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18 17: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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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意义

篇1

从辩证角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各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妥善调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成为政法机关日益迫切的一项任务。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的客观存在,都提醒我们,政法机关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日益增强,对政法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同时,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政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政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坚持不懈地狠抓队伍建设,政法队伍的总体素质不断提高,政法干警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与一些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有直接关系。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需要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干警头脑。

多年来,同国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触,一方面使我们有效地借鉴吸收了其有益的部分,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种法治思想给我们的法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执法实践中,有的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造成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有的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全盘照搬照用,甚至对一些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质基础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权分立”、“政治中立”等,也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个案炒作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和影响,以实现其政治图谋。

篇2

【摘要】医患关系,顾名思义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着救死扶伤,责任义务,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它是社会关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性化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里,心理学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中心理学人本主义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理论:“以人为本”充分的体现医患关系在社会中应如何更好的搭建。文章就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了目前医院中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医患关系 人性化 和谐社会

一 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患之间交往的心理状态 :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心理或情绪状态,会影响他与人的交往。心理应激,作为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是影响医患交往最常见的因素之一。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都会经常地处于心理应激的影响下。对于医生来说,不仅需要对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与治疗,而且要帮助解决某些心理、社会问题。当医生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满足上述的需要时,就会对自己的患者的处理感到忧虑,或担心自己不受患者欢迎,从而造成心理应激和危及医患关系的心理反应。

(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发生于有两个竞争目标出现之时。按理说,在医疗情景中医患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患者的复原或康复,不应当有冲突。但实际上医患间的冲突是十分常见的,并成为损害交往和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医患间冲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医患双方在医疗事物中地位不相当。医务人员,由于其医学专长,加之患者对他们的依赖,当他们处于受支配时,就会造成医患间的冲突。造成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医患双方对对方的期望不能做出适当的反应。医务人员期望患者不折不扣地履行医嘱,并直截了当地向患者表达自己的期望。如果患者没有照自己的话来做,医务人员就往往公开表示不快或生气甚至恼怒。

(三)医患间的交往障碍:在医生方面,主要是有的人虽有较高的技术,但缺乏医德修养,有的人甚至两者都缺乏。 他们在诊治过程中对患者的病痛缺乏应有的同情和责任感,对患者态度冷淡、漠不关心、厌烦甚至鄙视,以权威、救世主自居。在医务工作中,对患者以是否有“治疗价值”或“科研价值”的标准去对待.只注意自己“提高技术”而不关心患者的疾苦;对常见病、多发病不是马虎地诊治,就是一推了之。有些医务人员因受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以对方能否给自己带来某种物质利益或获得某种方便来确定医患关系,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 在患者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由于疾病的折磨而变得情绪不稳,容易激惹,反应敏感,对医务人员过分挑剔或态度冷淡,这些都会成为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不过除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患者是由于患病而带来的心理变化与异常情绪。只要医务人员能够了解到患者并非是有意识地作对,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反应,以热待冷,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进行诊治和护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这些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是容易克服的。 在医务人员方面,主要是对患者所说的话即使是与疾病有关,也常常不愿听完,甚至显得不耐烦;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愿谈、不愿听、不愿问。在患者方面,由于医学基本知识的缺乏,在医患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与疾病有关的话,也只是与医生进行“封闭式”的回答,很少采取讨论式的交谈,而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想说,不好意思去交谈。这样,医患双方交换的信息就受到局限。

二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措施

(一)、提高医务人员素质:作为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是本职所在,而此外还需要拥有乐于助人,充分理解,善于安慰等美德,进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对于患者来说,身体上的痛苦是一个方面,医生还应该从心理上完全治愈患者的恐惧阴影,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素质,过硬的专业水品,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魅力。 医生按患者看待疾病的方式去理解患者的问题,不主张给患者事先贴上种种诊断标签。从根源上抓好医患关系,使医生与患者之间互相信任,互敬互爱。

(二)、构建良好医德医风:医德和医风既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写照,又是责任心的表现,也是形成和谐医患关系的保障。面对如今医务人员只对病不对人的现象,要培养医务人员换位思考的能力,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尊重患者,诊断时不仅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更要让患者充分享受知情权和决策权,让患者感知医务人员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攻克疾病,从而增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类似于“园丁和花”的关系,医生促进患者固有的成长趋向,根本的看待患者问题,全面的做到医患之间平等的地位。此外,还必须加强医务人员思想道德教育,让其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所在,提高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时刻为患者着想的工作理念。

(三)、营造和谐医疗氛围: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是挽救生命,医治患者的地方,因此,好的医疗环境是治病救人的关键,不仅仅要保持医院的整洁,肃静,无烟,更要保证医院设施的人性化,科学化。首先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良好的医疗环境能够让其全身心的投入到为患者服务的工作中;对于患者而言,应该给予患者提供舒适、和谐、便捷的就医环境,提供简化、方便的就医程序。

