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6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并且，中国也仅仅花费不到30年的光阴，就几乎实现了西欧、北美等地区百年时间的人口转变历程。此时，人口基本保持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一方面来说，既保证了劳动数量的充足，另一方面却又承担着较少的儿童和老龄化负担，因此，促进了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促使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实现赶超式发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经济的飞跃发展做了巨大贡献。而现阶段，中国人口开始逐渐呈现“三低”特点，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面临消失，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面临挑战。人口发展与经济??题成为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进一步调整人口的数量与结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正式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一政策对我国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选取1978至2015年统计数据，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进行利弊分析，探讨现行人口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1全面放开二胎的有利影响

1.1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

在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逐渐突出，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同时也带来诸如男女比例失衡、子女赡养负担重等很多社会问题，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优化我国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作用。现在中国有很多“4+2+1”结构的家庭比例，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重，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增长，环境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减少未来“4+2+1”这种家庭结构的比例，将赡养义务分摊到多个子女身上，减轻子女的赡养压力。另外，放开二胎，对提高出生率有很大的帮助，低龄人口数量的不断提高，对增加我国劳动力数量有很大帮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年轻劳动力的成长会慢慢取代年老工作者，同时，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这对改变中国现阶段“倒三角”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1.2提高劳动和经济增长率

伴随着老龄化现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替、科技飞跃进步、互联网行业也得到迅猛发展，老年人接受和创造的能力明显慢于年轻人，不能很好的适应当代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放开二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工作中来，对生产和创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无法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从长期看，伴随着生育政策，二胎时代即将到来，伴随着孩子出生到成长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不同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刺激了消费，扩大内需，市场活力开始逐渐增强，诸如婴幼儿用品产业、教育、医疗、建筑业等行业的都会得到发展，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提升了经济增长率。

1.3缓解社会养老问题，完善国家养老体系

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家庭成员结构会不断改变，子女的增加能够分担养老义务，增强家庭养老功能，不仅从经济上分担，精神上也给予老人更多的满足，不断改善的家庭结构，能给够增强家庭的稳定性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另外，改善“失独”老人问题。失独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多，面对养老负担和生活压力，许多子女不堪重负，从而产生了“失独”老人问题，失独家庭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补助，还需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放开二胎政策，能够减少“失独老人”家庭，促进社会稳定。二胎的开放也有助于完善国家养老体系，新增社会人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压力，这缓解养老金制度危机有了很大帮助。

2全面放开二胎的不利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中国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第一，会加剧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矛盾。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基数大，资源对应人口来说，无论种类和数量再多，都相对短缺，资源也难以完全满足中国十几亿的人口需求，二胎的放开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的消耗。另外，环境问题本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一大问题，二胎时代伴随着人口的增多，会滋生出很多环境问题，将给当前不容乐观的环境带来新的负担，激化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第二，对社会公共服务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伴随着新生儿的增多，会给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给现有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带来一定的影响，更会使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道路变得更加艰辛。第三，加重了生存压力。随着社会的进步，抚养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加重了新生儿父母的压力。当前，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学期间生子，这给其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二孩”时候基本都是父母事业的上升期，要大量花费时间、金钱照顾二个小孩，加重了整个家庭的工作、生活压力。

3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3.1模型设定

基于经典的C-D生产函数，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Yt=AKtαLtβμ；其中：Yt是第t年总产出、Kt是物质资本存量、Lt是就业人口数量；A为技术因素（假定为外生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真实反映国民经济收入水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1978年基期，采用实际GDP反映产出。

据前人研究文献，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51年建立的永续盘存法测度物质资本存量。即Kt=Kt-1（1-δt）+GTt/PIFt；其中，对于初始物质资本存量值、物质资本折旧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采用王会宗，张凤兵（2016）的研究，设定K0=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δt=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前人研究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组合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3实证分析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采用对数的形式，得到下式：lnYt=lnA+αlnKt+βlnLt+μ，利用Eviews8.0，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lnYt=-11.0188+0.4688lnKt+1.0715lnLt

（R2=0.9961、R2=0.9959、F=4476.291）

上述方程的F、t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且拟合优度达到99.61%，回归效果显著。由回归结果可知，自1978年后，中国就业人口数量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就业数量每提高1%，经济增长水平大致提高1.0715%，这充分说明了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影响力。

4对策与建议

4.1缓解老龄化问题

从短期来看，放开二胎政策并不能改善当前的老龄化问题，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的趋势。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人口就会不断朝着老龄化趋势发展，但是从短期看，社会的生育水平并不会迅速增加。所以，会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是：生育率不变或者小幅增加，但老龄化问题则会不断加重。为解决短期内面临的老龄化问题，首先，要加强相关养老产业的建设，要做好养老产品、养老配套措施、养老基础设施的建?O，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次，适当的提高退休年龄，提高中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识，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即将退休的中年人继续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也弥补了一些岗位空缺的问题，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最后，鼓励个体经营、小企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适合中老年工作的岗位，为那些因退休但仍想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中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

4.2做好防范措施

为应对“二胎政策”开放初期带来的新生儿期，政府应该提前做好防范促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公共服务功能。首先，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加大投资，做好即将面临的教育事业和医疗压力。要加大幼儿教师的培养以及幼儿园的建设，缓解教育资源的压力。大量婴儿的出生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因此政府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质量和效率。其次，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结合二胎的相关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二胎生育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也可以通过免费领取奶粉、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最后，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要适当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也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和优惠措施，减轻一些落后地区人们生育二胎、养育二胎的负担。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股票价格；负相关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前言

我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行列当中，如今正处于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社会阶段。不少学者提出国家应当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等建议，否则中国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阻挠。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股市受到剧烈冲击，上证指数从6000多点到如今的2100点左右，低迷的股市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日益增大，让人不禁思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股票价格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否是抑制股票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本文将从人口老龄化影响股票价格的传导机制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和股票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人口老龄化影响股票价格的传导机制

1.人口老龄化影响资产供求

从总的资产供求方面来看，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出于中国老年人的传统想法，现金在手才是最安全的，于是老年人会纷纷减持资产，套现以获得资金，这样一来，资产的需求减少，而供给相对增加，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下降。以沪市为例，2001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沪市投资者开户数中所占比例为7.03%[1]。随着老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老年人开户数和所持资产规模不断增大，相应其投资行为对股票价格影响变大，老年人一旦减持资产，会给股票价格带来不小的冲击。

2.人口老龄化通过利率传导影响股票价格

从影响利率角度来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如果老年人人口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再引用凯恩斯的利率决定理论，在两部门经济中，IS曲线的代数表达式为：

