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诚信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道德与法治诚信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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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需要对“成功”负责，需要对成功负责的东西，叫技能。然而现在很多人，分不清两者的区别。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七年级道德与法治第九课的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七年级道德与法治第九课的知识1第九课　法律在我们身边

9.1　生活需要法律

1.怎样理解生活与法律息息相关?

(1)法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不仅需要依靠道德、亲情、友情来协调，而且需要法律来调整。每一部法律都是应生活的需要而制定和颁布，又对生活加以规范和调整。

(2)法律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不仅服务于人们的当前生活，而且指导着人们未来的生活。

(3)法律与我们每个人如影随形，相伴一生。我们一生都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2.法律是如何产生的?

原始社会没有法律，人类用习惯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习惯靠人们自觉自愿遵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产生之后，统治阶级开始有意识地创制法律。

3.法律的含义(本质)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用来统治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也是调整社会关系、判断是非曲直、处理矛盾和纠纷的标尺。

4.法治的重要性是什么?

(1)法治(含义)就是依法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治理，强调依法治国、法律至上，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法治是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法治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5.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什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9.2　法律保障生活

1.道德、法律等行为规范的作用是什么?

它们共同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2.法律的特征

(1)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2)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3)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3.什么是制定?什么是认可?

①制定，是指特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订法律、修改或废止现有法律的活动。②认可，是指特定国家机关根据实际需要，以一定形式赋予在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道德规范等以法律效力的活动。

4.法律区别于道德等行为规范的最主要特征是什么?

法律的实施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而其他行为规范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信念、习俗、教育和行政等力量保证实施。这是法律区别于道德等行为规范的最主要特征。

5.国家强制力是指什么?

国家强制力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它的运用必须以合法为前提。

6.你是怎样理解“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法治社会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功劳大小，只要触犯国家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法律的作用

(1)法律规范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保护着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创造安全、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

(2)法律规定我们享有的权利，应该履行的义务。法律也为我们评判、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提供了准绳，指引、教育人向善。

(3)法律通过解决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是我们的保护神。

七年级道德与法治第九课的知识2第十课　法律伴我们成长

法律为我们护航

1.未成年人含义

在我国，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2.未成年人为什么需要给予特殊保护?

(1)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和不法侵害，需要给予特殊的保护。

(2)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事关人类的未来，对他们给予特殊关爱和保护，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3.对未成年人实施特殊保护的法律有哪些?

我国宪法和婚姻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对保护未成年人作出了特别规定;我国还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专门法律，给予未成年人特殊关爱和保护。

4.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四道防线是什么?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四位一体，构筑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四道防线，形成全社会关心、保护未成年人的有效机制和良好风尚。

5.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含义是什么?

(1)家庭保护是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进行的保护，包括生活上的关心照顾和思想上的教育培养。

(2)学校保护是指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保护。

(3)社会保护是指国家、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保护。

(4)司法保护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在内的广义上的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专门保护，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6.未成年人在享受特殊保护的同时，要注意什么?

宪法和法律赋予未成年人受到特殊保护的权利，未成年人要珍惜自己的权利，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要尊重和维护他人的权利，自觉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七年级道德与法治第九课的知识3我们与法律同行

1.谈谈你对法律保障功能的理解。

法律保障人们的幸福生活。法律保障功能的实现靠我们每一个人对法律的尊崇和遵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经常想一想，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违背了法律，会有什么后果。

2.怎样学会依法办事(依法办事的要求)?

(1)遵守各种法律法规。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应当通过法治方式，表达自身合法的诉求和愿望。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自觉维护他人和集体的合法权益。

(2)养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习惯，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3.为什么要树立法律信仰?

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人民既是法治的践行者，又是法治的受益者。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当法律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时，才会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4.怎样树立法律信仰(要求)?

(1)发自内心地尊崇法律、信赖法律、遵守法律和捍卫法律。当法律至上成为我们的真诚信仰时，法治精神就会铭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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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不可能放弃，而事实上也没有放弃道德的社会调控。公众道德诉求法律化的质朴初衷可能是，在道德诉求的目的难以企及时的一种变通，以法律为手段达到道德治理或道德完善，以法律之力提升道德约束的不足。我们更愿意把这种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诉求理解为，公众对道德调整乏力的无奈与失望，并进而转化而来的急躁与冲动。道德诉求法律化不可能是一种理性化思考或论证的结果。因为，道德诉求法律化并非解决道德困局的真正出路。

（一）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不利于法治建设

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基本假设是，以道德诉求为“行为模式”，国家的惩罚为“法律后果”，试图人为地造就法律的规范结构。问题在于，这种欲求过多地强调了道德与法律有相关性，却忽略了二者的可能区别。法律与道德虽有相关性，但毕竟分属于不同领域，有着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运行机理与调控机制。尽管道德诉求有可能成为法律的行为模式，但也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或然”。道德诉求法律化有着严格的限制性条件。立法是一个需要经过严密论证的复杂的社会实践，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既要有对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情形客观准确的调查与分析，也要有对于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社会文化的一般理解或社会共识的论证，还应有对未来社会可能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前瞻性证成。不能因为一个东西是道德的要求，就当然地有了被制定为法律的充分条件。如果说道德是一种实质合理性，那么法律更强调达致价值的形式合理性。法治要求“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的法官裁决”，以及“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政府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法治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程序﹙富勒称之为程序自然法﹚是法治的核心。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容易侵蚀制度或程序的社会治理，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影响以至侵蚀尚处于形成期的法治理念，制约刚刚起步、本来很孱弱的中国法治。传统文化有着制度性缺失的特征。中国社会是一个道德本位的社会。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生活伦理，是一种实质合理性文化。制度化或操作性的意识相对较弱，对形式化或工具合理性的要求较低。制度建构及其有效的运作是有难度的，尤其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度更是如此。因为文化是一种很难改变的积累性的存在。传统更多地会以“集体无意识”、“潜意识”等深层次的存在，影响着现代人的理念与制度建构。尤其是相伴于近现代社会“上帝的死亡”，与后现代主义的弥散，对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强调，理所当然地成为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策略。法治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管理方式，但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或法律工具化，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以法治之名的人治。

