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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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滨水区，生物多样性，规划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waterfront city advantage, to provide good landscape, in the city that has the cha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welcomed by people. The city waterfront planning principles, with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Park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area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city waterfront planning for biodiversity.

Key words: city waterfront, biodiversity, planning

由于有自然景观的优势，滨水区为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景观空间，在为城市中最具有魅力和特色的地区，倍受人们欢迎。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滨水地区的重建和开发项目的重要性，滨水地区的景观设计一直是世界各国景观设计的焦点所在。

1 城市滨水区的概念及规划原则

城市滨水区是指“城市范围内水域与陆地相接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其特点是水与陆地共同构成环境的主导要素”，作为城市与江、河、湖、海接壤的区域，它既是陆地的边缘，也是水的边缘。城市的滨水区有滨河、滨江、滨湖和滨海地区。城市滨水区生态系统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一般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另外由于城市滨水地带在城市中独特的魅力，往往又成为市民休闲集会的场所。所以，城市滨水地带的自然生态系统又属于受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

城市滨水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要遵循整体优化原则、尺度原则、遗留地保护原则、异质性与多样性原则、结构与功能人本化原则、地域化原则等原则。

2 我国滨水区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公众参与意识的淡薄

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前期规划和后期评价中。在我国滨水区规划设计的综合调查阶段，调查的内容涵盖广泛，强调的是对工程技术资料方面的调查，当地也涉及到对民意的调查，但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设计体现的更多的是行政部门的意志。

2．2开发模式照抄照搬，缺乏地方特色

随着国际化日益趋同的项目开发充斥世界，人们忽视了许多潜藏当今城市滨水区复兴背后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和历史发展条件等），具体的实践存在模式照搬和抄袭现象。

2.3公共空间不连续

目前我国滨水空间存在严重的圈地现象，滨水地块的开发商总是想办法把水岸纳入到自己的私有领域内，造成公共开放空间的割断，市民不能自由进入，或者和城市其他公共空间缺乏合理的衔接和过渡，妨碍公众活动的自由性和连续性，对形成优良的城市景观和观景休憩公共绿地造成极大障碍。

2．4护岸设计极端单一化

我国的滨水景观设计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强调对水域空间的治理。为了彻底制服水患，钢筋混凝土的河堤年年在加高，块石堆砌的护岸比比皆是，河道裁弯取直，淤泥被清除，完全被水泥硬化。这样的护岸对于应付夏季突发洪水确实着重要作用，但是阻碍了人与水体的亲近性。

2．5亲水空间设计落后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水域的水位变化平缓，但也有很多地方如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汛期江、河水位变化依然很大，人们虽然考虑了修造亲水平台，但很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设计，简单的平铺直叙，缺乏序列空间的转折点和，毫无特色可言。

3 上海世博园案例分析

3.1 概况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园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地处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跨越黄浦江两岸，由浦西、浦东两部分组成，是黄浦江两岸开发、旧区改造和产业布局调整的重点地区⋯。世博园区规划用地范围为5．28km2，其中浦东部分3．93km2，将建白莲泾公园、世博公园、后滩公园等绿地、湿地与水系景观 I，具有生态保健、亲水游憩、水上休闲等功能，有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城市景观和环境，展示生态型城市的发展理念 。

3.2 景观水体生态生物群落配置

3．2．1景观水体生态生物群落配置基本原则

自然性原则景观水体是由生命系统和多种生境构成的嵌合体，其生命力就在于丰富多样，在上海世博园规划的生态构建中，遵照自然界各生物共同相处、分层利用资源的法则，并运用丰富多样的物种有机地形成一个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强的稳定系统。

地域性原则在物种选择与水体形态构建中，体现上海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并因地制宜，创造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的空间环境。尽可能使用本地物种，必要时经过严格科学评估，避免盲目移植外来物种。

生态性原则将先进的生态技术和科技成果运用到水体景观的塑造中去，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过程中应尽量保持现存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原有不良的生态环境。

持续性原则在生态要素构建中会产生生态需求和功能定位之间的矛盾，应积极寻求可持续发展模式，使水体景观利用的结构、格局和比例与规划区的自然特征、发展及管理相适应，以达到景观的整体优化利用。

经济性原则在景观水体生态要素构建中，还必须考虑经济的合理性，用最经济的方法获得最大效益和最佳的建设效果，将技术经济风险减少到最小，同时还要防止生物入侵以及生物栖息地被破坏等生态风险。

3．2．2景观水体生态生物群落主体空间构成

根据上海地区以及水系水土的生态特征，结合水生植物种类的生态生理特性与生态效应，先期以耐污染性较强，具有净化水质功能的沉水植物为主，并移植兼有景观生态作用的挺水、浮水与漂浮等其他物种，然后种植对污染敏感性强，且生长易控制管理，季节上相互衔接的水生植物，并为水生动物创造良好生存条件。

3．2．3景观水体生态生物群落结构

注重水生物种的配置结构、时空结构和营养结构，发挥水体生态效应，增强水体景观价值应注重低盐度下水生生物物种的配置结构、时空结构和营养结构，并防止咸潮通过黄浦江进入世博园水系可能对水生物造成的一些影响，在本底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设计水生动物的生长模式(种类、数量、雌雄比、个体大小、食性、生活习性、放养季节、放养顺序、病害防治等)。针对水生植物的生长特性与微生物生长的条件，因地制宜地栽种或移植沉水植物、挺水植物与湿生植物等，同时改善微生物生长的条件，优化微生物的载体形态和结构，有效增强土著微生物的活性，发挥土著微生物的作用。

4 对我国进一步开发城市滨水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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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生物多样性本身对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源消耗性经济的发展，资源总量严重下降，许多生物濒临灭绝，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与此同时，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能够有效保证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水平实现根本性的提升，促进我国的发展。

1 当前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现状

城市作为当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其本身在进行人工建筑规划的同时，又融合了许多自然因素，从而保证城市整体生存环境上的平衡性。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了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在城市中建设了许多大规模的工厂，由于其本身没有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所以在处理工业废料、废水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净化，被污染的土地和水源给生物的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危害，许多生物因此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以致许多生物被灭绝。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不断向外延伸，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公路以及房屋建设，土地资源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下降，基于此，生物本身的栖息地就会逐渐减少，城市建设中留给生物生存和繁衍的空间越来越小，许多生物无法在城市整体的生态系统中找到属于自身的定位，逐渐消亡。随着生物的逐渐减少，长此以往，就会影响城市本身的发展，给城市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但是，经过有效的调查，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虽然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有着一定的认识，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然而从认识的整体上而言，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未做到健全和完善，保护的整体水平未能达到一定的标准。在这样的过程中，应采取科学化的措施，促使其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面性的认识，促使其自主进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2 进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作用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物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城市的环境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处于发展建设的重要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中，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够有效缓解当前不断恶化的环境，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通过对其进行保护，保证城市生态平衡，为城市的健康高效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另外，在城市园林绿化过程中，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能够保证当前生存区域的平衡性发展，并且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本身的科学性，通过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城市建设水平，推动城市的发展。

3 城市园林绿化过程中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性应用

3.1 在园林绿化过程中，注重物种多样性

在城市园林绿化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注重物种的多样性，在工作过程中，对不同物种在当前区域中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全面性的分析和研究， 从而保证其引种和繁育工作的成功，为物种多样性的实现奠定基础。多样的物种构成对城市中的园林绿地有可持续发展潜力，而单调的物种构成使园林系统相对脆弱，一旦发生不可抗的灾害或者病虫害，就可能失去原有的功能，如美国白蛾这种灾害性的病虫害。

另外对各种不同种类的物种进行有效的利用，并且通过对乡土性物种的科学性驯化，促使其生物多样性上发挥重要的作用。采用不同种类的乡土植物有机组合搭配,不仅起到了绿化、美化作用,还能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较好地反映该城市所在地域的植被特征,使城市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通过采取有效的办法增加园林绿化中的种类，从而实现植物上的多样性，利用植物，吸引不同的动物，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的均匀性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此同时，增加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的科学性，并有效保证其整体的生态平衡性，保证其实现长效永续性发展。

3.2 在城乡交错区域进行园林绿化

在城市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的水平，增强其功能，首先必须保证各个绿化带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在城市园林绿化中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其各个区域绿化带上的联系性，有利于各个不同种类的物种进行迁移，从而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第二，在城乡交错的地带，同时也是城市和乡村重要的分界线，在城乡交错地带进行生态工程建设，能够保证其实现各种动物之间的迁移活动不会受到限制，从而保证城市生物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城市实现健康高效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未来绿化趋势是多样性、群落性、生态性和功能性的，乡土树种将更受重视，园林绿化的发展，需要景观的多样性和物种的多样性。

4 结语

总之，城市生物多样性对生态平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当前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片面性认识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促使人们进行自主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且在园林绿化过程中，运用生物多样性保证园林建设过程中的科学性，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园林建设水平，并且为城市整体性的生态系统平衡奠定重要的基础，最终提升城市整体的大环境的目的，有效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参考文献

[1] 周福波. 城市园林绿化中的生物多样性研究[J]. 绿色科技. 2015(5)

[2] 陈晓菲. 基于生物多样性的海绵城市景观途径探讨[J]. 生态经济.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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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清基. 土地利用规划与生物多样性——《针对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规划和发展部门的生物多样性指南》评介[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2)

[5] 张军,董彩丽,王崇,李治阳. 生物滞留设施研究进展[J]. 环境工程. 2016(07)

[6] 张翔,王雪松. 台湾地区EEWH绿建筑评价系统“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演进研究[J]. 建筑与文化.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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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人口;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英文关键词】agricultur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正文】

    一、人类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价报告》(2005年)中将持续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认定为人类和其它物种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衰退和变异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人类环境因素又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漫长的地球历史进程中,人类可能已经将地球物种灭绝的速率在自然速率的基础上加快了一千倍,而在这个已经十分脆弱的地球生态系统的现存物种中,百分之十二的鸟类,百分之二十五的哺乳动物和至少百分之三十二的两栖类动物将面临在下个世纪完全灭绝的危险。[1]人类活动已经将这个星球推向了大量物种灭绝的边缘,而这一切现象的结果将最终指向人类自身,威胁人类安全。

