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道德与法治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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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朗读；译读；背景知识；速读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10-01

1.导语

阅读理解顾名思义即阅读文章并能理解其内容。在日语中一般把阅读理解称为“读解”。在日语教学中，阅读理解的指导经常被视为一个难点。为了培养学生阅读理解的能力，在多数高校中都开设了“精读”“泛读”之类课程。而在这些课程中对阅读理解的指导一般都是以 "讲读"的形式开展。所谓"讲读"，即把对学生来说较难理解的文章作为教学素材，教师对文章的构造加以分析，对词句的意思加以解释，使学生对文章的内容得以理解的教学方式。而如何培养出学生为了接受这种读解指导所具备的语学能力，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

2.阅读理解的定义

为了防止学成“哑巴外语”，学生的普遍心理是急于提高说和听的能力，因此而忽略读和写的练习。即使是教师，也有很多人认为阅读理解的指导是针对高年级学生进行的，对初级日语学习者还不用太重视。有以上这些想法都是因为对阅读理解的定义太过于狭隘。

木村（1982）曾对“读解”做了以下解释：“所谓读解，是通过所写出的文章来获得信息，更明确的说，是通过文字来获取信息。信息并不单纯是以文章或句子的形式来记叙的，用几个字所组成的单词，有时用一个字可以表示出来。这些由单个文字所渗透的信息，由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常被我们所忽略，所以如果理解不了这些信息，肯定会产生很多麻烦。连这种读解能力也不具备的外国人，即使有很强的会话能力，但是由于其活动范围受到局限，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不便。其本人也许还会把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归结为会话能力的不足。作为外国人生活在日本，如果不具备读解能力，也只能相当于一个文盲过着贫乏的语言生活。”所以说，对学习者，应该因材施教给予适当的读解指导。

3.读解指导的目标

读解指导的目标不单是读什么，而是读什么和怎么读。木村（1982）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学习者，都应该达到以下目标：① 读完的同时能够完全理解。② 不只是能够理解每句话，还要把握整篇文章整体的大意。③ 能够具备通过自己查辞典掌握不懂的词汇，进而理解文章的能力。基于以上目标，笔者将就阅读理解的具体指导方法做以下探讨。

4.读解指导的具体方法

4.1朗读。朗读，也就是出声阅读。朗读，大致可分为三种形态：齐读、自由朗读和个别朗读。

1）齐读，是指在教师领读或听录音之后学生一起复读，也可以是学生与老师和录音同时放声朗读。齐读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大量的学生得到阅读练习，会读的学生可以带动不会读的学生从而使落后的学生得到提高。但是也有以下缺点，比如，声音大的学生如果读错，其他学生很容易跟着读错，其次，滥竽充数的学生不容易被发现。

2）自由朗读，是指在规定时间内，让学生各自自由朗读的方法。此方法虽然不会被他人影响，但是教师很难发现学生的错误。

3）个别朗读，是指教师点名，让某一名学生在全体学生面前朗读的方法。此方法的优点是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也很容易发现学生的发音问题，但是对于没有自信的学生来说这个过程难免会感到痛苦。

有些学者认为在阅读理解课上没有必要朗读，出声阅读很容易只注重发音的准确度和流畅程度，而忽视或占用对文章分析理解的时间。对此，笔者认为通过朗读，可以使目标语言的音声得到再现，再通过听觉将记忆中的文意与音声相结合，从而达到理解文章的目的。此外，对于使用汉字的中国日语学习者来说，很容易看到日语难读汉字就猜意思而逃避掌握其准确读音。一旦养成这种不好的习惯，难免会妨碍语感的培养从而影响对文章意思的理解。所以，朗读训练可适当地或有选择性地在阅读理解课上进行。

4.2译读指导。所谓译读，就是把阅读材料一边翻译成母语，一边阅读理解的过程。这在阅读课中也很常用。译读有以下2个优点：

1）对学生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和强化目标语言的过程。

2）对教师来说，通过点名要求学生翻译可以检查学生的习得程度和发现翻译方式的问题所在，从而给予及时恰当的指导。

但是在译读指导中，很容易只注重翻译知识和技巧的教授而忽略对阅读理解本身的指导。对此，就需要教师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以引导学生理解文章为主要目标，并适时地引导学生对翻译过的内容做归纳总结。

4.3利用"背景知识"的指导。背景知识可以分为内容背景知识和文体背景知识。内容背景知识即文章中所写内容的相关知识。文体背景知识是指关于文章的文体或修辞构造的知识。关于阅读指导中利用背景知识的目的，伊藤（1992）提到以下几点：（1）保持从全体到部分的宏观展望；（2）提高推测和推理的能力；（3）提高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4）通过利用背景知识的推测过程，可以使理解的内容长期记忆。

基础知识的学习再扎实，对于日本人的生活习惯、风俗文化、传统、历史、社会、宗教等知识和理解不足的话，也会阻碍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因此，背景知识在阅读理解的指导中便显得尤为重要。

4.4速读指导。所谓速读，顾名思义，就是快速阅读。速读的方法就是快速把握文章中的必要信息。而速度指导的关键，就是准备适合学生的阅读材料。准备速读材料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以下几点：（1）不要有过多的新词汇和新语法；（2）内容完整；（3）是学生感兴趣的内容；（4）长度适宜。

在速读的具体指导过程中，还需要学生做到以下几点：（1）对阅读内容集中全部注意力；（2）对阅读速度设定目标，努力超越此目标；（3）放弃想要全部理解的“完美主义”；（4）边读边推测意思。

5.结语

以上笔者就阅读理解的主要几点具体的指导方法做了介绍。除此之外，还要指导学生大量阅读，阅读材料不仅限于课堂上教师指定的文章，还要自主搜集阅读材料进行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使阅读能力得到锻炼，还可以丰富知识，拓展视野，从而间接地提高阅读能力。

参考文献

[1]木村宗男.日本語教授法―研究と実践―[M].凡人社，2000.

