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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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迈克尔・路特（Michael Rutter，1933-）是英国著名的发展变态心理学家，被称为“儿童精神病学之父”。1933年出生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城，1936年随父母回到英国，1940至1944年被父母寄养在美国。1944年后在英国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

路特1955年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医学院。在获得神经病学、儿科和心脏病学的硕士学位后，1958年在伦敦莫兹利医院（Maudsley Hospital）接受了精神病学的训练，1961年获得资格认证，然后去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1962年回国后，他加入了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社会精神病研究所，1965年应聘到伦敦大学精神病研究所，1966年在伦敦被指定为精神病学会的高级讲师。1973年，他成为儿童精神病学教授、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系系主任。

1984年，路特创立了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儿童精神病学分会，于1984年至1987年担任该会的荣誉主席；1994年，他又创立了精神病学会下的社会、遗传和发展精神病学研究中心（Social，Genetic and Developmental Psychiatry Research Centre），在1994年至1998年间担任该中心的名誉主席。他在1987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1992年被授予爵士爵位，是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和医学科学研究院（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拥有莱顿大学、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沃里克大学等院校的名誉博士学位。现在，他担任伦敦皇家学院精神病学院发展精神病学教授和伦敦莫兹利医院的精神病顾问。

迄今为止，路特出版了38本专著，并发表了400多篇论文。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母爱剥夺再评估》（Maternal Deprivation Reassessed，1972），被New Society评价为“儿童保育领域的经典”。路特被公认，为儿童精神病学在医学和生物心理学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做出了卓越贡献。1995年他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在20世纪最著名的100名心理学家中，他排名第68位。

一、对母爱缺失与剥夺的研究

路特的研究思路主要是诠释自然和教养之间的关系，研究论题围绕母爱剥夺对儿童心理社会发展的影响展开。这个论题涉及依恋关系的缺失与剥夺、依恋关系的丧失等。

依恋关系的缺失与剥夺。母爱剥夺的相关研究，是路特研究的重要领域，形成了他关于儿童成长的心理环境的重要研究范式和观点。路特认为，儿童依恋理论的提出者鲍尔比对母爱剥夺的概念过于简单化。鲍尔比认为，母爱剥夺是指儿童与一个依恋的人分离，失去了依恋对象且没有发展出对他人的依恋。路特认为，这些依恋的性质，每种都有不同的效应。为此他在缺失（privation）和剥夺（deprivation）之间作了区分。如果儿童根本未能形成依恋关系，这是依恋的缺失；而剥夺是指依恋关系的失去或受损害，即曾经拥有过以后的失去。依恋的缺失有两种原因，一是儿童有许多不同的养育者，二是家庭不和阻碍了儿童和成人建立依恋关系。路特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对于儿童精神问题的风险因素而言，父母离婚和父母去世显然具有相同的效应，然而，事实是父母离婚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父母去世。他认为，儿童期依恋关系的缺失可能导致了最初的粘滞、依赖行为，寻求注意和不加选择地建立友谊等行为。然后，随着儿童逐渐成长，表现出无法遵守规则，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或者有负罪感。路特还发现了行为的证据，情感障碍，以及语言、智力和体格发育的紊乱。出现上述问题，并非如鲍尔比所声称是缺失与母亲的依恋关系所致，而是由于缺少依恋关系通常所能提供的智力刺激和社会经验所致。

1989年，路特领导了英国和罗马尼亚被收养者研究小组，跟踪研究了许多十几岁时被送到西方家庭中收养的孤儿，对于影响儿童发展的早期剥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依恋及新关系的发展，得到了乐观的结果。尤其在实验方法上他采用了更科学的方法，他将大量的时间投身于与儿童的接触，采用自然实验的方式发现可以得出因果推论的方法。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对儿童的了解，与对细节或例外结果的关注，路特在弥补鲍尔比提出的依恋关系基础之上，往前更迈进了一大步。

依恋关系的丧失――应对、心理弹性、遗传因素和保护因素。路特着力考察了当面临依恋关系丧失时，儿童的心理行为反应以及相应的机制。

第一，儿童需要考虑应对。即要么有身体上的应对，要么有心理上的应对。路特认为，儿童的应对行为包括问题解决和情绪调整两种，这两种方法中有许多属于偏差行为或不良适应行为。

第二，儿童需要避免压力和逆境，或者用某种方式减少压力所带来的影响。路特认为，在挑战与压力面前，儿童必须学会应对，一种方法是通过暴露，使儿童处于真实的危险中，只不过这种危险控制在儿童可以处理和应对的范围内。这方面的思想和研究使心理弹性成为到目前为止产出颇丰的一个研究领域。

第三，涉及到遗传因素。已有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在环境对人影响的易感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寻找涉及到压力应对时的遗传路径，要么是增加风险，要么是增加保护性。

除以上所提到的三种面对压力时可能的机制，路特也是较早关注到部分不利处境儿童发展依然较好的研究者。他特别关注儿童成长中的保护性因素，即那些使儿童免于受到伤害、减低伤害或者修通所受伤害的因素。包括儿童面对应激的性质、儿童生活境况改变、儿童自身的因素、家庭内因素以及诸如学校、家庭外因素五个方面。这些保护性因素的提出，对于早期剥夺儿童后期的治疗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尤其对研究处境不利儿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路特同时也强调，为了了解与加强心理弹性与保护机制，人们必须考虑到家庭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种族情境的互动，以及个人与家庭因而出现的衰败或兴盛。

二、孤独症的研究和思想

路特医学和神经病学的特殊背景，使他关注到了其他研究者可能较少关注的社会行为遗传因素，并且尝试对其机制进行研究，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他对孤独症儿童的研究中。

孤独症的发病机理：遗传因素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孤独症是一种情感性的而非躯体，原因是不良的父母抚养方式和其他心理因素导致了该疾病的发生。1977年路特等的研究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孤独症遗传因素的重要性。该研究对象是21对英国双生子，其中10对是异卵双生子（基因相似性与普通兄弟姐妹一样），并用严格诊断标准每对双生子至少有一个是孤独症。结果发现，没有一对异卵双生子是同时发病的，也就是说，异卵双生同时发病机率是0。这可能也是人们对孤独症的遗传因素未给予重视的原因。这篇论文公开发表后，路特开始质疑自己的观点，5%的概率是相当低，但是真正的核心不应该关注很低的绝对概率，而是相对于当时普通人群万分之四的发病率非常高的相对概率，显然，遗传因素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路特从研究中找到了支持证据，即1977年研究中的11对是同卵双生（基因100%相似），他们中有4对，即36%被同时诊断为孤独症。尽管该双生子研究的样本很小，但是两类双生子发病概率统计学上是具有显著意义的。另外，他的研究设计非常精细，因此，该实验对孤独症领域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外，基于路特与其同事的研究工作以及后来的验证性研究，孤独症从作为一个环境影响的心理问题逐渐被理解为重要的遗传性精神疾病之一，其结果大大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而孤独症则是研究者们首先关注的几个重点领域之一。

孤独症的诊断。路特1977年的双生子研究是另一个重要发现，涉及到孤独症的诊断，他提出了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的概念，其征状是社交及沟通上的广泛性异常、异常局限性的兴趣、高度重复性的行为。事实上，路特及其同事对参加实验的42名儿童进行了细致的评估，包括社会、情绪、认知以及语言功能。最令人振奋的发现是，遗传因素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影响效应比对孤独症的影响效应更大：同卵双生子的相似性竟高达82%，异卵双生子的相似性仅有10%。

因此，路特与其同事认为，孤独症是与遗传因素相关联的广泛性认知障碍。这些发现也在后续的追踪研究中得到证实，即孤独症谱系的广泛性诊断，以及同卵双生子82%、异卵双生10%的症状相似性。路特及其同事的研究工作表明：孤独症的行为如果被认为是从出生到童年早期的发育障碍所致更为合情合理，孤独症是一种躯体性的、与父母抚育方式无更多关联的发育障碍。由于路特等的研究工作，到20 世纪70～80年代，人们基本上摒弃了孤独症所谓“父母抚养方式不当”的病因假说。无论是孤独症生物学病因探讨，还是临床实体的识别与描述；无论是相关症状群的分型，还是研究与其他精神障碍的联系，均提示了对孤独症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到来，即明确了孤独症与精神分裂症的区别。

三、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路特在2006年出版的《基因和行为：自然-教养的交互说明》（Genes and Behavior：Nature - Nurture Interplay Explained）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他主要阐释了基因是怎样影响行为的，以及在理解各种行为特点和精神障碍的因果路径中的重要性。他对行为遗传学、精神病遗传学以及环境对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等许多领域，进行了清晰而又通俗易懂的描述，尤其是对基本假设、方法的优点和不足之处的细致考虑，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谨慎解释。同时，路特也指出了纯粹遗传解释的局限，其核心是基因和环境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路特认为，几乎没有例外，人的特点和障碍、体格和精神都是基因和环境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这意味着对所有的行为而言，遗传因素尽管可能不一定是占支配地位的，却是普遍的。这一点不仅对于障碍，而且对于普通人的心理特性，包括气质和认知特点，甚至犯罪或离婚这样的行为也同样适用。另一方面，许多遗传影响效应的例子也通过与环境的各种交互而发挥作用。因此，一些遗传行为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于环境的风险因素之下，即所谓的遗传-环境相关。例如，父母有遗传因素的行为，可能破坏家庭功能，反过来，它又把孩子置于形成行为的风险环境中。换言之，父母的基因通过环境的影响机制来增加孩子发展所面临的风险。

