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乡村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html/jianli/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zuowen/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sixianghuibao/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 l.stewart和abhy 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篇2

乡村旅游作为一项日趋发展的产业，其不同于其他旅游的闪光点在于乡村旅游产品特有的东西，包括山脉、湖泊、河流、森林和风景等自然资源；当地节庆、传统音乐、手工艺、美食和采摘、农业劳动等农村生活；古村落、传统工业、文化遗产和寺庙等历史遗留；科技农业、植物观察、自行车、垂钓、元祖、打猎和散步等科普体育活动。乡村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具有更强的体验特性。在乡村这一特定的地域内，其独特的生产方式，特有的生产工具、劳动过程等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人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应该成为乡村旅游体验的主要对象。乡村是洞察民族风俗文化的最好窗口，将乡村居民的生活和生产中的传统以更为突出的形式呈现在旅游者面前，通过开发进行体验融入到乡村生活的旅游活动，会极大地丰富乡村旅游内容。本文将以西安市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者作为研究案例，应用Logistic模型分析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的发展影响因素，一次提供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计划的科学依据，进而推动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一、调查实施

此次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分4方面，设计了20个问题。

（1）个人属性特征

该因素主要包含有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和收入状况共5个问题。

（2）游客消费行为特征

该因素主要包含有交通工具、停留时间、出游时间、出游方式、游客来源、出游花费、获取信息的途径、出游频率，农耕文化，历史文化，民俗节庆活动。

（3）出游体验决策因素

在出游决策方面，包括有个人收入、有闲暇时间、接待设施、环境卫生、便利性、景观特色及村民素质等七个因素。

（4）游客心理结构特征

此部分主要是对游客心里特征的分析、为乡村旅游企业了解游客需求提供依据，包括出游动机、出游距离、游客对门票的价格意向、游客对乡村旅游景点不满意的地方、影响游客出游的主要因素和重游度。

二、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

考虑样板数越多结果可信度越高的原理，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63份，经核实其中有效问卷403份，有效率是87%，后又将有效问卷中的个别无效回答提出，通过建立数据库，得到本次调查的结论。（见表1）

根据表1可知，在调查样本中男性游客占总体的47.6%，女性占52.6%。这说明这种休闲农业的旅游形态正在被大众所接受，并打破了以往旅游过程中游客性别比例差异较大的特点。在所调查的游客当中，20-26岁及41-60岁分别占到了42.4%和28.9%，这个数字说明青年未婚人群与事业有成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群体是当前休闲农业消费的主力军。27-40岁年龄段的人按理来说正是精力体力旺盛时期，可出游比例相对较少，主要因为当前社会生活工作压力大，又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使得他们为自己花费的经历就相对较少。而19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群，由于他们的经济能力和行为能力均较差而出游比例较少。在游客的职业构成中，总体看学生，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企业职业，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出游比例占到了总样本的81.2%，而服务者及其他人员所占比例较低。这说明了乡村旅游既要有闲时间有钱，像公务员，管理员这类人群收入稳定，出游能力较强是旅游地稳定的客源市场；学生群体岁无稳定收入，但有强烈的出游欲望，家庭的支持与自身的兼职再加上充裕的闲暇时间，使得学生群体成为了乡村旅游不可忽视的部分。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旅游者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大专以上的占到了81.3%，且大多数均为从事稳定职业的人士。从他们的经济收入在每个段上的分布看，月工资在2000～5000元的占到了64.3%，这表明选择乡村旅游的大多数游客都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

三、回归模型建立与结构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常规表达是为：

上式中，是以为自变量的函数，为回答“是”的概率，为“否”的概率，C为常数项，飞镖为变量至的回归系数，至为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

建立Logistic模型：

（一）定义模型中的变量

如前所述，自变量假定有四大类因素，其具体定义。（见表2）

首先，将因变量设定为重游意愿，其自变量为前述假定中四大类20余项银子，经Binary-Logistic逐步向前回归技术，其结果。（见表3）。

在Logistic的回归计算中，由表3中P值为0.115>0.05，显示该回归方程的你会结果较好，说明函数之间的关系是有效的。这样，据表3可建立重游意愿与其自变量的函数关系式：

（二）回归函数结果分析

表3显示西安市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与6项因子有显著相关性。

体验行为特征中有四个因子与重游意愿有显著相关性。其中与参与民俗节庆活动，体验农耕文化活动，感受历史文化三个因子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参与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的游客很注重这几个方面的文化渗透，即选择这些出游目的的受访者愿意再次体验文化乡村旅游活动。而重游意愿与其他消费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选择在其他消费上较大的游客愿意继续体验乡村旅游的人次较少，为选择的游客愿意继续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的人次相对较多。重游意愿与偏好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因子只有特色餐饮文化，即喜欢特色农家餐饮的游客愿意再次参加乡村旅游，反之则不愿意重游。

综上所述，在20多项因子中仅有6项因子与重游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一结果反应了西安市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不太会受到学历、年龄、闲暇时间、个人收入、身体健康、交通便利、服务水平、逗留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可以说明西安市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者自身已基本具备了体验乡村生活的条件。透过重游意愿回归结果看，西安现阶段的乡村旅游市场基本能满足西安市体验型乡村旅游者的需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重游意愿与乡村景观，参与节庆活动，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历史文化这几个因子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农村环境景观及农村民俗文化是激发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动力。所以，发展乡村旅游必须主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尽量减少城市元素的引入，多注入乡村原有的民俗，农耕，历史文化进而促进乡村旅游能够以多形式的持续、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篇3

关键词：身份证智能求职系统；物联网；数据库智能匹配；异步传输

中图分类号：TP3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17-0000-01

ID Intelligent Job System Desig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Resource Services Point

Wei Zhijing,Zheng Ruixue,Wang Chen

(Jining City Job Market Information and Online Marketing,Jining272000,China)

Abstract:Information for urban and r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social problems of inequality,this paper presents a smart card system,job design ideas.The system has been completed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the design of Jining City,grass-roots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points and Gymnasiums universities,to obtain good results.

Keywords:Smart card job system;Internet of Things;Database smart match;Asynchronous transfer;Job

一、身份证智能求职系统概述

（一）系统简介。身份证智能求职系统采用先进的物联网设计理念，结合射频识别RFID、数据库智能匹配、互联网网站异步传输等技术，使得求职者只需凭二代身份证即可在求职招聘网站职位信息库中匹配到合适职位，实现了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的智能对接；同时系统采用触摸屏终端，可通过人机交互方便、快捷的完成用户注册与求职，提高了求职者获取职位信息和人力资源机构收集人力资源信息的速度和准确度。

（二）系统设计方案。硬件设备：主机、二代身份证阅读器、触摸屏。

B/S与C/S相结合架构的客户端是基于IE内核的浏览器。客户端采用Windows 98以上操作系统+自主开发的有特有功能的网页浏览器。客户端需要安装数字证书的驱动程序和客户端控件。客户端主要设计方案是：

采用基于B/S的瘦客户端的架构模式；

基于c++的二代身份证阅读器接口程序；

采用标准的HTML4.01定义页面的元素和显示；

采用CSS统一格式化HTML各元素的显示；

通过Javascript操作动态HTML元素以达到动态菜单显示等效果，改善用户交互的体验；

通过Javascript检查页面的输入是否有效；

通过Javascript调用ActiveX控件，操作个人数字证书设备，并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解密和数字签名；

通过xmlpost调用请求进行校验，优化大数据量提交时的数据校验；

服务器输出的XML数据使用XSLT技术转换为标准的HTML；

某些页面的打印功能需要调用ActiveX控件进行打印；

以XMLHttpRequest为基础，为增强用户体验，使用Ajax技术。

系统所用图片、音频、视频、Flash等静态文件均支持本地调用方式，减少与服务器的交互次数，加快页面显示速度。

（三）系统方案图

（四）系统性能指标。（1）交易量最大达到每天50万笔，系统高峰时瞬时并发交易量最大达到500笔；（2）数据交换服务器主机CPU平均利用率保持在50％以下，高峰时CPU平均利用率也不高于75％；（3）使用者注册个人信息平均时间缩短至1分钟以内；（4）使用者获取招聘信息的速度达到每分钟85条；（5）求职、招聘信息匹配成功率达到70%以上。