[2]伊藤元雄.スキーマによる解釈と推論[J].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育成：読むことの指導.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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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与法治；春天里的节日；教学实践

在教学中，尤其是在文科类的教学中，常常会碰到平凡和伟大的意义分析。也就是说，怎样突出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之中显出伟大的思想意义，让学生懂得平凡之不凡的道理。这时候，可能常常会使我们缠脑绕口，思维不清，很难把这些道理明白地告诉给学生。因为，平凡与伟大，从词义上看，它们是矛盾对立的，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似乎也是扰乱思维，难以统一的一对义项。鉴于此，笔者在教学《春天里的节日》（《道德与法治》小学一年级下册第六课第2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一课时，有如下几点感悟。

一、高唱伟大

这一课的教学重点是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妈妈，在“三八”节的节日里给妈妈送礼物。课文首先介绍了“三八”节的来历及意义。为了突出其意义，教材向学生介绍了几位中外的伟大女性人物，如居里夫人，冰心，邓颖超，刘胡兰等等。其目的，是让学生认识他们的伟大不平凡，知道他们为人类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春天的节日“三八”节里，应该纪念她们，怀念她们，为后边的送礼物做好铺垫。在给学生讲述她们的优秀事迹时，就应该利用教材给出的材料，适当加上自己的补充，充分展示她们的伟大思想精神，突出她的不平凡，把她们推重到崇高的地位，让学生产生景仰之情，为后边的平凡人物妈妈们的出场作好映衬的准备。比如，讲居里夫人，就要突出她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怎样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奋斗终生的伟大事迹与精神，讲邓颖超一定要强调她与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伟大思想品质，讲冰心必须突出她是世界级的文学家，写了许多诗歌和小说，为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讲刘胡兰特别要强调她的年龄，小小的十五岁，为了保护群众和党的利益，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如此一来，在学生的眼里心中，她们的形象和精神，就会伟大得顶天立地，不平凡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了。

二、歌颂平凡

妇女中的优秀人物如此伟大，她们与妈妈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必须得先让学生明白妈妈们的“平凡”。教师可引导学生从他们自己的来历生长，家里屋外的灶前房后，洗衣浆衫，饮食起居，赡老携幼，种地浇园，养禽喂畜，以及做工挣钱等等大小杂事说说妈妈在这些平凡的工作中的作用，让他们认识到这些看似琐屑可又不可或缺的人类生存之必需的平凡“小事”，是妈妈们肩上手中的长年累月，反复循环终日的劳动，这些劳动是维系着我们的生活能以继续，人类得以生息的根本所在，从而懂得平凡中的不平凡，平凡而又伟大的道理。关乎着我们的生存与否，决定着人类的继续有无，还不伟大么？有什么比这还伟大的？“伟大”的妇女们因事业而伟大，妈妈们虽平凡之躯，但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世界所需，人类之必有，同样伟大崇高。至此，平凡之中显出伟大，伟大寓于平凡之中的道理，学生就会明白了。

三、伟大与平凡

突出了伟大，歌颂了平凡，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比较近了。这时，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矛盾对立的词义就能统一协调了，两类人物的形象与精神，也能在同一线条上相提并论了。因为，伟大的女性们，思想性格超群拔萃，所做的事业益于人类集体生存发展，固然伟大无疑，令人敬仰热爱；妈妈们看似平凡卑微，但手中琐事同样是人类生存之不可或缺，当然也应该称得上伟大不平凡，自然值得尊重与爱戴。她们和她们，都是“三八”节的骄子，都是春天里的美丽风景，都是人们热爱的对象。所以，敬仰伟大的女性，热爱敬爱的妈妈，歌颂妇女，在春天的节日里，给妈妈送一份厚重的礼物，就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行动了。至此，伟大与平凡，就统一和谐，也不矛盾了，学生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当在教学中碰到这两个词时，先不要着急去口干舌燥地左分析右评论，把自己的思维搅得一团乱麻。首先应该突出伟大之伟大，把它推到一个至高境界，然后欲扬先抑，把平凡说得细小卑微，一般得不可再一般，让人觉得它们是生活中的最小生存单位，可这最小生存单位竟是人们生活，人类生存之必需！这样一来，平凡之伟大就不言自明了。在此基础上把两者联系起来，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得多。因此，当遇到伟大与平凡难于讲解时，不妨试试突出伟大，然后细说平凡，最后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看看。

四、教学设计

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对节日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知道有这样一个节日上。其实，节日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涉及自然界的发展变更、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等内容。这次的活动借助于学生对节日的向往和对过节的兴趣，引导学生学会观察和分析，初步培养学生探索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根源的能力和善于质疑的能力。同时，也继续巩固学生对资料的收集能力、动手能力和小组合作的能力。

教学目标：1.通过活动让学生知道春天里有哪些节日，能初步了解这些节日并分类。2.选择自己喜欢的节日，初步学会制定研究的计划书。3.培养学生对生活中的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的愿望。4.锻炼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信息的能力。5.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分工合作，积极参与、乐于表现的意识和乐于与他人分享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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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深层面来讲，道德与法治知识源自于生活，同样也为现实生活提供服务，其中道德是对人们行为进行约束的精神力量，而法律则是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的准则，而两者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特性，进而有意识地将教学内容与生活实例相联系，有效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打破学生潜意识中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疏远感，使其能够以生活视角审视这一知识点，从而激发其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当有效整合教学资源与生活资源，对教材中深藏的生活元素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找到教材与生活的契合点。

比如，在讲解“平等、尊重与宽容”相关内容时，为了能够提高学生对该知识点的学习兴趣，教师便可创新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表演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摩擦表现出来，进而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去解决表演内容中的问题，以兴趣点的激发去导入道德与法治知识的讲解，并共同探讨平等和谐班级文化的构建。

二、结合社会热?c新闻，强化知识与生活的贴合度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其意识形态的建立更多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生活同样也是提高学生认识能力的关键。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当中，为了促进学生道德素养与法治意识的养成，结合生活实际则显得尤为必要，并且可适度引入社会的热点新闻，以此去强化教学内容的说服力和实效性。通过对热点新闻的深入解析，学生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会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使其意识到道德与法治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

比如，在讲解“承担责任”相关内容时，教师便可为学生举出最为直观的参考实例，让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任何人都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这一法治常识，以真实发生的热点新闻去促进学生构建责任意识，能够用法律知识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

三、布置生活化作业，巩固道德与法治知识

生活是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源泉，脱离了生活的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则像是枯燥知识点的堆积，毫无生气可言。因此，生活化思维除了在课堂教学中有所渗透之外，还应在学生的课后生活中有所体现，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事例当中，去解决生活中碰到的一系列现象，因此布置生活化作业显得尤为必要[2]。同时，课后作业作为巩固所学知识的有力手段，也能够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比如，在讲解“爱在家人间”的相关内容时，教师便可布置帮父母做家务、看望祖父祖母等生活化的课外作业，通过学生与家人的相处，在爱意氛围中感受家人的珍贵。这种极具生活化的作业布置让学生感受不到负担，并且能够从作业完成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与满足，有助于初中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四、紧密联系生活，实现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目标

除了布置课外作业，生活化的课外活动也极为必要，作为初中教师，应当对生活资源进行积极的开发与利用，做好课外延伸工作去实现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目标，响应新课改号召。而在课外活动的开展中，为有效发挥生活资源的功能价值，则可组织学生去进行课外的科技活动或调研活动，进而确保课外教学的生活化，提升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拓展其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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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人居环境”概念对应的英文是Human Habitat，Human Settlements以及Ekistict.把人居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科学来研究，国内最早是吴良镛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并身体力行的。

吴先生在当时就敏锐地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战后大规模重建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建设性破坏”的问题，如对土地资源的侵蚀，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等等。吴先生提出，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建筑单体设计或城市规划具体技术问题上，而应从改善和创造适宜人类居住环境这一整体宏观战略上着眼。因而倡导“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