其中，r表示利率， 是消费者的初始消费，e是自主投资，b是利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系数，y是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β是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当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时，边际消费倾向增大，利率r就相应增大，利率上升，就会引起债券、股票等证券价格的下降。

3.人口老龄化迫使企业转型，影响股票价格

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社会整体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这些低端制造企业发展受限，迫使其积极转型。从短期来看，企业转型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利润，引起其股票价格的下降，但从长期看，转型成功即意味着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会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企业效益增加引起股票价格的升高。

4.人口老龄化带来潜力巨大的老年产业

据悉，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到2026年将达到3亿[3]。规模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必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来自国家老龄委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老年产业的规模达到近1万亿，预计2050年左右，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这给我国的老年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 特别是食品、医疗、营养保健等行业是老年消费群体主要需求，护理、服装、餐饮、旅游、娱乐健身等正成为其新增需求点，保险、金融领域吸引力也日益扩大。因此，行业的蓬勃发展会带动股市的繁荣，从而推动股票价格上升。

综合上述四个传导途径来看，人口老龄化对股票价格既有促进作用亦有抑制作用，为得到二者效应强弱，本文将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由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国家实行股权分置改革、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特殊事件的发生，本文对其予以剔除，就通过对2001～2005年和2009～2012年正常年间的上证综合指数（年度收盘值）y和老龄人口比例x（年度数据）建立相关回归模型，分别得到ln y=10.8659-0.4896x，y*=13400.48-1200.45x*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10%下，二者皆通过显著性检验，且y与x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8408，-0.9377，表明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之间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口老龄化加剧会抑制股票价格的上升。

三、对策与建议

1.未来全面放开二胎，改善人口结构

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会议通过了男女双方或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这一政策，表明国家已意识到计划生育与当今国情的不符。本文认为，从长期来看，国家要结合试点实际情况，在合理预测和控制人口总量的前提下，实行二胎全面放开人口政策，改善人口结构。

2.促进企业升级转型，存优弃劣

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困难的低端制造企业自动退出市场，节约资源，另一方面国家要积极扶持和引导有潜力的企业进行转型，加强技术创新。从长期来看，生存下来的企业获得长足的发展，股价上升，提振了市场信心，进而推动股市发展。

3.积极和正确引导老年人投资股市

本文认为，政府联合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中介机构要在老年人群体当中积极开展宣传，定期举办股市投资教育和培训等活动，吸引和正确引导更多的老年人投身于股市投资当中，使其投资方式趋向多元化，未来形成股市个人投资者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对促进股票价格的上升和股市的繁荣具有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成鲜，王浣尘.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03（04）.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3

从“盲流”到“民工荒”

20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和“盲流”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时，也许没有想到，仅十多年后两个词语就会被“民工荒”所代替。

以前，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民工浩浩荡荡南下淘金，无异于一次人口大迁徙。如今，中国虽然每年仍然可以提供1.5亿廉价劳动力，市场却用残酷的规律昭示着传统经济模式的没落，内地民工无需背井离乡就能领到与珠三角相差无几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珠三角的产业优势逐步丧失，产业升级和转型走到了十字路口。

眼看着全国民工下广东造就的“人口红利”日渐耗尽，如何支撑经济总量全国“一哥”_的高增长速度，成为横在广东面前的一个大问号。

同病相怜的还有上海等诸多发达城市。为缓解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上海逐步放宽他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立场，2004年通过了生二胎的条件，包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等情况。2009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发动“鼓励”生育运动的城市。几乎是一夜之间，要求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海报被换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详细列举可以合法生育第二胎条件并如何申请的海报。政府还保证为选择生二胎的夫妇提供心理和经济上的帮助。但反应并不热烈，上海35％的父母认为“养育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即使政策允许，仍有45.3％的家庭会因为育儿压力太大而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这是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调查报告中透露的数据。

东亚：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推行了30多年，带来了近两代独生子女。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现在，人口老化危机已经快速逼近中国。

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己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牛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达到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96。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60岁及以上的居民比例预计将会从2020年的16，796增长至2050年的31，1％。这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在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沿海城市，这种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居民差不多是总人口的22％，而生育率则低于每对夫妇一个孩子。

不单是中国，整个东亚地区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事实上，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就是东亚，中国原来地处全球最“老”区域。

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亚洲开发展望》以数字呈现人口老化对经济成长与储蓄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因劳动力的增长，让每年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1.3％；但预估往后的20年，数字会下降至0.31％。而南韩的国内生产毛额到2030年会降为0.7％，超过65岁的高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36％。

非婚生子在东亚接受度低

尽管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祭出许多对策，例如将退休年龄延后，但根本原因之一却是生育率低。政府鼓励生儿育女，但是成效不彰。强调家庭观念和血脉延续的社会面临着挑战，民众对婚姻反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国家和相对发达的东亚国家中，针对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有何不同，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非婚生子的统计鲜少受到关注i根据2008年《美国全国生命统计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1个小孩，其中有4成是非婚生子。最高比例的北欧国家和法国为50％，美国为40.6％。而位处于西欧的希腊和南欧的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相较之下，其非婚生子的生育率是较低的。

低生育率的国家大多位在东亚，包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非婚生子女比率并不高。泰国和中国的几个大都市的生育率特别低，即使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的规定，生育率仍将处于低迷状态。

非婚生子在亚洲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人们认为他们会由于缺乏适当教养而导致社会崩毁。教育程度与就业率高的女性是否因为接受信息较多，因而非婚生子时较少面临社会的压力?

美国和香港的数据显示，少女未婚怀孕和贫穷有相应关系。但有些人认为，这更是因为社会不接受非婚生子所导致的问题。在未婚生子的小妈妈比率较低的东亚国家、地区，非婚生予的经济状况也至少会介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之间，意味着在工作和经济情况允许下，社会可以接受女性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

在家庭观念强大的东亚，结婚普遍被认为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行为，而实际上，新婚、不婚或晚婚的配偶最后也只会生一个小孩。在发达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39岁的女性当中仍未婚或有小孩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间。

婚姻在中国社会仍然是构成家庭的主流价值，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女性数量少于男性，许多男人可能永远不能结婚。女性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也可能会变多，像是职业妇女提升机会多了，因此中国大都市的生育率是每况愈下。

国家育儿福利是投资而非耗损

欧洲的数据显示，女性多数希望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养育孩子，社会地位支持女性可以自主决定怀孕时间与生育对象的时候，才有意愿生小孩。

这两个因素在东亚环境下则不如预期发展，首先，养育小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为坏孕女性没有工作保障，也要承受高房价、稀少的公立托儿机构、极低或没有育儿基金的环境，然而这些福利措施在欧洲则相对健全，即使是新加坡和香港的中产阶级聘雇得起外籍帮佣，伴随着高额贷款和消费喜好，养小孩的花费仍然所费不赀。