二、身份证智能求职系统的应用

（一）应用效果。系统适用于县乡村、社区和高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商店、行业服务网点和人力资源代办机构。目前该系统已在济宁市基层人力资源服务点和驻济高校应用，在实际使用期间，已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根据用户使用中的反馈，逐步升级完善了多项子功能模块，使之更具人性化。使用过程中普遍反映该系统有以下几个优点：（1）操作简便，受用人群广。该系统同时具有简单、方便、快捷、准确的优越性，使用者不需要有使用计算机经验；（2）人性化设计。系统不仅提供职位信息，而且支持打印、在线提交简历、查看面试通知和定制匹配职位信息邮件或短信；（3）灵活的数据分析。通过图形化的前台应用可以灵活的定义数据分析条件；（4）职位智能匹配。求职者只需提供专业、求职意向、地区等条件，系统即可智能匹配合适的职位，真正实现了“到手的，就是可口的”。

（二）对应用领域产业影响分析。该系统有其独特的行业特色：（1）采用物联网设计理念、第二代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提高了求职者获取职位信息和人力资源机构收集人力资源信息的速度和准确度；（2）与招聘求职网站整合，信息同步，强大的求职信息收集和聚合能力；（3）人性化设计。精心策划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大大提高受众人群范围，解决了城乡就业信息获取机会不平等的社会难题；（4）安装灵活方便，适合布置在有网络环境的公共场所。可以轻易的将产品部署到农村、社区与学校，扩大网上求职招聘系统的延伸范围。（5）该系统让政府部门随时掌握辖区内求职群体详情，让管理或服务机构充分获取人力资源信息，有效提升当地政府、人力资源部门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6）可与其他业务系统相结合，提高现场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后台数据挖掘效率，给扩展人才服务技术的研发提供了良性基础。

篇4

（一）失业定义中的“工作时间”定额太低

在我国的调查失业定义中，把在调查标准时间前一周内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时间不足1小时者均视为失业人口。而国外的情况是：美国规定为在调查周内工作不满15小时，法国规定不满20小时者即为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均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甚至达到一半。这样一来，我国的工作时间标准就显得偏低，而且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周工作一小时，按照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一个普通人显然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统计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它以户藉为依据、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户口与就业等各种社会待遇挂钩的结果，其统计的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镇非常住人口。

我国的失业统计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而事实上，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巨大，每年光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就有数千万，如果不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失业统计，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对其无法控制；而流动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很高的失业率，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现象和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没有把乡村人口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见表1。

而在我国的从业人员中，乡村人口则占了70%以上的比重，见表2。

占人口总数及从业人员数如此大比重的乡村人口的失业情况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映，可以说是失业统计的重大缺陷。而我国乡村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失业，只不过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强，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我国的失业统计就能忽视这一点。此外，我国拥有1.3亿左右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注：1996～2000年，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分别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而且数量每年有所变动，这说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和失业问题。我国的失业统计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表1中国历年人口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2中国历年从业人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第三，抽样比率太低。我国在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中，只抽取了2.5万人。以2000年城镇人口45594万人（已经剔除了不以户记的军人数250万）计算（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4、10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抽样比大约为1/18238，而美国的则为1/1600。可见这个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僵化。我国的调查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与国际一致，但是登记失业年龄界限却很不合理，仅限定为男16～50岁，女16～45岁，上限连退休年龄都不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劳动年龄内（一般是16～65岁）的人都没有包含进去，另一方面，很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们完全符合失业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被包含到失业人口中去。这必然使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失业率和实际值偏离较大。

（三）指标设计不完整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反映“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现象。就业不足的统计定义是指非个人原因，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不到标准时间的一半（即20小时），并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人员。按此标准，我国就业不足人员是大量存在的，如单位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等等。就业不足从工作时间上讲是处于就业状态（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但是这种就业并不让人满意，人们仍然有寻找更多工作的意愿，因此失业统计中应该另设指标对此进行反应。

隐性失业的通俗解释是：形式上就业，实际上没有就业。经济学解释就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者负数的就业。这种情况在我国城乡非常普遍。当然，隐性失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就业不足人员，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同，只是隐性失业更为严重和隐蔽，因为他的劳动时间也许达到了就业的定义，但是他创造的边际利润却等于零或者为负。对这部分人的测定和统计，显然更为困难，但是完全不反映这个现象绝对是失业统计的不足之处。

第二，在失业指标设计上，缺乏深度和广度。我国的失业统计仅有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指标，然后是根据年龄、性别和失业原因等对失业进行的简单分析的表格，缺乏大量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其他数据，如按产业、地区、失业时间长短等划分的失业数据。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查，由此带来的就业和失业情况究竟如何，对政府制定政策有很大影响；我国地区间发展速度不同，失业水平也是不同的，但是缺少具体数据的支持，这也不利于当地政府进行调控和人们理性选择就业地区；分析失业时间的长短也能判断我国的经济周期等情况，反映了失业和就业的连贯性。但是失业统计体系却缺少这些数据，这使得它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了。

（四）操作性问题

第一，时效性不强。我国失业人口统计资料（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情况）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业人员计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业情况，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据的价值。试想，在年末一个失业一年的劳动者和一个失业一周的劳动者怎能同日而语？然而他们被等同的计入了失业人数。

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失业率调查的频率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是每月调查五次，英国、法国、德国是每年调查一次（这三个国家的月度失业数据为登记数）。我国显然还存在差距。

第二，登记失业并不完善、严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这样的标准有两个缺陷：一是失业、下岗人员如果没有及时进行登记，在统计时就难免被遗漏；二是导致了以“登记与否”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劳动事实”来登记失业。例如：部分进行登记的人员可能仍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且工作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比如一小时），如零工、摊贩（事实上的就业者）等却被统计在失业者之中；有的登记失业人员在找到工作以后不去劳动部门消除登记。这些情况都影响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

（一）失业口径的界定

第一，提高“工作时间”的定额。用“一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确定就业和失业界限，这个定额太低了，因此，建议按照正常工作时间的1/3来定额，我国实行的是8小时5天工作制，因此可以把在调查周内工作13或者14小时以内作为失业的标准之一。

第二，放宽年龄上限。我国的失业统计年龄上限应该和国际一样，即65岁及以上者。随着我国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因此

，对于其他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应该统计在内。

（二）具体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镇和农村实行两套失业统计制度，同时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与民间结合。在城镇全面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中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对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则采取推测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对城镇采取住户抽样制，加大抽样比率。我国的城镇人口数量大，同时经济条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1/1600的抽样比率。但是，1/18238的比率也显得太低，因此，可以考虑实行1/5000的抽样比率，同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顾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料的要求，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各地区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在国家样本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样本以达到在本地区也有代表性，这样能以最少的经济投入取得最满意的统计结果。

在农村，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失业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这时也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而对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由于其隐蔽性较强，因此可以考虑按照推算隐性失业的办法来进行推算或者估计。具体方法见本小节第3点。

另外，虽然我国的失业统计数据是由官方，但这并不排斥官方与民间各种机构的合作。譬如，对失业统计理论的研究、对失业调查项目的展开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这样能保证专业人士的参与，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以常住失业人口统计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失业情况。在我国户籍改革并没有实现“城乡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的目标前，失业统计最好以常住人口抽样调查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失业统计更完整，同时能从宏观上指导和调控流动人口的就业，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盲流现象和社会问题。区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标准是在调查小区居住时间半年以上（或者居住不满半年，但是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而我国进行常住人口登记的调查小区范围是：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地区。以时间期限和地理范围为标准，可以抽取那些管理得比较完善的地区进行流动人口的失业统计，以此来推算全部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在计算出常住人口失业率和流动人口失业率后，通过观察二者的高低（具体数字的高低各地区会有所不同），能对本地区的就业进行一定的指导。

