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族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篇2

[关键词]民族信息学　学科定位　理论体系

[分类号]G250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信息活动的复杂性。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少数民族的信息活动有了数字化的载体和形式，也给打破语言和空间障碍，实现多语种信息的一体化共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探索信息化条件下民族地区信息活动的基本规律，妥善处理民族信息活动当中的各类复杂关系，实现民族地区人、信息和技术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民族地区信息管理的重要课题，这一需求直接推动了民族信息学(ethno-informatics)这一学科的产生。

1构建民族信息学的背景和意义

民族信息学是在世界范围内保护语言多样性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构建民族信息学对民族地区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1.1民族信息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1.1.1社会背景：构建多语言信息社会的全球共识和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冲击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价值取向。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通过的《日内瓦行动计划》提出了尊重、保护、提倡和加强信息社会中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政策原则；欧盟推出“多语言信息社会计划(MLIS)”，致力于促进信息社会的语言多样性，支持区域性或少数人语言项目，建立了墨卡托网络(MercatorNetwork)，用来收集、保存和分析欧洲区域性或少数人语言的相关信息与文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立了一个名为“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网站，利用互联网、数据库和多媒体存储澳洲土著语言的资源；美国活语言研究所(Living Language Institute of America，LLIA)与美国国家地理协会联手对全世界语言分布集中地区展开普查，并在“恒久此刻”基金会资助下建立名为“罗塞塔(Rosetta)”的语言电子档案馆，已收录了超过2500种语言的多达10万页的资料。

1.1.2学科背景：社群信息学(community informatics，CI)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末，信息通讯技术(ICT)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各类社群当中的应用催生了“社群信息学”。所谓社群，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共同历史(经历)、共同道德价值观和共同期望的个体，通过血缘、地缘、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或特定社会组织所形成的集合体。社群信息学旨在为社群提供ICT，探索社群信息和知识形成和共享的规律，关注ICT与社群的互动与平衡，利用ICT实现公民权力的“第四空间”。目前，美国伊力诺依大学香槟分校图书情报研究生院(UIUC)、美国密歇根大学情报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情报学院都已开设社群信息学课程并培养研究生。从概念上讲，民族是一类特殊的社群，ICT与民族的互动比一般的社群更加复杂，除了考虑成员的共同特征及其联系之外，还需要考虑到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是值得专门研究的科学领域。

1.1.3实践背景：由“信息处理范式”转向“信息管理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使少数民族群众共享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工作的健康发展。1980年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以后，国家先后制定了蒙、藏、维、哈、朝、彝、傣等少数民族文字的计算机文字编码、字型、术语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实现了上述少数民族文字的计算机编辑、排版和检索。1993年起，开始研究制定基本多文种平面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字符集标准(IS010646)。纵观20多年来民族信息化问题的相关研究，绝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标准建设和技术系统开发，对少数民族信息的产生、收集、管理、保存和利用等问题的系统性梳理和探索还无暇顾及；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对于民族信息化过程中人的信息需求、人与信息、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很少有人关注。随着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使用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成熟，民族地区信息化相关研究由“信息处理范式”转换到“信息管理范式”的时机已经到来，民族信息学的建立正是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步骤。

1.2构建民族信息学的重大意义

1.2.1是民族学和信息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构建民族信息学是拓展民族学研究领域的要求。走向信息社会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大趋势，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学为了更好地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与相关学科进行交叉和融合。只有这样，民族学理论本身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也才能够回答民族地区信息化实践当中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构建民族信息学是信息学研究深化的表现。信息学从上个世纪发展到现在，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已经成熟，基础性问题上的创新空间已经很有限，其发展的大趋势是深入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应用信息学基本原理解决这些领域的特殊性问题。民族信息学正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用信息学理论和方法解决民族学问题的一种探索。

1.2.2是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伴随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的快速发展，以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壮文、彝文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少数民族语言操作系统、字处理软件、办公自动化系统、编辑出版系统开始在民族地区得到应用。但是，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的管理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战略性的安排，各个少数民族语种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如何兼顾民族信息化进程中的多种需求，提出一个整体性的战略参照体系，是民族信息学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

1.2.3是实现数字时代“多元一体”架构的需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1910-2005)先生1988年8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来的，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接受。传统社会当中，“多元一体”更多地被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概念范畴来理解。在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介入可以通过信息整合与集成，在保持信息多元性的同时，对其进行一体化管理，使“多元一体格局”在数字时代能够以技术架构的形式得以实现。我国有30多个跨境少数民族与境外同族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的实现也是争夺虚拟空间控制权，维护边疆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多元一体”架构的建立

涉及到技术、标准、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民族信息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2民族信息学的学科特质

学科建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应的科学领域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内核，可以解决其他学科所不能有效解决的科学问题，在科学研究当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学科体系当中具有清晰的定位。

民族信息学学科定位主要通过研究对象、研究范畴、核心任务等方面进行把握。

2.1民族信息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学科的内核，决定了学科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标志。民族信息学是民族学和信息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由民族学和信息学所共同决定的。

“民族”一词具有多种含义：①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也就是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概念，其研究的范围涉及全球所有国家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②专指“中国少数民族”，例如，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民族问题，主要是指少数民族问题，而不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③广义的“民族”，指中华民族，也就是由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集合体。民族信息学所指的“民族”，不是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现象，也不是以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所特有的现象和问题。

信息学的研究对象“信息”一词也具有丰富的含义：哲学层面上的信息是指物质存在形式的反映和表征，是人类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中介；一般认为，信息是由语言、文字、图形、图像、符号等形式所表达出来的，以纸张、声波、电磁波、电子数据等为载体，可以降低人对事物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学的兴起与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信息学研究始终离不开对信息技术的研究，不论是否做了说明和界定，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侧重于研究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中的信息现象和信息活动的。民族信息学也不例外，尽管研究内容也可能涉及纸张等传统介质，但是研究的侧重点还是与现代信息技术、数字信息相关的信息现象和活动。

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将少数民族信息活动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割裂开来看待，而应该从整体性视角研究人、技术、信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民族信息学主要从“民族地区”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同时关注少数民族人口与主体民族人口的信息活动及其互动关系。因而，民族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地区的信息现象和信息活动。

2.2民族信息学的研究范畴

民族信息学研究以少数民族信息为核心，涉及信息人、信息活动、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4个方面，关注民族地区信息化进程中信息、人、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见图1)。

2.2.1信息　民族信息学研究的核心是信息，其涉及的信息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语言角度讲，可能涉及单一少数民族语言、多语种少数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国际流行语言等。作为带有政治性的民族概念，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意符号，还代表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政治态度。因而，对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的研究具有综合性，除了考虑语言问题，还需要考虑法律和文化问题。

2.2.2信息人　民族是人的集合体，民族信息学研究以人为基本的出发点。从信息生态角度分析，民族信息学要研究由信息生产者、信息管理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消费者、信息技术支持者等群体的互动关系。民族信息学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例如少数民族人口的信息需求、信息活动、信息素养、信息心理等问题。但是，研究范围不仅仅限于此，从信息利用的角度而言，采用少数民族语言记录的信息还要考虑主体民族的共享问题。

2.2.3信息活动　民族信息学所关注的信息活动主要是指少数民族信息从产生到被利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所经历的管理活动，主要有信息产生、信息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分类、信息识别、信息存储、信息服务、信息利用、信息控制等环节。

2.2.4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是支撑少数民族信息活动的工具，民族信息学所关注的信息技术除了常见的信息处理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以外，还有信息跨语言检索技术、信息跨语言翻译技术、多媒体信息技术等。

2.2.5信息环境　民族信息学所关注的信息环境是指影响少数民族信息活动因素的综合，例如基础设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等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2.3民族信息学的核心任务

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明确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同时也确立了民族信息学发展的基本理念。“多元一体”思想体现在民族信息学领域，就是各少数民族在信息活动中都有使用本民族传统文字的自由，与此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国家整体层面上的信息共享需求，并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的综合应用来有效平衡这两类需求，实现信息化条件下多语种信息资源的和谐共存。具体而言，信息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为少数民族人口获取信息和交流信息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因此，民族信息学的核心任务是探索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保护语言文字多样性、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技术架构和管理模式，为中国各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技术实现提供理论支撑。

3民族信息学的学科定位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都与现存的相关学科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识别这些联系和区别，是明确新科学在科学体系当中独特价值的前提。民族信息学的学科定位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把握：

3.1民族信息学的学科性质

3.1.1是信息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信息学同时涉及民族学问题和信息学问题，但是两者参与到新学科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民族学决定学科的研究范畴、主要矛盾和信息需求；信息学决定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民族学决定了学科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信息学决定了解决学科问题的可行性。虽然就理论来源而言，也可以认为民族信息学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但从本质上说，民族信息学是信息学的分支学科。

