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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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 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 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 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 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 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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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周起，民间就有缔结婚姻的相关礼仪规定，即遵循“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而其中的纳征礼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一旦收下征礼，就意味着同意了该门婚事，“订婚”成功了。征礼，又被称为“彩礼”“财礼”“茶礼”“大礼”“聘礼”等。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许多民间风俗习惯已经消失，然而彩礼依旧经久不衰，至今延续着。

在我国农村，彩礼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婚前需支付彩礼在我国属于普遍现象。但是任何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其背后必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彩礼这一现象当然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的婚姻采取的是一种“从夫居”制度，要求女方嫁到男方，成为男方家庭成员，为男方生养后代，且所生后代以男方姓氏冠名。在这种传统下，一个家庭中的女孩，在花费巨大养育成本将其养大后，就到了出嫁的年龄，“女大不中留”这一思想也严重影响着农村家庭，只能为女儿“物色”人家，将其嫁掉。如此一来，女方家庭在嫁女时，不仅面临劳动力的损失，还遭受与家人分离的精神痛苦。面对这一不公平的社会传统，社会必须生成另一传统对其进行补偿，即彩礼（婚前男方向女方转移的物质财富）。首先，彩礼是对女方家庭劳动力丧失的一种补偿，组建家庭的这一年龄阶段正是一个人从家庭消费者向劳动力转变或者转变刚刚完结的时期，因此嫁女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意味着花费了巨大代价培养成的劳动力的丧失。而此时，男方家庭理应付出一定财产作为补偿。其次，彩礼也是一种财产保障，女方家庭在嫁女时，一定会衡量男方的家庭状况，其中经济状况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男方家庭必须适时地向女方家庭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彩礼便是最好的展示。通过彩礼，男方家庭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男方家庭有能力为儿子组建并维系一个新的家庭。此外，彩礼还是履行婚约的保证，具有类似于“定金”的意思。在绝大多数习俗中，支付彩礼后，如果男方单方面悔婚，彩礼无须归还，但若女方悔婚，则要退还彩礼，有些地方还要加倍退还。因此彩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婚约的履行，维持良好的婚姻缔结秩序。最后，彩礼是对女方家庭的精神补偿，传统观念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女意味着与女儿分离，此时，女方家庭遭受精神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彩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痛苦的补偿和安慰。

彩礼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目前我国各地彩礼数额一地高过一地，有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彩礼金额逐年上涨的趋势，而且是一年高过一年，出现了畸形发展。高额彩礼的出现正如彩礼的存在一样，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但是也有一些助长因素在里面。

一、高额彩礼存在的原因

（一）男女比例失调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第一，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以女性人口为100.00）。我国男女人口比例为117∶100，少数省份高达130∶100，远远超出人口正常比例104～107∶100。第二，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则高达206：100，全国处于适婚年龄段的70、80后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且年龄越大失衡越严重。同时，30-39岁男性中有1 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造成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原因与B超技术的采用有很大的关系，与“重男轻女”的观念脱不了关系。适婚男女比例失调除了上述两者外，与计划生育政策和女性地位提高以及农村人口流动（打工）有着密切关系。

1.B超等技术的采用

B超技术自问世以来，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辅工具。由于它能够鉴别胎儿的性别，观测到胎儿的身体状况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很大的用武之地。尽管国家严厉打击利用B超技术鉴定胎儿性别，但是，依旧有一部分医院和人使用这一技术来决定胎儿的生命。这也在农村更是生生不息，几乎每家怀孕的产妇都曾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第一胎是儿子后，第二胎是男是女都可以，但是，大多数人家还是希望第二胎是女孩的较多；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那么第二胎必须是儿子才可能被留下，所以有好多女性，因第二胎是女儿的，多有流产经历，这种现象目前依旧存在。B超技术可以说是控制人口的关键，也是导致男性多于女性的一个因素。

2.“重男轻女”的观念

B超技术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与广大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关，曾经有一时期，有些医院卫生所把“B超”鉴定作为开创经济效益的支柱，公然大胆地做胎儿鉴别交易，“B超”室也成了医院最热门、最火爆的科室之一。那些“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绝后”等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在计划生育打紧的年份，人们不敢违反政策，但是，政策稍有松动，人们就开始了新一轮生娃计划，随后是流动躲藏的生养阶段，直到孩子出世，给村里大队上送点礼，请请客，给孩子上了户口，一切才消停了。纵使公职人员，也不甘心不愿意只有一个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但是一般第一胎是儿子后，甭管第二胎是啥，人们都会要，然而一旦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也是女儿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打掉这个孩子，然后要一个男孩。在笔者所在的村里罕有两胎是女儿的，大多是一儿一女，或两女一儿，多儿无女，少有的便是一儿，三女一儿，有女无儿。据笔者了解，目前笔者所在的村里，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教师医生，好像只有一家是仅有一个女儿的，这是一位医生，女儿留过学，应该是少有的村里走出去的留过学的大学生，她的年龄在三十左右，不在笔者的讨论之中，在此略过。这些公职人员明明知道政策的严厉性，却依旧冒着失去公职的危险去要孩子，多是要儿子，“多子多福”“一女一子成一好”的观念依旧深深地影响着人们。

