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可再生能源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创新；原油价格；研发投入

在2009年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中，欧盟承诺将在2050年前削减高达95%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也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相对2005年下降40%-45%。之后，中美在2014年北京APEC峰会上签署了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美国承诺在2025年前减排26%，中国则力争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30年左右开始减少。以上提高能效和应对气候变迁的计划意味着现有的能源结构急需改变，利用轻污染、低碳排的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已刻不容缓。

之前的学者更多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介绍与评估、立法模式、贸易争端及发展战略等方面，鲜有学者分析可再生能源创新的激励要素。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1990-2011年OECD国家的跨国数据，就推动可再生能源创新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

1. 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基本特征

图1分析了在研发投入和装机容量两个维度下所授权的专利数。其中研发投入占国民经济比例越高的国家，专利数就可能越大；但装机容量与专利数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由此可见，高创新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比，且较早实施了可再生能源立法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

图2考察了1990-2011年间日本、美国、德国和韩国的专利数变化趋势，并包含了所有OECD国家专利中位数作为对照。不难发现，这四国专利数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均高于OECD专利中位数。《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前，各国专利数大多为零。签署之后，在碳减排压力以及其他因素影响下，可再生能源创新得到快速发展：韩国后起勃发，从1998年的4件上升到2009年的284件，增加了71倍；日本也从25件上升到约790件，增加了将近32倍；美国和德国的增幅分别为20倍和10倍；平均来看，OECD国家的增幅为17倍。

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可能受到了研发投入缩减的影响，美国可再生能源专利数大幅下滑，在2010年时被日本赶超。日本和德国在2010年后开始出现回落趋势。韩国虽增速减缓，但总数仍然在增加。平均来看，OECD平均专利数在2009年达到峰值32件之后开始下滑，2011年时仅为23件。由以上分析可以推测，经济危机可能通过缩减科研经费的渠道阻碍了专利增长，影响了创新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选择

对于实证分析的模型选择，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度量通常以申请或授权的专利数来代替。但由于专利数具有非负计数数据的特征，因此考虑采用泊松分布模型或者负二项分布模型。通过检验发现国际可再生能源专利的期望与方差不同，不符合泊松分布模型的假设前提，故采用负二项模型。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最终确定采取固定效应的负二项回归进行分析[1]。公式（1）是负二项分布的对数似然函数。

2.1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本文采用1990-2011年《专利合作条约》下的国际可再生能源专利数代表可再生能源创新，数据来自于OECD数据库。此外，由于专利具有时滞效应，采用滞后三期的专利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4]。

由于“诱发创新效应”的存在，原油价格（Oil Price）的上涨会提高成本，进而刺激可再生能源创新，使其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原油价格数据来自于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回顾》，单位为美元/桶。

创新来自于资源的投入，因此利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指标（R&D）考察其相关性，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此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让各国政府和企业承担了碳减排的压力，减少传统能源消耗的需求反过来可能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因此设定0/1哑变量（KP）来考察其对创新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可以有效地考察各国国内可再生能源市场潜力（Huber， 2008），单位为百万千瓦[5]。另外，还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来检测可再生能源创新体系的有效性，发电量的单位为十亿千瓦时。以上数据均来自美国能源信息局的国际能源统计数据库。

此外，Park & Ginarte （1997），邓海滨和廖进中（2009）等学者在“波特假说”的理论基础上强调制度因素对于创新的积极影响，认为好的制度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提高效率[6]。为了验证这种相互关系，采用Legal System & Property Rights、Regulation、Freedom to trade internationally和Sound Money等四个变量代表制度因素。变量值从0到10，0代表健全程度最低，10代表健全程度最高。数据来自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数据库 。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国际专利，所以纳入资本和实物的国际流通变量，即FDI占GDP比重（FDI.% GDP）、进口占GDP比重（Imports.% GDP）和出口占GDP比重（Exports. % GDP）。另外，城镇人口的数量越多，专利数可能会随之增加，故而纳入城镇人口比例变量（Urban.% Population）。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最后，为了消除异方差可能带来的偏误，将除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解释变量对数化。

3. 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实证分析

3.1 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影响因素

表1列出了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下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1）仅考虑五个自变量对专利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制度因素，模型（3）又进一步增加了控制变量。不难发现，原油价格、研发支出和《京都议定书》哑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原油价格的上涨增加了成本，进而刺激了作为替代原料的可再生能源的创新；研发支出是创新的直接推动力，一单位研发支出的增加可带来近2倍专利数的增长；《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则在客观上增加了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碳减排压力，使其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以达成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比例在1%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创新系统的有效性不足，也反过来说明在传统能源供应乏力和全球达成减排共识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较低的国家会有更大的创新空间，Cheon and Urpelainen （2012）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7]。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虽然正向影响了创新，但并不显著，说明各国国内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图3在模型（3）的基础上形象地展现了五个自变量在95%置信区间下对国际可再生能源专利的平均边际效应。不难发现，研发支出、《京都议定书》哑变量和原油价格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制度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与邓海滨，廖进中（2009）的分析结果不同。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所考察的是所有专利，而本文专指可再生能源专利，说明制度因素对可再生能源创新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他们所考察的26个国家多为转型国家，这种情况下制度因素对于创新具有显著的影响（Mowery & Nelson， 1999），而本文考察的34个OECD国家均为已开发国家，相互之间制度因素差别很小，对于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8]。

3.1 不同国家和地区研发投入对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可再生能源创新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发投入的相关关系，本节利用交乘项分别考察美国、日本和OECD中欧盟24国的研发投入对国际可再生能源专利的影响，如表2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欧盟24国的研发投入有效地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创新，这得益于其在研发支出的持续增加。即便在欧债危机财政紧缩的情况下，欧盟成员国2012年研发经费也相对2011年增长了2.9%，占GDP比例提高至2.06%。美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自2009年达到峰值（2.92%）之后开始持续下滑，2011年为2.7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推动创新发展。日本的国际可再生能源专利数虽排名靠前，但受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自2008年伊始受困于财政窘境，日本的研发投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下滑，并低于同期的韩国、芬兰、瑞典等国，影响力受到了削弱，需要更多地依靠其他因素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创新。

3.1 分类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影响因素

根据OECD的分类，国际可再生能源专利包括四大类：风能、太阳能、水能以及其他 。本节分别以这四类专利为因变量来考察它们的影响因素。从表3回归结果可知，原油价格的变化刺激了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却对水能没有显著地推动。原因可能在于水能的建设具有投入高和周期长的特点，波动不定的国际油价很难对其产生明显的影响。由于风能和太阳能的技术含量高，又是科研投入的重点，因此增加研发投入可以显著推动其创新水平的提升；水电技术已相对成熟，研发投入对其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地热能和海洋能的科研投入还不足，未对其产生明显的效果。

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在总体能源利用中的比例仍然较低，所以有效性不足，仍具有发展创新的空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对风能、太阳能和水能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而地热能和海洋能尚未得到足够的开发，所以没有显著关系。由于水能在多数国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具有清晰的市场前景，所以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仅对水能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1990-2011年OECD国家的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检验了影响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因素，得到如下结论：（1）从创新存量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创新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后依次是日本、德国、韩国等。但是日本已在2010年国际专利授权数量上赶超了美国，成为单年度可再生能源创新程度最高的国家；（2）国际原油价格、国内研发投入以及外部政策法规是影响可再生能源创新的主要因素，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比的影响不确定，制度因素对已开发国家的影响不显著；（3）研发投入对欧洲和美国可再生能源创新的推动作用显著，对日本不显著；（4）风能和太阳能创新受上述所有因素的影响显著，水能创新主要受政策推动，其他可再生能源（如地热能、海洋能等）创新则受油价影响。

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超过全部发电装机的30%，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但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开发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成本较高、政策出台滞后等[9]。基于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创新的经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第一，完善石油储备等相关制度，减轻对石油的依赖程度。石油储备不仅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还可以平抑国际油价波动，将国内价格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避免出现因政治、供需、政策等外因所导致的国际油价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为此，可鼓励和开放民间资本或外商企业投资或参股建立地方性的商业原油储备库，作为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适度开放石油市场，改革国内能源价格体系，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石油定价机制。

