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时间：2023-12-18 17:40:1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教育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102-02
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资料有：教材、教学大纲、备忘录、入学记录、会议记录、学生性格记录、学生和教师手册、学生的课堂作业、教学计划、通信记录、政府文件、教师日记和日志等等。对于人类学来说，从教育研究中收集的资料也是田野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民族志是对完整文化场景和人群的分析性描述或者重构(Spradley & McCurdy,1972)，它描绘某个人群所共有的观念、实践、人工产品、民俗和行为。田野民族志研究的设计应有益于文化的重构。首先，调查策略所得到的资料是现象性的，能够表现调查中的参与者的世界观。其次，调查策略是经验性的和自然性的，是在真实世界场景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对现象的感觉性描述。第三，田野民族志研究是整体性的，寻求建构整体现象的描述，并从描述中提炼影响人们行为和观念的主要变量。最后，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是多模态的，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技术。因此，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对于教育研究应是大有裨益的。
一、资料的收集
Pelto(1978)区分了两类收集田野民族志资料的方法：互动方法（interactive methods）和非互动方法（noninteractive methods）。研究者和调查的参与者之间存在互动，并且互动引发了参与者的反馈，从而对资料收集产生影响的方法称为互动的方法；研究者和调查的参与者之间只有少量互动、对参与者没有太多干扰的方法被称为非互动的方法。
互动方法中讨论了四种收集资料的策略：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记录，关键报道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ing）记录，职业历史（Career Histories）记录和调查（Surveys）记录。参与观察的记录包含着基于研究者自身看法的解释性评论。研究者在人群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引起的报道人的反应都会对记录产生影响。随着调查的深入，研究者的情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移情也导致他的解释性记录不断变化。参与观察记录的目的在于获得报道人对于他们自己所处现实的解释和他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组织性建构。关键报道人通常是被挑选出来的，因为他们能够进入研究者接触不到的时间和空间、拥有研究者自己观察和体会不到的视角。职业历史（career histories）访谈也就是人类学者所说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访谈，研究者对报道人进行启发，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然后据此确定一个族群（或特定人群）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推断出他们的文化。在教育研究中这种方法能够提供报道人对环境和事件的反馈。
非互动（noninteractive）的资料收集方法是指研究者和报道人之间在没有或只有很少交流的情况下取得民族志资料，它主要包括三种形式：非参与观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调查方法档案收集和人口统计的调查方法、以及实物痕迹收集的调查方法。非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是指研究者观察进行中的事件并给以记录，研究者本人并不参与到事件中。
对于互动和非互动的资料收集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特点和研究进展的不同阶段来选择某一种方法，也可以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
二、定性和定量研究
由于田野民族志的资料信息是通过直接参与人的活动和在自然进行状态下进行交流而获得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是多维度的，对资料的分析就必须考虑它的多元结构。Karl Pearson和Harold Jeffreys提出，所有科学的一致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材料。当人们试图将事实进行分类、寻找它们的相互关系或者描述它们的序列时，就是在试图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而材料是无穷无尽的。
虽然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很多田野民族志的资料确实是定性的，而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教育研究中的心理学资料通常是用学生的测试分数来估量教学效果，而教育田野研究者则选择调查事件在课堂中如何展开以及师生互动如何影响学习过程。虽然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复杂，但仍然能够带来很多启示，比如：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建立起一个概念模式，它应该能够通过调查资料和研究结果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当这个模式与调查资料的关联不十分清晰时，可以通过增大样本、延长调查时间和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加以改进。资料分析的基本单位既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课堂、学校、体制或者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资料信息分析可能既有定性的成分，也有定量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应该体现出超越传统统计方法的优势，重点通过民族志的描述来展现事件的过程和互动交流的过程，使人看到数字背后的社会场景和文化现象，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资料统计很难做到的。最后，无论是具体的调查，还是概念的模式都需要经过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才能得以修正。
三、资料的整理
资料整理（Datareduction）是从编辑校订过的田野笔记中挑选、聚焦、简化、提炼和转换原始资料的过程。资料整理并不是与分析过程相分离的，而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
在资料收集之前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预期资料整理（Anticipatory datareduction）。研究者需要首先明确他的理论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是什么。第二步是明确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第三步是抽样（sampling）。第四步是决定工具（instrumentation）的使用。工具是指访谈、观察、文件收集、田野笔记和录音等手段。在挑选这些工具时，要考虑它们是否能保证资料的有效性和普遍概括性，还要考虑所使用的工具应当便于日后资料的整理。在资料收集当中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中期资料整理（Interim data reduction）。中期资料整理是一个最佳的修正环节。研究者通过前后关照来检查已有的资料，并制订新的策略来收集新的资料。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资料收集之后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后期资料整理（Post data collection reduction），它主要涉及的是资料展示（data display）。定量的研究可以依靠SPSS或者BMD的电脑软件来处理资料，但定性研究者只能靠自己做人工处理了。
结语
事实上，教育研究中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用来替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获取师生互动的整体视角和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过程。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通常需要一个完整的学期，研究者要访谈一定数量的学生和他们的任课教师，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观察学生在其他场景下的行为。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在丰富的语境细节中系统地记录教与学的互动，达到发展实地理论（从资料得到理论）的目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替代“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其长时段的特点和动态视角也独具优势。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还使研究者特别注意到第二语言教学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途径。对民族志方法的熟悉能够使研究者将研究项目融入到教学中，从而取得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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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 历史学 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1历史学与人类学
广义的历史学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则专指后者。
而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在19世纪以前，人类学这个词的用法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进入19世纪后，欧洲许多学者开始对考古学化石遗骨的发现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而这些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学者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的报道。这些情况最初是由探险家、传教士、海员等带到欧洲的，尔后人类学家也亲自到异文化中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人类学中止了仅仅关注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而进一步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
2历史人类学的概念
历史人类学是从历史学的领域出发，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的问题，历史学和人类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1924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发表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们》，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问题，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1929年，法国年鉴史学派兴起，为开拓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1949年，“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理论，直接奠定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他出版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1967），成为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作。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学。70年代以后，历史人类学在欧美、苏联等国家都获得迅速的发展。
历史人类学着重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社会亚文化（或称俗文化）是其研究的中心。举凡衣、食、住、行、人体、、暇饰、恐惧、死亡、婚变、家庭、节日、礼仪、书籍、信仰、迷信、神话、传说、民俗、想象，都可以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它在资料来源方面主要依据传统史学所忽略的档案、账目、原始记录、口述史料和考古发现。
历史人类学坚持同各社会科学的交流与对话，注意躲层次的把握和揭示历史上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探寻历史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及相关的各种社会习俗的演变情况，从而为人们系统的认识过去开拓了新的前景。
3历史人类学的产生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与年鉴学派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史，还应该研究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人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佛尔都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1928年吕西・费佛尔出版了《拉伯雷的宗教》，在书中，他通过对16世纪法国社会的分析，驳斥了拉伯雷是一个不信神者观点。费佛尔不仅分析了16世纪法国的精神状态和信仰问题，还考察了16世纪法国的日常生活，这已经有了历史人类学的影子。
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布罗代尔的《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中，关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着、交通、住房、技术、货币、城市等。在这本书中，布罗代尔的方法已经倾向于人类学的方法。
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史学家在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当时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人们力图挽救正在迅速毁灭的法国传统形态的记忆，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历史人类学。雅克・勒高夫、勒鲁瓦・拉杜里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声称自己的雷士人类学研究是步法国古希腊文化和心理学研究大家皮埃尔・韦尔南后尘并以他为典范的。
由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人类学关注于结构的问题，使历史学家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历史学家开始关心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除了关注人的日常生活，还认可、展示、强化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强势的、不易听见但并非沉默的自上而下的历史。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还应归功于18、19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由于人类学对人类社会观察的独特视角，由于其很快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科学方法，它的触角很快地伸进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人类学为历史学打开了新的领域，它冲破了传统史学，在那些一直被作为政治史、事件史的习惯风俗中找到了历史发展更深刻的原因。在人类学中，对历史人类学影响最大的是田野工作方法。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者主要是受进化论的影响，根据传教士或者是探险家的记录来构建理论。20世纪上半期，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对进化论的宏观理论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田野工作方法。
我们可以说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一个相互渗透和相互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就在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如今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在诸多的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对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人类学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前景也是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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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1）.