第二，养育小孩的工作已经如此不简单，受过教育和就业的女性往往会问：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可能要忍受保守观念的配偶。

篇4

截至2012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接近2亿，平均每5个工作者（20～59岁）需抚养一位老人；20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4亿，平均每两个工作者就得抚养一位老人。

未富先老。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和美国人相差无几，但人均收入却只有美国的1/10左右，且全国只有约1/3的老人是以退休金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把老龄化问题放在中国的经济坐标中研究就会发现，中国老龄化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或是赡养老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甚至国家命运的新国情。应对老龄化问题，最主要的是给经济“开源”，激发经济活力。

老龄社会的三大“新国情”

“中国在短期和长期面临着新的国情、新的机会和挑战。但是，若从最简单的大的线条去看，无非就是三条。”王丰提出三条“新国情”：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都将放缓；政府刚性支出的需求必将加大。

在王丰看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增强了，但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的公民所期待的也不再是衣食住行那么简单，他们期待医疗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良好的空气、通畅的道路等等。

但“如果我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经济停滞在这个水平的话，将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和欧洲、日本不同，他们的经济是在一个收入水平比较高情况下徘徊，他们担心的是在高福利的情况下，福利支付不了的问题；而我们的福利体系至今还没有创造起来。另外，日本、欧洲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没有中国这么大。”王丰指出，中国处在一个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停滞的话，各方面的挑战会非常大。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王丰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经济增速放慢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要放慢。

和财政收入增长减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来政府的刚性支出的需求将要加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面对三大“新国情”，中国需要“大改革”。在王丰看来，未来中国的改革应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使中国经济能够释放出活力的改革；另一方面的改革则是包括养老体系建设、医疗制度、养老金制度、生育政策等方面的改革。”

低生育率将加剧未来养老负担

和国外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几乎没有留下准备应对挑战的时间。中国仅用了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一半的时间，就把人均期望寿命从40岁提高到了70岁，仅用了西方1/3的时间，就把生育率从每个妇女生5个孩子降到了两个左右。

王丰指出，除了过快的老龄化速度，中国人同时面临低生育率的问题，而这也加剧了未来养老的负担。

“如果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那么从长远来讲，人口年龄结构是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但是，如果每对夫妇平均生1.5个孩子，那就意味着每一代人要比上一代人少25%，年轻人减少，老年人比重增加，老龄化就会越来越严重。”王丰说。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的国家里。北欧各国、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俄罗斯和西欧很多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是收效甚微。王丰认为，应该在人口负增长还未到来之前，放开二胎指标。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赡养负担约在2040年赶上欧洲国家。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提高生育率的时机，等到老年赡养负担很重时再提高生育率，中国老龄社会则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放开二胎指标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没有多大的阻力。乐观地说，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半，即计生委、卫生部合并。然而，真正鼓励生育的政策还没有出现，使社会转变成一个家庭友好型社会的政策还没有开始。”王丰说。

长期以来，人口问题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压力，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担心，二胎指标放开后，刚刚控制的人口会继续增加。对此，王丰认为这种担心是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把人口控制在一个什么区间，中国才会好。事实上，政府不能以人口的总数作为依据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王丰说：“这些年，我国农村务农人口减少了50%以上，耕种土地减少了百分之十几，但是产量却大幅度地增加，所以，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环境污染也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经济增长更需注重“开源”

人口红利日渐消失，中国正在减速的经济会进一步放缓。

对于经济放缓后如何养老的问题，王丰指出：“尽管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是怎么抚养老年人的问题，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是如何‘开源’的问题，就是在人们健康长寿的情况下，怎么样能有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具有持久的活力的问题。”

如何“开源”，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王丰认为，首先要平衡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在更大的市场空间里，国民共进，实现双赢，使社会更有活力，让更多的人来创造。

篇5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劳动力供求现状[1]

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国家限定的劳动年龄界限内的人口，不同国家对劳动年龄有着不同规定。下文采用国际统计口径，统计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人口。由于在校学生（在校学生是指在适龄劳动力人口范围内，由于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而不能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丧失劳动能力者，这些人不能参加劳动，计算劳动力供给数量时应予以扣除；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应该计入劳动力供给。2010年，泰州市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3 402 197人，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规模总共为184 940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口40 880人，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人口为212 840人。劳动力供给=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超龄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对于2010年的就业人数2 771 660人，存在超额供给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一）相关人口预测

根据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为28‰，2010年为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因此，假设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200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9∶1，201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7∶1，假设未来新生儿的性别比=（1.19+1.17）/2=1.18。在假设泰州市人口性别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迁移规律不变的条件下，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算出相关年份的总人口，计算出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劳动参与率预测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是计算这两者之和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泰州市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33 897 81人，就业人口2 963 060人，失业人口90 550人，劳动参与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3 402 197人，就业人口2 771 660人，失业人口56 150人，劳动参与率83.12%，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经济现象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参与率必然呈下降趋势，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变动规律，考虑到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前未富先老的实际情况，预测泰州市未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83%不变。2010年，65岁及65岁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212 840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663 080人，劳动参与率32.1%，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

（三）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老龄人口×老龄劳动参与率据此计算出泰州市劳动力供给数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计算结果显示，2015年后劳动力总供给数量逐年减少，2050年时劳动力总供给数量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劳动力需求数量预测

（一）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预测

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一般用就业弹性系数来反映。如果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L表示劳动力就业数量，则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E=ΔL/L/ΔGDP/GDP。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计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数量和总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业数量比上年减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处于经济下降期，虽然GDP年增11%，但就业依然受大环境影响而减少，就业弹性为负值。2004—2008年经济上升期，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达5.8%，就业弹性为正值并达到最高点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经济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两年劳动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长水平，对应的就业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极小。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性，假设今后每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考虑到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假设一个经济周期中4年是经济下降期，6年是经济上升期，取经济周期下降期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值-0.077为一轮周期中4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取经济上升期就业弹性系数的平均值0.209为6年的就业弹性系数。

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周期也密切相关，用上文取弹性系数方法，预测经济下降期GDP增长率为12%，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5%，考虑到长远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增长进步为集约式增长，增长率不会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为经济增长率高方案进行后文预测。根据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国情，本文预测中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8%，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0%。预测低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4%，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6%。