3.1.2是管理类学科而不是技术类学科　信息学与技术问题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有人将计算机科学、网络通信学等学科归属到信息学范畴。民族信息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不能脱离人和社会问题而单独存在，带有鲜明的管理学特色。尽管民族信息学也会涉及到技术问题，但是信息技术更多地是作为满足信息需求、促进信息交流的工具出现的。因此，民族信息学就学科性质而言属于管理类学科而不是技术类学科。

3.1.3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综合性学科　与强调思辨的人文类学科和强调技术的工程类学科的不同，民族信息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重视从理论层面对问题进行战略性思考，也重视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管理方案。在研究方法上，民族信息学也强调多种方法的综合性应用，涉及到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统计等方法；与此同时，信息学的需求建模、

战略规划、系统开发等方法也会应用到相关问题研究当中。

3.2民族信息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民族信息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与以下学科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3.2.1民族信息学与社会信息学(social informatics，SI)

社会信息学研究侧重于哲学层面，通过对社会整体信息问题的理论描述和分析，探讨宏观社会信息运动的基本规律；民族信息学则专注于少数民族的信息活动，具有非常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也不仅限于哲学思考和理论思辨，相比而言更强调研究对象实际问题的解决，更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和信息系统的技术实现。

3.2.2民族信息学与社群信息学　社群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社群的信息活动，而社群的概念比较宽泛，例如目前由网络论坛、微博等形式所形成的网民群体被称为网络社群，网络社群的信息行为也在社群信息学研究范畴当中。民族可以说是一类特殊的社群，其形成不仅仅取决于个体之间的联系，而且涉及到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民族信息学相对社群信息学而言，研究对象更为明确，所关注的问题更具复杂性，有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与社群信息学的基本原则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民族信息学要单独成为一个学科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原因所在。

3.2.3民族信息学与少数民族语言学　少数民族语言学是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现象的科学领域，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文字、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研究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计算机语言学在内。民族信息学离不开少数民族语言学知识的支撑，但是只引用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而不涉及语言学研究的细节问题。

3.2.4民族信息学与民族档案学　民族档案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特殊矛盾和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民族信息学研究会涉及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管理问题，但是其研究的范畴比民族档案学要广泛。除了关注档案等文献资源之外，民族信息学更多地关注人、信息、技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涉及的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综合性。

4民族信息学的理论体系

民族信息学是围绕核心理念向外拓展而成的完整理论体系，随着民族地区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

4.1民族信息学的体系结构

按照研究的层面，民族信息学的整体结构划分如图2所示：

按照图2所示，民族信息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4.1.1各少数民族信息主体研究　研究各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现状，特别关注其双语教育程度、信息技术使用能力和信息技术接受意愿、有待满足的信息需求、跨民族社会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4.1.2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根据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的成果，重点关注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相关的语言理论和统计数据等内容。

4.1.3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基础标准研究

重点研究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计算机编码标准、键盘标准、字模标准、输入法标准等内容，特别关注基于unicode或国家标准的多语种信息处理标准。考虑到国家通用语言的中介作用，还需要考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问题。

4.1.4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系统研究　重点研究基于特定信息处理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计算机操作系统、字处理系统、编辑排版系统、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网站或网页、移动通信设备等应用软件或设备的设计和研发问题。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信息集成共享的需求，一般情况下需要对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同时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著录。

4.1.5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系统的应用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各个语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应用系统在民族地区的应用问题，包括各类系统在民族地区应用的数量，少数民族人口对这类系统的接收程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系统的应用规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系统在实践中应用的需求和趋势，等等。

4.1.6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数据集成问题研究

主要按照专业化管理原则，在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富集地区建立单一语种的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例如位于呼和浩特的蒙古语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位于拉萨的藏语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位于乌鲁木齐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位于南宁的壮语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位于延吉市的朝鲜语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位于昆明的彝语、傣语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等。这些分中心之间采用分布式技术架构，物理上分散在各地，逻辑上是一个整体，可以支持跨地区全局信息检索。

4.1.7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信息共享问题研究　在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在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建立对应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对齐语料库，支持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双向机器翻译。同时，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中介，实现任意两种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之间的双向机器辅助翻译。

4.1.8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集成服务问题研究在分布式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管理分中心体系和双语对齐语料库体系的支持下，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提供跨越地域、跨越语种的多语言档案信息服务，满足各类主体的信息需求。

4.1.9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管理的制度环境研究

主要研究与少数民族信息活动各个环节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国家颁布的相关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等。

4.1.10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管理的信息环境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系统应用相关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内容。

此外，除了由少数民族人口产生信息的正向信息流动之外，还存在着少数民族人口主动获取信息的反向信息流动，也包括由新闻传播机构向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信息传播的反向信息流动现象。对少数民族人口提供的信息服务和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也是民族信息研究的重点内容。

上述各类因素相互支撑，最终实现民族信息学的核心理念，也就是在“多元一体”思想的指导下，构建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核心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多语种信息资源集成管理体系。

4.2民族信息学的典型问题

民族信息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一般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首先解决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再逐步拓展到整个理论体系。对当前民族信息学面临的典型问题举例如下：

4.2.1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资源编码标准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先后制定少数民族文字信息技术标准16个，涉及蒙古文、朝鲜文、维吾尔文、彝文、藏文等语种。1993年起研究制定了基本多文种平面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字符集标准(ISO10646)。同时，按照中国多语种统一平台思想设计的多语种信息处理编码标准(GBl8030-2005)也制定完成，其中收入了藏文、蒙古文、傣文、彝文、朝鲜文、

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标准。目前，需要从国家层面明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编码的标准方案，避免多语种信息处理过程中由于编码方案冲突所引起的信息乱码和无法读取等问题。

4.2.2以国家通用语言为核心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共享策略按照跨语种信息共享的要求，民族地区或民族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各类机构在产生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时就应该考虑到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的需要，尽可能同时归档保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本，或者对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采用少数民族文字和国家通用文字两种文字进行著录。没有掌握对应语种的人要理解特定语种的信息必须借助人工翻译或者机器翻译系统的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转换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后，就可以被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口所理解，任何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中介进行翻译，从而实现双向互译。只要建立起各语种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双向对齐语料库，就可以建立起以国家通用语言为核心的多语种数字信息共享体系。

4.2.3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协同管理与共享体系

按照单一语种专业化管理原则，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基本原理，在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富集地区的档案管理机构建立对应语种的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管理分中心，这些分中心物理上是分散在全国各个地区的，逻辑上则是集中的，在分布式数据库支持下构成一个分布式信息共享网络，各个分中心在管理中心协调下进行自主管理，同时可以支持跨地区的全局信息检索和全局并行应用。各个分中心负责单一语种数字信息的保存，并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对应语种的各类应用软件，开发编码转换、格式转换工具软件，为对应语种数字信息提供可读性保障服务。

篇3

杨振宁说:“当我们看一首中文诗与一首英文诗时，最大的感觉是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就没有了……”［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二者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尽管个体写作从思维到言说都独具个性，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从中能够体验到他们感悟世界的方式与言说世界的方式是相互统一的。比如司空曙《喜外弟卢伦见宿》中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与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特定的统一是西方文化心理所不具有的，所以不仅西方诗人写不出这种“诗意”，甚至连通过翻译来“转述”这种“诗意”也几乎不可能。需要说明的是，在写作中思维与言说关系的“实”在与“虚”在两种形态中，正如前引陆机《文赋》所表明的那样，传统写作学研究早就关注到“实”在性的一面。在传统写作学研究中，对个体写作活动中思维与言说所处的相对分离而非必然统一的关系，对写作者如何消除这种分离以实现思维与言说的有机统一等等，都有具体深入地论述。对此，本文不再赘言。本文主要谈的是这种关系“虚”在性的一面，即呈现于集体写作中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关系的必然统一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两个问题:一是在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原本就是统一的，那么达成这种统一的那个载体是什么。二是集体写作必然会在无形中“潜移默化”地制约乃至支配个体写作的进行，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关系的必然统一性对个体写作中思维与言说关系的影响，那么它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个体写作活动以发挥其作用的。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只可能是同一的，那就是语言。语言既是任何个体写作中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都离不开的工具，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必然统一体。这便是为什么只有“中文诗”才写得出中国人认可的那份“诗意”，而“英文诗”不仅写不出这种“诗意”，甚至连用“英文”翻译来“转述”这种“诗意”都不可能的原因所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写作的背后是语言。

