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价值范文
时间：2023-12-18 17: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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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音乐研究的视觉已经不单单是指哲学下的美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亦或自然科学或者人类学。这是音乐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认为“学科界线的渐趋模糊恰恰说明了本学科的发展成熟。”音乐人类学站立在音乐美学、心理学等音乐外延学科的基石上，把音乐研究提升到了人类的高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是对社会人文中一些未知和模糊事项进行一一解读和回答。用这种理念来看音乐，音乐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完整的文化现象。音乐人类学使用或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观念、理论与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音乐人类学的构建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方法和理论体系。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实地学科和实验室学科，而且又特别的依赖和注重实地考察——田野工作。“书斋式”的研究方法已经站不住脚。脱离广泛的音乐场景的捏造是理论研究的禁忌。就算在田野采风的过程中，能正确的调整和把握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注重研究者能够既能站在本族和他族的两方面立场来看待音乐现象。既要能够融入得进去，还要能够脱离本族化从而站在他族的立场来看待这种生活的文化现象，是谓“进得去，出得来”。从而全面揭示既定社会中音乐的本质。而这种本质说的不是音乐本身的本质，而是指音乐的社会环境层面，是对音乐中的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但当下中国的音乐研究学者更多的是对音乐中的文化研究。当然，不管是文化的研究还是音乐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应该是没有离开音乐的。前者把音乐当做文化研究入手的媒介，后者把音乐当做文化研究的归属。两者最终目的都是在理解音乐的基础上看社会。美国的音乐人类学者梅里亚姆通过“三分法”的研究方法和技巧把对音乐的内容分为“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整体主义”。所谓多元主义，梅里亚姆即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认为音乐容许也必须承认是有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下产生的多元化音乐风格和形态，而这种形态又因民族所处不同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多元，而且在这种环境下和周边民族或国家的长期交融形成的更复杂的多元化的音乐文化。而相对主义其实就是民族的个性化，每个民族有各自特色的音乐文化，就像人类的遗传基因一样，每个民族音乐的DNA都不一样，所以音乐风格千变万化。但同时梅里亚姆又站在人类的立场看待各个民族的音乐其实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整体主义。他认为，虽然在多元化的音乐环境中，各个民族有着自己所特有的音乐语言；但是，音乐所揭示的人类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可以浅显的理解为：凡音乐的存在，都是来自于生活，都是对生活的艺术加工，都为体现人类的真善美。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
篇2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单纯将价值观视作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需要是片面的、孤立的，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也导致了长期以来只重主体价值轻客体生态价值的倾向。因而，应切实把握好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准确协调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环境哲学视域，分析生态价值应有的地位，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意义，并结合生态危机，探究生态危机下的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取向问题，促进主客体间的协调互益，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新型生态环境之路。
关键词 ：环境哲学；生态价值；人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0-02
环境哲学是探寻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协调共存的智慧之思，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生态价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中，应将价值视作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注重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对等。明确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审美等多维度价值，同时，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将人与人的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协调，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协调共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良性局面。以环境哲学为中心对生态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对深化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类价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的传统定义与生态价值地位
近年来，人类对环境肆意的破坏，关键诱因在于人类过于强调自身价值，对生态价值及其相关的内容不重视甚至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又与长期以来价值观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将价值的定义为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及满足，即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用处。换言之，有价值的就是能切合主体需求、且对主体有益有用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这种理论将客观事物的价值及价值大小，都归结于主体需求及其实际有用性，这种价值衡量方式存在几大不足之处。首先，用需要满足和实际有用性对价值进行定性，必然导致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的弥漫，人类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用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的擭取，而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本身的供给能力。其次，就满足需要和实际有用性而言，主体的需求总在动态发展，主体本身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人类还未形成普适性的需求标准之前，客体价值也很难建立一个公认的价值准则。从主体的多样需求和客体的自身属性来看，要获得有益的东西，必存在一个有弊的东西。再者，就主体需要而言，也有远近、长短、实际与潜在之分，满足近期需要就会牺牲长远需求，所获得的价值也将是短暂的。而且对主体的满足，不仅要考虑现当代人，更要考虑下代人、未来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体关系，会将现实的价值等同于当代人需求，但若以此为标准，则是对价值动态性与历史性的忽视，使得人类只关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价值，重视本身本国利益而忽视别人别国利益，从而导致为实现所谓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从价值的关系范畴来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活动中，主客体的价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是价值的形成的来源，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脱离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态环境也将失去自身价值。这种只注重主体自身价值的理论，脱离了客体实际，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非人类主义者强调以生态为中心，认为生态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环境伦理学则把人类道德提升至生态层面，不仅强调人的价值，同时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态价值，这种观点相较于上述论点，更具哲学意义，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价值关系。因此，就价值关系范畴而言，主客体是具有互补对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为中心。
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传统观念中的满足需要与实际有用性关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既然价值为主客体关系范畴，那么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承认客体价值基础之上。这种主客体关系被称为价值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价值的定量是主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得益，若主体有益，那么客体则无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体互益性与价值呈正相关。基于这种互益性关系，价值应依附存在于主客体之上，而价值的实现体现于主客体共同的获益。人作为主体，要想在生态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应承认并尊重生态环境的价值，否则，人类价值将无从谈起。可以说，生态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存在相关性与一致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生态则是无意识的，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系统，是帮助人类实现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重视生态价值犹如重视人类自身价值一样重要。
二、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影响
从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来探究生态价值，便可明晰其与人类价值间的关系。生态价值指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微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而人也属于生态环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类价值的研究也应置于生态环境之中。对二者系统化的研究，将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揭示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障人类社会的有序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的作用，是人类价值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人类是生态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人类要想生存与生活，需从生态系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与能量，同时与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循环式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确定生物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所以，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生态既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人类精神、道德、社会等提供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这些人的肉体组织又制约着其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历史记载也应从这些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变更出发。因而，不管人类多么伟大，也只是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应遵从、受制于整个生态系统。倘若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又怎能进步发展。
（二）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人类经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生产力本就是实在具体的内容，并非是抽象无形的概念。同时生产力本是由主客体组成的系统，而生态系统则是这个客观系统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质与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发展正常进行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的好坏对生产力质与量同样起着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态环境又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动人类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创造经济价值时，也彰显了自身价值。但是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了自身与生态间的平衡，势必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报复，生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人类健康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生活，而且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很难还原，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难以评估。
（二）为人类提供文化价值
人类对生态的改造与呵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态与社会的双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美学等既是社会意识内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存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生态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载体和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优美的审美环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涤荡人的心绪气质，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领人类树立积极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持续加剧，已经成为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态问题究其本质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类肆意妄为的生存、生产、实践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鉴于此，人类应改变传统价值观，认真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和谐共处，以保障人类自身有序的生存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人类应明确主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尊重生态与人类价值，兼顾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双向价值与利益，保障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以可持续发展为契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在追求现代人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与价值，在追求本国人利益价值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价值，实现代际互益，保障人类生存的延续性。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好人、社会、自然，本国与别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关系，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下，正确认识生态价值、人类价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类价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态度处理生态危机，创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4):48-51.