    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栖息地丧失和栖息带断裂被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威胁。到二十世纪末,人类所利用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了地球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并将其中三分之一的土地转化为城市和农业用地。[2]将森林移为农田,用河流来发电,采集和捕猎野生生物以获取食物和进行贸易这些行为本身可能并不会立即结束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是其中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会影响和改变生态景观,并打乱自然演进的步骤。

    在世界日均家庭生活费用低于一美元的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为农业人口。在全世界一万七千余个主要野生动植物保护地中,超过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被主要用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用途。[3]生活在地球上二十五个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的十亿人口当中,贫困农业人口和低收入农业人口对于生物资源的依赖表现得尤其突出。在今天,全世界有超过三亿五千万的贫困农业人口依靠森林以获得食物和生活来源。六百万贫困人口依靠在野生生物栖息地内进行牲畜养殖和放牧以得到最基本的食品和微薄的收入。超过三千万贫困人口以捕鱼为生。丛林猎物仍然是西非大多数居民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野生植物更被采集以广泛地用于饲料,肥料,燃料和建筑材料。人们通过烧荒,拓殖的“游耕”方式开垦土地以用于耕种,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则是较低的农业产出、低牲畜养殖率、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自然灾害风险的增加。

    当今全球和区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呈现出逐步上升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相互合作,在越境区域、边界地带构建国际保护区域或者网络,以实现与其本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形成较好的衔接,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围和成果。在2005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中国、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共同合作构画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计划”。依照该计划,全部六个次区域国家将在科学考察和评估、构建区域性野生生物栖息地和资源保护网络、保护珍稀物种以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展开广泛的合作。

    根据计划,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项目开展的前十年将选取中国西双版纳、中越交界黄连山 – 老挝丰沙里地区, 老挝南部山地国家自然保护区, 缅甸德林达伊西部森林-泰国岗卡章国家公园地区, 以及柬埔寨豆蔻山脉五个六国境内和越境区域作为重建野生生物栖息地的试点区域。[4]其目的是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貌的同时,减少贫困,提高当地人口福利。

    二、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类环境因素考查

    全长4909公里的澜沧江-湄公河现为世界第十长,海拔第八高的河流。它发源于海拔约5200米的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自北向南蜿蜒2190公里流经中国青海、西藏和云南省。在流出中国后继续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共2719公里。 [5]在这段旅程中,澜沧江-湄公河首先形成缅甸和老挝的边界线,随后又成为老挝和泰国的分界线。在流入老挝南部腹地之后,澜沧江-湄公河转向流出老挝,并再一次成为泰国和老挝的边界线。此后,它流入柬埔寨,并通过洞里萨河与柬埔寨的大湖洞里萨湖相接。最后,澜沧江-湄公河流入越南并最终注入南中国海。

    (一)人口统计学的视角

    在由澜沧江-湄公河串起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中,农业人口数量超过区域内全部常住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在例如老挝、柬埔寨这样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的比例更达到甚至超过其全国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人口统计结果,直接体现着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口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计划带来潜在的威胁。截至2000年,在次区域二百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超过二亿四千六百万人口。在过去三十年中,下湄公河流域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统计数据显示,直到2025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人口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三十到五十。[6]虽然在文章的开头提到,人类活动正在并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对地球环境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一点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根本因素;而同时对于人类活动的分析和考察也更加直观和精确地体现着人类对于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和损害,但是,研究人员和专家将野生生物栖息地和保护核心区区域内和周边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聚居规模归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性因素。[7]人类聚居可能导致对森林的破坏,牲畜养殖的增加,农业及其相关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增长,乃至加速大规模和系统性的城市化进程。

    地处次区域的中国云南省,澜沧江-湄公河的流域面积约为八万八千七百平方公里。流域范围人的人口密度为69.6人/平方公里。[8]在其它次区域国家,截至2004年,老挝人口密度人24人/平方公里;缅甸为74人/平方公里;泰国人口密度人124人/平方公里;柬埔寨为72人/平方公里;而在越南这一数据则达到246人/平方公里,而该数据亦是世界国家人口密度的最高值。[9]

    虽然在以上统计中,次区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但研究表明,当某一地域人口密度达到或超过10人/平方公里时,人类活动对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便开始产生。[10]而卫星图片显示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即使是新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地区人口密度依然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这个数字。以次区域国家人口密度最低的老挝为例,在新建的老挝南部山地生物走廊区“Xe Pian – Dong Hua Sao – Dong Amphan”的统计人口数为5万。在Xe Pian地区聚居的八十个自然村落中,有十四个直接处于保护区内,此外该地区范围内还散落着七个少数民族聚居区。Dong Hua Sao地区人口总量为2.88万,在地区涉及的八十二个自然村中,有两个直接坐落于保护核心区内。[11]而在次区域的一些沿海和低地地区,人口密度更是达到了750人/平方公里。[12]

    在老越交界的安南雨林,在柬埔寨北部平原林区,在中国的西双版纳,以及在次区域的广大保护区范围内,人口聚居和人口密度都被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大威胁。

    (二)农业适应性和农业经济

    农业,作为造成栖息地衰退和减少的一个全球性主要因素,仍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威胁。随着世界人口数量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食物需求量增长,农业发展对于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将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农业及其相关产业活动对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巨大的农业人口群体中,小规模自耕农和贫农仍占绝大多数,过着半自足或者基本自足的生活。农业适应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也由此成为衡量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行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大湄公河次区域主要有两种农业生产形式:温饱型自给粮农业生产和商业性农业生产。在区域内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中,水稻和其它基础粮食作物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要消费品。在次区域的广大适耕低地地区,例如柬埔寨的洞里萨湖区,越南的南部平原区和泰国北部的低地区,一望无垠的稻田和其它庄稼地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土地,将原本和山地连绵成片的土地与森林完全分离开来。

    而在中国的西双版纳,柬埔寨豆蔻山脉等次区域广大山区,森林则被间或种植的混合农林间作景观和耕地人为割裂。在这些地区,人们既采用定点耕作方式,又利用通过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游耕或者轮作方式来耕种庄稼作物。虽然研究成果显示由于农业适应性较差,在绝大多数山地类型的保护区和保护区断裂带种植水稻、木薯和玉米等粮食作物极难实现高产,甚至根本不能满足当地人自身的食物需求,[13]但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贫困的人们仍然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期增加作物产量。这种生活方式最终带来的只是贫困的加剧和当地生物物种的进一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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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对生物多样性问题作出而诞生的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由于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法的发展，经历了由慢到快、由简单变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根据其保护理念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利用价值保护

20世纪50、6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环境法；相应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处于萌芽状态。这一阶段的国际法主要是根据个别物种对于人类的利用价值（主要是经济价值）提供保护，而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历史上，野生生物的利用和保护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法的事项，反映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不过，尽管国家拥有重要的利益，野生生物很长时间以来便是国际合作的内容。因为野生生物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停留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内。例如侯鸟等在多个国家间迁徙的物种，其保护就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类似的，其栖息地横跨几个国家、或者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公域的非迁徙物种，其保护也自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由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逐渐形成。

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了早期的保护生物物种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867年《英法渔业公约》、1882年《北海过量捕鱼公约》、1886年的《莱茵河流域捕捞大马哈鱼的管理条约》、1902年3月《保护农业益鸟公约》、1911年《保护海豹条约》等［1］。通过这些生物保护条约，缔约国通过谈判分配了各种资源资源（主要是鱼类以及海豹）的开发权，希望能够达到某种可持续捕获的水平。实际上，诸如海豹条约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护条约是最早反映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条约———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续产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环境主义者不断呼吁要禁止对野生生物的商业性开发。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条约，如1933年《保护天然动植物公约》、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50年《国际鸟类保护公约》和1951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2］413。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最初是一个在成员国间分配捕鲸量的组织，现在逐渐转变为禁止商业性捕鲸的机构。国际捕鲸委员会充分说明了当时国际野生生物法内的主要焦点，即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早期的条约很少考虑野生生物的保护问题，而是专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国之间进行资源的分配。随着环境关注的日益提升，这些野生生物条约开始将其兴趣由在缔约国之间分配资源，转变为实现可持续的开发水平，即“可持续产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实现生物资源可持续产出的努力并无法成功。有时候，国际条约缔结的太晚，错过了将种群保持在能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上的时机。另外，关于可持续捕获水平的准确估计，在科学上还缺乏充分的认识。而且，即使科学家发现了确定的数字，关于开发的政治压力也是促使决策者确定不可持续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体现出三大特点：首先，除少数条约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态保护含义外，绝大多数公约所表现的是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2］28即：侧重于保护渔业资源、海豹等经济性的资源，或对某一物种经济利益的保护，忽略了对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相邻国家间的经济利益，而非保护环境。

其次，这一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简单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获属于某个特定物种的个别生物，而不考虑该物种的生存条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种跨界解决方式，参与这些国际法的主要是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边界相邻的国家。

二、初步形成阶段：内在价值保护

二战后，各国忙于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也不断增大，开始出现一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国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此时，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的认识。所谓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都具有某种神圣并且应当受到尊重的价值。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各个物种之间内在价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为人类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物种的偏见。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护生物资源的国际法律文件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也开始正式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依然缔结了一些对物种的利用价值进行保护的公约和协定，但更多的国际文件开始侧重于对生物的内在价值进行保护。例如，1973年通过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CITES公约）形成了一套详细的、但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制度，涵盖数千种动植物。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也是应对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是不断增加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贸易）对生物带来负面影响所必需的。尽管有旨在控制物种国际贸易的CITES公约以及旨在保护迁徙物种的多项公约，但是野生生物物种在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丧失的现象。

有些是商业开发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栖息地遭到破坏的原因，特别是对那些迁徙物种。这就促成了1971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这些条约旨在为保护具有特别重要性的生物栖息地提供资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国际条约外，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还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1979年《欧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公约》，等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在国际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最初的功利主义、注重保护对象的经济效用转向注意内在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如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开宗明义，宣布“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其次，保护手段日渐丰富。通常，这些公约不仅保护个别物种，而且会保护其栖息地，并考虑到可能影响该物种和栖息地的所有生态要素；同时，为了保护、保存、展出、恢复和利用各种保护对象，公约通常要求各缔约国综合采取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等多种手段。第三，很多公约开始采用一种全球视角，将保护对象确定为具有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号召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相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护。

