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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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大主粮；全要素生产率；每亩主粮投入产出指标

[DOI]10.13939/ki.zgsc.2016.16.017

1 引 言

我国粮食生产是否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如何保障，是我们面临的紧要问题。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对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对粮食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描述的有力指标。小麦、水稻和玉米是我国的三大主粮。针对三大主粮的粮食生产率进行研究，不仅对我国整个粮食生产行业的效率提高有借鉴意义，而且三大主粮数据可得也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方法中的确定性前沿生产面方法，即Malmquist指数法的基础上，通过回顾我国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为投入产出指标的科学选取提供理论和方法保障，重点对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指标选择进行说明和描述，以此来测算我国实施粮食生产补贴十年来主要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变化状况，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2 我国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回顾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是表示生产效率水平的一种指标，于20世纪60年代，由以索洛等为首的一些经济学者提出。具体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所有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等）的投入量不变情况下，该经济活动的生产总量仍能增加的比例。因此，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被用来衡量经济活动中所有投入有形的生产要素一定的条件下，完全是因为技术进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该指标又被称为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增长会计法；另一类可称之为经济计量法。

由于农业技术进步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极为重要，而粮食又是重中之重，因此粮食的TFP近些年来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粮食生产过程通常包括了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些生产投入主要又可分为劳动、资本、土地三种。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各类生产投入要素之间存在相互替代性，如果仅仅使用单要素生产率计算粮食生产的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动，那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结果。TFP则充分考虑了粮食生产过程中所有的投入生产要素，因此这个指标对粮食生产效率的表达较为全面而综合，计算结果能够涵盖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组织水平的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进步水平等，从多个不同角度对粮食生产的效率进行描述。

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农业与粮食生产的TFP进行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中通常是以农业产业的全部子行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整体的农业生产效率研究，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也是涵盖农业整个产业的数据。在以往总体的农业TFP 的计算中，研究者们采用的产出要素一般都为农、林、牧、渔所有子行业的总产值，而生产投入要素中主要是采用了劳动力要素、土地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三大类。具体而言包括了农作物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有效灌溉面积、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等。使用这些指标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很容易获得，这些数据在国家统计年鉴上能够全部找到，但缺点是这些数据过于笼统，过于粗略，难以对粮食生产的真实投入进行准确反映。如马文杰（2010），白林（2012）等。

多数学者使用Malmquist指数法来测算粮食生产TFP。在测算过程中，绝大多数学者将粮食产量作为产出指标，而在投入指标选择上学者们有了不同的取舍。如周明华（2013）将具有完全替代或完全互补的投入指标进行归类，建立了综合投入指标。焦晋鹏、宋晓洪（2011）选取农林牧渔业就业人数、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等五个指标作为投入指标。由于指标选取不同，导致研究结果上有差异。以往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通常采用的是广义的粮食投入与产出数量的指标，而不同的研究者对投入要素、产出要素的观察与界定的方法不同，以致不同研究者采用的宏观投入、产出的指标也往往有很大差异。因此，以往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计算结果在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的方法不同也会造成测算结果的差别。

以往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文将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粮食生产的TFP进行测算，对其各种生产效率因素进行分解。值得说明的是，在选择具体测量指标时，考虑到使用全国的总量指标会像其他许多研究一样，面临主观性相对较强等问题，并且以往该领域对我国粮食生产的TFP计算的结果大多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本文选择全国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平均每亩投入产出为计算单元。我国主粮平均亩产投入产出都有详细的数据记录，这些记录见《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为避免上述所言的可选择指标较多、差异大的问题，本研究根据粮食生产的函数，尽量选择明确而客观的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生产投入和产出指标，产出的是每亩三大主粮的产量，投入指标主要是每亩三大主粮投入的资本和劳动数量。

3 指标选择与描述

本部分选择三大主粮（水稻、玉米、小麦）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产出指标只设一个，即全国主粮平均亩产；投入指标包括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二类共四个指标，劳动投入是亩均劳动用工数量，资本投入是亩均种子用量、亩均化肥施用折纯数量、农业机械投入（即当年农业机械化水平）。上述指标中均为投入产出的数量水平而不含价格因素，避免了各类投入产出要素受到价格上涨幅度不同导致的实际计量投入的误差，并且这四个指标也相对充分地表达了粮食生产主要投入的劳动与资本要素。这些数据除了当年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指标来自于前文的相关统计外，其他数据均来自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对以上数据（2001―2013年）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从2001年以来，我国农业主要粮食的亩均产量变化不大，中值为410.8公斤，标准差为35.6公斤；亩均种子用量、亩均化肥折纯用量变化也相对较小，一般都在均值的10%范围内变动；而亩均用工数量和亩均机械投入比例变化都非常大，最大值与最小值几乎都翻倍，图1进一步对这二者进行描述说明。

图1显示，亩均劳动用工数量从2001年的近12年呈递减趋势减少到了2013年的6人左右，而同时期的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从30%左右呈递增趋势到2013年增加到60%，两类粮食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格局。

图2 历年来粮食生产中亩均种子用量、亩均化肥折纯用量变化状况

从图2中可以看到，亩均化肥折纯用量近十多年来呈现不断缓步攀升的趋势，而亩均种子用量一直以来保持基本平稳。当然，种子虽然用量基本不变，但粮食种子中实际上蕴含着农业良种技术的科技发展，粮食种子中包含着良种科技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而同时期，我国主要粮食的亩产量也呈现出间歇性的上升，如图3所示。

从图3中看到，我国主要粮食的亩产量在2004年有个较大幅度的上升，在2005年有个小幅度下降，在之后继续缓慢攀升至2008年的近450公斤/亩，之后反复到2013年的亩产量仍然在这个数值左右。

4 统计结果与讨论

本文采用Win DEAP软件对以上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2004―2013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分析。得到TFP 变化指数（TFA）、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E）、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P）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2004―2013年我国农业主要粮食的TFP 变化及其Malmquist 指数分解见表2。

表2中数值显示，我国主要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实施粮食生产补贴的十年中发生了较大的震荡与增长，十年间的总体增长率是26.6%。其中，在农业税试点改革以及开始实施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的2004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最大，达到了20.6%，当年的主粮生产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从当年TFP的计算数据中可以看到，当年的技术效率增加了12.4%，技术水平进步也达到了7.3%，说明当年初次试点的税收政策与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于农村的粮食生产与技术的提升在短期内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升了农业粮食生产的组织效率，促进了在粮食生产中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到2005年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一个下降，TFP仅为0.961，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指标都不到1，说明生产率在短期刺激下大幅提高之后的一个暂时回归，而在之后的数年中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着震荡状态，没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本文认为，其更大可能是由于当年进行农业税试点改革而在短期内激发出的巨大的、潜藏的农业生产能力的缘故。这从上表中列示的“后九年变化率”中可以看到，2005―2013年的九年间，我国粮食生产的累计技术进步达到了0.137，同时期技术效率累计下降0.074，而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0.060，TFP增长平均每年近0.6%。

同时，我们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十年来生产率变化的总体指标中，技术进步的指标更接近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幅度，总体增长率为20.6%，而同期技术效率的增长率为5%，说明十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为农业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相对较小。其中，2004年的技术效率提升达到了12.4%，而之后的九年间技术效率大部分在1.0以下，实际上之后九年技术效率累计是负值，说明技术效率在近些年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做出贡献。技术效率从理论上说，只是用来对投入产出的效果进行衡量的一个指标，也就是对于一定的投入，产出越高那么技术效率越高，反之则技术效率越低。而技术进步变化反映随着时间变化投入对产出的影响，一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技术总是在进步，从而会导致相同投入会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本文中的技术变化不单是指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它也包括由于时间变化，其他农业相关产业进步对农业生产的渗透和影响，农业生产环境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且通常来说生产技术不具有可逆性，即生产技术一般是不会倒退的。因此，从近些年我国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来看，我国在农业粮食的生产过程中，对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等，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了在农业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增长。这个统计结果与郑京海等（2005）、方福前等（2010）的研究相类似，他们研究认为，我国农业生产中技术效率改善的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利用和推广存在问题（例如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应用与农村人力资本不匹配）、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等。这个研究结果进一步促使我们去思考，为什么我国这么多年不断加大农业科研、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等科技的投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5 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即使不考虑我国2003年粮食大幅减产与2004年开始农业税试点改革对生产效率影响的重要因素来源，我国近十年来农业主粮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极其缓慢，其中尤其是技术效率在2004年当年有了不错的增长外（而其原因在本文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进行的农业税试点改革而激发出的潜在生产力），近些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负增长，阻碍了农业粮食生产率的提高，这与我国粮食生产补贴的预期目标并不一致。我国粮食生产补贴的主要目标――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必须依赖于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粮食生产补贴究竟对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将是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在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方面，我国需促进农业土地流转、构建并不断完善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加快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确保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做好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如农业信贷制度、农业劳动力的培训机制以及粮食生产周边的服务体系。

篇2

关键词：商品混凝土；混凝土生产；施工质量；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O213文献标识码： A

一、商品混凝土的特点

1.远在市郊，避免城市污染

混凝土生产的搅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会污染城市的空气、水。因此，混凝土生产的地点一般都分布在城市郊区，这样生产混凝土不会像传统施工那样在施工地造成粉尘污染、噪音污染和水污染等，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环境更环保。

2.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混凝土生产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提升了商品混凝土的质量，降低了生产混凝土对城市环境的污染。用同样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出来的商品混凝土质量更好，生产量更大，生产周期更短，计量更精确，生产供应更稳定。

3.提高施工现场的文明程度

混凝土搅拌从施工现场分离开来，减少了堆放在施工现场的物品，改善了施工现场脏、乱、差的施工环境，提高了施工环境的安全。

二、当前商品混凝土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不符合环保要求

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噪声超标、粉尘超标及废水超标的问题，严重影响的周边环境，给居民的生活及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

2.绿色面积过少

从商品混凝土生产厂家来看，主要存在着绿化面积过少的问题，生产厂区内污水乱排乱放，飞尘四处飞，生产设备又脏又臭。对企业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有损于城市形象。

3.生产技术落后

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的企业，生产技术差，能耗高，对废弃资源缺乏有效地综合利用。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缺乏有效地处理和再利用，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三、我国对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现状及意义