〔2〕庄穆.生态环境哲学之思:趋向、性质与意旨[J].哲学动态，2004，(5):17-20.
篇3
关键词 分培养 高职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 专家队伍
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to cultivate more excellent professional talents， som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been explored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lassified training". The classifica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occupation career tendency， personal interests， and professional oriented job occupation and other factors， from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s， so as to meet the students' position to adapt to the different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needs. In the classified training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e need to be more specialized in the guidance of career planning and education.
Keywords classified cultiv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expert team
1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养现状
1.1 职业生涯规划教师缺乏专业化且力量单薄
在高职院校内大多数有辅导员和就业辅导老师担任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任务，而这两类辅导老师平时做着行政工作，很少有时间好好研究生涯规划的理论，并且实践教学经验也较浅，因此对于教授本门课程不够专业化，导致了该门课程教师很紧缺，也影响了本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现在有很多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分类培养，因校内无专业化的专家队伍，那么，对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的理解不够透彻，不能根据学生的类型开展个性的指导工作。专业化、类别化教师队伍的缺乏，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分类培养下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①
1.2 职业生涯规划教师过程化指导缺乏完整性
我国对于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普遍较晚，简单的指导生涯规划内容，一般在大三临近毕业前，集中性进行最后的就业辅导为主，在三年期间并未有过程化、模块化的全面指导。目前，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内进行的分类培养模式下，我们需要对学生从大一入学到大三毕业，进行分阶段、分不同的培养类型进行过程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指导。由于兼职的教师专业背景复杂，并且人员的流动性也较大，而学院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对高职学生的指导不够完整，学生的收获也会很少。
2建立职业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的意义
建立一支强大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专家、教师队伍，要依赖于学校相关部门的重视，对队伍的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组织机构建设采用的模式为，学院与相关的就业指导部门统一管理机构；专家、教师队伍建设采用校内招聘有生涯规划经验、有资质的兼职教师，培养一批专职的生涯指导教师，聘请校外各行各业有相关经验的专家组成；必须制定各种类型专家队伍的职责制度，以及明确的分工，后期的培训、考核制度，以保障高职院校职业生涯规划专家队伍的整体有效运作。生涯规划专家队伍的建设，是完善大学生生涯规划教育体系中组织体系的重要一部分，但是专家队伍中的高质量水平，对大学生生涯规划教育、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②
3职业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应多元化的原因
学院根据分类培养人才模式，按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特点，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目标，将对他们进行不同类别、不同目标培养，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类别，满足用人单位对于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学生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学院的职业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可以按照学生的分类培养类型，建立一支相对应的队伍，可以全身心的专注生涯教育研究。在开展生涯测评的时候，也可以根据未来目标职业的不同，进行相对应的专业测评。对于有生涯困惑的同学，可以进行专业的辅导加咨询。
以宁波城市学院信息学院分类培养学生类型为例，五类同学在校期间需要达到的目标是：
（1）专升本型同学，以升入高一级学校为标志。大三时期主要学习“高等数学”、“英语”这两门课程。英语方面，要努力通过应用英语A级、大学英语三级、四级等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对自己在大三时期考取专升本有很大的帮助。高等数学的学习，要选修校内的数学课程，打好数学学习的基础。
（2）创业型的同学，以大赛获奖或注册创业或创业就业或横向科研项目为标志。在校时要多加强有关创业的相关政策学习；我校成立创业学院，为全校的师生提供创业服务，定期邀请企业创业大师开展创业讲座。每年有各种类型的创业大赛，有创业项目的同学，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好好准备参加创业大赛，在比赛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别人优秀的创业精神，对提高自己的创业项目有一定的帮助。
（3）技师型的同学，以技师等高级别证书为标志。大二时期要加强专业课程的学习，信息学院技师型的同学可以考取的证书有：程序员；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员；网络工程师；汽车服务与营销员；汽车维修技术员；智能楼宇管理师。这些所有证书的获得，在以后的就业岗位竞争中有一定的优势。
（4）国际化型的同学，以中外合作培养为标志。该类型的同学，必须加强英语的学习，达到出国学校要求的英语水平；其次自身的专业课，也要加强学习。
（5）复合型的同学，以辅修专业或辅修双专业为标志。在学好本专业的课程同时，利用课余时间，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课程学习。
不同类型的职业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汇总表（以信息学院为例）（见表1）。
4建立一支高素质职业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的策略
4.1 建立一支专业素质高的职业生涯规划专家队伍
（1）根据学生不同分类培养类型（专升本型、创业型、技师型、国际化型、复合型）的特点，组织校内招聘五个类型的专业教师，在专业上要求相关的人力资源学、生涯规划指导等，并且有相关企业经验的教师。这些老师不但具备职业指导的理论水平，而且综合素质高，最好在以上五个类型中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工作经历。③
（2）对学校现有的兼职生涯指导老师进行全面专业的培训，才能有效的发挥大学教育职能。根据学生的五个培养类型，对老师们也进行分类，建立了经验丰富、文化素养高、知识专业的教师队伍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培训和进修，平时也可以开展相关的咨询辅导工作，加强生涯规划课程的教学水平，有针对性的开展的教学实践指导，将学院的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更加完善。
（3）充分利用校外丰富资源。选择知名度好的企业相关HR、职业生涯理论高的专家，加入到“职业生涯规划专家队伍”中来。校外的专家队伍成员，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开展定期的、不同主题的生涯规划讲座。选择企业最需要的人员素质要求，指导学生掌握最前沿的知识，职业生涯规划专家队伍的素质会不断提高。
4.2 建立多类别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专家队伍
基于当前社会严重存在的结构性就业难问题，高职院校在分类培养下，积极引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而多类别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专家队伍，能根据五类培养类型的学生，开展不同层次的生涯规划教育，可以帮助广大高职生正确地认识自己，明确自己专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就业目标，好好规划在校期间三年的学习目标。④
4.3 建立多阶层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专家队伍
通过学院的人才分类培养，努力让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都能得到充分发挥，让每个学生都能成长成才，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学院的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必须进行分类，可以根据教师的职称进行划分，也可以按照生涯规划资格证书的等级来分类别。学生的五个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生涯规划指导，采用不同类别的专家进行相应的教学与指导，对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非常有利。⑤
5结束语
我国高职院校生涯规划教育发展较晚，国外生涯规划教育已有几十年历史，也有很完善的教育w系，在社会中不断的积累实践经验，为我国生涯规划教育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在分类培养中开展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国内的研究较少。我们建立一支各方面素质高、专业强的生涯规划专家、教师队伍，对我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将非常切实有效。