语言的存在也有实与虚两层含义。当我们说语言既是所有个体写作中进行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都离不开的工具，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时，表明的正是语言的“实”在性与“虚”在性这样两层含义。同时，语言存在的实与虚两层含义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因此它才能够既作为思维与言说的工具而必然进入任何个体写作，又能借此而发挥其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所具有的对个体写作中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及其关系建构的那种制约乃至支配的作用。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存在有实与虚两层含义，与索绪尔对“言语”与“语言”所作的区分相类似，但也有不同。我们所说的“实”，指的是语言的工具性存在，人们通过它才能进行日常的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写作当然也不例外。作为工具性存在的语言可以呈现为各种具体的言说方式:自我独白的、口头交流的、书面写作的……这种存在方式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言语”。我们所说的“虚”，则是指作为工具性存在的语言整体中隐含的那种集体心理结构，即语言的本体性存在。索绪尔把语言的这种存在称为“语言”，即存在于所有具体“言语”方式背后的那种根本方式———语法体系，它是约定俗成的———集体性的。我们所说的语言的“虚”在性既包含了索绪尔的这层意思，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如果说“实”在的语言表现为各种具体言说方式，它是个人的、当下的，那么“虚”在的语言不仅是各种具体言说方式背后的那种根本方式———集体言说方式，它是约定俗成的，而且由于实现这种约定俗成的依据只能是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所以这种“虚”在的语言不再止于言说—表达的范畴，它实质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集体言说方式的必然统一体。关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必然统一体问题，洪堡特有过系统的论述。简要地回顾洪堡特的相关论述，对于理解“写作的背后是语言”，以及后面将要论到的“语言的背后是文化”所具有的写作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十分必要。洪堡特关于语言特性的论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1］48(评序)需要说明的是，洪堡特所说的“精神”，一方面是泛指人或人类所具有的那种构成人类本性的智力(智能)———思维特性，尤其是指构成这种特性之内核的智力(智能)———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洪堡特通常是在民族性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所以他说的“精神”，通常是指向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集体思维方式的。洪堡特说的“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就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精神”一词。

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洪堡特所说的“语言从精神出发”，强调的正是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集体言说方式，其内在的依据就在于民族的集体思维方式，这两者之间是同构———同一的关系。用洪堡特的话说，就是“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1］72－73。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1］52。一个民族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她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这种独特文化的创造是建立在这个民族独特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独特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又是“同一”(同构)于语言的，于是，语言也就自然成为了这个民族的根本标志，所以洪堡特说:“要给一个民族下定义，首先就必须从这个民族的语言出发。人所具有的人类本性的发展取决于语言的发展，因此，民族的定义应当直接通过语言给出:民族，也即一个以确定的方式构成语言的人类群体。”［1］203这个“确定的方式”，按索绪尔的说法是民族语言中内含的特定语法系统，但更深入地看，它就是洪堡特所说的“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亦即洪堡特所说的“民族精神”。洪堡特曾有意识地强调指出:“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的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释的谜。不过，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力量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1］52－53这应当就是洪堡特提出语言是“从精神出发”的原因所在。一种语言的民族特性和生命力就来自于被它“同一”了的那种“民族精神”:“精神在语言中生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了它所造就的肉体。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1］204总之，因为语言是“从精神出发”的，它通过将这种“精神”“同一”于自身而使“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人保持着民族同形性，这种民族同形性把每一具体的认识倾向与其他民族的类似的认识倾向区别了开来。从这样的民族同形性之中，从每一语言所特有的内在动力之中，便形成了语言的个性。每一种语言都通过民族性而获得确定的特性，并且也以同样确定的方式对民族性产生反作用”［1］202。这就涉及到语言“再反作用于精神”的问题了。

洪堡特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明了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之后，进一步提出语言又是“再反作用于精神”的，这是从价值论意义上来说明语言对一种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所具有的根本作用。首先，在洪堡特看来，“语言是一个民族从事任何一项人类活动的工具”［1］52，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项人类活动当然是构成人类本性的智力—思维活动，而“人所具有的人类本性的发展取决于语言的发展”，是“语言使人逐渐上升到他所能企及的智力高度”［1］20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堡特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发展自身智力—思维能力的需要，“语言产生自人类的某种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出自人类维持共同交往的外部需要，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1］25语言的这种“使人逐渐上升到他所能企及的智力高度”的作用当然也表现在推动民族的集体智力的发展上，“因此，民族的智力特性或许同样可以被视为民族语言的作用结果”［1］47。其次，洪堡特不仅看到了语言对推动民族智力的发展及其特性的形成所具有的根本作用，而且看到了这种民族智力特性之所以得以形成和发展，在于它是可以为一代又一代的民族成员所传承的，而实现这种传承的“文化基因”只能是语言。由此，洪堡特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世界观”理论:语言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使得民族的智力特性得以代代传承(当然也包括传承中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建构起一代又一代民族成员感知世界、言说世界的那种独特的智力—思维结构。洪堡特说:“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个外在的对象唯有借助概念才会获得完整的存在。……可见，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正如个别的音处在事物和人之间，整个语言也处在人与那一从内部和外部向人施加影响的自然之间。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人同事物生活在一起，他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他完全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1］71－73洪堡特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语言才认识了这个世界，拥有了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这是可以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证实的，是可以为我们所自觉意识到的。但是，洪堡特所说的，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去生活，反而是“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语言在引导我们认识世界的同时，也把它所包含的这种“完整体系”(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传承给了我们，这却不是我们都能自觉意识到的，但的确是语言“反作用于精神”的伟大功绩所在。“民族精神”正是通过语言的这种“文化基因”的遗传功能而得以代代相传。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语言“反作用于精神”的两方面作用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互动共进的关系，即语言在推动民族智力特性提升发展的同时，意味着它自身作为“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也是在不断丰富完善的，这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语言世界观”将会为后来的民族成员提供更为丰富完善、更为新颖独特的认知和言说世界的“完整体系”，引导他们去创造新的世界……一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的确是由这种无形虚在的语言“书写”出来的。综上所述，正因为“语言从精神出发”，所以它必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语言又是“再反作用于精神”的，它在引导我们认知和言说世界的同时，也建构起我们认知和言说世界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这种建构作用既发生在语言作为工具而为我们所用的一切日常思维与言说活动中，也发生在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的所有个体写作中，这便是世界上任何一种集体写作都带有鲜明的特定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相互统一烙印的根本原因:写作的背后是语言。杨振宁之所以谈到中西诗歌创作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时，要用“中文诗”、“英文诗”来表述，正凸显了写作的背后是语言。由此看来，杨振宁所感受到的“中文诗”富有“诗意”和“英文诗”缺少“诗意”，作为一种写作特性，还不应该只限于诗歌创作领域。既然写作的背后是语言，语言所具有的那种“从精神出发”而与生俱有的民族特性，在“反作用于精神”时，就应当会在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所有写作活动中普遍留下自身的烙印。事实的确如此。杨振宁把富有或缺少“诗意”看作是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的一种普遍差异，并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而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钱基博也曾谈到过:“我国文章，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则重精神也”［3］23。并认为这种写作上呈现出来的差异，反映了各自背后语言特性的差异。这种语言特性的差异还可以从中西语言学发展的不同路数中见出，“数千年来，中国无如欧美之文法书，而欧美文法学说，则日新月异，岂非以形式可说，而精神不可说乎?”［3］27举例来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时曾指出:“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4］9于是，那些“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西方人“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因为中国哲学写作与中国诗歌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4］10。在冯友兰看来，这正是中国哲学写作的魅力所在，因为“暗示才耐人寻味”，就像中国的好诗那样要“言有尽而意无穷”。

