促进海外企业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已59份《税收指南》，基本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以及境外其他主要投资目的地。

此次集中的《税收指南》主要围绕境外投资目的地整体营商环境、主体税种、征管制度、双边税收协定（协议或安排）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通过《税收指南》，“走出去”企业能够快速熟悉境外投资目的地基本的税收信息，大幅降低企业对投资目的地税收信息收集难度，既减轻了企业的税法遵从成本，又利于企业防控税收风险，增强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和底气。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企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业务的步伐加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在海外市场开展投资、并购等经济活动。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

“《税收指南》提供了翔实的东道国税收信息，让企业可以提前防范境外投资税收风险，更有底气走出去。”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以往他们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于缺乏了解东道国税收信息的渠道而无所适从，导致不能合理判断并有效控制跨境经营税收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推进，国家税务总局下一步将加大税收信息收集、分析和研究力度，持续扩大《税收指南》的覆盖面；动态更新《税收指南》，使相关税收信息更具时效性；逐步丰富编写内容，提高《税收指南》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分享中国的税收征管和改革经验

1.税收征管的“中国经验”

我国目前已经为近300名发展中国家税务官员开展业务培训14期，通过培训进一步增进了我国税务工作者与参训国家税务官员之间的友谊和互信，为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友好的外部税收环境。

这样的共享共赢理念和行动也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2015年底，我国与OECD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我国扬州建立了全球首个位于非OECD国家的多边税务中心，在税收政策、税收征管、国际税收等19个领域开展培训咨询等多样化合作。2016年开始立项的加拿大全球保税交易中心（GTEC）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进入北美的一个里程碑。同期，中加两国签署首份税务合作备忘录，共同探索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合作包容性框架，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挑战，提升运用税收手段提高经济治理的能力。近年来，我国已经实施此类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12个。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嗬螅纳税信用级别的良好示范效应也走出了国门，走进了“一带一路”，在境外投资建设中为企业带来便利。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乘用车出口企业，被税务部门评为A级纳税信用级别。在“走出去”过程中，以伊朗出口银行为代表的众多当地金融机构在授信评价体系中直接引用我国税务部门纳税信用评定等级，对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良好的纳税信用表示认可，纷纷向其伸出“橄榄枝”，主动与其在信用贷款等业务上开展深度合作，累计节约资金超500万美元。

2.分享中国的税改经验

以2016年5月实现“营改增”试点改革的全面推开为标志时点，我国基本建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先导意义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尤其是将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全面纳入征收增值税范围，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2017年4月召开的OECD第四届增值税全球论坛上，中国“营改增”为世界税改提供“中国样本”再度引发中外热议。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做主旨发言时表示，我国的全面“营改增”试点涉及将原征收营业税的近1600万户企业纳税人、1000万自然人纳税人和超过2万亿元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实现了增值税制度对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全覆盖。在复杂程度高方面，“营改增”不仅涉及纳税人众多，而且业态十分复杂；不仅同行业企业间情况相差悬殊，而且各行业间差异更大；既要保证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又要保证税制相对规范统一，对政策设计、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改革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和考验。在信息管税严方面，近年来中国税务部门大力推进金税三期工程建设，于2016年10月在各级税务机关全面上线并平稳运行，首次实现了征管平台、应用软件、业务标准等方面的统一，为包括“营改增”在内的各项税制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多重效应显方面，除直接减税效应之外，中国“营改增”还带来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等多重积极效应。

中国增值税改革获得国际机构和海外专家的广泛认可，为全球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2016年，OECD专门对中国实施“营改增”效应开展了第三方评估，高度评价中国的增值税改革，充分肯定中国在深化税制改革及为各国提供参考中的努力和实践。

维也纳经济大学全球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欧文斯对此表示，现阶段中国的增值税改革不仅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还通过彻底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减轻企业负担，建成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先导意义的现代增值税制度。他认为，中国“营改增”经验对世界各国的税制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帕尔说，中国在经济转型早期就认识到税收能力是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支柱，并将税收政策和征税管理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指出，增值税是现代税收体系的关键要素，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推动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二、“一带一路”建设税务服务工作大有可为

（一）短期要加强对外投资企业的税务辅导

具有16年海外投资经营经验的格力电器（巴西）有限公司在巴西投资中总结了一句名言：“在巴西，离开了税务，一切重大决策都免谈。”

中国税务部门也早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不仅在推动税务协定，更是在研究国外派驻税务官员，对“走出去”重点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驻税务官员，专门承担开展国际税收协作、涉税争端解决、涉税信息收集等任务。据了解，2016年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准备向英国、埃塞俄比亚、印度、俄罗斯等国派驻税务官员。

中国境外投资增长与涉税摩擦并存，使得派驻税务官员开展税收协作、解决涉税争端、提供境外涉税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另外不仅是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国内税收征管当中数字经济、金融工具、无形资产等都是y点问题。通过派驻税务官员学习征管经验、进行信息采集，借鉴相应的成熟经验，不仅事关国际税收利益分配问题，也是提高中国税收征管能力的迫切要求。派驻税务官员主要是负责税务情报交换、税务协调联系等工作。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类占到很大的比重，通常中国企业会采用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等模式负责投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不管是在建设环节还是在建成后的运营环节，在每一环节的实际操作和执行中，几乎每一个步骤均会涉及相关的税务考量。例如，EPC合同模式是单一合同还是分拆合同，可能影响到需要在投资国当地缴纳所得税的金额；中国企业是否需要在当地设立法律实体完成建设工作，可能影响到该建设工程在当地适用的税种和税率；投资国是否存在劳工比例要求，可能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劳工派遣安排，进而影响其在投资国当地扣缴个人所得税和相关社保的义务履行等。