3.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初的开展，对我国目前人口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大大控制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在短时期内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二三十年过去了，而它的弊病开始显现，其中适婚青年男女农村地区的失调比重更加严重，造成了男多女少的现状。

4.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的普及度虽远不如城市孩子，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全面普及九年?x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女孩上学的人数直线上升。毋庸置疑，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在一点点地提高，在一个义务教育全面化、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了学校，拿起了书本，接受的知识越来越多，受到的外界影响也越来越大，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对于婚姻和爱情、家庭与事业等也有了自己的界定。网络信息化的普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使得她们懂得更多保护自己的法律，对婚姻也有了自主选择性。尤其在农村，受高等教育的女子相对较少，但是这一类女子但凡走出农村，几乎无一人愿意回到农村，开始农村生活。这类资源的流失在农村已经不是小数目。所以，在农村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上，女性越来越占据上风，取得了主动权，对婚姻有一定自主权，她们出去工作，有一定稳定的收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农村适婚男女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5.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外出打工）

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封闭性的区域婚姻圈早已经被打破，婚姻中的女性资源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农村未婚女性走出了村庄，嫁到别处，导致本区域适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婚姻资源不平衡，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男性一般都是留在本地娶媳妇，在当地完成婚姻大事。婚姻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失衡，适婚男多于适婚女，出现了大量的“男性剩余”，导致大量农村男青年面临着“娶媳妇难”的问题。在我国传统稳定的婚姻圈中，如果某一女方家庭提出过分的要求，就有可能导致婚约的破裂，当地的村民就会嚼口舌说“这家人太难缠”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再也没有人向他家女儿提亲了，女方就陷入了被动地位。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女性资源随着人口流动有一部分嫁到了外省、外县，男多女少，在入赘不普遍的前提下，男青年必须在本地完成婚姻，导致女方在地方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主动地位。从总体的婚姻流向上看，农村的妇女是流向城市的，而从城市流向农村的妇女很少。所以人口的流动（打工经济）是造成适婚男女比例失调的助长剂。

（二）村民的攀比心理和面子心理

当前农村婚姻彩礼要价形成了一种攀比心态，农村中普遍流行着“谁家财礼要的少，别人会说你家大人孩子都傻”的一类说辞，如果一个女孩子在要价很低的情况下嫁人，别人就会议论“又不是嫁不出去，这么急，肯定是这女孩子有什么问题”。而且，女方家长们都不愿意让亲朋好友瞧不起，也不愿意输给邻居亲友，在彩礼的要价上也是只能高于或等于同一时间段内的其他女方家庭的要价，如果有一户女方家庭的彩礼要高了，这股势头只会升不会降，且会被人羡慕来羡慕去，直至下一个彩礼要价更高的出现，才适可而止。可是如果有一户女方家庭的彩礼要少了，则会被评头论足、指责来指责去，直待事件渐落尾声。所以，农村婚姻市场中，不自觉地便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女方要价的话语体系。

二、高额彩礼导致的社会问题

（一）光棍现象――光棍问题

农村婚姻市场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光棍。随着农村婚姻圈的解体与农村宗族功能的消退，婚姻资源困乏，缔结婚姻途径的丧失，农村婚姻的结构性因素被打破，新的稳定且有效的因素和力量还不能及时填补、建构起来，这就造就了农村大量的光棍汉。当前农村青年结婚困难与“光棍”现象，是婚姻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体现，是社会问题，若矛盾激化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一定范围内，男方不得不承担婚姻负担，当男方没有能力承担女方强加的婚姻负担时，就有可能退出婚姻市场，这是农村婚姻负担过重的一种扭曲的表现，也是一种潜在的社会性问题。

（二）离婚率升高――婚姻问题

在农村婚姻市场中，婚姻上的高额彩礼阻隔了本地青年男女的婚姻，但是，人口的流动导致了本村姑娘的外出，也能导致外地姑娘的流入，即，很多男青年通过打工娶外地媳妇而完成婚姻。尽管大部分人都更偏好本地媳妇，但是娶外地媳妇一般不用花费高额财礼，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破解本地婚姻市场要价的一种手段。可是当外地媳妇和本地人员相处困难，不能享受婚前的那种期盼，婚后面对贫穷的家庭状况，遭受着背井离乡的孤独、失落和失望之下的她们是一枚婚姻的定时炸弹。逃婚的现象、离婚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