80年代中期，笔者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在吴先生指导下，进行城市（Amenity）宜人环境研究，这一课题也是吴先生“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在当年中国大规模城市建设与地产开发尚未真正启动以前，吴先生就高度重视对生态环境以及城市化运动将要带来的问题的研究。对大规模城市建设将会带来的种种城市弊病和矛盾有高度的警觉性。努力从中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城市发展战略问题，南方中小城市发展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研究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吴先生提出要从创造宜人的城市环境、城市规划、地景学和建筑设计三方面着手，人居环境的规划与建设要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里进行，人居环境规划建设中战略上的最高境界，寄希望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环境科学、艺术创造上的最高境界，依赖于有造诣的建筑师、规划师。为加强这两个层次上的衔接，提高建筑师在城市发展决策中的地位。吴先生研究探索国外城市建设管理的经验，倡导在中国建立城市总建筑师的机制。2002年5月吴先生赴德国参加国际建协大会预备会议期间，也同柏林前总建筑师J.P.Kleihues教授讨论欧洲著名城市总建筑师制度的形成与实际运作机制。

二、创造宜人居住环境需要规划、景观、建筑和设备技术以及发展商等各方面通力合作。

美国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从人与环境着眼，将建筑分为“人工建筑”和“自然建筑”。引申而言：从住宅、建筑群到城市，都属“人工建筑”，从住宅园林、城市园林到大地景观、生态园林都属于“自然建筑”，两者综合构成人类良好的生活环境。

创造宜人居住环境，特别是居住区建设，需要规划、景观、建筑和设备技术以及发展商等各方面通力合作。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社会现象，业主委托建筑师设计房子，业主的文化素质以及对建筑的修养水平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最终建筑的形象与品味。今天，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时期，居住区开发常常是几十万以至上百万平方米的规模，这不仅是一幢房子的优劣问题，而且将对于城市环境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发展商在追求合理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应看到其建筑产品将融汇到现有城市的空间之中，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着几代人或几十代人的居住环境质量。因而发展商应看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让自己开发的城区为后人留下一份可以值得自豪的业绩。

三、中国目前住宅发展现状对规划设计师的要求

建筑学的内容和建筑师的业务从来都是随着时代而横向拓展，纵向深化。然而20世纪以来，学科的扩大与专门化使从事具体工作的设计师个人的视野却在趋向狭窄和破碎。由于多学科进一步介入城市的规划建设，无须借助建筑师就可以开展城市发展事业。建筑师的作用有日趋削弱的倾向，这也是造成众多城市开发环境质量不尽人意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现实社会对规划设计师提出的挑战，要迎接这种挑战，建筑师首先应在合理地组织物质和空间环境，创造宜人的居住生活方面，发挥其专业特长，当仁不让地参与人居环境建设的决策性工作。

其次，建筑师要扩展自身的知识范围。建筑事务所要能为发展商提供，从策划、规划、建筑设计到景观设计，建筑设备技术等一系列专业服务，并能站在学科的前列，吸收国际上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与经济技术，创造出时代的精品。

中国地产开发市场将日趋走向成熟，对高质量建筑设计的需求日益明确，建筑设计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在未来时间内将有相当数量的设计机构因为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而难以生存。建筑师要放弃功近利的思想，树立敬业精神，兢兢业业做好每一项设计，这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

四、北京五合在改进人居环境方面的理念与实践

北京五合创立短短三年以来获得较大成功，原因除了其有较高的设计质量，较强的市场观念和敬业精神以外，也与其注重规划设计理念的探索和实践有很大关系。

1、尊重环境与土地资源，设计应使土地升值而不是浪费土地

每一块土地都由其在城市或环境有的区位决定了其经济价值。发展商在得到土地之后，应充分考虑土地及其周边环境的关系，在深入进行市场、环境调研之后，确定产品开发定位。在这里要特别考虑开发的合理性，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特别应控制容积率。规划批准的容积率是一个上限，发展商应根据自己的产品定位确定一个合理的数值。容积率的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高收益率，但超过了一定界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带来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造成整个楼盘销售危机。

建筑师在得到设计委托时，除了要在规划设计中满足业主的使用要求之外，还要考虑尊重环境与土地资源，尊重现有的地形、地貌，保护现有树木、植被。通过精心的规划设计，提供最理想的空间形式，提升土地的价值。

国外许多城市在对于城市开发项目的管理上，把能够改善这一区域的城市环境，提高其土地和周边地产的价值，作为城市开发所追求的重要目的之一。

2、参与策划，从项目决策阶段入手，重视改善环境。

房地产在中国是新兴行业，开发商大多数都不是房地产专业出身的，有规划建筑背景的都是很少。因而很多发展商在确定产品定位和开发理念，以及如何将其落实到规划与建筑空间形体上都显得力不从心。能够根据开发商提出的要求提供设计的建筑师很多，但市场上最需要的是有策划能力的设计师。北京五合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市场的发展，长期收集积累相关产品的信息。我们能够以建筑师专业的角度，对产品定位提出独到的建议。对市场的精辟见解与成功的业绩赢得发展商对我们的尊重与认同。在这一基础上，建筑师参与项目方向性决策，能够对于提高最终产品质量和创造宜人居住环境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3、注重城市整体空间肌理的保护和重新塑造

中国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过程中，规模浩大，速度空前，城市以往逐步发展生长，形成的空间结构遭到破坏。因而在城市设计中，应特别重视建筑群的整体和城市全局在空间上的有序与协调。欧洲国家在战后大规模重建过程中，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或说走过这样的弯路。60年代规划师们喜好设计自由矗立在绿色草坪上的高层建筑，或是在同一地块内设计出高度和尺度变化很大的建筑群。这种方案在图纸、模型上显得很生动，空间变化丰富，但实际盖出房子来很不理想，高层建筑中间的开敞空地，既不属于公共空间，也不属于私人空间。建筑高度和尺度很大的建筑群，对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来说并不感到舒适。欧洲的建筑师以及开发商们现在已开始转向传统的街区式布局形式，这种城市空间形式更能够满足人类情感和品位的需要，它在城市公共街道空间的塑造方面具有突出的优点。北京五合在其所做的规划设计中，也努力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4、强调从规划到建筑及景观等细部的整体设计，通过精美的设计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

创造宜人的居住环境应从规划到景观，从建筑群体到建筑装饰细部整体考虑。规划形态决定了社区大的空间与功能布局，景观与建筑设计应同步进行，整体考虑构思，室外、室内空间的创造、协调、过渡、需要设计师花气力去推敲。通过精心的设计，创造从室内到室外，从私人空间到开放空间、到城市公共空间这样一系列舒适宜人的空间，提高整个城市环境质量。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城市环境空间的不仅要满足城市功能的要求，如居住、工作、交通等，同时它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规范影响看社会行为和城市生活。