此外，对石油的过度依赖会对可再生能源创新造成不利的影响。例如，近期国际油价的暴跌激励了人们使用石油代替其他能源作为燃料，进而对可再生能源市场产生了负面冲击。针对中国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特征，短期内在保证可再生能源比例的同时以低价原油代替煤炭；在中长期则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作为提高能效和优化能源结构的主要手段。

第二，保证研发投入，提高利用效率。日本由于财政支撑后续能力不足，无法提供持续的创新激励。作为警示，中国应当保证研发资源的供给，特别是提供其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的保障。以欧盟为例，即便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新推出的“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计划仍准备在2014-2020年间投入770.28亿欧元，比之前FP7的505亿欧元增加了52.5%。到2020年，欧盟研发与创新投入预计占欧盟总财政预算的8.6% 。此外，在增加投入的同时，还要提高其使用效率。如鼓励设立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创业和风投基金、优化经费投入模式、以及培养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等。

第三，积极制定并实施可再生能源政策，刺激创新发展。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相关政策如《京都议定书》对可再生能源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因此中国需要构建具有约束力政策法规以促进创新。2006年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在此引导下，风力发电已成为这场能源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也成了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2014年APEC峰会期间，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有序发展水电，大力开发风电，推进太阳能多元化利用，提高地热、海洋能等开发利用水平，到2020年使得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到 15%左右[10]。在设定的宏观框架之下，具体政策得以推行，包括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风电并网、以及海上风电和太阳能的分布式利用等，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也呼之欲出。相关的法规政策需要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它们的实施会对创新产生极大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4

[2] Evans M ，Hastings N，Peacock B.Statistical distributions.JohnWiley， New York，USA ，2000， P221.

[3] MacNeil M A，Carlson J K，Beerkircher L R.Shark depredation rates in pelagic longline fisheri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west Atlantic.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2009（4）：708-719.

[4] 邓海滨，廖进中. 制度安排与技术创新： 基于负二项式模型的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09（7），1101-1109.

[5] Huber J. Pioneer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thes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Global Environ Polit 2008（18）：360-367.

[6] Park W G， Ginarte J C.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1997， 15（ 3）： 51C 61.

[7] Cheon A.， Urpelainen J. Oil prices and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2（22）： 407-417.

[8] Mowery David C， Nelson R R. 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 Studies of Seven Industries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篇2

1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意义与国家目标

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市场的供求结构和安全性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需求角度来看，能源需求全球性增加，能源获得竞争激化，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上升。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供给国不断强化投资限制和国家管理，探测等上游投资不足，精炼、管道等供给基础设施落后，海上石油运输安全问题频发。从环境角度来看，对应全球性气候变暖、核不扩散的压力越来越大。中东等主要石油供给区域的政治摩擦与冲突、局部战争等加大了石油市场的政治风险，而投机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不仅使石油价格不断攀升，又进一步加大了石油市场的经济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不断深化对发展可再生能源重要意义的认识，并4E(Energy Security,能源安全；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环境保护；Employment,就业)角度上达成共识。具体而言：(1)替代化石燃料等“污染技术”的可再生能源，能够在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动威胁、减轻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能源原单位来看，发展可再生能源，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新产业。(2)由于不受国际市场上化石燃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可再生能源能够从经济角度促进能源的安全供给，进而提高经济的安全性。可再生能源系统与化石燃料、核电等传统的能源系统相比，独立性高、不依赖于发电、输电的中央系统，既能够提高安全性、减少停电等事故，又能够防止原油泄漏、油轮爆炸、核电站事故等恶性环境事件，进而提高环境的安全性。(3)可再生能源在世界各地都具有很高的可获得性，能够避免资源战争，也能够减少为保护能源而发生的军队、安保机构等的开支。在上述这种背景与认识之下，世界各国均在大力、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

截至2007年末，至少64个国家已经有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目标(Nation Target for Renewable Energy)，即规定在国家、地区能源组合中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这也是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纲领性、约束性目标。从可再生能源占电力供应的比例来看，大部分国家的目标集中于5～30％之间，最低的为2％，最高的为78％。目标时期大多集中于2010～2012年，有些国家更为长远，制定出了2020～2025年的目标。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有了各自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2007年初，欧盟委员会确立了新的截至2020年的具有约束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即最终能源的20％、运输燃料的10％。此前截至2010年的目标位电力供应的21％、初级能源的12％，新目标相当于电力供应的34％。高于此前的目标。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没有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目标，但美国的29个州、加拿大的9个省已经制定了各自的目标。

64个国家中有22个发展中国，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伊朗、南非等。在2007年8月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的发展目标，同时还明确了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如到2020年全国水电装总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等。这些目标将使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提高3倍，目标之高。引人注目。

2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单项政策

各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可再生能源国家目标的过程中，已经遭遇、意识到许多障碍在笔者收集到的200余篇中外文文献中，普遍提及到的主要障碍就有10几种之多(表1)。这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且具有很高的国际普遍性。同时，特定障碍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如“自主研发能力弱，研发成本高，缺乏政策支持”、“缺乏自主技术，核心技术与装备对外依赖严重”两项，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

为清除这些障碍，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实现可再生能源国家目标，世界各国开发出多种单项政策，仅使用频度高、普遍性高的就有20余种，主要可分为直接管制、经济激励和其他政策3大类型。表2简要概括了主要单项政策的内容概要、清除对象、所属类型等。

3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组合

3.1　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组合

从表2中可以看出，单项政策均为针对一个或兼顾几个目标障碍而设计、采用。因此，每个单项政策能够清除的障碍有限，必须和其它政策配套使用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的各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或障碍清除政策普遍是几个或多个单项政策的组合，换言之各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是一种政策组合或一揽子政策。

REN21在其最新报告“RenewabIes 2007，global Status Report”中介绍了全球60个国家实施中的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Renewable Energy Promotion Policies)的情况，为我们分析、理解各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组合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正在实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组合的国家数。2005年为48个，两年间增加12个，增幅达到25％。REN21已经连续发表3个年度的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报告，其信息全面、深入、及时，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

从表3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组合的几个重要特征。

(1)政策组合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各个国家政策组合中包含的单项政策清单各有特色，没有完全相同的政策组合，动用的单项政策数量亦不尽相同。政策组合的这种多样性，可以理解为各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实际情况、政策偏好等选择最适宜于本国的单项政策进行组合的结果。

(2)单项政策的采用情况存在差异。在60个国家中，按采用比例从高到低来看，依次为固定价格。资产补贴、奖励、返还，投资退税，公共投资、贷款，消费税、能源税、增值税的减税，可交易的再生能源证书，公开招标，再生能源份额制度，净计量，发电补贴、退税。固定价格，是采用比例最高的单项政策，有40个国家采用，采用比例最低的单项政策是发电补贴、退税，只有6个国家采用，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采用比例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单项政策的可操作性、适用性的高低、效果的大小等问题，是政策选择的重要参考。

(3)同一单项政策在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采用比例存在差距。除投资退税、发电补贴和退税2个单项政策外，其余8个单项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采用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这一差距可以用与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起步晚、政策开发与应用的成熟度低等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可交易的再生能源证书和公开招标，强制性大、波及面广泛的再生能源份额制度，技术难度大的净计量4项单项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采用案例很少，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退税等比较传统的经济激励手段。

(4)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组合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政策组合中采用了7种单项政策，动用政策的数量比在国际上评价很高的德国、丹麦、瑞典、意大利、日本还多，与法国持平。远远高出转型国家俄罗斯等。印度政府采用了6项政策，其地方政府采用了2项，政策组合的丰富程度亦不逊色于发达国家。特别值得评价的是，中国的政策组合中包括了公开招标，再生能源份额制度两项应用难度大的单项政策，中国是23个发展中国家里唯一一个制定再生能源份额制度的国家，该项政策在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中的采用比例也仅为21.6％。