我国混凝土商品化生产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在此期间混凝土的技术、质量、产量都有了很大进步。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混凝土行业依旧处在初级阶段，技术和质量还有一定差距。最主要是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企业内部欠缺长远目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很普遍；没有足够重视混凝土的质量尤其是耐久性；因为某些从业者的质量意识缺乏，导致某些质量较差或质量不合格的原料投入生产之中，造成混凝土质量欠缺；由于某些施工人员的技术很差，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培训，也造成施工的质量变差，最终对混凝土的质量产生影响；某些从业者的观念很落后，觉得混凝土行业的技术含量很低，在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情形下，也不依照规章进行操作，对混凝土质量不加重视。

四、控制商品混凝土的施工质量

1.提高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通过对施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更有利于实现现阶段的施工管理需要。比如进行商品混凝土浇筑模块中，要进行不同责任的人员的工作协调，技术人员要进行技术交底工作的开展，操作人员要提升自己的工作素质，要具备良好的责任意识及其责任心，实现对各种意外的预防。从而针对混凝土的运输模块、供应模块等展开控制。严禁以任何方式向混凝土中随意加水；浇筑商品混凝土时，振动棒振动时间不宜过长，应严格按规范要求施工。在混凝土浇筑整个过程中应加强对钢筋的看护，用悬挂法施工，防止施工过程中负弯矩筋的踩踏，及时发现偏离位置的钢筋并进行复位处理。通过对施工进度的控制，更有利于提升施工的效益，这需要进行整体性的混凝土施工工作的开展，保证施工组织的设计模块的优化，保证施工效益的提升，实现混凝土的预期强度的提升，保证其满足混凝土的强度需要，保证各种混凝土养护工作的开展，做好混凝土的养护工作。第一次养护时间应尽量提前，随抹随覆盖塑料薄膜。避免太阳直晒后的混凝土上直接浇水养护，以防止混凝土表面温度骤降产生裂缝。终凝后混凝土表面应保持湿润状态，必须安排专人进行淋水养护，普通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少于7天，抗渗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少于14天。

2.加强对商品混凝土原材料的管理

商品混凝土供应单位对混凝土本身的质量控制要把好各种原材料的管理工作，对原材料的采购、运输、装载都不能出现疏忽质量的现象。下面我们从各方面探讨原材料的管理:对原材料分类标识，按种类堆放。对水泥、粉煤灰、外加剂、砂、石等原材料标识清楚，按照它们的品种、规格分类堆放在不同的位置，防止原材料的混合，还有对粉煤灰以及外加剂等原材料贮存仓加盖上锁，安排专门人员管理，避免错用或受污染；对原材料采取防潮防湿措施。对水泥、砂石料堆、粉煤灰、外加剂等底部容易潮湿、积水的材料堆放地采取防潮、防湿，必要时四周采取排水措施。这样就可以防止它们底部积水，避免商品混凝土由于原材料的质量问题造成质量事故的出现；商品混凝土施工配合比的设计和管理。工程项目施工中商品混凝土的施工配合比设计是实现商品混凝土质量控制的核心内容，所以，必须要重视商品混凝土施工配合比的设计工作:优先使用适合的水胶比和掺适量的优质高效减水剂的商品混凝土，提高混凝土的抗侵蚀性和防腐蚀性，保证商品混凝土的设计强度，从而实现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确保工程的质量。

3.商品混凝土施工控制

1)卸料

混凝土搅拌车到达建筑工地后，应尽量减少停住时间，一般情况下，从出厂到卸完理应控制在2小时以内，最长不要超过3小时；夏季要求更高，卸完货要控制在1.5个小时内，最长也要在2.5个小时内。混凝士搅拌车最好在卸货前高速转动30秒再卸货，以确保混凝土搅拌物的均匀。

2)浇筑

商品混凝土施工时浇筑顺序：首先，由远到近；其次，在同一区域内，先竖后水平，连续分层浇筑；最后，施工时，浇筑各处间歇的时间不能超过混凝土初凝的时间。混凝土浇筑时要重视浇铺与振捣，克服重振捣、轻浇铺的不良习惯。浇铺无序和振捣无方，都是混凝土施工质量种不均匀的根源，而且浇铺与振捣时要注意把握“火候”。振捣时要密切注视浇铺状况，浇铺时密切注意振捣的状况，何时可振，何时不能振，何时开始振，何时结束振，振捣时长、遍数，振捣必须做到不早、不迟、不欠、不过，不漏、不短、不长；在梁、板、柱和墙整体现浇时，先浇柱、墙等竖向构，浇注完毕后停歇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待柱、墙的混凝土充分沉实后，再浇梁、板。因梁、板浇筑后易出现沉缩裂缝，对出现沉缩裂缝的部位应在半个小时至一小时后应进行二次振捣。

4.混凝土的配比控制

在商品混凝土的选择过程中，进行混凝土的配合比的控制是必要的，旨在满足工程施工的需要，确保按照混凝土的强度进行配合比的设计控制，进行坍圮度的控制，实现整体现场浇筑质量的优化，这就需要进行混凝土强度的提升，实现混凝土的收缩模块的控制等，针对其日常工作模块中，进行现场浇筑质量的提升，从而保证混凝土强度的优化，以促进建筑结构的优化，实现其建筑结构的整体安全性，保证建筑结构隐患的解决。在现阶段商品混凝土的应用过程中，做好搅拌站的工作及其施工工作是必要的，从而保证交通运输质量的提升。保证运送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保证施工现场工作的积极开展，这样可以提升混凝土的施工质量，坍落度减小。另一方面由于施工现场等候时间过长，若等候时间超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而混凝土不能及时浇筑，已浇筑的混凝土会发生初凝，形成施工缝，严重的甚至整个构件报废处理。

5.采用现代管理方式

1)对多个模块进行有效地整合

对材料称重、库存、销售、试验室、财务等方面的管理系统和控制系统的有效整合，改变过去单兵奋战的状态，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有效地降低油耗和电耗，大量地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可以将GPS系统安装在运输设备上。

2)采用能耗定额管理

利用审计方法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分析，并制定出绿色混凝土能耗定额管理方法，对节能、组织、管理指标、生产工艺等进行细化，并给混凝土生产过程进行能耗定额管理，以降低企业的能耗，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

3)采用绿色生产管理办法

要立足绿色生产，通过编制绿色生产管理制度，从而加速绿色生产的进度，使管理模式符合绿色混凝土的特点，从而确保商品混凝土生产得到顺利地进行。可以采用星级评价的方式，对所属的搅拌站进行星级点评，制定出星级评价的标准，这样才能够促使混凝土的绿色生产顺利地运转。对每月的绿色混凝土生产进行检查通报，以此确保公司绿色混凝土生产的顺利实施。

4)做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积极参加环境标志产品绿色认证，严格按照国家环保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促使商品混凝土的配制、生产等整个过程都与环保的要求相符合，从而减少商品混凝土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危害。

6.采用绿色生产技术

1)做好绿色选材

对工业废渣、石屑等原材料进行选用，并对再生混凝土骨料等资源进行再利用。

2)采用绿色设计

以耐久性为出发点，加强对混凝土产品的设计，确保设计出的混凝土具有较高性能，而不能够以强度为出发点，从而提高绿色混凝土的使用寿命，降低维修费用，节约资源。

3)采用绿色生产

在商品混凝土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型的搅拌站管理系统，建设花园式厂站，尽可能地减少粉尘，降低噪音污染，想方设法地降低混凝上生产过程中的电量。在商品混凝土的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弃料进行回收利用，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排放量。

4)做好绿色供应

规范商品混凝土运输、采送过程，最大可能地调动使用效率，从而减少水泥、砂石和等原材料的浪费。

综上所述，商品混凝土生产的过程中，要采用适当的生产技术，才能保证生产的质量，进行施工的过程中，要做好施工的质量控制，保证混凝土施工更好的进行。

参考文献：

[1]李雷杰.商品混凝土生产及施工质量控制要素分析[J].商品混凝土,2013,03: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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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生产；战略；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16-03

粮食生产是以土地为基础、其他多种生产要素有机组合，人为活动主导的生产实践活动，具有较长的周期，涉及面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仅涉及到农业及农村发展，也涉及到人口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保持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粮食安全生产则是首要问题，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战略问题。

甘肃作为一个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生产环境脆弱的省份，多年来围绕粮食生产和农村扶贫攻坚，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设施入手，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及保灌面积，增加化肥、农膜用量，改人力、畜力作业为机械作业，改善良种等科技投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粮食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粮食生产也受到了耕地快速减少、投入不足、生产不够重视等影响。甘肃在大面积的干旱环境、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用水总量稳中有升、人口多、耕地少且质量不高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又要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农业资源，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配置农业资源，必须对全省粮食生产战略做出选择。

1.甘肃粮食生产变化特征

根据对1949～2004年间甘肃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分析研究表明，55年甘肃粮食生产波动共有19个周期（以波动的谷值为界），平均每3年就有一个周期，而且波动的振幅悬殊，具有高频振荡的明显特征；周期波动扩张与收缩的节律快捷，多数周期是由峰值直落谷底。这一特征表明甘肃粮食生产的控制因素相对较为复杂。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发展因素、行政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自然变化的制约。据于法稳、王茯泉的研究［1］，在人为可控因素中，显著相关的因素依次是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播种面积等。对气候变化研究表明：甘肃夏粮有9～12年周期变化、而秋粮有11年的周期变化［2］。单产与总产量的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说明影响甘肃粮食总产量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是单产的提高或下降。

我们对自1949年来全省的粮食产量变化作3年数据的滑动平均处理得到图1。由该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甘肃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第一，全省自1949年以来，大体有三个完整的周期，现在已经开始第四周期。即从增长到下降到谷底有三个周期，它们分别是1949～1961年；1961～1980年；1980～2001年；现在正处于第四个周期的开始阶段。第二，每个周期变化增长期长而回落期短，同时存在着增长期拉长而回落期缩短的趋势。如第一周期增长8年，回落期4年；第二周期增长期15年，回落期5年；第三周期增长18年，回落期4年。第三，处于增长期中的产量不排除有下降的可能性。第四，就增长期内作线性回归，第一个增长期内年均增长18.78万吨，第二个增长期内年增长19.3万吨，第三个增长期内年增长19.92万吨，且R2均在0.95以上（图2）。未来甘肃粮食生产的变化，我们认为也服从这一规律。随着国家对农村扶持政策的继续和促进粮食生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粮食生产增长趋势是不会变化的。

