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扶贫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16 16: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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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
一、国内外文化艺术教育扶贫经验的借鉴
日本是开展文化艺术扶贫活动时间较早且成效显著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情况日益严重,当地政府开始实施文化艺术振兴计划,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教育事业,把文化艺术教育同当地特有的手工艺与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发展地方手工艺产业和文化旅游业,为当地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还有力地保护了当地濒临消亡的民间艺术和历史文化遗产。印度政府在2006年实施的包容性旅游扶贫战略,强调了教育和培训的作用,通过大力推行文化艺术知识的传播和技能的培训,让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效带动了贫困人口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增长。韩国在文化扶贫别注重开展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在2009年实施的农村新文化空间建设扶贫项目中,通过新办文化艺术教育事业,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艺术素养,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福建是我国最早推行文化艺术扶贫的一个省份,从2005年到现在,历经14年时间,福建已经走出了一条资源集约型艺术扶贫的成功之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福建经验”对于贵州等落后地区艺术教育扶贫的启示主要有:大力整合社会文化艺术资源,通过政府、高校、艺术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全面推进农村文化艺术扶贫教育,努力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艺术素质,为他们今后的就业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贵州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的意义
(一)为贵州农村发展特色文化艺术产业培养人力资源
贵州山地众多,没有平原支持,农业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一个发展传统农业条件相对薄弱的省份。贵州也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当地人民在相对原始和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中保留了纯朴的民俗民风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因此贵州应当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扶贫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歌舞展演、民族民间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要将贵州独有的民族文化艺术转化为发展特色产业的经济资源,需要一大批能够传承、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基层人才,对贵州农村留守儿童实施艺术教育扶贫能够为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完全符合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的要求。
(二)为贵州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贵州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困。许多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着心理、思想上的缺陷,这些缺陷给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埋下了巨大隐患。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艺术形式能够为人们提供优秀的精神粮食,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在贵州农村留守儿童中推行艺术扶贫教育能够该感染孩子们的心灵,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情感能力和意志水平,消除他们的封闭、自卑与冷漠,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扶贫。
(三)为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打下基础
如前所述,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在民族音乐方面,民族村寨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其中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浪哨”情歌、黔东南山歌等民族歌舞早已蜚声海内外,侗族大歌更是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俗民居方面,贵州各地的民居建筑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黔东南苗族依山而建,气象万千的吊脚楼,黔东南侗族极具艺术魅力的风雨楼、鼓楼,黔西布依族朴素简洁,装饰考究的石板房等。在民族手工艺品方面,苗族刺绣、蜡染、布依族簸箕画、安顺傩戏和地戏面具等手工艺品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点。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贵州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加之随着城镇化率不断加快,大量青壮年人口离开乡村,导致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后继乏人,面临严重的危机。笔者认为,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最大希望可以寄托在留守儿童身上,寄托在文化艺术教育扶贫事业上。通过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扶贫教育与培训能够实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通过人力资源形成和文化艺术市场的开发能够实现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三、贵州农村留守儿童文化艺术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现阶段,贵州农村留守儿童普遍接受了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但在教育质量上存在不足,尤其是在文化艺术教育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儿童相比具有很大差距。例如:贵州长顺县茅山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由于土地贫瘠,石漠化程度高,农业基础设施滞后,茅山村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2018年笔者参与了贵州省民盟组织的茅山村小学文化艺术扶贫活动,该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为234人,其中70%以上是留守儿童。在文化艺术扶贫活动中我们发现孩子们对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抱有浓厚的兴趣,学习积极性很高,但是学校缺乏教授艺术类课程的老师,缺少乐器、画具等基本的教学设备,导致学生在艺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几乎是一片空白。贵州罗甸县打改村是省级一类贫困村,大概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笔者在扶贫走访该村期间,发现该小学过去的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是由一位来支教的语文老师兼职教学,这位老师离开后音乐课、美术课就一直处于停课状态。当前贵州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艺术教育主要面临以下几个突出问题:首先,缺少艺术教育扶贫的有效路径。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艺术教育扶贫不够重视,没有整体规划,政府投入不足,社会各方力量的帮扶缺乏长效性。其次,师资力量奇缺。由于条件艰苦,教师待遇缺少保证,贫困农村的中小学严重缺少艺术类专业老师,许多学校根本无力开设艺术类课程。再次,针对民族文化艺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扶贫教育处于空白状态,不能为民族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
四、贵州推行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的对策建议
(一)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科学规划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路径
首先,要立足贵州省情,制定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长期规划,将扶贫教育同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艺术教育、职业培训、文化艺术就业并举的长期扶贫机制,推动农村留守儿童文化艺术素质、经济状况、精神品质的不断改善与提高。
(二)强化文化艺术扶贫的人才机制和教育机制
政府对于艺术教育扶贫应当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全面扶持,将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艺术教育扶贫事业中。鼓励和充分利用艺术院校、文艺事业单位、民间艺术团体三方的力量,全面推进贵州农村留守儿童的艺术教育工作,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艺术素质,为贵州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培养人力资源。
篇2
一、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制约金融产品的创新
