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校园暴力的方法范文
时间：2023-12-16 16:32: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阻止校园暴力的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江苏宿迁一读者来信咨询：最近总是在网络上看到孩子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事件，我为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家长如何才能帮助孩子远离校园暴力？
答：针对最近校园欺凌案件频发的情况，2016年5月9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决定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
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是否遭受校园暴力，当有下列情况发生时，表示孩子可能被欺凌，或是有被欺凌的危险：
1.孩子的衣服、书本等个人物品被损坏，例如有撕痕、遗失等。
2.孩子身上有难以解释的伤口，如割伤、淤青等。
3.孩子害怕到学校，或者害怕走路到学校，或者害怕参加集体活动。
4.孩子上下学的路线变得不合理，或是花更久的时间在上下学的路上。
5.孩子对课程忽然变得没有兴趣，或是表现变差。
6.当孩子回家后，经常情绪低落。
7.孩子经常以生病等理由缺课。
8.孩子睡眠质量下降，或是常做恶梦，食欲不振。
9.孩子缺乏自信及自我认同感，有忧郁征兆。
如果孩子遭受了校园暴力，你该怎么办？
1.请及时留取证据，如伤痕的照片（必要的情况下去医院开具诊断证明）、被损坏的物品（有可能会成为警方取证的素材）。
2.及时报警并通知学校，请警察、老师帮助处理和解决。家长千万不能冲动，不要以暴制暴。
为了避免孩子遭受校园暴力，家长也要有意教给孩子一些小技巧，如：对经常欺侮人的学生，可以采取回避的方法，或向教师、家长反映情况，让成人介入。家长要告诉孩子，看到校园暴力，不要正面阻止，但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老师或者报警，注意要让老师和警察替自己保密，以防被报复。
看成绩单也可能被骗？
山西太原一读者来信咨询：最近班里许多家长接到了一条查询孩子成绩的陌生短信，内容为：×××你好！你孩子4月份月考成绩及班级排名已在校园网，请及时激活查阅，并附带了网址链接，短信落款为：班主任。我点击网址后，提示操作未成功，但几分钟后银行卡却被转走了几千元钱。请问，怎样防范这些电信诈骗的风险呢？
答：近年来，电信诈骗一直高频率出现，除了孩子成绩，还有帮萌娃投票等，这些都是抓住了受骗人的心理。家长爱子心切，看到与孩子相关的信息时很容易因为“关心则乱”而放松警惕。骗子利用短信将木马病毒植入到链接中，不知情的家长在点击后木马病毒被植入手机，趁机获取手机里银行卡的信息后，实施盗刷获利。
篇2
在唏嘘被害人的悲惨遭遇与痛恨行凶者令人发指的行径的同时,有人提出媒体的报道可能是造成类似案件接连出现的原因之一,并认为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应该“淡化处理”、“冷处理”,不做或少做报道。对此,《南方周末》评论员长平在《杀童案报道的媒体伦理反思》一文中表示不赞同。他认为:公众知情、引发关注、对管理者起警示作用、对潜在犯罪者示以警戒和震慑,均是媒体报道的理由(参见《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30日)。笔者基本认同长平的观点,因为“如果新闻事件是人类生活的镜子,那么,那些阻止或回避记录我们生活中重要事件的新闻事业为我们提供的却是扭曲的社会图像”。但同时笔者也认为,不应完全忽视媒体报道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那么,如何确定媒体报道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继而确知报道的负面影响并总结预防报道负面效果的报道思路,是本文希望探讨的三个问题。
一、校园暴力犯罪与媒体报道之间相关性分析
当某一犯罪行为发生后,由于媒体报道产生的广泛轰动效应,是否是同类犯罪行为短期内密集发生的一种诱因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密集度、行凶者选择犯罪目标、犯罪手法具有极高的相似性来看,人们很容易得出“与媒体报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猜测或假设。由于缺乏足够规模的调查样本和数据统计,本文仅借用一个小型调查及国外相关案例,来说明这种猜想和假设的存在。
先看一个网络调查: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张大伟曾在人人网做过一个小型调查。调查题目是:“针对近期连环幼儿砍杀事件,媒体的广泛传播是否在‘引导’犯罪”调查从5月12日开始,那时已有6起校园暴力案发生。截至5月29日,共计参加人数163人。回答选项一,认为“是,有关系”的120人,占73%;回答选项二“不,完全没关系”的11人,占6%;回答选项三“说不清”的32人,占21%。
这个小型调查题目、选项均比较简单,调查对象身份也很集中,即人人网的用户。人人网是一个社交网站,尤以中学生、大学生群体为主。结合调查者张大伟的新闻学院研究生身份,不排除部分调查对象是他的朋友和同学。因此,统计结果及意见,很难说能够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看法。但却也可以证明,确有不少人认定这里存在着某种关联。
在此,本文进一步将这一调查结果与部分新浪微博上的观点结合,将“媒体报道与犯罪行为关系”的态度及认知分为以下三类:
观点1:立足于对媒体的职责和报道动机的理解,可称“动机论”。认为杀童案接连发生与媒体的报道方式完全无关,媒体应当坚定履行对公众知情权负责的报道义务,而对媒体横加指责,则有妖魔化媒体之嫌。具体意见包括:“新闻的报道和校园血案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和日本人来搜查中国人时,因为小孩哭而暴露了目标差不多。我们能谴责小孩,将他杀了”(潇湘晨报袁复生,4月29日)“报道没有合理不合理之说,依照事实还原事实地去报道就是合理的,这样才能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人人网,王子强,5月13日)持这一观点的人强调指出,“这类事件显然不是靠媒体的自省或者规避报道就可以做到的”。“媒体还报道杀人者瞬间被执行死刑了呢,也没对后继者产生多大的威慑作用。媒体有报道事实的义务,公众更有知晓事实的权利。”(人人网,程海礁,5月13日)
观点2:校园凶杀案的一度密集出现,与媒体报道方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种观点持有“效果论”的立场,强调了媒体要对报道效果负责,并采取“以果溯因”的思维方式,主张对报道方式加以反思。在调查中,持这一观点的占绝大多数(73%)。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宋燕在5月2日的博客上就很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郑民生和他的后继者们一个一个登场,可怕的消息一个一个传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人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郑民生的后继者是受了他的启发,因此在这件事上,首先应该保护信息传播的畅通。可是这‘没有迹象表明’有多大程度证明他们之间的无关”另有观点认为:“媒体应从自身来探讨报道的合理方式,如何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情况下,兼顾公共安全,确保信息不被歪曲利用。”(人人网,张大伟,5月12日)
观点3:媒体报道确有不妥之处,即过分自然主义地反映了事件本身以及作案者的背景和意图,而缺少必要的道义评判。这种观点大体以动机和效果的关联来看问题,着重指出媒体在维护人的安全和正义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对待类似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更应从人的生命权的角度对行凶者的恶劣行径给予痛斥,而不是为行凶者的行为找背景和理由。如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程鹤麟所说:“有再多理由也不能成为掩饰肆意剥夺年幼生命的借口!没人有权利杀害无辜儿童。千万别再问是谁把人逼成兽。对这种丧心病狂的凶徒,人人得而诛之。”
在这三种不同的意见和态度中,我们应该怎样把握是非曲直呢
不妨再看下一个国外的案例:
这是美国《时代》周刊(Times)1989年的报道。1989年1月17日,美国加州的一名同性恋、吸毒者、有犯罪记录及精神疾病记录的Patrick Purdy闯入当地一家小学(Cleveland Elementary School),持AK-47型号的半自动枪支,打死了5名学生,另有29名学生和教师受伤。之后他用一支9毫米的手枪自杀。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媒体报道相对保守。《时代》周刊仅提供了基本的事件。一周后,由于Purdy事件得到持续关注,《时代》周刊在2月份以《全副武装的美国》(Armed America)为题,做了一期封面报道(如图),内页有超过6页纸的详细内容。作为新闻由头,文章提到了Purdy所使用的武器型号,同时也公布了Purdy的名字。8个月后,9月14日,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名叫Joseph Wesbecker的人闯入了一家印刷厂,他手里所持的武器型号和7个月前Purdy所使用两支枪一模一样,均是AK-47半自动步枪、9毫米手枪。在这次的杀戮中,8死13伤。事后,警察在Wesbecker的家里发现了《时代》2月6号刊,Webecker还在标题下划了线。警察提出:Wbsbecker几乎用了7个月的时间制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当然,除非犯罪人自己承认,笔者觉得很难说《时代》2月刊的封面文章正是这个人行动的诱因。但在排除《时代》周刊对此行为负法律责任的同时,不能完全排除的是媒体报道的道德责任:即报道对于潜在犯罪人间接的影响。
