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的看法与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道德与法治的看法与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小学法制教育注重文化课而忽略学生的道德法制教育，学校没有专门的法制教育人才,虽然授课教师一定程度上了解法律知识教育，但并不系统、全面。要使小学生成长为一个思想健康、人格健全的人，作为老师应对法制教育引起高度重视，培训中，我在老师的讲解下对新教材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新教材对我们教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通过这次培训我所获得的感想与体会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知道了新教材的编列目的、内容的设计

培训中，老师主要从三个维度来阐述新教材编列的目的，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教科版《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列目的在于同世界性学校德育变革相接轨，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新教材内容的设计重点在知识、技能与能力的关系上，采取的内容编列策略是知识、技能引领，活动穿插，在学习知识、技能中来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在解决日常问题的活动过程中适时地结合学生身边的例子加以讲解，这样有助于提高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教学内容的设计与选编符合国家对课程标准制定要求，教材内容丰富，难度适中，对有关基本知识编排和叙述，正确、合理、也符合科学性。教材中的知识点相比以前老版的《思想品德》来说较新颖、实用。通过学习，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新教材的内容是由哪些单元组成，各单元又有哪些知识点的组成，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方老师所提供的知识框架对我们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有着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二、认识到整体把握《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重要性

整体把握新教材不仅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只有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有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课程知识的主线，才能更好地将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较好的整体把握政治新教材、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教材的结构，对于一个新入门的政治教师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认识到应该如何掌握新教材中的重难点

通过老师的经典剖析，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怎样才能将一个个知识点贯穿于我们的日常政治教学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学习，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新教材贵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在通俗易懂但却蕴含人生哲理的知识点中轻松愉快的提高内在的政治素养，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

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在方丽敏、安子琴老师精彩的讲述中令我对新教材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将成为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正确掌握新教材的重难点、驾驭政治课堂的宝贵经验。

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必须遵循学生成长的规律，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

培训中，我在方老师的讲解下对新教材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新教材对我们教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通过这次培训我所获得的感想与体会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知道了新教材的编列目的、内容的设计

培训中，方老师主要从三个维度来阐述新教材编列的目的，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教科版《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列目的在于同世界性学校德育变革相接轨，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新教材内容的设计重点在知识、技能与能力的关系上，采取的内容编列策略是知识、技能引领，活动穿插，在学习知识、技能中来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在解决日常问题的活动过程中适时地结合学生身边的例子加以讲解，这样有助于提高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教学内容的设计与选编符合国家对课程标准制定要求，教材内容丰富，难度适中，对有关基本知识编排和叙述，正确、合理、也符合科学性。教材中的知识点相比以前老版的《思想品德》来说较新颖、实用。通过学习，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新教材的内容是由哪些单元组成，各单元又有哪些知识点的组成，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方老师所提供的知识框架对我们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有着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二、认识到整体把握《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重要性

整体把握新教材不仅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只有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有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课程知识的主线，才能更好地将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较好的整体把握政治新教材、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教材的结构，对于一个新入门的政治教师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认识到应该如何掌握新教材中的重难点

通过方老师、安老师的经典剖析，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怎样才能将一个个知识点贯穿于我们的日常政治教学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学习，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新教材贵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在通俗易懂但却蕴含人生哲理的知识点中轻松愉快的提高内在的政治素养，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

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在方丽敏、安子琴老师精彩的讲述中令我对新教材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将成为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正确掌握新教材的重难点、驾驭政治课堂的宝贵经验。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2

9月我有幸参加了经开区教研室组织的一二年级《道德与法治》新教材教师培训。通过这次的培训，使原来懵懵懂懂的我收获颇多，专家和老师们的讲解，为我今后的教学指明了方向，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通过老师的经典剖析，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我已经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学习，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新教材贵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在通俗易懂但却蕴含人生哲理的知识点中轻松愉快的提高内在的政治素养，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一年级是培养行为习惯的最佳时期，作为教师，应在道德与法治课中，以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为目标，抓细抓实，让学生在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学习新知识，同时让学生在活动中加强行为训练，使学生规范自己的行为，主动学习，爱上学习。

这次培训使我受益匪浅，今后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认真、细致地解读教材，真正领悟编者的设计意图，一切要从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孩子们爱上《道德与法治》这一门课，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3

七月七日参加了由教委组织的部编《道德与法治》新教材培训，时间两天，上午听了一年级和二年级《道德与法治》示范课各一节，并观看了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的讲话视频，下午听了两位授课老师的教学反思和县小学教研室钟晓菊老师对《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详细解读。这一天的培训，总体感觉是严谨且高效，受益匪浅。

伍才英老师上的一年级《校园里的号令》一课，充分利用学校资源，让学生感受校园里的各种铃声，通过听一听、辨一辨、说一说、演一演等活动，不仅使学生明确了学校各种铃声的含义，并受到了“遵守秩序，快乐生活”的“法治”教育。这节课在两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有效的组织教学，针对刚入学的孩子，采用对口令、小组竞赛、表扬激励等方式，行之有效，课堂井然有序，彰显了教师超强的驾驭课堂的能力；二是引入“校园童谣”，学生对“铃声下的规范”学得快，记得牢。

培训是短暂的，付诸实践是我们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经常复习培训内容，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合适的课程资源充实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科的教育理论作指导，以课例、课题研究为抓手，以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创造性地设计课堂教学活动，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

肩负着学校的深切厚望，我于10月8日有幸赴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20xx年部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培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前身是《小学品德与生活》《小学品德与社会》，根据国家、省、市各级文件精神，自20xx年秋季一年级开始，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培训教师的培训讲座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从他们的身上，透出一种智慧的力量，教育艺术的魅力。通过培训，使参与者对今后的《道德与法治》教育教学有了全新的领悟。

如今，培训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下是这几天我对这几次讲座的浅薄的见解与体会：

听的第一场讲座是成尚荣老师的《道德教师的专业成长》，我虽然不是专业的道德教师，但被成尚荣老师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知识深深吸引。因此，对这堂课非常有兴趣，津津有味地认真聆听成老师的独到见解。

首先，成老师论述了道德和法治的关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而这门课程，是一门道德与法律的相结合的课程。“法治是对道德的支撑，道德是最高的法律，道德在人们心中，离不开道德的滋养。”我对成老师这句话有着深刻的感触，这句话我的见解是：法治是道德的保障，如果没有法治，道德会被随意破坏与践踏，法治约束着我们的行为，朝着道德的方向发展，而法治本身就是最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法治的最高的体现，法治应该是为道德服务的，如果法治背离的道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某种情况下，法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道德还是对法治的一种补充。两者是相互依存、支撑与补充的。接着，成老师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论述了道德教师该如何进行专业成长，我从中收获良多，不仅清楚了国内道德教育的方向，而且了解到国外道德教育的成果。总而言之，通过这次讲座，让我看到了道德教育的曙光和希望，今后一定要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道德课，虽然的一个老师的力量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老师也是由一个教师组成，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我国的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才会慢慢的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才会越来越好。

第二场是孙彩平老师的《小学道德与法治低段教材整体解读》，孙老师这堂课让我们非常直观的认识了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内容，非常有指导意义。

专家讲到新旧教材的不同，并进行了对比，新教材将德育与法制教育相融合，落实《课标》要求和大纲精神，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传承的过程，还讲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目标、内容、工作要求。专家还列出了小学一二年级法制教育图谱，并列举了小学一年级《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编写单元课例，教材按儿童的生活路径，以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的生活逻辑为核心设计的。教材中的主体是儿童，教材的内容是儿童的生活。教材关注一年级学生的整体成长、生活；了解学校生活的两个主体生活方式；学会玩，并且有意义地玩；学会主动思考，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有想法的参与学习。整本教材洋溢着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从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图体现多元、开放、平等、包容的价值观。新教材具备了以儿童的生活视角和路径，形成生活内容和教学相统一的叙事逻辑，教材力图体现和谐与温暖的情怀，体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与温暖的关系。学生从课本中能学会做事、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学习，让自己努力从适应制度走向自理、自律、自觉、自主。

新教材中没有了说教性的内容，各册设计了相对集中的教育主题，呈现方式体现了儿童的审美需求，突出趣味性，激发了学生想象力，力求从生活中的小事中渗透法制教育。道德与法治教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启发，教师不仅要向学生呈现良好的道德实例和现实需求的法治知识，也应和学生一起解读、分析，更要带学生们走出教室，走进社会，观察、思考、感悟、实践。

面对新教材，我们要多思考，多研究，做一名学习型、研究型、实践型、反思型的教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书育人，做一位有眼光、有底蕴、有情怀的教育者，用德浸润儿童心灵，用法呵护儿童成长。

另外，汪老师的《做一个德才一体的智慧型教师》讲座也让我记忆犹新，对今后我教学有着很重要指导性意义。

首先，汪老师提出，“为什么要做一个德才一体的智慧型教师”的这样一个命题，他是从“德多才少”、“才多德少”这两点来加以解释。而我听后的见解是，德和才一样重要，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危险，就像我曾经和学生开过一句玩笑话说的那样——“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有头脑、有技术、有能力，他们如果做坏事，造成的社会危害会更大。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模仿的对象。如果做不到德才兼备，也就枉为人师了。然后，炎老师从理论基础、具体措施这两方面提出，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个德才一体的教师，他的智慧与理论让我十分折服，今后一定要把其具体运用到我的教学生活当中去。

还有很多老师的讲座非常精彩，就不一一道来。他们的智慧、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看到了道德教育的光亮，照引着我的教育职业生涯。此次培训进行到这里，我受益匪浅，在老师精彩的讲述中令我对新教材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将成为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正确掌握新教材的重难点、驾驭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宝贵经验。

关于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

2019年8月21日，有幸到二小参加了全县小学道德与法治的培训，培训时间虽短，却让我感受到小学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在谭老师的讲解下对新教材有了较深入的理解。通过培训有了以下的心得体会：

小学《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编写是按儿童的生活路径，以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的生活逻辑为核心设计的。教材中的主体是儿童，教材的内容是儿童的生活。

教材关注学生的整体成长、生活；了解学校生活的两个主体生活方式，学会玩，并且有意义地玩。学会主动思考，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有想法的参与学习。整本教材洋溢着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从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图体现多元、开放、平等、包容的价值观。新教材具备了以儿童的生活视角和路径，形成生活内容和教学相统一的叙事逻辑，教材力图体现和谐与温暖的情怀，体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与温暖的关系。学生从课本中能学会守法、树立规则和公民意识、学会做事、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学习，让自己努力从适应制度走向自理、自律、自觉、自主。新教材中没有了说教性的内容，各册设计了相对集中的教育主题，呈现方式体现了儿童的审美需求，突出趣味性。有些还渗入了一些绘本图画和内容，激发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求从生活中的小事中渗透法制教育。

篇2

[关键词]初中生；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13005301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一门以初中生生活为基础，以引导和促进初中生道德和法治素养提高为根本目的的综合性课程。作为教师，如何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让学生充分享受课堂教学的快乐，彰显学科教W的特色与魅力呢？

一、落实立德树人理念，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凡是感到自己是一个研究者的教师，则最有可能变成教育工作的能手。”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关键在教师。身教重于言教，要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教师就要树立立德树人理念和终身学习观念，自觉提高自身学科专业素养，不断汲取新知识，丰富其他学科知识，跟上时代的脚步。“打铁先要自身硬”，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教师必须要有较高的自身素养，必须要有高尚的师德，以德服人，时时为人师表，处处做生表率。