在高职院校分类培养下，让学生选专业、选提升类型、工作岗位方向、分类衔接模块课程或选修课程、选课程、选教师等方面尊重学生的自，这样才能建立素质专业高、层次梯级分明的专家、教师队伍人员，为学生的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分类培养下的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Y201534424 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隆意.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社会心理科学，2007.
② 崔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12.3.
篇4
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的科学，它试图依据人类的生活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并且特别强调尊重人类的差异性和文化的概念。
音乐教育学是研究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教育现象的一门学科，它兼具音乐学与教育学的性质。讲到音乐教育学中的人类学的观念与方法，则不得不提到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把音乐置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来研究，它既研究音乐的声音、概念、行为，也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是通过对异文化的考察和理解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本土音乐文化。音乐人类学颠覆了以西方的音乐文化体系作为理论框架的传统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中指出：音乐人类学既不是西方的音乐学，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人类学。总体上，音乐人类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音乐的价值观方面与西方音乐学趋向不同，它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建立全人类音乐文化的音乐研究。
从时代的视角来看，音乐教育学在学科方向和方法论上经历着后现代的学科转向和变革，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音乐教育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学习音乐教育，应该形成一种教育的生态学，要发挥音乐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不管是在音乐教育还是在音乐人类学中，观念的设计都非常重要。因为观念预示着行为，同时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又是不一样的。声音、概念、行为这一界定是音乐人类学家的共识，声音既包括有规律的，也包括非乐音的，而脱离了音乐行为，音乐音响便没有意义，因此在音乐人类学中，对音乐存在的理解，实际上是对不同文化中的音响及过程的总体组织。
在音乐教育学中，树立新的音乐价值观至关重要。文化价值相对论在人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音乐进行研究，必须联系它在某一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这就给了音乐教育学一定的启示，即不存在教育方式的刚性约束，音乐教育教学的内容应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文化价值相对论也是多元文化价值的基础，音乐教育学向多元文化渗透已是不可抵挡的趋势。
以下是人类学的概念和主张，对音乐教育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一、强调差异性
认为教育的文化背景不是普遍的、统一的，反对把教育变为同一性的，强调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体验差异性。
二、对欧洲中心论的质疑
人类学认为各个民族种类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以欧洲或西方为权威的神话应该被消解。教育不是复制文化的手段，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可称为拥有教育价值。
三、研究方式的转变
人类学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思考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尊重个体，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对一种新的教育方式的向往
篇5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中医药国际化;跨文化研究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医学不仅只是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2］，如此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是生物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必然补充［3］。《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了人类学方法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巨大应用价值［4］，目前在国内，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的还不多见，西方关于中医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但总体还十分有限。本文将对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进行简介，分析人类学能够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原因，并讨论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作用。
1人类学概述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人类学的起源具有浓厚的博物学以及殖民主义色彩。17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殖民地资源，制定针对原住民的管理政策，自然要对当地的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人类学这一学科逐渐形成。进入20世纪，各国人类学多元化发展。诞生于西方殖民强权的人类学强调跨文化研究，并接受某些类型的文化相对论［5］;在南欧与中欧国家，人类学家往往与民俗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合作研究地方民族语言和民俗文化，通过博物馆等大众教育方式，再现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民族主义观点［6］;前苏联及苏维埃阵营国家的人类学则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演化理论［7］。今天人类学中的不同分支分别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8］。“全球化”“医疗”与“生物科技”是当前人类学家最关注的议题，由此，医学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应用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富的一支。医学人类学同时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是指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9］，包括生态、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和临床应用等方面。
2人类学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
2.1人类学与中医药学方法相通
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它们都具有整体观和跨学科的特质，并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现象和中医药理论本质的研究，将产生巨大的价值。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即运用实地考察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和解释性研究。这一方法将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参与性，同时强调在特定的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描述和解释。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同时又是一种知识工具，它所体现的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的经验。在纳入现代化管理制度以前，中医药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家庭或师徒的经验传递，如跟师生活、采药制备、临证抄方、侍诊于前，强调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业师的日常经验是医者主要的知识来源，而医药知识在这些日常实践中也被生产出来。医者也兼具儒家精神，有条件者也会将一己、一家之经验心得付梓成书，可谓文章千古，兼济天下，使后来的知识分子亦能按图索骥，自学成才，这些书籍的内容是医家日常经验的再现，因此具有整体性。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医家的经验在整体性的基础上也具有地方性。这些医家病案汇集和经验总结构成了中国古代医书中的一大部分，它们从人类学角度亦可以视为一种民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古代的中国，参与性观察和民族志是获得和生产中医药知识的主要方式。因此，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这为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鉴于“话语生产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医药国际化所面临的首要障碍，若能在中西医科学对话之外，从文化角度开展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就能够帮助中医药以更加通用的语言阐释其理论本质，增强中医药跨文化能力。
2.2人类学是不同医学体系间的桥梁
