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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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领域里的许多著作都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作为文化功能论学派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为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开创了先例，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总共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创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成为民族学报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该岛居民的民族学资料为背景或依据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体”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写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学到的哲学方法对人类学进行全面修正，并从中创造自己的科学预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时代，从德奥哲学体系中学到批判经验主义和民俗心理学，这为他创立以经验和整体观念描述为特点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在英国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掌握了人类学的民族探险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故乡波兰的战争和分裂局势的痛恨，使他力图在异乡寻找稳定、统一而平和的社会模式。而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志，强调的自然是社会一体化、人类的需求、经验主义的描写等等“逻辑”。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作为民族志作家所处的背景深有意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压抑了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只在学术圈中表现他的科学精神。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三种批评：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有关 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 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1984年，杜亚雄提出：“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乔建中1985年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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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定位为培养“通用法律人才”、“复合型的法学应用人才”，反对过分强调职业性倾向。不少学者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孙笑侠认为，法学教育是职业型的教育，而不是通识型的教育。方流芳认为，大学本科法律教育应定位为职业教育，而非培养法学大师的学术教育。培养法律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学本科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其目标也应分阶段。要培养应用性的通用人才，先要培养其单项的职业技能，逐步渗透，最终成为复合型应用人才。所以，笔者认为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应为职业型教育，这样的定位对民族大学生尤为合适。新疆的民族大学生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律，有语言转换带来的困难；二是新疆的法律职业人才奇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数很少，有了资格愿到民族地区工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三是民族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并且深谙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他们在民族地区处理案件更得心应手。既然民族地区急需民族的法律职业人才，那么对民族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首先应该是职业型的教育。

二、新疆民族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一）民族大学生的基本特点

1.对国家法生疏

民族学生上大学前大多没有接触过法律，他们接触到的是本民族的习惯法，他们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都按照耳濡目染的习惯进行。加之汉语水平较差，要用第二语言精通法学理论势必难于登天。如果将法条规定对比他们的习惯法讲解，结合具体案例，引导他们讨论、比较，逐渐渗透法学理论，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相对失落感”

民族大学生在家乡是各个群体的佼佼者，从小就受到村民、老师的宠爱。然而，到了以汉族学生为主的大学校园，由于语言不通、基础教育落后造成的学习障碍，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平日的交流也局限在本民族学生之间。虽然学校组织的民汉互动拉近了民汉学生之间的距离，但用第二语言学习的困惑，造成的学业成绩差异使民族学生总处于被帮助的地位，角色变换使许多学生不适应。因此，增强其学习能力，恢复其自信心尤为重要。

3.渴望学习法律

民族法学学生性格直率、坦诚，通过和他们交谈，发现大部分同学选择法学专业是为了将来能够处理好当地纠纷，为民汉和谐社会的建立发展作贡献。他们对本华民族习惯法有一定研究，这为学习中华民族习惯与国家法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4.熟悉民族习惯

新疆民族大学生都是土生土长的，对民族习惯了如指掌。在以后的法律职业工作中，他们能更好地处理民族纠纷，做好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调适。如对结婚不登记习惯的处理及以后的离婚财产分割、离婚被告、一夫多妻等案件的裁判、调解更有利。

（二）塔里木大学法学民族大学生的实证调查

1.汉语水平能力较差

虽然民族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年经过了一年的汉语学习，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但是由于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汉语，总体上看，凭他们的汉语水平，要想精通深奥的法学理论有些勉为其难。

2.法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调查

正是由于汉语基础较差，学生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学就比用母语学习困难得多。况且目前的情况是汉语老师用汉语讲解汉语课本，语言转换造成的知识上的偏差，更增加了民族生理解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学生喜欢案例、举例法的讲课方式就顺理成章了。法学理论对法律条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法学教学中必不可少，对民族生讲法学理论时宜用案例、举例法引导。此外，对少数志愿考研、考博的学生，可要求他们多阅读法学理论的书籍，打好坚实的法学基础，因为这部分同学将来要参与民族研究、民族教育，为培养更多的优秀民族法学大学生服务。

3.对学生司考的调查

民族学生毕业后一般在民族地区工作，大部分学生学法学的目标是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他们课外阅读的书籍也大部分与司法考试有关。

4.学生喜欢的课程

学生喜欢的课程集中在案例较多的刑法、合同法，应用较多的婚姻法、经济法上。学生不太愿意上难以理解、案例较少的行政法、国际法等课程。

三、对民族大学生的法学教学的建议

（一）对尖子生个别指导。对少数汉语基础好、志愿考研的同学进行个别辅导，努力培养一批精通法学理论的民族大学生，为以后的民族生教学培养师资力量。

（二）课堂教学重点向司法考试倾斜，以案例教学法为主。笔者认为对民族大学生来说，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比较实用。课堂教学以案例为主，用案例、举例等方法导入法学理论，学习法学理论的目标定位是更好地理解法条，将一些较难理解而司法考试不考的课程（如法律逻辑学）改为选修课。尽快为民族地区培养大量的法律人才，以解新疆法官、检察官、律师匮乏之急。