强化在基建投资方面的辅导和指导，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风险。

（二）中期要建立税收信息共享平台

从中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资中的税收信息共享非常重要。前人的经验有助于后来者减少踩雷的概率。中国国家税务部门、海关部门可以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长经验，与“一带一路”国家一起建立税务、海关信息智能互动平台，实现政策相通、信息共享，创建一个开放、高效、公正的税务及海关的服务平台，为“一带一路”企业和当地国家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三）长期来看要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产品生产模式、企业组织形式、国际贸易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国际税收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亟须构建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税收关系。

长期以来，在国际税收合作规则制定过程中，都是以发达国家及其集团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得不到充分体现，这需要对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进行重构。党的十以来，面对国际税收规则新一轮重塑的重大机遇，我国积极主动走向国际舞台，逐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正不断创新理念，贡献“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主动将“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诉求融入国际税收新规则。先后成立G20税改领导小组，提出了“修改数字经济税收规则”“利润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等1000多项立场声明和意见建议。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CRS）等国际税收新规则中打上了“中国方案”的鲜明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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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国公司 跨国避税 反避税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外资企业40多万家，世界500强公司中约490家在我国投资，跨国公司设立的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达到1600余家。跨国公司通过避税的方式，造成我国的税收的大量流失，进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税法的权威性遭受挑战。而我国反跨国公司跨国避税的法律规定却很不完善，反跨国公司避税的工作相当薄弱。因而研究反避税的问题变得必要和急迫，完善本国反跨国公司跨国避税立法，进一步加强反跨国公司跨国避税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一、跨国公司跨国避税的主要方式

1、公司居所的避免

公司居所的避免，即通过避免成为高税国的居民来达到避税的目的。跨国纳税人一般是针对各国对法人居民判定标准的不同，通过虚假迁出高税负国家达到公司居所的避免。公司居所的避免对跨国公司而言，其重要核心就是消除使其母国或行为发生国成为主要控制和管理地点的所有实际象征，即实现公司居所的“虚无化”。

2、利用转让定价避税

转让定价往往通过从高税国向低税国或避税地，以较低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或者从低税国或避税地，向高税国以较高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使国际关联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减轻。

3、避税地

其基本运作过程是：首先在国际避税地建立公司，然后通过避税地公司与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收或低税收，达到减少税负目的。

4、利用税收征管漏洞避税。

有些外国企业的代表处采取虚假的方法掩盖其是常设机构的事实，逃避我国税收；一些外国承包商将工程，假借第三者名义分订合同，以减少营业税；一些外国公司将应纳营业税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转化为股息的形式等，从而逃避我国的营业税。

5、税收协定滥用

所谓滥用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一个第三国居民，利用其他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获取本不应得到的税收利益。

6、资本弱化

利用资本弱化避税是跨国公司通过调整外国子公司股权与债权的比例，使子公司的公司资本中债务资本的比例非正常地高于权益资本的比例，结果增加子公司的财务费支出，减少应纳税所得额，逃避企业所得税。

7、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关联交易，人为抬高成本、做低利润

近年来，跨国公司交易内部化趋势明显，避税手段越来越复杂隐蔽，呈现出企业税收贡献与资源占用不匹配、职能定位与利润收益不匹配、中国企业贡献与获得回报不匹配等现象。跨国公司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就要千方百计地使企业的税负最小化。

二、我国反跨国避税立法现状与不足

近年来，国家税务机关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出台。2012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特别纳税调整内部工作规程（试行）》和《特别纳税调整重大案件会审工作规程（试行）》。截至2013年4月底，我国对外共达成或签署双边预约定价安排29例，转让定价相应调整31例。国家税务总局还对外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11）》。但我国税法立法中有关反避税的很多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主要避税行为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国际合作还有待加强。

三、我国防止关联企业跨国避税的对策

1、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立法上要体现反避税的意图，为反避税提供法律依据。我们可以在借鉴国际反避税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一是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反避税的意图；二是单独制定反避税法律，对避税的概念、反避税措施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形成一套完整、操作性强的税收专门法规。

2、创新反避税方法，有效监控跨国公司利润水平，防止国家税收流失

跨国公司利用国家间税制差异转移利润，不同程度地侵蚀了国家税基。为了对跨国公司的利润水平进行有效监控，税务部门应着手建立企业综合指标体系，分国家、分行业、分地区、分年度监控跨国公司利润水平。通过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管理和跟踪管理等手段，及时发现避税嫌疑企业，促使企业改变定价或税收筹划模式，主动提高利润水平。同时，税务机关还以重点行业为突破口，仔细分析行业的经营特点、成本控制、盈利状况及发展趋势，研究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理念和量化方法。

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既要避免“双重征税”，又要消除“双重不征税”

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既要避免‘双重征税’，又要努力消除‘双重不征税’。税务机关将继续深化反避税行业调查，着力加大行业联查和集团跨区域联查力度，压缩避税空间，提高纳税水平，同时加强反避税信息基础建设。同时，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力，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和全球税制改革进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对话和交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

