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16 16: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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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原因可持续利用保护对策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资探讨。
1.生物多样性概述
1.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
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
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
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1.2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1.3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
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草原的退化。
2.2.2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环境污染
2.2.3.1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3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3.保护对策
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1.04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
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3.2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
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
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
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3.4国家合作与行动
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与产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3.5加强环保教育
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此外，加快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清查；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动植物保护级别；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及对一些重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人工繁育和扩群工作，也很有必要。总之，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一件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参与，不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众；不仅需要单个学科，更需要多学科；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的共同参与与合作。
参考文献：
[1]王羲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
[2]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
[3]曹志平生态环境可持续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4]毛文永、刘剑平全球环境问题与对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5]伊武军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海洋出版社2001
[6]熊治延环境生物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7]中国外来物种黑名单科学生活2004（3）
篇2
地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它的开发强度日益增强，不少地区已呈现资源枯竭和生境退化的趋势，难以再承受下去来满足人类的要求，因此,实施生态发展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1-3]。众多的国际生态公约就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安排和限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这些被称为是法律旗帜的各种公约都不是单纯由法学家们单独完成的，必需要广泛征询涉及自然保护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总结自然保护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以及生产战线上广大公众的经验教训，才可能制定这些涉及全社会利益的许多规定。本文就拟简要地探讨一下它们的意义和作用，以期我国能完善和健全有关自然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律体系，来适应已踏入生态发展文明时代门槛的迫切要求。
1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既是生物之间以及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体现，也是生物资源丰富多彩的标志。它是对自然界生态平衡基本规律的一个简明科学概括，也是衡量生态发展是否合乎客观规律的主要尺码。一个区域保持得是否完整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是否合理来决定。因此，它的保护对象是全方位的，要从物种及其遗传资源、生态系统和景观多样性各个方面着手。这个公约不仅阐述了防止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问题，也强调要关注人类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它提出要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持续利用和利益公平分享三者密切结合来考虑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实践证明，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工作就难以持续下去。它要求各缔约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要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作出全面的安排。“公约”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多次的修改，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签署，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这说明世界人民终于认识了由于人类本身的管理失误所造成的地球生境退化、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灾难，决心采取共同行动制定有约束力的并起综合作用的国际公约。现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已成为各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以看出，”公约并不是一纸空文，但与其说是一次性产物，不如把它看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1.如何做好野生物种种群和被传统农业与本地人民广泛应用的物种及其变异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问题，2.发达国家如何落实支援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责任；3.如何通过技术转让和交流实施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和持续利用的战略；4.生物资源利用者如何落实酬报各地从事保护工作者和提供传统利用知识人们的责任。这些问题虽经多次讨论，但不易取得协议。
我国于1993年1月7日作为第7个国家正式批准加入“公约”，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组成国家履约协调组，统一规划各项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可见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和认真态度。许多学术单位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研究机构来规划研究和宣教事宜；还出现了非政府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它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公众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10多年来完成了大量工作，除了按“公约”规定完成必需做的基本项目，例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外，还出版了系列丛书和许多研究报告。建立了许多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实体。主要经验有下列三点：1.保护和发展必需密切结合，利益公平分享是关键；2.统一协调分散管理的方针是正确的，但需要进一步完善；3.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不断加强，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在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期间，国家颁布了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11－2030），”明确今后2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并将之看为是维护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保障的大事。因为，当前资源过度利用、工程建设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并未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状态一时难以解除。它要求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基本体系，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开展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评估、监测、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例如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和种质基因库的建设和完善，把保护和发展密切结合；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防止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完善，完善群众参与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工作[4-8]。
2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关于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跨境转移的一个协议，它旨在充分确保它们的转移、处理和使用。它的文本由生物多样性缔约国会议来讨论和确定，已有100个以上缔约国批准，于2003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所以，可以说，它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个议定书。文本中详细论述了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凭借现在生物技术所获得的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的保护措施，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这意味着，已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从一个国家跨境转移必需符合议定书的规定，出口者必需提供充足资料使进口者能做出知情决定，确保所有货运有议定书要求的文件记录，即使进口者不是缔约国也要按议定书要求办理。我国于2005年4月27日批准了议定书，显示我国在执行国际条约和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承诺，并大大增强该议定书的份量。同时，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对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政策体系、法规体系、转基因活有机体及其产品风险评估和管理技术准则、生物安全管理国家能力建设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