（三）老一辈负担重――养老问题

当前的农村婚姻市场结构与农村婚姻模式下，父母是婚姻负担的最终承担者，子女是婚姻财礼的支配者，而老年人则构成婚姻负担的牺牲者。在农村的婚姻交换中，彩礼一般是指男方支付给女方的，而嫁妆是女方带到男方的。在缔结婚姻的谈判过程中，一般是女方提出聘礼要求，且聘礼是对男方的硬件要求，而嫁妆则不是，且男方也没有向女方提出陪嫁条件的机会。农村父辈们普遍都有着“挣钱为儿娶妻”的想法，而他们也着实这么做着，可是现实并不是那么容易，高额的彩礼让他们筋疲力尽，为儿盖（买）房娶妻，买车娶妻，这一系列的负重都沉甸甸地压在身上。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欠下一笔笔外债，而这些外债也只得老人家还。新一代的夫妻是绝不会承担这种债务的。现在农村有句俗话“娶个儿媳就等于娶了一个皇太后”，指望着“养儿防老”已渐渐不可行，老一辈人在一点点变老，传统的家庭养老已失去土壤，新的养老模式还未形成，这一代人的养老是件不可避免也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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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1.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狭小。具体表现在：（1）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有救灾、救助、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等。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中，特别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从总体上讲，近乎一片空白。与城镇社会保障相比，城乡差异明显，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和不平等的“国民待遇”。（2）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应该说赈灾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对象最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类保障对象越来越少，业务范围越来越窄。赈灾救助基本上只有灾害救助和五保户、孤儿、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以及少量绝对贫困家庭救助。义务教育本是农村社会福利的大项，由于义务教育收费也丧失应有的福利性。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应该是免费教育，故义务教育的费用不应由农民负担，而应由国家财政负担；国外的义务教育是完全免学杂费，并供给书本的。然而，我国农村实际上义务教育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负担的，中小学的学杂费就是农民的一个很重的负担。（3）农村社会优抚对象保障标准低，优待金主要由农民负担。基于以上原因，农村得到保障的人数所占比重相当低。

2.社会化程度低，保障程度低。目前的农村保障制度是乡、村两级统筹，造成的主要问题一是苦乐不均，二是保障程度普遍偏低。所谓苦乐不均，就是说人口多，经济较发达的乡、村，统筹金占农民收入相对较高，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遵循“家庭赡养为主，集体、国家和社会的补助、救助为辅”的原则；过多地依附于家庭，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因费用过大，使家庭不胜重负，面临困境的局面。农村社会保障没有建立动态保障金制度，保障程度偏低。有些地方，保障对象的保障金多年不变，经过几次通货膨胀后，原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目的难以达到。

3.政出多门，监管松散。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虽然门类多，但具体制定政策，掌握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部门多，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合作医疗由卫生部门负责，社会福利既由民政部门，又由教育、卫生等部门负责，而具有投资性质的扶贫资金又由政府临时设立的扶贫办直接负责。有些是谁都争着管，从中受益，有些却是谁都不想管，相互扯皮。由于保障制度尚未立法，只是靠单纯的行政手段管理，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都不可避免存在随意性，加之检查监督弱化，管理漏洞多，国家投入的资金浪费和不到位现象相当严重。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意义

1.稳定农民生产和农村社会安定的需要。农村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舞台，地广人多，政治基础比较脆弱，思想、信仰、习俗相当复杂，经济基础也相对薄弱，自然灾害多，生活水平低，抗病救灾能力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与城市、农村与农村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又由于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管理也相对分散，农村、农民自身的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一旦发生大灾大难，很难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安定。因此，既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又要保障农业的正常生产，以保障生产来改善生活，以保障生活来促进生产和社会安定，这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主题。

2.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打破城乡壁垒，消除市场竞争带来的后果等均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自农村实行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集体的许多保障功能弱化，农民家庭及个人承受的疾病、工伤、养老、生育、抚养、入学等风险程度大大提高。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和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农民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加上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民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其承担风险的能力显得更加薄弱。农村和农民迫切希望在社会保障制度下得到必要的保护。

