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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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在法的概念、原则和方法论上持有不同的主张，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也深受两种主流法学派的影响。然而，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为国际法理论的革新带来契机，批判性国际法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作为批判性国际法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赫尔辛基大学的国际法教授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和《国际法的方法论》中批判性论述了自然法和实证法下的国际法理论、原则和方法论，他认为国际法话语摇摆在相对立、排斥的观念之间，因为前提相互矛盾，所以国际法话语内在不一致。本文对科斯肯涅米的两篇文章进行了介绍和评析，以探求在自然法和实证法的语境下，如何以新颖的视角看待国际法的概念、原则和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

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一文中，科斯肯涅米主要谈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法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解释国际法的约束力；三是国际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四是规范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之间的冲突。为了全面描述每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情况，科斯肯涅米梳理了国际法理论的发展史，即从维多利亚、格劳修斯、普芬道夫论述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开始，一直到当今国际法学界采用的学科间多领域交叉式的研究模式，揭示了国际法存在的理论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冲突最终应当归咎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文中最后谈到了“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就是上述冲突的具体化。

科斯肯涅米在文中谈到，国际法的普遍性在国际法诞生之初就存在，例如16世纪关于西班牙对于印第安人统治合法性进行的讨论。为了证明荷兰争取海上权益的合法性，格劳修斯创立的“自然权利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法”指出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的特征，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他们都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这种普适性是论证国际法普遍性的理论基础，因而“自然主义”理论是支持普遍国际法的。“实证主义”强调国际法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实用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而二战之后多元化的国际法理论也可以佐证国际法的普遍性理论。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普遍性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增多，国家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日益增加，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在扩大。普遍适用国际法中的条约和习惯性规则是处理现代国家关系的前提，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国内稳定发展与国际和平和安全休戚相关，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遵守国际法下处理国际关系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科斯肯涅米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笔墨都在论述约束力的问题，既然国际法的普遍性已经得到了公认，那么国际法的约束力则是保证普遍性的关键所在。文中提到国际法约束力的依据依然存在着争议，最初是“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之争，而笔者根据科斯肯涅米的分析认为，这最终还是归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争，它承接着普遍性的两种主义之争。学界与实务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斯肯涅米认为上述之争不利于国际法学者在国际争端解决中解释约束力的问题，转而提出“合法性”解释的概念，但这仍然掩盖了争论的实质问题，因而关于国际法约束力解释的争论依然会持续下去。笔者认为这或许更有利于国际法的遵守和实行，因为随着国际法约束力的深入探讨，尽管各方仍统一解释问题未达成一致，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各国已经就处理国际关系所遵循的规则达成共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公然违背，否则就会受到制裁，例如《联合国》的颁布和实施。所具备的约束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国际社会也认可的约束力，因而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力的解释。

文章最后讨论了当代国际法理论中的趋势之一，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在评价这种争论时，笔者注重将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溯本清源，即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核心或者实质是什么。科斯肯涅米并没有进行具体的阐释，他只是指出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差异，规范性原则是关于法律渊源、法律的适用和解释的原则，而社会学原则是关于国际法的目标和影响的原则。笔者认为规范性原则强调规则的完整性，必须予以遵守，规则的多变性不利于规则的稳定和遵守，而社会化原则强调国际法要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文中提到的国际法宪法化，如有些学者和律师主张联合国的合法化，这就要求国内法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影响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国内法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都会影响国际法规则的确立，因此二者出现冲突也是必然。

二、国际法方法论

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在《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中论述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就论证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产生的争论，这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法方法论的应用，而理论和原则直接指导着国际法方法论的执行。笔者认为《国际法方法论》一文贯穿着“自然主义国际法”方法论和“实证主义国际法”方法论之争，科斯肯涅米指出国际法方法论有规范性和具体性之分，规范性包括正义规范性和渊源规范性，具体性则涵盖社会学、政策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等领域。文章最后主张两种方法的相互融合，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结合两种方法论的优势形成的方法论才会使论述国际法的法律依据富有说服力。

正义的规范性是指要重新回归正义、神的意志或者假设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观、或者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如人权），这显然是“自然法”的思想，但是往往较为抽象，无法具体言明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的具体含义，而且不同的国家在国际交往时会根据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决定自身的正义理念、需要和价值观。这显然会造成国际法规则的随意性，一国按照本国的意志和利益实施的行为在他国看来很有可能是违背国际法的。尽管国际社会就国际正义、人类享有的权利有着一定的共识，但是“自然法”的不足之一在于概念的模糊性，这很容易造成国际法理论依据的分歧，削弱论据的说服力。而作为补充，科斯肯涅米提出渊源规范性的命题，这是对于正义规范性的补充，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国际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本文由收集整理，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其他辅法律渊源，笔者认为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作为主要的国际法渊源，清晰地指出国际法的规范依据，这是正义规范性的具体化和补充。国际条约规定了缔约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规则，具有约束力。如科斯肯涅米所言，国际习惯是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实践，而任何时间都必须包含同意的方面——法律确信，法律确信的存在保证具有规范性效力，国际法论据的约束力得到更明确的保证。然而，科斯肯涅米也指出渊源规范性存在的问题，这让论证更加的严密。