篇3
[关键词]工商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 田野调查方法 商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0-0174-04
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流动加速，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愈加频繁，除了对就业者专业知识的预期要求不断提升之外，如何在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也成为现代工商企业所着眼的一项重要发展策略。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跨文化和跨领域的学科，近几年被迅速引入商业教育和实践中。
本文将阐述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工商业领域如何被应用，以及工商企业如何将有人类学训练背景的人员引进企业内部管理中，解决企业运营效率降低的问题，从而说明引入人类学方法对于现代商业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新的转向和影响。
一、现代商业教育的兴起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使现代商业教育取代了过去学徒式的传统商业教育实践模式。19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及费城两地首先出现了商业学校，至1870年时，两地已有26家商业学校及5800名学生。1881年费城富商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沃顿管理学院 （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设于大学内的管理学院。由于企业管理人才市场需求的巨大推动，至1900年，美国的商业学校已多达400家。[1]
中国近代“”的兴起，工商企业纷纷建立，中国传统家族继承、私塾授课、学徒修业的经商培养教育模式迅速改变，现代的商业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设分科大学堂，其中商科大学分三门，即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商科大学要求设置商业实践所，使学生得以实习商业，这是中国大学设商学院之始。民国政府时期，商业学校被大力推广，大学内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个学院，1931年民国政府令各省大力兴办相应的高、初级农、工、商职业学校，以适应商业日益发达的形势。[2]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我国商业教育的规模更是蓬勃发展，从1997年国家批准设立管理学门类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到2000年我国已有963所普通高校开办了本专科管理教育，工商管理学科（包括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和技术经济及管理）的博士、硕士授权单位分别为37个和211个，共招收学生24万多人。[3]
二、“经济人”到“社会人”，人类学方法引入工商管理
早期的商业教育开设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和管理技能为目的，主要涉及商业道德、商业法律、会计、国内国外贸易、商品学、财政学、统计学等内容。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商业教育和实践受到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权威影响，注重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实行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
1924年到1932年，美国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工厂进行了为期8年的“霍桑实验”（Hawthorne Effect），研究目的在于寻找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4]第一阶段的实验由科学家和工程师主导，他们采用的实验方法是1915年泰罗管理学理论所确定的：照明度作为一个“易控变量”是使雇佣员工的生产效率最大化所需要的条件。然而，第一阶段的车间照明实验却失败了，车间照明条件的改善并没有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第二阶段实验由哈佛大学的教授梅奥（Elton Mayo）和沃纳（W.Warner）等人主持，他们将“人际关系互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实验，研究主要分为关于工作时间和条件的福利实验、访谈实验，研究人群中非正式组织力量实验三个阶段。梅奥等人受到了当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Malinowsh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rown）的深刻影响。
梅奥从人类学的研究中深受启发，将“田野工作”搬到了霍桑工厂进行。通过研究者的参与观察，他们发现了“非正式团体”在工人群体中是如何形成的，管理层所制订的工作量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却被工人们的非正式标准所取代，并且被工人中的“非正式团体”有效的维持着。这种组织结构成为影响工厂生产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三、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早期人类学家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因为他们只是根据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殖民地官员的著述、游记、日记、报告，以及民间神话故事等二手资料来做研究，提出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自己并不做实地调查。但是一些人类学大家，如涂尔干、博厄斯等人还是非常注重对学生实地调查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走出书斋到田野中去，学习调查对象的语言和文化。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所采用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属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法，即一种将观察者置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动，质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解释现象。田野工作不但要求人类学家长时间的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当地人的风俗文化，同时还要观察分析调查对象的暗语、肢体语言、仪式过程，通过地图法了解当地人的文化空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5]
真正使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成为学科规范的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15-1918年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马林诺夫斯基被迫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待了两年，这为他建立自己的田野调查方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人的语言，并深入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在他后来出版的人类学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6]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库拉圈”交易习俗。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对经济研究的先河。他用“他者”的文化挑战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界关于“经济人”的固有的观念。马林诺夫斯基强调必须长时间地参与观察调查对象的生活，应该对地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进行描述纪录，要熟练使用当地语言，这样才能深入访谈了解当地人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方法后来也成为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所普遍采用的方法。
四、人类学方法在商业领域的应用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应用人类学的广泛兴起。在美国，人类学应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生态环境、移民安置、城市规划、旅游休闲等等，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类学为解决工商企业生产管理等问题，发展出了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7]
在企业中从事决策或研究工作的人类学家，常常被冠以“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未来许多企业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首席人类学家”的职位。[8]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企业在海外运作与当地的文化适应问题日益凸显，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本能反应，使得他们在跨国项目运作的前期调查评估，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全球知名的复印机制造企业施乐公司，在其设立的研发中心帕拉奥多研究中心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聘请了一批人类学家与公司共同完成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PARC的人类学家对整个公司的所有职业和工作方式都进行过研究。[9]
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类学家们又开始进军设计领域，他们运用人类学民族志的调查方法记录和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习惯，与产品设计工程师们一道开发新产品。民族志方法成为了知名设计和咨询公司中最时髦的研究工具。最近十年来，全球各大知名企业都聘请了人类学家加盟，英特尔（Intel）公司聘请了15名人类学博士，微软公司（Microsoft）聘请了7名人类学家，施乐公司（Xerox）聘请了9名人类学家。另外，通用（GM）、摩托罗拉（Motorola）、柯达（Kodak）等国际知名跨国企业纷纷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发新产品以及研究全球商业市场的运作。[10]
五、商业教育引入人类学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的数据统计、分析决策、流程管理等环节，以数学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更是被商业研究和教育所重视。商业教育过多地应用了定量方法，使学生只偏重抽象的数据，而忽视了具体鲜活的个案观察和文化整体性的研究。而人类学的定性分析方法将“人文因素”引入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当中，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态度等。工商人类学家安・乔丹（Ann Jordan）的研究表明，自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学对美国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消费行为、市场营销、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提高了其教学质量和效果。此外，一些商学院的教授也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应用到他们的数据收集的研究工作当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纷纷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的硕士和博士，有的学校还授予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例如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北得克萨斯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波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等。[10]中国的汕头大学也在商学院开设了工商人类学课程。在一份对美国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工作情况调查报告显示，616名受访者中有62%的毕业生在商业部门工作，9%的毕业生在非赢利机构工作，6%的毕业生就职于政府部门，只有16%的人在大学或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11]81%的人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74%的人认为他们所学的人类学专业有助于他们的工作。[12]如今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市场咨询和消费行为研究的工作岗位对人类学毕业生需求是增长最快的。
