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碳排放的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减少碳排放的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把食品变成燃料　涉及的非石油燃料来源包括玉米、大豆、柳枝稷、废物和废食用油。现在全美每年已有55亿蒲式耳的玉米变成乙醇，而大部分新型汽车都能使用EIO(10％的乙醇加90％的汽油)。废物、木浆和玉米皮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能够生产一种被称为纤维素乙醇的东西。但从这些东西里面提取纤维素乙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目前生产纤维素乙醇的成本高于以玉米为基础的乙醇成本。

制订绿色住宅蓝图　住宅的能源使用占温室气体排放的很大一部分。然而，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就能够大大降低你的能源成本。例如，你可以把门窗密封好，以控制温度、空气和湿度的流失；用废旧牛仔裤之类的天然、无毒的材料对房间进行隔热处理；用突出的宽窗顶和双层玻璃来保护阳光下的窗户；重视自然通风。然后，你可以考虑使用太阳能供电系统、小型风电机和地热泵等，帮助你的家获得可再生能源。

换掉你的灯泡　家庭节能产品中最热门的产品是小型荧光灯。其价格是普通白炽灯的3～5倍，但是耗电量只是后者的1/4，而且使用寿命要长几年。在公共空间使用发光二极管照明，城市也能节能、省钱。这种白色、更明亮的照明新装置比高压钠灯省电40％。尽管发光二极管价格是高压钠灯的2～3倍，但至少可以5年不用维修，而传统灯泡每隔18个月就要更换。

挂起一根晾衣绳　剑桥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一件衣服有关的能源消耗主要在洗涤和干燥过程中。一件T恤衫在整个使用寿命中能够向空中排放多达4千克的二氧化碳。你应该用温水而不是用热水洗衣服，并把衣服集中几大堆而不是分成许多小堆来洗；使用你能找到的效率最高的洗衣机――新型洗衣机比旧洗衣机节能3/4：衣服洗完后自然晾干，不要塞进烘干机里。这样加起来，你在洗衣服时制造出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多达90％。

让服装获得新生　一家生产户外服装的企业正在收集所有品牌的旧羊毛衫，将它们熔化并织出新的纤维，制作成新的羊毛衫。据这家公司估算，用旧羊毛衫来制作聚酯纤维比用新聚酯纤维节省76％的能源，减少71％的温室气体。你拥有的每一件衣服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某些合成服装是由石油产品制成的。棉田仅占全球可耕地的不到3％，但喷洒的农药却占所用农药总量的约25％。处理旧服装的最佳办法是邀请你的朋友来交换服装。这对环境是有益的，因为可以不用耗费制作和运输一件新衣服所需的能源，从而将减少因此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而且对你的钱包也是有好处的。

通过网上付款　通过网上银行办理银行业务和支付账单不仅有助于保护生产纸张所需的树木，还有助于减少燃料的消费，因为纸张需要运输。据贾夫林战略研究所估算，如果每个美国家庭都在网上查看和支付账单，每年就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190万吨。至于网上付款的安全性请不必担心。你只需做到以下几点即可：第一，不理会“骗取”你个人信息的电子邮件：第二，监督任何未经授权的扣款电子记录；第三，遇到问题立即报告。如果做到这几点，你的钱就不会受影响。

对塑料袋说“不”　每年全球都有5000多亿个塑料袋分发出去，但只有不到3％的塑料袋回收。塑料袋一般都是用聚乙烯制成的，需要在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垃圾填埋场花上1000年时间才能得到降解。减少塑料袋污染的最简单办法是使用布袋或可降解的用植物材料制成的袋子。

种一排竹篱笆　竹子可以用来搭建漂亮的篱笆，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极快(一天可以长30厘米甚至更多，取决于不同的品种)，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限制它的生长，以免失去控制。但是，这样做会降低竹子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只有大规模种植，让它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快于释放速度，才能起到好的效果。

直线飞行　除非我们能像哈利・波特那样通过壁炉穿行，否则远距离旅行只能搭乘排放二氧化碳的喷气式客机。一个小小的变化就能起作用：调整每个国家领空的进出口，这样就能让飞机尽可能以直线飞行。去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协商决定，为中国到欧洲制定一条更加直接的路线，平均缩短30分钟的飞行时间，每年可以减少8.48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另外，飞机突然下降会浪费燃料，因此专家们提倡要“持续下降”，直到抵达跑道。

停止碎纸　每年有9亿棵树变成纸浆造纸。我们可以通过购买更多的再生纸来减少这一数字。生产再生纸所需的能源比原生纸少60％。每购买一吨再生纸可以节约4400千瓦时电、3万升水和19棵树，而一棵树可以过滤空气中多达27千克的污染物。

在包装上想办法　真正的环保主义者甚至会自带杯子到星巴克喝咖啡。企业也开始加入到减少包装的行列中来。惠普公司今年把它的打印机墨盒采用更轻的包装，由此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每年从道路上减少3500辆汽车。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在这方面处于领先位置，从烤鸡盒到水瓶的所有包装的塑料用量都减少了5克。该公司计划从2008年开始减少5％的包装，这足以避免60.5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交纳“碳税”　减少世界各地的碳排放量实有必要，但是，如何降低碳排放，人们的意见不一，是碳排放采用“限额一交易”，还是对所有使用者征收一种碳税?根据“限额一交易”计划，政府对每个企业的碳排放进行限制；排放量在限额以下的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上出售自己剩余的配额，而超标的企业必须在市场上购买额度。碳税来得更直接：对任何形式的碳消费实行一套固定税率。其中的想法是，提高价格可以促使企业和个人减少碳的消耗。现在，“限额一交易”处于上风，因为它是目前《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但是也不要把碳税排除在外。

用二氧化碳赚钱　全球变暖最不公平的一点在于，与富人相比，穷人的碳排放量远远低于富人，但却承受着最严重的后果。所以现在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按照人口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量，给世界上的每个人排放同等数量的碳的权力，即个人碳排放量配额。如果你骑自行车上班，排放低于个人配额的碳，这样你可以把自己的配额卖给那些拒绝放弃他们SUV汽车的人。

篇2

使用节能灯

节能灯是现在节能减排形势下普通白炽灯泡的理想替代品，不但节省电费，而且使用寿命更是白炽灯的好几倍。紧凑型荧光灯（CFL）非常节能。和白炽灯相比，紧凑型荧光灯（CFL）能在同样的照明效果下节省75%到80%的电力，而且使用寿命是白炽灯的10倍。紧凑型荧光灯的成本是白炽灯的三到五倍，但电力使用是白炽灯的四分之一，而且使用寿命会更长。如果在2030年之前把所有旧白炽灯泡都换成紧凑型荧光灯，那么全世界每年能节省的电力相当于650座发电站，而且还能将释放到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减少7亿吨。

将衣服拧干晾晒

衣服也与二氧化碳排放有关？当然，衣服的清洗方式决定了它是否环保。有关数据显示，一件衣服76%的碳排放来自其使用过程中的洗涤、烘干、熨烫等环节。不使用洗衣机将衣服拧干晾晒，也不使用烘干机，这样洗衣可以减少90%的二氧化碳排放。

重织旧毛衣

将旧毛衣收集起来加工成新毛线和毛衣，这样比使用新毛线加工要减少76%的能耗，并减少71%的温室气体。

多穿旧衣服

你的衣服都对环境有影响。制造和加工新衣服要消耗很多能源，排出二氧化碳，因为衣服的一些化纤是由石油产品制成的，棉制品也消耗部分杀虫剂。旧衣比新衣更加环保。目前，旧衣翻新不仅是一种环保行为，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趋势。旧衣服还有一种常见的处理方式，即旧物利用。旧衣通过一定的处理，比如剪裁、缝纫等，变成生活中所需的其他物品，包括抹布、墩布、口袋等，既可以避免旧衣被当做垃圾扔掉，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又可以开发出新的用途。

