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碳排放的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解决碳排放的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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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塑排施工下带回带监控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to keep the beaches and development in coastal waters, foundation treatment method and process more and more. Plastic row with joint preloading is a common soft soil foundation treatment method. This company in plastic row accumul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is plastic row of the construction problems put forward some solution methods for your reference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Keywords: plastic row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back to take control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浙南沿海地区的平原及滩涂地主要有第四世纪松散积物构成，其土性及相变关系复杂，物理力学性质差，对工程建设影响较大，现因城市发展需要，工程建设不断向滩涂地区及沿海水域发展，地基处理的方法和工艺也越来越多。塑排带联合堆载预压是一种常见的软土地基处理方法。通过施插塑排带能够形成有效的纵向排水通道，加快孔隙水压力的消散，地基得以加固。在目前施工工艺中，塑排带的成本较低，施工方便，对本地区的地质地基处理具有巨大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目前公司承建的很多工程项目都位于浙南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建筑场地内多为厚层淤泥类软土构成，土层含水量大，孔隙比高，压缩系数大，强度低，且具流变性，易产生较大水沉降且沉降为不均匀沉降，即使在主固结沉降完成后（1～3年），仍会有很长时间的次固结沉降，历时甚至可达10～20年，这样土层都将会长时间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中，它将使建筑地坪产生沉陷开裂，且会产生“东边裂缝才补完，西边又沉了”的现象，也会危害到内埋于地下的各种管道，同时由于地层土承载力极低，压缩变形大，考虑到使用要求和节省工程建筑成本，地基多采用塑料排水板加堆载进行地基处理。我公司在塑排施工中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现就塑排施工中容易出现的质量问题及处理方法做简单的阐述，供大家参考。

塑排施工的基本步骤为：打设机定位安装管靴沉设管套开机打设至设计标高提升套管剪断塑排板检查打设情况移机。其中“开机打设至设计标高”是指塑排机导管将塑排带施插至设计深度的土层，随后上拔过程中，塑排带留在了该深度的土层，也可称之为下带。在“提升套管”的工序中，由于管内可能存在淤泥，阻止塑排顺利下带，使塑排带未能留在该深度的土层内，而是随导管一起上提，或提至较浅深度的土层才留住，则称为回带。控制好下带标高和回带长度是塑排施工质量保证的关键。

在下带施工中，塑排机在施打桩位时，容易产生脱钩现象。主要原因是塑排带与桩靴单勾连接，易于滑脱，在主管下打时，塑排带即与桩靴脱离，淤泥进入导管，挤压塑排带，从而导致塑排带“脱钩”现象的发生。解决的方法主要有对管靴进行精加工处理，增加管靴与主管口之间的密封性，减少淤泥进入的可能。可使用“双扣式”的桩靴勾头来代替“单扣式”桩靴勾头，“双扣式”的桩靴勾头能让塑排带牢牢的固定在桩靴上，直到桩靴上拔时自动脱离塑排带。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双扣式”的桩靴勾头设计，安装简便、成本低廉，能很好的解决了塑排带过早脱离桩靴的问题，避免了脱钩现象的出现。

由于下带时常会有桩位的塑排带未打设至设计标高，针对此问题，我公司的做法是：一面加强现场的管理监控力度，避免操作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保证每根塑排带都能够准确施打至设计深度。同时采用“预制带法”施工，一般的塑排带规格为每卷200米，施工时连续施打，塑排的长度无法准确计算。而“预制带法”的原理是指联合生产厂家加工定长的塑排带，预先将塑排带切断成与设计施打深度一致的长度，施打时一次到位。公司承建的某个厂房工程，就是根据设计长度要求，将塑排带加工成20m、25m、30m三种长度，在施打时一步到位，塑排下带施工的质量有很大提高。

在回带施工中，由于土质原因或是管内可能存在淤泥，易造成塑排带未能留在该深度的土层内，而是随导管一起上提，或提至较浅深度的土层才留住，使回带质量不合格，根据规范要求，当回带长度≤0.5m以内，则回带合格；若回带长度＞0.5m时，则回带不合格，必须重新补打一根塑排带至设计深度，回带不合格率必须≤总根数5％。因此控制好塑排回带施工的合格率非常重要。针对问题，我公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留带法”就是当塑排带施插至设计深度时，通过对其施加一个向下的外力，以抵消导管对塑排向上的提升力，强行将塑排带留在设计深度的淤泥质土层内。具体做法是在塑排带末端安装一个预制砼块，当导管施插至设计深度上拔时，向下的外力（预制砼块）就能够克服导管对塑排带的上提升力，从而使塑排带留在设计深度的淤泥质土层内。达到施工质量要求，但此做法因要另外加工预制砼块，会增加部分工程造价，因此较适合工程量不是很大的工程。对于工程量大的工程，我们的建议是采用“副管留置法”，首先对施打机械进行改造。具体做法是增加一根副管作为撑脚，当导管和副管施打至设计深度后，保持副管不动，先提升导管，依靠副管自重力强行分离导管与桩靴，将塑排带留在淤泥土层中，当分离至预留长度后，再用另置副卷扬机提升副管。此做法的下带效果好，副管可进行重复利用。但在进行副管制作时，要充分考虑副管的抗弯强度和反复施插后的副管弯折的几率和变形程度，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副管材料采用抗弯强度为HRB335以上的调质钢筋，套管长度为50～60mm，间距为0.8～1.0m时，施打的效果最好。由于撑脚装置减小了回带长度，基本解决了塑排施工下带问题，回带不合格率显著降低。部分项目部为了避免操作人员偷工减料的情况发生，尽量确保每根塑排带都施打到设计深度，使塑排施工的质量得到保证。专门开发了“编码器计长法”来加强施工质量监控，施工监控系统原理是采用“机械计长编码器”计量钢丝绳行走量，使用数据线与计算机连接，通过换算折合成实际导管的下沉量，计算机再根据编码器上传的数据，自动绘制施工曲线，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画图板和其他视图软件打开并打印。记录的曲线随时间的递进和深度的增减，一般是以一定的斜率反映在图表中，若在一段时间内，深度曲线的纵坐标相同，则表示为留振过程，塑排机导管的上拔、下沉深度都能直接反映在图表中，使每根桩的数据都准确无误的记录下来，使塑排施工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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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排放会计定义及相关内容

(一)碳排放会计定义　碳排放主要是温室气体中碳化气体(61％)的排放，这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在碳排放会计没有正式提出之前，其相关的概念，如排污权、碳汇、CDM等已有学者进行研究。

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碳排放会计进行定义。Tristram O.West，Gregg Marland(2002)对与碳排放会计密切联系的净碳通量(net carbon flux)会计进行说明，指出认清“净碳通量是指源头排放和汇清除(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是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净碳通量会计的重要一步。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Center(2003)通过说明CDM，对碳排放会计进行了定义，认为碳排放会计是通过源头和汇清除的方式，由碳会计记录、总结和报告碳排放量的过程。这些定义只就碳排放本身独立而言，还未形成系统的概念。Janek Ratnaunga，Stewart Jones(2008)提出了碳排放会计的体系概念：“一般将碳排放会计和碳固会计合称为碳会计，把碳会计作为一个企业实施碳排放管理的体系，即碳会计体系”，认为碳排放会计是构成碳会计体系的一部分。该研究不仅指明了碳会计体系研究对碳排放会计研究的有利之处，而且对构建碳会计规范给出两种主要思路：一是基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与IPCC原则相协调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 Protoc01)对CO2排放分别进行计量和报告的相关会计问题，成为目前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最具系统、全面的文献，也可作为我国学者初始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的参考，如周志方、肖序(2009)对Stewart Jones(2008)的总结，以及Liu Qiang(2009)对中国碳会计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基于“只有在分清排放源的基础上，实施碳排放会计才是有用”的论断。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强调碳排放其排放源头的重要性，这是碳排放会计客体研究的重点。综合而论，笔者将碳排放会计定义为：碳排放会计是以碳排放量作为客体对其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排放过程和减排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

另外，由于缺少对碳排放会计的权威界定，导致目前一些研究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概念混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碳排放会计侧重于对碳排放所引起的会计内容，包括碳排放的分类、碳排放存货、碳排放计量、碳排放报告等。而碳会计其范围更广，除了碳排放会计的内容外，还包括碳固，以及一些涉及到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碳问题，如碳信用等。

(二)碳排教会计目的及实施步骤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实施碳排放会计，都需要有一个目标作为指引，激励全员为减排管理而努力。CCIC(2003)对企业实行碳排放会计提出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建立有效战略管理GHG排放提供信息的需要；二是为企业参与到GHG交易市场做好相应准备的需要；三是企业服从政府在碳减排方面的相应管理。此外职业界的呼声也很高，ACCA(2009)政策执行总监罗杰・亚当斯基于对未来碳排放会计和报告准则的期望，指出建立碳排放会计准则可以让投资者、股东、员工和其他相关各方更容易地进行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测量，以了解企业经营表现。可见，企业碳排放会计的目的不仅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要履行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碳排放会计，承担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减排信息的需求。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排放目标设定、边界划分、排放量计算、排放记录和报告的真实与公允性这四个方面予以阐述。其中最权威、最系统的实施步骤指南是2004年WBCSD&WRI联合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修订版)》。这份指南就GHG存货的核算和报告进行详细阐述，概括为五步：识别边界；识别所覆盖的排放源；选择一个碳排放计算的方法；收集活动数据并选择排放系数；应用计算工具估计排放量。对此指南规范划分了GHG排放的范围：直接GHG排放；电力间接GHG排放；其他间接GHG排放的划分。在计算企业GHG排放方面，指南将GHG排放予以量化，即GHG=A×EF，其中A指活动数据(activity data)，EF指排放系数(emission factor)。该公式简化了碳排放定量的研究困难，但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即公式的构成因子如何确定、确定的标准、数据的来源等。这些都可能存在主观估计的偏差，而指南中并没有给出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指南的颁布为目前企业GHG排放会计(主要是碳排放会计)提供了实务依据，如澳大利亚Carbon reduction institute、Gary Otte(2008)、Jolin Warren(2008)等的论述，其中Jolin Warren通过对苏格兰碳会计指南的收集、总结，不仅提出借鉴GHG协议的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步骤而且强调全员为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服务的必要性，指出只有整个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经营目标向低碳经营转变，碳排放会计才能真正落实到企业中。