二、警惕“媒体示范效应”
暴力犯罪案是犯罪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种类。由于犯罪报道内容性质均比较严重,会对社会或人员造成重大伤害,同时报道数量的多寡和报道程度的深入,又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秩序是否稳定、个人生命和财产是否安全的问题,因而一直是国内外媒体和受众特别关注的一个报道领域。一般意义上,犯罪报道可以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性犯罪等。暴力犯罪可依据犯罪嫌疑人的行凶方式划分为枪击案、纵火案、持刀案或是其他钝器伤人案,等等。4月23日的南平案及之后发生的案件均属于校园持刀(钝器)暴力犯罪案件。
由于美国允许私人合法持有枪械,因此美国的校园暴力犯罪更多的是使用枪支,比如发生在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和1999年发生在科伦拜恩中学的枪击案分别是大学和中学的两个最惨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因为这类事件在美国频繁发生,有专家开始研究报道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美国校园暴力和防自杀专家,曾在美国缅因州防青少年自杀机构担任咨询顾问的科尔曼(Loren Coleman)提出了“媒体示范效应说”(The Copycat Effect)。他曾写过两本关于校园枪案的示范效应的书,在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校园枪案发生后,也因此成为众多媒体采访的对象。
科尔曼在研究中发现了这类犯罪的一些规律性联系,如校园枪击案发生的时间规律:事件往往发生在两个学年期间,如在美国秋季学期开始(8月下旬至10月)和春季学年结束时(3月至4月间)。模仿者内心有自己的“媒体钟”,犯罪发生可能会是在主要媒体报道后的一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一年、十年。犯罪行为方式的模仿性规律:模仿者会模仿以前的暴力袭击者的行为和细节,如选择受害对象和犯罪实施地点,甚至在镜子前学习某一个犯罪人射击的方式;犯罪行为的名人效应规律:名人事件有深远的影响和模仿效果,尤其是在自杀报道后;校园枪击案的对象选择规律:如果犯罪人本人是某学生团体的成员,他会将熟悉的环境和人作为目标对象;犯罪人若是校外的成年人,则会选择一个较近的学校学生作为目标对象等等。他通过这些研究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媒体报道有可能在以下方面无意地起到某种推动作用:1.对犯罪人动机的猜测,给予潜在犯罪人心理上的接近和认同;2.对犯罪方式和手法的无意识指导。
那么,在我国近期发生的系列杀童事件中,媒体报道是否存在着这样的负面影响因素呢
在南平案后,媒体发表了不少对郑民生作案动机的猜测。如:周边的人看不起他,讲他有桃花病;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辞职之后,另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等等。(中新网,3月23日)
陕西汉中案报道之后,媒体报道汉中市第二场新闻会,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因患病对生活失去信心产生了自杀和报复他人的念头。“吴焕明患有二型糖尿病、前列腺炎等疾病,并于今年3月做了包皮环切手术,思想极度焦虑、担忧,内心恐慌”,等等。(中新网,5月13日)但媒体在对犯罪嫌疑人背景加以解释时,一方面固然表现出对犯罪人的某种人道主义关怀,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容易激发潜在犯罪人认同感的危险。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理由对稚嫩儿童下手这一最不容侵犯的人道原则,在报道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笔者认为,这才是最为有害的一种忽视,它反映出媒体界道德意识的某种缺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同时,从几起事件中犯罪嫌疑人选择的行凶地点来看,几乎可以确定郑民生的“榜样”作用:将刀对准弱小的小学生或幼儿园小朋友,这种“复仇”或泄愤方式似乎更能“见效”;从犯罪手法来看,从南平案后的6起校园暴力事件,只有一起是使用“钝器”伤人,其余均为各种刀具,与郑民生的手法也几乎完全相同;还有些报道对郑民生的描述有更为具体的“指导和示范”:如“南平血案凶手被判死刑,称知道捅什么地方最致命”(搜狐,4月9日)、“‘恶魔’专找低年级学生下手”(网易论坛,5月16日)等等。不难想象,这样的报道越是详细,对于一个有着实施作案想法的人,越会是一种“指南”。
这些事实给出的提醒是,媒体不能不反思“如何报道”,以避免负面影响的问题。
三、对规范暴力罪案报道的构想
那么,媒体该如何尽力避免这些负面影响呢在基本确定报道有时会造成与报道初衷相反并导致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媒体人应当确立何种报道意识应当说,了解不同报道类型应有些什么样的报道规范,是媒体自身社会责任深化的体现。我国广播电视审议规则要求,在犯罪报道中“不将犯罪者的行为及生活方式英雄化;不以同情的基调表现犯罪,使罪行显得正当或可以容忍、接受;不具体描绘犯罪过程、细节和技巧;在法庭判决前,不作定罪、定性的报道和评论。”参照此要求,本文尝试归纳如下几条:
1.不对犯罪行为归因
媒体有没有能力对犯罪行为进行归因对于一个特别恶劣的犯罪行为,是否需要媒体对其行为给予解释我想,他们不是某天心情不好突然想起来要做这件事,而应当是有一段时间的思考才下了决心,经蓄意准备,伺机动手。媒体应报道已发生的事实,但不等于记者就可以成为一个总结者:简单地将其行凶的原因归结为失业、在恋爱中出了问题,等等。属于职业角色错位,也增加了报道诱导潜在犯罪行为的可能。此次杀童案报道中一个失误之处就在于不恰当地加以详细解释,即指郑民生的犯罪行为与其长期失业在家、单身、无女友有关。“‘有人不让我活,要将我逼疯,别人也别想活’,他一直重复‘我对社会不满’这一句话。”(《南方都市报》,3月24日)
在这一点上,其实可以参照“自杀报道”规范的处理方式。新西兰卫生部1999年发表的《自杀和媒体》,最容易引发模仿性自杀的新闻报道有以下特征:头版报道或者敏感的标题;详细报道自杀方法;对自杀而引致的身体伤残很少提及;忽略自杀者生前长期有心理不健康问题;将引发自杀原因简单化;将自杀描述为一种流行现象;使人误认自杀会带来好处等。(新浪微博,南方王世军)
2.姓名与照片须慎用
我国媒体职业化意识与水平是在近年才慢慢有所提升的,即便如此,各媒体均已达成共识的是:不渲染暴力手法和行为过程、不刊播血腥图片、保护受害人隐私,等等。与之前相比,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在类似校园暴力的恶性刑事案件中,是否应当公布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其照片是否刊播香港报业评议会在《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第三条规定:报道应避免描述自杀过程和采用手法。报道自杀者名字和刊登照片,可免则免。这一条是否可以成为校园暴力事件报道规范的参照
3.提供宣泄渠道的指导
媒体不仅仅是一个完整事实的记录者,还应当从引导人们思考的角度提供相关事实和渠道。在这一点上,在南平案后,中新网、南方都市报、中国广播网的部分文章均提到了心理疏导和安抚问题。
东南网3月24日的一个报道标题是《3月23日南平实验小学门口持刀男杀害8小孩》。报道近万字,包括遇难学生、家长、市民、心理援助、郑民生情况介绍,不可说不全,不可说不生动,但却缺乏一种更有目的的指导,即社会中潜在的那些同样有着情绪的人,应当如何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社会对他们有没有救助办法哪些机构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心中恶魔,重新唤起他们爱社会爱生活之心媒体能否提供这些方面的指导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例如日本东京有一条防自杀热线或叫生命热线,已有7000名志愿者负责接听咨询电话。但由于去年的金融危机,求助者增多,接听电话的人手仍然不够。美国各州也有同样的“自杀热线(Suicide Hotline)”,其所能发挥的情绪宣泄与疏通作用,是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的重要一环。而媒体在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应当公布“自杀热线”号码,也成为相关报道的一个共识。
因此,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或是校园凶杀案时,不仅有报道事实的责任,同时也有预防此类事件发生、发展的责任,呼吁、建议和引导的责任,包括同时给潜在的同类犯罪者提供相应的心理咨询和宣泄渠道。这种报道思路,也更加符合当前“维稳”的社会需要。
目前,我们国家对于遇难者、灾害中的受害者的心理干预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这些事后的舒缓情绪、治疗与补救固然重要,事前的预防渠道介绍则更有事半功倍之效。此类校园行凶案和自杀报道在这一点上非常接近,即在报道中,均应警惕报道内容对潜在行为人的消极影响,而应更多地提供解决他们问题的思路和具体办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美]梅尔文・门彻著、展江主译:《新闻报道与写作》第704页,华夏出版社