随着我国户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底，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实施，全国约有250个城市建成“百城联网工程”，约有6.5亿常住人口信息实现了网上查询。），我国的失业统计抽样调查体系将会更准确和完整。到那时，如果能实现不重复登记，那么各个城镇地区的失业率的加权平均数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其权数为该地区的全部失业调查人口占全国失业调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对“隐性失业”做出补充统计。我国城镇和农村都存在“隐性失业”，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城镇主要是低效劳动，农村则是边际产出为零或者负数的劳动，因此，对他们的推算或者估计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镇隐性失业人口时，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例如，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如果有效工时是制度工时的80%～85%，那么隐性失业人数大约为对3191.1～4254.8万人。而有效工时占制度工时的比重，需要通过模型或者函数测算出来。

对于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国际对比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下，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标准，然后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农业隐性失业。二是抽样调查估算法，即通过对部分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作为这项调查的单位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曾用这一方法测算出1994年我国的农村隐性失业人数为1.1亿，隐性失业率为25%。三是各种模型推算法。笔者倾向于使用抽样调查估算法，因为这可以作为以后农村失业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为下一步的失业统计改革打好基础。

篇5

（一）失业口径的界定

第一，提高“工作时间”的定额。用“一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确定就业和失业界限，这个定额太低了，因此，建议按照正常工作时间的1/3来定额，我国实行的是8小时5天工作制，因此可以把在调查周内工作13或者14小时以内作为失业的标准之一。

第二，放宽年龄上限。我国的失业统计年龄上限应该和国际一样，即65岁及以上者。随着我国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因此

，对于其他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应该统计在内。

（二）具体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镇和农村实行两套失业统计制度，同时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与民间结合。在城镇全面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中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对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则采取推测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对城镇采取住户抽样制，加大抽样比率。我国的城镇人口数量大，同时经济条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1/1600的抽样比率。但是，1/18238的比率也显得太低，因此，可以考虑实行1/5000的抽样比率，同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顾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料的要求，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各地区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在国家样本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样本以达到在本地区也有代表性，这样能以最少的经济投入取得最满意的统计结果。

在农村，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失业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这时也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而对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由于其隐蔽性较强，因此可以考虑按照推算隐性失业的办法来进行推算或者估计。具体方法见本小节第3点。

另外，虽然我国的失业统计数据是由官方，但这并不排斥官方与民间各种机构的合作。譬如，对失业统计理论的研究、对失业调查项目的展开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这样能保证专业人士的参与，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以常住失业人口统计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失业情况。在我国户籍改革并没有实现“城乡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的目标前，失业统计最好以常住人口抽样调查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失业统计更完整，同时能从宏观上指导和调控流动人口的就业，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盲流现象和社会问题。区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标准是在调查小区居住时间半年以上（或者居住不满半年，但是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而我国进行常住人口登记的调查小区范围是：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地区。以时间期限和地理范围为标准，可以抽取那些管理得比较完善的地区进行流动人口的失业统计，以此来推算全部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在计算出常住人口失业率和流动人口失业率后，通过观察二者的高低（具体数字的高低各地区会有所不同），能对本地区的就业进行一定的指导。

随着我国户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底，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实施，全国约有250个城市建成“百城联网工程”，约有6.5亿常住人口信息实现了网上查询。），我国的失业统计抽样调查体系将会更准确和完整。到那时，如果能实现不重复登记，那么各个城镇地区的失业率的加权平均数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其权数为该地区的全部失业调查人口占全国失业调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对“隐性失业”做出补充统计。我国城镇和农村都存在“隐性失业”，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城镇主要是低效劳动，农村则是边际产出为零或者负数的劳动，因此，对他们的推算或者估计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镇隐性失业人口时，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例如，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如果有效工时是制度工时的80%～85%，那么隐性失业人数大约为对3191.1～4254.8万人。而有效工时占制度工时的比重，需要通过模型或者函数测算出来。

对于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国际对比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下，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标准，然后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农业隐性失业。二是抽样调查估算法，即通过对部分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作为这项调查的单位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曾用这一方法测算出1994年我国的农村隐性失业人数为1.1亿，隐性失业率为25%。三是各种模型推算法。笔者倾向于使用抽样调查估算法，因为这可以作为以后农村失业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为下一步的失业统计改革打好基础。

第四，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失业统计应该有所不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完善发达地区的失业统计系统，譬如在调查频率、调查范围上首先与国际接轨；对于不同的行业，可以规定不同的就业和失业标准，可以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而且在对失业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指标，从而对该行业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种宏观指导的作用。

第五，加大调查频率。我国对外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以年计的，这对现实的就业情况没有很大的实际用途。另外，我国的流动人口失业情况调查的对象是在调查区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更是要求时间上的及时性。但是我国疆土大、人口多，不可能实现一个月对外报告一次的频率。因此建议每季度报告一次，这样能对现实的就业进行比较好的指导。

二、现行失业统计存在的问题

（一）失业定义中的“工作时间”定额太低

在我国的调查失业定义中，把在调查标准时间前一周内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时间不足1小时者均视为失业人口。而国外的情况是：美国规定为在调查周内工作不满15小时，法国规定不满20小时者即为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均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甚至达到一半。这样一来，我国的工作时间标准就显得偏低，而且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周工作一小时，按照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一个普通人显然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统计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它以户藉为依据、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户口与就业等各种社会待遇挂钩的结果，其统计的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镇非常住人口。我国的失业统计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而事实上，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巨大，每年光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就有数千万，如果不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失业统计，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对其无法控制；而流动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很高的失业率，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现象和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没有把乡村人口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见表1。

而在我国的从业人员中，乡村人口则占了70%以上的比重，见表2。

占人口总数及从业人员数如此大比重的乡村人口的失业情况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映，可以说是失业统计的重大缺陷。而我国乡村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失业，只不过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强，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我国的失业统计就能忽视这一点。此外，我国拥有1.3亿左右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注：1996～2000年，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分别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而且数量每年有所变动，这说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和失业问题。我国的失业统计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第三，抽样比率太低。我国在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中，只抽取了2.5万人。以2000年城镇人口45594万人（已经剔除了不以户记的军人数250万）计算（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4、10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抽样比大约为1/18238，而美国的则为1/1600。可见这个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僵化。我国的调查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与国际一致，但是登记失业年龄界限却很不合理，仅限定为男16～50岁，女16～45岁，上限连退休年龄都不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劳动年龄内（一般是16～65岁）的人都没有包含进去，另一方面，很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们完全符合失业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被包含到失业人口中去。这必然使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失业率和实际值偏离较大。

（三）指标设计不完整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反映“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现象。就业不足的统计定义是指非个人原因，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不到标准时间的一半（即20小时），并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人员。按此标准，我国就业不足人员是大量存在的，如单位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等等。就业不足从工作时间上讲是处于就业状态（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但是这种就业并不让人满意，人们仍然有寻找更多工作的意愿，因此失业统计中应该另设指标对此进行反应。

隐性失业的通俗解释是：形式上就业，实际上没有就业。经济学解释就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者负数的就业。这种情况在我国城乡非常普遍。当然，隐性失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就业不足人员，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同，只是隐性失业更为严重和隐蔽，因为他的劳动时间也许达到了就业的定义，但是他创造的边际利润却等于零或者为负。对这部分人的测定和统计，显然更为困难，但是完全不反映这个现象绝对是失业统计的不足之处。

