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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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缺失定价权；经济学分析

国际贸易定价权，指的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种能够左右国际产品市场交易价格走向的力量或权利。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进出口贸易大国，但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定价权几乎丧失。那么，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缺失定价权的原因是什么?

一、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运用市场供求力量所形成的自由竞争机制解释了市场价格的形成、波动和均衡，探讨了由于产品的供求关系失衡对产品价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即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供小于求时价格上涨，当求小于供时价格下跌、求大于供时价格上涨；并得出了供求关系是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结论。尽管商品价格决定理论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取得了重多项目研究成果，但供求关系仍然是影响价格的最基本力量。

(一)我国进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出口贸易中，如果国际市场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是一定的、且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那么当本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供小于求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会丧失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出口的稀土为例，我国稀土出口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1990～2007年，我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lo倍，可出口价格却持续下跌，平均价格曾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2008年，全球稀土的需求量为10万吨左右，我国稀土生产能力却达20万吨，国内消费占总产量的1／3，2／3的稀土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刘刚，2009)。我国稀土在国际市场上丧失定价权的直接原因是持续、快速、严重超过需求的无节制供给所致，因此，提高稀土出口价格的重要措施是大幅减少稀土出口量，适度实施稀土供给的饥渴战略，有效把握稀土出口的供给弹性。

(二)进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进口贸易中，如果本国进口产品占国际市场10％以上较大份额、且国际市场上对该种产品的供给是一定的，那么当本国进口产品的数量求小于供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失去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为例，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量占据全球65％以上的市场份额，2000年，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从6900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6.27亿吨，10年间增长了近10倍；而同期的铁矿石价格也由2000年的25美元，吨上升到2008年的137美元／吨，9年间增长了5倍多。应当说，我国对铁矿石进口需求的持续、刚性、甚至是过度增长是导致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的直接原因。因此，降低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钢铁产量、合理减少进口量，有效把握铁矿石进口的需求弹性。

二、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

以产业组织理论代表人物张伯仑和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等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决定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成为了大多数市场结构的现实状况；因此，除了供求关系以外，在垄断竞争中拥有资源、技术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成了决定价格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市场理论，出口国能够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影响或取得定价权除需满足占据国际市场较大或领先份额这一充分条件外，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出口产品非同质且较难被替代；二是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的影响力等。

产品的非同质和较难被替代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因自然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资源类产品的独占性或垄断性；二是因技术专利性所形成的技术的领先性和先进性；三是因企业、组织或政府的政策等所形成的行业产品的进入标准和禁出标准等。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影响力的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其生产产量足以保持其在国内市场具有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二是具有组织协调国内行业横向一体化的领导能力，能够通过有目的产品价格变动引领行业的价格走势；三是有强大的信息、融资和营销渠道平台，善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等。

(一)我国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我国出品产品

包括少量的资源性产品、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和少量的服务产品等。从我国出口的少量资源类产品看，有些资源性产品如稀土是具有资源垄断优势的，但未能影响直至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权的主要原因是稀土行业没有培育和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骨干企业，行业企业众多导致集中度过低，在产能过剩的状态下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就成其必然；因此，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控制供给数量，变数量优势为规模优势。

从我国出口的一般工业制成品看，工业制成品技术的自主率很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同时，大多数产品以一般竞争性产品为主，国际市场上的替代程度较高。因此，因缺少技术优势而难以采取控制供给的政策，一旦控制产品供给，其它已存在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就很快填补到市场内。此外，我国同一行业生产厂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低、内部缺少协调和整合，导致对内无序竞争、对外缺乏合力，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恶性竞争，结果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我国必须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的自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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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是法学家们的崇高理想

 

对于国际法，法学家们曾经有过诸多定义，这些定义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法的认知，也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法的期待。“在对国际法下定义的时候，也不能从抽象的标准出发，而只能从一个具体的社会，即从一些国家组成的社会出发，这些国家组成的社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学的和规范性的统一体。“国际法或万国法是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这些规则一按照通常的定义一调整各国在其彼此交往中的行为。”[2]“国际法是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3]上述定义都表明，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国家之间相互冲突与协调的产物。历史上，法学家们对于国际法有着大量的经典性的论述。对于法、国际法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探讨，始终是国际法学者关注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从古罗马时期一直到当今，相关论述层出不穷。在此，笔者仅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西塞罗、格老秀斯和康德的相关思想和理论做一个简要的论述，以说明维护国际和平是国际法学者的崇高理想。

 

古罗马的西塞罗提出了“世界国家理论”认为法律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说：‘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而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他们说那第一的和终极的法律乃是靠理性令一切或行或止的神明的灵智。因此，法律由神明赋予人类，它理应受到称赞，因为这是智慧之士允行禁止的理性和心智。”[4西塞罗认为法律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民，当然有其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但是他由此推论出的法律神圣性，法律对于人类世界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论证了法律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时指出，“须知即使是宇宙，也都服从于神明，大海、陆地听命于它，人类生活听从最高法律的命令。9西塞罗的这一法律思想始终是一致的。他在《论法律》第3卷中也如此论述道：如同宇宙基于其各部分的统一的自然性，依靠着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而维持和存在一样，人类也这样由共同的天性把他们结合到一起，但却由于恶习而互相纷争，并且不理解他们是有共同的血统，处于同一的安全保护之下。如果人们之间的协调性得以维护，那么人类便可过神样的生活。6]法律对于人类和平生活的价值，跃然纸上。

 

荷兰的著名法学家、国际法的创始人格老秀斯，对于国际法促进世界和谐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贡献。他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严格意义的国际法著作《论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国际法就是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合意采用和制定的一种法则。因为个人与个人之间，要使全体获得相安与幸福，而制定国内法;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要想使全体获得相安与幸福，而制定国际法。如果个人只顾眼前的私利，而不尊重国内法，便破坏了永久的和子孙的利益;所以不遵守自然法和国际法的国民便会破坏将来和平的保障n。他对战争的态度也同样表明了他对国际法、对和平的认识。他从国际法的角度并不认为战争都是不正当的。在他看来，为和平而战，为保卫生命财产而战，都是正当的。正当的战争是为了和平，而不是破坏和平。他所反对的是不合法的战争，因为不合法的战争是对和平的破坏[8]。格老秀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论述，对于人类世界的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把战争看作是促进人类世界和平的手段与途径。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康德对国际法作出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是从国际法的产生来阐释他的国际和平思想的。他说，在自然状态时，“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强者的权利占优势，虽然事实上不会老是发生真正战争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为。在这种状态下，各民族的国家都感到不安全，从战争获得的财富也只能是暂时的占有。于是相邻的民族或国家，就会订立最初的契约，结成联盟，摆脱战争状态，各国根据国际法行动，力图建立一个由法律规定的和平的国际社会。康德明确反对国际战争，他认为一个公民社会，如果统治者要求人民去作战反对别的国家，那么，每一次宣战必须经过公民的同意或通过他们代表的同意。只有一种情况才是正义的战争，那就是有一个不公正的国家，它威胁了各国的自由，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和平状态，使得各国之间的关系退回到自然状态，在这个时候，各国便可以联合起来用武力消灭这种不公正的根源，恢复国际社会的和平[10]。康德追求的国际社会的理想目标是永久和平，他主张国家之间采取联合的办法，使各个国家都处于法律的秩序之中，按照自由的法则，各国和平共处。人类要不断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总结经验和教训，在不断努力之中逐步达到永久的和平状态，实现人类的理想[11]。历史上曾有学者嘲笑康德的这一理想。其实，康德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达致永久和平状态，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值得尊重的见解。

 

法学家们对于国际法使命的设想和论述，为国际法的发展开辟了理论的道路，成为当代国际法重要的思想基础。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推动和谐世界建立的思想认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形成的。这些精辟的关于国际法与人类和平的关系的论述，对于维护人类和平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二、国际条约是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工具

 

国际法是由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构成的。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今天看来，还应当是国家之间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工具。为什么说国际条约具有这样的国际法意义和世界意义呢?我们可以从国际条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上找到答案。

 

首先，国际条约是各国之间彼此独立和相互尊重的产物，也是各国主体地位独立的具体表现。不同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关系主体，包括是平等的国际法律关系主体。他们在主体资格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对等的，而不应当存在任何依附关系。缔结国际条约是国家主权的表现，也是国家之间主权独立和地位平等的表现。“缔约能力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特征，因为，国家间相互承担约束义务并自我限制主权时，就是对主权的行使。因此可以说，一个国家如欲具有缔约能力，其本身必须是主权国家。所有完全主权的国家都有权缔结条约和签订国际协定。’W各个国家都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都拥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这同样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表现。表达国家意志的方式很多，用国际条约来表达主权国家的意志，是其最基本的形式和方式之一。各国采用缔结国际条约的形式来表达相同的主张或者观点，本身就表明了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缔约权被认为是主权的属性。国家是主权体，凡属国家都有权缔结条约，也只有国家才能缔结条约。”[|3]各国相同的意志，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得到了表达，増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也増强了彼此的互信。了解和互信是达成谅解、实现合作的前提。

 

其次，国际条约记载的不仅是国家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的共同认识，而且是国家之间共同认识的书面化、条文化、法律化的载体。国际条约是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产物，是不同国家彼此协调的产物。在订立国际条约中的谈判就是“缔约双方为了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而进行的交涉[14或者“是有关国家就条约涉及的事项获致协议而进行的交涉过程。”m国际条约的谈判是由拥有缔约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代表进行的。国际条约记载着不同国家的共同认知，因此，相关的各国都必须尊重自己和他国的不同或共同的认识。这些不同或共同的认知，是国际谈判之所以能够进行的前提，也是有必要谈判的动因。在国际社会的发展中，人们普遍地要求用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取代战争，以实现国际冲突的良性解决。随着历史发展，国际对话逐步成为国家之间解决相互矛盾或冲突的重要手段。国际对话是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途径。于是，国际谈判构成了国际对话的重要方式。国际谈判作为国际对话的集中体现，是国家通过其使节或代表进行的集中对