路特认为，这种遗传-环境的交互作用非常普遍，人们必须在研究中予以考虑。基因不是决定性的，他们不会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导致诸如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等或者精神障碍的产生。基因作用于行为的效应是间接的，很大程度上通过环境的调节而产生。基因和环境相互接触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所谓的遗传-环境的交互作用，这说明了基因为什么影响一个人对环境风险的易感性。因此，遗传学者和心理学研究者，不仅仅是说着相同的语言，还要共同工作。路特因其丰富的跨学科研究背景，以及强有力的分析方法历史性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三、小结与展望

路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跨度非常广阔，包含了早期的流行病学研究、学校效能调查、社会心理学的风险调节测验、访谈技术的研究，以及后期的定量研究和分子遗传学，涉及到DNA研究、神经影像学、家庭及学校的影响、基因、阅读障碍、生物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压力等方面。他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的重心包含了孤独症、神经精神障碍、抑郁、行为、阅读困难、剥夺综合症，以及多动症等。这种跨学科研究思路和研究实践，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给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大大拓展了心理健康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路特提出的儿童面对依恋关系丧失时可能的应对机制，以及保护性因素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儿童发展和学校教育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他给面对不利处境的儿童工作者带来了力量和希望。因为儿童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或许可以看成儿童生长所经历的磨难，而不只是悲惨的不幸与无力的怜惜，这种信念可能同样会传递给处境不利儿童，从而提升其自身的心理弹性。同时，也为早期剥夺儿童的后期治疗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尤其对研究处境不利儿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问题尤其重要，大量的留守儿童显然处在一个相对不完整的家庭中，父母不在身边，养育者的变更把留守儿童置于处境不利地位，而在客观现实无法改变的条件下，考察和研究其成长中的保护因素并应用于实际，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更现实和可行。此外，路特对孤独症的研究，不但扭转了人们对孤独症的看法，尤其是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看法，而且使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减轻了养育的心理压力，从而使他们在对自己的养育能力方面减少挫折感，恢复养育孩子的信心。

路特关于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观点，在理解个体差异的来源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也推动了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一是研究范式呈现多样化。一方面加强了收养研究的力度，使收养研究与双生子研究在行为遗传学中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使这两类研究成为确定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重要研究范式。

二是由于统计技术的发展与完善，研究方法开始由双生子研究、收养研究拓展到更为复杂的谱系研究，谱系研究可以为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提供更为完备的信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未来或许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发展问题：一是在发展过程中，遗传与环境的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比如，就认知能力来说，随着个体发育发展，遗传的作用不断加强；共同的家庭环境对童年期的个体是非常重要的，但到青春期以后它的影响可能逐渐变小。一是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遗传与环境的作用在每个年龄阶段是如何持续与变迁的。例如，研究已发现在认知发展方面，从童年期到成人期的，存在令人吃惊的发展连续性。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对发展心理学，而且对儿童精神病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无论如何，撇开路特对儿童工作的热忱和天才的思想，单凭他对待科学研究善于质疑的态度，不盲从权威的科学精神，其“儿童精神病学之父”称号，实属名至实归，名符其实。

篇2

存在心理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起源的，五十年代后逐渐传入美国。它是把存在哲学的观点运用于精神病学后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学观点，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精神分析为技术前提、以心理治疗为手段，主张人能通过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来增强和超越自我，通过自由选择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心理学研究和治疗方法。

由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存在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潮，为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相同

存在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德国，很快流行于法国，50年代后流传于欧洲各国，60年代又流行于美国。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当时传统哲学比较空泛，社会动荡不定，文化剧烈变迁，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两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社会萧条。通货膨胀、工人失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等社会问题加深了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导致人们悲观、痛苦、烦恼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迅速增长的社会经济和人性丧失的战争恐怖面前，人们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找不到自我生活的中心和价值，找不到自我生存的意义。这时人们不可避免地开始思索人存在的可能性，人的本质是什么，探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

存在心理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起源的，与存在主义哲学都是欧洲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欧洲社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各种危机，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们丧失了安全感，丧失了自由和尊严。他们感到了人情的冷漠，孤独，空虚，人的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各种心理疾病也纷至沓来。精神病医生发现弗洛伊得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不能很好的理解在病人的存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他们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以存在分析为基础来研究病人的生活史，这样存在心理学开始萌芽并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思潮。

2二者都以人及其存在当作研究对象

我是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怎样实现我的价值？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存在主义和存在心理学家们共同研究的主题。克尔凯郭尔首先提出，哲学应当把人当作研究对象，应当研究孤独的个人，研究个人的存在，研究个人存在的基本状态，通过个人主观的心理体验达到与上帝的联系，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提出，哲学应当追问“在者”的“在”以及它为什么“在”、怎样“在”等等有关“在的意义”的问题。“追问存在意义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史上被特别作为问题提出来并得到了发展。”(陈嘉映，1995，第31页)

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是欧洲存在心理学的先驱，他曾是弗洛伊德早期的追随者。在他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后，从一个精神分析的崇拜者逐步转为存在心理学家。他借助于海德格尔关于人类存在结构的研究，对精神病人的内部经验世界进行了重新建构。把精神分析、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概念加以综合，试图用存在主义哲学对精神分析重新解释，提出了存在分析的心理治疗方法。

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为了探寻人生存在的价值，也主张通过对人及其存在的探索和理解，研究“人的本体论存在”，来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的心理结构，使所有的心理治疗体系都能建立于其上。

3二者都重视“在世界中的存在”

海德格尔说，人的此在的基本结构是“在世界之中”，它是此在的最内在的最根本的存在状态，是此在的先验规定性。他认为，世界和此在是一同出现、一同存在的。没有一个孤立的主体，也没有一个孤立的世界。世界是此在作为实际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东西。此在在世界中就是在自己的家，犹如人和他的家是不可分离的，人与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宾斯万格根据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理论，把世界中的存在划分为三种：周围世界、人际关系世界和自我世界。周围世界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的周围环境世界；人际关系世界是社会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世界；自我世界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世界。他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界为存在分析的哲学前提，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存在的关系方式，作为存在分析治疗的理论依据。

罗洛·梅接受了存在哲学和宾斯万格的观点，他把人存在与世界上的关系设想成为一种三维关系，他称之为“存在与世界上的三种方式”，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方式、人与他人的关系方式、人与自我的关系方式。他把这三种方式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强调三种方式的同时存在性，比较全面的理解了人的存在。

4二者都强调了人的自由选择

存在主义者都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最重要的属性。几乎每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都谈到了人的自由选择。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克尔凯郭尔认为，选择是一种绝对的意志自由，是指一种神秘的，突然的、超理智的绝对自由的精神行动。人的自我选择是绝对自由的，“自我即是自由”。这种自由选择对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选择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能否达到真正的“存在”。

同样，雅斯贝尔斯也十分重视人的自由，自由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他说：“自由不是许多现象中的一种现象，而是一切人的命脉。”“如果我看到人的自由，我就会看到人的尊严。”他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作为自身存在的人，就是因为他是自由的，是自由把人和他物区别开来。正是自由，使人的实质从本质上区别与人的生存。“我就是进行着选择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有我的选择，人的选择或抉择是自由的。

萨特更加注重存在主义自由观。他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因为人的存在就是自由。他所说的自由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由性，“自由之为自由，仅仅是由于这个事实：这个选择永远是无什么条件的。”人们即使不能选择自己所处的位置，但可以自由的选择怎么认识、对待目前的状况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萨特同时强调，个人须对这种自由的选择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和社会负责。这样，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上的自由观就成为人做出自由选择的合理性的唯一标准。

受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影响，存在心理学家们也十分重视自由选择在人的存在中的作用。罗洛·梅从一开始就坚持人的存在的独特性，认为人是一种能自由选择、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存在。他把自由视为人格的基本结构的成分之一。自由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成分，是人的全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个人只有相信自己是真正自由的，他才能具有创造性意愿，他的自我潜能才能够得到发展，他才能自由并负责任地选择其行为方式。罗洛·梅指出：“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同时，他又强调自由和责任是不可或缺的。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是对自己的存在负责。

布根塔尔也强调人的自由选择性。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为了将这种有限的存在进行扩展，就会进行选择。选择是人先天就有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是选择的自由”。同时，人又必须对自己作出的选择负责。这种观点同罗洛·梅的理论如出一辙，与存在主义哲学也一脉相承。