2.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

2.1种植业结构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种植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总量。在一定农业经济技术水平下，粮食播种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粮食的总量。近十年来，甘肃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也持续下降，由1993年的4269.04万亩下降到2004年的3801.9万亩，年平均减少38.93万亩，但由于单产水平的提高，全省粮食总量呈上升趋势，由1993年的750.26万吨上升到2004年的805.8万吨，年平均上升了4.63万吨。同时,粮食作物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逐渐下降，从78.21%下降到69.08%,下降了9.1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约0.76个百分点。

粮食生产品种方面，小麦的播种面积从1993年的2105.34万亩持续下降到2004年的1400.25万亩，年平均下降58.76万亩；玉米的播种面积呈上升趋势，2003年玉米的播种面积是1993的1.59倍，年平均上升了23.28万亩，可以反映出小麦播种面积的调整，一方面转变为玉米的播种面积，另一方面则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豆播种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比重较小，保持在3%左右。小麦、玉米及洋芋生产总量分别从398.64、151.02、64.36万吨变化为272.32、245.03、170.8万吨，小麦年均下降10.53万吨，玉米和洋芋年均分别增加7.83和8.87万吨。同时，粮食生产的单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2.2生产要素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分析

粮食生产总量与粮食播种面积及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推广是促进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另外，其他因素对于农业生产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于农业生产基础比较薄弱的甘肃省来说，粮食生产受灾害的影响非常大，考虑到对粮食生产的综合影响以及数据可得性，选用受灾面积这个综合性的宏观指标作为度量天气因素的量化因子［3］。

COBB-DOUGLAS生产函数是对各种因素贡献率分析的重要模型［4］，本研究运用C-D生产函数估计粮食各生产要素生产弹性系数，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甘肃粮食生产的Cobb-Douglas函数为［5］：

Y=AertKaLbDc

(1)

式中Y为粮食生产总量，K、L、D、P分别为与Y相关的投入要素即粮食播种面积、粮食生产劳动力、受灾面积。a、b、c为待估参数，分别是粮食播种面积、乡村劳动力、受灾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r是科技进步引起的粮食总产值增长速度。T为时间变量，A为常数项。

对(1)式两边取对数

lnY=lnA+alnK+blnL+clnD++rt

(2)

（2）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得:

(3)式可简写为y′=a*k′+b*L′+c*d′+r

(4)

y′、k′、L′、p′分别是相应因素的增长速度。

则农业科技贡献率r＝y′－a*k′－b*L′－c*d′

(5)

(5)式中的Y、K、L、D、P的数据可由《甘肃年鉴》中查出，5式中的有关参数，用1984～2003共20年统计数据，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SPSS计算可以得到：粮食增量与其他增量服从下列模型：

Y′=-13.426+1.272K′+1.391L′-0.0079D′+0.0046t

从该模型的计算结果看，R2=0.825，说明显著相关。

由此可以说明这个模型中的粮食投入要素的变化能很好地解释粮食产出的变化，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其参数值，求出科技进步年均增长率r的具体数值。

计算结果为:

a=1.272b=1.391c=-0.0079r＝0.0041

另外，利用复利公式计算得粮食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0％。

则1984～2003年甘肃农业科技贡献率=农业科技年均增长率/粮食总产值年均增长率:20.5%。

经过测算，1984～2003这20年间甘肃省农业科技贡献率为20.5%（表1），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很大程度是靠粮食总播种面积来实现的，贡献份额为43.01％，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为2.24％，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率为30.47％，受灾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份额较小，为6.02％。这表明甘肃粮食增长方式总体上处于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经营阶段,科技进步还处于第2位的增长因素。甘肃农业科技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明显落后于26.0%的全国平均水平。说明甘肃在农业科技投入及产出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另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力度不大，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技术人员少，是制约甘肃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方面。

根据甘肃自然条件的变化趋势、甘肃社会经济发展及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种植结构调整及政策的有效保障等，我们认为未来甘肃粮食发展战略应该是：在立足于省内粮食生产总量平衡的条件下，发挥品种和区域优势，以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和产业化生产为主体，以科技为支撑，以粮食单产的有效提高为目标，增强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供需平衡。

选择上述战略的原因基于：

①甘肃历来不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6］，但粮食问题自解放以来一直困扰着甘肃社会经济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粮食问题才得到初步缓解。由于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因此，粮食生产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必须从粮食安全的高度，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②甘肃是一个经济相对滞后的西部边远省份。其财政收入入不缚出，人均收入水平低。在经济上不仅没有支撑通过市场购买粮食的能力，而且购买粮食所需的运费也将会无力承担。因此，不能因为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存在而放松粮食的生产。

③随着对“虚拟水”［7］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针对甘肃水资源短缺的状态，我们认为，省内粮食生产的目标将是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结构的优化，要避免输出粮食这一耗水量高的产品。同时需要针对省内种植业特色化生产，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来增强农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获得比较效益。

④粮食单产的有效提高是今后全省粮食生产的重点。必须通过粮食的专业化和产业发展，增强粮食的生产能力。

⑤按照粮食需求多元化的要求，对不同品种粮食生产按照区域特色化生产要求，通过比较效益来组织小杂粮生产，满足不同需求。

4.提高甘肃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对策措施

4.1落实中央有关政策，调动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粮食生产以年度为周期的特点和甘肃曾经在历史时期遭受的苦难，这就要求我们时刻铭记这些教训，正确分析和看待目前甘肃全省的粮食生产形势，既要有忧患意识，不能悲观，但也不能听之任之过于乐观。应该把粮食生产作为全省农业发展的中心内容来抓紧抓好。2005年国家继续加强和重视“三农”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税费减免的范围、实施补贴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对粮食生产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直接获得种粮补贴，另一方面，利用粮食市场价格的有效变化增长了农民的收入；第二，由于减免税费，提高农业的资金投入；第三，增加了农业科技投入，大力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小规模向大规模转变，种植结构由滞销品种向优质畅销品种转变；第四，农业产业化发展，由一些大的龙头企业带动，形成了企业+农户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服务模式，也为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对农民购买农机具开展的补贴扶持措施，有效地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减轻了劳动负担，提高了参与外出打工等活动的机动性。

4.2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甘肃粮食生产量的稳定提高得益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应继续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的保障程度，减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深刻影响。

以水利建设为核心，突出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水利建设要以节水为中心，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天上水、地下水、地表水“三水”齐抓，大中小工程并举，新建与挖潜配套结合。

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契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要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依法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要控制工业、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中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对土地和水体的污染。农业综合开发要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重点治理荒漠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等一些突出的生态问题，改造低产的农田、果园、草地，提高产出。要坚持区域开发、集中连片治理的做法，使开发治理同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结合起来。

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资料的投入。要继续加大力度增加农业机械的投放，通过补贴积极鼓励农民购买农机具，提高农村农业机械使用水平，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加强农膜、化肥等支农物质的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粮食生产能力。

4.3重视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

重视粮种的选育，扩大粮食增产空间［8］。首先，增强具有抗旱性、抗倒伏性、高产、优质等性状粮种。其次，要组织和建立专业化的粮种生产公司和基地，按照专业化生产的要求来组织生产，在产品品质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保障粮食生产的有效性。第三，按照专业化经营来达到优良品种的推广与应用。

强化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第一，要正确引导农民分析市场变化，选择适宜的作物品种，参与市场竞争。第二，引导和培训农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合理施肥、合理密植，对于不同情况选择有效的农药制剂，预防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病虫害，有效节约水资源，提高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能力。第三，引导和培训农民学习和掌握分析农产品市场的能力，让农民真正从增产中增收。第四，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消除市场波动带来的收益不稳定问题。

4.3以重点企业为龙头，重视粮食专业化生产

首先，稳定粮食生产规模，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要以河西、陇东、沿黄灌区为重点，推广专用、硬质小麦及新型玉米等产品，提倡集中联片规模化种植，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其次，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建立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对饲料粮进行专业化生产。粮食要向优质化、专用化方向发展；第三，围绕支柱产业建设，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运销和饲料加工，以龙头企业和基地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参考文献：

［1］于法稳，王茯泉．实现甘肃省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J］.开发研究，2005，（2）：7-9.

［2］尹东，杨家宝．甘肃省粮食产量年际波动特征分析［J］.中国农业气象，1998,(5).

［3］魏邦农．甘肃省农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0,16（1）:25-39.

［4］孙敬水．计量经济学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00-105.

［5］贾雨文，李荣平等．弹性系数的调整和贡献率算法的改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4).