3.2　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的政策组合

在实践中能源发展政策、能源管理经常被分为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大类型或方向。借鉴这种分类，并根据主要目标，笔者将表2所列单项政策分别组合为供给侧管理政策组合和需求侧管理政策组合(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政策组合远比需求侧管理政策组合丰富，前者最多可以动用14项单项政策，而后者只有7项。如果结合表3。我们不能发现，13个国家中除俄罗斯、泰国两国采取单一供给侧政策管理组合外，其余11个国家同时动用了供给侧管理政策组合与需求侧管理政策组合，而且从动用的单项政策数量上看，其供给侧政策管理组合大于需求侧管理政策组合。以丹麦为例来看，其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组合中包括固定价格、投资退税、公共投资与贷款、可交易的再生能源证书、公开招标等5项供给侧管理政策，而只有消费税减税、净计量2项需求侧管理政策。就中国来看，除国家投资建设的“乘风计划、光明工程、秸秆气化工程”，国家对农村、牧区的小型独立风力发电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外，其余政策均属于供给侧管理政策组合。也就是说，就大多数国家而言，供给侧管理政策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组合的主体，需求侧管理政策是必要的配套或补充，其原因在于可再生能源供给、特别是和化石能源相比具有竞争力的供给不足。清除障碍、突破供给瓶颈是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3.3　针对利益相关者的政策组合

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其政策关系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研发机构、调查勘探机构等可再生能源的供给者，企业、家庭、公共机构等需求者，政府、研究调查机构、NPO、NGO组织、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等政策制定者与参与者，公共基金、银行、政府等融资提供者或补贴提供者。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面临的障碍也各有不同。以特定利益相关者为对象而形成的政策，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把几种单项政策的相互配合作为政策组合来实施的。

我们可以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为例来简要分析这种政策组合。从表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作为供给者的发电企业面临着“初始投资巨大，融资渠道少、成本高”、“投资回收期不确定，风险高”、“缺乏支持输出网络、储备等基础设施”、 “成本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缺乏公共资金等支持”等多项障碍，这些障碍也是供给侧的主要障碍。由于单项政策主要为清除某一个目标障碍或配合其他政策而设计、采用，所以只有同时动用数项单项政策、形成政策组合才能有效地支持发电企业清除其障碍。结合表2、表4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发电企业的政策组合有着丰富的选择，再生能源份额制度、固定价格、规制缓和、生产者减税与退税、发电补贴与退税、可交易的再生能源证书、投资退税、公共投资与贷款等单项政策均可组合起来应对发电企业面临的障碍。事实上，各国正在实施的支持发电企业的政策多为政策组合，从表3中，我们能够确认这一点。如法国采用固定价格、资产补贴、投资退税、公共投资与贷款、消费税减税与退税、可交易的再生能源证书、公开招标等7项单项政策的组合，中国的政策组合比法国多了再生能源份额制度，少了可交易的再生能源证书。也是很丰富的组合。

篇3

《国家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15年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符合我国能源产业政策。近年来，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众多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不同阶段财务分析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供企业投资和决策部门参考。

一、项目前期筛选阶段

在项目前期筛选阶段，选择前景好、未来效益可观及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项目投资成功的第一步。在该阶段应重视整理已完成项目的资料，总结经验，并可以运用数理统计方法预测项目未来效益及控制投资规模。

在前期筛选项目时，可参考同地区、相近规模电站的投资、年利用小时数、财务内部收益率等情况，快速判断待筛选项目的投资前景，提高筛选项目的效率。

基于整理好的项目资料，可以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效益预测与投资控制。结合工作实践，影响电站财务收益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电量与电价，单位电度静态投资可以同时反映投资与电量两个因素。目前风电场及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均实行分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可以整理企业在国内各省区已设计或投资建设的风电场及光伏电站资料，利用excel的数据分析工具库，将整理后的风电及光电项目资料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风电场财务效益回归方程及光伏电站财务效益回归方程，即因变量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与两个自变量单位电度静态投资及上网电价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通过残差分析验证回归方程的准确度，若准确度较高，则方程可用于风光电项目效益预测与投资控制。

在企业投资决策初期（项目筛选阶段），可根据项目估算的单位电度静态投资和标杆上网电价初步估算项目的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另外，还可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投资控制，即在某地区投资风光电项目时，标杆电价及该地区的风光资源情况是已知的，在电站初拟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后，可根据预期的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的范围，利用回归方程推测需要控制的投资范围。

二、项目前期研究阶段

在项目前期研究阶段（预可研及可研阶段等），应对项目进行财务评价，必要时还需进行经济评价。为了财务评价的准确性，需要掌握项目应缴纳的税收及各项费用，尤其对于海外投资建设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摸清项目所在国的电价及税费政策至关重要。另外，在项目投资决策中，可以通过选择较有利的还款方式（等额本金利息照付或者等本息还款方式），及推迟贷款的额度、年限等方式节省项目的投资成本。

（一）详细调研项目所在国家及地区的电价及税费政策

若投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位于国内，需要详细了解项目的价格政策、税费政策、生产成本取费标准等。目前国内风电、光电均实行分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分别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300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638号）；目前国家对水电项目尚没有制定标杆电价，各水电项目在前期研究阶段一般根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或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达到10%或者达到业主期望的收益率测算上网电价。目前国内风电场、光伏电站征收的税费主要有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所得税；水电站征收的税费主要有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等。风电、光电、水电项目生产成本取费中福利费等取值采用国家及各省区规定标准，定员工资、材料费及其他费用等取值参见各企业要求，或参考同地区或相邻地区已投产相近规模的同类项目相关经营费用取值。

若投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位于国外，由于各国在税收、电价等政策上差异较大，财务评价前，需要摸清国外相关政策。例如，巴基斯坦风电电价政策为：运营期每年的上网电价由六部分组成，即O&M费电价（包括修理费电价、材料费电价、其他费用（含土地使用费）电价、人工工资及福利等电价）、保险费（含海外投资险）电价、资本金收益电价、红利预扣税电价、还贷本金电价及还贷利息电价。资本金收益17%，红利预扣税为资本金收益的7.5%。另外，根据巴基斯坦风电购电协议样本，从有售电收入的第一个月起，每月售电方将年经营成本（即annual operating and maintenance budget）的1/24存入售电方与购电方约定的单独账户，连续存9个月，共存入年经营成本9/24作为Reserve Fund。Reserve Fund，用于项目的改建、维修、改进、更新及替换。在运营期内若因为大修，使用了Reserve Fund后，要及时补充资金，使Reserve Fund一直维持在年经营成本（即年运行维护费）的9/24的水平。在购电协议结束后，购电方将Reserve Fund如数返还给售电方。

（二）在投资决策中，综合考虑贷款偿还方式等因素

在项目投资决策中，可通过财务分析选择较有利的还款方式，减少投资成本。以某风电项目为例，装机48MW，年利用小时2300h，静态投资37965万元，电价0.54元/kW?h，采用等额本息及等额本金利息照付两种不同的还款方式，控制还贷期15年（含建设期），得到等额本息比等额本金利息照付还款方式多支付还款总额约2401万元（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等额本金还款方式虽能节省一定还款成本，但在还款期前几年还款压力大。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时，两种还款方式支付的还款总额相差不多，等本金比等本息还款方式多支付约163万元，主要原因在于等本金方式在前期还款数量较大，时间效应更显著。在等本息及等本金两种还款方式下，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分别为15.36%和13.43%。因此，在其他财务测算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采用等本息还款方式，项目的财务效益较好。另外，推迟贷款的额度及年限，也能一定程度提高项目的财务效益。项目不同还款方式、推迟贷款额度及年限时的主要财务指标见表1。

投资者可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投资者的偏好及与银行沟通的结果，综合选择较有利的还款方式。

三、项目电价谈判阶段

海外投资的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需要电站投资方与电站所在国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确定上网电价，如水电BOT项目等。关于BOT项目的定价，特许权协议中明确的产品定价方法通常有三种，[3，4]即公式定价法，产品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但通常规定最低限价；固定价格定价法，通常根据通货膨胀率或工业部门生产指数进行调整；实际成本加固定收益定价法。

BOT建设项目前期研究及电价谈判阶段，需要从不同利益相关方（投资方、东道国政府、借款银行）的关注点出发，来分析其对电价的需求。[5]从投资方角度出发，通过项目前期研究阶段的多种方案测算，选择利润大、风险小的方案，并制定谈判的可退让方案，以便于谈判取得较好的结果。投资方在做多方案测算时，可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对财务效益的影响。

从政府角度出发，政府关注的是项目对财政的贡献及带来的社会效益。政府定价时，应在保证项目有较大的财政贡献及社会效益的同时，给予投资方适当的利润空间。[5]