六、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从事人类学教育的一些学者，也呼吁将工商人类学引入中国的人类学课程中来，并且在教学实践中完成相关领域的民族志调查研究。
例如，在位于西北宁夏的中石油油气基地里，有着来自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不同族群的员工一起工作。然而，由于企业管理者没有人类学和民族学知识，因为担心运营成本的问题，在一些采油厂的食堂没有设立清真灶。在饮食习惯上，汉族员工认为吃饭只是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员工则有很严格的宗教文化仪式，汉族员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不理解。这些文化差异和管理上的疏忽造成了员工内部产生矛盾，团队成员之间沟通出现问题，从而导致了产出效率的下降。人类学者在访谈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人类学的分析方法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了解决的决策建议。[8]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商业化的大都市和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有着进行工商人类学调查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潘天舒教授就撰文提出，应该将人类学方法应用到上海迪斯尼主题公园项目的建设及服务上来。他认为，工商业人类学者应该通过以应用为目的的实地调研工作法，以迪斯尼乐园为“田野”，获得“消费者洞见”（Consumer Insights）。[13]
上海同时又是跨国企业云集的全球商业中心，在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管理模式的企业文化相互融合碰撞。这样的文化多样性的商业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如何通过自身文化去适应或者回应不同文化的挑战？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建构，使得作为个体的企业或个人如何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流动中找到身份认同？2008年10月，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教研团队与某广告创意公司合作开展一项应用人类学项目，为麦当劳中国总部市场战略变革布局进行前期调研。潘天舒教授作为项目顾问指导学生所做的上海“麦工”（McJobs）的田野调查，做出了人类学符号意义的民族志解读。[14]
项目研究者运用快速研究法（Rapid Research Methods，简称RRM），对上海静安区和黄浦区的几家麦当劳连锁店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作者通过对麦当劳门店及其从业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将“麦工”从西方精英话语的扁平化职业概念中剥离出来，还原给读者关于“麦工”的世界是一个卷挟在全球化和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丰富符号意义的文化场域。[15]
工商人类学在工商业的应用在西方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而近年来，国内企业或者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在许多企业的职位招聘上都标明需要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背景。用人企业需要应聘者熟悉了解用户研究常用方法和工具，例如深入访谈、焦点小组、问卷调查、可用性测试等，并对质性研究的执行及分析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笔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对国内的几个招聘网站一年内的招聘信息做了一个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工商业企业对人类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情况。
应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当晚近，目前还主要应用在农村发展、公共卫生、移民安置、旅游观光、文化遗产保护等少数领域。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刚刚起步，国内设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专业的大专院校鲜有开设工商人类学的课程，以工商人类学为内容的专业教材更是凤毛麟角。2012年5月汕头大学商学院田广教授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大鸣教授主编出版了第一本《工商人类学》中文著作，同时，国际工商人类学大会也在中山大学召开。[16]2014年5月，第三届国际工商人类学大会在湖南吉首大学召开。
一方面，人类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接受传统的田野调查训练时，几乎都被老师要求到穷乡僻壤的边远地方去“上山下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在繁华大都市里做“田野调查”，似乎被看做是“离经叛道”。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重要性，过去只依靠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理论来管理企业，开拓市场，设计产品，很容易使企业发展陷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迷茫。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企业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传统运营模式，如何与互联网有效对接，如何准确地了解目标客户的产品服务需求，成为企业当下生存及发展的核心问题。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教育与应用相结合，教育与就业相结合，目前也是国内人类学专业教育所面临的课题。相信工商人类学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宽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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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袁从万（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
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体育学中的学科位置、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几个方面阐述了体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并对体育人类学学术研究进展进行一定综述。只有从人类持续发展角度把握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体育与人类才能更好的互补发展，从而中国体育的发展也需要体育人类学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和科学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学术进展，综述
体育人类学是在体育领域研究人类发展的一门学科，它揭示体育过程的内在结构，在不同形式的体育过程和与之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共同的规律。因此，体育人类学是涉及体育与人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起源、生存、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体育，在探索体育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方面，在研究人种差异与高水平竞技方面，在探索人类体质状态连续进化方面，从而进一步准确地把握体育的本质，以便使体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体育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将成为各国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产业。[1]
1.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探讨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变化，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来判断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育状况，居于更高层次，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立足于体育对人类学的整体需要，体育人类学涉及到游戏、竞赛、锻炼、舞蹈以及人类身体运动的许多方面。[2]
体育人类学对体育原理的研究，为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民族体育，对民族体育进行科学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筛选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不仅保护了民族文化，也为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论依据；竞技文化的研究，使人类从单纯追求人体极限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强调种族平等，竞技场上的成绩高低，不应该用以概括种族的优劣；人类的发展，为体育的未来制订了坐标，把握体育的未来发展轨迹，考虑到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探讨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特殊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2.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要借鉴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根据体育领域的实际需要加以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种：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野外考察的准备、野外资料收集技术、野外适应、野外资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观察方法，重视人的行为，是人类学最基本的途径，也是体育人类学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体测量
体育与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都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检验人体发育或健康水平，还是衡量运动锻炼或训练效果，为开展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提供量化依据，都离不开人体测量方法。但应该清楚体育人类学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体标准类型的测量法，也不主张静止地去研究人体常态。
2.3其他