［6］王润元，韩永翔．甘肃省农作物产量主要影响因素诊断分析［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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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补贴 DEA Malmquist指数

一、引言云南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省份，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67%，所以农业的健康有效发展对全省经济意义重大。同时农业又是一个弱质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此，对农业进行补贴，特别是粮食补贴，是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始终是各国关注的最基本民生问题，所以，粮食补贴已成为世界各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核心。

二、粮食直补传导机制（一）拓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于研究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且使用非常广泛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基本的形式为：Y=ALαKβε （1），式（1）中Y、A、L、K分别为经济总产值、综合技术水平、投入劳动力及资本的数量，α、β依次为劳动力与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为测算粮食直补等各种农业生产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数量关系，本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和拓展。农业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粮食直补和自然环境等。由于自然环境难以用某一具体指标进行准确衡量，所以将自然环境等其它因素放入随机扰动项。因此，拓展后的用于测度农业产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体形式设定为：Y=ALβ1Kβ2Sβ3ε （2），其中，Y表示粮食总产量，A是综合技术水平，L、K、S依次表示各地区农业从业人员、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及粮食直补总额，β1、β2、β3分别为各种农业生产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为获得更为精确的参数估计结果，对式（2）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变换为线性数据模型：lnYt=lnA+β1lnLt+β2lnKt+β3lnSt+εt（3）。（二） 统计检验与实证分析由于各省区的农业生产规模、生产技术水平及粮食直补规模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利用2004-20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模型（2）作参数估计，结果如下：lnY=-2.993+0.223lnL+0.712lnK+0.125lnS，t=（-16.12 8.72 19.26 12.77），R2 = 0.98，F=3269.21， （F-statistic） = 0.00。该数据模型的拟合优度高达98%，说明农业从业人员、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及粮食直补总额等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粮食产量的整体影响是高度显著的。从各解释变量的t值来看，解释变量对粮食产量的单项影响同样高度显著，并且各项回归系数的符号亦与理论预期相同。粮食产量对粮食直补的弹性系数为0.125，经验数据分析支持了“粮食直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显著”的论断，说明粮食直补政策产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是有效的。这为我们以后数据包络分析中选取投入产出指标提供了方向。

三、基于DEA的粮食直补效率评价（一）实证模型1.数据包络分析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主要是基于多指标输入和多指标输出，利用线性规划构建有效率的凸性生产前沿，通过与该前沿的比较识别各决策单元（DUM）的相对效率。（二）数据选取关于决策单元（DUM）选取，由于DEA法对决策单元有同质性的要求，所以本文选取与云南省粮食生产情况相近的几个非粮食主产区的省份。关于投入指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扩展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农业从业人员（L）、农作物总播种面积（K）与粮食直接补贴总额（S）作为投入指标。关于产出指标的选取，根据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主要目标（稳定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选取反映政策目标的两项指标作为产出指标――粮食产量、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三）实证分析结果1.效率评价2004、2008年五省市粮食直补效率分析中，2004云南省直补效率排名倒数第一，2008年排名倒数第二，虽然名次上升但直补效率却发生净下降。从2004到2008年，云南省粮食直接补贴综合效率下降了0.252个效率单位，下降幅度较大。通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发现，云南省粮食直补效率下降源于纯技术效率的大幅下降，2004年到2008年纯技术效率共下降了0.37个效率单位。虽然规模效率是上升的（上升0.082单位），但其上升幅度远小于纯技术效率下降幅度，所以2008年云南省粮食直补综合效率出现下降现象。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云南省纯技术效率达到1，说明当时云南省粮食“直补”政策的制度安排及管理是有效率的，补贴操作成本较小，但是这种优势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持，在2008年迅速下滑，成为制约云南省粮食直补效率发挥的关键障碍。2.粮食直补效率动态分析Malmquist生产指数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用于估计松弛变量的一种方法。由于它可用于描述跨期多输入和多输出变量间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所以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法考察在技术可变条件下云南省粮食直补效率变动情况。根据表1中Malmquist生产指数显示，只有云南和广西两省出现了粮食生产率下滑，其余省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效率上升，尤其是重庆市，其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了166.3%，而云南省却下降了5.7%。观测发现，云南省的粮食生产效率下降主要源于技术效率、制度效率和部分规模效率的下降。横向来看，云南省技术效率（即资源配置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即制度效率）都最低。所以应尽快重点提高云南省粮食生产及“直补”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

四、政策建议通过分析发现，云南省粮食直补效率不高，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不能达到有效状态。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粮食直补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降低操作成本。改善管理，合理调整补贴制度是提升粮食直补综合效率的关键。第二，适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规模。可以通过加收农地征用补偿金来实现。农地征用削减粮食种植面积，威胁粮食安全，在农地征用中加收部分农地征用补偿金有利于鼓励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是拓宽粮食直补资金的良好途径。第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梳理各类农业补贴资金，调整粮食生产补贴比例，将对社会、经济有重要贡献的粮食种类进行重点补贴；将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贡献的农业人口进行重点补贴，逐步提高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的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陈俊杰.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

[J].中州学报，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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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地流转 非粮化 粮食安全 农业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开放后继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权分离”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我国从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对要素流动性的诉求。以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从我国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当前条件下如何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的内涵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

从研究时序上看，“非粮化”这一表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008年之后研究文献提及“非粮化”的频率开始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非粮化”研究进入高发期，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程度和发展态势界定也从“现象”逐渐变化为“倾向”、“趋势”。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现状。现有文献研究中通常使用“粮作比”、“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种粮大户占种植大户比例”等指标描述农地“非粮化”水平。例如，冯远香、刘光远（2013）使用“粮作比”衡量新疆“非粮化”程度，指出新疆1978～2011年间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出现双降①。何蒲明、全磊（2014）使用“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描述土地“非粮化”程度，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计算，1978～2012年我国非粮化比例由19.7%上升至31.9%②。但更多的学者使用“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对众多省份和地区的“非粮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省份和地区既包括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在内的粮食主产区省份，也涉及浙江这样的粮食主销区省份，还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这样的粮食产销大体平衡的省份和地区。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成因。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流转费用过高导致的土地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上涨、高昂的农业雇工费用是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中，以及有工商资本参与的农户对企业、种养殖大户、协会等流转对象的流转案例中。在收入方面，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重要成因③。另外，农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高效农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央政府粮食补贴力度不足及制度设计偏差、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不成熟、工商资本下乡等也是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解决对策。消除种粮比较经济效益过低是解决“非粮化”问题的关键。政府可通过建立耕地低成本流转机制、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提高粮食生产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同时，还应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政策，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以保证粮农收入。

政府的粮食补贴和投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数学者都建议政府应将粮食补贴从普惠式向重点扶持式的支农惠农政策转型；提高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补贴水平，对种粮大户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进行阶梯式奖励和补贴；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针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提出应细化耕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粮田必须种粮”的规定；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制度。另外，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强化粮食金融信贷和保险体系、加大粮食安全舆论引导力量、慎重引进工商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等措施也应引起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

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是目前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粮食安全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早期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是少量的、缓慢的，但随着“运动”式的“中国圈地”快速升级，农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加，其影响变得日益复杂而深远。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地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功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都成为了农地流转的功能性目标。如何对众多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进行排序和选择，已有的研究并不统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地流转的第一道红线，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农地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应因农地流转而改变。但面对多重目标体系，多数学者表现出选择侧重的差别。茅于轼（2008）指出，保护耕地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认为我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④。茅于轼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耕地红线”之争。主流观点支持设立耕地红线政策，对茅于轼持批评态度。茅于轼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及国际关系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我国具备较强抵御粮食贸易讹诈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粮化配置的机会收益不断提高，必须考虑土地粮化配置的效率。安耕（2011）认为，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合理性的⑤。王文龙、万颖（2012）认为，政府的土地垄断与农地非农利用严格控制是不合理性的，固定耕地红线的看法是不科学的⑥。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神话”内核是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带有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地流转多重目标选择的非农倾斜。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和农业绩效的影响。学界关于我国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国农地流转意味着土地资源的有效流动，优化配置了的土地资源可以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可具体反映在使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个方面⑦。但农地流转导致的“非粮化”让人担忧。乐观的看法认为，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这个趋势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的土地流转“非粮化”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⑧。悲观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土地“非粮化”倾向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避免其进一步蔓延⑨。

学界往往将“粮食数量安全”作为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影响指标进行考察，从土地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单位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等方面考察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的影响。陈海磊等（2014）提出，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在农地从低效率农户转向高效率农户的过程中土地生产效率提高⑩。姚洋（2000）将这一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归纳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的“土地流转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同时还提出“交易收益效应”，并从农地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角度将这两种效应定性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后土地生产效率很难出现明显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俞海等（2003）指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促进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只有在土地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粮食安全与农地流转二者关系的统筹。很多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福生（2015）建议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应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应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粮食安全保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构建“农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完整保障粮食安全的链条，应对农田使用权人和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管理，应进一步明确基本农田分区规划和管制，实施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从长期内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2015）提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投入和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技术和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论

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目前，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我们可以以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倒逼经济产业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长期形成的工业偏斜政策、城市发展偏斜政策已经造成了弱势的“三农”格局，在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考虑“三农”问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安身立本的根本，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同时，农地种粮是国家粮保障食安全的基础，土地经济性当然重要，但其社会性、政治性等其他价值也同样重要。

应丰富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内涵下的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分析，没有在全面粮食安全内涵视角下考虑这一课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调运、高消耗”的“五高”并存？“南粮北运”是否低碳可持续？如何实现粮食“绿色增产”？等等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应更加关注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质量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生态安全、粮食空间安全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

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保持粮食安全谨慎态度。反对“非粮化”问题严重化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判断，第一，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不低，“非粮化”没有内在动因。第二，我国目前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求减少国内粮食产量或者通过进口粮食，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但在粮食生产成本研究中学者主要计算直接物质费用，对间接费用考虑较少。蒋和平提出目前“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但在已有文献的成本核算中没有考虑。另外，粮食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应考虑财政成本、生态成本，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我国虽然连年粮食高产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及需求刚性存在的背景下，不宜轻下“粮食安全能够保障”的定论。

应丰富完善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涵。现有文献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概念理解简单化，将之数量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基于以上，学界很难对“非粮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构词法上看，农地流转“非粮化”是指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出现的原有粮食生产性质（状态）向非粮食生产性质（状态）的转变，这种性质或状态包含种植，但应不仅限于种植，而是涵盖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及其保障体系，即种植、配管、收获、收购、仓储、加工、交易等环节及配套的科技、金融、财税、政策、法规等在内的体系的性质和状态。使用“粮作比”或者“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地播种面积的比例”等无法全面衡量“非粮化”程度。“非粮化”涵义亟待丰富，以使之立体化、系统化，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JY108）

【注释】

①冯远香，刘光远：“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基于区域粮食供给安全视角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2期，第30～32页。

②何蒲明，全磊：“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73～76页。

③易小燕，陈印军，王勇，李倩倩：“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8期，第21～23页。

④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农村金融研究》，2008年第9期，第76页。

⑤安耕：“耕地红线之争的三点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3～35页。

⑥王文龙，万颖：“中国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的判断与三农治理新思维”，《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0～294页。

⑦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和发展对策”，《农业经济》，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⑧陈卫群：“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粮食安全”，《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⑨管叔琪：“土地流转‘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1期，第12～13页。

⑩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第61～72页。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4～66页。