（三）混合编班，加强民汉互动。开展民汉法学辩论赛、法庭对抗等活动，迅速提高民族生的汉语言转换能力，达到学汉语课本像学维语课本、听汉语老师讲课像听维语老师讲课一样，不明白的地方可及时请教汉族同学。加强师生互动，建议老师兼任班主任，多与同学们交流，及时解决民族生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与民族生交往的过程中学习一定的维语，了解其风俗习惯，为以后的教学、科研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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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院校西洋器乐教学模式构建要素

科学的教学模式构建，是推进高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关键。对于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院校来说，学生对西洋器乐艺术的认识存在明显的不足，甚至视其为“异类”。所以，对于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实践来说，先进的教学思想、完善的教学理论以及科学的学习方法是其开展的关键。只有建立一套适合民族院校器乐教学模式创新的教学方法，才能挖掘出西洋器乐教学对于民族院校音乐教学的潜能，才能构建稳定的教学模式框架。其核心要素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教学模式的构建要遵循科学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思想，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西洋器乐教学模式的整合。第二，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对西洋器乐教学开展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预计要达到的教学效果，有一定的把握，并且能够认识到新模式的构建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者来说能够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制定西洋器乐教学目标时要根据学校教学条件和学生特点进行灵活的调整。第三，注重西洋器乐教学工作中各个环节的实践，并且要有具体的开展方法和应对手段，能够根据教学活动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实施步骤。第四，教学模式的构建是为了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民族院校在实际的音乐教学工作中，应针对各个教学环节的内容，利用一定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及时地优化教学模式。［2］第五，科学的评价体系能够对教学模式进行全面的考核。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开展受教学条件的限制，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定的教学目标，所以，评价标准也应该与现实情况相匹配。

二、民族院校西洋器乐教学模式的特点

西洋器乐教学的相关理论，指导着民族院校本专业教学模式构建的具体实施。这些宝贵的理论与经验，是无数音乐教师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西洋器乐教学模式针对少数民族教学的特点展开，在开展过程中充当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桥梁，是民族院校进行西洋器乐教学适应世界多元化发展的需求形成的。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应该符合教学条件、师资条件、学生学习需求，针对知识型、技能型、综合型人才因材施教。教学模式具体有以下六个特征:第一，针对性。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模式构建，一定要在学校教学资源的可操作范围内开展，不能好高骛远，脱离于教学现实情况。只有对民族院校的教学资源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容易让学生接受西洋器乐教学模式，教学过程更便于教师操作，学科知识更容易被学生掌握，教学模式在运用上更符合西洋器乐教学的开展。一方面，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众多，这些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学习背景各有差异，与民族器乐风格迥异的西洋器乐对于学生来说比较陌生。所以，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在出发点和教学目的上要与这一实际情况相匹配，才能更受学生的欢迎。另一方面，器乐教学模式还要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摸索合适的方式和方法，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辨证地开展，使学生能够在西洋器乐教学的过程中，真正地掌握器乐理论知识、专业演奏技能并提升综合素养。所以，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必须具备针对性，在对于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能够被采纳和借鉴，能够帮助音乐教师完成教学目标，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第二，可操作性。传统的西洋器乐教学的开展是对教学理论精髓的具体化实践，以符合教学需求的传统形式进行。而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比传统的器乐教学模式要更简约，却便于实践。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应呈现三种形态特征。首先，清晰的条理性。该模式能够紧随国内外音乐教学发展的潮流，准确、全面、可实施。其次，严谨的逻辑性，每个环节都能够为教学服务。最后，具有可以直接套用或者借鉴和改进的框架，指导西洋器乐教学的发展。所以，可操作性体现在诸多教学实践理论中能够形成科学的模式化框架，使西洋器乐教学的开展摒弃繁琐的知识“绑架”，在较为成熟的模式下，让学生较快地掌握西洋器乐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促进民族院校器乐教学的艺术传承。第三，特殊性。模式不是万能的，基于民族院校的特殊性，西洋器乐教学的开展应该符合民族院校的音乐教学实践需要，以培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为主，一定要在教学条件许可范围之内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第四，完整性。民族院校西洋器乐教学模式由各个不同的模块组成，这些教学模块的不断融合，形成了符合具有民族音乐教育特色的西洋器乐教学体系。［4］西洋器乐教学模式是现阶段现实情况下进行的教学构想与实践，如果在教学实践中，不重视模式的整体性，对于民族院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来说显然是不利的。第五，开放性。教育目标、人才培养、高校教学以及学科发展都注定了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中逐渐地形成较为稳定的教学模式，其内部结构还要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调整。新模式要求音乐教师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观念，加强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重视教学实践的开展。第六，灵活性。教学模式并非是对教学内容的限制，而是搭建由教学理论指导实践的桥梁。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对教学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一来要对学科的特点有清晰的把握，二来要在现有的教学基础上进行调整，使各门器乐学科能够与之相适应。