4、税务当局与金融、工商、海关、驻外机构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建立涉外税收管理的立体协护税体系。通过相关业务衔接，可加强对涉外税收的综合治理，借助各部门优势，堵塞税收漏洞。

6、是要加强对反跨国避税工作的重视和领导，切实提高涉外税务征管队伍的整体素质。

反跨国避税工作复杂繁琐，要做好这项工作，人的问题依然是关键。因此，要经常注意总结、借鉴国内外反关联企业跨国避税工作的成功经验，加强对涉外税收人员的培训工作。同时，要在反避税工作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激励和惩处措施，促使其积极从事反关联企业跨国避税的查处工作

7、进一步拓展反避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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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

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

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

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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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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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品章.国际财政若干问题的研究[J].财政研究,1995,(1)1

[8]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603-6511

[9]崔满红.区域财政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1

[10]柳剑平,谭本艳.现行国际投资制度的缺陷及创新趋势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1)1

[11]郧文聚.从国际援助的发展看中国对非农业援助[J].西亚非洲,2000,(2)1

[12]李风华,郭畅.论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J].欧洲,2001,(2)1

[13]陈淑芬.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J].当代经理人,200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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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税务筹划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e tax charge is the private costs important component. after our country joins wto, because foreign economical trade activity's increase, the enterprise must seek diligently reduc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 expense the method, thus how to reduc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ax money disbursement to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subject.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conomy movement has standardized, the government by law characteristic, our country enterprise must from defend own whole, the long-term benefits to embark, the rejection avoids taxes, steals evades taxes and so on short-term behaviors, transfers carries on the science the international tax affairs to prepare, namely the use international tax law rule, through to own production and operating activities and so on fund raising, investment and transport business carries on the suitable arrangement and the operation beforehand, causes the enterprise both to pay taxes legally, and can enjoy the right which and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fully the international tax law stipulated that obtains the greatest tax benefit, to realize the enterprise value maximization.

    key word: our country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tax affairs; tax affairs preparation

 

一、 国际税务筹划的客观基础

企业要进行国际税务筹划，首先要对各国的税制有较深认识。因为国际税务筹划的客观基础是国际税收的差别，即各国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税制之间存在着的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为跨国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机会。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差别是由税收管辖权、税率、课税对象、计税基础、税收优惠政策等几个方面组成的：

1、税收管辖权上的差别

各国税制上的税收管辖权主要有三种类型：居民管辖、公民管辖和所得来源管辖。各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法律传统，选择及行使税收管辖权，其中多数国家是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和所得来源管辖权的。由于各主权国家行使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从而为国际税务筹划创造了机会。

2、税率上的差别

税率差别是指不同的国家，对于相同数量的应税收入或应税金额课以不同的税率。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

3、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

不同的国家税种的课税对象可能不同，不同国家对于每一课税对象所规定的范围和内容也可能不同，因此计税基础也会存在差异。企业可以利用不同的税收处理进行税务筹划。

4、税收优惠的差别

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对于国外投资者在征税上给予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优惠。如减免税、各种纳税扣除等。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是跨国纳税人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就是各国税制的差异。企业只有在全面掌握有关国家税收法规及其具体税制的基础上，兼考虑一些其它客观因素，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税务筹划方案。

二、 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方法

依据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和其它相关因素，可以大略总结出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途径如下：

1、税收管辖权规避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居民管辖或公民管辖的国家发生人身法律关系，或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所得来源管辖权的国家发生联系。这就是所谓的税收管辖权规避。

对外投资的企业可以通过避免成为一个国家的常设机构来降低税赋。许多国家对企业的“常设机构”的利润是课税的，因此在短期跨国经营活动中，尽量不要成为东道国的“常设机构”，则可避免向东道国纳税。这种规避可以通过控制短期经营的时间或是通过改变在东道国机构的性质来实现。

2、利用税率差别

由于不同国家规定的税率存在差别，在进行国际税务筹划时，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据统计，美国跨国公司持有资产总额25%部分分布在那些公司所得税率低于20%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资产收益率普遍较高。

通常实践中转移应税收入的方法有几种：

(1)企业可以利用信托方式转移财产。信托关系一但成立，委托人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信托机构管理，信托财产在法律上委托人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就切断。一般对财产所有人委托给受托人的财产所得不再征税。而且在全权信托中，信托的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也不享有所有权，所以只要受益人不从信托机构得到分配的利益，受益人也不用就信托财产缴纳任何税收。在税务筹划中可以利用这种规定来避税，如果一个国家的所得税税率较高，该国企业就可以以全权信托的方式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设在境外的避税地的信托机构代为管理，通过创立这种国外信托，财产所有人以及信托的受益人就可以彻底摆脱就这笔财产所得向本国政府纳税的义务。同时，由于信托财产是委托避税地信托机构管理的，当地政府对信托财产所得一般也不征收或征收很少的所得税。

(2)企业也可以通过向低税率国关联企业转移利润的方法利用转让定价手段在公司集团内部转移利润，使公司集团的利润尽可能多地在低税国关联企业中实现。实践中跨国公司在税务筹划中这种方法最为常见。

(3)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所谓内部保险公司是指由一个公司集团或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协会投资建立的、专门用于向其母公司或姊妹公司提供保险服务以替代外部保险市场的一种保险公司。利用内部保险公司可以进行跨国税务筹划。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课税。