(四)、增加医院的优化服务:良好的医患关系来源于细微的细节、精湛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要想使医生与患者之间本来严肃的关系变得亲密、信任起来,就需要改进医院的各项服务质量,在硬件设施争取上达到国际标准,以免误诊现象的发生,在软件设施上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贴心的呵护,让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总之,医患关系决定了医院的发展,也是医院竞争力的体现,而医院文化的创新,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遗留的难题,而且能够明显改善医患关系,让医院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让患者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让每一位医生都真正拥有白衣天使的美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完全信任医院,信任社会医疗队伍,让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怀业,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中华医学研究杂志 2007,7(12):1148-1149

篇3

1.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学科研究内容主题的归类分析,二是已有的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三是较成熟的相关母系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析,四是对前三项研究加以归纳演绎并寻求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出发展中新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研究范式为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明确的研究范式。

篇4

【关键词】 注意偏向;社会暴力信息;兴趣区;眼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2.3,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56-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017

Eye movement study on attention bias to social violent information cognition

ZHOU Hong-Yan,WANG Wei,LIU Xu-Feng,HUANG Zhi-Qi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32,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LIU Xu-Feng,lllfmmu@fm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attention bias to social violent information.Methods:Thirty-two 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e and asked to evaluate violent information of 6 pairs of pictures sel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Their eye movements were also recorded and analyzed using EyelinkⅡeye tracking instrument,and analyse the data with Paired t test.The eye movement indexs inclueded first fixation time,first fixation index,first gaze ratio,fixation count,dwell time,and pupil size max.Resul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ye movements variables in interest area of violent pic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non-violent ones.First fixation time of violent pictures was longer than time of non-violent ones[(492 ±405)ms vs.(374±342)ms].First fixation index of violent pictures was more than of non-violent ones[(3±2)vs.(2±1)].First gaze ratio of violent pictures was less than of non-violent ones [(28±39)% vs.(49±25)%].Fixation count of violent pictures were more than of non-violent ones [(12±3)vs.(11±2)].Dwell time of violent pictures was more than of non-violent ones [(1847±581)ms vs.(2063±736)ms].Pupil size max of violent pictures were more than of non-violent ones [(1772±476)units vs.(2507±436)units].But the variable of fixation count[(6±2)vs.(6±2)] of interest area of violent pictures was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non-violent ones.Conclusion: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cial violent information can arouse obvious emotional responses,attract people' s attention and produce attentional bias.But whether the violent information can influence the maintaining of attention still needs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attentional bias;social violent information;interest area;eyemovement study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56-160.)

暴力犯罪是刑事犯罪中十分突出的犯罪现象,犯罪发生率最高的是15~25岁的男性青少年[1]。许多研究证实,个体对暴力信息的加工方式和社会认知是暴力犯罪的主要因素[2]。在社会生活的中,我们会接触许多暴力情境及行为,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构成威胁或伤害,如械斗、盗窃、抢劫,这些行为会导致许多不良的可预期结果,与其相关的信息我们称其为社会暴力信息。个体对社会暴力信息的加工过程涉及编码、排演、存储、检索、解释及诱发行为等步骤[3]。由于人类存在对社会环境及威胁性相关刺激的敏感性,在信息的初始加工阶段可能就已经能够把社会暴力信息与其他社会信息相区分了。但是个体对社会暴力信息的加工特点是什么呢?与其他一般性的社会信息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人类普遍具有进化意义的对威胁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使自身或他人受到危害的信息都属于社会威胁信息,暴力是常见的一种社会威胁信息。研究表明,个体对威胁性信息的注意发生在认知加工过程的开始阶段,它决定着认知过程所要加工的内容[4-5]。Fox 等人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特点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其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5]:一种是在最初的定向中,注意被吸引或捕获到威胁相关刺激的位置;另一种是威胁相关刺激影响了注意维持的时间或注意解除的能力,使得注意在这些刺激上停留的时间较长。也就是说,人类注意偏向现象的存在使得个体对社会威胁信息的知觉速度较快或者引起个体将注意力较长时间地集中在社会威胁信息上。许多研究结论也都分别支持这两种观点[6-11]。

那么,个体对社会暴力信息是否也存在注意偏向,其注意偏向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本文尝试采用眼动仪记录个体在观看社会暴力信息图片时的眼动特征,探讨社会暴力信息引起的注意特点,为社会暴力信息的认知加工提供理论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以张贴广告的形式在某综合性大学招募被试,方便选取在校男性大学生32名,年龄在17~24岁,平均年龄为(19±1)岁。所有被试视力良好,无色盲、色弱,无神经性疾病和脑损伤,无精神疾病及精神疾病家族史,未服用过药物。均为第一次参加心理学实验,知情同意。

1.2研究方法

1.2.1实验材料

从国际情绪图片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中选取6对图片。每对图片中1张为非暴力图片,另一张为带有暴力信息的图片,每对图片背景信息相同,核心信息不同。每张图片大小600×450 pixel,如图1所示。

