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调研范文

时间:2023-12-16 16: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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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调研

篇1

关键词: 生态文明认知; 消费行为; 经济性; 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43-04

陕北是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区,能源重化工业的发展对当前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该地丰富的矿产资源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问题,使原有就比较严酷的生态环境更加负重前行,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

一、陕北的资源优势和发展特征

对陕北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要放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中进行考察。需要明确的是,“五位一体”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概念并不是具有严格上下属关系的逻辑概念,也不是五个严格区别的概念,而是从实践出发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基本概念。

陕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除具有生态文明的一般性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丰富的矿产资源拥有量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构成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和研究重点。丰富的矿产资源给当地带来良好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但同时使本就严酷的自然环境变得更加严重,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使得该地区发展充满变数。

陕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入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各方面广泛参与,共同打造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社会。在其中,社会公众对生态文明的认知和个体行为是一个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要素,具有重大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意义。在宏观上、陕北公众消费作为全国消费的构成部分,对再生产的有效实现、质和量都有着重要意义。在中观上,陕北公众的生态文明认知和行为将对当地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政行为、企业的生产行为形成有力的约束和监督,他们将成为构建生态文明的最终力量。当前各地所发生的由于公众反对而产生的高污染项目下马就已经证明这一点,没有比生存其中的人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更迫切需要生态文明。在微观上, 社会公众的生态认知和个体行为决定他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他们本身就是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具体实践者。

二、 陕北公众生态文明理念和消费行为的调查分析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公众生态文明认知和个体行为的重要性,为客观、具体、深入了解相关情况,课题组利用2013年暑假时间,组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北籍学生开展了此次调研。调研对象以当地年轻人为主,同时也兼顾其他不同人群。年轻人大都受过现代教育,对生态文明的感知较为敏锐和明显,代表着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力量,能够反映该地的长远趋势。从调研的可行性考虑,本次调研采取了滚雪球式的抽样方式,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7份,回收率为96.8%,有效率为96%。被调研对象情况如图1,图2所示:

(一)公众对生存家园的担忧

图3、图4表明,陕北公众对当地的生态状态高度重视,并表示了深深的担忧。58.82%的被调研对象选择了生态环境作为自己所认为的地区重大问题,21.5%和46.7%的对调研对象认为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这种状况的出现既和陕北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相关,又和随着这些年重工业化发展人们收入不断提高从而发展性需求不断提高相关。同时,从陕北公众视野来看,生态环境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单一重要因素,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社会治安等问题都在调查中得到一定的关注。这和人们日常的感觉有所差异,从政府这些年实践来看,陕北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但从调查看,公众依然有所需求。这说明。陕北教育可能在教育质量、 地区差异等结构性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有待于解决。就业问题则可能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国有为主的所有制结构决定。

图5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态势,39.46%和40%被调查对象分别认为未来陕北生态环境将变好和变坏,二者旗鼓相当,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态势。对此问题的回答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陕北经济、产业、社会、心理的结构性差异。虽然此差异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减缓和消除上述差异成为陕北地区进一步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步骤。

(二)陕北公众的浅生态意识和背后成因

图6和图7表明,陕北公众的生态意识确实是模糊不清的。对政府已提出和建设多年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只有21.9%的人理解深刻,而剩余被调查对象了解一点点,甚至不了解。对深层次的较为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有半数以上的人仍然将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工具,思想充满人类中心主义特征。更令人担忧的是65.77%被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或大学以上,如此高的受教育程度却没有正确的生态文明认知,从侧面说明我国政府对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宣传教育非常薄弱,政府在实践中大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边缘化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重视和保护。以上对生态文明的认知将深刻影响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一个不能够尊重、顺应自然的地区虽然局限于现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保护和要求,但由于其骨子里不能够真正认识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缺乏应有的敬畏和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图8表明,陕北公众对自身生态意识的不足或淡薄是相当清醒的,并主动自觉认识到生态意识的不足和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等原因共同成为生态破坏的原因。在形成生态破坏的原因上,尽管企业是生态破坏的直接实施者,公众认为政府比企业行为要付更多的责任,这表达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和政府公信力的缺乏。图6、7、8调查结果共同要求政府纠正自身行为,摒弃以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视公众生存环境的思维方式和做法,重新用整体和长远眼光审视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官员考核体系,以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作为考核标准,自觉主动地进行生态文明的保护和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宣传教育工作。

(三)陕北公众自身消费经济性特征

图9调查数据呈现一种非常好的调查结果,65.78%的被调研对象会有意识地节约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图10却呈现另外一种现象,只有23.66%的被调研对象十分关注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剩余的被调研对象要么只考虑一点点,要么完全不关注。仔细分析两题的结果差异发现,当前社会公众在对待自身的消费问题时仍然主要以个人为基点,在特定的生态意识下,必然产生不同的资源使用行为和环境保护行为。资源目前大多都是有偿使用,因此资源的节约和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一致的,而环境问题则表现为一个公共问题,对环境的保护自我激励则显不足,需要设计更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图11和图12从侧面印证了上述两图反映出来的可能性,陕北公众在绿色消费和价格之间往往从商品的经济性进行考虑,50%的被调研对象对于接受高价格有点勉强,20.43%的被调研对象明确选择不愿意。在更广泛的拒绝绿色产品原因的调查中,选择最多的是价格原因、质量原因,这种选择明确告知在当前发展阶段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依然是经济因素,经济性考虑是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27.27%的人表示不会识别,代表了仍有一部分人愿意选择,但苦于相关知识的不具备而无法选择,生态文明知识的匮乏再次凸显。

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 出于自身生存家园的担忧,陕北公众面对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日益遭到破坏的生存环境,普遍表示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将构成该地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动力。

2. 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担忧和其他社会问题综合在一起,不相上下,说明了矿产资源富集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问题纠结在一起,不同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的措施和手段,而这些措施和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地方。这既要求社会公众能够跳出狭窄的个人立场从整体和长远来思考问题,同时也要求政府有较强的执政能力,能够有效妥善解决相关矛盾和问题。

3. 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生态文明意识,但仍待于进一步提高。表现在理念上,大部分陕北公众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社会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口号阶段,并没有深刻理解两型社会的内涵和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大多是从征服、利用的视角去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形成正确认知。在具体的生态知识上,公众也是缺乏的,很多人不知道绿色环保产品的识别。同时根本就没有垃圾的分类,更不要说让公众掌握垃圾分类的知识。

4. 公众的生态意识虽不深刻,也不丰富,但具有自觉性,同时公众对政府表达了自身的不满意。虽然公众的生态意识不够深刻,但公众对此有着清醒、自觉的认识,这种清醒、自觉认识和整体依然脆弱的生态系统会促使公众不断深化其认识。在对当前生态问题和危机的成因上,公众认为政府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这种强烈认知要求政府转变思维方式、执政理念,同时改变官员考核方式,以及实践中对资本的重视。

5. 陕北公众的消费行为的经济性特征明显。这种经济性特征反映出在当前阶段,公众的消费层次仍然很低,对环境等发展性、舒适性消费需求不高,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和收入领域改革来解决。同时,这种消费特征会影响到生态文明的建设,除了生态理念的树立和生态知识的掌握外,需要政府采取一些了经济、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二)建议

为了进一步增强陕北公众生态文明意识,改进个体行为,以生态文明千千万万个参与者为逻辑起点构筑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广大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掌握丰富的生态文明知识,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在日常生活中克服商品消费的经济性。同时,社会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和个体行为的改进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作用的积极发挥,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外部环境。

1. 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和掌握的生态文明知识。整个社会要就“生态是谁破坏的”,“谁是生态破坏的受害者”,“谁来保护生态”几个问题反复拷问和反思,使所有参与主体都能够感受到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形成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克制物质欲望,注意消费行为,从思想深处真正转变,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的核心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要明确认知:人是自然进化到某一阶段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要受制于自然界的运行状况;人类和其他生物不同,人类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人尽管能够改造自然,但自然仍从根本上决定和约束人类的发展,因此,人类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来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活动要以自然界的正常运行和承受范围为前提和底线;人在广袤的自然界中是渺小的,是有限理性的,人最好对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在自身不了解的自然领域最好不要恣意妄为。

2. 运用经济、法律各种手段克服社会公众行为的经济性。陕北公众,乃至全社会公众消费行为中明显的经济性特征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应苛责。当前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较之过去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仍处于生存性阶段,发展性需求和舒适性需求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面对消费行为中的经济性特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决:一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强社会总体消费能力,通过消费需求的转变来实现社会公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在于,在现有收入水平下提高总体消费能力,抵消生态文明建设对中下层人群的影响;二是通过资源税、环境立法等经济、法律手段使生态成本反映到商品成本和价格中去,使商品的经济性本身就包含有对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内,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互统一。在生态消费的法律手段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资源税(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税的改革)和环境立法,改变资源免费使用和生产污染环境的局面,理顺定价机制,使资源产品的价格能够有效合理反映其成本,通过价格改变生产商和消费者行为来保护生态系统,建设生态文明。在生态消费的经济手段方面,利用税收、补贴、信贷等各种手段引导消费者选择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性产品消费,自觉抵制浪费、污染等一系列行为。

3. 科学发挥政府作用,从更广泛意义上改进公众认知和个体行为。政府作用要从资源配置领域退出,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角色主要定位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建设,具体包括社会管理、宏观经济稳定、重大结构调整以及战略性产业发展、市场环境维护和监管、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具体到公众认知和个体行为,政府要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采取各种措施,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民众思维和行为不言而喻的逻辑出发点和前提。政府需要克服公众在生态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的不足,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期刊、杂志、网络、手机短信等大众传媒平台,使广大民众能够及时、有效、充分了解各种具体信息和知识。相关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情况、对环保标识的鉴别能力、政府政策的宣传现状、商品质量的可靠程度深刻影响消费者购买生态消费型商品。[1]121-125例如各种资源的高效率使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类产品的具体识别,日常物品的分类和可回收情况等等。同时还要提供各种能够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的各种设施,比如声控电源、感应自来水、垃圾分类回收箱等,形成行为和思想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良性互动机制。

除了专门针对消费者的相关措施外,政府还需要通过各种手段促使生产者履行“生产者责任”。生产者责任是指厂商在生产中必须贯彻减量(reduce)、再使用(reuse)、再利用(recycle)的原则及其先后次序,明确生产者对于生态环境的责任。“生产者责任”强调社会不是在下游(消费)、而是在上游(生产)考虑问题。[2]91-96生产者责任从源头上解决消费问题,和公众认知和消费相互影响,构成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朱洪革.居民生态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J].生态经济(学术版),