（二）不加区别的道德诉求法律化，同样有损于道德自身的社会调整

道德的运行或实践更多地依赖于人的主观自觉，诉求于人的内在情感认同。向内用力，反求诸已。“品德”的养成是一种非国家化的个体修为，道德的运作全凭赖于内心修养、个体自觉。在纯技术的层面上看，道德的统治勿需耗费国家资源。道德调整没有过多的机会成本，是经济的，因此，不同于以国家强制为后盾的法律。道德“深入人心”，自律自治。反过来，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只具有成本和代价，并常有可能治标不治本。因为，制度以外化的行为作为考量的依据或判准，不诉求于人的内心自律或动机的完善。而且，即便我们有了完备的法律制度，其实施仍要取决于多种的因素。诸如，制度执行者的个别素质，公众的制度意识与制度自觉。“书本上的法律”远非“行动中的法律”。极有可能的是，人们“仅仅作为一个本人并不接受这些规则的观察者”，而不是“作为接受这些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一个群体成员”，也就是说，他们持有的是关于规则或制度的“外在观点”，而不是“内在观点”。我们要看到，作为社会治理的机制，道德不是没有绩效的。道德对社会制度意识的建构及其有效运作有着法律所无法替代的社会功用。如果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社会调整机制大规模地由自律转化为他律，势必相应地弱化人们内心的认同感，加大社会治理成本，影响到道德的有效社会调整。而且，由于我们的历史文化的特点，强调并选择道德协同治理，更符合我们所具有的优势传统文化的要求。

（三）当下道德所处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亦是法律自身的困境

道德问题法律化的诉求，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一个有点吊诡的难题。这就是，道德困境不只是道德自身的困境，同时也是法律自身的困境。我们建构了大量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它们几于涵摄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但制度的运作或实施，远未如制度设计本身所预期的那般理想。人们“缺乏制度意识，对制度权威缺乏应有的尊重，过多地把制度作为了一种工具来对待，而且是一种为我所用、为我所定、为我所取、为我所弃的外在性工具”，“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当破坏制度能获取利益时，就毫不犹豫地去破坏制度。总希望能通过超越制度或规则，为自己谋求规则之外的‘超额’利益。”［3］﹙P15﹚制度认可度低，或制度绩效较差。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普遍的存在。法律的规定与法律的实施是两个问题。基于差强人意的制度实效，“书本上的法律”远未成为“行动中的法律”。制度实施不利﹙至少不容乐观﹚，而不是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有多么的不完善。法治要义不只是立法，尽管立法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法治社会更应是“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亚里士多德语﹚，是一个人人践行法律规则的社会。法律实施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法律实效的获得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道德诉求法律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将道德要求规定为法律的问题，更在于即使规定了，能否得到实行的问题。客观地讲，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规定的再多也意义不大。即便道德诉求法律化，亦可能因同样情形，被制定为法律的道德形同具文，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其负效应还会进一步发酵，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并进而损害法律的公信力。法律的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源于法律的实效。要么不规定，要么规定者应得到落实。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做这种法律化的“提升”工作。

（四）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还可能构成对人本质中自由主义部分的侵害

道德诉求法律化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它不只可能出现以道德化的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甚或可能以法律去约束人的思想，使法律及其运作泛道德化。这样，被不断地强制驱使着的个体，将没有尊严感和自由感。富勒认为：“如果义务的道德向上伸展出它的恰当领域，强制性义务的铁腕就可能抑制试验、灵感和自发性。”“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意义的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强制的国家标准。”“这不仅对道德本身是一个致命的伤害，而且对法律和市民社会也造成了严重贬损。因此它所形成的‘法律不法律，道德不道德’的‘夹生’规范，不但建立不起良好的规则秩序，反而可能成为破坏规则秩序的一个祸根。”社会道德可以而且事实上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其内在的价值则有益于确保人们的幸福。人们有相互协商讨论的自由，有试验生活方式的自由。在现代著名的实证主义法学家、功利自由主义者哈特看来，生活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下的不同的人和群体有着多元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并且彼此之间并非不可相容。哈特提醒人们应特别关注因实施道德所可能导致的不幸，尤其是用刑法惩罚成人之间自愿的隐私时，因为他会与人们最深层的感情发生冲突。从而，对这种社会道德的宽容具有重大的自由主义价值。在哈特看来，给成熟的人以平等的自由去发展道德人格本身就是正义的要求。一味地强调道德法律化将会使人因“异化”而失去了自我，并可能构成对自由主义或人类尊严部分的侵害。