二、创设真实教学情境，搭建素养培育平台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而积极的过程，学习者知识的获得需要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间的交流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扮演的角色是为学生提供一个范式，引导学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由此判断学生的行为动机，观察学生的思维养成，最终引领学生形成学科教学所要求的核心素养。比如针对网络上热议的“老年人跌倒该不该扶”的问题，教师可以创设情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在表演和观看的过程中，分析各类现象的成因，对这些行为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进行讨论，并从中得到启示。学生会在一系列鞭辟入里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增强法制观念，提升公民素养，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建设和谐社会，人人有责。这就是真实情境所带来的教学效果，它们贴近生活，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引发共鸣，自然在认知的形成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只要是和学生密切相连的生活实际，或是社会上的热点现象，都可以作为学习的素材，帮助学生实现核心素养的提高。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贴近学生的生活，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形成正确认知，在生活实践中提高认识，提升境界，实现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三、科学设定学习目标，明确素养培育方向

科学合理设定学习目标是课堂教学的关键。目标的设定要兼顾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结合新课程的理念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而细致。比如教学粤教版七年级《绿色上网》这一课时，要对课文的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本课所涵盖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和归纳，最终确定学习目标。知识目标：初步形成对网络、网络交往以及使用网络语言的看法，了解网络的特点，初步感受网络的两面性。能力目标：学会合理利用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提升客观看待问题、辩证分析问题、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培养抵制网络不良诱惑的能力，提高安全防范能力、辨别能力，在网络交往中保护自己。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形成理性看待网络的意识，初步培养遵守网络规则的意识，初步养成积极的媒介评价能力，学会理性利用现代媒介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三维目标的设定，由表及里，形成了对学生综合学科素养的培养体系，学生可以从身边或自己经历的事去理解教材知识，从而形成真正的技能与素养。

四、回归课堂生活本真，拓展素养培育途径

篇3

社会公众不可能放弃，而事实上也没有放弃道德的社会调控。公众道德诉求法律化的质朴初衷可能是，在道德诉求的目的难以企及时的一种变通，以法律为手段达到道德治理或道德完善，以法律之力提升道德约束的不足。我们更愿意把这种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诉求理解为，公众对道德调整乏力的无奈与失望，并进而转化而来的急躁与冲动。道德诉求法律化不可能是一种理性化思考或论证的结果。因为，道德诉求法律化并非解决道德困局的真正出路。

（一）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不利于法治建设

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基本假设是，以道德诉求为“行为模式”，国家的惩罚为“法律后果”，试图人为地造就法律的规范结构。问题在于，这种欲求过多地强调了道德与法律有相关性，却忽略了二者的可能区别。法律与道德虽有相关性，但毕竟分属于不同领域，有着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运行机理与调控机制。尽管道德诉求有可能成为法律的行为模式，但也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或然”。道德诉求法律化有着严格的限制性条件。立法是一个需要经过严密论证的复杂的社会实践，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既要有对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情形客观准确的调查与分析，也要有对于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社会文化的一般理解或社会共识的论证，还应有对未来社会可能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前瞻性证成。不能因为一个东西是道德的要求，就当然地有了被制定为法律的充分条件。如果说道德是一种实质合理性，那么法律更强调达致价值的形式合理性。法治要求“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的法官裁决”，以及“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政府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法治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程序﹙富勒称之为程序自然法﹚是法治的核心。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容易侵蚀制度或程序的社会治理，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影响以至侵蚀尚处于形成期的法治理念，制约刚刚起步、本来很孱弱的中国法治。传统文化有着制度性缺失的特征。中国社会是一个道德本位的社会。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生活伦理，是一种实质合理性文化。制度化或操作性的意识相对较弱，对形式化或工具合理性的要求较低。制度建构及其有效的运作是有难度的，尤其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度更是如此。因为文化是一种很难改变的积累性的存在。传统更多地会以“集体无意识”、“潜意识”等深层次的存在，影响着现代人的理念与制度建构。尤其是相伴于近现代社会“上帝的死亡”，与后现代主义的弥散，对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强调，理所当然地成为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策略。法治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管理方式，但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或法律工具化，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以法治之名的人治。

（二）不加区别的道德诉求法律化，同样有损于道德自身的社会调整

道德的运行或实践更多地依赖于人的主观自觉，诉求于人的内在情感认同。向内用力，反求诸已。“品德”的养成是一种非国家化的个体修为，道德的运作全凭赖于内心修养、个体自觉。在纯技术的层面上看，道德的统治勿需耗费国家资源。道德调整没有过多的机会成本，是经济的，因此，不同于以国家强制为后盾的法律。道德“深入人心”，自律自治。反过来，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只具有成本和代价，并常有可能治标不治本。因为，制度以外化的行为作为考量的依据或判准，不诉求于人的内心自律或动机的完善。而且，即便我们有了完备的法律制度，其实施仍要取决于多种的因素。诸如，制度执行者的个别素质，公众的制度意识与制度自觉。“书本上的法律”远非“行动中的法律”。极有可能的是，人们“仅仅作为一个本人并不接受这些规则的观察者”，而不是“作为接受这些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一个群体成员”，也就是说，他们持有的是关于规则或制度的“外在观点”，而不是“内在观点”。我们要看到，作为社会治理的机制，道德不是没有绩效的。道德对社会制度意识的建构及其有效运作有着法律所无法替代的社会功用。如果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社会调整机制大规模地由自律转化为他律，势必相应地弱化人们内心的认同感，加大社会治理成本，影响到道德的有效社会调整。而且，由于我们的历史文化的特点，强调并选择道德协同治理，更符合我们所具有的优势传统文化的要求。

（三）当下道德所处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亦是法律自身的困境

道德问题法律化的诉求，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一个有点吊诡的难题。这就是，道德困境不只是道德自身的困境，同时也是法律自身的困境。我们建构了大量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它们几于涵摄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但制度的运作或实施，远未如制度设计本身所预期的那般理想。人们“缺乏制度意识，对制度权威缺乏应有的尊重，过多地把制度作为了一种工具来对待，而且是一种为我所用、为我所定、为我所取、为我所弃的外在性工具”，“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当破坏制度能获取利益时，就毫不犹豫地去破坏制度。总希望能通过超越制度或规则，为自己谋求规则之外的‘超额’利益。”［3］﹙P15﹚制度认可度低，或制度绩效较差。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普遍的存在。法律的规定与法律的实施是两个问题。基于差强人意的制度实效，“书本上的法律”远未成为“行动中的法律”。制度实施不利﹙至少不容乐观﹚，而不是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有多么的不完善。法治要义不只是立法，尽管立法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法治社会更应是“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亚里士多德语﹚，是一个人人践行法律规则的社会。法律实施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法律实效的获得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道德诉求法律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将道德要求规定为法律的问题，更在于即使规定了，能否得到实行的问题。客观地讲，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规定的再多也意义不大。即便道德诉求法律化，亦可能因同样情形，被制定为法律的道德形同具文，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其负效应还会进一步发酵，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并进而损害法律的公信力。法律的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源于法律的实效。要么不规定，要么规定者应得到落实。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做这种法律化的“提升”工作。

（四）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还可能构成对人本质中自由主义部分的侵害

道德诉求法律化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它不只可能出现以道德化的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甚或可能以法律去约束人的思想，使法律及其运作泛道德化。这样，被不断地强制驱使着的个体，将没有尊严感和自由感。富勒认为：“如果义务的道德向上伸展出它的恰当领域，强制性义务的铁腕就可能抑制试验、灵感和自发性。”“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意义的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强制的国家标准。”“这不仅对道德本身是一个致命的伤害，而且对法律和市民社会也造成了严重贬损。因此它所形成的‘法律不法律，道德不道德’的‘夹生’规范，不但建立不起良好的规则秩序，反而可能成为破坏规则秩序的一个祸根。”社会道德可以而且事实上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其内在的价值则有益于确保人们的幸福。人们有相互协商讨论的自由，有试验生活方式的自由。在现代著名的实证主义法学家、功利自由主义者哈特看来，生活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下的不同的人和群体有着多元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并且彼此之间并非不可相容。哈特提醒人们应特别关注因实施道德所可能导致的不幸，尤其是用刑法惩罚成人之间自愿的隐私时，因为他会与人们最深层的感情发生冲突。从而，对这种社会道德的宽容具有重大的自由主义价值。在哈特看来，给成熟的人以平等的自由去发展道德人格本身就是正义的要求。一味地强调道德法律化将会使人因“异化”而失去了自我，并可能构成对自由主义或人类尊严部分的侵害。

二、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联与必要界分

（一）道德不是绝对的不可以法律化

道德与法律有着广泛而深刻的逻辑与历史关联。在实证主义法学出现以前，一个基本的智识思考方式是，任何关于法律的陈述，最后都可能归结到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自然法”理论上来。人们极难或不可能在法律与道德间划出“楚河汉界”来。即便如法律实证主义者也从不否弃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联。法律实证主义者并不等于“非道德主义者”，更不会因此成为“反道德主义者”。常常被人误解和诟病的法律实证主义同样内含着深刻的价值或道德立场。奥斯丁并没有否认神法的存在。他认为，基本的道德原则是上帝的命令，而功利原则只是通往道德境界的指南。凯尔森的基础规范被假设为全部实在法律秩序的条件，一种假设的相对的自然法。而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则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在他看来，某些道德原则也可能被引入法律，或者法院裁决也可能受到正义的指引。而且，哈特还特别强调道德的法律批判，对实际的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所进行的批判或反思，以使道德的影响在制度的支持下慢慢地发挥出来。在某种意义上，“立法科学”即是一种价值、理念、利益的博弈与证成的学问，是不同价值的较量与法益权衡。而且，这种价值或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运作或司法判决中的法理基础和以资论证的重要理据。尤其在遇到特殊案件时，更是如此。儒家思想是传统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儒家文化以一种价值合理性的方式渗入，并逐渐体现于我国传统的正式制度之中。“法律是关于人和神的事务的科学，是正义和非正义之学。”﹙乌尔比安﹚“诚实的生活，不加害他人，各得其所。”﹙法学总论﹚这种显而易见的道德规定则是罗马法的基本原则。中世纪的神学自然法则更体现着宗教、道德与法律的关联与相互间难解难分的纠缠。在当前，一些国家或地区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法律化情形。新加坡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大量道德规则，如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随地大小便、便后不冲水、乱涂乱画、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吐口香糖渣等道德内容都进行立法。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1968年的《意大利刑法典》，1976年的《德国刑法典》，1971年的《西班牙刑法典》都有不同程度的道德诉求法律化的规定。有些国家对“见死不救”或见危不救作了立法。尽管将这种有点类似于富勒“愿望的道德”的内容规定入刑法当中是否合适，一直存有争议。当然，目前中国的法律也存在一些或直接或隐含着出现的道德或伦理内容。譬如，民法通则中对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合理等关于处理民事案件基本原则的法律规定；婚姻法中对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扶养子女、不得遗弃、不得虐待等伦理道德内容的法律规定；行政法中的官员职业道德要求，诉讼法中的公平、公正制度性要求；等等。

（二）法律与道德的界分具有重要的智识和实践价值

1.道德与法律分离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命题:法律实证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现象。民族国家的出现结束了法律多元共存的局面。分权制衡背景下的立法与司法职能的划分，以国家法为核心的制度化的形式理性法的确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产生以及法律职业思维模式的形成，哲学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等等，共同构成了法律实证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英国社会变革的功利主义者边沁与奥斯丁等毫不妥协地试图区分法的“实然”与“应然”，要在法律与道德、哲学、宗教、政治之间划出明确而清晰的界线。浸于欧洲大陆思辩哲学的凯尔森则致力于用纯粹逻辑或数学的方法建构其规范体系。所不同的是，凯尔森以其“基础规范”置换了奥斯丁的“者的命令”。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则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对法律与道德问题给予了更为精致、完备的贡献。他说：“这里我们所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简明的论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是这一学派的核心命题。