（二）劳动力需求预测

某年劳动力需求人数=上年劳动力需求人数×（1+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三种不同GDP增长方案和就业弹性，计算出泰州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合劳动力供给，计算出对应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劳动力供求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发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长率，2015年泰州市劳动力供给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劳动力依然超额供给11 786人。从2020年开始，不管按照哪种方案的增长率，劳动力供给都是短缺状态。2030年高方案显示劳动力短缺超过100万人，其他两种方案短缺不足100万人。三种方案皆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前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好的地区，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弃了生二胎指标。2000年，泰州市总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1.02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长此以往会导致人口不断衰减。如果泰州市按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总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0—14岁人口持续降低，而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长，2035年达到最高点1 130 637人，然后开始递减。自2040年开始，人口比例进入稳定期，0—14岁人口占总人口8.4%左右，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55%左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36.6%左右，社会抚养比维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泰州市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前文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表1第8列显示老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的话，劳动力供给短缺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变化差异较大。有些行业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农林牧渔业对劳动力需求在2000—2010年间以每年7.28%的速度递减。有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7%，房地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11%，批发和零售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6%，建筑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5.4%，金融保险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1%，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4.8%。上述行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需求数量较多，这些行业的不断发展也会使劳动力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

四、促进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对策

（一）放开生育政策

为了避免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开的阶段要注意人口的发展质量。例如，从现在起到2020间前可适当放开生“二胎” 的政策。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育龄妇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稳减少。因此，可以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为该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大幅度降低，这时全部放开生二胎政策比较合适，不会使人口有突然的爆发式增长。同时，要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生育观念会发生改变，例如，养育孩子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完善等都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届时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刺激人们生育二胎。

（二）优化产业结构

每个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和数量均有不同，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劳动力供求平衡。首先，应提高第一产业生产率。例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配合相应制度保障，使更多农村人口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其次，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在2020年以前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力超额供给问题；在2020年后，要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来提高生产率，大幅度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篇6

为生二胎,再婚夫妻生歪计

柳玉芬与曹宇原是夫妻,生有一个女儿雯雯。2007年7月,柳玉芬和曹宇因性格不合,便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儿由曹宇抚养。离婚后,柳玉芬除了定期探视女儿外,与曹宇没有什么来往。后来,在朋友的撮合下,曹宇与长自己2岁的夏亚梅组成了新家庭。夏亚梅不仅对丈夫温柔体贴,而且视雯雯如同己出。

虽说十分疼爱雯雯,可夏亚梅十分想要生个孩子。她担心曹宇对自己产生误解,就一直把这个愿望藏在心底。结婚一年多了,夏亚梅决定探探丈夫的想法。一天晚饭后,夏亚梅挽着曹宇的手臂说:“要是我能和你有个小孩就好了……”曹宇顿了顿,又叹了一口气。

见丈夫有些犹豫,夏亚梅立刻保证:“就算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绝不会亏待雯雯的。”曹宇解释道:“我知道你不会那样,但我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呀。”

他们虽然在生孩子的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是如何既能生小孩又不被罚款呢?曹宇突然想到,如果把女儿的抚养权变更到前妻名下,不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吗?他们想制造一个“无子女夫妻”的假象,以便符合生二胎的条件。但是,曹宇想,前妻肯定不会帮忙造假的。

几天后,曹宇夫妻想出了一条自认高明的“妙计”:由夏亚梅冒充柳玉芬向法院曹宇,通过法院调解,将雯雯的抚养权变更到柳玉芬名下。

主意既定,他们便着手实施。曹宇用原结婚证上柳玉芬的照片,通过别人伪造了前妻的身份证。2009年4月3日,夏亚梅持伪造的身份证,以柳玉芬的名义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权关系诉讼,理由是:因考虑女儿今后的成长、生活环境等因素,希望由她来抚养女儿。

4月8日,江阴市人民法院组织曹宇和“柳玉芬”进行调解。对于法官的提问,他们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对于抚养关系变更的原因、抚养费的数额,以及探视女儿的方式,双方都十分默契。法官虽然觉得这对“前夫妻”的表现有些奇怪,但又看不出其他异常之处,所以当日便作出调解,确定雯雯改由“柳玉芬”抚养。曹宇夫妻喜出望外,第三天便拿着调解书向计划生育部门递交了生育二胎的申请。

捍卫权益,前妻诉诸法院讨公理

4月22日,就在等待生二胎申请审批时,曹宇夫妻接到了承办法官的通知,要他们到法院谈话。

原来,承办法官无意中得知,曹宇在调解结束后不久便递交了生育二胎的申请。这引起了他的怀疑,立即调出卷宗审核。他发现,时的身份证上的柳玉芬照片与到庭参加诉讼的“柳玉芬”不仅不太相像,而且身份证有伪造的迹象。承办法官再结合在案件调解过程中两人不太正常的表现,便对“柳玉芬”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法官把曹宇夫妻叫到法院,晓以利害,告诉他们伪造身份证是一种违法行为,可能会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并建议他们向公安机关自首。为了求得宽大处理,曹宇夫妻承认伪造身份证制造了虚假诉讼,并向法官表示他们是为生育二胎才出此对策的。6月3日,江阴市人民法院以夏亚梅不具有资格为由,裁定驳回了夏亚梅请求,并依法对他们各罚款1000元。

事发后,曹宇和夏亚梅向市地公安局自首。考虑到两人伪造身份证的目的仅为生育二胎,市公安局只对他们进行了行政处罚,决定罚款200元。

事情败露后,消息不胫而走。柳玉芬得知后,十分气愤。她认为,前夫及其妻子的行为已严重伤害了女儿的自尊心,也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权。10月9日,柳玉芬来到江阴市人民法院,将曹宇夫妇推上被告席,要求他们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

11月13日,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曹宇夫妻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歉意,当庭向柳玉芬赔礼道歉,但对于柳玉芬的赔偿要求却不接受。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曹宇夫妇支付柳玉芬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题图与本文无关)

篇7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公共资源

一、研究背景

（一）独生子女政策弊端初显。受“独生子女”政策约束，我国出生率降低，相应1979-2015年出生人口减少，适龄劳动力发生变化，对此后二十年劳动力补充产生一定不良影响，人口红利也会随之下降；出生率、死亡率“双低”直接导致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养老支出上升，养老负担加大，“4-2-1”家庭养老问题尤为显著。

（二）“两孩”全面开放下适宜生育家庭的转变。在“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背景下，我家庭生育观念转变，大部分家庭认可“一个就好”生育标准，少数家庭选择丁克。同时，适龄生育家庭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受高养老成本、高工作生活成本、都市生活压力加大和长期“单胎”生育观等的影响，仍有很多家庭对“两孩”生育反应平淡，“两孩”全面开放局部遇冷。

二、现状分析

（一）对社区整体生育意愿分析。由问卷数据分析，问卷总量中生育意愿均值为1.39更贴近于不打算生育的赋值1，因此社区的整体生育现状为多数家庭都不想生育二孩，生育现状较为严峻。