三、迅速发展阶段：生态系统保护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生物的国际法一直饱受“缺乏广泛的战略或政策”之诟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间，国际社会针对那些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特定物种或品种，制定了300多项专门的国际环境协定曾试图减缓和扭转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随着生物多样性的继续流失，人们发现野生生物单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而且，生物保护学家发现，过于保护某种珍惜动植物，会使决策者对其它形式动植物的保护。显然，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前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基于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等特点的认识，人们了结到针对个别的物种或栖息地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必须改变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因此，他们呼吁制定一项广泛的框架公约，以涵盖威胁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样性的各种危险。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全新的保护方式。尽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认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认真实施过这方面的规定。28年后一项区域公约———《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也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最初体现这种思想的是软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别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纪念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10周年所发起并促成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的一项国际法文件，也是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展最大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一项国际文件。该措辞严厉，但它只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文件。尽管如此，该也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转变的里程碑。最终，《世界自然》所蕴涵的广泛的、整体性的保护理念体现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从1984年到1987年，IUCN发起了第二轮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IUCN的建议条款集中草拟了全球为保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所需付诸的行动，特别是在保护区内外的就地保护措施，以及关于财务机制的详细建议。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IUCN的建议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尽管如此，IUCN的努力为吸引全球关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直到了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但没有减缓，而且每况愈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adhocWorkingGroup）来调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没有可能“制定一项综合性公约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该领域的活动合理化，并解决其它可能处于该公约调整范围内的领域的活动”（UNEP，GCRes.14/26.1987）。该项“包容性”（umbrella）公约（01）的最初目的是涵盖当时及未来所有的环境保护与生物保护公约，为各种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栖息地的国际条约提供协调的框架。

该特别工作组小组在1988年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结论是既有各公约只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定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面需求。当时已签订的公约，只涵盖了一些国际重要的自然地点（如《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濒绝物种的贸易威胁（如《华盛顿公约》）、某类特定的生态系统（如《湿地公约》）和某一种群的物种（如《迁移物种公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不过，就算所有这些公约加起来，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统一现行的国际条约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术上都很难行得通，应当建立一或多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法律机制，特别是可以在既有公约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条约（2），以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在工作组活动期间，很多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一项主要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约。发展中国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条约的前景；而且他们普遍担心，推动这样一个“议程”会阻止他们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认为，该公约还应当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经过一个长期的争论，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事实，从发达国家取得了一系列让步。这些让步包括从发达国家获得财政支持和技术转移（如生物工艺和监测技术）；有关管理生物工艺的议定书；承认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团；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国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这种方法等于是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担义务，将利用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产品利益与它分享，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得到发展的权利，至少是他们的所有权。在草案中内容中，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物资源完全拥有权利。这些资源不再如同国际社会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正式谈判开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组被改组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终，谈判被纳入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的筹备活动中，被期望能够在该次会议上开放签署。在里约会议之前达成协定的压力具有两个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国尽快达成妥协并形成协议。

另一方面，谈判的达成很仓促，留下了一个若干条款相互冲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终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完成，供两周后开始的里约会议开放签署。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6条之规定，公约在第30个缔约国（蒙古）批准加入书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该公约没有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具体的标准或者措施，它也没有为最初设想的所有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法提供框架。不过，它确实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样性，并为各国的保护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此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从数量上看，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增长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体现了全新的保护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95年8月在纽约签订的《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协定》、1999年《莱茵河保护公约》，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年《非洲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修订版）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典型，各公约都奉行了综合生态系统保护（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认并重视人和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要求全面、综合地理解和对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各个组分、它们的自然特征、人类社会对它们的依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次，这些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看似冲突的问题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在保护目标上实现了动态的平衡。而这种保护方法，也更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第三，它们遵循了一种全球解决的思路，要求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保护，而无论其政治边界如何；同时，各国都有义务为了全球利益而保护在本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综上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应对日益严重的人类环境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是现代国际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1）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现行国际法缺乏应对、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机制；（3）世界各国对形成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发展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可以说，没有国际法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不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美国学者凯尔森曾指出：“一般国际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质”。［3］如果说人类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大致遵循着如下的轨迹：“原始习惯不成文习惯法成文习惯法（习惯法汇编）国家法”，那么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习惯法编纂”时期———只不过，与文明之初的成文习惯法相比，它增加（或称“吸收”）了更多技术化的成分———要真正达到高级形态的国家法，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现代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来说，“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时期”［4］。国际法尚且如此，作为国际环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更是显得薄弱，离达到基本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不足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法律规范发展不足。首先，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基础并代表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等，尚未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被国际社会采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其次，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领域（如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规则；已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加以调整的领域，也因为条约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约模式、内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强制，从而导致其保护力度有重大欠缺。可以说，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关系的范围及深度都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2.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而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的整体规划，条约的发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现；现有的《21世纪议程》层次不够，国际法委员会也缺乏这方面的相关职责，其关于发展国际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软法文件而只能对各国其建议作用。

3.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国际组织机构不健全。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具有强制力、可以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对国际生物多样性事务予以监督协调的国际机构。目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都不足以承担此重任。

4.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激励和制裁机制没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权威的超国家机构，作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强制力极其薄弱，甚至可以说可以说是刚刚萌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类的道德机制。

5.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与各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生物多样性立法与实施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5］

面对这种局面，国际社会开始在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纪议程》中有关国际环境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最为重要。《21世纪议程》第39章“国际法律文件和机制”提出了“评价和促进（国际环境法的）效力，以及通过各项考虑到普遍原则和所有国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关心问题的有效国际协定或文件，来促进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结合”的总目标，并为此提出了8项目标和4个方面的活动领域。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主要部门，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发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纪议程》确定的目标和实施方案。结合《21世纪议程》所作的行为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现状，笔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今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较大发展：

1.发展中国家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立法与实施的作用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也将会更多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力武器，这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突破其“瓶颈”、获得新发展的前提；

2.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断得到确认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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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海洋生物 多样性 保护

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现实价值以及潜在价值。首先，在人类的生物来源中，它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动物蛋白，并且，有许多的海洋生物都具有较大的价值，例如存在一定的工业价值或者是存在一定的药用价值。所以，在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海洋生物多样性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

1 主要现状

1.1 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从类型上划分，我国海域生态系统主要有以下几种[1]：（1）滨海湿地生态系统，（2）珊瑚礁生态系统，（3）上升流生态系统，（4）深海生态系统。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盐沼生态系、第二是河口生态系、第三是红树林生态系。海岸盐沼处于大海与陆地相互作用的地带，生态环境相对复杂，生物多样性也较为丰富，该地带也是进行海水养殖的重要区域。盐沼生态系为候鸟提供了它们所需要的食物以及栖息地，是由芦苇等多种盐生草本植物和许多的潮间带底栖生物所组成。

珊瑚礁生态系统主要在我国的南海地带，以造礁石珊瑚为主，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由以下几种动物共同组成一个生态系统，第一是海绵动物、第二是腔肠动物、第三是甲壳动物等。

在我国的东南海域，海洋上升流生态系统就存在于其中。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组成[2]，（1）因为受到地形的因素所影响，（2）受到风漂流的影响，（3）因为水团边界的影响。因为底层营养物质的上升，使得其初级生产力逐渐提升，往往会形成渔场区，与邻近海域相比而言，其生物多样性指数要更高。

深海生态系统主要在我国的东海以及南海的海域之中，通常是有一些构造较为特别，比较适应于在深水生活的动物所组成，其生物多样性非常贫乏。

1.2 海洋物种多样性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其物种的多样性也是极其可观的。在高级的分类阶元上，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分布在海洋生态系统的动物门类要更多。从动物的体形来看，与陆地相比，海洋有着更丰富的多样性，无论是巨大的鲸类还是微小的浮游生物。所以，与陆地食物网相比，水生食物网要更加复杂。随着人类的过度性开发，给海洋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如，随着工业生产的增加，全球气候逐渐变暖，使得珊瑚的共生单细胞藻类发生了大量的死亡，而共生藻类的消失又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如会导致珊瑚的死亡，会使得珊瑚礁就此消失，从而给渔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损失。又如，随着海洋的污染日益加重，使得潮间带以及海洋物种数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有着许多的特点：（1）物种数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趋势，（2）我国海域是水种分布的边界，如是西北太平洋温水种分布的南界。

1.3 所面临的威胁

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全球经济的不断增长，使得人类为了追求最大化利益，当前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逐渐加剧，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已经面临着较大的威胁，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威胁：

（1）过度捕捞：当前，海洋捕捞船只逐渐增多，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前的捕捞手段也较为先进，使得渔业资源逐渐枯竭，有很多的优质品种因为受到了损害而难以再形成渔汛。并且，浪费性捕捞使得大量的珍惜海洋生物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例如以下几种方式对海洋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是底层拖网的方式，第二是毒鱼的方式，第三是炸鱼的方式。

（2）生境丧失：主要是受到以下几种活动的影响而造成，第一是滩涂围垦，第二是海岸工程的影响，第三是航道疏浚的影响[3]。上述这些活动如果情节较轻的话会对海洋生物的活动有着严重的干扰，情节严重的话则会使得海洋生物生境的彻底丧失。例如，我国红树林的面积就因为围垦的原因而有了极大的减少。

（3）环境污染：主要因为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第一是陆源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是向海洋排污，第三是海洋石油的开采，第四是航运溢油。污染物会给海洋生物带来极大伤害，甚至会使海洋生物被毒死，有的还会影响其正常的繁殖。

（4）生态入侵：因为远洋船只的携带，或者是因为对外来种的盲目引进，使得本地的海洋生态遭受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原有物种因为外来种的侵入而被排挤甚至是消失。如，在我国福建海域曾发现一种沙筛贝，其原产于南美洲，它将海岸基岩的表面进行了强占，使得当地的附着生物全部消失。

海水养殖的单一化，不但将许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进行了强占，还会因为饵料的分解这一原因而造成了海域富营养化，甚至会造成赤潮现象的发生，从而使得大量的海洋生物死亡。除此之外，对单一品种进行高密度的养殖，经常会造成大规模的病害流行开来。

2 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1 保护政策

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中，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我国最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批准。我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其中一个缔约国，对养护管辖海域的权力与义务坚决予以履行[4]。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强调一方面要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还要提升沿海居民的生活水准。

在关于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方面，我国政府制定了以下法律法规：（1）《海洋环境保护法》，（2）《渔业法》，（3）《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等。除此之外，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我国政府也制定了许多的管理办法，如《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办法》等。