我们在对海外中医教育进行调研时发现，目前海外认同度最高且最系统的中医教育正是从医学人类学课程发展而来，它的设计和建设被视为一项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0］。事实证明，中医药作为医学人类学内容切入主流医学教育是对中医药长久发展的最佳方案。1990年，受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家马达赫索教授邀请，时为访问学者的中医专家朱勉生教授在达芬奇医学院开设中医课;3年后，增开导引学分课;7年后，法国第一个医学高校的中医文凭教育办成。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初的教研室已经发展为中医系，而中医专业也成为目前达芬奇医学院十几个专业中人数最多、口碑最好的专业［11］。这一项目针对已经获得医学或药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药剂师、研究管理人员和五年级以上具有处方权的医学本科生开设，并且始终围绕“文化内核”进行课程设计，课程内容包括中医学、经络学、导引功、中医汉语、中国哲学、天文学、中国文字文化、中西医比较等，还设置到中国进行文化旅游和中医实习的环节。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理解和运用中医药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学员们认为，他们对中医的学习使其临床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医的多种技术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借鉴［11］。今天达芬奇医学院中医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教学和临床，辐射到更加广泛的层面。这一项目的毕业生分散在法国各大医院、卫生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专业的医学学会、医生联合会等，他们从高层次操作，正在从不同角度积极推进中医药学同西医药学的交流合作［12］。这一实例表明，作为一种外来医学，中医学要在海外生存、发展，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必然涉及与不同医学文化的交流、渗透、吸纳、融合，因此，这是一项跨文化综合性的工程。而对于中医药的海外教育来说，目前不少西医学院的针灸或中医教学单纯从技术层面着手，而丢弃了中医药的文化根基，这从根本上说是否定中医药而依附于主流医学的操作，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而作为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且具有重视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点，医学人类学无疑是不同医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2.3人类学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务
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人类学能够发挥3个方面的作用:1)为行政部门提供制度研究，即如何调整卫生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以提供更有效的服务;2)卫生研究单纯依赖于调研数据是不现实的，参与观察、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的同时结合比较案例研究最适合提供卫生研究所需的各种信息;3)为所服务人群提供普遍健康观念和做法，这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极为重要［13］。20世纪40年代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建立跨美事务研究中心(InstitutionofInter-AmericanAffairs，IIAA)，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援助计划，旨在帮助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双边发展项目，以促进美洲国家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该机构雇请人类学家对跨国卫生项目从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以解决在传统社区中引入预防医学所遇到的障碍。在IIAA的影响下，到了50年代，美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规划会战略性纳入文化因素，人类学研究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时医学人类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跨文化的健康服务国际卫生项目进行支持性研究［14］。近年来中医药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正在不断显现，中医药的国际化已经从过去的自然传播向主动“走出去”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医药能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维护人类健康，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质是跨文化的健康服务［15］。中医药要走进异文化，需借助人类学，方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之地。
3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应用
3.1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了解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为中医药广泛、深入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中医药国际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海外民众不能充分认识中医药文化价值［16］。而海外逐渐兴起的关于中医药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人类学中医研究)则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从20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冯珠娣(JudithFarquhar)、陈南茜(NancyChen)、许小丽(Elis-abethHsu)、蒋熙德(VolkerScheid)、詹梅(ZhanMei)、彭晓月(SonyaPrizker)等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中医药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医也逐步走出国门，在外落地生根，孕育了海外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特德卡普丘克(TedKaptchuk)、艾米莉吴(EmilyWu)、琳达巴恩斯(LindaBarnes)等对此也有观察和探索。这些人类学家有的到正规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有的走入民间跟随“老中医”、有的就职于国外开设中医门诊的综合医院、有的研究脉诊［17］、有的研究气功［18］、有的探索中医药的翻译［19］、有的记录中医药的创新［20］、有的研究中医门诊中的文化现象［21］、有的研究中医药在海外社会中的涵化［22］，这些成果鲜为国内学界所知。而卡普丘克撰写的《一张没有织工的网》(TheWebThatHasNoWeaver)出版30余年来仍是最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中医读物。由此可见，海外人类学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使者，而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鉴于此，应鼓励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助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具体而言，可由相关机构设立研究基金，鼓励海外人类学家开展中医药研究，通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及其文化价值的了解。
3.2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
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不足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原因在于中医药话语与主流医学(主要是生物医学)话语的可通约性不强，为此应鼓励中西人类学家合作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正如赫拉西奥费伯乐加(HoracioFabrega)所说，生物医学被视为一种正式且科学的知识，存在于国家法律关于疾患的陈述之中，作为一种衡量病态的尺度［23］。生物医学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种尺度，是由于人们认为它是科学的，因此是理性的、非文化的。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的认识，生物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文化性和地方性［24］。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医学不能被视为衡量其他医学体系的尺度。然而目前中医药国际话语的生产主要以生物医学为尺度进行，即目前中医药研究的绝大部分都由生物医学所主导，这种趋势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医学”，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不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医药也将面临着消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鉴于生物医学的话语具有很强通用性，应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工具之一。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在东西方两种医疗文化之间搭建桥梁，更多地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目前已经有若干中外学者正在联合开展这样的工作［25］。这些人类学作品将中医药的文化性完整保留，同时也呈现了具体的中医药技术，中医药的国际话语在人类学中医研究中会自然生成和丰富，因而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3.3提高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