篇2

    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相关指标体系从实践层面进行了较多探索。深圳、厦门、中山、无锡新区、江阴、贵阳等地在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提出了各自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除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两大类指标外,还包括了生态制度、生态意识等指标,较好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且要求从制度和意识层面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革新的含义。但是,这些指标体系仍侧重环境及其相关指标,未能很好表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形态的应有内涵。

    学术界围绕生态文明评价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及其特点为:(1)一些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对环境、经济关注较多,而对制度、文化方面关注较少[1](P51-53)[2](P823-826)[3](P60-63)[4](P21-27)[5](P1-5),比较接近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内涵体现相对不足。(2)有些研究的指标体系较好地涵盖了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指标[6](P55-59)[7](P131-136)[8](P72-75)[9](P60-63)[10](P6295-6304),但由于生态文明内涵阐述不足而使得指标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清。(3)对区域生态文明评价而言,其与区域外部的经济、环境关系也是评价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研究较少触及。本文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和文明成果具体表现形式两个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并阐释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选择相应的表征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为定量评价生态文明水平提供方法基础,为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内涵进行阐述,徐春(2010)将这两个角度分别称为历时性角度与共时性角度[11](P61-63)。从历时性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而且生态文明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12](P31-37)[13](P36-4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列。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生态环境与经济、政治和文化一样是文明的一个主要子系统,因此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11](P61-6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比较而言,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形态而言的,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仅针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发展成果。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而且由于人与自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使得生态环境建设无法孤立进行,因此本文将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的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具体到实践意义上,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意味着需要生态环境相关部门(例如我国的环境保护部、林业局等)强化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自然环境质量,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则意味着需要整个政府以及社会部门共同行动构建致力于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主流价值观。

    关于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同样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14](P4-5)。生态文明内容涵盖了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等[15](P30-32)。与工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具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种成果表现形式;与工业文明不同的是,生态文明要求这三种文明成果的获得必须满足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称之为生态型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还包括生态环境相关的文明成果,即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含义。

    本文将生态环境纳入了文明的内涵,更好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人类与自然属于同一有机整体。进一步地,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中的“生态”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生态环境,其二为生态型传统意义上的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全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人类只能基于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来构建生态文明。但是,对于某一国家或者区域而言,市场交易体系使得其与外界存在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贸易而基于区域外的生态环境基础。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当然,这一准则并不反对通过适当的市场交换机制来促进包括生态生产力在内的多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要求区域内外在资源环境利用方面的公平。

    综上,关于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生态文明是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其二,区域生态文明评价需要关注区域内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交换关系。这样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1+3+1”,其中,第1个“1”为生态环境,“3”为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第2个“1”为“与区域外部的关系”。

    已有的关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一般都包含了生态环境、经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与意识等指标。可见,这些指标体系已经超越了共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同时,这些指标体系仅包括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精神成果,未能较好地涵盖传统的制度与精神成果,即未能涵盖历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最后,这些指标体系一般不包括评价区域与区域外界之间在经济与环境方面的交换关系。

    二、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基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采取自上而下的思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首先,从生态文明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全面、直接地体现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环境、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五个单元。其次,将系统层单元分解为若干目标层单元(如图1所示)。

    其一,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包括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两个目标层单元。生态环境状况描述了生态系统、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等方面的状态。生态环境建设描述了社会经济系统为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所进行的努力,强调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回馈。

    图1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和目标层结构

    其二,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物质文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并不排斥物质文明,要求的是具有生态友好属性的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据此分解为物质文明和物质文明生态化两个目标单元。物质文明是人类在自然界求取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E16](P380)。物质文明生态化,指物质财富的生产、消费过程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较少的废弃物,包含生产生态化和消费生态化两部分内容。

    其三,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政府、企业、公众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三大类行为主体,其相互作用机制构成了社会运行机制。政治文明是社会运行机制发展形成的积极成果,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个方面[17](P504-505)。生态型政治文明要求调整社会运行机制从而引导社会个体行为调整,达到促进社会与人和谐、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引导政府、企业、公众推动生态文明进程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属于生态型政治文明范围,例如政府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机制等。

    其四,生态型精神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认识基础。精神文明是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文化方面和思想方面[16](P380)。生态型精神文明一方面要发展传统的积极精神成果,另一方面要促进精神文明生态化转型。精神文明方面主要从科技、文化、道德水平三个方面来表征。精神文明的生态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意识,这一方面直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社会运行机制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从而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相应地,精神文明生态化可以从生态科技水平、生态文化水平、生态文明意识三个方面来表征。

    其五,与区域外部的关系。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主要衡量某一区域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区域外部生态环境的占用程度。

    三、生态文明评价的具体表征指标

    针对每一个目标层单元,将其所包含的有机组成部分概括为准则层。针对准则层,选择合适的指标进行表征,从而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取原则

    遵循如下原则选取具体表征指标:其一,简约性原则。由于生态文明涵盖的范围较广,如果要求指标体系包含所有内容,则需要大量的指标,导致指标体系的庞杂,因此指标选取时遵循简约性原则,即选择少量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其二,动态性原则。随着生态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系统、自然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不断演变,相应地,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选择新的指标来表征。其三,可操作性原则。尽量选择现行统计体系内的指标,或者选择通过调研可以获得的指标,从而使得指标体系在应用中具有较好的数据支持。

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明生态化;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02705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区域生态文明水平、监测生态文明进程、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方向与重点的基础。在理论上,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生态文明内涵的直接体现。在实践中,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则是推动政府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依据。

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相关指标体系从实践层面进行了较多探索。深圳、厦门、中山、无锡新区、江阴、贵阳等地在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提出了各自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除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两大类指标外,还包括了生态制度、生态意识等指标,较好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且要求从制度和意识层面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革新的含义。但是,这些指标体系仍侧重环境及其相关指标,未能很好表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形态的应有内涵。

学术界围绕生态文明评价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及其特点为:(1)一些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对环境、经济关注较多,而对制度、文化方面关注较少\[1\](P51-53)\[2\](P823-826)\[3\](P60-63)\[4\](P21-27)\[5\](P1-5),比较接近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内涵体现相对不足。(2)有些研究的指标体系较好地涵盖了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指标\[6\](P55-59)\[7\](P131-136)\[8\](P72-75)\[9\](P60-63)\[10\](P 6295-6304),但由于生态文明内涵阐述不足而使得指标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清。(3)对区域生态文明评价而言,其与区域外部的经济、环境关系也是评价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研究较少触及。本文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和文明成果具体表现形式两个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并阐释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选择相应的表征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为定量评价生态文明水平提供方法基础,为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内涵进行阐述,徐春(2010)将这两个角度分别称为历时性角度与共时性角度\[11\](P61-63)。从历时性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而且生态文明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12\](P31-37)\[13\](P36-4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列。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生态环境与经济、政治和文化一样是文明的一个主要子系统,因此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11\](P61-6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王 会,等:基于文明生态化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比较而言,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形态而言的,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仅针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发展成果。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而且由于人与自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使得生态环境建设无法孤立进行,因此本文将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的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具体到实践意义上,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意味着需要生态环境相关部门(例如我国的环境保护部、林业局等)强化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自然环境质量,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则意味着需要整个政府以及社会部门共同行动构建致力于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主流价值观。

关于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同样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14\](P4-5)。生态文明内容涵盖了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等\[15\](P30-32)。与工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具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种成果表现形式;与工业文明不同的是,生态文明要求这三种文明成果的获得必须满足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称之为生态型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还包括生态环境相关的文明成果,即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含义。

本文将生态环境纳入了文明的内涵,更好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人类与自然属于同一有机整体。进一步地,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中的“生态”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生态环境,其二为生态型传统意义上的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全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人类只能基于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来构建生态文明。但是,对于某一国家或者区域而言,市场交易体系使得其与外界存在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贸易而基于区域外的生态环境基础。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当然,这一准则并不反对通过适当的市场交换机制来促进包括生态生产力在内的多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要求区域内外在资源环境利用方面的公平。

综上,关于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生态文明是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其二,区域生态文明评价需要关注区域内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交换关系。这样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1+3+1”,其中,第1个“1”为生态环境,“3”为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第2个“1”为“与区域外部的关系”。

已有的关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一般都包含了生态环境、经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与意识等指标。可见,这些指标体系已经超越了共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同时,这些指标体系仅包括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精神成果,未能较好地涵盖传统的制度与精神成果,即未能涵盖历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最后,这些指标体系一般不包括评价区域与区域外界之间在经济与环境方面的交换关系。

二、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基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采取自上而下的思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首先,从生态文明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全面、直接地体现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环境、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五个单元。其次,将系统层单元分解为若干目标层单元(如图1所示)。

图1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和目标层结构

其一,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包括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两个目标层单元。生态环境状况描述了生态系统、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等方面的状态。生态环境建设描述了社会经济系统为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所进行的努力,强调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回馈。

其二,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物质文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并不排斥物质文明,要求的是具有生态友好属性的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据此分解为物质文明和物质文明生态化两个目标单元。物质文明是人类在自然界求取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16\](P380)。物质文明生态化,指物质财富的生产、消费过程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较少的废弃物,包含生产生态化和消费生态化两部分内容。

其三,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政府、企业、公众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三大类行为主体,其相互作用机制构成了社会运行机制。政治文明是社会运行机制发展形成的积极成果,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个方面\[17\](P504-505)。生态型政治文明要求调整社会运行机制从而引导社会个体行为调整,达到促进社会与人和谐、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引导政府、企业、公众推动生态文明进程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属于生态型政治文明范围,例如政府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机制等。

其四,生态型精神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认识基础。精神文明是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文化方面和思想方面\[16\](P380)。生态型精神文明一方面要发展传统的积极精神成果,另一方面要促进精神文明生态化转型。精神文明方面主要从科技、文化、道德水平三个方面来表征。精神文明的生态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意识,这一方面直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社会运行机制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从而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相应地,精神文明生态化可以从生态科技水平、生态文化水平、生态文明意识三个方面来表征。

其五,与区域外部的关系。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主要衡量某一区域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区域外部生态环境的占用程度。

三、生态文明评价的具体表征指标

针对每一个目标层单元,将其所包含的有机组成部分概括为准则层。针对准则层,选择合适的指标进行表征,从而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取原则

遵循如下原则选取具体表征指标:其一,简约性原则。由于生态文明涵盖的范围较广,如果要求指标体系包含所有内容,则需要大量的指标,导致指标体系的庞杂,因此指标选取时遵循简约性原则,即选择少量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其二,动态性原则。随着生态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系统、自然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不断演变,相应地,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选择新的指标来表征。其三,可操作性原则。尽量选择现行统计体系内的指标,或者选择通过调研可以获得的指标,从而使得指标体系在应用中具有较好的数据支持。