3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湿地是指内陆和海岸地带水深6m以下的水域、沼泽和草甸地带。这些地区是调节水分循环、维护水禽和水生生物生存的重要栖息地，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大片湿地被改变为农地、养殖场甚至城镇，导致许多物种消失，常出现一雨便成灾的可怕事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原亚洲湿地局、国际水禽与湿地研究局、美洲湿地局三个湿地组织合并为湿地国际，并在湿地公约的制定和技术支持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大大促进世界范围主要地区湿地和湿地物种现状的评估和研究，加强与政府和当地社区的合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湿地公约于1971年2月2日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订，所以常称为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它通过传播信息资料、提高公众意识、开展培训活动和在各地建立湿地管理项目、支持和促进区域和各国湿地保护和湿地资源持续利用和行动计划的制定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国凡是在生态学、生物学、湖沼学和水文学上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都可申请加入湿地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湿地名录，加入国际湿地名录的湿地应建立保护区，加强对物种和栖息地的管理，管理好者可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会受到批评。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会后，认真履行缔约国的义务和责任，为了适应湿地保护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湿地保护，1994年9月由林业部牵头联合17个部委制定一个广泛参与、切实可行、符合国际规范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确定了中国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目标、内容、优先领域和项目，使之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中国湿地保护事业的发展。许多科教部门建立了湿地研究中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众多的专著和研究论文和报告[10]。迄今，我国已有37个湿地保护区分五批加入了国际湿地名录，并开展大量保护和持续利用的工作。#p#分页标题#e#
4世界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是指具有世界价值的独一元二的自然和文化区域以及许多非物质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是各个国家精华中的精华。作为具有世界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可从以下列几点来判断：(1)表征地球进化历史的主要阶段的典型代表或独特的地理景观类型；(2)表征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断进化的生态过程或生物进化和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典型事例和杰出的代表；(3)具有极为特殊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的区域；(4)具有世界价值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或众多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符合四个标准之一的区域可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三类）。世界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三者被认为是国际保护生境（栖息地）的三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制定，1978年正式生效。这说明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有责任来保护那些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把它们看为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认可和保护文化景点的国际法律条约，它把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拓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相互关系的思维，并制定协同计划来保护它们[11-14]。
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并深深体会到自然与现代化共存、经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共存的伟大目标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样，加入和认真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建立比较完善的世界遗产地系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许多省市建立了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促进自然保护、文化组织和文物系统各方面的专家认真考虑，提出具体的计划和方案。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自然遗产地8处、文化遗产地2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处，还有文化景观3处，总共40处。现在打算申报的区域还有100多处，估计每年只有自然和文化遗产各1处获得批准。但是，人们已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是为申报而申报，而是决心通过完善管理，争取支持，使之更加壮大，以适应社会、文化、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那时申报将是水到渠成之事。主管自然和文化遗产工作的分别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
值得指出的是，有悠久历史的全球农业系统，是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在发掘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时，却忽略了这个方面，以致传统的农业耕作制度及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优良品种的基因多样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流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2003年建立了“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心”，旨在开展全球重要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以期建立一个全球共识的持续发展的动态系统，弥补了不足之处。我国浙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全球第一批五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其实，我国还有许多项目符合其标准，需要大力发掘、继承和发扬[15-18]。
5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持续利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注意保护，不允许任何利用是不科学的，必然是行不通的；当然，过度的利用，不注意保护必然导致破坏。这个公约的目的就在于监测商业开发的主要物种，对一些已陷入受威胁状态的物种，通过贸易限制达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这个公约1973年3月于美国华盛顿签订，1975年7月正式生效。它把控制贸易的物种划分为三类作为其附录，附录1是指那些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的对外贸易必需获得出口国科研机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进口国也确认是如此才能进行；进口国将之再出口也照此办理。附录2是指那些目前虽未濒临灭绝，但如对其贸易不严加管理，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就可以变成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也必需得到出口国家科研机构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出口贸易。附录3是任何一个缔约国认为属其管辖范围内应进行控制开发利用，而需要其它缔约国合作管理贸易的那些物种；它们的出口贸易同样需要出口国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前两类物种需经全体缔约国大会讨论通过，后一类物种只需各缔约国自己认定，报公约秘书处备案即可。附录中所列的物种是重点管理对象，但它们的地位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随其种群传播和消长而有所调整，所以需要对它们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监测。这样，每一个缔约国都要建立专门的科学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来负责专司其事。前者负责研究确认各个种的基本情况，提出处理的意见；后者即专司具体管理业务，发放出口许可证。可以看出，这个公约不是要禁止野生动植物包括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贸易，而是制定各种措施保证可持续贸易，不引起它们走向灭绝；目前，它已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控制野生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国际贸易系统，为物种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0年12月25日，我国提交参加“公约”的交存书，1981年4月“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1982年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种科学委员会”，分别挂靠在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科学院内，开展有效的研究和管理，成果垒垒。看来，大力培养熟悉“公约”的科研和管理人员，进一步弄清和宣传“公约”各条款的实质内容，加强对濒危野生物种的研究，提供其消长规律和具体情况，监测贸易现状，编制控制贸易的物种名录及其识别手册和图谱，制定合理开发利用的指标，提高进出口管理水平，防止过度开拓而造成物种灭绝应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20]。
6迁徙物种公约
物种的生存和分布不受边界的限制，特别是迁徙物种的生活周期可能遍历多个国家，但各国的保护和管理水平不尽相同，难免会遭受猎杀，因此必需通过国家政府间的共同努力来加以保护，既要保护物种本身，也要保护其栖息地。保护区在这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公约于1979年签订，1983年正式生效，100多个国家参与并共同关注这些独特物种种群的保护，效果明显。我国签署这个公约以后，许多保护区承担了这些迁徙物种的保护，无论在科研监测和合理利用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山东长岛保护区累计环志各种候鸟128种21万多只，其中猛禽22种6万多只，占全国猛禽环志总量80%以上；回收国内外环志鸟231只，最长回收为8年，为鸟类迁徙规律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成绩明显[21]。由于“公约”所关注的物种独特，没有任何公约能代替其作用，实际上，它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必要的补充和起具体的辅助作用。#p#分页标题#e#
7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个公约是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为解决地球气候潜在变化可能引起的众多问题而联手进行的一项努力。它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于集体执行“公约”所制定的各项规定。它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我国于1993年1月批准了这个公约，是最早的10个缔约方之一。“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在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注意减少和防止人为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开展技术转让等各种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增强所有温室气体的吸收汇和储存库，例如不同类型的保护区等；在适应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制定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综合农业的发展、关注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涝影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纳入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政策和行动，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尽可能降低气候变化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京都议定书中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使其CO2、CH4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排至少5%；同时，确定了“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三种境外减排的灵活机制，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境外取得减排限排的抵消额，从而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限排目标，缓解其国内减排限排压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是其义务的核心内容，要求采用由缔约方大会制定的可比方法编制人为引起的各种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国家清单，发达国家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但是，要真正的具体落实十分困难，许多会议都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具体化，但都不能取得共识，需要更耐心地通过深入分拆，实事求是协调和合作共事地去解决。可以看出，制定减排限排温室气体目标是一个重要方面，而确定不同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人工营造的方法来固碳的目标也是不能忽略的，两者是相互相成的[22]。
8防治荒漠化公约
篇3
一、生物技术应用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