乘公交车出行

以美国为例，美国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总量的30%多，减少排放的最好办法之一是乘公交车。公交车每年节省14亿加仑的气体排放，相当于150吨二氧化碳。我国各级政府正在大力发展公交运输，让人们出行更加快捷，为了减排，选择公交出行吧。

适时开窗和关窗

多开窗，不用空气净化器，就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夏天将空调温度调高2度，冬天则将暖气调低2度，密封好你所有的门窗。墙和屋顶做好隔热，安装低流速的沐浴喷头，这样做，一年可减少4000磅二氧化碳的排放。

少用一次性塑料袋

少用1个塑料袋节能约0.04克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0.1千克。塑料袋多是由聚乙烯制成，有数据显示，每年有5千亿塑料袋流入市场，只有不到3%的塑料袋被回收，绝大多数当成垃圾被掩埋，而掩埋后得要1000年才能被生物降解，并发出有毒的温室气体。所以减少白色污染的简单办法就是用环保袋代替塑料袋。

支持本地农民

买本地农民的蔬菜、水果、牛奶，这些农产品的生产离家越近，运输距离和时间就越短，花费的汽油就越少。离产地近，因此本地蔬菜就更加新鲜，味道也更好。

举行绿色婚礼

如果你要到外地举行婚礼，同时邀请你的朋友参加，坐飞机或坐火车就会产生碳排放，必然会增加碳排放量。基于此，专家建议取消新婚旅行，婚礼在当地举行，以减少因婚礼而引起的二氧化碳的大量产生。

不系领带好散热

日本为节能，将夏天的办公室温度调到22摄氏度，让员工不系领带，打开领口，穿蓝色工作服上班。此政策虽然让裁缝乱了阵脚，但日本的碳排放减少了。一个夏天，日本减少790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关掉电脑

据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家里75%的电消耗在待机状态的电器上，包括电视、DVD、电脑、显示器和音箱。电脑比其它电器更耗电，屏幕保护并不能节能，一台台式机（不包括显示器）平均一天耗电250瓦。相对一天24小时持续使用的电器，电脑一天用4小时，其余时间关掉，一年可以省70美元左右。关掉电脑一年可减少83%的排放，相当于63公斤二氧化碳。

人走关电源

走出房间时看一下电脑、显示器、台灯、打印机和其它电器是否关了。并给空调和顶灯设定每天的关闭时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能省电，减少碳排放，更可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和降低维护费。

节约用纸

纸是由树制成的，每年有9亿吨树木变成了纸。我们可以用再生纸代替白纸，这样可节省60%的能源。每一吨再生纸可节省4000度电、7000加仑水和17颗树。每一颗树还能过滤空气中60磅的污染物质。节约用纸，减少碳排放，过绿色环保的生活。

使轮胎饱满

轮胎饱满有力才能保持车子的稳定行驶，轮胎饱满还可以提高汽油消耗定额（一加仑汽油所行驶的里程）3%以上，如果你将汽油消耗定额从20提高到24，你每年就可以减少200磅二氧化碳。

篇3

中国发展新能源，推进节能减排的宏伟规划，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资金大量投入。有数据反映，2009年全世界对新能源的投资达到1620亿美元，其中中国以364亿美元雄踞榜首。今年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发展新能源，促进节能降耗减排的要求，提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宏伟目标，据说正在制定的《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也提出在2011－2020年间，累计将投资5万亿元发展新能源，并加大政策优惠力度。

与此同时，发展以碳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成为热门话题。很多政府以及专家学者与投资人等对此热情高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山西等地正在积极筹建碳交易中心(所)，有的已经开始引进国外相关交易中心共同制定规则、谋划发展，力求抢占先机。

笔者认为，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国家下最大决心，付出最大努力。但对低碳金融的发展却需要冷静思考，不能盲目乐观、太过冲动。

加快低碳经济步子

冷战结束前后新的一轮全球化，推动工业化产能从少数发达国家(主要是7国工业集团成员)快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尽管双方各取所需，但也造成了国与国之间投资和贸易的严重失衡，并在货币体系由货币实物清算为主转变为记账清算为主之后，造成少数发达国家走上“高(国际)投资、高负债、高消费、低储蓄”的发展轨迹，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走上“大引资、大生产、高(国际)债权、低消费、高储蓄”的发展之路。

这种发展所导致的全球产能过剩、环境破坏、气候恶化等种种恶果，如今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在当下成为全球共识。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能源新经济应运而起，成为发达国家促发展、增就业，并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世界工厂”模式快速发展，目前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同时面临的资源、能源消耗高、利用效率低，以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压力也日益突出。在全球化转型、外需可能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国际形势下，尤其是美国等国家通过立法(如美国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确定将对未实施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碳关税”，如若中国不采取相应措施，出口将受到巨大冲击。加快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

加强约束机制

发展低碳经济，包括节能降耗减排各个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小到个人从衣食住行开始，崇尚节俭，物尽其用；大到要求全社会推进发明创造，推广再生能源的利用；通过技术革新和产品革新、流程革新等，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以及废物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加大废弃物的消化吸收，增强碳回收和碳消化能力等。更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节能降耗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企业是当然的主角。如果这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就会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但显然，这种效果至少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更多时候还会增加经营成本，这就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单靠企业自愿是无法达到目标的，需要有外部强制性约束，并辅之以必要及足够的激励措施。

考虑到节能降耗减排最后都可以折算成碳排放量的减少，因此，可以把监控的着眼点放在碳排放上。首先做好两方面的基础工作：

一是建立科学严密的碳排放折算标准和计算方法。不同的企业碳排放的渠道可能多种多样，也可能有很多途径减少碳排放或增加碳吸收等，到底排放了多少，是否需要控制和减排，首先需要能够准确计量。

二是建立科学严密实用的碳排放检测程序、标准、设备、方法等。有了折算标准和计算方法后，才能准确检测出实际碳排放量，才能掌握碳排放控制的重点和难点。

进一步的碳排放管理工作如下：

一是明确各行业、各类主要产品在碳排放方面的准入标准，对超过标准的要严禁，已存在的要“严打”，对违规企业及其负责人甚至政府相关部门要严责。

二是对各地区各企业要有碳排放控制额度限制，包括提出减排目标要求等，并将实际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三是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方面的立法与执法，要配套征收资源税、碳排放税等，适当提高资源、能源的价格，通过外部压力迫使企业加快更新改造，节能降耗。

四是要有激励措施，包括国家设立专项基金，或明确税费优惠政策，加强对新材料、新能源的支持，加强对节能降耗减排方面专利的保护等，也包括设立碳排放限额，建立碳排放额度交易，发展低碳金融等，用商业化的办法和经济手段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国际上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1992年6月，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设定了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1997年12月框架公约缔约国叉在日本京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在国际上催生了一个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主的碳交易市场，碳金融随之加快发展。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国际碳交易总额为100％美元左右，到2008年已这1260亿美元。预计2012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尽快建立计算和检测标准与办法

由于《京都议定书》主要是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协议，无论是碳排放量的分配，还是国际排放权交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实施机制(JI)的建立，碳排放实际数量或者净排放量的确认等。基本上都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是空白。少数企业参与CDM项下的碳交易，发现程序非常复杂，碳减排的额外性很难认定，投入成本很高，交易回报不理想，有的还面临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等。由于缺乏完整的碳排放计算、检测标准及办法和体系，中国在碳排放控制方面的力度也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中国应尽快成立国家级管理机构，加快制定中国的碳排放计算、检测的标准、办法和体系等，进而制定科学的碳减排规划，并辅之以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惟如此，才能加快碳金融的发展，真正加强中国在世界碳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才能有效处理国际关系，保护好本国利益。

低碳金融发展不能过于冲动

低碳金融(碳金融)应专指以碳交易为核心的金融活动(包括碳减排权抵押贷款、碳保理、碳减排权现货交易、碳期货、碳证券、碳掉期等各种金融产品交易)及其相配套的金融市场、工具或产品、服务和制度等金融体系。脱离碳交易的金融活动，包括仅仅是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发放所谓的“绿色信贷”等，并不足以称之为“碳金融”。