三、民族院校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具备的功能

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模式在一定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思想下进行构建，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所以，构建过程中应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院校西洋器乐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不和谐因素，促进西洋器乐教学的发展。其模式应具备以下几种功能:第一，强大的纽带功能。西洋器乐教学模式能够保证各个器乐教学模块在教学实践中有理论的依据，从而形成科学的模式化教学法体系，帮助音乐教师形成清晰的教学思路，不再凭主观的判断进行教学，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进行探索式教育，对教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以及要素有正确的认识，形成新的教学思路。［6］第二，示范与引导功能。民族院校西洋器乐教学模式的构建，是以西洋器乐教学理论的应用和开展为依据，提供了全面的、方便的教学开展途径。一旦教学模式成功地建立起来，各属于西洋器乐的学科都会有成功的教学典范，并在具有稳定和成熟框架的基础上开展教学，从而避免了在教学工作中浪费时间。西洋器乐的模式化教学为其他器乐的教学提供了参考依据，给广大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基本思路和套路，为民族院校音乐教师进行独立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也为民族院校音乐教学的规范化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三，良好的启发功能。民族院校西洋器乐教学模式的构成离不开先进的教学思想与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学活动的开展策略和后期评价都影响到了教学模式的构建。所以，音乐教师要对这些影响教学模式的关键性因素进行探索，对教学实践中获得的启示进行总结和思考，以此促成模式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第四，自我诊断及预测功能。音乐教师在教学模式的指导下，要对西洋器乐教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设施、教学手段开展自我诊断，从而尽快地进行教学调整。而教学模式中的预测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音乐教师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调控，使我们民族院校的西洋器乐教学向预期的教学效果发展，真正地符合多元化音乐教学的发展需求。第五，先进的改进功能。西洋器乐教学模式的构建，其本质是为了方便音乐教师的教学工作，帮助学生们少走弯路。［6］音乐教师对西洋器乐教学模式的灵活应用，可以使整个教学脉络形成一个整体，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学目标、教学环境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进行改变，使教学模式一直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地走向成熟。这种功能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也对西洋器乐教学的统一管理和公正评价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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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019(2009)7-0246-02

民族学生入校前,绝大部分汉语基础较差,经过一年的汉语预科学习之后,即进入基础医学课程的学习,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在写作及理解上存在许多问题。《病理学》课程被安排在第二学期,由于本门学科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概念抽象、名词繁多、很多内容需要记忆,而总论部分需要理解的内容较多,初学者负担很重,从而给民族班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现就本人近些年的教学谈一些体会。

1坚持强化汉语教学,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

我院是汉语授课教学,要提高教学质量,汉语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由于本门课在教学中需要记忆和理解的内容较多,民族学生汉语水平差,对内容的理解也有一定的误差,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施教过程中,授课教师可将每一章学习的重点词汇及相关内容简洁明了地写在黑板上,要求学生课前有重点,有目的地进行预习,使学生从着重熟悉专业名词到重点授课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学习。

2提高备课质量,增强教学效果

抓好备课质量是提高民族班教学质量的基础。在上课前,教师应精心备课、广泛阅读有关的教学参考资料,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在课堂讲授时能够画龙点睛。在举例打比喻时,就能够应用自如,学生才会听得津津有味、兴趣倍增;如本人在讲解细胞水肿时肉眼病变特点脏器体积肿大、包膜紧张、边缘外翻、切面混浊苍白无光泽(水煮肉样),颜色较淡。简称“大混淡”;肝脂肪变性时肝脏体积增大、边缘变钝、颜色变黄、切面油腻感,简称“大黄油”。结合临床病理联系首先提出脏器体积增大、病人出现哪些主要临床症状?学生回答疼痛和功能障碍等,紧接着发问,病人为什么会出现疼痛、功能障碍等症状?并在教学过程中遵循教学规律,在考虑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使他们对病理学理论知识做到正确的理解和掌握,可采用具体的、大体标本、病理切片、形象的病理图片、多媒体、挂图及录像片等直观教学,详细讲解,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加深理论学习印象,最后做到全面掌握;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热情,努力开拓思路,鼓励他们多说、多问,即使答错,也不单纯否定,而要帮助他们打开思路,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为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开阔视野打开基础,改进教学方法。

3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民族学生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我结合临床病例讨论的方法来锻炼民族学生的综合能力。讨论的病例可以由易到难,病例种类由少到多,结合临床资料(病史、症状、查体、化验、尸体剖检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于有些民族学生来说讨论难度大一些,但通过参与,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每一位积极参与的学生都给予肯定、鼓励,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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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算机图形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114-02

目前，计算机图形学及相关课程在国内高校的信息计算科学专业中进行了开设。不同学校的信息计算科学专业依托的专业背景及师资队伍不一样，其对应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目标差异较大，进而导致了计算机图形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不尽相同。

本文以湖北民族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及其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结合课程教学实际，对计算机图形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及其后续课程的设置等问题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研究。

一、专业现状及课程特点

湖北民族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开办于2002年，依托于数学学科。本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包括：数学基础（分析、代数、几何）、概率统计、微分方程、数学模型、物理学、计算机基础（计算机概论、算法与数据结构、软件系统基础）、信息科学基础、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数值计算方法、计算机图形学、运筹与优化等。