5二者的理论都蒙上了悲观色彩

存在哲学家们在研究人的基本状态和人生价值时，都认为人的一生是痛苦的，是悲观的。克尔凯郭尔详细的研究了人的存在状态，把人的纯粹主观意识及其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的主要内容，阐述了一系列主观体验，为存在主义奠定了悲观主义的基调。他认为这些主观体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恐怖。它没有确定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危险和威胁，它来自各个方面。这是一种在无法描述的深奥莫测的神秘情感前的战战兢兢的状态。(2)厌烦。它是恐怖的表现形式之一，包括有对象的厌烦和无对象的厌烦，后者的意义更为深刻，是一种真正的厌烦，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存在的处境。(3)忧郁。这是当厌烦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使人更加心烦意乱时的表现。人如何选择和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人忧郁的原因和秘密。(4)绝望。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表现，与人内在的永恒性有关。真正的绝望，是对自己的绝望，这种绝望可使人处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存在的整体结构是畏和烦。“畏之所畏的东西是在世的在本身，是世界本身，而不是一般的在世内的在者。”它没有具体的对象，但在畏惧的包围下，人们有一种压迫感，说不出为什么畏惧，但它却渗透在自我的心灵深处。正是这种畏惧，可以使人从沉沦中苏醒，意识到本真的自我，从而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单独的个人。烦标志人的本质，人生种种的存在状态。这种烦主要指人们总是关心、挂念着某些东西，为某些东西感到忧虑。另外，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在”，认为死对人是如影随形的东西，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人对周围事物的担忧，归根结底是对死亡的担忧。

雅斯贝尔斯分析了四种边缘处境，即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所谓斗争，指实存与生存之间的对抗，没有斗争，就没有生存，同时斗争又在摧毁着生存。只有死亡才是使生存得以存在实现的条件。他主张人们对未来要抱有一种悲观态度，要准备失败，面对死亡，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边缘处境中，人才能够感到无路可走，因而背水一战，才能有生存的可能。所以他说：“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徐崇温，1986，第279页)

上述存在哲学家们给我们展开了人生的悲观主义的画卷。与他们观点相同的是，罗洛·梅在研究现代人的意志问题时发现，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速紧张，人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心中充满了对都市生活的厌恶。他们心灵深处对现实、对他人、甚至对自我都深感怀疑和恐惧，对人生的价值和方向都非常迷茫。

虽然二者都针对上述人生的状态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人的一生充满了焦虑、恐惧、空虚、孤独，还得面对死亡，因此实质仍然是悲观主义的。

参考文献

[1]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杨韶刚.存在心理学[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4]车文博杨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篇3

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1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篇4

关键词：电影 电影疗法 心理咨询 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

一、电影疗法的背景简介

从出现至今，心理咨询始终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职业。从关系甚密的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精神病学，到音乐、园艺、手工艺等艺术形式，心理咨询不断地与多种学科领域结合，演变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特别职业。纵观心理咨询史，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便有了最早期从事心理健康职业的人士，他们在患者头部钻洞，以便让恶魔离开。随后，哲学家、医生、牧师等人士，又相继扮演了心理咨询的治疗工作。然而，随着心理咨询的发展，如今的心理咨询则更为偏重治疗的性质。科特勒总结认为，心理咨询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四个方面：心理咨询是预防工作，不是补救工作；心理咨询遵循评估与治疗的发展性模式，而非心理病理模式；心理咨询偏向较短期的干预，而非长时间的治疗方案；心理咨询是帮助人们对正常生活做出调整，而非处理人们的严重机能不良。

正是因为心理咨询的如上特殊性，在实践过程中，心理咨询工作者时常与其他活动相联系。如我们熟知的壁画、拼贴画、曼荼罗等艺术治疗形式，便是与美术、手工艺结合产生的。同样，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心理治疗工作者们就开始尝试将电影应用于心理治疗中。英国心理医生贝尔尼·弗德尔发现，患者通过观看电影能改善心理状态。2003年，这种电影疗法因得到了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正式认可而在欧美广泛推广，成为一种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

电影之所以能对观众的心理产生作用，其最主要的心理机制便是榜样学习。这就是说，来访者通过替代经验或模仿影片中的一些做法，来学习某些自己处理心理问题的方法。比如一些研究揭示到，采用录像的榜样可以帮助怀孕的妇女戒烟，还能帮助父母和老师增强其预防儿童虐待的技能。比如，人们可以通过电影《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来学习写日记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反省与他人的关系；可以通过观看《心的方向》（About Schmidt）来了解老年心理健康，让人生充满意义；还可以通过电影《真情快递》（The Shipping News）来学习如何处理创伤后的压力……在这些不同的观影中，观众都能得到不同主题的榜样，进而学习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咨询中使用的电影疗法，与普通的观看电影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张爱宁将两者的区别总结为三个方面：1.目的性不同。电影疗法的选片、观看和讨论都有严格计划，而普通观影则只是为了娱乐等目的。2.引导关系不同。电影疗法建立在咨询师或治疗师的引导之上，而普通观影不存在这种引导关系。3.引导人不同。电影疗法是由具备一定资格的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所引导，能在心理上给患者/来访者以专业辅导。可见，电影疗法并不同于普通的观影行为，而是一种科学系统的心理治疗手段。

电影疗法因有着非言语性、非指导性、互动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故能较好地与各心理咨询流派灵活结合应用。虽然电影疗法的效果在国内研究中尚为数不多，但在一项对我国未成年犯进行电影治疗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电影疗法对促进未成年犯团体成员心理健康有一定作用，被试着在抑郁、自我接纳、自尊三个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

二、电影疗法对青少年的意义

在对电影疗法的背景有所了解后，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观看电影的人在治疗师或咨询师的指导下，能从片中学习到一些处理心理问题的有效方法。聂春子在分析电影疗法起到的心理治疗作用时，提到了三点，即宣泄情绪、情感投射和观察学习。其中，观察学习又是最重要的一点，表现为促进社会化完成、促进人际关系、培养责任感和树立人生观价值观这四个方面。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疗法的这些作用，正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满足青少年思维发展的创造性和批判性。个体发育到青春期（即11、12岁至17、18岁），思维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在丰富多彩的电影世界中，青少年显然可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探索欲。通过电影，青少年不仅可以看到各地域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还能更为栩栩如生地了解某些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就连穿越时空、魔幻世界也可以领略到。这些丰富的影像材料，无疑给青少年的思维探索提供了大量素材。再者，大量具有深度、引人思考的哲理性电影，还能让青少年从中学会怀疑和批评，渐渐发展成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比如，电影《和猪猪一起上课的日子》中，青少年观众会被有趣的故事情节卷入，和片中的小学生一起思考关于生命的悖论。这样的生命哲学教育，远比枯燥乏味的说教要好得多，更容易让人引发主动思考。

第二，培养良好的自我意识。从初中生开始，思维上出现了自我中心，常常设想出假想的观众或是一个独特的自我。同时，自我意识高涨的青少年，也往往会表现出偏执和敏感。他们往往听不见他人的意见，常常自以为是。所以，常规意义上的说教显得毫无意义，而观看电影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青少年投入地观影时，片中的人物很容易让他们反省自己，进而修正自己的错误思维方式。比如，从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Up）的主角卡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顽固的他是如何改变自己的。他为了挽救朋友的性命，终究选择放手，看着心爱的小屋飘然远去。这对于自我意识高涨的青少年无疑是很好的一课，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明白：即便是自己很在意的东西，也可以为了更高的价值而放手；自己关注的那些东西可能很重要，但我们仍然需要朋友，需要关心他人。对于个性上有着主观偏执表现的青少年来说，他们有时觉得周遭的人都在批评自己，进而感到难过、孤独。虽然表面上很自以为是，心里却常感到自卑、不足。通过电影《玛丽与马科斯》（Mary And Max），青少年同样能得到正向的能量，学着悦纳自己、善待自己，以更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周遭的一切。

第三，学习如何处理反抗心理。由于自我意识高涨，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过强，独立意识的发展，青少年往往表现出反抗心理。常见的行为表现有：鲁莽、漠然、迁移反抗。然而，很多以青少年为主人公的电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反抗心理的表现。如电影《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中，企图把月亮给盗走的主角格鲁，就像很多叛逆的青少年一样，喜欢搞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以引人关注自己。通过观看这部电影，咨询师或治疗师可以引导青少年反思自己的行为，观察格鲁之所以变成“好人”是做了哪些行为。

第四，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矛盾的情绪。青少年（尤其是初中生阶段）时常在情绪上表现出矛盾的特点，不如成人那样情绪稳定。因此，掌握适当的情绪管理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在电影的世界中，青少年可以看到那些情绪激动的人士，因情绪管理失控而自食其果的案例；还可以学习如何调整情绪的方法，比如电影《茶水男孩》（The Waterboy）中，主角波比便是用心像法来管理自己的情绪，以达到调整压力的效果。

