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
时间：2023-12-15 17:56: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二胎经济政策的基本概述
全面二胎政策是指不论地域，民族与经济状况，所有夫妻都有权利生育有两个孩子的一项政策。二胎经济政策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不相协调之间的矛盾，继单独两孩政策之后对我国生育政策所做的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变化剧烈。首先，群众生育意愿降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等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其次，我国老龄化现状令人堪忧，老年人口增多，青壮年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且男女性别比失衡。再者，现在的家庭结构不在是原来的四世同堂，家庭规模缩小，并且赡养老人，抚育幼儿，互相帮助救济等传统家庭功能减弱。目前这些变化给我国人口方面的安全和经济现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了迎接挑战并且战胜挑战，我们应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近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二、当前我国青年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不足，抑制经济增长
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新生人口增长迟缓造成劳动力供给趋紧，人工成本费用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缓慢同时职工工资却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平稳增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劳动力短缺、单位人工成本较高也 会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影响企业发展。未来青年劳动力人口的不足，将会使这两种现象越发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抑制经济增长
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加快经济转型，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过40%，显示出消费服务业劳动力占用的巨大优势。而服务行业一般需要年青劳动者，现代服务领域如金融经济、互联网IT产业等更是如此，需要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青劳动者。而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和新生人口供给不足将会抑制三四产业发展所需潜在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三、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作用
在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顺应时代潮流，结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即全面放开二胎。
（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符合经济未来发展方向
新出生人口在未来将提供一定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而且大量新生儿将会在未来提供一批高素质的年青劳动力，这将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托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而产业结构的转变发展则需要更多素质较高的年青劳动力的供给。并且大量新生人口在未来将催生消费需求，有了大量的需求，才能促进产出，提高效率。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降低，群众精神消费需求不断增大。以电影、旅游为例，观影人次、出游人次近年来持续增多，未来该类行业发展需要年轻消费者的不断填补，进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伴随新生人口成长，拉动国内经济需求
在儿童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各个领域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儿童年龄增长，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等支出将不断增加，进而提高相关行业的需求。新生人口数量的上升将增加居民消费，拉动各个行业的供给需求。据艾瑞咨询集团预测，在“单独二胎”政策下，2014至2018年，婴幼儿行业市场规模将由1.65万亿增长至3.02万亿，年均增长率约为16%，高于此前约12%的增速，那么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将会更进一步扩大婴幼儿市场规模，带动该领域经济快速发展。
（三）减缓人口老龄化问题
此次实行二胎开放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缓解工作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平均比例为20%，而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10个百分点。从而引起社会活力不够，劳动力短缺，子女负担重，政府财政赤字等社会问题，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能够有效放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展。
（四）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由于国情变化，我国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当生育数量限制、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偏好这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就会产生人工堕胎这一畸形社会产物，那么新出生男女性别比的畸形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人为堕胎使得中国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据部分研究数据表明，在2020年将有近3000万中国男性无法找到配偶，从而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暴力问题。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缓解我国的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背景。
四、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意义
篇2
关键词：二胎政策；母婴；好孩子
一、绪论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篇所选用的例子，是好孩子母婴用品公司。通过对现阶段，其内部产业链情况，母婴用品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于是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期对业界有所启迪。针对本年度年初正式开始的二胎政策，通过对市场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对公司的战略要求进行研究，而提出意见和建议来。
（二）研究内容及方法
让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对纸媒、电媒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搜集，使其成为本篇的主要素材来源。
二、“二胎政策”概述
（一）“二胎政策”实施背景
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许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集中表现在出生率不断下滑、劳动力的数量在收缩、人口出现老龄化问题。
原有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新生儿的数量在明显下降，这样一来，使得适龄的人力资源越来越不能支持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这必然导致一种结局，那就是人力资源的不合理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更好地发展了。
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积极的影响有三：
一是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可以延迟，二是可以满足想生育二胎家庭的生育愿望，三是避免失独家庭出现的与独生子女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让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得以解决。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国家已经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母婴用品行业势必也势必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二）“二胎政策”内容
允许普遍二孩，这意味着全面放开二胎，这是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次极其重大的调整。这就已经表明，传统的计生的色彩正在慢慢地裉却，新的生育政策已经到来。
（三）“二胎政策”对母婴用品行业的影响
作为覆盖范围较广的母婴用品市场，其消费潜力也是巨大的。在全面放开二胎后，母婴用用品的市场尤其要大得惊人。