俞海，黄季j：“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82～91页。

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第6期，第38～42页。

曾福生：“建立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1期，第1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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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粮价下跌；粮食安全；两难困境；农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44-06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历来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逐年增加。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整体经济和农业领域纷纷步入新常态：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涨、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加剧、农产品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开始突出、粮食国内外价格倒挂和国内粮食库存积压现象日益严重、农民增产不增收、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粮食收储政策面临难以为继境地……严峻的农业新形势迫切要求我国农业领域主动进行变革。

随着我国各地农地流转速度逐渐加快，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方式悄然出现，但是今年的粮价下跌再次为农业转型蒙上了一层阴影，种粮大户强行退地的违约潮频繁出现，进而引发农民与种地大户、村委会之间的各种矛盾，基层稳定因子发生动摇，长此以往，我国的粮食安全大局势必受到影响。基于此，我们于2015年秋收之际深入到中国产粮大省河南18个地级市，对普通农户、种粮大户、各类农业合作社、各级粮食收购商、村干部等涉农主体一一进行了入户调查，尝试以管窥豹，基于河南省种粮形势为我国当前粮价下跌和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寻找出路。

一、河南省粮食种植的现状归纳

（一）普通农户种地积极性总体偏低，种地“老龄化”问题突出

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种地的比较收益显著低于外出打工或从事其它行业，导致普通农户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种地积极性总体偏低，从而增加了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我国当前农村普遍存在“老年人种地，青壮年打工”的现象，在60岁以上的老年农户中，有85.1%的仍然从事粮食生产，而留在家中的20～40岁的青壮年劳力，这一比例仅在70%左右，且这部分农户通常以从事运输、买卖等兼业为主，业余时间才参加粮食生产。随着我国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粮食种植的“老年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二）靠天吃饭的种地思维依然普遍，种地农户“兼业化”现象突出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种地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家庭需要，他们并不奢求依靠种地发家致富，种地在当前显然还不能成为大多数农民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我们对农民种地的目的进行了调查，大多数农户表示种地“既是为了吃饭，也是为了挣些钱”，单纯“为了吃饭”的农户也占了相当比重，明确表示种地是“为了挣钱”的农户比重很少，且大多是种粮大户。考虑到小农粮食种植还面临着粮食单产量低、种粮农户文化水平低、粮食种植科技投入少、种粮补贴政策不合理、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农民靠天吃饭的思维依然广泛存在，这都将深刻影响粮食生产效率和粮食种植效益，使得国家粮食安全面临诸多隐患。鉴于种地收益的有限特征，大多数农户在种粮的同时还会外出打工。在这些种粮农户当中，只有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化农民对种粮较为重视，大多数兼业农户表示自己对种粮不够重视，即使国家实施了各种粮食补贴政策，也不能有效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三）种地规模较小，农村土地流转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由于小农生产仍为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方式，农民粮食种植的规模普遍很小，不利于机械化操作和规模化经营，导致我国粮食亩产量普遍不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种粮大户的亩产量明显高于散户，种地的规模效应非常明显。然而受制于各种条件，我国土地流转的总体规模仍然较少，大多数农民仍然倾向于一家一户的生产。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人口的分化和转移力度逐渐加强，村庄和农业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决定了通过土地流转促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变革已经不可逆转[2]。但是根据调查，只有一部分种粮大户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效应，另一部分种粮大户却是旨在通过土地流转获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或者用于其它非农用途。随着2016年粮价大幅下跌，许多种粮大户无法按期支付土地租金，甚至违约退地，致使大片土地抛荒，严重威胁第二年的粮食收成。面对这种违约情况，许多农户表示缺乏合理的解决途径，村委会也无可奈何，常常引发地方，威胁基层稳定。

（四）国内外粮价倒挂现象严重，粮食质量不断下降

2015年，河南夏粮产量突破700亿斤，连续13年增产，然而大多数农民并没有体验到丰收的喜悦，反而是丰收的迷茫，大量粮食积压卖不出去，粮食经销商大量存粮滞销，种粮大户资金链趋于断裂，无钱投入再生产，农资经销商赊销严重，经营困难。与此同时，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尽管许多农户不愿承认国内粮食质量出现下降趋势，但是许多粮食经销商印证了这一点，许多种粮大户的言语之间也透漏了这样一个信息，由于国家长期存在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导致种地者当前关注的焦点在于粮食产量，也即通过种子、施肥等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实现粮食亩产量的增加，考虑到国家的各类惠农、支农政策，许多农户更是不计成本的投入，结果是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和耕地资源质量的严重破坏[3]，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但是粮食质量却不容乐观。

二、影响农民种地积极性的原因探索

（一）种地的比较收益低

种地比较收益低是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直接原因，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个结论。从横向比较看，农民种地收益不但低于其他经济作物的收益，而且明显低于畜牧业、淡水养殖业和高效林果业等其他农业生产的收益；从纵向比较看，粮价虽然逐年上升，但是种地收益却被快速上涨的农资价格所抵消，“粮食涨价涨零头，生资涨价涨块头”，农民“一只手得补贴，另一只手又把补贴送给了农资经营者”，种地收益被“吞噬”；从外在比较看，种地收益明显低于务工收益，很多农民表示，打10天工就能赚到一年的种粮收益。因此，许多农民要么“弃粮改经”，要么“弃农从工”。

（二）种地收入不再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的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农民不仅可以种植粮食，而且可以种植经济作物；既可以从事生产养殖，又可以进行农产品加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跳出农业生产的狭隘天地，个体经营、兴办企业、进城打工等途径，极大改变了农民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目前，非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等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在多元化的选择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种地而从事其他经济活动[4]。

（三）小规模种植致使农业生产成为“鸡肋”

目前，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依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农户的种粮规模普遍很小。在小规模的种植条件下，农户大都使用简单而落后的生产工具，主要运用世代相传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方法，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很少或者没有，这就阻碍了粮食生产的集约化和机械化水平，加大了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的难度，从而阻碍了土地使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5]。同时小规模种粮农户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自己的口粮，粮食生产基本处于自给或半自给状态，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低，从而影响种粮效益的提高。小规模种植无法保障粮食产量和质量，也无法实现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已然成为“鸡肋”。

三、制约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现实因素

既然大多数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都在不断下降，那么为什么不将自有的土地承包或流转出去，以获得更高的专业化收益呢？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土地流转相对规模仍然不大（见表1），大多数农民仍然没有流转土地的意愿。受到文化传统在内的众多因素影响，大多数农民并不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别人耕种，而更愿意维持小规模的家庭农业经营格局。问题在于，面临规模化、专业化粮食种植，普通农户为何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还是存在其它因素，例如过高的交易费用阻止了土地流转的发生？我们的调查结果为后一种推论提供了支持。

（一）土地流转服务机构缺失

土地流转中心是规范和促进土地流转的重要服务机构，缺少了这一中间环节，土地流转不畅现象就会发生。根据调查，仅有6.4%的农户表示本地设有土地流转中心，45.5%的农户明确表示没有，48.1%的农户不清楚。土地流转服务机构的相对滞后，导致土地流转供求信息交流受限，客观上限制了农地流转与农地的规模化经营。

（二）惠农政策无法惠及土地流转

我国惠农政策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农地支持力度存在差异，在调查区域中，“5亩（含）以下”、“5～10亩（含）”、“10～15亩（含）”、“15～20亩（含）”、“20亩以上”的亩均农业补贴依次为77.93元、65.31元、50.02元、72.56元、41.08元，20亩以上的农地亩均补贴显著低于其他规模的农地补贴，土地种植规模越大，获得的补贴力度却没有相应提高，这就对种粮大户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影响，进而使得许多有条件的大户放弃了流转土地的计划。

（三）低社会保障程度阻碍了土地流转

没有参加社会保障的农户，农地流转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发生过农地流转的农户中，参加新农合的户数占到总数的32%，没有参加新农合而发生农地流转的占到20%，少于参加了新农合的农户。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中，参加了新农保和没有参加的比重分别为25%、19%，前者比后者高出了6个百分点。由此说明，社会保障情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农地流转意向。农地不仅承担着农民基本生存需求的重任，还承载着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社会功能[6]。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很难保证失地农民妥善安置、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顺利推进。

（四）农地纠纷缺乏法律保障

随着规模化经营模式的导入，市场行为的日趋频繁，土地纠纷问题也逐渐显现。面对土地纠纷（包括农地流转与土地征用），“村干部解决”、“打官司解决”、“上级政府解决”、“尚未解决”、“私下协调”、“上访解决”的比重依次为42%、1%、7%、20%、25%、5%，依靠法律途径解决土地纠纷的仍然是少数现象，一旦发生土地纠纷，交易双方就缺乏可靠的解决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流转。

客观因素之外，还存在着诸多主观因素制约普通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一般情况下，种粮大户需要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一般为外出务工有一定积攒的农民，他们在返乡后具备了规模化种植的基础条件。但是，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热情较高，返乡创业意愿却不强烈，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动力更加不足。此外，乡村传统观念往往较为保守，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经营观念尚未形成，加上能力、学识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土地规模化经营很难真正形成。

四、我国粮食安全困境的集中表现

农业新常态下，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适应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继续通过粮价保护政策来刺激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已经不再行得通。由于我国粮食生产不具有成本优势，丧失了与国外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国内粮价下跌终将不可避免，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断下降，未来的粮食安全也将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粮食安全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种地“兼业化”问题突出，影响粮食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农民都把农业生产作为一种兼业，农民对农业感情逐渐淡化，重工轻农、重商轻农的思想比较普遍，把农业生产作为兼业、把粮食种植作为副业的现象开始突出。相对于职业化农民，兼业农民种粮大多不够认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粮食种植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许多农民为了自家的粮食消费，不愿意放弃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农民为了增加收入以应付不断扩大的货币支出压力，他们大多会选择从事其他的行业。完全出于挣钱而种地的农户很少，甚至不到一成，大多数农民种地的首要目的还是为了吃饭。可以看出，农民种粮基本上出于满足自己食用，对于纯粹的商业种粮意向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种粮的自给自足性，而非商业性。农民种粮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较少向社会提供商业粮食，种粮的商品化程度低，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多是种粮，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种粮的产量，让农民种地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能为社会提供商品粮，为家庭创收也将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大多农户不愿放弃种粮依然从事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专业化程度，兼业经营还将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二）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改进不足，导致粮食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1.耕地质量不升反降