第二，在失业指标设计上，缺乏深度和广度。我国的失业统计仅有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指标，然后是根据年龄、性别和失业原因等对失业进行的简单分析的表格，缺乏大量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其他数据，如按产业、地区、失业时间长短等划分的失业数据。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查，由此带来的就业和失业情况究竟如何，对政府制定政策有很大影响；我国地区间发展速度不同，失业水平也是不同的，但是缺少具体数据的支持，这也不利于当地政府进行调控和人们理性选择就业地区；分析失业时间的长短也能判断我国的经济周期等情况，反映了失业和就业的连贯性。但是失业统计体系却缺少这些数据，这使得它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了。

（四）操作性问题

第一，时效性不强。我国失业人口统计资料（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情况）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业人员计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业情况，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据的价值。试想，在年末一个失业一年的劳动者和一个失业一周的劳动者怎能同日而语？然而他们被等同的计入了失业人数。

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失业率调查的频率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是每月调查五次，英国、法国、德国是每年调查一次（这三个国家的月度失业数据为登记数）。我国显然还存在差距。

第二，登记失业并不完善、严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这样的标准有两个缺陷：一是失业、下岗人员如果没有及时进行登记，在统计时就难免被遗漏；二是导致了以“登记与否”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劳动事实”来登记失业。例如：部分进行登记的人员可能仍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且工作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比如一小时），如零工、摊贩（事实上的就业者）等却被统计在失业者之中；有的登记失业人员在找到工作以后不去劳动部门消除登记。这些情况都影响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袁志刚.失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杨宜勇.失业冲击波—中国就业发展报告[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3杨缅昆，章飚.失业统计：一个尚待开发的核算领域[J].统计研究，1997,(5)

4成健梅.我国失业统计的国际比较与改进[J].中国统计，2001,(2).

5叶世芳.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J].统计研究，1998,(3).

篇6

1引言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公民日常接触最为频繁的一个基层自治组织，它的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模式。在当代，“服务”一直是一个社区运转是否顺畅的直接体现，是其存在的重要性的生命线。传统的社区服务的内容也只是最初的邻里互助、为民政对象服务，而到现在拓展到老年人服务系列、青少年服务系列、精神卫生服务系列、社会救助服务系列、便民生活服务系列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社区服务在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日俱增。《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也明确指出：“作为我国信息化工作的重点，电子政务公共服务要延伸到街道、社区和乡村，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不仅为社区服务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而且要求我们从新高度、新视角进一步深化对社区服务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思考。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日趋成熟，城市信息化建设正呈现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重点之一的社区信息化，近几年内更是急速发展。社区的信息化建设需要有功能强大的支撑软件作为基础，社区电子服务系统是社区信息化支撑软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整个服务过程是以电子化形式来完成的。电子化社区服务的建设代表未来住宅的发展趋势，但是现在的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着信息孤岛、盲目建设、重复投资、信息资源分散等一系列问题，制约了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建立互相协调和信息共享的电子社区服务系统，实现社区各种服务的深度开发、整合应用、管理。

2关于社区信息化概念界定和重要意义

“社区”本身就作为社会学的专门术语，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F 1855--1936）于1887年在其著名的专著《共同体与社会》（Gemeie sehaft andGeseUschaft）书中提出。我国学者方明认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关于社区的定义已经超过了140多种，在其内涵通常是指在一个共同的生活区域内，由地理要素，环境要素，心理要素，经济要素等共同结合起来，所形成的关系共同体。

所谓社区信息化，我国学者刘杰、彭宗政（2003）认为信息化社区就是应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ICT，构筑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小区及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平台和通道，并与现实社区系统有机联系起来，使与社区有关的成员沟通时更加便捷，能更充分有效地开发、共享和利用社区信息资源，最终达到提高社区成员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目的。[1]而按照《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定义，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2]于此，这也直接决定了社区信息化的主要含义。

社区信息化的建设意义重大，它将建立加强居民与社区基层组织间对话的新型公共平台，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创新信息化条件下的社区“四位一体”治理模式（业主和居民、业委会、居委会、物业公司），全面、快速社区信息，及时反馈社区情况及居民意愿，加强居民间的交流对话，增强民主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提升社区归属感。其次，社区信息化的发展能够深化电子政务和城市信息化建设，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建立、完善、拓宽百姓与政府的沟通渠道，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加强社会监督力度，缓解基层矛盾，倡导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发展。此外，社区信息化的发展还将积极推动网络进入社区以及每个家庭，促进三网融合和电子商务的应用实施，持续有效地扩大内需，支撑社区中小企业商业服务业的繁荣与发展，构建一个权威、高效、公众监督的企业服务诚信平台，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实用便利、安全的生活服务。

3 建设电子社区服务的重要性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建成电子社区是实现社区服务目标的基本手段。电子社区是指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主，联合政府部门、社区服务提供商、银行金融机构和物业管理公司等相关单位，以网络平台、语音平台和平面资讯为载体，以政务服务、两务服务、金融服务、物业服务和资讯服务等为内容，整合各方资源，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属地化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3]电子社区是以现实社区为基础，兼有虚拟社区功能，涵盖了政府、居民、企业3种主要的行为主体，其实质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充分整合政府、企业及社区内部的相关资源，以满足居民生活、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等3个方面要求的信息化新型社区。与传统社区相比，电子社区能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更加丰富的文化、更加全面的服务，以构建一个环境幽雅、设施齐全、生活方便、居住安全的社区环境。

（1）电子社区是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Dannisi指出，数字鸿沟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电子社区的建设能够将信息网络延伸到千家万户，通过将居民关心的政策信息、便民信息、服务信息等在网上公布，激发社区居民应用网络、参与信息化建设的意识，促进全民家庭上网工程的实现，进而解决信息化建设“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并且能够激发城市居民的信息化应用意识，成为电子政务面向居民服务的“落脚点”。让社区居民更多地吸收网络知识，掌握使用网络的技术，共享网络信息，以逐步缩小“数字鸿沟”的差距。

（2）电子社区是建立和谐社区的网络平台

在电子社区中的服务系统主要包括以下7个方面[4]：①便民利民公共服务信息。如旅游交通信息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商品销售服务等。②特困人员、失业人员和低保对象的信息数据，向居民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等信息。③企业退休人员信息数据。④社区文化活动场所、社区体育设施信息。⑤疾病预防及计划生育信息。⑥外来人口信息。⑦社区治安信息（出入13、停车场视频、家庭报警信息）。

电子社区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尤其是《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作为我国信息化工作的重点，电子政务公共服务要延伸街道，社区和乡村，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电子社区通过把覆盖城市的信息网络进行资源整合、开发利用，向居民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提高了社区管理的综合服务水平。居民也可以通过社区网站论坛发表意见，参与社区的建设和管理。电子社区的实施，对居民思想意识和观念产生了正面冲击，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品位，减少了居民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使居民的生活空间更加便利、舒适、文明，同时也节约了社区居民上网费用。令社区居民以更少的投入，享受更多的服务。和谐电子社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从居民的根本需要出发，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说，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建设电子社区是创建和谐社区的重要手段，电子社区作为我国信息化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实现将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也将使居民的文化生活更加多元化。

（3）调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信息化建设

社区信息化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政府、 企业为社会居民的服务效率， 建设和谐社区， 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和谐城市、 和谐社会的建设。为实现这一既定目标， 除了政府积极推动和企业大力投入外， 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也是影响社区信息化推进的重要因素。通过电子社区的建设，扩大居民参与范围，保证居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加入到社区信息化建设中来，以电子社区为载体，建立 “百姓点戏街道唱”的工作机制，对社区发展、社区建设以及社区居民重大决策等问题，居民都可通过电子社区服务平台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为建设和谐家园出谋划策，进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电子社区的实施，在对居民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产生正面冲击的同时，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品位，减少了居民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使居民的生活空间更加便利、多样、舒适、文明。让每个家庭每个居民都能积极地参与到社区信息化建设，乃至国家信息化的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1] 刘杰，彭宗政，社区信息化理论与实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篇7