还有其它一些转移应税收入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实践中被有效地运用在国际税务筹划中。

3、在税务筹划中注意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

在税务筹划中，要注意考虑所选择投资地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根据投资地在存货计价与成本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各类准备基金的提取等方面税制规定的不同来进行筹划。

在国际税务筹划中，要注重对于进口税的分析。进口税通常会附加到产品价格中，低进口税率或免进口税将使产品价格有利，而高进口税会导致投资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向某国出口货物改为直接投资，则在高进口税率国，高税率其将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对投资所在地出口商品。所以，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对于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采取的策略应该是不同。

4、筹划时考虑税收优惠政策

利用税收优惠是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一般都有互相向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所得税尤其是预提所得税的优惠条款。但这种协定本不应使协定签约国之外的非居民企业受惠，但企业可以通过在其中一个协约国内设立子公司，并使其成为当地的居民公司，该子公司完全由第三国居民所控制。这样，国际税收协定中的优惠待遇该子公司就可以享受。然后该子公司再通过关联关系把受益传递给母公司。

在国际税务筹划时，在考虑税收优惠时，要注意税收优惠往往是在经济不发达、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力度更大。所以不能只考虑税收优惠，忽略该地区基础设施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

三、 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对策

(一)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现状

税务筹划在我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是税务筹划在我国企业中的实行情况并不理想。

首先，我国大部分企业税务筹划意识缺乏。我国企业的领导由于欠缺财务、税收知识，因此当提及减少纳税成本时，往往使用偷逃税款、找税务人员徇私舞弊等方法，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税务筹划合理合法地节税。而企业的财务人员也因而不能利用税收知识和会计水平为做企业税务筹划。

对于我国很多企业来说，税务筹划工作缺乏良好的基础。而从我国部分企业财务管理现状来看，存在严重的不规范现象：比如管理活动不严格按照财务工作规程，未经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未经必要的财务预算就由企业领导主观决定，这种情况更不用提对此进行税务筹划了。

同时，税务筹划主体在我国企业中，至今还不甚明确。会计人员只关注会计核算、会计报表，不关心税收成本比较及相关决策；而管理人员则认为税收筹划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这样就形成了税务筹划工作无人负责的情况。

我国存在相当一部分管理不严、体制不善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会计人员素质低，会计制度不健全，会计账目不准确、账实不符、不履行会计程序等现象严重，这使得税务筹划无从入手。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不健全，使得税务筹划成效始终不理想。这样的企业，更无从去熟悉国际税收和金融知识，了解各国的税收制度，很难完成国际税务筹划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企业对于国际税务筹划的迫切需求。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累计批准了海外投资企业3091家，累计投资额43.33亿美元，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将进人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是出口事业蓬勃兴盛，跨国经营事业也必将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发展。因而我国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税务筹划的水平，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

(二)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对策

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税务筹划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研究国际税收因素作为税务筹划的重要依据

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国际税务筹划是以国际税制的差别为基础的，因此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税务筹划水平，就应该加强对国际税收制度的研究。

企业应研究有关国家的税收法规和税收政策，根据各国不同的税收制度和政策，选择有利的投资地点。这就要求企业做到了解各国税制差异，并关注各国税收政策的动态和发展。在选择投资地或市场时，要从该国的税收结构、优惠条件等多方面充分认识和考虑。我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基于税务筹划来选择对外投资地点的实践例子，如我国中信、首钢、中旅等在香港设立基地公司或控股公司对外投资。

2、恰当安排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结构

在税务筹划中，也要考虑企业组织形式的因素。企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于这三种组织形式的税法规定有很大差别。因此，如果是在国外投资组建企业，就要选择特定的组织形式以减少纳税。如美国税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满足特定条件时可以适用按照合伙企业形式计算交纳所得税。如果企业设立时注意满足这种小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就可以按合伙企业交纳所得税以节约大量的税款。

同时，企业的资本结构也是税务筹划应注意的内容。由于我国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不高，企业的资本结构容易出现不合理现象。例如企业的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之间比例的适当调整可以增加企业价值，但当存在个人所得税时，这种税收屏蔽效应会被个人所得税削减。所以在安排企业资本结构时要找到企业最优负债比例点。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时，要注意首先熟知与筹划目标相关的经营国税收法律及法规的规定，密切关注法规的内容及其变化。选择采用适当的不同比例负债，本着税后净利润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综合考虑企业风险、税收风险和政治风险，最终选定可行性方案。

3、选择符合国际税务环境及运作机制的会计核算方法

会计核算的方法会影响应税收益。为减轻对外投资建立的公司的税务负担，我国企业要注意对东道国税务会计的研究，选择适当的会计核算方法。

例如，对于存货计价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筹划：当处于不同的物价状况下注意在可能的情形下采用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当存货历史成本与市场价格背离时，许多国家允许企业选择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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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国家重要经济杠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对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扩大商品进出口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认识水平、发展阶段等的限制，我国现行税制尚存在许多不足，表现在对外开放方面主要体现为只注重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国投资，没有在“引进来”的同时兼顾“走出去”的需要。现行税制是在我国对外开放还主要处在“引进来”的格局下形成的，它显然不适应我国目前双向开放的需要。与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要求相比，现行税收制度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现行境外所得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税法中间接抵免方法的缺省。国际上一般都采用抵免法来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其中，又因纳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而包括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具体方式。但我国的国内税法中，却一直没有关于间接抵免的明确规定。在对外税收协定中，我国则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在我国与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签订的协定中，规定了间接抵免的方法；在少数双边协定如中、新（西兰）双边协定中，在中国方面未列入间接抵免的规定；而在另外一些双边协定中，则是对方国家不列入间接抵免协定，主要是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