2.法律实证主义者看重这种“分离命题”产生的功利主义效果:首先，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可以增强作为制度的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效果。法律实证主义特别强调法律有效性的系谱检验，强调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法律规则的权威在于其来源，亦即其制度化的体系认可。通过“科学”建构，清除“杂质”，追寻简洁清晰的理路，法律实证主义力图使法律从“争议性的哲学命题”纠缠中脱出身来，并进而使法律成为一种“明白易懂的语言”。“法律就是法律”。这无疑是一种理性、冷静、明晰、务实的理论策略。基于这种专业化的思维模式、规范或逻辑分析﹙而非对法律的常识性思考或现象化解读﹚，法律实证主义能够凸显法律在智识思考或社会管理中的独特的品性与价值。在法律的智识思考及其法律实践中，益于集中论题，提高明晰性，强化法律内蕴的规范性、公开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形式理性或程序正义特征。其次，可以有效地减缓或者安稳地度过因道德多元化而可能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危险，具有功利自由主义的实践价值。价值多元化是一个真实存在并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不同的利益主体常常持有不同的道德倾向或价值立场，并进而为其所援引的实在法寻求可能的道德理由或价值证成。司法擅断、权力滥用的一个借口，即是求助于所谓“见仁见智”、难衷一是的道德。而在人们关于“应然法”的诸多混杂观念中，法律及其权威可能会因此而被消解。奥斯丁说：“普遍地公开宣布所有法律是有害的，与上帝的意志相互矛盾，从而是无效的并且也是不可容忍的，其本身便是怂恿无政府主义。”凯尔森认为：“每一种自然法学说，只要它持有纯自然法观念时，就一定是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而且社会或历史经验也告诉人们，国家的权力往往是通过自然法、道德这样的东西来破坏法治。法国大革命历史，抑或纳粹德国的法治实践，到处存在着以各种道德名义破坏既存法律规则的情形。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这一点，只有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区分才有可能。再次，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有助于坦诚、现实地面对法律的效力困境。在道德与法律出现悖谬的情形下，亦即在法律与道德不一致或者矛盾的情形下，法律有效性难题会进一步地凸显出来。对于该论题，最为典型者当推：“恶法亦法”？“恶法非法”？具体到最为典型的两个案例来讲，在告密者的困境中，“一个违背了人类良知的法律还是不是法律”？在著名的帕尔默案中，“一个人能否从自己的恶行中得到好处”？当然，对于同一论题，自然法学者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会给出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不难想象，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任何情形下，法律就是法律。其理由即在于，包含着邪恶内容的法律始终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确实的存在，而不论人们喜欢与否或承认与否。哈特在批评拉德勃鲁赫将恶法看作非法，并自认为解决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看法时，喻之为“无异于回避现实的舵鸟政策”。相对于用道德直接否定“恶法”的做法，哈特的态度更为现实、坦率、明智，即便是通过偶然地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来解决这种道德法律难题。

三、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前提

诚然，道德法律化有其存在的必要与可能，而且这一点已为理性与经验所证实，但这决非是说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可以或者都有必要法律化。那么，哪些道德可以法律化，哪些不可以？什么样的道德规则可以成为法律规范？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可以成为法律理想？其标准是什么？可能的限度在哪里？所有这些，是一个关涉到道德法律化的必要前提或者可能性的论证。

（一）道德法律化的难题主要存在于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情形中:道德与法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可能的情形，通过排列组合可能呈现为六种情形：合理合法，不合理不合法，合理不合法，不合理合法，以及合理但法律不作规定﹙法律没有态度﹚，或者虽然法律作了规定但不牵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如环境、交通、操作技术规程的规定，或者法律的技术性规定等﹚。道德法律化的论题主要与前四种情形有关。一般来讲，道德法律化不存在争议的情形是，“合法合理”，或“不合法不合理”两种典型的法律与道德重叠的情况。相应地，在法律与道德重叠之处，把道德规范中的义务道德部分直接规定为法律的要求。或者相应地，把道德原则中的义务道德部分规定为法律原则。然而，难题在于法律与道德并不总是对应的。“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合理但法律未作规定的情形，因具有相似性，不再单独论证﹚，这两种情形会凸显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复杂性。“合法不合理”情形典型者如苏格拉底悲剧，纳粹法律的适用，帕尔默弑其祖父案中的继承部分法律与伦理的冲突，等等。“合理不合法”较为典型或者有说明价值的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的无奈与纠结，西方社会长期争执不休的安乐死，现实法律实践中偶有出现的“为民除害”、“大义灭亲”，等等。也正是在这两个领域，自然法学家坚持道德应当成为法律的出发点或判断法律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而与之相反，实证主义的法律则会坚守法律的“规范性”领域，毫不妥协地坚称“法律就是法律”。无论后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所涉及的都是法理学所无法回避的“法律是什么”的终极难题。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关于“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的问题。

（二）除不言自明的道德共识外，拟法律化的道德需要充分、严密的论证:任何社会都有基本的伦理道德要求，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我们自己，也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总会有一些理念与价值为社会所普遍承认与接受。它是个人和社会所应共同持有的基本行为底线。可以称之为“义务的道德”、“社会公德”或者哈特的意义上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等等。虽然，社会道德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情势，尤其是在强调自由与民主的近现代社会里更是如此。但是，在一个特定时期或特定的国度里，甚或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里，总会有社会公认的基本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相应地，道德法律化的部分则应该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部分。道德法律化，要经过严格的理性检验与经验论证。被接纳为法律的道德，应该经得起理性与经验的反复权衡与考量。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中，哪些道德体现社会要求、契合民意、符合传统，并由于其他必须性条件﹙如这些道德要求具有严重性、重要性等﹚，而有被法律化的必要与可能，也应该经得起充分的法益权衡与立法证成。“对人民有利”、“公共利益”的说词，或者“法的基本原则”、“传统文化”、“”的要求与内容等，也可能并非如常识般地显而易见，拉德勃鲁赫对此提出了谨慎而不无有益的看法。［8］从理论上或抽象地谈及法律所宜反映的社会、民众要求是一回事，而具体到一个社会情境中，论证这种社会要求的确指，则是另一回事。而且，在经常的情形下，不是“不言自明”或显而易见的。因而，要进行社会学的调查、统计、论证、研究，不得率性而为。

（三）拟法律化的道德只能是“义务道德”或“社会公德”的部分:即便在基本道德共识里，也还是有层次的区分。富勒区分为“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在讨论两种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一把向上延伸的标尺这个比喻，这把标尺的底端终于对社会生活而言必不可少的那些条件，而其顶端则终于人类追求卓越的最崇高努力。”“义务道德”属于基本道德要求，多属于社会公德，是那些对任何社会存在都必不可少的限制和禁令。如有关诚信的原则、禁止暴力的原则、公平处置的原则、禁止盗窃诈骗的原则，等等。至于像上世纪中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争论不休的同性恋、通奸、婚前同居等关涉隐私的经典论题，多为个人在私人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因而属于私德，亦即非基本道德部分。道德法律化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只能局限于义务道德的范围内。无论如何，愿望的道德是不能也不应被法律化的。这不只因为愿望的道德多关涉公民的私生活领域，属于个人自治、自律的部分，而且“公德建设与进步同私德建设与提升在方式上是不同的。私德主要靠主体的道德自觉，靠倡导与弘扬；公德则靠法律化的制度，靠责任与制裁。由于公德具有可加以普遍化的特性，所以公德的制度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这些并非所有人都可企及的“愿望的道德”则只能留给道德自身社会调整的领域。我们不能也无从以圣人的标准苛求生活中的普通个人。我国的传统道德多具有塑造圣人的伦理企图，醉心于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私德。对公德﹙如公众道德、职业道德、行政道德﹚的强调相对较弱。在中国社会更宜强调道德与法律重叠中的公德部分。

（四）成为基本共识的“义务道德”部分受到的侵害达到了严重的程度，是法律道德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是判定义务的道德是否需要法律化的一个标准。即便是义务的道德﹙社会公德或基本道德部分﹚并不当然地都需要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制定为法律。并非所有的不道德行为都有通过法律进行规制和惩罚的必要。只有当某一道德问题达到某种严重的程度，亦即不再是以社会舆论能够调整，而需要以法律的救济或惩罚来进行调整的时候，道德问题法律化的才成为必要。对违法或犯罪行为的惩处是政治国家对社会危害行为的最后态度与基本立场。法律是社会行为的底线。那么，反过来讲，在法律规制的限度之外，不存在是否违法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法不禁者即自由。表征法律界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违法或犯罪的基本要件。只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的程度，或者说公民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程度，才构成违法或犯罪。相应地，道德问题法律化所关涉的道德问题也只有达到或跨越了这一界线，始可由政治国家通过法定程序制度或认可为法律。一个典型的可资说明的案例是，1957年沃尔芬登委员会《关于同性恋罪错和问题的报告》所引发的广泛讨论，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关于法律道德性和刑罚正当性争议的焦点性事件。德富林主张任何广泛持有的道德成见都会证明某种行为法律制裁的正当性。刑法应当被用来禁止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应该被认为或被当作支持整个社会“实在道德”的工具。因为，社会道德是一张无缝的网，只要其中某个部分受到削弱，整个结构都会受到威胁﹙这一说法，因此而被称为“崩溃论”﹚。相反，在哈特看来，“没有证据证明法律容忍私人的不道德行为﹙或者实际上是道德多元﹚真的就会或者可能使得社会关系瓦解。多样性和偏离主流就真的会毁灭社会凝聚力，这一点没有被证明。当然不仅仅是没有被证明，这一命题连表面上的合理性都不具备”。哈特的看法得到英国社会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当然，在道德法律化问题上，究竟何为严重的程度，其具体的界限如何，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

（五）道德法律化的工作应该得到功利自由主义的评估与检验:社会不是为了制度或为了道德本身而存在，人类社会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人能更尊严更幸福地活着。人是一切制度或伦理的出发点与最后的归宿。任何社会规整的目的与方向，在于“从人出发”并“为了人”的存在。道德法律化应该得到功利自由主义的评估与检验，应该进行认真而充分的法益权衡。约翰•斯图亚特•密勒之“伤害理论”认为，对文明社会的公民诉诸强权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只能是为了阻止对他人的伤害。哈特认为法律不能用来惩罚道德。他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实现其正义之诉求所采用的明显令人生厌的法律强制，只有在其是为某种补偿福利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被容忍的。”他主张经过严格限制的自由功利主义刑法理论，强调刑法和刑罚的效用和威慑性的“普遍正当化目标”。哈特提醒人们应特别关注因实施道德所可能导致的不幸，尤其是用刑法惩罚成人之间自愿的时，因为他会与人们最深层的感情发生冲突。给成熟的人以平等的自由去发展道德人格本身就是正义的要求。而且，道德要求中的这种自由的自律是负责任的道德人格的本质部分。法律本身是一种邪恶，它的正当性必须根据与其对立的那些善的结果来衡量﹙如制止或威慑潜在罪犯、改造罪犯等﹚。而在那些维持禁令毫无用处或者造成极大痛苦的地方，绝不意味着这些禁令可以免于批评和谴责。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仅仅在于阻止或惩罚带来明显伤害的犯罪。应该说，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有关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基本论证。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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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质分组；道德与法治；分层教学策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南京市第十一期教学研究课题“基于课程标准的初中小班化思想品德学科分层教学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07-0070-03