关键词：色彩植物；植物配置；林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S6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234-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有色彩植物在城市园林中使用，从而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植物类别――色彩植物，与此同时，色彩使人产生各种感受，可陶冶人的情操，从而引起心理发生变化，色彩是人们感情的语言，根据不同的色彩以诱发不同的情感，能够使人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也会使人沮丧。园林可通过花叶、果、树杆等部位在一年四季的交替变化下变换色彩，使园林绿地中的色彩变化艳丽多姿，具有丰富的感染力，色彩丰富及变化使整个世界变得跳跃起来。

目前，我市对园林色彩植物应用、栽培、管理还处于初始阶段；品种多丛本土树种中驯化及国内外引种而来；它们季相变化明显，具有绚丽的色彩；往往在春季盛花期过后与绿叶植物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在秋季落叶前，金艳靓丽、独傲寒霜；因此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色彩，形成大面积的群体景观，备受人们的欢迎。

一、色彩植物的定义与分类

（一）色彩植物的定义

色彩植物是指在植物正常生长季节里，叶片呈现非常见的绿色，如黄色、红色、白色、黑色、蓝色及其由上述叶色组成的混合色（复色叶）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呈现不同色彩（变色叶）的植物。呈现色彩的如银杏、三角枫、紫叶皂荚、栾树、千层金等。

（二）色彩植物的分类

从狭义上说，色彩植物不包括秋色叶植物，其应在春、夏、秋三季均呈现彩色，一些色彩植物甚至终年保持彩色；从广义上说，凡叶片可以季节性呈现非绿色的植物都可称作色彩植物。色彩植物或由于气候季节变化，或来自界的变异，或经人工育种、栽培选育而来。植物叶片色彩发生变化的原因很多，遗传、生理环境条件、栽培措施甚至病虫害都可能造成植物叶色的改变，但只有叶片非绿色的变化稳定而有，才是形成色彩植物的必要条件。色彩植物一般分为常色叶植物、春色叶植物和秋色叶植物3类。

1.春色叶植物

春色叶树种的新叶一般呈现红色、紫红色或黄色，如石楠、臭椿的新叶为紫红色，山麻杆的春叶为胭脂红色，垂柳、朴树、石栎的新叶为黄色，而樟树的春叶为紫红或金黄。如臭椿（Ailanthusallissima），五角枫（Acer mono）、黄山栾（Koelreuteria integrifolia）等。此外，不少秋色叶树种的春叶也极为悦目，如鸡爪槭、银杏、黄连木、榉树等，在园林植物种植设计中如能巧妙利用，可进一步加强园林的艺术效果

2.秋色叶植物

叶到秋季变成红、黄等色彩供观赏的树木。能形成艳丽的秋色季相景观。秋叶变色的原因是入秋后气温逐渐下降，叶片中叶绿素的合成受阻和逐渐破坏消失；而其他色素体因能耐较低的温度，其颜色就逐渐呈现。含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多的主要呈现黄色；含花青素多的主要呈现红色；有的又因所含色素比例的不同而呈现紫色、橙色等。不同色素体的数量在变化的生态条件下常有增减或消失，使叶片呈现出颜色的变化。除气温条件外，晴天多、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天气与土壤偏于干旱的条件，都能使秋色叶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常见的秋色叶植物有：鸡爪槭、三角枫、鹅掌楸、元宝枫、银杏、黄栌、漆树、火炬树。在园林实践中，由于秋色期较长，秋色叶植物被各国人民所重视，例如，在我国北方每于深秋观赏黄栌红叶，而南方则以枫香、乌桕的红叶著称。

3.常色叶植物

常色叶植物是指整个生长期内都呈现彩色叶色，不同于春色叶植物及秋色叶植物只是在生长期的某一段时间呈现彩色叶色。常见的常色叶植物有：红叶石楠、紫叶李、金边黄杨、洒金柏、紫叶桃、红花继木、金叶女贞、紫叶小檗、冷水花、花叶万年青等。

二、内江地区常见的色彩植物种类

内江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受盆地和本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气候温和、降雨量丰富、光热充足、无霜期长的特点。冬暖夏热，雨量适中，季相变化明显，色彩植物丰富。

了内江景观色彩；其中红枫、红花继木、红叶石楠等在内江地区广泛使用，有较大的市场价值，发展前景巨大。

三、内江地区色彩树木发展的前景

内江地区园林色彩植物选取与应用通过近50年的发展，形成了适应该地区气候条件与观赏习惯的独立体系与产、销、种的独体系统；为城市建设和乡村旅游提供丰富的色彩植物，使其少色彩树木适用的杂乱性和盲目性与随意性，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色彩树木也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需要，补充和完善生态系统。

2.色彩树木发展前景巨大，产出与收益好，很多苗圃都生产销售常见品种（如：红枫、红花继木、红叶石楠等），色彩植物的使用给园林景观增添了欢悦动感的自然。

3.色彩树木将在景观应用与乡村旅游中成为一个热点，城市景观建设、乡村旅游景区中广泛使用色彩植物，使其景观五颜六色，非常漂亮，对市民、游客有较大的吸引力。

4.色彩树木与时令花卉相比，栽培粗放，管理方便，一次性栽植可以多年观赏，同时，色彩丰富，适合不同景观布置。

5.注意色彩的调和四季变化的颜色，使各种景色在不同的时期交错出现，搞好树木规划，减少色彩树木适用的杂乱性和盲目性与随意性。

参考文献：

[1]汪新娥.植物配置与造景[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

[2]万隆.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色彩植物[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3]陈有民.园林树木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

[4]熊济华.观赏树木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董晓华.园林规划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王绍增.城市绿地归还[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篇8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质量”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总体上的、主观性的评测以及其他内化的主观状态，例如心理焦虑和健康、病痛和不适、精力与疲劳、自尊、自我驾驭与控制感、认知能力、生理能力、社会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维护与自我护理在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健康的主观评测。

除了多元维度，Stewart和King的定义强调了生活质量的主观性。当然，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评测并不一定与客观观测者的评估一致，但限于资料的不足，本项研究暂只考虑主观评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职业分层体系一直受到教育因素的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仅比城镇居民低许多，许多农民、尤其是65岁以上的大部分女性农民，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居民同时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城镇里从事常见职业的居民，例如工

人、医生、教师、干部等，这些人群中的退休者往往能够领取退休金、享受养老保障以及市场经济为城镇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

我们把对生理健康的自我评估看作生活质量评估中的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而不是生活质量定义的一部分。这允许我们考察生活质量在职业上的差异是否源自自我健康状况评估，以及低水平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是否独立于职业历史。除了生理健康之外，作为生活质量的预测指标，我们还考察了老龄居民的婚姻状况(已婚或丧偶)、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或邻近。

三、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依据的调查由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持，教师每隔一年开设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并利用寒假和“五一”假期学生返乡的机会，通过结构式问卷在学生家乡进行调查。在2006年的问卷调查中，57名学生承担了调查任务，调查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区，调查总样本为930位农村老龄居民。尽管没有经过概率抽样，这个样本已经是一个大型样本，涉及的地域足够多元，能够反映安徽省农村老龄居民的总人口特征。问卷调查包括55个问题，涉及农村老龄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一)自变量

我们选用的自变量包括退休前的职业、生理健康状况以及社会背景。在职业选项中，受访者在包括农民、工人、职员、教师或医生、干部在内的选项中选择。

我们还选择了下列背景变量：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以及距最近子女的距离。距离包括下列选项：同住、同村或同街、同镇或同区、同县或同市以及不在同一县或同一市。我们在某些分析中将上述部分变量重新编码，以进行对比研究。例如，将“教育”重新编码为“未受过教育”，与受过某些教育相对比；将“婚姻状况”重新编码为“与配偶同住”，与离婚、分居、从未结婚和丧偶相对比；将距离中的“同住”与其他合并后的选项相对比。

为了衡量生理健康状况，我们构建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侧重五官健康，包括的问题涉及听觉、视力、嗅觉与味觉。例如，受访者可在下列对其听觉的描述中进行选择：(1)双耳都有障碍；(2)一只耳朵有障碍；(3)一般；(4)良好；(5)极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和描述也基本类似。