与中国哲学家一样，中国文学理论家的写作同样“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所谓“诗话”就几乎是这样写作的。叶维廉曾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论述过中西文论写作的不同特性，其结论与上述冯友兰从中西比较中对“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的认识可谓不谋而合。叶维廉指出，西方文论写作“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的法则……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5］3。这种写作采用抽象思维方式与逻辑言说方式的相互统一建构起“洋洋万言娓娓分析证明的巨幅”，即使有些采用诗歌体式写作的文论著作，如贺拉斯或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也不过是韵文写成的论文而已。在这种写作中，文论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可谓是“明晰得一览无遗”了，所以它只需要“聆听雅教”的读者。但“这种程序与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批评文学中极为少见，就是偶有这样的例子，也是片段的”。中国文论家习惯于信手拈出文学中的例证，但并不作逻辑上的分析、推论，而是“只提供一些美学上的态度与观点”(名言隽语)，至于这“态度与观点”与那些信手拈出的例证之间有何瓜葛，文论家“点到即止”，他想表达的思想全凭读者去感悟，所以叶维廉说:“中国传统的批评属于‘点、悟’式的批评”。这种写作的特性表现为，“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即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因此，这种写作需要的读者是能够“参与创造”的读者［5］9。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文论的写作除了普遍采用这种“近乎诗的结构”来表达思想，让“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外，还有一种直接采用“诗的结构”来表达思想的写作方式，它当然不是西方文论中的那种韵文写成的论文，而是一首首符合中国人“诗意”追求的诗歌作品，但与一般诗歌创作不同的是，它所传达的“诗意”是希望“参与创造”的读者能够悟出的文学之“道”。因此，这种文论写作方式可以说把中国文论写作的“诗意”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典雅》:“玉壶，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如果说这首诗作为文论，为读者提供了什么“美学上的态度与观点”，那只能是它的标题“典雅”，而这首诗本身则成为写作者试图表达其文论思想的一个“例证”。熟悉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读者很自然地会从诗中读出他所感悟到的那份“诗意”，而这种感悟既是阅读者在标题引导下对什么是诗之“典雅”风格的理解，当然也是写作者如此写作的目的所在。因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不仅“暗示才耐人寻味”，而且“暗示”才能“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西方文论写作“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这样一来，它便“明晰得一览无遗”了，而且这种“明晰”是被限定在写作者的“一家之言”上，那么，中国文论写作往往只表现包含“抽象的意念”的“具体的经验”，因此它虽然“不够明晰”，但却能借助“暗示”唤起阅读者的“参与创造”，从而获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哲学家、文论家都采用这种“诗意”的方式写作?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很简单，如前所述，作为个体写作，他们都使用汉语作为思维与言说的工具，其思维与言说活动自然都要接受这种“语言世界观”的内在制约乃至支配，因为“他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那么，汉语作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它是怎样为我们“传递”事物，如何“引导”我们的生活与写作的呢?对此，高名凯有关汉语特性的概括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启发。他说:“中国语言是表象主义的，是原子主义的———‘表象主义’就是中国人的说话，是要整个的、具体的，把他所要描绘的事体‘表象’出来。‘原子主义’的意思，是把这许多事物，一件一件，单独地排列出来，不用抽象的观念，而用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6］高名凯所说的汉语的两大“主义”，借用汉字“六书”中的说法，就是“象形”与“会意”。而这两者，也正是汉字的根性所在。从语言是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的角度来看，高名凯是从集体言说方式来解释“表象主义”的，当然也就同时反映了与这种集体言说方式“同一”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的特性，那就是在不脱离对事物的感性把握的基础上实现对事物认知的直觉思维———“目击而道存”。“道”既然是由“目击”而“存”的，要把它说出来，便只能是“立象以尽意”了。汉语的这种“表象主义”特性集中体现在那一个个“象形”的汉字之中，从而在为我们“传递”事物的同时，也“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和写作。

同样，高名凯也是从集体言说方式来解释“原子主义”的，反映出与之“同一”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的又一种特性，即是整体性思维。要想保证在不脱离对事物的感性把握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对事物的认知具有“目击而道存”的本体性，就必须保证这种对事物的感性把握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国人把这种功夫叫做“仰观俯察”、“原始要终”。在这种心理世界中，纯粹个体事物的存在是无法确定其意义和价值的，它们只有被纳入到某种整体关系之中时，其意义和价值才能呈现出来。但要注意的是，对这种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把握所采取的仍然是直觉的方式，而非抽象的、逻辑的归纳或演绎。高名凯把汉语中的这种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同一”特性称为“原子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汉语“道法自然”的文化特性。自然中存在的一切事物或现象，就如一个一个的“原子”，其存在的意义是要由将它们结合成整体的那种关系来确定的。西方语言是把这种关系抽象成一套严密的逻辑形式语法，其基本单位便是带有种种形态标志的单词，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是被确定了的。汉语则是始终保持了这种关系的自然状态，至于“其中所生的关系”，那是要“让人看(直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语法关系来确定的。由此可以说，西方语言对关系的表达是直接的、外在的，汉语对关系的表达则是间接的、内在的。正如洪堡特指出的，“汉语只依靠词序，只依靠铸刻在精神内部的语法形式观念”［1］354来进行思维和言说。所谓“只依靠词序”，就是高名凯所说的“用原子的安排”。所谓“只依靠铸刻在精神内部的语法形式观念”，就是高名凯所说的“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在洪堡特看来，“在汉语里，完全要靠听话人自己努力去寻找几乎没有语音标志的语法关系”［1］177。因此，他从“语言世界观”的角度提出:“我仍坚持认为，恰恰是因为汉语从表面上看不具备任何语法，汉民族的精神才得以发展起一种能够明辨言语中的内在形式联系的敏锐意识。”［1］316高名凯所说的汉语只“用原子的安排”，就能“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正是由汉语培养起来的这种“敏锐意识”的体现。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如司空曙、温庭筠、司空图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往往只是并无明确的逻辑关系的意象并置或叠加，为什么在读者的心理世界中却能生成完整的意境;中国哲学写作和文论写作中，普遍采用彼此并无直接联系的“比喻例证”的方式，写作者要么是“道不可道”，要么是“点到即止”，为什么同样让“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这一切的答案首先就存在于汉语自身，汉语是一种要“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从而“会意”的语言。汉语的这种“原子主义”特性也集中体现在被索绪尔称之为汉人的“第二语言”的汉字上。在构成汉字造字基本方式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中，除象形之外，其余三种都是依靠构字部件的“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从而“会意”的。当汉字进入到言语活动(个体写作)中时，它的意义也是要通过“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才能为接受者所“会意”的。季羡林说:“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理念。”［7］而习惯于这种“表象主义”、“原子主义”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也就习惯于这样写诗，或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

在洪堡特的“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的命题中，包含着洪堡特对语言的文化特性及文化地位的独特认识。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它对今天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一，如前所述，洪堡特将民族语言视为与民族精神“同一”存在之物，“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集体的言说方式，就是因为它与集体的思维方式是“相互适合”的。其二，“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属于某个更高的层次，它不是类同于其他精神造物的人类产品”［1］53，而是按其本性能够统摄所有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品的东西，不妨称其为“元文化”之物。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品，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一种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相互统一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因此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过程，语言所具有的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统一体的性质，必然会内在地制约乃至支配着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的进行，并在文化产品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这其中也包括写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堡特提出，语言总是处在“发生”(即活动)之中的，因为它只有通过对所有文化创造活动的必然地参与，它的文化特性才得以呈现，它才是“存在”的。因此，洪堡特说:“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1］56作为“新洪堡特主义”派中唯一一位哲学家的卡西尔，就曾秉持洪堡特的这种语言观立场而提出，对文化人类学的任务而言:“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8］7。的确，只有从“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的这种“元文化”立场出发，卓有成效地把握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创造活动中存在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活动的统一性”，即“创造过程的统一性”，由此实现对纷繁复杂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品的整体性把握。这便是本文提出“写作的背后是语言”的用意所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留于“写作的背后是语言”，因为我们目的在于探寻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民族特性，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仍在语言之中。前面说过，语言有作为日常思维和言说活动的工具的“实”在性，以及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统一体的“虚”在性。如果上升到更高层面来看，语言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还可以区分出实与虚两种存在形态:“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相对而言它具有某种“实”在性，例如它可以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而以语法体系的形式得以呈现。而“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1］53洪堡特把语言结构中内含的“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视为一种语言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存在，它当然只是一种“虚”在。洪堡特把对语言结构中内含的这种“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的认识和把握视为揭示语言特性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1］53作为一种方法论，洪堡特强调指出:“我们不应把精神特性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然后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来解释语言的特点。……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所以，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解释精神发展过程的依据，那当然就必须把语言的发生归因于民族的智能特性，而这种智能特性则需要到每一种语言的结构中去发现。”［1］53－54可以这样来梳理一下洪堡特的上述方法论思想，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来看，“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的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释的谜。不过，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力量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这也就是说，从人之成为人，他拥有了智力和语言那一刻起，精神和语言便成为了统一体，“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而精神则是语言“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将始终伴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这是因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的精神特性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民族精神的代代传承基础上的，而能够承担这种文化遗传使命的，只能是将“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同一”于自身的语言。与此同时，精神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人在语言的工具作用下实现精神的发展，而这种精神的发展通过与语言的同构关系必然进入到语言之中。总之，是“语言使人逐渐上升到他所能企及的智力高度”。最后，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广义地把一个民族的所有文化创造活动视为一种语言活动，因为它们都必然地受到语言中内含的相互统一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制约乃至支配。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创造活动成果视为集体言说方式的某种呈现的话，那么它所依据的只能是与之相应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语言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中的“元文化”，而其“元”之所在，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它只能到“每一种语言的结构中去发现”，而“不应把精神特性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这便是我们提出“语言的背后是文化”的用意所在。在这里，所谓“文化”指的是洪堡特视为揭示语言特性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的“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洪堡特认为:“通过这样做，我们就可以使比较语言研究达到最终的、最高层次的目标。”而对我们而言，则可以实现认识和揭示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特性的目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将中国文论看作是一种写作现象，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观念和理论的形成与表达，与西方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始终是与具体的文学文本结合在一起的，总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品味、感悟、评价来表达的，很少有脱离具体文本的、纯粹抽象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独立建构。