人类学家必须保持一个视野的宽度，也就是说养成在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因为他们要遵守人类学研究的两大原则一一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不仅如此，研究体育和竞技活动的历史需要考古学，在对民族体育的比较和评价中，经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学的成果。
3.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一般而言，人类学着眼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来。基于现实：生存空间的异化、适应的极限、脑体背离。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文明进步给人类体质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人类的体质健康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未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生态的。
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体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绚丽多彩的身体运动方式来源源不断生产健康，未来的体育将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径[3]。
4.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学术进展
4.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1999年，我国第一本“体育人类学”专著出版（胡小明，广东人民出版社），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此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席焕久等，2001）和云南大学出版社（饶远、陈斌，2005）先后出版了“体育人类学”专著。
人类学研究更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及差异性，以及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其发展演变。因此，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杨世如对2009年由华南师范大学与贵州民族学院19位专家学者组成两校联合调查组以苗族独木龙舟竞渡为调查对象的实践活动进行阐述，从研究方法上释义体育人类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4]。杨海晨等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一文中为田野调查法资料的客观性提出一些建议[5]。
4.2民族体育的人类学视角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有关民族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术研究；2、通过田野工作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考察；3、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研究；4、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6]
胡小明、李吉远、钟海明、万义、胡建文、杨世如等学者对民族体育的研究，有力的推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许多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就是体育的原生态，反映了体育的根，反映了体育最本质的东西。斗牛、龙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时都与自然力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着对自然的关怀、对生态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杆、独竹漂等则是粘着土、连着泥，沐浴在自然和风里的。民族体育的发展趋势主要与体育比赛、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相结合，才能有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结语
体育人类学是新时期我国体育意识重新构建的关键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新兴学科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研究新的对象，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体育提供新知识，为人类发展体育提供新的认识工具。当然，新兴学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这决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从学科的成长期来看，体育人类学仍然处于童年，从人类发展的需要来看，体育人类学前景广阔。（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洪.体育运动与人类发展的渊源[J].湖北体育科技，1999（4）：45-47.
[2] 卢元镇主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151.
[3]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289-293.
[4] 杨世如，韦佳.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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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旨在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贯穿纪录片电影的摄制；或者说，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 。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照片的拍摄、分析和民族志电影或录像最为常见。
在以文字作品为主流的人类学学术界，影视作品一直处于辅的位置，这显然和重文字轻图像的人类学传统相关。然而，人类学家发现，有别于文字撰写，影视方法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可以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理解形式。而且，影视表现可以方便地实现人类学者―读者(观众)―当地人三者之间的直接交流，特别是把人类学思想反馈给那些异文化或没有书写符号的当地人。
文本与影视这两种类型的民族志实践具有相通性，因此影视人类学片也称为民族志电影。
B民族志电影的特点――文字与影视合璧报告
直到20世纪30年代，贝特森和米德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他们认为，电影可以实现文字调查报告不能表现的东西。1936―1939年，贝特森和米德使用摄影手段补充他们巴厘岛进行有关文化与性格的田野研究报告。此次田野调查结束后的1932年，他们配合大量照片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外，他们将拍摄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剪辑成《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一个巴厘人的家庭》、《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影片。因此，米德和贝特森在巴厘岛关于文化和民族性的田野工作，因影像的介入使得再现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与表现过程成为可能。并且，他们使影像作品首次成为人类学研究与成果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C 拍摄原则及其实践
1.为人类学的影片影视人类学的对象和人类学是一致的。
其目的都在于应用学科理论解释某种文化或行为。多种方法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经验及其田野成果的再现方式可以获得对于该族群和文化的重要综观。
保罗・霍金斯则认为，民族志电影在以下领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1大学本科教学；
2文化材料档案；
3研究项目的设计和提出；
4探索性的田野工作；
5使人类学引起更多公众的注意 。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则列出了人类学影片在人类学研究中发挥着以下三方面作用：
1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3 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为了拍摄人类学宗旨，理查德・瑟伦森提出十分重要的准备策略：
1在做任何拍摄工作时，必须对现存的已知文化变异的真实状况有清楚的了解；
2 必须对不同文化情景中出现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
3 必须配备技术熟练的工作人员。
进一步而言，以人类学原则拍摄的民族志电影必然要接受人类学理论限定及学术规范。
2.恪守人类学宗旨的影片因素
人类学者推崇的拍摄构想、行动及其成果与下列因素紧密相联：
1 作品主要以用于学术研究为目的；
2影片拍摄者应是人类学者或由人类学者主持的摄制组拍摄，其摄制思想不应受商业性等任何非学术性条件干扰；
3 还须遵循人类学的理论原则；
4 在人类学“参与观察”诸理论与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再进行拍摄；
5文字作品和影视作品并重，二者成为互补与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提供对文化理解的两种不同的互补表现形式。
因此，文字影视的双向作品的理想过程是：由一位（或几位）受过正规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先行完成田野工作，待分析整理出文字材料和选题后，再和摄影师重返调查点进行拍摄 ；或者，影视人类学者自己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随时确定主题，及时进行拍摄。因此，影视人类学强调一部片子的人类学理论切入点及其诠释过程，以及影视效果的人类学创新与贡献。
3.影视人类学的新取向
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原则也跟随着人类学理论进程而发展。当我们在拍摄中关注文化的诠释的构思与实践之时，有两个重要的、难于回避的问题一直影响着人类学家。这就是民族志电影的美学问题和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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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近年来灾害人类学发展的新动态，反思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探讨灾害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防灾减灾中人类学关怀，为灾害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做出贡献。会议的主题为“灾害人类学与防灾减灾的理论与实践”。
一、大会主旨发言
六位国内外著名人类学家作了主旨发言。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集约化脆弱性与灾难”的发言，郝瑞教授通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灾害实例，阐述了
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生活稳定，人类从自然中提取物质与能源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过程往往导致生产或产能的集约化、缓冲的消除、恢复能力的损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发言中强调：尽管人们的环境意识在增强，但要减少灾害发生的频率仍然十分困难。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安东尼・奥尼尔-史密斯教授作了题为“21世纪的风险、脆弱性与灾难：人类学的视角”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脆弱性和风险挑战我们去处理那些可识别的社会功能，导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损害和死亡，但它也让我们遭遇到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经济体系是最为突出的方面。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题为“关于灾害的比较社会学”的发言，他从灾害与社会科学、灾害与社会变动、社会的网络关系与重建、对社会认识的差异、与自然的共生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为例论述了震后避难趋向及社会认识。