由于贫困地区农民的有效抵押担保物少,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关键点,在于扩大有效抵押担保物权范畴,获得法律支持并具法律效力。但目前,贫困地区结合实际开展的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由于受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约,创新工作也存在不少困难。如宁蒗县农村信用社在辖内推出的农村房屋抵押贷款,截至2013年6月30日,贷款余额达2420万元,贷款农户102户,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从实践来看,由于受《担保法》和《物权法》中“以房屋抵押时不能将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相剥离,农村房屋宅基地属集体土地不能抵押”,“农民只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等相关规定的制约,农村宅基地抵押受限,农房抵押违背“地随房走”原则,实际上造成信用社发放贷款后无法律保障的尴尬境地,导致信贷风险加大,影响了信用社创新的积极性。
(二)保障体系缺位影响农村金融创新发展
从宁蒗的情况来看,担保体系尚不完善,农村资金风险规避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宁蒗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收入少,2012年一般预算收入仅1.87亿元,保正常运转都每年需中央转移支付19多亿元,无力出资建立相关的担保基金或补偿基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3700多元,大多数农户可用于抵、质押的财产有限,担保能力不足;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使得农业生产和农业投资项目缺乏风险分散渠道,基层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在创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农业的投入产出率很低,农民因灾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比较突出,农产品遭受自然灾害损失的风险极大,农业保障措施的缺乏,必然影响农村金融创新的发展。
(三)涉农金融机构少导致创新的动力和主体不足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宁蒗县现有金融机构5家,实际具备信贷能力的机构仅三家,营业网点8个,从业人员130余人,全县15个乡镇仅有5个乡镇有农村信用社,其余10个乡镇没有固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网点。而宁蒗县农村信用社作为唯一在乡镇有网点的金融机构,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主要由其提供,其他机构无法与之相比。机构少,意味着竞争压力小,创新的动力不足;机构少,同时创新的主体也少,推出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也就相对较少。
(四)“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制约着基层部门创新的积极性
随着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战略转移的推进,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对基层分支机构的贷款权限上收到总行、省分行,其经营方式和金融产品基本都由其总行或上级行作出统一规定,基层的主动权极小,相应的责任却很大,权责不对等。作为在宁蒗的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也是这种管理模式,在此情况下,基层机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
(五)配套政策不完善影响创新效能
在农村金融创新过程中,担保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牲畜、房产、宅基地等的权属,涉及农业、林业、国土等诸多行业管理部门,涉及评估、工商、公证、司法等契约、合同认定和鉴证机关,大量的协调工作要开展,短期内很难完成,如果没有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的支持,没有政府协调有序、运行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农村物权与融资有效对接是很难实现的。如宁蒗虽属于林业大县,全县森林覆盖率为68.7%,从2008年宁蒗县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林地确权面积已达到598.15万亩。但全县金融机构仅发放过3笔林权抵押贷款共计300万元,其中两笔贷款严格来说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林权抵押贷款。从2012年至今,辖内金融机构未发放过新的林权抵押贷款,目前贷款余额为30万元。产生这种状况与相关政策措施不配套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六)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影响创新的投入
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需要以较为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及有效的信用保障体系为后盾,而业务创新水平与信用体系建设及信用环境状况密切相关。从宁蒗来看,虽然近几年经过多方努力金融运行环境有了一些好转,但总体的社会信用意识、法制观念、营运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基于风险控制考虑,辖内的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方面的投入上比较审慎。
二、几点建议
(一)建立农村有效抵押担保物的法律安全保障机制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住房及宅基地,在抵押的有效运用上具有广阔的空间,核心首先是法律支持保障。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推出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的信贷品种和服务方式是最终目标,但重要的环节还是要解决好政府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协调和合法保障问题,要在探索建立担保物权属登记、备案、评估、流转、确权等一系列有效机制和法律法规,为创新工作提供法律支持,规避金融信贷风险。
(二)加强协调激发涉农金融机构创新工作的源动力
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创新的主体,没有他们的积极主动配合,金融创新工作就失去了动力,也无法取得进展。在推进创新工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法规、措施,进一步协调解决地方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配合、协作问题,在推动地方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进一步激发金融机构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辖区农村金融机构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多元化需求,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跟进产品服务意识。
(三)加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贫困地区由于前几年金融改革大量机构撤并、退出,导致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和营业网点减少,创新主体缺失,民众难以得到有效的金融服务。要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工作的广泛开展,就要努力创造条件,完善贫困地区的金融体系,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银行、村镇银行等机构进驻设点,鼓励有条件的个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丰富服务内容,增加服务机构,才能改善创新主体单一,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四)制定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配套政策
从国家层面要加大支持力度,适当延长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减免税或调整降低税率政策,以鼓励涉农金融机构的支农投入和金融创新。同时,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将农作物自然灾害、农民意外伤害等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实行低保险费率或由国家财政补贴保险费,扩大理赔受益面,降低农业风险损失,保障农业贷款安全。另外,作为地方政府应从长远发展考虑,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担保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以提升金融机构创新的信心和贷款投放的积极性。
(五)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外部环境
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的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配套政策的支持和外部环境的完善。为此,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上级行应制定更加灵活的信贷管理、责任考核措施,在落实信贷风险控制责任制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基层银行业机构信贷产品与服务创新权限。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规范化中介组织,切实降低确权、登记、过户等中介服务成本,以有效降低金融产品创新成本。另外,要进一步推进诚实守信意识教育,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为农村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篇3
关键词:精准视阈;教育扶贫;人才培育;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9-0039-02
党的十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主张,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有效推动这一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如何打开贫困之门,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受到时代教育的滋润,改变其自身的命运,已成为值得深入探析的重要话题。
一、精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重要意义分析
精准视阈下的教育扶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通过多维度的教育扶贫,有效增进人才培育、资金支持、培育体系、专业指导,以有效促进区域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不断地保证社会的进步。
实现精准视阈下的教育扶贫,能够促进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并为农民群众脱贫致富提供有效的路径。下面将重点对其重要意义进行阐述。
(一)促进社会发展均衡的重要举措