第二个指标侧重于身体主要部位和器官，包括四肢、消化器官、呼吸器官、泌尿与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神经器官以及心脏。经过重新编码后的选项包括：(1)有疾病；(2)轻微不适；(3)正常。在取均值之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名为“身体器官”的指标。

第三个衡量生理健康的指标覆盖了日常生活活动，包括食欲(差、不太好、正常)、睡眠(严重失眠、不太好、正常)、日常穿衣(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上厕所(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洗澡(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我们将这个指标称为“自理能力”。

(二)因变量

我们采用的关键因变量是生活质量。经过重新编码，生活质量包括下列七个范畴：对心理状态的总体评估(1：差，2=一般，3=很好)；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1=担忧，2=一般，3=满意)；对财务状况的态度(1=困难，2：轻度担忧，3=不错)；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态度(1=不舒适，2=一般，3=舒适)；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1=拒绝评估，2=一般，3=满意)；亲属和邻居的态度(1：差，2=某些态度好，某些态度不好，3=不令人满意)；对子女工作与生活的态度(1=满意，2=担忧，3=不清楚)。

(三)数据处理

问卷调查的缺失数据极少。极少数的缺失数据已被剔除。基于范畴的类似程度或分析便利，将原始数据中的某些数据加以合并。我们还评估了所有指标的连贯性与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某些指标。为了分析便利，我们将主要指标称为感官健康(cFon-bach’8alpha=0.818)、身体器官(Cronbach’salpha=0.637)、自理能力(cronbach’salpha=0.749)与生活质量(Cronbaeh’salpha=0.772)。

(四)数据分析

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分析路径，从职业与社会背景、生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交叉列表开始。然后生活质量被分解为单独的项目，并将其与退休前的职业一起考察。最后，我们控制了社会背景与生理健康状况，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对生活质量进行了预测。除了量化分析，我们还考察了问卷调查中的某些质化数据。

四、研究结果

表1报告了问卷调查中受访者的背景特征与生理健康指标。受访者的年龄从62岁至101岁，平均年龄为71.78岁，41.4％的受访者为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多数低于初中，约60％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大部分(61.6％)受访者与配偶一起生活，而受访的单身者主要处于丧偶状态；38.5％的受访者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表1还报告了感官健康、身体器官和自理能力指标的平均值。值得指出的是，总体而言，大部分受访者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倾向于“健康”，回答“患有疾病“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数据内部差异仍然相当大。

与上述指标相类似，生活质量指标的平均值(2.43)显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也是倾向“满意”的。职业方面，农民在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为59.7％，其他职业的比例分别为工人(14.7％)、职员(6.9％)、教师或医生(7.0％)、干部(11.7％)。

表2考察了职业类别与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所有比较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民与其他职业的对比可以归纳出大部分差别。例如，总体而言，农民的年龄最大，妇女所占比率最高，未接受任何教育者的比率最高。事实上，约2／3的农民为文盲，而其他职业的文盲比重要小很多。在务农妇女中，78.2％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农民、工人和职员已婚并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最有可能处于已婚与配偶同住状态。我们还发现，农民丧偶的比例最高。35.5％的农民处于丧偶状态，而其他职业受访者的丧偶比例为26.4％。最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农民最有可能与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约43％的农民与亲属同住。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的老龄居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人群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而生活质量较低的人群集中在社会经济分层的底部，即农民、工人与职员。农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医生和干部的生活质量最高。职业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4将生活质量指标分解为7个项目，并报告了每个职业对应项目的平均值。除了亲属和邻居的态度，所有比较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与其他分析一致。农民在所有生活质量指标的自我评估中打分均最低。差距最大的是“对财务状况的态度”，其中农民和干部

具有0.42的差异，后者对其财务状况最为满意。“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差异同样较大，干部的满意程度比农民高出0.31。农民对其子女的工作与生活满意程度比干部低0.25，而其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满意程度比其他职业都低出许多，尤其是与教师或医生相比较。关于“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教师或医生的满意程度最高，而农民的打分最低。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活质量的每一项指标中，打分最高的不是教师或医生就是干部。

表4的最后一行指出了与职业历史相对应的总体生活质量的差异，其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较高。与上述结果相一致的是，与其他职业相比，农民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其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最高。

通过对自变量的不同排列，我们还用回归方程进行了不同的计算。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较，农民与工人的相对劣势以及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相对优势均具有显著性。具有显著意义的控制变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婚姻以及与子女同住情况。更好的健康状况、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与配偶一同生活以及与成人子女同住都提升了生活质量的指标。

我们还对受访者主要关注事宜与担忧进行了分析。受访者的回答被归为几个类别：第一类是对自我或配偶的关注，包括健康和死亡，经济状况，例如收入、工作与住房，社会关系；第二类是对成年子女的关注，包括健康，经济状况，包括教育，社会关系，例如婚姻状况；其他事宜包括对孙辈教育、工作、婚姻与住房等的关注，对社区的关注，以及对国家和全球问题的关注。

在这些关注的问题中，普遍关注的是：自身的社会关系(25％)，自身的健康和死亡(22％)以及自身经济状况(17％)。受访者还对其成年子女的经济状况(16％)与社会关系(10％)表示出了关注。除了家庭之外的事宜，农民、工人与职员的关注事宜类型与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关注事宜类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社区和全球事宜更为关注。

五、结语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农民、工人、职员与教师或医生、干部之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然而，他们在生活质量上的共同点同样值得关注：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其健康状况处于一般与良好之间，而每个职业群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健康列为主要关注问题；丧偶是所有受访者生活中受到的主要打击；许多受访者将心理健康列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孤独感。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职业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职业层级较低的老龄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准上都处于劣势，前者以较高的文盲率为指标，后者以较高的丧偶率为指标。这些人身上的唯一优势是与亲属同住的比例较高。然而，与亲属同住同样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摩擦，因此并不总是优势，况且其有可能与较低的经济水平相关。在所有职业群体中，农民对于子女孝顺程度及其子女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抱怨最多。

从许多指标上看，职业层级较高的老龄人口生活质量更高。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财务状况要稳定许多。他们的情绪更好，生活更为健康、安全、方便。而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不仅对生活质量而且对个人发展的机会也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

篇9

关键词：学校；安全教育；数字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D6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7-0149-02

一、学校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历数近三年来国内所发生的灾难中，少年儿童都是受到伤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每年约有16万0～14岁的儿童死于意外伤害，约有64万儿童因伤致残，平均每天约有44名学生死于各种伤害事故，相当于每天有一个教学班“集体死亡”，约80%的非正常死亡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得到避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国已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危期，对少年儿童构成的潜在威胁呈现新的形态和特点，关注儿童少年健康、保护儿童少年成长刻不容缓，如何对中小学生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已迫在眉睫。

没有生命，无从谈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应该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教育知识的主动普及和良好的普及效果，将大大减少伤害的发生率。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应包含在整个教育过程之中，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重视。

二、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现状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

1.大型公益电视节目《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电视节目可以视为推进生命教育的积极尝试。2008年，教育部与中央电视合制作了大型公益电视节目《开学第一课》“知识守护生命”，它以生命意识教育为主题，倡议全国的中小学学生每年每学期都进行应急避险教育；9月1日，全国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和家长约2.2亿人收看了该节目。

2.安康计划安全应急教育工程安全应急教育工程专项基金。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关于加强全社会灾害防范教育、完善应急机制的号召，体现儿童少年权利保护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倡议发起并实施了专项大型公益项目——“安康计划安全应急教育工程”，同时设立了“安全应急教育工程专项基金”；“安康计划安全应急教育工程”的推出和实施，旨在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唤起全社会对安全应急教育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开展系列宣传普及、教育培训活动，改善有关设施，培养儿童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强化对意外伤害应急技能的训练，全面提升安全应急综合素质，提高广大儿童少年安全应急技能和相关场所的安全管理水平，从而更好的促进少年儿童的安全健康成长，让孩子们在灾难和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多一些镇定、少一些伤害，多一些经验、少一些意外，使广大中小学生真正远离伤害、远离事故、远离犯罪、更加安全健康地成长。