 

话。国际条约往往是国际谈判的结果。各国通过国际谈判，形成一定的共同认识，最终形成共同的准则。这些共识或共同准则就成为国际条约的基本内容，记载在国际条约之中。

 

最后，国际条约是相关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是国家间的行为规范。国家之间通过一定准则来规范国家之间关系，其准则就是相关的国际条约。谁违反这些由国际条约确定的准则，谁就是对国际共同规则的违背，对于相关的缔约国就应当承担某种违约责任。一旦某种规则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或被确认于国际条约之中，它就被提升和确定为国际法的构成部分。有关国家对于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条约的违反，也就是对国际法的违反，违法者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接受必要的国际法律制裁。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权利义务的规则和载体，“条约是国家间关于他们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形式的协议[16“国际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旨在确立其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国际书面协议。”[|7H隹违反了国际条约，也就是违反了国际的权利义务法则，当然应当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国际条约的这些属性和特征都是以维持国家之间的和平，促进国家之间的和谐为目标的。如果国家之间，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能以条约的方式达成体现共同认识，并彼此协调，相互合作，就一定能够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建立起和谐世界。

 

三、推进国际经贸发展与解决经贸冲突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措施

 

国际经济贸易是推动世界和谐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强大动力。国际经济贸易一直是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谐的重要力量。现代世界，国际经济贸易赢得了空前的重大发展，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交流交往日益増多。国际经济交流交往推动着政治、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増进着国家之间的友谊，同时也就促进着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国际经济贸易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补充，彼此共振，共同受益，共同发展，成为推动和谐世界建立的重要动力。国际经济贸易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保持其经济持续増长的根本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原本就是借助国际经济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的基础就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有效増长。如果没有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任何发达国家都难以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了，也无法在国际社会中保持其发达的优势。不仅如此，国际经济贸易还为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路径和最有效的方式，是发达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发达国家要继续保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借助国际经济贸易的平台。

 

这一平台其实也是其发挥作用的舞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经济贸易更是其得以发展的必要路径。国际经济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与可能，成为其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缺少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国家便难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产品、先进技术和先进服务，甚至也无法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如果说国际经济贸易对于发达国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话，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并不亚于对于发达国家的意义。正是基于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贸易都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着最大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贸易成为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促进国际经济大循环及其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成为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的动力。为此，国际社会建立大量的国际经济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应当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与此相适应，也签订了大量的国际条约，制定了大量的国际经济贸易的法律规范，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解决，是实现世界和谐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有效措施。国际经济贸易，是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由不同利益主体进行的。不同利益主体有着自己的追求是必然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也会因为经济贸易的利益差异而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是以不同利益作为基础的，因此在所难免。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贸易摩擦、冲突和纠纷一直不断。这些国际经济贸易冲突首先是以国家利益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其次才表现为各国不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冲突。国际经济贸易的冲突对于经济贸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极大地阻碍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延缓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由国际经济贸易冲突所导致的经济制裁，必然会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导致严重的损失。国际经济贸易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往往会激化国与国的关系，演变为国家之间的政治纠葛。

 

也就是说，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的范围之内，它还可能引发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成为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的导火线。国际社会面对各种经济贸易冲突，不是放任和冲突扩大，而恰恰相反是要努力缩小乃至彻底消除相应的冲突，使经济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长期处于正常状态，并不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在解决国际经济贸易冲突上，国际法发挥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贸易问题，其实就是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表现。为解决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而建立的司法组织与机制，就是为消除国际经济贸易冲突而设定的。世界各国都应该通过协商、谈判、斡旋，乃至国际司法裁判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而不能进行任性的处置或使国际冲突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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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国际经济法、法理学、理论多元、中国学术

国际经济法是二战之后新兴的年轻的法律领域，也是一个存在着概念争议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未形成繁荣的学术景观和多元的理论争鸣。这大概与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制度实践在当时不够活跃、不够成熟或不够发达有关，也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不够自觉、不够开放和不够沉潜有关。国际经济法理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终于因缘各种契机（尤其是WTO的建立及其法理和实践）而开始形成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学术上的争鸣、走出总体理论上的幼稚和贫困并进而出现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和各种视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一、全球变革——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和话语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制度实践出现了重大的制度转型。英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拉美严重的债务危机、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起飞、苏联解体和巨变，促成了自由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越来越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全球经济越来越结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统一网络体系。这种全球大转型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表现为各国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正经历着自由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变革，在国际层面，WTO、IMF和世界银行这战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三大支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经济领域及其法律制度的全球化大变革也带动着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卫生、人权等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即生态系统的失衡，以及这种天人矛盾所引起的南北矛盾的复杂化导致发展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经济及其法律体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越来越走向复杂、多样，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契机和因素。

语境变迁促动了国际经济法学术话语的转型。全球化既促成了传统的一般人文社会学科开始越来越自觉的把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域，也促使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般秩序原理，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和学术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学术终于开始逐渐走出传统的，初级的议题和论争，例如，国际经济法是否存在？国际经济法是否有效？国际经济法如何定义？等等。如今，国际经济法学术已经开始超越了这种初期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门类定位和定义之争，广泛深入

到国际经济法的更加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和更加专门性的具体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国际经济法学术也越来越具有法理自觉和理论意识，甚至越来越回归到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开始努力尝试走出传统上没有理论和不成体系的状况。这种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话语转型可以概括为“从概念之争到理论之争”。

二、法理思考——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多元和复杂进路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的十几年来，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热潮和学术争鸣现象。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夸尔希（Asif。Querish）在其1999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之中首先意识到并强调了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及其多元进路。夸尔希指出，“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洞察国际经济秩序：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境的，哲学的（例如分配正义），目标导向的（例如比较优势模型），国家中心论的，个人的（例如人权），机构的，南/北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的，或者历史的。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仅仅从一个单一视角来理解，同样清楚的是，它需要从每个单独视角来更好的理解。”[①]随后，夸尔希教授推动了2001年5月4日曼彻斯特大学国际经济法多元视角的研讨会，并主编了《国际经济法诸视角》的研讨会文集，旨在荟萃国际经济法诸多视角各自的优点和旨趣，这些视角包括法律分析的综合视角、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国际机构冲突与协调视角、民族国家及其国民身份的视角、争端解决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人权视角、女性主义视角、新葛兰西政治经济学视角、弗兰克国际法正义论视角、伊斯兰文明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经济分析视角、历史分析视角等等，被划分为9大类16种视角。[②]不过，正如夸尔希所指出的，这些视角并没有穷尽国际经济法的所有视角，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观察国际经济法的模糊的大纲，而且，即使这些视角本身也并没有深入展开而仅仅是考察的起点。[③]除了以上这些视角之外，国际经济法的法理视角还广泛包括民主视角、视角、科学视角、视角、非政府组织视角、规制竞争视角、机制冲突视角、公共健康视角、经济制裁视角、域外管辖视角、国际伦理视角以及其他各种不断涌现的理论视角，等等。

在各种视角之中，Thompson阐释了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认为所谓全球化和国家自治空间的消失是夸大其辞的，国际体系的治理机制不应该被塑造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治理机构，也不应该像全球激进抗议者所主张的那样被激进的加以彻底摧毁，欧美日三边治理机制的作用也不必被过分夸大，民族国家、国家治理及其适当的国际协调仍然是最重要治理机制，同时，也可以考虑各种可能的区域一体化治理机制甚至可以考虑适当的各种私人市场治理机制和公民社会治理机制。Kwakwa指出，国际经济组织的不断扩展出现了职能、权限和管辖的冲突与重叠的现象和问题，认为需要保持既有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发挥不同国际组织各自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比较优势，加强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加强不同国际组织的程序和过程方面的有效治理，并且需要创建世界经济安全理事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总体战略协调。Carty强调“国民”（TheNational）应该是国际经济法的元概念，他认为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拜物教，政治与市场的简单二元划分及其隐含的政府消极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实践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在认识论上则存在着巨大的困境，“国民”概念提供了一种相对更好（尽管其力量很微弱）避免消费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无法在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内实施，只能在国家或区域机构的层面实施，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足“国民”概念而在国际经济法的全球联邦框架之中适当界定“国际”的概念地位，进而，达致必要的全球政治均衡。Sornarajah认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了当代国际经济法争端解决机制，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战略来质疑目前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在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诉诸国家豁免原则和国家行为学说，在涉及环境、腐败、文化保护和世界遗产保护等全球公益问题的情况下，要考虑地方共同体乃至国际共同体的政策和价值，最好由国际法院来解决这样的案件，贸易和投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只能用来解决比较单纯的贸易和投资争端。Page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加多边贸易谈判，这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之中可以结成新型的灵活利益联盟，多边贸易谈判的程序尤其是僵化的非正式程序缺乏合法性，应该作出调整，以便更多的更灵活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Pomfret考察多边贸易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几次浪潮，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对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认为目前的第三次区域一体化浪潮本身对多边贸易体制没有大的负面冲击，却又一定的积极效果，而且，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Addo认为，人是国际经济法的价值所在和存在理由，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尊严和福利，国际经济法中的国家应该遵守它们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义务，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同样影响到人权，争端解决机制如果限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提讼也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必须把人权与国际经济法相互结合起来，必须认识到，所有国际法的基础都在于人，国际经济法必须兼容人权价值，必须具有人性化的面孔。