从银行的角度出发，银行关注的是项目偿还借款的能力。投资方通过和银行的多次沟通，旨在增强银行对项目偿还能力的信心，进而降低项目的融资费用。

四、结语

企业投资项目存在一定财务风险，在项目投资决策阶段，通过财务分析能够对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盈利能力、偿还借款能力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减少投资风险。本文结合工作实践，对企业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不同阶段（前期筛选、研究及电价谈判阶段）财务分析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即项目前期筛选阶段应重视资料整理及经验总结，可以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项目效益预测及投资控制；项目前期研究阶段要详细了解项目所在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政策，在投资决策中，要综合考虑贷款偿还方式等因素，以利于减少融资成本；在项目电价谈判阶段，定价方式需要兼顾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篇4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能源替代性；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F4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2-0047-05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2014年7月联合国的《深度减碳路径》中期报告主张从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人手，逐步削减C02排放，实现低碳发展。报告指出到2050年中国发电量将达到约10万亿千瓦时，电力排放的CO2要从目前每千瓦时743克降至32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比76%，而201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共计38490万千瓦，发电量仅占全国发电量的21.64%（数据来源：国网能源研究院）。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9.8%，距离2015年和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规划目标差距分别为1.6和6.6个百分点。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发展水电、核电、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推进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非常紧迫。

一、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价格分析

价格是影响能源消费最重要的因素。在市场经济中，可再生与化石两类能源消费存在随着价格的变动此消彼长的关联。化石能源价格上升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对开发可再生能源会产生正面激励与推动。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兴起的可再生能源革命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二次石油危机”不无关系，随着国际石油价格持续高走，带动了化石能源（煤炭、天然气等）价格的上涨，也成为促进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核心影响因素。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开发方兴未艾，可再生能源（水能、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开发成本和市场价格在近10-20年间一直处在下降通道之中。反过来，当前化石能源价格走低，虽对经济发展有利，但不利于我国节能减排和能源转型。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相对于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缺乏竞争力，如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平均为煤炭发电成本的8倍，企业和消费者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动力不足。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征税提高化石能源价格，当化石能源价格被提高后，高耗能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一些无法适应的企业被淘汰，其余用能主体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降低能源成本，提升能源利用的效率；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也鼓励能源消费主体寻求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等其他能源，降低能源消耗与排放的压力。另一种办法是通过可再生能源补贴，降低可再生能源投入成本，鼓励可再生能源替代，带动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培育增长点。正因为此，世界各国纷纷通过政策影响两种能源的市场价格，提升可再生能源竞争力。例如，2007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能源法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逐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再如欧洲各国的化石能源储量并不丰富，欧洲国家通过立法、税收、财政、科技、经济、管理等政策和手段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扶持，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其他相关技术的发展，欧洲对外来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甚至依靠其国内的可再生能源就能实现本国能源供应安全。

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市场价格看似独立，但两种本质上此消彼长，互动和关联效应明显。资源储量和政治动荡影响着化石能源价格水平，可再生能源的知识技术水平、生产率、设备影响着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成本，两类能源并存的市场供给存在着动态的价格均衡问题。离开化石能源价格孤立地讨论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显然是不完整、不科学的，离开可再生能源发展孤立地讨论化石能源价格也会有失偏颇，当化石能源价格持续快速上升时，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自然凸显，当化石能源价格波动低走的时候，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自然削弱。而气候变化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新的驱动力，尤其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环境的引导，如图l所示：

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实证分析

假定我国电力行业的产出函数为：Y=f（K，L，F，G），该函数希克斯技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二次可微。K为电力行业资本，L为电力行业劳动，F为投入的化石能源，G为投入的可再生能源。在要素价格和产出水平外生给定的情况下，与产出函数对偶的成本函数是：C=f（Y，Pk，B，Pf，Pg），其中Pk为资本的价格，P1为劳动的价格，Pf为化石能源的价格，Pg为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为了研究化石能源投入与可再生能源投入之间的关系，设定成本函数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Xk、Xl、Xr、Xg分别为资本、劳动、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投入量，Sk、Sl、Sf、Sg分别为资本、劳动、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当产出一定和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条件情况下，对价格求导数，得要素需求函数：

要素的需求份额方程为：

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Allen偏替代弹性（Allenpartialelasticilyofsubstitution，AES）计算方法为：

它表示化石能源价格变化1%时，对可再生能源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为它表示在产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要素化石能源价格变化1%时，可再生能源投入与化石能源投入的比率变化的百分比。

本文的样本是1993-2013年中国发电行业数据。资本、化石能源投入、可再生能源投入以及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和价格数据来源于1993-2013年的《中宏产业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年鉴》。化石能源价格以煤炭为代表，以2000年每吨原煤的价格平均为206.54元为基础，按0.7143的折标系数把原煤折算成标准煤，再按动力价格指数换算，发电行业用煤量根据各年火力发电量以及该年的发电煤耗计算。发电行业可再生能源价格用各年可再牛能源投资额的利息代替，可再生能源成本用各年可再生能源投资成本代替。发电业总成本是指资本、化石能源投入、可再生能源投入和劳动等4个投入要素的成本额之和，每种投入要素的成本份额是该要素的成本额与总成本之比。通过整理，得出供进一步分析表格如表1。

首先要确定相关参数

根据公式（2）去掉资本成本与劳动成本份额方程，得：

利用EVIEWS6对联立方程（5）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取工具变量为Pk（-1），P.（-1），Pf（-1），Pg（-1），利用AR模型进行调解，并根据公式（2）校正，得出结果如下：

根据（5）式得出相关参数bfg、bgg、brg、bff为：-0.0089、0.0176、0.0408、-0.0390，再根据（3）式、（4）式分别计算出2004-2013年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AES和Morishima替代弹性（见表2）。

三、促进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政策建议

第一，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以化石能源税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通过计算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偏替代关系，发现化石能源价格提高10%，可以导致可再生能源投入比重增加16%-19%，平均为18%，而且这一比例相对稳定。但是可再生能源价格降低10%，可以使可再生能源投入比例增加64%-93%，平均为70%，这说明在当前阶段，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政策对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具有更大的效果，补贴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效率是化石能源征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效率的3.5倍左右。但是，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看出，可再生能源自替代弹性比例在2004-2013年十年间下降了1/3，这说明补贴政策的效率具有下降态势。如果未来十年延续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这一趋势，而化石能源对可再生能源的偏替代弹性保持不变，在15年内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效果将下降到与化石能源征税相等的效果。届时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按照成本效率法则竞争，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将转移到通过对化石能源征税上来。

第二，发展可再生能源金融，降低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利息成本。实证分析表明：发电行业中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存在一定的Morishima替代弹性，2004-2013年，化石能源价格提高10%，为保持年发电量不变，可再生能源投入比例相对于化石能源投入比例平均要增加15%左右，而可再生能源价格下降10%，为保持发电量不变，化石能源投入比例需减少7.6%。这一方面说明发电行业化石能源投入与可再生能源投入存在替代性。通过与杨中东（2010）的研究结果对比，还可以说明其替代效应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能源与资本的替代效应等同（见表3）。这一结果证实了可再生能源投入的资本性质，由此产生的政策意蕴在于完善可再生能源的融资服务。国际经验表明，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加强消费者信贷支持、采取合理的金融方式（例如BOT模式等）是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手段。清洁发展机制、能源合同管理、排放贸易则能促进资金在能源利用领域更为有效的配置，间接地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如日本政府于2012年7月颁布《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案》后，带动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兴建速度持续加快，也让日本银行对再生能源事业的融资金额大增。2013年度日本3大银行对再生能源事业进行的融资额合计达约3900亿日元，约为2012年度的4倍，2013年度日本融资金额前20大的案件中，再生能源的融资案就占了19件。相比之下，我国可再生能源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借鉴国际经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应当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重点。

第三，灵活调整补贴方式，增进可再生能源补贴效率。可再生能源政府补贴是一种扩张需求的政策，目前国家每年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的资金已达300多亿元，财政专项资金达100多亿元，但单纯的能源补贴会盲目刺激能源消费的增加，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政府补贴的收入效应使消费者支付能力超过原有支付能力，改变了市场形成的预算约束，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正如前文所述，从长期来看，应考虑适时淡出可再生能源补贴，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但考虑到补贴对于我国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当前宏观经济景气下行压力以及培育新增长点的需要，补贴不可能短期内取消，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着力点在于根据市场形势灵活调整补贴程度和方式，增加弹性机制和动态调整能力，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从基础研发、应用研发、项目示范、前商业化、缝隙市场和支持商业化转型，补贴力度逐步减少，当达到完全商业化阶段时，补贴完全退出。区分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适时转变支持政策，就成为政策实施的关键。