中医药在主动“走出去”时，将面临来自法律、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医药传播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相当一部分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效率不高，投入产出比较低，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较弱，为此应聘请人类学家参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设计。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涉及到理念设计、市场需求、组织架构、运营模式、质量控制、医学伦理、疗效评价等多个方面，而有关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卫生研究还远不能满足中医药国际化的需求。而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学研究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制度研究、卫生研究以及当地的文化研究。而关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人类学研究，也能够同时增强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帮助中医药走向惠及全球的公共医学。
篇6
一
英国人威廉·莫里斯领导“工艺美术运动”的本意是“手工艺的复兴”，最终却衍变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开端：柳宗悦倡导的日本民艺运动，更多地带来了手工艺品的量化；德国工业联盟和包豪斯所追求的“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未完的命题。工艺美术作为黑格尔所说的“次要艺术”，在机械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中，似乎很难通过其“亲切温润之美”，“反映民众的生存活力”。
几千年来，历代能工巧匠及其匠心独运的传统工艺大多依靠师徒口传，工艺美术作为延续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的造物形式，对它的理论研究不但在当今学术界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发挥出其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呈现的价值和尊严，也就更难以被推动为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艺术本原的思考。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作为延续历史最长的一种民族艺术与文化传统，工艺美术研究面临的问题和理论求解的复杂性也是其他艺术领域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我们在工艺美术方面的研究传统积累丰富，但与积淀丰厚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相比，理论研究仍然显得单薄，甚至对于工艺和设计的理论区分都存在着解释的模糊性，对于理论的失语，杭间教授在《手工艺的“新美学”释义》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强调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思想属性，这样做本质上是片面和‘功利’的，因此传承人被宣布保护后接下来如何做，无人知晓。”在如此的设问之下，杭间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强调微观的、实证的、调查的、小中见大的研究”对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性。
更有研究者认为，传统工艺美术更加具备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和条件，并遗憾于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对传媒、影视、动画等已然市场化的艺术门类的青睐。我们可以认为，工艺美术作为活着的传统既被认为和国家、地域、族群的文化表象形式有关，又可能是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得已建构的文化产品。即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虽然理解社会的现代性，物质文化与都市消费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侧面，但是与贴近实务的业界前沿问题的解决相比，完成中国工艺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在理论方面的建设显然更为重要。相对于设计美学研究的“高空作业”和工艺美术研究的“在地生根”，我们也许更需要一种“在路上”的行走方式。
二
实际上，我国的工艺美术研究领域除了关注其艺术本体的艺术学研究范式之外，也出现了将工艺美术视其为子系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文化人类学对艺术学、民俗学包括工艺美术等相关领域的辐射，最终促成了路径指向不同但却可以同归一途的“艺术人类学”生成。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在其《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一文中指出：“事实上，从史前艺术演化至今，人类艺术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状况，生活经验、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直接相关，从而在最大的情境性上呈现出复杂的观念、动机，目的和行为，表达多维的功能和价值意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原在性东西的思考，发现其原初意义的审美品格和文化符号背后的隐喻，是工艺美术研究应该承担的责任。工艺美术应该成为大工业时代背景下探索人与社会，传统以及未来之间关系的中介物。工艺美术的时代价值不应该只关注艺术品和其现象本身，不应该为工艺而工艺，而应当关注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并通过对艺术品、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各种艺术实践、审美活动的民族志描述，进而探讨或揭示其中蕴含着的文化意涵。
传统的工艺美术品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活化石”，艺术人人类学在包括传统和现代工艺美术在内的诸多专题领域，均相继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其文本框架不是古典人类学的模型，而是现代人类学的哲学进路。不是对“小型社会”的艺术现象的基本描述，而是对艺术与人类存在关系进行的思辨与阐释。从当代人类学的视角激活工艺美术研究，让工艺美术成为“流动的水”，同时让工艺美术研究进驻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平台，从而促成学科间的交叉互渗，增强各自的伸展活性。
工艺美术的艺术人类学方法研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者身处研究对象的实体空间，更意味着精神性的“在场”。在研究方法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证性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来展开，强调艺术活动及艺术品生产过程的个案及其具体细节的重要性。这种集考证、归纳与文化阐述为一体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实证主义艺术学研究将艺术活动量表化以及忽视艺术创作内在体验的研究倾向，以富含活性的观点考察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并从工艺美术资料中获得关系到民族大文化的历史信息，让文化得以传承和再生。
篇7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真理核心理念
一
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历史上，艺术的真理问题历经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哲学家的思考和开掘早已大有气象，虽然亦难免有陷入理论困局的迹象，不过问题本身总归处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遗憾，艺术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真理这个疑难问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从心，长期以来几乎采取了集体回避和隐退的姿态。在莱顿（R.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彻（E.P.Hat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1985年首版）和盖尔（A.Gell）的《人类学的艺术》（1999年首版）等这样一些带有总体性或通论性的代表论著中，艺术的真理问题明显缺席，在诸如音乐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等艺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BrunoNettl）的名著《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问题和概念》（2004年修订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别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乐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和概念，可谓气势恢宏，但人类音乐的真理问题还是无缘受到关注。
推究起来，艺术人类学家在艺术真理问题上的这种几乎是集体退却的姿态和事实，固然有诸多原因，但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往往有其相应的问题领域的选择或许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贝尔（E.A.Hoebel）在哈彻《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序言”里曾颇为中肯地指出，在处理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艺术这件事情上，哈彻的著作与其说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uptodate），倒不如说是在检验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检验的重点还只是“原始艺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问题，指证艺术人类学领域称为“原始艺术”的讨论自1970年以后就已经从考虑“原始的”一词转向考虑“艺术”一词，其“新的兴趣点集中在该词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是否应当被应用于那些没有这样一个词的民族的活动中去、它又该如何界定这样一些问题上”②。