Childs与Beveridge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具有性别属性，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妇女的地位、价值、利益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更是“被排除的”，必须反思国际经济法的机构、规则和过程中的这些问题。Wilkinson将葛兰西的理论和概念分析工具运用到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法领域，指出，国际经济法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跨国统治精英和全球资本主义借以行使霸权的媒介，为此，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之中，应该在新的霸权秩序尚未形成之前，寻求各种替代的可能性。Rehman阐释了伊斯兰宗教法律传统对于当代法律文明和国际经济法的贡献，指出了当代伊斯兰国家面临的追求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的挑战以及走向伊斯兰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前景。Subedi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与环境法、人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历史与实践，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整合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环境法，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国际共同体目标。Cass把规范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实证经济学的效果分析、博弈论合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各种经济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丰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理解、解释乃至预测。Botchway从历史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进和发展，认为历史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于国际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Cryer运用弗兰克的国际法正义论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合法性和正义话语问题，尤其强调了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罗尔斯正义论的“最大最小”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的运用。[④]

三、管中窥豹——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选择与学术采撷

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法理视角之中，我们选取三种基本视角加以概括介绍和初步分析。

（一）杰克逊实用主义政策视角、宪法理论与制度分析

杰克逊教授的国际经济法研究视角和理论风格都颇为独特，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

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研究特别强调国际经济法的规则导向、政策考量和便利功能。首先，杰克逊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界定体现出了典型的实用主义风格。杰克逊一方面认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范围非常广阔的领域，既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交易法”，又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规制法”，还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同时又强调避免把许多不同的主题堆在一起的“大杂烩”（smorgasbord）方式。杰克逊屏弃了传统的概念主义的法律分科模式，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跨国法方法。其次，杰克逊对GATT/WTO研究在总体风格和具体内容上都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政策导向。正如DavidKennedy指出的，杰克逊教授的研究风格超越了传统上简单的公法与私法、经济与法律、法律与政治、外交与贸易、国际与国内的区分，尽管仍然可以看出经济更胜于法律、法律更胜于政治、私法更胜于公法、国际更胜于国内，但比之于传统上国际公法学者而言，杰克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更加自如，能够信手拈来的把各种理论、材料和历史融合在一起。杰克逊没有抽象的探讨国际法的存在、性质和效力问题以及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哲理问题，而是把国际法的存在和效力、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福利的好处以及国际法能够促进自由贸易直接作为一种事实、一种历史和一种背景。杰克逊强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导向”，强调自由贸易和人类福利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又并不急于倡导建立一种严格的、明确的、肯定的、刚性的国际公法秩序和机制，他对各种宏大的理论和计划一般都持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怀疑。杰克逊强调的是如何通过一种分散化的、多元性的互惠、交易、协调、界面、调适的机制和过程来说服各国决策者支持自由贸易及其法律规则。这是一种管理相互依赖的政策过程和治理技术。第三，关于GATT/WTO法，杰克逊不仅强调一般的规则导向和各种具体的规则和程序，更强调GATT/WTO乃至一般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体制（system）即宪法问题。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宪法视角既体现了一般的精神，即强调规则导向而非权力导向，强调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SIFT”过滤功能来筛选出各国的合法的国内政策目标，削减跨国自由的国内障碍特别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和寻租活动对自由贸易的扭曲作用。但是，他却并不赞成过于理想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他认为GATT/WTO法的“自动执行”或“直接效力”并不可行，因为这会违背国内民主代议制，会限制政府的灵活选择乃至轻微违反国际协定的空间，各国一般不会支持这种直接适用的制度安排。第五，关于问题。杰克逊的理论也明显体现出了实用主义政策导向的风格。杰克逊也否弃传统绝对主义的神话和鬼迷心窍的观念，甚至也赞成废弃这个词汇，不过，他还是认为可以保留这个词汇而重新理解其含义，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就特定事务的治理权力究竟应该配置在国家还是国际、民间还是政府这样一个权力资源的配置及其决策问题，在这里，就成为一种事务性的和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及政策过程。[⑤]

（二）彼德斯曼的自由主义理想视角、理论和人权分析

彼德斯曼是德国人，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家，他开创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彼德斯曼结合国际经济法尤其是GATT/WTO法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指出，个人是知识和价值的最终源泉，只有通过个人在国内市场以及跨国市场上自由行使财产权利，才能够实现国际范围的有效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最终促进各国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的长久繁荣，这就需要各国国内的民主法律规则。但是，在国际经济交往层面，各国历来都深受形形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进而在对外（经济）事务领域公共权力不能受到有效制约的国家全权主义问题，结果，往往都是维护国内特定产业部门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损害了国民总体财富和利益。

为此，需要借助于国际法律规则机制予以帮助解决国内层面自由贸易和体制的失灵和失效问题。WBG、IMF尤其是GATT/WTO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安排正是起到了限制和约束各国政府在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事务领域的公共权力从而使之不被任意滥用的作用。彼德斯曼认为，WTO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展、法律规则的不断明确、监督机制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强化，表明国际经济法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来保障跨国私人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能够有效约束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权力滥用。但是，彼德斯曼也同时指出，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约束各国公共权力滥用和保障跨国经济自由客观上存在许多局限，为此，需要把直接约束政府权力行为而间接保护私人权利利益的自由国际经济规则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法上针对政府权力的私人权利，并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机制直接予以保护。这样，就可以把个人的跨国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提升到一项基本人权的地位，可以通过国际法的直接效力原则抵制国内法层面上固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问题，减少国家间谈判和交易层面上的公共权力滥用现象，克服国际谈判过程之中的权力、利益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生产商利益偏向的问题。

彼德斯曼指出，在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语境中，国际组织的数量扩展和职能扩张在民主的授权、权力和责任链条上拉得过长，确实引起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为此，

国际组织本身必须同样遵循和良治的一般原则。同时，这种危机也表现为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环境、健康等等其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各国国内立法的民主，或者可以设立一个多边议会监督机制参与国际贸易谈判过程，需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国际经济立法过程的公开和透明，需要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决策和行为之中遵守或尊重国际人权义务，尤其是需要在国际争端解决过程之中比较灵活的解释国际经济条约，从而，真正实现财产权利、经济自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的不可分割和相互促进，需要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实施和争端解决过程及发展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终仍然要立足于国内的民主机制。

彼德斯曼运用古典的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秩序自由主义的构成原则与调节原则、民主与经济学乃至国际、政府规制与公共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古典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其当展，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述了从国内民主秩序到国际自发经济秩序，从对外事务失灵到需要自由国际经济规则，从各国分散实施失灵到国际组织实施机制，从国际法律机制的困境到国内秩序的回归的国际经济自由秩序原理。[⑥]

（三）夸尔希的综合折衷视角、全球视野和复杂进路

夸尔希是著名的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他特别具有国际经济法的学术自觉和理论意识，提出了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独特的多元综合折衷视角（aproactiveeclecticapproach），这种方法或者视角能激活现有的研究，使其深化或提高其水平。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视角可以指称某种追求的理念、观察的角度或者努力的方法，无论如何理解，“视角”必须具有规范品格和分析意义。国际经济法是一个内容纷繁复杂、图景极其广阔且论述多种多样的法律领域，因此，需要采取一种全球的、开放的、复杂的、折衷的过程和进路来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而不适合追求一种单一的、独特的、清晰的特定或唯一视角。这是因为，对于国际经济法来说，各种视角与其说是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国际经济法的照明灯（illuminators），还不如说是经常成为教条主义的蒙眼罩（blinkers）。

夸尔希认为，利益驱动了不同的视角。为了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法理视角，必须思考国际经济关系之中存在的不同利益及其承载主体。国家、国际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分别具有不同的身份、利益和要求，它们分别具有各种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利益，例如出口利益、生产利益、发展利益、环境保护、人权保障、公共健康，等等。为此，需要寻找各种方法、途径、进路来识别、认定和澄清各种利益。这可能包括从各国国内的善治和民主过程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过程来分析和思考。这样，不同的利益及其识别过程就提供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法理视角。法律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可以包括便利基本宪法框架的确立、促成立法的变化和提供行动守则以及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冲突。在国际经济法的不同领域，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存在差异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国家、法律、制度（包括国际经济法制度）本身存在的差异，由于国际经济法之中公正话语的差异，导致了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分析本身存在各种不同视角，通过采取一种综合折衷的灵活视角，可以包容和审视各种法律视角，可以更好的理解国际经济秩序和从事国际经济事务。例如，有的强调国家管辖权，有的强调跨国私人经济人权，有的强调实证主义法学，有的强调自然法，有的将国际经济法仅仅理解为一套规则，有的则将国际经济法理解为一种过程。有的强调国际经济法就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有的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几乎无所不包，有的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但有的则认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是具有不同理论假定因而是不同并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两个领域。这些都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视角。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公正话语（fairnessdiscourse）也体现出法律视角的差异。这里的正义既包括实体维度即分配正义，也包括程序维度即正当程序，这意味着，国际经济领域的成本——收益分配及其影响的配置标准必须是公正的，而且，实施和执行这种配置标准的形式过程也必须是公正的。正义话语的法理分析要求具有一种共同体感，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个人和非政府组织都是我们这个共同追求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参加者。正义话语也要求区分集中总和意义上国家间公正，也要考察分散个体意义上的国家内部以及代语境之中个人之间的公正。国际经济法公正话语的核心在于遵循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最大最小”原则（“maximin”principle），即只有当处于分配水平最底部的每个其他国家都得到适当的或者不只是适当的利益和好处之时，不平等才可以说是正当的。就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夸尔希认为，国际法院具有一种独特的、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和首要的宪法性的地位。这种地位既保障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又包容和便利了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即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从事（engaging）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本质上是开放的、包容的和分析性的，因为，这种多元综合视角更多的集中于如何从事国际经济法而非集中于国际经济法的实体内容应该是什么，这保证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话语不走向某种极端的主张。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首先有助于识别和澄清国际经济法各种可能的视角渊源，包括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利益以及表达这种利益的各种人格者；它提供了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向和各种理解向度；它既考察了国际经济法的各种利益驱动，同时也分析了各种理论和哲学基础；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最大程度上包容和汇合各种国内和国际经济“意识”（consciousness）的必要过程和思路；它也提供了从各种视角来分析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路。总之，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作为一种从事国际经济法的方法论，在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必须是明晰的和深入的，在实体内容层面，则必须是一种既能够反映人类状况，又能够以一种公正和有效率的方式来实施的包容性的进路。