二、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联与必要界分

（一）道德不是绝对的不可以法律化

道德与法律有着广泛而深刻的逻辑与历史关联。在实证主义法学出现以前，一个基本的智识思考方式是，任何关于法律的陈述，最后都可能归结到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自然法”理论上来。人们极难或不可能在法律与道德间划出“楚河汉界”来。即便如法律实证主义者也从不否弃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联。法律实证主义者并不等于“非道德主义者”，更不会因此成为“反道德主义者”。常常被人误解和诟病的法律实证主义同样内含着深刻的价值或道德立场。奥斯丁并没有否认神法的存在。他认为，基本的道德原则是上帝的命令，而功利原则只是通往道德境界的指南。凯尔森的基础规范被假设为全部实在法律秩序的条件，一种假设的相对的自然法。而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则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在他看来，某些道德原则也可能被引入法律，或者法院裁决也可能受到正义的指引。而且，哈特还特别强调道德的法律批判，对实际的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所进行的批判或反思，以使道德的影响在制度的支持下慢慢地发挥出来。在某种意义上，“立法科学”即是一种价值、理念、利益的博弈与证成的学问，是不同价值的较量与法益权衡。而且，这种价值或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运作或司法判决中的法理基础和以资论证的重要理据。尤其在遇到特殊案件时，更是如此。儒家思想是传统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儒家文化以一种价值合理性的方式渗入，并逐渐体现于我国传统的正式制度之中。“法律是关于人和神的事务的科学，是正义和非正义之学。”﹙乌尔比安﹚“诚实的生活，不加害他人，各得其所。”﹙法学总论﹚这种显而易见的道德规定则是罗马法的基本原则。中世纪的神学自然法则更体现着宗教、道德与法律的关联与相互间难解难分的纠缠。在当前，一些国家或地区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法律化情形。新加坡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大量道德规则，如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随地大小便、便后不冲水、乱涂乱画、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吐口香糖渣等道德内容都进行立法。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1968年的《意大利刑法典》，1976年的《德国刑法典》，1971年的《西班牙刑法典》都有不同程度的道德诉求法律化的规定。有些国家对“见死不救”或见危不救作了立法。尽管将这种有点类似于富勒“愿望的道德”的内容规定入刑法当中是否合适，一直存有争议。当然，目前中国的法律也存在一些或直接或隐含着出现的道德或伦理内容。譬如，民法通则中对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合理等关于处理民事案件基本原则的法律规定；婚姻法中对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扶养子女、不得遗弃、不得虐待等伦理道德内容的法律规定；行政法中的官员职业道德要求，诉讼法中的公平、公正制度性要求；等等。

（二）法律与道德的界分具有重要的智识和实践价值

1.道德与法律分离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命题:法律实证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现象。民族国家的出现结束了法律多元共存的局面。分权制衡背景下的立法与司法职能的划分，以国家法为核心的制度化的形式理性法的确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产生以及法律职业思维模式的形成，哲学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等等，共同构成了法律实证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英国社会变革的功利主义者边沁与奥斯丁等毫不妥协地试图区分法的“实然”与“应然”，要在法律与道德、哲学、宗教、政治之间划出明确而清晰的界线。浸于欧洲大陆思辩哲学的凯尔森则致力于用纯粹逻辑或数学的方法建构其规范体系。所不同的是，凯尔森以其“基础规范”置换了奥斯丁的“者的命令”。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则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对法律与道德问题给予了更为精致、完备的贡献。他说：“这里我们所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简明的论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是这一学派的核心命题。

2.法律实证主义者看重这种“分离命题”产生的功利主义效果:首先，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可以增强作为制度的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效果。法律实证主义特别强调法律有效性的系谱检验，强调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法律规则的权威在于其来源，亦即其制度化的体系认可。通过“科学”建构，清除“杂质”，追寻简洁清晰的理路，法律实证主义力图使法律从“争议性的哲学命题”纠缠中脱出身来，并进而使法律成为一种“明白易懂的语言”。“法律就是法律”。这无疑是一种理性、冷静、明晰、务实的理论策略。基于这种专业化的思维模式、规范或逻辑分析﹙而非对法律的常识性思考或现象化解读﹚，法律实证主义能够凸显法律在智识思考或社会管理中的独特的品性与价值。在法律的智识思考及其法律实践中，益于集中论题，提高明晰性，强化法律内蕴的规范性、公开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形式理性或程序正义特征。其次，可以有效地减缓或者安稳地度过因道德多元化而可能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危险，具有功利自由主义的实践价值。价值多元化是一个真实存在并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不同的利益主体常常持有不同的道德倾向或价值立场，并进而为其所援引的实在法寻求可能的道德理由或价值证成。司法擅断、权力滥用的一个借口，即是求助于所谓“见仁见智”、难衷一是的道德。而在人们关于“应然法”的诸多混杂观念中，法律及其权威可能会因此而被消解。奥斯丁说：“普遍地公开宣布所有法律是有害的，与上帝的意志相互矛盾，从而是无效的并且也是不可容忍的，其本身便是怂恿无政府主义。”凯尔森认为：“每一种自然法学说，只要它持有纯自然法观念时，就一定是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而且社会或历史经验也告诉人们，国家的权力往往是通过自然法、道德这样的东西来破坏法治。法国大革命历史，抑或纳粹德国的法治实践，到处存在着以各种道德名义破坏既存法律规则的情形。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这一点，只有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区分才有可能。再次，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有助于坦诚、现实地面对法律的效力困境。在道德与法律出现悖谬的情形下，亦即在法律与道德不一致或者矛盾的情形下，法律有效性难题会进一步地凸显出来。对于该论题，最为典型者当推：“恶法亦法”？“恶法非法”？具体到最为典型的两个案例来讲，在告密者的困境中，“一个违背了人类良知的法律还是不是法律”？在著名的帕尔默案中，“一个人能否从自己的恶行中得到好处”？当然，对于同一论题，自然法学者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会给出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不难想象，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任何情形下，法律就是法律。其理由即在于，包含着邪恶内容的法律始终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确实的存在，而不论人们喜欢与否或承认与否。哈特在批评拉德勃鲁赫将恶法看作非法，并自认为解决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看法时，喻之为“无异于回避现实的舵鸟政策”。相对于用道德直接否定“恶法”的做法，哈特的态度更为现实、坦率、明智，即便是通过偶然地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来解决这种道德法律难题。

三、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前提

诚然，道德法律化有其存在的必要与可能，而且这一点已为理性与经验所证实，但这决非是说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可以或者都有必要法律化。那么，哪些道德可以法律化，哪些不可以？什么样的道德规则可以成为法律规范？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可以成为法律理想？其标准是什么？可能的限度在哪里？所有这些，是一个关涉到道德法律化的必要前提或者可能性的论证。