相比之下，盖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明显要新锐一些，激进一些。他不但意识到艺术人类学要关注现代主义艺术，“赞同和艺术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学先入之见决裂”，而且认为“美学方法的平庸并没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现出来”③，例如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唯社会学论实际上从未考虑艺术品本身，而仅仅考虑艺术品表示社会差别的能力，如此等等。不过，盖尔的此类观点尽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他试图与之“决裂”的西方美学理论和观念清单上，艺术的真理观问题还是未能直接进入其中，因而也照例无意把艺术真理问题纳入艺术人类学视野。这似乎又表明，对艺术真理问题的回避或忽视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处于何种历史阶段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种集体性的回避和退却已成事实，它毕竟在艺术人类学本身的问题链上留下了一个根本性的缺环，甚至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理念滞后的一种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彻出版《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颇具地震效应的、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该书编者之一克利福德（J.Clifford）旗帜鲜明地为该书撰写了题为“部分真理”（PartialTruths）的导言，在他看来，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到语境、修辞、制度、文体、政治和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称民族志为虚构（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约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该书的论题并未有意识地正面应对艺术人类学的“部分真理”问题，而编者也坦承该书的人类学偏见使它忽视了对摄影、电影、表演理论、纪录片艺术、非虚构小说等艺术文本的关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艺术真理问题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总体处境，所以，我们确乎有理由认为，艺术的真理问题（哪怕是所谓的“部分真理”问题）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疑难话题。这样，尽管在《写文化》出版十多年后问世的《写文化之后》一书的编者判定《写文化》已逐渐被看作是一部“有几分像人类学思想上的分水岭”⑥那样的书，但就艺术真理问题而言，这条分水岭实质上并没有清晰地绵延到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田园之中。
关于艺术的真理问题，我在199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之际所撰的《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一文中曾把该学科的一个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问艺术真理的学术知识生产运动”，随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讲又进一步强调这样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是一种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它不仅仅是关于“原始艺术”的，“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感性学或某种新的知识论，而且还是一种人类学立场上的艺术真理论”⑦。本文拟针对上文所阐述的问题情境，对我所主张的“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这一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尝试性的阐述。
二
事实上，我们一旦把艺术真理问题引入艺术人类学的议事日程，首先就会真切地体会到类似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表述的那种复杂心情和态度取向：“一方面，各种哲学相继出现，相互矛盾，相互诋毁，使真理看上去是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是怀疑主义的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向往一种真理，精神之间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标准，至少也是其标志。”⑧不过，如此鲜明的态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来给克利福德所标举的“部分真理”说作出属性判断。因为这一民族志写作的理念确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叙述的真理（thetruthsofculturalaccounts）所遭逢的语言、修辞、权力和历史诸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这对文化叙述的真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疑是一种尊重，一种张扬，因而我们也确乎不能说这种“部分真理”说只是在简单地修读“怀疑主义的课程”；但克利福德同时又声称：“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再会认识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称接近它”⑨，这显然是急剧地朝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甚或怀疑主义的方向挪步，并终将稀释和失落“部分真理”说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如果艺术人类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艺术现象和艺术史的时候，无意把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真理问题勾连起来，无意警惕和克服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理论迷雾，无心打造甚或自动放弃种种寻求艺术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转而简单地移植或运用迄今仍被许多西方人类学家所信奉的、随时有可能走得太远的“部分真理”说，那么，艺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意义本身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这一关键点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种有力的印证：“我在这篇‘导言’中一直极力主张的那种不完全性（partiality）总是预先假定了一个地方性历史的困境”⑩，并声称自己的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应大量地归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但在各种“地方叙事”（localnarratives）和它们的替代物亦即“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之间并没有接受后者。在我看来，这里所假定的这种“地方性历史的困境”同时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说所要面临的困境，而其内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兹（CliffordGeertz）所倡导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逻辑上预设了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的存在，而它们事实上指的是西方知识或西方历史；二是在这种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中，依然隐含地指称存在着优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价值。(11)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部分真理”说背后所潜藏着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指向。
这样，在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设计和选择上，我们与其在那种“部分真理”说的万花筒里端详艺术真理的种种局部的、变幻莫测的容貌，还不如明智地选择有望在“一”与“多”之间、在完全性与不完全性之间进行平等贯通和整合的一种完全的艺术真理观。
那么，围绕新式艺术人类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撑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把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以及文明社会里的民间艺术或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尽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统内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合法的关注对象。如果还是继续像从前那样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而此类社会的很多艺术形态都已经消失，而且有些还在随时随刻地消失，那么，这个学科可以研究的东西事实上是走向萎缩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逼近人类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才有望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艺术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艺术真理的讯息，而因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总有其实在性和情境约定性，所以，在艺术真理的叙述或书写上即便需要某种“想象”或“虚构”的诗学，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约定才能顺利叙述或书写的情境非约定性因素，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改变艺术真理在总体指向上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一艺术观念总谱中努力寻求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已经有一个变化，注意力开始从“美的艺术”（finearts）转向“作为文化的艺术”，考察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相关观念：一个是把艺术视作“文化的表现”，一个是“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另一个是“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这和原先美学里所面对的那个“艺术”概念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实质性的差别。