参见Cramer, Clayton E.(1994) 'Ethical Problems of Mass Murder Coverage in the Mass Media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9: 1, 26―42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哥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两名中学生―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配备枪械和爆炸物进入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另造成24人受伤,两人随即自杀身亡。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校园枪击事件之一
社会学硕士,于1980年至2004年在新英格兰大学(New England universities)教书,退休后,从事写作及咨询工作。
篇3
关 键 词校园欺负；人际关系；干预
作者简介刘思硕，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所谓欺负行为是一种故意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行为，它是侵犯行为的一种形式，其特点是受伤害的对象不具备有效的反击、报复的手段和条件。[1]校园欺负是指任何发生在校园、上下学路上或者以校园为媒介的社交群体内的欺负行为，是青少年当中的一种不良行为。近些年，校园欺负案件频频见诸报端，校园欺负现象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对校园欺负行为的分析，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了解青少年欺负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对广大学校、教师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遏制校园欺负行为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校园欺负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学生的人格特点影响欺负行为的发生
无论是欺负者还是受欺负者，他们在人格上都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Olweus将受欺者分为被动型受欺负者和攻击型受欺负者。①被动型受欺负者自我认同感比较低，性格内向，自尊心较脆弱，对外界的刺激往往比较敏感；攻击型受欺负者在人格特质上往往过度活跃，他们性情暴躁、易激动，喜欢挖苦别人。这两类受欺负者呈现出相似的心理问题：人际关系比较差，存在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对于欺负者，相关研究显示，一些欺负者具有较高的自我概念，通过对他人实施攻击行为来提高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综上，无论是欺负者还是受欺负者都有着不为同学喜欢的人格特点。
（二）旁观者效应的助推作用
旁观者是指某件事情的知情者、目睹者和干预者。根据旁观者行为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协助者（对于欺负者的欺负行为，不但不干预，反而协助欺负者对受欺负者进行欺负）、煽动者（不采取直接欺负行为，而是采用煽动性的语言或者行为鼓动欺负者）、看热闹者（不介入欺负行为，没有明确的态度倾向）、干预者（直接制止欺负者的行为或者向老师汇报，请老师出面制止欺负者）。
Christina等人的研究显示：旁观者的态度与班级欺负的发生频率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学生中对于欺负行为持协同态度的越多，班级出现的欺负行为就越多；对欺负行为持反对态度的学生越多，班级中的欺负现象就越少。②旁观者的态度和行为无形中会助长或者阻止欺负行为的进一步发生。
（三）同伴关系对欺负行为的影响
同伴关系是中小学生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王美芳等人的研究显示：校园欺负者在班级当中不为绝大部分学生喜欢，但是他们也有自己忠实的粉丝，为少部分同学认同和接纳。这少部分学生可能是班级中的非正式群体，他们给了欺负者比较大的社会支持。Boulton和Salmivalli的研究显示：受欺负者在同学当中同样不受欢迎，人缘比较差。当他们遭受校园暴力时，往往缺乏来自同伴群体的支持，这使得他们成为连续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③综合来看，无论是欺负者还是受欺负者，他们的人际关系状况都比较差，这是导致发生欺负行为的重要原因。
（四）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存在认知偏差
目前，一些学校的管理层、教师对校园欺负行为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一方面，对校园欺负涉及的学生人数估计不足，认为欺负只是个别学生之间的打打闹闹，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另一方面，对欺负行为导致学生的身心伤害没有足够重视，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结束，学生就会慢慢忘却，没必要过多介入。很多研究证实，常被欺负的儿童，可能会经常逃课旷课、学习成绩下降，甚至还会出现一些身心疾病。认识的不足导致对事件处理不到位，结果就变成学校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教育管理工作常常陷入被动。
（五）家庭因素对校园欺负行为的影响
家庭环境、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欺负行为有着较大影响。目睹过家庭暴力或受过身体虐待的儿童涉及欺负或被欺负事件的概率是没有这些经历的儿童的三至七倍。研究显示，亲子关系越融洽，同伴关系也会越好，学生参与欺负或者成为受欺负者的几率就越低。Anderlee研究发现，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大都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与双亲没有太多的心理上的深入交流。研究特别指出，这些孩子与父亲的关系都很疏远。④Mak的研究同样显示，感知到父母温暖、理解的青少年有着更低的违法行为。⑤因此，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也是影响校园欺负行为的重要因素。
（六）班级氛围对学生欺负行为的影响
班级氛围是指班级的和谐稳定程度，表现为班级成员之间积极互动、频繁冲突等不同层次差异。[2]班级氛围包括师生关系、生生互动、班级的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内容，是一所学校社会心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促进作用。国外有研究显示，不良的师生关系能够导致儿童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师生之间缺乏积极的情感联结可能会增加小学生的攻击行为和青春初期学生的偷窃、攻击、抽烟、喝酒等冒险行为。李丹等人的研究也证实，积极的班级氛围能够降低学生出现问题行为的频率。[3]
二、校园欺负行为的干预措施
（一）建立完善高效的干预机制
建立完善高效的干预机制能够对校园欺负M行有效的事前干预。
首先，各级各类学校应成立校园欺负干预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牵头，全体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作为成员共同参与。成立领导小组便于开展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其次，制定完善的预防和应对校园欺负的相关制度。以教育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为指导，学校、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制定反校园欺负的制度。制度制定后，提交给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经批准后，由学校统一印刷成册，教师、家长和学生认真研读学习，提升全体教师的监督意识，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对规则的敬畏意识。再次，完善校园欺负监督网络和举报机制。建立学校、班级、学生三级监督网络，充分发挥学生的监督作用，对勇于制止和干预校园欺负的学生进行奖励。建立线上线下多种举报途径，便于学生在遭受欺负时，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反映。
（二）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作用
课程是影响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资源，学校要充分发挥德育课和心理健康课的育人功能。德育教师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小学生守则、中华传统美德等内容为基础，结合一些校园欺负现象，请学生就校园欺负的危害性和应对方式进行讨论，通过研讨，提升学生对校园欺负行为的认识，提高学生应对欺负的技巧。