（一）道德法律化的难题主要存在于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情形中:道德与法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可能的情形，通过排列组合可能呈现为六种情形：合理合法，不合理不合法，合理不合法，不合理合法，以及合理但法律不作规定﹙法律没有态度﹚，或者虽然法律作了规定但不牵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如环境、交通、操作技术规程的规定，或者法律的技术性规定等﹚。道德法律化的论题主要与前四种情形有关。一般来讲，道德法律化不存在争议的情形是，“合法合理”，或“不合法不合理”两种典型的法律与道德重叠的情况。相应地，在法律与道德重叠之处，把道德规范中的义务道德部分直接规定为法律的要求。或者相应地，把道德原则中的义务道德部分规定为法律原则。然而，难题在于法律与道德并不总是对应的。“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合理但法律未作规定的情形，因具有相似性，不再单独论证﹚，这两种情形会凸显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复杂性。“合法不合理”情形典型者如苏格拉底悲剧，纳粹法律的适用，帕尔默弑其祖父案中的继承部分法律与伦理的冲突，等等。“合理不合法”较为典型或者有说明价值的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的无奈与纠结，西方社会长期争执不休的安乐死，现实法律实践中偶有出现的“为民除害”、“大义灭亲”，等等。也正是在这两个领域，自然法学家坚持道德应当成为法律的出发点或判断法律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而与之相反，实证主义的法律则会坚守法律的“规范性”领域，毫不妥协地坚称“法律就是法律”。无论后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所涉及的都是法理学所无法回避的“法律是什么”的终极难题。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关于“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的问题。

（二）除不言自明的道德共识外，拟法律化的道德需要充分、严密的论证:任何社会都有基本的伦理道德要求，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我们自己，也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总会有一些理念与价值为社会所普遍承认与接受。它是个人和社会所应共同持有的基本行为底线。可以称之为“义务的道德”、“社会公德”或者哈特的意义上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等等。虽然，社会道德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情势，尤其是在强调自由与民主的近现代社会里更是如此。但是，在一个特定时期或特定的国度里，甚或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里，总会有社会公认的基本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相应地，道德法律化的部分则应该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部分。道德法律化，要经过严格的理性检验与经验论证。被接纳为法律的道德，应该经得起理性与经验的反复权衡与考量。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中，哪些道德体现社会要求、契合民意、符合传统，并由于其他必须性条件﹙如这些道德要求具有严重性、重要性等﹚，而有被法律化的必要与可能，也应该经得起充分的法益权衡与立法证成。“对人民有利”、“公共利益”的说词，或者“法的基本原则”、“传统文化”、“”的要求与内容等，也可能并非如常识般地显而易见，拉德勃鲁赫对此提出了谨慎而不无有益的看法。［8］从理论上或抽象地谈及法律所宜反映的社会、民众要求是一回事，而具体到一个社会情境中，论证这种社会要求的确指，则是另一回事。而且，在经常的情形下，不是“不言自明”或显而易见的。因而，要进行社会学的调查、统计、论证、研究，不得率性而为。

（三）拟法律化的道德只能是“义务道德”或“社会公德”的部分:即便在基本道德共识里，也还是有层次的区分。富勒区分为“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在讨论两种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一把向上延伸的标尺这个比喻，这把标尺的底端终于对社会生活而言必不可少的那些条件，而其顶端则终于人类追求卓越的最崇高努力。”“义务道德”属于基本道德要求，多属于社会公德，是那些对任何社会存在都必不可少的限制和禁令。如有关诚信的原则、禁止暴力的原则、公平处置的原则、禁止盗窃诈骗的原则，等等。至于像上世纪中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争论不休的同性恋、通奸、婚前同居等关涉隐私的经典论题，多为个人在私人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因而属于私德，亦即非基本道德部分。道德法律化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只能局限于义务道德的范围内。无论如何，愿望的道德是不能也不应被法律化的。这不只因为愿望的道德多关涉公民的私生活领域，属于个人自治、自律的部分，而且“公德建设与进步同私德建设与提升在方式上是不同的。私德主要靠主体的道德自觉，靠倡导与弘扬；公德则靠法律化的制度，靠责任与制裁。由于公德具有可加以普遍化的特性，所以公德的制度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这些并非所有人都可企及的“愿望的道德”则只能留给道德自身社会调整的领域。我们不能也无从以圣人的标准苛求生活中的普通个人。我国的传统道德多具有塑造圣人的伦理企图，醉心于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私德。对公德﹙如公众道德、职业道德、行政道德﹚的强调相对较弱。在中国社会更宜强调道德与法律重叠中的公德部分。

（四）成为基本共识的“义务道德”部分受到的侵害达到了严重的程度，是法律道德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是判定义务的道德是否需要法律化的一个标准。即便是义务的道德﹙社会公德或基本道德部分﹚并不当然地都需要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制定为法律。并非所有的不道德行为都有通过法律进行规制和惩罚的必要。只有当某一道德问题达到某种严重的程度，亦即不再是以社会舆论能够调整，而需要以法律的救济或惩罚来进行调整的时候，道德问题法律化的才成为必要。对违法或犯罪行为的惩处是政治国家对社会危害行为的最后态度与基本立场。法律是社会行为的底线。那么，反过来讲，在法律规制的限度之外，不存在是否违法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法不禁者即自由。表征法律界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违法或犯罪的基本要件。只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的程度，或者说公民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程度，才构成违法或犯罪。相应地，道德问题法律化所关涉的道德问题也只有达到或跨越了这一界线，始可由政治国家通过法定程序制度或认可为法律。一个典型的可资说明的案例是，1957年沃尔芬登委员会《关于同性恋罪错和问题的报告》所引发的广泛讨论，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关于法律道德性和刑罚正当性争议的焦点性事件。德富林主张任何广泛持有的道德成见都会证明某种行为法律制裁的正当性。刑法应当被用来禁止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应该被认为或被当作支持整个社会“实在道德”的工具。因为，社会道德是一张无缝的网，只要其中某个部分受到削弱，整个结构都会受到威胁﹙这一说法，因此而被称为“崩溃论”﹚。相反，在哈特看来，“没有证据证明法律容忍私人的不道德行为﹙或者实际上是道德多元﹚真的就会或者可能使得社会关系瓦解。多样性和偏离主流就真的会毁灭社会凝聚力，这一点没有被证明。当然不仅仅是没有被证明，这一命题连表面上的合理性都不具备”。哈特的看法得到英国社会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当然，在道德法律化问题上，究竟何为严重的程度，其具体的界限如何，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