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中，我国还制定了多个行动计划，有一些计划已经得到实施。例如，在《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当中，就有专门的一章是对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进行阐述与说明，此外，还讲述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另外还编制了一些保护行动计划，例如《中国海洋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2.2 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

在海洋生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上，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一直以来，我国开展了多次对海洋综合调查。例如在1958年～1960年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1989年～1993年的全国海岛资源调查等。

在对我国海洋生物的类别上，我国学者都进行了分类学研究，在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尤为深入，第一是藻类、第二是甲壳类、第三是贝类、第四是鱼类等，涵盖了许多学科，如遗传学、生态学等。尤其是对许多海洋经济生物的研究更加详尽，如海带、虾等。

在一些海洋科研机构中，我国在其中建立了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台站，例如在以下几个海域都进行了定期的海域生态监测，如大连湾、厦门附近的海域等等。

2.3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我国相关研究单位通过了关于“南海诸岛以及其相邻的海区综合科学调查项目”的研究，发现了南沙群岛不但生物多样性较高，并且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威胁的海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大量的造礁珊瑚已经受到了认为的毁坏，导致了大量的鹿角珊瑚受到了破坏。有许多的渔民以捕鱼为名，下海对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贝壳进行扫荡，然后将其售卖给其他人。有许多稀有的种类已经逐渐消失，如法螺等。另外蜘蛛螺等也已经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地。一个物种的消亡，一方面意味着一种生物资源的缺失，另一方面会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带来极大的影响，从而造成生态失衡的现象[5]。

幸而我国已经逐渐建立了海洋自然保护区体系，当前，由国家海洋局建设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已经有60多处，在这当中，属于国家级保护区的达到了18处。这些保护区在保护一些珍稀濒危的海洋生物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在建设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制，从保护区的规划、人员培训等都有相应的制度法规。在各项工作管理当中，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与规范，其中包括对保护对象的管理技术标准，对保护类型的分级标准等等。

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在建设之初，存在着资金短缺以及装备较为落后的局面，但是仍然以保护自然为宗旨，对各项管理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些自然保护区在以下几方面都有着扎实的工作，如完善管理机构、强化监察执法等等。与此同时，在对保护区的规划与发展方面，对保护区的宣传教育方面以及对保护区的国际合作等工作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沫茹，姜涛.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状及法律Σ[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2）：126-128.

[2]张丽君.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看我国海洋管理体制之完善[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0，（02）：15-18.

[3]马程琳，邹记兴.我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J].海洋湖沼通报，2003，（02）：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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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封山育林；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影响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于林木的砍伐量也在逐渐的增多，这就使得我国的森林资源锐减，为了能够使得我国的绿化面积得到有效的增加，改善我国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大力开展了封山育林工作，而随着封山育林的开展，我国林区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稳定性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下面本文就主要以昆虫群落以及各种林木层次的变化情况来探讨封山育林对林区生物多样性以及稳定性的影响。

1 封山育林对林区昆虫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就相关的调查数据可以了解到，封山育林的过程中，需要对林木进行区域的划分，而针对整个群落以及各个分群落来说，昆虫群落多样性的指数都相对较高，在各种昆虫群落中，采取封山育林后，昆虫数量以及种类多会随之增多，而不同的昆虫种类其增加的数量也会不同，而在众多的昆虫种类中，蜘蛛以及各种寄生类的昆虫群落会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增长的量分别为28%以上、40%以上。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封山育林对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昆虫群落及各类群的多样性在各类型林分中的变化趋势是，随时间的延续而趋于增加，9月为最高峰，10月突然下降。

昆虫群落多样性在时间过程中的这种变化，体现着昆虫群落复杂程度增加的情况。就变化的幅度来看，仍然是封山林分变化大，而未封山林分则相对较小。说明封山育林使昆虫群落随时间变化而更加复杂了，这与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就各类群多样性的月变化来看，较突出的是天敌类群多样性在封山林分随时间的变化而稳定的增加，其中尤以寄生类群为甚，5月至9月平均增加了29.1%。而在未封幼林中天敌昆虫各类群多样性则增加不明显，而且在10月份下降的幅度又明显超过封山林分。说明了封山育林不仅使昆虫群落中天敌类群种类更加丰富构成更加复杂，而且在时间变化过程中种类数量更加均匀，从而使群落的稳定性增强。

2 封山育林对林区昆虫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在群落结构中，群落的稳定性是其中的主要特征之一，群落的稳定性，反映出了群落整体对于外界的抵抗性能，群落的稳定性，使得群落可以针对外界的各种干扰实现干扰，针对群落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先对群落内部的种群之间的联系进行充分的了解，并针对群落种群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总结得出群落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在实施封山育林后，林区的生物稳定性所受到的影响。根据相应的计算可以得出全年生物所产生的平均种类以及个体的数量，两者之间的比值为群落的稳定性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以昆虫群落为探究的主要实例，以昆虫群落相对稳定性的变化来分析得出封山育林对林区生物稳定性的影响作用。

一般来说，昆虫群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相关的生物学家也在长期对这种相对稳定性进行研究和深入的探究。但是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以及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使得昆虫群落相对稳定性的解释以及定义也不相同。如果将昆虫群落作为研究的重点，以昆虫群落的生活环境以及条件作为严重的辅助项目，则得出的全年昆虫群落种数以及总数两者的比值就可以用来表达昆虫群落的相对稳定性程度，另外，天敌昆虫群落种数与植食昆虫种数的比值也可以用来表达昆虫群落的相对稳定性程度。

每月都进行一次昆虫种数以及个体数量变化的调查，依据所调查的数据来对昆虫群落相对稳定性程度的静态比值进行合理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全年的昆虫群落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反映。当昆虫群落种数与昆虫群落个体总数的比值较大的情况下，则反映出昆虫群落的种数较多，而昆虫群落的个体总数较少，这就说明了生物种类的增多受到数量的制约。而当天地昆虫群落种数与植食昆虫种数的比例较大的时候，则说明，生物群落内部的事物网络关系相对来说较为复杂，而这一复杂性会出现相互制约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群落中，个体数量的变化较为突出。

由此可见昆虫群落的相对稳定性在封山林分中明显地增强了。封山幼林和封山成林比未封幼林比值分别增加了127.85%和92.45%。这说明了封山林分中昆虫群落种类较多而个体数量相对较少，没有突发性；天敌类群所占比例增加，从而使得群落内网络关系更加复杂，内部制约机制更加深刻，进而使得群落增加了对外界扰动的缓冲能力，使稳定性增强。

3 封山育林后植物多样性的变化

以某林区为例，对其封山育林后植物多样性变化进行研究，得出封山育林后乔木层辛普森指数、均匀度指数和香农-威纳指数的变化趋势一致。封山育林后乔木层辛普森指数、均匀度指数及香农-威纳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5164.0.5535及1.0568，而未封山育林林分对应的值分别为0.4206，0.5363及0.82400实施封山育林措施后乔木层辛普森指数平均值、香农-威纳指数平均值及均匀度平均值均出现增长。

总体来说，封山育林后乔木层的生物多样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这说明封山育林对乔木物种的定居、生长和繁衍有积极作用。封山育林后乔木层生物多样性下降，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可能是由于群落中建群种的明显优势影响了其它树种的生长，同时未封山育林林分乔木层有轻微的砍伐现象，中度干扰使生物多样性提高，导致辛普森指数、均匀度指数及香农-威纳指数相对较高。

另外，封山育林后灌木层辛普森指数平均值、均匀度指数平均值及香农-威纳指数平均值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总体上来说，研究区封山育林后灌木层生物多样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这说明封山育林对灌木物种的定居和生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封山育林对林区生物多样性、稳定性所带来的影响较为严重，本文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法来对封山育林所具有的影响作用进行探究，从昆虫群落以及植物的稳定性以及多样性的变化情况，来侧面反应出封山育林对林区生物多样性、稳定性的深刻影响。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实施封山育林，不仅能够有效的提升林区生物的多样性，而且还能够有效保障林区生物的稳定性。但是本文的探究依然存在很多的不足，还需要相关的人士能够进一步的对其进行补充，从而使得该课题能够更加具体和全面。

参考文献

[1]任立宗，王淑芬.马尾松林昆虫群落及其时空结构的研究[J].林业科学研究，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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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污染宣战是我国20xx年的主题20xx年：提高你的呼声，而不是海平面(Raise your voice not the sea level)

中国主题：向污染宣战

世界环境日历年主题70年代

1974年：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 )

1975年：人类居住(Human Settlements)

1976年：水，生命的重要源泉(Water: Vital Resource for Life)

1977年：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森林(Ozone Layer Environmental Concern; Lands Loss and Soil Degradation;Firewood)

1978年：没有破坏的发展(Development Without Destruction)

1979年：为了儿童的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Only One Future for Our Children - Development Without

Destruction)

80年代

1980年：新的十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A New Challenge for the New Decade: Development Without Destruction)

1981年：保护地下水和人类食物链，防治有毒化学品污染(Ground Water; Toxic Chemicals in Human Food Chain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982年：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提高环保境识 Ten Years After Stockholm (Renewal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1983年：管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防治酸雨破坏和提高能源利用率(Managing and Disposing Hazardous Waste: Acid Rain and Energy)

1984年：沙漠化(Desertification)

1985年：青年、人口、环境(Youth: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1986年：环境与和平(A Tree for Peace)

1987年：环境与居住(Environment and Shelter: More Than A Roof)

1988年：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When People Put the Environment First, Development Will Last)

1989年：警惕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ning)

90年代

1990年：儿童与环境(Children and the Environment)

1991年：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Climate Change. Need for Global Partnership)

1992年：只有一个地球--关心与共享(Only One Earth, Care and Share)

1993年：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 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1994年：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One Earth One Family)

1995年：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We the Peoples: United for the Global Environment)

1996年：我们的地球、居住地、家园(Our Earth, Our Habitat, Our Home)

1997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For Life on Earth)

1998年：为了地球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For Life on Earth - Save Our Seas)

1999年：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Our Earth - Our Future - Just Save It!)

21世纪

20xx年：环境千年，行动起来(20xx The Environment Millennium - Time to Act)

世界环境保护日20xx年：世间万物，生命之网(Connect with the World Wide Web of life)

20xx年：让地球充满生机(Give Earth a Chance)

20xx年：水--二十亿人生于它!二十亿人生命之所系!(Water - Two Billion People are Dying for It!)