3.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必备配套措施。经过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宣传与实施，农村中多子多福的思想虽已不能成气候，但是养儿防老的观念还大有市场。事实上，国家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也还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比如，包括广西在内的不少省份的计划生育条例中都规定，农村育龄妇女生第一胎是女婴的，相隔四年后可允许生育第二胎。这对整个国家人口膨胀带来相当大的威胁。如果社会保障工作能在这方面先行一步，措施配套，形成体系，我们就可以尽早取消这一政策，使农村和城市一样，完全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对缓解我国人口增长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

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条件

1.明确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立的主导作用。首先，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之所以必须由政府牵头，一方面，社会保障是一种公共产品，市场不能有效提供，也不能由民间力量主导，只能由社会资源的最大拥有者――政府牵头负责；另一方面，国家只有承担起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才能在任何场合都理直气壮，无愧于广大农民。这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其次，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职能以充分实现不可缺少社会保障内容，社会保障是现代政府社会职能的重要内容。政府具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为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福利承担责任，以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提高全体公民福利的社会保障便是现代政府社会职能的重要内容。在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并促进社会的文明和福利更是政府的当然职责。同时，社会保障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一项重要表现。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是，市场经济机制在经济发展带来效率和动力的同时，也排斥了老弱病残孕伤等不能正常从事劳动的人，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给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带来全面影响。现代国家大都用政府的力量来制止或减少市场机制带来的负作用。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手段之一便是社会保障。政府将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安全网”和“减震器”，一方面为市场竞争的被排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也为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资产存量的重新组合提供后勤保障，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

2.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意识。目前，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对社会养老保险等缺乏了解，参与不积极。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低，要农民缴纳养老保险金比较困难，主要还是想通过生儿育女来满足自己的养老生活所需。因此，突破思想障碍，统一思想认识，更新观念，增强广大农村干部与居民的社会保障意识是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条件。要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村居民认识到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认识到由低层次的家庭自我保障进而转变为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在今后将主要不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而是按权利和义务对等，效益与公平兼顾的原则，由社区积累和个人投保为主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要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增强自我保障意识。

3.逐步推进，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最终建立和完善创造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规划，考虑多方面因素，实事求是，分步实施，以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村特点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1）针对农村贫困状况，社会救济立法先行。近年来，我国建立的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尤其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核心地位使得社会保障工作重保险轻救济，而农村居民普遍低收入，使得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负担那部分保险金事实上无法落实，所以在农村强调社会救济工作更具现实意义，制定农村社会救济法，规范传统的社会救济工作，使其常规化、法制化成为现实需要。

（2）社会保险工作有条件、有步骤地进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给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了诸多客观的难度，如保险给付标准的设置，保险金的筹措，以及社会保障实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等，都会因不同地区而有很大不同。所以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要循序渐进，针对急需开展的项目，国家可以制定一些法规、条例或出台相应的政策。当然，目前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首先在家庭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家庭养老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基础。所以必须在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充分发挥家庭保障主体作用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个人交纳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险。其次，建立集资式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在农村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共同抵御疾病风险。为此，要正确选择合作医疗的形式和内容。应根据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选择各种合作医疗形式，逐步形成以村合作医疗为基础，乡镇合作医疗组织为重点，一定范围（如大病及康复医疗合作）的县市联合的多级合作医疗组织体系。

3.创新农村社会保障资筹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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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变迁；民族认同

一、引言

由于居住地的变迁导致了生活环境的改变，社会环境的变迁需要个体行新的社会适应。社会适应要求个体与环境之间进行互动，通过调节自身与周围环境达成动态平衡，或者改造周围环境，达到自身期许的生活方式。湖南桃源的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居住类型，改变周围的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他们通过调节自身来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中。当个体从一个社会群体跨越到另一个社会群体时，文化变迁就随之出现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关键符号，是民族身份的具体体现，它包括价值观、伦理道德、艺术、风俗等。①

二、文化变迁与中华民族认同

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新村是一个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辖17个村民小组、621户、2296人，有少数民族人口1909人，其中维吾尔族1577人、回族315人、土家族15人、白族2人，是除新疆外最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地，具有“维吾尔族第二故乡”之称。他们在桃园县境内生活了630多年，繁衍至今27代，经过630多年远离族群并与异族通婚，桃源维吾尔族的相貌特征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文化模式中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婚俗变迁

桃源维吾尔族婚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本民族内男女不得通婚，一般是维吾尔族与回族之间通婚。从明代到之前，维吾尔族很少与汉族通婚。尤其是不允许维吾尔族女性嫁给汉族男性，个别嫁给汉族与汉族联姻的，还必须议定条件，即汉族的一方同意尊重女方的生活习惯。