一、异质分组下的思想品德分层教学的含义

分层教学是指按照学生的行为习惯、兴趣爱好、学业基础、接受能力，以及道德认知和实践等方面的差异分为不同的层次，然后根据这些层次的实际情况组织课堂教学。道德与法治课的分层教学，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各层次学生的成绩，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分层教学，可以有针对性地培育学生对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的教育价值进行认同和内化，为学生的德性成长提供切实的帮助。如果仅仅是把班级的学生进行分层并把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别组成各层次学习小组，这样分组可以为教师分层施教提供便利，但是，无形中，把班级的学生进行标签化，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优良组别的学生在班级中往往具有一定的优越感和骄傲情绪，在与中低组别学生相处时可能会看不起他们，在班集体建设中很难形成真正的学习共同体。这就需要在道德与法治分层教学中实施异质分组，将兴趣爱好、行为习惯、学业基础、接受能力及道德认知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人分在一组，这样，每一组不论从知识的接受程度、能力的大小及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等方面都有不同层次的人，而不同组别之间是同质的，即都有多层次学生组成，这样组与组就形成竞争性关系。异质分组下的分层教学可以让学生主观能动性被充分调动，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有助于课堂学习的高效进行。具体来说，异质分组下的分层教学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1. 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

在异质分组分层教学的情况下，小组内一些基础知识扎实、学习能力强、行为习惯好、愿意帮助他人的学生可以承担“小先生”，主动帮助其他同学共同进步。同时，可以通过发挥组内优秀学生的榜样作用，带动学习水平、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进步，营造互帮互助的学习小组建设氛围。

2. 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

在异质分组分层教学中，因为把不同兴趣爱好、行为习惯、学业基础、理解能力和道德认知的学生分在一起，为组内有个性特长的学生提供了展示的舞台，还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组内同学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满足了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

3. 思维方式得到了丰富

在异质分组分层教学中，因为不同学生感兴趣的学科不一样、家庭背景不同、思维方式有别。但是，在小组学习中，每个学生经常在一起就学习中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争论，在交流中，各人对问题的看法、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各种思维方式得到了展现，在长期的分享氛围中，每个学生的思维方式会得到不断丰富。

二、异质分组下的思想品德分层教学小组建设策略

异质分组在道德与法治分层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如何做好分组显得非常重要。

首先，根据“全班分层，同组异质”的原则，组织实力差不多的学习共同体――小组。教师首先要通^问卷、访谈等方法，对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点、认知情况、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等各方面进行摸底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对全班学生进行分层，一般来说，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A、B、C3层。当然，这种层次的划分是教师隐性操作的，避免引起学生心理变化而影响课堂教学。然后，依据“同组异质”的要求，兼顾性别、特长差异，分别从排查的3个层次中随机抽取学生组成小组，对于小班化学校来说，每个班级人数在30～36人之间，全班可以分成5～6个小组，每个小组6人（这样，每个小组的学生有3个层次）。人员定位后，即开始进行座位调整（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是进行分层分组教学，但是要求在思品课的时候按照思品课的座位），使一个小组的学生集中在一起，这样有利于小组内的探讨和协作，也有利于对各小组的测评。

其次，做好分工，明确职责，增强小组成员归属感。异质分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挥各组员的个性与特长，是为了小组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共同成长。所以，在小组成员确定后要进行小组建设。每个小组都要做好小组文化建设，如取一个反映小组特色的组名、学期目标、小组纪律、响亮的口号等。还要对小组成员进行明确分工，如“组长”要精细化分配任务和协调好本组人员；“记录员”要负责记录本组研讨问题时每个人的发言要点；“发言人”要整合组内各成员的发言内容，厘清观点和思路，代表本组发言，这里也要求在对外组时，同组同一声音原则，组内有不同意见，可以组内交流。当然，为培养学生多方面才能，小组成员之间角色要定期调换，让每一位学生在不同方面都有所发展。这样，学生都知道自己在这个学习小组内做什么，怎么做，就会主动参与，消灭组内看客现象，将分层教学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最后，建立组与组之间的竞争机制，开启学习的内在动力，提高学习效率。因为学生每天都要在课堂上学习，要求学生时时刻刻保持浓烈的学习氛围和激情有点不切实际。如果在学习中能够找到竞争对手，就会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疲惫状态。所以，在异质分组分层教学中，需要师生共同建立竞争性机制，促使学生在小组内进行分工协作，而小组间进行有序竞争可牢牢吸引学生，让学习更加高效。为此，教师和学生需要共同制定一个竞争性量化方案，在这个方案中，需要把各种加分和减分项目商定清楚，内容涉及很多，如课前准备、课堂纪律、课堂发言、小组成员参与课堂率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等。当然，在这种竞争性机制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裁量权。当教师、学生都能熟练利用这种竞争性机制时，必然会在课堂中营造你追我赶的课堂教学氛围。

三、异质分组下的思想品德分层教学操作策略

小组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合作、探究及异质学生的个性发挥。但是，有效的班内分层教学肯定离不开班级分组。所以，在异质分组情况下，如何有效进行班内分层教学是教师研究的课题。

在分组中，每组的成员已经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道德认知等综合因素进行A、B、C3个不同等次的划分，教师在组织教学时，要不断关注3个层次学生的发展状况，找准他们的 “最近发展区”，按照教学目标、课堂问题设计、作业设置和评价检测等基本要素进行异质分组下的分层设计，让每个层次学生都有所提升和发展。

1. 教学目标的分层

对于教学目标的分层，需要按照课程标准提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知识”3个维度出发，明确学生应该掌握的主干知识和主要观点，所要提升的各种能力要求及所要体验的情感过程。同时，根据已经划分的3个层次的学生实际情况及课程标准要求，将这些目标区分为3个层次：A层目标则要在“课程标准”全部要求的基础上拓展提高；B层目标为“课程标准”提出的主要要求；C层目标为“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基本达标要求。例如，在讲授人教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内容时，通过对学生的前测，制定如下分层目标：

A层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加深自己的爱国情感。能力目标：具备主动发现和自觉发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能力，能熟练运用民族精神的观点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知识目标：熟练掌握我国民族精神的内涵、不同时期的表现及作用。

B层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帮助学生体验民族自尊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加深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能力目标：具备一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的能力并能够践行；能够利用民族精神的知识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知识目标：掌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不同时期的表现及作用。

C友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能够感受到民族自尊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对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能力目标：初步具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能力，能够利用给出的民族精神内容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的能力。知识目标：知道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及表现。这样的目标定位，充分考虑到学生现有的知识基础和基本能力，既能够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让教师的教学更具针对性。当然，这样的目标定位，教师心中有数，不一定要告诉学生个人。

2. 问题设计的分层

分层是为了每位学生发展，分组则是让每位学生参与课堂，如何让所有的学生主动参与呢？这就要求教师在问题的设计时，要充分了解各层次学生的学业和能力水平，既要让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可以解决，但同时也要他们感觉到这些问题不那么好解决，要让学生有那种跃跃欲试的心理。为此，结合道德与法治学科特色，教师可以设计层次性的问题串，激发学生思维。在设计问题串时，有意识地把问题分成A、B、C3个层次，其中以知识性为主的基础问题面向C类学生；分析、阐释类等难度稍大的问题则面向B类学生；思辨性、多角度等难度大的问题面向A类学生。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设置以下具有层次性的问题串：①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什么？不同时期有什么样的表现？（A、B、C层学生回答）；②我们常常把民族精神称为民族的“脊梁”，结合上图及你的体验，谈谈对“脊梁”的认识。你知道中华民族精神在哪里吗？（主要由A、B层学生回答，C层学生可以思考）；③民族精神只是中华民族独有吗？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有哪些异同？你认为未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会有哪些新的发展，并请谈谈你的理由（A层学生回答）。这样设计的问题串，不仅兼顾所有层次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求，而且问题层层递进，让学生在现有的水平基础上都能够有所思考，激发学生思维，把学生紧紧吸引到课堂中来。课堂教学是否有效，关键就在于教师是否能把学生带进课堂，让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中撞击起来，而巧设不同层次的问题就是有效途径之一。

问题设计需要分层，但分层设计的问题如何不留痕迹地落实到具体的不同层次的学生身上也需要讲究策略。如果是一般的课堂提问和自主阅读，教师自己可以做到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回答；如果这些问题落实到各学习小组，由小组共同完成，如何才能保证分层设计的问题落到不同层次的学生身上？笔者采取的做法是：在建设小组的时候，要求每个小组准备3种不同颜色的6支铅笔，每次上课前，笔者会有意识地把不同颜色的笔发给不同层次的学生（颜色不固定给某一层次学生），教学中，笔者就会要求每次的问题要求不同颜色笔的学生重点考虑，也会请拿不同颜色笔的学生来回答相应的问题。这样，分层设计的问题就基本上落实到各层次的学生身上。当然，笔的使用好处还有很多，如可以通过笔的摆放位置就可以知道哪些学生上课回答过问题等。

3. 作业的分层

作业的分层，一方面可以在量上体现，但更主要的体现在质的方面。如何才能体现质和量两方面的内容呢？在进行作业设计时遵照一个原则，即“两做三层”。“两做”就是选做和必做；“三层”是指布置作业要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核心知识和基本观点训练，所有人必做；第二层次为给予一定的材料，学生能够利用教材中观点说明即可，以B层次学生能达到的能力为准；第三层次为综合类型，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高，以C层次学生达到的能力为主。鉴于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特点，第一、第二层次的作业基本上都在课堂完成，所以，在课堂上笔者会给学生独自完成作业的时间，然后要求在组内进行研讨，研讨的主要内容就是看看答案是否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找出具体的原因。然后找一名学生代表小组向全班汇报本组作业答案情况或者对其他小组的作业答案情况作出评价。对于第三层次的作业，虽然是综合性较强的问题，但是也可以分成不同的要求。例如，C层次要求，只要找出部分知识即可；B层次要求，找出全部观点；C层次学生不仅要找出全部观点，材料和观点还要进行对应，对问题的认识要辩证和全面，这样A、B、C3个层次的学生都可以完成。当然，对于一些实践性的任务，则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完成。作业的分层设计让不同类别的学生都有选择余地，而且提供了不同类别学生展示和发挥的空间，对于作业的分层如何落实到学生身上，同分层问题落实一样，利用不同颜色的笔可以实现。作业的分层设计是为了配合目标的分层和教学设计的分层，目的是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活跃学习氛围，发挥非智力因素的促进作用，其核心在于促进不同类别的学生共同进步和成长。

4. 评价学生的分层

有差异的学生用同一个标准来评判，既不科学也不公平。这种评价方式只会让中低层次的学生更低，让成绩优秀的学生产生自满心理，都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笔者的做法是把评价分为两节，第一节为阶段性评价，第二节为学期结束评价。阶段性评价主要看小组评价，根据前面的异质分组中的各小组考核情况，每一小组的得分就是这个小组每一位成员的得分，每个月进行一次小结，半学期进行总结，一学期进行最后评定。在每月小结、半学期总结及学期评定中对于优秀的小组都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学期结束评价，因为是纸笔测试，笔者会要求学校给予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别命制AB卷，由学生自主选择不同的试卷，不论选择哪一种试卷，都以卷面分计算。当然，在选择的过程中，教师会有意识地疏导相应层次的学生选择相应的试卷。这样的评价方式，让学习共同体的建设更加紧密，同时也“多一把衡量的尺子”，让更多的学生找回自信，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所收获，有所发展。

异质分组下的思想品德学科分层教学策略，主要是为了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于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法治素质的养成。在这其中，异质分组的策略是为了使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课堂，在课堂中能够主动与其他学生进行合作和探究，个性也得以充分发挥，分层教学策略则主要是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服务，所以，教师在进行异质分组分层教学过程不仅要关注异质分组的策略研究，更要关注教学内容和效果的策略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海峰.分层教学是有效教学的重要策略[J].中学教学参考，2012，（15）：116-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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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德育　；教学问题　；解决措施