第五，学习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问题。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上的最主要表现是朋友的作用日益明显，而父母的榜样作用渐渐削弱。同时，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有时还会产生懵懂的恋爱关系。在处理一系列有挑战的人际问题时，青少年常常感到疲惫不堪。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一定的社交经验和技巧，而通过观影同样可以让青少年具备不少人际能力。比如，在泰国电影《初恋这件小事》中，青少年观众可以学到关于友谊、爱情的很多智慧，更会懂得应该在合适的年纪做合适的事情，将爱升华为完善自己的动力。

第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心理学家发现，对价值观的质疑和兴趣始于小学阶段，萌芽于初中阶段，而真正开始形成却是在高中阶段。然而，高中生的价值观常常显露出不稳定的特点，易受外界和社会流俗看法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天，当“宅男”“宅女”文化盛行，“拼爹”“富二代”广为流传的时候，很多青少年的心态显出消极被动的特点，对生活缺少动力，更没有积极阳光的心态。而通过观看励志电影，可以潜移默化地感染青少年，使之对生活做出改变。例如，在影片《转山》中，毫无骑行经验的大学生张书豪，只身骑车到拉萨。观众通过张书豪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可以反身自问，自己的意志够不够坚定，目标够不够明确。

三、思考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电影疗法确实可以辅助人们改善心理状态，而且，由于电影具有大众性、娱乐性等特点，也很适宜于青少年。青少年从发展心理学来看，有许多需要心理辅助的方面，而电影疗法以其广阔的题材和丰富的内涵，足以胜任这些需求。虽然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电影疗法仍存在许多值得心理工作者注意的问题。比如对其治疗效果的实证性研究仍然缺乏，咨询师或治疗师的引导也缺乏一致的专业标准。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对这一有趣而大众的疗法进行探索，尽早发展为一项具有更高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心理辅助疗法。

参考文献：

[1] 科特勒. 治疗型心理咨询入门：来自行业的声音（第5版）[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 布查尔特. 艺术治疗实践方案[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6.

[3] 余青云， 张高波. 电影疗法对16例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状况的干预[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1）.

[4] 陈璐， 何青青， 魏梦晓， 王铭禹， 姜峰. 团体式电影疗法在大学新生人际关系改善中的运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 （2）.

[5] 布拉默， 麦克唐纳. 助人关系：过程与技能（第8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6] 韩德彦. 心理治疗DIY[M].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

[7] 张爱宁. 观影疗心[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 聂春子. 电影心理疗法的理论研究[D]. 西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09.

[9]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10] 赵翔. 放走“飞屋”，真爱犹存[J]， 心理与健康， 2010 （5）.

[11] 赵翔. 玛丽与马科斯[J]. 心理与健康， 2010 （8）.

[12] 赵翔. 每个人都能做一枚“好蛋”[J]. 中学生百科·成长， 2012 （6）.

[13] 赵翔. 初恋这件小事[J]. 中学生百科·成长， 2011 （12）.

作者简介：

万向兴，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学。

篇5

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1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超级秘书网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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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篇6

关键词：精神 心理障碍 心理咨询业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038-03

一、引言

精神是精、气、神的总称，通常说的精神主要指人的生命体所表现出的一种状态，如精神饱满、精神萎靡、精神欠佳等。《辞海》中写道：“精神是人对物质世界的观念把握，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情绪、意志和良心等。精神指人的内心世界现象，包括思维、意念、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方面？譹？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于精神的探讨不是在“精神”这个术语下展开的，而是在心、性、情、欲、知、意、行、理、道等范畴中进行的？譺？訛。然而，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 在西方，人们一开始就从探讨灵魂开始的。Psychology的希腊语词根（psyche）的意思是心灵或精神，因此也将心理和精神等同起来，不难理解其对人的精神视作为人的心理。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人们在认识和使用这两个词时有所不同，且在不同领域涵义也不尽相同？譻？訛。

心理障碍（psych0l0gical disorder）是指心理和行为偏离正常，包括学习障碍、睡眠障碍、社会行为、婚姻问题和人际交往问题等。可见心理障碍是我们一般人都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按照其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心理问题（psychol0gical pmblems），再严重并达到诊断意义的则命名为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和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s）。而精神障碍（mentaJ dis0rders）是指一类具有诊断意义的精神方面的问题，特征为认知、情绪及行为等方面的改变，可伴有痛苦体验和（或）功能损害？譼？訛。

心理咨询是由专业人员即心理咨询师通过咨询双方的人际关系，运用心理学的知识，遵循心理学原则，通过各种技术和方法，帮助来访者改变，最终解决心理问题的过程。

二、现代人的心理健康现状

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正式提出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上、智能以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体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并提出心理健康的标准是：第一，身体和情绪十分协调；第二，适应环境，并且在人际关系中彼此能谦让；第三，具有幸福感；第四，在职业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着有效率的生活？譽？訛。

在许多研究中发现，总体上，中国人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譾？訛。2004年有学者用SCL-90量表，采用随机抽样对1024名老年人的调查中发现，心理健康状况正常者占11.9%，低分者占79.6%，有心理疾病者占8.5%？譿？訛；2000—2006年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中存有心理问题者约有10 %～30%，其中神经症患病可能达到3%～4%？讀？訛？讁？訛。2005年有学者对280名高校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高达33%，某些特定教师群体如高校的女教师、农村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非常严重？輥？輮？訛。谭刚强和杨艾祥对企业家的心理健康抽样检测表明，在企业家中，有59.77%的被调查者存在心理问题，其中36.78%的被调查者有较明显的心理障碍，有5.78%的被调查者患有抑郁症或躁狂症等心理疾病，在被调查者中青年企业家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輥？輯？訛。2009年有研究者采用国内修订MBI-GS针对警察进行调查，发现警察的情绪衰竭水平严重？輥？輰？訛。

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在2009年的统计中，发现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总数超过1亿。在中国，神经和精神疾病已排在疾病负担的第一位，其占20.8%，而全球则是14.1%。？輥？輱？訛有专家预言，精神疾病已成为21世纪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一，这种现状必将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2007年天津城市居民调查数据与1998年的调查比较显示，人们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在精神无力、食欲差、情绪抑郁、价值感低等各个指标都有上升的趋势，而且由此产生更多的心理问题与困扰。

三、现代人心理障碍的具体表现

心理障碍是一个人由于生理、心理或社会原因而导致的各种异常心理过程、异常人格特征的异常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足，大家开始关注自我内心的需要，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社会发展中的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社会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需要关注和改进的地方，如食品安全、教育、就业压力和老年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让很多人忧心忡忡，更容易体验到危机、焦虑、挫折、沮丧、逃避、抑郁等消极情绪，因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1.抑郁。抑郁障碍是一种持久的心境低落状态，多伴有焦虑、躯体不适感和睡眠障碍，属情感的一方面，通常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是不容易发觉的心理障碍？輥？輲？訛。日常生活中经常将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兴趣较低，缺乏活力，不愿意社交，对工作、生活缺乏信心等问题理解为长期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个性，从而疏忽大意，最终将导致身体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预测，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大约12.5%～48%的人会受到某种心理疾病的侵扰，其中仅仅有33%的人得到治疗。目前，抑郁症已经成为精神致残的首要因素，世界上大约有12亿人遭遇抑郁症，其中有100万人自杀。有关调查中预测在未来的20年，抑郁症将成为第三大死亡原因，并且世界上有1/4的儿童和青少年将遭遇精神障碍问题？輥？輳？訛。

现代人承受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如教育压力、就业压力、经济压力、人际交往压力等等，无论是学生还是各个职业领域的人群，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不适应。有关高校学生就业形势的研究中发现，部分大学生在校期间没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生涯规划，只是简单延续高中阶段的学习习惯，在未来就业竞争中，屡屡受挫，因此缺乏勇气和自信寻找工作，从而产生社会逃避？輥？輴？訛，成为啃老一族。有关现代女性从政者的心理障碍研究中发现，传统的观念和家庭角色影响着女性对自身价值的估量，沉淀为女性的一种深层的自卑意识？輥？輵？訛，并且在2008年—2010年长海医院神经内科门诊诊治的心理障碍患者3124例患者中发现，女性抑郁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輥？輶？訛。2003年，有研究者对企业家的心理健康抽样检测表明，59.77%的被调查者存在心理问题，其中5.78%患有抑郁症或躁狂症等心理疾病，中青年企业家更为突出？輥？輷？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对上海市3000名4～5岁的幼儿心理健康调查显示，8.8%的幼儿有不良习惯，11%的幼儿情绪抑郁、自卑？輦？輯？訛。

2.焦虑。焦虑是因受到不能达到目的或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使个体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或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预感到不祥和担心而形成的一种紧张不安及带有恐惧和不愉快的情绪，同时焦虑也不一定由现实存在的威胁或危险引起的。