1、政策改变。据桃源县民宗局2006年优生优育的调查，族内通婚致使桃源县境内生理缺陷的人口数量占全县人口数量的5%到6%左右，主要表现为低能儿、唇裂、六指、白患病等症状。族内通婚圈子小、选择性低，族内通婚导致人口质量日渐下降。后来桃源县民宗局公示调查结果，并与当地伊斯兰教协会沟通，对婚姻观念进行科普目，的是让当地维吾尔族能够优生优育。并且国家为了保持当地维吾尔族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发展，在2006年以前就已经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和鼓励当地少数民族生二胎。

2、婚俗观念的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桃源县人口流动量的增大，婚俗观念也随之而改变。根据笔者实地调查的结果得知，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按照年龄段划分对婚俗的观念呈以下趋势：60岁以上维吾尔族居民反对异族通婚，他们是《古兰经》忠诚的守卫者，是传教士，反对异族通婚；30岁―60岁阶段的当地居民由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思想观念有所改变，他们对自己的孩子选择异族通婚持中立态度；30岁以下为当前适婚年龄，他们一般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工作和生活地点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会受到其他民族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地域限制的减小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选择结婚对象的机会多、范围广，受到当地风俗习惯的束缚小。一般在择偶时往往会考虑对方的职业、人品、文化程度或富裕与否。

3、婚俗变迁与中华民族认同。湖南维吾尔族婚俗变迁最突出的特点是异族通婚，异族通婚是顺应时展的要求，也是保持民族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不同民族成员之间通婚的前提条件是对彼此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和认可，因此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是促进湖南维吾尔族婚俗变迁的有利条件。婚姻是家庭的载体，家庭是一个人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异族通婚的家庭在生活中能够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彼此的民族文化，其后代在家庭中进行初级社会化的过程中能够学习两种的民族文化，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融合，达到促进民族间文化认同的结果，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婚俗变迁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二）湖南维吾尔族民俗的多元化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关键符号，衣着服饰，饮食习惯和价值观念是民族符号的具体表现形式。自1950年代国家实施积极的民族识别政策后，桃源县枫树乡翦家岗的翦氏族人被认定为维吾尔族。②根据笔者调查结果得知，并不是所有的当地维吾尔族都姓翦，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当地维吾尔族趋于多姓氏化，生活习俗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民俗多元化的原因。原因有以下几点：（1）在族际通婚的形式下，其他民族的女性嫁到维吾尔族家庭后由于国家政策或某些方面的原因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其后代也跟随具有少数民族的一方来认定自己的民族身份，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和高考加分政策等；（2）族际通婚的前提条件是维持原生活习俗，由于一个家庭有新的民族成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活习俗的维持，例如外族女性嫁到翦姓维吾尔族家庭以后受以前生活观念的影响不能坚持到清真寺做礼拜，不能坚持清真饮食习惯其后代也会随之受到影响。（3）绿洲耕牧型到集约农耕型的耕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生活习俗的变化，生活习俗是为了适应文化环境而产生的，环境的改变带动生活习俗的改变也在情理之中。在笔者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一位村民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不是我们不去做礼拜，是生活有压力，我们以耕种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里劳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清真寺做礼拜。不让我们吃猪肉，我们只能吃鸡肉，牛肉和羊肉太贵了，而且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了，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习惯，我们只要记得自己是维吾尔族就是了。③

2、民俗多元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维回村中民俗出现多元化是文化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民俗的多元化使得他们使得他们社会化的路径拓宽，文化适应进程加快，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环境中。民俗的多元化也是文化的多元化，除了本民族文化的学习，也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是对大众文化的认可，加深了对其他民族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民族间情感和文化的交流，增强了民族间的认同感，即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三、结语

从阿文的忘却，到对汉语的记忆到熟练使用；从单一的族内通婚，到多渠道的族际间的通婚，从单一的维吾尔族生活习惯到习俗多元化的发展，桃源维吾尔族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对中华优良文化的汲取与肯定。另一方面，站在民族内认同的角度分析，他们也在努力保留自己特有的东西，例如重拾维语，学习维语并不是他们交流的需要，是对维吾尔族文化的传承，是对伊斯兰教的延续，是对自己的祖先和“根”的怀念，表现了他们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总的来说中华民族认同包含了民族内部认同和民族间的认同两个部分。（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注解：

① 杨彦平：《社会适应心理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版，第14页。

② ：《史学论文选集汇》，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辑，第403页-409页。

③ 2015年5月7日，湖南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新村张姓村民（年龄47，性别：女，民族：维吾尔族）访谈记录。

参考文献：

[1]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

[2] 杨彦平.社会适应心理学[J].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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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今年1至10月底，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共78001亿元，同比增长2%;1至10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32万平方米，两年中商品房待售面积增加54%。为此国家提出了新时期加快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发展的新导向。