该专业设置了两个核心方向：信息科学和科学计算（计算数学）。在信息科学方向中，其核心方向由：（1）信息处理（图像处理、信号分析等）;（2）信息编码与信息安全（编码理论等）;（3）计算智能（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等组成。

计算机图形学是方向（1）中的图像处理课程和方向（3）中的模式识别课程的先修课程，也是虚拟现实、计算机视觉等课程的先修课程，由此计算机图形学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二、课程教学现状

湖北民族学院最新人才培养方案中，计算机图形学课程在第六学期开设，之前已经开设了高等代数、数学分析、离散数学、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等基础课程，学生有了一定的数学基础及计算机基础。然而计算机图形学涉及到的内容广泛并且理论性很强，在课堂上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比较难，导致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枯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能够很好地调动起来。

目前，计算机图形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教学内容丰富而教学深度不够。计算机图形学课程研究内容丰富、理论性很强。在传统教学内容设置中，需要从计算机图形系统及图形硬件介绍入手，介绍用户接口和交互式技术、图形的表示与数据结构、图形的生成、变换、消隐、光照等直到真实感图形生成。然而专业培养计划中，该课程总学时为56学时，其中实验10学时，课堂上很难对内容进行深入的讲解，导致学生一知半解，不能很好地理解计算机图形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

2.理论和实践结合不紧密。计算机图形学课程中的算法（如DDA算法、Bresenham算法、Cohen-Sutherland算法、Weiler-Atherton算法等）都很巧妙，需要学生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和编程基础以便对算法进行理解并实现。而实践学时相对较少，学生对算法的掌握程度一般，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课程教学改革

1.理清计算机图形学与相应方向课程间的关系，突出图形学的重要性。目前修订的湖北民族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培养方案中，计算机课程主要包括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图形学、图形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计算机图形学是信息科学方向中比较重要的一门课程，它是信息处理方向中的图像处理课程以及计算智能方向中的模式识别等课程的先修课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事实上，把计算机图形学作为计算机类课程的一门核心课程，能弥补计算机应用软件编程系统训练的不足，能较好地促进学生的计算机开发能力培养[1-3]。

2.优化理论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计算机图形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用计算机程序的方法在计算机显示器屏幕上生成图像效果，特别是生成类似照相机拍摄的三维图像[3]。从基本的图形元素到真实感图形生成，中间要经过生成、裁剪、变换、消隐、光照等处理过程。

图2中粗线部分为本科生教学核心内容，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其基本算法原理及实现方法，细线部分实现从算法的角度来说难度较高，结合目前流行的OpenGL、Direct3D等技术，直接调用函数等构件类来实现，教学时以案例的形式进行分析。通过理论授课将知识框架展示给学生，剩下的内容由学生通过自学、合作讨论给予填充，从而完成整个课程体系的学习过程。

3.构建教学网站，加强课外教学。为加强师生课外交流互动，在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4]构建的课程平台基础上，开设计算机图形学课程网站。按周次及时教学任务，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促进学生课外学习。

4.构建实验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内容设置如表1所示。实验内容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四、总结

计算机图形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我们结合湖北民族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实际，分析了计算机图形学课程在信息科学方向课程中的地位，从优化课程理论教学内容、设置实验主题、实验内容及实验项目，强化学生基于计算机图形学的应用开发能力等方面对计算机图形学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探讨。

参考文献：

[1]刘圣军，韩旭里.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计算机图形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数学理论与应用，2011，31（3）：97-102.

[2]魏海涛，鲁汉榕，杨瑞娟，等.科学地构建“计算机图形学”的教学内容，促进计算学科的全面发展――对“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暨专业规范（试行）”的思考[J].计算机教育，2008，（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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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名学；少数民族地名

地名的记载与研究在我国早有所查。最早关于地名的确切记载，可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其保留下来的今天可理解的地名达几百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中最早出现了“地名”一词。此后，有关地名记载及其命名原则、沿革变迁等记载和研究日益增多，沿革地理成为历史资料中常见的内容。由此可见，地名作为人类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随着我国文字的出现以及国家制度的完善，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经过三千多年的积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越发迅速，地名研究俨然成为地区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

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本土地名研究的起源和研究时期、民国建立以后受西方地名学学术影响的近现代地名学科研究、发展这两个时期。

我国古代对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名的记载、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地名沿革的研究以及地名渊源解释等等。早期的重要著作有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禹贡》等，其贡献主要是对地名的记载，书中记载的许多地理名称沿用至今。到汉朝时，《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名已多达四千五百多个，并对四十多个地名作了地名渊源和沿革解释，由此我国对地名的记载和研究有了较为系统的方法。《汉书・地理志》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地名学研究的开始。

东汉《集解汉书》、《十三州志》和《地理风俗记》等，其解释地名渊源的方法、内容有所创新。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对地名的收录和解释有所拓展。汉代之后，在地理学者中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日渐增多起来，其代表是《华阳国志》。晋代，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地名辞典，这就是京相的《春秋土地名》。南北朝时期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地名多达两万左右，解释地名达两千四百处，该书是当时地名渊源及地名沿革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标志着以解释地名渊源为主的地名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地名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其表现在：地名解释数量增加，地名解释内容扩展（记述别名），地名渊源的记述和进一步总结，地名读音和书写规范化问题的探索。