（二）生育二孩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关系。由调查数据可发现高学历家庭多集中于不确定自身将来是否会选择生育二孩的区域，究其原因可能与其受教育程度有关，多对国家政策持观望态度，且考虑因素较为长远。

（三）理想子女方面。 经数据分析理想子女方面，对子女性别有一定偏好的家庭仅占6%（偏好为男或为女），多数家庭的选择并没有特定的性别偏好，说明天桥街道的男女观念较轻。

（四）父母对于生育二孩的态度。计算问卷父母对于子女生育二孩态度的均值，发现为1.81，介于反对子女生育二孩和中立之间，说明社区当中赞同子女生育二孩的父母数量并不占优势，与固有观念老人期待多子相悖。

三、结语

（一）天桥街道居民二胎生育意愿不高，多数态度为不生，或犹豫不确定是否生育二胎。

（二）天桥街道居民的生育意愿受理想子女数量，父母照顾子女的能力，丈夫健康水平，妻子健康水平等的影响，其中受理想子女数量以及父母照顾子女的能力影响较大，表现为理想子女越多，父母能够照顾子女的能力越大，天桥街道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

（三）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二胎政策下，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与精神承受能力，与孩子教育质量双方面考虑下，父母更愿意集中有限的资源给一个孩子提供更加优良的教育与生活。

（四）交由父母帮助抚养孩子的传统依然存在，但上一辈逐渐意识到晚年生活，丰富的社区活动让他们从原有的儿女附庸的角色中走出来，帮助再度照顾孩子的意愿降低。二胎政策下，父母是上班族，孩子由谁照顾照料呈现难题，也阻碍了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

四、建议

（一）提高教育水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当今子女多数已不是“放养型”，而是“精养型”，随着经济成本增加，加上子女从小就要面临各种竞争，父母对于养子女的焦虑度也在变高，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应需要更高。 “与其多生一个降低生活质量，还不如好好培养一个呢。”子女的主要投入多在教育方面，政府的教育体制改革，对教育产业的投入与扶持迫在眉睫。

（二）政府要权衡利弊，完善社会养老制度和儿童的基础教育压力，减少家庭所要面临的压力，稳定社会，使之健康发展。问卷调查对象家庭适龄生育者多是独生子女，二胎情况下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大大增加，其未来将要面临的赡养抚养压力不仅仅是双方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两个子女，如此一来，2人将会承担整个家庭八个人的生活压力，这对整代人都是不容忽视的挑战。除此之外，二胎政策的出台每年新生人口将大幅度增加，总人口数量增加会给公共服务资源带来挑战，要做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应对准备。这就要求当地在推进全面二孩的过程中，适当的调整本地公共资源，以适应全面二孩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公共资源短缺压力。

（三）政府引进投资，引导社会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父母抚养子女观念的淡化，引起的是对二胎政策所带来的“二胎产业”所需要的社会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关注，托育机构缺乏并且过于昂贵，导致幼儿照料困难，严重影响自身的职业发展。原来由政府、单位和街道等举办的托儿所已基本销声匿迹，一些幼儿园的托小班规模也很小、不少招收托小班的幼儿园对婴幼儿的年龄也有较严格的限制，只招收2岁半及以上的幼儿入园。目前这种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托幼服务萎缩的现状难以满足父母对“托儿”的需求，这项托幼服务的短缺在客观上常常造成母亲被迫延长产后休假，中断职业生涯，增加生育的情况，会极大的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政府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本地现状，以引导建设社会公共服务，且适当的可以引进投资，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但这种情况下亦应该建立相关的监督监管机构，以保证政策的正常进行。

【参考文献】

[1]宋全成，文庆英.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意义、现状与问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122-129.

[2]麻建玲.“二胎时代”的家庭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建议[J].新课程（上），2015（04）：186-187.

[3]张亮.城市居民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5）：92-96.

篇8

一、我国计生过程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所谓逆向选择，本文借用生物进化现象，是指由于人类人为控制和干预人类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产生不利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活动。我国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产生了地区分布、城乡人口的逆向转移，性别比严重失调，代际机会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独生子女逆向奖励，人口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1、地区逆向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实践证明这种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是与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资源的分布相适应的。西部虽然地域辽阔，但气候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不适宜生存，生态人口脆弱，人口承载力很小；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资源开发利用较早，后备资源有限，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吸纳能力有限；东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对人口和劳动力具有很强吸纳能力。有关专家测算，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而东部地区则处于富余状态，即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远远超过了东部地区。所以，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规律。而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却形成了逆向转移。当然这种转移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流动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力增长速度差异形成的。东部经济发达，生育率较低，发达地区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育率却较高。据统计，1978--2003年全国净增的3.25亿人口中，东部占了34％的份额，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东部的增长份额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区却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东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转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转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转移了7.1％。

2、城乡逆向流动

劳动力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业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但在我国由于生育政策的结果却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逆向“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逆向流动，是由于城乡人口增长的速率差引起的。据统计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城乡妇女总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缩小为1.3，目前，差异进一步缩小，但仍达到1.1(城市为1.2，农村仍高达2.3)。如果按每年转移1300万农村人口计算，计划生育40年，仅生育率差导致的城乡逆向流动人口就占转移总人口的80％，几乎相当于转移人口的总和。可见生育政策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多么巨大。如果以城乡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教育和卫生条件差异来看，由于生育率差异导致的3亿左右逆向转移人口，无疑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的总体素质，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总量和难度。

3、性别逆向选择

按照国际社会定义，一般男女性别比在1.02―1.07之间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较高，人类在生育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选择，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导致的性别失衡。从我国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性别比就开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别比就出现了异常偏高的现象，一直持续增长至今，预计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而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强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时期，1984年以后虽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还是更为严格。我国性别比异常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东部较高；农村、小城镇较高，而大中城市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新疆，贵州、内蒙、云南、宁夏、黑龙江较低在110以下；而陕西、广西、海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苏、福建、河南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区在110-116；全国分市、镇、县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际机会不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波动，形成了我国代际生育水平的差异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水平就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由于生育水平自然降低的趋势是渐进和缓慢的，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而在我国，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是政策强力干预的结果，加之生育政策波动较大，因而生育水平的下降对人们的生活和代际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代际不公现象。我国计生政策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1973―1980年“少、稀、晚”时期，1980―1984年，“一孩化”时期，1984―1999年，政策调整时期，1999年至今，低生育时期。第一个时期，政策到位，执行有力，效果显著。人口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第二时期，是一孩化强力推行的特殊时期，但效果很差。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到1990年升至2.6。第三时期，由于政策调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生育，加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抑制效应，生育率开始逐步降低，到1999年已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2000年至今是我国生育政策趋于稳定、完善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效应下，生育水平降到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正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生育水平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而80年代以来的严格的生育政策，不仅产生了独生子女问题，而且引发了“婚姻挤压”、就业困难、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未富先老、老龄社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代际之间的机会不均、权利和义务失衡现象，人口安全隐患增多。