发展以碳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需先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一是必须有碳排放权的计量标准和额度确定。只有这样才能有减排的概念。

二是必须有实际减排量具有权威性的认证。只有这样才能为别人所接受的标的物，才可能有碳交易。

三是必须有交易对手。即使有碳减排权(额度)，如果没有人愿意买，也不会达成交易，碳交易同样难以发展。而有没有碳排放权的买家，很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家推动碳减排的政策，如减排要求是不是非常严格，允不允许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购买减排指标(额度)以抵冲碳减排任务等(政府可以用增加税费方式达到目标)。

四是要有完善的碳交易设施和体系。包括交易场所和交易制度、碳交易产品的标准化建设、碳排放权的确认和登记、碳排放权的交易方式及其成交确认和登记、碳交易结算系统、碳交易的监管等等。

篇4

关键词：碳税 节能减排 低碳投资 投资决策

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最初提出了碳税这一概念，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多个国家引入碳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碳排放非常庞大。国家气象局第五次评估报告宣讲会宣布：我国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在7吨左右已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6.4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引进碳税不仅能缓解国际气候政治压力，也能促进我国企业改善产业结构，减少能源消耗，发展低碳经济。而碳税的实施必定对一些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收益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一、碳税将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企业的投资决策受到财务效益、社会效益的制约。科学的投资决策需要有现实性、针对性和择优性，立足内在与外在、宏观与微观视角，考虑综合多复杂目标，还要思考与国家相关低碳环保法规符合性，防止产生项目的经营风险。研究表明要达到预期的减排设想与效果，不能仅实行补贴政策，最好办法是实行碳税政策，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碳税将长期推动资本深化，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长期来看，开征碳税可以改善环境状况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联合运用可以实现我国碳排放的价量齐控。所以，要重视低碳环境对投资活动的影响，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低碳投资收益的问题，充分考虑低碳环保因素，将财务效益和低碳环保指标进行整合。由此，碳税的实施必将对企业进行低碳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电力部门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更要考虑碳税所增加的碳排放成本对投资价值的影响。

二、企业投资决策常用方法

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最重要、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净现值NVP法和投资内部报酬率IRR法。NPV>0，则接受该方案；NPV

NPV=A×（P/A，n，r）-C （1）

式中：NPV为净现值，n为投资年限，r为折现率，A为每年的现金流入量，C为初始投资成本。在净现值法中，令NPV=0，求解IRR：

A×（P/A，n，IRR）-C=0 （2）

其中，A为每年的现金流入量，C为初始投资成本，IRR为内部报酬率。

三、碳税对企业低碳投资决策的影响

（一）问题描述与假设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所处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以煤电厂为例。企业甲和企业乙均为高污染高排放的垄断企业，企业甲没有引进环保设备，对二氧化碳不进行减排处理，企业乙引进先进的环保设备和减排技术，对二氧化碳进行进化处理。通过分析两家企业在使用减排设备前后的净现值来比较碳税对企业投资环保设备的影响。对于节能减排降耗的企业，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指出，给予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多元化融资支持等，鼓励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二）参数模型与分析

以煤电企业甲为例：设煤电厂每MW容机组的发电成本Ct由燃煤成本Cc和其他成本Cf构成，其他成本包括职工福利、工资、管理费、折旧费、大修理费等。在发电机组80%负荷时，火力发电的燃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70%，其他成本占30%。故年份t每MW煤电机组的发电成本Ct可以描述为：

Ct=Cc+Cf=Pc×（Ht×e×5 500/7 000×10-3）/0.7 （3）

Ct表示第t年的煤电发电总成本；Cc表示第t年的燃煤成本；Cf表示第t年的其他成本；Pc表示第t年的煤炭r格，e为耗煤率，7 000指标准煤的发热量，5 500指动力煤的发热量。

先假设煤电售电价格Pt和利用小时数Ht不发生变化，故年份t每MW煤电机组的发电收入不发生改变；此外，如果政府征收碳税，则征收碳税的成本可以表示为：

Cco2=Ht×a×T×10-3 （4）

其中，T表示税率，Cco2表示需要征收的碳税，Ht表示利用的小时数，a为排放因子。

因此，每MW煤电机组在年份t的利润W可以表示为：

W=1 000×Pt×Ht-Ct-Cco2=Pt×Ht×1 000-Pc×（Ht×e×5 500/7 000×10-3）/0.7-Ht×a×T×10-3 （5）

其中，Pt×Ht表示销售电的收益，Ct为总成本，Cco2为碳税。

设煤电厂的寿命为n，则每一期的总收益折现到当前为：

NPV=W×（P/A，n，r）-C （6）

假设每一期的利润都相等，都为W=A。

（三）案例情景与决策

篇5

关键词：网络治理；产权交易；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4-0182-03

气候变化是当前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有效控制碳的排放一直是各国学者热衷于研究的一个领域，目前学术界的一个普遍观点是，通过运用产权界定的办法构建碳排放交易机制是解决碳排放过度所造成的气候变暖的重要途径，虽然在实践过程中该理论对碳排放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拟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补充完善碳排放产权交易理论的缺陷，完成现有的通过产权交易途径解决碳排放问题策略的优化。

1 碳排放产权交易研究的现状

通过对碳排放产权交易问题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得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三个维度：

（1）以产权理论发展基础为研究的维度：吴健、马中以科斯为碳排放产权交易理论的发展起点，从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和组织形式的关系、产权制度建立如何解决碳排放外部性问题以及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以兼顾制度变化特点与制度运行成本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科斯定理对碳排放产权交易问题理论贡献。杨继通过对碳排放交易理论发展过程中有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庇古、科斯和欧玲所提出理论的梳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碳排放交易的特点、动机和原则并对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2）以产权交易机制的构建为研究的维度：孙法柏、李晓芬通过对国外典型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研究提出了我国构建了减排的有效机制，及通过开设碳排放交易所、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建立节能配额制度和严惩排放超标企业等措施实现机制的构建目标。李凯杰、曲如晓通过对初始排放权分配机制的比较研究和初始排放权与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免费分配、拍卖分配的最优设计思路。赵雪、钟定胜等运用基尼系数方法对碳排放权进行分配，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一定成果。

（3）产权交易的法律研究维度：王志华从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的现实障碍与法律困境角度入手，分析了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的法律对策问题。刘明明通过对碳排放产权交易与碳税的比较分析提出了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选择思路。李静云通过分析国际气候谈判中各主体间的关系及立场，探索建立气候保护的国际法律新秩序的模式。

2 碳排放产权交易理论在解决碳排放问题上存在的问题

2.1 碳排放产权交易理论的基本思想

碳排放产权交易理论的基本思想：首先，根据环境控制目标及环保要求确定环境的容量，并进一步确定碳排放总量；其次，要构建碳排放交易的产权机制，其中包括了产权初始分配机制、产权交易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等，完成碳排放市场的构建并实现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的整合；最后，通过碳排放市场所形成的价格体系实现引导排污者的排污决策的效果。