唐代以后，我国的地名学研究主要以总结为主，出现了很多全国性总志。有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其地名记载数量和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但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仍然停留在唐代水准之上。整个古代时期，中国地名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地名渊源与沿革的研究方面，所记载地名及其渊源解释虽多，但无论在地名研究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并没有太大新建树，只是依附于历史学门类，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民国时期，西方地名学理论与方法传入，我国沿革地名学受到影响。我国地名学者在这一时期总结之前地名学成果，并探索地名学规范化以及介绍和引进外国地名学理论和思想。葛绥成的《地名之研究》，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等都是以新思想新理论研究地名学。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之后，我国地名研究取得长足发展。首先是与语言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层出不穷，诸如蓝勇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周尚意、孔翔的《文化地理学》等可见地名研究在其他学科中的广泛运用。其次，在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研究的同时，地名学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分类也更加细致：基础地名学、社会地名学、应用地名学、区域地名学、交叉地名学的分类出现，都是现代地名学研究的范畴。第三，大量区域地名志的出版。以区域为单位研究的著作数量极大，据学术网站收录，已达一万四千多部，其数量之大为地名学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诸如边界理论，为地名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地名研究方面，地名学与民族学、语言学结合较为紧密。

在地名调查过程中，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实地了解当地地名的存在、渊源及变迁，以研究实体地名之实，着重探讨文化内在之结构，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新的视野。同时，民族学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探索，也为地名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环境。宋长栋著《地名学与民族学研究》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如何为民族研究服务，并在文中提出了研究少数民族地名的方法、原则和步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如何收集和研究地名提供了清晰的方法和思路。

研究民族地区的地名，结合语言学相关知识对地名进行分类，总结和归纳地名命名原则，追溯地名渊源，是研究当地地名基本方法之一。其中，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黄宏姣《湖南湘西土家语地名的文化内涵》、李军《论地名与语言》、石林《侗语地名的得名-结构和汉译》等文章均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地名。

除了与民族学、语言学相结合外，地名学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王文，中国地名，2002），《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名》（韩明武，人才资源开发，2012），《民族史视野下的中国地名》（沈坚，史林，2006）等文章从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历史等方面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地名问题。

虽然我国地名学对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有不少成果，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地名研究来说，与上万部地名志比起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相继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中，但研究还有待深化，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其研究现状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地名学者多研究的地名多与研究地区远近程度有关，其研究内容与研究区域熟悉程度有很大关系。其二，汉语地名资料较为充足、其发展变迁多有据可查，便于研究分析。第三，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与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结合较为紧密，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最后，少数民族地区少有汉族地区地名沿革研究，地名大多口口相传，增加了地名历史变迁研究的难度。

综上所述，我国地名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角度也不断更新，在研究理论上出现了边界理论等新的研究视野。但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的地名学研究大多还以语言学、历史学以及统计学方法为主，缺乏或少用其他系统、新颖的诸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方法的运用和研究，造成了地名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狭窄，研究内容的不全面的局面。这与我国地名研究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汉族地区是分不开的。与堆积如山的汉语地区地名研究成果比较起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地名研究还缺乏详实的资料，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普及性文章上面，很少有以地名学前沿理论和方法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状况的，更缺乏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的文化探讨，因此，在已有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广泛采取地名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名研究上挖掘更多地研究成果势在必行。（作者单位：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2.重庆云阳凤鸣中学）

参考文献

[1] 谢前明.当代地名学发展的三大特点[J].中国地名，2008，4.

[2] 刘盛佳.地名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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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体育中学教育活动

通过研究调查，发现黑龙江省民族中学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环境较差，教学理论研究不成熟，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活动经费少，学校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和宣传重视程度不够。然后根据分析提出了关于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对策，包括要合理安排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时数、明确体育教学目标、编写民族传统体育教材、做好安全教育工作,丰富学生的民族传统体育课外体育活动，加大体育活动的资金投入等措施，这对全面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较好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黑龙江省牡丹江朝鲜中学民族中学和牡丹江宁安县朝鲜民族中学的10名教师和10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通过登录中国知网的中文数据库，使用高级检索，搜集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文献资料，分析总结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民族中学的发展情况，使学校能够更好的开展传统体育项目有个好的发展方向从而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1.2.2问卷调查法通过到牡丹江市朝鲜族中学与牡丹江宁安县朝鲜族中学，对两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教师问卷发放10份，回收问卷10份，学生问卷发放80份，回收问卷80份，有效问卷75份，然后回收调查完的问卷，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1.2.3访谈法通过到黑龙江省民族中学的一些教学专家以及民传方面的学者进行访谈，进而记录和整理出相关资料。1.2.4数理统计法运用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最后的研究支撑数据。