(二)具体表征指标

1生态环境部分。(1)生态环境状况目标层单元。从环境质量状况、生态系统状况、资源持续利用状况三个方面描述生态环境状况。以环境功能区达标率表征环境质量状况。以生态用地比例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表征整个区域、城镇区域的生态系统状况。以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表征资源的持续利用。(2)生态环境建设目标层单元。包括经济投入状况、污染治理状况两个准则层单元,分别以经济度量指标和实物指标表征。经济投入状况针对整个经济系统和政府财政分别选择了环保投资占GDP比例和生态环境相关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两个指标。污染治理状况主要选择了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相关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生态环境部分指标

系统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生态

环境 生态环境

状况

生态环境

建设

环境质量状况 1 环境功能区达标率

生态系统状况 2 生态用地比例

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资源持续

利用状况 4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5 环保投资占GDP比例

经济投入状况 6 生态环境相关支出在地方

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7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8 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率

污染治理状况 9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并无害化处理覆盖率

10 危险废物处置率

2生态型物质文明部分。(1)物质文明目标层单元。包含生产发达程度和生活消费水平两个准则层单元。生产发达程度以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表征经济产出规模和质量。生活消费水平则以恩格尔系数表征。(2)物质文明生态化目标层单元。包含生产生态化和消费生态化两个准则层单元。生产生态化强调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少、污染物排放少,其中,资源消耗选取了水、能源、土地三种资源,污染物则选择了我国“十二五”规划纳入约束性指标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氨氮四种污染物。随着污染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污染物种类也应随之调整。生活生态化,强调生活活动资源消耗少、污染物排放少,这里选取了新售水电器具中节水节电型比例、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和绿色出行率三个表征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生态型物质文明部分指标

系统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生态型

物质

文明 物质

文明

物质

文明

生态化

生产发达程度 11 人均GDP

12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生活消费水平 13 恩格尔系数

14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15 建成区地均GDP

生产生态化

程度 16 单位GDP能源消耗

17 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18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

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的比重

19 新售水电器具中节水节电型比例

生活生态化

程度 20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

21 绿色出行率

3生态型政治文明部分。(1)政治文明目标层单元。构建了政府执政能力水平和公众参与状况两个准则层单元。一般地,效率由市场机制完成,而公平状况则需要政府不断提升,因此选择描述社会个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表征政府的执政水平。公众参与状况部分,结合我国当前制度基础,以政府信息公开状况来表征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的保障情况。(2)政治文明生态化目标层单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大力推动,也需要公众积极参与。政府执政部分,以生态环保工作在党政实绩考核中的比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程度两个指标表征;公众参与状况,则结合我国当前制度基础,以生态环境议案、提案、建议纳入相关政策比例表征(如表3所示)。

表3 生态型政治文明部分指标

系统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生态型

政治

文明 政治

文明

政治

文明

生态化

22 基尼系数

政府执政 23 公众对政府满意度

能力水平 24 行政管理费占财政

总支出的比重

公众参与状况 25 政府信息公开率

生态文明 26 生态环保工作占党政

实绩考核比例

建设的政府

执政状况 27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的贯彻落实程度

生态文明建设的

公众参与状况 28 生态环境议案、提案、

建议纳入相关政策比例

4生态型精神文明部分。(1)精神文明目标层单元。主要包括科技水平、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三个准则层单元。科技水平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来表征。文化水平可以选择人均受教育年限或者入学率来表征,考虑到当前我国正在普及高中教育,而且国家“十二五”规划也将高中入学率作为发展目标,这里选择高中阶段教育净入学率为指标。思想道德水平难以直接表征而采取间接反映的方式选择指标,注册志愿者人数比例、义工小时数、人均捐款量等正向指标与犯罪率、交通违章数量等负向指标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选择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表征指标。(2)精神文明生态化目标层单元。与精神文明相对应,包括生态科技水平、生态文化氛围和生态文明意识水平三个准则层单元,其含义分别为应用于实践的科技文化知识的生态友好程度、人们对生态环境知识的了解程度、人们从事生态友好活动的意愿。生态科技水平以应实施清洁审核的清洁生产企业比例表征较为清洁的生产技术的应用程度。生态文化氛围则解读为生态环境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可以通过统计调研得到。生态文明意识水映人们相对更加偏好生态环境的程度,此处以环境组织注册人数占城市人口总数比例来表征(如表4所示)。

表4 生态型精神文明部分指标

系统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生态型

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

生态化

科技水平 29 研发投入占GDP比重

文化水平 30 高中阶段教育净入学率

思想道德水平 31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

人口总数比例

生态科技水平 32 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企业的审核比例

生态文化氛围 33 生态环境知识普及率

生态文明

意识水平 34 环境组织注册人数占城市

人口总数比例

5与区域外部关系部分。以生态足迹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占用的衡量指标,从而选定某区域人均生态足迹净输入表征该区域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对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的占用程度(如表5所示)。

表5 与区域外部关系部分指标

系统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与区域外

部的关系 与区域外

部的关系 对外部资源环

境的占用状况 35 人均生态足迹净输入

四、结 语

本文从当前关于生态文明的两种角度理解出发,阐述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其一,生态文明是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其二,区域生态文明评价需要关注区域内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交换关系。基于生态文明内涵,构建了“1+3+1”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进一步构建了包括系统层、目标层、准则层以及35项具体表征指标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这一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较好地体现了从理论内涵到评价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形成了基本完备的基本框架,理清了具体表征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考虑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需加以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侧重于从内涵阐释到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虽然在具体指标选取时也兼顾了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但是仍然有部分指标无法从现有统计资料中获得具体数据,因此本文未能进行案例研究。在获得数据支持的条件下,通过指标数据标准化、指标权重确定、综合指数计算等步骤可以得到定量化的生态文明评价结果。其中,指标数据标准化是较为复杂的,试图从理论上确定每个指标的取值范围或者标准十分困难,在现实操作中多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多个区域之间相互比较来确定;指标权重可以通过专家打分、熵值法等定性、定量或二者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最后,综合指数的标准确定与评价等级划分亦较为困难,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是横向比较多个区域的综合指数从而得到各个区域生态文明水平的相对评价结果。

这一指标体系是基于当前关于生态文明内涵的认识而构建的,随着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与发展,关于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认识也会不断调整,特别是关于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因此具体表征指标甚至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也应随之不断调整,以更好地评价生态文明水平并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参考文献:

[1] 杨雪伟.湖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探索\[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1).

\[2\] 高珊,黄贤金.基于绩效评价的区域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构建——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0,(5).

\[3\] 张静,夏海勇.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J\].统计与决策,2009,(21).

\[4\] 关琰珠,郑建华,庄世坚.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发展,2007,(2).

\[5\] 严耕,杨志华,林震,等.2009年各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快报\[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6\] 王贯中,王惠中,吴云波,等.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J\].污染防治技术,2010,(1).

\[7\] 朱增银,李冰,高鸣,等.太湖流域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量化指标体系的初步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10,(6).

\[8\] 朱松丽,李俊峰.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世界环境,2010,(1).

\[9\] 杜宇,刘俊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9,(3).

\[10\]白杨,黄宇驰,王敏,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评估体系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2011,(20).

\[11\]徐春.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阐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2\]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13\]李祖扬,邢子政.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回顾和反思\[J\].南开学报,1994,(3).

\[14\]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与现实,2005,(4).

\[15\]周生贤.积极建设生态文明\[J\].求是,2009,(22).

\[16\]郭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A\].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C\].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17\]曹文光,阎连珠.政治文明\[A\].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C\].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2 No3

篇4

关键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路径;天津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6.01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环境问题也随之集中表现出来。党的十七大明确地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十报告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更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天津在文明生态村基础设施“六化”、公共服务设施“六个一”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但与中央对天津的定位要求、与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相比,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改善。为此,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对于天津建设新型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

农村生态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成果,是农业资源、农村经济及农民生活达到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具体是指在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同时,注重改善自身发展与周边的环境保护,积极优化农村经济发展与周边城市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把生态环境改善与农村经济发展统筹好,塑造良好的发展态势和精神面貌。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和农村生态良好”。

“生态是生存之基,文明是发展之本”,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载体把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组合在一起,围绕着生态产业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等,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农业生产模式、农村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并逐步走上文明发展道路[1]。实践证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极大地影响着其所在的整个区域的文明程度,因此,必须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引起高度的重视[2]。

2 天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2.1 文明生态村建设取得显著效果

早在1995年,天津市农委、天津市环保局和天津市农林局就开展了四郊五县的生态村建设工程,建成市级生态村7个,局级生态村11个,呈现文明生态村雏形[3]。自2005年,天津市政府实施文明生态村创建工程,从2007年起,平均每年对全市100个行政村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截至2010年底,天津7个区县被正式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15个乡镇(11个国家级,4个市级)建成环境优美乡镇[4],截至2011年底,天津市文明生态村已建成1 023个,占全市村庄总数的三分之一[5]。津郊农村环境面貌显著改善,有力地改善和提升了所在地农民居住环境水平。

2.2 生态文明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在农村“三区联动”带动下,天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示范工业园区、农民居住社区协调健康发展,都市生态农业、农村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文明产业体系逐渐兴起。农业逐步从以传统种养业向设施化、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产业化转变,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态势初步形成;农业从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向生态服务转型,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6-7]。以观光休闲农业为例,天津已培育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1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3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8个,旅游特色村(点)160个,星级乡村旅游经营户1 428家[8],让人们通过“吃住行、游购娱”的亲身体验,逐步形成了崇尚节约、绿色消费的良好社会风尚,走上了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形成了以环境改善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局。

2.3 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近几年来,天津市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2008―2010年生态市建设行动计划”中,共建成小城镇垃圾处理设施7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15座,完成农业节水灌溉工程2万hm2[9],全市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5.87万hm2,占有效灌溉面积75%。开展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乡镇比例约为40%,行政村比例约为21.1%;实施了蓟县沼气与秸秆气混合集中供热示范工程、静海1 200 m3大型秸秆沼气集中供气示范工程[10]。开展生活污水处理的示范镇和中心镇比例为41.5%,乡镇比例约为24.3%,行政村比例约为21.1%。环外31条(段)农业骨干河道进行治理,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与管网入户改造工程,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及管网入户改造问题[3],一批惠民工程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