四、中国学术——国际经济法学术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

中国学界曾经长期争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对象、范围和体系及其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乃至国际商法之间的边界关系问题，无论是教材、专著还是论文往往都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之争问题。[⑦]这既与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自身定位存在模糊之处有关，与国外学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主题、内容和范围的争论有关，也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之中所需解决的各种不同但紧密相连的法律问题有关。此外，这还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自身的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这里首先涉及到中国法律教育和研究中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公法学乃至国际商法学相互之间的学术论争和资源配置有关。[⑧]同时，中国之所以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长期论争且迄今尚未取得基本共识，也与中国法学尤其是法学基础理论（理论法学、法理学）受到苏联法学的深刻影响有关，法律部门的概念、划分及其标准是从苏联学界学习过来的，法律部门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是，中国学界（以及苏联学界）对于法律部门的论争本身却存在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不符合基本的形式逻辑要求。这与其他西方学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西方学界探讨国际经济法的范围问题但却并不争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及其独占调整对象的问题。[⑨]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目前需要深化，进而超越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和概念之争，走向多元视角和理论之争。晚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已经开始关注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秩序变迁及其对于国际经济法学术的影响，开始自觉关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和理论发展，[⑩]开始调动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11]进而拓展国际经济法问题视域，加强国际经济法学术交流[12]。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大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术多元视角的语境之中，中国学界应该加强译介和研究当代西方国际经济法学术热点和学术前沿，发现和思考国际经济法的中国问题，开启当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成长和学术繁荣之路，进而，为中国也为世界作出既具中国问题意识又有全球视野的学术贡献。

可以预期，随着国际经济法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断成熟，国际经济法的观察视角必然越来越多，而且，每一种观察视角也必将走向纵深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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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e,AsifH.Qureshi,InternationalEconomicLaw,London:Sweet&Maxwell,1999,pp.3-4.

[②]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③]Ibid.p.vii.

[④]这些视角的综述均依据夸尔希编著的论文集。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⑤]关于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JohnH.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nstitutionandJurisprudence,London: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2ded.Cambridge:MITPress,1997;Jackson,JohnH.,TheGreat1994SovereigntyDebate:UnitedStatesAcceptanceandImplementationoftheUruguayRoundResults,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Issue1-2,Vol.36,1997;DavidKennedy,TheInternationalStyleinPostwarLawandPolicy:JohnJacksonandTheField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Am.U.J.Int’lL.&Pol’y,Issue2,Vol.10,1995.

[⑥]关于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Ernst-UlrichPetersmann,ConstitutionalFunctionsandConstitution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UniversityPressFribourgSwitzerland,1991;Ernst-UlrichPetersmann,TheWTOConstitutionandHumanRight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momicLaw,Issue1,Vol.3,2000;Ernst-UlrichPetersmann,TheoriesofJustice,HumanRights,andtheConstitutionofInternationalMarket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Issue2,Vol.37,2003;王彦志：《国际经济法的进路》，《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⑦]其中关于国际经济法性质、范围及其与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比较集中的讨论至少有3次，参见王铁崖、陈体强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59-397页；王铁崖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39页；沈四宝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7页。值得指出的是，晚近中国学者对于国际经济法概念及其定位已经开始了深入反思，并且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方式和解决方法，参见左海聪：《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徐崇利：《走出误区的“第三条道路”：“跨国经济法”范式》，《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⑧]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的成立（2005年7月6日）过程也体现出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位以及对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学术认知视角的矛盾和学术治理体制的问题。

[⑨]这种强调或者争论法律部门的独特对象和独立地位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存在于中国其他所有部门法学界，不过，在中国国际法学界这种争论更加突出而且迄今未能有效解决，这种现象似乎也可以说是中国法学包括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苏联传统和中国特色。

[⑩]See,YangYi&LuZhian,BookReview,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Manchester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2004,pp.76-81.

篇4

一、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和影响自WTO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建立自由区(FreeTradeAreas,简称FTAs)为基本内容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简称RTAs)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热情高涨，已经发展到跨地区、跨大陆、跨洋建立各种区域经济联合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既有各国经济上的考虑，还牵涉到外交、政治甚至国家安全等诸多因素。区域贸易协定的不断演变从一定层面上冲击了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和前景，不断地侵蚀着WTO的职能和作用。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种“例外”规定，已经使得WTO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性规定越来越只具有法律文字和理论上的意义，势必将削弱多边贸易体制在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使WTO等多边贸易体制走向崩溃,甚至使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受到威胁。

（二）国家理念和经济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阻碍

经济是国家的重要内容，这一理念受到第三世界国家地广泛推崇，并被认为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经济的完整性不断受到WTO、IMF等国际经济组织、金融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严峻挑战，各国经济自主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的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有效，但是国民要求提高经济福利，呼吁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转而采取绝对的经济观，限制国际经济组织对本国的影响，消极参加其组织的各种组织、谈判活动，并使他们不能完全发挥在促进贸易自由化、调控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实际作用。

（三）WTO等国际经济组织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随着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家庭来，WTO的成员日益增多。从表面上来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是实质上，因为成员的增加，组织进行贸易谈判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达成一项国际贸易协定，常常需要进行大量的、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多哈回合面临的巨大压力就是典型的表现。其次，受发达国家的操纵，WTO等多边贸易谈判的主题涉及到各国内政外交政策方针，极大地影响了WTO等多边贸易体制运行的正当性，不利于树立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权威。再次，各国对WTO、世界银行和IMF可利用资源的限制也削弱了这些机构的运行效率和实际效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如此之深、后果如此之严重正是其宏观调控作用明显减弱的表现。最后，WTO的决策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因为许多新成员的加入，WTO的决策机制运行得异常缓慢，而且存在决策不民主的情绪，被发达国家、经济强国所操纵；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SettlementSystem．DSS）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其执行措施和如何实现透明性的问题。从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判文书在国际社会的执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执行不及时和执行效果差等诸多问题，受害国往往难以得到应有的补偿，败诉国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制裁。

（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它加剧了全球的贫富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被日益边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呈现出白热化，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四处肆虐。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如何处理这两大阵营、两种意志的关系和协调工作是国际经济法中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球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应对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以缓解当前的巨大经济压力，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完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缺陷与不足，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就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二、迎接挑战，促进国际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

（一）采取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扩大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关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一直是国内学者和国际法学界存在普遍争论的问题，各有理由，针锋相对。有的学者认为应当采取广义的国际经济法说，即这种关系不仅限于狭义的国家间的国际经济关系，还应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不同国家私人间、法人间的经济关系，人为的将国际经济关系分割成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和国内的经济关系，并将其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根据，与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要求不相适应，也没有实际意义。而我国已故的著名国际法学者王铁崖先生认为，国际经济法只不过是调整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在当今国际形势下，认同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对于我们从事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大有裨益。这样有利于运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法律措施。更何况国际组织和商人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已经不容忽视，有些国内国际经济法学者甚至已经在积极呼吁建立一门独立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新国际法学科，即国际商法概念的提出。其实，广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已经逐渐被我国学者们所普遍认可，在国际社会，这种观点也似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国际经济法学科本是一门综合性的、开放的学科，承认其主体的广泛性和规则的多样性不仅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其自身的需要。

（二）拓宽国际经济法的形成方式和调整范围

国际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为新的国际条约的制定和对已有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的承认。目前国际经济法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国际条约的签订和认可而实现的，而这往往是许多国家多次谈判和最终妥协的结果。对于国际习惯或国际商事惯例的承认虽然在国际条约中有所体现，但是仍远远不够，商业习惯的作用并没有被完全突现出来。因此，在制定广泛接受的国际条约的同时，我们应该赋予国际商贸领域习惯或惯例以确定的法律约束力，最大限度的从中吸取合理成分。目前通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是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国际社会可以在既定框架下，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使这些初步框架协议进一步健全和丰富。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不断发展以及法律制度的不断演进和成熟，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法律规则统一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继续发展。这些法律制度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特别是促成国际条约的制订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三）改革国际经济法的实施方式和调整手段