2黑龙江省民族学校设置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现状

2.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设置情况

我国在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文化博大精深，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各种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对学生的体育课程进行大力发展。研究结果显示，各个民族中学开设的体育课程大部分以足篮排球、羽毛球等课程为主，虽然大部分的民族学校在课程设置中安排了此类课程，但是实际的上课率却非常低。所调查的民族中学中有2/3的学校设置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然而上课节数非常少。剩下的1/3的民族中学没有设置此类课程。因而得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设置不是各个民族学校在体育课程方面的重点所在。学生对此观点看法，3/5的学生赞同开设此类课程，另有1/5的学生持中立看法，剩下的学生则认为不希望开设此类课程。因此，绝大多数的师生都赞同本校能够设置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所以，为了能够满足师生们的愿望，缺乏此类课程的民族学校应该设置一些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让学生学习更多的体育文化，也让学生的体育活动更加的丰富多彩。学校的选修课对于学生们来说，具有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的体质、陶冶学生的品质的特点，所以各个民族中学应该抓住选修课的优点来增强学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知识的了解，激起学生们对于此类体育课程的热爱。这与体育教师的细心教导是分不开的。通过调查分析研究得出大部分的民族学校没有设置过此类课程的选修课。导致这种结果的产生是因为各个民族学校并不知道设置民族传统体育选修课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学校对此类课程也不重视。

2.2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课内开展情况

从调查研究来看，科学的教学目标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设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关键任务；另一方面是使体育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体育知识的教授过程中，能够让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进一步的认识，进而在增强学生运动喜好以及养成每天坚持锻炼的好习惯的，这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弘扬和继承。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方法上来看，黑龙江省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方法几乎是没有的，因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没有受到相关教育部门的重视，对此教育部门要重视起来，相关的体育专家教授要积极地研究设置一套科学有效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现在的民族中学中体育教师的教课方式存在一些弊端，教师只是在教但并没有注重教完之后学生是否学会了，因此学校要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师的教学态度对他们在学校的教学行为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调查研究，调查的各个民族中学的体育教师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设大部分持支持的态度，认为开设此课程非常有必要并愿意为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开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可以看出民族学校的体育教师的教学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是可以肯定的。

3影响民族学校设置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因素分析

影响民族中学的学生参加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活动的因素主要有：学习任务繁重、开展活动次数较少、缺乏相应的运动器材、缺乏兴趣爱好、参加的人数较少等众多问题。存在的这些问题却并不能作为各民族学校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开设问题的借口而不去设置此类课程。所以导致民族学校在制定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过程中容易出现难以把握和实施的问题。对此各民族学校要大力宣扬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使民族中学的学生们都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性，调查研究学生们的兴趣爱好科学合理的设置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吸引更多的中学生并激发学生对传统体育的兴趣，同时为国家、为地方培养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在民族体育项目受重视层面上，有关部门负责人要重视各学校的民族体育项目的发展现状。通过对民族中学的民族体育项目开展的状况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高层领导往往忽略了地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教学活动的落实情况，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各学校的体育课程中没有得到进一步落实，使学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知识的掌握不够牢固，这是我省民族中学在体育事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相关部门的领导要认真落实地方学校的体育项目的发展,协调好地方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严格落实各高校的体育课程项目计划,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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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汉语教学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的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其目的是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从近几年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可以看出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学生方面存在学习方法不得当、学习兴趣不浓、基础差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汉语教师的教学方法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方法过于陈旧，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叫学生一味地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针对这种现状，笔者对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具体涉及到喀什师范学院语言系07-1、3、5班，共发出调查问卷103份，收回98份，有效问卷98份。通过对问卷的分析，笔者认为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运用话语分析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现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教师话语在语言课堂上起着双重作用：即它不只是对词、句子、篇章等语言内部的主题结构进行分析，而且还是教师组织教学的重要工具，又是对学生习得语言和话语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工具。学生既可以直接从教师话语中习得语言知识，还可以通过教师话语来感受课堂上的语言交际，教师话语的数量和质量会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语言输出，关系到语言教学的成功与否。因此，在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师缺乏语言学理论必要的常识，是无法上好课的。

二、初级汉语课堂教学应如何把握话语分析中的会话合作性原则

1.注意量的原则

教师在课堂中应尽量降低TTT(teachertalkingtime)教师的说话时间，也就是我们在教育学理论中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能更多地将表达时间留给学生。另外，“从当代应用语言学或教育心理学的观点看，没有学生参与的语言教学是不可能成功的”。老师应该巧妙而充分地运用肢体语言从而加快了教学节奏。比如说，教师在教授词汇时，“歌声”教师完全可以自己唱上一两句学生熟悉的歌词，从而让学生知道自己想要学生学习什么词汇。教师尽量把领读的任务交给班里发音比较好的学生。第一，这样做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第二，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三，作为师范类的学生不仅在教学法课堂中学习怎样教学，同时也应该在别的课堂中注意教学法的积累，锻炼学生的胆量和心理素质。