拿奶粉来说，这一定会成为最为刚性的需要。新的政策一出台之日，新生儿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增加，这样一来，奶粉业不兴旺才怪呢。如果置喂养率于不顾，而只看其他方面。。根据产业信息网的《2016-2022年中国奶粉市场供需预测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我们可以看出。2007年到2014年，我国进口奶粉量从最初的9万吨，迅猛增长了10倍已经达到90万吨的量并且2010年到2014年，我国奶粉产量也稳定了较高产出量，基本上年产出量也在150万吨以上。进口奶粉大大增加反映了消费者门对奶粉品质越来越重视，国产品牌奶粉企业也迅速定位了消费者心理，从而将主要方向放在致力于开发高端产品中来，而市场奶粉的的价格从最初100多元的均价，提升到200元甚至300元的价位。报告中还显示出在2003-2014年这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销售额一直在超高速增长，已经从最初的100多亿元迅速发展到了880亿元的高额市场规模。所有这些政策的和，一定会释放出更大的人口红利来，也一定会让配方的奶粉市场变得相当火爆。
纸尿裤市场。据有关资料显示，纸牛裤市场的规模在与日俱增。仅以当下里的市场情况来看，人口与消费能力都在提升，年轻一代的父母观念又有新的变化，而随着这一新的特点的出现，纸尿裤市场持续升温，俨然一个庞然大物了。
三、中国母婴用品市场现状
（一）母婴市场内容丰富，产品种类多样
我国的母婴产品市场的发展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可以得知，中国目前人口中0-6岁年龄段儿童已经有约1.3亿人的庞大数目，基本已经占到我国人口总数的约10%了。并且在未来10年中国还将预计新增人口数目不低于1.9亿。普查中还显示到，按照中国当下孕龄妇女数目来看，中国年均诞生新生儿数量至少会达到1600万的数目。以这一庞大基数进行预估，假设中国母婴群体年均人均消费5000至8000的中低消费来预计，到2016年，中国母婴市场总量也将将达到2万亿元。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嗅觉敏锐的强势企业开始在行业内展露头角。目前，在一些地级市，部分母婴产品直营店做的非常出色、服务周到，客户源较为稳定，但这些直营店往往都是带有区域色彩，店铺铺开范围较为有限，一个全国性的领军品牌尚未出现。在一线城市，母婴产品的竞争逐步演变为品牌竞争，在以北京为中心华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已经出现了区域性的强势品牌。北京地区乐友、丽家宝贝等零售店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品牌优势，在上海地区好孩子、爱婴室等品牌是最强的。在二、三线城市，国内许多母婴产品专营店还在奋力争夺市场，品牌优势还不明显。
（二）母婴用品行业三年内发展迅速
作为朝阳产业的中国母婴行业，其发展而言，现在还正处在其初期。每年都有三千万新生儿出生，仅2013年，母婴市场份额就已经超过万亿，因此说，这个前景是巨大的，是惊人的。时下，母婴用品店多为年轻的父母前来购买。一个家庭可生两个孩子的现实，让他们重新定位优生优育。他们即便手头紧张，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是值得花钱的。
一些母婴用品的市场，它们所开的店大多数的“夫妻店”的实力还不行，强势的而且专业化的服务品牌还没有出现，其在连锁的末端，如丽家宝贝和乐友等，都是通过连锁这种经营形式占居了国内大都市市场的绝大部分。而当下里，这些产品在中小城市还没有完全打开市场，至于核心的竞争力当然更为有限。
四、影响好孩子集团发展战略选择的因素
（一）好孩子集团发展战略阶段简述
好孩子集团作为目前国内母婴用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同的发战略发展阶段，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1、婴儿车发展阶段：在90年代初期，好孩子集团从一家面临倒闭的学校变身工厂，申请专利推出多功能婴儿车，一下就迎合了市场的需求，销量惊人并成为国内婴儿车销量冠军，1994年成为在中国首家建立分销渠道的母婴用品企业，在这一阶段，好孩子集团主要注重婴儿车的生产，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但是这一时期企业本身并没清晰的发展战略
2、婴儿用品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后期好孩子集团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开始进入海外市场，延长产品线大力培育婴儿用品。服饰，婴儿车，玩具等品类均开始发展
3、母婴用品销售渠道发展阶段；21世纪开始至今，好孩子陆续推出全国首家母婴用品专卖店与省内分销模式，均取得巨大成功，09年在全国就已超过500家门店。而且开始重视网络营销，2013年，与京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意味着好孩子将全面实施互联网战略这一阶段好孩子集团继续加强母婴用品的的业务发展，同时加强电子商务和线下深度分销。
（二）市场需求
随着网络的兴趣，网络营销也成为一种主要的营销方式，对于母婴产品的营销而言也同样如此。从产品的营销渠道来分析，母婴用品正面临着新的营销良机。总体来说，母婴用品市场由于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朝阳生意，这样就吸引了太多商家的关注，当一些国际知名母婴用品公司的介入之后，就不能不使本来就缺乏竞争力的母婴用品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于是，立足自身，善于挖潜，拓展营销渠道，注重产品研发就应该成为各个母婴用品企业需要花大气力做好的事项。但不管怎样说，已经进入高成本育儿时代的中国，无论是哪个家庭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含糊的，也就是说一定是会舍得花钱的。
所谓母婴用品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孕婴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来这个市场的需要就是相当大的，而二胎政策实施之后可以想见让本来就大的市场更是达到的空前的规模。当下里，中国母婴用品在市场需求方面呈现如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1、对于那些妇婴用品店和妇幼医院等地，一般成为消费者出现最多的地方。
2、对于舒适程度、产品质量以及产品的品牌效应，则成为客户关注的内容。
3、对于母婴用品而言，它满足于客户需求性质来说是刚性的，也就是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今天可以有明天就可以无的，是无时无刻不需要的。正是基于这种原理，它一定不会因为客户经济收入的高低而有所变化。
（三）国内外产品竞争激烈
也许此前还有人对母婴产品业没有看好，认为它不会有大的前景，那么现在这部分人已经到了大跌眼镜的时刻了。他们一定恨自己没有早些时候投身这个行业，因为这是一个拥有着无限商机的黄金产业。那些昔日的儿童牙膏、婴幼牙刷、纸尿裤等，再也不会吸引人们的眼球了。而那些较为智能的设备还有辅食产品及异彩纷呈的防尿产品，已经让中国的母婴市场迎来一片崭新的天地。众多的市场细分之中，孕婴产品已经成为最为靓丽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夺人二目。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母婴用品市场也不断 发展壮大，各类以母婴用品为主营产品的公司也五花八门。这些公司的发展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随着国家对人口与计划生育质量的高度关注，普遍二胎政策的放开，而有新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各类母婴用品公司仿佛在暗中较着一股劲，这便是新形势下母婴用品业面临竞争的标志。
五、好孩子集团发展战略分析――销售渠道发展阶段：电子商务与线下深度分销相结合发展战略
（一）建立电子商务网站，推广电子业务
作为在国内一直起领军作用的中国最大的孕婴用品集团公司，好孩子集团与当今国际上耐克公司签订了有关电子商务方面的合作协议，耐克公司是当今世界上运动品牌方面最大的公司，其影响之在足以享誉全球。
其实好孩子集团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呈现出了两个特点来。一是坚持品牌化的发展道路不动摇，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好孩子集团所走的品牌化道路已经融入了该公司发展的血脉之中，成为一各精神引领。该公司正在与中国各优秀的母婴用品品牌携起手来，一道推进这个行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不断规范、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并通过这种形式营造一个让广大客户可以依赖、可以依托的采购母婴用品的平台。二是实行线下与线上的有机组合，针对传统的企业，将其终端的优势转化线上面的优势。以此通过取长补短，使得有特点的、差异化的电商得以真正地建立起来。
（二）大力拓展一站式购物的母婴用品专卖店
好孩子一站式的母婴用品营销，已经具备了十余家。而这些家公司当中已经有了三个厂家已经实现了赢利，这说明一站式的发展潜力还是巨大的。而且在不同的营销形式之间，可以想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之功效。作为业界的领军企业，好孩子集团不会对其他的百货以及其他大型的卖场之中的儿童用品及孕妇用品的营销产生相当大的冲击。好孩子的目标，要从以往的单纯以制造为主的企业，彻底地向将制造业作为兼职的方向加以转变。该集团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品牌的专卖机构，而且产品都是有着自主的知识产权的。
六、结论
在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为所面临的竞争内外兼备，言外之意是竞争过于激烈，这对于母婴用品行业无不是如此。
而好孩子集团在今后的发展中，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更要面向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必须在抓好中国经营上，才能让公司发展的更快更好。
无疑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但二胎政策的出台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相信抓住这个机遇，母婴用品行业，包括好孩子集团，都会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参考文献：
[1]铭铭.幽静.“单独二胎”准备好了吗[J].上海百货2014年第4期.