1.2.2实验仪器

实验使用加拿大SR Research 公司生产的EyelinkⅡ眼动仪(频率为500 Hz),显示器为 DELL 17英寸 E173Fpb液晶显示器。

1.2.3.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自我评价模式(Self-Assessment Manikin,SAM)[12-14]对图片的威胁程度和暴力程度进行等级评定。要求被试坐在离计算机屏幕80 cm处的椅子上,下颌放在一个U型托上,保持头部不动,主试给被试戴上眼动仪,并进行头部和眼部校正。之后,由计算机呈现指导语。指导语为:“请您注视屏幕的中心位置,观看即将呈现的图片,当图片消失时,给图片的暴力程度和威胁程度打分。用1~9九个数字表示您所认为的暴力程度和威胁程度,分数越大,表示暴力程度或威胁程度越大。完全没有暴力信息的图片打1分,有暴力信息,而且非常暴力的图片打9分;完全没有威胁性的图片打1分,有威胁性,而且非常具有威胁性的图片打9分。评分时,请尽快口头打分!读懂指导语后,按空格健开始实验。”正式实验中,12张图片混合随机依次由计算机呈现给被试。每张图片呈现时间为3000 ms,要求被试在图片呈现的时间内只观看图片,之后呈现空白屏7000 ms,给图片的威胁程度和暴力程度打分。

1.3 眼动指标

把每对图片中不一样的区域划为兴趣区(interest area,IA),如图1中白色边框区域所示。实验主要比较兴趣区内的眼动指标。本实验选用8个眼动指标,依次为:IA第1个注视点开始时间、IA第1个注视点序列号、首次注视点在IA比率、IA注视点比率、IA注视点总数、图片注视点总数、IA注视时间、IA最大瞳孔直径。已有研究发现,眼睛的注视情况与个体对图片的兴趣程度有关,被试的注视时间较长,注视点个数较多表明越感兴趣,瞳孔直径大小反映不同刺激条件下的情绪状态[15-17]。IA第1个注视点开始时间和IA第1个注视点序列号指个体在区域内搜索特定的目标时,第1次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和注视点的个数,反应了个体对特定信息的兴趣程度。首次注视点在IA比率指个体是否能首先关注到兴趣区内的内容,反应了个体对特定信息敏感性的指标。IA注视点总数和IA注视时间区域重要程度和感兴趣程度的标志。图片注视点总数是衡量搜索效率的一个指标,注视次数越多,可能意味着要多次注视才能充分理解呈现的信息;瞳孔大小反应了情绪的唤醒程度。

1.4 数据分析与处理

用EyelinkⅡ自带的程序导出眼动数据到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整理和分析。图片评定分数和各项眼动指标用均数和标准差(x±s)表示,并用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统计处理。以P

2 结 果

2.1 非暴力图片与暴力图片评定结果比较

被试对非暴力图片和暴力图片进行等级评定。在威胁程度上,非暴力图片所得分数显著低于暴力图片(t=14.59,P

2.2 非暴力图片与暴力图片眼动指标比较

给图片划分兴趣区后,提取兴趣区内各眼动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非暴力图片在兴趣区第一个注视点开始时间和第一个注视点序列号两个指标得分高于暴力图片,在首次注视点在IA比率这个指标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暴力图片。非暴力图片的兴趣区注视点比率显著低于暴力图片;兴趣区注视点总数小于暴力图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两个指标相结合表明在较短的时间内,个体在暴力图片上的注视点较多。图片注视点总数这个指标上非暴力图片的得分显著高于暴力图片。非暴力图片在兴趣区的注视时间显著大于在暴力图片上的注视时间。个体在非暴力图片兴趣区的最大瞳孔直径显著小于暴力图片。

3 讨 论

注意是认知过程的第一步,也是外界刺激被个体加工的首要环节,进入注意环节的客体往往感知速度快、记忆深刻、情绪体验深[18]。对于实验而言,实验材料的选取对实验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本实验对图片的威胁程度和暴力程度进行等级评分,既能作为个体在观看图片时的眼动任务,也能作为评价实验材料效度的依据。本研究结果可见,被试可以很好地区分6对图片,对成对图片的暴力和威胁程度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实验选用的图片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会形成对外界威胁性相关信息的认知图式[19],如果外界环境包含有个体敏感的信息,就更容易激活已有的认知图式,认知系统就会优先加工危险刺激,做好防御准备。因此,威胁性的信息或相关线索就更容易被个体注意。表1的眼动指标结果可见,个体对暴力图片和非暴力图片的注意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个体在扫视整个画面的过程中,其最初的注意定向更容易被暴力相关刺激的位置吸引,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暴力信息吸引了个体的注意力,使得个体产生对暴力信息的注意偏向。兴趣区第一个注视点开始时间、第一个注视点序列号、首次注视点在IA比率、兴趣区注视点比率、兴趣区注视点总数等这些眼动指标都能说明这一点。因而注意偏向也就反映了个体的认知偏向,提示社会暴力信息能够吸引个体的注意力。但是社会暴力信息是一种后天形成的概念,个体社会信息的加工方式和社会认知的记忆结构会影响个人对信息的警觉性[20],所以个体对社会暴力信息的注意偏向是一种适应性的表现[2]。