就具体规范性而言，它凸显了“实用主义法学”对于国际法方法论的影响，如国际法与社会学的结合，运用社会学原则理解国际法的论据，而以政策为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的理解模式扩展了证明国际法依据说服力的途径。笔者认为美国以政策为导向的国际法模式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国际法学者在争端解决中更好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科斯肯涅米看来，工具主义则是减少了法律的规范性效力，因而它容易瓦解成为现存制度性权力宣传的工具。笔者觉得这种担心也是存在的，因为国际法在工具主义下会成为一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法律工具，而不再是维护国际法律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坚持法律的工具化，那么国家在实施国家行为时完全可以不顾及国际共识、他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对笔者而言，国际法规范性的工具主义会导致国际法规范理解的简单化，国际法规范不只是用来维护本国的利益，还要促进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幸福，单纯采用工具主义显然会片面地将国际法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国家意志利益的体现，这与《联合国》的规定也是背道而驰的，国际法方法论模式的选择应当对这种方法论的解释予以警惕。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科斯肯涅米提出了折中主义的观点：国际法依据的原则方法——一个集中于规范性，一个集中于具体性——都不能胜过另一方。二者需要彼此结合在一起，才能让国际法方法论论证的依据更具有说服力。对二者的关系而言，正义规范性的方法论在实践中会遭遇到困难，分歧的理解和主张只能让国际法体系更加复杂化，渊源规范性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但是就如何解释其约束力上仍然无法自圆其说，具体性则是结合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突出实用主义的作用，将国际法的理论依据与国际社会的现实相结合，为正义规范性和渊源规范性寻求国家实践的支持。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相互渗透，单纯地沉浸于理论而不能直面国际社会的现实，或者以本国的偏狭理解固执地执行工具主义，这都不能够充分地建立国际法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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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PoliticsattheUniversityof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WilsonChairofInternational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ofPeace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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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马丁·怀特 英国学派 现实主义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二战后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其生长历程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亚当·沃森（Adam Watson）、约翰·文森特（R. J. Vincent），以及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在英国学派创建历史上，马丁·怀特是一位极其关键的人物，被称之为英国学派的“教父”，提出的“国际理论”三个传统的论述，是英国学派最具有原创意义的思想和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怀特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现实主义的成分，本文试图从怀特的早年现实主义思想入手，进而分析其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的异同。

一、马丁·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影响

马丁·怀特于1913年生于英国布莱顿，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供职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46年完成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权力政治》，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怀特的思想较为复杂，且前后变化较大，由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变为理性主义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怀特是一个“谜”。1939年爱德华·卡尔（EdwardCarr）的《二十年危机》出版，怀特并不赞同其中将国际政治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做法，认为两分法的根本缺陷是将所有的国际政治思想简单地分为对立和矛盾的两部分，这种不完全的划分方法易使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陷入缺失的境地之中。在卡尔的基础之上，怀特将国际关系理论归纳为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三大传统，并认为国际关系应当是这三大传统间的对话。其中，现实主义意指“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认为冲突是国家之间的固有关系；理性主义意指“格劳秀斯主义”，强调理性原则、国际对话，重视均势和国际法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中不仅有冲突，而且还有合作；革命主义意指“康德主义”，注重人的关系、国际社会和“国际大家庭”的作用。怀特指出，三大传统彼此间相互影响，其中，理性主义影响革命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影响革命主义是两大发展趋势。

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开拓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建设的关键作用；其二是促成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形成。体现在国际关系思想三大传统的分析模式几乎贯穿于学派的发展进程、国家体系的研究开创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传统、坚持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被该学派其他学者所继承，成为英国学派方法论的重要特色。

二、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

马丁·怀特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怀特早年的论著，特别是《权力政治》，表现出一种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思想风格相近的现实主义特征，属于传统现实主义。二战之前，怀特是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得怀特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有了明显的现实主义成分，开始否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倾向，认为国际关系属于重复和循环的领域，这在《权力政治》得以清晰体现。

在《权力政治》中，怀特用绝大部分篇幅来论述国家、支配性大国、大国、国际革命、国际无政府状态、均势、战争与干涉，指出国际关系的实质以及反映这种实质的根本的、持久的特点。其对权力政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2）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存；（3）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4）均势是权力政治的基本准则。这表现出一种与卡尔、摩根索、凯南等人既相同又相异的现实主义思想。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卡尔的现实主义是以批判乌托邦主义为目标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是一套关于国家目标的系统理论；凯南则试图批判道德主义并为决策者提供指导；怀特的现实主义则是松散的，他反对进步观，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相比，怀特的权力政治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将世俗的悲观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结合，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基督教悲观主义是联系怀特信仰和现实主义思想的桥梁。怀特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罪恶的，而政治无关乎美德，人性中不道德因素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原因，有缺陷的创造者创造出的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怀特现实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哲学基础是他的反对历史进步观。他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悲观主义思想贯穿于怀特的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怀特还表示，世界不会从权力政治向一种新的更好的国际秩序转变。

三、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比较

（一）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

首先，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同现实主义学派一样，怀特具有国家中心主义倾向，早期的怀特更是十分重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权力政治》体现出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等。虽然怀特后来从现实主义者变成了理性主义者，但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一直存在。

其次，理论起点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怀特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这种观点与现实主义相同。怀特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是战争的根本原因，由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领导，各个国家认为维护强权比福祉更为重要，因此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形成了英国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在国际政治中“绝对尴尬和处境亦即无法减轻的困境”，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赫茨（JohnHertz）则把它表述为“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这一概念后来为人们所广为使用。

再次，强调大国的特殊作用。怀特将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均势”、“战争”以及“大国关系”等均列为有助于国际秩序维持的国际制度，认为大国扮演着维持体系秩序‘管理者’的角色，更多地决定了国家体系的运行规则。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假制度”，国际社会中具有真正作用的制度是联盟、外交、战争等。外交是谈判的机制，联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机制，战争则是最终解决争端的机制。从体系的角度来看，战争是维持或调整体系秩序和结构的秩序，如果国际社会的共同准则或权利分配受到挑战，它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并恢复现状。

最后，国家利益的界定相近。新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机构可以确保各国的安全，所以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安全。怀特亦强调一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认为在诸多国家利益中，安全是首要的，一旦安全遭到破坏，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标都将淹没在自我保存的斗争中。各国将追求自身至关重要利益而放弃共同利益。