3.中国安全教育网；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主办省略/。

（二）安全教育的实施模式

总体来说，加强儿童少年的应急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救技能，着重从教育的力度和效果即教育的有效性上来考虑未来安全教育的研究方重点。

1.传统教育模式。目前学生生命安全教育以学校老师灌输式为主，学生对安全事件的应对能力极差。从现状来看，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我国中小学还普遍存在着应急教育师资力量薄弱、教材缺乏、教育教学手段单一等诸多问题。很多学校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仅有一次相关课程，课程内容陈旧，无法与现在社会生活有效对接；课程设置单一，缺乏针对性；教育形态多以大课堂宣讲为主，单向灌输，不利于少年儿童的理解和接受，互动交流性差；缺乏实际演练，即使有演练，也是走过场，直接导致学生对各种潜在危险和灾害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缺乏学习兴趣，对讲授的内容不理解；安全教育的定义相对狭隘单一，没有从多层面、多角度关注少年儿童的安全问题。

要解决这些困境，在传统模式下则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教育成本大大提高：教育人员需要接受专业培训，相关配套设施需要跟进，学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理解、接受安全教育知识。教育的可行性和普及度也因此受限。

2.数字化教育模式。在现代高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的背景下，借助数字技术讲解安全知识、推广安全理念，可以大大降低投入成本并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安全教育”的渠道和形态在现代数码技术的支持下，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均将大为扩展。以安全教育电子出版物为例，其设计制作完成后，可推出光盘与网络两种版本，小学、中学、大学三种版本，并就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不同设计制作不同的教学版块，推广到国内城乡学校。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安全教育的实施具有更为现实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现代媒体均可作为安全教育的载体

现代媒体的受众面广，不仅针对学生，而且将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带动全社会学会真正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守护生命，构筑起全民安全防范教育体系。

（一）安全教育数字化的意义

1.用数码技术，以形象的、动态的、交互的方式讲解安全知识，寓教于乐。让学生在体验和演练的过程中树立“生命高于一切”的观念，尊重生命。在培养生存能力和训练应急避险技能的互动过程中直观、感性的学习和接受安全教育的内容，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相关问题能运用正确的方法规避和解决，并能将知识举一反三，提高生存技能。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触摸屏、LED展示屏等现代多媒体传播手段，通过生动、形象、丰富、多样的多媒体教育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直观的“避险自救”知识普及教育，教学生掌握避灾的常识和技巧。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这将使少年儿童有兴趣学习如何“用知识守护生命”。

以电子出版物为例，分为可以观看的动画视频和互动性的动画游戏两个部分。动画视频以演示、讲述为主。电子出版物拟设计虚拟人物形象，如生命守护小精灵、生命守护神爷爷、小朋友平平、安安等，将一些抗灾避险知识以生动的语言、形象的画面表现出来。学生通过观看动画视频了解各种交通、自然灾害、溺水等事件发生的原因、学习急避险技能。在掌握一定常识后，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或触摸屏参与互动性动画游戏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例如在选择题中，选择一种选项后，即有相对应的动画形象显示出选择的结果：选择答案错误即会看到非常严重的后果，选择正确答案则会得到数码的精神奖励。电子出版物经过悉心策划，将丰富的内容融入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动画角色设计活泼可爱，语言自然，不生硬说教。画面制作使用painter、illustrator、photoshop等平面设计软件与flash等交互设计软件，并配合AE软件制作效果，三维软件制作场景。形式生动，交互性强，寓教于乐，注重应用是电子出版物的特点。使各年龄阶段的学生在有限的课堂以及课余时间娱乐中学习到有用的紧急避险、防患于未然的知识与技能。电子出版物通过生动、形象、丰富、多样的多媒体教育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避险自救”知识普及教育，培养学生生存能力和训练应急避险技能，以有限的投入满足广大师生、家长的需要，最大可能避免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进而将构筑起全民安全防范教育体系。

2.数字载体和呈现方式还有利于安全教育内容的时效性和跟动性。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安全教育已经不再囿于过去简单的形态和内容，少年儿童所面临的安全隐患类型多、形态新，数字技术构架下的安全教育平台和载体可以随时更新，突出新情况下的高发问题及解决方案。可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季节和不同问题分别解决。这扩大了安全教育的范畴和概念，同时，也扩大了受教育的人群，有利于不同群体的少年儿童找到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并得到及时的帮助。

3.数字化还有助于构建复合型安全教育公共平台。安全教育公共平台除了有传播安全知识的作用，还将发挥“构架少年儿童和社会之间交流的桥梁”等功能。少年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需要社会的关注。其中，离异儿童、遭受暴力创伤的儿童、留守儿童、孤儿、残疾儿童、艾滋儿童等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关爱。网络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聚焦在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问题上，给予物资和精神上的救助；网络还可以针对少年儿童问题的焦点，引发公众的反思，并有利于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改善症结，消除弊病。充分考虑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从身体和心理方面对学生加以引导和辅导，使少年儿童得到全面发展。

（二）期 望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特别是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是包括学校家长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少年儿童安全教育的数字化设计研究，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有利于家庭的幸福，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曾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年轻一代才能茁壮成长起来。”

四、小 结

数字技术使安全教育以全新的面貌和内容将更多的群体、单位纳入到安全教育的建设体系中，这将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系统工程。这在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全民素质、提升社会整体精神文明的发展上均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先蓉,罗紫初.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篇10

“时尚”二字是我们对Ilaria的第一印象，直至看到她所设计的作品，才感受到她个性中传统的一面。年龄从来不是Ilaria拒绝享受繁忙生活的理由，她喜欢被各种活动、事务所围绕。在我们本次采访的档期，她正奔波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各大展会，同时忙于几大时尚杂志的拍摄。虽然Ilaria Miani已被意大利乃至欧洲设计界所认知，但如要确切地追溯她的成名时问及成名作，一切却都无从查起，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讲求设计实用性的人，我的设计是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们的心灵，从而被人们所熟知”。Ilaria喜欢将自己定义为设计生活家，在她看来，只有懂得生活并且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懂得如何为别人“设计”生活。如果硬要找出她与其他设计师的区别，也许客户眼中那个“穿梭于时尚与历史的设计人”会是她心中最满意的答案。

Ilaria Miani与设计之间的缘分纯属巧合。她从小生活在佛罗伦萨一个具有浓厚的艺术氛围的家庭，对佛罗伦萨的各式艺术品和古老的建筑有着深刻的认知。深受家庭艺术氛围和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影响，Ilaria很早便选修艺术史。毕业后，她选择在一家画廊从事图片成帧员的工作。随后，对事务追求尽善尽美的她，由于无法找到式样新颖、别致的画框，1982年，她在自家楼下开设了一家专门销售自制画框的店铺，而这个小小的店铺之后也一直充当着她家具设计的大本营。严格说来，Ilaria的设计生涯真正是从她和老公George的认识开始的。自从她和老公在托斯卡纳郊区拥有第一栋房子开始，凭借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能力，她开始对破旧的老房子进行改造和装修，然后又开始为朋友进行改造设计，就这样口口相传，她所接手的项目愈来愈多，而她的对外身份也渐渐被冠上了“设计师”的称号。正是在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她也反复确认了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热情所在，坚定地走上了老旧建筑的改造和设计之路。