2015年11月11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上海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可持续和可预期。

目前，上海土地交易情况总体围绕市府房地产市场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针，土地交易围绕城市规划、市场需求、适度调控的基础上适时推出，规范招、拍、挂，避免土地出让价的大起大落。

本文将就上海2015年1-10月除工业用地外的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商办用地、住办用地和动迁安置房用地等的土地交易情况进行分析，以便于相关政府和从业人员在预测2016年上海土地交易走势方面作为参考

一、上海土地交易的区域分布与用途

2015年土地交易截至10月份，通过上海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成交的主要有89个地块，该89个地块总面积4185586平方米，总成交价格9425941万元，平均每平方米成交价为2.25万元/平方米，平均土地出让的溢价率约为53%，溢价率的走势为前低后高逐步上升的态势。其中动迁安置房用地30块、居住用地22块、商业用地17块、商办用地12块、办公楼用地6块、商住用地4块、住办用地3块。这89个地块中79块为单一性质用地，10块为两种用途以上的复合性质用地。

全市17个区县除黄浦区、静安区没有土地交易外，其余15个区县2015年1-10月共出让土地89块，其中出让土地最多的是浦东新区（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商业、商办、居住、办公楼和动迁安置房）、宝山区（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商住、商办、居住、商业、办公楼和动迁安置房）和奉贤区（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居住、商业、商住、商办和动迁安置房），这三个区各出让土地11块。出让土地最少的是普陀区，仅出让一块住办用地。其余的为崇明县出让土地10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商业和动迁安置房;松江区出让土地8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居住、商住、商业、动迁安置房;青浦区出让土地7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居住、商住、商办和动迁安置房;嘉定区出让土地6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商办、居住和商业用地;杨浦区出让土地5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商办、居住和动迁安置房;金山区出让土地5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居住、商办和动迁安置房;闸北区出让土地3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主板、商办和居住用地;徐汇区出让土地3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办公楼和商业用地;闵行区出让土地3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商办和动迁安置房;长宁区出让土地2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办公楼和商业用地;虹口区出让土地2块，土地性质分别属于商办和居住用地。

二、上海土地交易主要企业的拍地情况

从上海2015年1-10月已进行的89块土地交易看，所有项目基本都由一家企业独立拿地，以往因资金原因或为分担风险，由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共同竞拍一块土地共同开发的情况2015年很少出现，这说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面有所宽松，对市场前景的把握较有信心。

这些企业中属上海企业的有72家，属外地企业的有17家。其中拿地最多的是绿地集团，共拿6块土地，具体为：奉贤（商住）、杨浦（商办）、青浦（商办）、松江（商住）、嘉定（商办和居住各一块）。原上海区属房地局改制的企业，仅新长宁集团在长宁区华阳街道拿下一块用于办公楼和商业用地的综合用地。今年已完成交的这89块土地中，成交标的大于10亿元的有22个地块，小于10亿元的有67个地块。今年至今的4块“标王”：最高的为88亿元，由金融街（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拍得，地点为闸北区上海火车站，地块性质为商办和居住;第二的为87亿元，由珠海华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拍得，地点为闸北区市北高新地块，土地性质为住办;第三为70亿元，由上海奔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拍得，地点同为闸北区市北高新地块，土地性质为住办;第四为59亿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拍得，地点为浦东新区世博地块，土地性质为商办用地。

三、上海集中推出土地区域分析

通过上海2015年1-10月已进行的89块土地交易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建设对上海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上海的浦东新区、宝山区和奉贤区今年推出土地的数量最多，分别为11块。而推出土地区域最为集中的是奉贤南桥新城，仅这一区域今年就已成交6个地块的土地交易。与其他区县在开发新城时成立区国资控股的土地开发公司或房地产公司进行开发不同的是，奉贤南桥新城的6个地块的项目中标方分属上海和外地的6家不同企业。分别为：上海中环投资开发集团（土地性质为居住用地）、上海新邦置地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动迁安置房）、绿地集团（土地性质为商办用地）、上海业晟置业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动迁安置房）、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上海高屋置业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动迁安置房）。

从以上的上海今年土地交易情况中不难看出，虽然奉贤南桥新城土地出让的市场化程度高，参与竞拍者都有机会中标，但因年内一次性出让土地过多，尽管平均溢价率不高，但建成后的市场竞争激烈，对拿地的开放商而言，项目的得益率与会因而下降。另外今年市中心集中推出土地的则是闸北区的市北高新地块，尽管只有两块土地出让，但这两块分属上海今年土地出让交易价格第二位（87亿元）和第三位（70亿元）的标王级地块，用途同为住办用地。