5、家庭逆向淘汰

家庭逆向淘汰的典型表现的就是“越穷越生”，地区和城乡的逆向选择只是家庭逆向淘汰的宏观表现。据笔者观察，目前媒体报道的贫困问题大多与多子女生育相关，据笔者调查，目前高校贫困生独生子女几乎为零，而大多为2-3胎生子女。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为2.3，一对夫妇平均为2个多孩子。而城市则只有1.2―1.6个，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比重超过一半。家庭

的逆向淘汰，不仅加重了贫困家庭负担，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不和谐因素之一。家庭的逆向选择问题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子女户(计划外生育户)多数在农村，基本在“非单位人”家庭，多出现在贫困家庭，说明了我国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说明了我国以处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诱导机制，在遭遇到贫困时的无奈和失效。因为，现在农村居民已经没有单位的行政和经济的强大约束，原来在体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机制已不能有效地在解体后发挥作用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已经严重削弱；以处罚为主导的计生管理模式，在遇到贫困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在处罚成本接近零的条件下，再大的处罚力度都是失效的；在遇到非单位人时，超出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和管理成本，管理处罚已经很难有效落实了。

6、社会逆向鼓励

家庭的逆向选择已经充分暴露了现有的以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手段的问题。现有的生育正向鼓励政策与行政处罚相比，鼓励政策显得苍白无力。城市独生子女可以拿到每月10元的独生子女费，这对于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城市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吸引力可言。之所以城市人计划生育做得好，主要是因为行政处罚对于城市人(大多属于单位人)成本高昂，加上城市人观念比较现代，较高的发展水平带来了越来越强的生育抑制效果。高昂的子女抚育费用、激烈的工作竞争、较长的教育年限以及高昂的生育成本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疑越来越替代生育政策发挥节育的主导作用。而对于农村人口，不但处罚成本很小、生育成本低廉，而且生育可以带来可观的福利收益：人均多份耕地、养儿防老、分担劳动强度、适度的规模养育效应等等。所以现行的计生政策导致很强的逆向选择：多子女户主要来自贫困农村、体制外家庭。从现有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制来看，社会媒体关注的贫困群体大多有多子女的背景，社会救助对象大多是多子女家庭或多子女本人，而救助强度常常高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奖励，甚至高于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福利，实际上，这就变相鼓励了多子女生育而抵消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优惠。

7、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的逆向选择

我们在欣喜地看到我国计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时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问题：生育质量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以及劳动力后备不足、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计生工作的根本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把计生工作的任务简单等同于控制人口的数量，而忽视了人口的结构优化和质量问题，这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会给计生工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由于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在生育政策的“后移效应”作用下，未来几十年我国将面临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的挑战，人口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目前乃至今后40年，我国正面临后备劳动力增速下降和老年人比重过快上升、人口结构日趋恶化、劳动力短缺、社会赡养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滑，我国人口红利将提早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负债”时代。为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达近1/3的人口红利的快速衰竭和老龄化的急速推进，使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养老制度等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2)人口红利日益衰竭，劳动力面临短缺挑战。虽然我国劳动人口可以持续增长到2016年，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目前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1％)，只有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显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地区的许多农村里。16―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剩余的劳动力了。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趋于上升。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四个季度中，该比率最低时为0.65―0.75，到了2004年提高到0.89―0.94，在2005年前2个季度达0.94和0.95，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可见我国劳动力利用空间迅速缩小，劳动力开始由结构性短缺趋向总量短缺。劳动力短缺不仅挑战着我国的现有的劳动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对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3)未富先老，独生子女老人养老风险突出。最近几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正以0.3％的速度进推进。200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40年我国老龄人口达到峰值4.3亿，比重将达30％，也就是说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而劳动力的抚养比将高达2/3。届时我国人均GDP约5000美元，也就相当于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届时，我国将是第一个在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率先步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国家。我国将面低水平社会保障条件下的最大人口的养老问题。我国约1亿独生子女也将先后步入老龄，这些老人将面临巨大的家庭养老风险。

(4)劳动力未来短缺与目前劳动力增长总量过大的矛盾突出。据预测，我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5亿人左右，其间我国人口将增加2亿左右。而劳动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点，将超过10亿人。近期我国人口增长压力仍然很大，就业问题将异常突出，因而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将不容丝毫懈怠，而远期我国将面临深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未来20年，我国计生工作将更加复杂和严峻：总量控制与人口结构优化矛盾异常突出，人口质量现状与我国人口快速转型还很不适应，人口储备与未来劳动力需求存在着越来越突出的缺口。

二、产生“逆向选择”的政策原因

我国计划生育过程中产生逆向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有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原因，但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与我国的计生政策、管理体制和计生工作相联系。

1、不统一、不稳定的计生政策，加剧了人口地区、城乡分布的不合理和代际不公

我国长期以来事实上执行的是有差别的计生政策。目前，这种差别仍然十分显著：在城市执行的是一胎生育(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在农村执行的则是有差别的二胎政策(多数省规定，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云南、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等省(区)规定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农牧民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这就鼓励了政策性人口城乡逆向转移。由于农村特别是边远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政策，导致了城镇化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

之间的人口逆向转移。由于实施计生政策的前三个10年执行不同的标准的政策，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执行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城乡“一孩化”政策导致政策断层，增大了居民的政策不可预见风险，所以在80年代出现扎堆“抢生”和“强生”现象，导致生育率短期内大幅度回升的逆向选择，从而加剧了代际不公。而在大多数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例外”生育(头胎为一个女孩)，在现代技术手段支持下，出现了选择性别生育的异常想象。杨菊华博士的研究显示：在推行女孩例外制省份和地区，儿童性别比最高，而且，生育政策越紧的地区，老龄人口比例呈越高的趋势。

2、现代科技手段的滥用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口的性别比偏高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应对男性死亡率较高的男性出性别比偏高的生育规律，在现代科技普及、婴幼儿死亡率很低的今天，却形成了令人尴尬的性别失衡问题。当然，中国近年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现代技术手段的不合理滥用导致的。上世纪80年代，B超技术开始在城乡普及，助长了具有强烈男性偏好的居民在生育中非法采取人工性别选择。80年代初，该技术由大中城市、小城镇到农村，由信息交通便利的地区扩散到边远地区，而性别比偏高的分布情况恰恰印证了现代技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普及影响，由于大中城市的男孩偏好较弱，在技术普及的早期影响较小。有关研究也证实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男性偏好、传统文化、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异等因素均无关，是由于人为干扰胎儿性别引起的。