美国原加州大学教授，现为独立研究者苏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题为“人类学视野下的灾难与核心文化概念”的发言，赫夫曼教授认为：尽管人民经历了灾难的发生甚至结束，但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长期积累，环境每况愈下，灾难就在眼前。她坚信：一旦人类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运用，减灾和恢复重建的能力将会加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灾难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员作了题为“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发言，他从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叙事和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个方面论述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作了题为“巨灾风险分担路径探讨――以‘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为例’”的发言，他强调：“5・12”重灾区在较短时间内不仅能够恢复重建，而且获得显著的跨越式发展，完全得益于“对口援建”的灾害风险和灾害损失的跨区域分担机制效率的发挥。因此，检视和探讨“对口援建”模式，对创新灾害风险管理意义重大。
二、专题研讨交流
大会主旨发言后，与会代表分八个场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专题学术研讨。八个专题分别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国外灾害人类学研究”、“少数民族观念与防灾减灾”、“防灾减灾与灾害应对机制研究”、“气候变化与灾害应对”、“灾害风险与政治经济”、“灾后重建与宗教观念”、“灾害史研究”。议题广泛、讨论积极，体现了人类学在灾害问题研究中的现实性和应用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灾害问题研究上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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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旅行
可以说，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最初的雏形。它是人类最早带着好奇、探寻的目光关注他人，下意识地进行自我与他者的比较。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神话传说往往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在其中，例如我国古代非常经典的《山海经》中的《海外东经》就这样描述生活在异域的人：“独目国在东海之北，为人黑。食稻啖蛇。”即便如此，这些珍贵的人文经典也成为了古典人类学的发展开端。
到了近代，伴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形成，西方人类学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以进化论与传播论形成为两条时间和空间的轴线，逐渐向非西方世界蔓延。然而这一时期的世界体系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所以这种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学，特别是对于“他者”的论述，自然存在文化等级主义的观念。
进入现代人类学的发展时期，人类学者们开始反思过去，追求一种新的“文化的互为主体性①”，也就是推己及人、推人及己。此时的田野民族志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所接受，并最终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伴随着世界的变化，人类学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着，从社会学派、历史具体主义与心理学派、功能学派，再到后来的社会人类学、新进化论、民族学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者始终如一在探讨人类学究竟关注的是什么？人类学的学术旨趣和最终目标又在哪里？人类学的精神实质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人类学将会一直走下去。
来自“陌生人”的关怀
人类学研究的是人，这里的“人”，也就是“他者”。人类学家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无所谓远近”, 他们即使暂时会像他们的被研究者那样, 对于被研究的当地社会有切身的关怀, 这个“关怀”也是暂时的、虚假的, 人类学家的关怀, 还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完成调查任务之后, 人类学家要离开他研究的那个地方, 将自己在当地的生活体会提升为“知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人类学家甚至还给离开“土著”的所有日子,添加上某种道德的负担, 要求自己承担对于“土著”的责任, 像他们那样思索, 以“土著观念”为分析的线索, 对于人类本性提出种种“土著式评论”【1】。
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学者就像是“来自天狼星的陌生人”②，往往要将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状态——“离我远去”或是“自我放逐”，即抛开自己本身原有的生活状态、传统、文化以及自小所接受的一系列的教育、观念等等，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与自己或许完全不同的异域文化。
人类学者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人类学的架构里思考人类学者的角色和社会中个人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类学者已经指出，由于人类学的研究难以避免地受我们所处的社会体系中的文化关系的影响，因此人类学者必须考虑他们如何处理他们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们研究的文化之间的关系。【2】
而在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当中，最能够突显这种特点的便是他们的参与观察法，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理解和观察，特别是田野民族志的运用。但是也有一些人类学者并不能认同这种方法，就像本文前的内容中所提到的“土著式评论”。甚至到了后现代人类学时期，根本不承认田野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后现代人类学者认为所谓的田野民族志，不过是人类学者自己在头脑中加工完成的臆想。其中《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就清楚地表示，“人类学的作品是一种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学报告，这样就无形中要求人类学这样一个把自己当成作者而不是科学家，这样就要求人类学家在自己的文本里面明确声明是‘我’在写作”。【3】
人类学者更像是翻译者，只不过和语言翻译者的翻译内容不同，他们需要翻译的是他者的文化。也许在这些翻译的过程中，和语言翻译一样，会出现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描述中可能会有自己的想象发挥，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本身的实践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
善待他人的学问
文化是不同的，但它们共同满足着同样的需要，如生存的基本需要，社会共存的中级需要，尊严的高级需要。【4】因此，不论什么样的文化，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人类学者在研究时，不但要“自我放逐”，把自己放在一个“陌生人”的位置上，还要学会善待他者的文化，做一个有善的学者。对异文化的描述，以科学严谨客观的态度来对待。
人类学的学术旨趣就是如此，人类学本就是一门“大用之学”，是一种理解包容让人的艺术，也是一种洞察世界的觉悟与智慧。人类学甚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有海纳百川的襟、大智慧。如果不能够理解人类学的基本宗旨，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人类学和人类学者了。
人类学者仿佛是世间孤独的“流浪者”，他们总是在苦苦追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想上，人类学者必须习惯于从心灵上或从身体实践上“背叛”自己的社会，“疏离”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之外的人。在心灵上，他们的思想要摆脱社会提供的教条，到遥远的时间与空间去，寻找能够使他们与社会结合为统一体的线索。③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怀着对人类文化的憧憬之心，人类学者的探寻之路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王铭铭.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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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应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J8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9-1
自从接触人类学这门学科，我就被其丰富多元的理论解释、科学务实的研究方法和不断创新发展的学科精神深深吸引，对于这个陌生而熟悉的名词――“人类”，很多人自然而然都会想到：“那一定是研究猿人和人类进化的……。”的确，这是广义人类学学科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且事实上，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不仅限于人类的进化和历史，它还更多的触及人类现代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预测。通过阅读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一书中的应用人类学板块，我了解到美国已经在很多领域应用人类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总结来说，根据美国人类学的学科划分，我认为这些实例可以归并为以下四种类型的：
一、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应用
法医人类学是体质人类学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的典型实例。法医人类学者应警察或其他权威机构的要求辨别凶杀受害者、失踪人员或一些灾难中死亡的人员的遗体。法医人类学家通常能够提供将罪犯定罪的关键性证据。
考古学的应用体现在对生命组织及其重要的演化的研究在人类学、乃至超出这一范围的任何生物科学中的应用。演化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在公共卫生和环境难题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二、语言人类学的应用
“北方犹他人的语言复兴”可以作为语言人类学应用的实例。北方犹他人部落尽管是美国第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社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是渐渐体会到从儿童到成人的生活都深受英语的冲击，社区中的人们流利使用母语的能力整体衰退。因此他们邀请了人类学家威廉・L・利普参与拯救犹他人本地语言的计划的讨论。利普在当地进行印第安人居留地范围的语言调查并帮助当地教育部门制定了一个犹他语复兴计划。他帮助犹他人训练语言教师（熟练掌握母语的本地人）、帮助编撰一本本地人使用的实用犹他语手册和关于部落语言政策报告的初级教科书等。
三、文化人类学传统领域的应用
文化人类学传统领域关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亲属制度、等方面。这些领域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不仅是不同人类学理论的支撑，在实际应用中也能发挥巨大作用。