本研究发现,个体在暴力兴趣区的注视时间明显较长,也就是说威胁相关的信息影响了个体注意维持的时间,使得注意在这些刺激上停留的时间较长。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个体对社会暴力信息有高度的敏感性,使得注意解除困难;也可能是个体需要对威胁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工,判断其是否会对个体造成伤害。但是仅凭注视时间这一个指标并不能断定到底是那种可能。本实验的要求是对图片的暴力程度和威胁程度打分,个体在这些信息上注意时间较长,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完成实验任务。因此本研究并不能说明个体对社会暴力相关信息是否存在注意的维持或解除困难现象,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瞳孔大小与个体的情绪密切相关。观看暴力图片的瞳孔直径大于非暴力图片,说明暴力图片相对于非暴力图片而言,更能引起个体的情绪反应,这与个体在生活中的认知图式和脚本有关。但究竟社会暴力信息能够引起什么性质的情绪,引起情绪的程度有多大,在这个实验中无从得知,需加入个体主观评定的内容进一步的研究。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虽然从注意的动态过程来探讨注意偏向,得出了一定的结果,但个体对社会暴力信息注意偏向的特点还是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本研究只能得出个体对社会暴力信息有优先选择的倾向,但是否存在注意维持或解除困难方面的特点,还不能作出明确回答,所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下一步的研究应该细化注意的加工机制,进一步探讨个体的注意维持或解除困难的特点,并区分社会暴力信息加工的注意偏向的性别差异,以及探讨暴力犯和正常人群对社会暴力信息加工的差别,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对注意偏向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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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社会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场论、心理生活空间理论、印象形成理论、社会规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隐含人格理论、归因理论、社会公平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认知均衡理论、参考群体理论、自发知觉理论、知觉定势理论、社会期望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情感一致性理论等。社会认知论内容十分丰富,应用十分广泛,在社会心理学的许多领域都可以用它去思考和解释问题。

社会认知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它是一种用来解释社会学习过程的理论,主要关注人的信念、记忆、期望、动机以及自我强化等认知因素。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并不被动地面对世界中的种种事物,相反,他们把自己的知觉、思想和信念组织成简单的、有意义的形式。不管情境显得多么随意和杂乱,人们都会把某种概念应用于它,把某种意义赋予它。对于世界这种组织、知觉和解释,影响着所有情境尤其是社会情境中行为方式。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篇7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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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同辈群体;教育;学生;青少年

教育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把社会心理学渗透到教育中,其研究重视教育心理学中的社会因素。研究者把学校和课堂看作是一个“微型社会”,用社会学原理分析、解释、预测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点,从而能更加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从社会学角度看,同辈群体是一个由地位、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人组成的关系亲密的非正式群体。在众多同辈体中,青少年受同辈群体的依赖最明显。这是因为在青少年同辈中,每个个体不仅有共同的心理感受和需求,而且有相近的爱好、兴趣和共同的行为倾向,彼此之间相互容易认同,最能达到或造成相互转化与感染。这样的非正式群体普遍地存在于班级、学校等正式群体中;并且当班级、学校这些正式群体成员之间存在构成同辈群体的条件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其为同辈群体。由于青少年同辈群体在其存在的特定环境中对学校教育,包括智育和德育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研究以学校、课堂作为微型社会中的同辈群体对学校教育。

一、学生同辈群体的建立及其特点

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价值标准、社会规范的专门机构,是青少年成长和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学校学习时期的社会化称作预期社会化,是指个体在学校里进行的社会化,学习将要承担的社会角色,为进入社会做各种准备。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论述过同辈群体对青少年个体社会化的影响。同辈群体是一个独特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同辈群体的影响日趋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学生同辈群体的建立往往体现为如下特点:

1、青春期身心发展:同一个年级、班级中的学生处于同一个年龄段,智力和心理机制水平大体相当。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学生,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们自我意识增强,有了“成人感”,要求独立行事和摆脱成年人的控制和支配;他们情感日益丰富,渴求友谊和理解,但发展了的自我意识迫使他们羞于向家长倾心交谈。这些致使他们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是心理上的“断乳”和动荡时期,但是他们在学校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在与同龄人的接触交谈中,却能获得认同感与内心的满足,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辈群体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活动天地和适合他们心理适应及发展的小环境。

2、性格、观点相似:性格相似的学生之间,由于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弥补,因而容易建立起较为牢固的友谊。他们可以互相倾吐不愿向成年人暴露的思想、看法、情感,有共同的语言。如果自己的观点被同伴接受或认可,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而使得相互间的相处变的愉快满意,同辈群体中友谊的桥梁也因此建立起来。