心理活动课和辅导课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影响学生心理和行为的课程。借助心理课，以情景剧的方式，请学生扮演欺负者和受欺负者，通过角色扮演，帮助那些有欺负行为的学生体验和感受受欺负者的心理感受，提升欺负者的移情水平。情景剧还能够将旁观者的作用呈现出来，提高旁观者对校园欺负行为的主动干预性。心理教师还可以使用多种心理咨询方法，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对于攻击性比较强的学生开展心理干预，提高学生对自己的认识。
（三）发挥心理辅导的事后干预作用
校方和教师对于发现的校园欺负行为，情节较轻的往往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情节较重的给予班规、校纪处分，涉及到严重人身伤害的由家长之间协商或者走司法途径解决。这些处理方式，看似对欺负行为起到了惩戒作用，其实学生深层的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没能从根本上消除受欺负者因受欺负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也未能帮助欺负者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和不良行为方式的成因。因此，针对校园中的欺负行为，心理教师应进行事后干预，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对受欺负者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缓解受欺负者的负面情绪，指导受欺负者学会人际交往和自我保护的技巧。对于欺负者，不应疏远、歧视、讽刺挖苦，应了解欺负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心理学的角度形成辅导方案，与任课教师、家长一起帮助欺负者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矫正不良行为习惯。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才能使欺负行为不再反复。
（四）营造良好的校风和班级氛围
校风和班级氛围是学校一种重要的、隐性的、潜在的德育资源，具有很强的渗透力、感染力、同化力和约束力，作为看不见的集体教育力量，能够从多个方面对学生进行道德熏陶与濡染，有效遏制学生之间不良行为的发生。国内外的研究显示，良好的班级氛围与欺负行为呈负相关。良好的校风和班风能够从环境上有效约束学生的不良行为，引导学生向着积极的行为习惯迈进。
因此，学校要重视自身在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关于校风、校训等优秀文化内容的积淀和传承，通过学校的重大节日营造良好的学校氛围，把各种校内、校外活动，都作为弘扬学校优秀文化和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契机，提升每一位学生的正能量。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通过班级管理和课堂教学等多种途径培养学生之间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风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使得班级内的欺负行为无处容身。
（五）重视对非正式群体的积极引导
非正式群体是人们在交往中自发组织起来的，由于共同的兴趣、感情、共同的目标等自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4]近几年，网络报道的多起校园欺负案件中，非正式群体参与的案件比例在不断上升。研究显示，相比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攻击，群体面对个体时，呈现出更强的攻击性。[5]
因此，教师要重视对班级内非正式群体的引导。了解非正式群体的性质，不排斥他们，尊重、爱护他们；有计划地通过各种学校、班级活动让非正式群体的学生突破自己的圈子，融入到班集体的大家庭中；引导非正式群体成员树立与班级发展相一致的奋斗目标，将非正式群体的发展纳入到班级发展轨道上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友谊观，减少班级管理的不安定因素。
（六）家校联手，提高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力
研究显示，那些有着良好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学生，很少会受到欺负。[6]亲子关系比较好的孩子，社会适应能力较强，能够主动结交朋友，扩大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因此，学校应利用家长会、家校活动、亲子活动等各种机会，聘请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辅导，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通过家访，近距离了解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和家长一起探讨教育孩子的有效方法；学校通过组织一系列的亲子活动，增加家长与学生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学校和老师通过学校和班级的微信群，经常为家长推送一些教育孩子的科学思想和理念，D变家长的教育观念。
校园欺负现象是长久的研究课题，校园欺负行为的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各方共同配合，才能有效降低校园欺负事件发生的几率，才能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注释：
①参见Olweus D：《Bullying at school： Basic facts and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program》，《Promotion & Education》，1994年第4期，第27-31页。
②参见Christina Salmivalli、Marinus Voeten、Elisa Poskiparta：《Bystanders Matter： Associations Between Reinforcing， Defending， and the Frequency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Classrooms》，《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2011年第5期，第668-676页。
③参见MJ Boulton、PK Smith：《Bully/victim problems in middle-school children： Stablity，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peer perceptions and peer acceptance》：《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4年第12期，第315-319页；Salmivalli C、Lagerspetz K、Osterman K、Kaukiainen A：《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 Participant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Social Status within the Group》：《Aggressive Behavior》，1996年第22期，第1-15页。
④参见金凤仙、程灶火：《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犯罪研究进展》，《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年第3期，第468-472页。
⑤参见Hoeve、Dubas、Eichelshei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and delinquency：A meta-analysis》，《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2009年第6期，第749-775页。
参考文献：
[1]陈世平，乐国安.中小学生校园欺负行为的调查研究[J].心理科学，2002（3）：355-356.
[2]Gazelle.Class climate moderates peer relations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in children with an early history of anxious solitude：A child environment model[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6，42（6）：1179-1192.
[3]李丹，宗利娟，刘俊升.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之关系：班级氛围的调节效应[J].心理学报，2013（9）：1015-1025.
[4]吴江霖，戴健林.社会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90.
[5]宋广文，刘思硕.初中男生个体攻击性与群体攻击性的差异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9（2）：98-103.
[6]陈健芷，刘昭阳，刘勇.初中生受欺负现状及其与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5）：795-799.