5、艺术设计与新技术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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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的，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实力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注释：

［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许慎，说文解字［M］；

［4］同［3］；

［5］左传。隐公十一年［M］；

［6］礼记。曲记［M］；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九朝律考。汉律考［M］；

［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

［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蒯德模。吴中判牍［Z］；

［15］［美］博登海默，法—法及其［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1997（1）；

［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

［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

［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

［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篇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98一03

党的十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高校作为大学生接受法制宣传教育的主阵地，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发展经历了由普及法律常识到增进法律意识再到提升法律素质的奠基阶段、巩固阶段和发展阶段。作为高级阶段的发展目标，提升法律素质是一个不断延续的实践过程，是在制度化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生成途径中形成的，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遵循基本认知规律对创新高校法制教育理论、加强和改进高校法制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构主义是增强高校法制教育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目前，高校大学生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的教学和极少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效果甚微，实效性不强，很难满足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和渴望。现阶段，高校法制教育重在提高法律素质，培养法制观念，需从建构主义视角加强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意义性和情境性，并以此理论观点为支撑，应用于高校法制教育实践的各个环节。

（一）建构主义创新高校法制教育认知方法，增强法制教育实效性

法律知识作为一般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都是大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组织部分，是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的重要前提。我国高校目前的法制教育存在重知识不重理念，重课堂不重实践，教育内容宽泛，教育手段单一、教育环境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法律知识的获得，导致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薄弱，制约和影响高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而建构主义尊重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注重大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的主动性，提倡自身在原有经验基础上自主建构“法律体系”，优化法制教育内容、剖析案例实质、培养法制观念等，提出许多有效教学方法，对现实法制教育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

（二）建构主义促进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的正迁移，促进法律素质的提高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在原有经验基础上的主动性、意义性、情境性建构。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大学生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有经验基础，在法律素质培养中借鉴道德认知，在道德规范基础上主动建构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张会峰认为法律基础教育是“介于‘问题’（知识教育）与‘主义’（价值教育）之间的教育”，“主义”教育是法律基础教育的终点。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必须有效结合，因为二者在促进人的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过程中，具有他律与自律、惩罚与激励、普遍性要求与层次性要求、现实性规范与理想性追求的功能互补性。加涅的智力技能层次理论认为知识的学习过程分为三步：辨别学习一概念学习一规则学习。在法制教育中，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就应该遵从此条规律：道德与法律的正迁移一法律基础的学习一法律素质的提高，只有遵循这样的规律，才能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建构主义理论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应用的最新成果

“六五”普法规划明确规定，要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和接受能力，结合公民意识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高校法制教育要根据这一目标，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发展过程，推动法制教育活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要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的需要不断地更新具体的法制教育目标，以适应将来社会的发展需求。

二、建构主义发展和完善高校法制教育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知识学习的主动建构性，它所倡导的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和教师观对高校法制教育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障。建构主义视角下发展和完善高校法制教育理论，必须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和教师观。

（一）以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治观念为目标的知识观

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治观念是高校法制教育的最终目标，法律素质的提高源于法律知识的了解运用，要求大学生法律基础学习具有主动性，通过原有法律基础知识的内部建构，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具体问题，将具体的法律基础知识内化为法治观念，进而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因此，高校法制教育应侧重于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治理念的教育，只有这些才是把握法制教育的尺度，教育主体应该树立正确的知识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在现有道德水平的基础上加强道德与法理的学习，通过道德与法理原则的结合，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法律素养，进而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

（二）以增强法律运用能力为目标的学习观

高校法制教育中的知识观决定着法制教育的学习观，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就有什么样的法制教育的学习观。建构主义视域下高校法制教育学习观与其他理论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它更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意义性、情境性，以期在实践中增强法律运用能力。

1.法律基础学习的主动建构性

法律基础学习是对法律体系的主观系统建构，要求大学生对法律知识主动探索、主动发现，不仅要接受客观知识，还要积极主动地建构对知识的理解，变知识的单向传输为双向活动转化过程。法律具有稳定性，法律基础学习无论是自我学习还是单向的灌输都要求学习者主动地记忆，学习者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利用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去诠释、认同新知识，赋予其一种新的意义，将其内化为“原有的经验知识”。法律素质的提高不仅要求法律知识的增多，还需要在客观的“原有的经验知识”基础上主动建构对不同法律规范的理解，增强自身法律素质。

2.法治理念培养的意义性

意义学习的主动建构活动对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法制观念、法律素质的培养不同于法律规范学习，学生应把握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复杂性，能从法的价值去分析、思考问题，并能在实践中维护自身及他人合法权益，真正理解践行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高校法制教育的对象大部分是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高校应该转变教育观念，让学生在原有经验知识的基础上理解法的精神，运用法律思维，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

3.法律规范学习的情境性

法律规范存在于一定的假定条件中，法律条文的适用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中有所不同，假定条件作为法律条文的要素之一，相当于现实情境，是大学生理解法律条文、诠释法律意义的重要因素。社会现象千变万化，具体的情境对大学生理解法律条文、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条法律条文可能适用于多种情境中，一种情境也可以适用多条法律条文。高校案例教学是学习情境性的最好诠释，从最真实的案例中、从两难的情境中建构法治精神，增强法律意识，贴近实际、易于理解是大学生建构自身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最好途径。

（三）注重自身培养的学生观

认知主义者乔森纳认为，受日常生活经验和过去学习的影响，学习者的头脑中会形成一定的知识经验，即先前经验，每一位学习者在面对新的信息时总是在自己的先前经验的基础上以特殊的方式来建构对新信息、新问题的理解，从而形成个人的意义。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只有大学生个体主动地建构与理解法律知识，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他们接触道德观念总是先于法律知识，将社会道德具体化到个人身上就成了大学生独特的品德。因此，学生应该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通过意义建构和系统建构加强法制观念的培养，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质。

（四）以帮助和引导为职责的教师观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法律基础学习的主体，通过法律基础知识主动地理解与运用提高法律素质，即借助教师和同学等“专家”的帮助，通过对必要的法律知识的意义建构获得。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下，教师的作用已不在于给予真理，而是在确定的经验领域里，在概念建构上给予学生支持和控制。高校法制教育中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教师观，要成为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的引导者和帮助者，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强化大学生“基础课”学习，成为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过程中苏格拉底式的“助产士”。

三、建构主义视域下加强高校法制教育的对策建议

加强和改进高校法制教育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尊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意义性和和情境性，并重视学生的观点和经验，要求教师在“基础课”教学中应该遵循“少而精”的原则。针对以上原则，笔者结合建构主义相关理论主要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优化高校法制教育内容，提倡随机通达学习