2.4 生态文明意识明显增强

天津以创建生态宜居城市为契机,通过新闻报道、专题宣传片制作、环保电子屏展示、大型宣传组织等措施,对“乡村生态文明”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如,天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天津电视台2012年6月份主办了天津“美丽乡村”大型电视评选活动,目前选出的十大“天津美丽乡村”和23个“天津特色乡村”,全景展现了新农村在产业、生态、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特色。此外,天津市政府积极推进绿色社区和绿色学校创建,不断深化环境教育,组织大型环保宣传、公益活动,开展环境教育国际交流活动。经济发展好,农民收入高,村庄环境美,生态条件优,文化引领强的生态文明意识逐渐融入农村生活。

3 天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问题

3.1 农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资源与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天津资源环境压力不容乐观。天津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年末实有常用耕地面积由1995年的42.61万hm2减少到2011年的39.65万hm2,减少了7%;2011年天津市水资源总量为15.4亿m3,人均水资源116 m3,仅为中国人均水资源平均水平的1/15[11-12],水资源严重短缺。基本生态用水严重短不足,全市生态用水量为1.22亿m3,缺口量达6亿m3左右[13],受保护地占全市国土面积比例由14.87%下降到11.05%,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等问题较为突出[10]。受资金、技术和服务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农村地区沼气、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所占比重仍然较低[14]。

3.2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环境综合整治尚未全面展开

天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区存在较大差距, “基于天津78个示范型和26个标准型文明生态村的调研”表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未来村民最希望改善和投入的公共产品[15]。因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天津市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距国家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考核要求仍有很大差距。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比较突出,全市开展污水处理的畜禽养殖场(小区)仅占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43%,处理率仅为18%,部分农村地区环境“脏乱差”问题仍比较突出。设施农业大部分化肥、农药施用强度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204.9,0.585 kg・hm-2,平均利用率仅30%~40%[9],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加之农村村舍建设不合理,增加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本。

3.3 农民环境意识薄弱,生态责任意识不强

近年来,天津虽然广泛开展了生态环保宣传和实践教育活动,但覆盖范围明显不足,尚不能满足生态市建设要求。目前生态文明建设行动在发展较落后的农村经济社会,传播载体相对较少,环保教育未能跟上,导致农民缺乏生态环保意识与生态文明知识。加上农民文化程度有限,致使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意识不强,缺乏责任感,造成了一些先进科学技术无法得到普及和推广,一些先进管理理念无法贯彻执行[16]。

3.4 生态法治体制不健全,村镇生态环保政策不完善

截至目前,天津市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天津市文明生态村规划建设导则》、《天津市重点生态林管护暂行管理办法》、《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生态与农村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文件的制定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但一些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处理还缺乏法律依据。针对生态安全预防性的法律仍然较缺乏,部分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缺乏相关的鼓励、引导和惩罚措施。另外,人员、环保检测设备和经费不足及上下左右联动的工作推动机制与考核奖惩机制不完善,区县生态建设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4 天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路径选择

4.1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

政府要加大开设固定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栏,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合理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弘扬生态环保文化;定期组织机关干部、社会团体和城乡居民代表到环保先进的地区进行参观学习,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引导推广作用。充分利用网站、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资源,大力宣传重视环保、热心环保、积极参与环保工作。成立环保组织民间社团和建立环保公众参与网站,开办环保活动,让城乡居民主动参与,宣传日常生态理念和行为。改善环境宣传教育条件,建立生态环境教育馆,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生态环境教育课程,建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树立生态文化教育模式。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采用多层面、广范围的宣传教育方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全民共同参与的环保宣传大格局,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

4.2 生态文明规划引领

坚持规划先行,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在天津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各区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对村庄进行规划指导与建设,加强对百姓集中式的管理,不断优化乡村空间结构,以改善整体的农村生活条件及环境面貌。尽快研究制定现代农业和示范小城镇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导则和技术规范,促进农业规划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规划重点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目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目标,科学优化农业发展空间,构建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格局。

4.3 生态文明产业发展

以“现代、都市、生态、文明”为主体内容,以经济与生态双重价值取向创造良好的农村发展环境。在农业重点发展区,以绿色产业基地建设为载体,以“农业旅游与游憩服务”为特色,完成都市现代农业生产、生态、生活多功能转型[17]。大力发展绿色畜禽养殖,按照基地化建设,全面推广绿色养殖技术,提高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18]。在农业生态修复区,大力推广病虫害综合治理,推行农业安全生产方式,严格监督控制农业污染。在农业多功能综合发展区,加快推动以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为基础的绿色农产品加工服务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生态化,使农业生态系统成为人们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基础。

4.4 生态文明投入保障

采取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筹措资金方式,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和外资投入为重要渠道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19-20]。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环境保护投入,加大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环保监管能力建设及环保应用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统筹安排好、建设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及福利事业场所设施资金投入,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推动污染治理市场化,鼓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保基础设施投资,特别要引导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积极投身农村环境保护建设,努力打造天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格局。

4.5 生态文明示范带动

坚持和把握好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向和原则,加快建设文明生态中心村和新型农村社区,利用广播、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以点带面、循序渐进,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日益提高农村环境质量,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文体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拓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积极培养新型农民,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美丽乡村宣传教育引导、主题活动培育、节日活动展示等,把改善生态环境、美化人居环境与培育文明风尚密切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树典型,充分发掘各村镇的特色和内涵,发展一村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新农村亮点[21-24]。

4.6 生态文明政策法规

首先,加强落实国家及地方各项环境保护目标的环境标准和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等基础政策建设;出台相关条例,如《天津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农村环境保护条例》等。结合天津农村环境污染特征和生态环境建设要求,补充和完善相关法规,如《天津市生态补偿条例》、《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其次,建立自然资源生态补偿税,开征以化肥税、农药税为主的环境税;制定金融支持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向农村和农业领域倾斜,运用利率优惠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生态农业、可再生能源、农村污水及垃圾设施建设的技术项目和具有高附加值、污染程度小的工业企业[25];再次,建立有效的绿色征集考核评估机制,把生态文明建设和良好的薪酬及晋升制度相结合,健全农村环境监管体制和制度,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建立无公害农产品信息披露制度等。

参考文献:

[1] 王如松,林顺坤,欧阳志云,等.海南生态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生态文明评价课题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 天津农业环保信息.天津市生态村建设[EB/OL].(1999-01-01)..

[6]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天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EB/OL].(2012-11-02)..

[10]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天津市生态市建设“十二五”规划[EB/OL].(2012-10-15)..

[14] 马永芬.农村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J].山西农业科学,2010(12): 47-49.

[15] 毕宏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愿望和诉求调查报告-以天津市文明生态村为例[J].未来与发展,2008(6):55-59.

[16] 杨海蛟,张翠翠.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提高农民素质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探讨[J].河南农业科学,2013(8):209-212.

[17] 杜瑞芬,苗红英,福忠,等.依靠区域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建立产业化模式,走可持续绿色食品发展道路[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2 (3): 7-8.

[18] 张丽娟.推进健康养殖 发展生态畜牧[J].山西农业科学,2011(7): 772-774.

[19] 张慕,贺庆棠,严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0] 孟志兴,孟会生, 王广斌.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支农经济效应分析――以山西省为例[J].山西农业科学, 2012(6):682-685.

[21] 天津日报.天津投资20多亿累计创建文明生态村915个[EB/OL].(2011-04-21). http:///web/yqjjw/2011-04/21/content_22578494.htm.

[22] 杜艳,刘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村[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9(1): 1-2.

[23] 陈明.转型视角下一个生态村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面貌――上海市第一生态村前卫村调研报告[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0(2):91-94,98.

篇5

关键词:衡水市民;生态道德;认知水平

一、问题提出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提出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十政治报告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专题列为奋斗目标,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我国五位一体总体格局进行重点建设,这表明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步骤,是构成建设生态文明的伦理之维。也就是说,生态道德既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发展生态文明的依托和精神动力的来源。[1] (P.54-57)综观当前生态道德研究文献,定性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薄弱,高校生态道德教育研究多,社会公民生态道德研究少。针对此研究现状,开展社会公众生态道德认知情况调研,非常必要,也非常有益。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由于生态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全社会民众,而发挥作用的则是三个主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因此,本次调查以衡水市公民为对象,从高校学生、家长和社会职员三类群体中进行了抽样,体现了样本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二)调查方法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问卷,结合对部分调查对象的访谈,课题组自行编制了《衡水市公民生态道德现状调查》问卷,从衡水学院、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中随机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82份,回收率91%,对回收问卷进行校验,剔除不合格问卷,共得有效问卷170份,有效率为93.4% 。

三、结果与分析

(一)公民生态道德宣传力度不够

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您是否知道生态道德这一概念”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只有64.7%的人做出了“知道”和“大概了解”选项,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不知道。有88.2%的人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生态道德概念的。这表明生态道德宣传渠道单一“生态道德”在宣传与建设方面不容乐观,生态道德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公民生态环境常识缺乏

为能让公众更形象地理解生态道德概念,我们设计了一组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题,如“纽扣电池的危害程度”、“塑料袋常态存放时间”、“汽车尾气一氧化碳含量”、“世界环境日及最近一届环境日的主题是什么”等。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不知道”选项的比例平均为49.4%。尤其是后两项,比例高达“74.6%”和“88.2%”。这表明公众对生态环境常识仍处在认知的较低水平。

(三)公民道德教育非常必要

针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被调查者普遍认为,进行生态道德教育非常必要(82.4%),而且应从幼儿阶段开始抓起(70.6%)。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问及“如果有环保活动您愿意参加吗”时,有99.4%的人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表明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已刻不容缓,大势所趋。

(四)生态道德意识较强,生态法制意识淡漠

生态道德与法制意识密切联系,本次调查问卷中,课题组设计了两组有关生态道德意识和生态法制方面问题。前者如“您对污染与破坏环境的行为”的态度,有94.1%的人选择了“非常反感”,对“使用一次性饭盒”、“ 随手关灯、关水龙头”、“拒绝吃青蛙、蛇或其他野生动物”、“ 商品避免过度包装”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支持。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物污染和噪音污染”属不属违法行为问题的回答中,仍有62.3%的公众选择了“不是”选项。这表明公众的生态道德意识较为强烈,但生态环保法制意识有待加强。

四、问题与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对生态道德的认知主要存有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公民生态道德宣传还不够到位,宣传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二是公民生态道德教育深度不够,公众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还未形成自觉的生态道德行为;三是公民生态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的构建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加快公民生态道德法制化建设,用法制的力量约束不文明的生态道德行为。

(一)进一步加强公民生态道德的宣传力度

生态道德知识的宣传应针对不同实践主体,采用不同宣传方法和方式。学校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在“三进”方面下功夫,深入推进生态道德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对社会公众而言,