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人口出生率
中图分类号：F840.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11105
一、引 言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 18远低于2. 10的生育替代率，计生政策的调整再次成为的焦点。十之前，民众的“2015年放开‘生育二胎’”的呼声高涨，激烈的争论也随之展开。葛延风等[1]认为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潘洁[2]认为是百害而无一利：放开二胎，多出来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其担心人口二次膨胀，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此乃国家大忌；一方面是民众所愿，另一方面是国家大忌。十报告虽然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但也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作为人口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人口管理者，若其采用宏观调控政策，既能消除“人口二次膨胀的顾虑”，又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民众所愿”，转国家大忌为国家大计，该政策将可称为完善政策。
欠发达国家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与部分发达国家的“鼓励生，不生；奖励生，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有其决定性原因。“越穷越生”是安全的需求使其然，“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是为自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基本的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正如人口转变论
人口转变论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最终必然要发生从高到低的转变，人口迟早要达到零增长以致负增长，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一种必然趋势，是对人口所发生变化的一个简单总结，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所述人口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行运动的过程，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给国民不同方面的多重影响，但是影响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作为衡量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发达国家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主体制度和欠发达国家“养儿防老”的个人保障主体制度，对生育意愿和需求有不同影响。
二、文献回顾
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国内外的研究处于不同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总体较早，研究内容比较集中，较早的可追溯到人口转变论，创始人为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他最先分阶段论述人口转变，认为人口理论的中心任务是阐明和领会“人口转变”，他把生产力看做是人口转变过程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力和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由此可见人口转变论可作为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的奠基石。
国外对人口发展速度的衡量更多采用出生率指标，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关系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不是很多，考虑到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生育率文献同样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在二者关系研究中，BB模型
BB模型源于Barro和Becker[3]，其模型显示父母生育孩子因为他们把孩子当作是他们自己生命的延续。和BJ模型
BJ模型是Boldrin和Jones[4]所提出，其研究表明父母生育子女因为子女关心年迈父母的生活质量，因此会给父母老年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BB模型显示政府所提供的养老金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小，这与大部分的实证结果不一致；而BJ模型研究表明在欧美国家养老金对生育率影响占据高达55%—65%的比例。在此前后，也有较多学者研究二者之间关系，Hohm等[5] 与Cigno等[6]都得到了一致结论：社会保障项目增多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社会保障水平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从理论基础研究到理论应用研究的过程。穆怀中[7]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研究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模型，并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曲线，其研究奠定了社会保障水平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社会保障水平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方面[8]；人口出生率文献主要集中在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研究方面[9]。然而在社会保障水平或制度与人口出生率或生育率之间研究较少，当然，这与一个国家所处人口发展阶段
我国现在经历发达国家2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人口转变”后所处的阶段。有很大关系。
三、数据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指标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社会保障水平数据和人口出生率数据分别间接或直接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出生率（R），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反应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成员所享受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支出的具体内容略有不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内容近二十年来逐步调整，分项支出项目不尽相同，故本文选用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作为衡量指标。
社会保障支出分为社会保障总支出和社会保障分项支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统计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方法：一是从社会保障项目出发，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济支出相加得到社会保障总支出数额。二是从社会保障支出承担主体出发，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人事部和卫生部等部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分别统计，然后相加得到。考虑到内容研究的统一性、连贯性以及稳定性，本文选用第一种统计口径。社会保障总支出1989—1998年主要包括保险福利费、优抚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1999—2006年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
考虑到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的可得性和人口出生率的数据特点，本文选取样本研究区间为1989—2010年。
四、研究方法
1.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用ADF检验，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4. 模型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该模型稳健性检验：
第一，根据国外文献，大多数学者研究结论为，社会保障项目增多或者社会保障标准提高将对生育有负向作用，对教育和婴儿死亡率也有明显负向作用。婴儿死亡率与人口出生率一样，也是影响我国人口发展的一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对社会保障水平和婴儿死亡率采用同样过程做回归，
五、实证结论与建议
依据1989—2010年间样本数据，实证结论如下：
其一，人口出生率和社会保障水平变化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该结果和欧美学者研究结果一致；该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社会保障水平总体较高的地区，比如我国一线城市，其总体人口出生率较低；也可进一步预测，国家在总体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西部地区采取的一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举措，如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将对稳定西部地区低生育水平，实现西部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发挥促进作用。
其二，人口出生率受前期人口出生率影响较大，即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人口出生率一般保持比较平稳发展态势。该特点较好地解释了人口出生“惯性”特点。
其三，如果社会保障水平保持不变，没有出现重大影响人口发展的前提下，人口出生率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不会出现“人口二次膨胀”的局面。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结合我国当前人口和经济现状，笔者建议国家一方面可微调生育政策，比如“夫妇双方中即使一方为独生子女，亦可生育二胎”（现政策非特殊情况下，夫妇双方须均为独生子女，方可生育二胎），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实现对出生率的合理控制，既实现民众高涨的愿望，又缓解了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所带来的问题。同时，针对人口出生率比较低的地区或者群体，如计生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国家应提供高于平均社会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障标准，不单是因为他们为国家人口政策协调做出了牺牲和贡献，他们的低水平生育率实需建立在高水平社会保障基础之上，低水平生育率行为的进一步和谐发展，需要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来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 葛延风，喻东，张冰子. 完善社会政策需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N]. 中国经济时报，2012-07-03.
[2] 潘洁. 城市放开二胎渐行渐近？[N]. 国际金融报，2012-11-30.
[3] Barro，R. J. ，Becker， G. S.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etrica， 1989，57 （2）： 481-501.
[4] Boldrin， M. ，Jones， L. E.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Saving in a Malthusian Economy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2，5 （4）： 775-814.
[5] Hohm，C. F. ，Galloway，F. J. ，Hanson，C. G. ，Biner，D. A. A Reappraisal of the Social Security-Fertility Hypothesis： A Bidirectional Approach[J].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86，23（2）： 149-168.
[6] Cigno，A. ，Casolaro，L. ，Rosati，F. C.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Saving and Fertility in Germany[J]. FinanzArchiv/Public Finance Analysis，2002，59（2）：189-211.