2.注意质的原则

(1)教师在课堂上的指令要准确无误，清晰，同时可以采用CCQ(conceptcheckingquestion)来检测学生是否真的听懂理解了。

教师在课堂中的指令至关重要，这是保证教师是否能够高质量完成一节课。教师所下达的指令像一根红线贯穿整个课堂。那么，教师的指令一定要达到准确无误，确保每一个人能够听懂。比如说，让学生读课文后回答课文后的问题。这是教师可以这样下达指令。请大家看课后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读文章，做完这些问题可以两人一组进行讨论，共计10分钟内完成。那么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听懂了，你可以问一个学生，请问：“在几分钟内完成?”“是先自己看还是同你的同桌一起看?”这样可以检测学生是否真的理解了你的指令。(2)教师在课堂上的领读要准确

教师作为一个示范者，那么教师的发音一定要准确无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有很多学生学习的是四川话、湖南话，有些学生n\\l不分，主要是由于某些教师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教师应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3)教师对课文的讲解要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达到人人能听懂的目的

教师在讲解课文时，要注意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即在说话重要注意语音、语调、重音等。要注意自己的发音、语速、语调、重音、升降调的运用。语言是为了交际，教师课堂语言是为了帮学生学习目的语，汉语教师在汉语课堂上普遍表现出语速较慢。对水平较为低下者放慢语速，并且清晰地发音。这样可以避免学生产生紧张的心理。对于该突出的重点要用重音。这样学生会有意识的集中注意力。升降调的使用会使课堂显得有声有色，不会死气沉沉。

3.注意相关性原则

教师在课堂上，有些教师有意将自己的话语简化，目的是使学生听懂。但过度简单的语言输入不利于提高学习者的听力和口语。在课堂上，教师可通过核实询问对话者是否听懂了，并合理调整自己的语言，达到双丰收。

教师在提问时，应该注重内容的相互、相关性，教师设计练习题时一定要环环相扣，从易到难。不可以跨度过大，那样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目前使用的教材是《初级汉语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我觉得课文后的练习题就设计的很好。每一道题与课文都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练习题中的改错和综合填空就和我们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在课堂导入部分一定要运用好相关性原则，从而达到引入的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以教学大纲，和HSK水平考试大纲为基准。以学生的日常交际为目的，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使用语言。

4.注意提问的方式及评价方式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要到位，不能含糊不清。教师对生答案的反馈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完成。给他指出错误所在，帮助其用正确的词语搭配。对于学生回答正确的可以给予肯定，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他学生

和老师一起共同参与评价，使所有学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性。

三、结论

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它将有助于改进初级汉语教学。探讨如何开展初级汉语教师课堂语言的研究并可以帮助教师认识自己的哪些课堂话语更能促进课堂互动，从而更有利于学生的语言习得，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摘要]针对目前民族学生汉语水平偏低、课堂教学效果不显著的现状，本文运用调查问卷法、访谈法、理论分析法、综合法等方法分析了学生汉语水平提高不明显的原因；又运用了约翰·甘柏兹的话语分析的基本理论中的会话原则对课堂教师话语特征及教师话语策略进行研究，提出了在初级汉语课堂中可以应用的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初级汉语汉语教师话语分析课堂话语

参考文献：

[1]GillianBrow，GeorgeYule.Discours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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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及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殊的医学体系。为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医学，西医院校普遍开设中医学课程，这也是我国医学教育的特点之一[1]。新疆多民族聚居，新疆医科大学在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做成了很大贡献，但由于中西医院校的培养目标、学生学习兴趣等客观差异，教学受到内容过多、课时较少以及少数民族学生在中医术语理解困难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在深入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将一些在少数民族班级中医学教育体会总结如下，以期提高西医院校的民族学生的中医教学质量。

1 语言简介、重点、生动形象，激发学生愉悦的学习感受

学生愉悦的学习感受来自于高水平的课堂教学，这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教学者在教学实践中充分理解学生的认知心理，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同时要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教师的优秀综合素质是达到教学目的的保证，而低劣的教师综合素质 会使学生因为对一个教师的厌恶而厌恶一门课程，需知“爱屋及乌”的另一面是“恨屋及乌”[2]。维语为维吾尔同学的母语，虽同学们均经过汉语等级考试，但对中医术语理解较同水平的汉族同学吃力。根据存在的问题，我们及时修改收集整理教学方法，尽量做到知识点简单化、清晰化，去掉大段的文字叙述，用简单的比喻和动画来阐明相对复杂的中医学的原理和现象。在五行中讲到“火性炎上”，从生活中看到的火的性质，特点下手，用点燃的火柴更加形象的让同学们加深火性炎上的印象和理解。增加课堂上的互动教学方式，让学生们相互提问，释疑，最后由教师补充，纠正，从而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 掌握中西医理论体系不同，重视临床，理论联系实践

中医学课一般在大学3年级开设，此时学生已较全面地接受了西医理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思想，习惯将中医的“肝”“肾”与西医的“肝”“肾”相比较，应反复强调西医研究对象是“病”，主要依据“症状”，中医研究对象是“人”，主要依据“证型”，即西医治病，中医治人，要让学生了解中西医学理论无高低对错之分。在教学过程中，及时打破学生头脑中的固有思维模式，让中西医两种思维模式在学生脑海里并存甚至交融。