应采用全方位、多角度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在公共场所,如公园、车站、娱乐场所等,采用标语、公共电子显示屏或散发宣传手册等形式进行展示,让公众获得生态常识;在企事业单位,可采用集中分散相结合方式,对全体职工进

行环保主题日教育活动,或举行环保在我心中征文演讲等活动,让每位职工全面了解生态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家庭教育则以社区管委会为单位,组织宣讲队深入千家万户,或开展社区生态道德知识讲座,举办生态道德知识竞赛等活动,让家长形成生态道德意识,自觉渗透于家庭教育中。本次调查显示,有88.2%的人是通过“大众传媒(即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获得生态道德知识的。这表明生态道德宣传渠道单一,户外和网络宣传不够。

(二)加快大众生态道德认知向生态道德行为转化

生态道德认识是形成生态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生态道德教育,是生态道德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对生态道德理念和素质的教育、生态道德意识的教育、生态情感的培养,行为规范的指导教育等。[2] (P.296-303)本次调查显示,多数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和情感,如有100%的被调查者赞同支持国家实行的“限塑”政策,有94.1%的调查者认为一次性筷子和塑料袋使用过度。尽管如此,在生态道德行为表现上,还有不自觉的行为出现。如调查结果显示,如在“一水多用”上,分别有29.41%和5.8%的人选择了偶尔使用和根本没有选项。而在“主动宣传环保方面”,17.6%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说明生态道德意识在一部分人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自愿的生态道德行为和习惯。因此,深化生态道德教育,形成大众生态道德行为就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三)着力构建生态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

作为地方政府,首先,要提高生态道德建设重要性认识,制定正确的政策与倡导科学的社会发展模式,着力构建生态道德教育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注重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关系。[3] (P.29-44)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道德建设考评机制,将生态道德指标体系进行分解,对各部门生态道德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作为职工年度考核和领导干部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第三,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力度,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发展环境。学校要把塑造当代大学生生态观放在育人工作首位,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生态道德建设长效机制。一是全校上下,齐抓共管,形成教育合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主要领导牵头,分管领导指挥协调,党委宣传部具体负责,教务处、人事处、社科部、团委、学生处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生态道德教育的工作机制。二是通过党团、社团工作,实践育人,建立活动机制。建立学习培训、党团带动、爱心帮扶等长效活动机制,寓学习教育和宣传普及活动于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科技、文体等活动之中。三是完善考评机制。把开展学习践行生态道德有机渗透进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并将其作为重要指标放入院系评估、专业评估等指标体系,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公民生态道德素养的养成还需要加强法制化建设,将生态道德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法制化对生态道德规范具有确立作用,对生态道德实践具有维护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态道德环境具有保障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法律与道德相互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4] (P.44-47)因此,加强和确立公民环境权,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臭氧层保护、循环经济、环境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营造生态道德建设法制环境,立足保护生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从根本上保证生态道德的健康发展。

公民生态道德水平提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提高公民自觉的生态道德素质,必须选择和运行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从生态道德现状调查来看,开展全民教育,实施规范约束和推动社会实践,不失为生态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致谢:徐东明、高春菊、刘占卿、孙瑞华也为本课题研究成员并参与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吴双霞.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生态道德研究回顾 与展望[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1,(4).

[2]廖福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林业 出版社,2003.

篇6

淮河源是我国“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域,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区域。实地调研发现,旅游业发展中的食、住、行对淮河源的生态环境污染与危害明显,主要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旅游开发急功近利、游客存在不文明旅游行为等原因造成的。因此,树立生态文明旅游观,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规范旅游参与者行为,倡导生态文明的旅游方式,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加大绿色技术研发,降低旅游污染,加强对旅游参与者的教育,是实现淮河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生态文明;淮河源;生态保护;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旅游发展应树立生态文明观。淮河源位于河南省南部,包括信阳市9个县区、固始县(省管县)和南阳市的桐柏县,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余万,是我国南北气候过渡性地带。2001年11月国家环保部把该地区作为“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区,批准为淮河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应加强对该区域水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1]。淮河源是革命老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业成为该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也是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近年来在一系列旅游发展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淮河源旅游业持续不断跨越式发展,现有景区36家,其中,4A级景区7个,3A级景区16个,国家森林公园5个,国家地质公园1个,国家自然保护区5个,省级以上水利风景区6个,省级湿地2个[1]。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过度的旅游开发给淮河源的生态环境带来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

一、淮河源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危害

淮河源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人文历史,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笔者对淮河源旅游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发现旅游业长期快速、功利式的发展,与淮河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种种矛盾与冲突,不利于淮河源的水源保护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食的污染淮河源物产丰富,美食众多,特色美食更是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政府大力推广美食节、美食街的项目建设,这些吃的项目对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环境却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一,野生动物减少或灭绝,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淮河源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种类众多的动物提供了生存繁衍的良好条件,动物种类已见记载的有2031种,其中脊椎动物381种,占河南省种类总数的83%;鸟类213种,占全省鸟类总种的87%[2]。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上述许多动物成为游客舌尖上的美味,人们享受美食的同时,使得淮河源独有的动物物种(例如极北小鲵)濒临灭绝。第二,农家乐垃圾排放,破坏了水源环境。据不完全统计,淮河源信阳市开展旅游的乡镇91个,开展旅游的村188个,从业人员33080人,年接待游客数282.71万人次。现代农业园区16个,农家乐1561户,休闲农庄37个,规模以上休闲农庄2个,农家乡村酒店619家[3]。在有山、有水等风景优美的地方都建设农家乐,信阳市沿浉河两岸农家乐、大排档众多,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垃圾随意投放到河道,对河流的污染极大。

(二)住的污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住宿条件要求越来越高,住在景区、住高档酒店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调查发现淮河源大多数景区都有住宿设施,有些住宿设施还建在景区的核心区,有些景区还违规建有别墅、休闲娱乐中心等高档设施,对淮河源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第一,大兴土木,破坏地表环境。近年来淮河源各市县将旅游产业确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培育,通过旅游业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劳动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因此宾馆、饭店成为创业致富的首选行业,形态各异的宾馆成为旅游景区和周围交通沿线的主要建筑,许多旅游景区成为民间建筑聚集区,与旅游景区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更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第二,住宿垃圾造成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如塑料袋等很难自然降解,造成土壤结构的改变,生活垃圾直接或间接排放到周围河道,造成河道淤积和水质污染,对淮河下游的土壤、水质和生态环境构成极大的威胁。

(三)行的污染汽车进入家庭成为当今家庭消费的重要特征,自驾游日益增多,淮河源对景区的旅游交通进行修缮与提升,以满足人们自驾游出行的需要,但对景区原本清洁、安静的环境带来严重干扰与污染。第一,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对旅游景区的空气污染大。据调查显示,周末、节假日时通往景区的交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挤、堵塞,车辆尾气给当地的空气带来较大的污染。第二,景区道路硬化,土壤板结,加大水土流失风险。近年来淮河源旅游业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又加大十个新的旅游产业集群项目和近百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景区公共场地和道路的硬化面积将会进一步加大,扩大了游客对景区的影响范围,游客践踏、土壤板结、地表,加大了淮河源水土流失和滑坡、泥石流等风险。第三,游客负重出游,给景区带来污染。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游客出行携带大量食物、饮料,在游览途中随意丢弃塑料袋、饮料残液,尤其是在自然保护区,垃圾堆积如山,有的甚至滑落到深山峡谷,成为永久性垃圾,破坏了土壤植被,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甚至改变土壤的生物组成,对淮河源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

二、淮河源旅游业发展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

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互惠互利、和谐共融的。由于制度设计不善、监管不严、旅游开发的功利性、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等,导致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悖,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出现冲突,在淮河源尤其突出。笔者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发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法律法规不完善,旅游发展无序淮河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是重要水源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只能发展生态旅游,但是我国有关生态旅游发展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不完善。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已经颁布20年,许多内容和标准已经不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4]。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活动极不规范,许多自然保护区已经沦落为普通旅游区,旅游开发随意进行,严重背离了自然保护区设立的宗旨。第二,生态旅游的法律法规缺失。发展生态旅游是生态功能保护区旅游开发的主要路径,目前国家层面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战略、法规制度的制定缺失,生态旅游经营管理者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不够或曲解,在淮河源可以看到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水利风景区开发的旅游项目和其他普通区域的旅游项目开发模式基本雷同。

(二)旅游开发急功近利,破坏生态环境旅游业对消费和就业具有双拉动效应,淮河源各市县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并以发展新项目、大项目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旅游开发上急功近利行为突出。第一,粗放式开发。淮河源地处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旅游开发上成本高、投资回收期长,导致许多景区粗放式开发。很多旅游景区都是简单地建设景区入口和围墙,还有许多半拉子旅游工程,旅游景区内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现象严重。第二,过度开发。在淮河源的许多旅游景区,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大,凡是目前能够利用的旅游空间均开发利用,可供开发的潜在旅游资源空间极小,没有考虑到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第三,忽视环境效益。在淮河源旅游开发中,旅游人次、旅游收入、旅游增长率等经济指标是衡量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指标,环境价值没有纳入旅游发展的成本核算中。上述急功近利的旅游开发行为带来地表破坏、地面沉降、绿色生态空间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导致淮河源生态环境出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游客不文明旅游行为,威胁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安全游客行为与旅游景区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目前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对环境造成持久影响,我们选择土壤、植物、动物和水作为主要的环境因子开展调查,结果表明游客不文明行为加速了对土壤、植物、动物和水的破坏,主要表现为:第一,对土壤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土壤的践踏和土壤表面垃圾成堆。大量的游客进入导致土壤压实,土壤侵蚀加快,水土流失严重,直至改变土壤的生物组成。第二,对植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植物的践踏、采摘、刻画和旅游设施建设的破坏以及外来物种的侵入等。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和管理者的忽视使得植物覆盖率减少,地表,个体植物的活力下降,导致植物种群的组成以及结构特征的改变。第三,对动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食用、观赏动物以及打猎等行为,使得动物数量下降、个体或种群迁移或分布改变。第四,对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水上旅游活动的开展、旅游设施的建设、岸边旅游活动等对水环境的破坏,使得水体浑浊,营养物增加造成富营养化,水体质量下降,水生物数量和组成改变,水资源质量改变等一系列久远的影响[5]。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淮河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树立生态文明旅游观,促进淮河源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环境是旅游发展的基底,淮河源旅游开发应该明确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在旅游开发中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旅游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淮河源旅游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一,在旅游项目规划论证上,坚持环境效益优先的原则。淮河源的旅游项目开发应该精心选择有利于淮河源水源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旅游项目,例如生态旅游、低碳旅游、文化旅游、健康旅游等有利于淮河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第二,在旅游景区经营管理中,推行绿色旅游管理。严格按照旅游规划的要求实施,合理控制和调节旅游容量,开发规模要适度,提倡小规模旅游、精品化旅游,给子孙后代留下可开发的旅游资源空间。第三,对旅游景区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培训。生态文明建设应从景区自身抓起,通过培训和教育,不断提高员工的生态环保意识和服务水平,通过工作人员的环保行为引导,带动游客保护景区环境,制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每一个人都为淮河源的生态保护践行生态文明观,使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规范旅游参与者行为淮河源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下,加大执法力度,采取严格的奖罚措施,并形成长效的监管机制,规范旅游开发行为,从源头根治危害淮河源生态环境的不规范旅游行为。第一,专门制定《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意义、实施标准、适用范围、惩罚措施,并与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相融合,与我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相结合,对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的区域实施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措施,从制度上制约淮河源这类生态功能区的旅游无序开发行为。第二,制定《淮河源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明确淮河源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功能分区、环境评价标准、惩罚措施,从整体上系统推进淮河源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第三,赋予公民更多的环境权和生态权。我国现行的环境立法强调行政主导,由政府主导和执行相关法律,公众参与程度低,甚至对环境保护消极或抵制。因此,在相关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立法上应该赋予公民更多的环境权和生态权,加大宣传教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使每一个旅游参与者都知法守法。