国际经济法中规范被国际社会称之为“软法规则”，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构，规范的遵守和执行只能依靠国际舆论和各国自己的意愿。虽然WTO协议在这方面略有好转，但是仍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改革国际经济法的实施方式和调整手段变得刻不容缓。首先，将国际经济法的直接适用改变为各国的间接适用，分阶段实施，给予一定的缓冲期，以缓和各国国民的抵触情绪。而且可以考虑各国经济实力的不同情况，实施有差别的要求和措施。其次，在此基础上，提高国际经济法的强制执行性，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中，特别是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逐渐组建各种准司法机构，规范执行措施，提高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信心。（四）提高国际经济法的普遍适用性和法律权威虽然如前文所述，国际经济法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各国参加国际经济组织的积极性仍比较高，从WTO近年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多中可见一斑。只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现行国际规则并不满意，不符合其根本利益。为此，国际社会应该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经济法规则，提高其“活法”的特性，在扩大其使用广度的同时树立其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权威。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积极参加国际经济事务，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维护、巩固和发展。只有这样，国际经济法规则才能更具有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发挥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商人等在国际经济法形成、发展、实施中的促进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简称NGO）得到迅速地发展，世界各国国民参与非政府组织的人数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也得到迅猛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关于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商人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虽然根据的国际经济法理论，非政府组织不享有独立的国际主体地位。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虽然一般来说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目前还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其法律地位也将会发生变化，我们应该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其法律地位问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过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某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成为由国际法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主体。

（六）完善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决策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

虽然WTO、IMF等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机构在运作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完善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在机构设置和决策程序中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提高他们参加国际事务的积极性和参与权，给予发展中国家尽量多的报告和协商安排，体现其决策的透明性，无疑是当今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在争端解决机构的改革中，也要注意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寻求尽可能的平衡。只有资源充足、机构设置科学、决策民主有效、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组织才能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更好的实现其目标和宗旨，促进国际经济法进一步向前发展。

篇5

低碳经济的提出为各国应对环境问题以及环境与经济的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低碳经济简单说就是减少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量，而实现这一点不仅仅需要能源资源的革新，也需要科学技术的革新，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让经济发展更加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低碳经济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而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之间，这势必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中国作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份子，更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并且积极应对国际贸易规则改变的挑战。

关键词：

国际贸易规则;产业结构转型;低碳经济

随着全球变暖的发生以及极端恶劣天气的增加，环境问题以不可忽视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环境与经济曾经被认为是一对矛盾的关系，发展经济就要先暂时忽略环境问题，等经济发达后再对其进行治理；如果把重心放在环境保护之上，那么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拖慢经济发展的进程。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绝不是小问题，不可一再拖延，但是又不能放弃经济发展，人们逐渐明白，环境与经济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于是“低碳经济”应运而生。现如今，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和全球变暖等重大气候问题的重要手段。日益联系紧密的国际社会，湿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也息息相关，，各国经济政策也将因世界贸易规则的变化而改变，中国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下，如何进行应对，成为了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低碳经济的定义及其内涵

低碳经济在当今世界，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目前，低碳经济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量减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从这个概念不难看出，低碳经济的目的是在生态保护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此来遏制极端天气，而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通过产业转型与能源利用的转型。本文所认为的低碳经济内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实现碳排放的由高到低

加大对新能源的利用，同时还要尽量减少煤炭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长期被埋藏在地下的煤炭等传统能源有了用武之地，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这些传统能源，逐步走进工厂之中，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但正是由于这些传统的矿产能源的大量开采使用，使得原本在碳平衡之中的自然界在更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进入大气之后，失去了这种平衡。我们也可以形象的称这种发展经济的方式为“高碳经济”。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正是为了减少碳的排放，让自然重归原本的碳平衡之中而被人们逐渐加以使用的能源，诸如现在许多地区都在使用的风能，利用自然风力进行发电，对环境的污染极小。但是完全让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归于零是不可能的，国家所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降低碳排放量，将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控制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最大程度的降低对于环境的破坏。

2.实现能源的不可再生到可再生

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用之有尽，在这样的化石能源支持下的工业体系，终有一天会面临没有资源可用的困境之中。同时为了对这些资源进行开采利用，地表被破坏，植被被大量砍伐，对环境造成难以忽视的伤害。因此实现低碳环境的关键，就是逐步用可再生能源代替这些化石能源，逐步改变工业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与转型。从以化石能源支持的工业体系转变为可再生能源支持的工业体系，不仅仅是对于环境的保护，也是帮助工业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3.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对于低碳经济而言，建设以低碳能源与低碳技术支持的工业体系是必经之路，而实现对于低碳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技术的利用，都要求产业必须将重心转移到技术的研发之中，在科技研发中投入更大比重的资金与支持，才能够实现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低碳技术的利用，进而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在当今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中，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较小，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加工制造业，即资源导向型与劳动力导向型的产业为主，整体产业结构呈现纺锤形，不够合理。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来讲，实现低碳经济的关键就是改变产业结构，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环境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是国际性的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对国际的贸易规则进行一定的冲击，使得国际贸易规则有所改变，但是至今国际贸易规则还未有实际变更，下文将以探究角度，对低碳经济可能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分析。

1.影响WTO多边经济贸易的贸易规则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以及全球气候大会上各国的对于气候问题以及低碳经济的观点与争议的提出，不可否认的一点是，WTO对待低碳经济以及气候变化问题态度也越加趋于明确，WTO在其官网上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不得不应对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大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应当完全与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期望相协调;气候变化问题超越国界，不仅需要国家层面也需要国际层面的解决方案。这正表明WTO不仅仅会在国际贸易方面发挥作用，在全球环境问题之中也会进一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多边贸易之下低碳经济对于贸易规则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有关于贸易壁垒、对于各国相关低碳技术的监管以及出台关于低碳产品的产品标准。减小贸易壁垒才能促进国际经济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在贸易保护政策之下，固步自封。并且随着新能源的逐步利用以及相关应用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更需要制定相关的标准，规范生产使用过程，避免对环境造成更大污染，对资源造成更大的浪费。而且越来越多的低碳产品也会逐渐进入国际市场，对这类新兴产品，如何保证其质量，更是需要统一的标准进行规范。

2.影响区域间及双边贸易的贸易规则

区域间及上双边贸易，由于参与的国家少，易于达成共识，实现合作。由于WTO这样的多边贸易组织难以较快的实现对于环境保护需求的满足，一些较为注重环境保护的国家可能会率先自行构建双边或区域间贸易，促进小范围内的低碳商品的流通，低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同时低碳经济对于区域间及双边贸易的贸易规则还有诸多其它的影响。比如对于国家之间有劳工输出约定的国家，一旦产业转型成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劳工的需求将会大大减少，那么对于这个国家之间的约定该何去何从，再比如国家之间的煤炭输出协定，出于满足双方不同的需要而建立的协定，煤炭作为化石能源被逐渐剔出市场，那么对于煤炭进口国来说可能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些依靠能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短时间内实现自己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呢。

三、中国如何应对因低碳经济而产生的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势可谓紧密相连，把握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相应的对策，才能使中国经济稳健向前发展。在低碳经济的新态势下，国际贸易规则可能会产生多样的变化，如老话所言“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屹立不倒，中国更应该增强自己的实力，积极应对国际贸易规则变化的挑战。

1.应对多边贸易中贸易规则改变的对策

我国作为一个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且我国作为碳排放的大国，关乎低碳经济相关的贸易规则，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多边贸易的贸易规则制定之中，积极争取对我国有利的贸易规则，为我国参加遇到国际经济竞争创造良好的国家环境和国家规则支持。

2.应对区域间或双边贸易中贸易规则改变的对策

首先我国要积极关注国际社会中，区域间贸易规则中关乎低碳经济的部分，为我国提供借鉴与经验。同时我国也应该积极向外建立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双边或区域间贸易，制定区域间共同的产品标准以及产业标准，共享技术与资源，进而提升我国的低碳技术水平。以此来提高我国的低碳竞争力，扩大我国低碳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

作者：贾泽鹏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参考文献:

[1]贾林娟.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与中国的路径选择[D].东北财经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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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自然法理论角度来看，自然法高于实证法并决定了实证法的性质要从属于并体现出自然法，如果没体现出自然法要求的实证法必定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恶法。因此以自然法理论为视角来审视平等理念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自然法的基本理论与发展历程

 

1.自然法的基本理论简述

 

关于自然法的定义，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有过很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意义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制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原则的集合。自然法萌发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文化中经久不衰的体系之一。自然法主张人人平等，公正至上，发挥了最高程度的人文主义，自然法的理论基础高于一切人定法和人为权利。在如今，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要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求诚实信用原则等很多理念都是自然法要求的体现。

 

2.自然法的发展脉络

 

最早的是古代自然主义自然法，追溯到荷马时代，从古希腊自然法的萌芽由来。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都普遍认为的观点是，任何事与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规则和秩序，不仅仅是自然界有自然生长的规则，个人、民族、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自然法的整个程序大体系之中。希腊人固执顽强的“城邦主义”是自然法观点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集中表现。

 

后来衍生出中世纪神学自然法，是自然法观念的另一种发展形态。在中世纪神学自然法阶段下，基督教神学占领了统治地位，不仅教会与国家执行二元统治，神权和王权也实行二元统治是其根本特征。在此之下由于基督教势力庞大，因而使当时的自然法观念被蒙上了神学色彩的面纱，而自然法也被看做是神的意志的代名词。

 

接着自然法迎来了思想发展的历史高峰，即近性主义自然法。在中世纪后期，由于工业革命和各种改革浪潮的不断涌现，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在这种发展力的推动下，古典自然法学说因此出现。古典自然法学说是一种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相对立的法学世界观，讲求以人为本的唯物观点，它是在继承了古代自然法的传统和在批判中世纪神学自然法的基础上，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以理性主义为核心，正式形成的系统的自然法理论。

 

随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自由主义自然法出现。在此时的思想学派上，虽然有些许不同不过普遍都认为固有的人性是自然法的本质来源，自然法确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力，人人平等，并赋予了“正义原则”，使人们不断反思恶法，并再次意识到国际法应该融入自然法的精神，才能推动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二、平等理念在国际经法各阶段的发展