2.2 碳排放市场的构建与运行过程中的缺陷

（1）碳排放总量估算的困难与测量方法存在的误差。

目前学术界在根据环境控制目标及环保要求确定环境的容量时存在方法选择上的分歧，由于碳排放是一个多组别、多层次、动态变化的复杂大系统，而在这一大系统中又存在若干碳排放的子系统，所以确定碳排放的总量是极复杂和困难的工作。排放源总体分两大类：可明确测量的具有固定排放点的点源和无法精确测量的非点源，其中点源中又包含了若干子系统：燃料燃烧排放系统、工业生产排放系统、农业生产排放系统，交通运输排放系统等等。非点源则包含人类生活过程中随机出现的碳排放活动和自然界中的碳排放情况。碳排放总量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具有固定排放点点源的碳排放测量情况，而对点源碳排放的每一种测量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调查法：虽然可以针对污染源作出详细、准确、广泛的调查与精确的估算，但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材料成本，同时调查结果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实测法：是通过对采集排放气体的流速、流量、浓度等参数的测量计算气体排放总量的方法，这一方法使用专业的环境测量工具有较高的精确性，但是采样过程中需要筛选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人力、物力的限制不可能实现对污染点的逐一采样，所以会出现成本与测量精确度的矛盾，一般情况下只对重点污染监控指标进行监控。申报法：根据各排污单位的排污量的申报计算出排污总量，一方面要求对各排污申报单位的排污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对没有进行排污申报的单位是无法将其排污量计算到总量中去的，所以这一方法估算的排污总量与实际排污量差距较大。

（2）市场交易机制构建中的问题。

①产权分配机制构建中的困难。明确产权是构建市场交易机制的根本前提，因为只有明确了产权归属，才能让希望使用资源的人向资源的所有者支付货币，消除资源使用混乱的现象。但在产权界定实践过程中发现很难寻找到一个完美的分配方案。

基于历史排放状况的分配：指先由管理机构制定标准，然后依据标准将碳排放量免费分配给各个碳排放单位，该方法虽然能在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完成碳排放的产权界定，但该方法可能导致对企业的过度补偿问题出现，同时该方法对拟进入行业的潜在新企业存在制度的不公平，这些企业可能面临因为没有历史排放记录而不能获得排放许可或排放许可价格过高的问题。

基于最新数据的分配：指根据现有的最新数据（产量数据、排放量数据、投入量数据等）对基础许可排放进行定期更新，而不是仅仅限定一个固定排放基础。该方法虽然可以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绩效和生产力，同时有效的减少了免费历史排放产生的碳泄露问题，但是这一方法形成政府的变相补贴，会出现错误的投资机制并引导资金流向高污染的行业和企业。

基于拍卖的分配：指碳排放权由相关政府机构进行统筹管理，并采取拍卖的方式使各组织机构通过竞价获得碳排放权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采用该方式不仅可以获得碳排放权拍卖收益并用于减排工程投资、改善税制、降低管制成本等方面，还能保证各企业在拍卖机制下公平的获得排放权。但事实上，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基于拍卖的分配和基于历史排放状况的分配对收入的影响是没有差异的。

②碳排放市场的运作困难。市场运作的关键在于产权的界定和价格机制的形成，首先在碳排放的产权界定是困难的，作为具有负生产效果的权利（碳排放权利）也是生产要素的一种，由于碳排放的形态、数量、存在区域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所以要完全清晰的界定是很难做到的。其次虽然存在供求关系这一形成价格机制的基本关系，但供求矛盾的调合更加复杂，伴随着碳排放市场制度建立与维护费用、交易费用与协调成本的存在使得碳排放成交价格往往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水平。

2.3 监督与现行法律制度整合的困难

首先，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很难界定，碳排放权同时具备了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及缺乏客体的界定工具又存在主体动态性特点，截止2014年个别省份虽有针对碳排放权的行政法规的设立，但目前尚无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碳排放法律制度和规则，现有的相关法律也并未完全解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的界定问题，这直接影响到监督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其次，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制约了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出于管理成本和管理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目前多数地方行政法规对纳入碳排放管理的企业和组织进行了门槛设置，以广东省为例，2014年3月1日颁布施行的《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中明确规定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含扩建、改建）年排放二氧化碳1万吨以上项目的企业（以下简称新建项目企业）纳入配额管理，其他排放企业和单位经省发展改革部门同意可以申请纳入配额管理，这一规定使得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存在局限性，无法切实反应碳排放市场的供求关系。最后，监督手段的单一化同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由于碳排放是一个多组别、多层次、动态变化的复杂大系统，所以要精准的监督碳排放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各种监督手段与方法都存在缺陷，从而导致监督手段的法律化过程的困难。

3 网络治理对于碳排放产权交易理论问题的启示

3.1 改变以政府组织为中心的单一治理主体

通过构建由政府组织起主导作用其他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碳排放治理主体，加强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更多等参与到碳排放治理问题的解决中来，通过各个治理主体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承担碳排放问题这一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这样一来有利于政府组织协调各个社会力量运用群测群控的方法解决非点源碳排放测量面临的困难，使得碳排放总量的核算更加精确。

3.2 在网络治理框架下构建有效的治理工具及适用环境

改变运用政府权威发号施令、制定并实施政策这一传统单向的管理工具，通过构建合作与协商机制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普通公民纳入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来，针对具体公共问题，通过对强制性、混合性、自愿性工具的综合使用以达到控制目标。由于网络治理更加依赖于工具的激励、沟通、契约等特性，因此政府在主导网络治理工具构建的同时还应注重网络治理机制的建立。

网络治理工具能有效运作的基础是相互依赖的主体间互动而形成的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首先是信任机制的构建，这是网络治理工具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只有治理主体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有效减少分歧和障碍，约束各主体行为从而促成网络治理主体的有效合作。其次是构建有效的协商机制，由于网络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结构使得构建有效的协商机制以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这一机制是保障各主体实现良性互动解决公共问题的基础。最后要构建学习机制，促使治理主体间的相互学习并形成统一的价值和知识体系，从而能正确的认识分歧并解决分歧，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

3.3 完善多层级的网络治理结构

构建由国家、地方政府与社区治理三个层次的网络治理结构，每一治理层次都包括政府、私营企业、公民组织、社会团体多个治理主体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通过构建的一系列对话、协商、谈判、决策等集体选择机制弥补监督与现行法律融合的困难问题。

将碳排放治理对象私营企业纳入到治理主体中来，一方面，有利于其增强私营企业在碳排放问题上的社会责任与道德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在制定具体治理措施时可以更详尽客观的了解治理方法的选择对治理实际效果的影响，从而能够做到及时优化方案改善治理效果。通过国家、地方政府与社区治理三个层次的网络治理结构的构建，能有效弥补行政监督手段单一的缺陷，构建网络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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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 问题 措施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5）18-0085-03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我国在制定碳排放权的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存在自身不够合理、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在进一步的深化试点及推广过程中，遇到了法律法规、企业、环保观念、行政等诸多方面的阻力，暴露出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体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的缺失。我国目前的初始分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我国还主要采取自愿减排措施。许多企业担心现在减排越多，日后实施总量管制时，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额可能会相应减少。在此顾虑下，企业难有实行节能减排的动力。同时，也存在新建企业和己建企业之间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排污权名义上是公共资源，实质上为政府所管辖，成为管理部门的权力资源。因此，容易导致排放权交易受到管理部门操纵的影响。

（二）交易体系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序发展，欧盟和美国的交易体系都是建立在严格的立法基础上的。我国目前依然缺少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连碳排放权交易指南都没有。2005年国家四部委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作为协调、规范我国碳排放活动的立法准则。但随着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气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渐增多，该管理办法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关于排放权交易规则、交易方式、纠纷解决机制、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法律授权等关键性问题也都亟待解决。

（三）政府监督管理的力度不够。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国家环保部门监督和管理下的自愿市场行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二级市场，它的基础是一级市场的行政行为，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交易标的的审核以及分配等都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的参与和指导。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制度还不完善，在对环境监测标准和监测设施的技术开发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及制度的缺失将阻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四）尚未建立规范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新型的环境经济政策，碳排放权交易通过确立碳排放配额的经济价值，能够为生态建设提供融资渠道和持续动力。我国先后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但它们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主要是因为政府在交易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交易价格不稳定、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不透明等问题。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还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起步阶段。面对与日俱增的国际减排压力，我国已经意识到应当加强对碳排放交易的引导和规制，加强碳交易制度建设，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建立国家层面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应包括全国碳排放总量的制定、分配方案，以及建立全国性碳交易登记制度、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制度等内容。