四、上海2016年土地交易的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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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制造风靡全球，培养现代劳动者迫在眉睫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陈副会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刊的专访。根据《赫尔辛基新闻》的报道，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近期估算，在今后5年内，机器人将在芬兰普及，这就意味着大概6～10万份工作将由机器人代替，这对于人口只有500多万的芬兰已经是不小的比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一趋势在中国也有所显现。您认为这种趋势会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呢？

陈宇：当前的世界和中国已经明显处于一个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的重大转型期。回顾历史，农业文明主要靠对生物能量的征服和开发；工业文明主要靠对石化能量的征服和开发；正在到来的未来文明，已经表现出将主要靠对人工智能和人造生命的能量的征服和开发的趋势。

比如，日本在对比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制造业生产一线有7000万名工人，平均月薪3600元人民币；日本制造业生产一线仅有700万名工人，而平均月薪达1.4万元人民币，约是中国的4倍。所以，日本的制造业在薪资方面相对中国没有任何优势。为此，日本计划研发、生产和投入使用3000万台可以24小时工作（3倍于人的工作时间）的工业机器人，相当于增加了9000万名制造业工人，而机器人的“平均月薪”仅合900元人民币，这无疑将一举扭转日本制造业的劣势。事实上，未来5～15年，智能机器人、智慧制造和人工智能将席卷全球，改变传统产业。据我所知，现在中国的大型企业，无论国营、民营还是外资，也都在全力研制机器人，如富士康科技集团已经准备用100万名机器人取代100万名工人。因此，从就业的角度看，首当其冲受到最大威胁的是中国生产和服务一线的1.2亿从事体能劳动的操作执行型工人（即所谓的“蓝领”队伍），而欧美国家的这种类型的工人早在过去近40年中几乎被中国工人全部取代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欧美国家主要受到威胁的不是一线产业工人，而是从事初级知识技能型劳动的所谓“白领”队伍。美国的一项研究估计，最近5年全球将有500万工人被机器人取代。我觉得，这个数字实在是太保守了，仅在中国就应当不止这个数量。显然，近期如何为面临重大产业转型的中国劳动者大军开发和寻找新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是存在的），同时对他们进行适应性转产转业转岗培训（这种教育培训特别困难），是我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在职在岗培训领域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急需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紧密协调与合作。

二、越来越多的人将在未来从事智能劳动，教育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教育信息》：英国《每日邮报》2016年7月27日报道，澳大利亚工程师马克・皮瓦茨（Mark Pivac）开发出世界首台全自动砌砖机器人“哈德良”（Hadrian）。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每小时能砌1000块砖，两天内就能砌完一栋房子。由此可见，智能机器人已经能够在某些方面代替人类。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劳动者要“转型”。那么，“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

陈宇：转型的突破口无疑是教育，下面我想谈谈面向2030年的教育。我国教育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但是，近40年来形成的中国新产业工人（即农民工群体） 及其子女，一直在大中城市及其边缘聚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村庄，只能生活在城市郊区或者新形成的小城镇。他们所需要的是职业教育，他们也是职业学校的主要生源。随着我国城镇化运动的发展，以及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二胎化），在2030年前后会形成新的教育需求高峰。届时，中国将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不同层次的人群都会强烈地追求更加体面的劳动和就业，也就必然追求更高质量的城市教育、职业教育和乡村教育。这将对2030年的中国教育提出巨大而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考虑2030年的教育也离不开上述“人工智能、智慧生产、智能机器人，以及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将成为未来生产力的主体”这个大背景。我们只能在这个大背景下想清楚，我们到底要让全国的孩子“学什么、怎么学、 为什么而学”，下面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据悉，在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李世石的激励下，世界各国机器人研发机构都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发展目标。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3个国家的机构：一是华盛顿大学图灵中心开发的美国考试机器人，其目标是在美国高中生物考试中取得满分（100分），据说目前考试机器人已经能够达到60分；二是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开发的日本高考机器人，其目标是考入东京大学，据说目前也能够达到录取标准的一半以上水平；三是中国科委有关部门立项，科大讯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参与研制的类人答题机器，近期目标是通过高考进入一本学校，而远期目标则是超越95%以上的考生，考上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显然，如果从阿尔法围棋战胜李世石的经验看，考试机器人要实现这些目标一点都不难，因为各国高考试题和变化范围根本不可能和围棋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今后，“应试教育”的意义会越来越被质疑。我们要彻底改变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方向和教学方法，摈弃只能适应前工业时代的那一套以文论为中心、以复述为主要方法的教育理念；对工商时代的先进教育理念，要积极、有选择地吸收。比如，美国盛行的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gineering-Arts-Maths，STEAM）的理念就有许多以目标为导向、实际有效的内容。不过，美国的这套标准现在也暴露出难以完全适应时代迅速发展的弱点。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向未来，深刻观察并高度概括时代特点和文明发展方向，抓住未来文明的基本特征，找到创建新型教育和推动其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我最近与多位产业和职业专家讨论，深感面对存在大量未知因素的未来时代和未来文明时需要教育观念的根本改变――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帮助人构建起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教授具体内容。纵观中国历史，农耕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文论思维方式，所以最重要的是读经史子集、做八股文章；工业时代需要的是一种产业思维方式，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未来时代是数字技术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数码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必须从小就让孩子熟悉“ 0、1”概念、接触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编码，对数码空间有充分的感性认识和想象能力。非如此，我们难以培养出最能适应新时代的人力资源。