美国一位谈判专家威廉・尤里致力于争端处理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他现在专门研究种族的和分离主义者的争端，如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争端。他还曾经为和平而在俄罗斯人与车臣人间斡旋。哈维兰总结说：“尤里和其他人正在做的是，在人与人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增长，敌对的、赢输态度已不合时宜的世界里，帮助创造一种谈判文化。”
和我国类似，美国本土也有一些针对原住民的联邦项目和特别资助、专门服务，因此确认部落成员的身份就成为决定这些人是否能够获得这些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是亲属制度方面的理论成果在此派上了用场。普林斯作为人类学家就曾帮助米科马克人确认他们与阿鲁斯图克队群的关系。他收集了详实的档案文献，并经过数年研究得出结论帮助他们克服要获得美国政府官方承认地位的必要条件这一障碍，帮助他们获得了属于自己队群的保留地并建立起了米科马克人的社区。这种解决美国本土部落成员身份纠纷的领域被称为“辩护人类学”，他们以人类学调查所得证据作为少数族群身份辩护的证据。
除上述例子之外，人类学家还在诸如印第安人住宅计划、促进复兴古代农业实践的发展项目、帮助城市黑人母亲寻找婴儿早夭的文化因素并加以解决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新兴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
当代人类学研究更加注重应用性，这一转变也带来了人类学与跨学科领域的更加频繁而紧密的合作。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都是这一合作的产物。上述例子有一些也与这些新兴领域存在紧密的联系。此外，发展人类学也是当代应用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重点是经济发展的社会议题与文化维度。
迈克尔・M・霍洛威茨是发展人类学研究所的创建者。他曾对发展中世界的小生产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福利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他在水坝排水量和水坝下游居民的需要及用途方面所作的工作，改变了水坝形成之后的移民安置和整合工作的开展方式。他也曾经在塞内加尔首次提出通过控制当地季节性的洪水来治理水电站的项目。这些可持续发展项目为还在建设中的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环境和社会贡献。
有关应用人类学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实例还有很多，在阅读的同时我还想到，有些社会问题其实不仅发生在美国，我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先生在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就与辩护人类学所作的努力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借鉴西方应用人类学发展的经验，根据本土的的实际需要，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发掘更多人类学学科理论、方法的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1]董建辉，石奕龙.西方应用人类学百年发展回归[A].国外社会科学，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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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会场蒋彬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由羌学研究中心主任蒋彬教授主持，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沙马拉毅教授、四川省社科联规划办黄兵主任、西南民族大学科技处处长蔡伟民教授、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冉光荣教授为会议致辞。来自中国社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云南省社科院、重庆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南民族大学、美国杜兰大学等13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1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沙马拉毅教授致辞副校长沙马拉毅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指出，羌学研究中心承建以来，立足羌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积极进取，务实探索，在羌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及文化传承创新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希望中心能进一步夯实学科实力，整合全省乃至全国羌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把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外羌学研究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积极为羌族和羌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
四川大学冉光荣教授总结了在羌族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灾后重建的羌族风格之争、受援助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援民众的感恩疲乏等，提出应借鉴日本等海外国家的援建经验，重视民众对国家救援政策的认同与支持，为本次会议奠定了学科关怀和现实关怀的基调。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2篇。会议以“羌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灾难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题，就如何构建羌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如何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以及灾后重建；如何吸收海外的经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人类学和防灾减灾体系；如何提高作为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羌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对羌学研究和灾难人类学如何实现更好发展进行的深刻思考，为羌学研究和灾难人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
全体代表合影与会学者的发言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灾难研究的羌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曦教授认为，灾害的集合记忆是一个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然而同时也存在着个人独特感受的记忆，至亲以及亲密圈成员的伤亡、家财的损失都因人而异。西南民族大学的蒋彬教授对近百年以来的羌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梳理，指出5.12地震将羌学与灾难研究勾连在一起，使羌族成为近代中国唯一因自然灾害而经历文化、社会和族群建构和重构的民族。灾难范式的羌学研究已逐渐回归到关注他者、关注文化生态、关注文化变迁的人类学变迁研究的永恒主题。彭文斌教授对羌族的灾难人类学研究和灾难人类学的羌族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高度评价羌族的灾难人类学研究超越了以往单一族群的研究路径，自诞生起就站在与国际对话的更高平台上，指出中国的灾难人类学研究应结合中国的宇宙观、历史观，体现应用人类学的现实关怀。
其次是作为文化研究的羌学。中山大学的张应强教授呼吁羌学研究引入历史人类学的取向，增进羌学研究学术理论和方法的开放性，成为藏彝走廊区域研究中富含独特问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更主动和全面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对话之中。中国社科院的黄成龙研究员归纳了人类学亲属称谓的三种研究方法，以此为出发点，考察羌语南北方言11个土语的差异，对亲属称谓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分析。西南民族大学的金艺风教授认为羌族民歌与羌族人民的劳动、仪式、游戏等场景紧密相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境及其民俗事项。其音乐旋律语法如同一个民族的语言难以变换一样，持久的存续在民族民间社会里。
第三个内容是灾难人类学的相关研究。重庆大学的张楠以艾滋病为例，阐述了流行病作为人祸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与反思，指出艾滋病是一个公共的、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应重视对艾滋病控制的理念、机制、方法的研究。重庆大学的代启福以大渡河上游的铅矿开发为例，揭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促进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的“灾难性”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往往容易被经济发展现象所遮蔽，从而使当地人极难获得社会救济或补偿。解决这一类灾难的最佳路径是唤起当地民众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篇10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真理核心理念
一
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历史上，艺术的真理问题历经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哲学家的思考和开掘早已大有气象，虽然亦难免有陷入理论困局的迹象，不过问题本身总归处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遗憾，艺术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真理这个疑难问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从心，长期以来几乎采取了集体回避和隐退的姿态。在莱顿（R.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彻（E.P.Hat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1985年首版）和盖尔（A.Gell）的《人类学的艺术》（1999年首版）等这样一些带有总体性或通论性的代表论著中，艺术的真理问题明显缺席，在诸如音乐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等艺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BrunoNettl）的名著《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问题和概念》（2004年修订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别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乐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和概念，可谓气势恢宏，但人类音乐的真理问题还是无缘受到关注。
推究起来，艺术人类学家在艺术真理问题上的这种几乎是集体退却的姿态和事实，固然有诸多原因，但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往往有其相应的问题领域的选择或许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贝尔（E.A.Hoebel）在哈彻《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序言”里曾颇为中肯地指出，在处理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艺术这件事情上，哈彻的著作与其说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uptodate），倒不如说是在检验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检验的重点还只是“原始艺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问题，指证艺术人类学领域称为“原始艺术”的讨论自1970年以后就已经从考虑“原始的”一词转向考虑“艺术”一词，其“新的兴趣点集中在该词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是否应当被应用于那些没有这样一个词的民族的活动中去、它又该如何界定这样一些问题上”②。