我国耕地的自然质量相对较差，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偏低。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薄弱的自然条件限制了我国的农业生产[7]，成为影响粮食安全最大的问题。

2.生产条件不断恶化

我国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淡水占有量仅2220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达到16亿高峰时，在降水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人均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760立方米，逼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警戒线，水资源总体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农业用水形势也将更为严峻[8]。

3.农业机械普及困难

我国与世界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的差距是不争的事实，以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平均使用量和收割机平均使用量为例，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9.4和3.0，亚洲平均值为15.0和4.2，但我国的数值仅为6.8和1.6。

4.科技力量介入困难

当一定时期内土地、资金、人力投入恒定甚至相对缩减的情况下，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产出的唯一方式。以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例，美国当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80%，以色列为96%，我国仅为48%左右，差距悬殊。

（三）组合性生产要素配置不当，科学种田格局无法形成

我国农民数量众多，生产主体分散，这种分散性对粮食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结构安全都会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分散农户的经营具有较大随意性，对粮食供给的持续性、稳定性也会造成一定威胁，以家户自需为目的的生产取向还会引发微观粮食安全与宏观粮食安全的矛盾[9]。生产主体的分散性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粗放特征，专业化生产居民无法形成，也就制约农业技术的进步，大多数农民只能通过追加生产要素数量，来获得粮食产量的增加，而不是考虑质量改进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造成了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限制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提高。过度使用某种生产要素，例如我国农业对化肥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还将产生恶劣的生态影响，制约农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五、促进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分类流转

在区域经济比较发达、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农民就业渠道多的地区，可设立专项支持资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在经济欠发达、农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地区，应鼓励支持农业合作组织及龙头企业等主体实现联结与合作；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特别是兼业农户较多的地区，需重视和支持农村种地能手和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从事规模种植业。在具体的措施上，一是成立土地代耕中心或托管中心，将抛荒的土地交由中心管理并将其流转，根据土地收益对土地所有（承包）者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二是将长年抛荒的土地重新发包，对于长年抛荒且无人管理的土地，村集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收回，将其整合起来流转到村中种植大户手中。

（二）加快培育市场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控制市场失灵风险

现代农业是外向型农业，必须依靠市场实现农产品供给。以粮食价格形成为例，我国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上长期奉行了粮食收购保护价机制，拦截了通过价格控制供求的通道，市场价格机制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从国际范围来看，实现粮食价格保护机制是保障宏观粮食安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通行做法，对市场形成粮食价格机制带来一定冲击。但各国粮食保护价格政策实行的共同特点是规定一个粮食价格下限作为干预价格，且当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才启用粮食收购保护价。因此，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在农业领域培育以市场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可避免。

当然，在全面的、系统化的粮食安全目标体系下，市场失灵带来的粮食安全威胁不可不重视，还须明确责任，严格控制市场失灵，着力推进粮食保险补贴制度。首先，在粮食产量不稳定，或不稳定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影响大的地区开展粮食保险补贴。其次，对不同规模种粮农户设置不同的保险险种，对于以自家口粮为主的农户，建议开展高覆盖率、低保费率的粮食保险险种，政府给予较低水平的补贴；对于种粮大户，保险政策应对其倾斜，给予较大幅度的保险补贴。第三，加大对农资产品价格的监管，力保农资价格的稳定。最后，改革农资经销体系，有效遏制劣质产品侵害粮农利益的行为，让农民买到价格合理的放心种子、安全肥料及无公害农药。

（三）精确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和补贴效率

我国现已形成包括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在内的较为全面的农业财政补贴体系，在推动粮食生产、保持农业增产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实行普惠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导致财政补贴“与当年农产品生产的种类、数量、农产品市场价格、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等无直接关系”的“不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倾向，农业补贴政策未能表现出应有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必须适当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明确农业补贴的指向：

一是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补贴。在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来源制度设计上给予主产区更多的倾斜扶持政策，把粮食生产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二是通过补贴引导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根据种植规模和产业发展的优势，向产粮大户集中，对种田大户、专业合作社等进行奖励性直补，鼓励和引导粮食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三是尝试给予种粮大户额外的农业保险补贴，或者成立专门针对种粮大户的扶持资金，按照经营规模和产量对其奖励。四是补贴向优质粮倾斜，在补贴总额度确定的前提下，补贴除了要与产量和销售数量挂钩外，又要区分不同的品种和质量。高质粮食高补贴，低质粮食少补贴，对高营养、无污染的优质粮食可以实行高补贴政策，对高污染低营养的劣质粮食少补贴甚至不补贴。五是改变农业补贴的发放标准，将以所有权为标准补贴方式转为以经营权为标准，即谁种地谁享受农业补贴。六是建立递增的补贴标准，随着耕种规模的扩大，农业补贴金额递增，充分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规模种植。

（四）严格规范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增强种粮抗灾能力

一是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补贴力度，采取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兴办小型水利事业[10]；二是完善桥、涵、闸、堤、站等基础设施配套，同时健全和完善农田排灌系统，增强粮农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三是提升农田水利设施服务功能，恢复和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四是加大耕地整治和中低产田改造的投入；五是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对节水灌溉机具和设备给予补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五）培养培育职业化农民，促进粮食种植“专业化”

通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额度的种粮大户专项扶持资金，按规模和产粮水平奖励种粮大户，以此培育专业种粮大户，推进粮食种植的“专业化”。此外，为了进一步遏制土地抛荒现象，鼓励土地“让出”机制，还要加大对老年出租农户的扶持力度，对出租农地的老年农民，出租土地经营权10年以上者可以试行获得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待遇，同时对集中经营的种粮农户提供土地集中经营者的租金优惠贷款和生产经营低息贷款。

（六）科学衔接粮食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完善粮食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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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主产区；产量波动；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 F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可见这看似寻常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讲确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非常看重粮食的生产与储备情况，因为，一旦粮食出现了大量的缺口，不仅会关系到国家的经济波动，更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我国粮食的几个主产区对我国的粮食储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产量的增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据调查，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的粮食产量增加量的百分之六十来自于这几个粮食主产区，零八年，十三个粮食主产区的耕地面积占到了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四，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三。尽管如此，但是这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并不是呈现出平稳态势，而是在不断的波动中逐年上升。对于这一情况，如果不能将其波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因此，本文根据建国以来的粮食生产统计数据，采用波动分析法对粮食主产区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一、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波动情况分析

近些年，很有农业科研人员针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的产量情况进行统计，并对其波动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主要的粮食产区并不是长期保持在一个水平，而是在波动中逐渐增长，并且，该波动的周期发生频率很高，增长的长度也符合一定的规则；稳定性较弱，波动幅度保持在中度左右；波动情况具有对应性，充分体现出现阶段“N”字形的粮食产量发展趋势；阶梯性的粮食产量波动曲线；从总体来看，主产区的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产量，但是，波动情况出现的次数较为频繁。

二、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波动原因分析

粮食的生产系统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系统，而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耦合，最终形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并且，粮食生产过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种植技术的提高、相关政策的扶持、生产经营的管理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防治等等。但是，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这些因素都是其波动的主要因素，一般只有一两种因素是主导因素。本文从粮食主产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探索粮食产量的波动原因。

(一)自然灾害

我国的国土面积广阔，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较大，从而导致粮食的产量波动频率上升。这也是粮食产量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的农业抗灾能力较弱，一旦遭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导致大量的农作物减产。在诸多自然灾害中，发生最多的就是干旱与洪涝，其中干旱又占到了两者总和的百分之七十；因此，干旱可以称作是我国农田产量的重大“杀手”。例如：在二零零零年，吉林省内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旱灾，省内受灾面积高达三百六十六万公顷，致使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在东北，由于无霜期较短，常常还会发生早霜现象。九七年的时候，东北三省中除了黑龙江省，其余两省都出现了干旱和早霜的灾害。致使吉林与辽宁两省分别减产了五百万吨和四百万吨粮食。

(二)农业政策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国的农业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在粮食收购价格、以及农产品生产方面，农民都获得了很大的优惠政策，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的产量更是逐年增长。

(三)生产性投入

一般情况下，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和粮食的产量成正比例关系，据调查，当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的时候，粮食的产量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反之，则是相对的产量降低。并且，投入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一次性的，具有持续性。头一年的粮食生产投入多少，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下一年的粮食产量。甚至是以后的几年。从调查中发现，很多粮食生产波动的年份，当年的粮食生产投入都是减少的。

(四)粮食价格

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入发展，价格调整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粮食的价格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因素，我国的占三分之二的农民在从事着粮食的生产工作，并且，相对种类并不多。从而就导致了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对于农民中的单一个体来讲，市场的粮食价格只能是无条件的接受。因为，其所占有的粮食数量太小。所以，当年的粮食供求关系直接引起市场价格的波动，从而对农民的收入产生影响。但是，很多农民却可以根据当年的粮食价格调整农作物的种植数量，当价格高的时候，就增加种植面积；否则，就缩小种植范围。这样又对第二年的市场价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粮食流通

正如赵本山在某一年的春晚中演的那样，很多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许多农产品都出现的大量的积压现象，农民辛苦一年却入不敷出。不仅为当地以及农民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更会令农民对农业致富的道路失去信心，一旦大量的耕地荒废，就会造成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出现危机，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社会安定团结。

三、解决我国粮食主产区产量波动的重要措施

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使其粮食产量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是非常重要的。下面重点讨论如何做好该项工作。

(一)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努力提高耕地质量

要想真正的做到保护耕地，就必须要从政府的相关政策执行处着手，只有指定出严格科学的保护耕地政策，并且认真执行下去，才能对虎视眈眈盯着耕地的商人们有一定的威慑力，使其不敢轻易涉险。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的探索科学的农业耕作方法，阻止大量的水土流失，对中低产的耕地进行改造，提高其农业产量。并对一些贫困地区，执行补助政策，使其安心生产，确保耕地的高效利用。

(二)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很多有益于农业生产的生物技术已经在农田中投入使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像工程技术以及机械技术也已经大量的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还是较为落后，而且，粮食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抵御自然灾害的一个最大制约因素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因此，应重视工程技术措施的应用和建设，加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坚持以水利工程建设为龙头，加快改善中低产田的生产条件，实施节水灌溉工程及技术的推广应用，为保障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构建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体系

重点研发、推广和应用粮食超高产、优质、高效、安全技术，以持续的科技创新推动粮食单产的持续增长。同时要重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为粮食主产区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服务，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辟有效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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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价格机制的内涵与构成

粮食价格机制是指粮食价格与社会再生产运动各环节、各要素之间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与方式。简言之，粮食价格机制是指影响和约束粮食价格的各种力量的总称。

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市场定价机制。即由市场决定粮食价格的过程与方式。二是政府调控机制。即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粮食价格进行调控的过程与方式。根据市场和政府这两种力量在粮食价格机制中的作用强度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市场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和政府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市场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是指市场在粮食价格的形成中发挥基础作用，而政府调控则只在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在市场经济内部对市场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对于长期以来具有行政管制偏好的中国粮食经济来说，今后重要的任务就是减少行政干预，运用市场机制保证粮食供给和粮价稳定，构建市场主导型的粮食价格机制.