高校作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阵地，其主要途径是“基础课”教学。目前，高校“基础课”教学执行"05方案”，法律基础知识部分主要分布在第七章“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第八章“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两章中，内容庞杂，教学课时短，严重影响法律基础部分教学的效率和成效。因而，需要有效地利用时间，整合法制教育内容，将高校法制教育的内容分为不同层次、不同模块，实现模块化教学，以节约课时，提高实效性；需要探索和创新教学策略以适应“05方案”的要求和教学方式的改变。随机通达学习的教学方式以其鲜明的认知性、灵活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有利于促进高校法制教育中大学生法律基础学习的正迁移。

（二）采用支架式教学法，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

建构主义者认为支架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起点知识应该高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教师必须对学生的现有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有充分的了解，通过课堂教学设置学生应该达到的目标。从支架的表现形式来看，常见的学习支架可以分为范例、问题、建议、工具、图标等，通过支架式教学可以对大学生法制素质培养提供有效帮助，使其能够顺利解决遇到的法律困惑，提高学习的兴趣，促进其主动学习，并能在学习过程中将外部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提高法律素质。它为学习者提供了有效的学习方法，有利于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促进大学生的意义建构。

（三）提高教师自身法律素质，发挥认知学徒制教学方法的作用

教师是大学生法律素质提高的帮助者和引导者，教师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制观念等对学生具有示范作用，能通过示范、指导、清晰表达、反思、探究等方法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学习。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记忆，教师只能通过灌输的方法传授僵化的法律知识，但对法制观念的提高，学生跟随教师从多个角度观察、模仿“专家”在解决问题时所外化出来的认知过程，从而获得可认知的法律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法律思维，从而逐步提高法律素质。

（四）强化实例教学，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

高校法制教育强调实例教学旨在增强大学生法律知识认知的真实性、具体性和实效性，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问题情境中，通过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反思，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校法制教育过程中创设具体的问题情节，基于问题的分析方法，对具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问题进行学习，即创设问题、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学习。要求学生完成对所学法律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让学生掌握对具体案例所反映的法律知识的要点、本质、精神的深刻理解，在真实的环境中去感受、领会，通过聆听或讲解所获得法律知识的适用原则、规则和法的精神实质，培养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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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冲突”现代汉语解释为矛盾表面化。互相矛盾不协调。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生活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各种冲突也日趋激烈，种类也越来越繁杂。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两种重要手段,在社会功能和内在价值上有相通之处。概括地讲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文化与文化的冲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每一种冲突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各种冲突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社会意识领域中最主要的一对冲突。它对于社会大众的安全意识的建立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所谓法律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一般理解为在现实生活中。合法而不合理的现象或者合理但不合法的现象一即法律与社会道德的脱节。因为法律与社会道德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两种重要方式。在社会功能与内在价值上有相同之处。但是当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相遇时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发生法律与社会道德的冲突问题。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各种冲突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则主要表现为某一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却不符合道德规范，或者符合道德规范却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关于合法而不合理的现象，往往引起社会群众对法律的不满。不利于建立法律的权威性。对该种现象，虽然坚决捍卫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情感上为大众所接受但却普遍的忽略了法律本身的原则性、权威性以及其内在的规定性。合法而不符合道德的现象、符合道德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现象层出不穷。如公众对不针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漠然,无可奈何的父母击杀忤逆不孝并危害四邻的不法之子等行为。诸如此类在社会具体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法律与道德间的冲突,给社会公众的行为选择带来了疑惑,同时也使法律与道德调控社会行为的功能彼此消解,加重了“道德危机”和“有法不依”的社会问题。

二、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表现

中国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时期,当代的法律既继承了传统法律的内容,又结合中国实际移植了西方的法律,故其从内容上看不可避免地隐含着西方法文化的的精神及道德观。打从道德与法律分离的那一天起，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就一直困扰着人们。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足见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性。道德行为的产生大多是属于情感的激发，情感在道德中的力量是大于理性的。而在法律中情况则恰恰相反，理性在法律中占据主导，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智。”理性在法律中的运用是为了保证法律制度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而道德中存在的情感因素则存在着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当理性化的法律遭遇情感化的道德，必然对它显示出压抑性的力量。

三、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原因

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其本身的权威性、同定性以及强制性决定了法律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如人们在实施某一行为时可以很明确的获悉自己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及在违法状态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道德规范却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假设原始社会的道德观是统一的，那么随着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出现而出现的社会道德多元化。则意味着人们得到的分歧增加了。不同的道德观对同一事物必然有着不同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在多层次的道德标准下势必会在某一个层次上与相对比较单一的法律标准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导致法律与社会道德的冲突问题。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其评价方式的不同。道德的评价是以追求实质的正义为目的的，至于程序的合理则是次要的，也不强调普遍性。法律则不同，在法律的评价中，程序性是首要原则，普遍性是重点追求，期望通过建设一整套合理的法律制度来治理社会，而不以实现个案的实质正义作为首要目的。这种不同，是道德与法律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实践中的确会造成一定的冲突，为此，我们应克服法律万能论的观念，学会接受法治的代价。但是，这并不等于面对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我们毫无作为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如下努力来缓解这种冲突：在立法中。应尽可能注意与道德协调，立法不能偏离社会的主流道德太远；在法律移植中，尽可能注意与本民族道德的协调；在法律改革中，应尽可能推广相关道德意识等。国家立法与法律时间没有跟上社会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发展．从而造成的现行法律与社会道德的冲突。法律因由国家制定而具有社会道德所不具备的权威性，所以法律本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适用于现实生活。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但是现实生活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原先合理的法律因此而日渐丧失其合理性进而演变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

因此在法治社会，一方面，法律的统治有利于保障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另一方面。则会导致情感的麻木以及人的道德感的萎缩。合法不合理、合法不合情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阶级统治工具，决定了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及法律所设定的标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的标准，其核心为权利与义务的紧密结合。而社会道德所追求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境界，法律是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而且必须要遵守的，但是社会道德却不能完完全全要求每一个不同的社会成员按照一个标准来实践社会道德的要求。因为如前所述道德的标准不是唯一的他具有多元性。法律构成中道德价值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法律的实施需要道德的支持,与此相联系的道德观对法律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法律的发展必然有相应的道德观相伴随,两者在趋向上保持协调和平衡。合理的道德观对法律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滞后的道德观的存在会对法律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法律构成中道德价值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法律的实施需要道德的支持,与此相联系的道德观对法律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法律的发展必然有相应的道德观相伴随,两者在趋向上保持协调和平衡。合理的道德观对法律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滞后的道德观的存在会对法律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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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社会运行

（一）论人性与社会关系

荀子把人性论作为社会思想的基础，强调人性本恶。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的“生物性”是邪恶的，这种恶的本性没有高下贵贱之分，是普遍存在的。纵容人的恶性无节制的发展，最终会导致社会的纷争和混乱，不利于社会组织的稳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他认为通过礼法改造人的本性――化性起伪，可以使人性恶造成的乱世走向治世，并达到人“群”有序的目的。并且，人与人结合为群体的行为是人类的先天本性，应该制定相应的规范、制度来确定人际关系，形成等差有序的社会结构。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思想。但他的“恶”与荀子的“恶”有本质区别，他认为人性的恶没有改变的可能，对其教育感化也是无用的。他认为人人都会为了欲利之心而奔波争夺。人性之恶既是人皆有之，又是不可教化。所以，他提出“信人，则制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他描述为一种利害关系，是以人们的“自利自为”作为基础的关系。