（二）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

首先，对无政府状态假设的认识不同。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国家不得不推行权力政治，以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导致安全困境出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发生战争，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倾向。与此不同，英国学派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等同于无秩序，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秩序。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社会，限制自己的行为、进行相互合作，即为“无政府的社会”。在其中，自助并不必然导致安全困境，而是国家努力使得国际社会中的规则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学派相比于现实主义更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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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诞生新贸易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多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解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或是解释不全面的内容，并对传统贸易理论加以修改与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分析发展中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则，同时研究相关政策条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这些利益有哪些影响，重点阐述了微观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性，分析了其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交叉影响，并提倡在学术经济上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法论和学术平台这三大领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方法论上的差别是最为明显和最关键的。IPE是是一种国际职位评估系统，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地位的提高而显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牵涉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针对所得信息进行具体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者对这一体系已经完全认可，同时对于IPE的跨学科研究特性也比较认同。就是国际经济学(IE)、国际关系(IR)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关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处模式相对融洽，没有排斥现象，那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中重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IPE体系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和研究理论。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四、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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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君主论 民族主义 权力政治

一、关于《君主论》及其他马基雅维利作品的定位

《君主论》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被当代西方誉为“影响世界的十大名著”之一。该时期的意大利四分五裂，作者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同感祖国分裂的耻辱，热衷于探寻完成统一，驱逐外强的道路，并最终得出结论，君主只有运用他强大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方能救意大利于水火之中。而“长达十四年的外交实践与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实践，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及其《君主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例证”。[1]6本书的主题是政府主要是靠实力和权术实行统治，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使得《君主论》及马基雅维利本人都引发了来自多方面的争议，《君主论》被认为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事实上，联系到马基雅维利在与《君主论》同时开始又同时完成的另一部著作《论泰特斯·利维的头十卷》中对政府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态度，不难发现，如果从国际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君主论》，就会真正体会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君主论》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影响巨大，《李维史论》所反映的自由理念和共和制学说则成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的理论内容之一，[2]18正如萨拜因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更多的应列入外交文献一类而非政治理论书籍”。[3]394

二、《君主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并未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理论，[4]47但却不妨碍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将其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基石之一。相对于《李维史论》为当代国际自由主义提供理论来源相比，《君主论》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显得更为引人注目，大约“得益”与作者在其中对权术完美的剖析，将政治与道德分离所得到的“昭著臭名”。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过，更有可能是得益于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占据最有影响力地位的原因。通过对该著作及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经典的梳理，可以发现，《君主论》对现实主义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

（一）史论结合的经验性研究方法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史论结合，而注重历史研究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传统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因为理论是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假设的推断中得出规律的”“唯有历史方法才能使我们避免只根据某一体系的情况就作出判断。”[5]214-215运用历史研究的另一方面是注重比较，因为“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历史研究，不能囿于历史而必须超越历史，这就要运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6]106马基雅维利多次以欧洲历史上各国君主为例，列举大量史实，作为他论述政治观点的理论依据。比如，他在论述统治者如果遵守信义会对自己不利，是否需背离善良之道时，以亚历山大六世善于欺骗并获得成功为例，告诫君主必要的时候背信弃义也无可厚非。还将历史上各君主如何取得、保持乃至失去政权的过程和原因进行比较分析，使当时的君主引以借鉴。他注重国家之间的比较，例如，在讨论君主如何避免人民的憎恨时，以罗马帝国的几位君主残酷贪婪、尚武而危害人民与法国国王给予人民更多自由与安全相比较，论述了君主要妥善治理国家， 应重视人民， 使其获得满足。

此外，《君主论》对现实主义研究范式的启迪是将“权力—利益”置于中心议题的地位。《君主论》通篇着重论述君主何以获取和维护权力及攫取最大利益的方法，国际现实主义继承了这样的议题，古典现实主义断定“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2]80国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权力。新现实主义虽然不再认为权力是国家追寻的目的，但仍然重视权力对国家的重要性。

（二）奠定了国际现实主义的主要议题

1.关于人性的假设。人性本恶是《君主论》中的主要论断之一，马基雅维利认为“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朝三暮四、逃避危险、生性贪婪的”，“攻城略地，征服他人本来是人类一种很自然且很平常的欲望”。[1]98，17这样的判断就成为后来的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成为古典现实主义六原则中的第一原则——“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与整个社会相同，是受来源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的”。[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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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理论性方面，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历久弥新。源于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以及康德等名家的国际政治思想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先后经历了道德与权力、传统与科学、权利与制度以及制度与文化等四次学理论争，[2]并在争论中不断获得发展。现实性方面，理论的产生总是源于现实需要。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呼唤理论的指引，另一方面也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跨学科性方面，如前文所述，该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与国际战略学、外交学联系紧密，也与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文史类学科颇有渊源。这些特征要求教学方法灵活、生动，才能产生良好引导。其次是教学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上，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为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配合为辅。教学过程中，课程往往以概念讲解为起点，基本按照内涵、外延、特征和地位等顺序逐次展开。这样的教学方法优势在于教师很容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劣势也很明显，对学生而言，积极性却难以的到有效调动，因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并进行知识系统架构的目的并有实现，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方法愈加显得陈旧。从教学过程来看，科学的教与学的作用应该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意在“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3]无论是中学教学，还是本科教学，这些结合愈来愈明显。相较而言，案例教学法在处理这种结合作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而且重视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下教与学的互动等。可见，从学科特征和教学方法主客观两方面来看，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都存在必要性。