（五）我国碳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碳交易的快速发展对碳金融产生了巨大需求。碳金融是由《京都议定书》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旨在利用金融工具来优化企业的碳资产配置、盘活碳资产;主要包括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资和融资、银行贷款等，国际金融机构对该领域的创新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国碳金融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兴业银行等少数金融机构开展此项业务;金融机构参与度较低导致企业在开展相关项目时经常遇到融资困难。随着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碳排放权衍生为金融资产的属性将进一步加强，必将对金融格局与全球经济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应当积极推动碳金融发展，探索碳金融模式、碳银行运作方式和碳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尽快制订我国碳金融发展战略。从中短期看，能够发挥金融在风险评估、管理以及价格发现等方面的功能;从长期看，还能通过将货币与碳交易、碳资产、碳金融绑定来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六）落后的技术条件。技术进步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有着重要影响。虽然我国在清洁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一些国际尖端的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方面的技术与方法还没有完全掌握。相对落后的技术直接导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价格略高于产品的真实价值，影响市场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技术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七）缺乏碳排放权会计所需的专业人才。我国研究碳排放权会计的主要是专业学者，由于缺乏碳排放权会计的相关培训，导致企业中懂得碳排放权会计的人才并不多，这成为我国企业实行碳排放权会计的严重障碍，对建立和健全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环境管理系统并自愿地进行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产生了制约。碳排放权会计本身是由各种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这就对会计人员及相关企业管理人员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应加强对碳排放权会计人员的培训教育，更新其传统的知识结构，以便更好地适应碳排放权会计的要求。

二、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的对策

结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际情况，在借鉴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建议。

（一）保证初始分配的公平性。在碳排放权的交易过程中，公平、公正地分配碳排放权，不仅直接涉及排放企业的经济利益，还将影响到环境容量的配置效率。目前，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一般有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无偿分配是指根据某个企业的历史碳排放量或者相应的可以印证排放量的相关数据，或是根据目前的排放量推算历史排放量，来确定分配给该企业的碳排放权份额。有偿分配是指企业通过购买排放权来确定其排放份额，企业的碳排放权总量取决于其购买量，又分为定价出售和拍卖出售两种方式。这两种方法各有长处，也都存在着不足。无偿分配由于带有很强的行政性，其能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快速推行碳排放交易制度，利于积累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经验，为以后的分配排放权数额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偿分配无疑更能保证企业间的公平，但容易造成市场垄断，从而导致碳排放权价格被个别资金雄厚的企业所操纵。

因此，针对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在设计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式时，应综合两种方式。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的初期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发展完善逐渐建立有偿分配为主的公平而高效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市场。

（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责任制度体系。碳排放权交易的健康有序进行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我国应依据国际市场的发展动态，吸收他国成熟经验，采用国际既定规则，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进行去粗取精的修改，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尽快出台一部《碳排放权交易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内容。诸如对温室气体排放许可、收费、分配、交易、管理等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明确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机制、参与主体资格、交易规则及程序等;强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和超额排放的法律责任追究。同时还要明确碳排放权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对碳排放中介机构应建立严格的资质审查制度，规范服务认证市场，并建立健全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对于在审议核查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碳排放中介机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以及我国今后承担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责任积累经验和奠定基础。

（三）发挥政府政策宏观导向作用。碳排放权交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扯到多个主体、多个部门，从而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平台来落实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因此，必须加强政府构建温室气体排放量监测平台、企业信息平台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平台的力度，全面管理和协调参加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应着手开展碳排放权管理机构的建设，包括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机构、排放权交易机构等，以建立严格的监测考核体系，改进技术条件，核定实际减排量。在监督管理方面，应加大监管力度，避免出现参与方弄虚作假、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市场公正度和透明度，确保市场的健康、规范和有序。

（四）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所及市场监管机制。当前国内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平台过于分散而造成了不利于管理和平台职能重叠、浪费资源等问题。所以，我国应积极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首先，可以在交易制度设计、交易平台建设、中介机构培育等方面吸纳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建立自己的机构和交易平台，并且逐步实现国际化。其次，拓宽项目领域和交易品种，发展资源型、技术型等多种类型的碳交易品种，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拥有先进技术和富余资金的企业，可以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技术和设备的转让，或是进行投资来获得减排额，实现碳排放权的交易;最后，在碳交易现货市场具备一定规模之后，尽快推出碳交易的期货市场，形成我国较为完善的多层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

此外，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是交易能否稳定有序进行的保障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应当在环境主管部门统一指导和管理下进行，避免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操纵和垄断现象。环境主管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主要职责包括区域环境容量的科学确定，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碳排放权拍卖及交易市场的建立，以及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执行和监督。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监管机制应当包括许可证发放、交易主体资格审查与交易申报登记等制度。一级市场的碳排放许可证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初始分配;二级市场的主体资格审查和信息披露重在信息公开。环境主管部门要明确监管职责边界，建立相关机构的配合协调机制、共享市场信息;通过制度来实现监管权力的制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监管弊端。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尽量消除碳交易市场监管的盲区。

（五）建立市场化的碳金融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在逐渐由商品市场演变为金融市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利用金融市场来发展、调节低碳产业。因此，我国必须建立多样化的碳金融市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期货、期权、信托等金融产品以及金融产品交易平台等。

（六）推广高新技术的应用。尽管我国目前有关清洁生产技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一些国际尖端的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技术与工艺还未完全掌握，企业应该积极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鼓励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积极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技术，减少排放，增加经济效益。在绿色创新技术的引领下，传统的碳密集型企业将面临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而实现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型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获得新的发展空间，通过企业间的自由竞争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我国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七）培养相关会计人才。碳排放权会计的实施，要求企业会计人员具有全面扎实的专业知识。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充分了解碳排放权会计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知识，进而严格有效地执行有关碳排放权会计的环境政策、处理碳排放权会计实务，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在熟练应用会计技能和经济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对环境等相关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企业会计人员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学习和掌握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经济学的知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此外，企业会计人员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修改或扩展碳排放权会计的目标，致力于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会计的理论与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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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者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者财富转化的，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有形或无形的资源。碳会计存在于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交易的某些特殊性使得传统财务会计目前难以准确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和核算，而对于碳资产而言，则应在传统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务基础上，或将目前归结为传统财务会计资产要素中的项目提取出来，纳入到碳资产中进行确认、核算，或将较为特殊的目前无法依据传统财务会计予以确认、核算的项目，则在碳会计体系内，进行系统的分类，并确认、核算。将一项资源确认为碳资产，需要符合碳资产的定义，与此同时，还应满足两个条件：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以及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

二、碳资产的确认及计量

碳交易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在现有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的资产类科目内核算，本文在碳资产要素下设置碳会计科目，根据具体的碳交易项目确认计量。

1.碳排放权

1997年12月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对缔约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减排标准，世界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碳减排义务，发达国家2005年开始成大减排义务，到2010年二氧化碳等6种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另外，《京都议定书》建立了3个合作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允许缔约国之间进行排放额度的买卖，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机制从排放额度较为宽裕的国家买入碳排放额度，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与不同的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使得游离于企业财务报表之外的气候环境因素成为了企业会计核算内容之一[1]。碳排放权是目前碳会计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获得碳排放权的途径及持有意图的不同，无论划分到无形资产、存货或金融资产中哪一个科目内对其核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其确认问题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究竟采用何种计量属性也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企业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企业从监管者即政府处分配获得或免费取得的排放权，应按照公允价值，根据其持有意图计入“碳无形资产”或“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项目实施机构所有，并规定了国家与项目实施机构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分配比例[2]。因而，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以出售为目的，那么，获得的碳排放权应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由国家享有的份额贷记“其他应付款——碳排放权（国家）”，企业应享有的部分计入“递延收益——碳排放权”，持有期间以公允价值对其进行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发生的碳排放额根据持有排放权的比例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并将递延收益分摊转入当期损益，计入“碳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应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发生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碳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企业通过交易机制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通过自行开发项目，按照定价购买或者公开拍卖获得的碳排放权，应该按照获得该排放权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主要包括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费用、项目开发中介服务费用、经营实体项目审定费用、经营实体核实核证费用等。该成本金额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在项目持有期间，若持有碳排放权的意图没有发生变化，应对已消耗的碳排放份额按其比例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借记相关成本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摊销”，资产负债表日，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若企业意图出售持有的碳排放权，则应将“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的余额转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碳排放额公允价值与“碳无形资产”科目余额的差额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3）从其他企业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从其他企业购买排放权的，若其持有目的是企业经营，抵减企业自身碳排放额的，以购买价款作为初始入账金额，计入“碳无形资产”，后续计量同以上两种情况。若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在适当时间予以出售，或持观望态度，近期内部使用的，则应按照所购买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交易金融资产”，实际支付价款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2.碳汇