它的所谓理论总是“散金碎玉”般地存在于对具体文本的品评之中，例如文本注释，例如诗话、词话、曲话，例如小说评点，甚至还有表达本身就采用文学文本形式的论诗诗。可以说，中国文论写作的特性就在于融文学理论的建构于具体的文本批评之中。从“写作的背后是语言”的角度来看，中国文论的写作之所以始终保持融文学理论建构于具体文本批评之中的特性，始终采取不脱离具体对象的、直觉领悟的，即叶维廉所说的“点、悟式”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来进行文论写作，当然是受到以工具形式而必然进入写作活动过程之中的汉语所内含的相互统一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内在制约乃至支配的结果。对此，前面已有过论述，不再赘言。这里我们只简单说说最能集中体现汉语特性的汉字在这方面的阐释功能。中国人创造汉字，当然是为了达意，但其特点在于“立象以尽意”，它是通过具体的字符形式来“象”所要指涉的事物之“形”，而不是完全脱离事物之“形”纯抽象地指涉事物，所以我们说“象形”或“表象主义”是汉字的一种根性。而与汉字“象形”根性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根性，那就是“会意”。对汉字来说，“象形”只是手段，“立象”是为了“尽意”，只是这个“意”要让你去直觉的领悟。汉字的创造者通过对自然、社会、历史的“仰观俯察”、“原始要终”，把握其中所包含的“自然之道”，不仅将其融汇于“独体为文”的“象形”、“指事”字中，而且更进一步地将这些“独体为文”者作为构字部件，通过对其进行“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以达到表达更丰富、更深厚意蕴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从汉语的“语言结构”中探寻到这种“民族语言”的结构特性时，它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依据和途径，将会引导我们去发现怎样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或者说是“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这也就是我们所要完成的“语言的背后是文化”的任务所在。这当然是一项更为复杂、艰巨的工作，它涉及到对汉语语法特性的深入分析，对汉语特性与中国文化特性“同一”关系的深入考察，乃至对汉语起源与中国文化起源“同一”关系的深入探寻……这当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本文只能采取举例的方式，就以上所提出的由汉语写作，如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以及中国哲学的写作中呈现出来的汉语特性，简单谈谈它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是什么。在以上所谈到的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以及中国哲学的写作中，我们所看到的由汉语所内含的那种相互统一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对这些写作活动所发挥的内在制约乃至支配的作用，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为始终不脱离具体感性的言说方式，以及与之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它既是写作者之所以采用不脱离具体感性的言说方式的内在依据，也是接受者能够接受这种不脱离具体感性的言说方式的内在依据。当这种从大量的汉语个体写作的积淀重叠中呈现出的集体写作范式凸显于我们面前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将这种集体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整体建构关系看作是一种实与虚的关系:言说所显者为“实”，思维所隐者为“虚”，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它们之间的这种建构关系又令我们想到了最能集中体现汉语特性的汉字特点，“象形”者当为“实”，而“会意”者则为“虚”。笔者认为，洪堡特之所以强调要探寻到“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必须而且只能“到每一种语言的结构中去发现”，在于他启示我们注重对隐含于汉语结构中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整体建构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之把握。因为只有在对这种关系的把握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作为揭示语言特性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的那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的把握。

我们之所以把隐含于汉语结构中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整体建构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虚与实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中“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当然是有与之相应的学理依据的。举例来说，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首先论述的是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问题，因为“宇宙是一个总括一切的名词。万事万物，所有种种，总合为一，谓之宇宙。宇宙是至大无外的”［9］3。人当然是生活于“宇宙”中的，所以他自然需要思考、认识和把握关于“宇宙”的种种问题，并通过种种文化创造活动将这些认识传达出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写作活动。在这些认识中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即“宇宙中之最究竟者，古代哲学中谓之为‘本根’”［9］10，亦即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这样看来，如何认识和言说这个“本根”(本体)，具有着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的性质，而中西哲学的确是在这一点上呈现出其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鲜明差异，“中国哲学家都承认本根不离事物。西洋哲学中常认为本根在现象背后，现象现而不实，本根实而不现，现象与本体是对立的两世界。这种‘本根是虚幻现象之背后实在’之观念，多数中国哲人，实不主持之。中国哲人绝不认为本根实而不现，事物现而不实，而以为事物亦实，本根亦现;于现象即见本根，于本根即含现象。”［9］20这里所涉及到的中西哲学对本体与现象关系把握的差异，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术语来表达，就正是一种对虚实关系把握的差异，它作为“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从根本上制约乃至支配着中西文化不同传统风貌的形成。

在西方，至少从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开始，就形成了“现象与本体是对立(分离)的两世界”的文化心理传统。可感的现实被认为是虚在的、不真实的;可思的本体才是实在的、真实的。这虚实两个世界是分离的。人们生活在“现而不实”的现象界，却把建构“实而不现”的本体界作为自己精神的皈依。西方语言采用纯抽象的拼音符号建构起一个精密的语法体系，所呈现的正是建立在这种虚实分离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那种“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在中国，至少从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开始，就鲜明地呈现出“本根不离事物”，“事物亦实，本根亦现;于现象即见本根，与本根即含现象”的文化心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包含“实”在与“虚”在两个层面:现象界因其可以感知，因而是“实”在的;本体界(道)因其只可意会，故而是“虚”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世界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现象界的“实”固然是因其可感，但更因其“于现象即见本根”;本体界的“虚”虽然是因其只可思虑，但“于本根即含现象”，“虚”是由“实”悟出。中国人的这种虚实两个世界融合为一的文化心理，呈现于汉语结构中便是“立象以尽意”的言说方式与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的相互统一，而那一个个从远古传至今天的汉字，更是时时刻刻都在让我们感受着“于现象即见本根”、“于本根即含现象”的虚实一体之“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脱离汉语、汉字的民族文化心理特性而欲求得中国文论的不再“失语”，或是找到中国新诗的真正出路，之所以已被证明为不可能，原因就在于我们丧失了那个作为制约乃至支配汉语写作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的“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而那才正是中国文化得以傲视于世界的大智慧之所在。

篇4

与汉族大学生相比而言，少数民族大学生一般来自较为偏远的山区。所以，当其远离熟悉的环境而进入陌生环境的同时，内心往往会感到孤独与寂寞。另外，当少数民族走入校园时，会在心理产生相应的矛盾与冲突，并且容易将思想步入极端化。少数民族的大学生有时会过分的高估自己，而有时也会将自身进行完全的否定。甚至有些大学生会因为新的陌生环境而产生焦虑以及神经衰弱等。

二、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及希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如何。良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可以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而相对较差的心理素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一）大力开展活动增强人际关系为了大力拓展少数民族的人际关系，则需要经常开展一些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使得学生们可以在活动中进行相互交流并相互促进，并为学生创造相应的机会使其更多的接触社会。如此，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并在某些方面锻炼了学生们心理承受能力，也对其心理健康起到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

（二）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关怀若高校想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提升，则需要对其进行了解，并通过解决实际困难使得大学生可以得到自身所需要的东西。同时应及时在校园成立一个心理特别服务中心，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遭受一些烦闷的事情时可以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并教会其合理的运用科学方式来解决问题。应该具有针对性的来为大学生们解除烦恼以及内心的忧虑。如此，便可以更好的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们心里状态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创造良好校园氛围良好的校园氛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一定影响。构建和谐的校园氛围是我国为缓解民族关系的重要条件。因此，校园中应积极培养乐观、开朗的校园气氛，进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只有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才可以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广阔的空间中尽情的与人交流，并在某些方面培养其自身的性格特点。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拥有健全的心理，进而提升高校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3]。

三、结束语

篇5

【关键词】民族器乐；合奏；教学理论体系；演奏形式

一、民族器乐合奏的教学特性

（一）协同性

乐器合奏是一门具有较强综合性以及群体性的协同艺术。具体来说就是，一个曲目的演奏要由多人参加，根据曲目要求的不同每个人所承担的任务也各异，通过指挥，大家齐心协力一同完成曲目的演奏，一同将乐曲中的情感表现出来[1]。在整个演奏的过程中，仅仅依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完成演奏的，虽然从局部上来说，乐器之间有主奏有伴奏，但是在整体上没有高低之分，因为这些乐器的主次地位在演奏中不断发生转变，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将学生的积极性有效的调动起来，将各种乐器的特征和谐发挥出来，使学生做到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使各种乐器做到相得益彰。

（二）合作性

教学，不仅仅要有教师教，更要有学生学。这其中有体现合作性。教师将学生作为主体进行教学，将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思维创造性充分的调动起来，根据学生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从而将学生的学习潜力充分挖掘出来。教师通过与学生情感沟通、技术传递、艺术探讨，以及教师的示范以及精彩的讲解，进一步实现教与学的合作。

（三）统一性

从民族乐器合奏的形式以及演奏的特点可以看出，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合奏，相同的特点就是所有参与演奏的乐器都没有薄厚之分，一同对演奏曲目产生作用。要摒弃“有我没我都一样”的错误思想，将“众人划桨开大船”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出来，培养并提高学生的集体净胜以及大局观念。从民族乐器合奏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它是一个集体项目，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并且具有多个环节。因此，要是要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趣味性充分调动起来，一同对民族乐器合奏进行学习。