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问题

(一)不确定性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会计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奈特(1927)、科斯(1937)和哈耶克(1945)一致认为不确定性对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1965)提出会计不确定性的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与会计信息在未来持续存在的实体有关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会计在计量未来不确定事项时产生的估计不确定性。我国学者林长泉(1997)、李学峰(1998)、林斌(2000)、陈红，周映群(2004)、田建芳，丁君风(2005)等，对不确定性定义、分类，不同学科下不确定性表现，以及会计信息稳健性、会计假设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承认会计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将不确定性归纳为概率事件和非概率事件。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传统财务会计，对会计信息系统内外部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但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兴会计分支――环境会计逐渐发展，其会计客体上的不确定性日益突

出，碳排放会计作为环境会计中的一个新领域，将这一不确定性表现为当前碳排放对未来影响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具有双重性：一是会计学科自身的不确定性，即会计程序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由会计估计、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来自于会计对象(客体)，即不确定性经济事项(碳排放本身)导致的不确定性。

(二)碳排放会计不确定性的研究现状　以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为核心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碳排放会计核算和报告的基础。但由于碳排放检测技术、标准的研究滞后，目前，碳排放会计还无法全面实施，WRl2009年的报告指出：如今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0％采纳了温室气体协议下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所要求进行的GHG存货(主要是碳排放)核算、管理和报告。然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因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所致。且目前的研究也以机构、组织为主。

加拿大环境咨询公司(2001)以林木业碳排放的管理为例，将碳排放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并量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碳排量差量，包括对基年的碳排放量和项目碳排放量比较分析，研究不确定性影响下，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企业利润。同时对木制品企业可能存在的9种参数依据不确定性类型划分，依次进行不确定性敏感测试，判别不同参数的不确定性敏感程度，为管理不确定性提供参考。Richard Clarkson and Kathryn Deyes(DEFRA，2002)从估计碳排放社会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不确定性，认为不确定性是由于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边际成本法所致；并将不确定性分为两大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与经济价值相关的不确定性。另外，WBCSD&WRI(2004)在其联合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中提供了企业GHG排放(主要是碳排放)数据的计量、估计中不确定性解决的工具，将GHG排放存货的不确定性分为两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估计的不确定性，其中估计的不确定性包括模型的不确定性和参数的不确定性，通过原则导向提供了各类不确定性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俄罗斯政府联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2004)通过使用完全碳会计(FCA)计算1988～1992年俄罗斯陆地的碳通量，指出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会计方法比纯粹的自上而下会计方法更能缩小碳排放存货估计的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的报告一技术摘要(2007)在阐述决策、风险和不确定性三者关系时，以一致性程度和证据量(独立来源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对不确定性进行定性定义。虽然目前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研究还处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但是仍有进步，如发现明确排放源头以及不确定性根源是不确定性解决的依据，故Jan Bebbington and Carlos Larrinaga-Gonza'Lez(2008)对气候变化的内在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是温室气体本身的独一无二性所导致的，组织很难将其处理但可以通过“风险窗口”致力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同时指出研究者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碳会计与会计责任共同研究的方法以及与碳账户设立相协调的规范研究来进行。Gregg Marland等(2009)在结合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人为估计的主观偏差引起的不确定性基础上，认为不确定性在于对碳排放的估计，其中不确定性来源有两方面：排放形式的动态性以及全球排放影响的巨大、扩张性导致的不确定性；理解、估计全球碳排放、碳循环所需排放数据的数量不确定。此外，Gray(2002)、IPCC Good Practice Guidelines、Stem(2006)、周志方，肖序(2009)等也就碳排放不确定性产生的源头进行说明与分类，以便于披露碳排放不确定的信息，包括有益于不确定性的表内、表外披露，有助于不确定性在报告中的要素披露以及披露方式。综合而言，这些研究都还处在定性分析阶段，且更多地侧重于不确定性基础概念的辨析，而没有涉及如何解决碳排放的量化。这是目前碳排放会计研究的难点。

三、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及评析

(一)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　目前关于碳排放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披露的信息质量要求、报告准则和审计、鉴证准则的标准化问题等方面的建议。

WBCSD&WRI(2004)指南提出了碳排放报告的五个信息质量要求：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准确性。并指出由计量、估计或计算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减少到切实可行的范畴内，但对于什么程度是“切实可行”的，指南中并没有说明。英国Aldersgate Group(2007)在对英国企业进行碳排放披露动因(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缺乏对碳排放披露的清晰定义和相关协议，特别是一致和可比的披露框架的缺失，影响了企业碳排放披露的发展。在这方面，报告列举了英国具体5项缺失的披露框架内容。为此，Aldersgate Group认为政府在促进企业碳披露方面需要进行以下方面的努力：标准化的披露准则、所有部门均使用的披露准则、政府的披露榜样、各机构在计划制定安排时对碳排放交易财务重要性的考虑等，体现了最早低碳发展的英国对规范化碳排放会计信息的努力。AnsKolk，DavidLevy and JonatanPinkse(2008)以碳披露计划(CDP)为例，从制度方面，阐述温室气体会计报告体系的发展，对CDP制度建立、披露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投资者压力、碳披露报告通约以及碳会计通约进行详细说明，指出由于缺少披露的类型、排放数据以及可靠性检查(第三方鉴证)，碳披露仍然存在争议、受到质疑，从而很难对已报告的排放进行检验，更不要说企业自身的实际排放效果。因此，碳披露体系存在的不足间接影响到信息的使用效果，即有用性。此外ProfRoger Simnett，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Australia(2008)、CBI on climate changes(2008)、RachelJackson(ACCA，2009)、《ACCA&GRI联合报告――重要行业：面对气候变化报告的挑战》(2009)等都提出颁布全世界适用的碳排放报告标准化指南及第三方认证准则的迫切需求，以助于所披露信息的可比、一致，并将其通过立法化的方式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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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碳金融 农业经济发展 SWOT分析

一、引言

随着全球变暖引起农业减产、土地荒漠化加速、极端天气频发等一系列温室效应，各国政府及环保组织开始召开各种谈判商讨温室效应治理方法，遏制碳排放对农业和自然资源造成的负面作用。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是各国商讨的代表结果之一，该议定书中明确提出各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商品的属性和相应价值，这就直接催生出了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就逐步形成了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交易对象的“碳金融”市场。到2006年碳金融的概念由世界银行正式提出，广义的碳金融指的是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一切有关的金融与经济活动，通过金融市场互相交易原则使买卖双方获益，将环保义务化成经济活动。碳金融创造性地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变为金融产品，为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与全球气候危机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源于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尽管前者更为特殊且范围更小。本身就很脆弱的农村生态环境所遭受的污染不仅源于城市化发展，也源于自身农业经济的发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务必要摒弃有破坏性质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治理好温室效应，大力发展高效低排的低碳农业。具体可以借鉴全球气候危机处理的有关办法，引进碳金融使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切实得到解决，同时利用金融手段解决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融资困难等问题。

二、碳金融概述

低碳经济的发展直接催生了“碳金融”这个全新的概念，迄今对于碳金融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综合分析各有关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碳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碳金融包含碳排放有关的服务及市场体系、财政、监管、金融等政策支持体系；狭义地说，碳金融指的是政府、环保组织、企业等利益主体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配额进行交易的金融活动。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多源于其较强的负外部性，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这时政府开始介入，但由于政府固有的缺陷（事后处罚、信息不对称等）又可能造成政府失灵，这样环境治理效果往往不佳。在充分利用金融风险管理策略的基础上，碳金融汇集了社会监督、政府管理及市场调节等多方力量，是回避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完善治理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创新举措，有助于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金融手段具有高经济效益、能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对各利益主体具备刺激性而非强制性、兼具微观防治与宏观调控功效等独特作用，其在推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作用巨大。碳金融的创新之处在于赋予温室气体一定价值，并在金融市场上促进碳信用的交易，将生产的负外部性转为正外部性，推动了传统高碳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发展模式的有利转变。

三、运用SWOT分析农业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农村经济带来了许多重大成就，然而，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与我国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性支柱产业的农业仍然处于低效低产高投入高排放的高碳行列，农业生产使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城市污染与工业向农村的逐步转移更加剧了恶化的进程。因而，发展农业碳金融不仅有助于顺利实现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更能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并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寻求农业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策略，接下来将运用SWOT方法对农业参与碳金融问题进行态势分析。

1、我国发展农业碳金融的优势

首先，作为排碳大户，我国农业的碳源非常丰富。据有关报告称，温室气体的第二大重要来源是农业，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运用农业固碳等技术全面发挥其农业70%的减排潜力。在不考虑农产品运输过程中碳排放量及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加工生产的条件下，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农业的排碳量约占17%，可见，我国农业的固碳及减碳潜力巨大。通过开展农业碳金融能够为我国争取更多碳减排量，或向需要额外购买碳排量的机构或国家出售碳信用，给我国农业发展提供更多获取收益的机会。其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东道主国家，农业碳减排市场较广，有着丰富的可供开发成CDM项目的资源。秸杆发电、生物质能、畜便甲烷收集利用等是目前已在我国得到开发的项目，且初见成效，未来更多的CDM项目将得到开发。作为农业大国，农业CDM模式在全国推广开来意味着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再次，农业固碳在缓解温室气体排放压力上作用巨大。工业碳排放是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这时通过其他途径部分转化工业碳排量就十分必要。低碳农业可以实现在大量降低碳排量的同时发挥其固碳功效，如农田土壤固碳。我国可抓住碳金融这一机遇，使农业的固碳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提升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我国开展农业碳金融项目将免受场地限制且成本较低。相比资源和空间小、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农村资源更丰富，在农村设立碳减排项目会更加可行。农村土地租赁成本低，土地广阔，使碳减排项目建设免受场地限制且成本大大降低，这样在碳减排量价格一定的条件下，项目成本的减少会对其在碳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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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碳交易市场；科斯定理；产权；交易成本；权利初始分配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301-02