3、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学生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文化程度、从事职业、经济条件等)对学生同辈群体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学生往往会选择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的同辈组成互动圈。这是因为在儿童入学以前,主要是与家人交往,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不同的家庭类型对他们的教养方式也不同。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的学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能够互相认同,比较容易形成互动。

4、距离效应:邻近座位的同学交流频繁,比较容易建立友谊。作为班级微型社会中的座位的排列,为最初互不相识的学生成员提供了特定的互动空间,学生相互间有了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的机会,容易使相互间的距离拉近,而与同伴结下深厚的友谊,建立同辈群体。无论这一空间的确定是随机的还是事先既定的,借助于它,学生成员之间的互相接纳、互相渗透开始成为可能。即使座位排列在一段时间后重新加以调整,增加了选择的成分,学生的互动还可能受原先座位的影响,遵循先前的互动模式。

同辈群体中的友情是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情感依托和人际关系。在同辈群体中,青少年学生们可以意识到团体精神和同伴式的互帮互助,这不仅仅有助于他们脱离成人的管束而自立,而且会使他们心情舒畅、情绪稳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同辈群体中所采用的规范和标准比父母师长的规定对他们有更大的作用,他们更需要得到同龄人的承认和赞许,而能得到同龄人的尊重和爱戴对他们自尊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教师作为学校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应该认识到同辈群体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而广泛地存在于青少年学生群体中,并在学校、课堂这个微型社会中,对学生的社会化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教师在学校教育活动中,要主动地调动同辈群体发挥积极的作用,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要避免由于教学、教育方法上的失误而抑制了学生同辈群体的正常良性发展。

二、同辈群体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很多教育社会心理学家研究集体对同辈群体成员的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课堂里经常出现同辈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时,全班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下降;而如果在同辈群体中,成员情感是互相支持、互相关心的,成员间便互相具有吸引力,学生成绩便普遍上升。一位专门研究同辈群体的心理学家史穆克对课堂同辈群体的集体动力学做过分析研究,他根据学生的自尊、态度和学业成绩的变量关系所取得的大量数据总结指出,学生的学业成绩跟他们的自尊和自重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说,在一个学习集体里,同辈人之间友好的或是敌视的态度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从友好的、互相关怀的同辈人那里得到支持的学生比被同辈人排斥的学生在学习上更能够发挥潜力。

在学习集体中,学生之间的友谊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由于经常接近,常使学生结成朋友。在课堂里,学生坐在一起,由于接近开始交往,后来,他们感到在班上的地位和安全都没有任何威胁时,便有了进一步的来往。以后,他们发现在态度、价值观和兴趣上有了共同之处,便增强了友谊并自愿在课外一起活动。同学间的互相满意的反应又加强了每个学生的自我价值观,并促使他们互相尊重,珍视友谊。

以上分析不难得出: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自尊、自重与尊重他人,并且注意言行不应挫伤学生的自尊和自信心。有些教师坚持认为他们的工作只是“教学”,毫不关心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丝毫没有认识到关注学生同辈群体对集体中的学生学习效果的意义。学生正确的自我评价和对人的尊重在同辈群体中产生的影响越深,则他们的学业成绩便越好。这有些马太效应的意味在其中。由此可见,有意或无意地挫伤学生的自尊和自信心的做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如果一个学生从同辈人那里得到的是沮丧的、消极的反馈,而他每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在一个心理上受到很大威胁和十分不愉快的集体里生活,那么,焦虑和不安往往会削弱他的自尊、自重和自信心,会大大减弱他为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所做的努力,甚至放弃学习。没有同辈群体的支持,不仅会使他在学习上掉队,道德品质也会向不良方向发展。如果教师能够认识到青少年同辈群体的这些特点,并能很好的在课堂教学中加以引导,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会有很大帮助。三、同辈群体亚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随着对同辈群体力量的依赖以及与同辈群体的利害关系的发展,学生遵从集体压力的倾向日趋明显。这种遵从可能表现在诸如音乐兴趣、风尚和爱好等一些惹人注目的行为方面,甚至青少年从事某件事的理由就是“其他人也都这么干的”。他们的种种见解、信念、喜爱与厌恶一般都由集体决定。

同辈群体以他们共有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亚文化群。由于同辈群体是由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关系融洽、地位平等的人组成的非正式群体,它能满足青少年的游戏、友谊、安全、自尊、认同等多方面的需要,因而同辈群体成了青少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形成的重要影响源。青少年热衷于参加同辈群体活动,并忠于同辈群体。可以说,他们从对父母的忠诚转移到对同辈群体准则的忠诚,这远非是由一种盲目的遵从变为另一种盲目的遵从。由于同辈群体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与准则来源,并提供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来行事的体验,因此同辈群体在降低父母的价值并促使青少年不再依赖父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在频繁的同辈群体交往中相互刺激,情绪相互感染和强化,被群体认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往往在群体内迅速、广泛地流传开来。青少年个体在群体中按同辈群体共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去思想和行动,以争取同辈群体的认同,这样往往形成青少年同辈群体亚文化。