篇5

关键词：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　可持续发展

新能源是指相对于常规能源，在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基础上，通过系统地开发利用而获得的能源，主要指常规化石能源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根据联合国1981年会议的定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力发电、风能、生物质能、薪柴、木炭、畜力、海洋热能、波浪力能、潮汐能、泥炭、油母页岩和重质油砂共14种。1981年8月，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之后，各国对新能源的称谓有所不同，但达成的共识是，除常规化石能源和核能之外，其他能源都可称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氢能和水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可以循环利用。相对于化石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但利用难度和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都很大，分布比较分散，目前有很多关键技术还亟待解决。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从根本上克服了常规能源存量有限、污染严重的特点，所以有利于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开发署(UNDP)和世界能源理事会(WEC)经过历时5年的研究，于2000年发表了《世界能源评价》(World Energy Assessment)的报告，报告根据对未来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确定了21世纪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报告认为，到21世纪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世界能源系统的主角(王革华，2010)。

根据初步资源评价，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中，可开发水能资源约4亿千瓦，小水电资源蕴藏量在1.6亿千瓦左右；5万千瓦(含5万千瓦)装机以下的小水电资源可开发量达到1.3亿千瓦，这说明小型水电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风能资源合计可开发量有10亿千瓦，陆地上离地面10米高度风能资源储量约为32.3亿千瓦，可开发利用的资源量为2.5亿千瓦，近海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储量有7.5亿千瓦。如果陆上风电场年等效满负荷按2,000小时计，每年可提供电量5,000亿千瓦时，海上风电年等效满负荷按2,500小时计，每年可提供电量1.8万亿千瓦时，合计2.3万亿千瓦时电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未来必将在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全国2／3国土面积年日照时数在2,200小时以上，每年太阳能光热应用可以达到17,000亿吨标准煤；只要技术可行，成本可接受，如此巨大的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量是没有上限的。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因此生物质能资源十分丰富。农业废弃物等生物质能资源每年可作为能源使用的数量相当于5亿吨标准煤。根据中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未来50年内年可供开发利用的生物燃料能将超过2亿吨。中国的地热资源以中低温为主，储量十分丰富，其资源储量占世界的7，9％，总资源潜力有2,000亿吨标准煤；其中可供开发的高温发电和中低温热利用的资源量分别为600万千瓦和33亿吨标准煤。中国有32,000公里的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18,000公里，有潮汐能、潮流能、海流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等各种海洋能资源，其中可供开发利用量约5,000万千瓦(林伯强，2010)。

一　我国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能源与环境是目前制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能源供应、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石油价格迅速上升。到2020年我国实现GDP翻两番的发展目标，能源需求量将达到25-33亿吨标准煤(倪维斗，2009)。届时，中国能源供应不仅总量上面临更大压力，而且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超过60％，能源供应安全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世界范围而言，化石燃料消费形成的碳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已开始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我国2007年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1／4，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当前不可能承担绝对地、强制性地减少碳排放义务，但是随着发达国家减排承诺的履行，中国在未来国际谈判中也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能源供应、经济发展、环境制约的形势下，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约和替代部分化石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减轻环境压力，是保障国家能源与环境安全，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罗汉武，2010)。

“十二五”能源规划的制定，重点围绕实现中央提出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增加和碳减排两个目标展开。到2015年，来自天然气、水电与核能以及其他非化石能源(主要是风能)的电力消费比重将从目前的3.9％、7.5％、0.8％上升到8.3％、9％、2.6％。而与此同时，到“十二五”末，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从2009年的70％下降到63％左右，天然气消费占比将从目前的3.9％提高至8.3％。为实现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达到15％的目标，我国将重点发展三类非化石能源，即核电、水电、非水能的其他非化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据测算，届时核电规模至少达到7,500万千瓦以上，水电装机规模至少达到3亿千瓦以上，其他生物质能的利用规模达到2.4亿吨标准煤以上。而根据目前规划，2015年中国天然气利用规模会达到2,600亿立方米；水电利用规模达到2.5亿千瓦，核电利用规模达到3,900万千瓦，水电和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提高1.5个百分点；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将达到1.1亿吨标准煤左右，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1.8个百分点。

按照国家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十二五”能源规划，我国将在2020年前投入5万亿元用于新能源产业建设。除了资金的投入，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强调将重点推广257项技术；国家能源基地建设正紧张推进，大型风电基地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正在加速。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十二五”与“十一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的低碳转型。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下，加快转变能源发展方式无疑是“十二五”能源规划的

关键所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减缓温室气体增长、保护环境的同时，还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等多重任务的挑战。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可持续能源体系的重要支柱。随着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熟和产业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结构中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将成为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方面，也将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对中国而言，加强促进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意义。

二　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法规体系

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颁布了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法规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可再生能源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自正式实施以来，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投入和可再生能源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有益于解决中国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恶化问题。

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重点发展领域、投资估算和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规划提出的总目标反映了从2005-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整体要求。根据这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解决偏远地区无电入口的供电问题和农村生活燃料短缺问题，推行有机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力争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规划还对水电、生物质能、风电和太阳能提出了分类发展目标；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包含大水电)将占总装机容量的30％以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步伐。

国家发改委2010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颁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人调配暂行办法》、《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还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联合颁布了《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还牵头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风能和生物质能资源的普查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在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方面，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如通过平摊电价或实行价格补偿等机制，计划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

三　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传统化石燃料资源一直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能源形式，但近年来，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发展速度非常之快，因此受到各国普遍的关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原因主要在于：(1)传统能源储量有限，能源价格波动剧烈。3次石油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转向国家能源安全的建设上来，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获得充足和安全的能源替代形式。(2)传统化石能源不仅具有高污染性，而且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之间，将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平均下降5.2％，这使许多发达国家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不仅清洁而且对环境无害或危害很小，分布广泛，适宜就地开发利用。(3)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产生，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逐渐降低。

相对于中国目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电力工业中仅占很小的比例，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尚不足1％。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种类多，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因此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有差异。然而，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1)缺乏足够的经济鼓励政策和激励机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差，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的市场需求，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时间和速度很重要，政府应当以丰厚的补贴和有效的税收以及价格支持政策，尽快实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陈元，2007)。考虑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对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无论政府如何鼓励，都不过分。(2)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开创初期风险较大，赢利能力不强，较难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缺乏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受到很大限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运行成本低，但初始投资高，需要建立稳定有效的投融资渠道予以支持，并实行优惠政策，降低成本。(3)受技术水平的限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成本相对较高，与其他能源相比缺乏竞争力，其环保和社会效益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难以体现出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及产品的技术论证、检查监督，也缺乏有资质认证的专业公司，增加了运行风险。(4)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缺乏强有力的法规保障，尚未确立在我国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5)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体系，研究开发能力弱，技术水平较低，关键的设备仍需进口，一些相对成熟的技术缺乏标准体系和服务体系的保障。(6)可再生能源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发展目标。但距离大范围普及利用，还面临着高投入、高成本、技术瓶颈和商用化周期长等诸多难题。(7)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力度不够。公众对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意义认知程度低，没有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和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良好环境。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相对缓慢，需要特殊政策和努力去推广应用。科技攻关，降低生产成本，是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发展的关键。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造成中国能源后备储量不足，资源过快消耗，从而影响能源安全和长远发展，因此，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

四　加快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般认为，技术成熟度是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的瓶颈，但是忽视了一个被经验所证明的规律：一个国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是本国新能源技术、产业链对接以及政策驱动的结果。中国之所以还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步履蹒跚，其主要障碍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战略和体制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明确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几大目标，其中第一目标是重新夺回新能源的领导权。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替代传统能源的战略发展方向，新能源无疑是承担这一重任的最好选择。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并未形成同时考虑所有能源利用和技术发展两个方面的新能源战略，几乎所有影响了中国新能源发展过程的重要决策都是从行业的局部出发。一方面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短缺，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偏高，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单纯依靠化石能源难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丰富，已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条件，因此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速度，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是目前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首要任务。截至2008年底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不包括大水电)才7，600万千瓦，与可开发利用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储量相比，目前已开发利用的资源十分微小，因此在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挥作用方面，政府的支持力度应该更大一些，发展速度应该更快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主要有：