直接抵免中抵免限额方法的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外贸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按照现行方法，每个外贸公司都要就其境外企业逐国计算抵免限额，这就使得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对我国税务人员的管理素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往的不断扩大，其弊端将愈来愈突出。

境外收入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两个税法和一个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应纳税额是按照我国财务会计制度进行计算调整的。这样，境外企业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一般都要编制两套账。一本按来源国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另一本则按我国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这种做法比较繁琐，在实践中也难以执行。有些成本、费用的开支还必须在境外核实，增加了税收成本。

国际反避税问题。由于我国转让定价税制工作起步较晚，一方面，很多规定都比较粗糙。笼统，比如说关联企业的界定等；另一方面，有的则没有相应的规定，如专门的反滥用税收协定条款。此外，对跨国纳税人的报告义务和举证义务规定得不够明确和严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只重在事后调整，预约定价机制（APA）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我国的反避税的调整方法体系也不够合理健全。

实物支付和货币兑换。长期以来，由于受限于条件分割造成的经营权的限制，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和承包工程中不能接受实物支付（包括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战略物资如石油、木材等的进口），这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开展国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明显的障碍。此外，有些企业在非洲、中东一些国家承揽项目，对方支付的工程价款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兑换的当地货币。而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缴纳的所得税款以人民币为单位。部分企业不得不垫支人民币以缴纳税款，这就会给企业缴纳所得税带来负担。

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改革我国的境外所得税收制度

（一）建立我国的境外投资税收优惠制度。

由于现行税法是在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侧重于引进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规定了许多税收优惠，而对我国的资本输出却没有任何鼓励措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成熟产业和长线产业；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却偏少，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尤其迫切；我国相当一批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可以考虑给予对外直接投资以适当的税收优惠。

从国际上资本输出国家的经验看，为了鼓励本国的对外投资，一般采取的是税收减免、延期纳税和实行投资储备金制度等做法。

关于税收减免制度。为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的一些长线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等，可在符合一定的利润和劳务输出等条件的前提下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为了避免税收收入的流失，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对之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如只有在来源国已经缴纳了税款的国外所得，才给予免税；享受免税的国外所得一般应为本国纳税人在国外从事直接投资的所得；必须将该项所得汇回国内等等。

关于延期纳税制度。延期纳税一般是指纳税人的税后利润在未汇回国内之前，可以不用本国政府纳税。这实际上等于政府给予纳税人一种提供免税无息贷款的优惠待遇。作为对纳税人再投资的一种鼓励措施，它不同于国内税收中的延期纳税规定。后者是指纳税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缴税，经申请而获得延迟纳税的照顾性措施。

按照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修订）第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来自境外的所得，不论是否汇回，均应按照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的纳税年度计算申报并缴纳所得税。这个规定具有很强的反避税意义，但它对我国企业的境外再投资也形成了很大的制约。我们认为，应区分不同的企业类型和境外投资的年限，规定不同的政策。对于外贸企业和在国外已投资一定年限的企业，可继续适用原有规定；但对外经企业和在国外新投资的企业可允许一定年限和一定规模的延期纳税。对于由此可能产生的避税问题，应主要通过加强税收征管来加以解决。

关于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借鉴日本、德国等国的做法，我国可以规定：对外投资是自然资源开发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100％；对外投资是自然资源的经商活动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40％；对外投资为一般性投资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15％。储备金在5年以后分5年分别摊入每年的应税所得额中。

（二）健全我国的境外企业所得税制度。

建立间接抵免制度。由于我国现行所得税法中没有间接抵兔的规定，因而在操作中，其比例达到多少才能享有间接抵免待遇无法掌握（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为10％），实践中容易出现混乱。如果说我国企业以前的投资形式单一、境外所得不多，矛盾尚不突出，那么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将越来越大，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既有直接设有分公司，也有向对方国家的居民公司认股投资或组成子公司，因此这一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同时也是与国际接轨，我们主张，应在我国新的统一的法人所得税中补充有关间接抵免的规定，明确间接抵免的适用对象和限制条件，以完善我国税收抵免机制，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

改变我国的直接抵免核算办法。外国税收抵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综合限额抵免法、分国限额抵免法和专项限额抵免法等。不同的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都是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税收征管办法。

我国现行的“分国不分项”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比较科学，但具体操作时较为复杂。我们认为，综合抵免法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抵免方法。因为，目前我国税务干部的整体业务水平还不高，要对所管辖的每一个外贸公司设在世界各国的分公司逐国计算抵免限额，这必然加大征管难度。而采用综合抵免法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大大简化征管工作。日本根据本国跨国公司比较多、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的情况，选择了综合限额法。美国几经更迭，现在仍然采用综合抵免法。近几十年来，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来自不同国家的所得日益增多。相应地采用综合限额抵免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无启迪意义的。