（五）道德法律化的工作应该得到功利自由主义的评估与检验:社会不是为了制度或为了道德本身而存在，人类社会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人能更尊严更幸福地活着。人是一切制度或伦理的出发点与最后的归宿。任何社会规整的目的与方向，在于“从人出发”并“为了人”的存在。道德法律化应该得到功利自由主义的评估与检验，应该进行认真而充分的法益权衡。约翰•斯图亚特•密勒之“伤害理论”认为，对文明社会的公民诉诸强权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只能是为了阻止对他人的伤害。哈特认为法律不能用来惩罚道德。他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实现其正义之诉求所采用的明显令人生厌的法律强制，只有在其是为某种补偿福利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被容忍的。”他主张经过严格限制的自由功利主义刑法理论，强调刑法和刑罚的效用和威慑性的“普遍正当化目标”。哈特提醒人们应特别关注因实施道德所可能导致的不幸，尤其是用刑法惩罚成人之间自愿的时，因为他会与人们最深层的感情发生冲突。给成熟的人以平等的自由去发展道德人格本身就是正义的要求。而且，道德要求中的这种自由的自律是负责任的道德人格的本质部分。法律本身是一种邪恶，它的正当性必须根据与其对立的那些善的结果来衡量﹙如制止或威慑潜在罪犯、改造罪犯等﹚。而在那些维持禁令毫无用处或者造成极大痛苦的地方，绝不意味着这些禁令可以免于批评和谴责。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仅仅在于阻止或惩罚带来明显伤害的犯罪。应该说，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有关道德诉求法律化的基本论证。

四、结语

篇3

关键词：审计；核心价值观

一、构建国家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动因分析

（一）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核心价值观是“观念”中最为基础且重要的部分，柯林斯和波拉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核心价值观是固有的、不容亵渎的，是不能为了一时方便或短期利益而让步的”。成功企业之所以成功，就是恪守了这一固有的、不容亵渎的价值观念，将其渗透于企业发展的全过程，深入到员工内心深处，并外化为员工的行为及习惯，从而影响企业的规划和制度，最终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构建国家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

在当前我国社会，审计干部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物质生活能获得稳定保障，大多数接受过良好教育，职业性质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敏锐的社会视野，从需求层次来说，在逐步由社会需求向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转变，这一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需要建立共同的目标以获得理解和尊重，因而核心价值观就成为实现上述需求转变的最好纽带。

（三）构建国家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外在需求。

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转型引致心理危机及信仰危机的发生，社会治理与个人修养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对于国家审计，需要审计人员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

二、国家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一）核心价值观的概念。

价值观是影响和支配一个人为人处世行为的准则，它就像是人生的指南针，不可或缺。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价值观是通过人们日常的习惯、技能和行为反映出来的人类的品行和美德”。同样，一个系统、一个组织也需要有全体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

（二）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当前，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肩负着推动国家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其目标是推进法治、维护民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最终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国家审计的正确发展及目标的实现，必须有正确的审计价值观为指引。为此，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较好的诠释了全体审计人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审计系统的具体实践，包含着先进的审计理念、强烈的责任意识、科学的创新精神和清廉的文明形象。

三、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构建审计文化

（一）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加强人文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忠孝、仁义、道德、诚信、厚道、宽容、务实、勤劳、和谐、知恩图报、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等，有学者总结其大概为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强调“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二是注重人的内在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三是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如“精忠报国”和“尊老爱幼”等中华民族忠孝文化。

（二）集聚社会文化的能量，弘扬时代精神

构建新时代的审计文化，树立和弘扬“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更应实现道德与法制的和谐统一。因此，必须牢牢把握道德精神和法制精神，树立道德和法制相统一的理念。总之，将德治和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审计文化建设。

（三）加强职业文化的建设，重视职业道德

国家审计文化的灵魂是审计核心价值观，通过加强职业文化建设，能够更好地结合职业道德中关于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客观性、职业谨慎性等方面的要求，更加清晰、明确地诠释国家审计文化的要义，以“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塑造审计精神，坚守审计职业操守，恪守审计职业道德。

四、构建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一）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审计干部对审计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审计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审计干部的一种习惯和行为准则，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牢固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自觉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二）加强审计文化建设，增强审计干部对审计文化的认同。

坚持审计文化建设，就是要把审计文化的价值开发和利用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培育主流精神和基本理念，使其内化为审计机关的共同价值取向，外化为社会各界对审计事业的理解和认同。

一是经常抓审计政治业务修养，强化审计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二是突出打造理念文化，确保审计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方向；三是注重抓载体创新，讲求审计文化建设的有声有色、喜闻乐见。

（三）加强宣传，提升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

通过报刊、内网、宣传手册等多种宣传方式和渠道，提升理论宣传水平，认真宣传审计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容和精神含义，使每个审计干部明白审计核心价值观对审计团队、对审计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自觉在实践中践行审计核心价值理念，更好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升审计组织形象，提高审计的创新力和权威性，促进审计事业全面发展。