由于同辈群体是在志趣相投和其它条件相似或相辅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青少年同辈群体亚文化性质上有好有坏。其中青少年同辈群体中积极的价值观念,行为倾向与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目的大体一致,置身其中的青少年个体的心理较为正常、合理。例如,一些好学上进的中学生结合成的同辈群体其成员话题大多是学习、成绩、报考什么样的大学。这种价值上的认同既促进他们在学习上的竞争,又可相互启发,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相反,一些染有不良习气的同辈群体,奉行人生一世吃喝玩乐信念。沾有恶习的青少年尽管会受到家长、老师等的指责,但由于在这些群体中获得了精神支柱,并相互感染,结果越陷越深。某些教师和家长不正确地对待青少年同辈群体交往,采取简单粗暴地取缔或干涉手段,引起青少年的“逆反”,达不到应有的教育目的,给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青少年同辈群体的亚文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有自己所欣赏、模仿和崇拜的英雄或偶像,有自己特殊的旨趣、衣着、仪表和语言,以及特有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青少年亚文化总是处处强调自己与成年人文化的差别,因而时装、发型、语言、音乐都有可能成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一种标志。青少年亚文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不一致,或矛盾和冲突时,如果处理或引导不当,就有可能出现化现象。

目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社会转型期产生了许多新的价值观念,但主流社会文化可能尚未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这些价值观念冲击着校园,这势必会削弱学校等正规教育机构在青少年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建设方面的作用,从而也使青少年亚文化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要正视青少年亚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对其予以引导并施加影响。学校教育可以通过结合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利用电视、电影、书刊、教科书等渠道广泛宣传社会主流文化,并扩大其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同时学校、教师要正视并尊重青少年的愿望和要求,结合他们的特点予以指点,使青少年同辈群体亚文化在健康、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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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172-07

文化产品内涵深刻、外延丰富,包含有诸多的产品类型。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动漫、快餐等都是文化产品中最基本的文化形态,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文化产品以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形式直接进入社会成员的文化消费领域,通过影视、新闻、文学作品等可感可悟可体验的审美把握,以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选择和审美观念,从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着力点和支点。

更重要的是,文化产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承载着对大众的教化职能以及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它埋藏着当代人的焦虑,充满着当代人的梦想,表达着当代人的人文关怀,是当下思想的时尚表达,是社会主流意识的鲜明体现。这里“撇开关于意识形态的经院式分析,直接从当今社会的实际出发,可以发现,社会的发展已经进步到了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和意识形态建设。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与文化产业这一载体的规模手段才能实现的时代”。而文化产业最核心的部分则是文化产品。换句话或许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发展已经进步到了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和意识形态建设,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与文化产品这一载体才能实现的时代”。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就在于文化产品承载着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属性和功能。

一、文化产品具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殊属性

“文化产品,具体来说,就是文化生产的成果,是用一定的物质载体承载着特定的精神内容的产品形式。它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又具有物质产品的特点。”作为物质产品,文化产品要考虑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要注重产品的物质材料的选择,重视商业化、流行性因素,追求经济效果;作为精神产品,文化产品要有创新性内容,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具有能够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并通过信息、宣传、教育、文娱等功能,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因而。文化产品具有物质产品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和精神产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双重属性,而这些属性又可以归结为文化产品的内部属性。因为除此之外,文化产品作为精神的产物、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还兼具外部属性。即文化产品的属性主要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属性,其中内部属性包含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外部属性包含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属性(如下图1)。

(一)内部属性

1.商品性。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商品性,就是具有一般商品所具有的属性。“文化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专门的交换品生产出来的”,即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产品,它具有一般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能。

首先,文化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物化成果,文化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既可以直接运用于人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也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其次,文化产品具有价值。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一般商品的生产是一样的。都在生产的过程中凝结了人类劳动,耗费了人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制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文化产品价值的含量。再次,文化产品具有交换价值。文化产品生产出来后,如果不进入交换领域。文化产品的价值也不能得到体现,只有进入市场、进入流通领域,文化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才得以实现。第四,文化产品除具有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外,文化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还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要受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的限制和影响。文化产品只要一进入市场就要受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和影响。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主要偏向于文化产品的实体或形式部分。不仅如此,文化产品作为一种产品,和一般产品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文化产品的“文化”方面,即文化产品以自己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构成满足人们的需求,具有精神属性或日意识形态属性。

2,意识形态性。文化产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社会经济基础、体现社会主体意志,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所以,“文化商品和服务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他们不像咖啡壶、汽车或银行卡那样只是具有一种实用功能,在本质上还是价值观的携带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很早就认识到文化产品在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影响,他说:“流行文化中当然不无琐屑与凑热闹的成份,但一个占据着流行文化传播通道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并影响他国的选择则是千真万确的。”