(三)倡导生态文明的旅游发展方式,开发低碳旅游产品旅游发展是双刃剑,旅游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客观现实,缓解旅游发展与环境破坏矛盾的主要途径就是倡导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旅游方式,开发生态、低碳、绿色、环保的旅游产品。第一,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建立在节约、环保理念上的旅游方式,是满足人们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需求开展的旅游方式,真正的生态旅游应该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旅游行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高度契合。在淮河源发展生态旅游是最理想的旅游开发方式。淮河源具有开发生态旅游的天然优势,淮河源的黄柏山、金兰山等国家森林公园,鸡公山、连康山、董寨等国家自然保护区,南湾湖、香山湖、鲇鱼山水库、龙山湖、泼河水库、北湖等省级和国家级风景区,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两河口湿地、淮南湿地等省级湿地都可以开展生态旅游[2],在生态旅游开发中要控制游客接待量,注重游客的生态体验。第二,发展低碳旅游。低碳旅游是建立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理念上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式,是通过旅游餐饮、住宿、交通、观光休闲、购物娱乐、旅游环境等各旅游要素的低碳化,实现可持续旅游的发展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在旅游发展上的重要体现。在淮河源开展低碳旅游首先要对旅游要素进行低碳化改造,取消不符合低碳化标准的旅游项目和设施(例如南湾湖和浉河周围的不规范的农家乐和乡村旅馆);禁止旅游经营者使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一次性用品(例如一次性牙刷、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拖鞋),把旅游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促进淮河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四)加大绿色技术研发,降低旅游污染旅游开发的基础是资源与环境,淮河源旅游开发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高度依赖。资源的稀缺、环境污染与旅游业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力度,降低旅游对环境的污染是当务之急。第一,加大新能源的研发利用。使用生态能源和节能环保能源(太阳能、生物能等清洁绿色能源),对旅游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推广利用新能源,改变目前高能耗、高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第二,加大节能材料的研发利用。在建筑设施中采用节能、环保、无污染的材料;在餐饮住宿业推广节能、绿色产品,使用可降解的餐具、生活用品。第三,使用垃圾分类处理技术。通过技术革新,对旅游产生的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回收与处理,把垃圾转换成能源来使用。第四,加快对污水处理技术的普遍使用,把生产和生活污水进行技术处理,循环利用,降低污水直接排放对淮河源的污染。还可研究和利用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等来服务于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6]。

(五)加强对旅游参与者的教育,提倡生态文明旅游旅游活动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旅游经营管理者、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对广大旅游参与者开展生态文明、生态道德、环境保护、文明旅游等内容的宣传与教育,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第一,对全社会普及生态教育。国外许多国家的生态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全民生态意识较强,淮河源地区的生态教育也应从学校教育抓起,可以利用宣传册、视频资料等方式开展生态教育,鼓励学生到淮河源周边景区开展参观、调查,开展生态实践教育,从小就树立较强的生态保护意识。第二,对淮河源旅游经营管理者加强业务培训,主要开展对淮河源生态环境保护、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专业知识的培训,使他们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为游客服务讲解和宣传淮河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第三,对旅游者进行生态文明旅游教育。通过对旅游者的访谈和调查我们发现,一是旅游者不知道自己游览的景区位于淮河源,二是旅游者普遍认为自己个人旅游行为不会对淮河源产生影响。这就需要对旅游者持续开展生态文明旅游教育与引导,让旅游者了解并认识到旅游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让简单出行、绿色出行、徒步出行成为旅游时尚[7]。淮河源是我国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区域,“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域,旅游发展应该首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在淮河源旅游发展中坚持生态文明观,树立起旅游与自然、社会、经济的共生共荣的理念,采取尊重自然、理解自然、美化自然的旅游开发方式,从而创造出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共生,促进淮河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荣胜.淮河源旅游产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研究[J].生态经济,2012,(2):157-160.

[2]信阳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信阳市旅游局.信阳市乡村旅游发展报告[R].内部交流资料,2013.

[4]王国聘.是丽娜.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J].学术交流,2008,(2):121-125.

[5]吴国琴.旅游合作应加强环境审计[J].中国审计,2013,(7):273-276.

[6]李应军.基于生态文明观的旅游发展探讨[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90-92.

篇7

关键词:农村经济 生态 对策

海南省的生态环境全国一流,世界闻名。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最具价值的物质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越来越成为海南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建省以来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形成、深化。从建省之初提出工、农、贸、旅并举的发展举措,到上世纪末相继出台的“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战略和建设生态省的重大决策,再到201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海南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热带海岛生态这一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首先要保护好生态资源,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然而,由于发展经济、追求富裕的愿望在不断蚀食和淡化着人们的生态意识,甚至冲昏人们的头脑,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海南仍然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尽管近年来海南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法规措施,但海南的生态保护形势并不乐观,严重威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长期存在,保护生态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海南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状况

海南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其它经济发达省份,现代工业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显著。不过,农业(农村、农垦)生产、旅游开发和房地产扩张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其中,来自农业生产的破坏范围广,危害大,不容忽视。就破坏范围而言,农村散布全岛各个角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及,既包括农村周边生态环境,也包括生态保持区,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破坏程度而言,目前海南和全国一样,所面临的一共性问题,如生态林地损毁、生活垃圾和化肥农药污染等,一个都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态环境呈缓慢退化之势。对于诸多咄咄逼人的危害生态安全因素,遏制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对于已遭受摧毁的生态环境,促进其恢复的力度不够。

(一)农作物违规和无序种植对生态的损毁极其严重

只要深入海南各地调研,亲眼所见,就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生态区都已被或正被农业种植所蚕食、分割、截断孤立,完好无损、绵延完整的生态在海南已极为罕见。几乎所有农村周边小山丘上的原生态植被都已被剔光,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经济林、农作物。高大一点的山岭,也多数逃不过被围剔的命运,只剩下顶峰、沟壑里一小块所谓的生态林,如琼海市官塘区的白石岭、万宁市礼纪镇的西岭等,在这些地方,山上山下,处处是槟榔,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在有名的呀喏哒热带雨林景区,实际上除山壑里还保留着原生态植物外,整个景区的山坡都已被荔枝园、龙眼园等果园团团包围。即使是七仙岭、五指山、吊罗山、黎母山等自然保护区,也被农业种植片片蚕食,层层分割,面积委缩、功能退化,动植物多样性不断减少,一些以往常见野生动植物濒临绝种。

海南农作物违规、无序种植在上世纪末达到高峰,有些地方因此而把生态推向灭绝的边缘。种植的作物种类繁多,包括橡胶、槟榔、橙桔、菠萝等,当时尤以槟榔种植最为疯狂。由于农民认为槟榔的经济前景较好,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曾一度出现家家户户种槟榔,到处垦荒种槟榔的景象。本世纪初,违规、无序种植的势头受到初步遏制。2005年,海南林业局提出“25°坡度以上种黄金都不行”的口号,下决心保护日趋脆弱的生态。但整体破坏格局已经形成,或明或暗的持续破坏行为仍然发生,恢复措施乏力。

(二)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

农业养殖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海南,近海水产养殖、陆地养殖、山区养殖等各种农业养殖并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水产品,禽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养殖的量和面也呈逐年快速扩大的趋势。农村养殖几乎均无排污设备,每个养殖场都是一个排污户,生产的污水污物直接向外排放,注入小沟溪流,流进江河湖海。小户小排,大户大排,污染日积月累。农业养殖不仅是重要的污染源,而且也是导致毁林损地的一大要素。养殖所到之处,红树林、海防林、湿地等生态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甚至完全被毁。万宁市神州半岛风豪港湾原有的一大片葱翠美丽的红树林,就因水产养殖扩增而渐被砍光。

农药化肥是生态环境的另一污染源。跟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如今海南农业生产几乎是无作物不施化肥,无瓜菜不撒农药。由于农药化肥用量极大,残留物多,时间持续,加之用法不够科学,使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其污染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非常惊人。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在海南各地乡村的田间地头,土质变差,水变浊变臭。昔日田沟小溪清澈见底、鱼儿穿梭的景象已难觅踪影。

(三)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

在全省范围内,不论城乡,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个大难题。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更难应付。城市有专门垃圾收集、运送和处理设施,而绝大多数农村却没有,且农村范围广,地区分散,垃圾不易收集和处置。虽然目前海南文明生态村数量已过万,约占全省农村总数的一半,乡村公路、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但在生活垃圾处理以及排污系统建设方面进展极为缓慢。在农村,生活污水横溢现象依然普遍,日用废旧物品、塑料袋、建筑废料等垃圾往往是被随意抛扔,随处可见,阻塞河沟,污染田地,妨碍观瞻,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四)多数乡镇企业高耗低效治污无力直接危害环境

海南是工业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与其它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乡镇企业污染环境的现象不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可以忽略。2010年,海南乡镇企业经济单位已愈5万多户,其生产活动无疑与生态安全戚戚相关。海南的乡镇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单薄,科技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高耗低效,对治污往往有心无力。其生产过程所产生废气废烟、污水毒物甚至没有经过简单的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成为生态杀手。在调查中容易发现,乡镇企业多的地方,环境污染总是相对较为严重。