积极推进精准视阈下教育扶贫对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很多地方在交通、教育、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最终会导致其区域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而通过实现有效的精准教育扶贫,能够不断地针对本区域的现有条件来进行有效的关注和扶贫,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来对本地域的人民进行有效的针对性培养,从而能够不断帮助地域经济得以更加高效运行。因此,必须要充分地重视精准教育扶贫,不断实现地域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有效推进教育精准扶贫,以此来更好地齐聚合力,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创造条件。
(二)有助于全面促进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通过有效而精准的教育扶贫,能够全面促进人才的培育与发展,不断借助于时代教育的力量来推动经济的进步和提升。特别是重点关注贫困家庭的孩子,对他们进行专门性的职业化教育,以不断保证人才的培养效率。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实现技术进步,有效拉动经济的发展。积极贯彻“读书一人,带富一家”的主张,以促进人才培养率的提高,通过有效的资金支持、专业教育对接等多种方式来实现,从而督促这些人来更好地为家长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总之,精准教育扶贫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人才的培养,可以在根本上保证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提升,实现经济的长远进步。
(三)实现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其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很多时候必须面对较大的经济压力。而通过专门化的教育扶贫,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关注和教育,有助于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对于后续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实现有效的教育扶贫,能够有效实现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提升,实现富余劳动力向产业化方面发展,全面提升农村扶贫效能。总的来说,必须要从根本上提升教育扶贫的力度和精准度,来为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基于精准视阈的教育扶贫策略探究
基于精准视阈的教育扶贫,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很好的推动作用。通过教育培训,实现教育朝着生产力的转化,以此来有效拉动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具体到实践中,应该通过精准招生来促进教育面的拓展,构建完善的教育扶贫资助体系,打造科学精准的人才培育机制,实现有效的专业化培训,积极促进精准化的职业技能指导等,以此来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和支撑。
(一)通过精准招生来促进教育面的拓展
实现精准视阈下的教育扶贫,必须要不断延伸教育面,更好推动精准招生的实现,从根本上保证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动效用。必须要密切关注现有的农村教育资源,结合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形势来对之进行有效管理,打通相关的受教育渠道,从而不断保证受教育的可能性。实现教育政策的有效调整,不断为当地的考生提供优惠政策,允许其去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深造,不断提升其职业技能和实操能力,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延伸教育面,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教育和提升,保证教育的深度和宽度,以此来更好地实现教育扶贫的有效性。教育是第一生产力,是提升地域经济水平的关键要素,也是拉动地域发展的重要方式,必须要通过精准招生的方式来促进全面化教育的实现,从根本上来保证贫困地区的发展。
(二)构建完善的教育扶贫资助体系
构建完善的教育扶贫资助体系,能够在根本上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解决贫困地区现有的经济问题,助力地域发展和进步。建立奖、助、贷、勤、补、免六位一体的学生资助体系,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进行有效的教育资助和优惠政策,以此来更好地保证寒门弟子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受教育程度,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成长与成材。首先,国家和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优惠政策的传达和下发,为相关的农村寒门弟子受教育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机制,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这样在实现他们自我成长的同时,还能够有效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其次,应该增加资助的投入力度,加大资助的额度,更大限度地帮助更多的寒门子弟学生接受教育。每年度都给他们一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的潜质,以此来更加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篇4
关键词:扶贫;贫困现状;脱贫预测;贵州省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贵州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并探索符合本省省情的减贫举措,在扶贫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独特的“贵州经验”,为我国减贫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扶贫面持续收窄, 贫困不断向纵深推进,扶贫形势及方式日趋复杂,扶贫任务异常艰巨。2015年,贵州省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为实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共同迈入小康社会的目标,立下了扶贫“军令状”。贵州省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在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后冲刺阶段充分总结扶贫成效、认识贫困现状并对脱贫时间作出预测十分必要,充分认识新阶段减贫重点和关键点等不仅能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还能提高减贫效率,这亦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二、贵州省扶贫开发主要成效
(一)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扶贫开发初期,1985~1993年,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下降非常显著,高达23%。1994年,我国贫困标准线设为440元,此时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有860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12%。1994~2000年,这是贵州省减贫成绩最辉煌的时期,贫困率下降一度高达25%。2000~2007年,贵州贫困率下降速度趋缓,但2007年贫困率减少到了6.5%,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率则达到最低值8.1%。2008年,国家贫困标准线提高到1196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增至4007万人,而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占比则高达15%。2011年,我国贫困线标准提高至2300元,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增至1149万,贫困率激增至33.4%,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率则达到了40.6%。
2011~2017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比例呈稳步下降趋势,减贫效果较全国而言较为显著。如图1所示,总体上,由于贫困线标准变化等原因,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比例波动较大,贫困发生率以2008年和2011年为节点,在2003~2007年、2009~2010年、2012~2014年这三个阶段呈大幅下降趋势。贵州省2014年贫困率为18%,2015年贫困率则较上年降低了4%,贫困率降幅仅次于甘肃省(甘肃省降幅为5.3%),位居全国第2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30万人,仅次于河南省(河南省减少了135万),减幅排全国第二位。经过长期的扶贫开发历程,贵州省贫困人口从1986年年底的1500万减少到了2015年的493万,尽管减贫成效显著,但目前仍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
(二)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往往能够反映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情况等。如图2所示,整体上,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但二者差距仍旧较大,可以看出贵州省整体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6年的1277元增至2015年的7386.87元,近20年间增长了5.78倍。但2015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4.7%,与1996年的66%的比例相比,增幅并不大。同时,根据统计年鉴数据的对比可知,贵州省扶贫开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略低于全国扶贫开发县平均水平,表明扶贫开发县农民生活水平仍需极大地提高。
(三)贫困区域范围缩小
随着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持续开展,贫困不断向纵深推进,贫困区域范围呈现聚拢和缩小的趋势,扶贫瞄准也从县域转向瞄准贫困村、贫困户。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省农村贫困发生率与扶贫重点县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差值仍在逐渐增大,从2003年的2.2%的差值增至2014年的9.3%,这表明贫困人口更多的集中在贫困重点县,同时由于贫困“漏出”及返现象始终存在,扶贫形势更加严峻,扶贫难度增大。从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布上看,贵州省贫困区域范围萎缩,贫困状况严峻的地区主要集中东南部、南部地区,尤其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中部分地区贫困发生率甚至达到了50%~60%;贵州省北部、中部贫困发生率则较低,其中遵义地区、黔中地区等贫困发生率最低。目前,黔东南州、黔南州以及铜仁地区仍是贵州省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