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不少本科生想通过考研来为今后就业寻求更好的出路。据有关调查表明，2010年的研究生考试大约有140万人参加了考试，比2009年增长13%，而招生规模与上一年大致持平，造成大多数毕业生不但落榜，又错过了寻找工作的最佳时间，这样的生存压力让许多学生认为未来有很多无法控制的因素，这种无控制感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最为突出的情绪表现是焦虑。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乐观，有研究者对河南省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处于中等焦虑水平的学生占77.80%，重度焦虑水平的学生占2.52%？輦？輮？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对上海市3000名4～5岁的幼儿心理健康调查显示，5.8%的幼儿焦虑、紧张，20%的幼儿表现多动、坐立不安？輦？輯？訛。2010年有研究者对炼油企业职工的工作倦怠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中发现，员工的焦虑分数高于国内常模，具有统计学意义。

3.职业倦怠。职业倦怠？輦？輰？訛是指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上延续不断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反应，包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个人成就感低落。情绪衰竭是职业倦怠的核心成分，表现为个体在情绪上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失去了工作热情。玩世不恭表现为个体以一种消极的、麻木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对他人缺乏同情心。个人成就感缺乏表现为个体对工作的意义、价值及自我效能的评价下降，在工作中体会不到成就感，常常觉得自己无能。

有研究者在2009年对现代人职业倦怠研究中发现？輦？輱？訛？輦？輲？訛？輦？輳？訛，医护人员、警察和炼油企业职工在情绪衰竭项目上分值相对较高，容易出现疲劳感、性急易怒、容忍度低，情绪上缺乏活力，有一种衰竭、无助感，并对生活冷漠和悲观。李兆良？輦？輴？訛等人在对医护人员工作压力状况及与职业倦怠关系的调查分析研究中显示，聘任压力是造成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2004？輦？輵？訛年蒋奖等对银行人员的工作倦怠的研究中发现，工作倦怠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倦怠使个体异常疲劳、体力透支、头晕和身体某些部位疼痛。

四、心理咨询业发展

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心理咨询才真正开始。虽然起步较晚，且各地方发展步伐不同，但日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关注，成为了一门热门学科。很多学者和临床心理学家对心理咨询业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但其操作程序缺乏科学依据，从而使其咨询目标、咨询机构、咨询师的要求和培训模式不太清楚，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1.机构较少，发展不均衡，设置不符合规范。2001年8月国家出台了《心理咨询师职业标准试行办法》，2002年首批心理咨询师通过了这一标准的考核，试行两年后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标准经过修改于2004年正式出台，而这一时段是全国社会心理咨询业发展最为迅速时期，但是各地方心理咨询业的发展并不平衡，北京、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机构成立数量是较多的，而西北地区的机构成立数量则非常少；大中城市的心理咨询业较多，农村的机构成立较少；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女性较多，差不多接近男性的2倍？輦？輶？訛。从机构设立现状来看，我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在正规机构成立数量和质量上普遍较低，一些机构从功利主义出发，私自开设心理门诊， 设定收费标准，没有严格地制定咨询程序，大多数从业人员没有医学或心理学学科背景，只是经过短期培训。从上海市2004年的一项调查看：没登记的机构占总数的60%；69%的机构在基本硬件条件方面仅达到1项或2项要求； 近一半机构每周心理咨询的时间在1天或1天以下，硬件条件的缺失和不完善影响着心理咨询业的生存和发展？輦？輷？訛。

从学校心理机构的发展来看，由于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很多学校被要求成立心理咨询机构，但这些机构都是形同虚设，并没有引起学校和学生的重视，学校心理咨询业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甚至某些学校没有配备专业的咨询室和咨询师，机构存在只是应付检查需要，因此机构设置大多数不符合规范。

2.人员缺乏规范、系统、扎实的教育培训。2001年8月，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心理卫生协会和中国心理学会，宣布正式启动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工作，规定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心理咨询师方可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但是从考试内容来看， 大多是理论知识的考核，实际操作非常少，只要能记住就可以通过考试；从考试通过率来看，不少机构只认钱，只要交钱肯定过， 很多高校学生为了能使自己毕业增加一些竞争力，大批参加此类考试；从培训时间来看，欧美国家要求的不少于2000小时的培训时间，而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大部分都是短期的，接受半年以下的培训有1/3左右的人，接受一年以上的有一半左右的人，还有一小部分人从未接受过培训，仅仅是考试通过了；从从业人员的背景看，部分从业人员人格品质还存有许多问题，取得资格前，并没有严格对其进行考查，且部分人员没有相关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知识背景，但也能通过考试取得咨询师资格；从督察机制来看，有关机构组织完考试、发完资格证后，就一劳永逸，对后期却疏于管理和监督，仅仅只有少数人有继续教育学习机会，且没有为每一个咨询师建立个人档案。相比较，国外对临床心理学家胜任特征的评估包括督导反馈、资格认证以及对将来胜任能力评估的展望？輧？輮？訛。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教授曾指出：“面对低投入、高回报、低经济风险的心理咨询行业，很多缺乏必要心理学素质的人已迈入了这个专业性极强、专业风险高的行业门槛，而这种‘闯入’恰恰是极度危险的。”？輧？輯？訛

3.心理咨询思想政治化。2004年马加爵事件之后，很多学校开始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成立了相应的心理咨询机构，由于参与咨询人员大多是曾经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认为两者都是促进人的健康发展，没有认识到心理咨询是以解决个人心理问题为目标，而思想工作是为了明确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另外，心理咨询运用的是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心理问题进行评估和干预，以解决求助者的心理问题，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以政治理论为基础，以讲解政治观点为基本方法，因此在咨询过程中将两者混为一谈，视来访者的心理问题为思想问题，并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对待处理，影响了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同，对心理咨询业存在诸多误解。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来访者和咨询师是单一的一对一的关系，若有多层关系，并不能完成一个良好的咨询，有悖心理咨询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引起重视，因此这种现象还普遍存在。

五、小结

现代社会快速的发展引发了人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失衡，从而导致了现代人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心理咨询是解决现代人心理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许多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旨在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高，幸福感更强。心理咨询起源于西方，中国的心理咨询起步较晚，无数心理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心理咨询技术和理念基础上，根据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析和比较中西方人的心理特征，进一步加工和改造，努力探索“本土化”的心理咨询。但目前心理咨询业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远未达到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水平，因此，应该加强心理咨询行业的管理，提高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素质与业务素质，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健康预防治疗体制，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强人们心理幸福感。

（课题基金来源：2011年南充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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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体育课堂;严明纪律

课堂纪律管理是体育教师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积极配合教师参与体育学习活动，阻止和处理违纪行为的手段与行为，严厉而明确的纪律要求是保障。但有的体育教师却放弃了主阵营，认为高职院校的学生基础差，体育不是必须要学的，体育课成了学生的自由市场，爱来才来，来了还捣乱。本着对学生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原则，身为一线教师，我深深感到高职院校学生体育课堂管理的难度，作为体育教师，或者是高职院校管理人员，在体育课堂纪律的阵地上，我们难道应该拱手相让吗？可不可以作一些适当的探讨呢？

一、高职院校学生体育学习动力问题

学习动力是需要和学习目标及其诱因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决定学生是否进行学习活动的动力因素，[1]是推动学生从事学习活动的力量。它由学生个体的人生价值观、各种非智力因素以及对其学习活动起促进作用的外部因素或情境等构成。为了解高职学生体育学习动力的情况，笔者对所在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84.7％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体育学习动力不足；只有4.35％的学生对上课的内容很感兴趣，大部分的学生(84.78％)认为对上课的兴趣“缺乏”；很少有人(2.17％)能在课余经常锻炼以及阅读相关的书籍。

二、保证高职院校体育课纪律严明的必要性

终身体育观告诉我们，学生作为教师教育活动的对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作为自身生活、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是绝对的，长期的。[2]体育课，因其室外活动时间占大多数，于是一部分学生就觉得不需要讲纪律，教师也主动放弃此阵营。但事实上，严明体育课堂纪律能够培植并以期形成学生对体育课的认同感。纪律让学习活动有序和有效，培植并形成学生对集体的归属感，培养集体团队意识。这既是体育训练活动中常常要求同组队员所具备的，又是处身社会，借以立身处世的规矩。为了体育课堂变成安全、有序、引人入胜的场所，高职院校的体育课必须得讲纪律。最后，能保障高职院校体育课堂教学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换，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全面教育，培养特长。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激发其体育学习的兴趣，监督其持之以恒。

三、高职院校学生体育课堂违纪行为分析

1.客观原因

如安排的教学内容学生不感兴趣，甚至是反感；教学内容进度欠妥偏难，学生无法完成；或偏易，学生觉得无收获，没意思；教师的讲解声音偏低，学生听不懂或听不清；教师的示范不规范，不成功；教师教学不负责，情绪低落，处理问题不恰当或不公正；等等。

2.主观原因

如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动机不端正；对学校或教师有成见，偏见；好表现与炫耀自己；怕脏，怕累，惧怕各种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学生或师生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等等。