二、市场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形成的基本标志

1、粮食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

市场供求是决定粮食价格最重要的因素。粮价波动是供求矛盾运动的结果。粮食价格由市场上的粮食资源余缺和供求关系决定。一方面，粮食供不应求时导致粮价上涨，粮食供过于求时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形成粮食供求关系变化决定粮食价格变化的情况；另一方面，粮价下跌会导致需求增加，粮价上升则导致需求减少，形成粮食价格变化决定供求变化的情况。上述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周而复始地运行，构成以市场为主导的粮食价格机制.

2.粮食价格能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合理的粮食价格机制是协调国家、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利益的杠杆。它决定了哪些经济主体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何种利益和获得多少利益，而获得何种和获得多少利益则取决于不同经济主体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提供了哪些生产要素和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在其中的贡献份额。它借助于经济效益的吸引和经济损失的排斥，引导生产者提供高产、优质的粮食供给；引导经营者自主开展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业务活动；保持城镇居民基本口粮和销售价格的相对稳定.

3、粮食价格作为经济杠杆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能充分显示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粮食价格是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最为关注的市场信息，它能灵敏而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粮食的余缺和优劣情况。全社会粮食资源配置的调整与变动基本上是根据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来进行的。例如，在生产环节，粮食价格是粮食生产资源配置的支点。粮食生产所需要的物质投入必须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合理收益。粮价是调动粮农生产积极性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因此，粮食价格提高时粮食产量就增加，反之就减少.

4、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

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粮食价格必须置于国家宏观调控之下，以矫正和弥补市场价格机制的不足，这是粮食价格合理和稳定的保证。然而，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不能背离粮食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的趋势。市场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较多地通过市场的手段调节粮食供求关系，促进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来实现粮价的稳定和合理。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干预市场价格，只有在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异常变化时政府才采用市场和经济的手段进行干预，确保粮食的稳定供给.

三、政府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的缺陷分析

1、政府主导的粮食价格导致粮食经济运行缺乏内在的自动调节机制

在中国，无论是统购统销、双轨制，还是实行粮食保护价制度，政府定价都发挥着主导作用。起初完全由政府定价（1979年以前），继而是政府定价与向市场“放价”相结合，但强调以政府定价为主（1984年～1985年），形成了以政府定价为主导的粮价双轨制。此后，又出现了先放后收，明放暗收的局面（1993年～1994年），即使是政府价格，也有统购价、合同定购价和被称作“二定购”的政府议价.

中国目前实行的粮食收购价格并非是一种符合市场供求状况的保护价，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今、明显背离市场经济规律的行政性价格。这种价格政策虽然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政府较多地取代了市场，从而使粮食经济运行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动调节机制，难以根据市场价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变化有效地配置粮食生产和流通资源.

2、粮价信号的失真弱化了价格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没有一个高效的市场价格信号系统，“看不见的手”就不能发挥调节作用，中国粮食价格机制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粮食保护价存在价格信号失真、人为放大市场需求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粮食价格改革的核心之一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这对稳定粮食生产、保护粮农利益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保护价政策是以粮食供求严重失衡、粮食价格持续低、粮农利益受到较大损害的买方市场为背景的。政府通过指令性手段，把偏低的市场粮价拉至保护价位，人为放大了市场需求。弱化了价格所固有的引导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动调节功能.

3、多变的粮价政策导致粮食生产产生较大波动

中国的粮食价格波动常常是由于多变的政府政策导致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市场较大范围的波动大体上有四次。第一次波动是1984年～1989年，由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和1984年连续两年粮食大幅度增产，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073亿kg。面对这一好形势，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变以往的超购加价为按比例价收购政策，粮价有所降低，给农民的信号是国家要限制粮食生产，导致当年就减少粮食种植面积403万hm2。第二次波动是在1989年，为改变粮食生产不景气的局面，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带来粮食连续3年大幅度增长，199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4500亿kg，然而各地都相继出现了“卖粮难”的局面。第三次是1995年～1998年，国家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385kg。然而，1996年下半年又出现“卖粮难”，粮价下跌并在低谷徘徊。第四次是2003年10月以来，持续到现在2009年。粮食价格走出自1998年以来长达6年的低迷态势，粮价持强劲攀升势态，其涨幅之大，上升速度之快，为历史罕见，与以往相比，这次粮价上涨主要是粮食连年减产、多年粮食消费持续大于当年产量引起的粮食库存和粮食供给下降导致的，同时，也与生物燃料粮食生产的发展及国际粮价的高位运行有密切关系.

四、构建市场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的对策

1、将分散的粮食市场代之以体系健全的三级粮食批发市场

当前，中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城乡集贸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突破80000个。然而，这些包括调节粮食在内的集贸市场只是市场的初级形式，仅能在小范围内调节粮食的供给，难以左右粮食价格.

粮食批发市场经过1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价格形成功能也在逐步增强，但一些自发形成的非政府投资的市场，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批发市场难以体现批发的功能，有的只依赖每年1～2次的粮食展销交易会支撑门面，成为“空壳市场”。批发市场在省际间粮食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部管理不规范、缺乏自律机制等问题。要逐步形成粮食批发市场的价格机制。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的价格形成应实行拍卖原则，公开叫价，以保证公平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批发市场的功能要完善，能正常发挥交易、服务、信息、监督等功能，通过公开交易、公开价格和数量，对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发挥导向作用；其次，交易要灵活。要突破单一的交易方式，既可以直接进场，也可以委托；既可以现货交易，又可以预约成交；第三，全国各地的批发市场要完整统一。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批发市场不能搞区域封锁，各层次的批发市场既有机联系，又相互配合，构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

2、将当前作用十分有限的期货交易发展为功能较为完备的粮食期货市场

当前，期货市场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服务的条件已经具备，应积极培育和发展粮食期货市场。首先，要培育和发展粮食期货市场的投资主体。应积极借鉴国外期货市场发展的经验，积极培育大机构投资者，并拓宽其融资渠道，允许各种投资基金进入粮食期货市场，要按照规模、资信程度对期货经纪公司进行分类管理，允许资信良好、规模较大的经纪公司具有代客理财和自营资格；其次，培育和发展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用户。鼓励粮食购销企业、粮食加工企业、饲料加工企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采用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的市场手段。一方面可以使粮食期货市场增加重要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加大改革力度，使其通过参与粮食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在回避价格风险的同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鉴于当前中国粮食期货市场处于初期培育阶段，可大力推广合同采购为主的购销方式（如订单农业）和拍卖方式。合同采购方式类似于期货交易，能稳定粮食的市场供应量，并按计划均衡上市，有利于粮食价格的稳定，从而起到稳定生产规模和流通规模的作用。在期货市场的监管上，应在规范现货市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交易所”为架构的三级监管体制，使交易所真正成为会员自我管理的组织，发挥其连接市场和政府的纽带作用.

3、将发育不健全的市场主体培育成行为规范、自主经营的经营主体中国粮食流通主体呈现弱质特征。

表现在经营土地规模小，单家独户分散生产，文化和科技水平低。粮食经营者的弱质性集中体现在从事批发业务的80%和零售业务的50%群体上。且机制不活，效益低下，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近年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虽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老账”、“老粮”仍未完全消除。私营、个体等其他成分的粮食流通企业，不仅质量上无法取得市场主动权，数量上也显得势单力薄.

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的问题，必须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政府除以独资或控股的形式保持对国家储备、粮食外贸等少数大型企业的适度控制之外，应放活一般竞争性国有粮食企业的经营环境。使其走向市场化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建立新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经营机制。鼓励以资产为纽带，逐步培育若干个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型粮食企业集团，延长产业链，实现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提高粮食产业化经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应重视发展非国有粮食流通主体。政府可采取一定的鼓励政策，扶持农户、农民经纪人、农民企业家、加工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培育多元化的粮食市场主体。应以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为保证，引导不同经济成份、不同经营性质、不同经济规模的企业参与粮食批发和零售交易，使之成为粮食市场的竞争主体。粮食流通组织形式也应因地制宜，不断创新，积极发展粮食商业、连锁经营、配送中心等流通形式.

4、将低效率运转的粮食储备代之以吞吐自如的储备粮管理体制

粮食专项储备是实施粮食宏观调控、保持粮食市场稳定的基础。当前，中国粮食储备形成了多级储备、垂直运行、多头管理等特点。这一制度尽管较好地发挥了以丰补歉、调剂余缺等功能，但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专储粮并没有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有时还存在逆市场调节、加剧市场波动的问题。有些地方的储备粮只是作为一种摆设，没有按照市场行情及时吞吐和轮换。储备粮布局、轮换机制和风险保障措施都还不够完善.