对此，哈彻的体会颇有代表性。由于在实际的现代用法中，“艺术”一词不再限于雕塑和绘画，其界定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包括纺织品、人体绘画、机遇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她感到，过去那些狭隘的定义就像它们从前所做的那样虽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观点，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跨文化上来使用“艺术”观念时，还是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有许多艺术定义，并且只有某种非常宽泛的一致意见。因此，“在工业文明中，当艺术概念在媒介和内容方面被放宽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时，至少含蓄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义已经被缩小了，而艺术与它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少。这正是那种被当作纯粹为了审美静观、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艺术、称为‘艺术’之物的无用之必要性的艺术概念。它对跨文化研究来说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纯粹的动机存在”。(12)基于这样的认识，哈彻就把“艺术”的成分解析为纯粹审美（purelyesthetic）、技能或技术（craftsmanship）、意义（meaning）这样三个层面。而盖尔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从“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artasatechnicalsystem）这样的艺术人类学观念上来考察包括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魅力技术（thetechnologyofenchantment），(13)显然又是一种有效的推进。
诸如此类的艺术观念群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式或学术转向，说明艺术人类学已不再把“美的艺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考察目标，而是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个观念总谱的鞭策下，勘探人类艺术形态和观念上的复杂群落，注重发掘艺术与某种具体的文化表现、文化行为和文化技术之间的普遍联系。虽然这里也难免还是有一些艺术概念上的预设，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艺术人类学研究努力把这些预设和成分融入一个个情境性的解析过程之中，通过这种解析过程的展开，不断地反思、检验和调整自身的艺术观念，让它们经受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各个族群的艺术所构成的事实大熔炉的考量，从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类艺术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炼艺术真理的话语，于是，艺术人类学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话语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式的语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经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礼。当然，这种集群式解析的过程性演历，既要有与解析对象之间充分的情境关联，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实判据，又不排斥解析主体与解析对象之间复杂的情境性互动，建构情境性表达关系的空间，从而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复杂认知和书写的历史过程性中通过不断地扬弃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
3．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运用那种强调空间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转而强调非西方艺术的种种样式、形态、意识、观念和价值与西方艺术至少处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和印度艺术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价值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各自都是某种情境性的艺术，它们在认知自身的艺术经验、表达自身的艺术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历史过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约定、情境内涵，因而和西方艺术一样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具有西方艺术所无法替代的知识性价值和真理性内容。由于无意把它们置入那种依然隐性地带有西方知识至上和西方价值优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识”的阴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随着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展，历代的东方艺术和世界上各种小型社会的艺术都将有望被视作一个个在艺术的真理性内容上具有足够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一个个带有被压迫意味的对象。于是，这样一些独特的艺术世界就有可能被赋予自呈自现、自我决断的机理，从而在一定的现实性上和西方艺术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他者、双向乃至多向制导的全景式机制，让艺术真理的完全性问题在不断多维化和细密化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中得以开显。也就是说，各种艺术世界的自主、自恰和价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将在现实性上强化艺术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偏重于对艺术作品的静态描述，而忽视对艺术家的行为以及行为过程的动态解释，换句话讲就是对艺术的研究总是习惯于针对艺术品本身，而制作、观看艺术品的人在研究视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除了继续重视艺术品的解析之外，也关注人类艺术活动当中的艺术行为和人的在场（包括艺术家的在场）这些环节，力图对各种文化情境条件下从事艺术制作、艺术生产和进行艺术交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等整体流程进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艺术交往或艺术消费的完整格局中来全面地考察人类在艺术需要、艺术创造和艺术交往上的真理诉求。
三
此外，提倡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式的艺术人类学，注重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也是新式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它是从侧重于研究者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品格等主体性风貌的一个规约，但无疑也是寻求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一个重要中介。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在2000年出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解释“科学的人类学”时引述说，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类学也许是有益的”，由于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学中最科学的学科”，所以人们应该意识到“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模糊性，这将使人类学‘更像它自己’”。(14)这么说来，作为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当“艺术”人类学把追寻完全的艺术真理观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理念时，似乎更有理由以真理的“模糊性”为由让它“更像它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甚或推卸责任、有辱使命的学科发展论调。格尔兹在晚年曾经发出一个警示：“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混杂的、变化无常的和不明晰的，但文化人类学滥用了这种特权”。(15)试想，要是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又开始用新的方式滥用这种特权，那么，它在寻求人类艺术真理的路途上必将踏上不归之路。实际上，我们注重艺术人类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和实验性写作，正是基于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双重考量，一方面，希望艺术人类学不再只是流于艺术知识的重新淘洗这一层面，而是以真理为念，有更高层面的人文追求，全景式地解析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民族民间艺术中所折射出来的种种生存理解、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怀，巡视每个时代的艺术在超越个体有限性、寻求精神无限性上的种种努力，倾听种种鲜活的、富于人生真理意味的信息，而不是用静态的方式、猎奇的方式看艺术，用一时一地、一族一国、一维一相的方式看艺术；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学科自身所秉持的那种富有深度和效力的反思性和实验性，来持久应对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可能随时会遭遇的艺术知识和艺术真理的模糊性，凭借实验与反思的力度、深度和效度来不断地扬弃这种模糊性，以免让这种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成为随意性甚或否定完全性的借口。一句话，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最完全的实验性和反思性，意味着最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最终达成。