为了简化计算和征管，我国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修订）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但一是这个办法本身不够规范，存在不少管理上的漏洞；二是外经沙吸企业的政策不统一。因此，无论是从国际经验、我国现实国情还是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发，我国的直接抵免方法都宜改变为综合抵免法。为了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也可在实行综合抵免法的同时，对某些低税率的大宗收入项目，实行专项限额抵免法。

改进境外所得中成本费用列支标准的调整方法。我国现行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修订）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税法、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据以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而不能完全以企业在境外取得的合法纳税资料、纳税凭证所列支的成本。费用开支为依据。这样对每个企业的境外所得都要按我国税法进行纳税调整，使得税收成本大大加大。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所在国税法规定的成本费用开支标准，而不再按本国税法进行调整。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我国可以原则上承认境外所得按国外税法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又对其中一些重要的项目进行调整，同时将这一问题与国际反逃（避）税结合起来，按照跨国收入和费用的分配原则进行调整，以此确定纳税人境外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

实物支付和不可兑换货币的解决方案。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外汇短缺，与我国之间长期存在贸易逆差，有碍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受资国支付的、为我国所需要的实物应在税收上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如运回国内进关时应给予一定的减免税待遇、允许纳税人在一定时间内延迟纳税等。至于货币的兑换性问题，企业应首先将其兑换成国际上可自由流通的自由外汇。如果当地货币确实不可兑换成自由外汇，那么就由我国政府确定一个比例，将当地货币换成我国货币。或者结合延期纳税规定，鼓励企业将其用于对当地的再投资。

完善我国的国际反避税制度。

1．以完善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度为重点，不断完善我国的反避税制度。

建立健全转让定价税制是国际反避税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应该适时加以改革。其一，要把反避税重点放在事先防范上。美国研究了70年的转让定价税制，直到1991年才推出预约定价税制，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成功做法，在总结我国深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的预约定价税制。其二，应进一步明确关联企业与独立企业的界限。第三，从国际上的趋势看，转让定价法规原只制约跨国关联企业，现已扩大到“按事实认定”的“受控实体”；原只制约商品、劳务和无形资产交易，现已延伸到各种隐形交易如物物交换和债权债务的互相抵冲等。我国的反避税法规要适应这个趋势进行调整。第四，应积极采用国际惯例包括OECD准则，加强对可比性的解释，健全我国的转让定价方法调整体系。当前，为了加强反避税斗争。不少国家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此外，各国不仅在实体法中针对各种避逃税行为推出各种有力措施，更在程序法上密切配合，双管齐下，如美国在1999年初公布的《转让定价准则》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在税制改革中加以借鉴的。

当前的国际税收热点还包括资本弱化和在避税港等处设立传导性实体（conduit、ehtities）等。对于资本弱化问题，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五十五条中也有限制规定。但还应该随着新问题的不断产生进一步严格化。另外通过受控外国企业避（逃）税和利用避税港避（逃）税等，也都需要更加周密的法规加以防范。

2．强化纳税人的相关义务。

在国际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我国企业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可以规定纳税人负有延伸提供税收情况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规定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此外，为了摆脱税务当局在反避税和反逃漏税中提供证明的被动局面，可以规定纳税人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

3．加强税务行政管理。

税务当局应利用税法的规定，尽可能地收集与纳税人有关的信息资料。加强税务调查和税务审计。为了适应新形势的挑战，我国要加强税收管理机构的专门化和系统化建设。此外，国际反避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因此，为了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国际避税日益增多的情况，我国要抓紧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复合性人才。

三、加强国际间的税收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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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 征管改革 国际借鉴

一、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综述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专管员管户制”到“征管查三分离”，经历了不断的变革过程。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税务总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方案中提出建立“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30字征管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对税收征管改革进行了调整，2004年提出了“34字征管模式”，在原来的“30字”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强化管理”的内容，并提出了税收征管要实现“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不断探索和掌握税收征管规律的总体要求和设想。近几年来，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总局提出了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管理的新方法、新举措，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有力促进了税收收入平稳较快增长。但是，随着经济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税收征管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2012年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积极借鉴国际成功做法，不断开创税收征管改革新局面。本文着力从借鉴国际税收征管的成功改革经验出发，进一步开拓视野，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推进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二、税收征管改革的国际借鉴

（一）促进纳税遵从作为税务机关的共同理念和目标

OECD成员国家普遍将促进纳税遵从作为税务机关的核心理念和任务目标，提出“视公众为顾客，把管理当服务的”新公共服务理念。美国国内收人局也在其五年规划中提出“服务+执法=纳税遵从”战略目标。

为了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经验，修订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征管法，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力量对美、澳、法、德、日、韩六国的税收征管法集中进行了翻译，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征管法律制度明确确立征纳双方的权力和义务，首先确定和强化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的主体地位，纳税人自主履行纳税义务，税务机关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是通过纳税服务和公正执法帮助和促进纳税人遵从税法。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这个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共98章，9千多条款，规定了关于纳税人自主履行纳税义务主体地位，设置了关于纳税义务、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明确规定了税务机关促进纳税遵从的纳税服务服务和税收征管程序，包括减轻纳税人负担、优化纳税服务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具体条款，通过税收立法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力义务，促进征纳之间紧密合作，实现服务和管理的有机结合，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纳税遵从度。