篇4
论文关键词 体罚 制度 法规 建议
2012年10月24日，女教师颜某双手扯住一名男童双耳，将其提起离开地面。另一位女教师童某则拍照并发到网上。浙江省温岭市公安局10月25日依法对两名涉嫌体罚幼童的女教师颜某和童某作出了因寻衅滋事犯罪被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但是在11月16日，却以颜某不构成犯罪为由，将其无罪释放。此判决引起社会热议。人们都说，教师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教师是辛勤的园丁，为祖国的花朵日日浇水。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告诉我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如此尊重的老师，父母相信的老师，为何会对学生做出此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笔者一直认为，合理的惩戒对于儿童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合理”的界限教师往往拿捏不准。校内由惩戒变为体罚的案件屡禁不止，所以本文从我国涉及合理惩戒的法律和现状说起，对比国外相对健全的法律规定，提出四点对我国校内合理惩戒完善的建议。
一、我国涉及合理惩戒的相关法律及现状
我国有关体罚的法律主要有以下三条：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与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行的法律虽然明确禁止体罚，但相关条款字义却非常模糊，在法律责任的追究上可操作性并不是很强，所以在以往即便发生了超过合理惩戒的体罚这种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也多以内部行政处分的方式解决。遗憾的是在现实中，这种可怜的内部行政处分也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这样，更使得中国保护未成年人不受过度惩戒的相关法律就没有实质性作用了。在民事上，老师对学生的过度体罚必然是一种侵权行为。在刑事上，若体罚导致学生轻伤以上，则受刑罚定罪处罚。但是对于如上述案例来说，我国刑法没有一个确切的罪名处罚他们。控方以用寻衅滋事罪起诉，由于颜某的行为并不构成该罪，所以将其无罪释放。这是我国相关法律不够规范全面的结果。
就现有罪名来说，体罚造成儿童心理及身体的伤害应如何定罪。如果把体罚学生定义为寻衅滋事，笔者认为是不太恰当地。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那么这些对学生过度体罚构成犯罪的老师该被判处虐待罪、故意伤害、侮辱罪，还是寻衅滋事罪？虐待罪指的是虐待家庭成员，幼儿、学生不属于教师的家庭成员，因此没法以此罪立案。而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条件是要求构成轻伤，体罚学生大多数是构不成轻伤这么严重的。侮辱罪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若要证明“情节严重”，对想要提起诉讼的家长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以上三种罪名是无法成立的。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牵强的使用了寻衅滋事罪有些逾矩了。所以11月16日颜某被无罪释放。虽然社会很愤慨，但是就现有法律来讲，此判决符合法治精神。笔者认为，教师如此体罚学生，有社会危害性，也有刑事违法性，更有应受刑罚处罚性，颜某是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国外有关合理惩戒的现状及态度
合理惩戒的度拿捏不好，就会成为体罚。世界各地都有教育，那么其他国家关于合理惩戒是如何规定的，是偏向前者还是后者的定义？世界各国对惩戒的态度分为三类。
（一）完全禁止惩戒
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它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目前下列国家完全禁止惩戒体罚儿童：奥地利、芬兰、拉脱维亚、克罗地亚、德国、挪威、塞浦路斯、以色列、瑞典、丹麦、冰岛、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
（二）国家允许合理惩戒
世界各国对合理的惩戒看法不同，主要争议在其是否人道和有效方面。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律规定，在学校执行教育法的过程中，可以对学生实施合理的惩戒，判例法的原则是“教师可以用合理的适度的武力处罚儿童”。美国人权法下的体罚定义是：“任何处罚，其中的物理力，并造成一定程度的疼痛或不适。”美国已经有29个州取消了惩戒教育，在对于其他21个州惩戒学生仍然是合法的，但在允许惩戒的情况下有严格的规定。美国有关惩戒的法律详细到何种程度呢，以佛罗里达州为例。其政策规定，教师可以惩罚学生，这种惩罚包括用不超过二尺长、三四寸宽的木板打不服从学生的臀部，但不能超过5下，并且不能造成身体的明显伤害。这就很好的对合理的惩戒和体罚做出了明确的界限。
在韩国，教师是可以对违纪的学生作出相应的惩戒的。但教师在实施中必须做到以下四点：（1）实施惩戒之前要向学生讲清理由；（2）实施惩戒前对学生的身体、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必要时可延期进行惩戒；（3）学生可提出以校内义务劳动来代替惩戒；（4）惩戒必须在有校监和生活指导教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对惩戒手段和过程，韩国还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对小学、初中生，用直径1厘米、长度不超过50厘米的木棍，对高中生，木棍直径可在1.5厘米左右，长度不超过60厘米。这也是合理惩戒与体罚的界限。
（三）先禁止惩戒，后恢复或者要求恢复的呼声愈强
英国曾禁止教师在公立学校惩戒学生，并逐渐扩展到私立学校以及校外，要求家长也不得惩戒学生。但很快有40多所学校的教师和一些家长联合向高等法院提出请求要求恢复合理惩戒，他们认为：禁止惩戒使学校纪律下降，而且惩罚教育是符合《圣经》要求的。于是，英国又颁布了相关法案。此法案的颁布使英国教师有了惩戒不规矩学生的法定权力。新法生效后，教师获得在学校使用身体武力阻止学生打架的权力，以及不经家长许可对学生实施放学后或周末留校的处罚。新法颁布之后，英国一些地方教育部门规定了具体要求。例如，鞭子或皮带必须是经过认可的标准，必须备有惩罚记录，年龄在8岁以下儿童禁止体罚，打手心时每双手不得超3下，鞭打男生臀部不得超6下等。
日本二战后一度禁止惩戒学生，要求“轻松教育”，但随之而来的校园暴力事件增多的后果，让日本准比允许合理的惩戒学生。
此类国家虽然允许校内惩戒，但是对于过度和合理的界限也给的比较明确。
三、对校内合理惩戒完善的建议
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课堂上维持秩序的人，可能会诉诸于惩戒，因为它是快速的管理，因为学校缺乏资源和培训纪律的替代方法。所以多数老师认为惩戒是一种无成本高效益的手段。可是当惩戒这种教育手段过重变为体罚时，就是得不偿失了。对比国外相关立法，笔者提出以下四点对校内合理惩戒完善的建议。
（一）制定具体明确的有关校内合理惩戒的法律规范
在允许惩戒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相关的法律是非常细致的，多粗的工具、敲打学生的部位以及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反观我国的相关规定，则是少得可怜，所以体罚才会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我国对合理惩戒及体罚的规定只有寥寥数语，并没有具体明确。所以，我国应该仿照国外允许合理的惩戒，考量具体事件、对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的、不同违规的学生做出相应的体罚限制；加大对老师的处罚力度；不在公共场所体罚打骂学生，以照顾其自尊心。
（二）增加虐童罪或扩大虐待罪的主体
如果因为过度体罚学生，致使其轻伤或者自杀身亡，该教师必定受到刑事制裁。但大多数案例并没有如此严重，如若我国有虐童罪，笔者认为对于教师定罪处罚会更简单一些。但是我国刑法现在没有这一罪名。在该案中，颜某是在教室里利用职务之便，侵害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所以，增设虐童罪，对教师更好定罪处罚，对社会更有威慑力。
有学者认为，一有风吹草动就增设罪名的行为是不可取的。那么，依笔者之见，亦可以扩大虐待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后，废除了类推制度。那么我们就不能将该老师的行为类推为虐待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但可以将虐待罪中规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扩大为“被监护的人员”。
（三）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举报和监督制度
在国家方面，应该增加完善立法。在社会方面，则应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举报和监督制度，形成体系化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福利机构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遵守法律，此时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体现出来了。社会各级人士积极参与，对保护儿童的利益有很大的作用。
（四）采用替代处罚
韩国关于惩戒的规定中有一条值得我们借鉴：学生可提出以校内义务劳动来代替惩戒。这样不仅让其了解自己的错误，也在其他方面锻炼了学生。就如同森隆夫所言的德育罚，智育罚，体育罚。用替代的方法，让学生自主选择，这样学生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更容易积极改正错误，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
篇5
【关 键 词】日本/道德教育/道德教学/结构化方式理论
【作者简介】饶从满，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24）