对人性之恶的不同理解最终形成各自不同的看待社会的视角与方法。

（二）论社会秩序理论与社会进化理论

荀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明分使群”，通过等级差别制度、社会分工分职及社会伦理关系，建立并维护一种等差有序的社会结构。荀子强调社会等级，只有把人群区分为不同等级差别之后，才能治理社会。

韩非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这种进化与进步不可改变。社会变化的原因一是人口迅猛增长，二是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换句话说，随着人口的增多，财物相对减少，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社会秩序也必然会产生混乱。他认为，社会进化了，用于社会整合的方法也应该随之而变，且这种改变是彻底的，例如抛弃“礼义”。社会进化理论是积极向上的，也是偏激片面的。它强调从现实社会出发进行社会治理，同时却错误的抛弃了仁、厚、慈、惠等伦理道德。

荀子从社会秩序理论的角度强调，人群中等级分明，各种社会伦理关系都自成一套角色规范，因此，“隆礼重法”这样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有效可行的。韩非从社会进化理论角度强调，过去的社会整合法则不再有效。再从性恶论推出“法治”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论社会治理

（一）论“隆礼重法”

荀子认为礼法是社会控制的最主要手段。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礼是一种教化手段、行为规范、文化基础。用礼义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人的欲和求的关系，调节欲和物质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导、约束、控制人们的社会行为。他认为礼是治之根本，也是制定法度的准则。整合社会需要礼法并用，对符合社会规范的善者和有越轨行为的不善者区别对待。隆礼重法体现在荀子对于不善者的主张。他主张先教而后诛，其意在教而不在诛。

（二）论法治

韩非认为法是社会控制的最奏效手段，治理社会的策略以法为核心。与荀子先教而后诛的观点不同，他非常重视严刑峻法，希望严苛的法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控制社会。另一方面，他主张思想控制，在人们产生越轨行为之前，必有越轨言论，而这些言论及行为又是由于其有越轨的思想，所以，通过对思想的控制，使人们的思想、言论、行动都以法令为准则，才是控制社会越轨行为的上策。这里的法是用来控制臣民，而不是单纯的治理国家。

与现代的法治主要有两方面差异。一是，他反对仁义惠爱，在性恶论的影响下，他认为仁爱都是虚伪的，伦理道德对社会没有规范作用。二是，他认为社会控制是以君的权势为体，法与术为用，法、术、势相结合。这并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帝王之术治国。

（三）论人的作用

荀子认为，人是治世的关键，“礼”、“法”、“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及社会制度，最终需要由人去执行。达到治世，不仅需要“隆礼重法”、“明分使群”，还需要“尚贤使能”。主张任人唯贤，量才使用，人尽其才。

在社会治理中，韩非一方面强调绝对君权，封建君主必须通过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术来治理社会，人大于法。另一方面主张以法用人，用法度选拔人才，衡量功劳大小，法大于人。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他是矛盾的。

虽然荀子与韩非都认同人在社会中的关键地位，但荀子认为贤能的人发挥着主要作用，韩非则认为君主产生最主要的影响。这也影响着他们对各自理想社会的思考。

三、论理想社会

（一）论理想社会的依靠条件

在荀子的理想社会中，贤能者统治社会；仁、义、礼规范着不同等级的社会角色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分工使人们在人类群体生活中各尽其能。

在韩非的理想社会中，社会秩序的核心是“尊君卑臣”，法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唯一纽带，人人都严格守法而无怨言。

（二）论“至平社会”与“计算社会”

至平社会能够维护社会群体生活之道得当，人民的基本物质欲望能够得到满足，老百姓对统治者非常尊敬信服。总的来说，是一个和谐的，太平安乐的、统一的小康社会。个人等级是不平等的，个人的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的规范与责任根据各人社会等级的不同而不同，社会上各等级阶层的人自觉维护等级秩序，整个社会群体和谐稳定。所以，荀子强调社会等级的“不平”，个人的“不平”才能成就群体的“至平”。

计算社会中，在个人私欲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能够富国强兵。但是其与至平社会的本质不同在于，至平社会中，个人的私欲能够被仁、义、礼的规范束缚，追求的是“群道当”的社会秩序。计算社会中，由于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人人都在各自计算，个人与社会也通过“法”来实现平等的交换，但是，个人私欲是主要目的，社会发展却是附加产物。由于计算社会中，君主享有绝对君权，最终会造成统治者享有最大的利益，下层民众“劳形苦神”，社会秩序不再稳定的后果。

四、结语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经济的发展，社会治理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但是道德与法律依然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过去的“法”与现在的“法”之间有两点不同。一是法的性质不同。荀子的“重法”是一种礼法，是一种礼教越轨行为的辅助工具。韩非的“严刑峻法”是一种刑法，一种控制臣民的手段。现在的法律传承了儒家思想的观念，但与“隆礼重法”不同，而是“法主德辅”。二是民众对法的态度不同。过去民众畏惧、忌惮法。现在，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约束力，但也是广大民众化解矛盾和维护正当权益的手段。（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戴小明.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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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模块式教学　实施策略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是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课程。它综合运用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逐渐成长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基础。

近年来，“基础”课加大了课程改革力度，重要尝试之一是运用模块式教学。它把教学内容划分成若干模块，模块内又分成不同专题，从感受——认知——分析——把握——训练——实践等几个环节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不同的模块教学解决其思想深处的不同问题；强调在“做中学”，通过不同模块的实践，提高其在职业活动中必备的思想政治法律素质和关键职业能力；强调学习道德法律知识、掌握实践技能、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和职业道德修养的三位一体。因此， 运用模块式教学能有效地化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并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道德法律素质和职业能力。根据“基础”课基本要素构建模块式教学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全面了解相关职业能力要求和学生思想状况

实施模块式教学要求对学生进行较为详细的职业分析、工作分析和专项能力分祈。首先应去产业界进行咨询，确定构成某职业的各种工作岗位，按复杂程度说明职业范围内的具体工作；然后说明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综合能力与相关的专项能力；最后描述每一专项能力的标准，并对每一专项能力所需知识、技能和态度排出顺序。其核心是职业能力分析。基于此，“基础”课实行模块式教学需要首先做好学生的职业分析和能力分析。在这一点上，可以与专业系部合作，在他们去企业调研的时候一起做好不同工作岗位所需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能力要求分析。为此，我们要做好两种调研，其一是企业相关调研，目的是明确职业能力要求；其二是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明确学生思想现状与职业能力相关要求的差距、课程改革的方向。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不同专业岗位能力要求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在思想道德法律修养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能力要求大同小异，都是要求职业者具备基本的公民素质、较好的道德修养、正确的社会主义政治态度、必备的法律知识，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专业的从业者还应具备对本专业发展所借重的国家政策的正确理解力。另外，所有职业都需要学生具备一些关键能力，如信息检索和分析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计划和组织协调能力等。