（二）税收征管程序设计科学合理

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征管全过程的五大基本程序，包括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税务机关的纳税遵从风险评定管理，违法行为调查，税款强制征收和纳税人的法律救济。其中纳税遵从风险评定管理是我国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但却是发达国家税收征管程序中核心和重要环节，贯穿于税收征管全过程，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OECD成员国家，在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之前要求纳税人进行自我税收评定的自我遵从管理，在纳税人登记申报之后甚至在登记申报过程中，税务机关的核心工作是对纳税人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风险评定管理，通过有效的及时提示、提醒、辅导等服务，帮助其纠正错误，促进纳税遵从，从而避免事后的评估和稽查。如果纳税人仍不遵从合作，则采取较严厉的法律措施和手段，开展税务调查，更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开展深度调查和全面税务审计，偷逃税审计，实施违法处罚，最后是开展刑事侦查，对涉税犯罪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等。

（三）普遍实行税源分类的专业化管理

经济运行、纳税行为的复杂性和征管资源的有限性，是国际上推行税源专业化管理的主要原因，机构设置专业化，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则趋于集约化。通常的做法是对不同规模或不同性质纳税人设置分类管理标准，设置相应的专业的征管机构，配备相应的征管资源，采用专门的管理和服务方法。如美国国内收入署（IRS）在1998的《联邦税务重构与改革法》（IRS Restructuring and Reform Actof1998）确定了美国联邦税务局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改变过去“一刀切”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首先，按纳税人的规模类型、性质和特点进行科学分类，在全国设置四个税收征收管理业务部门，大企业与国际税收管理局、小企业和自谋职业者税收管理局、工薪和投资者税收管理局、非税和政府实体税收管理局。实施针对性的专业化管理和服务；其次，突出和加强对大企业与国际税收集约化、专业化管理，加大管理资源的配置力度，除优先配置高级管理人员以外，还包括经济学家、行业管理专家及高级技术顾问等，为纳税人提供针对性、专业纳税服务，采用专门的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管理人员更富有经验，管理和服务效率更高，充分体现了把有限的优质的征管资源优先配置在规模大、风险大的区域的税源专业化管理理念，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管理效率。

（四）强化信息管税的依托和支撑作用

涉税信息数据的采集、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征管方式和手段的不断创新，各国税务部门不断加快信息管税的进程，以信息技术和征管业务的融合促进了征管质效的提高。

1、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促进税收征管高效运行。第一，发达国家通常都建立有全国统一规范的征管信息平台，并由国家层面主导，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系统联网，将税务部门的征管手段延伸到了国家机器的各个领域，实时传输、共享、利用各种涉税信息，建立了较为广泛、严密的税收征管信息网络交互平台。第二，各国税务部门不断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以计算机信息技术支撑的征管效率和水平不断提高。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国家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都制定了富有前瞻性、科学性的规划方案，可以适应一定时期内技术变革的要求，以不断优化信息技术和运行效率，为税收征管提供高效、安全、可靠的运行系统。如美国研发多年的纳税人账户实时数据库于2012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纳税人将享受到更方便快捷的办税服务。这在联邦税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科学技术将成为构建新型税收征纳关系和提高征管效率的重要推动力，并将从根本上改变纳税人和税务从业者的纳税申报方式。此外，税务部门利用纳税人账户实时数据库，可以更及时有效地发现纳税申报差错并予以纠正，而不是二、三年后再去进行评估和稽查。

2、涉税信息的法制化管理，有效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

各国税务部门普遍形成一个共识是：第三方信息报告的法律制度是解决征纳之间信息不对称和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的强有力工具。据统计，有第三方信息报告的收入，申报准确率达到了96%！无第三方信息报告的收入，申报准确率约为50%！美国国内收入法 “信息与纳税申报” 这一章中，共用65个条款6.2万字详细规定了包括任何政府单位及其机构或部门在内的几乎所有主体应向财政部长（税务机关）报送五大类源头信息。《德国税收通则》规定“行政机关或者包括德意志银行、国家银行和债务管理局在内的其他官方机构以及这些官方机构的机关和公务员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他们向税务机关提供情况和出示材料的义务”。通过涉税信息的法制化管理，使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很容易与其它相关部门交换、共享信息数据，有效解决了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从源头上消除纳税不遵从动机。提高纳税遵从度，同时为有效实施税收征管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基础涉税信息数据资源。

（五）普遍推行纳税遵从风险管理

OECD成员国家把促进纳税遵从和风险管理的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积极推行纳税遵从风险管理，并贯穿于税收征管全过程。

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OECD国家基本上都实施了纳税遵从风险管理，主要是运用风险管理的理念、方法和信息化技术手段，以纳税人对税法不遵从带来的税收流失的不确定性风险为管理对象，根据税收风险发生特点和规律对纳税遵从风险程度进行分析识别、等级排序、预警监测、应对处理与风险管理绩效评估，对不同税收风险等级的纳税人采取差别化、递进式的风险应对控制策略，力求最具效率地防范和控制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提高纳税遵从度。

为了有效实施遵从风险管理，OECD国家普遍建立了遵从风险分析研究的专业化管理机构，分析不同的税收流失风险成因和遵从行为类型、特点规律，把纳税遵从风险类型分为自愿遵从型、尝试遵从型、不想遵从型和强制遵从型，并致力于纳税遵从行为及风险特征规律的分析和量化管理，通过构建纳税遵从风险评估测度模型，开发信息技术管理系统，进行遵从风险识别和等级排序，科学地量化和预警监测税收流失风险，并及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选择进行风险控制和排除。