二、民族器乐合奏的教学理论体系应用及演奏形式研究

（一）理论体系应用

教师在对现有的说唱、民歌、戏剧等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对民族乐器的学习生加强具有典型民族地方特色等调式训练，并且对规定竖向的曲目进行背唱，同时自己尝试使用乐器将其熟练的演奏出来，使学生初步具备“文化”耳朵。还要和民族乐器的教学老师达成一致，加大地域风格在专业教学中的训练程度，并且学生还要使用自己较为擅长的手法久将地域风格演奏出来，使自己练成“民族乐器”的耳朵，再加上室内乐教学的辅助。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有日常的听觉训练以及配合训练，还要有部分较为优秀的重奏曲目、小型合奏曲目，进而对民族乐器融合中产生的音准、音调以及音色等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主要是对类别相同乐器的小型优秀重奏作品进行选择，使用一样的技法对“遥声”变化进行完成，从而对各个不同地域所具有的不同的颤音幅度以及颤音频率进行练就，将民族乐曲中存在的“味儿”“遥声”等问题有效处理。例如对古筝重奏《天山之歌》《渔舟唱晚》，弹拨乐合奏《夜深沉》、胡琴重奏《慢三六》进行学习与排练。

（二）演奏形式分析

1.鼓吹乐

在我国乐器合奏品种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就是合奏，由唢呐、笛子、笙、管子一同完成，然后再机上打击乐器的辅助。在岁时节日、婚丧娶嫁等民间活动中，吹锣打鼓必不可少。在民间中流传的以唢呐为主的管乐合奏被叫做是“唢呐曲”，这种形式与唢呐为主、其他乐器为辅的性质大相径庭。因此，它主要的演奏乐器就是“唢呐”，而唢呐也是民间最常见、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百鸟朝凤》是其代表作。将管子作为主要演奏乐器的合奏形式叫做“笙管乐”，在这种形式中，基本上都是管子为“老大”，其对主旋律进行演奏，笙则是通过匀称的节奏、五度以及八度的和声辅助音乐进行，笛子则是通过其自身华丽活泼的音律装饰主旋律，因此艺人们有“拙笙、巧管、浪荡笛”一说。在冀中地区有一个大管子曲目为《放驴》，是河北地区民间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乐曲。《江河水》是具有代表性的双管独奏曲。

2.江南丝竹乐

“丝”与“竹”是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中的两个种类。“丝”就是指那些弹弦的乐器，“竹”就是指那些竹子制成的吹奏乐器，丝竹乐就是指使用弦乐器与竹制吹奏乐器一同完成的乐器合奏，具有十分细致的演奏风格，表达的情趣情感基本上都是抒情的、活泼快活的[2]。丝竹属于我国民族乐器合奏中的一种形式，在不同的地域中有不同的称呼。丝竹乐子安浙江西部、江苏南部以及上海地区被称作为“江南丝竹”。在丝弦乐器、管乐器的基础上进行编制，其中包含琵琶、三弦、二胡、箫、笙、扬琴、笛子等，还有铃、鼓、木鱼、板等部分打击乐器，编制中最少需求2~3个人，最多需要7~8个人。“江南丝竹乐”所具有的音乐特征为轻、细、柔。“轻”是指乐曲主要表现的情趣是欢快愉悦的；“细”是指演奏具有精致细腻的风格特征；“柔”是指乐队在合奏的过程中音响具有柔润的特点。在合奏的过程中，所有的乐器自身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并且有相互协调，常用的手法是加花变奏，演奏风格十分的优雅华丽，曲调又十分的流畅且委婉，将江南人的细致含蓄、勤劳朴实的特点充分反应出来。《欢乐歌》《四合如意》《中花六板》《三六》是其代表作。

篇6

关键词：世界民族音乐：多元文化：哲学基础；音乐观念：音乐文化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期待着建立一个与西方音乐教学体制相对独立而完整的中国音乐教学体制。倘若要使中国的音乐教学体制在世界各种音乐体系教学中获得它自身的、任何其他体系不能取代的价值和意义，使它摆脱以西方音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音乐和非西方音乐，中国音乐教学体制的建立就必须立足中国自身的文化语境而具有它自身的理论思想基础。

2006年教育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宣言》中，大会把文化多样性提升到了“全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认为文化多样性正如大自然中的生物多样性那样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课程已经走向成熟，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为了适应新的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的音乐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在中国提倡世界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不仅是对当今社会全球化发展的策略，同时也是新时期我国政治、文化、教育、学科与学术发展的总趋势，符合当今中国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而在中国当前音乐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去进行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教学，是我们目前音乐教育领域一直在积极探索并令人困惑的一个难题。因为，一个新的音乐世界具有他自己相对的独立体系、规则和程序，当我们遇到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的时候，可能是兴奋的和感到刺激的，但也有可能会感到一种挑战性和迷茫。同时，以往的音乐经验、概念和期待将被受到冲击和挑战。因此，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语境下，我们要寻求一种新的视野来进行世界不同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陌生”音乐世界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参照西方音乐教育体制中相对合理的因素来进行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

一、音乐的观念与教学方法

在当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语境下所面临的难题是，我们如何跨文化的去学习和理解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作为以文化理解为基础的音乐教育或教学方法，在教授外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时候应该坚持以文化的实践为基点，立足于本土音乐教育的现实来思考和建构一种符合所要教学的传统音乐文化的方法。笔者认为，理解各民族的音乐观念非常重要，这是理解和学习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语境中所进行的世界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倘若不去理解“他者”的音乐观念，仅仅是按现行音乐教育体制中所谓的“音乐作为技术”的方式来体验该种音乐中的“美”与“不美”，这势必会重演传统认识论哲学中将音乐的主体与客体分离的做法，以至于最后得出此种音乐是美的、那种音乐是不美的那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因此，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要把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一种音乐传统都有其自身的传承过程，并根据其音乐概念和非音乐概念产生自己的教育学、教学法，柯达伊、奥尔夫之类的教学策略已经显示出民间音乐传统局内人所借鉴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说，这类基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教学法对其他所有音乐文化都是实用的。”文化理解的音乐教育更关心的他者主体是如何看待音乐和理解音乐的概念和内涵的。而关于音乐的概念是我们探究一种音乐体系知识的根基，因为这些音乐概念预示着所有人的音乐行为，如果没有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不会对这些音乐有真正的理解。“理解音乐是由文化来界定的，而这又基于界定音乐的文化的语言，语言成为文化认知心理学及哲学解释学的重要根基。因为没有普遍适用于一切文化的音乐概念和音乐审美概念。”埃利奥特认为：“音乐教育约定俗成的审美哲学并不能提供可以理解音乐的与音乐教育的本质意义。”世界音乐不是“欣赏课”(脱离地方文化语境的欣赏)，更不是“技能课”(脱离地方文化语境的技能学习)，教学世界民族音乐文化，我们确实应该走出晦涩的把音乐视为“社会一文化的声学现象”的定义。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必须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包括音乐语言、哲学语言、艺术语言等)的教学。在教学世界音乐文化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这种外来文化的音乐语言、哲学语言、艺术语言，在保存音乐文化的正宗性和多样性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在上文中作者也已经提到，关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下的音乐文化应该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教育“范式转换”，即开始由探究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这种“范式转换”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课程研究领域开始超越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具有理性主义性格的“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的研究范式。教学研究领域则走出仅作为教育心理学之应用学科的狭隘视域，开始运用多学科对话来解读教学的无尽意义。音乐教育的哲学也已经从音乐作为技术的观念转向音乐作为文化的教育中来了。因此，关于建构教学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论，正如钟启泉先生所言，我们要“立足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中国古代课程与教学话语，又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的课程与教学话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这种‘扬弃’与‘对话’中建构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二、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学中的几点提示

因地理、历史、宗教、哲学、美学等因素的特异性，而生成了与众不同的音乐文化观念、社会活动、音乐曲目以及物质文化等。因此，在后现代音乐教育学中，教学世界民族音乐，首先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目前的音乐教育教学模式并努力去探索一种不同于原来的教学方法或模式，以期达到对世界各民族的传统音乐的最佳理解与视界融合，使我们对中国目前的音乐教育模式有一种全新的思考，并获得音乐教育模式的多重视野。不同的音乐文化其教学的目标、方法以及课程的价值评估标准也是不同的。因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在此就如何教学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给大家作几点提示或建议，以期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教学有所帮助。

1.理解“音乐文化模式”

根据音乐人类学家提顿对音乐文化模式的理解，它可以包括四个层次和维度，即音乐的观念、音乐的社会组织、音乐的曲目、音乐的物质文化 等。在教学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时，我们可以参考和借鉴这种文化模式，注意音乐与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的自然链接，以期达到用文化对音乐或用音乐对文化的最佳的解释和描述。切忌将音乐与其产生、发展以及变迁的地理、历史、宗教、哲学等因素割裂开来，简单的描述与相关内容的拼贴将会失去音乐作为文化的价值或文化中的音乐的内涵。因为，理解一种音乐也就是认识一种音乐文化模式，它包含多种维度或多种层次。音乐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按现象学教育学的认识，正如范梅南所说：“一个现象的意义或本质并非是简单的或一维的，而是多层次的。”教学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论和方法也应如此，即坚持多维度、多层次的视角，将其作为多种文本来进行理解和学习。