碳汇一词来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于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范围内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碳库指在碳循环过程中，地球系统存储碳的部分。从碳库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变化的贡献看，可以把碳库分为碳源和碳汇两种类型的碳库，衡量碳库是碳源的库还是碳汇的库则取决于静态生态系统CO2交换量NEE（NetEcosystemExchange）的变化，即衡量系统整体获得或损失的碳量。本文主要讨论碳汇的确认及其会计处理。碳汇根据固碳主体不同分为以下几类：森林碳汇，指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定在植被与土壤中，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与企业经营活动有较大相关性的是林业碳汇，指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通过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等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关规则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程或机制，《京都议定书》承认森林碳汇的固碳作用，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减排指标，因而森林碳汇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草地碳汇，由于其固碳的非持久性在是否应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然而，草地的固碳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应纳入碳会计核算范围；海洋碳汇，将海洋作为一个特定载体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化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单位海域中生物固碳量是森林的10倍，是草原的290倍，然而，碳会计以企业为实施主体，因而，虽然海洋具有一定的固碳功能，但不纳入碳会计体系核算范围[3]。由此可见，若企业拥有面积较大的园林或草地，即可以将其作为一项碳资产，其固碳数量可以抵减碳排放额。因而，对于企业所拥有的园林或草地，森林或草地的固碳量及碳排放额价额的确定就是碳汇价值的核心问题。目前，碳库的核算方法主要有库存方法和活动方法两种，这两种方法都得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潜在的基本假设都是：来自于大气和流向大气的温室气体流量等于生物质和土壤中碳储存量的变化。库存法衡量碳库存量变化的共识为：C=（Ct2-Ct1）/(t2-t1)，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Ct1时刻t1碳存储量，Ct2表示时刻t2的碳储量。活动方法与此相反，基于活动的方法则估计碳库增减后的净余额，该方法也称为损益或流量方法，适用于单个碳库难以衡量、碳储存的短期变化不易受到影响的情况，公式为：C=A*(CI-CL)，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A表示土地面积，CI表示碳增益率，CL表示碳损失率[4]。企业则可根据测定的碳存储量以及当日市场碳排放额的交易价格计算得出碳汇的价值，即：碳汇=固碳量*当日市场碳排放额交易价格，借记“碳汇——森林或草地”，贷记“递延收益”，抵减企业碳排放额时，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碳汇”，然后按照碳排放权进行处理。

3.碳固定资产

低碳经济下，节能减排、提倡环保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企业加入清洁发展机制（CDM）会有很多企业自行研发的节能减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最终成果大多都是大型的机械设备，按照传统财务会计的规定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无法在最终的财务报告中体现出企业对低碳的贡献，本文认为应将其划分到碳资产中进行核算，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按照财务会计中自主研发固定资产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借款费用等均参照企业会计准则核算，最终研发成功时，将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的成本，转入到“碳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其折旧方法，折旧额的处理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资产最终处置所获得的损益计入“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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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权；碳排放权贸易；清洁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对环境问题研究的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也是一种资源，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那么，通过市场机制来优化环境资源的配置，在对环境资源最低消耗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就应该是可行的。这样的思想催生了各种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包括碳排放权交易手段。

碳排放权是指一种人类对大气容量的使用权，是权利人对大气容量以排放含碳气体而使用的权利。碳排放权贸易就是指通过合同的形式，一方通过出卖减排剩余额而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则取得碳减排额，可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目标的一种互易行为。

1997年制定《京都议定书》之后，工业化国家统一了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同意碳排放权可在不同国家间进行交易。欧盟也从2005年开始在其范围内引进自主制定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以每个加盟国为单位向产业界广泛赋予气体排放指标，以促进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易，并最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一、国内外碳排放交易贸易方式和发展现状

（一）《京都议定书》下的碳排放权贸易方式。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经过艰难的谈判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成员国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义务，并允许负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参加国际排污交易。《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三种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形式，即联合履约（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JI）、排放贸易（Emissions trading，简称ET）、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这三种机制容许缔约方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通过境外合作获得或购买碳减排指标，以此作为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

（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欧盟是执行《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力量，从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全球的节能减排行动。在《京都议定书》中，欧盟15个成员国承诺，在2008～2012年间将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2003年10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权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权贸易体系（EUETS）。该制度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委员会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首先确定了各个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由各成员国分配给各自国家的企业。

各成员国政府至少将95%的配额免费分配给企业，剩余5%的配额可采用竞拍的方式。各企业在获得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指标后，若超标排放，则必须购买相应指标（即排放权），企业若能采取有效措施使排放量低于指标，则可将节余的排放指标出售给其他企业。这样，排放权就可以在不同的排放者之间形成买卖交易，排放者通过技术改进等方法所获得的剩余排放指标就可以用于其扩大再生产或有偿转让，有利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

（三）日本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日本的能源效率在世界居于前列，通过与能源相关的政策措施实现减排目标的潜力比较有限。而加入《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减排碳的战略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碳汇和京都三机制以减少排放量，剩余部分由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减少碳的排放。

与政府的节能减排措施形成呼应的是，日本大公司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排放权交易，为了获得碳排放权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也十分活跃。日本的东京电力、三菱商社、三井物产、丰田汽车、索尼公司等33家大企业与国际合作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两家银行共同出资1.37美元，成立了旨在削减碳的第一个基金日本削减碳基金（JGRF），这在亚洲还是首创。这一基金将利用发达国家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削减量的京都三机制，与亚洲和中东非、中南美等国家就削减事宜进行谈判，预计至2014年可获得1，500万吨的排放权。同时，基金还将计划支援发展中国家削减碳排放量的事业，取得削减部分的排放权，并按照各企业出资的多少来分配从国外共同购买的碳排放权。

（四）我国排放权交易发展现状。我国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基础，参加以项目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由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以及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决定了在我国实施CDM项目上的巨大潜力。

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CDM，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节能减排项目合作，每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1吨的减排任务将获得相应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即“核准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简称CERs”，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截至2008年2月13日，中国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签发的CERs达36，371，368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占其签发总量的31.33%，这是自全球开展CDM12年以来，中国CDM项目的CERs获签量首次超过印度（30.02%），跃居世界第一位，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CDM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占据最大份额。据世界银行测算，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未来5年每年碳排放权交易量将超过2亿吨。

为充分利用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提供的机会，中国政府还成立了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清洁发展机制审核理事会，并于2006年6月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了国家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按照不同的比例提取其减排量的转让收益，并设立专门基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用于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经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已于200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动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将代表国家，对CDM交易中的部分收益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赠款、个人赠款、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收入来源等资金集中单独管理使用，国家不纳入预算，将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提供可持续支持。

然而，目前由于我国从事CDM项目的企业（减排量卖方）大多缺乏足够的有关国外买家的信息，且对国际市场上通行的交易方式、交易价格、交易程序以及交易手续都不太了解，因此导致我国目前的CDM项目减排量交易极为不规范，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使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阻碍了我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意义和策略