德育是实现我国教育目的基础与保障。通过教学活动促进小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其中德育、智育、体育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与促进的关系，通过提升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为其全面发展提供动力。当学生对道德是非有正确的判断力，对客观事物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为我国学校教育提供保障。

一、小学阶段展开德育的意义

德育也称为是道德教育，就是通过教学内容的讲解、道德思想的传递以及价值观的培养，实现对学生政治意识、道德观念有计划有目的的影响。德育是素质教育开展的核心，也是新课改的重要部分，在小学阶段的教育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小学阶段展开德育，意义重大：第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提升小学生的综合素养。小学生的年龄较小，社会阅历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还不全面，甚至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德育就是通过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与道德等多方面内容的教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自身的是非判别能力，进而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第二，促进两个文明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小学阶段展开德育，一方面可以提升小学生的认识能力，增强其社会觉悟与责任感，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改变社会风气，提升文化素养。第三，有利于教学进度的开展。小学德育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部分学科的情感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不足，不但能提升小学生的素养，而且对其后续学习活动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当前小学生德育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小学德育的实效性不足，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学校自身对德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家庭教育中德育的缺失、德育内容空泛且形式单一、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枯燥理论知识的讲解，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才能找到病源，然后对症下药。1.德育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重智育轻德育是当前应试教育模式下小学教育中的普遍现象。从学校与教师的角度而言，虽然认识到了德育对小学生个体成长的重要性，但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德育并不会成为衡量教学质量与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人们习惯了用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然而在考试中道德与法治所占分值较低，甚至还有很多学校不会将这一学科的成绩纳入总成绩中进行综合评价。这就使教师对德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几乎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教学中。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仅做到了知识的传递，但是对德育的渗透不足，这也是影响小学生德育效果的重要因素。2.家庭中德育的缺失小学德育需要学校中教师向学生传递道德要求，做出道德示范，但是家庭教育也是实施德育的重要环节。家长的言行、对事物的观点看法对小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家长的素质、性格以及教育理念等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小学生，很多家庭中德育的缺失是影响小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中德育不足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家长自身受教育程度低，道德素养参差不齐，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要求缺乏章法，孩子一旦出现错误，动辄斥责、打骂。既不能给孩子做出良好的道德示范，同时也不会采用合适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德育引导。第二，隔代教育中溺爱明显。在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外出务工，不能对其展开良好的家庭教育，孩子们多半是被祖父母所照顾与教育。祖父母对学生的约束力不足，溺爱现象明显，导致很多小学生存在着不良习惯，道德素养不高。留守儿童家庭中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不畅，很多问题无法第一时间反馈与解决，也是学校德育的一大阻碍。第三，家长意识到了德育的重要性，自身也有着明确的道德是非观念，但是缺专业且有效的教育引导方式。同时家长也很少主动和教师交流沟通，未能掌握科学的德育方式，导致了家庭德育效果不足。3.德育教学内容空洞、方式单一部分学校在开展德育时制定的教学计划不合理，仅仅根据教材来编制教学计划，但忽视了小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实际情况。教学计划的制定更偏向于“成人化”，这就导致德育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学语言抽象化，教学内容空洞，完全是根据教材照本宣科，教学实效性不足。此外，从德育开展的形式来看，也相对陈旧且单一化。很多教师采用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未能结合生活案例进行分析，也未能展开德育实践活动，更不是在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渗透的，而是单纯的语言讲解，给学生一种空洞的说教感。枯燥的德育课堂教学，难以激发其学生的学习欲望，进而影响了德育效果。4.网络文化对学生道德素养有较大负面影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变革，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也给人们的交流、沟通提供了便利，当前很多小学生也拥有了智能手机。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可以随时随地接受网络信息，但是小学生的年龄较小，辨别能力不足，网络上的东西错综复杂，不乏存在一些不良信息，影响了小学生的思维意识与价值观念。例如一些平台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做出了很多故意搞怪的言行，还存在着拜金主义思想。一些网络直播、游戏等也存在着一些不良思想与价值观念，影响了小学道德教育的良好开展。互联网是一柄双刃剑，既能给学生查阅学习资料，开阔阅读视野提供便利，同时也难以避免有一些不良文化侵蚀小学生的思想，如何扬长避短，合理利用网络文化，是当前家庭与学校德育中都亟待解决的问题。5.理论知识的讲解过于枯燥德育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让学生对事物的认识更加全面，对社会事件的思考更是深刻。帮助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健全的人格，自然在这些内容的教学中，理论知识的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实际上小学德育课程也往往是以理论知识为主，教师以教材为依据，给学生分析一些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以及社会风俗等。但是，德育单纯凭借理论知识的讲解是远远不够的，一味地强调理论，对学生而言不但毫无新意，并且会感到枯燥，教师讲解的大道理对学生而言就是说教，学生逐渐会对这一课程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抵触心理。这样既会影响德育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也难以实现对学生思想意识与道德观念的培养。

三、优化小学德育的举措

小学德育想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应当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再优化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1.提升对小学德育的重视程度第一，转变教师教学理念，扩展德育空间。随着新课改的推广与实施，教师应当意识到学校教育不单要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递，更要注重“育人”。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提升小学生的道德素养，从多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提升小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这样才能给其他学科的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教师要转变重智育轻德育的思想，实现德智并重，给德育更大的空间，以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第二，完善教学评价标准，提升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只有在对教师的教学评价中注重“德育”这一指标，才能让教师在工作中时刻注重德育思想的渗透，才能改变此前应试教育模式下对德育的忽视。每个学期在教学评价工作中增加教师德育教学能力的指标，将班级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成绩、日常道德行为等都纳入其中，既增强了教师对德育的重视，还提升了这一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地位。第三，营造良好德育环境，增强德育教学实效。学校可以通过各种文艺活动、传统美德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德育文化氛围，提供更多的德育契机，优化小学生的道德素养。例如可以在植树节来临之际，组织学生在校园内外植树种草，并在这一活动中渗透保护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提升小学生的德育素养。又如在国庆节期间可以展开以爱国、感恩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学生们可以制手抄报，进行歌曲演唱，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回报社会，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2.发挥家庭教育在德育方面的作用小学生德育素养的提升并非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这是一个长期、反复且动态培养的过程，尤其要注重家庭教育对小学生的影响。作为家长要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对学生造成的影响，因此要以较高的道德素养来要求自己，并注意从生活小事中进行德育。当孩子犯错或出现问题时，要将德育放在首位，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了解孩子出现某种错误行为的原因，然后注意采用语言交流、故事引导、实例启发等方法来引导与教育孩子。此外，家长要注重与学校的沟通、合作，时刻关注孩子在校期间的表现，日常生活中多与孩子、教师沟通。当发现孩子存在一些不足且不能采取有效方式进行引导时，可以向教师请教，因为除了家长，教师最了解孩子性格与成长情况，而且是专业的教育人士。通过交流互动与合作，可以提升家庭德育的水平，也助力学校德育教学质量的提升。3.优化德育的内容与方法第一，关于德育教学内容，教师不但要按照教材来编制德育教学计划，更要从各种书籍、网络信息中搜集更多的德育教学资源，让德育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既要通过英雄人物、道德模范来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更要结合生活实例引导学生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与判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与法治水平。第二，优化德育教学方法。德育教学活动的开展并非只有语言讲解与分析这一方式，故事情境的创设、舞台剧表演都是良好的德育教学方法，不但新颖，还可以提升学生的注意力，有助于教学效果的增强。除了进行理论知识教学外，还可以组织开展一系列德育实践活动，如环境教育中开展“爱护环境从我做起”，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中展开各种清洁活动、植树种草活动；在感恩教育中开展“今天我当家”，让学生作为“一家之主”负责当天的所有家务，体会父母的辛劳，感恩父母对自己的关爱。4.合理利用网络文化在网络时代，小学生不可能不接触网络，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作为家长与教师要看到网络对小学生培养的优势与弊端。自然要“扬长避短”，才能更好地实施德育，要合理利用网络中的先进文化、优秀文化提升小学生的德育水平，而为了避免不良网络文化的影响，同时保证学生正常使用网络开展学习，可以在学生能够接触到的计算机中安装屏蔽软件，智能手机则开启儿童模式，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生被网络中不良文化所影响。5.提升德育的趣味性传统的德育，教师采用的方式单一，且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学，导致学生对其兴趣不高，自然很少会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课堂上教师占据了主导，学生只是被动听讲，课后死记硬背来应对考试，这样的教学模式完全背离了德育的初衷。因此教师可以改革教学方式，在德育课堂中增加一些趣味因素，让学生感受到德育课程的趣味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例如在德育中，教师可以组织一些趣味小游戏，在展开“信任”这一主题的讲解时，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趣味开火车”的游戏，每五人一组，第一名同学的眼睛被遮住，后面的同学双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在活动终点放置一把凳子，围绕凳子转一圈，返回起点则成功。可以几个小组竞赛，用时最短的一组获胜。在这一过程中，火车头不能偷看，但是后面的同学可以提示，双方之间的互相信任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的小游戏会给学生更多的感触，也能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综上所述，小学德育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以及学生的健康成长，对此，本文建议：加深对德育的重视、发挥家庭德育的作用、优化德育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合理利用网络文化，避免学生思想受到不良影响。此外，还应当提升德育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此才能提升小学德育的教学实效，并给其他教育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谢姣俐《浅谈小学德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教师》2019年第4期。

[2]和淑荣《浅谈小学德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建议》，《明日》2019年第12期。

[3]雷群娣《浅谈新时代小学德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散文百家（国学教育）》2019年第11期。

[4]陈俊英《小学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研究》，《国际教育论坛》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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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素质；培育方式；权利本位

作者简介：林国强（1979-），男，广东揭阳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52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5-0031-02

人类的思想追求是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同等满足，这决定了当代中国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崛起复兴、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历史重任的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与个体追求的和谐统一。众所周知，素质是指主体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于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在当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下，开展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通过正确的法律权利与义务观念的树立，使当代大学生具备自由平等正义的精神，进而促进当代大学生心智与专业知识的同步增长，实现人的完善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更是高等教育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然而，当下大学生法律素质却不尽如人意，笔者希翼通过探究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方式问题之所在及其发生逻辑，破解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效果不彰的症结，进而提升高校法制教育的实效，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方式症结之所在

1.素质教育中欠缺法律素质培育

一般而言，社会活动主体通过外在的法制环境影响或法律素质培育所获得的，能遵循法律规定以约束自身行为的内在稳定特征和倾向，则往往被视为具备了法律素质。在今日中国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活各个领域的无不受法律所调整，法律素质理所当然也成为社会活动主体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当下的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既未对法律素质的概念加以清晰厘定，也未对法律素质培育的途径和方法，甚至是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应有之地位和作用有系统阐释，相关研究可谓一片空白。毫无疑问，时下的高校素质教育无法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尽管认识到了对青年学生“法治观念”与“法律意识”养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然而在实际教育中却漠视甚至无视对青年学生的法律素质培育。但在当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之下，高等院校唯有培养出法律精英职业群体的同时大力培育出各类具备良好法律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方能彰显素质教育对于当今治国方略的促进与服务作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诚然，若素质教育理论无法与时俱进，继续忽视法律素质的研究与教育及其存在价值，特别是如高等教育延续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而不加以革新，势必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2.道德教育与法律素质培育未能有效契合