2.相关文化知识的了解

(1)历史与地理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其地理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学习和理解世界民族音乐不得不考虑和关注有关的地理环境变化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2)与社会习俗

音乐是作为人类社会群体中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人类一种生活方式而现实存在的，音乐文化的产生、延续及发展等历史过程，都使得我们无法将音乐与地方土著的与社会习俗分开，并深受其信仰体系和社会习俗的影响。宗教是传统音乐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语境，当然，诸如一些自娱的音乐、劳动歌曲等虽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但从某个维度上来讲它是世界各民族原居民社会习俗文化的一个折射。因此，了解世界各民族的与社会习俗等知识对学习和理解世界民族音乐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3)文化审美

一个民族的审美传统和习惯，显现了该文化的音乐价值观念。我们在欣赏和学习非西方的传统音乐时，不能再戴着“单色眼镜”或仅仅用十二平均律的耳朵来进行“量化”，这对非西方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了解一种音乐，首先就是要了解其产生的文化语境和审美习惯，这种多元的“地方性”的音乐观念的确立是我们教学世界音乐的关键。因此，那种在当前音乐教育中所产生的文化误读的尴尬局面就可以避免了。

3.教学手段的立体化：听觉、视觉与其相关文化因素的结合

世界音乐课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欣赏课”，世界音乐课程中的“欣赏”不能单纯的抛开其各个层面的文化来进行音乐听觉、视觉等方面的活动，这是当前音乐教育过程当中将音乐仅仅作为审美客体的做法，即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而在当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语境中，音乐文化不能简单的等同于音乐艺术作品，因此，世界音乐不是“欣赏课”的涵义就不言而喻了。

音乐现象学教育学将音乐作为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音乐来学习，音乐与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不能截然对立的。音乐来自于生活，音乐文化的学习必须立足于生活，这样才能通过生活来了解人们生活世界中音乐文化的内涵所在。管建华先生认为： “音乐现象学教育学则倾向于人类音乐现象意义的阐明，以‘人’或‘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为主，理解音乐生活结构的文化意义，其中包含哲学的、情感的、宗教的、民俗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娱乐的等等文化意义。”因此，世界音乐的教与学，需要建立一种视、听、读解综合手法上的一种课程教学方法，使音乐文化的学习立体化、直观化并具有实践性，这是一种多维空间、方法的教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该地区的传统音乐达到文化理解的目的。因为，音乐的学习不是简单的“模式化”的欣赏，也不是纯粹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学习。我们要从技术层面的学习、审美范式的理解转变到音乐文化实践的教学中来。因此，在多元音乐文化的大花园中，不仅音乐的种类是多元多样，其音乐文化学习的模式和手段也应该是多元的，比如与音乐的观念、曲目、社会活动以及物质文化相关的体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历史学等内容与多维立体的教学方法和过程。

篇7

所谓“文以载道”，舞蹈艺术也是如此，每部舞蹈作品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舞蹈中看似一些简单的肢体表达，实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动作表现。通过舞蹈动作不仅可以表达出表达出舞者的内心情感，还可以表现出一种舞蹈形象和语言，同时，还可以更好地表现出舞蹈中创作者个人性格的独特魅力。因此，要想展现出舞蹈的魅力，就需要舞者对舞蹈作品和舞蹈角色有深入的认知。针对高中生而言，在学习民族舞蹈的过程中，更要用心把握舞蹈作品的内涵和角色的表现力。此外，高中生对舞蹈内涵的理解力有限，需要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加强对舞蹈作品的理解和角色认识，来提升其舞蹈表现力。

一、加强对舞蹈作品的理解和角色认识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舞是中国舞蹈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舞蹈的形成和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反之，不同的地域环境也赋予中国民族舞蹈特殊的灵魂。以蒙古族为例，地域辽阔，是有悠久历史、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以歌舞相伴为生的马背民族。由于语言系属、生活地域和民族历史等多种原因，使得其舞蹈在诞生、发展与传承上具有不同于其他舞蹈的特点。例如，在蒙古舞《搏回蓝天》教学中，需要向学生讲解该舞蹈作品的文化历史基础，使学生更为清晰地了解《搏回蓝天》的思想内涵。虽然《搏回蓝天》是新时代的蒙古舞蹈，但是其在创编过程中不能脱离蓝天、白云、广袤草原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基于此，该舞蹈无论是在服饰的选择、舞蹈的动律，乃至舞蹈的配乐都具有浓郁的蒙古族风情，而这些因素对于舞蹈情感的展现与舞蹈内涵的升华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学生对于该舞蹈的角色有一个基本的定位，那么也会更为生动地展现出该舞蹈的动律，将蒙古族男儿的粗犷奔放和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展现无遗，进一步彰显蒙古舞蹈魅力。

二、加强学习，提高艺术修养

学习舞蹈，必须要具备较为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广博的知识，民族舞蹈的学习更是如此，不仅要学习民族舞蹈基本的舞蹈理论知识，还需要了解民族舞蹈的风俗习惯，掌握美术、音乐、文学等艺术理论知识。只有这样，学生才能通过思考和情感发掘舞蹈作品中蕴藏的内涵，理解舞蹈的艺术真谛。

例如，在藏族舞蹈教学中，需要对学生进行藏族文化的相关教学，告知学生藏族舞蹈所展现的是农奴文化与宗教文化二者的完美融合，要让学生明白藏族舞不仅表现在舞蹈形式上，同时体现在舞蹈曲调、伴唱以及旋律等特征上，以便学生对该舞蹈有深刻的认知，进而在舞蹈的行进中展现舞蹈内涵。其次，学生通过学习藏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以松胯、弓腰、曲背及前微倾等舞蹈动作，展现高原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对舞蹈艺术的认知，加强学习和提高艺术修养，提高舞蹈表现力，促进高中民族舞教学发展。

三、培养舞蹈与动作的想象力

想象力的培养对于舞蹈表现力的呈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舞蹈想表达的内涵，而且通过自身对于舞蹈的理解与创作，可以激发学生的舞蹈热情，更为极致地展现舞蹈魅力。民族舞蹈所呈现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与日常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息息相关，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对民族舞蹈的表现力有全新的认识。

例如，达斡尔民族舞蹈就喜欢使用鸟儿的动作，在《快乐的小鸟》中，通过模仿鸟儿的动作，营造一种快乐的气氛。在表演这部舞蹈作品时，学生可以细心揣摩与想象鸟儿的动态，然后通过点头、肩上摆手、滑步、踱步等俏皮欢快的舞蹈动作，表现出鸟儿的灵动与憨态可掬。通过提升学生想象空间，增强舞蹈表现力。

篇8

关键词 职业院校 少数民族学生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困境与出路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11.037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minority area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inority student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minorit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Xinjiang area，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occupation teachi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countermeasures， to a new level to further promote national area occupation colleges of minor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minor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1 探究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殊性的意义

首先，在新疆地区的职业院校中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直接影响着学校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分析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性，探索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方法、新途径，设置符合新疆地区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少数民族学生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内容，更好的完成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可以促进职业院校的校园环境的和谐稳定，推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其次，少数民族学生能否顺利的完成学业，并能够自觉地有效的为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与职业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为新疆地区的稳定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新疆地区和谐社会的繁荣发展。

2 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困境

（1）汉语水平低，语言不通。新疆地区职业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南疆三地州偏远、贫困、落后的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他们的汉语基础差，听、读、写、译的能力都存在障碍，有的只限于日常简单的交流。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汉语程度好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简单的常识可以听懂，但对理论性、抽象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就根本听不懂也难以理解。汉语程度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简单的常识都听不懂，汉语表述能力较差。这种情况给授课教师和听课的学生都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按照教材内容讲解大部分学生就会听不懂，如果按照学生程度来讲，民族班级的思想政治课就仅仅局限于简单概念的讲解，基本无法涉足较深的理论。

（2）学习基础差，认知能力弱。新疆地区的职业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处于青春期，社会阅历较浅，认知能力较差，自我控制力较弱；他们学习基础较差，汉语水平较低，缺乏学习兴趣，迷恋网络，对思想政治课更是不感兴趣，厌学状况比较严重。 另外，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来自边疆地区，闭塞的环境使他们与外界交流较少，对外部世界的发展认识不足，文化差异比较明显，对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弱；渴望得到老师的认可和帮助，这就给民族班级的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教材单一，缺乏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新疆地区职业院校民族班级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使用的都是全国统编教材。全国统编教材贯彻的是普遍性原则，无法兼顾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特殊性。一方面统编教材内容较多、较深，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太难，也给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了困难。在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采取的是简化教材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也导致了民族班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无统一的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大。另一方面，统编教材也没有兼顾新疆地区区域特色，没有兼顾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基础和少数民族学生成长和发展的人文环境，脱离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传统，脱离新疆区域教育的实际需要，教材的针对性不强，难以吸引学生，也给教师教学带来很多困难。