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可以从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和传播等过程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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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心理学与地铁空间设计

认知心理学起始于20世纪中期,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心理学指的是对人的认知或认知过程的心理学研究。狭义的认知心理学指的是采纳信息加工的立场和观点对人的认知过程的心理学研究,这也被称之为信息加工心理学。本文所指的认知心理学就是信息加工心理学。

所谓信息加工观点就是将人脑与计算机进行类比,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思维和言语等心理过程或认知过程,以及模式识别和知识的组织等。其核心是揭示认知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即信息是如何获取、贮存、加工和使用的。

1、认知心理学原理在地铁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地铁空间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编码的过程。地铁的内外部空间的结构与功能、整体与局部、材质与装饰、色彩与形态等,都是通过一些符号的组合来表达其实质。那么,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使之与公众的长时记忆中的已有信息进行匹配,从而达到认知呢?这无疑是地铁空间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编码过程是物体凭借符号传达信息的过程。一般来说,产品的造型信息编码可以分为视觉编码、听觉编码、触觉编码、味/嗅觉编码等几种形式,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而共同发生作用。

以视觉编码为例,对于地铁空间设计而言,视觉编码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地铁的功能、结构、生产技术,而且与设计师的意识,人们的审美观念有紧密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形态、色彩、材质等几种形式。

具体来说,形态的心理也就是点、线、面的感知心理。点给人以醒目、活泼、静中有动的感觉,并有集中、收敛、突出的作用。直线刚劲、坚固、简明、具有力量感、方向感、硬度感及严肃感。而曲线柔软、温润、丰满、给人一种轻松愉快、光明、希望、柔和、优雅的感觉。面都是通过具体的形来表现的。同一个面,如果所取之形不同,给人的感知心理作用也不同,比如长方形、三角形和椭圆形等。在这个意义上,地铁内外的空间设计应该合理的运用点线面的心理效应及三者的相互组合,来正确、生动、合理的传达设计者的理念。关于材质,丹麦设计家克林特说“选择正确的材料,择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材质,才能塑造率真的美。”材料的感觉特性又称材料质感,它是人通过对产品的色泽、纹理、软硬、轻重、糙滑等形状的感觉,产生的一种对其所用材料的质的特征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感受。具体选择何种材料,除应考虑工程学上的安全因素外,还应从地铁设计想要提供给公众的感受和体验出发。

2、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地铁空间设计策略

地铁内部服务设施的设计,应遵循操作简单实用的原则,以便于公众在乘车时在对地铁内部空间及设施解码过程中省时省力,轻松愉快。这也符合“认知最省力”原则。

这里的可识别性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地铁内外部空间的标识系统的可识别性。地铁是一种定时快速的公共交通工具,站间运行速度与到站至发车的间隔时间都非常短。因此,地铁车站都必须有明显的特征和标志,从而帮助公众迅速解码,以免误乘和错站。如车站造型的特殊性,线路色彩的差异性,确保乘客做出快速正确的判断。并且应设置清晰、醒目的指示标牌,引导人们的走向。可识别的空间还有助于人们形成清晰的表象,对于定向、找路、交往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可识别的空间中,人们感到情绪上安定并有行为的自由,对环境有种控制感。二是非标识性导向系统的可识别性。大部分人乘坐地铁不仅是为了方便,更多的是为了节省时间,而不熟悉的乘客每寻找和阅读一个标识便花费好几秒时间。这在认知心理学的层面上,不利于公众快速、省力的解码。那么不靠标识系统导向那应该选择什么来导向呢?实验证明:色彩、材质、装饰、形态等都具有导向功能,还有一个使得这些所有导向方式得以实现的基础元素,就是记忆。要让一个地铁站成为导向可识别空间的典范,最好的效果就是能让地铁站像家一样为公众所熟悉。

在地铁空间的设计中应融入城市的文化特色,因为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息息相关。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大都是从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大型公共交通空间得来的。地铁可以展示一个城市的性格、魅力及文化风貌。地域风貌和文化特色在地铁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对于公众的解码至关重要。国际上,很多城市都非常重视地铁的文化特色。莫斯科地铁(图1)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以宏大的规模和华美的风貌闻名于世。整个地铁系统有一百多个车站,均以不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为主题,采用彩色玻璃镶嵌及各种浮雕、壁画,并配以各种灯饰、雕塑等艺术品,有“地下宫殿”之美誉。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地铁(图2)保留了原始的挖掘痕迹,空间尽是天然的岩层和石料,结合车站的结构特征,经过人工处理,风格独特,将本身位于地下空间的地铁空间倾向于纯粹现代的表现,整个地铁空间变得神秘莫测,充满未知和期待,在车站站台候车也变得不再单调和乏味。