[7] 穆怀中. 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研究[J]. 人口研究，2003，（2）： 22-28.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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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缩宫素；卡前列甲酯栓；麦角新碱；高危产妇；产后出血
产后出血（postpartumhemorrhage）是指胎儿娩出后的24h内，阴道分娩者出血量≥500mL，剖宫产分娩者出血量≥1000mL；胎儿娩出后24h出血量≥1000mL为严重产后出血[1]。目前在我国，产后出血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首要因素，且大部分产后出血所造成的孕产妇死亡，均因诊断、处理不当。尽管近年来，产科出血所造成的孕产妇死亡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在孕产妇的死亡病因中，产科出血依然位列第一。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分娩率逐渐升高，因此，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孕产妇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影响[2]。其中宫缩乏力是导致产后出血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预防子宫收缩乏力是防治产妇产后出血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院旨在探讨“三联法”马来酸麦角新碱联合缩宫素、卡前列甲酯栓预防高危产妇产后出血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取2017年6月至2020年7月于本院分娩的高危产妇16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A组与B组，各80例。A组年龄20～45岁，平均年龄（31.43±2.39）岁；孕周38～41周，平均孕周（39.03±1.47）周；合并巨大儿11例，多胎2例，子宫肌瘤2例，羊水过多8例，产前贫血24例，瘢痕子宫4例，高龄10例，产程延长11例，产程过快8例。B组年龄19～44岁，平均年龄（30.58±2.47）岁；孕周37～41周，平均孕周（38.97±1.32）周；合并巨大儿12例，多胎3例，子宫肌瘤3例，羊水过多7例，产前贫血22例，瘢痕子宫3例，高龄11例，产程延长10例，产程过快9例。两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18～45岁的孕产妇；诊断为产后出血的高危产妇，如高龄，多次人流史（≥3次），多产次（≥3次），贫血，前次子宫手术史，产程延长，巨大儿，多胎，羊水过多，子宫肌瘤，原发性或继发性子宫收缩乏力，急产或产程过快；阴道分娩；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排除标准：合并有严重的内科并发症者（如心脏病、肝病、肾病等）；妊娠高血压、脓毒症者；宫腔内感染、生殖道畸形者；凶险性前置胎盘或胎盘植入者；血红蛋白水平＜90g/L者；血小板计数＜80×109/L者，凝血功能严重障碍者；子宫肌瘤单个肌瘤直径≥5cm者；多发肌瘤的肌瘤个数＞3个，单个肌瘤直径≥2cm者；正在使用HIV蛋白酶抑制剂的受试者；对马来酸麦角新碱制剂、或缩宫素或卡前列甲酯栓过敏者；既往3个月内参与过其他临床试验研究者；研究者认为不适合参加本实验者。
1.3方法
A组胎儿娩出后立即给予缩宫素（马鞍山丰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4020474，规格：1mL∶10U）10U肌肉注射，卡前列甲酯栓（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800007，规格：1枚∶0.5mg）1mg舌下含服，胎盘娩出前予马来酸麦角新碱（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204526，规格：1mL∶0.2mg）0.2mg肌肉注射。B组胎儿娩出后立即给予缩宫素（马鞍山丰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4020474，规格：1mL∶10U）10U肌肉注射，卡前列甲酯栓（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800007，规格：1枚∶0.5mg）1mg舌下含服。
1.4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产时，产后2、24h出血量，通过称重法和容积法统计产后出血量，监测产后2h内血压以及头痛、恶心不适、寒战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出血量采用称重法：应用医用护理垫（广东惠生科技有限公司）测量；容积法：弯盘测量。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比较采用c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出血量比较
A组产时，产后2、24h出血量均明显少于B组（P＜0.05），见表1。
2.2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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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文献综述
我国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历程是一个对人口性别结构不断深入认知的曲折过程。本文将通过回忆这一历程，梳理学者们的研究，客观展现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和可能的新奇点，以期能对以后的研究和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这里主要通过CNKI数据库查找搜集已有文献，辅以一些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的著作进行文献梳理工作。在CNKI上，以“性别结构”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到1981年至今293篇相关论文。在所有相关文献中，最早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的讨论是1981年《人口研究》第二期刊登的康明村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然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绝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性别结构问题的争议之中，从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对性别结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研究集中转向了更深入的关注点之中。通过对1982年至今的293篇文章的标题、内容进行细致筛选，笔者最终选择确定了本次综述所将分析的44篇文章。
至今学界对性别结构相关问题的讨论，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二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的讨论；三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的讨论；四是对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的探讨。
一、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李建新认为，学界讨论的性别结构，一般指的是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总人口性别比、分年龄性别比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在其著作《人口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来表示。在生物学意义上，出生性别比是个常数，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它一般稳定在105左右。若偏离了这个常数，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也即将产生。
1982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上升到了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这个数据为116.9，而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已经高达118.08。
在80年代初，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105），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学者对人口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关注点更多地在全国人口规模、人口迁移等方面上。对人口性别结构做出的最早讨论是人口学学者康明村，他于1981年发表在《人口研究》第二期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首次以地区的计划生育实际状况调查为基础，研究发现新生的独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婴要多于女婴，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随后，1983年邹平通过在北京地区展开的对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分析，发表了《关于北京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计划生育和生男孩的意愿，在偏远地区有瞒报的情况，并且瞒报的女婴居多，而因为这点他在研究最后也没承认康明村提出的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
因此，有关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一开始就在出生性别比是否有失衡各持看法。引起了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性别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议。这期间的有关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则认为普查和抽查的数据反应了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并有严重化趋势的事实；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说中国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不科学的，因为先前的统计数据受各种原因影响是失实的。