三、目前贵州省面临的扶贫新形势
(一)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贵州省2015年年底,尚有农村贫困人口493万人,贫困人口数量排全国第一位,且其中91.2%的贫困人口、90.6%的贫困乡镇、92.1%的贫困村、82.5%的民族乡镇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目前,贵州省共有贫困县66个、贫困乡190个、贫困村9000个,其中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50个。贵州省88个县(市、区、特区)中,有13个贫困发生率在22%以上,10个在20%~22%之间,16个在15%~20%之间,22个在10%~15%之间,15个在5%~10%之间,12个在5%以下;其中,黔东南州16个县(市)中,贫困率在20%以上的有13个;遵义市14个县(市、区)中,贫困率集中在5%~10%的有9个;贵阳市10个县(市、区)的贫困率均在5%以下。由此可见,贵州省整体上贫困人口众多,且贫困程度相当深。
(二)贫困区域广且分布不均衡
目前,贵州省所有市州均有不同贫困程度的贫困人口,其中部分市(州)的贫困人口总量还很大、贫困发生率还很高,例如仅毕节市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就比福建省、辽宁省农村贫困人口之和还多(两省贫困人口共111万)。其中,黔东南州贫困人口为84.32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17.1%;铜仁地区贫困人口为58.32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11.8%;黔南州贫困人口为58.29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11.8%。总体上,如图3所示,从贫困空间分布来看,贵阳市、遵义市等地贫困发生率最低,贵州省东南部、西部贫困发生率则偏高;从南北方向上看,贵州省南部地区贫困率总体上高于北部地区贫困率;整体上,贵州省贫困发生率较高地区呈“U”形分布。
(三)冲刺全面小康,减贫任务重
为实现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贵州、甘肃等22个减贫任务重的中西部省份,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向中央签订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其中,贵州省立下扶贫“军令状”,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最后冲刺阶段进行了规划,提出五年内贵州省将坚持“六个精准”及“五个一批”,要彻底解决现行标准下的493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并制定了“十三五”脱贫计划与目标,提出到2017年年末,要完成24个贫困县、375个贫困乡镇脱贫“摘帽”任务,要使5800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达到8000元;到2020年年末,要实现全省5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部脱贫“摘帽”。
(四)扶贫资源相对欠缺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省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但2015年中央财政对贵州转移支付执行数为2324亿元,仅排全国第10位,贵州省人均所得中央转移支付仅排全国第7位,低于、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等省区。贵州省要在短短5年内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扶贫开发任务异常艰巨,与此同时,加大我国对贵州省的扶贫支持力度十分必要。
四、贵州省脱贫时间预测
通过对各年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预测,能够大体上预测出贵州省脱贫时间,可以基于统计意义给认识贫困状况、政策决策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贵州省及9个市(州)脱贫时间预测
以2010年最新的贫困标准为基准,2011年以来贵州省及9个市(州)农村贫困发生率,如表1所示。
依据上表贫困发生率数据,可以制作散点图,如图4所示。
通过绘制散点图(图4)可以判断,2011~2015年贵州省及9个市(州)农村贫困发生率大致呈线性分布,因此,对贵州省历年农村贫困发生率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得出回归结果如下
Y=9604.58-4.76X
(12.369)(-12.34)
R^2=0.981,DW=1.64
根据上式可以算出,当Y=0时,可以算出X=2017.77,即大约2018年时,贵州省农村贫困发生率接近于零。对上表9个市(州)依次进行OLS回归,依据回归结果算出当前标准下,贵州省9个市(州)农村贫困发生率接近于零时的主要年份,如表2所示。
(二)贵州省各地区脱贫时间预测
以2010年贫困线为标准,根据2011~2015年贵州省各地贫困发生率,对贵州省各地依次进行OLS回归,依据回归结果算出当前标准下,贵州省各地农村贫困发生率接近于零时的主要年份,并将各县(市、区、特区)按照预计脱贫时间按照年份分为7组,如表3所示。
(三)脱贫时间预测结果分析
根据2010年以来贵州省各地的实际贫困状况的变化趋势,仅从统计意义出发,预测到贵州省绝大部分地区能在2017及2018年脱贫,尤其集中在2018年。其中,贵阳市、钟山区等11个地区已经在2016年前脱贫,余庆县将在2016年脱贫,而织金县、施秉县则预计在2020年实现脱贫目标,榕江县则预计在2021年才能脱贫,预计贵州省全面脱贫时间在2020年。但鉴于扶贫工作的复杂性、解决剩余贫困的艰巨性及部分影响因素的不可预见性等,本文预测,统计意义上简单回归预测的脱贫时间可能早于实际脱贫时间。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计算结果,本文预测,如加大对榕江县等贫困发生率仍旧较高的县份的扶贫力度,在2020年贵州省有望实现全面小康的扶贫开发目标。从整体上看,预计脱贫时间最晚的县主要集中在黔东南州,该州是贵州省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也是贵州省冲刺全面小康、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关键点,更应加大对该州及其他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
总体上,贵州省在历年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取得了卓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区域范围缩小。但由于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向纵深推进,贵州省成为了中国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因此扶贫难度增大、扶贫任务异常艰巨。面对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扶贫开发新形势,贵州省应积极改变扶贫开发方式,加大扶贫工作力度,提高扶贫效率并在扶贫工作中有所侧重,此外,加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加强扶贫开发政策争取及加强扶贫工作考核评比等也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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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反贫困 扶贫资金 资金使用效率
为了尽快解决贫困问题,学术界对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不断深入,已经从注重基本生存向注重生存质量转变,从注重收入向注重能力和机会转变,从注重静态变化向注重发展转变。在实践层面,扶贫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项目带动、产业化扶贫、整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多种扶贫模式在贫困地区全面开展,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收入和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来源越来越广范,既有政府投资,也有企业和一些民间组织的投入。但从有些地方的实际效果来看,一些地方的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并不高,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本文拟通过对多渠道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行分析,重点研究总结在新阶段扶贫开发(2001-2010年)中扶贫资金使用的经验和问题,试图为反贫困工作找出一些有效的建议。
研究对象的处理
由于扶贫情况千差万别,扶贫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各不相同,因此要从整个贫困地区的层面建立一个模型和选取数据是比较困难的,只能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来研究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本研究选取贵州省关岭县作为研究对象,来反映一些扶贫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关岭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南,200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新阶段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扶持县,全县有重点扶持乡(镇)11个,其中一类重点扶持乡(镇)1个,二类重点扶持乡镇7个,三类重点扶持乡镇3个,有重点扶持村143个。从扶贫资金来源来看,它的扶贫资金既有省内的财政扶贫资金,也有省外山东青岛的对口帮扶资金,又有贵州贵航集团社会帮扶资金。在2001-2010年的扶贫开发新阶段,关岭县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青岛对口帮扶资金、贵航集团社会帮扶资金10278.07万元,建设了1025个项目,项目建设内容涵盖种植、养殖、文化、人畜饮水、渠道建设、农村干部及农业技术培训等。这些项目的建设一方面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和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使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在整个扶贫过程中,一些项目因科技含量高,自筹资金配套缺口大,实施单位资金不足,导致实施质量不高以及一些扶贫项目运行不规范,再加上地方财政困难,最终导致扶贫资金效益不佳,因而本文选取关岭县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模型设定及指标数据处理
为较好地反映经济运行的实际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扶贫资金、青岛对口帮扶资金、贵航集团社会帮扶金作为解释变量。在回归分析前,笔者先对各个变量分别进行了格兰杰检验,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财政扶贫资金与生产总值是双向因果关系,财政扶贫资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双向因果关系,青岛对口帮扶资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双向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建立如下两个多元回归模型,对变量的显著性效果进行分析。