一、国际政治学概论课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与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的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存在可行性。一是案例教学法的优势提供了方法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逻辑严密，并且理论性强，因此教学上要求通过积极有益的调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分析综合能力。而改革开放后渐渐流入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直观性。具体来看，其关联性表现为注重从案例中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应用等，有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加强理论的基础学习；而直观性表现为将理论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有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分析与综合能力。二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提供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专业基础。基于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上设立的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无疑同样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案例教学法要求所适用的课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现实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网络，这些要求都能从专业的特点中的到满足。理论方面，不仅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和女权主义等众多流派的交锋，而且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现实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因而，对此研究表现出紧迫性；跨学科方面，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学科理论的包容性，如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包容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4]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的包容性，需将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学科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体现了该专业深厚的底蕴，能够为该方面的应用提供专业基础。三是教学中的互动为该应用提供了融洽的氛围。案例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互动相当重要。总结来看，互动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互动，即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避免单纯填鸭式教授与被填鸭式学习。该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生群体。从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来看，他们已具有了较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一定层次的科研能力，并且主观上研究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因此，能主动与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且往往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无疑，能够成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主体。二是物的互动，即运用教学手段将材料与知识点的联系结合起来，避免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单一罗列与材料的简单描述。三是人与物的互动，即在物的硬件基础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以上方面的结合，达到教与学的最佳状态。四是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工具主要为课本、讲义、黑板和粉笔。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新颖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来，如多媒体，网络和操作软件Powerpoint、Photoshop等，由此，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手段发展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教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一是应用技术来改善教学，如网络的联通可以是国际时事与课堂紧密联系，多媒体能够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展现历史等；二是网络，如校园网、大量教学数据库等亦应用于教学，[5]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支持。可见，先进教学手段能为该应用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呼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而且该方法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以下分别从内容、手段和形式上探讨如何应用。

1.教学内容上，结合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使教学更趋深刻。该课程理论性强，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引入各大理论，而且要在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引入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争取特色创新，尤其在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其最优化的步骤可以经过以下努力：教学内容符合教学任务；找出最主要、核心的任务；协调各学科的联系；内容符合于教学时间规定；为不同的学生准备各种区别选择。[6]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经历了四次论争。如果与具体的国际环境相结合，设置案例进行讲解，尤其注意选择能突出理论关键点理解的材料，并注意层次上的引导，则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以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步骤的要求，教学前可做好如下准备。首先，确定教学任务为讲授“民族主义”，并主要是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问题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问题二：当代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泛滥的原因；问题三：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其次，内容上，根据课程安排（时长为两课时）来进行设定，按照导入功能、分析功能和结论功能的层次循序渐进安排教学材料。比如，根据需要，“民族主义”可以安排以下材料。材料一：巴以问题的由来。简要列举从犹太国的历史、二战的争议到中东战争，以提供思考的历史背景。材料二：巴以问题解决的几个阶段。材料三：巴以问题解决的障碍，此材料为分析性材料。以上三则材料展示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可以提供结论性材料，即材料四：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的定论，如埃沃拉认为民族主义在7种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等。再次，以上材料一一展示后，教师可根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知识点的讲授可以告一段落。在教学过程中有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注意：一是课堂引导与课后思考相结合。引用的案例往往信息量大，分析只是引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信息量，因此，可以课后交流的方式，如深度思考问题等，以推进探究程度。二是课堂上应启发学生将了解资料和理顺思维相结合。这也与案例信息量大有关。因此，讨论时，应及时控制主题的进程，以不断深入的问题加以跟进，而不至于讨论白云跑马，无果而终。三是材料描述与理论提炼相结合。材料往往是对事实的描述，与抽象的理论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当及时引导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2.教学手段上，结合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教学更趋生动。在教育教学中，知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7]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的教学要求将大量的理论、史实资料以及国家文化特色相结合，单纯的口授笔传难以全面将这些庞杂的内容有效呈现。相比之下，案例教学法更有优势，不仅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通过设置情境来教学，将知识点或者理论论争得以立体展现，从而生动的还原知识内涵，而且可以借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等影音资料展现案例的现实性，更可借助网络技术，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涉及外交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外交的视频。观影后，就设计的问题，如“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组织进行讨论，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仅是教学的环境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实施教学时，不仅要依托传统课堂的平台，更要提升运用技术对学习进行检测、管理和指导能力。[8]因此，教师不仅应不断提高驾驭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能力，而且在具体技能上，应提高熟悉资料数据库的运用，网络信息的收集以及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技巧。

3.教学形式上，结合课程需要以及师生间的知识结构，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开展讨论或进行辩论等，使教学更具启发性。传统教学上，主要以教师口述笔授来进行讲解，但在案例教学法中，可以不拘泥于“讲授”这一单一形式。在该教学法中，学生将起到主体作用，教师以引导和辅导的角色来主导教学过程。因此，可以根据课程特点以及知识基础，在学生中建立学习小组，组织讨论或辩论的启发式形式进行教学。学习小组的设立不仅缓解教师的课堂压力，而且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以该课程第五章“国际政治的法律规范与国际机制”教学为例，可以将课程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案例教学的重点之一，内容上结合冷战后两个著名的案例，即科索沃独立与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进行教学，而形式上，组织学生分组进行“高于人权”“人权高于”的主题辩论。关于和人权的地位，中西方学者以至政界皆有不同的论述，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两种观点“高于人权”和“人权高于”。根据现有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两个表述皆有理论和事实论据来支持，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可以在课堂上采取辩论的形式。学生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将会充分收集两种观点的支撑材料，并进行分析，因此，不仅为课堂节约了讲授观点的时间，而且也很好的调动乐学习的积极性。对于辩论这种灵活的形式而言，教师的点评显得尤为重要。好的点评能够让课堂在灵活的形式之余锦上添花，拔高思想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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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努力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2]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3] 洪远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J]. 研究. 2009（07）

[4]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5] 胡钧：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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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管理产生于体育运动实践的需求。经过近百年发展，体育管理形成了趋向完整的专业体系。在体育飞速发展的21世纪，总结历史经验，理性认识体育管理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 体育管理 发展 影响因素