（四）加强培训和法制教育，提升审计干部的职业素养和业务水平。

一方面定期组织审计人员对政治理论、社会经济、哲学社科、职业道德等多方面知识的学习，加大对审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重视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以专业化标准培训、考核审计人员，培养引导审计人员逐步具备与其岗位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加大培养符合型创新人才，加快“四手”人才、业务骨干和专家人才的力度，从根本上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能，进一步增强审计业务监督能力，降低审计风险，使审计人员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五）加大人文关怀，激发审计人员的积极情感。

一方面针对审计人员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工作压力不断加大的实际，从加强审计文化建设入手，采取多种措施，进行人文关怀，帮助审计人员减压、释压，缓解心理压力，创造良好干事创业环境；另一方面切实关心每名审计人员的提拔任用、经济困难、家庭困难等问题，做好审计人员的后勤工作，消除审计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审计人员能够一心一意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六）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审计人员的行为管理。

篇4

关键词：公共组织；整合；权威整合；竞争整合；合作整合

中图分类号：D035；C916；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3-0057-05

“关于组织的宏观理论研究应当集中在组织的整合机制上”[1](P18)，虽然组织的制度、体制等方面更多地吸引着组织理论家们的注意，但是，如果探本求源的话，不是因为人们首先做出了制度、体制方面的设计和安排，然后才生成组织的整合机制，相反，组织的制度和体制恰恰应当归因于组织的整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组织的制度和体制也无非是组织整合机制的一部分，是组织整合机制中形式化的部分；而且，成熟的、稳定的组织制度及体制等的设计和安排，也是在对组织整合机制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必然因历史的转型而发生变革。近些年来，关于组织的理论研究表现得空前活跃，新的组织名称不断涌现出来，诸如“学习型组织”、“网络组织”、“组织团队”等，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组织发展进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时期。在这个转折时期中，组织表现出了许多传统组织理论无法识别的新特征，敏感的组织理论家们往往根据组织发展中的每一个新的特征而进行新的命名。其实，这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一个新生事物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总会众说纷纭，随着认识的深入，才会归于统一的理论。关于当代社会正在生成和发展着的组织形式，在组织理论中表现出观点纷呈的情况也是自然而然的。但问题是：为了在历史转型和组织发展的现行状态下去规划未来的组织模式，为了建立统一、系统的组织理论，我们应当从哪里入手来认识组织呢?显然，现在去探讨未来组织的制度和体制还显得早了一点，然而从组织的整合机制人手，却可以把我们导向设计未来组织制度和体制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本文探讨组织整合机制的立意之所在。

一、公共组织整合

整合又叫一体化，是指“由部分结合而生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状态”[2](P78-79)。组织整合又叫组织化，是指通过组元之间的安排和组织结构的设计实现各部分之间较为稳定的关联过程状态。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公共组织整合包括三大部分，即公共组织之间、组织各部门之间及部门内部各机构之间的整合。从效果上看，公共组织整合可以分为适度整合与整合失灵。适度整合是指通过整合，分散的各部分形成了完整与和谐的统一体，实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可以形象地将其表述为“1+1>2”。整合失灵又可以分为欠整合与过度整合，前者是指整合之后的各组成部分之间仍然是很松散；后者则指组成部分之间过于紧密，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整合失灵的结果是各部分在一起发挥不出整体功能，即“1+12”的组织整合机制，科学合理地设定其公共组织内部各子系统的功能，并构造出子系统之间密切协作的整合机制。

近些年来，“学习型组织”、“组织团队”以及“组织文化研究”等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对组织整合机制方面的探讨，然而历史地看，不同时期的公共组织在整合机制上则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组织整合机制基本上属于权威主导型的；20世纪70年代未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权威整合的因素日益式微，而更多的是通过公共组织的竞争(包括组织之间的竞争与组织内的竞争)整合的因素，形成了以竞争整合为主导、权威整合与竞争相互依赖的二元组织整合机制；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提出，权威主导型或竞争主导型的整合机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适应，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整合因素。服务行政所要体现的公平与正义、理性与法治、自由与责任、以人为本与为民服务都使合作机制成为公共组织整合的首选，合作将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整合因素，它与权威、竞争一道构成了组织整合机制的整体并在服务行政模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样一来，也意味着组织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如果说权威主导型的整合机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组织整合的标志，以竞争整合为主导、权威-竞争整合并存的二元整合机制是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组织整合的标志，那么，以合作整合为主导、权威-竞争-合作整合并存所构成的三元整合机制将是服务行政模式下公共组织整合的基本特征。

二、权威整合、竞争整合与合作整合

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与韦伯的官僚制基础之上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试图用“彻底渗透着理性主义思想的结构规范和角色规范来促进组织有效地运转”[3](P173)，正是由于这种结构的规范化和角色的规范化，使公共行政的总目标产生了独立化，使系统的、整体性的公共行政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分目标，在这种目标关系的指导下，公共行政组织运行呈现分散的、独立性的状态(如图1所示)。为了使这些分散的、独立性的目标统一到公共行政总目标之下，只能试图通过一定的整合机制来合理构建组织秩序，这种整合机制在官僚制中则表现为与工具理性相适应的、以“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命令-服从”关系链为特征的权威主导型整合机制。