0 引言

面对全球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一个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温室气体会破坏臭氧层，形成温室效应，提高地球温度。地球温度升高将使海平面升高，减少人类的生存空间。此外还会改变物种结构，对人类的生存形成潜在威胁。

其实，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早已有之，比较常见的有政府直接管制和政府征收“庇古税”。197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首次允许公司买卖污染信用证，率先建立了可交易的污染物排放市场。这些措施为后来由《京都议定书》确立起来的以交易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排放权为主的国际碳交易市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 科斯定理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主要理论基础

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问题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负外部性问题，意思是产生这些有害气体的主体虽然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危害，但却没有支付任何补偿。由于产生有害气体的主体多为生产企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负外部性使他们的生产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这使企业自己选择的产量必然大于社会最优产量，从而使产生的污染气体数量大于社会所能接收的最大数量，这就加速了温室效应的形成，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校正负外部性，或者说，如何让企业为过去无偿排放的有害气体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样会提高这些企业生产成本，激励他们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

校正负外部性传统上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实现。一种是由政府直接管制，即规定企业的排污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力度大，实施速度快，缺点是不管各企业排污能力的差异，采用统一标准，这会增加排污的社会成本，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另一种是政府征收“庇古税”，即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排污量，但是每排出一单位的污染物，就要依法纳税。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污染量，如果单位减排成本小于污染税税率，则选择减排，反之则选择排污，这时社会的排污总成本比直接管制时低。缺点是污染税税率由政府制定的，难以准确反映排污权的稀缺程度。

面对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运用可交易产权的概念，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组，为解决外部性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

科斯认为，如果把排污权视为一种归属明确的权利，则可以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对这一权利进行交易而使社会的排污成本降为最低。排污成本低于排污权市场价格的企业会把权利出售给排污成本高于排污权价格的企业，这样，在保持排污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排污成本高的企业会多排污，而排污成本低的企业会少排污。

科斯的新思路从理论上讲是一种飞跃，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延伸至在外部性领域，如果运用得当，它将成为校正负外部性的最好方法，因为依靠市场收集信息是最快，最准确和最节约的。此外，市场机制还可以激励企业开发成本最低廉、技术最先进的方法来减少污染，使资源配置达到动态优化。

美国的可交易污染市场以及当前的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和运行所依据的理论正是科斯定理，这是环境污染等领域的经济理论探索在低碳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运用，所以，可以明确地说，科斯定理就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主要经济理论基础。

2 从科斯定理的实现条件中看碳交易市场在运行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科斯第一定理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最初的产权分配将不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说，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权利的初始安排向新的安排转变就不存在代价和阻力，那么，即使初始安排是不合理的，市场机制也会无代价地改变这种安排，将资源配置到需要的领域中。

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为零的，可见，科斯第一定理不是科斯最终要表达的意思，由它导出的科斯第二定理才是真正的目的。科斯第二定理认为，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产权的初始分配状态不能无成本的向最优状态转变，而权利的调整只有在引起的利益大于交易成本时才会发生，所以，最初的产权界定是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能否通过产权交易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科斯定理证明了市场机制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同时也指出了要实现产权的有效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①产权要明晰。这是保证交易能够实现的先决条件。能够在市场中交易的物品必须是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共有资源是无法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有效配置的，而成为私人物品的关键就是被赋予法定的产权。

②交易成本足够小。要使有利可图的交易能够进行，必须要使交易所带来的利益大于交易成本，所以，减少相关产权交易的成本是保证市场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③初始权利的大小和分配要适当。在存在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权利的最初分配尤其重要，当初始权利分配不恰当，且交易成本又高到阻止有效率的交易发生时，经济就不可能达到本来有可能达到的最优状态。

与此相适应，要保证碳交易市场有效地运行，也必须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①必须确定每年全球可接受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排放量的大小应当按照经济利益原则来进行测算。从理论上讲，这个均衡点可以运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边际收益是该产量所带来的消费满足或投资收益，边际成本是所花费的稀缺资源，这里面必须包括所破坏的环境资源。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此时的产量就是最优产量，而由这些产量形成的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量就是可接受的适当的排放量。

在实践中，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再到哥本哈根会议，主要议题都是确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见目前各国对此难以达得共识，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②必须确定碳排放量的初次分配方案。根据“波斯纳定理”，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在二氧化碳排放权的问题上，最珍视这种权利的应当是那些排污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或企业，所以理论上应把权利分配给这些国家。

在实践中，这其实是一个各国讨价还价的结果。虽然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研究模型，但最后如何评价和实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来实践。

③必须探索出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权交易成本的方法。科斯定理已经证明如果存在交易成本，就必须对产权进行有效的初次安排，才能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在实践中，应当从制度安排，规则衔接等角度入手，尽量减少不同系统之间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的难度；此外，对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国际碳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着京都框架和非京都框架两种体系，它们之间的交易方式正在尝试进行衔接。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意味着我国的减排空间也很大。由于我国企业的减排成本比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低，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减排技术将排放量减少，将省下的排放权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企业，交易结果是双赢的。

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减排活动，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我国自己的碳交易市场。很多学者已经就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论证，国外相关业务也发展得很成熟，可以借鉴。国内目前有4家环境交易所进行相关交易，许多金融机构也开展了碳排放权和相关金融衍生物的业务，一切都初见雏形，但还需进一步完善。

总之，碳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低碳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这个市场上占据先机是各国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各国在新环境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霞，王燕.碳市场：原理、实践和前景[J].财务与金融，2011.10.

[2]赵晋晋.国际碳排放权贸易：中国的利益选择[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3]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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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截至2010年3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约1．92亿辆。与之同步发展的高速公路截至2009年年底通车总里程达6．5万km。据统计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所使用燃料释放气体是目前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过去10年中全球CO2排放量增加了13%，而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增长率高达25%，预计在未来的25年，全球交通源CO2排放将增加57%，根据目前汽车的增长情况，其CO2排放增加将占80%，因此通过高速公路绿化建造碳汇林，从而打造低碳交通环境是我们这代交通人必须履行的职责。

2发展低碳交通的必要性

发展低碳交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有使用零排放汽车、碳捕获与碳封存和森林固碳减排三种方式。其中，碳捕获与碳封存，技术难度大，成本高，推广非常困难。使用零排放新能源汽车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减排方式，但是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由于受制于能源结构、资金技术等，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汽车工业减排影响经济发展，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发展代价。森林能吸收并贮存CO2，是陆地生态系统最经济的吸碳器。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CO2，放出O2，把大气中的CO2吸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降低大气中CO2浓度，这个过程称为森林碳汇。研究表明:林木每生长1m3，就能够吸收1．83tCO2，放出1．62tO2，森林吸碳能力显著，又十分经济。森林面积巨大，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贮藏库，维持着全球植被碳库的86%和土壤碳库的73%，据估算，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约贮存2．48万亿t碳，其中1．15万亿t贮存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因此，在减缓与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中，森林具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作用及其贡献，《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明确提出造林再造林所产生的碳汇可用于抵消发达国家所承诺的部分温室气体减排指标，从而使森林所吸存的CO2成为一种可交易的产品，促进森林生态服务产品的价值化和林业发展机制的创新。

3建设碳汇林的意义

发展森林碳汇，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固碳功能，减缓减排压力，已经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战略选择，也是我国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内容。通过植树造林，尤其是实施碳汇造林，扩大森林面积，是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的一条最基础和有效的途径。浙江省水热条件优良，森林植被自然更新能力良好，森林资源基础丰富，相应的适宜碳汇造林的山上无林地资源比较少，因此结合平原绿化、森林城镇，森林村庄建设，积极利用一些非林地资源进行碳汇造林，增加森林面积，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碳汇功能，必将成为森林浙江和碳汇林业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浙江省交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快速发展，为浙江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基础保障。嘉兴市地处浙江省交通要道，路网纵横，境内已形成了多个大型枢纽互通。枢纽互通区公路用地的绿化已成为交通绿化和嘉兴平原绿化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发展城市森林的重要土地资源。在枢纽互通绿化中，引入森林碳汇和林业碳汇的先进理念，按照碳汇林的要求实施碳汇造林，提高绿化造林和抚育管理水平，大力增强固碳释氧和其他生态功能，对于碳汇造林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对于提高平原绿化水平，促进城市森林建设，打造低碳交通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在枢纽互通区实施碳汇造林工作，也可以充分展示交通领域和交通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态度和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提高交通部门的公众影响力。另外，帮助部门和企业积累参与碳汇林业，参与碳汇交易的经验，提早储备碳汇信用，增强灵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空间。碳汇造林是一项崭新的事物，目前实践和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山地造林，研究成果少见报导，而交通领域枢纽互通区的碳汇造林，在全国来说都是创举和空白，非常需要进行深入的技术研究和探索。通过项目实施和课题研究，在高固碳树种选用、造林抚育管理、碳汇计量和碳汇监测等方面进行探索，总结积累技术经验，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枢纽互通区碳汇造林和碳汇计量监测技术体系，为提高全省以及全国枢纽互通造林绿化和交通沿线造林绿化质量，增强固碳和生态效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