模型一:各项投入资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Yt=C+β1X1+β2X2+β3X3+μt
其中,Y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X1表示财政扶贫资金,X2表示青岛对口帮扶资金,X3表示贵航集团社会帮扶金。
利用EViews3.1得到的参数模型估计结果为:
Y=780.9285+0.807516X1+4.373207X2-6.489603X3
拟合优度R2=0.968393,修正可决系数R2=0.952589,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对整个模型进行F检验,针对H0:β1=β2=β3=0,给定显著水平α=0.05,查表的临界值Fα(k-1,n-k)=F0.05(3,6)=4.76,另由估计值F=61.27616>F0.05(3,6)=4.76,则应拒绝原假设H0:β1=β2=β3=0,说明整个回归方程显著;对模型进行t检验,针对H0:βj=0(j=1,2,3),给定显著水平α=0.05,查表得临界值tα/2(n-k)=t0.025(6)=2.447,而由估计结果得β1、β2、β3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8.779630、2.649698、-1.588600,则可知β1、β2的t统计量绝对值大于t0.025(6)=2.447,而β3的t统计量绝对值小于临界值。从而可知,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财政扶贫资金、青岛对口帮扶资金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而贵航集团社会帮扶金对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二:各项投入资金与生产总值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Yt=C+β1X1+β2X2+β3X3+μt
其中,Y表示生产总值,X1表示财政扶贫资金,X2表示青岛对口帮扶资金,X3表示贵航集团社会帮扶金。
利用EViews3.1得到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Y=7570.714+78.60985X1+424.2793X2-303.5008X3
从估计结果可知,R2=0.913794;对整个模型进行F检验,针对H0:β1=β2=β3=0,给定显著水平α=0.05,查表的临界值为Fα(k-1,n-k)=F0.05(3,6)=4.76,由估计值可知,F=21.20022>F0.05(3,6)=4.76,则应拒绝原假设H0:β1=β2=β3=0,说明整个回归方程显著;对模型进行t检验,针对H0:βj=0(j=1,2,3),给定显著水平α=0.05,查表得临界值tα/2(n-k)=t0.025(6)=2.447,而由表3可知,β1、β2、β3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5.252529、1.579844、-0.456586,则β1的t统计量绝对值大于t0.025(6)=2.447,而β2、β3的t统计量绝对值小于临界值。从而可知,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财政扶贫资金对被解释变量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而青岛对口帮扶资金、贵航集团社会帮扶金分别对被解释变量生产总值没有显著影响。
关于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建议
(一)对扶贫资金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分配机制
由模型一的回归分析可知,财政扶贫资金、青岛对口帮扶资金的投入对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青岛对口帮扶资金的投入,它增加1个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就会增加4.37个单位,而贵航集团社会帮扶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由模型二可知,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有利关岭县生产总值的增加,每增加1个单位,会有78.61个单位的生产总值增加,而另两项指标对国民生产总值不显著。从这个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应该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的分配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大地方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从两个模型中都可以得出,财政扶贫资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而且是增加造血功能的原动力,然而从各种调查的结果来看,很多地方政府在安排地方财政扶贫资金力度不足,有些甚至连基本的项目管理费都不能足额安排,严重影响了扶贫工作的开展。因此,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扶贫投入,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根据财力情况逐步加大扶贫投入力度对反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要加强各种对口帮扶资金的管理力度,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及企业都有对口帮扶的任务,也带去了一定资金,但实际效果不佳,究其原因是各贫困地区对这部分资金管理不完善,对口帮扶部门也缺乏对贫困地区的分类指导和区别对待,缺少持续性。因此,应该严格执行“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分类投入”的原则,确保把资金用在最迫切最需要的地方,合理分配扶贫资金,切实发挥扶贫资金效率。
(二)加强对扶贫项目实施质量的监督、检查,进一步落实项目扶贫力度
项目扶贫是上级部门和其他对口帮扶部门的一种重要手段,贫困地区希望对口帮扶单位能够带来大项目、好项目,寄希望项目带动和推动,改善城乡生产生活环境,优化产业升级。从对关岭县的了解中可知,青岛对口帮扶资金、贵航集团社会帮扶基金主要用于项目扶贫。然而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知,青岛对口帮扶资金、贵航集团社会帮扶基金对GDP及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其资金使用效果并不理想,课题组对原因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一些扶贫项目审批下来后,资金却是用于其他用途,而并没用于申报项目。因此,在进行项目扶贫时,我们应该加强对扶贫项目实施质量的检查和监督。首先,在项目申报时,各帮扶单位要根据帮扶地区特点,选择合适的项目进行立项,可以在农业产业化和智力扶贫方面多立一些小项目,围绕农业产业抓龙头和大户,重点建设几个种植和养殖项目,围绕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差、就业观念落后,重点抓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依靠科技致富,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加奠定基础;其次,在项目实施时,要根据项目设计的内容、规模、地点、资金总额进行督促检查,以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和及时竣工验收,各受援单位应严格按照项目下达的实施地点、建设内容、规模、投资概算实施,不随意调整和改变项目,否则容易造成扶贫资金使用低效问题;最后,应该对项目及时进行总结,好的项目应该进行宣传和推广,像关岭县草地生态畜牧业、二元能繁母猪等产业化项目,板贵乡花椒、火龙果、坡贡白水生姜、八德优质大米、无公害蔬菜生产等农业产业化基地,已培训农民工143929人的“雨露计划”等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三)加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及信息扶贫力度,增强自身致富能力
为解决模型不显著问题,课题组对关岭县的项目账目进行调查,发现一些项目缺乏专人管理,信息不畅通,部分支出内容无正式票据(如群众劳务费部分)等原因,影响报账进度,人为出现资金缺口,最终影响扶贫效率。因此,要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及信息扶贫力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广大贫困地区来说,信息闭塞,人口素质比较低,文化水平、经营能力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信息扶持及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是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按照贫困区反贫困的理论,为了能够使贫困人口立足于当地,首先需要提高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能力,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加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培养一批能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乡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社会保障能力,替他们自身具备脱贫致富的能力;其次利用先进地区的人才、信息、技术等优势,在互惠的基础上,共同开发当地资源,发展有助于解决贫困区温饱问题的种养业和加工业等项目,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
(四)增强扶贫单位间的分工协作,科学制定扶贫规划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关岭县扶贫资金效率不高的结论,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扶贫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各部门参与和分工协作。但分工协作又会出现项目资金多头管理、资金时滞效应、各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协调或协调力度不够等问题,从而使得扶贫成本增加,扶贫资金效率低下。对于广大贫困地区来说,首先,应建立先规划、再计划、各部门信息相互沟通的工作机制,应在以推动贫困地区发展为目标的前提下,结合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制定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并将扶贫规划纳入其中,注重整体规划和专题规划的科学结合,为反贫困进程中资源整合提供政策法规和科学实践的前提条件和有效平台;其次,反贫困的前提是科学的扶贫规划。注重扶贫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高扶贫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各种扶贫资源和支农资金的有效整合搭建基本平台。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 新疆农村妇女;新疆妇联组织;脱贫致富