一些学者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查数据发现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1988年袁振相在《出生婴儿性别比初探》一文中指出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再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广泛存在并具有城乡分布一致的特点，但农村失衡情况要严重于城市。同年，刘爽在结合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在我国本分省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在《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一文中描述的情况与袁振相基本相同。
而以徐毅为代表的学者利用1982年到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部分抽查数据反复研究，于1991年在《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中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由于存在很多出生女婴瞒报、漏报、错报的现象。贾威也在他的《收养子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分析》中认为收养子女比例从80年代到90年代呈较大幅度上升，但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因而他们认为所谓事实性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只不过是统计数据造成的假象。
这一争议在一些不争的统计数据比较和“光棍”群体的日益壮大等事实中得以逐渐平息下来，大多学者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八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现象重新进行了解读和思考。因此，从九十年代后期的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关注点不再纠结于是否存在人口性别结构问题上，而是开始了一些更深入关注点的讨论中。
二、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虽然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偏向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同时讨论了一些关于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马安和涂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还是由瞒报漏报引起的，认为是这种原因的学者往往也对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而后有的学者则反思快速的高新科技推广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效应。于弘文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偏高的主要因素，而瞒报漏报是次要因素。
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因统计技术的成熟而抛弃了“瞒报、漏报和错报”的解释，李建新等学者认为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等技术的发展是促成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但不是根本的。
以杨菊华为代表的“政策论”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他在《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中构建和检验了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联机制。他的研究发现，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又极度失衡。而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下使部分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比如而未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基本保持正常。于是他认为，政策越强反而易使女胎受歧视而遭遇人工流产，而相对宽松的政策让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生产论”者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男女不平等的影响。寿兰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两性不平等为和谐社会留下的重大隐患》指出，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从本质上来说，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在农村地区，社会生产对男性的需求大大高于女性，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的反映。
“文化论”者则当然认为是传统的生育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的影响，刘强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即使是今天，“不生男孩不罢休”的生育意愿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出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本原因。
而“技术论”者则认为是B超技术的运用直接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极度不平衡。李树茁和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专家认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别持续偏高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从事计划生育的部门来说，他们会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对政策论说产生一种抗拒。“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他们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虽然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剧了性别比偏高趋势，但是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分析者把各个要素相互脱离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并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讨论
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学界认同高的后果加以呈现：
（一）女婴生存健康条件下降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婴儿死亡性别比为120—130（女性为100），这是因为女婴患遗传疾病的概率要低于男婴，女婴的免疫力强于男婴的缘故。如果一个人口中观察到了男孩与女孩的死亡水平之比低于这个正常值，则说明这个人口中存在着非正常的性别差异。张二力在《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中指出，2000年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女婴死亡率偏离正常比例高达99.9%，是执行二孩政策地区的1.75倍。这一现象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同为严厉生育政策的副产品，也直接影响到了年龄性别结构，最终将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朱楚珠认为，在我国严格的“一孩”“一孩半”生育政策之下，偏男的性别偏好不能通过正常生育来满足，在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地区人们对女孩生存的环境“漠不关心”，致使一些女婴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而夭折，也还存在着大量的溺婴现象。因为这样的女婴死亡可以换取再生男婴的机会。
（二）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最早由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两位学者提出，在2004年5月份，他们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作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部著作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性别比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具体就是由于两国成年男性远远多于成年女性，男性因此不能像传统那样选择配偶，而是以竞争的方式相互挤压选择配偶，复杂的竞争机制最后生产出了很多光棍。而这些光棍，往往是诱发社会问题和对社会安全产生威胁的重要群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男女正常婚配的人口学前提是在婚龄期阶段（20—39岁）男女性别比会均衡在100左右。刘建新在对我国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分析到，不仅年龄组如0—4岁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而且婚配年龄人群的男女性别比也不均衡，男性人口大大超出了对应的女性人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讲道，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出现“老夫少妻”、“城里哥找乡下妹”、“贫困男寻求跨国婚姻”这些现象来避免婚姻挤压带来的影响。这些非传统的婚姻搭配只是加大了婚姻挤压的效应扩散，并没法有效解决问题。