20xx年：海洋存亡，匹夫有责(Wanted! Seas and Oceans——Dead or Alive? )

20xx年：营造绿色城市，呵护地球家园!(Green Cities---Plan for the Planet)

世界环境日环境问题(一)全球气候变暖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生产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氯氟碳化合物(CFC)、四氯化碳(CCl4)、一氧化碳(CO)等温室气体不断增加，导致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大气质量受到影响，气候有逐渐变暖的趋势。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对全球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较高的温度可使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每20xx年将升高6厘米，因而将使一些海岸地区被淹没。全球变暖也可能影响到降雨和大气环流的变化，使气候反常，易造成旱涝灾害，这些都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和破坏，全球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生活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

(二)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

在离地球表面10~50千米的大气平流层中集中了地球上90%的臭氧气体，在离地面25千米处臭氧浓度最大，形成了厚度约为3毫米的臭氧集中层，称为臭氧层。它能吸收太阳的紫外线，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过量紫外线的伤害，并将能量贮存在上层大气，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但臭氧层是一个很脆弱的大气层，如果进入一些破坏臭氧的气体，它们就会和臭氧发生化学作用，臭氧层就会遭到破坏。臭氧层被破坏，将使地面受到紫外线辐射的强度增加，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危害。研究表明，紫外线辐射能破坏生物蛋白质和基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造成细胞死亡;使人类皮肤癌发病率增高;伤害眼睛，导致白内障而使眼睛失明;抑制植物如大豆、瓜类、蔬菜等的生长，并穿透10米深的水层，杀死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从而危及水中生物的食物链和自由氧的来源，影响生态平衡和水体的自净能力。

篇8

地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它的开发强度日益增强，不少地区已呈现资源枯竭和生境退化的趋势，难以再承受下去来满足人类的要求，因此,实施生态发展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1-3]。众多的国际生态公约就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安排和限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这些被称为是法律旗帜的各种公约都不是单纯由法学家们单独完成的，必需要广泛征询涉及自然保护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总结自然保护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以及生产战线上广大公众的经验教训，才可能制定这些涉及全社会利益的许多规定。本文就拟简要地探讨一下它们的意义和作用，以期我国能完善和健全有关自然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律体系，来适应已踏入生态发展文明时代门槛的迫切要求。

1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既是生物之间以及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体现，也是生物资源丰富多彩的标志。它是对自然界生态平衡基本规律的一个简明科学概括，也是衡量生态发展是否合乎客观规律的主要尺码。一个区域保持得是否完整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是否合理来决定。因此，它的保护对象是全方位的，要从物种及其遗传资源、生态系统和景观多样性各个方面着手。这个公约不仅阐述了防止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问题，也强调要关注人类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它提出要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持续利用和利益公平分享三者密切结合来考虑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实践证明，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工作就难以持续下去。它要求各缔约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要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作出全面的安排。“公约”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多次的修改，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签署，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这说明世界人民终于认识了由于人类本身的管理失误所造成的地球生境退化、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灾难，决心采取共同行动制定有约束力的并起综合作用的国际公约。现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已成为各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以看出，”公约并不是一纸空文，但与其说是一次性产物，不如把它看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1.如何做好野生物种种群和被传统农业与本地人民广泛应用的物种及其变异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问题，2.发达国家如何落实支援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责任；3.如何通过技术转让和交流实施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和持续利用的战略；4.生物资源利用者如何落实酬报各地从事保护工作者和提供传统利用知识人们的责任。这些问题虽经多次讨论，但不易取得协议。

我国于1993年1月7日作为第7个国家正式批准加入“公约”，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组成国家履约协调组，统一规划各项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可见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和认真态度。许多学术单位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研究机构来规划研究和宣教事宜；还出现了非政府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它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公众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10多年来完成了大量工作，除了按“公约”规定完成必需做的基本项目，例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外，还出版了系列丛书和许多研究报告。建立了许多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实体。主要经验有下列三点：1.保护和发展必需密切结合，利益公平分享是关键；2.统一协调分散管理的方针是正确的，但需要进一步完善；3.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不断加强，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在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期间，国家颁布了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11－2030），”明确今后2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并将之看为是维护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保障的大事。因为，当前资源过度利用、工程建设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并未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状态一时难以解除。它要求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基本体系，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开展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评估、监测、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例如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和种质基因库的建设和完善，把保护和发展密切结合；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防止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完善，完善群众参与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工作[4-8]。

2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关于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跨境转移的一个协议，它旨在充分确保它们的转移、处理和使用。它的文本由生物多样性缔约国会议来讨论和确定，已有100个以上缔约国批准，于2003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所以，可以说，它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个议定书。文本中详细论述了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凭借现在生物技术所获得的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的保护措施，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这意味着，已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从一个国家跨境转移必需符合议定书的规定，出口者必需提供充足资料使进口者能做出知情决定，确保所有货运有议定书要求的文件记录，即使进口者不是缔约国也要按议定书要求办理。我国于2005年4月27日批准了议定书，显示我国在执行国际条约和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承诺，并大大增强该议定书的份量。同时，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对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政策体系、法规体系、转基因活有机体及其产品风险评估和管理技术准则、生物安全管理国家能力建设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

3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湿地是指内陆和海岸地带水深6m以下的水域、沼泽和草甸地带。这些地区是调节水分循环、维护水禽和水生生物生存的重要栖息地，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大片湿地被改变为农地、养殖场甚至城镇，导致许多物种消失，常出现一雨便成灾的可怕事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原亚洲湿地局、国际水禽与湿地研究局、美洲湿地局三个湿地组织合并为湿地国际，并在湿地公约的制定和技术支持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大大促进世界范围主要地区湿地和湿地物种现状的评估和研究，加强与政府和当地社区的合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湿地公约于1971年2月2日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订，所以常称为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它通过传播信息资料、提高公众意识、开展培训活动和在各地建立湿地管理项目、支持和促进区域和各国湿地保护和湿地资源持续利用和行动计划的制定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国凡是在生态学、生物学、湖沼学和水文学上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都可申请加入湿地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湿地名录，加入国际湿地名录的湿地应建立保护区，加强对物种和栖息地的管理，管理好者可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会受到批评。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会后，认真履行缔约国的义务和责任，为了适应湿地保护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湿地保护，1994年9月由林业部牵头联合17个部委制定一个广泛参与、切实可行、符合国际规范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确定了中国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目标、内容、优先领域和项目，使之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中国湿地保护事业的发展。许多科教部门建立了湿地研究中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众多的专著和研究论文和报告[10]。迄今，我国已有37个湿地保护区分五批加入了国际湿地名录，并开展大量保护和持续利用的工作。#p#分页标题#e#

4世界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是指具有世界价值的独一元二的自然和文化区域以及许多非物质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是各个国家精华中的精华。作为具有世界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可从以下列几点来判断：(1)表征地球进化历史的主要阶段的典型代表或独特的地理景观类型；(2)表征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断进化的生态过程或生物进化和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典型事例和杰出的代表；(3)具有极为特殊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的区域；(4)具有世界价值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或众多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符合四个标准之一的区域可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三类）。世界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三者被认为是国际保护生境（栖息地）的三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制定，1978年正式生效。这说明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有责任来保护那些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把它们看为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认可和保护文化景点的国际法律条约，它把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拓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相互关系的思维，并制定协同计划来保护它们[11-14]。

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并深深体会到自然与现代化共存、经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共存的伟大目标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样，加入和认真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建立比较完善的世界遗产地系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许多省市建立了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促进自然保护、文化组织和文物系统各方面的专家认真考虑，提出具体的计划和方案。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自然遗产地8处、文化遗产地2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处，还有文化景观3处，总共40处。现在打算申报的区域还有100多处，估计每年只有自然和文化遗产各1处获得批准。但是，人们已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是为申报而申报，而是决心通过完善管理，争取支持，使之更加壮大，以适应社会、文化、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那时申报将是水到渠成之事。主管自然和文化遗产工作的分别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

值得指出的是，有悠久历史的全球农业系统，是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在发掘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时，却忽略了这个方面，以致传统的农业耕作制度及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优良品种的基因多样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流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2003年建立了“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心”，旨在开展全球重要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以期建立一个全球共识的持续发展的动态系统，弥补了不足之处。我国浙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全球第一批五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其实，我国还有许多项目符合其标准，需要大力发掘、继承和发扬[15-18]。

5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持续利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注意保护，不允许任何利用是不科学的，必然是行不通的；当然，过度的利用，不注意保护必然导致破坏。这个公约的目的就在于监测商业开发的主要物种，对一些已陷入受威胁状态的物种，通过贸易限制达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这个公约1973年3月于美国华盛顿签订，1975年7月正式生效。它把控制贸易的物种划分为三类作为其附录，附录1是指那些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的对外贸易必需获得出口国科研机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进口国也确认是如此才能进行；进口国将之再出口也照此办理。附录2是指那些目前虽未濒临灭绝，但如对其贸易不严加管理，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就可以变成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也必需得到出口国家科研机构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出口贸易。附录3是任何一个缔约国认为属其管辖范围内应进行控制开发利用，而需要其它缔约国合作管理贸易的那些物种；它们的出口贸易同样需要出口国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前两类物种需经全体缔约国大会讨论通过，后一类物种只需各缔约国自己认定，报公约秘书处备案即可。附录中所列的物种是重点管理对象，但它们的地位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随其种群传播和消长而有所调整，所以需要对它们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监测。这样，每一个缔约国都要建立专门的科学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来负责专司其事。前者负责研究确认各个种的基本情况，提出处理的意见；后者即专司具体管理业务，发放出口许可证。可以看出，这个公约不是要禁止野生动植物包括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贸易，而是制定各种措施保证可持续贸易，不引起它们走向灭绝；目前，它已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控制野生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国际贸易系统，为物种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0年12月25日，我国提交参加“公约”的交存书，1981年4月“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1982年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种科学委员会”，分别挂靠在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科学院内，开展有效的研究和管理，成果垒垒。看来，大力培养熟悉“公约”的科研和管理人员，进一步弄清和宣传“公约”各条款的实质内容，加强对濒危野生物种的研究，提供其消长规律和具体情况，监测贸易现状，编制控制贸易的物种名录及其识别手册和图谱，制定合理开发利用的指标，提高进出口管理水平，防止过度开拓而造成物种灭绝应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20]。