1　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

从现象上看，以往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缓慢的直接原因是技术造价昂贵，与常规能源相比缺乏优势。昂贵的直接原因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还不成熟，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历史，则发现不是技术不行，而是主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的政策环境不完善，政策体系不完整。这些障碍的本质，是没有真正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的考虑和规划之中。从立法层面到技术应用层面都涉及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只是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法律以及行政和全社会之间的协调联动，多数条款缺乏与之配套的具体措施，可操作性不强。导致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全面推广的迟滞。为此，我们的新能源战略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将各类新能源全部纳入，统一考虑，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全面参与和践行。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尤其把强制性的制度手段落到实处。

2　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的经济鼓励政策

在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还不能形成适度经济规模的时候，需要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和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目的在于吸引企业参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降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成本，尽快形成规模效益，增强其在我国乃至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力。经济鼓励政策是指政府制定和批准执行的各种经济鼓励措施，如税收减免、价格优惠、投资补贴等经济政策。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部件引进实行减免税收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保证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高电价收购；为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提供贴息贷款和投资补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纳入政策性贷款范围，发放专项贷款；建立公共发展基金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拉动和引导全社会增加投资，形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上下游产业链条的持续发展态势；建立鼓励企业和私人投资机制，扩大投融资渠道，努力创造条件，鼓励优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公司上市融资。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府采购政策，通过政府采购刺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需求，培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市场。

3　明确发展规划和目标，建立协调的管理机制

总结国内外经验，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有明确可行的发展规划和目标，确保市场规模和效益的逐步实现。根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科学制定规划目标，并且将目标进行年度分解。规划目标不仅要通过省级规划和产业规划，具体落实到每个省、每项技术和每个项目，而且要将规划目标落实到具体的时间表，统筹安排，分阶段实施，保证规划目标的最终实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未来长期战略能源，需要政府花大力气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设置职能明确、管理有效的机构，建立以战略管理为核心的管理机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政府要逐步从依靠行政手段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逐步发展到政府部门制定政策、规划和标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4　建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创新体系，推进产业化体系建设

今后20年是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的总体目标是要大幅度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性能，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到2020年，大多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应该达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实现商业化运作，为我国能源安全和能源清洁化使用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为此，需要建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产业体系，同时还要形成和完善产业标准和产业服务体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不仅随着世界能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加剧和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而不断发展，同时又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企业、社会、政府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只有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平台、产业知识基础与关键技术、创新投入机制、产业化政策等诸多方面不断完善，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才能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形成市场竞争力。

5　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人才和能力建设

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要大力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以企业为主体，实现产、学、研相结合，整合现有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健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鼓励创新，加快人才培养速度，建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人才培养基地，促进国内外信息交流。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强运用适合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工程技术的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能力建设。加强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重点行业和产品制造能力建设，加强人才培养，造就一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开创者和管理者。在政府的支持下，实施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和商业化发展战略。通过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和吸收相结合，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创新，力争掌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核心技术，实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的产业化和本土化。

6　提高全社会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意识，形成全民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社会环境

加强全社会的科普教育，提高公众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树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中国未来主体能源的观念。各级政府应该率先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政府采购计划中积极购买和安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品，带动全社会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示范工程，鼓励国家级大型企业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引导其积极投入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和设备制造中去。对企业和个人自愿认购高价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行为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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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能源；时间与速度；经济

前言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出口增长的同时，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也日益成为中国人担忧的对象。

为此，本版近期特推出“可持续发展”系列，共8篇，聚焦新能源及环保主题，希望引起读者的进一步关注。

新能源是相对于长期广泛使用、技术上成熟的常规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等)而言，已经开发但还不能大规模使用或正在研究试验、尚需进一步开发的能源。

新能源开发空间有待拓展

新能源包括海洋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氢能等等。也就是目前通常说的可再生能源(水电除外)。新能源技术在世界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例如太阳能的光热转换，光电转换，地热直接应用，生物发酵及热分解以制取沼气和气体燃料，潮汐发电技术等等。

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自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投入和可再生能源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有益于解决中国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恶化问题。

除了《可再生能源法》，国家发改委还牵头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制定了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颁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调配暂行办法》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发改委还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联合颁布了《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此外，风能和生物质能资源的普查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再生的能源资源。它清洁且对环境无害或危害很小，其另一特性是分布广泛，适宜就地开发利用。2007年中国风电装机累计已达到605万千瓦，在建420万千瓦，该年的装机比过去20年总和还要多。但相对于中国目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业界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仍不满意。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电力工业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到2006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1.3亿千瓦，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21%。对于大型水电是否列为可再生能源，仍有争论。然而，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尚不足1%。

可再生能源发展缓慢的原因

可再生能源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它相对高的成本和所需的电价。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一般比煤电高，生物质能发电为1.5倍，风力发电为1.7倍，光伏发电为11-18倍。可再生能源发展迟缓，与快速增长的火发电装机容量相比微乎其微，因此比例可能进一步减小。以风能为例，中国风能资源相对丰富，据估计可开发利用的风能储量约10亿千瓦，其中，陆地风能资源约2.5亿千瓦，海上7.5亿千瓦。中国推动风能发电近十年了，尽管近期增长较快，然而风电装机容量也只有约605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焦点集中在降低成本，这是共识。然而，过度关注成本和所需的电价，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战略的一个误区。表现在，一是过于迫切降低成本而急切要求设备国产化，二是对可再生能源电价控制过紧。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必然有一个大发展，这一点不应当怀疑。但是，开发时间和速度很重要，这应当是可再生能源战略乃至能源战略的一个重点。简单地说，无论利用不利用，风一直在吹，阳光普照。但是，煤越挖越少，大气污染排放越来越多。

大规模地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显然需要设备国产化。但是，设备国产化有一个先引进技术还是先做成市场规模后再国产化的选择。在市场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引进技术需要政府行为和干预。除了扭曲市场之外，引进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谈判过程。相反，有了市场规模，国产化必然随之而来，且速度很快。以火电30万和60万千瓦机组设备为例，当笔者10年前做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机组的电厂项目时，设备基本进口，政府并没有刻意要求国产化。事实是，几年前30万和60万千瓦设备已基本国产化。大市场吸引了技术，造就了中国30万和60万千瓦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

另一个问题是行政控制电价。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风能项目的电价实行特许权招标，企业则为了获取项目压低竞标电价，以不到0.4元/kWh中标。而根据风电的基本情况测算，除了自然条件特别好的风场，加上特别乐观的假设之外，能够达到商业要求的风电价格都应该超过0.6元/kWh。经验证明，中标企业可能没有想真正地按建设承诺经营这些风电场，而是先拿下项目，慢慢做，或等待政策，或再与政府讨价还价。当然，为装饰门面，亏本建设经营风电的企业，可能有，但不多。

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和价格问题上，必须包括环境治理成本以及资源耗尽溢价。环境治理成本很容易理解，资源耗尽溢价则需要解释。涉及对能源矿藏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经济分析中要计算资源利用的经济成本。由于这些资源无法再生，被耗尽时必须用进口或国内替代品来替代，因此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包括了资源耗尽后其替代品的成本。耗尽溢价或费用可根据经济价格和年开采量占总储量的比例来确定，该溢价与经济开采成本相加后就得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总经济成本。如果在可再生能源定价时，将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价格，扣去用煤发电的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耗尽溢价，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不会比煤电高。

此外，还应当动态地来看可再生能源成本和价格问题，不应当将目前国家批给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看成是一成不变。长远的看，不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会上涨。因为，不可再生能源资源价格会因为稀缺和增加环境治理成本而上行，而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则可能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带来的迅速国产化而下行。现在认为被批高了的电价，以后可以下调。除非价格当局认定已经批复的价格永远不变，但是这样一来，那能源价格还改革什么？

当然，许多价格上的考虑是出于对提高目前电价水平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至少在现阶段不能成为阻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原因。因为，以目前可再生能源占发电

的极小份额(大水电除外)来看，可再生能源电价再高一些并不足以影响整个电价水平。

可再生能源的优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对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举足轻重。在资源紧张的现实条件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社会的共同选择，也是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从战略高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以来，虽然不尽人意，但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包含大水电)将占总装机容量的30%以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步伐。国家发改委决定在2005-2007年间设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鼓励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供热和地热泵供热。这些政策和规划为可再生能源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方面，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如通过平摊电价或实行价格补偿等机制，计划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