道德教育与法律素质培育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强调法律素质培育重要性的学者认为，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法律素质培育没有独立性，而是依附在道德教育中的，因此要加强法律素质培育，就要将其从道德教育中独立出来；而强调道德教育的学者则沿用我国古代“德本刑用”的观点，认为道德教育才是根本，强调法律道德化或道德法律化。从在我国现阶段实践的普遍状况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是和道德教育应结合在一起的。而在目前课程和机构的设置上法律素质培育确实是与道德教育相互的，自2006年秋季起全国高校统一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授课教师也都是由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部门的教师担任。然而，这样的结合仅只是事物的表象，通过学生访谈以及笔者对现实情况的考察，却发现法律素质培育与道德教育在教学中互相分离，这表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授课过程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往往被割裂。这一方面在于教材内容体系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另外一方面在于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把握不当。表现在有些教师根据教材照本宣科，本身对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和理论问题缺乏系统了解与把握，师者之昏昏，何以使生者昭昭?导致讲道德就单纯讲道德，讲法律就单纯讲法律，道德与法律教育截然分开。而讲法律时也往往脱离了现实生活，不利于学生直观感受。更有甚者花大量时间精力对“思想道德修养”部分加以讲授，而忽略“法律基础”部分。这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无疑极为不利，此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

3.法律素质培育内容与方式背离学生的期望

为厘清此问题笔者曾进行专门的访谈，显示仅有12%的学生认为法律基础课程体系设置科学，只有42%的学生认为设置较为科学，分别有8%和38%的学生认为设置不科学和不太科学。高达54%的学生希望增强课堂的趣味性，49%的学生希望教师教学中多一些社会实践，44%的学生希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52%的学生希望教师多采用多媒体和互动教学，36%的学生希望教师提高理论水平、课堂讲授与实际相结合。在当前高校的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绝大多数院校采用的教授方式是传统的课堂讲授法，教学内容与方式离学生的期望有较大差距。通过访谈也可以看出学生对法律基础课程的教材和教学的看法，也反映出困扰目前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的主渠道——法律基础课程实效的问题：教学方法传统，教学内容滞后，教师对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把握不尽合理，教学手段不先进，考试方法单一。在访谈中，学生也对局限于课堂的教学形式、缺乏生动且深入人心的方式不认可。造成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最低要求的法律不能够成为学生心中的信念，使得法律素质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方式症结之发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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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荀子 “性恶”论 隆礼重法 礼法统一

春秋战国末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随着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变革，原有的国家治理思想远远不能适应封建制国家的治理要求。而这个时期又是思想家辈出的时期，每个学术流派对于如何统一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荀子正是在基于国家统一需要，在对百家学说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性论为基础的“礼法”统一观。从整个历史的脉络来看，荀子礼法思想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繁荣密不可分，其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荀子的“性恶”论及其产生的哲学根据

荀子的“性恶”论。在荀子看来，“善”与“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是否破坏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善”的行为符合封建传统道德规范，符合封建礼仪；而“恶”的行为通常就是犯上作乱，违背传统道德规范，更是破坏了国家的统治秩序。正是基于对“善”和“恶”这样的理解，荀子认为“善”在人的本性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从一生下来，就不可能自然地遵守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国家制度，与之相反，人从生下来那刻起，就存在着嫉妒、好利的心理，如果没有外部的约束，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有争夺、犯上的行为，这就违背封建道德了。因而，荀子据此认为人性本“恶”，正是因为人性本“恶”，才需要圣人和国家君主通过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去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

分析荀子“性恶”论，不难发现，荀子其实并不认为礼法直接发挥作用的对象是“性”（这里的“性”主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即生理欲望），而是由“性”引起的“恶”的行为，这才是礼法所调整的对象，礼法最大的作用在于“止恶”和“节性”。荀子对于“节性”的认识最为深刻，他认为，人只有善于“节性”，才不会做出违背事理和情理的事。荀子从人本性和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对“性恶”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在当时社会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荀子“性恶”论产生的哲学根据。荀子“性恶”思想的产生，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从哲学上来说，也具备一定的哲学思想条件。分析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发现其建立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论哲学。荀子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所以一个国家的形成一定是先有物质条件，然后才有礼仪等制度。对此，他这样描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对于世界的看法非常明确，先有天地等物质，然后才有国家礼仪等各种制度以及君主。

除此之外，荀子对于天的运行规律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因为只有遵守自然规律才能让自然规律为人所用，一旦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遭受自然界的惩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祸害。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荀子看来，天地规律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们可以利用自然界的各种规律，为人类谋福。基于此，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点。针对自然规律，荀子坚决反对在自然规律面前的消极态度，不能无为，而要有所为。对此，荀子有言“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放弃主观努力是违背万物本性的。

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状况，荀子认识到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促使他把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的角度逐渐转移到了对人和人性的分析上来，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积极的探讨，这种视角的转变正是荀子“性恶”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

由“性恶”论催生礼法统一观

性恶论是礼法统一观的逻辑起点。“性恶”论在荀子礼法统一思想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没有“性恶”论，荀子找不到封建礼法思想统一的逻辑起点在哪里。荀子思想个性鲜明，这其实与一向以温文儒雅著称的孟儒学派有着很大的区别。既然人性本恶，就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干预。立足于性本恶，荀子论述了礼法思想的起源，礼法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了礼法在维护封建国家统治上的协同作用，从而提出礼法观相统一的思想。

荀子的礼法统一观。荀子的礼法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末期，在当时社会新旧势力不断交替以及各种思潮大融合的趋势下，荀子的“性恶”理论发展了孔孟的礼治思想，并且对法家思想进行积极的改造。立足“性恶”基本点，荀子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如“重法”、“隆礼”等。仔细剖析荀子的礼法思想，发现荀子的“礼”与孔孟治国的“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荀子更加务实，祛除了理想主义色彩，具备更加严谨的特点，这是荀子整个“礼法”思想体系的支撑点。荀子的“法”思想与法家相比也有一些不同，摒弃了法家思想中的“唯刑主义”。“隆礼重法”、“礼”“法”并存的精神在其“礼法”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荀子礼法观的主要内容就是强调“礼”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法”的作用，他主张礼法并重。

一方面，引法入礼，礼法结合，开创礼法统一的先河。荀子将人性作为自己思想研究的出发点，将维护封建国家的社会秩序作为其思想的最终归宿，他将“礼”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形成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法”的形式赋予“礼”公平性、客观性和强制性。荀子引法入礼，实现礼法的结合，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礼法统一的先河。

另一方面，“隆礼重法”，重在于强调教化与刑罚并用。依荀子看来，如果没有法律对礼的强制约束，如果没有刑罚对礼的强制推行，礼的实现非常困难。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荀子强调礼刑并用，先教后刑，既反对“不教而诛”“教而不诛”，也反对“诛而不赏”。荀子认为，“不教而诛”的后果是刑罚越来越多，却不能从根本上禁止犯罪，而“教而不诛”就会使犯罪的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诛而不赏”就不能使贤能勤劳的人得到应有的奖励，这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因此，治理国家必须刑罚与教化并用。

荀子礼法统一观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荀子礼法统一观的历史意义。作为儒家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对于当时维护封建国家统治来说发挥了重要作用。荀子的“礼法”兼具儒法两家的长处，汲取了儒法思想的精华，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我国古代社会宗法血缘结构的实际状况，“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封建法制建设打下了思想基础。”之后，我国封建社会法制的发展更加有利地证明了荀子礼法思想的前瞻性和远见性。

荀子礼法统一观的现实意义。首先，荀子“礼法”思想对于我国礼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荀子主张打破传统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指出衡量人们品行的标准应该是品德，只有以礼来对社会成员进行约束，才能促进社会良好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荀子引法入礼，使得对于道德规范的约束具有了一定的强制色彩，这使得礼发展到后来，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从而成为人自身“异已”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和欲望。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封建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国家公权力的不断介入，礼越来越具备了法的功能，统治者完全依靠强制的礼来进行国家统治，从而走上了扼杀人性健康发展、僵化社会结构的极端。这提醒我们，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其次，荀子的“礼法”思想对于法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荀子提出的以礼率法，打破了传统的法家“专任刑罚”的“法”思想。荀子认为法家的“严令繁刑”而不讲“仁义礼治”，“是不求本而索其末”。因此，法家对于“法”的态度不具有“人之为人”的价值追求，不具备基本的仁者情怀。当前我国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正是要求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展现道德关怀，使人们能够树立正确行为准则，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与荀子的“礼法”思想是一种耦合。

最后，从现代哲学的观点来看，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把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性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要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尊重自然，其次是要充分发挥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在“礼法”思想过程中总结出的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荀子立足于“性恶”的本质，提出了“礼法”统一的思想，在我国整个古代思想历史长河中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但即便如此，荀子的思想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更没有被充分地运用到社会实践生活之中。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针的指导下，重新认识荀子关于“礼法”的经典理论，特别是“礼法统一观”，对于我国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我们选择政策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和理论研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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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闯红灯产生原因之利益分析

经济学认为，机会成本是指将某一资源投入特定用途后，放弃其他用途，随之获得的最大收益所付出的部张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为了获得更多甚至最大化的利益，人们的一切获取利益的活动都蕴含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因此在行人过马路时，心中也会为其行为结果做一个快速的预期，以期追求更大的利益。行人过马路的风险成本是人的人身财产损失。而获得的仅是快速通过马路带来的时间效益。因此，社会成员在利益选择的驱动下自动选择了一个新的规则，交通信号灯规则应运而生。

交通信号灯作为社会成员在内心利益认识的驱动下自助选择的结果，理应是正确有利的。但为什么人们通过公共选择的方式选择了约束其行为的法律，如今又不遵守呢?人都是会趋利避害的，有法律规则却不履行这一社会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法律制度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规范出现了改变。

首先，机动车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确定使得危险发生的概率降低，风险发生后行人需要承担的成本也因之降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己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一规定产生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其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二是在实行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如果符合法定的条件，机动车一方可以减轻责任。而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讲，这两方面都减少了行人在事故中承担责任的成本。

其次，从众效应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观念。个体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从而和他人保持一致。当有一部分人闯红灯时，其他的人就可能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也选择闯红灯。我们可以把群体闯红灯的行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带头闯红灯者，一类是跟随闯红灯者。

对于带头闯红灯的人，他们虽是先获利益者，但他付出的成本也是所有闯红灯者中最大的，这包括道德上的成本以及可能带来的违法成本。

对于跟随闯红灯者，成本转嫁的压力因有人先闯而将等待信号灯的时间成本转嫁于他加之法不责众以及众人皆闯我独等的道德孤立感，都会增加闯红灯的心理倾向。

最后，违法成本的降低也改变了行人对利益的看法。第一，法律规定的处罚方式不健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这样的处罚显得宽泛，有待法律法规具体的确定实施细则，以增加其可操作性。第二，行政机关在执法时的行政不作为。在一些地区，交警对行人闯红灯的行为基本上不管不顾，使得行人自认为闯红灯是合理的，于是就正大光明的、怡然自得的闯着红灯。违法成本的降低促使行人内心中闯红灯的风险成本降低，许多人怀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偶尔闯一次红灯不会对自己的安全、名誉造成任何影响，大大增加了闯红灯行为的发生频率。

除此之外，机动车数量的增多以及交通信号灯设置规则自身的僵硬性等因素，也在影响着行人对闯红灯的成本和收益的衡量。

二、行人闯红灯之规制手段以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视角

利益观念的变化，使得信号灯规则对行人渐渐失效，使得既定的法律规则的效力逐渐淡化，而作为主流的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点也逐渐集中到法律与道德的博弈中。法律有其强制严厉的优势，但却要面临法不责众法难易心等一系列道德非议，而道德有其教化和易于接受的优势，但却对洪水猛兽般的局势难以有效控制。法律与道德，对行人闯红灯的规制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