3、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工作模式越来遭遇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冲击

我国近40年生育政策的实践说明，在计划条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处罚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效率低下、容易引发激烈冲突，而且在过分严厉的政策条件下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在较好的社会保障环境中会产生逆向鼓励。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说明，较宽松的生育政策却导致生育率下降，而且保持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国外实践也说明，不采用行政处罚强制手段，依靠经济发展和利益诱导，同样可以取得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⑧，证明了“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手段”的道理，而且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4、违背人口规律、盲目急于求成的计生工作，加剧了人口安全隐患

回顾我国计生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计生工作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的波动和挫折，都是由于违背人口生育规律、急功近利导致的。从我国人口现状来看，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计生工作过分强调控制人口的总量，而忽视了人口的微观结构优化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给我国人口安全留下了诸多隐患：未富先老、老龄化过快，性别比过高、代际不公，人口红利衰竭过早、人口质量不高，人口结构转型过早过快、结构矛盾突出等。

三、纠正和应对“逆向选择”的政策建议

1、建立统一稳定可预期的计生政策，确保我国人口的平稳转型

面临着我国人口结构由青年型快速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型，我国生育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因而，为保证我国人口转型的平稳过渡，更需要加强政策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及早建立统一稳定的可预期的生育政策，才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生育环境，有效防止逆向选择的最佳选择。

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低生育水平的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所以要充分利用多元社会的利益诱导机制和发展对生育的反向作用，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并完善适应低生育水平的计生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适时诱导人们合理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

3、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人口出生质量

转变计生观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干预人口生育的功能，提高人口的出生质量。要吸取计生工作的教训，把计生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的质量上，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的手段坚决杜绝导致逆向选择的人工干预，建立科学有效、覆盖全民的防御缺陷生育、保障零缺陷生育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4、适时放开二胎生育，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

从法律和权、责、利对等的角度看，有差别的二胎生育政策，是有违公平精神的，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生育覆盖的主要是农村和边远省区，而且这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较宽松，事实上造成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二胎甚至多胎生育，而城市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一胎生育政策。计生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人口的逆向淘汰，而且放任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性别失衡，从而鼓励逆向选择，加剧了人口结构的矛盾，降低了人口的整体素质，拖累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拉大地区和城乡的发展差距，增加了政府协调发展的难度。所以适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不仅是对逆向选择和逆向淘汰的补偿和平抑，而且是以人为本，科学、公平、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5、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发展的生育抑制效应

综合来看，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政策。人口生育的逆向选择的背后都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原因。中外的历史经验说明，哪里的经济社会发达，哪里的生育水平就较低。我国逆向选择的“重灾区”基本都集中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人为干预胎儿性别例外)，所以计生工作的重点不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在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和乡村。因此加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是最彻底最自然的节育政策。

篇9

摘要：近年来，“人口红利”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到来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出生率持续下降，劳动力愈发匮乏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将在何时关闭。本文使用ARIMA模型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出生率进行预测并结合人口分年龄死亡率表绘制出未来中国的分年龄人口结构表，随后便可得到未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数据。本文将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指标衡量“人口机会窗口”将在何时关闭。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人口结构表

一、 引言

“人口红利”指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综合长期影响，中国这一拥有世界最丰富人口资源的大国经历着最为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将享受较为短促的人口机遇期和更为剧烈的劳动力压力。为了更好的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关闭期限，更准确的预测中国将在何时关闭人口机遇期显得至关重要。

二、 模型建立

本文拟根据真实死亡率、出生率数据预测未来人口结构表，并随之预测未来数年人口抚养比数据。由于人口抚养比数据是判断人口红利的重要标准，因此，可以就此判断出中国人口红利期何时关闭。

本文的难点在于建立人口结构表，死亡率与出生率的预测显得至关重要。死亡率与出生率真实数据截取1975―2012年间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可以看出，中国过往人口死亡率较为稳定，维持在一稳定区间，而人口出生率起伏较大，且有明显向下趋势，均值截距项显然不为零。因此，对于各年龄段死亡率的选择可借鉴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2009.11.1-2010.10.31）表。而关于人口出生率的预测则较为复杂，本文拟采用ARIMA模型对其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以尽可能真实的预测出至2030年的人口出生率数据。本文中AR模型的建立依靠Eviews软件完成。

人口结构表的建立依靠于人口学公式Pt+1，x+1=Pt，x×（1-qx）完成：

其中Pt，x，Dt，x分别表示t年初x岁的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如果以qx表示x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表得到。只要通过出生率预测数据得到未来数年的零岁人口数即可根据以上递推公式得到未来人口结构表。

在得到人口结构表后，未来抚养比预测就较为轻松了，主要依靠以下抚养比计算公式获得：GDR=ODR+CDR，其中GDR为人口抚养比，ODR与CDR分别为老年抚养比与少年抚养比。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将劳动人口年龄下限设为18岁，即法定“成人”的年龄下限，而上限定为65岁，主要为了体现出国家关于退休年龄的延迟意愿及趋势。

三、 实证分析

（一） 人口出生率预测

本文中的人口出生率预测基于中国统计局1975―2012年真实数据，预测期为2013―2030年，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预测期是因为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指出，中国人口问题将在2030年左右最为严峻。而本文中模型未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所带来的影响，都阳（2005）[2]认为，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已不复存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取而代之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不考虑“单独二胎”政策的影响合情合理。

下面本文将运用ARIMA模型对2013年起未来数十年的生育率水平进行预测。首先，对采集自中国统计局数据库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分析。本文进行ADF平稳性分析时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设br表示生育率序列。由于生育率序列（br）是二阶单整序列，而其对数序列[ln（br）]为一阶单整序列，所以本文选择对ln（br）建立ARIMA模型。ADF检验结果可见ln（br）为滞后阶数p=9（AIC准则确定）的一阶单整序列。

另外，由相关图可知，Δln（br）序列的自相关系数为一阶截尾，偏自相关系数为2阶截尾，则选取模型的阶数p=1，q=2，建立ARIMA（1，1，2）模型。

Δln（brt）=-0.01+0.47Δln（brt-1）+εt+0.52εt-1-0.48εt-2

R2=0.53D.W=1.9

对所建模型进行检验，可以从相关图中看出模型的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并且模型的各项统计量也很好。为了使预测值更为精确，对本文中所述ARIMA模型进行静态滚动预测，经过拟合状态检验，显示拟合真实值与拟合值较为同步。