应按照灵活高效的要求构建专储粮的吞吐调节机构。在粮食市场平稳时期，按照有利于控制风险和降低成本的要求做好正常轮换工作，不断优化储备粮品质，最大限度发挥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运作自，主管部门应允许其在一定的轮换计划比例内自主决定轮换时机。在粮食市场超常波动时期，政府应及时动用储备粮。粮价过度上涨时大量抛售；粮价低迷时及时补库或增储。在轮换方式上，应引导和督促承储企业无论是收购还是抛售储备粮，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实行公开招标采购和竞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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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推进“单改双”、控制水稻直播、遏制耕地抛荒和提升生产水平为主要目的，以种粮大户、育插秧专业户（公司）、专业合作社、村组为育秧主体，集约土地、技术、劳力及资金等生产要素，建立完善“行政推动、市场带动、补贴促动”运行机制和“全统”及“统分结合”组织形式，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以抛秧、机插秧为主的集中育秧示范，着力推进双季稻生产，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二、目标任务

2014年水稻集中育秧将在全镇范围内推广，全年完成水稻集中育秧面积3.24万亩，力争早稻全部完成任务。根据各村的粮食生产实际情况，将集中育秧任务分配到各村（具体任务见附表）。

三、实施内容

（一）统一品种

全镇早稻选用抗性和适应性好的高产品种湘早籼45号，湖区晚稻选用中熟品种湘晚籼12号，山区晚稻岳优9113、五优308等中熟杂交稻品种，采用一个或多个集中育秧点集中采购一个品种，实行一片一种，引导集中育秧主体，统一采购质量有保证的种子，并预留种子样品封存备查。

（二）强化服务

各村要组织集中育秧主体与农户商定好集中育秧事宜，落实好集中育秧品种与面积，落实好集中育秧所需的竹弓、地膜、软硬盘等物资，落实好“管理”制度，建立台帐。各村要建立集中育秧主体面积台帐，督促育秧主体建立集中育秧到户面积台帐，水稻集中育秧点要以“方便群众、规避风险”为原则，一组或多组联合设立集中育秧点，单个抛秧集中育秧点秧田面积以3-20亩为宜，单个机插秧集中育秧点秧田面积以1-10亩为宜，以便秧苗运输和规避生产风险。各村要指导集中育秧主体与农户的合同签定工作。督促育秧主体建立生产档案，农技站根据全镇的集中育秧情况建立详细台帐。要指导育秧主体做好秧苗管护工作，防止秧苗损伤，组织搞好育秧农资的回收再利用，降低来年水稻育秧成本。

四、资金投入与补贴标准

全镇完成3.24万亩水稻集中育秧，对其中2.8万亩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亩秧田700元。

五、主要措施

（一）强化宣传培训

组织召开村组干部、种粮大户会议，广泛宣传发动。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印发传单、借助电视、报刊、网络、广播等形式开展宣传，使示范点的农户充分认识到水稻集中育秧工作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协助集中育秧工作。开展集中育秧技术骨干培训，确保集中育秧技术要求上有保障。

（二）强化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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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粮食生产；影响；邢台市

前言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效应研究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和前言话题[1]。土地利用变化是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核心。粮食生产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在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和粮食总/单产量时空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提出保障粮食生产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具体措施。

一.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及结构变化

邢台市位于河北省南部，该区是全国粮棉基地之一，素有“粮仓棉海”之称。在该区土地利用中，农用地约占全市土地面积的70%，以耕地为主；其次是建设用地约占10%，以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为主。

但近十五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改变了地表的覆被状况。土地利用空间变化主要是耕地、牧草地与林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之间的转化。耕地面积由1990年的683×103hm2降至2004年的648.13×103hm2，平均每年净减少2.42×103hm2；牧草地由1990年的2.65×103hm2降到2004年的0.02×103hm2。而林地、水域、园地、建设用地等分别增加了10.60%、22.61%、62.19%、14.9%。邢台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特征之一是农业结构内部的变化十分显著。农业结构内部的调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开辟果园、挖鱼塘[4]。前者主要是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政策指导和带动下进行的；后者主要是农民在比较经济效益的驱使下产生的，耕地逐步转变为菜园、果园和水产养殖等用地，使农业内部结构发生变化[5]。

二.粮食生产变化趋势

邢台市1990年粮食总产量为2.18×106t，从2004年增加到3.24×106t，增产为1.06×106t，平均每年增产0.076×106t。1999年以来实行的生态退耕及农业结构的调整方针，虽然导致2000～2003年连续4年减产，粮食总产量的减产量为0.506×106t，但是到2004年粮食产量已经略有回升。但是在1992年人均粮食产量仅294.66 kg/人，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一年。从那之后到1998年连年增产，最高达到567.96kg/人，按国际标准400～600kg/人为小康消费水平，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小康水平。

随着生态退耕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2000～2003年粮食总产量连续减产，使人均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直到2004年，人均粮食产量略有回升[6]。可以看出，现阶段邢台市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已日益突出，粮食增产的平稳程度将直接影响到全市的改革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三. 土地利用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

（一） 土地利用类型与粮食单产

1.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可以用动态度来表示，表达式为：

其中K指某一时间段的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分别是研究初、末期的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时间段。当T设定单位为年时，K所指的就是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7）。通过上面的公式，可以算出表1中邢台农业用地中耕地的年际变化率为减少0.34%，而园地，林地，建筑用地分别增加了9.19%、 0.65%、 0.97%。园地和建筑用地面积都相应的增长，是邢台市人口增长迅速，人们的生活栖息与其他应用的土地面积都要相应的增长所影响的。

2.耕地面积减少，进而影响粮食作物产值

上述分析表明，邢台市耕地数量逐年减少，建筑用地、园地面积逐年增长。因此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经济作物、果园和蔬菜种植面积大幅度增长，粮食作物产量受到强烈的冲击。从1990～2004年的各种作物的总产变化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4年的粮食产量呈平稳增产的趋势，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产量增长迅速，干果蔬菜类作物成倍增长。由此可见，在耕地面积减少，耕地年产值低下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作物增产量远远高于粮食增产量.

（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与粮食总产

1.土地利用程度变化

土地利用程度主要反映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它不仅反映了土地利用本身的自然属性，也反映了土地系统中人类因素的影响程度[8]。刘纪远等提出了土地利用程度分级原则土地利用程度的定量化表达式。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的确立如表n 所示。其定量化表达式为： 其中：UINDEX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At为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Ci为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n为土地利用分级数。根据分级原则和公式可知，土地利用综合量化指标体系是一个从100～400之间连续变化的指标，综合指数的大小，即反映土地利用程度的高低[9，10]。根据上述方法以及邢台市的1990～2004年的土地利用现状，1992年、2001年、2004年的综合利用指数分别为261.76、265.6、264.3，土地利用程度远高于中国总的土地利用程度为202的开发利用水平。

2 .耕地利用程度变化

上述分析说明，邢台市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较平稳，主要还是以耕地型及其复合型土地覆盖为主。因此耕地利用变化对粮食总产有着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4年的复种指数与粮食总产量年变化曲线上看（图1），耕地复种指数与粮食总产有明显的相关性。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92年至1998年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而从2000年到2004年粮食总产量连续减产，逐年增产的年份的复种指数也在逐年增长，连续减产的年份也正是复种指数降低的年份。在2002年粮食总产变化率达到最低，复种指数变化率也达到最低。

图1 复种指数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变化率

综上所述，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对粮食总产量是有影响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程度及耕地利用程度与粮食总产量有很高的相关性。

（三）土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增产的影响

土地利用集约对粮食增长有很大影响。首先，土地利用中的集约度的本质是指土地经营集约度。其次，与土地经营集约度密切相联系的是“土地经济容力”，在一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配合达到最佳状态时所能容纳的其他要素的数量。在必要时“产量”替换其他形式的的产出。如产值、纯收益等[11]。最后，定量分析表明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即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及机井等都与粮食单产和总产的变化有着密切的相关性[12，13]。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选取1990年至2004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上述五个因子与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分别进行相关分析，x1表示农业机械总动力、 x2 表示化肥施用量、 x3 表示农村用电量 x4 表示有效灌溉面积、 x5 表示机井、y表示粮食单产、z表示粮食总产，由表1可以看出这5个因子与粮食单产和总产都有很高的相关性，x4与y、z的相关性最高，分别为0.975和0.974. x2与y、z的相关性最低分别为0.691和0.668.这充分说明，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提高对粮食增产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有效的灌溉面积是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的主要驱动因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区则成为支撑邢台粮食安全的主要支柱。而化肥使用量从1990-1994年，1995-1999年，2000年-2004年的变化率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善。而相关分析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是粮食产量提高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优良品种的选择和耕地技术的推广对粮食生产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表1 邢台市粮食单产和总产与其影响因素相关系数矩阵

x1 x2 x3 x4 y x5 z

x1 1

x2 0.769 1

x3 0.945 0.78 1

x4 0.989 0.784 0.903 1

y 0.96 0.691 0.863 0.975 1

x5 0.965 0.673 0.967 0.928 0.887 1

z 0.955 0.668 0.853 0.974 0.99 0.895 1

四、结语

（1）邢台市土地利用以农用为主，且农业用地中，耕地比重较大。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基础上，粮食生产成绩显著，2004年粮食总产达到3.2401×106t，人均占有粮食为490.3kg/人，粮食单产为4938kg。

（2）土地利用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类型与粮食单产，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与粮食总产，土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增产的影响等三个方面。

（3）通过上述土地利用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得知，既要保证粮食产量和稳定播种面积，又要切实保护耕地资源。一方面要控制林果和作物面积的扩大，遏制大面积的农用地的征用与转换，来维持耕地面积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种植结构，退耕还林以改善水利条件及生态环境，以保持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秀彬.全国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国际研究方向[J]. 地理学报.1996.

[2]河北省人民政府.经济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1996.

[3]邢台统计局.邢台年鉴[M].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1～1994.2001～2004.

[4]李秀彬.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J].自然资源学报1999.14（4）329～333.

[5]李玉平.区域耕地_人口_粮食系统动态分析与耕地压力预测_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43（2）.

[6]陆敬山.耕地数量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9）：4142～4143.

[7]王秀兰等.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方法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1999.18.（1）：81～86.

[8]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影响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3.1.22（1）.

[9]高志强，刘纪远，庄大方.基于遥感和GIS的中国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的现状研究.遥感学报，1999.3（2）：134～138.

[10]庄大方，刘纪远.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区域分异模型研究.自然资源学报，1997.12（2）：10～14.

[11]周诚.土地经济学原理[J].土地集约经济.103～112.

[12]党安荣.建国以来我国粮食单产的时序变化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1998.（3）：7～11.

[13]党安荣.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的时序变化研究[J].地理研究.1998.17（3）：24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