生物技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主要技术:基因技术、细胞技术、酶技术、发酵技术和蛋白质技术。其中，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其他生物技术都是以基因技术为底座发展起来的[1](P.5)。基于此，本文探讨的生物技术主要是指基因技术，简单来讲，基因技术就是指重组DNA技术。(DAVID NAIOU:BIOTECHNOLOGY＆NANOTECHNOLOGY－Regulation under environmental，health，and safety laws，OXFORDUNIVERSITY PRESS，p.5(2009)．)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大规模地开发生物资源，生物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生物安全问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物安全是指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由于自然或人类活动引起外来物种迁移，外来物种在定居、建群、繁衍、扩展的一连串过程中造成的对本土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威胁、危害，使之衰退，甚至退化和灭绝;或者由于人为造成环境的剧烈变化，导致生态环境的破碎化、边缘化和退化，从而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和威胁;或者任意盗用和掠夺生物资源，砍伐和捕捞过度，严重时会导致物种濒危或灭绝;或由于在科学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中造成对人类健康、生存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有害影响。而狭义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是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所产生的转基因生物体及其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包括转基因生物体及其产品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体健康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等。本文探讨的正是这种狭义的生物安全问题，即基因工程技术引起的生物安全。
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健康、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威胁，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安全性带来威胁。概括起来主要是:(1)毒性问题。人们对基因活动方式的了解还很不透彻，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有效控制基因调整后的结果，因此，人们普遍担心基因的突变演化可能导致有毒物质的产生。(2)过敏性反应问题。转基因作物因为引入外源性目的基因后，会使转基因生物带上新的遗传密码而产生一种新的蛋白质，这些新的蛋白质可能引起食用者或接触者出现过敏反应。(3)抗药性问题。抗生素抗性基因可能被转入人畜消化系统中的细菌体内，使其对抗生素药物的治疗产生抗性。(4)有益成分问题。有研究发现，外来基因会以一种人们目前还不了解的方式破坏食物中的有益成分，导致营养质量的下降。(5)免疫力问题。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可能降低动物乃至人类的免疫能力，从而对动物及人类的健康安全甚至生存能力产生影响[1](P.54)。
第二，转基因生物对自然生态环境存在潜在的风险。
转基因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以是马上出现也可能是延迟出现的。这种风险具体体现在转基因生物的“基因污染”可能造成的生态风险。“基因污染”即基因工程作物中的转基因能通过花粉(风媒或虫媒)所进行的有性生殖过程扩散到其他同类作物上，在遗传学上称为“基因漂散”(gene flow)。而这种人工组合的基因通过转基因作物或家养动物扩散到其他栽培作物或自然野生物种并成为后者基因的一部分，在环境生物学上则称为“基因污染”。（注：南宁政务信息网:“浅析基因污染的概念及应对措施”，2005年6月1日。）例如，利用基因技术种植抗干旱、抗伏倒、高产量的玉米或者是抗干旱、抗虫害的棉花，但是由于没有对特殊基因物质进行有效的控制，其通过风媒或虫媒散播了，结果在玉米或棉花旁边长出了抗伏倒、抗干旱、抗虫害、高产量的杂草。这种杂草比其他植物在自然中散播和存活的时间长，因为转基因技术赋予了这种杂草与其他植物竞争的优势并可以侵占其他植物的领地[2](P.106)。（注：DAVID NAIOU:BIOTECHNOLOGY＆NANOTECHNOLOGY－Regulation under environmental，health，and safety law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4(2009)．）这不仅增加了除草的难度，也给对农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利用造成困难或使其成为不可能。不仅如此，受基因漂散过程影响的植物，其从转基因中获得的性状因为是未经过自然选择过程的，其结果将会打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影响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所以，“基因污染”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潜在危险，忽视这种危险，可能将重蹈工业革命对环境大规模破坏的覆辙，招致一场不可收拾的灾难。与其他形式的环境污染不同，植物和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能使基因污染成为一种蔓延性的灾难，而更为可怕的是，基因污染是不可逆转的。从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基因污染”的威胁不容忽视。（注：人民网转基因专题:“基因污染威胁中国生物安全”，2004年10月20日。）
第三，转基因技术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物种的引进和驯养问题。引进物种的原因可能是有意识的，有时也可能是偶然的错误。无意识的引进往往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害。物种的混杂使某些物种会损害当地的物种，改变生态系统和食物链。例如，滇池到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水生植物相继消亡，存30余种，祸害就是一种外来的名叫凤眼莲的植物，它严重破坏了滇池水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植物死亡。（注：参见“国家渔政部门表示我国欲建外来物种预警机http//www．legalinfo．gov．cn/gb/special/2003－01/15/content_10032．htm．）此外，有意识的引进物种行为也并不全都会结有益之果。有选择的驯养物种，也会破坏生物多样性，以法国为例，在19世纪，法国可以生产2 000多种苹果，但是后来由于农民有意识地选择市场更乐于接受的品种，今天法国的苹果品种只有10余种;此外，栽培与推广单一的高产品种，人工林品种单一化都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质和量，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使得人们无法从中培养和驯化更好的生物品种，这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未来的食物结构[3]。由此可见，物种的驯养和引进会影响生态平衡，改变生物多样性，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
2.转基因品种的大量繁衍和克隆物种的危害。转基因技术大量的被应用于农业、医药和工业。在自然界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给野生生物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移植的基因可以越过性别障碍，并将遗传特征转给一种临近的生物，因此，风险是广泛存在的。如通过基因改良培育活的有机体，在环境中能够潜在繁殖，一旦基因改良体成为一种严重的害虫，要将其消除将十分困难。然而，更另人担忧的是克隆技术。可以预见，自然界原有的优胜劣汰和进化过程将会因为这种技术的出现而受到影响，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变因而增添了更多的干扰因素。毫无疑问，克隆技术增加了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方式。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选择性繁衍物种的能力得到增强的同时，意味着生物界自我循环的能力将受到更大威胁。
在农业领域，如果对植物品种授予专利，为了实现垄断权，专利权人会对其研发的植物进行全面的控制，这将断绝他人改良植株的机会，因此，有可能导致植物基因退化，从而影响生物多样性。另外，大面积的单一种植使得整个农业建立在仅仅几十个物种的基因基础上;单一物种的次生林破坏了天然林丰富的遗传基因;选择多产的植物或家养动物取代利润较低的更接近野生的品种。这些生产方式势必会导致遗传基因的贫瘠，长期下去，也会严重影响人类自身的食物结构和发展需要。再者，利用基因技术恢复已经丧失的生物基因并将其重新引入环境，也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在工业领域，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污染使得物种多样性的破坏加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城市化、人炸、沙漠化、湿地干涸等等因素甚至直接带来了物种的消失[4]。
目前，生物技术的应用对人类和环境影响的中期和短期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生物技术的应用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还不具有确定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一直以来被不确定性严重困扰着。今天，我们仅仅粗略掌握了物种消失的速度，到下个世纪物种可能消失多少是不得而知的。物种的消失不同于其他的环境损害，因为一个物种消失后就永远消失了。而且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灭绝如果在目前得不到控制，将不仅使目前一半以上的物种遭到灭绝，而且使整个生物圈缺乏物种的时间至少达500万年，相当于人类出现以来的20倍时间[5](P.62)。
二、风险预防原则指导下生物技术专利的慎重保护
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生物技术重要作用的认识，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生物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国际社会通过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公约》，以及欧洲国家缔结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欧洲专利公约》，这些立法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国际生物技术保护形成了两类保护模式。第一类，双轨制保护，即专门法和专利法保护两种模式。第二类，单一制保护，即或采取专门法或采取专利法保护模式。
虽然形成了上述保护模式，但是，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WTO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的一项议题，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分歧，而且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许多争议。各国对生物技术专利保护的差异，不仅和各国专利制度的历史、经济政策以及技术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也反映了各国对生物技术专利的接受程度。
目前，我国对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完全达到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而且对可授予专利的生物技术的范围也是比较宽泛的，基本上和发达国家一致。但是，我国专利法忽视了生物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忽视了生物安全问题;另外，我国专利法也没有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为专利审查的内容和标准，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一体化的要求。实际上，对生物技术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有关部门已经予以了重视，例如，我国农业部颁布实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对危害公共利益、生态环境的新品种不授予品种权。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将对生态环境带来损害的生物技术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这一点，部门立法反倒走在了前面。
笔者认为，我国对生物技术进行专利保护时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指导下对其决定是否予以保护，这不仅将对维护生物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作为限制外国生物技术专利的合法、有效的手段。
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理论上对其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风险预防原则也称风险防范原则、防备原则、谨慎原则，是指如果对某种活动可能导致对环境有害的后果存在着很大的怀疑(strong sus-picion)最好在该后果发生之前不太迟的时候采取行动[6](P.89)。国内学者都按《里约宣言》的规定，将其解释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以上解释都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当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上的证据为由，推迟或拒绝采取行动保护环境。
风险预防原则立法兴起于20世界80年代，其最初是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随后被一系列保护海洋的国际文件所采纳。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中，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卡塔赫拉生物安全议定书》中都得到了肯定。同时，该原则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明确得到了承认，例如，非洲《关于生物技术安全示范法》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事先预防原则。（注：Edited by LUC BODIGUEL and MICHAEL CARDWELL:The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Comparative Approach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2001)．）