由我国目前出生性别比的偏高趋势可以预见，到2020年，将会出现3000万“光棍”。未来我国婚配人群的性别结构失衡引出的婚姻挤压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继续，甚至还有新问题产生。
（三）对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影响
刘建新认为，婚姻挤压产生的后果，绝大部分是被动单身。而这些被动单身的男性往往来自于偏远地区或者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不能婚配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还将加重这些原本就边缘的男青年的失落感、挫折感。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爱女孩治理出生性别比专家组组长原新指出，性别比失衡带来的不仅仅是婚姻挤压的问题，还会引发性暴力、拐卖妇女儿童等非法行为的发生。孙江辉在《男女性别比失衡与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不能结婚的男性处于社会底层，已经具有这样的危险倾向：即基于体力建立一种系统，通过暴力得到他们无法以合法途径得到的东西，为了谋求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婚姻、生活富有等，而又缺乏正当的手段时，他们便会以其自认为正当的方式来实现。
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之重大，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正如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四、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整体人口出生性别比仍然持续偏高，在对未来性别结构堪忧的同时，学者们也对症下药地探索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严梅福在《变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中分析到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过招赘婚居，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观念。辜胜阻、陈来在《城镇化效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好》中认为通过人口城—乡迁移、制度城—乡迁移和生育文化的重构，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和法制的完善来淡化人们的男孩偏好。王翠绒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人口伦理学分析》提出应全方位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等人在《“软着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则建议改革现有生育制度，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五、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研究现状的评述与思考
通过对近三十年的关于性别结构问题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起初那段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围绕问题真实性展开的争议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问题本身发展的清楚脉络，也开拓了后续研究者的视角和内容。总的来说，对于人口性别结构的问题囊括了对这个现象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不管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来看都比较全面。但笔者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研究现状也衍生出了一些相关思考：
（一）一方面，我们承认生育观念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减少了女婴出生或存活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通过实证的问卷调查和研究并得出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文章，“生儿生女都一样”、甚至是“女孩比男孩好”的观念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但是，事实上，即使在生育观念转变的情况下，不管是对全国还是对地区而言，非法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选择流产女胎的“两非”现象仍然严重，而出生性别比仍然是只高不下。怎样解释这种观念与行为不一致的非逻辑行为呢？
显然，我们首先会想到这是因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只是说明有共同作用，但并没有对这种共同作用何以产生和以何种形式表现并没有做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因而，仅仅以“共同作用”这样粗糙的解释也着实有些尴尬。试想在众多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中，生育观念这种内化于行为者的东西直接引导和支配人们行为，但在与国家政策、社会生产和B超技术相碰撞的时候发生了妥协，做出了与生育观念不一致的行为，而使得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观念的妥协为何，暂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即使生育观念已有大的改变，但如果国家政策不尽快进行合理调整，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男女性别观念不转正，B超技术还肆意滥用，想要在未来平衡出身性别比，也可能只是一个空谈的理想吧。
（二）另外，国家政策也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寄希望的对国家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并不是无根据的。
从7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从一开始就慢慢凸显出来，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一孩”政策遭到质疑后，在部分地区（多数是农村）开小口实施“一孩半”政策，近几年“放开二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2009年全国范围内生一胎的性别比是107.1，二胎的性别比是151.9，三胎的性别比更是高达159.4，远远偏离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生男孩的意愿反而更强烈，性别比就越高。所以有学者便认为 “二孩”生育政策还是满足不了生育者对婴儿的性别需求，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再生男孩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以出生大量二孩甚至是多孩来平衡性别比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显然让我们尴尬的是，目前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的政策下，婴儿出生性别比都不乐观，在未来仍然是我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这意味着要减小和平衡出生性别比，仅靠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是不够的，正如影响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样，要减少性别比失衡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种适宜的政策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也将成为未来性别结构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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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篇8
随着独生子女的慢慢长大以及二胎政策的放开，家庭缺少了对子女的教育，以及教育上的失误，从周边的许多孩子中能看出现今的许多儿童都有自我中心的心理倾向，自私、唯我独尊、从来不会为别人考虑。从这些现象更能体现出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非常重要。在新课改的倡导下的，人们重视对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让我们的孩子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得到发展。但由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许多孩子在很多情况下心理都比较脆弱，因此，对小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犹其重要，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能更好的促进学生数学学习的成功、形成良好的品德、保证学生正常健康地生活与发展成人。同时对小学数学教学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让学生在愉快中学习
在愉快轻松、平等民主的气氛中，在数学学习中学生发现问题、积极探索的心理取向得到激活。因此数学教师要及时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做学生学习的助产士，催化剂。同时我们要把微笑带进课堂，把更多的鼓励留给孩子。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用辩证的思想去发现学生的优点与不足，在数学课堂学中善于利用学生的闪光点去促进学生学习，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允许学生提问质疑。
二、让学生在兴趣中学习
在数学教学中要抓住学生的心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根据新课改的要求，数学教学可以利用故事、典型趣闻等导入新课，使“导入”真正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让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学习。
篇9