推广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因素

经验证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相对缓慢，需要特殊政策和努力去推广应用。显然，科技攻关，降低生产成本，是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发展的关键。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造成中国能源后备储量不足，资源过快消耗，从而影响能源安全和长远发展。发展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而且时间和速度都很重要。

“十一五”计划确定了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发展目标。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十一五”末期的500万千瓦规划目标，但是与可开发利用的约10亿千瓦风能储量和每年8000万千瓦火电装机相比，是一个小数字。发展速度是不是能再快一些，政策能不能更优惠些，措施能不能更有力些？比如，采取风电强制入网和收购政策，强制某一电网范围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还有其它一些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贷款优惠政策。

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还有其它障碍。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小而且分散、成本高，会给电网带来一系列运行、负荷匹配、增容和成本增加等问题，实践中存在上网问题。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设备和产品的技术论证、检查及监督，也缺乏有资质认证的专业公司，增加运行风险。因此，可再生能源企业风险较大、盈利较差，较难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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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利用

1新能源概述

新能源一般是指在新技术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波浪能、洋流能和潮汐能，以及海洋表面与深层之间的热循环等；此外，还有氢能、沼气、酒精、甲醇等，而已经广泛利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等能源，称为常规能源。随着常规能源的有限性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环保和可再生为特质的新能源越来越得到各国的重视。

目前在中国，可以形成产业的新能源主要包括水能（主要指小型水电站）、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是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源。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既是整个能源供应系统的有效补充手段，也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是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最终能源选择。

当今社会，新能源通常指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氢气等。按类别可分为：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氢能，地热能，海洋能，小水电，化工能（如醚基燃料）等。

2可再生能源概述

2.1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指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利用、循环再生的一种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海洋能、潮汐能、地热能等。随着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人类历史进程中长期依赖的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如薪柴、秸秆等属于生物质能源，另外还有水力、风力等，这些能源大部分都来自太阳能的转化，是可以再生的能源资源。

人类近代社会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其能量来源实际上也是源自太阳能的转化，但它们是地球在远古时期的演化化过程中形成和储存下来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一旦用完就无法恢复和再生，因此属于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

2.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意义

2.2.1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农村是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薄弱的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落后，许多农村生活能源仍主要依靠秸秆、薪柴等生物质低效直接燃烧的传统利用方式提供。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解决农村居民生活用能问题，可以将农村地区的生物质资源转换为商品能源，使可再生能源成为农村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2.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充足、安全、清洁的能源供应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保障。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低，能源需求增长压力大，能源供应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不断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除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外，加快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重要的战略选择，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2.2.3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开拓新的经济增长领域、促进经济转型、扩大就业的重要选择。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广泛，各地区都具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条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再生能源也是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有效拉动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扩大就业，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2.4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生态系统脆弱，大量开采和使用化石能源对环境影响很大，特别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例偏高，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较快，对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可再生能源清洁环保，开发利用过程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对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现在我国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体上缺乏科学规划，发展不均衡；有的成果实际推广应用成效甚微，新能源规模化生产之前的成本也较高，配套设施跟不上；在新能源产业方面面临着基础设施和基层公共服务能力严重缺失的问题。

4加强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4.1科学评估，加强产业引导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利用，需要科学评估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潜力。根据我国国情，考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市场的运行，建立和完善新能源和节能政策体系，建立能源管理机构和咨询机构，使得政策对新能源和节能产业的制度保障具有综合性和战略性。

4.2加大投资力度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因此要加大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从人才方面注重新能源研发的技术性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于投资巨大、外部性明显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必须以足够投入，建立公共研发平台和检测平台，成立工程技术中心，在技术研发、风险投入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形成集研发应用于一体的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

4.3实现多元化发展

大力发展除风能、太阳能之外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如生物质能源、沼气、垃圾焚烧、地热等。生物质能源在中国发展潜力巨大，应重点发展农林废弃物（如秸秆）发电、生物质液体话（如生物柴油）和生物质燃料等。

4.4注重基础设施的完善

坚持实用性第一的原则，加强基础设施的完善。如电网布局、新能源汽车赖以运行的充电站建设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为新能源的应用提供基本条件；调整能源利益结构。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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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

面对目前社会资源能源匮乏的环境，可再生能源作为关键的核心替代性能源，亟需开发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市场，以应对全球变暖以及能源匮乏等问题，实现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商业化开发和广泛应用的关键环节是科学发电的技术手段，现阶段上网电价工作系统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快改进该系统不仅有助于提高电力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有利于完善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模式。

一、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概况

在电力营销模式中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有太阳能、风能、沼气及潮汐能等，在将其转变为电能的过程中，省去了煤石油及天然气的使用，从而也就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实现城市的绿色化。我国政府对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引进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及补助科研技术人才，以此促进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电力企业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市场化的电力营销机制，另外制定的电力价格也不够合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再生能源再缺乏以与传统电力竞争各具优劣，难分胜负等问题都阻碍了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市场的发展。

二、阻碍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的问题

(一)电力营销市场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

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发电的过程中明显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这些可再生能源是环境友好型二次能源，但由于其分布不均，直接影响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并直接阻碍了其市场营销。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十分丰富，但分布却相当不均，尤其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例如、甘肃及内蒙古等地区蕴藏丰富，但是这些地区因市场需求小，开发能力落后再加上交通不发达等问题，致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低下。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价格存在劣势

目前可再生电力能源的价格与传统电力能源的价格相比相对较高，因而其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不足。同时电力市场作为一个垄断性市场，它的竞争机制并不完善，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府虽已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来保护可再生发电能源的市场营销，但这些政策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不完善的竞争市场问题。例如，利用太阳能发电比利用煤发电的价格高很多，但是煤电的优惠政策却更多，其执行效果也就更好，这严重阻碍了太阳能发电的开发与利用。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煤电等非再生能源发电矿物需征收相应的能源生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使用，但我国尚未建立该项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市场营销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只是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的电厂，其成本较高，技术及设备也都是进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费用，使得购网、上网及销售的用电价格较高，从而制约了电力营销市场的发展。

(三)政府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市场营销的支持力度不足

国外可再生电力能源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取得较好效果，与政府的大力扶植及国家倡导是分不开的，我国政府虽然也提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减少环境污染，但制定的优惠政策不足同时又缺乏可行性，实际操作能力不强，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因此未能从本质上推动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其市场化营销。

三、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动力研究

(一)合理开发与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

我国政府尤其是相关电力部门要根据可再生电力能源在各省市的具体分布，结合市场需求，积极调整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开发发展的工作思路，改进并规范市场营销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不断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使风能、太阳能及潮汐能等友好型二次能源得到科学开发、合理利用，使其社会环境及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合理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

1、固价电价系统

固定电价系统应明确规定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电价格，是由政府根据相应的发电成本，而不考虑其他传统电力能源发电的价格而直接制定市场中各种发电能源的市场价格的，同时相应的电网企业应该依据既定价格支付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企业必要的费用。

2、溢价电价系统

构建溢价电价系统一方面可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工程的基本电价，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解决电力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采用溢价电价系统的优势是既能考虑到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工程运转的实际成本，又与电力市场中的电力竞价过程相接轨，其运转的原则主要是以传统电力的销售价格为电力市场的参考系，从而制定相对科学合理的电价比例，通常会出现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价格会受传统电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种主要原则是依据不稳定且相互竞争的电价市场结合政府制定的固定电价奖励机制共同作为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的参考系。通过对国外的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市场营销模式及国家政策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固定电价及溢价体系的操作流程比较简单，并且效果显著，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并结合我国具体能源分布及市场需求完善并实施这两套发电价格定制体系，以健全我国电力市场营销制度。

(三)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竞争体系

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电力市场竞争体系是电力市场营销及企业发展的优先成本战略的总核心，针对我国电力市场不完善的竞争机制，首先应制定标歧立异的发展战略，其次需电力企业内部管理层集聚力量制定发展目标战略方案。其中在发展战略上标歧立异是指旨在将电力企业所提出的电力产品或电力相关服务做到标歧立异，这样有利于确保在一定的产业区域内企业能够提出独特的电力产品；目标集聚是主攻该企业中的某个产品的顾客群体。总之这两种方式有助于满足相应产品的对应顾客群体的具体需求或者达到降低成本的市场期待，最终有助于电力市场营销机制的建立健全。