促使风险预防原则进入现代环境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环境风险”等问题的出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人类解决环境或生物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如有毒化学品、转基因产品释放等导致的环境风险和生物风险。对这类风险目前在科学上没有一个清楚、确定的认识，如果因此拒绝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一旦危害后果出现，则不可逆转。为了应对这些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环境风险或生物风险，遵循“风险预防原则”无疑是决策者的理智选择。尤其在生物安全方面，由于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生物体等所导致的生态不安全风险很难得到科学确定性的证明，因而对生态风险更需要适用“风险预防原则”，采取防御性的措施和行动[6](P.89)。
在风险预防原则进入现代环境法以前，如果一种活动或者物质在被证明是危险之前则被假定是安全的，而风险预防原则转变了这种假定，当一种活动或物质不能证明是安全的以前，则被假定是危险的。风险防范原则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改变了原来环境法在面临不确定性时采取等待态度的做法，这反映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转变。
我国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决定于是否对生物技术予以专利保护具有必要性。如前所述，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威胁，一旦这些威胁转化为现实，其后果往往非常严重，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为了防止这些威胁而导致的生物安全问题的出现，我国有必要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正如欧盟委员会一直坚持，由于科学证据无法充分证明部分创新性技术的安全性，因此该新技术即具有风险;因此，决策者在制定政策决定时，除应考虑该风险所可能引起之疑虑外，还应通过预防性措施将该风险消除或降至可接受的程度之内;这种不待相关科学知识之发展而先行采取措施的决定，即属“预防性策略”[7](P.89)。
除去必要性考虑之外，我国引入风险预防原则还取决于对生物技术予以专利保护是否可行。对于生物技术的安全问题，《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27条赋予成员国自行采取措施对威胁公共健康、生命或环境的发明可以拒绝授予专利的权利，也赋予了成员国以国内法控制生物技术风险的责任。根据该规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为维护我国利益，面对生物技术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我国完全有权利将可能损害生态环境的生物技术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
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对生物技术予以专利保护的具体做法是:(1)修改现行专利法补充规定对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生物技术专利不授予专利权。(2)修改专利法补充关于“对已经授予专利权的生物技术规定可以通过无效宣告程序宣告其无效”的规定。在专利法中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对于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环境法是不能完成的，在专利法中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对于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各个法律部门的相互合作与协调，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注释:
[1]刘长秋等著:《基因技术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唐安帮主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前言问题与WTO知识产权协议》，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张金屯著:“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载《经济地理》1999年19卷第2期。
[4]汪惠敏:“科技和法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互动关系”，载《生物法律》2004年第2期。
[5]唐双娥著:《环境法风险防范原则研究－法律与科学的对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篇4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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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城市；湿地公园；游憩；行为模式
作为城市重要的自然资源和人类生存环境资本，城市湿地公园建设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的场所，改善了生活环境，同时也为人类和动植物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但是由于城市湿地公园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资源利用、人类干扰等。
人类在城市公园中的游憩行为模式，就是人们在城市公园中的活动内容和行为方式。城市湿地公园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公园，为避免其生态系统受到人类的干扰和破坏，必须有效规范人类行为，以保护湿地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使其在繁华的城市中保留大自然原生态之美。
根据湿地生物生态敏感性特点，兼顾人类的游憩需求，从人类与湿地环境的关系出发，将人类游憩行为模式划分为隔离模式、交织模式和融合模式。通过在公园不同区域组织不同类型的游憩行为模式，力求达到在城市湿地公园建设中做到既尊重和满足人类的需求，又尊重和保护湿地生物与环境。
一、隔离模式
在城市湿地公园中，其价值首先是其“存在价值”，只有在确保城市湿地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被破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湿地的多种功能。［1］因此，有必要采取隔离模式，限制人类的游憩行为，使人类与湿地生物互不干扰，保持相对独立，这样才能使城市湿地公园保值并增值。
（一）完全分隔
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是湿地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示范区，它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休闲提供了多种资源，是城市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2］它一般应包括重点保护区、湿地展示区、游览活动区和管理服务区等区域。其中重点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集中分布区，是很多野生动物甚至是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也是鸟类、鱼类、两栖动物的繁殖、栖息、迁移、越冬的场所。如果它们受到自然或人为活动干扰，都会或多或少地导致湿地生态系统的变化，使其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破坏。
因此，为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科普教育、自然野趣与休闲娱乐、保护与游览的关系，在重点保护区内设立为“禁入区”，隔离人的任何方式的游憩行为，将人类与湿地环境完全分隔，并与湿地核心区域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将有利于生态恢复和湿地价值的提升。例如有的湿地公园在重点保护区内，在珍稀物种的繁殖地及原产地设置禁入区，以及在候鸟及繁殖期的鸟类活动区设立临时性的禁入区。
（二）远距离的视线碰触
湿地往往有着丰富秀丽的自然风光，是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具有很高的景观价值。宽阔的水面、飞鸣的水鸟、丛生的芦苇，野趣盎然，为城市增加了自然的气息，使城市居民对城市湿地公园产生极大的兴趣。如山东桑沟湾城市湿地公园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有万亩天然芦苇、各种藻类和水草，而且是南北方迁徙鸟类理想的栖息地，除每年来此越冬的上千只大天鹅外，还有黑雁、灰鹤、海鸭、大雁、海鸥以及生活在海边千亩黑松林中的几十种陆地鸟类，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鸟类王国。
现在人们提倡生态旅游、认知自然等，湿地则是最佳的认知场所。出于既要保护又要接近的需求，可以采用远距离的视线碰触的方式，在不惊扰生物的休养生息、不破坏保护地价值的前提下，通过这样特殊的信息读取方式，满足城市居民的观赏要求，加强人们对湿地的认知，创造城市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环境。例如在肇庆星湖湿地公园中就设有观鹤栈道、观鸟亭台等，方便游客观赏，拉近人类与野生动物的距离。
二、交织模式
城市湿地公园不仅是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还是人们游憩活动的重要载体。通过点状或线状的交织行为模式，在尽量不破坏湿地自然栖息地的基础上，将人类作为湿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行为活动和强度控制在湿地允许的承载力之内，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散点式的人与自然对话
对于城市湿地公园，合理的轻度人为干扰可以保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合理利用人为干扰，维护湿地群落物种多样性及生态功能是湿地治理的关键。［3］在城市湿地公园建设中，建立合理的游憩空间，对于城市湿地公园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人本能地偏爱凭靠小空间去观察更大的空间，所以在湿地公园的某些区域，可以利用此特点，构建分散的小空间，如隐蔽的停留点、休息平台等，合理展示湿地资源。通过这种方式将人流分散，使其活动点缀于大环境中，化解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将人们的游憩行为对公园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而且分散的小空间可以为人们提供稳定的心理空间，人们可以驻足、小憩或交流、观测、沉思、感受等，进行人与自然的对话，也可以近距离地去了解、鉴赏和享用湿地的价值，这也是对湿地资源的一种利用。例如伦敦湿地公园为强调湿地和人类之间的紧密关系，鼓励游客的积极参与。通过浸手于池塘，喂食飞鸟和参与园艺等活动，让前来的游客在积极参与中领会湿地的基本价值和多样性。
（二）流动的线式体验
人对环境的感受并非是各个视线片断的简单叠加，而是在空间、时间多维交叉状态下的某种方式的连续展现。在湿地公园中一些不宜停留和汇集的区域，必要的线状空间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方向上的指引和导向，是功能场所的联系纽带。在这里，人的活动是一个连续的序列，对环境的感知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运动容易给人流动和延续的感觉，引导着游客向不同方向流动，减少大量人流的停滞对环境形成的干扰。人们在运动中完成感知自然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环境不再是孤立、被动的，而是在多种感官的带动下形成的多元互动的复合关系，构成了人对湿地空间的认知构架及层次。在湿地公园的建设中，可以通过湿地公园游览路线的组织，多种交通方式如游船、步道、栈道等的介入，构建流动的线式空间，使人们走进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体验大自然的清纯与美妙。例如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的湿地植物观赏区就是由长长的亲水栈道在塘边环绕，一路走去，幽幽的荷香伴着阵阵水波的清爽，让人乐而忘返。
三、融合模式
城市湿地公园作为湿地和公园的复合体，除了多种自然功能之外，还具有历史、文化、旅游等社会功能。以当今公园规划设计理念而言，设计师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从人的尺度、需要、情感、知觉等出发，满足人类生存、大众行为、游憩娱乐及心理需求，强化大自然与人类生活空间的融合。
作为人类亲水天性在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城市湿地公园不仅具有湿地的生物、土壤和水文等特征，同时又是人类以一定的审美眼光通过人工干预促使其发挥其观赏、娱乐效果。因此，为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游憩、教育等需求，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应当将各种发展需求统筹考虑，依据资源的重要性、敏感性和适宜性，综合安排、协调发展，为人们提供交往、聚会、休憩、游玩、演出等多样活动集合的游憩场所。在这些区域，人类游憩行为集中，活动基本不受限制，重点体现动感欢乐气氛。例如可以将湿地敏感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划为游憩活动区，安排适度的游憩设施，开展以湿地为主体的休闲、游憩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与湿地这两种元素不再是孤立、被动的，而是多元互动的复合关系。人与湿地更加亲近，人们可以触摸湿地动植物，可以戏水泛舟，充分感受湿地环境和生物特有的生态优势，加强了人与湿地的联系。
四、结语
人类是环境中的一部分，二者始终处于一个积极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日渐认识到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存是整个人类延续的必然。城市湿地公园作为生态、功能和艺术的统一体，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其关键问题就是在对人类与湿地之间相互作用的最大程度的理解基础上构筑人与湿地资源的良好关系。
对人类的游憩行为模式的深入分析有利于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在规划建设中既要满足人类的需求，又要保护湿地自然栖息地，将生态保护、休闲游憩和环境教育等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王凌，罗述金.城市湿地景观的生态设计［J］.中国园林，2004（1）:39-41.