6迁徙物种公约

物种的生存和分布不受边界的限制，特别是迁徙物种的生活周期可能遍历多个国家，但各国的保护和管理水平不尽相同，难免会遭受猎杀，因此必需通过国家政府间的共同努力来加以保护，既要保护物种本身，也要保护其栖息地。保护区在这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公约于1979年签订，1983年正式生效，100多个国家参与并共同关注这些独特物种种群的保护，效果明显。我国签署这个公约以后，许多保护区承担了这些迁徙物种的保护，无论在科研监测和合理利用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山东长岛保护区累计环志各种候鸟128种21万多只，其中猛禽22种6万多只，占全国猛禽环志总量80%以上；回收国内外环志鸟231只，最长回收为8年，为鸟类迁徙规律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成绩明显[21]。由于“公约”所关注的物种独特，没有任何公约能代替其作用，实际上，它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必要的补充和起具体的辅助作用。#p#分页标题#e#

7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个公约是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为解决地球气候潜在变化可能引起的众多问题而联手进行的一项努力。它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于集体执行“公约”所制定的各项规定。它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我国于1993年1月批准了这个公约，是最早的10个缔约方之一。“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在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注意减少和防止人为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开展技术转让等各种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增强所有温室气体的吸收汇和储存库，例如不同类型的保护区等；在适应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制定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综合农业的发展、关注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涝影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纳入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政策和行动，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尽可能降低气候变化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京都议定书中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使其CO2、CH4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排至少5%；同时，确定了“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三种境外减排的灵活机制，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境外取得减排限排的抵消额，从而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限排目标，缓解其国内减排限排压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是其义务的核心内容，要求采用由缔约方大会制定的可比方法编制人为引起的各种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国家清单，发达国家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但是，要真正的具体落实十分困难，许多会议都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具体化，但都不能取得共识，需要更耐心地通过深入分拆，实事求是协调和合作共事地去解决。可以看出，制定减排限排温室气体目标是一个重要方面，而确定不同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人工营造的方法来固碳的目标也是不能忽略的，两者是相互相成的[22]。

8防治荒漠化公约

篇9

生物多样性的物质实体就是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业生物多样性不仅为人类提供基本的食物和各种工业原料,还是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育种性状(如抗病抗虫性状、优质性状和高产性状)的重要基因来源,在生态系统的维持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转基因植物对农业生态系统尤其是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3].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综述了转基因植物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旨在为转基因植物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参考.

2对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关于转基因植物对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植物(起码是现在这一代的转基因植物)的引入和发展对作物遗传多样性存在着负面的作用.Altieri[1]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引入,使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生物技术公司控制和垄断了种子和生物技术市场,大大减少了作物种植类型和品种数量,加剧了作物系统品种简单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流失.因为农民通过持续将商业化种子与本地种杂交,可以增加当地作物的遗传多样性.绿色革命期间,作物品种的开发还未受制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37,45],因而不妨碍农民对种子的保留和试验[17,37],那时作物遗传多样性的丧失还不至于象近期这么严重.Gupta[9]认为,获得品种知识产权的高成本抑制了民间品种繁育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种情形由于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立法理解的不同,而复杂化[25,34].Lesser[25]特别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其实并不适用于那些根据古老的植物育种实践和当地品种保育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作物品种.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能满足通过当地品种的管理来达到保护作物遗传资源的目的.少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在短期内由于具有比常规品种更高的产量、更优良的产品品质以及更高的抗性而被农民普遍采用.常规品种和土著品种则因无人或很少人种植而逐渐灭绝,这就导致了大量遗传资源的丧失,作物遗传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现有的知识产权体制下无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22].另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植物的引入对作物遗传多样性保护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Hawtin[12]认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为建立种子库进行异地保护作物遗传资源提供更为有效的手段.他断言,分子遗传技术可以使种子库中遗传物质的跟踪更为精确.这些技术对精确鉴定植物材料是否抗病非常有用,而这种鉴定对于抗病材料的收集和储藏是至关重要的.超低温保存更使遗传资源的长期保存成为可能,使更多的遗传材料能在需要时保证供给.然而也有学者[17,37]认为,种子库并不能将目前各种植物的所有遗传多样性保存起来,而且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本身仍在进化中.

3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3•1对目标生物及相关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会跟杂草和野生近缘种杂交,使得这些杂草对除草剂也产生抗性.为了防治这些具有抗性的杂草,农民只能加大除草剂的用量或是采用更强的除草剂[24,39].如果这些杂草对细菌、真菌或其它作物病害也产生抗性的话,那么它们的防治将更加困难[51].在农民使用除草剂的量不够多的情况下,对除草剂有抗性的杂草群体仍能萌发.对除草剂敏感的杂草群体也会发展出对除草剂的耐性,或者那些对某种除草剂有耐性的杂草会取代没有耐性的杂草.杂草科学家发现,后一种现象更容易发生.事实上,1997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观察到,普通的(A-maranthusrudis)杂草群体在避过草甘膦(glyphosate)的施用后,才推迟萌芽;绒毛叶(Abutilontheophrasti)对草甘膦有了更大的耐性后,农民仍按照原来的施药量喷施草苷膦,就不能达到预期效果[36].这些问题将导致农民使用.比草甘膦毒性更大的除草剂.种植转基因抗虫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降低作物损失.但是昆虫种群具有天生的快速适应环境压力的能力,使抗虫生物技术的长期有效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昆虫和其它有害生物对害虫防治机制的适应,将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后果.当昆虫种群对一种害虫防治措施适应后,将会导致更高毒性的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同样,如果害虫适应了某一种转基因抗虫作物后,另一种人类目前尚未了解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的基因就会取代原来基因的位置,侵染作物[33].

许多研究证明了昆虫对转基因作物抗性的进化,提到建立过渡区作为昆虫庇护所来减慢这种抗性进化速率的重要性.现有的研究资料都局限在对特定害虫的实验室研究.随着更多研究资料的报道,对昆虫抗性发展进化程度的了解将大大加深.Tabashnik[47]在实验室试验中发现,对Bt毒素耐性增加的有鳞翅目(蝶和蛾)、鞘翅目(甲虫类)和双翅目(蚊和苍蝇).如果田间试验也支持这个结果,那么将会影响抗性管理策略的发展.Huang等[16]发现,在一定的剂量下,欧洲玉米螟(Ostrinianubilalis)对Bt毒素抗性的遗传是不完全显性,而不是以前认为的隐性.根据这个试验结果,玉米螟的抗性将会比以前预料的发展得快.现在的抗性管理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玉米螟对Bt毒素抗性较慢的假设上,因为原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隐性遗传性状.如果这个结果被证实,将会对现在的抗性管理策略发展和庇护所面积大小带来巨大的影响.Koskella等[23]发现,转Bt基因作物的Bt毒素被吸附到土壤粘粒后,并不持续分解,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杀虫活性.Bt毒素在土壤粘粒中的存在将会增加害虫产生抗性的风险.Schuler等[44]发现,转基因植物Bt毒素的表达通过影响昆虫的行为和目标害虫的抗性,而进一步影响非目标生物.所有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以前的预测过低地估计了害虫种群对Bt毒素抗性进化的速度.转基因抗病毒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

首先,这些转基因抗病毒作物会改变它们的近缘植物,使这些原来对某种病毒并不敏感的植物成为该病毒的寄主而感病,也就是扩大了病毒的寄主范围.其次,抗病毒转基因植物可以改变病毒侵染植株的过程[38,39].这些改变会导致出现致病性更强的病毒[10,38,39].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潜在风险研究几乎没有.科学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抗病毒转基因作物DNA基因组在植物病毒RNA复制时与病毒基因组的重组[38,39].在一个实验室的研究中发现,这种遗传重组确实发生在烟草属植物Nicotianabenthamiana和豇豆萎斑病毒之间[6].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重组将会导致出现在遗传上有独特特征的病毒,从而更加难以防治.在所有与抗病毒转基因植物有关的风险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既不是病毒寄主范围的扩大,也不是某些病系致病力的增强,而是抗病毒转基因作物的杂草化[38].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33]认为,美国农业部(USDA)现在所坚持的抗病毒转基因南瓜(Cucurbitamoschata)不会通过基因流使野生南瓜杂草化的假设,必须通过长期的研究才能确认.NRC还认为,USDA关于抗病毒转基因南瓜对野生南瓜种群的影响也“并不怎么受到科学研究结果的支持”,尤其是有好几种病毒对转基因南瓜具有抗性,而不仅是象USDA原来认为的只有3种或更少.虽然目前农业生产上极少关注作物(无论是传统作物还是转基因作物)向近缘野生种的基因转移,但这种基因转移无疑是存在的[10,46].人们关心的不是是否有基因流的存在,而是这些基因的转移是否会进一步加强某些杂草的“野性”,而使得它们的防治更为困难、费用更大[10,21,46].一般地,如果作物种植距离近缘野生种很近,转基因作物基因流转移的风险将很大.美国在向日葵(Helianthusannuus)和双低油菜(Brassicanapus)上都存在着这种基因流[10,21,46],极有可能产生所谓的“超级杂草”.Johnson草就是通过高粱(Sorghumvulgare)的基因转移而获得的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杂草[10,21,46].Snow等[46]认为,虽然还没有充分的研究资料,但通过从传统作物的基因流转移而增强杂草野性的机率极少.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会大大增强近缘杂草的野性.这是因为基因重组技术更精确、更快速,允许目的基因有更多的组合,将极大地增加转基因作物与杂草杂交的机会,而增强近缘杂草的野性.Mikkelsen等[30]通过田间试验发现,转基因双低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转移到它的一个近缘野生种上.Linder等[26]利用田间试验和温室试验发现,转基因油菜的基因也可以向近缘野生种转移.

3•2对非目标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转基因植物对非目标生物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非目标生物包括不属于害虫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39,51].昆虫天敌、土壤微生物和以健康昆虫种群为食的野生生物(如鸟类和无脊椎动物)都有可能受到转基因植物的影响[20].实验室试验已证实,转基因抗虫作物对有益捕食性昆虫,如草蛉(Chrysoperlacarnea)[13]、瓢虫(Adaliabipuncta-ta)[3]、美洲大斑蝶(Danausplexippus)幼虫[27]和土壤生物[51]等具有负作用.Hilbeck等[13]发现,在给草蛉幼虫(一种以多种农业害虫为食的捕食性昆虫)饲喂以Bt玉米为食的害虫时,其死亡率为62%,而饲喂以危害普通玉米的害虫时,其死亡率只有37%[14].在孟山都公司向美国环保局提交的资料中,以Bt玉米害虫为食的草蛉幼虫的死亡率并没有差异.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认为,孟山都公司没有完全成功地模仿自然状态,因为他们只是将Bt毒素涂在鳞翅目昆虫的卵表面,而草蛉取食的却是害虫卵内部的营养[33].对Hilbeck[13]等的研究结果也同样存在争议.在美国环保局向其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tificadvisorypanel)提交的报告中认为,Hilbeck等并没有充分模仿田间状态,以证实草蛉虫确实是以危害Bt玉米害虫为食的.