（一）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碳排放权对外贸易，有利于推进我国政府和企业了解、认识国际气体减排机制，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发CDM项目，这将推动引进国外的资金与先进技术，从而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耗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有利于我国环保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碳排放权交易使二氧化碳减排有利可图，可以促进相关企业加强技术革新。在全球确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果企业在环保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降低，再通过将多余的碳排放权指标进行交易，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策略

1、抢抓发展机遇，健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我国仍不需承担义务减排的有利时机内，抓紧时机培育市场，利用国内碳排放权供应量充足的优势，使市场迅速做大做强，逐步成熟完善，积蓄竞争优势。对此，我国可参照目前欧盟成员国内部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我国国内先建立地区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使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低的排放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放权，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同时，通过对交易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研究，获得解决办法，为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培育人力资源优势。人才短缺是中国碳市场建设的一块短板，碳排放权市场的未来优势说到底是人力资源的优势，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新生市场，相关研究还不够成熟，CDM机制又是个全新的课题，不仅涉及环境领域还包括经济学、法律、管理等复杂的知识，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而目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管理和科研的人才相对匮乏。因此，政府首先应该高度重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相关研究，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研究机构，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养机制；其次应鼓励技术合作与技术引进，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人才；再次应鼓励人才引进，通过引进人才的辐射作用，培养、造就更多的本土人才。

3、采取积极措施，为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排放权贸易是建立在国际间政策协调架构上的虚拟商品交易，任何政策的微调都会影响到整个交易市场的未来。目前，碳排放权贸易的基础是《京都议定书》，但2012年之后，新的碳减排协议可能导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新洗牌，其影响不仅仅是碳排放权交易本身，还可能因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作用影响到全球的贸易平衡。由于意识到碳排放交易的重要性，美国等发达国家企图分散减排压力，提出中国应当承担碳减排义务。对此，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改变现行体制的后果，制定战略战术，以积极态度参与新规则的协商与制定，争取获得有利的结果。

4、加强金融创新，服务碳市场。随着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服务于碳排放权交易的金融业务和衍生产品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竞相涉足碳金融领域，通过为减排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来开展碳排放权金融衍生品交易。目前，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排放权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中国，对具有碳排放权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2006年5月，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在境内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品种。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一方面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善于捕捉越来越多的低碳经济机会，研究开发环境和金融互动下的金融工具创新，加快形成价格发现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机制。

5、开发可再生能源。主要指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氢能等非化石能源。由于这些能源对环境危害较少，因此又叫做“绿色能源”。开发“绿色能源”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目前“绿色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已达15%～20%。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量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国家应采取刺激再生能源发展的有力政策和措施，加快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6、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碳排放权市场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我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在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进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我国应通过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学习国外先进CDM技术和碳市场管理经验，对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科学的引导。在经营理念和目标、内部管理结构和运营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期货产品等方面，由单纯的模仿引进，最终过渡到碳排放权交易的创新。这将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是一个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双重身份使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气候制度的合作中去，维护地球环境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有鉴于此，我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在气候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点上做出适当的策略选择。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潘家华.人文发展权限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碳排放需求[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2]胡秀莲，李俊峰.关于建立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机制的几点建议（一）[J].中国能源，2005.8.

[3]魏一鸣.关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若干对策与建议[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1.

篇9

关键词：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碳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82-03

一、引言

伴随着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究根溯源是人类活动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组织已经联合各方力量呼吁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要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中国在碳排放总量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碳排放大国，虽然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或限排任务，但是在2012年中国有可能被列入减排国家的行列，所以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借鉴国外的治理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在调节碳排放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而言，能源的定价机制没有完全放开，市场对能源价格的反应不敏感，能源价格在碳排放量的调节方面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因此，本文以能源价格为突破口，运用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三个媒介，去探求能源价格波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基于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为从调控能源价格的角度推动中国碳排放的有效调节与经济的平稳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能源价格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旨在研究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三个中间变量来建构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指标主要有：（1）以能源价格为解释变量，选取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作为其衡量指标，记为P。（2）以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为中间变量，其中选取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消费的衡量指标，记为TE；能源效率是指单位能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记为GDP/TE；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记为GDP。（3）以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其衡量指标，记为CO2。

因为中国的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从1989年开始采用统一的口径进行计算，所以本文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9―2009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年鉴》）。

2.实证检验与分析。结合供求理论和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能源价格的波动首先会作用在能源消费层面，能源价格的上升或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刺激能源的消费需求，进而推动能耗大的企业通过加快研发步伐、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能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和经济利润的稳步提升，从而在稳定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环境效益与企业效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在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科学地调节和控制碳排放量的目标。本文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LnCO2=C+LnP+Ln（P・TE）+Ln（P・GDP/TE）+Ln（P・GDP）

直接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下页表1）：

直接效应模型中，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能源消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正相关，能源价格、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负相关。这说明能源消费的降低有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碳排放的增加，而能源价格的下降、能源效率的提升则能使碳排放量的减少。从效力来看，能源消费与能源效率对碳排放量的作用相对较大，效力分别为0.1458和0.1279，能源价格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弱，特别是能源价格的效力仅为0.0337，这说明在中国的碳排放量调控中，能源价格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真正的发挥，同时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能源价格不能够直接作用于碳排放量，它需要借助其他途径来对碳排放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将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过程进行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了岭回归的方法，并将岭回归和逐步回归集成运用。具体的综合模型运行效果（见表2）：

总的来说，能源价格的上升会使得碳排放量减少，当逐步引入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变量时，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会因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不同而产生变化。本文将从能源价格单独作用和能源价格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能源价格单独作用：单独考虑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的关系，当能源价格每上升1个标准单位，则碳排放量会相应的降低0.2372个标准单位，这符合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负相关的基本推理。

能源价格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当引入的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负相关时，则会促进能源价格发挥调节作用，反之则会抑制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两个变量联合作用时，能源效率与碳排放之间负相关，所以当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共同作用时，每当二者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则碳排放量会减少0.2412个标准单位，比能源价格单独作用的调节作用要强；而能源消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正相关，所以当二者分别与能源价格联合作用调节碳排放量时，调节的效力分别为0.2172和0.2258，相对于能源价格单独作用而言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降低。三个变量联合作用时，因为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之间负相关，所以在能源价格与能源消费或者能源价格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引入能源效率概念时，当三个变量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时，碳排放量会减少0.2287或0.2342个标准单位，能源价格的调节效力会增强；但是在能源价格和能源消费的基础上引入与碳排放量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变量时，能源价格的调节效力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四个变量联合作用，当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共同作用时，能源价格的条件效力最大，当四个变量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时，碳排放量会减少0.2518个标准单位。

综上，无论是能源价格变量单独作用还是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能源价格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调节程度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当负相关时，会促进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当正相关时，会削弱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所以恰当地把握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科学地发挥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帮助。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及灰色关联和岭回归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能源价格变量单独作用还是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能源价格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调节程度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意见：

1.建立合理透明的价格机制，推动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全面理顺能源价格结构，在与国际能源价格接轨和中国能源消费者的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其次，按照供应成本定价，将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列入能源产品的定价；再次，按照需要进行补贴，将环比年补贴与交叉补贴从能源价格中剥离出来，并通过区别补贴来提高补贴的有效性；对垄断的能源企业进行比较有效地监督，逐步降低垄断行业对能源定价的操纵；最后，完善能源价格建立与改革的配套措施，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推动能源价格的改革。总之，通过合理的定价与市场化的改革，实现能源价格在供求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科学地波动，从而使其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得到有效地发挥。

2.促进能源技术发展，全面提升能源效率，推动节能减排步伐的加快。首先，加强能源科技的投入，大力推广各种先进的、有经济效用的高效产能技术，全面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推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其次，平衡能源的区域差异，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能源优势与发展潜力，在统筹全国能源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的能源产业的全面发展；最后，加强与国际的交流与国内东西部地区的交流，推动先进的管理经验与节能办法的运用，逐步降低能耗，科学有效地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与产品的更新换代。总之，通过以上措施，实现能耗的降低与能源效率的提高，进而利用其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推动能源价格更好地发挥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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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芳，刘继伟.中国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估及对策研究[J].财经论丛，2010，(7):35-41.