3.从众心理

也称之为“群体思维”。指高凝聚力的群体在进行决策时，人们的思维会高度倾向一致，以至于使其他变通路线的现实性评估受到压制。[3]有的同学本身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所以对体育学习没有主动性，存在可有可无的心理。对体育课堂纪律的漠然，不有意遵守，不刻意破坏，一旦有人牵引违纪，自己就会身不由己地跟从，并认为不是罪魁祸首而无愧疚感，对事后的惩罚，认为法不责众。

四、“破窗理论”对体育课堂管理的启示

1.“破窗”现象及理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进行了这样一项试验：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摆在中产阶级社区，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他把后者的车牌摘掉了，把顶棚打开，结果这辆车在一天之内就被人偷了。而前者摆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这就是著名的“破窗”现象。“破窗”理论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心理暗示作用的图景：一扇破的窗户，或者是一个脏乱的公共场所，容易引起人们的消极猜测，即使做了违法的事情，也不会有事；而完整的窗户，或是有序的环境，则给人以积极的影响，它无言地告诉人们，别干坏事，有人在注意你呢！另外，“破窗”理论还揭示了“破窗”现象背后的从众心理，只要有一扇窗户破了，如果不及时修好，就会很快引发第二扇、第三扇窗户被破坏，从而导致更恶劣的事件发生。

2.“破窗理论”给体育课堂管理的启示

(1)认清现状：学生群体存在差距。把观察应用于课堂，是收集教与学活动材料的方法。[4]由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表现、行为习惯等都存在着发展中的不平衡，产生体育课纪律的涣散性。应提高课堂组织协调能力，提高技能练习密度，分层教学。这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面向全体学生，提出统一要求，又区别对待不同的学生。[5]体育教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器材，合理分组，增加学生实际从事练习时间，分层教育，减少违纪行为现象的发生。如果体育教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充分的认识,就不会满心怒气了,而会平心静气,坐下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听之任之。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听之任之,将无法收束。

(2)端正态度：激励、鼓舞，一个都不能少。奖励积极性的行为是维持纪律的课堂管理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俗话说：“罚其十，不如奖其一。”对“破窗理论”，可以理解为该试验揭示了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毁坏已经坏了的，完善更加完美的。我们应该采用“激励、赏识、参与、期待”的教育方法，以期见贤思齐。体育教师因为专业及训练特点的原因，往往脾气比较火暴，处理问题不太注重方式方法。但是，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高校学生，切忌采用简单或粗暴的教育方法。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已经有了被尊重的需求和发展的需求，以激励、赏识为基本方法，以严格与宽容相结合为基本策略。在受教育群体中，一个都不能少。

(3)知己知彼：正确运用积极的心理暗示，事半功倍。根据“皮格马利翁效应”，正确地运用心理暗示经常会产生奇特的教育效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心理暗示就好像给人贴了一个标签，人的发展常常会如标签上标明的那样发展，当人自认为怎样时，他的神经系统会传达一个不容置疑的指令，“命令”人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标签效应”。消极的标签会给人消极的暗示，积极的标签会给人积极的暗示。体育教师对学生充满期待，自然就会在言谈举止中体现出来，无形中对学生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在出勤率、体育课堂的纪律保证率上就会大有提高。

(4)未雨绸缪：前馈控制与反馈控制相结合。教学之初，教师就要向学生明确宣布要求学生做的和不允许做的行为，建立和一贯执行必要的体育课堂教学常规。尤其是初始课，一定要狠抓常规的执行，根据“破窗理论”，如果犯错的人未得到应有的处罚，容易使其更有恃无恐，今后其行为将更难以控制。对其他学生而言，有消极心理暗示，将迅速扩散不良影响，滋长邪气。应坚决果断，破除“破窗理论”的消极心理暗示，除污铲垢，绝不手软。“破窗理论”体现了前馈控制管理思想的同时，也包含了反馈控制的思想。其基本原理为，在不良结果发生后，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避免其第二次发生。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体育教学中，惩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挫折型，二是否定型。在运用惩罚时，教师必须让学生明白，惩罚的是违纪行为而不是人，一般情况下不搞集体惩罚。体育课堂上,教师对待违纪的学生,除了处罚得当的事后处理,更要未雨绸缪,警戒,有效地把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两相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有备无患。

五、结语

奥苏贝尔强调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在有意义学习中很有作用，这是一种选择。美国精神病学者格拉琴认为，学生是理性的，他们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好的选择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行为，不好的选择就是大家不能接受的行为，违纪就是错误的选择。这种选择理论，启发我们要把学生当作学习、纪律的主人，教师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作出正确的选择。教师的帮助体现在：强调学生有选择的责任，指点选择的方法，强化正确的选择，改变错误的选择。

“救救孩子！从根本上遏止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的趋势。”让我们还是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免疫学专家冯理达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的呼吁来结尾。作为高职院校的一线体育教师，我真心呼吁：教师本其行，学生守其职，锻炼本领，学习技术，提高素质，就从整顿体育课堂纪律开始。

作者单位：杨忠东四川商务职业学院体育教研室

刘子华四川建筑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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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积极青少年发展；发展的促进因素；发展资源；资源模型假设

分类号 B844

儿童青少年是当前及未来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人力资本，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是各国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对儿童实施健康养育是家庭的基本功能（Lerncr & Spanier，1980），家庭以及学校的重要责任就是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把儿童培养成为合格和胜任的社会成员。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心理科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即在于帮助家庭或学校完成这一任务。但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发展心理学的主流理论和研究却把重心放在了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成因、症状和矫治方面。自从上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G，Stanley Hall创立青少年心理学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青少年发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以有关青少年“缺陷”（defici0观为基础。在该模型的影响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展科学家关注的重点一直围绕在“事情是如何变坏的”（Larson，2000）以及“如何解决青少年问题”（Benson，Scales，&Roehlkepartain，1999）等方面。可以说，发展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已逐渐演变为发展心理病理学，相应的，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被等同于没有问题行为发生（Benson，Scales，&Mannes，2003；Damon，Menon，& Bronk，2003）。修复或预防成为这一时期最常见的研究及实践模式，其基本范式首先是对青少年问题（如学业失败、酒精滥用、暴力行为、未成年怀孕等）加以鉴别，然后进行针对性地干预以降低其发生率或进行早期预防以避免其发生。但事实上，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解决方法通常不能发挥预期作用，即使在实施干预之后，高风险行为依然有高发生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发展系统理论（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y）逐步成为青少年研究和实践服务领域的主导性的理论框架，发展心理学研究开始关注人类发展潜在的可塑性（Lerner，1998）。持积极青少年发展观（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PYD）的当展心理学家强调青少年自身所具备的健康发展的潜力，主张应把青少年作为一种资源去培育，而不是作为问题去管理（Dalnon，2004；Roth&Brooks―Gunn，2003）。青少年“优势”（strengths）观是对长久以来在发展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缺陷”观的补充和平衡，其出现迅速推动了发展心理学知识的创新与应用。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术语，PYD包含了一系列从新的视角描述人类积极发展指标、路径和条件的概念模型和理论框架，发展资源框架（TheDevelopmental Assets Framework）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

1 发展的促进因素与发展资源

使青少年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前行的积极因素或有利条件是什么？为确认那些有助于个体与情境之间融合的积极发展经验，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者提出了多个概念模型，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描述发展促进因素的词汇，如：支持（supports）、机会（opportunities）、发展的“营养素”（developmental nutrients）、发展优势（developmentalstrengths）以及发展资源（developmental assets）等（Benson et al.，2006）。这些模型通过对发展促进性过程的定义和理论分析，区分出了促进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测量学指标。

1.1有关发展的促进因素的概念模型

由于视角与侧重点的不同，有关发展的促进因素的概念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模型主要关注促进青少年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积极特征。例如，Pittman，Irby，Tolman，Yohalem和Ferber（2001）提出了促进青少年发展的七项关键投入（key inputs）：稳定的场所；基本关心和服务；健康同伴及亲子关系；高期望和标准；角色榜样、资源与人际网络；具有挑战性的经验和参与、贡献的机会以及高质量的指导和培训。Pittman等尤其重视在成人的支持下让青少年通过真正参与社区生活掌握有关技能来为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Gambone和Connell（2004）则认为成功发展与以下五项条件相关联：充足的营养、健康和保护、成人和同伴的多种支持、在挑战性活动中学习经验、以成员身份参与活动的机会、身体和情感的安全。这两个模型均强调青少年发展的需要以及支持、机会、经验等发展的外部促进条件，旨在确定促进青少年发展的最佳情境因素，并假设青少年越多接触这类资源和经验，就越有可能获得积极发展。

第二类模型以Eccles和Gootman提出的关注积极发展的个体特征为代表。Eccles和Gootman（2002）代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美国医学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Institute ofMedicine NRCIM）提交的报告《促进积极的青少年发展的社区计划》中描述了28种既能够“促进青少年时期的成功发展”，又可以“推动个体向下一阶段――成年期实现最优化过渡”的个体资源。这些资源分为4个维度：身体发展（如良好的健康习惯）、智力发展（如学业成功、理性思维习惯）、心理与情绪发展（如良好的情绪调节技能、个体效能信念）、社会性发展（如联系感、公民参与义务感）。他们认为，尽管积极发展并非要求青少年拥有4个维度中的所有资源，但同时拥有4个维度的资源是非常有益的。该模型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明确了与青少年积极发展相关联的资源的多个维度及多项指标，但所确定的指标都是个体性质的，对促进个体发展的家庭、学校和社区背景的特点缺乏关注。