美国环保局认为,在该研究中草蛉虫的取食范围缺乏控制,暴露在Bt下的水平也不如在田间状态下[50].如此相互矛盾的结果和解释意味着在这一领域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需要用田间状态下和生态系统内的研究资料来补充实验室研究结果.Birch等[3]研究发现,表达雪花莲植物凝集素(一种能减少蚜虫侵害的植物蛋白)的转基因马铃薯(Solaumtubero-sum)会导致蚜虫的天敌———瓢虫数量的下降,而其不能受精和不能孵化的卵增加.Tabashnik[47]认为,转基因作物使害虫数量降低,对保持天敌的有效数量会有负面影响.这些结果意味着转基因作物与依赖健康天敌数量的IPM防治策略及生物保育存在潜在的冲突.另一方面,在美国威斯康星(Wisconsin)进行的田间试验发现,在转Bt马铃薯田里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的数量要比传统的采用化学杀虫剂防治非转基因马铃薯害虫的田间大.但是这个试验没有检测未施或少施化学杀虫剂的传统马铃薯田间的情况[15].这些结果说明,在评价转基因抗虫作物的作用时,必须与现在的各种防治措施进行比较,包括频繁使用化学药剂、少用或根本不用化学药剂的情况.Losey等[27]实验室试验证明,转Bt抗虫玉米(Zeamays)花粉会损害美洲大斑蝶.饲喂有转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Asclepiassyriaca)叶片,美洲大斑蝶幼虫第2d就有10%以上的死亡,4d后死亡率达44%,而两个对照组全部存活.

幼虫对不同处理的马利筋叶片摄取量也明显不同:不加花粉的叶片摄取量最大,加有普通玉米花粉的叶片摄取量次之,加有Bt玉米花粉的叶片摄取量最少.由于叶片摄取量少,幼虫生长缓慢,试验结束时摄取含Bt花粉叶片的幼虫重量只有无花粉叶片的一半.在随后的一个验证试验中,以有转基因玉米植株花粉自然传粉在上面的马利筋草叶片饲喂美洲大斑蝴蝶幼虫48h,其死亡率高达19%;以没有转基因玉米植株花粉或根本没有任何花粉玷污的马利筋草叶片饲喂美洲大斑蝶幼虫,其死亡率要小得多.研究人员认为,Bt玉米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可以超越田间界限的限制.在3m范围内,距离越近则影响越大.转基因作物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这一距离[11].Wraight等[53]的研究则证明,转Bt玉米对黑色玉带凤蝶(Papiliopolytes)无毒害作用;转基因植物对非目标生物有复杂的影响.他们研究了不同种类的转Bt玉米对不同蝶类种群的影响,并且同时在田间和实验室进行.Losey等[29]只是在实验室内研究了一种转Bt玉米对一种斑蝶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转基因植物的生态风险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必须建立在个案评估(case-by-case)的基础上.美国环保局的报告[50]也说明了在这一领域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这分报告认为,在美国玉米带内,大斑蝶繁殖地区与玉米花粉撒播范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重叠区,“……已发表的对大斑蝶毒性影响的初步报告应该不致于使人们目前对大斑蝶的风险产生过分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它的背景报告中却同时告诫说,在田间状态下Bt玉米花粉对美洲大斑蝶威胁评价的研究仍在继续进行.美国环保局只是最近才开始注意到玉米田中马利筋草上大斑蝶的存在.马利筋草必须暴露在最高浓度的Bt玉米花粉下,才能使大斑蝶幼虫处于最大的风险中[55].正在进行的研究将有望提供关于在大斑蝶繁殖区与玉米花粉撒播范围的重叠地带中大斑蝶所遭受威胁的性质和程度.

4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

4•1通过食物链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如果转基因抗虫植物确实影响目标害虫和非目标昆虫,那么它们还会通过食物链进一步影响这些昆虫的捕食者.Johnson[20]注意到,在英国有50%的农田鸟类种群数量在急剧减少.他将几种鸟类剧减的原因直接归于化学杀虫剂使用的增加.根据鸟类的剧减及过去几十年里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对欧洲植物和昆虫种群造成的伤害,Johnson预测产生杀虫毒素的转基因作物也将会损害食物链中当地鸟类与农作物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皇家协会也注意到最近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极有可能是受到“现代农业生产实践”的影响,并强调应更多地研究转基因植物对鸟类、哺乳动物和土壤生物的影响[39].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33]认为,含有各种杀虫毒素的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会因食物来源减少,而伤害某些野生生物.相反地,由于化学杀虫剂会消灭鸟类的食物来源,因此转基因作物取代化学杀虫剂后,也有一些鸟类的种群数量将会增加.

4•2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受转基因植物潜在影响的生物并不仅仅是昆虫和其它动植物,还包括土壤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物.转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可通过根系分泌物或作物残茬进入土壤生态系统,土壤的特异生物功能类群以及土壤生物多样性都有可能因此而改变[2].外源基因的导入可能影响到植物分解速率和C、N水平,进而影响土壤生物、生态过程和肥力[5].在评价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作用时,EPA认为其中对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50].Jepson等[18]提出,向环境释放转基因植物,需要评价土壤微生物、动物类群和土壤生态过程.Trevors等[48]建议,采用功能类群的多样性评价土壤生物群落的变化.Angle[2]强调,风险评价的重点是土壤微生物,而原生动物是监测土壤生物种群变化的最敏感指标.如前所述,Bt毒素被吸附到土壤粘粒后,并不持续分解,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杀虫活性[23].在水培和土培转Bt基因玉米的根系分泌物中均发现了活性Bt毒素[43].Bt毒素在土壤粘粒中的长期存在,将会增加其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风险[23].转基因植物根系分泌物及其残渣进入土壤后,通过与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可能会改变土壤微生物对外来底物的利用,影响微生物的活动过程[31].美国环保局在综合报道中指出[51],转Bt棉花(Gossypiumspp.)增加了土壤细菌和真菌的数量,抗虫转基因烟草增加了土壤中的分解者和线虫.一个抗真菌病害的转基因烟草(Nicotianatabacum)品系明显损害了菌根对植物根系的侵染,而菌根的侵染是有利于植物生长的.转冠瘿碱(opines)基因烟草根系分泌物组成的改变影响了两种假单胞菌的物种丰富度[40].在转甘露碱(mannopine)基因烟草根际土壤中以甘露碱为底物的细菌数量比非转基因烟草高80倍,但细菌总数以及芽胞细菌、耐热细菌、荧光假单胞菌属细菌的数量与常规烟草无显著差异[35].Donegan[4]发现,在美国种植几种Bt抗虫棉的土壤中微生物数量、种类和组成与种植常规棉的地区差异显著.与非转基因紫花苜蓿(Medicagosativa)相比,种植转基因紫花苜蓿的土壤细菌群落功能多样性单一,可培养的需氧芽孢杆菌和利用木质素的细菌数量显著增加[5].也有转基因作物对微生物的组成没有影响的报道.与非转Bt基因玉米和空白土壤相比,转Bt基因玉米残茬分解对土壤可培养细菌、放线菌和真菌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影响[41,42];转Bt基因马铃薯对土壤微生物没有影响[51];转凝集素(lectins)基因马铃薯对根际微生物群落没有影响[7];转T4-溶菌酶(T4-lysozyme)基因马铃薯对可培养的需氧细菌以及有益细菌的功能没有影响[28];马铃薯根际或块茎接种拮抗微生物时,转T4-溶菌酶基因马铃薯对微生物的建群没有负面影响,根际细菌群落的结构也没有明显改变[29].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转基因植物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尚无定论,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事实上,在前述美国环保局的那分报告[50]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仍需提供更多的资料.虽然报告认为,现有的试验证据表明转Bt作物不可能对土生生物有相反的影响;然而报告同时也指出,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必须继续进行,特别是有关植物根系表达Bt蛋白水平的研究,辨别其表达量是否高于正常表达量,以便进一步确定其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4•3作为所谓“外来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建立在重组DNA技术基础上的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克服常规育种技术的不足,打破物种间的天然屏障,实现基因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转移,甚至可将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内.因此,转基因植物的基因既可来自于种内,更多的来自于不同种间[19].也就是说,转基因植物并非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物种,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就相当于一个外来种对某一生态系统的影响.由于遗传背景不同,基因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如基因的多效性、体细胞变异等,且转基因植物中基因的表达受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转基因作物中有可能出现一些在常规育种中不曾遇到的新组合、新性状[19].它们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充分的证据,现在已知的风险包括:1)转基因植物演变为有害生物的可能性,如转基因植物杂草化、怪物化或演变成优势物种而破坏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52,54];2)转基因植物是否会引发新的环境问题,如对除草剂产生抗性、对Bt杀虫基因的抗性与治理,新病毒的产生等[8,19,56];3)对物种起源中心和基因多样性中心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影响;4)基因漂流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影响[19].其影响包括:外源基因向相关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水平转移[10,30];外源基因向常规品种漂流而导致的有关种子质量、有机农业的争端;在长期大规模应用后发生不可预见的环境问题,如产生的新性状不稳定,单一种植的风险,改变了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等.