【关键词】情节 蝌蚪 角色 人性弱点
前言
莫言曾经说过：“我对小说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对自己的剖析，我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里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阴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来。”因为共同的生活经历使得《蛙》中的蝌蚪带有莫言的自传性。
通过对蝌蚪形象的剖析后笔者发现，蝌蚪代表的更是一个生活在特殊时期下的群体，他们带着残缺的人性生存，但他们又是复杂的，在多重角色下透露出的人性的弱点，更是整个现实社会都有可能存在的弱点。
莫言正是通过对蝌蚪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为我们创造一个遍布人性黑洞的世界。
正文
一、⑹稣
《蛙》是以给“杉谷义人先生”的一封信为开头，在信中，“我”也就是“蝌蚪”（笔名）是这样介绍自己写作的初衷的：“先生，我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同时在《蛙》的前一部分，“我”并没有参加到整个故事的矛盾冲突中。“蝌蚪”担任的只是一个叙述者，而这样一来，也就使得“蝌蚪”这个角色的责任在整个故事中被淡化。
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都忽略了在“蝌蚪”身上承载着的更为重要的东西。
暂且抛开所有的故事情节，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蝌蚪”这个笔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个名字与故事的关系值得我们去思考。
从“蝌蚪”的科学意义来看，它是两栖动物――蛙的幼体。
这个故事的题目就是“蛙”，而“蛙”又与“娃”和“娲”读音相似，因此“蛙”有三个方向的解读：首先“蛙”字本身代表着胎儿在母亲腹中的生长发育过程，而且“高密东北乡一直有着蛙图腾，人们对蛙及其代表的生育繁衍有着虔诚的崇拜……”[1]；其次“娃”代表的是孩子，也就是生育繁殖的愿望；还有“娲”指的是女娲，女娲造人，这也体现了女性与其承担的生育繁殖的社会功能。
因此“蝌蚪”对于整部作品而言是主题的直接承担者，体现的是莫言笔下的社会对繁衍生息，传宗接代的执念，以及当这种执念发展成整个社会的走火入魔的可悲可叹。男权主义就像存在于整个社会的一大黑洞，正贪婪地吸取着女性的精神与生命。
二、帮凶
王仁美怀上二胎这一事件的发生，却让“蝌蚪”在无形中卷入一场蓄势待发的矛盾中，开始承担起局内人的角色作用。与此同时，在这一情节发展中将暴露出以蝌蚪为代表的人群所隐藏的人性弱点。
1.被身份地位所禁锢：情感缺失
作为一个丈夫，当得知妻子怀上二胎时，本该是喜悦与激动，但蝌蚪的反应却恰恰相反，“恼火”“恨恨地骂着”“这个臭娘们儿”……蝌蚪此时是一位军官，在部队任职，那么相对于陈鼻、张拳那些农民阶层，蝌蚪属于知识分子阶级，再加上他在国家机关里任职的工作性质，他受到的身份束缚会更多，因此受到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影响也就更加严重。
蝌蚪在这个军官位置上得到的尊重、荣誉是无法估量的，也正是因为对这些资本的不舍，才使得他在一开始选择了完全站在国家政策这一边。
因此，这个事件本身折射出在国家意志的灌输与压迫下，人被套上了身份地位的同时，其天性中的一些原始的发自本能的情感例如父爱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活生生遏制，从而人性日益呈现出退化的状态。
2.背离原始乡土劳作：忘本自私
《蛙》中蝌蚪对于老母亲的请求，说出了以下这番话：“部队有纪律，要是生了二胎，我就要被，，回家种地。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才离开庄户地，为了多生一个还是把一切都抛弃了，这值得吗？”这段话中，蝌蚪说出了心里的“委屈”：他是卖命努力才使自己逃离农村，而如今却因为一个孩子，一切都恢复原状。从“这值得吗？”这个反问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蝌蚪从内心深处其实十分排斥那种农村生活，他要出人头地，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孩子与之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作比较。
这段话虽然很简短，但却很清晰地看出，以蝌蚪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背离原始乡土劳作后对家庭责任的淡漠甚至忽视。
3.对以姑姑为代表的势力无力抵抗：自我麻痹
王仁美这一事件爆发后，蝌蚪先是竭力反对，但后来在袁腮的说服下，让王仁美生下孩子的念头一闪而过，然而在姑姑的发泄和质问下，“蝌蚪”被动地接受了姑姑的安排：让王仁美流产。
在文中，“蝌蚪”面对姑姑的强势，他收起了在家里对王仁美与母亲的强硬，“那您说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好听您的了……要不要部队来人配合一下？”他变得懦弱无能，对自己孩子的生死如此草率。这种软弱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麻痹，在面对两难抉择时，他选择当一个木偶人，让自己选择性冷漠，听由事态发展。
我们不难看出“蝌蚪”在面对王仁美腹中胎儿时是面临着两难的困境的。“面对这样的矛盾，逼迫蝌蚪必须在自我发展和人道主义之间走出条合适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注定是难以两全其美的。”[6]个人身份地位与前途的束缚是他自私自利、忘记根本、软弱无能等的根源，这一切人性的弱点也导致了一大家庭与生命的悲剧。
三、主谋
一开始王仁美的死，蝌蚪在其中担任的只是帮凶的身份，而此时，在陈眉代孕事件中，却成为主谋，即使一开始并没有主观意愿，但到后来，收买法官等一系列行为，蝌蚪真正地把陈眉推向了深渊，美其名曰“救赎”。
1.救赎包装下的自我催眠
首先谈谈救赎是什么。
"救赎"从普适性的角度来解释，救赎就是对自己的罪过进行忏悔，在自己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前提下，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心灵解放。
而在文中莫言多次提到“救赎”二字，其中比较经典的是“我感到我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怎样的前因，无论是怎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帝赐给我的赤子！”蝌蚪在经历许多次挣扎后，在布满婴儿照的广告牌上，他突然被感动，从原先的排斥，想让陈眉流产到现在的无比喜爱与满足，就像姑姑做泥娃去纪念因为她而未能出生的那些孩子，把陈眉代孕生出来的孩子当做对自己的救赎。于是他这样安慰自己：“这个孩子其实就是那个孩子，他晚来了20年，但毕竟还是来了。”
这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的催眠，试图去模糊自己的罪恶感，逃避内心的愧怍，自欺欺人。
2.救赎表面包含着对血缘关系与生命价值的蔑视
从第八幕剧的情节来看，小狮子和蝌蚪为了孩子与陈眉理直气壮的打官司，还用十万收买了法官。夺走陈眉的孩子，就等于漠视陈眉与孩子之间的血缘联系，同时也隔断了他们之间的物理联系，这是对一个生命的不尊重，而这与之前让王仁美流产从本质上来看罪行是一致的，都是σ桓錾命的肆意掌控，由此看出蝌蚪对其犯过的“罪行”仍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
没有反省，何来救赎？
救赎一词只是蝌蚪自欺欺人的工具。“陷溺在罪与赎罪的无尽循环中，人不可能摆脱负罪感。”[7]他们对自己所犯过错的用另一种错误的方式进行掩盖，这就是人性中的虚伪。
四、受害者
无论是谁，在这场计划生育中都不能全身而退。“我们既是罪行的受害者，也是罪行的施行者。”[8]以蝌蚪为例，他对王仁美，对他未出生的孩子，还有为他代孕的陈眉，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然而在整个故事当中，他同时也背负着许多痛苦。
“我已经害了一个女人了，不能再害第二个了。”这是他在拒绝娶小狮子时说的话，由此可见，王仁美流产后失血过多而死后，他一直带着这份愧怍生活着。除了这份对逝者的怀念，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他心中还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挣扎，“实际是个体在集体和国家意志面前的挣扎、无力、妥协和承担。”[9]当他在面对姑姑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国家意志时，他显得十分渺小，到处充斥着无力感，因此在反复摇摆和矛盾中，无形中成了姑姑的帮手，造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系列家庭、婚姻以及生命悲剧。
因此他的可怜之处就在于，他的人性弱点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痛苦不堪的内心生活。然而人本来就是脆弱的，生命对浑浊的承受力相当有限，正如蝌蚪在信中问道：“被罪恶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
莫言借描写“残缺人物尴尬而痛苦的生存状态，并在作品中蕴托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10]来表现人道主义，而这恰恰体现的是莫言的广阔胸怀，他对生活的审丑已上升到对民族人性的包容与关怀。
结语
在莫言《蛙》中，“蝌蚪”承担着多重角色，而在他复杂形象的背后也展露着更多人性的弱点，而在莫言所创造的社会中，善与恶的界线被模糊化了，每个人都是残缺的，都带着一副面具过日子。回归到现实生活中，莫言笔下的所谓人性弱点，善恶美丑，都正如他所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敢于正面地描写你我之弱点，大恶之恶，才是一部真正宏大宽阔的作品，而莫言强调的其实就是这种大包容、大悲悯的心态。
【参考文献】
[1][5][6][7]论莫言《蛙》中“蝌蚪”形象的内涵及意义.[J].骆敏霞.名作欣赏.2015.
[3]《蛙》.[M].《收获》.2009 年第6 期.
[2]论莫言小说中残缺人物形象与生命观照.[D]张琳.山东师范大学.2013.
篇10
[关键词] ABO血型；Rh血型；新生儿溶血三项；检测；时间；疗效