4建造高速公路互通区碳汇林

我们建设的碳汇林是以嘉兴地区正在开展的海盐枢纽、王江泾互通、观音桥枢纽等绿化工程项目为背景和依托，拟根据林学、生态学、统计学理论，采用指标测试，样地监测，模型模拟，统计分析等方法，在高固碳树种选择、造林抚育管理、碳汇计量和碳汇监测等方面进行技术研究，并对碳汇积累和影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不断完善枢纽互通区碳汇造林和计量监测技术，最终形成枢纽互通区碳汇造林和计量技术指南，提出绿化工程碳汇积累和碳汇平衡效果，为交通绿化工程提供指导，为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碳汇造林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最大程度的积累碳汇。而不同树种具有不同的适生条件和固碳特征及固碳能力，高固碳能力树种的筛选和应用是进行碳汇造林，提高森林固碳能力的基础工作。针对目前基于个体树种的碳汇研究相当缺乏，碳汇造林树种选择比较盲目等问题，重点选择嘉兴和浙北地区常见的主要造林树种，尤其是交通绿化乡土乔木树种，研究影响固碳能力的各种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选取重要指标因子，确定因子权重，构建树种固碳能力的评价模型。通过分析测定不同树种的重要指标，对各种树种的固碳能力进行量化评价，从而优选区域适生性强、生态功能显著、固碳能力优良的树种，作为今后交通绿化碳汇造林的重点推荐树种。在碳汇造林实施过程和碳汇造林效果评价中，需要进行碳汇计量和碳汇监测，以便为今后的碳汇交易提供可靠的碳汇数据。

因此，在高固碳能力树种的筛选基础上，根据样本误差理论，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株实测样株各部分生物量或通过树干解析方法获取生长动态数据，构建重点树种的碳储量模型和异速碳生长模型，为碳汇项目实施、项目碳储量计量和准确测算样地碳储量奠定坚实基础。碳汇造林是指在确定了基线的土地(包括林地)上，以增加碳汇为主要目的，并对造林和林木生长过程实施碳汇计量和监测而开展的有特殊要求的造林活动。碳汇造林与普通造林有不同的功能需求，因此在造林各个环节和后续管理上都将体现出不同的技术特征。实施造林，通过林木生长能够增加二氧化碳吸收固持能力，但是在造林过程中，由于整地、施肥、浇水、种植等环节又有可能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本部分研究将基于增汇和减排两种角度，针对植被和土壤两个重要碳库，对整地、挖穴、种植、施肥、后期管理系列过程展开技术研究，使得造林绿化工程在一定的计入期内，加快植被和土壤碳库的碳汇积累，减少由于施肥、运输、土壤扰动导致的碳泄漏和碳排放，找出最合理的碳汇造林技术模式。林分内部的空间结构与森林固碳能力有着重要关系，而造林树种配置、初植密度和后期抚育管理会对空间结构产生影响，因此本部分还要研究合理的森林空间结构调控措施，使整体林分或森林生态系统朝有利于增加森林碳汇的方向发展。

5互通区建造碳汇林的技术要点

通过研究，总结形成既适合交通绿化工程特点，又适宜浙北地区气候、土壤和水文条件，同时满足碳汇造林基本要求的一套枢纽互通区碳汇造林和管理优化技术，可用于指导生产实践。碳汇造林项目具有高标准、需监测、可交易等特征。与普通造林相比，其最大区别就是需要确定基线，要求对造林活动造成的碳排放加以记录，还要对林木生长的全过程进行碳计量和碳监测，最后要把产生的碳排放减去，以便得到产权明晰的净碳汇量。无论是碳计量还是碳监测，碳汇造林项目所产生的碳汇量必须要满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三可要求，才有可能用于交易。本部分针对枢纽互通区碳汇造林特点，从基线测定方法、碳库选择、碳排放源确定、分层方法、碳计算模型、样地数量确定、固定样地监测方法以及精度不确定性分析方面展开研究，重点形成满足“三可”要求，又具有典型行业特色的枢纽互通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为交通领域绿化造林及碳汇计量监测提供方法指导。选择1个～2个工程项目区，利用形成的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进行碳汇详细计量和监测，获得净碳汇量数据。同时，测定该枢纽互通区的交通流量及碳排放情况，进行枢纽互通区森林碳汇贡献分析和碳汇平衡能力测算，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通过对高速公路碳汇林研究主要解决以下技术问题:

1)在高固碳能力树种选择和碳模型研建上。

重点要解决影响树种固碳能力的制约因素，重要指标选取，重要值(权重确定)等，以构建良好的评价模型，这是影响到评价效果好坏的关键问题之一。另外，由于实际交通绿化工作中，考虑到苗木供应、景观配置、层次结构和季相色相等，涉及的乔木树种比较多，而每一种树种，其碳生长模型都会不一致，所以模型构建工作量相当大，同时构建碳生长模型需要获取长期的生长动态数据(时间维数据)，本课题将研究采用树干解析法结合生物量转换法，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来予以解决。

2)在碳汇造林和管理技术方面。

重点要寻求建立固碳效果良好，符合规范要求的碳汇造林技术体系，这里将涉及碳汇评价时的碳库选择问题，一般可重点选择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土壤有机质三个碳库，而忽略枯落物、粗木质残体碳库，使问题得以简化。造林实施过程中，土壤有机质碳库的变化比较复杂，要通过连续定点采样和基于室内精密测定分析来保障。合理的林分空间结构及其固碳效果响应是本部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3)在碳汇计量和碳汇监测技术方面。

要提高碳汇计量和监测精度，首先要确定分层方法，采用分层计算，另外固定样地数量建立方式也值得研究。由于绿化造林与一般的山地造林不一致，所用苗木规格不一，树龄多样，树种丰富，种植位置也比较复杂零散，因此分层最好按树种(组)进行，根据设计方案和苗木统计数据，把规格相近，树种(组)一致的分为一层，分层计量和计算，而不再根据区块分层。在碳汇监测技术上，要突破传统技术，分层选择典型单株作为样地(样木)进行连续动态测定，可以达到良好的精度效果。所以分层方法和监测样地设定将是比较关键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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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权分配；公平原则；效率原则；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053-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07

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环境压力备受关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约束性指标。为完成这一目标，“十二五”规划确定了省际减排任务，并成功控制了国家层面与地区层面的碳排放。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又进一步做出了至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65%的减排承诺。为降低减排的经济成本，国家发改委已宣布2017年启动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市场化以激励低耗能企业约束高耗能企业的方式推动减排，必然会使我国各省区市因产业结构与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而承担不同的减排压力。因此，在宏观经济整体增速放缓以及“北上广”集聚效应增强的大背景下，“十三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权分配不仅涉及国家减排目标能否成功向区域分解落实，更涉及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区域的社会与金融稳定。从区域碳权分配看，其重点在于公平性与效率性原则的选择。本文力图研究“十二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对比分析公平与效率原则在中国省际碳权分配中的适用性。这不仅有助于明确“十三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权分配这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亦将丰富低碳经济理论，助推中国的低碳发展战略。

1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碳权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原则的选择问题。相关文献可以分为单一公平原则、单一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结合三类。

Kverndokk S[1]认为依据人口规模分配碳权符合公平原则。Van Steenberghe V[2]采用合作博弈论分析各国在长期内依照公平原则的碳权分配，提出祖父原则下的碳权配额高于减排能力原则下的配额。De Brucker K et al.[3]认为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困境问题。徐玉高等[4]计算了全球五大地区基于人口与GDP指标下的碳权配额，指出人口指标分配有利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祁悦等[5]在综述碳权分配原则、标准和模式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不同原则的优劣，并提出中国基于历史公平与人均原则最为有利。邱俊永等[6]选取国土面积、人口、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与化石能源探明储量指标，基于基尼系数测算了G20主要国家碳权分配的公平性，并提出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戴君虎等[7]运用动态人口算法、静态人口算法与“人年”算法分别计算了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指出“人年”算法保证了每个人在每年拥有相同的碳权配额，更符合公平原则。朱潜挺等[8]提出最优的全球碳权分配模型应基于平等原则综合考虑世袭、支付能力与人均累计等因素。

然而单一的公平原则忽略了效率因素，造成效益受损。林坦等[9]运用DEA模型测算出欧盟国家碳权分配效率较低，并基于效率原则利用ZSG-DEA模型调整碳权分配后提高了分配效率。与林坦类似的，郑立群[10]基于ZSG-DEA模型将DEA-BCC模型下的中国低效率碳权分配进行调整，获得统一DEA有效边界的分配方案，达到了碳权分配效率最优。为避免单独从效率角度考虑碳权分配会导致结果有偏，一些学者兼顾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Yuan et al.[11]基于聚类分析方法，运用单一公平原则、单一效率原则以及两者的结合，测度各区域在2020年的减排潜力，提出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减排潜力下，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陈文颖等[12]模拟了全球碳交易情况，提出按人口分配碳权是最优选择。郑立群[13]通过构造分配满意度与公平偏离指数，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构建了从单要素角度对各地区碳减排责任进行分摊的模型。王倩等[14]指出当前碳配额免费分配的祖父原则貌似公平但却有违环境贡献的效率原则，提倡配额分配的拍卖方式与行业准则。于潇等[15]基于非参数化标准DDF模型，对2020年碳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时，指出第一阶段应采用公平原则，第二阶段应采用效率原则。

王倩等：公平和效率维度下中国省际碳权分配原则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现有文献对中国省际碳权分配效率与公平原则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未建立“单原则分析-双原则结合-确定原则选取”的研究范式，同时缺乏对中国现阶段区域碳减排情况的经验证据。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对公平与效率原则进行理论分析，基于2011-2014年除外中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从全要素角度，运用双导向共同前沿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法分别计算省际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效率值。通过测算相应的技术差距比，计算各地区基于效率最优的减排能力，分析公平与效率原则的适用性。最后分析公平与效率原则兼顾下的中国碳减排方法，为“十三五”减排目标设定及配额分配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Fig.2Potential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of each region in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based on the best TFCi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结果》可知，海南等级为良好，仅优于和新疆的合格等级。可见，海南虽然低碳竞争力排名第一[18]，环境友好程度也较高，但是完成基于历史排放确定的减排计划也较为困难。安徽作为农业大省，通过打造“农业改革试验特区”等手段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有效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耗。2012年安徽能源强度排名第二十二位。由此可见，在减排指标确定之前，两个地区的碳排放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十二五”期间减排指标的确定时已经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经济发达地区的减排指标普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7%），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减排指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以体现公平分配的原则。但是，减排指标的确定仍忽略了各地区在减排技术效率层面（可减排空间）的差距。虽然海南与安徽能够在已经达到前沿面的基础上通过其他手段进一步减排，从而完成规定目标，但相比其它减排空间大的省市，这两个省承担了更大的减排压力，削弱了这两个省维持碳排放效率与控制碳排放量的意愿。