“虽然多年从事道德教学，并且开展道德教学研究活动，但是，道德教学实在令人乏味。一看到孩子们也感到索然无味的表情，心中常常就产生为什么必须要上这门课的疑问。”[1]这是一位日本小学教师写给金井肇先生信中的一段话。虽然这段话反映的是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教学的现状与问题，但听起来却如此耳熟，仿佛在诉说我们的困扰。因此，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就成为中日两国教育界多年来致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中日两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学术视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思路与方案。原日本文部省课程调查官、视学官，前大妻女子大学教授金井肇博士提出的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即是其中之一。
一、问题意识：枯燥乏味、缺乏实效的道德教育之成因及其改善路径
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是金井肇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想的，在其1984年出版的《初中道德教育的基本课题》中初见雏形，并在其1996年出版的《道德教学的基本结构理论》中大致完成。[2]
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理论形成发展的时期正是日本教育处于严重危机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校园暴力、欺侮、拒绝上学等被称做“教育荒废”、“心灵荒废”和“学校崩溃”的所谓教育病理现象在日本频繁出现，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3]在此背景下，道德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病理的归因上还是在教育病理的解决对策方面，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并被寄予了高度的期待，加强和改革道德教育的社会和政治氛围由此形成。正是在此氛围中，自80年代起掀起了战后日本道德教育教学理论兴起的第二个。[4]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理论就是在这个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理论的提出，还与金井肇本人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金井肇博士1929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从东京教育大学（现为筑波大学）文学部伦理学专业毕业后，先后担任东京都公立初中、高中的教师和东京都千代田区教育委员会、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主事（类似于中国的教研员）。自1976年起，历任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课程调查官（负责道德教育）、国立冲绳青年之家所长和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视学官。自1988年起，又先后担任大妻女子大学教授和日本教育文化研究所所长。此外，他还兼任过“日本教育改革”有识之士恳谈会第一分会会长、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公民（伦理）科”编制委员会副主任、“文部省出路指导指南”编制委员会委员长、东京都教育委员会“道德教育振兴恳谈会”主任、日本银行储蓄宣传中央委员会的“金钱教育研究会”的会长等社会职务。正是这样的经历为其建构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理论提供了学术视野和实践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理论是：“按照伦理学的视点，从以道德教学为中心的教育实践中导出重要的要素而开发出的培养道德性的原理。学习过伦理学，在高中从事过伦理科目的教学，是非常有益的”[5]。
建构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主要源于一个问题意识：如何才能创建愉快有效的道德教学，而这一问题意识又源于其对日本道德教育现实的深刻体认。战后日本的中小学道德教育自1958年全面修订《学习指导要领》以来，基本上就是在以道德课为中心的特设道德教育体制下展开的。一方面坚持通过学校全部教育活动来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又设立专门的道德课（小学和初中每周1课时），对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道德教育进行补充、深化和整合。道德教育实践和研究实际上主要是以道德教学为中心展开的。[6]而据2000年12月日本文部省发表的《道德教育推进状况调查报告书》，日本的中小学虽然在课程表上安排了道德课，但是真正按照《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每年实施35课时道德教学的小学只有67.9％，初中只有41.0％，道德课的时间很多被挪作其他课程或教育活动之用。因学生对道德课的反应不佳，而且觉得道德课有意思或有用的学生比例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下降（小学低年级为45％，中年级22.4％，高年级为14.2％；初中一年级为8.2％，二年级为5.1％，三年级为4.9％）。因此，教师都不愿意上道德课。[7]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道德课枯燥乏味、缺乏成效的呢？金井认为问题出在对道德教学目标的把握上。他指出，在日本许多中小学的道德教学中，长期以来普遍采取的教学方式是利用呈现给学生的资料让学生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遇到与资料（教材）中同样或类似的情况时，“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如何思考”，“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做”等。他认为，这种教学实际上给学生的感觉是：“在这种场合下，就应该这么做”。[8]但是，金井指出：“问题是，怎么样做才能使儿童有正确的行为？在低年级，直接着眼于行动化的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确立正确行为的作用。到了中高年级，就很难通过着眼于实践化的教学来确立正确的行为。”[9]因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一个人的行为总是和他的整体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应该如何生活？”这一人生最大选择是由这个人的整体人格所决定的，即使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选择都是由这个人的整体人格而非具体的道德价值所决定的。因此，如果进行诸如在遇到与资料同样或类似的场合中“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如何思考”这样的教学，就会被理解为是在左右、支配学生的整体人格，学生表现拒斥反应也是理所当然之事。金井指出，问题的根本不在教学方法本身，而在于道德教学目标的错位，即在于教师是基于让学生践行良好品行而非培养“植根于内部的道德性”这一目标来进行教学之缘故。[10]
基于如上对于日本道德教学问题的诊断，金井认为，要创建愉快有效的道德教学，就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道德教学，首先要明确道德教学即培养道德性的基本原理，同时辅之以教学方法的研究。[11]因此，与战后大多数道德教育理论停留于技术论、方法论层面有所不同，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理论所阐述的“并非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必需的教学原理或程序”。[12]这一原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培养道德性的原理，二是加深道德价值自觉的原理，金井也分别称之为原理1和原理2。
二、原理1：要培养道德性，只需形成学生的道德价值自觉即可
金井认为，决定道德教学质量的根本在于教师对教学目标的把握。[13]日本的《学习指导要领》分别在总则和第二章中对道德教育的目标进行了规定。总则中规定：“道德教育，基于《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所规定的教育的根本精神，为培育能够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念活用于家庭、学校及其他社会具体生活中，致力于创造个性丰富的文化，发展民主的社会和国家，并主动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具有开拓未来的主体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其基础的道德性为目标”，“在开展道德教育时，必须在加深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之同时，考虑谋求与家庭和社区的协作，通过志愿活动、自然体验活动等丰富的体验来培养植根于学生内部的道德性”。[14]在第二章中规定：“道德教育的目标，正如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第一项所规定的那样，是通过学校全部教育活动来培养道德情感、判断力、实践意愿和态度等道德性的。道德课中，基于如上的道德教育目标，在谋求与各学科、特别活动及综合学习实践中的道德教育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通过有计划、发展性的指导，来对其进行补充、深化和整合，以加深道德价值的自觉，培养道德实践能力。”[15]金井认为，“作为其基础的道德性”和“植根于学生内部的道德性”这两个表述已经充分说明了道德教育的目标所着眼的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作为其基础的道德性，是在学生内心中培育起来的“植根于内部的道德性”。不清楚这一点的话，教学的基本方向就有错误之虞。