（二） 按年龄分人口结构表建立

为了建立按年龄分人口结构表，必须先得到预测期间零岁人口数，由于出生率的成功预测，本文结合门可佩，曾卫（2004）[3]对未来近二十年（2013-2030年）中国总人口规模的预测得到了所需要的预测期间零岁人口数。本文随后根据上文模型建立部分提到的人口模型递推公式综合所得到的数据得到了分年龄人口结构表，其中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表得到。根据分年龄人口结构表便可轻松获得人口抚养比的预测数据，由预测数据可见，作为“人口红利”指标的抚养比在2013年达到最低的0.42，随后急剧上升，到2015-2020年期间达到所设定的临界值0.5，这就说明，“人口红利”在2015年后迅速消失。

四、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15-2020年期间关闭，届时中国将同时面临巨大的老龄化压力，社保金缺口问题将更为突出。事实上，老年人和少年人口虽然同为被抚养人口，但他们之间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少年人口是潜在的劳动人口，而老年人口是永久退出劳动的人口（田雪原教授（2006）[4]）。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老年人口在未来逐年的比重明显大于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可见，人口红利消失后所带来的劳动力问题将是持久的。另外，本文为了分析方便起见忽略了劳动参与率与实际退休年龄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的实际退休年龄据估计仅为53岁，劳动参与率据《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指出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比本文估计的更早的消失。正因为如此，从现在起为人口机遇期的终结做好准备显得十分迫切。（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局.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G].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出版社，2010.

[2]都阳.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5.

篇10

关键词：老年人；居住需求；空间设计

0 引言

近年来，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发达国家对于老龄化的研究相对领先，而我国对于老龄化的问题研究起步比较晚，并没有深入研究老年人的居住空间环境。由于老年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因此室内居住空间的设计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在室内的生活质量，关系到老年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适等。那么如何建设适合中国特色的老龄居住空间是我国现阶段应继续完善的问题。

1 老年人居住空间的现状分析

1.1 我国主要养老模式

根据我国现阶段“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政府虽然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和力度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但是由于我国老龄化基数大，依然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老龄化需求；其次，由于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根深蒂固，大部分的老年人并不愿意到专门的养老机构进行养老，他们不愿意远离自己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没有子女的陪伴，只会加大老年人的孤独感、无助感以及失落感，不利于老年人安享晚年。所以“居家养老”是我国现阶段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养老模式。

1.2 传统养老照看方式发生改变

在以“居家养老”为核心的养老模式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家庭结构由原来的多子家庭向独生子女家庭转变，家庭结构主要呈现为“4+2+1”结构模式。2015年为了缓解老龄化压力，正式开放二胎政策，家庭结构将逐步向“4+2+2”方向转变。在这种新形势下，年轻人所承担的赡养责任与义务不断加重，传统的家庭养老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依托子女的照料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老年人独立在家生活的时间增多。所以，科学研究老年人的居住空间十分重要，在空间设计上通过人性化设计、无障碍设计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1.3 老年人的居住形式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结构的不同，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居住形式主要分为合居式、邻里式、独居式和养老院式。

2 老龄化社会下居住空间的设计基本要求

对于老龄化的居住空间的设计主要体现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生理方面，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的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衰退，行动迟缓，独立生活能力下降，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差，一旦改变过大，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所以从老年人的生理角度进行居住空间的设计是最基本的。其次，老年人由于机体老化、工作退休、与子女的交流过少等原因容易使老年人焦虑不安、情感脆弱，导致在心理上的空虚感、孤独感，所以在空间营造上要注意安全感的营造，注意老年人的心理变化，打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居住空间，使老年人老有所依，安享晚年。

3 老龄化社会下居住空间的设计措施

3.1 空间设计尊重老年人的居住习惯

由于老年人在身体机能、行为方式以及兴趣爱好方面与年轻人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在进行老年人的居住空间设计过程中，应该以老年人的居住习惯为出发点进行合理设计。例如，老年人比较喜欢温暖，喜欢晒太阳、看报纸等，所以这就需要将老年人的卧室布置在朝阳的方位，在窗前可以留设一定的空间用来放置躺椅。另外因为老年人有早睡早起的行为习惯，容易造成和年轻人的作息时间不协调，相互影响，因此再设计时，要考虑老人卧室的独立与私密性，满足其基本的起居活动要求。老年人大多有收藏的爱好、怀旧的情怀，所以一定要为他们留设一定的储物柜，位置不宜过高，周围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方便老年人日常的取阅。

3.2 空间设计要保护老年人的安全

相对于年轻住户而言，老年人居住空间设计的安全性是首要问题，老年人对于安全便利的要求远大于对美观的要求。由于老年人的动作不灵敏，记忆力和视力都在逐渐减退，很容易忘记关闭燃气阀门等情况，所以在防盗、电气设备安全以及紧急呼叫等安全方面要全面设计。尤其在厨房、卫生间等易发生危险的空间，安全设备采用拉线控制，便于老年人摔倒后的使用救援。在整个空间布局上，尽量避免垂直交通，遵循老年人体工程学及无障碍设计的原则，减少空间内部的障碍，家具选择圆角处理，避免碰撞，排除不安全因素，装饰材料选用环保、无污染材料，保证老年人的健康安全。

3.3 空间尺度要符合老年人的生理要求

在老年人的居住空间设计中，居住的舒适与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合理的空间尺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从自理阶段向介助阶段转变，这时候就会产生借助于拐杖、轮椅等辅助工具，所以通行空间要比独立行走时略宽一些；卫生间洗手台盆、马桶两面的墙宜在适当部位设置扶手、以淋浴代替浴缸；卫生间、卧室宜安装夜间照明灯；门的开启方式宜选择平行推拉门，方便轮椅使用者使用；地面铺装采用防滑耐磨的材料等。

3.4 空间设计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感受

老年人对室内装修的感觉还是比较敏感的，不适于采用繁杂的花色装饰，要以简洁为主。从老年人对色彩的感知度来说，空间的色相不宜选用冷色系，也不适宜使用纯度高的颜色，应采用比较古朴自然的暖色系，明度上应该比年轻使用者高一点，保证室内的亮度，便于老年人辨识，为其行动提供必要的方便，局部可以适当使用鲜艳的颜色，使其心情振奋。室内光源颜色宜选择暖光源，比较温馨，不宜造成晕眩。室内空间植物的搭配对于提升老年人的愉悦度也有很大的帮助，由于种植花草也是大多数老年人的一项兴趣爱好，所以植物的选择要倾向于健康兼顾观赏性，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如绿萝、吊兰等，可以使老年人闲暇之余通过养花种草来陶冶情操，还可以有效净化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