对于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这一问题，现今学界对于二者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是交叉说，其代表人物博登海默认为法律和道德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另一种学说是包含说，认为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包含了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

笔者较为倾向于前者，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行为，判断其应受法律规范调整还是道德规范调整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评判标准的界分问题，在众多学者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有一种是可取的，即认为这种界分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标准:

1.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即法律应只对那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2.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法律只应调整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

3.行为在道德层次中所处的位置，即法律只应调整那些在道德层次较低的行为。

但笔者认为以上标准也还尚有不足，比如对社会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应引入一个相对细化的标准，可以因时而动，也应通过对所涉各方主体的量化做出具体考察。对于危害性的判断也应从个人到群体在到社会，探究更进一步的评价标准，比如针对行人闯红灯这类事件，其危害性标准应从个人性推演到群体性的层面去考察，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者对于道德的划分，除了层次以外，还应引入一种基本分类公德与私德等等。

(二)调整行人闯红灯问题所适用的规范

行人闯红灯这一行为，自然可以以道德规范进行调整，从道德的角度加以谴责，但同时笔者认为，就该情势的现状来看，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也有其合理合法的依据。

1.行人闯红灯对公共交通秩序这一重大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性较大。行人闯红灯行为的本质，是行人的自由通行权与车辆自由通行权之间的关系。理想情况是通过各种调整手段使二者相对均衡的发展，但依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在出行安全方面，由于行人处于弱势，因此法律做了积极的回应，将责任承担的砝码较多的施加于机动车。但这种立法忽视了出行安全和交通秩序的区别，在交通秩序方面，行人却未必处于劣势，有时甚至会成为干扰正常交通秩序首要因素。上海市民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排名公共秩序伦理前三位的问题中，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无视红绿灯，乱穿马路，排名在第一位，经常发生率为43.13%而在其他城市，由行人闯红灯所引发的交通秩序混乱甚至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

2.行人闯红灯在道德层次中地位较低，适于法律规范调整。一方面，行人对于公共交通秩序的遵守，是较低层次的行为准则，与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高层次的道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行人闯红灯的原因从主观上讲是缺乏公共秩序意识，带有个人主义色彩。另一方面，闯红灯的行人对于良好的公共交通秩序也是认同的，对于那些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是存有敬意的。这就说明行人闯红灯行为本身，在道德上是缺乏认同的，而遵守交通规则，维护良好的公共交通秩序，也是行人在一般道德层次上就可以达成共识的。

3.有学者认为，以法律手段制裁不道德行为不合理，其理由可简述为:一方面，公众的道德判断本身就存在着不合理的一面，在为确定其合理性之前，强行加之以法律制裁，会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道德自身的特点决定了道德不适合以法律手段实施。其副作用在于会侵犯一些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加重公民的精神负担。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对于类似于常回家看看这一类兼具道德利益和法益双重性质的事件。但其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在道德中公德与私德的分类。中国幸福学认为，所谓私德是指私德是指存在于小于社会大众的小群体或个人中间的道德，是人们为了维护我们小群体或自我的利益而约定俗成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公德则是指存在于社会群体中间的道德，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为了我们群体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是任何一个道德问题，都只代表这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还有一些问题虽然具有道德性，但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对于这类问题的调整，也不应只停留在对个人权利的考量，应将其纳入社会视角，在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之中作以取舍。倘若结果是社会利益更大，或者在特定时期内，个人利益对社会利益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害，那么此时就应将该行为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中来。

三、行人闯红灯之公法视角的分析

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视角加以审视，虽侧重不同，但皆有助于真理之阐发。上文试图从群众利益和道德与法律之比较，阐释行人闯红灯的成因和法律规制的合理性。而与行为人相对的另一方主体则是掌握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调整行人闯红灯问题离不开行政主体的作为。人和体制对于良好的社会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公法领域之下，关注制度是否失当，制度如何才能合理非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各地闯红灯处罚措施的法律评价

对于政府采取的治理行为，笔者认为应该以法律眼光做公正之判断。首先，法律判断的总原则是法治原则，即规则之治，具体而言应着重考虑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并灵活合理的运用比例原则等。以此为据，笔者试图对以下两种争议较大的情形做具体的评价。

1.责令担当临时协管员

(1)合法性分析。根据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行政须受法律约束，一切行政活动，无论是权力性行政活动还是非权力性行政活动，也无论是负担行为还是授益行为，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处罚法》更是明确规定法律对违法己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综上，我国法律均未规定对闯红灯行为责令担当临时协管员的处罚方式。

而在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一种普遍观念有组织法就有行为法，混淆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认为只要有行政机关对于某方面的事物具有管辖权，就可以采取有助于行使这种管辖权的所有必要措施。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卜，对行人闯红灯处以担当临时协管员的处罚并没有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因此，地方政府规定此类处罚与法律相抵触，无法律依据。

(2)合理性分析。首先，责令违法者充当临时协管员完全忽视了协管员本身的业务素质与法律地位，一个违反交通规则、毫无协管技术与经验的人竟可以管理其它相对人，它的地位如何界定?如果赋予他与交通协管员同样的职权与地位，那么就否定了交通协管员队伍本身的公信力，又怎能使得群众在协管员的指挥与管理下遵守规则，敬畏公共秩序?因此，该处罚方式大大降低了协管队伍的威信，阻碍协管员行使职权。

其次，合理性原则的重要派生原则之一是比例原则。责令闯红灯的行人担当临时协管员势必会造成法益的失衡，违反法益相对称原则。它意味着限制违法者在一定公开区域内为一定行为，向公众宣示正在接受行政处罚。这实质上己经构成了对人身权的侵犯。基于对人身权的重视与保拍《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其它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民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目的正当性决不能推断成手段正当性责令闯红灯行人担当临时协管员正是对个人正当权益过分忽视，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体现。

2.对闯红灯者施以信誉罚

在评价之前，先应对闯红灯曝光行为的法律性质加以判断，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其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方式的范畴:若这种曝光行为算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那么它是否合法。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

首先，从行政处罚的含义和特征上来看，行政处罚由行政主体做出:以行政违法为前提:适用对象是行政违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般仅对违法行为人本人作出，而不向其他社会成员公示。但其内容具有制裁性: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行政管理秩序，制裁行政违法人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而对于闯红灯行为进行曝光，无论是行为主体、前提、适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都符合行政处罚的特征。

其次，从闯红灯曝光的惩戒性程度来看，行政处罚与其他执行性的行政行为主要区别即在于行政处罚所具有的惩戒性。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来看，行政处罚的形式具体包括6种，其中最轻的一种是警告。警告是一种影响被处罚人声誉的行政处罚形式，即行政主体对违法人予以谴责和告诫的形式，一般适用于违法情节较轻的情形。警告曝光行为对违法人的行为进行了公示，而不仅仅是对其本人作出谴责或告诫，因此，明显可以判断出其对于行为人的惩戒性程度大于警告，理应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下面对其合法性进行具体分析:

(1)合法性分析。首先，设定权限的合法性分析。依据法律保留原则，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进行行政处罚。上文己论述对于行人闯红灯的处罚方式仅限于警告和罚款两种。而实践中，交通管理部门对于闯红灯行人的曝光行为并无相关法律依据，实际上是违反了合法性原则。

其次，程序的合法性分析。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正当程序原则，但是从其具体内容上来看，这一原则无疑也被我国法律所承认。结合该法的立法宗旨和具体规则可知，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处罚中的知情权和辩护权是不可剥夺的。然而，从闯红灯曝光的具体执行过程来看，相关的行政机关只是拍摄到了行人闯红灯的照片，并未履行告知程序，也未给予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由此，笔者认为，行政机关未经法定程序对闯红灯行人进行真实姓名、家庭住址和闯红灯行为曝光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中的程序性规定，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2)合理性分析。由于此问题所运用的比例原则的分析及结论与前述两个问题相近，在此不再赘述。仅就这种处罚方式是否侵犯了相对人的人格尊严权，违反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做一讨论。

人格尊严权是指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有学者主张，法律保护的隐私权和姓名权，是指公民的合法权益，闯红灯是违法行为，故违法者的隐私权和姓名权也受到限制，不再在人格尊严权的保护范围之内。对此，笔者持相反态度。正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压迫。对于闯红灯行为，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交警对其进行曝光的执法权限，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行政机关无权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责任:而相对的，对于公民隐私权、肖像权和名誉权等，确实法律给予明确保护的，因此，即使该公民违法了，行政机关也无权对其进行曝光。

也有学者认为，闯红灯曝光是对行政处罚结果的一种公开，是对行政处罚公开、公正原则的贯彻，因此，是合法的而非侵犯违法行为人的人格尊严权的行政行为。对此，笔者也持反对看法。首先，从行政处罚公开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增加行政透明度，加强公众对行政的监督，防止行败，从而保护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然而，闯红灯曝光行为的公开显然是为了羞辱违法行为人，即以公开作为一种对于违法行为人的处罚手段，通过公开达到一种惩戒功能。其次，从行政处罚结果公开的方式和对象来看，法律法规虽然未做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一般的理解，行政处罚公开主要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公开，即进行行政处罚应当及时通知行政相对人(对于有些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结果公开对象还包含了相对人的近亲属)。最后，从行政处罚结果公开所带来的后果上看，行政处罚结果的公开，仅仅是作为使得相对人或者其他公众了解处罚情况和行政机关行政合法性的途径，其不该对违法相对人造成除去行政处罚措施之外的不利后果，否则就是对违法相对人的一种加重处罚。然而，闯红灯曝光显然是对相对人施加了除了法定处罚种类之外的其他不利后果，并且，曝光行为带来的后果往往己经远远超过行政处罚本身的后果。通过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闯红灯曝光并非行政处罚结果的合法公开，而是一种非法的行政行为。

(二)对违法处罚背后的政府思维模式的评价

通上对以上三种处罚方式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法治己经搞了好几十年，但有些地方政府还是难以摆脱单一的法工具论。为了方便论述，笔者将这种为政思想概括为严刑峻法，并在对此种思想加以探讨，并挖掘和评价这背后政府的惯常且错误的思维模式。

1.严刑峻法是否能够达到目的

应该承认，严刑峻法固然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种震慑或许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在执法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对每一个违规者都施以处罚，那么受罚的相对人必然会有抵触情绪，也让民众存在逃避处罚的侥幸心理。严刑峻法的目的，本来是希望通过处罚提高违法成本，但如果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概率很低，那么实际上违法者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很多，反而使一些人增加了对抗规则的。其次，严刑峻法，不仅很难达到目的，反而也更容易令民众对执法者产生对立态度，破坏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民众不会因为受到处罚而理解执法者，自觉养成规则意识，而是对执法者充满怨言甚至仇恨。再次，执法者迫于上级压力，为了达到执法目的，只能变本加厉，采取各种违法手段，甚至违法动用公权，以达到控制违法者的目的，结果就是:官民之间，不再是管理和服务提供者与雇主的关系，而是相互对立的敌我矛盾关系。这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2.严刑峻法背后错误的执政理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执法成本过高，很多规则被现实架空，政府也因为说话不管用而丧失了公信，法治也因为令行不止失掉了权威。可令我们很好奇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还是这么乐于采取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考虑试试其他方式?