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地区减排潜力较高，即其减排能力提升的空间较大。如图2所示，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广西、贵州、宁夏、新疆等地2011-2014年间的碳排放效率点均处于X轴的下方，说明他们的碳减排潜力较大。由表1可知，这些省市区技术差距比较低。组前沿表示 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前沿，基于组前沿计算的各省市排放效率仅体现了某一省市与同一地区其它省市相比的碳排放效率，而共同前沿则是全国的碳排放效率前沿，基于共同前沿计算各省市碳排放效率体现了某一省市与全国其它省市相比的碳排放效率，也间接反映了若采用全国最优的碳排放技术，其效率提升的可能。由于效率测度都是以某一群体的最优者作为前沿面，再通过各省市与最优者的距离测算效率，因此可以通过组前沿与共同前沿的均值判断各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差异。例如，内蒙古、陕西、青海与新疆等地，组前沿效率较高，而共同前沿均低于0.5。这表明黄河中游与大西北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等原因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碳排放效率较高区域存在差距，导致组前沿效率被高估。由此可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相似，碳排放效率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以2011年青海为例，组前沿与共同前沿下TFCi分别为0.740与0.305，表示采用大西北的最优碳排放技术，效率能够提升0.260，而采用全国最优碳排放技术，则能够提升0.695。区域碳排放技术是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综合体现，短期内难以快速提升，因此各地区虽然具有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潜力，但是“十三五”碳减排指标不能完全依照文中计算的最大潜力确定，而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行业排放额度”等公平原则进行分配。特别是，自1993年实施西电东送以来，贵州、甘肃与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由于“西电东送”工程，将电力资源输送至电力紧缺的广东、浙江等地区，从而导致西部产生碳排放，而东部经济获得发展，形成“能源东送，污染西移”问题[19]。单纯的考虑效率原则，又会忽略东西部地区碳排放与经济产出不匹配问题。而中国电价未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更加重了“西电东送”工程下，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利益转移。因此考虑到环境破坏的后果，获得收益的东部地区应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或者针对“西电东送”工程实现碳排放的豁免，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分别表示基于TFCt最优的各省市2011-2014年碳减排指标完成潜力。从TFCt最优的角度来看，X轴上方地区仍为海南和安徽；X轴下方云南与青海的减排潜力降低，其原因是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增长潜力较大，可见在碳强度减排指标的要求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完成碳减排指标的措施之一。

由此可见，确定区域碳减排指标时，既应考虑海南、安徽碳排放效率较高地区的情况，又应关注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山西、陕西与新疆等地。为解决高效率地区与低效率地

年的效率值和技术差距比。

区的减排冲突，在省际碳减排指标的制定中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同时提升低效率地区的技术创新与进步，缩小各区域组前沿与共同前沿的效率差距，提升各地区减排能力。

5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碳权分配

基于上文对各地区减排潜力测算，为解决安徽、海南等高效率地区与新疆、陕西等低效率地区的指标设定矛盾，本文提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双原则。在我国减排的最终落脚点是企业，因此本部分详细研究减排省市区与减排企业碳权分配的双原则，为中国“十三五”省际减排目标的设定与全国碳市场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实现责任分摊的公平性是公平原则设定的基础，国家设定省市区减排任务的最终责任为企业，因此减排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企业减排配额设定的公平性上，现阶段我国公平原则下的碳权配额设定满足条件如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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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在目前的许多强制性或自愿性会计和报告项目中，没有任何一项要求对“其他间接排放”进行会计计量和报告。会计行业正在逐渐意识到，如果无法在那个“临爆点”来临之前做好准备，一旦越界，气候变化将再也不可逆转，企业和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为此付出代价。制定应对碳排放问题的策略与解决办法，会计行业任重而道远。

发现碳排放的价值

每个人都赞成，我们需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但是关于如何实现减排的问题，各方却并未达成同等程度的共识，公共政策缺乏协调也是症结之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旨在协调国际范围内的气候变化公共政策，但其成果十分有限。鉴于公共政策缺乏连贯性，企业的领导作用在于要找到实现碳减排的途径，同时在市场中实现价值。如果减排无法依靠监管者来推动，企业就需要找到自己的方法；需要找到有价值的驱动因素，并加以利用。

但是找到这些价值驱动因素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信息，加上创新性的重点分析，还要具备跳出“常规”定式思考的能力。此外这也需要对价值链全程的排放情况予以考量。

为发现和实现碳减排的价值，企业不仅需要有远大的视野，还需要考察不断扩展的温室气体风险和机遇，将其纳入投资评估过程，以便制定策略，为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未被计算的碳排放

目前的困境在于，如果不能对排放量进行测量，就无法着手评估温室气体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性质、程度和价值。如果企业希望展现领导风范，就必须明确地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这就意味着，要着力投入资金开展可靠和完整的碳会计。

开展可靠和完整的碳会计，第一步在于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识别和分类。目前被广为接受的温室气体排放分类方法主要是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来自企业所有或企业所控制的排放源，包括锅炉、窑炉和生产过程。间接排放则分为两类：来自购入电力的和来自所有其他排放源的。

这三类分别被称为“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前两类信息如果可靠，企业就能更好地了解其内部的状况。这两类排放提供的信息包括：工厂内部发生了什么，买入了多少电力用于保证工厂的运行。

“其他间接排放”关注的是价值链全程的排放。测量此类排放能够为企业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了解在营运的上下游、营运范围之外以及产品或服务制造和销售过程中存在哪些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这或许给企业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促使其思考自己正在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如何做事。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正在利用“其他间接排放”信息制定更具深远影响力的战略决策。

碳会计与报告

过去10年以来，针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会计计量与报告工作进展显著。遗憾的是，在目前的许多强制性或自愿性会计和报告项目中，没有一个要求对“其他间接排放”进行会计计量和报告。

目前很多会计和报告项目及要求都会参考一些关键标准，包括ISO 14064系列；WBCSD/WRI温室气体议定书和增补文件；CDSB报告框架。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公共会计与报告项目，也是最佳的温室气体公共信息比较来源仍然是“碳信息披露项目”。“碳信息披露项目”每年都会从大型企业广泛收集数据。目前为其提供信息的公司已经超过2500家。

2009年“全球500强”中有409家（82%）回应了“碳信息披露项目”的信息请求。但是仅有209家（42%）企业提供了有关“其他间接排放”的信息。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并不算糟糕。似乎有近一半的企业提供“其他间接排放”的信息。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观察，你就会很快发现，这些“其他间接排放”的信息中有一些价值十分有限。这在“碳信息披露项目”数据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该项目将“其他间接排放”会计计量与报告分为五类：员工商务旅行；外部分销与物流；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与废弃；企业供应链及其他。

在报告“其他间接排放”的209家公司中，98家仅仅报告了五类排放中的一类。另外49家报告两类。也就是说，在“全球500强”中只有62家公司（12.4%）报告三类或三类以上的碳排放，从而提供了趋近完整的信息。实际上只有6家（1.2%）“全球500强”公司报告“碳信息披露项目”所划分的全部五类“其他间接排放”。

显然“其他间接排放”是未被我们计算的那一类碳排放。因此对于“全球500强”中仅有12.4%报告了“其他间接排放”的有用信息，这究竟有什么大不了呢？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说，如果不报告第三类排放，美国约有2/3的行业将忽略75%的温室气体排放。

麦肯锡指出，仅从供应链上来看，“对于消费产品制造者、高科技从业者以及其他制造商而言，40%～60%的企业碳足迹寓于上游的供应链之中——在原材料、运输、包装，到制造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对于零售商而言，这一比例可以达到80%。”

如果企业希望在碳排放问题上展现领导力，就必须全面了解碳排放状况，并制定创新的策略性回应。只关注“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也就是通常情况下工厂内发生的状况，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好的“其他间接排放”会计计量，很多企业的创新就可能面临巨大阻碍。在这方面，会计师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会计师并不是简单地生产可靠的信息，然后再予以报告。他们还必须分析和认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以便将其纳入战略和经营决策中去。

当然不同企业代表了不同的碳排放策略。每种策略的差异则与企业对“其他间接排放”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关。

控制法

“控制法”关注的是价值链的中间部分，因此其重点在于寻找提高营运效率的方式。效率的提高，是我们对抗气候变化得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这样就足够呢？

此时此刻，诸如埃克森美孚等很多企业仍然最为关注如何提高经营效率，并在他们的既定范围内寻找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样做有必要，但是否足够呢？

埃克森美孚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硕果累累，为行业制定了经营效率的标准。埃克森美孚并没有报告“其他间接排放”。它所持的观点是：“其他间接排放”应当属于有条件的问题。

埃克森美孚充分发挥了其现有的能力，关注营运与技术。它认识到，温室气体排放确实存在相关风险，但其中很多风险属于监管与政治层面。此外埃克森美孚还关注两类环境风险。首先是气候变化对其营运造成的潜在风险。第二是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风险。

埃克森美孚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在全世界的厂房设施内有条不紊地提高效率和环境绩效。自2000年起该公司已经将炼油厂和化工厂的能效提高了15%～20%。此外，公司还投资50余亿美元用于开展天然气利用与商业化项目，降低了石油生产过程中作为副产品的天然气常规燃烧量。

埃克森美孚还认识到，气候变化给社会和生态系统带来了极高的风险。他们赞同在不断满足全球能源需求的同时，需要将气候变化风险的解决之策纳入其中。这家公司认为有两件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将排放量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从而降低极端气候变化的风险；投资适应策略，以便人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埃克森美孚的战略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将同时使用石油和天然气这两种资源，即使其所占有的能源市场份额不断下降。该企业的战略是：在这个不断缩小的市场内成为领军者。对于埃克森美孚来说，其现有战略背后的结论就是：“其他间接排放”信息并不重要。