二、促进海南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步伐,这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热带现代农业发展,无疑需要更多的耕种土地供给,更多的化肥农药和扶助设施,从而对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构成新的威胁。与此同时,热带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优质高效的农业,讲求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和节能环保,因而也有利于促进环境的改善。海南应紧紧抓住文明生态村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战胜挑战,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研究,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

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摸清海南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透彻分析生态环境现状,准确评估生态环境安全及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目标,提出科学可行的实行和保障措施。

特别是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缓冲区范围,划分不可开发区、可开发区。在保护区和缓冲区内,坚决禁止农业、工业、旅游及房地产开发,尽可能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危害。要注意不同生态功能区的整合,避免人割断森林、海洋、渔业、生物、河流、湿地等自然要素的整体生态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规,实施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确立“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根据形势需要,在现有《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等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环保标准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制定和完善有关生态保护区管理、农村水源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法规。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控,加大对破坏生态行为的惩处力度

建立海陆空立体监控体系,采用卫星传感、水质测验等科技监测与人工实地察看相结合,职能部门专业监督与社会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临近地区和敏感地区的监控,也不疏漏边远偏僻地区的监控,实现环境监控全省实时覆盖。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实行生态环境监控问责制。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不闻不问或监管理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厉查处。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及时依法从严处理,对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取科学果断措施尽快恢复被毁自然生态。对保护区内种植的农作物,采取政府补偿、奖励和农村自愿的办法,坚决予以推毁。恢复生态,切不可用人工种植公益林的方法,人为干预生态区植物的生长,破坏生态的多样性。海南雨水阳光充足,空气滋润,只要不人为破坏,生态恢复相对较快。

(四)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责任制,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切实将绿色发展成绩作为领导考核的重要内容,从体制机制上激励领导干部不断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推动节能增效,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那些只顾眼前利益,急于出政绩,保护生态环境不得力,甚至放纵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究其责任。

(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农村深入持久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使农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的意义和重要性,掌握生态环保的基础知识。引导农民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爱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培养讲究卫生、分类处置垃圾、减少排污、节约能源资源等良好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特别要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从小培养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培养保护生态的行为习惯。

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疏通河道水渠,修建排水道排污沟、污水处理厂、净化沼气池、垃圾处理场等。有条件的修建乡村公园,绿化美化乡村内外环境。

(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加快科技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以农业科技为支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通过绿色生产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合物施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约资源能源,增强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金项目:本文为海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海南省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研究》的成果。

篇8

牢固树立起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做好生态安全建设的观念,是21世纪林业永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生态文明是确保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也不单单是进行树木的数量增长,而是综合考量实现环保发展、保证经济效益。因此,在林业发展中,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指导思想,将建设生态环境放在突出位置,从战略高度抓紧生态环保措施,确保保护林业生态环境战略得到全面实施,最大程度发展林业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2促进保护林业生态环境的对策分析

2.1采用先进科技开发林业。全面实施科教战略,充分发挥科研的作用,为林业培育品种优良的幼苗,促进生产林业的快速生长,加强林业的病虫害防治,强化森林防火措施,提高森林成活率和覆盖率。同时,依靠科技实现立体化开发、多样化经营和综合化利用,克服林业科技难关,实现重大科技突破,推动林业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的系统化进步,实现林业科技整体水平的提升,大大提高林业生产力。最后,在采用先进技术开发林业的同时,谨记以环保为主,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林业发展,这种发展才会持续下去,真正促进可持续发展。2.2坚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坚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是人类取之于自然、回馈于自然的最好方式。因而在林业发展中,要坚持将保护生态环境的思维贯彻到林业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树立起生态化的生产理念,引导人们提高保护自然的意识,协调、适应大自然,将关系到林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决策放到生态文明的平台上进行讨论解决,尽可能地不破坏大自然,把开发利用林业资源的举措放到森林环境可承载能力和可恢复范围之中,尽量避免过度开发,不依靠单纯地资源投入来换取经济增长,做到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多个方面的协调发展。2.3逐步提高生态服务功能。林业中最为基础的资源就是森林资源,而森林资源也是决定林业发展的主要命脉,是建设林业生态文明的重要媒介。因此,在保护林业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做到保护天然林区和公益林区,实施一些退耕还林、防护林与自然保护区等工程建设,保护好、经营好现有的森林资源,不断优化森林质量和森林系统功能。同时,要做好林区的资源管理机制创新和完善,制定详尽的森林采伐规定,实现科学、有序开采,推进森林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化使用,全面提高森林的服务功能。2.4加快壮大林业产业实力。当前各区域间林业发展水平不一,根据这一情况,必须在详细调研之后,按照市场化、工业化和生态化的要求因地制宜,及时调整林业区域的经济结构,不断丰富林业产业发展的具体内涵,不断扩展林业的发展空间,建设有利于现代化管理的林区森林带,强化其他附加产业的发展,比如木材加工、野生动植物利用、生态旅游等。同时,在林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发展性的林业转变为生态发展性的林业,深入开发林业特色产品,打造林业特色产品,扩大林业区域内的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的产业规模,实现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此外,还要强化生态文化知识推广,生态文化知识的传播是有效保护林业生态环境持续下去的基础。必须借助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宣传生态环保和科技知识,全面进行信息共享和互通,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营造良好的环保氛围,以林业为宣传主阵地,逐步带动全民参与到生态保护和宣传中来。

3小结

综上所述,保护林区的生态环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林业相关部门携手同力,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思想,遵循自然规律,提高生态服务功能,不断提高林业的生产水平,壮大林业产业实力,切实实现环保化的林业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燕飞,宝力道.加强林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重要作用[J].农业与技术,2015(17)

篇9

今年5月,浙江省政府发出关于命名省级生态县(市、区)的通知。在为数不多的省级生态县(市、区)名单中,德清县名列其中。这表明,在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的道路上,德清拥有了一张魅力四射的名片,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凝聚着德清县人大常委会几年来认真履职、监督生态文明建设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

代表建议催生生态县建设决议

地处江南腹地的德清,北靠环太湖经济圈,西枕天目山麓。境内群山连绵,林木葱郁,水乡平原,河港相连,生态环境非常优美。

近些年来,随着德清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的生态环境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农业综合开发和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更是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003年3月,在德清县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数位县人大代表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建议。

在环境保护方面,王月红等10名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要求控制矿山开采,保护生态环境;针对莫干湖上游村民随意倾倒垃圾,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污染下游水质的状况,宣建国代表疾呼,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莫干湖上游区域垃圾清理工作;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黄建根等12名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建立莫干湖上游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沈虎林代表也要求对经营生态公益林的农民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助。

这些代表的建议直指德清县的生态保护,引起了大会的特别重视。会后,县人大常委会迅速着手开展了关于德清县生态保护的调研活动。

2004年4月23―29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鑫泉等又带领调研组,到武康、筏头、莫干山、钟管、乾元等乡镇开展为期一周的调研,对污染环境的重点区域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持德清县的生态资源优势?是否可以达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调研组成员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必须做好“生态文章”,生态立县大有可为。

2004年,在德清县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时任德清县县长的徐国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县的工作目标。同年,德清县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生态县建设情况的报告,并作出了关于建设生态县的决议。由此,一场生态县建设的攻坚战在德清全面打响!

决议制定出来,执行成为关键。德清县人大常委会连续4年把决议的贯彻落实情况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每年专题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生态县建设进展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一系列的审议意见。

2004年12月22日,德清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环保局局长李华受县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德清生态县建设规划编制情况的说明。

对于规划中提出的生态县建设总体目标和各方面重点任务,县人大常委会表示同意,并要求政府认真组织实施。

2005年,县人大常委会开展了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执法跟踪检查。5月,由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两个组,对全县9个乡镇29家企业进行检查,并听取了县环保局、县农业局、县国土局、县建设局的相关情况汇报。

6月上旬,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对全县8 个乡镇27家企业进行了明察暗访,并把查访情况及时通报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督促相关部门予以整改落实。

2007年6月1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再次深入新市、钟管等乡镇进行生态县建设调研。调研组一行重点察看了新市污水处理厂、钟管华源颜料公司、漂莱特公司和下渚湖周边环境,发现这些企业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特别是华源颜料公司、漂莱特公司的污染治理已取得明显成效。欣喜的同时,调研组也发现了新的问题:下渚湖周边8家养猪场的养殖面源污染严重影响到下渚湖水质和周边环境。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法根当即指出:“创建生态县,要双管齐下:在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形成创建生态县良好氛围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环境污染整治力度,抓好重点监管行业和重点环境监管企业的污染整治工作。”

“当前特别要加大对钟管工业集中区的环境整治力度,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黑烟囱整治、矿山整治等专项整治工作。”杨林官副主任也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监督,抓住了牛鼻子

矿山业和丝绸业的污染,是德清两个最大的污染源,也是县人大常委会监督的重点。

针对矿山企业无序开采、重采轻治以及超标排放污水废气等问题,2005年5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督察组实地察看了龙头山石矿、砂村石料厂等27家企业。

看到个别企业忽视污染治理,达标排污不稳定,个别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老化,渗漏严重甚至偷排污水等问题,一位督察组成员深有感慨:“俗话说,无工不富,一提起发展,人们都会想到开矿办企业。然而,采石开矿业,虽然它的利税收入可以提高GDP,但破坏了景观,造成了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如果重新进行治理和绿化,可能要付出比开矿收入更大的代价,可谓得不偿失。所以,生态成本也须纳入到经济发展的成本核算中去啊!”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督察组给出了具体的建议:要加大依法综合整治环境污染力度,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采矿业分类进行环境专项整治。对距离国道、省道及风景区500米内的所有矿山一律关闭,对老矿区实行限量开采,并逐步予以关闭,对已关闭的矿区采取严格的复垦措施,尽快恢复植被。

督察组的建议引起了县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德清县政府完成了《德清县矿山资源规划》,合理调整了矿山布局,对规模小、资源利用低、浪费严重的10家矿山企业实施了关停。对处于县城规划区、杭宁高速公路、09省道、下渚湖风景旅游区附近的9家废弃矿山实施了复绿复垦治理工程。对全县17家水洗石矿,督促企业投入650万元建立标准的三级污水沉降处理。依法查处违规开采案件13起,有效遏制了矿山企业污染及水土流失问题。