 

国际经济法的各个主体之间进行经济活动往来的同时，不仅仅发生了互利的合作，有时也会有利益冲突、摩擦和隔阂。在通过不断的协商、沟通、竞争、调解和放弃，逐渐构成了各个发展阶段的国际经济法，每个阶段过程中自然人对平等的追求都有不同的体现。

 

1.萌芽阶段

 

国际之间的经济来往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渐频繁，为国际经济法的出现奠定了环境基础，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及亚洲、非洲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来往尤为明显。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日趋繁多，就会对一定的依据准则有需求，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各国的商人在经验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积累中，渐渐通过双方的约定构成了许多交易习惯和规范，以此来处理今后的国际贸易往来，因此形成了国际经济法的前身。商人们在制定这些制度的时候，会不约而同的重视对国家平等、地区平等、人民平等的观点，所以这些习惯制度的产生是基于了约定各方平等来往的前提下进行的。

 

2.发展阶段

 

在发展到十七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伴随着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也随之形成。由于各个国家的规章制度不同、经济手段不同和习惯也不尽相同，需要有更加完善的国际经济法来约束各国的活动方式，因此从十七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数百年间，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都大量涌现并逐步完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平等理念的发展史曲折又蜿蜒的。由于历史时期的发展，西方强国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众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相比起来落后、弱小，在此时签订的平等条约也是基于维护了大国利益的前提下签订的，而平等理念的大观念遭到了践踏和破坏，各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被激化。由此可见，国经济经法基本理念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争取、不断斗争的过程。

 

3.转折阶段

 

在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经济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经过了多年战争的洗礼，各国都对和谐互助发生了强大的愿望渴求，对平等的追去更为强烈，因此使得旧的不平等国际现状被全全打乱。世界上的各种力量以结盟的方式形成新的国际力量，很多饱受多年摧残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为了寻求平等对待逐渐摆脱了残酷的殖民统治，组成了第三世界，共同为实现实质意义的平等努力，进而使得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平等理念被再次重视起来，向新的台阶发展。

 

4.更新阶段

 

随着世界发展越来越趋于区域化和联盟化，世界发展态势呈现和平发展的状态。发展中国家在不断追去平等的努力下，联合国召开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并一致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平等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如今，国际经济法的各个基本原则中都渗透着平等理念，其基本原则一直被各国倡导，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各国在国际社会上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三、平等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念

 

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法在实际发展中必然受到其基本理念的影响，并必须体现基本理念的要求。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中最为重要、影响意义最为深远的就是平等理念，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才能经受住时间、历史、国家与社会实践的考验。

 

1.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基本理念的关系

 

国际法的制定区别于国内法，其制定主体和法律效力都是由两个以上主体或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来进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区别在于其规定不是一种任意而是制约，是受到各国意念的一种协调，然而在这种协调关系中会往往出现以大国或发达国家的意志比较突出，因此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把握好基本理念的贯彻、防止大国独权是重要任务，避免将国际经济法的良性规定带入恶性边缘。

 

国际经济法基本理念是指国际经济法制定的法理基础，也是国际经济法在发挥效力时遵循的客观规律，更是国际经济法进行法律活动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国际经济法基本理念具有自然法的性质，其占据了国际经济法的核心地位，表明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在国际经济法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国际经济法会更适应国际环境的实际发展，能为每个国家的切实利益做根本保障，不伤害每个个体的利益发挥国际经济法的灵活性，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法治进程。

 

2.平等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念

 

在国际经济法基本理念中，最具有人文主义和理性观点的就是平等理念。平等，是自然法的精髓，讲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崇高体现。平等作为一切法律实行的基础，如果没有平等，那么其他权利都只是摆设和形式而已，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严谨，更加失去了法律的公正。

 

国际经济法基本理念的设定是基于指导国际经济法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将平等理念作为指导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基本理念，有利于国际经济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法制化进程，更是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依据和前提，以平等基础建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更具有信服力，使各国能更好的遵守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世界和平。当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利益关系发生了处理意见的矛盾、冲突时，基于平等理念的协调决定也更有利于提高国际经济法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提高国际经济法在各个国家的威信。

 

四、结论

 

自然法具有很悠久的历史，存在着强大的生命力，自然法在注重实践的今天拥有很明确的指导意义，增强对理论知识的探索和研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实证法前进的导索。自然法精神的体现主要在平等理念的追求上，本文通过综上论述，得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同样适用于自然法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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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论的研究方法

国际法学界一致公认国际法学起源于荷兰人胡霍·格老秀斯。他把国际法归入两个不同的渊源：自然国际法的渊源是理性，实在国际法的渊源是缔约国的意志；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处于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们通过自然法中要求国家遵守条约的唯一桥梁联系在一起。格老秀斯在国际法研究路径方面是二元论的研究方法，形成格老秀斯二元论的学派（费德罗斯，1981）。

（二）自然法学派的研究方法

格老秀斯以后国际法学分为纯粹的自然法学派和纯粹的实在法学派。穆埃尔·普芬道夫是纯粹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普芬道夫采纳了霍布斯的理性自然法学说。他们认为国际法不是实在法，而是自然法，由纯粹的理性原则构成，否定条约和国际习惯的效力（费德罗斯，1981）。在法学方法论上自然法学派采取价值判断的方法和演绎的方法，即从道德、理性、法律良知、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推演出整个国际法的体系、规则。自然法学派构建整个国际法体系时运用的是唯心主义先验的演绎方法和路径，其致命弱点是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础是不可靠、不清晰的。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其想证明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三）实在法学派的研究方法

实在国际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完全相反，在批评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理论的不确定、含糊不清的怀疑声中，实证主义国际法路径、方法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取代自然法学派。实在国际法学派继承了英国学者苏支的观点，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中最重要的渊源，它否认自然国际法本身的存在(劳特派特,1989)。实在国际法学派将意志作为国际法理论的基础，将国际法建立在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它把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确定为国际法的渊源，以此彻底与自然法学派划清界限。各国明示承认的一般或特别国际条约、各国默示承认为法律的国际习惯、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才能成为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范，实在国际法已经将各国在法律上的确信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前提；而法学家的理论学说、国际法庭或国内法庭确定的某项规则的司法判例未获得各国的确信，因此不是国际法的渊源，至多是解释国际法规则的辅助资料。

（四）第三世界国际法方法

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实在国际法学派的方法论，发达国家只要坚守以同意和确信为基础的实在国际法，就可以维持原来的国际法体系，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法的新建议，发达国家只要不同意，就没有新规则产生。为了打破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发展和研究国际法的第三世界路径和方法。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侧重于对现代国际法的欧洲中心论进行研究，对其不公平性进行批判，并试图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是国际法学界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同时它也是国际法律制度中的一种思想政治运动(李洪峰，2011)，其主要特征是它的批判主义方法论。

（五）国际法研究的其他新方法

1.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是二战后法学家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法学而产生的，它以效率为中心，分析法律制度的交易成本，论证法律制度的性质、必要性、合理性，将一切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纳入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下，以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的（钱弘道，2006）。国际法学者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国际法的领域（DunoffandTrachtman，1999），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得国际法研究得到技术规范的支持，考虑国际法规则在合理化选择时，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可以集中在相应变量上，提出假设，然后对假设进行合理性论证，这样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可以成为缔结条约与国际组织、确定国际权利与义务的互动性的工具。当然，经济分析方法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这种方法的应用研究尚待深入，但是在国际司法权设置、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适用经济分析方法出现难以量化的困境（潘德勇，2010）。

2.建构主义方法

建构主义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3个主流学派和主要方法之一。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结构和国际体系是由一系列的身份和利益的要素组成，如身份、知识、规范、观念、意识、文化等等，其功能的发挥需要从行为体身份和文化的要素中推导出其“机制”；国际结构（国际体系）就是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刘志云，2009）；国际法是一种社会规范，是国际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国际法学派认为，国际法的约束性和合法性来源于自身，来源于道德、理性、人类良知。实在国际法学派认为，国际法的约束性和合法性来自于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同与确信，来源于制裁。国际法的制裁是非常软弱的，因此，实在国际法学派有时怀疑国际法是否是法律。自然国际法学派的观点是先验主义、形而上学的，缺乏客观的依据。而实在国际法学派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一个国家不能采取功利主义的立场区别对待国际法规则的确信问题。建构主义主张国际结构机制需要从文化要素中推导出来，它有一定的缺陷：正如它的反对者提出的那样，任何人都能虚构合意的原则和美好的未来，关键在于国家如何确信国际法具有法律约束力。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的约束力产生于一系列文化要素，如果这些文化的要素，比如罗尔斯的“社会公正”、资源优化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等规范，能够被各国所认同，受其约束，那么国际法规则的产生、遵守就不会产生问题。建构主义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整体主义的方法，即国际社会整体高于个体。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作为“国际机制”的国际法不仅仅规定了国家原则，还规定了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身份，为其设置了国际体系中处理与成员关系的行为规范、判断标准，提供了外交语言。二是国际法的社会功能（刘志云，2009）。作为“国际机制”的国际法由文化要素推演产生，这个过程需要经过价值判断和文化比较学习。当今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是平等的，应当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以达成共建和谐世界的目标。建构主义学派的整体方法和社会功能对于普遍国际法原则、规则、规范的建立和实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国际竞争逐步成为经济的竞争和科技的竞争。而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主要通过自然人和法人开展，法律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因此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1.国外关于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国际经济法是法学领域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突破了国际法主体只是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范围，因此出现了经济的国际法和跨国经济法的区别。以斯瓦增伯格为代表的经济的国际法学派，即国际经济法“狭义说”学派，属于实在国际法学派，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归纳方法。20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塞普提出了跨国法的新概念。国际经济法的“跨国说”学派采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比较法等研究方法，突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以跨国法或第三法律秩序的概念概括国际经济法的研究范围。