一、体育管理科学研究因素

体育管理科学研究是是影响体育管理专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推动体育管理科学研究工作，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转变传统研究主题，研究关于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体育市场化管理的重要课题，实现体育管理科学研究的突破。研究主题要紧跟体育的发展需求，服务于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强化体育管理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多吸纳交叉学科背景的人才，多引进国际优秀人才。完善体育管理学术组织体系，加强体育管理专业协会建设，促进体育管理专业研究与交流。加大体育管理专业学术平台建设，聚集体育管理专业的人才，集中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二、体育实践因素

加强体育管理专业发展与体育实践的联系：（一）加强与体育管理部门的联系，积极参与体育管理部门的体育管理工作，在提供体育管理服务的同时积累学科发展的素材。（二）在体育相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学生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体育管理实习机会，为指导教师提供体育管理行业最前沿的信息。（三）积极引进体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担任高校体育管理专业兼职教师，派出教师到体育管理部门开展体育管理服务工作。（四）加强与运动项目协会、体育管理学会等行业协会、学术组织的联系，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五）加强对体育管理最新领域的跟进与研究。（六）建立体育管理专业建设与体育实践相结合的监控机制，提高体育管理专业发展的实效性。

三、体育管理理论体系因素

理论体系对体育管理专业而言意义重大，发展体育管理专业首先要注重并完善体育管理专业理论体系的建设。应从层次、职能、内容上加以完善。（一）宏观上加强体育战略管理，中观上加强体育管理各个领域的研究，微观上加强具体体育管理业务的研究。（二）深入研究体育管理职能的独特规律，形成体育管理特有的职能体系。（三）扩展体育管理内容体系，深入原有体育管理内容的研究，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此外，加强体育管理专业理论体系成果的建设，出版一批体育管理专业的精品教材，建设一批体育管理专业精品课程。

四、体育管理专业教育因素

体育管理专业教育体育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对于体育管理专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加强体育管理专业教育，发展体育管理专业：（一）根据社会的需求、体育管理的需求、区域人才的需求来设置专业。（二）实施专业认证制度，提出体育管理专业的标准和资格证书。（三）将体育管理专业课程分为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应用课程、实践锻炼课程和研究探索课程四类，强化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四）多吸收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和丰富实践经历的体育管理专业教师。（五）培育和发展体育管理专业，突破体育院校培养体育管理人才的局限。（六）在体育管理的社会服务中开展专业教育，培养体育管理人才。

五、相关科学技术因素

体育管理专业具有应用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征，发展体育管理专业应注重从以下方面利用科学技术进歩的成果：（一）密切关注理论基础科学的动态，关注行为科学、自然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学术信息，将这些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应用到体育管理专业中。（二）加强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引进与吸收，在体育管理学领域，不断引进最新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理论与方法，吸引管理学的人才加入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中。（三）积极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从体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域出发，研究体育管理领域的现象、问题。

六、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既能促进也能阻碍体育管理专业发展，体育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政治因素：（一）利用政治因素的推进作用，使体育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要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相协调，从而利用政治的需求获取政治资源的支持，以推进体育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二）预防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体育管理专业发展中，要首先遵循自身的学科逻辑，保持体育管理与政治之间的适度关系，防止以政治为中心发展体育管理专业。

七、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对体育管理的影响，一方面显示为对体育文化、体育组织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显示为对体育管理的间接影响。发展体育管理专业：（一）利用文化改革的契机，借助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强国建设主题，将体育管理专业发展融入其中，获取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二）通过形成高水平的体育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对策，发挥体育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独特作用。（三）借鉴文化改革、文化发展的经验，开展体育管理科学研究工作，提升我国体育管理水平。（四）地区性、民族性的体育管理中，考虑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发展地区体育管理和民族体育管理等学科分支。

八、全球化因素

在国际化的影响下，世界贸易规则等全面进入体育领域，体育管理专业必须树立起全球化的系统视野、竞争意识和管理方法。利用全球化因素的影响，发展体育管理专业应做到：（一）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体育管理方法、体育管理措施、体育管理研究主题、体育管理研究理论与方法，弥补自己的不足与落后。（二）积极参与、承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掌握全球体育管理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三）要树立全球观，科学研究要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人才培养要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国际体育管理技能，社会服务活动积极向国际体育赛事、国际体育组织扩展。（四）强化体育管理向国际体育管理转变，深入研究并建立国际体育管理专业分支。

参考文献：

[1] 肖林鹏.现代体育管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2] 刘云柏.中国管理思想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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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研究主题的变化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挖掘主流范式性别中立背后的性别故事，批判主流范式的男性特征，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第二个阶段，与主流范式就性别与国际关系、女性主义议题和女性主义方法论等问题展开论争，实现从国际关系的“女性化”到真正性别化的转变。目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启了理论体系和方法伦建构的进程，这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成为成熟理论范式的必由之路。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4－0058－08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后果。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理论共同培育了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它借鉴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女性主义为研究视角，以社会性别(gender)为核心分析范畴，通过将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揭示国际关系的男性特征，致力于发现隐藏在主流(mainstream)理论及其实践背后的国际关系真实图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带来这样一种清新的观念，即国际关系学及为国际关系提供理论素材的世界政治都是性别化的；生别是构成国际关系及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经两个10年，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第一个10年主要是批判主流范式特别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男性特征(masculinity)；第二个lO年围绕性别和国际关系的关联与主流范式展开争论和交流。从理论的主题看，第一阶段致力于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第二阶段则更多地尝试从完整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理解国际关系，建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推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成熟。