第三类模型则同时关注健康发展的个体和环境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Barber和Olsen（1997）用联结（connection）、规则（regulation）和自主性（autonomy）三类社会化经验来界定青少年与家庭、学校、同伴及邻里交互作用的特征。研究证实，当青少年在一种背景下（如家庭）获得积极经验时，他们也可能在另一种背景下（如同伴群体）获得积极经验。而且，当青少年报告在一个社会化领域（如规则）有积极的交互作用时，他们也更倾向于报告在另外两个方面具有积极的交互作用。研究还发现这三类经验能够独立预测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结果。

在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方面，平衡情境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发展资源模型是第三类模型中出现较早并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代表模型。

1.2发展资源的内涵与发展资源模型

在描述青少年发展的促进因素的词汇中，发展资源（developmental assets）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高。这一概念由明尼阿波利斯Search研究院（Search Institute in Minneapofis）以Benson博士为首的研究团队于1990年提出（Benson，1990；Sesma，Mannes，&Scales，2005，1，是指一系列能够有效促进所有青少年获得健康发展结果的相关经验、关系、技能和价值观（Benson，Leffert，Scales，&Blyth，1998。），是“增强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社会和心理优势”（Benson，2003）。Search研究院最初提出的发展资源有30种，在继续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访谈青少年服务的实践专家以及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Search研究院重新扩充了原有的资源框架，将其包含的资源发展为40种（见表1），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分别有20种（Benson，2006）。

外部资源代表了能够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环境特征，又称为生态资源。主要指成人通过加强联系以及提供机会使青少年获得积极的发展经验（Benson，2002）。具体说来，外部资源可以分为四类：支持（support）、授权（empowerment）、规范及期望（boundary-and-expectation）和有效利用时间（constructive-use-of-time）。支持包括来自家庭、邻里和学校等多重环境的肯定、赞成和接受，它使青少年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体验到温馨、关爱的氛围。授权是指鼓励儿童和青少年参与社区团体活动，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其中安全感是一个重要的潜在资源（zeldin &Price，1995）。规范和期望表达了一种来自多重背景的明确一致的信息，即家庭、学校和邻里都有责任规范青少年的行为，成人和同伴在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方面以身作则。有效利用时间指为所有青少年特别是10到18岁的青少年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有时间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各项创造性活动。这些创造性活动类似Bronfenbrenner所提倡的对青少年更具激励作用的适宜发展的活动（Bronfenbrenner&Morris，1998）。

内部资源代表了青少年个体具有的引导其行为的价值标准、胜任特征和技能等（Benson，2002）。内部资源也划分为四类：投身于学习（commitment-to-learning）、积极价值观（positive―value）、社会能力（social-competency）和自我肯定（positive-identity）。其中，投身于学习综合了促进学业成功的个人信念、价值观和技能，包括学校归属感、参与学习活动并期望获得成功等。积极价值观代表了亲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的品格，如诚信、正直、有责任感等，有证据表明这些价值观念和品格反映了社会大众的价值标准，非常接近当今科技发达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Benson，2002）。社会能力主要是指对待多重选择、挑战和机遇的个人综合素质，如计划和决策能力、和平化解纷争及文化沟通能力等，它们通常反映了个人的良好适应状况。自我肯定是指年轻人关于未来和人生目标等方面的积极看法以及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它反映了青少年期的关键发展任务――同一性的形成。如果没有这类资源，青少年将失去发展的动力、方向或目的。

发展资源模型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关于人类积极发展的理论模型，它代表了所有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必要的社会化经验。该模型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建立了一个平衡的理论框架。它将生态环境特征与个体技能联系起来（Benson，2006），既关注青少年自身拥有的天赋、能力、优势，同时又包括了支持、机会等来自于社会环境的“优质营养”，认为这二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坚固基石；二是可以应用于所有青少年。它尽量把那些与特定文化和背景下与青少年发展相关的积极经验排除在模型之外，努力构建一组对所有青少年都具重要意义的共同的核心资源因素；三是具有坚实文献和研究基础。该框架在综述了800多篇研究报告以及访谈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构成发展资源框架的8个类别以及40种“资源”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研究基础或理论支撑（scalcs & Leffert，2004）。四是明确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环境影响发展资源的获得。模型所涉及的关系类型、社会经验、社会环境及互动方式都在社区居民的基本控制范围之内，即社区及其居民能够通过儿童青少年社会化过程来促进其积极发展（Benson，2006）。

另外，虽然发展资源的概念不是专门针对青少年而言的，但从当前发展资源框架或模型的应用来看，其主要适用于处于人生发展第二个十年的青少年期。

2 发展资源模型提出的理论基础和背景

过去几十年间，发展心理学家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影响个体发展的背景因素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获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的缺陷之一是彼此间相互分离，以至于不能充分考察个体与多样化的生态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难以真正揭示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心理机制。发展资源模型试图从整体或关系的视角出发考虑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综合因素。除了受到已有青少年发展研究的影响之外，该模型提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背景主要涉及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积极青少年发展观以及心理韧性和预防干预领域的应用研究。

2.1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

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旨在揭示个体发展与其所处的情境特征之间的动态关系（Bronfenbrenner，1979）。Bronfenbrenner强调发展中的个体与其所处的各种系统（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成功的发展是主动的个体与多重支持性的生态背景持续的互惠互作用的结果（sesma et al.，2005）。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概念模型将发展情境看作是积极青少年发展的潜在来源，并更加重视个体自身的特征和功能水平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展资源框架对资源的内外分类也反映了这一认识，建构该框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鉴别出那些关联和预测人类短期和长期积极发展结果的因素。该模型的指导性假设是，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就像一些动态链上的“建筑模块”（buildingblocks），它们共同预防高风险行为的发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成功发展（Benson et al.，2006）。

2.2积极青少年发展观

发展资源模型是PYD这个快速发展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概念框架之一，有关PYD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与发展资源框架的提出及完善相辅相成。首先，作为一个上位概念，PYD的核心观点包括：1、将优势视为发展的基础，强调阐释促进最佳发展的因素而不是与问题行为有关的因素：2、强调儿童在家庭、学校、邻里等多重背景中发展，任何试图描述发展的研究都必须反映各种各样的发展背景。3、重视关系，认为积极发展是青少年意向性和有意义的关系的作用结果。发展资源框架力图在其模型中充分反映以上观点，从发展资源内涵的界定到资源的分类与选取都与PYD的核心理念及假设密切相关。其次，PYD取向的研究者以新的视角进行积极青少年发展研究时需要相应的实证研究指导模型，这也有力地推动了发展资源框架的构建与应用。

2.3心理韧性研究与预防干预计划的实施

发展资源框架形成的另一重要基础是心理韧性（resilience）的研究。心理韧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到70年代，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体如何在逆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机能以及相关的保护性因素（Luthar，Cicchetti，&Becker，2000）。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群体内部发展结果的变异性问题研究揭示，心理韧性并非儿童固有的特质，而是儿童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研究表明如下三类因素对儿童具有保护性作用：儿童已有的个体因素（如婴儿期气质良好、社会技能高等）、家庭因素（父母关系和谐、亲子关系良好等）和更广泛的社会生态因素（社会支持网络、积极的学校经验等）（Benson et al.，2003；Garmezy，1985）。

在心理韧性研究基础上，鉴别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并据此设计实施相应的干预项目成为预防干预研究的重点（Jessor，Turbin，&Costa，1998）。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干预项目评估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与认知能力、主动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机会、积极的社会和家庭联系等保护因素能够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Catalano et al.，2003；Grotber，1998；Weissberg，Kumpfer，&Seligman，2003）。心理韧性研究与预防干预计划中的这些保护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展资源”框架的基础之一，并与当前的发展资源概念及种类有所交叠（Benson et al.，2003）。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保护因素和发展资源两种观点都关注减少问题行为和促进成功发展结果，但前者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处境不利的儿童青少年，而发展资源框架的提出则面向所有青少年，其涉及的发展性资源在范围、种类上也远远超出了保护因素的传统研究。

综上所述，发展资源框架这一模型的构建是在综合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已经得到确认的对青少年具有保护、增强和复原作用的发展促进因素（Benson et al.，1999），以达到预防高危行为、增强成功发展结果及培养心理韧性的目的。

3 发展资源模型的重要理论假设及研究证据

在发展资源框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Search研究院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理论假设，这些假设都获得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3.1假设1：堆积效应