以权威为主导整合机制的组织是基于权力的功能而做出的设计与安排，权力在结构上的集权或分权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组织支配体系和支配方式的合理性状况，组织成员在决定进入或退出组织的选择时，需要考虑权力和权威能够给他带来的损益。一般说来，在以权威为主导整合因素的组织中，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等级化的关系，组织可以通过对权力的行使或者通过权威暗示的方式来控制其成员，使组织成员的行为能够指向权力所确立的方向。也就是说，组织成员在本质上是没有自由和自主性的。即使组织的权力结构是分权制的，组织成员也必须接受权力和权威的支配，至多，分权制只为他表达意见和形成参与意识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企业家精神和西方新“右”派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逐渐掌握了公共行政的话语权，“相信市场和私营企业的管理办法……用经济理性主义的语言表达种种行政理念”[4](P93-109)，“‘竞争性政府'的概念可以说是全球行政改革的一个关键指向”[5](P25)。这种模式下的公共组织是一种“理性经济人”，市场配置是其治理之道，市场驱动其组织动力与公共责任，经济、效益、效能是其价值取向，分权、扁平化是其组织结构。由此，公共组织打破了官僚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形成官僚制与其它几种组织模式诸侯割据的组织格局，特别是市场式模式的出现，更使统一的、系统的公共组织目标被碎片化、私有化为多元的、竞争性的利益与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各组织通过相互间竞争来实现其利益和目标，公共组织总体运行呈现竞争状态(如图2所示)。“公共利益是组织个体利益的聚合”，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中，公共行政的总体利益和目标，公共组织的总体效能与效率，则通过组织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实现，此时，公共组织整合主要通过组织间的竞争机制来实现，体现为以竞争整合为主导、权威-竞争机制并存的二元组织整合状态。

以竞争为主导整合机制的组织是根据市场原则而做出的设计和安排，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以竞争的状况来决定任务的执行、进入或退出组织。在以竞争为主导整合机制的组织中，各竞争主体(组织与组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而且，组织成员能够拥有较大的自由度，能够根据竞争的局势做出自主的行为选择，组织对其成员也往往通过竞争的结果来确定其地位和评定其绩效，竞争主要是以保障和激励的特征而成为组织整合的机制。当然，在现行组织中，纯粹以竞争为整合因素和纯粹以权威为整合因素的组织已经不多见了，现实中的组织大都把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用。“公共领域中的组织往往会强化权威因素的整合功能，而私人领域中的组织则会较多地突出价格因素的整合功能。”[6](P19)新公共管理模式中，在政治上的权利平等、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和管理控制机制中的权威需求共存的条件下，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求又迫使它不得不把竞争和权威两种整合因素结合起来使用。

但是，竞争和权威这两种整合因素自身又是矛盾的，甚至会常常处于冲突状态，特别是在主张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强调公平与正义、追求道德与法治精神的服务型公共行政和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组织在如何平衡这两种整合因素之间的关系方面更是劳力费神。对于这个问题，囿于既有的组织设计理念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然而，公共组织中的第三种整合因素的发现，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转机，那就是组织整合中的合作机制，它也是组织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整合因素。

建立在民主公民权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后现代对话理论基础之上的服务行政模式，使所有公共组织的一切目的和终极目标都指向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多元配置、注重政府责任的回归成为其治理之道，共同价值观为其运行基础，以对话回应来实现公共利益，以公平、责任和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以公共服务、为社会作贡献的愿望为其行政理念，这一切都使公共组织不得不自觉地去建构一种合作主导型的组织整合机制。对公共组织中合作整合机制的需求与发现，意味着组织运行呈现出一种新的状态，组织管理必须考虑一个新的维度，即在权威与竞争机制发生作用之外加入合作的因素，并且以合作整合机制为主。由于合作因素的介入，竞争与权威的二元整合因素所构成的组织整合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而促使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果说组织的竞争整合因素被意识到和被引入到组织设计中来之后，创造了新的组织类型，从而使传统官僚制的组织形式被市场式组织模式所取代，那么，由于组织的合作整合因素得到认识并付诸于组织设计，势必也将会实现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如图3所示)。

纵观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组织整合都是组织运行中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且组织自身建设的状况也是包含在这一目标之中的。比如，就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中的官僚制组织而言，它建立在“命令-服从”之上的权威整合无非是要获得组织行为的调度协调；就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整合机制而言，它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竞争整合无非是要通过相互间的竞争提高组织绩效。现代服务行政模式下，公共组织对合作机制的关注，只不过是要为组织整合开辟一条不同于传统的、也不同于新公共管理时期公共组织整合的途径。或者说，它把官僚制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制性协调、市场式模式的竞争性协调转化为组织成员自觉的、主动的合作，这种合作，即使有权威、竞争的存在，也只会产生一种合作性争论和建设性争议(注：建设性争论即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对相反观点的公开讨论，有利于组织成员不断探索思考，寻求新的信息、整合不同的观点。详见陈国权，刘春红：《团队组织模型》，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合作整合机制以“信任、规范、宽容、理解和网络等为组织必备的特点，而且，组织拥有这些特点具有巨大的生产性价值，它能够通过整合组织行动来提高生产效率”[7](P204)。帕特南在这句话中所说的让信任、规范、宽容等发挥作用，其实是要让组织行为的主体自觉去扮演合作行为主体的角色。因为组织中的信任、宽容和理解实际上也就是组织以及组织成员间合作的主客观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组织体系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协作而是一种合作（注： 关于合作与协作的区别，详见张康之：”协作”与”合作”之辨异，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这种体系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信息交流畅通、知识共享充分、相互合作默契、集体行动高效、创造力完全展现的社会存在物。反过来，合作也是基于行为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的。一个人是用自己行为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去赢得他人的合作，一个组织也是这样。

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公共组织发展史上看到三种组织整合机制：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权威整合主导型机制；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以竞争为主导、权威与竞争并存的二元整合机制；服务行政模式下以合作为主导、权威-竞争-合作三元整合因素并存的整合机制。对于三种整合机制下的组织，我们可以分别称为权威主导型组织、竞争主导型组织、合作主导型组织。合作主导型组织在功能和目标指向上是服务型的，在运行方式是上合作型的，在结构和构成方式上则较多地体现为网络型的。