Energy Price and Our Countr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ZHU Jing-ran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Management College，Xuzhou221116，China）

篇10

碳标识(Carbon Label)是指将产品生命周期中(包括原料获取、生产、分销、使用和最终处置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标识的方式清晰地标示出来。一方面使消费者便捷地了解产品的环保性能，引导消费者选择碳排放量更低的商品;另一方面，企业通过量化产品的碳足迹，掌握主要碳排放来源，进而采取改善措施来降低碳排放。推行产品碳标识制度是国际社会为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广低碳技术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产品碳标识作为低碳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推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持续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的新壁垒。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人们越来越重视碳排放问题。量化、标示产品碳足迹已成为大势所趋。

1 产品碳足迹方法学

国际社会及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美国、日本、台湾等地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已开展了产品碳足迹量化工作，并逐步建立起比较科学的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与体系。2006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出台了第一个产品碳足迹量化标准 ISO 14040《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和 ISO 14044《环境的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2013 年 ISO/TS 14067，内容架构以 PAS 2050 为主要参考依据，包括量化和沟通两部分，提供了产品碳足迹具体计算方法。

2011 年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共同了《产品生命周期量化和报告标准》，提供了量化单个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学。WRI 考虑到中国企业在碳减排方面的潜力，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吸收了中国企业参与和意见。

英国标准协会(BSI)2008 年制定和了PAS 2050《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提供了量化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并为商品和服务(统称产品)碳足迹评价和比较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标准化方法，在全球被企业广泛用来量化其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德国 2008 年 7 月推出产品碳足迹试点项目，为企业提品碳足迹量化与交流方面的方法和经验;同时开展了产品碳足迹量化方面的国际标准方法研究，吸引了 BASF、DSM、Henkel、REWE 集团等众多德国企业参与。

日本在 2009 年了产品碳足迹标准 TS Q0010，规定了产品碳足迹评价和标识的一般性原则规范，详细介绍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方法等。TS Q0010 与 PAS 2050 在内容和量化步骤上基本一致，TS Q0010 比较强调依据 ISO 14025 产品种类规定对产品进行分类，并对分类规则加以完善。中国台湾 2010 年 3 月以 PAS 2050为基础了《商品与服务碳足迹计算指引》，5 月环保署了《产品碳足迹标示作业要点先导期规范》，为开展产品碳标识工作提供指导。

2008 年，我国等同采用 ISO 14040和ISO 14044，出台了GB 24040《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和 GB 24044《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为产品碳足迹量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在温室气体管理标准化研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主要涉及温室气体量化方法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等组织层面方法学研究，目前缺少产品层面碳足迹量化方法学的研究。

2 境外产品碳标识发展现状

目前，一些国家已建立了产品碳标识制度，针对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行为，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并对低碳产品授予低碳标志，标识碳足迹。在欧洲部分国家，没有碳标识的产品是不允许进入当地市场的，意味着那些未给产品标注碳标识的企业将难以在国际市场上立足。

3 国内产品碳标识发展情况

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推广和使用产品碳标识成为新趋势、新潮流，企业的产品碳标识和低碳产品认证已在全球范围悄然展开，这无疑对我国实施产品碳足迹评价及推行产品碳标识制度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2013 年 3 月，我国颁布了《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指出：获得低碳产品认证的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可以在获证产品或者其最小销售包装上加贴、印刷、模压低碳产品认证标志。所谓低碳产品认证，是指以产品为链条，通过向产品授予低碳标志，从而向社会推出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低碳产品采购和消费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国是在运用国际通行的认证手段逐步建立产品碳标识制度，来引导我国消费者实现低碳消费。但是，与国际上的产品碳标识制度不同，国内的低碳产品认证更多是反映产品在生产阶段的碳排放量，而没有考虑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且以产品能耗限额标准作为制定低碳产品碳排放量限值的基础。此外，目前我国还未建立起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相关的数据库，导致评价和认证过程中计算碳排放量存在困难且可比性差。因此，我国在发展低碳产品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现阶段低碳产品认证标志并不是产品碳标识。

将政府的意愿转化为企业的行动，尚需市场约束力量的加强，但部分有远见的企业已开始行动。2012 年 7 月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涂士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成为国内首批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产品碳足迹核证的企业;2012 年11月，富美家集团旗下的产品，包括高级装饰耐火板、连续装饰耐火板、抗倍特板等产品通过了英国 Carbon Trust 公司的产品碳足迹评估，获得了 Carbon Trust碳标识;2013年6月华孚获得英国认证机构 Inertek 颁发的碳足迹绿叶标识核证，成为色纺行业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碳足迹绿叶标识的企业，为色纺纱领域的低碳、高效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标杆。

4 国内推广产品碳标识存在的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国际上建设性地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产品碳标识的推广和应用上行动迟缓，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等迟迟未建立，导致产品碳标识的推广受阻。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产品碳标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标准规范还不健全。目前没有权威的第三方机构颁布不同行业或产品的低碳标准，部分企业以 低碳为噱头，扰乱消费者的判断。因此在产品碳标识发展的初期，需要国家的积极干预。国家应制定权威的认证标准和认证制度来规范低碳商品和服务的认证，这对于促进产品碳标识制度的建设能起到关键性的引领作用。

其次，技术研究不足。产品碳足迹的量化过程中，很多原料、工艺等会与碳排放相关，因此产品碳足迹量化必须依赖大量的基础数据。由于国内缺乏本土化的碳排放因子基础数据库，碳排放因子通常采用国家公布的非生命周期排放因子、欧美数据库等数据，与实际产品生命周期排放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量化结果难以得到公众和国际的认可。

再次，量化咨询、核证费用高，周期长。由于主要技术和基础数据掌握在国外机构手中，导致国内企业开展产品碳足迹评价成本高，增加了国内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严重打击了国内企业开展产品碳标识的积极性。

5 我国推广产品碳标识的建议

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是发展权的问题。产品碳标识正逐渐从一个公益性的标志演变成一个国际性的通行证，部分发达国家正在制定碳关税政策，如果我国没有相应的措施和对策，必将在国际贸易中受制于他国。推广产品碳标识制度，可以帮助我国融入全球碳关税的大趋势，有效应对贸易新壁垒;满足产品供应链层面需求，促进出口型经济的发展;加快节能减排、促进绿色低碳战略，实现我国对控制气候变化的承诺。因此加快推动我国产品碳标识制度已刻不容缓，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第一， 开展产品碳标识制度，必须要有可依据的标准和方法学。国家有关部门应组织科研机构和人员研究产品碳足迹方法学，制定权威性的产品碳足迹评价规范，以有效指导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开展产品碳足迹量化和核证。国外方法学大多没有考虑我国的国情和企情，开展本土产品碳足迹方法学的研究，帮助企业掌握更加准确的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能耗和碳排放情况，以便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和计划。

第二， 依靠示范试点带动、敏感区域率先推进的做法，逐步建立全国参与的长效机制。建立产品碳排放数据库是进行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基础，选择一些出口型经济发达的城市(如深圳)，开展产品碳足迹评价试点，积累本土数据，为建立本土数据库奠定基础。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数据绝大部分是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数据库，缺乏本土数据库。我国应在评价试点研究基础上，探索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立、产品碳足迹量化等工作，完善量化方法和丰富数据库，以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企情。

同时，创新相关财税、金融等政策机制，引进市场化手段，促进产品碳标识发展。利用政策和市场等有效手段加强对企业的宣传、培训，鼓励支持企业开展产品碳标识工作，例如对领先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税优惠、经济补贴等，对标有产品碳标识的产品进行退税、优先采购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