关于道德性，金井援引了《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的解释：“所谓道德性，就是使人为追求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更好的生存方式而践行道德行为成为可能的人格特性，是构成人格之基础。而且它也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优点，是各种道德价值在每个人内心中经过整合之产物。”[16]“接受的道德价值，在心中并非杂乱无章地混杂在一起，而是统一为一个整体，成为有条理之物，这就是道德性。”[17]“其本体就是具有前述的‘各种道德价值的统一体’之结构的东西。”[18]概言之，道德性或道德性的本体就是每个人所接受的各种道德价值经过其内心整合之后形成的统一体，这个道德价值统一体就是价值观。
日本的道德教育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将道德情感、判断力、实践意愿和态度等视为道德性的表现形态。现行的《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也是作此解释的。金井也支持这种解释，并且特别提醒人们道德情感等虽然是“构成道德性的各种表现形态”，但千万不能将其视为像构成产品的部件那样的构成要素。所谓表现形态，就像人高兴时的高兴表情、悲伤时的悲伤表情一样，属于内部存在之物的外显形态。[19]
金井认为，道德情感、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意愿和态度等也可以被视为道德性的作用或功能，它们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体现了道德性的作用或功能。关于道德教育目标规定中提到的道德实践能力，他认为也属于道德性的作用或功能之一。在他看来，道德情感、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意愿和态度等分别表现了道德性的情感、判断等不同维度，而道德实践能力则涵盖道德性的所有表现形态，从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而言，道德性就是道德实践能力。因此，要培养道德实践能力，也只有通过培养道德性才能实现。[20]
金井强调指出，具有作用、功能之事物，必有发挥这一作用或功能的本体。比如人是无法单纯制造荧光灯所发出的光的，只有先制造出荧光灯本体然后通上电，才可能制造出荧光灯的光。照此类推，道德性的本体与表现形态或功能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以往很多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弄清这种关系，道德教育产生混乱的原因亦在于此。[21]金井认为，仅仅理解了道德性的表现形态，就采取运用所谓的“情感教材”来加深道德情感，运用“判断教材”来提高道德判断力这样的形式还不足以培养道德性。[22]要培养道德性，必须形成道德性的本体即道德价值统一体。[23]
金井指出，要建构一个事物的本体，就必须首先明确这个本体的结构。培养道德性也是一样。要培养道德性，就必须明确道德性的本体即价值观的结构，明确了价值观的结构，道德教学的原理也就一目了然了。在金井看来，一个人的道德性或价值观由两方面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一是人的自然性，即感觉、感情、欲望等；二是价值意识，即追求美、善、正当等的意识。前者为先天的，后者为后天的。金井将道德性的结构形象地比作由上下两层构成的日式年糕（见图1）。不过，金井也指出，因为每个人的内心并非杂乱无章地接受道德价值，每个道德价值在每个人内心中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只能有一个，并被置于最高位置，然后是次重要的价值，以此类推，构成一个序列和体系。随着序列的下降，道德价值的数量也增加。上层的价值意识的内容实际上是每个人内心中形成的价值体系。因此，以三角形来表示价值意识可能更为恰当（见图2）。
图1 道德性结构的形象图
注：上层在人出生时为零，是通过广义的教育而发展起来的；下层随着人的成长而分化并逐步强大；上层的内容是由每个人个性化地形成的；它构成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
资料来源：金井肇：《道徳授業の基本構造理論》明治図書1996年版。
图2 价值体系的模型
注：价值序列化的方式和体认深度因人而异；C尚未成熟，判断力还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儿童一般属于这一阶段；A和B一般属于成人阶段。
资料来源：金井肇：《こぅすれば心が育つ》，小学馆2003年版。
金井认为，人的道德性或价值观是在下层的自然性和上层的价值意识这两个要素相互作用并实现均衡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相互渗透。但是在进行教学时，还是将二者明确地予以区分更好，这样道德教学的原理就浮出水面了，即为了培养道德性，只要培养了上层的价值意识即可。原因是下层非常强大，具有充分的潜力，随着身体的发育、发展而逐渐分化、强大起来，无需再对其进行强化。因此，只要发展上层，从而使上下之间保持平衡即可。[24]“在教育上，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直接去触及下层，只能通过发展上层来控制下层。”[25]
金井还以价值体系与问题行为的关系为例对形成价值意识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人的行为多是由下层的欲望、感情和感觉等自然性所引发的。当人的自然性要促发行为时，如果人的价值体系已经发展起来的话，就会经过价值意识这一关口表现为行为。这样，好的行为就被允许通过，不好的行为就被阻止。所以，不会产生所谓的问题行为。相反，如果上层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或者发展不充分的话，下层的自然欲望就会直接地表现为行为。由于先天的自然性多为自我中心的，因此，所引发的行为就会成为随心所欲的、为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问题行为。[26]
金井认为，每个人的价值体系是通过内心接受道德价值，日积月累而逐步构建起来的。接受的道德价值在每个人的内心里因人而异地结构化，从而形成每个人个性化的价值体系。金井还将上层的价值意识比作人的心灵面貌，并指出，正如人的身体面貌虽然因人而异，但构成面貌的材料（水分和蛋白质等）却是相同的一样，人的心灵面貌的构成材料也是相同的，接受这些价值的学生将其作为材料构建自己的心灵面貌。也就是说，虽然建构的心灵面貌（价值体系）是个性化的，但作为材料的道德价值则是普遍性价值。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本人能够接受、社会也能够承认的价值观。[27]
金井还就价值意识或价值体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作了解释。他认为，只要人的价值体系建立起来，道德实践也就水到渠成。[28]金井坚信：“强力可靠的实践源自价值的积累。”[29]因此，他强烈反对每开展一个道德价值项目（德目）的教育之后就匆忙谋求该道德价值的实践化。
正是基于对价值自觉的如此认识，金井提出，在开展道德教学时，首先应将道德课上要学习的每个道德价值与行为区别开来，只是力求使学生内心深刻地理解和接受道德价值本身即可。这样，学生接受的诸多价值在其心中日积月累和结构化，形成每个人固有的价值体系，从而形成道德性。他将这一原理称之为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的原理1。由于每个人的价值体系通过积累而形成的，故而可被称做“积累方式”。但由于所接受的各种道德价值在学生的心中因人而异地结构化，从而形成个性化的道德性之缘故，而且为了与其他方式相区别，使其特质更明确，金井将之命名为“结构化方式”。[30]
三、原理2：以人的自然性为出发点，加深价值自觉
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原理1的基本逻辑就是：道德教育虽然不能强制学生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但是却必须而且只有加深学生的道德价值的自觉，亦即使学生内心真正深刻地接受道德价值，才能够培育出每个人的道德性。那么，如何才能使学生内心真正接受道德价值，即所谓加深对道德价值的自觉呢？这正是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的原理2所要回答的问题。
金井指出，要实现加深价值自觉的目标，首先必须明确道德价值与学生心灵衔接的机制，也就是要弄清楚道德价值如何才能深入人心。金井指出，人类的学习通常是通过知性、感性和体验这三条路径实现的，道德学习也不例外。而且他更看重的是感性的路径。他指出，“在道德教育中，对于道德价值，不能停留于知性理解，必须加深为自觉。由于自觉是内心中深刻地体认到该价值对自身真正重要，所以是情感上予以接受的东西。诉诸感性，才能够加深自觉。因此，要加深自觉，利用感性的路径极其重要。”[31]
金井提出要以儿童的自然性（学生的现实）为出发点，加深学生对道德价值的自觉。金井反复提醒人们，虽然为了培养道德性无须去发展自然性，但却不能忽视或轻视自然性的重要性。人的自然性具有多维性，与道德价值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关联的性质和方式不同，加深价值自觉的方式也应不同。如果无视这一点来谋求价值自觉，就好比不带地图登山一样。因此，为了加深学生对某一道德价值的自觉，首先要弄清该道德价值在此场合下与人的自然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并且要以人的自然性为基础或出发点，在明确各价值与心灵结合的机制之基础上进行教学。这样的话，道德价值就能深入学生的心灵。[32]
为了教学上的方便，金井将道德价值与人的自然性的关联方式从五个侧面进行把握。[33]
1.与人的软弱、丑陋性相关的价值自觉
买东西找回的钱多了的时候想据为己有，这是人的自然性中不愿示人的软弱和丑陋的一面，是与生俱来的有违道德价值的一面。金井认为，在道德教学中最难的就是谋求与自然性中软弱、丑陋的一面相关的价值自觉。要使道德价值在学生的内心中战胜自然性中的弱点，首先要从学生的现实出发，让学生基于自身的现实（自然性），使其意识到要学习的道德价值与人的自然性中软弱、丑陋的一面之间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为道德价值一方寻找战胜自然性的力量。金井指出，人具有软弱、丑陋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要克服和超越这一面、成为自己能够接受的人的愿望，具有要成为拥有骄傲的自我的愿望，这些愿望就可以成为道德价值一方的强大力量。他确信将自己所具有的软弱和丑陋性与这些愿望结合起来思考的话，应该就会战胜软弱和丑陋的一面。[34]
2.与人的高尚相关的价值自觉