推动农村妇女脱贫致富是“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面临的艰巨挑战,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目前,全疆261万名贫困人口中,妇女占45.8%,有119万名贫困妇女(摘自新疆妇女联合会2015年工作报告)。农村妇女既是脱贫攻坚的工作对象,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推动农村妇女脱贫致富,尤其是带领贫困妇女脱贫致富难度大任务重。贫困问题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新疆作为我国西部最主要的贫困地区之一,农村妇女的贫困问题不仅有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共性特征,同时受区域、民族和自身的影响,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事实表明,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已经成为扶贫工作的瓶颈。新疆妇联组织作为推动新疆妇女脱贫致富的生力军,如何充分发挥新疆妇联组织的优势,开展有针对性的扶贫工作成为当前新疆妇女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推动农村妇女增收致富的意义
历史事实证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农村女性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随着男性外出务工比例的增加,女性已逐渐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家庭的顶梁柱、老人和孩子的依靠,农村女性拥有社会资源的能力和程度及其脱贫进程,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命运,而且随着代际传承关系到下一代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从区域发展来看,新疆农村妇女脱贫致富是新疆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对于促进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以及全面实现新疆社会长治久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国家层面来看,农村女性的脱贫、增收、致富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当前新疆农村妇女脱贫致富的限制性因素浅析
根据调查可知,当前新疆农村妇女的劳务输出所占比例较小,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知识水平低,对谋求发展的认识和信念不足,劳动技能缺乏、单一且基础薄弱,再加上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等不利于女性就业创业的封建意识和传统风俗习惯成为阻碍她们依靠自身力量增收致富的重要原因。
1、谋求发展的信念不坚定
受历史、现实及自身因素的多重影响,农村妇女长期处在物质贫困和文化贫乏交织的状态之中,形成了相对消极的世界观,如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等,使农村妇女缺乏求富裕求发展的内生动力;重农抑商的生产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共产平均的分配观等,则抑制了农村妇女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力;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忠守故土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加大了农村妇女“走出家门”的生活压力。这些观念的存在客观上直接导致了农村妇女自我评价低,“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 “四自”精神发扬不充分,思想不解放,依赖性大,不能谋求自我发展且不能享有与男性平等的享有社会发展成果。调查中发现,一些用人单位招聘家庭困难的农村年轻妇女劳动力务工,帮助当地群众脱贫,然而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性差异大,且一些妇女的坚持忍耐性差,让这些举措难以为继,往往用工方还未辞退她们,她们自己因畏难和不适应而回家了。
2、缺乏增收致富的专业技能
新疆的农村妇女按照固有模式承担家务和农活,依靠现有土地、放牧或家人互助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但是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村耕地和牧场面积已大量缩减,同时大部分贫困妇女家庭依然采取靠天吃饭的简单原始的种植养殖方式,缺乏相应的专业技能,种植农作物的收入低,养殖牲畜多用于自产自销,无法取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劳动技能缺乏、单一且基础薄弱,使得很多农村妇女从事着低回报农活和非正式就业。
3、帮扶措施不到位
首先,帮扶渠道单一,缺乏联动。对于受帮扶的妇女缺乏持续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国家发出扶贫政策的号召,各个党政群体都开始行动起来,从不同角度开展扶贫工作,但是这些工作之间往往缺乏相互间的联系和支持,没有形成联动效应。其次,帮扶项目缺乏针对性。对于有致富意愿的农村妇女群体,缺乏不离家、不离土就能挣钱的项目。特别是已婚农村妇女受家庭的限制,无法外出务工,而当地又缺乏就地、就近就业的有效途径。最后,扶贫措施落实情况反馈信息欠缺。调查中发现,对一些接受创业资金扶持的贫困妇女,缺乏后续的指导和监督。很多贫困妇女抗风险的心理素质和物质条件差,一旦创业过程中受挫,往往出现返贫现象。还有一些扶贫项目存在着,启动仪式热闹非凡,项目中间问题重重,项目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也不少。
4、传播媒介欠缺,就业创业资讯信息匮乏。
由于新疆农村地区互联网的发展相对落后,网络普及和利用率较低,此外农村妇女缺乏计算机知识,不懂电脑和网络,不具备上网能力,而现代很多就业创业资讯信息是在网络上和传播,妇女无法及时获得就业、创业资讯,也使得一些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妇女错失就业机会。
三、新疆妇联组织推动农村妇女脱贫致富路径浅析
新疆妇联组织紧扣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署,积极响应“十三五”规划扶贫号召,为促进新疆妇女事业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当下新的时期新疆妇联组织可以采取以下做法,进一步推动农村妇女脱贫致富的进程。
篇7
关键词:农村贫困;开发式扶贫;困境;消解策略
消除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导致贫困的因素复杂繁多,就我国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不够是根本原因。因此,在人力资本视阈下对农村开发式扶贫的困境及其消解策略进行分析和思考,对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力资本概述
人力资本的界定暂无统一定论,但综合来说,它是一种价值形态,是内存于劳动者且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质等质量因素总和,可称之为“活资本”。它具有增值和产生利润的能力,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能有效配置资源和调整战略布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二、农村开发式扶贫的困境
(一)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反贫困主动性缺乏。当前,贫困问题是突出“短板”,脱贫攻坚形势十分严峻,现有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更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观念影响较大,诸多地区的贫困人口更多地盯着政府的补贴和帮扶者的救济,“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缺乏利用优惠政策和平台自主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据相关数据显示,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2年,近70%的农村贫困人口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仅停留在义务教育阶段,与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质量均较差,师资贫乏;农业相关实用培训等普及率较低,且受限于贫困入口受教育水平,无法深入广大贫困家庭。
(三)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的科技素质较弱。农村贫困地区从传统的人力加畜力到现代化机械生产的变革力度正在加大,农业机械正经历从无到有,从半机械化到高度自动化的逐渐过渡。但贫困农户人均拥有的农业机械数量还远远不够,且受限于贫困地区地形地貌,大型机械化生产根本无法施展;部分农民参加了政府或企业组织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后,很多地区效果很好,但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普及。
(四)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的身体素质较差。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1%;大部分农村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也逐步低于50%,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已达300元以上,贫困地区农民因病返贫现象明显减少,患病就医率显著上升,但农村大部分贫困地区获取较好医疗卫生服务仍较难,营养水平和医疗卫生观念亟待提高,尤其是中部、东北部地区新农合覆盖面需要进一步清理和扩大。
三、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村开发式扶贫困境的消解策略
(一)转变思想观念是关键因素。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贫困人口的支持与参与,各级党委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引导贫困人口加入其中,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其转变思想观念,在参与的过程中提高个人素质、增加家庭收入、挖掘自身潜力,从“等、靠、要”提升到“闯、改、创”,从而为艰苦卓绝的反贫困斗争奠定群众基础,为解决当前的脱贫攻坚难题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
(二)大力发展教育是战略基础。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关系着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教育、优化教育培训体系对农村开发扶贫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增加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经费,吸引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投资主体,鼓励贫困地区社团、企业兴办教育;建立教育发展基金,适当引导教育消费理念;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完善贫困地区教师优惠政策,增强师资配备;搭建交流城乡师资平台,完善支教体系;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体系。