影响法

“其他间接排放”检视整个价值链所产生的排放，即上游和下游的排放都涵盖在内。要完成这项工作，不仅令人望而却步，而且可能十分昂贵。因此人们自然要问：“怎样才能快速地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呢？”对于许多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将会把目光投向供应链上游，因为在那里有着金钱上的业务关系，即可观的影响力。

表4介绍了“影响法”，承认“其他间接排放”信息的指导意义重大，能够帮助企业在影响所及的相关领域进行改进，比如在供应链方面。企业所做的改进不仅集中在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高，还包括材料、流程、产品和营销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许多企业也都与供货商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合作，从而在许多方面获得了提升。因此双方能够依靠现成的关系和机制来共同应对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企业选择把注意力放在上游部门还将会产生一个放大效应。例如沃尔玛，它拥有超过10万家供货商。一家企业在相关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将即刻对许多其他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沃尔玛没有上报“其他间接排放”的数据，其在2009年“碳信息披露项目”中的排名便受到质疑。沃尔玛得到89分，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第四，但至今仍未提交“其他间接排放”的数据。

沃尔玛正在基于“其他间接排放”数据做一个抉择。沃尔玛认识到了“其他间接排放”的重要性，就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进行了研究，仍然认为目前公布可信数据的条件还未成熟。沃尔玛的策略是通过利用其市场地位，促进产品创新，推动其供应系统的上下游采取更环保的营运方式。

沃尔玛还表示，将来会计算和公布相关上下游的“其他间接排放”数据，因为沃尔玛认为这些企业不但是零售价值链中的关键因素，而且还代表着控制碳排放的机会所在。

这一聚焦供应链的策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沃尔玛策略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提高其供应链的效率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仅仅是推动了供应链效率策略的发展。那么这一策略能否真正称得上是解决了低碳经济所要求的根本变化呢？在其初级阶段可能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但是沃尔玛在其供应链中发起的这些改进显示，这一策略催生了一种合作的意识，且正在向产品适用性和产品设计等领域发展。

全程介入法

与只关注营运和可控制的部分相比，着眼于上游并利用公司的影响力要好得多，但这也只是专注于全局中的一部分。一个追求真正理解自身影响力的企业，会开始接触下游。

表5展示了公司是怎样看上游和下游的。公司会检视客户是如何使用其产品，还会研究其产品在使用后是怎样被处理的。简单来说，就是公司会观察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这是重大创新和新机遇的发源地。

把注意力集中在上游供货商的公司，只能将自身的高效率营运复制到供货商的过程中。然而当公司开始研究其产品是怎样被使用的、能使用多久、持续使用需要哪些能源或其他资源、用毕之后又是怎样处理的以及产品所用材料会在降解时产生什么影响，公司就能够渐渐对其本身、其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影响看得更真实、更全面。对全局的认识通常会使企业更容易看到节能减排的创新机会。

光谱能源是一家年轻的加拿大石油天然气公司，它与埃克森美孚的营运方式截然不同，在碳披露领导者指数中得到88分。光谱能源已经开始计算和报告其在“其他间接排放”方面的数据了，并计划在将来能够更加系统地做这件事。光谱能源的未来战略是，能够全面地定义与其相关的“其他间接排放”数据。

光谱能源的策略有别于埃克森美孚。光谱能源建立了一个能够积极探寻下游机遇的策略和商业模式。通过投资和提供能够补充其核心业务的创新能源服务、发掘额外的收入来源、帮助客户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光谱能源降低消费者需求的风险。同时光谱能源还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不断加深对如何运用其现有的技术和设备为其客户取得更大成功的认识：

提供面向需求层面的管理方案，以帮助零售、商业和工业部门的客户更高效地使用能源；

向客户出售营运服务，并对其供应现有设备所产生的剩余热能，使客户能够实现接近零排放的发电并进行出售；

捕捉并隔离自然存在于客户天然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客户现在能够出售这些以前无法处理也无法出售的天然气。

拜耳以95分的高分问鼎“碳披露领导力指数”。这家大获成功的公司报告了“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其他间接排放”方面的所有数据，并将减少碳排放纳入了其商业策略中最核心的部分。拜耳所做的远远超出了风险识别与缓解的范畴，它的策略大部分建立在与环境相关的机遇上的。它对相关数据了如指掌，并在创新和战略决策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

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世界资源研究院的温室气体议定书，这些数据与议定书中其他间接排放附录里所列举的典型排放情况是相符的，即近75%的排放来自其他间接排放。

拜耳在其“碳信息披露项目”报告中指出，公司认为气候变化是当今的大趋势之一；发现该趋势中所呈现出的机遇是拜耳策略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拜耳下属集团和业务单位负责寻找和论证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机遇，之后从整个拜耳集团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估；与此同时，拜耳气候计划指导委员会负责确定商业机会，并在需要的时候协调拜耳集团旗下的下属集团和业务单位；拜耳气候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由沃尔夫冈·普利斯博士主持，他是理事会成员，分管创新、技术和环境问题。拜耳在碳排放相关领域的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2008年到2010年间，公司从预算中拨出了10亿欧元用于气候变化和其他项目的相关研发。

拜耳在过去几年里给自己的定位是“气候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也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贡献。拜耳下属集团和科技公司看到了很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商业机遇，其中拜耳材料科技、拜耳作物科学以及拜耳技术工程成为从市场对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中获利最大的几个下属公司。

篇8

摘要：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下供应链运营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应链的思想来管理碳足迹、探讨了运输环节的碳排放问题、考虑碳排放因素下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低碳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供应链协调等诸多方面。在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新问题。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供应链运营

一、引言低碳时代的到来，已经在改变企业的生存环境、竞争规则、成本构成、盈利模式和运营方式等。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考虑节能减排因素的同时，优化企业运营决策，协调整个供应链系统已成为我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这一选择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成功与发展。

二、供应链下的碳足迹研究Carbon trust（2006）指出任何产品的最终碳排放都是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全过程的累积，应该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减少产品碳足迹。Sazvar（2014）也指出近年来消费者和法规都迫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将供应链的总成本与环境影响结合起来研究有关供应链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使用供应链的思想管理产品碳足迹，发现供应链中产生碳排放的主要环节是如何有效控制碳排放，许多学者对供应链中碳排放的测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Cholette和Venkat （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Keskin和Plambeck （2011）研究了当生产过程中出现多个产品时，如何将过程的碳排放分配到各个产品上。Lee（2011）利用现代汽车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如何将碳足迹因素考虑到供应链管理中，并且在研究中指出：识别和测量出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对降低供应链风险来说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设置测量的边界，对下游产品的使用和上游的投入进行碳足迹的管理可以有效减低减排带来的风险。Lee（2012）以汽车工业作为案例，研究了如何改善碳排放管理和发展清洁生产的问题，量化了企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为供应链的低碳化提供帮助。

三、运输环节的碳排放研究许多学者对运输环节的碳排放进行研究，试图发现减少运输环节碳排放的有效方法。Wahab（2011）在一个两级供应链中，假设存在固定和变动碳排放成本，将环境影响考虑到最优生产和配送方案的制定中，以单位时刻的总期望成本最小为目标，得到了问题的最优解。Dekker（2012）系统总结了关于绿色物流运营管理的文献，包括运输方式的选择、设施的布局、闭环供应链等，从中发现可以将环境因素考虑到物流运营方式选择中的领域。Pan（2013）利用企业真实的运输数据，计算了他们公路和铁路运输两种模式下的碳排放，发现采取运输方式合并的混合运输方式能使碳排放降低25%。Hoen（2014）研究了碳排放规制（排放成本和排放限制）对企业运输方式选择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这些文献都是在供应链网络结构不发生变化下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供应链空间结构的再设计也是减少运输排放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结构优化问题方面。Cholette和Venkat（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的同时，发现供应链结构会显著影响产品的碳排放。Cachon（2009）在研究碳排放因素对供应链运营决策的影响时，还研究了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Ramudhin（2010）考虑碳市场敏感性和利用绿色供应链设计思想，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存在碳交易情景下的低碳化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Elhedhli和Merrick（2012）研究了在绿色供应链设计中考虑减少碳排放的问题，并且分析了碳排放和车辆负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成本将改变原有的供应链最优架构，因此在供应链的最初设计阶段就应该加入这一因素。在供应链运营管理中考虑碳排放因素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们的关注。Nagurney和Yu（2011）以时装供应链为例，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假设每个时装企业都是在追求利润同时也最小化他们的碳排放，求解模型得到了问题的均衡解，并利用数值算例说明了如和在总成本和总排放函数中考虑竞争机制。Plambeck（2012）通过大企业的实例，介绍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好处及如何通过运营管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Bouchery（2012）将可持续因素加入到经典的EOQ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多目标的库存模型，研究结果有助于分析不同规制的碳排放情况，帮助决策者做出快速的选择。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Chaabane（2012）在可持续供应链的基础上，介绍了一种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利用这种模型说明高效率的碳排放管理能够帮助管理者做出成本和效率兼顾的的决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Benjaafar（2013）用相对简单的模型，研究了如何将碳排放规制加入到企业的运营决策模型中，以便于企业可以兼顾成本和碳足迹两方面的影响。Ji（2014）基于三重底线原则，考虑减少排放和减少污染的双重规制，研究了如何在生产、配送和处理阶段减轻环境影响，从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供应链。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供应链低碳化中的供应商选择问题。Shaw（2012）指出供应链在环境持续方面的能力依赖于供应链成员的购买策略，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在成本、质量和提前期等方面，而没有给供应商的碳排放水平足够的关注，因此利用灰色AHP和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方法，研究了供应商选择的问题，以使得供应链低碳化。Dou（2014）指出随着环境压力的逐渐增加，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绿色供应商参与绿色化整个供应链的重要性。Kuo（2014）同时研究了考虑碳足迹的库存、车辆路径和供应商选择问题。