德清被誉为“丝绸之府”,丝绸业一直是德清人引以为豪的产业。丝绸业包括制种―养蚕―收烘―缫丝―丝织―印染―服装等生产环节。其中,缫丝、印染业属于高污染行业。

在德清,小丝厂几乎遍地开花,一片繁荣景象。县人大常委会经过详细调研,发现丝绸印染业仅仅是表面的繁荣,其背后却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小项目、低档次一哄而上,进而造成有限资金的分散和宝贵资源的浪费,并且印染业偷排污水现象严重,影响了水环境。丝绸业的这种机制性、结构性矛盾,极大地削弱了德清丝绸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并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对此,德清县人大常委会向县政府提出整顿建议:对那些治而无望的企业,该停即停,该关则关,绝不手软。对有条件治理,且正在治理的企业,加大指导力度,督促其加快治理进度。对已经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要加强监管,巩固治理成果。

不久,全国缫丝压台拆机第一锤在德清县钟管第一丝厂响起。经过多年的治理整顿,截至目前,德清已经从最繁盛时期的117家缫丝企业,压缩到现在的24家。同时,通过大力引进一批环保型的高新技术企业,有力地提升了全县工业企业的产业层次和集约化水平。

“我们的目标是:创经济强县,建生态德清。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舍弃了任何一面,实际上就是丢掉了全部。”德清县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一位干部解释说,而这个道理已经成为全县干部群众的共识。

绝不让为保护生态作出牺牲的群众吃亏

地处莫干山麓的莫干山镇,是德清的“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偏僻,要引进一个工业项目很难,但他们有个“三要三不要”的原则:“高附加值、高税源、能吸纳当地劳动力、能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的项目,要;高耗水的、有污染的、产废气的项目,不要。”最近几年,这道环保门槛已经挡掉了五六个工业项目。不仅如此,莫干山镇还将原有的对环境有损害的工业企业进行整体搬迁,引导他们到工业园区落户。据了解,仅莫干山周围2个乡已有10多家工厂被搬到山外。莫干山镇为全县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没有得到经济上的补偿。

“绝不能让为保护生态作出牺牲的群众吃亏!”

在2003年和2004年的德清县人代会上,沈虎林、黄建根、王月红、宣建国等县人大代表,多次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引起了县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

2004年4月30日,德清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生态县建设的报告时指出,县政府要认真研究,逐步建立和健全自然资源与环境补偿机制,加大向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2005年6月16日,在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要保证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县建设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落实具体操作办法。

县政府对县人大常委会的要求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了积极举措大力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从2004年12月起,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德清县对104国道以西304平方公里区域实行生态补偿,生态补偿范围占县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生态补偿的关键是落实资金。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县政府决定先考虑财政预算外资金,然后从水资源费、土地出让金县得部分、排污费、农业发展基金等渠道按比例提取金额,建立全县生态补偿基金。2005年、2006年,德清县每年筹措生态补偿资金550万元。2007年,德清县政府出台了《德清县生态县建设专项资金奖励补助办法》,在未来两年内安排生态县建设资金5200万元,对2006年和2007年生态县创建中的一些环保基础设施、污染治理等项目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补助。

生态补偿带来了全新的连锁效应。

德清县莫干山镇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后,县财政每年转移支付给莫干山镇130万元,该镇先后迁出12家污染企业并拒绝27家污染企业的入驻请求。几年来,镇里的污染企业基本上清空了。与此同时,该镇开始依托莫干山,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如今,镇里的农家乐已发展到30多家,2008年全镇旅游收入将达830万元。

篇10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效应;农民生活;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24-6204-03

奥地利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视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现行资本”,他认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获利能力”[1]。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减少社会收入分配差距[2-5],通过市场扩张、空间集聚和引致创新效应三种影响方式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等[6]。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基础设施范畴中的一种,其投资也对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农业资源的利用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还能作用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等[7]。农村基础设施中,主要是农业基础设施,大致有资本密集型、资本延长性和制度基础设施三种[8]。也有学者从投资的角度,将农村基础设施分为生产服务设施、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三种[9];还有学者从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将农村基础设施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10]。从研究视角看,农村基础设施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供需主体的供给模式、需求意愿及相关制度分析,如王春福[11]基于萨缪尔森公共产品理论和奥斯特罗姆多中心理论提出的公私合作的PPP供给模式;二是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筹集以及建设完工后项目管理等出现问题的研究,如温思美等[12]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投入不足,而且长期受多头管理影响;三是有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工运行后,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的满意度研究等,如Antle[13]利用总量生产函数法,针对47个发展中国家和19个发达国家,得到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的农业产出弹性为0.248,张亦工等[14]运用计量经济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发现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国家动员机制弱化和市场运行机制发育不足的问题。

大量学者虽然研究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但鲜有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农村每天约产生1.2亿t生活废弃物,化肥年使用量为4 637万t,农药年使用量为120万t以上,并以10%的年速度在增长,农膜及秸秆污染严重[15]。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仅着力于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不顾农村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势必会加剧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抵消农村现有的发展成果。面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挑战,中国农村地区如何在保持已有的发展水平的前提下,解决现有问题,促进新的发展,是一个需要攻坚的难题。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必须增加投资量并优先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16,17]。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指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18]。因此,本研究以农村垃圾房和沼气池建设为例,基于生态环境保护视角,试图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生态保护的促进效应,旨在获得有利于国家进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实证依据。

1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实际调查,调查方法为随机与抽样调查相结合,样本容量为涉及四川、甘肃2个省的5个地级市、9个县级市、24个镇、48个村的共731个农户家庭。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家庭在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的资源禀赋情况、家庭生产经营情况、农村生态环境情况、农户政策响应情况以及农户在各种相关问题上的意愿情况等。

污染农村生态环境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在种植业上,由于使用了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对农村生态环境会造成非点源污染。同时,在养殖业上,规模养殖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畜禽粪便,会造成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二是农民生活。农民在居家生活中会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如潲水、洗衣水等),如果不加以合理处理而随意排放,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等水源污染;三是农村工业。农村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有效监管,常常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得企业的发展,排放的工业“三废”对农村环境会造成点源污染。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会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立体、交叉式的污染,影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上也会有所成效。如垃圾房的建设可以促使农村地区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避免污染土地和破坏农村村容。沼气池的建设可以便于农户处理家庭生活污水以及畜禽粪便,不仅可以循环利用资源,还可以减少污染。

基于以上考虑,结合课题组调研数据,本研究以样本地环境状况(EC)为因变量,因样本地环境状况是一个具有二元选择性质的因变量,如果样本地环境变差,定义因变量y=1;如果样本地环境没有变差,定义因变量y=0。选定生活污水(潲水除外)处理方式(WWD)、潲水处理方式(LWD)、畜禽粪便处理方式(PWD)、农业生产环境意识(PEA)、工业三废(APS)、废旧电池处理方式(WBD)、沼气池(GH)、垃圾房(RH)为自变量。将样本农户分为四类:有垃圾房和沼气池类别、有垃圾房类别、有沼气池类别、无垃圾房和沼气池类别。设y=1的概率为p,则pi服从一个Logistic分布,本研究建立的Logit模型的方程如下式所示。

1)模型一:有垃圾房和沼气池类别

2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效应分析

根据模型中的变量,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如表2所示。

运用SPSS 19.0对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的拟合检验,采用后向逐步剔除Wald法进行运算得到表3的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垃圾房、沼气池在样本农户中的覆盖比例不高,两者都没有建设的农户占总样本容量的40.36%。在垃圾房、沼气池都同时具有的样本农户类型(模型一)中,回归结果与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一致。APS符号为负的原因是,一方面在自变量的选项设置上,工业三废(APS)是选项值越大,对保护环境越有利,其他变量的设置则相反,选项值越大,对保护环境越不利;另一方面是样本容量中,只有极少地区有农村工业企业排放“三废”在污染环境。潲水处理方式与环境变差呈现同向变化的关系,这是因为养殖业的利润很低,只有少数农民进行养殖,潲水作为废水直接排放到农田或周围的河流中造成污染。在生活中,农户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废旧电池的处理方式越科学,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环保意识越强,就越能促使当地农村环境质量不下降。对比具有垃圾房的农户类型(模型二)与具有沼气池的农户类型(模型三)发现,垃圾房更能诱发农民对农村环境的保护意识,即农户看到垃圾房的反应就是应将生活垃圾丢在此处,而改变以前随处乱扔的习惯;相比之下,沼气池却不能引导农民的环保意识,绝大多数农民认为沼气池的惟一用处就是产生作为燃料的沼气,却不能想到它对生活污水及畜禽粪便的降解净化作用。对比垃圾房、沼气池两者都有的样本农户类型(模型一)和垃圾房、沼气池两者都不具有的样本农户类型(模型四)后发现,由于缺乏处理生活废水和生活垃圾等保护农村环境的载体,即使农民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但对于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3 结论及建议

回归结果表明,垃圾房和沼气池对农村环境保护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进一步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①以保护农村生态为目的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率还比较低,而且种类比较单一;②农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还不强,认识水平有限,不能分辨一些行为是否会污染环境;③农民对保护农村环境的基础设施的功能认识的水平有限,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已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针对以上问题,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以城市辐射农村、工业技术处理“三废”的方式,统筹城乡环境保护,以农村“三废”为工业企业原料,促进资源循环利用;②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设能满足各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在干旱或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抗旱排涝的沟渠等;③加大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宣教力度,提高农民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认知水平。一方面有利于农民从行为源头上认识到恰当地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让用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2] WHITTINGTON DALE, VENKATESWARLU SWARNA.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otable Water Supply Projects to Househol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 ADB Economic Staff Paper,1994,53.

[3] ADB(Asian Development Bank). Fighting Pover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R]. Manila,1999.

[4] KOMIVES K, WHITTINGTON D, WU X. Infrastructure Coverage and the Poor: A Global Perspective[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Washington,DC.2001.

[5] CALDERON C,CHONG A.Volume and qualit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4,1:87-106.

[6]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3:483-499.

[7] GALE JOHNSON D.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M]. 林毅夫,赵耀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 WHARTON, C.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griculture Growth,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M].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

[9] 彭代彦.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J].经济学家,2002(5):79-82.

[10] 鞠晴江,庞 敏.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5(4):89-92.

[11] 王春福.农村基础设施治理PPP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6):64-67.

[12] 温思美,张乐柱,许能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财政资金管理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1):1-9.

[13] ANTLE J M. Infrastructure and aggregat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3,3:609-619.

[14] 张亦工,胡振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增收研究——一个农业财政资金整合的视角[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0-97.

[15] 叶 进,周宏彬.构建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探微[J].农村经济,2009(3):47-49.

[16] TIMMER P.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A]. EICHER C, STAAZ J.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rd edition[M].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