也许是一直以来对艺术历史的研修和喜爱，让Ilaria对意大利老旧、废弃建筑的“命运”格外地关注，也因此激发了她对意大利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Ilaria说：“我最怕意大利的人文自然景观会在不知不觉中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殆尽。如果哪天我在报纸上得知哪里有一处废弃的农舍，我会毫不犹豫地为它做些什么，而不让它消失”。在设计过程中，Ilaria努力寻求古老的建筑材料和设计元素与现代生活需求、时尚前沿的设计相融合的方式，亦寻求室内设计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方式。在她对托斯卡纳的多处乡间住宅的改造中，为了尽可能还原战后人们抛弃村庄之前的原始乡村面貌，Ilaria保留了建筑原有的门窗和天花，同时通过移除新建元素，重现建筑的原有结构和布局，然后再在其中注入些许拉夫・劳伦等的时尚元素，打造出兼具现代感和复古感的乡间农舍。

采访最后，当我们问及Ilaria知晓当下设计潮流讯息的方式，她言辞中带着些许骄傲地说道：“骑上自行车穿梭于罗马、伦敦、巴黎、纽约或柏林等城市，亲临寻找当地有特色的建筑物、观看各大艺术展是知晓这些潮流讯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从中不难看出，在Ilaria的世界里，也许年龄真的只是一串数字……

对话录（以下《现代装饰・家居》简称《现》；Ilaria Miani简称I）

《现》：你对设计的热爱源于何时？一直攻读艺术课程以及有过相关艺术工作经历的你，后来又是如何踏足设计这一行的？

I：当我不再与妹妹分享同一间卧室时，我便开始装饰自己的房间。那是我作为学生在博洛尼亚拥有的第一间房子。后来，我不论是住酒店还是去餐厅用餐，都会不自觉地留意人们在空间布局中喜好采用的呈现方式。毕业后不久，我在一家画廊工作，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别致的画框。有了孩子之后，我决定放弃远离家的画廊工作，在特拉斯特维莱家的底楼开设了一家专卖画框的店铺，这也是今天我所经营的家具展厅的雏形。

同时，我和老公也开始热衷于改造我们在乡下的第一个家。后来，随着我们将更多的房子租给从世界各地来此度假的外国人，第二次、三次、更多的改造也随之而来。因为没有时间去各地搜寻家具和配饰装饰房子，我开始雇用当地的手工艺人小批量生产灯具和各种配饰。我所设计的家具雏形均可在深受19世纪工艺美术运动影响的英国古董市场上找到。同时，我四处搜集一些古老的可拆卸式家具，如游戏桌、折叠椅、茶几、床等，放置在店铺中。因为在看到这些家具的一瞬，我便意识到这些可折叠、易组装、便捷实用的家具十分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于是，经过对它们进行再设计并将其命名为“轻松生活”家具系列，然后将其重新投入市场。

《现》：你的室内设计作品的色调大多以素色为主，但在某些项目中，你会用到一些在视觉上使空间显现陈旧的彩色，如你在Rombolino Val d'Orcia项目中所用到的土黄和土红。你想通过这些陈旧的色彩营造出怎样的空间效果？

I：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个性与色彩，我通过对人的视觉的研究，同时考虑到空间具体的采光效果和体量大小，选择不同的色调对其进行定义。一般来说，我会利用当地建筑盛行的色彩结合建筑周边的自然环境奠定空间的基调，例如，在佛罗伦萨的项目中，我会运用灰色和当地的一种石材定义空间；在威尼斯，我则会使用白色；而在那里的乡间建筑项目中，我会使用绿色、大地色以及一些象征着春天的亮丽色彩对空间进行点缀。因为我深知哪种色彩以及色调的深浅会影响人的心情，因此，对我来说运用不同的色彩处理从视觉上延伸或缩小空间等问题是一件平常的事。色彩是打造和谐生活的一种奇妙的方式，人们可以从中汲取能量、收获平静和温馨，例如，在Rombolino项目中，由于建筑周围的自然环境的色彩过于沉重，因此在底层空间的设计中，我选用了多种温馨的色彩对其进行辅助装饰，使家的氛围更为浓郁。

《现》：你早期对于艺术的热爱以及曾经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经历是怎样影响和体现在你的设计中的？

I：研修艺术的经历让我养成了关注细节的习惯，也从中汲取了许多创作灵感。在设计过程中，你会发现大部分产品的基本功能是大致相同的，然后就是对它们进行深加工，使产品的各种形态得以适应人们新的需求。在艺术欣赏时，我一般会将美好的事物用影像或者素描的方式记载下来，然后再对其进行细细揣摩，运用到设计中。

《现》：你对老旧或废弃建筑的改造源于何时？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想要对它们进行维护和改造的意识？

I：我对废旧建筑的改造可追溯至35年前，那时，我和丈夫第一次相识。他在乡下买下属于我们的第一幢房子，然后我们便开始热火朝天地改造起来。后来，考虑到废旧建筑购买价值上的优势，于是我开始自己低价购买和改造。久而久之，便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废旧建筑的维护和改造意识。而随着这方面经验的不断积累，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对此类建筑改造的专业认知。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行动了，我开始做了。当然，当你着手一个项目时，总需要对它有所了解和研究，其中辨识和确认建筑的历史尤为重要；或许你能从建筑的老旧结构、其布置的家具、装饰的绘画和手工艺品中汲取灵感，将它们巧妙地融入你的设计中，也许这就是老旧建筑改造的优势所在。

《现》：在你看来，意大利古老的乡村建筑风格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在改造过程中，你是如何实现现代元素与复古或传统元素之间的契合与平衡的？

I：由于意大利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因此其古老的乡村建筑风格的特征亦主要取决于建筑本身的历史定位。在改造过程中，如果你本着打造一个实用、简约、本质的空间，那么现代和传统两种元素之间的契合与平衡是很容易做到的。例如，床、床头桌、扶手椅和步入式衣橱是卧室构成的基本要素，沙发是图书室构成的基本要素，扶手椅是起居室构成的基本要素，诸如此类，如果你想在这些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添加其他要素，那么一些定制的家具和绘画作品会是很好的选择。而如果你手头已经搜集、购买或设计了好的装饰元素或家具作品，这会让整个改造过程更为轻松容易。

《现》：就你的家具设计而言，你的设计灵感一般从何而来？在设计过程中，你最注重哪些元素，新颖的形式、材料、功能还是技术？在这几大元素中，哪一点是设计过程中最难实现的，也是你最想寻求突破的？

I：就我而言，我的家具作品都是依据空间布局需要而设计的。产品的实用性和功能性是我最为注重的。在现今无所不能的社会中，新颖的形式永远是最难实现的。在空间风格既定的基础上，家具形式的呈现考验的不仅是设计师的创意思维，还有手工艺的精湛程度。我希望能以一种和谐、协调的方式实现四者之间的平衡。最后还有一个要素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设计师对于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和审美环境的充分尊重。

《现》：你的作品主要是对废弃建筑类型进行改造。请问这些改造项目的业主或者委托人一般是哪些？他们对建筑改造的要求是什么？面对一栋废弃已久且破损不堪的建筑，你是如何在第一时间设定或思考空间的设计主题的？在操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I：很明显，委托我们设计的一般是那些有辨识能力、又欣赏我们将乡村风格建筑恢复到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具有敏锐眼光的人。同时，他们还需考虑到改造像Monteverdi旅馆这样的项目所需要支出的大笔预算。由于此类建筑多用于度假，因此舒适以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便是客户对改造的唯一要求。

在走进旧建筑的那一刻，我一般会分别留意各个空间保留的新颖之处及其老旧功能。因为，一个空间要满足现代化的生活需求，就必须打造一个拥有全新功能的空间，例如由厨房、餐厅和客厅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多功能流动生活区以及拥有衣橱和卫浴间的卧室空间。在改造伊始，我首先考虑到的是建筑的周边环境和户外景观。由于意大利的古建筑多为拜占庭式建筑风格，这一点对房屋门窗、楼梯以及外墙的改造极为不利。

《现》：1982年，你在罗马开设了一家室内设计店；在当时，这种形式的店铺在当地也许不多见。你是如何想到在罗马开设这家店面的？最初的目的和目标客户群是什么？所售卖的产品的主要来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