二、社会心理学与地铁空间设计

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认知论研究纲领,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列昂・费斯汀格所创立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其理论假设的两个基本点是:一、人的认知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维持其内部协调状态的倾向,假若这种倾向受阻或协调状态遭到破坏,个人就会感到紧张和不安。这种紧张和不安迫使人设法排除阻力,解除紧张,于是产生一种力求协调的动机。二、不协调出现以后,人们不仅试图去减少不协调,而且总是避免不协调继续恶化,以阻止不协调因素(信息)扩大。

1、社会心理学在地铁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社会心理学的认知一致性理论认为人具有一种保持心理平衡的需要,而认知矛盾往往会打破心理上的平衡,使个体出现不愉快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会促使个体做出一定的行为,以重新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以地铁空间为例,由于人们容易将地下空间与死亡、埋葬联系在一起,同时处于地下空间可能会担心建筑坍塌而被掩埋其中的危险,而且设计简陋和通风不好的地下空间给人的感觉是潮湿和不 舒适,结果可能导致幽闭恐惧。这种种心理状态都是心理不协调的表现,而这种不协调则导致公众心理紧张和不安。紧张和不安又导致人们产生态度的改变。态度改变有两条路径:一是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认为不是地铁环境的问题,接受环境并对用围环境产生正面评价。二是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认为地铁空间很难受,让人窒息,对环境做出负面评价。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采取后者,也就是说,通过对地铁环境做出负面评价,从而消除认知上的不协调。由此可见,认知一致性理论对于地铁空间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2、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地铁空间设计策略

要避免公众产生认知上的不协调,对地铁及其空间产生不良态度,在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整体风格的统一性。地铁空间设计在凸显线路文化特色及独特定位的前提下,应保持风格的统一。比如,香港地铁“迪土尼”线(图3)就将地铁空间设计成主题公园的风格,车站和列车的设计以缤纷欢乐、刺激惊险为主题,让旅客踏进车厢,在三分多钟的车程中即开始体验迪斯尼旅程的欢乐。

时下,人性化设计成了设计的风向标,地铁空间设计也不例外。人性化是指厂家在设计产品时力求从人体工程学、生态学和美学等角度达到完美,从而真正实现科技以人为本的目的。人性化设计理念真正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心,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在设计和制造时都把“人的因素”作为首要条件来考虑。地铁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包括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关注特殊人群;完善空间标识系统,消除乘客地下空间的方向迷失感;完善预警防灾设施,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等。

三、色彩心理学与地铁空间设计

色彩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等多门学科的基础上研究人类如何感知、评价色彩以及色彩如何作用于人和环境。色彩心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不同波长的光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色感时,必然导致人产生某种带有情感的心理活动。色彩与情感相互联系,比如色彩的冷暖感、轻重感、软硬感、明快与忧郁感、兴奋与沉静感、舒适与疲劳感等。

1、色彩心理学在地铁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人们总是用视觉来最先感受环境,而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最先闯入人们视觉的是色彩,色彩处理的好坏不仅影响着视觉美感,而且影响着人的情绪及工作生活效率。公众每天上下班及出行花在地铁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地铁空间的设计需要运用色彩心理学的相关原理,保证公众在地铁内外环境当中能够顺利、便捷地获取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满足人们安全、舒适的心理需求,弱化地下空间中的密闭感。

地铁空间设计首先要观照色彩的象征性和表现力。在社会中,色彩非常容易带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情感和象征等语言和意念。色彩的象征及表现力,对大多数人来讲是共性的。地铁空间设计还应考虑色彩联想的运用。色彩的联想与人们的生活经验和个人情感联系在一起。色彩联想既受到人的经验、记忆、情感、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也与民族、年龄、性别、性格有关。因此,可以在设计中融入轻松愉快、自由创意的元素,通过色彩的联想引导乘客产生愉悦的联想和情感。

2、色彩心理学层面的地铁空间设计策略

运用色彩的色相、明度、彩度的组合以及配色原理,增强地铁空间标识系统的识别性。比如,地铁空间界面色彩设计要尽可能地采用高明度色,并在具有色度倾向如或暖或冷的基色上,适当布局一些彩度较高的点缀色,以增加空间轻松、生动的气息。

服务于地铁空间文化塑造,通过色彩景观规划凸显城市传统与文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积淀和特色,要把色彩作为改善环境、表现城市文脉和延续城市特色的重要元素。地铁空间色彩规划要以此为基准,坚决杜绝“色彩污染”的现象。

运用色彩搭配营造轻松愉快的乘车环境。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很少单独使用某一种颜色,一般都会将多种颜色搭配起来使用。因为多种颜色的搭配能制造出多种多样的心理效果。地铁空间设计应将本线路或者本车厢的主色调和辅助色调很好的搭配组合,给乘客以美感、舒畅的心情。

注释:

[1]葛鲁嘉:《当代认知心理学的两个理论基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汪安圣:《认知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江湘芸:《设计材料及加工工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王聪:《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不足与创新》,《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6年第10期。

[5]周江霞、张景斌、周珍:《认知方式与空间认知能力的关系研究评述》,《数学教育学报》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