澳大利亚等IMF成员国家建立的“金字塔”式的纳税遵从风险应对处置管理模型，对主动申报、自愿遵从的纳税人通过简化办税流程、减少资料报送、给予优质便捷的纳税服务等应对策略实施遵从激励；对过错性或尝试性不遵从行为，风险较低的纳税人通过及时提示提醒，提供人性化的教育、辅导帮助等管理手段纠正其错误，帮助其遵从；对不想遵从，中等及偏高风险等级的纳税人，通过约谈、调查核实、税务审计、评定等管理方式促进其遵从；对拒不申报、恶意不遵从，风险等级高的纳税人充分运用法律的效力严格执法，从严查处，打击震慑，强制其遵从，即随着纳税遵从度的降低，税收流失风险的加大，风险等级的提高，风险应对控制逐渐由优化服务到辅导，由柔性管理到刚性管理最后到严厉执法，执法的刚性和力度逐渐加大，由此建立了差别化、递进式遵从风险分类应对控制体系，提高风险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服务和执法的有机结合，促进纳税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共同提高，实现税收流失风险得到及时、有效防范和控制的税收风险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林军.信息管税 促进税收事业发展[J].中国税务， 2009，（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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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企业要从维护自身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摒弃避税、偷逃税等短期行为，转而进行科学的国际税务筹划，即利用国际税法规则，通过对自身的筹资、投资和营运等生产经营活动事先进行适当的安排和运筹，使企业既依法纳税，又能充分享有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优惠政策，以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国际税务筹划的客观基础

企业要进行国际税务筹划，首先要对各国的税制有较深认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差别是由税收管辖权、税率、课税对象、计税基础、税收优惠政策等几个方面组成的：

1.税收管辖权上的差别。各国税制上的税收管辖权主要有三种类型：居民管辖、公民管辖和所得来源管辖。各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法律传统，选择及行使税收管辖权，其中多数国家是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和所得来源管辖权的。由于各国家行使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从而为国际税务筹划创造了机会。

2.税率上的差别。税率差别是指不同的国家，对于相同数量的应税收入或应税金额课以不同的税率。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

3.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不同的国家税种的课税对象可能不同，不同国家对于每一课税对象所规定的范围和内容也可能不同，因此计税基础也会存在差异。企业可以利用不同的税收处理进行税务筹划。

4.税收优惠的差别。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对于国外投资者在征税上给予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优惠。如减免税、各种纳税扣除等。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是跨国纳税人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就是各国税制的差异。企业只有在全面掌握有关国家税收法规及其具体税制的基础上，兼考虑一些其它客观因素，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税务筹划方案。

二、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方法

依据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和其它相关因素，可以大略总结出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途径如下：

1.税收管辖权规避。企业应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居民管辖或公民管辖的国家发生人身法律关系，或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所得来源管辖权的国家发生联系。许多国家对企业的“常设机构”的利润是课税的，因此在短期跨国经营活动中，尽量不要成为东道国的“常设机构”，则可避免向东道国纳税。这种规避可以通过控制短期经营的时间或是通过改变在东道国机构的性质来实现。

2.利用税率差别。由于不同国家规定的税率存在差别，在进行国际税务筹划时，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据统计，美国跨国公司持有资产总额25%部分分布在那些公司所得税率低于20%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资产收益率普遍较高。

通常实践中转移应税收入的方法有几种：(1)企业可以利用信托方式转移财产。如果一个国家的所得税税率较高，该国企业就可以以全权信托的方式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设在境外的避税地的信托机构代为管理，通过创立这种国外信托，财产所有人以及信托的受益人就可以彻底摆脱就这笔财产所得向本国政府纳税的义务。同时，由于信托财产是委托避税地信托机构管理的，当地政府对信托财产所得一般也不征收或征收很少的所得税。(2)企业也可以通过向低税率国关联企业转移利润的方法利用转让定价手段在公司集团内部转移利润，使公司集团的利润尽可能多地在低税国关联企业中实现。实践中跨国公司在税务筹划中这种方法最为常见。

(3)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课税。

3.在税务筹划中注意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在税务筹划中，要注意考虑所选择投资地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根据投资地在存货计价与成本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各类准备基金的提取等方面税制规定的不同来进行筹划。

4.筹划时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利用税收优惠是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一般都有互相向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所得税尤其是预提所得税的优惠条款。在国际税务筹划时，在考虑税收优惠时，要注意税收优惠往往是在经济不发达、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力度更大。所以不能只考虑税收优惠，忽略该地区基础设施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

三、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对策

1.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现状。我国大部分企业税务筹划意识缺乏。我国企业的领导由于欠缺财务、税收知识，因此当提及减少纳税成本时，往往使用偷逃税款、找税务人员等方法，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税务筹划合理合法地节税。而企业的财务人员也因而不能利用税收知识和会计水平为企业做税务筹划。同时，税务筹划主体在我国企业中，至今还不甚明确。会计人员只关注会计核算、会计报表，不关心税收成本比较及相关决策；而管理人员则认为税收筹划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这样就形成了税务筹划工作无人负责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企业对于国际税务筹划的迫切需求。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是出口事业蓬勃兴盛，跨国经营事业也必将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发展。因而我国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税务筹划的水平，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