四、供应链协调研究

一般情况下，供应链各参与方都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各自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但各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往往使其选择的策略与供应链总体利润最大化时的策略不一致，甚至相悖，从而产生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激励或约束机制的设计可以使各参与方的个体理与集体理趋于一致。因此，供应链协调在供应链管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供应链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分担供应链成员的研发成本、努力成本等可以减轻投资方的资金压力，同时还可以解决供应链中常出现的搭便车效应，从而达到激励供应链成员的效果。在利用成本分担契约分担缺货成本已达到供应链协调方面，Leng和Parlar（2010）在多供应商和单制造商的供应链架构下，设计了回购和缺货成本供应链契约，研究了短生命周期产品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成本分担契约在激励供应链成员提高创新水平方面，薛君等（2010）建立了知识创新成本模型，分析发现成本分担契约有助于提升系统的集成质量。Kaya（2011）在一个努力水平影响需求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成本分担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效果，并与其他契约进行了对比。此外，通过期权的购买也可以起到减轻投资方成本负担和减少供应链风险的作用。Zhao（2010）指出由于需求不确定性的存在，一方面零售商期望从制造商处订购产品时更具有柔性，另一方面，制造商又希望零售商能订购一个固定的量以便于安排生产，这样就产生了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期权的买卖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研究了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研究发现，相比批发价格契约，期权契约总是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Liu（2014）进一步研究了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存在风险偏好时，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合理的利润分配必然是供应链协调的必要条件。Shapley值解是一种基于期望边际收入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法，自1853年由Shapley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Zheng（2011）在一个第三方参与回收的闭环供应链中应用Shapley值法研究了供应链成员间的利润分配问题。Ghadimi（2013）在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值中，利用Shapley法研究了三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达到供应链的协调。关于低碳因素相关的供应链协调方面，Yang和Zhang（2011）指出低碳经济的到来带来了低碳供应链的概念，为了顺应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改变，企业需要采取低碳供应链管理的战略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低碳供应链中成员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了低碳供应链管理中提高合作绩效的问题。Caro（2011）建立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并研究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时的供应链联合减排问题。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下供应链运营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应链的思想来管理碳足迹、探讨了运输环节的碳排放问题、考虑碳排放因素下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低碳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供应链协调等诸多方面。虽然也有文献考虑到将碳排放因素引入到供应链的运营管理中，但是还没有关注到当供应链中存在低碳和普通两种产品时的差别化定价问题、也没有关注到围绕供应链低碳化的减排和低碳宣传等问题、更没有通过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研究如何提高产品减排率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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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贵阳,潘家华,朱守先.低碳经济的内涵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经济学动态 2011(1):132-136.

[3]庞晶,李文东.低碳消费偏好与低碳产品需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9):76-80.

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指标体系；水平评价；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127；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17－3917-05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Hebei

YANG Nian1，2，SUN Wen－sheng2，WANG Wei－yu2

（1． Hebei Software Institute， Baoding 071000， Hebei， China； 2．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Hebei，China）

Abstract： The feature of “high－carbon economy” in Hebei province was obvious a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mainly focused on industry was imbalanced； and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was monotonous， relying too much on coal resources， which caused the problems of energy shortage and serious environment pollution． After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ver several years， the task of converting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in Hebei was urgent as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was the most effective solution． The indexes of energy efficiency， low－carbon efficiency， low－carbon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life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low－carbon in Zhejiang province（low－carbon area）， Shandong province （mid－carbon area）， Henan province （mid－carbon area）， Shanxi province （high－carbon area） and Hebei province． The advantages and deficiencies lying in low－carbon economy of Hebei province were pointed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development evaluation； Hebei province

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河北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开始的“双三十”工程，是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探索。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河北省单位GDP能耗已由2006年的1．895 t标准煤／万元下降至2009年的1．640 t标准煤／万元，累积降幅达到13．5％，但绝对值仍然大幅高于0．900 t标准煤／万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通过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其他省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研究，揭示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优势和不足，对河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参考意义。

1 碳排放量的计量

河北省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和二级指标体系，并将二级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量化，从而对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为达到此研究目标，必须参考借鉴其他学者关于碳排放量计量方法的研究成果［1－4］。

1．1 碳排放计量的对象

碳排放计量是指一定区域空间、时间内，经济、社会、环境体系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统计的对象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全氟化碳、氢氟碳化物、六氟化硫等6类温室气体。每一类温室气体再通用蚕食转换为“二氧化碳等量值”。根据计量方法的不同，可分为静态碳排放量和动态碳排放量。静态的碳排放量是指在生产、运输、使用及回收该产品时所产生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动态的碳排放量，则是指每单位货品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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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信息技术推动下的新思维与新技术的发展，我国绿色建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需要从根本的思维、方法、技术层面上探索全新的、可操作的理论与实施方法，以解决建筑在物质、能量与信息流动过程中的脱节，解决新的绿色建筑思维与传统方法手段的脱节，实现绿色建筑的再发展。本文通过对绿色建筑再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分析，从建筑信息化与工业化、绿色建筑碳排放系统计量、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等方面分析绿色建筑再发展的必然与可能，并探讨再发展的趋势与途径。

信息时代给社会带来了全方位、前所未有的变化，建筑领域更是如此，新的数据思维与新的信息技术促使建筑面临一场新的革命，我们所倡导的绿色建筑也将成为走向信息时代的新绿色建筑，绿色建筑也面临着再发展的问题。

那么绿色建筑再发展的核心驱动点在哪里？再发展面临哪些问题与障碍？又会出现哪些本质变化和发展趋势？笔者针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1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大数据、非线性、数字化等对传统逻辑思维提出了挑战，同时建筑能量维度与碳排放概念使得以往建筑要素间的因果联系发生了改变，由此引发的绿色建筑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不同媒介在建筑全生命周期整体设计与建造思维中的作用，重新评估并重组现有建筑设计过程、生产施工过程、运行管理过程，重新建构建筑企业、部门、组织以及人员间多方协同、协作关系等，以提升信息时代绿色建筑的品质与效率。

可以肯定，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建筑业以往的粗放生产方式将会出现质的变化，精准的建筑模型和数据技术使得绿色建筑定量评价成为可能，新的发展促使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性质与结构发生转变。

1.1 绿色建筑的信息化与工业化

信息技术成为绿色建筑再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早在1999年英国就在报告中指出，5年内通过运用信息技术，英国建筑业可以节省约30%的项目成本。根据各国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信息化的介入可以将施工工期缩短15%;将建筑市场带入互联网，可以节约30%～35%的项目成本。基于上述原因，世界各国都在建筑信息化与绿色化方面进行了深人的研发与实践。

我国建筑业经过多年的高污染、高耗能、低质量、低效率发展，原有的粗放型建筑建造方式远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的需要，超过全球总量50%的建筑工程量需要寻求全新的设计建造模式，实现建设的快速高效和绿色环保，以缓解国家经济和环境的巨大压力。

信息技水与建筑工业化的结合，将成为绿色建筑再发展的个重要途径，为我国建筑行业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契机。然而，由于我国建筑标准化工作）带后，相应建筑部件的通用化程度低，并未充分发挥新部件、新材料以及设计建造新模式的优越性。面对快速袭来的信息革命，我们是否在思想和技水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值得思考。

1.2 BIM与建筑碳排放计量

虽然国内外做了大量研究探索，建筑碳排放定量评价至今仍然是一个难题。然而，随着绿色建筑进一步发展，建筑碳排放计量又是必要的，BIM技术为建筑碳排放科学计量提供了新的平台。

BIM既具有整合建筑全生命周期整体设计模型信息的特点，又是一种建筑模型的物理和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是个共享的知识资源，可共享建筑模型全生命周期的相关信息资源，并可为绿色建筑从建材生产到拆除及处理的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信息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由此可见，BIM技术在绿色建筑性能的量化计量上具有全面性和精准性的优势，能够应对情况复杂、时间跨越大的建筑碳排放的计量与评价问题。

1.3绿色建筑标准与评价的再发展

目前国内外现有关于绿色建筑的评价体系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市场导向型及技术导向型。市场导向型评价方法简单、易操作，但较为粗放，定量标准少，技术导向型则正好相反。在绿色建筑认识发展的初期阶段，市场导向为主的评价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思想和新技术对绿色建筑的推动和再发展，也必须有更为客观、可衡量的技术导向型的标准作为引导和评价。从目前发展形式来看，我国现行的绿色建筑标准也面临体系更新的挑战。

2建筑工业4.0

德国率先提出将工业4.0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使得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焦点。该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可以肯定，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是改造和提升传统建筑产业的突破口，因此，深入研究如何以信息化带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是我国建筑发展的当务之急。

2.1 信息日寸代德国的发展思路

德国提出的“工业4.0”概念，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 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与合作形式。建筑产业更为显著，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正在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这一趋势将使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模块集成，将形成 个高度灵活、个性化、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

可见，随着时展，建筑工业4.0的发展目标不再仅仅是追求大量、快速的建造，而是通过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设计，实现设计生产全产业链的资源智能化配置，达到高质高效、节约环保，真正实现绿色建筑个性的设计与精致的建造。2.2新型工业化的挑战与我国现状

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工业化设计建造手段，具有质量可控、成本可控、进度可控等优势，建筑综合效率大幅提高，施工周期仅为传统方式的1/3，同时，用工量也大大减少，施工现场无粉尘、噪声、污水等污染。建筑工业化作为一项成熟的技术和标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应用，瑞士80%的住宅以通用部件为基础，英国达到75%以上，日本达到70%，美国住宅构件的标准化、商品化程度甚至达到90%以上。

与此相比，我国建筑业建造方式极其粗放，我国建筑量约为世界总量的50%，但工业化率仅为7%。据统计，我国建筑能耗占全社会能耗近一半，为46.7%，建筑业牛勿质资源消耗占钢材的55%、木材的40%、水泥的70%、玻璃的76%、塑料的25%、运输量的28%。这些材料的生产需要冶炼、熔融、烧结大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原料、化工原料，因而建筑业也间接消耗了大量的矿产和土地资源。从我国目前的建筑业产业地位和行业特征来看，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的任务十分艰巨。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数据显示，建筑业完成总产值17.67万亿元，占GDP比例约7.03%，是国家经济支柱产业，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同时建筑业关联上下游50多个相关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导致了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沉重。