有学者指出，这反应出政府在许多时候制定规则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执行，而是为了去表达一种立场，借立法的形式来逃避对问题实际解决的责任。在其背后是治乱世当用重典的法工具主义思维，是将复杂的社会管理简单化(立了法就万事大吉)，不仅没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先贤智慧，反而只有严刑峻法一招，而且还不鲜，难以吃遍天。这实际上这是一种以罚代管的懒政、怠政。

篇9

【关键词】高校体育专业 思想政治理论课 多维互动教学模式 实施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022-04

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对于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参与度，增强体育专业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课题组成员从2014年开始积极探索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并于2015―2016年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各个班级中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运用到教学之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一、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多维互动教学模式指的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课堂和课外延伸为平台的互动教学模式。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是各种教学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需要教师从多方面进行精心设计。为了达到预定的教学效果，在本课题中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运用与实施分为五个环节。

（一）结合学生特点，挖掘互动主题。在多维互动教学实施之前，教师必须结合本门课程特点及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设计。首先，教师要熟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在把握好课程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的基础上，寻找挖掘互动教学的主题。其次，要通过与学生进行交流和进行问卷调查摸底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及认知水平，切实了解学生对本门课程教学的期望及学生关注的话题。再次，要针对学生的特点来设计互动教学环节，从而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积极性。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教师在认真钻研本门课程教材的基础之上，将课程的内容分为三大模块：一是入学适应教育模块（绪论章节）；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块（第一章至第三章）；三是道德法制模块（第四章至第七章）。在不同的模块，课题组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及专业特点设计了不同的互动主题，同时通过对各模块中的内容进行有效融合，以实现各模块的教育目标，让课程内容形成一个既井然有序又有机联系的整体。如在第一模块设计了体育专业大学生生活规划互动主题，在第二模块设计了奥运冠军的成长之路互动主题，第三模块设计了“小悦悦事件”的道德与法律之争等互动主题。这些互动主题结合学生特点及实际，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参与互动的积极性非常高。

（二）布置互动主题，做好启动准备。教师制定出互动主题之后，要根据互动主题查阅相关资料，在充分掌握该主题的基础之上，制作出课堂上所使用的课件，准备好上课所需要用到的视频、音乐等多媒体文件及相关教具。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互动教学效果，必须给学生留有充足的准备时间，那就是要提前给学生布置好任务，让学生自主进行课前预习。在课前预习的环节中，学生要明确学习目标，通过自学课本相关内容、分析整理相关资料来达到对互动主题的认识，从而结合自身实际及社会热点来对问题进行分析。在此环节中，教师要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让学生知道应该怎样制订学习计划，怎样在网上及图书馆搜索查阅相关资料，怎样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怎样凝练自己的观点等。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在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的学习中，教师设计了关于“金钱是不是万能的”辩论。在进行辩论的前一周课上，课题组把全班同学分成了正方和反方，要正方和反方分别推选出5名同学来担任辩手，同时，将辩论主题、辩论程序、辩论时间告诉学生，还选出两名同学担任计时员。在任务布置下去之后，教师通过QQ、微信等方式跟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进程，解决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在辩论当天，参与辩论的学生表现出色，整个辩论过程精彩而激烈，时不时引发场下学生的阵阵掌声。通过布置互动主题，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本次辩论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实施互动教学，进行合作探究。这一阶段是多维互动教学的核心环节。教师经过酝酿环节及启动环节的准备，已经对课程进行了合理的互动教学设计，同时也把相关的任务交给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在这一环节，教师需要灵活采用情境体验互动、角色扮演互动、案例讨论互动、团队合作互动、问题探究互动、辩题争论互动、对话互动等互动方式，通过不同的互动方式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往能力、表达思辨能力等。这一环节中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上课特点及上课优势，在班级营造出良好的互动氛围。互动的形式可分为多种，包含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多媒体设备之间的互动。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在第一章“理论的两大成果”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能正确认识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从而进一步明确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课题组教师先给学生播放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介绍的视频。课堂上学生看得津津有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敬仰之情。但是仍有很多学生存在着困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产生于160多年前的呢？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针对学生存在的疑问，教师提出问题：“在当今坚持有没有其必要性？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学生开始进行讨论，他们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不一，各持己见，在讨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次次思想的碰撞。

（四）进行相互点评，实现反思提升。相互点评是教学反馈的重要阶段，要通过点评对课程的重点及难点进行总结归纳，对学生有疑义和争论的问题进行启发引导，对课程知识进行引申、迁移及拓展，强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识与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及科学思维方式。点评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教师点评学生、学生点评教师与学生相互点评。这三种点评方式都必须在平等的环境与氛围中进行，双方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进行点评，切不可轻易地进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尤其是教师点评学生是最有权威性的一种方式，教师必须掌握好点评的艺术，要多使用鼓励性的语言来肯定学生的表现，在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时必须以理服人，而非教师所说的一切就是真理的高高在上姿态。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在当今坚持有没有其必要性？”这一问题为例，学生在对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双方观点进行相互点评的过程。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请各组代表与同学们分享讨论的结果，最后教师拿出一本《资本论》的书，说道：“之所以能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因为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及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读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这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人在读，还包括很多外国人，其中有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在读这本书。这是由于，是深刻察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让大家在全球再一次看到马克思思想的光芒。我们应当把作为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指南，坚持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师通过点评，来对课堂讨论问题进行总结，既具有权威性，同时也具有说服力，从而加深了学生对的理解与认识，最终实现学生对思想及情感上的认同，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课本字面上的表述。

（五）课后交流联系，延续教学互动。课后的交流与互动是课堂教学向课外的延续与深入，是对所学课本知识的拓展与延伸，在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最为生动的实践环节。在此阶段，教师给学生布置拓展式的作业，让学生将课本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活之中去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去分析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设计了学生遵守公德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入党动机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对本校的总体评价及原因分析、优秀学生访谈录等实践作业，同时，还组织学生参与清明祭扫革命先烈、“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等。在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组织学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微信、QQ、电话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课堂外的交流，对学生进行拓展作业的指导，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加畅通、更加有效、更加深入。

二、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本课题以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2014级、2015级体育专业学生作为教学改革对象，涉及体育教育、运动训练、高尔夫运动技术与管理、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理及民族传统体育6个体育类专业。在教学改革实施过程中，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运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的教学之中。同时，在开学初及学期末对同班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60份，收回调查问卷352份，问卷有效率为97.8%。通过对教学改革前后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专业学生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一）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增强。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前，课题组成员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9.8%的学生认为在体育专业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有60.2%的学生认为体育专业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没必要（见表1）。由此可以看出，在体育专业学生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许多学生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拿到学分，并没有真正从心理上重视并认同这门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贴近体育生专业实际的教学设计，融入微课、慕课等新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让学生从“要我学”主动转变为“我要学”。教学改革实施之后，当再次问及这一问题时，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有了新的改观，学生开始重新审视这门课程，并对这门课程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如表1所示，82.4%的学生认识到在体育专业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必要性。同时，如表2所示，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感兴趣的从8.0%提升至32.4%，一般感兴趣的从35.2%提升至59.7%，表示反感的从56.8%降至7.9%。由此可见，教学改革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有了进一步增强。

表1 学生对于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统计表

您认为在体育专业大学生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没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有一点必要 完全没必要

教改前 9.7% 30.1% 60.2%

教改后 38.1% 44.3% 17.6%

表2 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统计表

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如何？ 非常感兴趣 一般感兴趣 反感

教改前 8.0% 35.2% 56.8%

教改后 32.4% 59.7% 7.9%

（二）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提高。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前，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参与度一直很低，学生迟到、旷课、早退的现象较为常见，在课上聊天、睡觉或玩手机的学生也大面积存在。学生对于老师的讲课并不关注，对于老师课堂上的提问或布置的作业也不关心。通过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发言情况及在课后与老师交流情况进行调查，课题组发现高达89.1%的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没有回答过问题或者进行发言（见表3），高达91.5%的学生在课后没有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见表4）。在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通过采用专题讨论教学、辩论式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尽可能地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让体育专业学生主动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课堂内外的积极性。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后，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回答问题或发言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如表3所示，在课堂上发言的学生由教改前的10.9%上升为59.7%。此外，在课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进行沟通的学生人数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课后与老师沟通交流的学生由教改前的8.5%上升为33.0%（见表4）。

表3 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发言情况统计表

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回答问题或发言的次数有多少？ 没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89.1% 8.0% 2.3% 0.6%

教改后 40.3% 46.6% 6.8% 6.3%

表4 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后与老师交流情况统计表

在课外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沟通的次数有多少？ 没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91.5% 7.4% 1.1% 0%

教改后 67.0% 23.4% 8.5% 1.1%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影响力扩大。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在教学改革之前，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十分差。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没有太大收获，学过就忘记或者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帮助。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在教学设计环节根据体育专业学生的特点加入了“弘扬奥运精神 做一名诚信的体育人”、“我为体育竞赛添光彩”等专题教学，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之中。社会实践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志愿服务活动、“三下乡”实践活动、参观企业、革命老区活动及社会调查等。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中的影响力得以逐步扩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有了新的体会，有61.4%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加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及法治观念，53.4%的学生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50.6%的学生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明确了奋斗目标，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没有太大收获的学生也从60%降至15.3%。此外，课外实践活动的丰富及多样性也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教改后，学生普遍认为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对自身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68.8%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长了见识，55.7%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服务了社会，49.4%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没什么用处的学生也从33.5%降至10.8%。由此可见，通过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得以发挥出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三、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反思

通过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增强，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影响力扩大。但课题组成员在调查中也发现教学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师对于新兴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有待进一步增强、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覆盖面仍不够广、课程考核评价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针对教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课题组成员从互动主体、互动管理、互动维度、互动空间、互动平台及互动评价等方面入手，提出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提升路径。

（一）注重互动主体的参与性及互动管理的严密性。多维互动教学实施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过程，教师和学生作为互动主体要主动积极参与到其中。一方面，要求教师在教学管理上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教师必须提前做好专题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要做到内容新颖、题材丰富、过程精密。要积极寻找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切入点，将学生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另一方面，要求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具有高度的严密性。课前的设计准备、课中的分工协调及课后的完善总结都必须严格进行管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各个环节之中。尤其在大班教学之中，教学活动组织开展的严密性更显得尤为重要。

（二）注重互动维度的创新性及互动空间的灵活性。多维互动教学是多种教学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教师、学生、课程、社会、媒体之间进行着多元的信息交流与活动交往。在多种教学因素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是影响互动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师应多采用辩论式、问题式、演讲式、案例式、情景模拟式等教育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多媒体来创设教学情境，加强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拓展课程内容知识，并通过QQ、微信、博客等工具来进行沟通交流。在教学内容的选取过程中，不能一成不变，必须紧跟时展的要求，结合“90后”大学生的性格特征，结合体育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加入一些新的教学案例。此外，教师还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课堂外的时间，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有效资源，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及配合，拓展课堂外的实践方式与途径。

（三）注重互动平台的时代性及互动评价的多元性。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课程的互动平台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微课及慕课的出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为了加强课堂教学的时效性，教师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的多媒体技术。此外，简单的课件制作、图片编辑、影像处理也是教师的一项基本功之一。实践表明，图文并茂、声像具备的课堂教学更为学生所喜爱，也更容易取得潜移默化的教学效果。在评价方面，必须引入多元评价机制，把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作为课程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不把考试成绩作为课程的主要评定依据，更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还有学生在价值观及情感态度方面的发展。通过调查显示，62.5%的学生认为平时成绩占50%、考试成绩占50%是比较合适的成绩评定方式，这也表明学生对课程考核的一个新的要求。在进行课程成绩评价的时候，必须充分借助评教评学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实行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及教师点评，力求做到考核过程科学，考核群体普及面广，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公开及公正，通过考核来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欧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大班教学环境的探讨[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1（6）

[2]张梅花.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2（6）

[3]程恩富.的当代意义[N].人民日报，2013-03-19

【基金项目】2014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一般A类项目“体育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2014JGA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