篇6
关键词：温室效应； 森林碳储量； 人工林
中图分类号：Q94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0013303
1 引言
温室效应是因大气里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大气层透过捕捉辐射使不同部分地区的气温相对稳定的效应。对环境、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都具有严重的影响，威胁人类生存[1]。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过多是温室效应的基本特征之一，森林生态系统可通过光合作用将其转化为有机碳，并固定于植物体中或土壤中，缓解温室气体的累积[2]。目前，由于人工林的大力栽培，森林覆盖率都在不断增加，其碳循环是主要研究领域。实践证明，人工林也具有极好的固碳能力，其在CO2吸收和固定等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受重视[3] 。
2 森林碳储量研究意义
随着CO2浓度增加导致气温的上升，森林碳储量的研究意义越来越重要，已然成为国际研究热点之一。森林是地球之肺，对气候调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最为经济的吸碳器，利用森林固碳具有投资小、代价低及综合效益大的特点，能同时满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可行性。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储存碳量的主体，约储存10000亿t有机碳，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2/3。由此可见，森林固碳作用非常明显，能有效缓解温室效应的累积。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有机碳库，对社会的贡献极为重要，但其发展过程具有漫长性及波折性。由于人类社会对木材的需求量正在不断的增大，天然林的面积大幅度减少，森林总量急剧下降已成为国际关注热点问题之一。随着1994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生效，《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以及《波恩政治会议》的诞生，逐步推动了森林碳汇的地位。因此，研究森林碳储量有着重大意义，既能促进人类对森林作用的认识，提高人们对森林的保护作用，又能有效缓解温室效应的危害。
3 国内外森林碳储量研究进展
正因碳储量的研究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森林生物量进行大量的研究。最早的研究始于德国对几种森林的树枝落叶量和木材重量的测定[4]。20世纪50年代，日本、英国和前苏联均对本国森林生态系统生物量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5]。之后的欧洲、美国、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地均分别对本国森林碳平衡及其与全球碳循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有关植被碳储量的研究有较大突破；美国、俄罗斯以及加拿大对森林碳储量的研究关注度极高[6]。国外对森林碳汇成本的研究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丹麦、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等发达国家成立CO2减排交易体系，促进森林碳汇市场的发展[7]。荷兰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森林碳吸收基金会，其成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此外，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阿根廷、俄罗斯、巴西、智利和墨西哥顺利开展CDM森林碳汇项目，为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带来巨大利益。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碳汇项目工作，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对森林碳储量的研究也日益蓬勃。我国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研究热忱并不亚于国际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李文化等[8]建立了一些树种的相对生长方程，测定植被生物量和估算森林生物量。然而，此时森林碳储量并未受到重视，1958年的大练钢铁运动导致森林大面积减少，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森林碳储量以及碳密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呈现负增长[9]。王效科等[10]根据全国第3次森林资源的普查资料，计算了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植被碳储量为占全球的0.6%～0.7%，指出了森林生态系统植被碳密度在各森林类型间差异比较大，与我国人口密度的分配特征刚好相反，从东南往西北方向呈递增的趋势，反映出人类活动对森林碳密度存在极大的干扰。此后，刘国华等[11]利用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研究我国17年（1977～1993年）森林碳储量动态变化时发现森林含碳量呈递增趋势变化。因此可知，我国是一个森林碳储量大国，森林碳汇的潜在能力需大力挖掘。
4 人工林碳储量的研究进展
4.1 纯林碳储量的研究
由于对木头的需求，而原生态森林完全不能满足对人类的供给，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的压力，于300多年前，人类已开始对森林进行培育。18世纪，德国已大面积栽培针叶人工纯林。然而，大规模人工森林培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且以定向、速生、丰产、优质、稳定和高效为特点人工纯林为主，以期缓解对木材的需求。基于目前现状，对人工纯林碳储量的研究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人工纯林也具有较强碳汇能力。刘婷婷等[12]在2009年研究杨树人工林生物量及其碳储量时则认为人工林具有较大的碳汇潜力。马炜等[13]人在研究不同林龄长白落叶松人工林碳储量时得出同样结论，碳汇潜力巨大。陶玉华等2011年在研究马尾松、杉木以及桉树人工林碳储量动态变化时认为，马尾松以及杉木人工林均有较好的储碳功能[14]。此后，其在研究马尾松和杉木人工纯林碳储量时得出相似结论：并且认为马尾松的储碳能力随着年限的增长而增加，杉木则是以中龄林的储碳量大于成熟林[15]。
由此可见，人工纯林也有较好的碳汇能力，选择合适的树种，合理经营，均会产生较好的生态效益。但是，人工纯林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栽培人工林多以用材树种为主，且轮伐时间较短，当达到轮伐期后，生态效益则会下降，不能同时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4.2 混交林碳储量的研究
长期栽培单一树种的纯林，生物多样性单调，导致立地衰退和森林生产力下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且有实践证明，长期连作多代纯林致使其碳储量下降。因此改变人工林营造模式成为探讨的重点问题，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复杂，有效合理利用空间资源，增强林分抗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现我国对人工复层林生物量、碳储量的研究也日益兴起。樊后保等[16]人实验证明，生物量的空间结构在马尾松纯林和马尾松-阔叶树混交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混交林生物量分配比例明显大于马尾松纯林。赵凯等[17]比较福建柏纯林、火力楠纯林和福建柏c火力楠混交林的碳储量时得出结论，混交林生态系统碳储量高于纯林。刘恩[18]在研究我国热带林业实验中心人工林碳储量时发现，混交林碳储量大于纯林。叶绍明等[19]在研究桉树与马占相思人工复层林也得出一致结论，混交林碳储量大于桉树纯林。董林水等[20]研究证明荷木与马尾松比较可大大提高混交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混交林能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研究混交林的碳储量，既能对立地条件起到改善作用，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也能有效缓解温室效应的产生，为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应带来双重利益。但当前的对混交林研究存在局限性，加强混交林的碳储量研究也将成为今后的重点工程。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原生态林的不断减少，人工纯林大面积栽培，其结构简单，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易发生病虫害，林地立地条件不断下降，阻滞森林可持续经营发展。目前，混交林的研究还尚处在生长期中。因此，以林学原则为基础，改变经营模式，加强对碳储量的研究，才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1）以多元化经营模式改造人工林，将传统的人工纯林进行更新换代为以混交林为主，纯林为辅的经营模式。其次，避免连作模式经营，大力发展轮作栽培。既能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持立地条件的平衡，满足社会对木材的需求，又可保证碳循环的正常运行。
（2）大力发展经济林。经济果树林的栽培，不但能有较好的储碳能力，且能增加群众的经济收入，保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3）利用新技术，研发培育新树种。选择速生特性与较强的碳汇树种进行杂交育种，既能满足速生、丰产、优质、稳定和高效的特点，又有较强的碳汇能力。实行多国合作模式，将优势树种互相引进栽培，实行互补原则，既能减缓解温室效应，又能降低对木材日益供给的紧张。
（4）封山育林，避免非法毁林。森林有极强的碳汇能力，也是极为容易发生火灾的因素之一。加大力度保护生态公益林，同时大力宣传，防止滥砍滥伐，避免火灾发生。
可见，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加强保护森林质量，研发高储碳、高质量木材树种， 满足社会需要及生态效益多元化，保证森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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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 农业工程的研究与实施不当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1.1 农药喷洒不当,造成生态失衡
由于森林害虫繁衍快,危害大,人们往往会借助大规模的农药喷洒来消灭害虫。虽然农药杀虫效率高,但容易导致以这些害虫为食的鸟类误食害虫而亡;同样,以这些鸟类为食物的其他动物也容易中毒致死,害虫的天敌大规模死亡之后,害虫又将肆虐发展,进一步造成农药的持续、大量使用[2]。同时,农药的喷洒也对土壤、水、空气等造成污染,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1.2 耕作方式不当,破坏土壤生态结构
不当的耕作方式容易破坏土壤结构,旋耕方式就是如此。从表面上看,旋耕实现了对土地的充分利用,实际上是破坏了土壤的结构,使土壤过于松散而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同时,旋耕也使土壤有机物的分解能力大为减弱。由于旋耕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结构,人们为了提高作物单产只能施用化肥等,长此以往,土壤肥力减弱,农作物产量会降低。
此外,有部分地区的土壤沙化和沙尘暴都是由人们的耕作不当造成。因此,在研究和实施农业工程的同时,应处理好农业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2 农业工程的研究实施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2.1 应注重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
随着现代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面临严峻的威胁,动植物的种类不断减少。有许多药物都是从植物中提炼而成,人们的衣、食、住、行也脱离不了这个生态圈。在农业工程的研究与实践中,如果不注重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动植物生存环境的恶化趋势,人类发展必需的动植物将大大减少,由此影响自然界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2 要保护好人类的生存环境