(三)推进科技创新是动力之源。科技是“带头大哥”,创新是“致富能手”,合理利用本地资源,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是带领农村贫困人口有效脱贫致富的关键步骤。通过科技扶贫资金的合理利用,引导和鼓励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实用人才的传承与培养,科技扶贫基地的建设;有针对性的利用农科院所、农业企业和高等院校等平台和培训机构,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提升农民的科学素养;引进先进、适用和成熟的农业科技,提升当地农业生产的效率。
(四)完善医卫体制是重要保障。加大r村贫困地区健康和医疗卫生知识的教育宣传,引导贫困农民改变陋习、更新观念、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大投入,增强农村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基础建设;全面推进新农合和农村医疗救助体系,逐步加强农村健康保障体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贫困地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完善新农合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监管体系。
舒尔茨曾指出,改善穷人福利也就是“扶贫”的过程中,提高生产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口素质的提高。要想消解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其关键在人力资本,尤其是开发式扶贫,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各阶层力量和贫困农户共同支持和参与。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财政扶贫;资金流量;统计
一、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现状
我国财政扶贫一直是以救助贫困地区经济为主,这是一种救济式的扶贫,而政府对扶贫资金又有严格的限制,使扶贫资金应用的范围变得及小,使用这种模式是不能满足贫困问题的多样性和贫困人口的需求,这就使得财政资金的使用偏离了扶贫的实际需求,这就使扶贫资金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对财政扶贫也越来越重视,而现在财政扶贫以有所改善,如农产品的经济开发、个人创业资助、就业培训、贷款低利息等财政扶贫方式。
当今社会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就使得社会对扶贫项目所达到的成效越来越高,而现在以从过去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开发模式,这种模式更有利于脱贫致富,才能达到财政扶贫最好的效果。
国家为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综合素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而建立的财政专项资金。国家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资金的补给。但随着时间以及经济的变化,为了使扶贫资金能达到最大的作用,我国正在尝试不同模式的扶贫,而扶贫与经济是相互的,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财政扶贫通常分为救济式和开发式两种
而传统的救济式是以生活实物为主,提供社会及发生自然灾害地区的一些安抚的财政扶贫。这种扶贫是一种认为的道德救济,这是一种慈善的给予,这样的财政扶贫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慈善帮助,它只能使贫困的地区的人们保证温饱,而不能达到脱贫的效果。
二、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和国家职能
财政扶贫是能使贫困地区的人们脱离贫困自主致富的一种政策,而不是暂时性给予的道德上的一种慈善,所以财政扶贫的资金应尽量的在开发贫困地区的生产与经济,使得贫困地区的人们能成为制造财富的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财政扶贫资金的最大使用效果。
扶贫是最能体现政府的职能与责任的,而财政扶贫的战略更是以国家为组织基石以国家财政为基础,这是国家基于道德与责任给予贫困地区人们的救助,这更是政府的职能所在。
三、财政资金的使用范围与发展
财政扶贫一般都实行与农村、教育机构、社会的一些救助机构,但从以往的扶贫效果来看并不是太好,农村的经济与一些社会现象仍处于落后中,而教育的普及也不是很理想,社会的救助机构也不是很普遍,而政府即使知道有时也无能为力,一是大多贫困地区交通不便、二是国家财政有限不能保证分配均匀、三是国家资金分配要经过层层的严格检查确定扶贫资金的流向正确,这就使得时间过长,而扶贫资金到时却不足以救助贫困地区的人们。
政府的财政扶贫资金,应有助于贫困地区的自我脱贫项目,如提高贫困地区当地适宜农作物的生产,资助当地好的经济项目,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使当地的人们的综合素质有所提高,在这样的开发模式下财政扶贫资金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再这样的模式下使得贫困地区的人们才能达到自给自足甚至脱贫致富,才能使得财政扶贫资金得到更加长远的流动,才能使得财政扶持资金具有更大的价值。
政府的扶持资金是有限的所以必要时应与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机构合作,这样可是政府的到更大的资金,而慈善机构更可借助政府的帮助进行更多的慈善事业,这是不参杂任何利益的社会道德救助的合作,这可以使财政扶持走的更加长远,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具有非常好的战略意义。
四、扶贫资金的资源使用及实现作用的最大化
扶贫资金如果一味的以救助为主只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具有的现实意义少的可怜,所以救助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使其能有效的自救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只有_到自救才能使扶贫达到原本的目的,才能达到使用资源的最大化。
政府应尽量多关注贫困地区,能最大化提高当地经济的项目并考察施以资助,使其成为贫困地区的领头羊,带领贫困地区人们脱贫致富,在这样的战略下才能使扶贫资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才能防止资源的浪费,保证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的稳定,确定他们能脱离贫困。
五、结语
我国现今的财政资金流量还比较广泛,究其根本是我国的发展还没有走在国际的最前沿,财政扶贫当中还有许多问题等待解决。但从长远来看我国的扶贫资金流量应致力于贫困地区的自救过程,使其自主脱贫,才能使财政扶贫资金发挥其最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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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对促进农村扶贫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有着指导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但是,目前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就对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开分析。
一、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重视物质层面的扶贫,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理论性的事物十分注重,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不足。(3)教育形式过于单一,教育方法缺乏创新。(4)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这些因素较大的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存在问题
在进行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主体是扶贫对象,其也是教育的接受者,扶贫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扶贫对象这个主体还存在问题,比如,文化程度较低导致扶贫对象难以理解相关的致死。有的扶贫对象对物质生活十分注重,但在思想政治意识方面比较薄弱。
二、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问题的原因
1.不完善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新农村的建设不断推进,然而在农村扶贫工作中面临着新的问题,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相关的机制还无法跟上实际发展。具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缺乏针对性;(2)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的整体水平存在滞后现象;(3)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形成常态,相P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
2.对扶贫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1)由于受到相关投入不足的因素,导致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存在影响。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由于相关投入的不足,极易导致有的群体享受不到相关的教育,这就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之前,应当大力投入经费,以此促进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存在不足,因此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此使其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如果不重视教育队伍的建设,那么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面临更多问题。
(3)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十分单一,这直接影响了各项工作开展的效率。而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方法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实施有着良好作用,其打破了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实现了教育形式的创新,为促进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基础。
3.农村扶贫对象自身因素
当前有的扶贫对象由于自身素质不高,且自身主体意识不强,使其主体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农村扶贫对象因素也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因之一。另外,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导致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受到影响。