篇10

关键词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市场化机制；国际制度

1前言

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有目的地改良植物的性状与品质，为人类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等21世纪重大问题提供了诱人的前景。长期以来，人们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主要作为技术、生态和伦理问题而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有关经济政策与制度方面的探讨则至今仍相当滞后。随着植物物种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人类自然遗产”的植物遗传资源已逐步由公共物品转变为稀缺物品。与此同时，由于植物遗传资源分布和生物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存在明显的国际差异，尤其是缺少相应的市场化机制以及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失效，以致使物种资源相对贫乏的西方发达国家使用了地球上大部分植物遗传资源，而植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受技术、资金等制约大都仍处于植物基因材料无偿提供者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如何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公平分享为目标，利用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建立公正、有效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提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以保证全球植物物种资源的安全，实现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年来已引起有关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探讨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基础上，以现有国际多边体系为出发点，提出未来国际制度安排的可能选择。

2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市场化机制

2.1经济价值概念与市场化界限

遗传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部分，是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与一般物品不同，植物遗传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它不仅具有遗传信息的多样性和代际共存性，而且以其稀缺性和功能不可替代性为主要特征。但人们在认识与确定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时，所涉及的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传信息的多样性”，而是“遗传信息的功能和稀缺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遗传信息的功能很少体现在某一单一基因，而是大多表现为含有多基因组合的遗传功能，所以“遗传编码功能"(geneticallycodedfunction)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评价植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和研究其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基础[1]。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资源对当今药业工业和从长远来看对农业更有实际意义的将是“遗传编码信息"（geneticallycodedinformation，下简称GCI）[2]。虽然植物遗传资源对解决农业、健康和环境等问题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类目前认识上的局限，尤其依靠现有的基因辨认与测序技术，一种植物物种及其遗传编码信息的经济价值又是很难明确量化的。根据Munasinghe[3]和VonBraun[2]等人的研究，植物物种与遗传资源的理论经济价值可借助下图（资料来源：文献2和3）所示来分类与评价。

图1植物物种与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分类

Fig.1Economicvalueofplant-geneticresourcesanditsclassification

值得注意的是，图1在构划出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细分的同时，也显示出植物遗传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市场化可能与界限。如果将市场化机制作为植物遗传资源分配的手段，其作用与意义在图中将从左到右递减（参见文献2）。同时，植物遗传资源的缩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在上图中所示的“可利用价值”与“不可利用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植物遗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后者产生负面效应。这种效应不仅关系到遗传编码信息市场化交换方案的设计，而且涉及到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后将可能对资源保护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消除因遗传资源市场化对保护在经济上没有利用价值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不利影响，将是制度安排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2供求趋势与保护效应内部化

从全球范围内看，植物遗传资源与遗传编码信息的供给，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存在各国及国际农业与生物研究机构的基因库里的“离位”样本材料(ex-situaccessions)；二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原产地栽培植物及其野生近缘，即所谓的“原位”样本材料(in-situaccessions)。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至1996年，全世界保存在基因库内的植物遗传资源共达200多万样本材料，其中大约有60万样本材料属于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监管之下[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植物遗传资源和GCI“原位”样本材料的供给因野生植物和原产地栽培作物的不断破坏而明显减少，而其原因又是十分复杂的。除了自然力的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干扰，长期以来植物遗传资源被视为可自由获取、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化体系和与此相联系的保护制度与组织的失效，从而造成植物遗传资源利用上的掠夺和保护上的积极性下降[5]。

在植物遗传资源供给减少的同时，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辨认与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信息体系的日趋完善，将使GCI获取与保存的边际成本不断下降，其结果是部分地减轻了因物种多样性破坏而引起的GCI供给短缺程度。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交换价格的上升幅度可能比预计的要小。另一方面，植物遗传资源的需求却因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医药、环境等领域应用的进一步扩大将呈急增的趋势。可以预见，在短期内，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将因多样化需求而提高。但从长远看，尤其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有可能使原生植物物种对植物与农作物育种的重要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由于世界各国拥有的植物遗传资源的数量与保护程度以及生物技术水平的不同，以致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成本和效用也具有明显的国际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因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或破坏而产生的外部效应[6]。如果从一个国家范围内考察，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会形成社会（或私人）成本和与此相应的社会（或私人）效用。如果该国拥有的植物遗传资源被其它国家的科研机构或生物技术企业无偿地获得并用于农业、药业等领域的开发与应用，那么这个国家所保护的植物遗传资源还具有国际效用。在一个国家内，私人投资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而产生的效用与该国的社会效用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私人投资的目标大多并不在于促进植物遗传资源在非直接利用价值方面的保护。因此，如果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用来看，私人投资则是次优化的。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所保护的植物遗传资源具有国际效用，并且其保护行为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诱发该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的下降。对此，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建立了一些在国际农业研究顾问委员会(CGIAR)监管下、作为“准公共物品”的植物遗传资源基因库。

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若一个国家的植物遗传资源同时具有国内效用和国际效用，则在该国遗传资源保护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之间将可能出现3种不同的理论均衡：国内私人均衡、国内社会均衡和国际均衡（参见图2，作者根据文献2更改）。这3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反映了该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程度的差异性。

图2不同均衡状态下植物遗传资源的优化保护水平

Fig.2Optimalprotectionlevelsofplant-geneticresourcesunderdifferentequilibriumsituations

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这个国家对植物遗传资源采取有关保护政策与措施，在以期实现资源保护量为Qns的同时，还要达到国际优化水平Qg，则需要国际社会或有关资源受益机构采取相应的经济支持行动，因为在大于资源保护量Qns点时，该国资源保护的边际社会成本已超过边际社会效用。为了使该国的资源保护量达到国际优化水平Qg，国际社会或资源受益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要么使该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者或机构有权参与其资源利用效益的分配，向该国转移一部分因利用其遗传资源产生的国际效用，实现遗传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要么向该国提供至少相当于图中面积为BCE的补偿资金，在经济上对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行为进行补偿。只有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效应实现内部化或得到补偿的情况下，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水平达到Qg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并有助于保持或提高该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因此，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或“补偿”机制应该成为探索公正、有效的国际保护与利用制度，实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3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创新

3.1完善国际多边体系——制度创新的出发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上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已形成两种基本制度：一是对基因尚未改良的植物物种资源如野生品种和农民种植的原生植物作为可自由获取物品来处理；二是对作物新品种承认育种者权利的“知识产权制度”。例如，1961年制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协定》(UPOV)就是以保护植物育种者权利为目标，规范新品种交易行为的国际性文件。此后，有关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制度得到确立并逐步扩大品种范围。这种专利权制度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文件之一《知识产权贸易》(TRIPs)中也可找到有关条文。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至今已有175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部对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性文件，它在主张各国承担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义务的同时，强调了所谓的“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

原则[7]。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承诺》提出的“农民权”概念[8]，则在肯定农民对“保护、改善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所作贡献的同时，主张农民也应该有权利获得一部分的“资源保护效益”。1996年在德国莱比锡有150多个国家参与、以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的“世界行动计划”，已视为各国承认原产植物品种价值和承担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义务的开始。为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有关法律的文字与精神，1999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有数十个国家参加的有关植物遗传资源共享的国际会议。该次会议制定的《关于遗传资源取得和利益分享的植物园共同政策准则》，提出尊重各国对其遗传资源的，维护资源原产国和其他各级各类资源托管者的利益，并强调建立和完善遗传资源效益的分享机制，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提供鼓励和帮助[9]。在这些国际多边协议与文件中，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以下4个主要问题：①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②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方式与条件；③植物遗传资源效益在“遗传资源所有者”与“遗传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公平分享；④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提供国际资金支持。

如何完善已有、但在内容上又未能充分体现经济激励机制和在法律上还未具有真正约束力的国际多边协议，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种挑战，也是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在未来的国际多边体系中，必须明确地承认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关注各资源所有国和有关机构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尤其是按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则，处理好资源所有国与资源利用者之间的资源效益分配问题。在此，要充分体现出全部参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家或机构都应是受益者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在利益分配上是均等的。所以，以何种方式实现遗传资源效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将是完善国际多边体系的中心议题。如果在协议中未对利益分配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则会容易导致国际多边体系的失效或解体。此外，在制定与实施国际多边协议时，应考虑植物遗传资源利用部门如农业与医药工业之间存在的产业差异性，尤其是植物育种企业从事其产业活动的特殊性。植物育种企业应该与生物技术工业企业有不同的制度性环境，生物技术企业可以在竞争条件下与资源拥有国政府或机构达成获取、利用与开发植物遗传资源的双边协议。

3.2制度创新的可能选择

在完善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基础上，按照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则，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建立国际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从而为体现资源所有权和实现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条件。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应设计为资源供给者与需求者实现资源交换的中介机构，它提供有关来自原产地国家的特殊植物遗传材料的种类和数量以及需求等技术经济信息。“交易所”的服务要以植物遗传资源供求双方在资金补偿、技术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达成双边协议为目标，充分考虑到以不同资源开发为目标的供求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与效益，以降低正处于培育中的植物遗传资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的建立与发展必须以资源所有权得到充分保护、以GCI为基础的遗传资源功能价值得到明确确认为基本条件，同时又有赖于资源使用者的生物技术进步和最终产品市场的发展，以及必须避免因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交易使物种资源的长期、潜在的经济价值转化为短期的商业利益。

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尚缺乏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市场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金建立的“生物多样性基金”，不仅可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提供特别项目资助，在经济上对遗传资源保护国进行一定的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风险资本金”的作用，促进有关机构对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的投资。因此，“生物多样性基金”的这种基本功能最终将有助于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形成。但是，考虑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国际基金机制应该有一明确、公开的评价方法和控制计划，以便在实施中充分发挥国际基金的使用效果。

对在经济利用价值上尚未明确的植物遗传资源，可通过“生物多样性合作社”的方式，以建立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补偿机制。与农业合作社类似，“生物多样性合作社”可以设想为植物遗传资源效益与谈判主体相结合的一种垂直型联合组织。在这种合作方式中，资源所有者向资源利用者提供遗传材料，并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的最终产品的经济收入拥有一定的比例，实现遗传资源效益的补偿。补偿标准可根据植物遗传资源的数量、意义、濒临灭绝程度和保存与开发价值，以及原产国的经济收入水平等方面协商加以确定。随着这种合作方式的逐步制度化，将可使之逐步培育发展成为“低级的遗传资源市场”。

4结束语

随着野生植物和原产地栽培作物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植物遗传资源正由以往的公共物品转变为私有物品，它预示着以“遗传编码信息"为基础的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逐步形成。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坚持资源保护效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完善和建立有效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将有助于提高世界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以保证全球植物遗传资源安全，实现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植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再把自己置于遗传基因材料无偿提供者的位置上，而是应在做好本国植物遗传资源及其分布的确认等技术性工作、关注国际生物技术与市场信息、加强遗传资源出口管制、完善国家关于遗传资源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性条件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积极开展以“参与”或“补偿”方式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为本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以提高本国的遗传资源保护能力和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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