二、按照职业能力要求，确定教学内容，划分教学模块

基于以上分析，在对中央有关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文件精神和教育部统编教材认真研读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职业能力要求、教学大纲、教学目的、要求，对“基础”课内容进行整合与构建。从加强高职针对性和实效性入手，以加强学生职业道德素质、职业法律意识、社会实践能力为重点，应确定以下三大模块十个专题六大实践主题的教学内容：

第一模块：思想道德教育（简称道德模块）。

包括理想情操教育、人生价值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主要提供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特别要结合职业理想，重点解决高职学生成长成才的历史定位和时代方向问题，使高职学生具备初步的自我成长和职业生涯规划设计能力，提升实践德行规范的意识和能力。在这一教学模块中，采取专题式将教学内容整合成七讲：

第一讲，转换角色，定位自我，大学新生如何适应新环境。

第二讲，承担人生责任，确立崇高理想信念。

第三讲，做忠诚的爱国者。

第四讲，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第五讲，养成良好品德。

第六讲，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与家庭观。

第七讲，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

第二模块：基本法制教育（简称法律模块）。

包括法理、宪法和其他部门法，旨在帮助高职学生知法、用法、守法、护法，提升其法律意识，培养法治“社会人、职业人”的基本素质，初步学会并运用相关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领域法律问题的能力。另外，重点要针对不同专业，结合学生毕业后的实际工作需要，讲解不同的相关法律规范。

这一教学模块，主要包括各专业共同的必讲部分第八、九讲，选讲部分的第十讲，一共三讲：

第八讲，增强法制观念，树立法治意识。

第九讲，了解基本法律制度，实践法律规范。

第十讲，针对不同专业，重点讲解不同的相关法律规范（如：环境法、专利权法、合同法、商法、保险法等）。

第三模块：实践教育（简称实践模块）。

马克思认为，实践首先是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模块教学是实现受教育者社会道德和法律素质的内化和外化相结合的中介，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内容上的融汇贯通，时间上的交替进行，使学生在正确认知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提高综合素质。根据现有的客观条件和高职学院培养的学生实际需要，可以确立以学生成长需要、不同职业道德要求和相关政策理解力为重点，包括职业活动中的道德与法律、两型社会建设、专业服务社会生活及调研等在内的五大实践主题。

第一实践主题：实现角色转变，规划学业生涯，重建人生理想。实践活动方式：参观校园、座谈交流、心理游戏、写学业规划书。实践目的：通过上述活动，帮助学生对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的理解，学会接纳自己和学校的现状；帮助学生重新定位；制订具体可行的计划，实施自我监督，踏实走好入学第一步。

第二实践主题：“两型社会”建设及各专业社会发展状况调查。实践活动方式：个人或多人合作，了解我国的十二五规划、相关产业政策，同时在校园周边及所在城市开展社会调查、宣传等，为社区、学校、家乡“两型社会”建设出谋划策。实践目的：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发展状况及前景、培养初步的职业意识；培养学生的政策理解力和创新意识。

第三实践主题：走出人生观误区，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关注与学生利益休戚相关的话题和社会热点问题，由学生收集多元案例，开展班级大讨论。实践目的：通过各抒己见的讨论或辩论，增强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初步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四实践主题：与专业相关的法律案例辩论。通过相关法律知识学习，要求学生结合专业实际，搜集相关案例，开展课堂辩论。实践目的：培养学生的职业法治精神和职业道德素质。

第五实践主题：假期“三下乡”、社会服务回家乡。高职学生多来自农村或城镇，利用假期回家之际，向家人或乡邻宣传科技、卫生、法律等知识，开展专业社会服务活动，并完成相关调查报告。实践目的：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锻炼其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能力。

三大模块均包含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学生学习、生活及思想方面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将相关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彻底打破传统的章节教学模式，在现有课时条件下，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去学习、实践，真正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三、制订模块教学大纲、整合模块教材

教学模块和主要教学内容确定之后，就需要写出新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设计与开发。设计每个教学模块的教学目标、内容体系、基本条件、教学方式，开发模块课程课件和教材。必须要强调的是，“基础”课要求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我们应该对现有教材按照模块式教学的要求进行整合，化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

四、精心组织教学，实施全过程指导

在模块式教学中，教师是指导者和组织者，负责按各工作任务提供学习资源，编制模块学习指南。尤其是实践模块的教学，要紧密结合当年国际、国内和行业形势发展，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以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以活动为载体，精心组织教学，不断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运用小组工作式、情景模拟式、体验式、践行式等方式方法，将课内实践和校外实践有机结合。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用心组织，严密部署，落实每一个教学环节，既放手让学生去尝试，又坚持全过程的跟踪指导，做到既有前期的指导，中期的跟进督促，又有后期的总结。期间还要不断给学生注入信心，对学生的成就进行评定与鼓励，努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改革评价方式，强化教学效果

考核成绩的构成也应该是模块式构成。具体包括理论知识模块考核和实践模块考核。评价方式进行相应改革，理论考核主要是道德模块和法律模块的理论知识考核，主要由期末测验（开卷或闭卷考试均可）和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组成。这两个模块的考核可以占到总评成绩的60％。对于实践模块的考核，考核内容应该是学生的“知行统一性”，即知识技能、情感态度、行为是否和谐统一；考核方式可以是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的结合；重点是提高学生实践的参与度、实践效果和平时道德法律遵守情况等在考察评定中的权重，使实践成绩占总成绩的40%。

总之，模块式教学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基础”课中实施“模块式”教学，重点增加实践内容，既遵循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相关职业能力，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和针对性。教师只要对教学内容研究透彻，对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情况了解清楚，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曾 论高等职业教育模块式教学模式的构建[J]．教育与职业，2007，(21）。

[2]王洪生 高等职业教育模块式教学模式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9。

[3]陈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模块式教学的实施方法[J]．考试周刊，2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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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

在特色职业发展新形势下，作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开展主要途径之一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面临着新的挑战。由此，课程改革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课程教学的初衷。本文试基于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从课程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探讨课程为什么教、教什么与怎么教，以求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一、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不是一个新问题，尤其是课程教学实效性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2012年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之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报告中提出：高职学院要深入推进教学改革，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由此可见，在特色职业发展新形势下，德育工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开展主要途径之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面临着新的挑战。目前，课程教学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与困难:

第一，因“不实用”而受轻视。高职院校主要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学生培养模式，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学生定位紧扣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高职学生培养模式导致高职教育容易成为工业生产与市场的工具，即只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实用性，思想、道德、法律等教育因“不实用”而受轻视。这样的观念也反映在学生的表现中，大多数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够重视，接受积极性低，认为是政治说教、无用之学。如何转变学生观念，这成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因学生生源复杂而教学费力。高职院校学生主要来自普高招生、单独招生、中职对口招生、“3+2”五年制招生等四个方面，生源较为复杂。因此，大部分学生具有文化基础与自控能力较差，自觉性不足等特点。在实际教学中，存在部分教学课堂纪律散漫、学生缺课现象严重、教师教学费力且教学效果不理想等现象。如何针对学生特点、能力组织开展教学也成为课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因课程改革而课时缩减、教学内容变化。从2011年开始，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课时缩减，由原来的56个课时，缩减到38个课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2013年修订版与2010年修订版也有所不同，部分篇章内容有所删减，其中法律知识部分，实体法律制度与程序法律制度篇幅减少甚至删除，增加了法律精神、法治理念等内容。解析领会新教材与新内容，将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相结合也成为课程面临的问题之一。综上所述，高职院校以求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效性，任课教师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定位课程教学的初衷，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理念是什么？所谓教学理念就是课程到底为什么教、教什么与怎么教。本文试图从教学理念的视角介入，探讨分析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内容，从而实现课程的有效教学。

二、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目的——为什么教

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什么教，即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什么？其实不外乎三个目的。从政策层面看，是政治文化宣传的需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课程，课程性质中的“政治性”其实就表明了课程服务国家政治文化的功能。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传播和发展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内容。从教育层面看，是德育与法育的需要。理工科高职院校除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选修课外，人文类课程几乎没有。类似道德修养、法律知识等内容的教学一般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主。课程德育部分，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学生道德素养，包括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水平，认识了解社会现象，培养学生在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问题时是非判断与行为选择的能力。课程法律部分，与法律专业课不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不是法律专业知识的传授，法律专业条文的解析，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知法、懂法、守法。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2013年修订版可以看出，教学目的更侧重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法律精神的培养。从现实层面看，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迫切需要。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一直处于尴尬又讽刺的地位。尴尬在于无实用性而受轻视，讽刺在于高职院校学生在道德素养与法律素质方面的确存在问题，主要表现有：人格缺陷，即情感和意志品质薄弱，承受能力、挫折容忍力差；自我能力、品德缺失，礼仪、公德意识较差；法律意识淡薄，学生违法行为、违法现象不断涌现。既然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目的有三个层面，那现在的问题是，三个层面有没有主次，如果有，三个层面以哪个为主？其实，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类似的课程一直都有，但是大学生道德修养和行为仍是不尽如人意，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症结就在于教学目的没有分清主次。要么教学过于强调政治倾向，导致政治化，要么过于强调教育性，导致脱离现实的假大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其实，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以现实层面为主，教育层面、政策层面为辅，以社会相关道德、法律问题现象为切入点，在不脱离实际的基础上开展德育与法育，同时把政治文化作为常识性、陈述性知识进行宣传。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一是可以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二是避免教学过于政治化，教育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明确教学目的是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应该教什么与应该怎么教。

三、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教什么

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存在教学效果差与学生接受积极性低的现象，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教学内容设计的一元化（源于教学过于强调政治性或教育性，导致教学内容脱离现实甚至违背现实或单一灌输与政治倾向相统一的教学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学内容与现实环境存在反差，传授的内容与现实不符，甚至违背现实，或传授的知识不能解释或说明现实环境。另一方面，内容的价值导向单一，与现实社会的多元化价值导向存在反差，并将这些价值导向与原则作为多元化利益下的普遍要求或社会的制度性原则。因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那么，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什么？简单来说，教学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道德修养，即为人处世，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是非善恶判断能力与行为选择能力；二是法律，包括法律精神、法律基础知识、社会公共规范等内容。在具体操作、教学层面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到底教什么，或者希望学生学到什么呢？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是社会客观事实或客观现象，即社会存在的与道德、法律相关的客观事实、现象和过程。任课教师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切记不要添加个人主观成分，尽可能客观地讲述，避免脱离现实或违背现实。让学生通过对社会事实、现象的观察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了解社会道德、法律问题现象并学会分析社会现象。教学内容之所以选择社会客观事实或客观现象，目的在于贴近时代、贴近学生生活，着眼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其次是知识，即在分析社会事实、现象基础上与道德、法律等相关知识。具体包括哪些知识呢？一方面是陈述性知识，这部分包括一些概念的分析与理解，还有一些常识性、基础性知识的宣传。另一方面是操作性知识（方法论），即理论知识的具体运用。可行性、操作性知识的讲述，有利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避免课程教学内容的空洞、抽象、脱离实际，这也是课程改革的重点。例如，在理想与信念课程教学中，教育者向学生传授理想与信念的概念同时，可以利用目标为切入点，向学生教授一种可具体操作的方法：写成文字的目标更具有威力，将树立理想与信念从高层次的要求转化为与学生密切相关同时容易操作的具体要求。最后是规范与价值观念。规范包括基本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教育学生社会共同的观念和最起码的要求，道德的底线与法律的基本要求，将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所谓价值观念，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该的，应该做什么、选择什么。通过任课教师的观点和行为，发挥对学生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应该设计多层次的教学内容。在引导学生高尚品德的同时，是不是应该让学生了解社会现实环境中存在的其他声音呢？从而将坚守道德底线与追求高尚情操相结合。

四、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怎么教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怎么教的问题上，高职院校课程教学过程中应该始终贯穿以适合学生特点、能力的方式组织并解释教学教材这一原则。高职院校学生生源复杂，传统、单一的理论教学或本科院校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需求。针对大部分学生文化基础与自控能力较差、自觉性不足等特点，教学课堂应该活起来、学生应该动起来。首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充分利用多种信息化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助教学，包括PPT教学课件、新闻网页、微视频。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分析，制作信息化教学资源列表、教学资源库。鼓励任课教师使用微视频教学，建议选择5-10钟的微视频资料，通过微视频对一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重点、难点、疑点）开展针对性的讲解。任课教师可以微视频为介入点，引入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描述情景、叙述事实、解释概念，或通过微视频，围绕视频反映的某一种中心问题展开讨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或是将方法论、做法以微视频的方式导入课程设计，引导学生学习。微视频讲解方式与传统的理论教学方式相比，更具有鲜活性、直观性，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其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将案例教学引用到实际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需合理的选取教学案例，既要符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还要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贴近学生生活。除此之外，案例的选取还要具有时效性和系统性。在引入案例后，教师将相关问题列出来，随后学生就问题对案例进行讨论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讨论结束之后，教师的教学总结非常重要，教学总结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念的引导。

五、结语

最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组织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戏剧化的模仿表演和情景再现，以达到学习交流和娱乐的目的，促使课堂活起来，促进审美感受和提高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增加朗诵、情景剧表演、唱歌、小品等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活动，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拜摆脱枯燥乏味单纯的理论讲课方式，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现寓教于乐。

【参考文献】

［1］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