相比之下，盖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明显要新锐一些，激进一些。他不但意识到艺术人类学要关注现代主义艺术，“赞同和艺术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学先入之见决裂”，而且认为“美学方法的平庸并没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现出来”③，例如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唯社会学论实际上从未考虑艺术品本身，而仅仅考虑艺术品表示社会差别的能力，如此等等。不过，盖尔的此类观点尽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他试图与之“决裂”的西方美学理论和观念清单上，艺术的真理观问题还是未能直接进入其中，因而也照例无意把艺术真理问题纳入艺术人类学视野。这似乎又表明，对艺术真理问题的回避或忽视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处于何种历史阶段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种集体性的回避和退却已成事实，它毕竟在艺术人类学本身的问题链上留下了一个根本性的缺环，甚至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理念滞后的一种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彻出版《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颇具地震效应的、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该书编者之一克利福德（J.Clifford）旗帜鲜明地为该书撰写了题为“部分真理”（PartialTruths）的导言，在他看来，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到语境、修辞、制度、文体、政治和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称民族志为虚构（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约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该书的论题并未有意识地正面应对艺术人类学的“部分真理”问题，而编者也坦承该书的人类学偏见使它忽视了对摄影、电影、表演理论、纪录片艺术、非虚构小说等艺术文本的关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艺术真理问题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总体处境，所以，我们确乎有理由认为，艺术的真理问题（哪怕是所谓的“部分真理”问题）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疑难话题。这样，尽管在《写文化》出版十多年后问世的《写文化之后》一书的编者判定《写文化》已逐渐被看作是一部“有几分像人类学思想上的分水岭”⑥那样的书，但就艺术真理问题而言，这条分水岭实质上并没有清晰地绵延到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田园之中。
关于艺术的真理问题，我在199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之际所撰的《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一文中曾把该学科的一个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问艺术真理的学术知识生产运动”，随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讲又进一步强调这样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是一种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它不仅仅是关于“原始艺术”的，“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感性学或某种新的知识论，而且还是一种人类学立场上的艺术真理论”⑦。本文拟针对上文所阐述的问题情境，对我所主张的“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这一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尝试性的阐述。
二
事实上，我们一旦把艺术真理问题引入艺术人类学的议事日程，首先就会真切地体会到类似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表述的那种复杂心情和态度取向：“一方面，各种哲学相继出现，相互矛盾，相互诋毁，使真理看上去是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是怀疑主义的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向往一种真理，精神之间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标准，至少也是其标志。”⑧不过，如此鲜明的态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来给克利福德所标举的“部分真理”说作出属性判断。因为这一民族志写作的理念确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叙述的真理（thetruthsofculturalaccounts）所遭逢的语言、修辞、权力和历史诸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这对文化叙述的真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疑是一种尊重，一种张扬，因而我们也确乎不能说这种“部分真理”说只是在简单地修读“怀疑主义的课程”；但克利福德同时又声称：“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再会认识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称接近它”⑨，这显然是急剧地朝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甚或怀疑主义的方向挪步，并终将稀释和失落“部分真理”说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如果艺术人类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艺术现象和艺术史的时候，无意把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真理问题勾连起来，无意警惕和克服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理论迷雾，无心打造甚或自动放弃种种寻求艺术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转而简单地移植或运用迄今仍被许多西方人类学家所信奉的、随时有可能走得太远的“部分真理”说，那么，艺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意义本身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这一关键点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种有力的印证：“我在这篇‘导言’中一直极力主张的那种不完全性（partiality）总是预先假定了一个地方性历史的困境”⑩，并声称自己的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应大量地归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但在各种“地方叙事”（localnarratives）和它们的替代物亦即“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之间并没有接受后者。在我看来，这里所假定的这种“地方性历史的困境”同时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说所要面临的困境，而其内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兹（CliffordGeertz）所倡导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逻辑上预设了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的存在，而它们事实上指的是西方知识或西方历史；二是在这种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中，依然隐含地指称存在着优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价值。(11)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部分真理”说背后所潜藏着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指向。
这样，在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设计和选择上，我们与其在那种“部分真理”说的万花筒里端详艺术真理的种种局部的、变幻莫测的容貌，还不如明智地选择有望在“一”与“多”之间、在完全性与不完全性之间进行平等贯通和整合的一种完全的艺术真理观。
那么，围绕新式艺术人类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撑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把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以及文明社会里的民间艺术或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尽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统内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合法的关注对象。如果还是继续像从前那样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而此类社会的很多艺术形态都已经消失，而且有些还在随时随刻地消失，那么，这个学科可以研究的东西事实上是走向萎缩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逼近人类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才有望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艺术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艺术真理的讯息，而因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总有其实在性和情境约定性，所以，在艺术真理的叙述或书写上即便需要某种“想象”或“虚构”的诗学，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约定才能顺利叙述或书写的情境非约定性因素，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改变艺术真理在总体指向上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一艺术观念总谱中努力寻求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已经有一个变化，注意力开始从“美的艺术”（finearts）转向“作为文化的艺术”，考察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相关观念：一个是把艺术视作“文化的表现”，一个是“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另一个是“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这和原先美学里所面对的那个“艺术”概念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实质性的差别。对此，哈彻的体会颇有代表性。由于在实际的现代用法中，“艺术”一词不再限于雕塑和绘画，其界定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包括纺织品、人体绘画、机遇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她感到，过去那些狭隘的定义就像它们从前所做的那样虽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观点，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跨文化上来使用“艺术”观念时，还是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有许多艺术定义，并且只有某种非常宽泛的一致意见。因此，“在工业文明中，当艺术概念在媒介和内容方面被放宽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时，至少含蓄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义已经被缩小了，而艺术与它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少。这正是那种被当作纯粹为了审美静观、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艺术、称为‘艺术’之物的无用之必要性的艺术概念。它对跨文化研究来说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纯粹的动机存在”。(12)基于这样的认识，哈彻就把“艺术”的成分解析为纯粹审美（purelyesthetic）、技能或技术（craftsmanship）、意义（meaning）这样三个层面。而盖尔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从“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artasatechnicalsystem）这样的艺术人类学观念上来考察包括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魅力技术（thetechnologyofenchantment），(13)显然又是一种有效的推进。