一、批判：揭示主流文本背后的性别故事

在学术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这样的传统：以普遍性压制乃至取代特殊性。就两性关系而言，男性被定义为自我(self)，用以指称主体性、普遍性；女性被定义为他者(other)，用以表示非主体性、特殊性。排斥妇女及女性特征是传统思想、话语和理论基本的结构性原则。这一传统延续至国际关系学就是主流理论挤压女性主义等边缘理论。面对主流理论的围堵、排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获得生的权利，为自己争得学术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抓住主流理论的致命缺陷――性别缺失予以重击。自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学以来，女性主义学者致力于通过两条路径反映国际关系中的性别图景：一是通过“添加妇女(adding women)”，揭示男性及男性特征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另一则是追问“妇女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发现作为“国际关系中被掩藏的行为体”，的妇女。这两条路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计划。从主流范式的角度看，女性主义与人们的传统认知是不和谐的，它要求质疑并颠覆主流范式的核心假定，寻求听到沉默者，发现隐而不见者，呈现出主流文本背后的真实图景。因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首要的功能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矛头直指主导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范式――现实主义，揭示主流话语的性别倾向。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被认为是与性别无关的，性别议题从未出现在主流理论的视阈之内。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看，似乎只有一种性别――男性――可以界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过程与行为是由男人操控的，其理论是由男人设计的，由此得出的观点由男性思维及男性模式的支配，妇女和妇女问题是处于国际关系之外的。现有的理论范式不可能体现并增进妇女的利益，也无助于提升妇女的地位。通过确立男性的主导地位，以及忽略妇女的贡献及议题，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呈现出片面性和男性气质特征。声称与性别无涉的国际关系，实则是高度性别化的，主流理论实为男流(male stream)理论。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来自边缘的视角，对于分析世界是有价值的，它使我们看到了从中心视角看不到的东西。对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自己确定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主流范式的性别意蕴。

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及理论假定是由现实主义确定的，现实主义范式首当其冲成为女性主义批判的对象。女性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基本概念、理论进路、最终结论都是包含性别隐喻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成及推论的过程完全受男性与男性特征主导。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以至国际社会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在不断摒除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最终成就了具有女性缺席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在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中，故事与其背景间的依存关系被抹杀了，故事所赖以存在的背景隐而不见。现实主义(也包括新自由主义)将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其叙事的基本前提和立论的基石，以此为逻辑起点推衍出了理性、权力、暴力、自助和战争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与重要结论，并最终搭建起理论大厦。无政府假定是现实主义推衍出性别化理论体系的根本，发现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别特征对于揭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性别特征具有决定性意义。质疑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对主流理论的本体论发起挑战，进而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的颠覆，改变主流叙事模式。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产生前自然状态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传统政治理论中，国家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男性的领地，女性则处于私人领域――家庭之中。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与女性无关的。在此意义上，国家造就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根本上是男性造就的，其前提是女性的缺席。女性的缺席是现实主义叙事的潜在背景，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它被隐藏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后。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沿着现实主义理论生成的逻辑，逐一检视后者理论构成的每一个环节，以破解现实主义性别中立的神话，还国际关系以本原。女性主义认为，在基本概念的设计上，主流范式呈现出典型的男性气质。用以支撑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安全、权力等都是性别化的：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权力通常都被赋予国家这一主体之上；现实主义的国家观念是以男性为基础建构的，国家是理性人的化身，本质上是力量的体现；依照现实主义逻辑，理性的国家要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力就显得异常重要，而权力无非体现了一种力量对比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衡量力量的主要指标在国际政治中被界定

为能直接征服他国的军事力量，即武力；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追求各自利益的国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本国利益，而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也是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理性、暴力、权力、自助与战争等都与传统观念中的男性特征相关联，或是用以表示男性特征的。

在对国际关系的正统理论――现实主义进行性别批判之后，女性主义并不甘于这种挑战者的地位，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建立对国际关系学的性别分析，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多维度成为女性主义的学术使命。

二、论战：与主流范式的争鸣与对话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几次重大的学术争鸣和对话。正是在学派的冲突、争论、对话、融合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国际关系学的蓬勃发展。但这几次论战是在认同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逻辑或分析框架下进行的，争论集中于学科的边缘地带或停留在哲学层面，从而遗漏了许多能够反映国际关系现实的重要信息。因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前，“国际关系学内缺乏真正的、规范的争鸣与对话”。而女性主义一经介入国际关系领域，即开启了国际关系学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以主流范式批判者的身份出现的，批判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在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对主流理论进行批评。这导致在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对话，出现了两套话语体系言说各自理论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义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未能引起主流理论的足够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操持学科话语权的主流理论拒绝将尚嫌稚嫩的女性主义作为对话的对象，排挤女性主义。无论从女性主义自身成长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发展来看，学派间互动性的相激相争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义将自身的价值定位在超越批判，建立真正意义的学术争鸣与对话，在女性主义与主流范式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从主流理论的角度看，它们是兼容其他学派合理性的产物，这种兼容性使得主流范式不可能长期漠视新的学术流派和新的思想观念。因此，面对女性主义势头猛进的批判，主流理论开始反思、自省并做出回应。在主流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争鸣与对话问题上，后者无疑具有处于弱势。在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都面临着被该学科的主流范式认可、接纳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发展表明，不同时期国际关系学被不同的理论范式所主导。这意味着，一方面新学派与新方法须经主流范式的认可方能取得“合法”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新学派与新方法会催生新的理论范式。

主流范式与女性主义的争论目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性别与战争、和平之关系，即是否必然是“男性进攻，女性和平”，最终归结为“社会性别差异是生物意义的，还是社会建构的”之争；(2)女性主义理论的议题是否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3)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是否能够经受科学的检验，女性主义可否构成一种理论范式。