堆积效应（cumulative Impac）可以简单表述为资源越多越好。Benson在多篇文献中（2003，2006，2007）描述过资源的堆积效应，并提出了垂直堆积（vertical pileup）与水平堆积（horizontalpileup）两个概念。垂直堆积效应主要表现为在任一时间点上青少年获得的资源总数与当前及今后发展结果的关系。一些研究发现，在青少年获得的资源的四分位水平上，从资源贫乏（0～10个资源）到资源富足（31-40个资源）的每一个连续增长（如当青少年获得的资源数由0-10个增加到10～20个时）都与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果的增加和危险行为的减少显著相关。且研究还发现，资源富足水平与发展结果的这种关系适用于不同性别、种族、城乡、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群体（Benson，Scales，&Syvertsen，2011）。同时，大量研究还发现，发展资源对于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果的影响不仅限于当前，还包括将来。Scales和Leffert（2004）回顾了有关青少年与儿童中期发展资源研究的全面文献，发现发展资源的经验显著影响随后对危险行为的预防和对积极发展的促进。Moore和Glei（1995）也发现那些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明显比其他同伴参加更多学校社团活动的年轻人更可能在成年早期（18～22岁）报告更多的积极结果，如与父母更亲密的关系和参与更多的社区事物或志愿者工作。因此，更多的发展资源有助于青少年发展重要的能力、技能和价值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源可以使个体对自身的需求进行适应性的自我调节，以成功塑造和驾驭生活（Benson et al.，2006）。

水平堆积主要指青少年获得更多相关资源的体验能增加资源与发展结果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联系（Benson et al.，2006，），换言之，水平堆积表现了资源的情境宽度效应，即比起单一情境中的资源，在多个生态情境中（如家庭、学校、邻里/社区、同伴和校外项目）体验到的资源的累积与积极发展结果的相关更高。Gutman和Midgely（2000）对非裔美籍贫困小学毕业生的研究发现，那些同时拥有家庭和学校资源的学生比仅拥有其中一种情境资源的学生的学业成就更高。Scales，Benson，Leffert和Blyth（2000）对欧裔美籍6～12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成就动机单独解释了这些学生学业成功中19%的变异，而学校参与、参与青少年项目的时间、计划与决策、父母参与学校等则解释了另外12%的变异。Eccles等（1997）也发现，当所有情境变量（家庭、学校和同伴）都被放入回归方程时，青少年发展结果中能被解释的变异“显著增加”。这一结果表明，跨情境的积极经验对于积极发展的影响是“线性且独立的”。因此，个别情境对发展的影响一般是相当有限的，而青少年的多个积极情境的累积影响则是巨大的（Cook，Herman，Phillips，&Settersten，2002）。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生活于其中的每一生态背景中的促进因素对人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但当不同生态领域中的背景相互融合而产生资源提升时，单一情境中积极经验的促进或保护效应会被扩大。正如Benson等（2003）所总结的：与极具发展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多层面、大量的接触，可以增加年轻人的安全感、被支持感以及胜任感。经验到这种资源冗余的年轻人应该比没有经验这种资源“水平堆积”的年轻人更可能避免风险，实现充分发展。

3.2假设2：共同愿景，多种路径

构建发展资源框架的目的之一在于为理解个体与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促进积极青少年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发展资源的分类法也创造了一个实践的愿景，即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积极的青少年发展）把社区乃至城市的公民联合起来，使这一共同愿景在催化社区和社会改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enson，2007）。虽然来自美国文化背景的相关研究证实了发展资源分类的有效性，但Benson进一步指出要关注文化多样性以及考虑文化价值观和发展资源框架之间的“拟合优度”。

虽然跨文化背景的研究都验证了资源越多越好的堆积效应，但随着青少年所处情境与发展历史的不同，发展资源对特定发展结果的解释程度却存在着差异性。Sesma和Roehlkepartain（2003）在对217277名（包括69731名有色人种青少年）6-12年级学生的发展资源与发展结果关系的考察中发现了种族差异，例如，限制与期望这一资源在帮助避免行为方面对所有青少年来说都很重要，但它们对美国印第安人、多种族混血儿及欧裔美籍的青少年具有更强的预防作用。在另一个包含多个种族的6000名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研究中，Scales等（2000）发现了发展资源作用的种族间差异，如与非父母成人的支持性关系对多种族、美国印第安、欧裔美籍青少年的充分发展指标有重要影响，而“阅读乐趣”则对非裔美籍和西班牙籍青少年的充分发展指标影响更大。

共同愿景、多种路径（Shared Vision.ManyPathways）的假设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为积极青少年发展提供资源及构建资源结构时要考虑文化变量，把对不同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

3.3假设3：社区改变

社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由那些对发展有调节作用的情境、生态和设施所构成的连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含了大量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因素，如家庭、邻里、学校、运动场所与各种集会（如教会）等，此外还包括这些因素之内和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社区的政治、商业和经济基础（Borison et al.，2006）。“社区改变（Transforming Communities）假设”强调，社区是一个重要场所，通过社区水平上各种资源的激活、改变和联合而实现的资源建构，可以最大程度增加生态发展资源和个体发展资源的融合。因此，社区水平的资源建构与个体水平的资源同样重要，积极的青少年发展会随那些社区改变取向的干预或预防计划而得到最大的改善。

社区资源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Scales和Roehlkepartain（2003）发现，青少年在1998年时拥有的社区发展资源状况（包括青少年计划、宗教服务、服务他人和其他成人关系和成人角色榜样）的得分每高1分，他们2001年时的学业成绩处于高分组（B+及以上）的可能性就比其他学生高3倍。青少年一周花3个小时或更多时间参加体育运动、俱乐部或学校及社区的组织与其积极发展的结果联系最密切（scales et al.，2000）。著名发展心理学家Lemer（2004）认为，这些结果的存在可归因于最佳“青少年发展项目”（YD项目）所具有的“三大”特征，即积极的、持续的成人一青少年关系（至少要1年）、培养技能的活动，以及青少年有机会使用这些技能参加和领导基于社区的活动。目前，几乎所有学者都认同社区水平上开展的课外活动对促进典型的积极发展是至关重要的（Larson&Hansen。2005；Roth&Brooks-Gunn，2003；Theokas，Lerner，Lerner，&Phelps，2006）。

Greenberg等（2003）对相关研究的综述也表明，通过综合性计划（同时关注学生健康、性格、学业表现、公民权利义务与社区联系、学校定位等）可以改变青少年的生活情境，而青少年会因这些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为了促进积极的青少年发展，社区水平的资源构建不仅应包括正规的组织和计划，还应包括非正式的规范和关系。研究表明，如果在青少年所处的社区中，成年人对一些基本价值、规范和期望持有共识，则青少年会发展得更好（Damorl，2004）。Scales和Benson（2000）指出，优秀的儿童青少年项目为青年人提供了接近有爱心的成人、有责任感的同伴以及发展技能活动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学校中取得好成绩和保持健康体魄的技能和价值观。近年来，Search研究院已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健康社区、健康青年”社区改变运动，此项改变策略动员了600个社区通过各种创新型“试验”来改变情境和生态环境，尤其重视对具有资源创造性的成人和同伴关系的构建。

4 有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理解和加强PYD的一个重要方向或者范例，资源模型已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框架。过去的10多年中，研究者在有关发展的促进因素，尤其是资源框架及其效果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建构及验证工作，但正如Benson等（2006）所指出的，在这一领域“比起我们所未知的，我们所知道的还太少”，该领域的研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4.1发展资源与发展结果的概念区分

关于发展资源与发展结果的概念区分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已有研究者指出发展资源尤其是内部资源与积极发展结果的概念之间尚未有科学严格的区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内部资源（如积极的价值观、社会能力等）也可以被看作是发展结果的指标。那么发展资源到底是预测因素还是结果变量？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拥有足够的支持和机会”是否既能促进积极的青少年发展，同时也是积极的青少年发展的体现？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能否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把个体的发展资源和积极发展指标有关的结构区别开来。二是有研究指出区分纯个体和环境资源的困难，因为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最后，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及其结构是否是同样的？譬如，现有的资源框架（8类40种资源）对于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能否通用？

4.2发展资源的一般性作用与特殊性作用问题

发展资源是否在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中起同样的作用？或者有些发展资源的作用是普遍性的。而有些则根据特定发展结果而有所不同？如果现有资源对青少年发展的促进效价和保护效价是不相等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某些资源在某些情境中对某些青少年来说在促进积极结果方面比另外一些资源更重要？另外，某些资源在某些发展阶段是否对健康发展更重要以及它们在人生发展转折点（小升初、初升高）上的作用是否更突出？目前的实证文献对以上问题提供的答案极为有限。最后，依据发展系统论的观点，青少年成功发展的道路应该是多样化的，那么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细致探讨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积极发展所需要的个体、家庭、社区资源的最佳组合。

4.3发展资源的基础与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

除了当前已知的发展资源的一些基础和来源外，未来研究要对内部资源的来源基础，包括它们的遗传和脑机制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同时，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以促进积极结果的出现也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严密的纵向设计，同时还需要有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