土壤、水和空气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农业工程的研究与实施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人类的生存环境。由于土壤容易受到污染,且自身净化能力有限,因而不当的耕作方式和过多的化肥和农药会使土壤中的微生物受到影响,土壤质量下降,且容易导致沙化、沙尘暴等。此外,过多的农药和化肥也会造成水质污染,大面积的井灌则会导致地下水资源的过快枯竭,围湖造田会造成湿地生态失衡等[3]。因此,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遵守自然规律,就很容易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因此,要加深对农业工程研究实践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的认识,增强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的意识。
3 在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研究实施生态工程
3.1 加强农业工程研究实施的立项和审批
农业工程对农业生产和发展、自然环境都有巨大影响,因此,对于农业工程研究与实践的立项和审查都应该慎之又慎,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立项和审批的申请资格和程序。同时,要提高农业工程研究人员和相关领导的生态环保意识。
3.2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生态环境追踪评估机制和预警系统
篇8
关键词：《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自然生态系统
生态整体主义是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价值原则，以能否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完整、稳定、持续为标准来评价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思想和主张。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引发了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也是世界生态文学的经典作品，该书以人类对杀虫剂的为出发点，描述了科技异化和化学药剂滥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抨击了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发展战略、环境政策、公共政策的修正”和“环境革命”。为此，可以用生态整体主义理论透视《寂静的春天》所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寂静的春天》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一、蕾切尔・卡逊与《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逊是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也是为了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而勇敢奋斗的斗士。中学毕业后卡逊就读于宾西尼亚女子学院，之后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卡逊先后当过大学教师、渔业管理局职员等，并兼职从事文学创作。作为一位热爱自然的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先后出版了《海风下》《海洋的边缘》《寂静的春天》等多部文学作品。在《寂静的春天》第一章中，作者以忧伤的心态和诗意般的语言描写了“关于明天的寓言”，“从前，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田野里，麦苗绿油油的，山坡上，长满了果树……但是一片片从天而降的白色粉剂制造了一场瘟疫，植物枯萎了……”。随后卡逊用详实的资料、充足的数据、通俗的术语揭示了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危害，批判了科学技术滥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
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超过了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出版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有政府官员声称，“她（卡逊）是一个老处女，干嘛要担忧那些遗传学的事情”。同时，《寂静的春天》也获得了许多美国环保人士的支持，肯尼迪总统在美国国会上讨论了该书，并要求美国科学咨询委员会调查书中的结论。此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了环境发展计划，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二、《寂静的春天》所蕴含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1）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卡逊认为，大自然是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有着独特的内部运行规律，生态系统的成员有着足充足的、但却受限制的生存空间，人类在享受大自然馈赠时，却在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甚至妄图征服和统治自然，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人们应当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考察人类的行为，要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批判了人类肆意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错误做法，“单一的农作物耕种不符合自然规律……这样人类毁掉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此外，卡逊认为，我们中间许多人对身边的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消失等视而不见，觉察不到许多美丽、奇妙的生物正从我们身边消失，“我们已粗心地轻视了它们对我们的保护和帮助”，如果我们总是以自身利益评价物种的价值，必然会导致生态失衡，导致人类的灭亡。
（2）以生态系统利益为最高价值。生态整体主义认为，应摒弃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树立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和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标准。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只能依赖于大自然，依靠自然的恩赐而生活，所以，人类在自然面前始终保持着谦卑、恭敬的姿态。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实践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技术肆意地掠夺和开发自然，于是，人类变成了大自然的“主人”，并以野蛮、残酷的手段掠夺自然。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就批判了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当我们看到某种植物对人类有用时，我们就种植它；如果某种植物不符合我们的心意时，我们就会判它死刑，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卡逊认为，我们必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承担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责任，谁也没有权利用杀虫剂杀死无辜的动植物。同时，卡逊认为，人类应当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种植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用高毒性的“死神特效药”，“控制植物方面有效方法不是化学药物，而是其他植物”。因而，人类应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出发，合理控制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行为。
（3）生命体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寂静的春天》中提出，自然生态系统是复杂的有机整体，所有生命体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生命之网，与所有的生命共享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只有认真对待生命的力量（昆虫所承受的各种生态压力），“小心翼翼地将这种力量引向有益于人类的轨道上”，人类才能与昆虫群落和谐共处，以杀虫剂为武器对待昆虫，必然会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此外，卡逊不仅论述了喷洒农药对昆虫的危害，还指出了化学农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危害，比如化学物质渗透到土壤之中，必然会污染土壤、影响农作物生长，人吃了有害的农作物必然会影响生命健康。同时，卡逊指出，化学药物还会污染地下水、河流、小溪、农田，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危害。
三、《寂静的春天》的生态整体主义价值
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反对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的思想和行为，批判了征服自然、破坏自然、损害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做法，她主张以内在机制调节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认知范式对待大自然。卡逊的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生态伦理建设和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寂静的春天》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为人类提供了崭新的思维范式。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引用了怀特的警句，“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我们本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同时，《寂静的春天》还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贫乏的工具关系，而蕴含着复杂的、非线性的、丰富的价值关系，人们不能只考虑眼下的自然是否满足人类的利益，还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卡逊这种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颠覆了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解构了“我思故我在”“人为自然界立法”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生态整体主义认知方式与思维框架，这对生态伦理建设和生态文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寂静的春天》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提出了生态伦理的价值标准。在《寂静的春天》中无论是单篇的内容阐述，还是整体的篇章布局，都有着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倾向，这也使该书的内在逻辑和意义指向。比如，卡逊以杀虫剂为昆虫的危害为切入点，揭示了化学药剂对土壤、植被、空气、水等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得出了生物链的爆发递增谱系中“一个小问题可能会产生疑难的大问题”的结论。此外，卡逊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要素紧密联系的现实出发，揭示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野生植物与土壤就是相互依赖的，土壤可以为野生植物提供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而野生植物也可以涵养水源，避免土壤的沙化与盐碱化，同时在植物死亡后其残骸又以回归于土壤之中。在论及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病症时，卡逊从生态学视角分析了化学药剂对人体生态系统的危害，“为了发现疾病和死亡的原因，有时需要将许多孤立的毫不关联的事物联系起来”。总之，卡逊的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启示我们：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是人类利益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评价人类的思想行为、发展模式的终极价值标准，唯有高度重视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才能促进人类的持续发展与长远生存。