然而，建筑业企业从低端、高耗、产能过剩的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转型，推进我国建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然选择，而这需要借助信息技术的推动。

2.3发展思路与途径 以BIM为核心的建筑信息化技术为建筑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快捷、高效的发展通道。在当前我国建筑工业化与建筑信息模型相互隔离发展的状况下，应当以BIM技术为支撑，推进我国建筑实现跨越发展，由传统粗放产业迈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绿色建筑工业化。同时，以建筑工业化为载体，应当尽早实现BIM在建筑及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制造、施工、运维全过程的集成化应用。绿色建筑再发展必将走上建筑全产业链信息集成的技术路线。

这种建筑工业化是采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开展建设项目的实施，每个项目涉及的产品、专业技术门类繁多，每个项目所承载的信息量巨大，没有合适的信息交换手段，势必无法发挥工业化的优势。结合BIM模型的信息承载能力，以可视化的BIM模型为信息交换方式，实现设计、采购、建造、施工、运维各环节协同作业，是BIM的最大价值所在。与先进制造业采用PDM/PLM进行产品数据管理和供应链协同类似，BIM还可以帮助建筑项目的所有参与方、供应商协同工作，真正实现工业化、全供应链协作的建造方式。

BIM技术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建筑设计标准化”“构件部品生产工厂化”“施工安装装配化”“生产经营信息化”“项目生产集成化”五个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优势。作为一种新型的设计与建造思维方式，新型建筑工业化在设计精度、构件部品生产、施工、项目管理以及后期使用维护上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全生命周期节能上亦有巨大潜力。因此，可以说BIM是促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和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将基于BIM的绿色建筑设计方法应用于构建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体系中以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高效生产，是我国绿色建筑未来再发展的必然。3绿色建筑的碳排放计量与导控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多数建筑师和工程师仍然是依靠先前的经验进行设计，用粗放的方法进行建造，并没有进行详细、科学的分析与计算，因而无法保证整个建筑过程的绿色化效率与品质。对于绿色建筑，碳排放作为 个重要的指标却很难精准地计量评判。

3.1 建筑碳排放的计量问题

我国还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据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15年我国新建筑将占世界总建筑的50%。我国已经制定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的目标，建筑低碳化任务艰巨，绿色建筑量化评价碳排放势在必行。

然而，碳排放计量尤其是建筑的碳计量问题，在国际上一直是学术难题，相叉寸其他领域，确定建筑碳排放基准线比较困难，基准线问题很复杂，建筑类型多，各地区也不一样。但是建筑碳交易是未来碳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随着建筑碳计量方法的完善和基准线的确立，建筑碳交易会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3.2基于BIM的建筑碳排放计量与评价

关于碳排放模型的研究集中在生命周期划分、碳源确定上，不同的核算边界计算结果完全不同，也没有可比性。目前国际上对建筑全生命周期已有较深入的认识，建筑全生命周期的量化统计和计算方法也有一定的发展。美国bSa (building SMART alliance)对目前美国AEC领域的BIM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的应用现状做了比较详尽的归纳。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上，传统的线性周期评价不能满足要求，按照目前国际的认识，建筑全生命周期应该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建筑材料、设备及构架的开采及生产制造，建筑施工，建筑运行使用，建筑拆除及处置阶段。特别是建筑材料拆除后的处置回收阶段，往往被忽视。

德国DGNB第二代可持续建筑评估体系，首j欠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引入碳排放量的科学计算方法，其计算原则是：分别计算建筑材料在生产、建造、使用、拆除及重新利用过程中每个步骤的碳排放量并相加，形成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总量。在这个过程中，建筑信息模型发挥了核心作用。

3.3建筑碳排放的标准与引导控制

当前，由于很难给出低碳建筑的基准值，建筑碳排放模型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定性的理论分析上，在绿色建筑的碳排放评价上英国和德国的探索有很大贡献。英国于2006年12月了《可持续性住房规范》，该规范针对建筑设计和旧房改造，对建筑碳排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目标，从建筑运行、建筑维护和能源利用等9个方面对建筑碳足迹进行了评价。2008年，德国DGNB对建筑碳排放量提出完整明确的计算方法，计算单位是每年每平方米建筑排放二氧化碳当量的公斤数。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的碳排放度量指标(Common Carbon Metrics)计算方法已得到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多方国际机构的认可。

中国工程建设行业协会2014年底出台了《建筑碳排放计量标准》，该标准根据我国建筑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基于工程建设资料和基于建筑信息模型(BIM)进行建筑碳排放计量的两种方法；对计量建筑碳排放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以及碳排放因子的采集工作，从内容范围、采集方法、来源渠道以及质量要求等方面都做了相应规定；对建筑碳排放数据核算，给出了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碳排放计算模型、相关计算参数及其选用条件；对计量结果的形式、内容等做出统一规定。该标准的出台，使我国绿色建筑碳排放计量评价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绿色建筑再发展，需要建立建筑物碳排放计算相关数据库，用于在建筑物设计阶段对不同设计方案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进行比较分析，也可对建筑牛勿运行、改造等过程中不同方案的碳排放进行比较。此外，具备节能减排效益的新的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技术、建筑材料、建筑能源系统，其效益将可能因此量化。当前，信息技术使得建筑物碳排放计算方法或量化评价绿色建筑成为可能。

4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再发展

绿色建筑的评估已经有25年的历史，第一个绿色建筑评估法是1990年由英国建筑研究所提出的“建筑研究所环境评估法”（简称BREEAM）。之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相继推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评估法，我国也于2006年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06．2014年颁布了新版本，但从本质上来说，定性打分指标过多，平行式结构较为简单，该评价体系还是市场引导型的。

4.1评价目标的转换

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率先研究制定了BREEAM，该标准简单易操作，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几通过评价的建筑都被认为是“对环境友好”的建筑而获得由英国研究委员会颁发的环境认定标识，进而得到政府的政策鼓励，得到开发商及用户的认可。相关的制度与建筑环境评价结合形成良性的市场效应，对生态型建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信息技水的推动下，绿色建筑再发展需要评价体系目标做相应的改变，从以市场引导为主转型为技术引导为主，建筑信息技术为此搭建了实现的平台。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依托建筑信息模型，能够大大提高评价的精准性并降低评价工作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运用仿真模拟评价手法已经完全能够发展技术导向型的评价体系。仿真技术的科学性能够极大地提高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有效避免人为的臆断和片面性，为绿色建筑的再发展提供保障。

4.2评价结构的转型

绿色建筑的再发展，评价目标的转型，需要评价技术结构的进一步发展。效益概念成为核心，例如实现绿色建筑的时间效益、成本效益、环境效益甚至文化效益等，倾向于更加综合的评判。

有关绿色建筑的环境性能的评价目前已有不少方法，如生命周期分析、生态数据库、生态模型及其他信息系统评判方法等，但很多仅从某个角度进行评判，反映某一方面的问题，绿色建筑再发展需要更加综合客观的评价体系，包括相应的技术结构，德国可持续建筑DGNB第二代评价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针对第一代评估体系出现的问题，如缺乏技术整体性、忽视经济问题、综合使用要求及使用者的愿望等，进行了改进。第二代评价体系包含以下6方面内容：经济质量、生态质量、社会文化及建筑功能质量、过程质量、技术质量和场地质量。DGNB第二代评价体系的结构为网络结构，而非平行结构（见图1）。

从DGNB第二代评价体系可以看到以下变化。

1)涵盖了生态、经济、社会3大方面因素。

2)推出了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LCC)的科学计算方法，包含建造成本、运营成本、回收成本的动态计算，使’绿色建筑真正能够达到既定的建筑性能优化和环保节能目标，展示如何通过提高可持续性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

3)评价标准以确保达到业主及使用者最关心的建筑性能为核心，如建筑能耗、室内舒适度、环境指标等，而不是以简单衡量有无措施为标准，这种方式为业主和设计师达到目标提供了广泛途径。

4) DGNB是建筑整体综合评价体系，最终效果需要看综合指标。这种科学体系有效地克服了第一代评估体系片面孤立评价技术的缺点。

5)推出了建筑材料和设备生产排放量以及建筑使用过程中的排放量这一建筑全生命周期环境评价(LCA)体系，致力于逐渐建立起一套以降低生命周期消耗为目标的材料、构件全生命检测与回收的制度。同时，DGNIB体系包含了评价建筑温室气体排放、臭氧层消耗量、减少酸雨等内容，以更有力的手段让投资者和建造者分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6)德国DGNB最为关键且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其过程质量一项，这一项是将整个工程项目各个环节的监督纳入评定范畴。

4.3信息技术优势的发挥

我国绿色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以往建筑模式提出革命性的挑战，需要从思维、方法、技术层面上探索全新的、可操作的理论与方法，以解决建筑在物质、能量与信息流动过程中的脱节，解决新的绿色建筑思维与传统方法手段的脱节，实现绿色建筑的再发展。

基于信息技术的BIM可以建立精确的建筑三维数字模型，提供完整的与实施情况相符的建筑工程信息库，不仅包括描述建筑物构件的几何信息、专业属性及状态信息，还包括非构件对象的状态信息，可以支持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集成管理环境。基于BIM的工程算量真正地把成本管控与设计和施工环节结合起来，能够为整个建筑的各参与方提供一个工程信息交换和共享的协同平台。

5结语

1)随着时展，绿色建筑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信息技术使得绿色建筑的时空认知、能量认知及文化认知有了新的高度，并建立新的联系结构。

2)绿色建筑的信息判断与记载方式发生质的变化，信息技术使得建筑碳排放等更深层面的信息获取更精准、更完整，信息记录传递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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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色建筑的生产建造结构将从垂直的竖向结构转变为平行的网络结构，从粗放的手工+机械建造的方式，发展为信息+组装的新型工业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