培养优秀的临床医生，只有多临床，勤临床，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才可以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知识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临床实践带教中，老师依然需要不断加深和交融此两种思维模式，让学生能更深刻的学习和理解。除了代教时获得视听方面的时间，学生还可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患病的同学进行中医治疗方案讨论，然后遣方用药，让同学们亲自体会和观察中医药的疗效。遇到一些中医特色的理疗，例如在推拿中将到提捏法，此类治疗类似维医的“且木艾力什”， 中医的穴位敷贴治疗，联系维医的“孜麻得”等等，通过中维医的相似相通来促进民族同学对中医治疗方法的更亲切的理解和学习。

3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直观教学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培养高素质的学生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如板书、挂图之外，多媒体教学显得尤其重要。多媒体教学课件可将枯燥晦涩的中医理论通过图片、图标等尽量以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信息量，通过色彩的多样性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阐述五行的关系和经络的循行时使用动态的图片演示，比一般的图形演示和讲解更能吸引学生。通过多媒体课件学习，尤其对“舌诊”、“脉诊”及“中药”的教学中可使学生产生直观感性认识，易于掌握及理解，增强学生对中医学的感性认识，激发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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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 words:French Sociology School; Emile Durkheim; social facts

Abstract: While diffusionism was very popular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France became thestronghold of sociological ideas.Emile Durkheim ，who founded French sociology School， is inevitablyone of the pioneeres of Structura-functionism in U.K because of his achievements in sociologicaltheory and 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作迪尔凯姆或杜尔干，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求学于巴黎，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并深受实证思潮影响，后在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他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学资料，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同时又独立于在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1]这个定义包括三点要素。之所以认定一个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它外在于个体，即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它们是以前的世代传承给我们的。但它们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我们的内省来揭示。相反，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通过一种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来确立。第二，社会事实之所以是实在的，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施加约束。通常，如果一个人想要否定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强制性或劝服性的实践，正是这些实践切实地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实在。第三，社会事实独立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行动，普遍渗透于一个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加入到某个社会事实中，这一社会事实才算是实在的。

涂尔干坚持认为，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功能有别于原因，原因是现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现象存在的作用。同时有些现象虽然存在，却已无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现在存在的作用来说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种功能是可以由多种事物来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现象存在而产生的，未必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2]他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虽然把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还是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社会事实。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进步的倾向，后者认为人的本性会追求更大的快乐，借以说明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进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组织社会借以获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会才使人有了多种知识与追求更大的快乐。更进一步，涂尔干又指出对社会事实原因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去寻找，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层面，而被认定具有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组成社会的社会单位数量，即社会环境的规模;二是群体的集中程度，即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度和深度。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各种具体方法，如:剩余法是从众多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相同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同情形;相异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异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共变法是最适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两种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一时期中有共变价值的现象找出来，就可以做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的证据。《自杀论》一书，是运用比较法从社会内部去解释社会事实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尔干还从生物学借来功能观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在涂氏看来，社会团结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是什么社会事实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里的社会环境基本变迁就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层面，即社会规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社会因在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连接纽带的确立而变得更为统一。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交易和交换，各社会单位的专门化程度也趋于上升。劳动分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相似性大大减小，但相互依赖性却逐渐增加。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持续存在，他们以集体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团结形式——有机团结而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他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团体。”[3]他排除了泛灵论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类的思维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确定宗教兴起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以证明其社会真实性，再提出宗教实质是一种力量体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赋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战胜本性并对其进行控制，而这种力量在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涂尔干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是由实质更简单的社会各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应把最简单的社会作为分类基础，这就是“原始群”。这种纯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复存在，当“原始群”进入更复杂的社会时，它就成为“氏族”，这是不可再分的单位。氏族的联合和各种结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会”和“一般复杂多元社会”，这些社会又形成了“加倍复杂多元社会”，所以在涂氏看来，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只是同一原始社会的一定组合。

总体而论，涂尔干以其开创性工作建立起法国社会学派，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特殊对象，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制约性。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只能通过其它客观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者在个体主观和心理层面上进行解释。他区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用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而要用比较法来证明社会中的因果关系，并身体力行，对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响到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始终想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民族志的发现上。布朗认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科学探索的最根本之处;要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要考察社会结构，建立起结构的模式，再用这种模式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功能”指的是社会上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论上表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社会现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会整体的要求一致，获得协调，而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他赋予了集体意识独立自主性质，没有提到它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更看不到统治阶级意识的强大的约束力。第二，方法上虽坚持严格的客观研究态度和整体优于局部的思想并强调用集体状态去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解释集体状态，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机械的，他把一切社会都看成由各个最简单的社会构成的聚合体，且每个联合体互不依赖、相互独立。既然互不关联，就无所谓进步，仅仅简单分类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时只注重功能维护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负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随涂尔干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还有莫斯(Marce Mauss，1872-1950)和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们的理论是对涂尔干理论某一方面的侧重和发挥。我国留学法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杨曾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和特点，不仿也以此作为行文的一个小结:一是法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甚为密切;二是偏重理论研究;三是以社会进化说进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一支，他的社会分析法比起进化学派的人类心理一致说还是有可取之处。[5]

参考文献:

[1]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

[2]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 迪尔凯姆论宗教[M].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47.

[4] 和少英.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初探[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