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描写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环境污染问题，展现了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被誉为美国生态文学史的里程碑。在小说《寂静的春天》中，卡逊以严谨的态度、优美的文笔、详实的材料揭示了化学药剂对人类的危害，该书所体现的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人类提供了湫碌乃嘉方式，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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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生态水利工程 河道综合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
在现代水利工程建设中生态水利工程是一个新的分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生态水利工程认为水利工程建设不仅要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求进行满足，还需要保护好水生态系统，使得健康环保和持续性发展的水利工程得以建立。虽然当今社会科学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但是大家也明白了，虽然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能够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得以满足，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水利工程将重点放在了假设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上，但却没能很好的注意到河流生态系统自身也具备规律性和特殊需求的特点，这样由于水利工程建设使得河流生态系统功能得到退化，既不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还会对后世子孙的发展造成危害。在以后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中，用切实的重视起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着眼于全球，对生态水利工程、河流生态建设及河流环境立法进行考量，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中传统的防污染技术、循环经济模式及综合水资源管理都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
一、提高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原则及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在不断的开展，同时基础设施也逐渐得以完善，特别是大型工程的建设，近现代以来，这样的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大量的得以运用，造成了很多自然河流渠道化和非连续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河流的栖息地面积在不断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许多生活在河流中的鱼类不得不离开河流寻找其他合适的生活场所。因此，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其前提是必须要做到对生物群落多样性的维护，尽最大努力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所以，大家必须要认识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才是水利工程兴建的目的，绝非是破坏。要想实现对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保护，具体的措施是在生态水利工程开展之前对生物群落动态和环境进行监测，事前生态系统监测一般情况下可借助下面两种方法得以进行：其一是对生态变量的最优值进行监测，其二是对生态变量的最低值进行监测。以得出的这两个生态变量值为基础，在二者间形成一个关于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后包络图。然后，将反馈调整式的设计方法用于生态水利工程中，不断反复循环的进行设计、执行、监测、评估、调整的操作流程，以保证生物多样性不被破坏。这是一种以监测为基础的反馈调整式的生态水利工程的总体方案设计，首先是对工程的设计、执行以及管理，再是评估工程以及周边环境影响变量，接着针对水利建设带给生物植被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最后，针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整。依据这样的水利工程设计方法，能够从根源着手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周边生态环境受到的生态水利建设工程的破坏。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引进鸟类、鱼和其他物种或是在岸边进行人工植被的种植。促使河流异构性形式的提高，在最大程度上使其与自然河流地貌学原则相符合，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为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保证才是生态水利工程的重点所在。
二、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性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国传统哲学关注的重点，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努力追求这一点，力图切实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这是对崇尚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哲学的建筑理念的反映，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互相牵制、作用的关系，这也是当今社会和谐共存发展理念的贴切反映。要在对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性做到切实遵循的基础上进行生态工程设计，也就是说在原有的生态系统中自然设计和组织功能以及自我修复功能的基础上，生态工程设计主要是发挥辅的加工作用，以尽量实现促进人力与自然力相互和谐得以实现的水利工程设计。
在设计生态水利工程时，设计师要对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方面是流域的水质水文、土壤、地貌特征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是植被种类、生物种类及其密度等的生态价值。同时，设计时还要考虑到如何防止外来物种的引入，以避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生态水利工程的建造不是为了对环境进行改造，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在建设水利工程时，工作人员切不可本着用“人类的力量去改造大自然，树立新工程”的概念。人们要学会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合理的利用，使其能够服务于人类社会，进而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赢。水利工程的建设，必须要对河流的自然属性做到尊重，因地制宜，以保护为前提对其实现生态开发。
三、景观开发的整体性原则
首先，大家应当知道水生态系统是一个大的系统，它包含了生物系统，一般水文系统和人工系统工程设施。
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一般的水文系统与生物系统相结合，最终形成天然的生态系统。形成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水域的生态系统。同时，还必须重视水栖息地的环境波动流动性和随机性的特点，河流淤积的变化和运动将引起侵蚀的运动，这些运动将对生态水系统造成严重的污染后果，人类的生活环境也因此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在进行对水利工程的景观开发时，要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不能只着眼于目前的盈利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是，要注重景观开发的整体性。
在开发生态水利工程时重视整体性原则的具体表现为：（1）注重流域特点。由于河流不断流动，在不同的时间内河流的流量和水位等水温特点都呈周期性变化从而对生物的迁徙和群居都造成了不同的改变。（2）要注重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的分布区域和生存环境的变迁。（3）要准备好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周边环境进行长期监测、评估、调整的工作。因为环境的变化不是短时间内骤变的，而是循环渐进的。向蝴蝶效应般在时间上需要漫长等待，而对整体环境带来的变化又有可能是大家所无法想象的。因此，要基于以上整体原则进行水利生态工程景观的开发，不能以破坏环境为前提。
四、结语
由于传统的河道治理工程难免会加重环境负担，而且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大家只要认识到生态环境与水利河道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在河道治理中应用到生态水利。
参考文献：
[1]谷晓存，刘景春，吴庆伟.城区河道治理与环境协调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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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简析。
义务教育阶段生物课程的内容标准有10个一级主题，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三章第一节《动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虽然编排在第6个主题“动物的运动和行为”下，但是本节内容与第3个主题“生物与环境”和第8个主题“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本章节站在生物圈的高度，对动物的作用进行概括，在整套教材中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本章节的学习离不开第一单元中生态系统相关知识的铺垫，同时又为第六单元中认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奠定基础。人教版生物学教材的编写突出了人与生物圈的关系，本节课对于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生物圈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节内容看起来知识点很少，主要是动物能维持生态平衡，能促进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帮助植物传粉、传播种子等三个作用，但是教学素材很多，何以取舍，给老师留有很多发挥的余地，能充分体现教师教学的独特性。
（二）学情分析。