主流范式认为，女性与男性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造成的，不可改变。一个女人统治的国家将会在充满暴力与争斗的国际社会中处于危险的境地，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成为主流学者反对女性参与国家外交事务，排斥女性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理据。女性主义则认为所谓“进攻的男性”与“和平的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社会化的结果，与生理性别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男人制造了战争，女人缔造了和平。将战争或和平与某一性别种类简单连接起来是主流理论的惯用逻辑，它导致主流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简单主义的窘境。在研究议题方面，主流范式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女性主义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个人安全是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它关注战争期间的个人，特别是深受战争之害的妇女和儿童。在他们看来，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个人在价值上优先于国家。主流范式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状决定了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女性主义所提出的研究议题在主流范式那里一直都是作为高级政治和外交的附属而出现，不符合国际关系的“真正”议题，是边缘化的，距离现实世界遥远，难以为人们所理解。造成两者研究议题差异的根本是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对于女性主义而言，方法论问题比研究议题的合法性问题更为紧迫。主流范式或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谓女性主义方法，或承认女性主义方法的存在，肯定将性别及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视阈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又指责女性主义未能很好地适用于微观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的方法，对国际关系而言是非科学的，进而根本上否认存在所谓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传统思维模式对女性主义的误读。女性主义研究建基于多样性的“真实世界”，催动国际关系对微观层面的关注，描绘隐藏在国际关系议程背后的真实图景，强调从实践，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建构理论。在女性主义看来，国际关系并非只是与国家相关的，“个人的亦是国际政治的”。国际关系研究应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着眼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主流分析的失误就在于，它忽视了国际关系的微观层面，抹杀了国际关系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陷入了狭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框架。女性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独特性，以及它从边缘视角对国际关系核心问题的审视，使得女性主义无法契合国际关系原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式，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

时至今日，随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影响益隆，主流范式与女性主义的学术地位由原来的极不对称逐步向平等对话迈进，女性主义所指出的主流范式中存在的问题开始引起后者的重视，女性主义学派的学术地位开始逐步得到主流范式的认可。

三、视野扩展：从“妇女问题”到社会性别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引入性别问题，揭示国际关系在貌似性别中立面纱之下的男性特征，通过使国际关系“性别化”，以期最终改变性别化的国际关系。“对于相信妇女与国际关系间存在某种联系的人来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妇女，而真正的问题是社会性别。”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使命有二：首先是在男性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问题，赋予男性及男性特征主导的同际关系以女性特征；二是超越单一性别(男性或女性)，使性别问题从边缘到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

国际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常常是缺乏性别视角，主要反映男性观点、思维和模式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其概念中排斥大多数妇女的经验，一方面是因为妇女在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缺席，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男性思维活动的产物，是建基于男性视角的。国际关系界定对妇女经验的排斥，导

致了学术研究过于关注冲突、无政府、权力等议题，限制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和学科边界。女性经历与男性经历的差异，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的不同，使我们有必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妇女及妇女问题。为了改变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排挤、贬抑女性的历史与现实，早期的女性主义致力于将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另一性别――女性带入国际关系，并发现潜藏在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妇女及其经验被传统上关注权力、竞争的公共领域，以及关注代表人类经验的男性观念隐而不见，通过追问“国际关系中妇女在哪里?”，为何我们这个学科关乎的主题与妇女的生活经验相距如此之远呢?”，女性主义对传统国际关系构成了有力的挑战。这一阶段女性主义特别关注“妇女问题”，侧重以女性个人的视角及经验理解国际关系，从与妇女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出发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行为，还女性在国际关系中应有的地位。对于只反映男性特征的国际关系及其理论而言，女性主义对妇女和妇女问题的引入增加了国际关系知识的载体。也正因其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女性主义被误解为是关于妇女的学说，似乎它只是关于人类的一半――女性的理论，而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社会性别则被指责为妇女的同义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如女性主义方法批判主流范式时指出的，仅从一种性别的视角，以单一性别的经验打造理论是有缺陷的。主流理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仅从男性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如果反对、摒弃男性视角及男性特征的同时，却单纯从女性视角认识国际关系，无疑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仍然难以全面地认识国际关系，同样会陷入狭隘本体论的困局。为了避免重蹈主流理论本体论狭隘主义的覆辙，女性主义方法明确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所追求的就是或应该是将妇女引入国际关系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识到，自身的目的不应局限于仅仅在现有理论框架内“添加(adding)”妇女问题，在由男性特征界定的诸如公共领域、军事、理性、政治认同、客观性、“经济人”等范畴中简单地“添加妇女”，而是要彻底地改变主流理论的思维结构、理论架构，改变主流文本的男性假定前提及其性别化的内涵，从根本上颠覆、改写国际关系理论，最终达到自我实现之目的。

在将女性及其视角引入国际关系之后，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性别需超越于“妇女问题”来看待，不能简单地视妇女为特例，更不能将性别直接等同于妇女，而应该质问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如何共同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性别问题如何塑成了该学科的概念、思想和机制。这标志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人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开始走向成熟。女性主义所谓的性别不仅包含女性，也是关于男人和男性特征的，只有全面地对待性别问题才能切中国际政治的核心。而恰恰是在有效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弥补了主流研究的性别缺憾基础之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才能超越这些局限，进而研究由妇女和男人共同参与的世界政治、经济进程。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开始正确看待、评价主流范式，对其理论贡献予以了肯定，并开始寻求与主流范式的沟通、对话。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无论单纯从男性的角度，还是仅以女性的眼光，其所见都是有限的、不全面的。这个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构成的，单纯从任何一种性别视角观察世界所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认知。同时女性主义视角也不能完全涵盖其他研究视角，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主流理论或既往的国际关系研究，而是致力于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的另一条路径，使人们看到主流理论所未见的或忽视的事实。

四、面向未来：构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体系

一个学科中一种理论范式从萌生、成长到最终成熟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1)确定独立的研究议题：(2)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吸纳；(3)开辟独立的研究领域，对本学科产生重大影响。就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三个阶段表现为：(1)性别问题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阈；(2)对现有理论范式的性别缺失予以批判；(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独立研究领域，形成完备的研究体系和独特的方法论，对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女性主义之于国际关系尚属新生事物。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进行“圈地”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相对于主流范式，女性主义仍处于边缘地带。