2.主流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狭义说”学派秉承国际法规范研究的传统，在20世纪国际法领域将经济方面的原则、规则、规范纳入传统的国际法体系，将国际经济法概括为经济的国际法。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主流学派持“广义说”，尽管其主张的研究范围超过“狭义说”，但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不管是“狭义说”还是“广义说”，主要采取国际法第三世界批判方法和路径对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进行研究。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狭义说”和“广义说”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它建立了以美元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提供贷款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无条件、无差别的最惠国待遇和互惠待遇的自由贸易体系；该体系虽然结束了国际经济的无法律状态，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绝大多数亚非国家未参加的情况下建立的，未考虑大部分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利益（王铁崖，1981）；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享有国际货币的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缓解国际收支逆差的贷款申请提出苛刻的条件限制，美欧国家通过加权表决制操纵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权，市场出现以富欺贫的现象，以无条件互惠、大幅削减关税的自由贸易体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发展中国家显失公平，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丢失、民族工业的受害和对外贸易的萎缩，长期殖民主义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使得新独立的国家仍是畸形经济的原材料产地，极不公平的国际交换体系使得它们继续遭受发达国家“贱买贵卖”的掠夺（陈安，1998）。这样建立的属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和殖民主义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严重地妨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应当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替代。因此中国国际经济法界，包括“狭义说”和“广义说”均主张主要通过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决议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汪暄，1982）。由于“狭义说”试图建立的国际经济法体系存在法律渊源的问题，①同时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停留在文字上，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

3.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需要新的路径和方法

国际法著名学者斯瓦曾伯格在谈到国际法的研究方法时说：方法只不过是一些工具，而工具则应该考虑到它们所应用领域的特殊性而采用；考虑不同的研究任务，应考虑对不同的研究任务采用不同的方法。斯瓦曾伯格研究国际法学科的思路在今天对我们研究国际经济法学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77国集团在联合国大会、贸发会议等范围内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美欧发达国家发生了长期的对峙，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南北关系的高度分裂。虽然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维持原有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力不从心，权利逐步从7国集团转向20国集团，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三驾马车的旧的国际经济体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金砖五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力还不足以撼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的现实需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博弈的新路径，改造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不能一味地采取批判主义立场，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南北严重对立，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不仅仅要批评，更重要的是正面提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观点、体制和方案，以及提出适当的策略、路径和行动方案，主导国际经济体制和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国际法的产生有3条路径，其一由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产生，其二由国际习惯的方式产生，其三由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而产生。在当前国际经济关系面临南北观点严重对立、国际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势下，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产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能接受的新的国际经济法规则是不可能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运用西方国家惯用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国际经济伦理，占领国际伦理道德的制高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方案，走一条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路径——建构主义的道路。这条建构主义道路就是依据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国际经济伦理、各文明国家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建立新的、普适性的国际经济法规则。

三、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建构主义道路

只要国际经济法以同意作为唯一的国际法产生的基础和依据，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国际经济法新体系和新秩序就不可能产生，而原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依照一般国际法规则还要继续适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也许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解决以上难题的路径和方法。建构主义方法论并不否认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有效性，同意和确信应当是当今国际经济法的基础，它是物质的、客观的；建构主义方法论从行为体身份和文化的要素中推导出其“机制”，它是思想意识的、主观的，但是它能够构成国际社会普遍同意的思想基础，在国际社会存在高度分歧的情形下，是国际社会进行沟通的最佳方法和路径；建构主义不同于自然法学派，其演绎和推理基础不是虚构的道德、理性、法律良知、自然法则，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国际经济伦理；建构主义方法论不同于批评主义方法论，不是一味地批评，不是破坏者，而是合作博弈者，是建设者。

（一）用共同价值观和国际经济伦理作为先导占领道德高地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构建中国国际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评价标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而且它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国际经济规则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利界定规则，另一类是交易规则。国际经济法的权利界定规则已经基本确定：国际社会各国家是平等的、独立的，它们拥有国家经济，拥有航行自由、交易自由，拥有平等参与制定国际交易规则的权利。各国开放门户、自由贸易及自由投资政策、国际货币体制等都是交易规则，各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或不参加。各国参加国际经济体制，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主要动机,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当是构建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基石。在国际范围内，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会产生效益，但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分布不平衡，自然禀赋不同，各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过程中取得的利益不尽相同，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存在不利益的情形，所以，自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应当是一般原则，但是还是有必要对个别情况进行调整。按照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的规则，在生产要素和自然禀赋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占领了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交换中取得了较大的收益，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则通过征收本国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的税赋获得巨大收益。但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于一般劳务输出和一般自然人流动是例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没有权利到发达国家就业，没有资格享受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同时发展中国家政府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征税取得的收益也十分有限。由于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不能通过税收的二次分配机制对国际收益公平分配进行调解，因此国际社会的第一次分配以市场为原则，实行效率优先，而第二次分配就需要以公平来调节。这就是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将其国民收入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法理依据。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呼吁其成员在提高产品环保标准、服务贸易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的法理依据。这就是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的人类社会正义的理论必然的逻辑结论。为了修正国际社会的上述“不公正”，各个国家不能将所有的交易机会交给国际市场，它们需要有所保留，需要在开放市场方面进行利益的平衡。各国遵循“静态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以优势产业建立国际分工，同时又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实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和产业扶持政策，开展国际竞争。各国贸易与投资的市场开放与国民经济稳定有序发展之间的合作博弈，需要价值伦理标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应当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贸易谈判中立场正义性的评判标准。

2.国际经济伦理是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制的理论先导

国际经济伦理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判定跨国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体制道德价值和正当性的标准，是协调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行为和国际机制正当性的依据。正当的国际经济体制和机制应当符合以下的国际伦理标准：（1）平等、不歧视平等原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标准必须适用于任何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必须一视同仁。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利率市场化，那么货币市场化就应当贯彻到底，其货币发行利率也须市场化。各国汇率市场化而货币发行和利率无须市场化原则的实质是：美国倚仗美元的实力，通过自由发行美元、控制利率以及强制各国汇率市场化，就可以绑架和操纵国际货币体系，违反国际通行的平等和不歧视规则。另外，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却频频向外国企业市场准入痛下“国家安全”封杀令，这种只要本国国家安全、不要他国安全的做法是典型的歧视政策。（2）合作博弈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国都可以有其合理的诉求，都可以参加国际公平的竞争；各国通过国际分工形成规模经济而取得竞争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取得比较利益（周钟，2002）。按照“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次优”的原则，各国展开合作博弈，包括跨国经济活动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合作博弈。按照“帕累托次优”的原则，市场主体在寻求利益最大化时可以损人利己，但是不能损人不利己。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在制定国际规则时，反对国际合作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3）投资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市场准入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全世界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这个原则不能由于某些国家市场竞争力强时就要全面实施“自由贸易”规则，而某些国家市场竞争能力减弱的领域就要改弦更张，实施所谓“公平贸易”。“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不能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4）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市场交换是国际经济交往主要方式。在自由贸易投资的国际环境中，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在跨国经济活动中取得的比较利益将大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观点，竞争力弱的发展中国家同意采纳的自由贸易体制为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产品提供了市场，提供了机会，否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发达国家就不能从跨国经济活动中取得巨大的效益和利益，因此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国际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必须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周钟，2002）。（5）公平竞争自由的国际市场竞争可能产生垄断，同时市场主体也可能通过卡特尔协议合谋形成垄断，从而妨碍和消除竞争，阻碍科技进步和损害消费者利益，造成垄断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国际社会利益的最小化；市场主体也可能通过不公平竞争的手段扰乱国际市场秩序。国际社会必须超越个别大国利益，实行全面的公平竞争的秩序，制定国际竞争规则。

（二）中国关于改革国际经济体制和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立场和策略

1.改良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或国际经济秩序

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它还存在一系列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建立国际经济新体系和新秩序的实力，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的立场不是选择建立国际经济新体系、新秩序，而是团结其他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改良。中国可供选择的目标是：（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扩大金砖五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美国和发达国家应当缩小其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救援制定优惠待遇，如果中国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中国可以与其他金砖国家协商成立金砖国家基金，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作为的合理补充；同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利率政策应当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如果美国同意美元接受国际监督，中国可以同意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则可以团结其他金砖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伺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将特别提款权提升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2）世界银行应当增加资本金，扩大发展中国家份额；发达国家不同意的话，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有理由成立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银行。（3）世界贸易组织应当进行改革，不仅把纺织品纳入自由贸易的行列，而且农产品、一般劳务输出、一般自然人流动都应当纳入自由贸易、自由流动的行列；对高技术产品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自由贸易，否则发展中国家有权将能源、资源、金融、信息产业列入国家安全考虑的范围；世界贸易组织应当确定一个全体成员都能适用的市场经济的定义，不能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

2.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中国支持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安全不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应当将其纳入法律约束的范围；“非市场经济”的认定不能作为滥用“反倾销”手段的工具；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与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相适应，反对过度保护；支持投资自由化，反对以任意的“国家安全”为借口拒绝外国投资。