经过前面的学习，学生对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以及保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很多学生对这部分知识具有较浓厚的兴趣，教师可以此为基础，联系生活实际，精心设计资料分析、问题讨论、图表设计、角色扮演等活动，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爱护动物的情感共鸣，从而使学生对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形成理性和概括的认识。
（三）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
能举例说出动物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帮助植物传粉、传播种子等方面的作用。
2.能力方面
通过资料分析、图表设计等活动促进学生主动开展探究性的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归纳的能力；通过问题讨论、出谋划策等活动，培养学生表达、交流的能力；通过音像、图片资料的享用，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初步学会运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某些生活、生产或社会实际问题。
3.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
通过问题分析，辨证地认识动物与人类的益害关系；认同动物是生物圈中重要成员的观点，激发学生关注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参与意识。
（四）教学的重难点。
1.教学重点
动物在自然界中的三个作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物质循环，帮助植物传粉、传播种子。确立的依据：教材条理清晰，对动物在自然界中的这三个作用进行了描述，版块分明。第一部分“在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中，提供的资料和设计的讨论题比较凌乱，缺乏逻辑性，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所以我对资料和问题进行了重新选择或重新组合。在第二部分“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文字的表述显得单调苍白，我设计了一个活动，让学生把文字转变成图表，使学习内容变得生动形象，加深理解。第三部分“帮助植物传粉、传播种子”，教材上提供了图片，但是录像资料更生动活泼，更能满足学生的视觉享受，所以我选用了教材配套的录像。
2.教学难点
理解动物在生态平衡中的作用；辩证地认识动物与人类的益害关系。确立的依据：这两个难点在知识的分类中属于概括性知识，“是把各种事实、现象以及观念组织起来的知识，它集合了大量的具体事实，描述了这些具体事实之间的关系，经过一定的科学思维方式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抽象知识”。生态平衡是比较抽象和复杂的知识，在教学设计中我通过资料分析、问题讨论、出谋划策、整理归纳等几个连续的步骤，引导学生逐步深入，自主得出结论；在怎样正确对待动物的益害问题方面，在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播放相关录像《动物危害植物》，引发学生的矛盾心理，鼓励学生展开进一步的质疑和思考，对动物对人类的益处与害处形成综合的认识，并能进行理性的决策。
二、教法和学法
我认为，“教”和“学”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的发展，帮助学生建构“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生物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三个理念：面对全体学生、提高生物科学素养、倡导探究性学习。我在本节内容教学设计中也有所体现：（1）引导并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动物能维持生态平衡”的教学中，给学生创设情境，提供资料，引导学生发现问题，鼓励学生自己思考、推理，让学生主动探究。（2）面对全体学生：资料分析、问题讨论等活动可以给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使每位学生都有表达和交流的机会，在“合作”中体会乐趣。但是小组讨论往往会流于形式，空洞的说理只会形成肤浅的认识，我想采用学案的形式，对学习的内容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让学生不仅可以说说，而且可以写写画画，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突出学习的“自主”性。（3）提高生物科学素养：人类对动物的认识过程也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过程，选用的素材中有很多人类对麻雀、狼、害虫等动物的态度转变的例子，启发学生辩证地看待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在学习中有效地落实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STS）的教育，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
三、教学程序
（一）导入。
在导入部分列举作家对春天的两种描述，一种是热闹非凡、生机勃勃的，另一种是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的一段，形成鲜明的对比，利用文学的感染力激发学生关注生活、珍爱动物的情感体验。让学生选择喜爱的春天，他们会选择有动物活跃的春天，因为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缺少了它们，人类的生活将变得单调、寂寞。但是动物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些，那么动物在自然界中有哪些作用呢？这就提出了要探究的问题。学生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能说出一些，但是肯定不够系统或者理解不够深刻，教师在展开教学时要尊重学生的经历，好好运用新旧知识的迁移。
（二）动物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也是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我安排了四个连续的学生活动。
1.资料分析
资料一：麻雀啄食和糟蹋农作物，曾被列为主要的害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展了“剿灭麻雀”的运动。可是现在专家发出了“保护麻雀”的呼吁，这是为什么？
资料二：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最大的牧业基地。过去那里有许多狼，对牧业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人畜的安全，当地牧民组织了大规模的猎捕狼的活动。但随后野兔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野兔和牛羊争食牧草，加速了草场的退化。想一想，野兔的数量会不会无限增加？为什么？
请你选择其中一个资料，列举该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物，用食物链或食物网表示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你的图解解释上述问题。
此处选用的资料，是人类对所谓害鸟、害兽态度变化的经典事实，让学生针对自己画出来的具体的食物链，分析各种生物数量的消长关系，知道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数量和比例处于动态变换之中，对生态平衡形成感性的认识。
2.问题讨论
以往人们习惯把对人类有益的动物成为益鸟、益兽，加以保护，而把对侵犯人类利益的动物称为害鸟、害兽，不断地猎杀。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对人类错误的行为进行反思。此处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开展，利用学生的差异性，让不同的观点碰撞，从而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小组讨论不能流于形式，问题过于简单，或者只有唯一答案的讨论，就没有意义，教师预设的讨论题一定要能生成多样的答案，让学生在讨论中学会表达，学会倾听，学会辨别，学会采纳或否决。
3.整理归纳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讨论，结合图片“跷跷板”（生态平衡示意图），你得到什么启示？（你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动物有什么作用？）
在资料分析和问题讨论的基础上，给学生一个缓冲思维的过程，结合“跷跷板”的图片，整理思路，自主归纳动物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
4.出谋划策
（1）2001年9月，重庆壁山古老城遭受了罕见的蝗虫灾害，铺天盖地的蝗虫像收割机一样把当地近千亩的农田和果树林蚕食得面目全非。请你出谋划策，帮助古老城和其他相邻地区躲过蝗灾。
（2）美国阿拉斯加的涅利钦自然保护区，保护着4000多头鹿。为了使鹿的数量进一步增多，人们把鹿的天敌――狼消灭得一干二净，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10年以后，鹿群的总头数猛增到42000余头，鹿群吃掉了牧场上的草，破坏了整个鹿苑的植被，鹿因缺少食物开始大量死亡，出现濒临灭绝的危机。如果你是一名生态学家，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此处模拟决策的活动，既是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又能激发学生关注与生物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初步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
这连续的四个活动，遵循儿童认知规律，层层深入，同时也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地开展学习。
（三）动物能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在生态平衡中我们强调的是植物和动物，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生态系统中还有别的成分――分解者，即细菌和真菌，非生物因素如阳光、空气、水等。那么在生态系统中它们是怎样密切联系的呢？学生回答。
请你用图表的形式描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将文字转化为图表来学习，能使知识要点一目了然，形象、直观，便于理解，易于记忆，能简捷地展现完整的知识结构，有助于培养和发展想象、联想、推理能力，开发智能。但是对学生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可以示以范例，给予铺垫，鼓励学生勇于创新。
选派两位学生展示自己的图解。
提问：如果没有动物，这一过程会受到影响吗？可见，动物有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是承上启下的，如果没有动物，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在短时间内还能继续，只不过植物的分解过程，物质循环的速度会减慢，所以说，动物能“促进”物质循环。但是时间长了，也会影响植物的生活，因为很多植物的繁殖离不开动物，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知识点。
（四）帮助植物传粉、传播种子。
本知识点不是难点，可先让学生举例，挖掘生活、经验中的学习资源。然后播放录像《动物帮助植物传粉、传播种子》，形象生动的影片可加深学生的体验。补充渡渡鸟和大颅榄树的故事（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渡渡鸟曾是当地的国鸟，由于肉质鲜美被人类猎杀，于300年前灭绝，后来岛上的大颅榄树的种子不再发芽，生物学家发现，原来只有渡渡鸟吃大颅榄树的果实，大颅榄树种子外坚硬的外壳在渡渡鸟胃中消化后才能发芽），让学生介绍，如果学生不知道，就由老师介绍，同时链接相关网页，让学生了解网络学习的快捷方便。
动物并不总是那么讨人喜欢，比如下面录像中的动物就让人类很头痛。播放录像《动物危害植物》，以往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是怎样应对的？（使用杀虫剂。）杀虫剂的使用带来什么后果？（寂静的春天）惨痛的经验教训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启示？怎样寻求更合理的解决办法？（生物防治）什么是生物防治？（P47科学・技术・社会）
本环节的设计旨在渗透STS教育，引导学生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辩证地看待动物与人类的益害关系，尊重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
（五）课堂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