（4）课程设置混乱，考核评价无原则。

第一，少数民族预科生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目标模糊。新疆地区职业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一般都有一年的预科期，但普遍存在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也与新疆的区域发展需求和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实际发展需求不相吻合。另外，也没有适合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很难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思想政治课育人的目的。

第二，民族班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混乱，没有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循序性、渐进性，没有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需求设置思想政治课课程，课程设置随意性很大。

第三，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课考核评价无原则。目前，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分两种状况，汉语基础好，一般插入汉族班上课，汉语基础差的编入民族班上课，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课成绩的确定一般都没有统一的原则，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上课状况自行决定，随意性很大。

（5）知识面窄，限制教学。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人文知识；具有及时把握时政热点和收集、筛选有效教学资源的能力；具有掌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运用先进的教学工具的能力。而作为少数民族班级的思想政治课教师还必须能够正确的把握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了解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生活习俗，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够恰当地融入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关注新疆地区社会稳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能够贴近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贴近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需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对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一些教师由于知识面狭窄，也限制了民族班级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

3 提高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途径

（1）把握新疆地区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学生个人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学生为主体，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一，把握新疆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丰富教学内容，深化主题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新疆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进行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五观”、“四个认同” “三个离不开”“四个维护”的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自觉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新疆地区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第二，以人为本，创新教育方式，解决少数民族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特殊的一面，具有较强的自尊心。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首先，要尊重差异，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生活习俗、语言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特殊性，照顾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需要，要加强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正当权益；关心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生活，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把握少数民族学生的所思所想。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学生与服务学生结合起来。最后，要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提高少数民族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加大汉语教学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职业院校的首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是少数民族学生成功就业的关键。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首先要从语言沟通上抓起，加强汉语教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因此，职业院校应当加大汉语教学力度，加强民汉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拉近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距离，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2）创新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新疆地区职业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文化基础薄弱，汉语表达能力弱，理论水平较低，性格敏感、好动，对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敏感，这就必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特殊要求。首先，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业务素质，完善集体备课制度，拓展知识面，民汉教师相互交流、相互观摩教学，改进教学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其次，打破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模式，改变单一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注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主体性的调动，采用探究法、案例式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注重实践教学，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中参与教学，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

（3）深化教学内容，整编教材，适当融入地区因素和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元素，确保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进行。教材是教学思想、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载体，是课程得以实施的具体保证。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和较多的了解。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适当考虑他们成长的文化背景，不能脱离民族文化展开教学。因此要提高对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首先，要以统编教材为依据，积极开发适合新疆地区发展需要和少数民族学生特点的教材。教材的编写要挖掘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要融入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征，增强教材的吸引力。其次，要深化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地域和经济发展的限制，他们对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较少，对社会的一些现象不能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课教学时，要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要拓展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案例，引导学生正确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意识，用符合少数民族学生的方式进行授课，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4）以教师为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师的素养和教学技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取得成效的关键。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取得成效，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课教学想要取得成效，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者是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线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也是职业学院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要不断地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和人文知识；提高教师的工作能力和教学技能，加强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的建设，培养骨干，以教师为主体，提高少数民族W生进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推动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稳步发展。

总之，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立足新疆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想取得成效，达到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目的，就必须用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和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进行教育教学，创新教学模式，不断地挖掘教学资源，提高教师人文素质和教学技能；就必须要着重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和实际问题，走进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增强沟通和交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不断地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文.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几点思考[J].求实，2011.11.

篇9

该书直面事实而不回避，突显了可贵的探索精神。作者力图把坚持唯物史观同推进文学理论中国化结合起来，以求文学理论研究有新的突破。从理论创新层面来说，该书不是把“综合”进其他的理论形态，而是将其他理论资源“综合”进，因而使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得到辨析、论证和澄清。

该书突出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阈”。针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科学性和原创性不足、基础理论研究滞后、学科体系结构性的不合理、理论引进与消化之间矛盾突出等问题，该书侧重了对文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梳理和发掘。面对纷繁的文学理论的“转型”说，该书指出我国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不是简单的“向内转”或“向外转”，而是如何实现“自转律”与“公转律”的统一。

科学源于问题，以科学方法分析和引领文学理论研究，这是该书的根本特征。该书对“文学理论学”的论述，从“元理论”的高度为文学理论的科学发展扫除了障碍，既避免了理论话语不断重复而造成的资源浪费，也避免了文学理论在身份认定之中走向自我否定，展示出著者内在的理论自觉性和学术责任感。

篇10

摘 要：新疆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在整个教育教学领域当中是一个重点、难点。如何能够激发少数民族小学生对于汉语学习的兴趣，从而树立对汉语学习的信心长期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多元智能理论的探讨以及多元智能理论在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中应用的分析，旨在更加有效、更加有利地实现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长足发展。

关键词：多元智能理论；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策略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增强各族青少年的祖国意识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学好母语的同时学好作为国语的汉语非常重要。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多元智能理论的指导下，提高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的总体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全面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汉语教学的整体质量上都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本文就多元智能理论下的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策略作以简要分析。

1多元智能分析

在以往所认知的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汉语教学上，除了教师强加式的灌输，学生的生记硬背外似乎没有一个更加具体的理论指导去改变这种现状。在这种干枯乏味的教育教学方式下，不仅不能让少数民族的小学生产生对汉语的兴趣，反而让他们心理上出现逆反和厌烦，其实这是大可避免的。众所周知，早在1983年，美国的霍华德・加德纳就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总结到，我们每一个人要具备八种智能，其中包括语言智能、数学智能（逻辑）、运动智能（身体）、空间智能（视觉）、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然观察智能、自我内省智能等，这八种智能是每个人都要具备的。实际上这些智能在我们身上的表现程度又有着不同。因此，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师要突破传统，强调多种智能共同发展，实现多元智能整体提高，以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

2基于多元智能理论下的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的有效策略

了解了多元智能理论，知道多元智能对于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我们就应当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教学当中。通过研究分析，找到行之有效的多元智能教学策略才是根本。

2.1面向全体，满足智力发育不同阶段的学生

提升我国国力和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多元化人才的培养，因此，多元智能理论的指导就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在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中，教师应当更加具有多元智能教学的能力，善于发展和掌握不同智力发育阶段学生的不同，并根据学生实际的智力和能力来设计教学内容。

2.2个性化策略指导，实现弱势智能与优势智能均衡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也变得尤为重要。为了能够激发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的汉语水平和综合素质，教师在掌握了多元智能理论后应充分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多元智能理论强调，每个人智能的发展水平和时期不同，强弱不同。所以，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更应该有的放矢，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强项，挖掘每个人身上不同的潜能，以强者带动弱者，共同提高小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兴趣。

2.3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创设多元教学情境

随着小学汉语教师对不同学生的智能发育认识度逐渐提高，在教学当中能够做到因材施教、讲究个体差异，推动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随着现代化教学设备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则更加迫切地要求教师创设多元教学情境。利用网络媒体，声音，影响，图片等丰富学生的认知，生动形象的事物更加有益于小学生的理解和记忆。通过现代化教学设备，激发学生身上潜在的智能，让小学生的汉语水平得到提升。

2.4提供更多合作交流的机会

人际交往的智能作为人类必须具备的基本智能，不是成人后步入社会才应掌握的，而是作为个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需要具备的能力。从小培养人际交往智能，更是培养和谐社会人才所必须的。因此，在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中，教师更要多多鼓励学生去表达，去沟通。通过设置相关的教学内容，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协作。通过良好的班级氛围，让学生角色互换，角色转变，学会倾听，表达，理解。

2.5灵活、多样的对学生进行评价

学生的成长是需要不断鼓励和激励的，所以汉语教师要掌握学生的个性和特点，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特长，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给与学生鼓励，对于不同特点的学生运用不同的方法，以帮助他们树立强大的自信。在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的指导下，教师要认真对待不同学生的兴趣，特长，尝试多样化的技巧让学生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总之，在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中，提高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水平，对我国的教育事业长足稳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对多元智能理论的掌握，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指导，在少数民族小学汉语教学中做到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教学更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高、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在这个过程中，并不要过分迷信某一种论点，教师要对每个学生的发育和发展做到心中有数，多方位设计教学内容和社会实践，给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从而不断的提高学生的汉语学习水平，调动学生汉语学习的积极性，以实现学生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高袁媛.语文教学中运用多元智能教学策略探究[J].成功（教育，2013（10）.

[2]马建华.多元智能理论视阈下的阅读教学[J].文学教育（下），2014（07）.

[3]⑾迹杨春秋.多元智能理论下蒙古学生的汉语教学活动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