记得约翰·诺里斯说过，“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只属于他自己的一刻”。对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来说，但愿每一个决意追问人类艺术真理问题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一刻。如果可以把人类艺术的真理比作天使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样的天使从来未曾离开过，但更希望探索艺术真理的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奋力劳作让这位神奇的天使显出完全的面容，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折断了她的翅膀。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编号：e05011）成果。
①②EvelynPayneHatcher,ArtasCulture：AnIntroductiontotheAnthropologyofArt,Lanham,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85,p.ix,p.8,pp.89.
③(13)AlfredGell,TheArtofAnthropology,ed.EricHirsch,London：TheAthlonePress,1999,p.162,p.163.
④⑤⑨⑩JamesClifford&GeorgeE.Marcus（eds.）,WritingCulture：ThePoeticsandPoliticsofEthnography,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pp.67,p.19,p.25,p.24.
⑥AllisonJames,JennyHockey&AndrewDawson（eds.）,AfterWritingCulture：EpistemologyandPraxisinContemporary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97,p.1.
⑦参见郑元者《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载《文汇报·学林版》2000年2月12日（亦见施宣圆主编《中华学林名家文萃》，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历史、理念、事实与方法》，载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美》（BI）创刊号（2007年3月30日）。
⑧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1)参见郑元者《地方性知识的迷障：音乐的中国经验及其艺术人类学价值》，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2期。
篇8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篇9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院“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要要要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要要要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院“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篇10
关键词：人类学；发展历史；发展前景
一、人类学的发展历史
人类学的英文anthropology源于希腊语“人的学问”的复合含义。[1]关于人类学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产生，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思考。人类学的相关思想产生久远，但人类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中叶。在较为流行的北美人类学的知识构架下，人类学主要包括生物或体质人类学（biological or phys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或民族学（ethnology）[2]
西方人类学理论流派主要有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年刊学派、功能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文化相对学派、社会生物学派等。
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人类学派，其主要思想来源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摩尔根、巴斯蒂安、巴霍芬、麦克伦南以及弗雷泽等人。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类学家，如拉伯克、马瑞特等。尽管这些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们彼此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认同人类追求进步的心智和本质一致；社会文化进步的路线和阶段一致；社文化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致。传播学派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西方人类学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拉策尔、格雷布纳、施密特等人。他们相信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文化的采借多于发明，他们主要是从传播的角度重构人类文化史。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及其弟子。该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的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文化相对论成为了人类学的共识。法国社会学年刊派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涂尔干、莫斯、列维布留尔等人。该理论流派既是社会学派也是人类学派。其代表人物各有自己的研究侧重点。英国功能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人类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都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研究文化应该首先研究文化的功能，同时都注重共时性研究。功能学派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典范。结构主义学派诞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结构主义几乎可以说是由列维斯特劳斯独自创造的。他认为尽管社会文化现象非常复杂、多样，甚至极度的无序，但在其中却蕴涵着某种深层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只有极少的一些关键原则在其作用。新进化论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人类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怀特、斯图尔德等人。他们一方面恢复19世纪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的名誉，另一方面提出了与19世纪进化论不同的学说，如文化学与能量进化、文化生态学与多线进化论等。文化相对论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的人类学流派。该学说认为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3]主要代表人物是赫斯科维茨。社会生物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人类学派。该学派以基因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切动物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上的基因，动物的行为，包括社会性的行为，都是基因为保存自己而精巧设计的结果。[4]主要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昆虫学家威尔逊。以上是关于人类学历史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
二、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
人类学在被引入中国的同时，几乎也开始了它的本土化过程。西方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在中国谈及人类学，普通大众基本上是无人知晓，即便在学术界，人类学圈外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门学科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中国丰富的文化；（2）丰富悠久的文献；（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少数民族仍保存着各自的文化传统；（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类学走出国门去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在发展我国人类学时，应注重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当展实际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导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2]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