历经对主流范式的批判并与后者展开激烈的争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基本得到认可，但女性主义走向成熟与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一是进一步消除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轻视、误读，弥合与主流范式之间存在的鸿沟；二是搭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自己的研究体系框架，确立系统的研究议题；三是弥补方法论的不足，建立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客观地讲，女性主义理论能否在国际关系领域稳步、健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主流范式的关系状况，而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指责多起因于后者在理论与方法论建构方面的缺陷，因此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后面两个问题的关注与解决的程度。

女性主义者往往抱怨，在国际关系领域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相当狭隘，对女性主义富有改造、创新作用的理论洞见却视而不见。传统理论家指出，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为分析国际关系提供一个复杂的理论建构，它极不严谨，缺乏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有组织的框架。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探究国际关系实质和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的学问。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对现实的抽象，不仅要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国际关系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为人们答疑解惑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而女性主义理论陷入了过于关注世界政治环境和世界政治研究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怪圈，重描述轻解释，重批判轻建构，没有为指导全面的分析提供解释性的理论工具。

传统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如国家、权力、安全、无政府、国际体系、战争与和平等都已进入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议程。在女性主义的研究纲领中，缺少的不是研究议题，而是系统的研究体系，以及能够将上述研究议题贯穿起来的逻辑线索。正因如此，与主流范式相比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起来是“碎分化”的，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逻辑不清晰的。女性主义理论要建立系统的研究体系，就必须将重心由对传统理论的批判、解构转移到自身的理论建构上来，以女性主义视角与方法，确定研究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后搭建完整的理论框架，最后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篇10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制度选择；经济因素；政治因素

中图分类号：F821.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一、汇率制度选择

日前，尼日利亚、埃及等国相继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宣布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允许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随即引发本币大幅贬值，也将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重新纳入人们视野。

汇率制度可以粗略划分为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汇率制度的选择也徘徊于这几者之间，当然在具体分析时还存在更细致的划分（如IMF将汇率制度划分为货币局制度、传统的钉住制度、稳定安排、爬行钉住等十种）。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标，在不同的外界环境和自身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体会根据需要转变自己的汇率制度。有时这种转变是自发的调整，有时则是面对严峻冲击不得已而为之，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因冲击而导致的汇率制度变更往往会伴随巨大风险。

二、传统的汇率制度选择研究范式

历史上对于汇率制度的选择曾有过充分的探讨，即使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汇率制度选择也一度是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出现过原罪论、“害怕浮动”论、“中间制度消失论”、“最优货币区”等众多理论。原罪论是指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本币难以用于国际融资，尤其是长期借贷更加困难。“害怕浮动”论是指很多名义上属于浮动制的经济体，实际上汇率波动很小，接近固定汇率制。“中间制度消失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理想的汇率制度只有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两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种中间汇率制都不可持续。最优货币区是指符合特殊条件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保持货币的无限可兑换性，汇率相互钉住并保持不变，但是对区域外的国家或地区实行自由浮动，最优货币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成为统一的区域货币，如欧元。

大量研究表明，对所有国家（或地区）在各时期都适用的最优汇率政策是不存在的，因此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聚焦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如何在特定条件下确定合适的汇率制度。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下，汇率制度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因此合意的汇率制度取决于其他的经济要素，这些经济要素包括GDP、外汇储备、贸易规模、外债规模、通货膨胀率等等，通过将这些变量纳入相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影响汇率制度的经济因素。

传统的汇率制度选择研究对于不少经济现象有一定解释力，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研究结论在面对这样的新局面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根据这些结论制定的政策也往往应对失措，相关研究遂逐渐冷淡下来，坚守下来的研究者也转变了研究方向。

三、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新动向

总体而言，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后续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对前人研究的质疑，从数据到方法，尤其是汇率制度的分类。很多人认为传统的对于汇率制度的分类并不准确，有很多声称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其汇率其实一直在波动，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大部分扬言本国是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实际是有（严格）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有相当数量国家的汇率制度名不副实，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针对这样的质疑，不少学者对汇率制度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RR分类法以及LY-S分类法等，它们更注重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不过相关研究在确定各国的汇率制度上显得比较主观，最核心的指标各国实际汇率也不易获取。

还有一方面是对前人研究的扬弃，具体而言，表现为对研究对象的重新认识和对分析指标的扩展。相应地，这一类文献又可以细分为两部分：分类分析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以及将政治因素融入汇率制度的分析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细分的这两部分是殊途同归的，最终都落脚于政治对汇率制度的影响上。

分类分析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是因为研究者们终于认识到，国际货币发行国和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抗汇率风险能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上也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机制。在全球经济衰退时，小型经济体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实际上并不取决于自身意志，而要视世界经济大势随时准备变通，但无论采取何种汇率制度，都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反之，大型经济体，尤其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则能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转嫁风险，具有超然地位。在分析不同国家汇率制度选择时，如果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概而论，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

至于政治因素对汇率制度的影响，有从宏观的角度，如民主化程度、政治稳定性、选举时间、中央银行独立性等进行分析的，也有从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角度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的。虽然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尚不尽完善，但仍极大丰富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而且由于立足政治本身，基于政治因素的分析往往在落实为政策时更具针对性。

四、结语

对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哪些因素，经历了早期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到后来金融因素分析的转变，现在看来，今后的研究或将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这种研究借鉴了之前的方法，通过将政治因素量化，建立相关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量化处理的具体方法因人而异，但都致力于政治制度和社会不稳定性等因素的定量评估上。

通过一国（或地区）的各种政治条件来分析其汇率制度选择，是汇率制度研究的新领域，基于这个立意，再结合更科学的汇率制度分类，或可为当前汇率制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CM Reinhart， KS Rogoff. The Modern History of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A Reinterpre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119（1）：1-48.

[2]梅冬州，龚六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经济研究，2011（11）：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