三、解决农村扶贫对象政治教育工作问题的对策
1.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扶贫对象的物质生活水平
物质经济问题是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问题。因此,首先应大力投入资金,并拓宽扶贫渠道,建立健全有关的扶贫对策,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脱贫致富的途径,从本质上解决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2.健全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首先,针对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定科学有效的方案,为促进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其次,应加大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另外,还应创新教育形式,打破以往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各个方面拓宽教育渠道。
四、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农村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其对推动农村脱贫致富奠定基础。然而,当前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不足,因此,需要针对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从各个方面加强农民知识水平,提升扶贫对象的综合素质,以此更好的促进农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艳. 浅析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 新西部(理论版),2016,09:19+26.
[2]邱柏生. 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J]. 理论探讨,2009,03:115-119.
篇10
关键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1
一、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
(一)先天不足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环境制约着贫困地区的发展
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海拔较高、部分山区耕地土地贫瘠、盐碱地遍布、突然肥力欠缺,加上高海拔的山地地区平均日照量少,另外,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这些先天不足的自然环境因素造成了贫困地区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不稳定性。经济收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严重影响着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
(二)贫困地区的部分农民观念陈旧,思想保守滞后
由于部分地区的贫困人民受到知识水平的制约,目光短浅、眼界狭小、思想僵化。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发展现状,习惯于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不思变、不突破。加上受到自身文化学历的限制,市场经营意识淡薄。在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方面接受能力弱,导致贫困地区人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竞争不相适应的现象十分突出。也是贫困地区人民经济收入增长十分缓慢的重要因素。
(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问题十分突出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乡村道路投资改造力度的加深,农村地区道路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完善。但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发展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仍然满足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严重不足,有些贫困地区仍然没有通电,严重阻碍着贫困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
(四)贫困地区的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严重阻碍着人才的引进发展。由于缺乏专业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在贫困地区推广缓慢。由于贫困、偏僻等因素导致教师资源稀缺,加上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许多贫困地区孩子辍学和中止升学现象十分突出。贫困地区没有健全和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医务人员素质较低,有的地方甚至没有基本的医疗设备,急需药品不全。致使许多贫困地区人民就医看病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循环发生。
二、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方针思路
(一)政府强化组织领导,重视扶贫脱贫项目的实施建设
政府部门要认真深入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等地区,通过调查和不断研究、总结、分析贫困地区实际发展情况。拓宽扶贫开发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重点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综合调整,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积极拓宽扶贫开发工作的途径和多渠道。同时,要切实贯彻落实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制定明确的、详细的扶贫开发工作规划。
(二)加大扶贫投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
贫困地区要发展,首先应该从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入手。加大对贫困地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和支持,集中扶贫项目、资金,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大对贫困地区人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力度,努力使贫困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三)集中社会力量发展落实对口帮扶机制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提供资金、物资、科技知识等援助,为贫困地区人民及时解决生产生活紧缺物资。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发展壮大了当地的集体经济。积极贯彻落实对口帮扶机制,并通过多渠道、多途径争取引进项目资金。尤其是对贫困人民的生产生活进行项目扶持、政策优惠。积极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政府和社会组织要重视关注贫困地区的发展,依靠社会各界的大力帮助,实施对口帮扶机制,为贫困地区人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贡献一份力量。只有这样,才会缩小贫富差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的扶贫工作
首先针对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贫困地区要加强防御洪水、冰雹等的抵抗能力。大力发展了以种植业为主的避险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自然灾对贫困地区人民的经济收入的损失。引进资金技术,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的生产发展。其次,在发展种植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畜牧养殖业。引导贫困地区人民走以种带养、以养促种、种养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有效促进资源转换,最大限度的利用好当地资源。同时,要进一步加大转移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积极组织贫困地区人民进行各类实用技术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广泛寻求贫困地区人民的经济增收的切入点。转变贫困地区人民的思想观念,增强自我发展意识。
(五)以科技为支撑,加大科技扶贫力度
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生产发展要始终以提高农牧民素质为前提,将生产发展与科学技术实践应用相结合。加大科技扶贫工作力度,在农民培训、扶贫项目选择等各个生产环节中组织渗透科学技术的学习。同时,要及时为贫困地区人民提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并且制定科技扶贫各项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和完善科技扶贫机制。在科技扶贫的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积极为贫困地区人民订阅《农村实用科技》报刊。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介,积极有效地广泛宣传农牧业科技知识,增强贫困地区人民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的信心。
三、推动发展贫困地区发展的战略意义
推动贫困地区人民发展,对于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向现代化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引导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转移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具有保障性意义。同时,有利于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推动其脱贫致富,对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田挺,赵意,傅建球.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策略研究:以永州市为例[J].沿海企业与科技报,2014,04.
[2]郑瑞强,王芳.社会企业反贫困作用机制分析与发展策略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刊,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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