金井指出，“价值自觉在很多情况下是内心接受外在于自身的道德价值这一意义上的价值自觉，但是与人的高尚性相关的价值自觉，则是使之认识到自身存在但未曾意识到的道德价值这一意义上的价值自觉。”[35]“重新意识到原本具有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高尚性，也是一种自觉。这是一种不自觉地拥有的东西被自觉化意义上的自觉。”[36]金井认为，如此开展道德教学的话，就会使学生意识到自己也有这样的闪光点，从而增添自身的希望和勇气。
3.与人追求道德相关的价值自觉
作为人，都希望有相互信赖的好朋友，都希望自身的存在获得自身的肯定并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人所具有的这类愿望可以说是直接追求道德价值的一面。按照结构化方式教学的基本原理，道德教学不宜急功近利地追求实践化，而只要做到让学生内心接受道德价值即可。因为，在学生价值体系尚未发展完善起来的情况下，要匆忙谋求道德价值的实践化，学生会有拒斥反应。但是金井指出，与追求道德价值侧面相关的价值自觉不同于其他维度的价值自觉，必须着眼于道德价值的实践化。这是因为，这些价值原本就是学生本人所希望和追求的，对其重要性大体上从一开始就已知晓。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实现这一愿望，这样更有利于加深学生的价值自觉。[37]
4.与人的有限性相关的价值自觉
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而且人可知和可为也都是有限的。金井指出，道德价值中“存在着正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而被要求掌握的价值”。[38]比如“宽容”和“尊重他人的立场”之类的价值就是因为人的可知、可为是有限的才被作为道德价值而要求的价值。要加深对这些价值的自觉，就必须从充分理解人是有限的存在这一现实出发来开展道德教学。“如果人能够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就会竭尽全力实现对于人来说是可能范围内的事，而且对于可能范围外的事也会根据事物的性质选择恰当的生活方式。意识到了人的有限性，就会产生竭尽全力、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39]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就会形成对许多道德价值的自觉。
5.与人的感动相关的价值自觉
金井指出，作为人，都有为高雅、高尚的事物所感动的一面，而且道德教学就是要谋求学生从内心中接受道德价值，因此，利用感性、通过加深感动来开展道德教学非常重要。金井认为，利用感动一方面可以加深已有但还不够深入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价值自觉的范围，比如受高尚的友情所感动，可能会将爱扩展到周围的其他人。当然，金井也指出，感动具有很多特质：他人无论觉得有多么令人感动，如果自己不觉得好的话不会产生感动；如果不是实现了超越日常性的高层次价值，也不会产生感动；如果人觉得是脱离现实的话，就不会产生感动。[40]这些都是在道德教学中选择资料（教材）时需要注意的事情。
四、总结与评价
金井肇的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的基本观点和逻辑归纳起来就是：道德教学应该着眼于学生内在的道德性而非道德行为；要培养道德性，只需形成学生的价值意识即可；而要形成学生的价值意识，就应该以学生的自然性为出发点，在明确道德价值与人的自然性关联方式的基础上，加深学生的价值自觉；学生接受的道德价值日积月累，并因人而异地结构化，就会形成各自个性化的道德性。在金井看来，基于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的道德教学，可以培育学生的道德主体性和个性，没有左右学生行为和思想之虞，不仅教师开展起来简单，而且会带来成功的喜悦和学习的乐趣。[41]
从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将感性、情感置于核心地位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归为情感主义道德教育论。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主情主义文化的影响痕迹。尽管对于情感主义道德教育论的优劣，在日本也有各种议论，而且也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我国的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极具启发意义。
1.道德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中的知行不统一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道德教育。在提高德育实效、促进知行合一的诉求推动下，很多教师在进行道德教学时经常要求学生回答“遇到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做”的问题，意在促进学生将本堂课学习的道德价值立即付诸道德行为。金井肇称，这种试图在某个具体的道德价值与行为之间直接建立联系的思想和实践为德目主义。他强烈反对这种急功近利地谋求道德价值实践化的德目主义，理由是道德实践无法脱离人的整体人格；要使学生表现出所期望的道德行为，必须首先培育学生的道德性，使其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人格。“道德教育不能只盯着儿童的行为。它在根本上是培养道德性的。通过培养道德性，才能够培养每个儿童自我实现的能力；通过培养能够生动活泼地生存的儿童，才能够培养出在行动上能够践行所期望的行为的儿童。”[42]金井的这一提醒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道德教育，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2.品德的内涵与结构
中日两国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虽然都将道德教育的目标定位在培养学生的品德上（日本所说的道德性相当于我国的品德），但是对于品德的内涵和结构的理解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我国的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中，通常是将品德理解为个人根据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固的特征或倾向，并且一般把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视为品德的构成要素，而金井则将道德性理解为支撑道德行为的内在素质和基础——“道德价值的统一体”，把价值意识和自然性视为道德性的构成要素，而把道德情感、道德判断、道德实践意愿和态度等视为道德性的外在表现形态或功能。二者对品德内涵和结构的理解上存在的差异可以以前者主要基于心理学视角、后者主要基于伦理学视角获得一定程度的解释，但是对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等到底应该被视做品德的内部构成要素还是外在的表现形态或功能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对于品德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解差异带来的是品德培养路向的不同：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在思考如何通过提高道德认识、激发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促进道德行为等来培养品德，而金井等日本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则思考如何通过形成学生的价值意识来培养学生的道德性。路向问题关涉道德教育的成败，不容忽视。
3.如何对待人的本性
人的自然性或本性是多侧面的，需要我们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但是，由于人的本性中有很多方面与道德价值的关系是相冲突的，因此，常常被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其结果使得本应生动活泼的道德教育变得日趋“高尚”而枯燥乏味，也使得要传授的道德价值不可能真正被学生接受，不可能真正深入人心，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实效。金井关于人的自然性、自然性与道德价值之间的关联以及基于人的自然性加深学生价值自觉的分析，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可以说，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不管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多么生动活泼，方法多么灵活多样，道德教育将永远走不出困境。
【参考文献】
[1][5][13][22][24][30][31][32][36][37][38][39][40]金井肇．道徳授業の基本構造理論[M].東京：明治図書，1996.7、1、8、25、28、31、45—48、52—54、45—48、100—113、113、117、134—155.
[2][9][28][33][41][42]金井肇．明るく楽しぃ構造化方式の道德授業（小学校·高学年編）[M]．東京：明治図書，1996.10、6、7、13、10—20、6—7.
[3]饶从满．道德教育与日本的教育病理[J]．中国教育学刊，2006,(5).
[4][8][10][11]饶从满．结构化方式道德教学论的本体论基础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2000,(5).
[6]饶从满，宋海春．战后日本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嬗变[J].外国教育研究，1996,(1).
[7]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小学校课．道德教育推进状况调查结果（概要）．平成12年5月[EB/OL].mext.go.jp/b_menu/houdou/12/05/gaiyo.pdf.2005-08-10.
[12][27][29]金井肇．生き生きした構造化方式の道徳授業（中学校）[M].東京：明治図書，1998.10、7—8、7.
[14][15]科学文部省．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EB/OL].mext/go/jp/b_menu/shuppan/sonota/990301b/990301a.htm.2008-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