[中图分类号] R446.62；R457.1+1；R7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7）03（b）-0116-04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an analysis on the result of the hemolysis test to the 48 newborns who are proven by prenatal screening having hemolytic disease on the delivery dat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sting time of the hemolysis test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ur Center makes three tests about prenatal and postnatal neonatal hemolysis by means of blood type serological method on 1 352 prenatal samples and 1，953 postnatal newborn samples selected as a group by the hospitals in Xining at each level for inspection from January 2001 to September 2015. Results The result is follow-up observation on 48 typical cases among 1 352 prenatal samples and 1 953 postnatal newborn samples. Among 23 ABO cases， 5 cases have blood type consistency with their mothers， and the other 18 cases are confirmed as ABO-HDN. Among 23 Rh cases are all confirmed as Rh-HDN. These infant patients are all cured， without one case with adverse sequelae. Conclusion The routine should be broken for the cases that may catch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thus the value of prenatal monitoring can be really reflected in the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improv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newborn and hav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prenatal and postnatal care.
[Key words] ABO blood group；Rh blood group；Newborn hemolysis； Tests； Time；Curative effect
该文讨论的血型相关疾病主要指的是新生儿溶血病，新生儿溶血病（ha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简称HDN）是由于母子间血型不合引起的一种免疫性疾病，主要由ABO和/或Rh血型不合引起[1]。对HDN的预防一般采取通过产前血型血清学检测，对有发生HDN危险性的孕妇，产前进行预防性治疗，再通过产后新生儿血清学检测来排除或证实是否为新生儿溶血病，但大部分地区在实际工作中既是遇到产后肯定会发生新生儿溶血病的病例也一般采取等到新生儿出现黄疸之后才进行溶血三项实验的检测，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影响了治疗效果，为了充分发挥产前血型血清学检测在新生儿溶血病的预防、诊断、治疗中的作用，笔者对该中心2001年1月―2015年9月期间西宁地区各级医院送检的1 352例产前样本和产后1 953例新生儿样本进行检测，其中对家属愿意配合的48例典型病例进行追踪观察，该48例病例采取当日进行新生儿溶血三项实验，及时为临床提供实验室诊断结果，此措施的实施在新生儿溶血病的诊断、治疗中取得显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整群选取该中心2001―2015年产前血型血清学检测中夫妇ABO血型不合，孕妇lgG类抗-A或抗-B滴度较高，以往有流产、死胎、ABO-HDN史、新生儿不明原因黄疸死亡史等现象的23例病例。19例是以往由州县转至西宁或住在二级以下医院就医的，由于没有进行产前血型血清学检测及产后新生儿溶血三项检测，不能明确诊断，转入三甲医院后诊断为Rh-HDN的病例，但由于没有及时诊断和对症治疗，17例患儿均出现死亡，有2例虽然存活，但由于核黄疸，留有后遗症。对这类特殊病例在报告单中重点注明产妇再次妊娠务必进行产前检测、治疗等注意事项后再次孕育的病例，6例是初次做产前血型血清学检测发现有Rh血型系统不规则抗体，且丈夫红细胞上具有c不规则抗体对应抗原，同时又有不同次数不良孕产史、无输血史的病例，可证实不规则抗体是通过妊娠产生的。对以上48例病例在产前、产后整个孕育期全程监测、治疗，并对疗效进行追踪观察。
1.2 试剂
抗-A、抗-B、抗-D、抗-C、 抗-c、抗-E、 抗-e、抗-IgG，C3d、ABO试剂红细胞、抗体筛选细胞、谱细胞由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新生儿微柱凝胶卡和酸放散试剂由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3 方法
HDN是通过新生儿溶血三项试验验，即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游离试验、放散试验进行的实验室诊断。ABO血型系统抗体放散采用热放散方法。Rh血型系统抗体放散采用酸放散方法， Rh血型系统在溶血三项的基础上，对产妇血清进行抗体鉴定，根据抗体的特异性对产妇及新生儿对应的Rh抗原进行检测，结合新生儿溶血三项试验综合分析得到实验室诊断结果。ABO-HDN检测中游离试验及放散试验采用微柱凝胶方法，其他试验均采用血型血清学试管法完成。对48例病例为了防止孕妇产后在临床上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赢得最宝贵的抢救时间，每一份产前血型血清学检测报告单中建议临床产后当日抽血进行新生儿溶血三项试验，该次孕育产后当日进行了溶血三项实验，第一时间为临床提供实验室诊断依据，临床及时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并持续追踪观察患儿的疗效。
2 结果
2.1 免疫血液学检测情况
通过对1 953例新生儿样本（产妇为O型，新生儿非O型的1928例；母子Rh血型不合的25例）进行检测，最终证实HDN的为1 005例，其中ABO血型系统HDN为980例，阳性率为51.0%。对较典型且家属愿意配合的23例ABO血型系统孕妇及产后新生儿进行追踪.检测的抗-A或抗-B效价结果，见表1。23例中有5例虽以往有不良孕产史，但该次产后有母子血型相合，避免了发生ABO-HDN，其他18例母子血型不合者产后当日均证实为ABO-HDN，见表2。Rh血型系统HDN为25例，阳性率100.0%。对25例Rh血型系统病例均进行了追踪，25例均当日证实为Rh-HDN，抗体效价及结果，见表3。Rh-HDN中7例进行了换血治疗，8例进行了输血治疗，由于提前准备相合的血源，加之治疗的及时对症，患儿均痊愈出院。其中3例ABO系统和2例Rh系统妇女2年后再次孕育采用同样方式的得到了健康新生儿，随访调查无一例出现不良后遗症等现象。
2.2 抗体特异性
Rh系统不规则抗体中，其中15例由抗-D引起、7例由抗-E引起、3例由抗-cE引起，见表3。
3 讨论
新生儿溶血病是临床最常见的能够导致新生儿贫血、发生脑损害的疾病，重症黄疸患儿可能并发胆红素脑病，有70%的患儿死于出生后第2～15天，如果治疗不及时存活的婴儿恢复后期可出现运动障碍和智力不全等后遗症[2]。实际上HDN发病于胎儿而并非新生儿，只是临床体征出现于新生儿，ABO-HDN在2～5 d内发黄，Rh-HDN在24 h内发黄，如对这类患儿产后即刻检测，都能得到阳性结果[3]。该文通过对1 953例新生儿样本进行检测， ABO-HDN为980例，阳性率为51.0 %。与文献报道的54.0%相符[4] 。对较典型且家属愿意配合的23例ABO血型系统的孕妇在产前及产后新生儿进行追踪，除5例该次母子血型相合外，见表4。其他18例母子血型不合者均发生了ABO-HDN。Rh-HDN为25例，阳性率100%。这是由于Rh血型系统追踪观察的对象是夫妇Rh血型均为不相合，以往通过新生儿溶血三项检测及产前血清学检测发现又有不良孕产史的病例的原因，见表5。因为这类产妇，只要母子血型不合，肯定会发生新生儿溶血病，而且随着免疫次数的增加，一胎比一胎发病严重。HDN由于对大脑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早期快速进行新生儿溶血病的临床诊断和鉴别，可以争取治疗时间，提高治疗质量，减少后遗症的发生[5-6]。随着对HDN认识的日益深入，HDN在产前就可通过孕妇抗体效价来判断HDN发生的可能性，而且部分Rh系统的HDN在产前就能预知产后将会发生新生儿溶血病。临床上一般建议在妊娠20周之前完成免疫学检查[7]。一旦检测出可能会引发HDN的高危血型抗体效价，就必须果断采取措施予以治疗，降低孕妇抗体效价及发病率[8]。HDN临床症状上又很容易与生理性的黄疸混淆，只能以实验室检测为依据做出诊断。因此新生儿溶血病的实验室检测在该病的诊断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即使产前预知了产后肯定会发生HDN，临床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将新生儿出生后到出现黄疸的时间做为“观望期”， 一般采取出现黄疸后才考虑进行“溶血三项实验”，这样ABO-HDN就在等待中耽误了2～5 d的最佳治疗时间。虽然Rh系统溶血症24 h内出现黄疸，看似不会在时间上耽误，但实际上Rh系统溶血病由于大部分需要换血或输血治疗，由于提前没有准备血源等，不能做到及时给新生儿换血或输血，严重影响了治疗效果。尤其对已经知道肯定会发生溶血症的病例，再等到出现黄疸后采血检测，这样产前检查只发挥了部分的作用，没有将产前发现的信息延伸至新生儿诊断中，就失去产前检测的全部价值。对新生儿溶血病早期诊断治疗是避免伤害的关键，该中心对48例孕妇的产前、产后整个孕育过程处在监护之中，由于前期的告知，产后临床医师有目的性有准备的进行了检测、诊断和对症治疗。最终证实为HDN的43例新生儿均痊愈出院，无1例出现不良后遗症等现象。该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但虽然该文进行追踪观察的病例由于及时得到了指导，为及时抽血检测、诊断、治疗方面争取了机会、赢得了时间，但这只占全部检测的很小部分，大多数病例由于临床缺乏这种意识，新生儿没有及时抽血检测，等出现黄疸了以后才进行的溶血三项检测，在等待中耽误了时间。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不应将产前免疫血液学结果孤立的用于产前预防治疗脱离于产后的诊断，应将产前检测结果与孕妇以往孕产史和产后新生儿溶血三项实验有机的融合到一起。对产后有发生新生儿溶血病孕妇产前就应该治疗，产前可以通过口服黄疸茵陈冲剂，抑制抗体的产生，减低体内抗体效价[9-10]。HDN的各类报道中鲜见对新生儿检测时间的要求，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很多临床医生不了解检测时间对疗效的影响，往往忽略了检测时间，这就需要遇到特殊病例时加强实验室与临床的沟通。该文报道的病例以往之所以出现一些不良孕产史，是因为对HDN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产前及产后及时检测及诊断造成。由于Rh-HDN一般不发生在第一胎，从第二胎开始发病，今后二胎政策的实行，对这类孕妇实行产前及产后早期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少数民族Rh阴性比例要高于汉族，故少数名族发生Rh-HDN的几率要远远大于汉族[11]。因此通过该文的报道，举一反三临床不但应常规开展产前免疫学检测，对可能要发生新生儿溶血病的病例应打破常规，产后应将传统的检测时间前移，有效的把好产前和产后这两道关， 这样才能在预防、诊断、治疗新生儿溶血症方面真正体现产前抗体监测的价值，为进一步提高新生儿溶血病诊治水平、减少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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