诸如此类的艺术观念群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式或学术转向，说明艺术人类学已不再把“美的艺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考察目标，而是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个观念总谱的鞭策下，勘探人类艺术形态和观念上的复杂群落，注重发掘艺术与某种具体的文化表现、文化行为和文化技术之间的普遍联系。虽然这里也难免还是有一些艺术概念上的预设，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艺术人类学研究努力把这些预设和成分融入一个个情境性的解析过程之中，通过这种解析过程的展开，不断地反思、检验和调整自身的艺术观念，让它们经受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各个族群的艺术所构成的事实大熔炉的考量，从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类艺术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炼艺术真理的话语，于是，艺术人类学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话语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式的语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经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礼。当然，这种集群式解析的过程性演历，既要有与解析对象之间充分的情境关联，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实判据，又不排斥解析主体与解析对象之间复杂的情境性互动，建构情境性表达关系的空间，从而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复杂认知和书写的历史过程性中通过不断地扬弃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
3．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运用那种强调空间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转而强调非西方艺术的种种样式、形态、意识、观念和价值与西方艺术至少处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和印度艺术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价值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各自都是某种情境性的艺术，它们在认知自身的艺术经验、表达自身的艺术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历史过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约定、情境内涵，因而和西方艺术一样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具有西方艺术所无法替代的知识性价值和真理性内容。由于无意把它们置入那种依然隐性地带有西方知识至上和西方价值优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识”的阴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随着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展，历代的东方艺术和世界上各种小型社会的艺术都将有望被视作一个个在艺术的真理性内容上具有足够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一个个带有被压迫意味的对象。于是，这样一些独特的艺术世界就有可能被赋予自呈自现、自我决断的机理，从而在一定的现实性上和西方艺术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他者、双向乃至多向制导的全景式机制，让艺术真理的完全性问题在不断多维化和细密化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中得以开显。也就是说，各种艺术世界的自主、自恰和价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将在现实性上强化艺术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偏重于对艺术作品的静态描述，而忽视对艺术家的行为以及行为过程的动态解释，换句话讲就是对艺术的研究总是习惯于针对艺术品本身，而制作、观看艺术品的人在研究视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除了继续重视艺术品的解析之外，也关注人类艺术活动当中的艺术行为和人的在场（包括艺术家的在场）这些环节，力图对各种文化情境条件下从事艺术制作、艺术生产和进行艺术交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等整体流程进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艺术交往或艺术消费的完整格局中来全面地考察人类在艺术需要、艺术创造和艺术交往上的真理诉求。
三
此外，提倡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式的艺术人类学，注重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也是新式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它是从侧重于研究者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品格等主体性风貌的一个规约，但无疑也是寻求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一个重要中介。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在2000年出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解释“科学的人类学”时引述说，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类学也许是有益的”，由于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学中最科学的学科”，所以人们应该意识到“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模糊性，这将使人类学‘更像它自己’”。(14)这么说来，作为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当“艺术”人类学把追寻完全的艺术真理观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理念时，似乎更有理由以真理的“模糊性”为由让它“更像它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甚或推卸责任、有辱使命的学科发展论调。格尔兹在晚年曾经发出一个警示：“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混杂的、变化无常的和不明晰的，但文化人类学滥用了这种特权”。(15)试想，要是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又开始用新的方式滥用这种特权，那么，它在寻求人类艺术真理的路途上必将踏上不归之路。实际上，我们注重艺术人类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和实验性写作，正是基于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双重考量，一方面，希望艺术人类学不再只是流于艺术知识的重新淘洗这一层面，而是以真理为念，有更高层面的人文追求，全景式地解析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民族民间艺术中所折射出来的种种生存理解、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怀，巡视每个时代的艺术在超越个体有限性、寻求精神无限性上的种种努力，倾听种种鲜活的、富于人生真理意味的信息，而不是用静态的方式、猎奇的方式看艺术，用一时一地、一族一国、一维一相的方式看艺术；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学科自身所秉持的那种富有深度和效力的反思性和实验性，来持久应对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可能随时会遭遇的艺术知识和艺术真理的模糊性，凭借实验与反思的力度、深度和效度来不断地扬弃这种模糊性，以免让这种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成为随意性甚或否定完全性的借口。一句话，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最完全的实验性和反思性，意味着最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最终达成。
记得约翰·诺里斯说过，“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只属于他自己的一刻”。对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来说，但愿每一个决意追问人类艺术真理问题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一刻。如果可以把人类艺术的真理比作天使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样的天使从来未曾离开过，但更希望探索艺术真理的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奋力劳作让这位神奇的天使显出完全的面容，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折断了她的翅膀。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编号：e05011）成果。
①②EvelynPayneHatcher,ArtasCulture：AnIntroductiontotheAnthropologyofArt,Lanham,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85,p.ix,p.8,pp.89.
③(13)AlfredGell,TheArtofAnthropology,ed.EricHirsch,London：TheAthlonePress,1999,p.162,p.163.
④⑤⑨⑩JamesClifford&GeorgeE.Marcus（eds.）,WritingCulture：ThePoeticsandPoliticsofEthnography,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pp.67,p.19,p.25,p.24.
⑥AllisonJames,JennyHockey&AndrewDawson（eds.）,AfterWritingCulture：EpistemologyandPraxisinContemporary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97,p.1.
⑦参见郑元者《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载《文汇报·学林版》2000年2月12日（亦见施宣圆主编《中华学林名家文萃》，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历史、理念、事实与方法》，载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美》（BI）创刊号（2007年3月30日）。
⑧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1)参见郑元者《地方性知识的迷障：音乐的中国经验及其艺术人类学价值》，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