(四)完善可再生能源营销的制度与法规

目前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资源丰富但开发现状并不理想，并且对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机制尚不完善，基于现状，我国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可持续电力企业大力支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运用多种手段为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筹集资金，并引进技术人才，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市场营销的长效发展。在推动其市场营销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尽到其规划协调及后期监督服务等具体职能，制定开发能源及电力发展的战略规划，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为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调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提高其在电力市场的比重。

四、结束语

面对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状况及市场营销比例的现状，我国政府及新型电力企业积极制定市场营销机制，规划发展战略，尽快实现电力营销市场的转型，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其核心力量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从我国现阶段的电力能源发展来看，溢价机制和固价系统由于易于操作且效果明显，对于政府和可再生电力能源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陈澍 单位:北京华电北燃能源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陶曾鲁,何芳.大型风电液力机械传动装置的理论分析[J].液压气动与密封，2011

[2]张晓宇.论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动力[J].电子测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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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受环境以及能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世界各国都积极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利用。但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了影响，这直接影响到了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并网规模。以风电为例，2010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3.06%，发电量却不足1.18%，2011年风力发电量仍不足2%。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陆续规划建设八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还将在2020-2030年建成两个千万千瓦级光伏发电能源基地，解决可再生能源并网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许多国家在可变可再生资源的应用上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不同，没有通用的方法经验。本文根据Jaquelin Cochran等人对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的研究成果，以南澳大利亚、丹麦、德国、爱尔兰等可再生能源高水平管理与应用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不同特征电力市场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重要举措。尽管存在着差异性，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方法都围绕着五个战略性领域：引导公众参与、协调和并网规划、制定市场发展规范以确保系统灵活性、扩大多样化资源和各地域系统运行的接入范围、改善系统运行。在次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与电情，提出了我国促进可变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措施与建议。

2.可变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国际经验总结

从可变可再生能源并网的顶层设计来看，各国均制定了严格统一的并网技术标准和权责清晰的市场制度。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巩固加强技术和制度方面的优势，实现更高的利用水平。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完成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最佳方式，主要包括公众参与（特别是新的输电资源）、协调和并网计划、制定市场规则保证系统灵活性、扩展接入途径、改善系统运行状况五个方面。针对不同可变可再生能源渗透水平。

（1）引导公众参与

目前世界各国的做法包含以下几方面：1）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在输电线路规划之初就让相关主体参与到整个规划过程中；2）解释输电网络扩展的必要性，特别是与公众关注的问题（如供电可靠性、电价、就业等）相关时；3）将多种规划方案告知公众，并对最优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向公众讲解；4）创立一个公众易于接受且透明的流程，评估所有权价值和补偿额度；5）开展国际项目需要国家政治机构支持，同时简化对此类项目的授权过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输电通道规划过程中与利益相关主体会面比较频繁，简化会面流程提高决策效率是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在德国为了促进新的输电网建设，对于大容量（特高压输电网）主干网的建设项目给予优先规划建设权，减少北/南输电阻塞，同时提高联邦级别的权责以减少申请、许可的流程。

（2）协调和整合规划

目前世界各国的做法包含以下几方面：1）对计划目标分类处理（例如整个系统成本最小化或是区域成本最小）；2）评估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对系统可靠性及妥善性的贡献力；3）确保设计的制度和市场接近物理容量；4）根据指定的本地计划和区域计划更好的整合行政辖区内的信息。例如，澳大利亚利用基于市场的成本差异来指导发电和输电计划，从国家而不是区域层面检验电网发展。

（3）改进市场规则

利用市场寻求最具成本效率的解决方案，增加灵活性，目前世界各国的做法包含以下几方面：1）缩减调度间隔和关停机时间，提高系统效率；2）增加储能系统参与市场调度；3）通过需求响应和智能电网提高负荷弹性；4）对现有输电网进行改造，增加输电容量。例如，美国西部缺少有组织的批发电力市场，但是已经有提议要建立一个能源非均衡市场，这样均衡区域可以共享储能并通过更大范围内的多样化资源减少系统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

（4）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多样性

研究发现增加多样性的资源可以降低可再生能源并网对电力系统的影响，目前世界各国的做法包含以下两方面：1）扩大有效均衡区域；2）增加地理位置的多样性，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可变性越小。例如，爱尔兰通过扩大调度区域和并网范围巩固电力系统，减少天气变化对系统造成的损失。

（5）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目前世界各国的做法包含以下两方面：1）利用先进的预测技术降低间隙性可再生资源并网对系统灵活性的要求；2）提高电网规范，根据电力需求和发电容量的复审情况，建立满足系统可靠性需求的输电路线。

3.对我国的启示

（1）积极引导引导公众参与到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工作中。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并网一般需要对输电容量进行扩容加强电网的输送能力，在规划新的输电通道时，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在土地利用、空中走廊、环境破坏、财产损坏（如农田）或者健康问题上产生纠纷，这就需要有政策引导减少不同主体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输电通道能够顺利规划、建设。

（2）协调和整合规划可再生能源投资方案。要结合我国的国情、电情和资源禀赋，由政府主导，从国家层面上协调规划各区域可再生能源投资情况，提高投资效率。

（3）改进市场规则提高系统灵活性。在我国协调可再生能源规划工作时，会涉及多个行政辖区的情况，因此需要提高相关机构的行政能力，从而增加计划的整合力度、复杂性、协调性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另外，针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并网率低的问题，尤其是风电弃风严重的问题，可以考虑在辅助服务中引入针对双边交易或是为风电备用的机组执行容量电价机制。

（4）推进我国特高压建设，扩大可再生能源均衡地域，增加可再生能源多样性，降低可再生能源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篇10

1.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现在我国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体上缺乏科学规划，发展不均衡；自主研发企业数量少、投入少，既有的成果实际推广应用成效甚微，新能源规模化生产之前的成本也较高，配套设施跟不上；在新能源产业方面面临着基础设施和基层公共服务能力严重缺失的问题。

2. 加强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2.1 科学评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潜力 城市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利用，需要科学评估城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潜力。

2.2合理规划不同政策和资金投入下的利用规模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可获得量、当前利用量与政策以及资金投入量密切相关。以生物能为例，秸秆、畜禽粪便和林木薪柴等可收集利用的数量与可作为沼气、秸秆发电、气化液化等利用的规模的大小，不仅与农业政策有关，而且还与政府给予的资金、技术支持有关。

2.3能源结构的低碳化 由于目前国内外未将水电、核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列入能源消费核算体系，改变以煤为主的中国能源消费结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可能实现“发展”和“低碳”两个目标。制定规划的任务就是在发展与减排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

2.4 继续调整能源产业结构 优先开发水电，适度控制煤炭产能增长，是调整现阶段能源结构的主要任务。我国是世界上煤炭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农业生产结构中，煤炭占70%。我国电力结构特别是电源结构明显不合理，水火电比例为1∶5，火电比重偏大，需要继续贯彻优先开发水电的方针，并加快发展核电，加快优化电源结构。

2.5 做好地质勘探等前期工作，制定科学规划和开发方案 在充分摸清煤、油、气、田的地址构造特征、赋存状况、储量规模及分布等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开发方案，是今后开发过程中能够实现低碳化的关键。

3 .促进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3.1政府应出台战略计划，加强产业引导 根据我国国情，考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市场的运行，建立和完善新能源和节能政策体系，建立能源管理机构和咨询机构，使得政策对新能源和节能产业的制度保障具有综合性和战略性。

3.2加大技术创新和投资力度 技术创新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中国目前的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较低。因此要加大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从人才方面注重新能源研发的技术性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于投资巨大、外部性明显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必须以国家投入为主、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建立公共研发平台和检测平台，成立工程技术中心，在技术研发、风险投入、上市融资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形成集研发应用于一体的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

3.3坚持实用性第一的原则 基础设施的完善。如电网布局、新能源汽车赖以运行的充电站建设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为新能源的应用提供基本条件；完善补贴机制。需要在补贴领域和补贴方法上进行扩展，如财税支持等；调整能源利益结构。通过补贴或绩效考核等途径，对现有能源利益结构进行调整。

3.4促进经济发展与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供需平衡 调整国内的能源消费政策，鼓励使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启动国内市场，建立绿色能源的民族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