无数事实证明，不论在哪个层面上，具有数码思维方式（亦称“数码基因”）的人最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趋势。比如，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最具引领方向的顶级创新企业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 马斯克、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等，都有深厚的计算机技术背景，也就是“数码基因”。而且，他们的事业都起步于计算机编程。至今相对落后的大国印度，由于从小学就抓了普及计算机知识、计算机使用和计算机编程等，他们培养的新生劳动力有很强的“数码基因”，大量人员从事全球计算机软件外包工作，还有大批人才直接进入美国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微软等。硅谷科技公司高管和技术领军人物中，印度人已经占到1/3。印度总理莫迪去年造访硅谷时居然有5万印度人报名参加欢迎会，由于场地等原因，最后来了1.8万人。难怪他敢在硅谷夸下海口说：“21世纪属于印度！”

由于人工智能和智慧制造的发展，大量新产生的职业、岗位和工作都和计算机使用、计算机控制和计算机编程密切相关。人类新一轮的生产力释放，已经从材料、能源领域， 进入信息和生命领域。过去看似与计算机不相干的生物科学，最终都可以阐述为“生命基因作为一种软件密码的破译和排序”的数码问题。显然，处于平行发展的数码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紧密融合，正在成为人类新科技力量发展不可阻挡的前锋。据此，我的具体建议就是，一定要在城乡教育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让孩子们接触计算机、使用计算机、习惯计算机技术，进而掌握计算机编程。当然，这种计算机教育一定不能再是封闭的、生硬的、死记硬背的；相反，应当是活泼的、开放的、自由创造的、高度激发孩子热情和兴趣的，一定要让孩子通过计算机编程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想像力和无限创造性，培养他们对数码世界的直觉和理性。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我国城乡就业和职业更替变化的趋势有哪些呢？

陈宇：人类的劳动活动可以简单地从两个维度来区分：第一，以体能为主，还是以智能为主？第二，是规则性的，还是非规则性的？如果以第一个条件为X轴，以第二个条件为Y轴，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矩阵，以表示今天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四个工作区域（见图1）。

其中，第一区域为规则性体能劳动（图中左下角）――从事这一区域工作的人员通常被称为“蓝领”，是目前我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是，这种劳动最容易被智能制造和各种各样的产业机器人或服务机器人所完全取代。这一趋势无可阻挡，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历史潮流并作出相应对策。

第二区域为规则性智能劳动（图中右下角）――从事这一类工作的人员通常被称为“中低层员工”或“普通白领”，他们是目前我国员工队伍中人数仅次于第一区域的大群体。一方面，这一类工作现在也面临被人工智能、专业软件、智能机器人大量取代的趋势，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管理工作。因此，现在欧美已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你能接受一位机器人老板吗？”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智能机器和人造生命的发展，大量属于人机接口、人机界面、人机协调，以及相应的人与人关系的新职业、新岗位、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同时，对越来越多的机器人的使用、管理、监控、维护、修理等工作也发展起来，成为这一区域中产生的新工作的主体。因此，这一区域将成为接收和容纳从上一区域中排挤出来的大量劳动者的主要领域。当然，进入这一区域的劳动者都需要相应的教育和训练。而一个人有无“数码基因”，对他能否迅速接受这一领域的教育培训或者再教育再培训非常重要。

第三区域为非规则性智能劳动（图中右上角）――这一区域是至今无法被人工智能和人造生命取代的人类专属工作区域，其典型工作又可以分为“专业性思考”和“复杂性对话”两大类，主要涉及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活动；同时涉及商业运行模式的创造、组织和实现等活动。这一区域的工作是人类劳动活动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一区域的活动覆盖了科学家、政治家、发明家、创造家、创新式企业家、 高级管理专家以及多数艺术家的劳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从事这一区域劳动的人才的数量多少、水平高低和成果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