3.公正、合理地分配人类的共同财产

在国际经济法的领域内，我们主张制定交易规则，应当适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在权利界定方面，则应当适用公平优先的原则。不属于任何国家所有的海洋（包括北冰洋）、空气空间（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陆地（南极）、外层空间（包括月球、空间轨道）等应当界定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任何国家不能占为己有。人类应当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方式予以分配。分配应当“以人为本”，不论肤色、种族、宗教、性别，应一视同仁。国际海底资源、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等方面的分配，应当按照世界人口人均分配。对于地球同步轨道等稀缺资源，应当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预留发展的空间。

4.一视同仁行为准则，反对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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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案例教学法；国际经济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5-0093-02

一、国际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及学习难度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经济问题。能够用所学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是经济类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之一。传统的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效果差，因此对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济学是以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国际贸易理论及政策，主要探讨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产生的原因、利益分配以及由此诞生的国际贸易政策。第二部分是国际金融部分，主要探讨由于贸易而导致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投资、汇率以及国际收支等。该门课程的知识点众多，需要良好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基础，这就降低了教学的趣味性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缺乏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的能力。案例教学法在很多课程的教学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如何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当中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案例教学法在国际经济学中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由美国的科普兰博士（Copeland，D.）于1910年率先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中应用于实践，最早的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工商管理专业。科普兰博士邀请了很多优秀工商管理的从业人员走进课堂，向学生展示在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科普兰博士要求学生利用管理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问题，写出案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方案。案例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教学方法由于其良好的效果很快在其他学科开始推广。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定义，案例教学法是指学生和教师互动，共同参与对某学科的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探讨的教学方法。在案例教学法中，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老师也不仅仅是现有知识的传播者，教师与学生成为平等的主体，共同参与课堂的教与学。案例教学法着眼于学生的创造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通过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国际经济学中实施案例教学法，主要能起到以下几点作用：首先，减少课程的枯燥性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国际经济学知识点繁多、综合性很强，需要用到微观和宏观的分析方法，对数学、函数及图形要求较高。如果按照纯理论的教学方式，很多知识晦涩难懂，学生也只是热衷于记结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案例教学，让晦涩的知识变得更有立体感，有利于降低课程难度，丰富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其次，案例教学有益于学生的“学”，提升教学质量。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不再是填鸭式教学的主体，而是根据国际经济中的热点或特殊的现象，创建现实经济生活情境，用贴近生活的经济现象来引导学生自动融入积极讨论的课程教学中。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传播者，简单地告诉学生一些枯燥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自己去讨论、分析、总结和思考，以得出开放式的结论。事实上，很多国际经济现象并没有唯一的解释方式，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同一个经济现象，让各种解释相互竞争，不要简单地下结论，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重要的不仅仅是学生学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如何学习。总之，案例教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提升学生查询资料和整理资料的能力，增强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协调组织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培养。最后，案例教学有益于教师的“教”，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在案例教学中，虽然教师起的是引导作用，但是如何引导好学生对国际经济现象的探讨并非容易。传统教学中，教师只知道可能理论就够了，但是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必须提前准备案例，对国际经济的热点和特殊现象要有高度的灵敏感。教师需要关注学术前沿，不断完善和更新知识结构。

三、案例教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教学实践

下面以动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增长与国际贸易这一节为主举例说明如何在国际经济学中实施案例教学。根据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如果商品的国际比价保持不变，一种生产要素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产出增加，而密集使用其它要素的产品产出减少（罗伯津斯基定理）。讲完这个理论后，可以结合“荷兰病”（DutchDisease）来加深对该理论的掌握。荷兰在上个世纪60年现了大量的天然气储备，生产资源大规模流入天然气相关产业，而传统的制造业因此大规模萎缩，这种一个行业大规模萎缩是另一行业大规模增长所带来的结果的现象被称为“荷兰病”。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沙特、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尼日尼亚、英国及澳大利亚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就是发现并新开发了自然资源的国家。其中尼日尼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两个典型国家。由于石油禁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国际油价暴涨，几乎翻了两番。尼日尼亚的石油贸易条件在1989年是1972年的7倍，尼日尼亚获取了大量的“石油意外收入”，其占尼日尼亚GDP比重的23%。由于意外石油收入的增长，尼日尼亚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支出，国内物价迅速上涨，国内其他产业竞争力迅速下降，比如农业出口量下降了67%以上，非石油行业出口下降了90%，石油行业的发达是以其他行业的亏损为代价，呈现出典型的“荷兰病”。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典型，印尼虽然像尼日尼亚那样获取了大量的意外的石油收入，但是并未出现“荷兰病”。引导学生查询资料，解释“荷兰病”原因，为什么印尼和尼日尼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学生最后的讨论结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学生认为“荷兰病”主要发生在“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由于自然资源的意外发现或增加，获取了巨额的自然资源收益。其次，尼日尼亚发生“荷兰病”，是因为尼日尼亚在获取石油意外收入的同时，没有将获取的收入用于其它投资。最后，印度尼西亚之所以没有发生“荷兰病”，是因为印尼政府力争收支平衡，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将石油收入平衡用于其他行业。比如，资助灌溉系统、鼓励改良品种、改造农村医疗和教育设施，增加农业投入等。

总之，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我们更应注重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法是对传统教学法的创新，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以后的教学中，更应该从案例的准备、案例报告的撰写与分析、案例教学组织形式的完善等多方面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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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正松，万青.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的探讨[J].皖西学院学报，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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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多学者的阐述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他们对国际法本质的看法，但由于国际法本身的复杂性，目前也没有学者对国际法的本质做出全面的概述。而且，学术界大多偏重于对国际社会冲突激烈、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其本质的探讨，然而，对国际法本质的正确认识对我们认清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内在形成机制和驱动力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弄清这一问题，不仅可以提纲挈领地解决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还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法的本质的含义

研究国际法的本质需要从法的本质看起。西方的法学家们很少直接阐述法的本质，但在三大主流法学派对法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仍能了解他们对法的本质的认识。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着一套永恒不变行为规范，这一规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不变的，它体现着自然的理性和正义，只有符合这一标准才能称之为法。分析法学派的法学家们从实际存在的法律规范来讨论法的概念。他们认为“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是两回事，其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制定法，即纯粹且严格意义上的法。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则认为法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活法”，社会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实质。[5]

我国法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次大讨论，已基本上克服了“阶级斗争法学”的偏颇，扬弃了所谓“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性是法的唯一本质”等僵化定义。[6]诸多研究者都对法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有研究者认为“法的本质是整个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法学研究都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7]这一观点强调了法的本质问题的重要性。郭道晖认为，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种元素是构成法和法律的本质内容，法是这三种元素的化合物。三者组成法的三维，缺一不可。还有研究者认为法的本质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确认、分配和维护，该社会的整体利益是由社会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童之伟认为法的本质在今天可以确认为“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在这里，社会权利是社会整体权利的简称。它是一个反映法定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学范畴，以所有权归属已定之财富为本源，表现为法律权利和权力之总和或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广义的权利”。[8]

二、国际法本质的决定因素

国际法的本质应能体现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并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要研究国际法的本质首先要对其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各国际法主体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以了解其赖以依存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

1、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的客观社会基础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众多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9]现代国际法需要适应一种复杂的世界格局，各国特别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国，总是谋求参与国际活动而获得利益，而这种利益在不少场合是靠损害别国(尤其是弱小国家)利益而取得的。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现时国际法的本质特征，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也不断推动国际法的演变。同时国际法又是协调各种国家利益一种重要手段。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当代国际社会还是以国际旧秩序为基本特征的。在国际政治领域体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权力分配不均是国家间关系中一个普遍和主要的因素”[10]各国为了满足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可以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各种政治、经济、外交手段，直至诉诸武力。这种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本质特征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经济全球化与分工国际化以及各国政治、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是决定国际经济法本质的客观因素。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不合理、不公平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制度;以垄断为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制度;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决策制度。[11]

2、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的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和主观条件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也是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根本。国际法是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和协调的结果，也是通过原则、规则、制度等形式，通过法律的拘束力对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进行调整的规范。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利益已经不可能简单局限于一国国内利益。各国出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参与国际交往。出于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协商一致，订立契约，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国际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法一经产生就会对国家利益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进行调整，并致力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法本质的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本质就是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实力对比对全球利益进行保护、协调与分配。冷战后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相互斗争与妥协。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斗争性是冷战后国际交往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目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遭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掠夺，而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从我国在WAPI标准的推出进程中屡屡遭受的歧视和阻挠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更关注的是如何共同瓜分全球经济利益，而不是所谓人类的共同福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在旧的经济秩序下获得的既得利益，发达国家一直试图保持在WTO各回合谈判中的优势地位。从成员国在WTO中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试图占据“掌门人”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决定了它们的标准制订话语权，通过WTO协议允许的原则，它们正利用技术标准保证它们产品优势和竞争力、使技术标准成为贸易保护的隐蔽手段。发展中成员国在多边贸易框架内的地位则显然居于弱势。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虽不是可有可无，也只能充当配角;从规则制订上看，发达国家是WTO规则的制订者，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接受者。现有WTO环保贸易条款涉及的领域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特别关注的领域，而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领域，如在国内被禁止或严格限制商品的出口问题，危险废物及垃圾的跨国转移问题，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问题等，则没有作出具体规定。[12]另外，在程序性的问题上，发达国家试图主宰各项议题的制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缺乏民主的谈判方式过去是，将来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些就是WTO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性的一面。

这一矛盾有时甚至会白热化，以至于WTO的协调功能有时会暂时失灵。2006年，由于在农业补贴和农业援助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难以弥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们不得不中止已持续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也表示：“我们陷入了极度困境。”[13]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国际交往中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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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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