组织的整合因素对组织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近一个时期，常常看到人们谈论网络组织、学习型组织，实际上，无论是学习型组织还是网络组织，如果离开了组织中的合作，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组织中的权威因素决定了组织必然拥有一个直线结构，组织中的竞争因素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各竞争主体平等的平面结构，只有合作因素被自觉地运用到组织设计或组织运行中时，我们才可能把握组织的学习与组织的立体网络结构。

当然，也需要指出，合作的因素在权威主导型组织和竞争主导型组织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组织的实际运行中也发挥着组织整合的作用。但是，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遵循的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的“命令-服从”关系，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遵循的是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之上的竞争性关系，这些合作行为基本上是出于自利的策略性谋划，而不是基于信任、理解与宽容的合作，这两类组织中的合作行为基本上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而，是不可能成为稳定的制度化合作的构成因素，也不可能建立起理性的合作整合机制。而服务行政模式下的合作整合机制是稳定的，制度化的，是基于共同目标、团队精神、理解信任，根源于合作制组织性质的合作。所以，无论是在组织成员这里还是在组织运行整体上，都会表现出行为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也就是说，稳定的、制度化的合作整合机制是发生在服务行政模式之中的。

三、合作整合：服务行政中的组织安排

一旦组织拥有了合作主导型整合机制，权威和竞争整合机制之间的矛盾就得到了整合。所以，权威的、竞争的、合作的三元因素所构成的组织整合机制才是完整的、具有总体性的整合机制。具体地说，组织的合作整合机制用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相互协调和相互接受的合作关系取代了官僚组织的“命令-服从”、“施动-回应”关系的被动性。公共组织的权威整合、竞争整合的困难在于：当组织成员的整体意识与社会需求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组织成员的职业责任、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以至于他们要么做出违心的行为选择，要么因渎职而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失。而服务行政在自己的制度安排中，由于从组织合作出发而为合作整合机制提供了充分空间，从而消除了官僚制内在冲突的根源，进而也消除了组织成员行为选择中的矛盾，使他们所应有的职业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同一化。结果他们在组织活动中的一切行为也必然是统一和连贯的。这种以合作机制为主导、权威-竞争-合作并存的公共组织整合在现代公共行政模式转换、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强调政府退却不同，公共组织的合作整合代表着公共组织角色某种程度上的回归。“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曾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维护和提高公共机构的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8](P625-626)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回归于全能和无限，按照布莱尔的说法就是，“大政府己经死了。……但不能把每件事都交给市场。我们相信政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9](P241)事实上，合作整合要求公共组织变革的主线就是让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政府最有可能在哪些方而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呢?又怎样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呢?与新公共管理竞争整合把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掌舵”不大一样，合作整合认为政府在公共组织之间的缝隙和接口处最有可能成功，它的作用就是粘合剂，把不同的组织力量(包括各种类型的组织、团体、个人、社区等)团结在一起，让它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这其实就是合作整合的核心思想。

2.与强调通过竞争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不同，公共组织的合作整合认为组织良好的服务只能来自多方合作。公共组织合作的内容非常广泛，从目标设定到具体操作、从组织结构到文化整合、从政府内部到政府外部无所不包。总体来说，合作整合可以概括为“内、外、上、下”四个方面的合作：

“内”，指组织内部的合作，合作途径是新的组织文化、价值观念、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等，它意味着新的组织形式；

“外”，指组织之间的合作，合作途径是领导权的分享、捆绑式预算、组织的整合、项目组等，它意味着组织之间新的工作方式；

“上”，指目标设定的由上而下以及对上的责任承担，合作途径是结果导向的目标分享、绩效评估的责任分享与共担等，它意味着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

“下”，指以公民需要为服务宗旨以及让服务对象介入服务过程，合作途径是“一站式服务”、顾客参与、非执行董事等，它意味着新的服务方式。

新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责任激励机制、服务过程四者结合起来，代表了既不同于传统的官僚制又不同于市场化的一种新型组织趋势。

3.与强调在公共组织内借鉴和引进私营组织的管理技术不同，合作整合更关注公共组织自身决策行为的完善。这一特点与合作整合对公共组织角色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在合作整合看来，公共组织如果要有所作为，使公共服务最大程度的满足公民的需要，政府决策就不能是零散的、以部门为中心且得不到有效贯彻的。公共组织的竞争整合措施强调了“部分”而忽视了“整体”，强调了部门的目标而忽视了组织总体的目标，必然导致从整体上看公共组织决策的无力。合作整合认为，“良好的决策应该是战略性的、整合的、合作的，以结果和服务为中心、有事实依据、兼容并包以及有明确的目标规定。”因此，合作整合把提高公共组织的决策能力作为组织变革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决策统一”甚至可以成立各种直接服务于决策任务的跨部门组织。另外，合作整合要求进行目标的统一、组织的合作、文化的合作等，这一做法实质上是为了让公共组织的决策有力又有效地贯彻下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合作整合在公共部门重新发现了计划的重要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合作整合的改革词汇中频频出现“政策设计”、“政策制定”、“政策规划”、“战略规划”等等涉及决策和计划的概念了。

4.与强调以竞争为公共服务的核心机制不同，合作整合认为公共服务的核心机制只能是信任、宽容与理解。合作整合提倡各部门间的合作和一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既不是层级间的责任关系，也不是供需双方的合同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信任、宽容与理解的诚信关系。那么，信任、宽容与理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观念的共识、目标的分享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但它们都缺乏强制性，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团队绩效评估则有可能弥补这些不足，成为合作整合中确立信任宽容与理解关系的基石。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合作整合之下的团队绩效评估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其最核心的差异在于：合作整合的绩效评估具有战略性、整体性，它是围绕公共组织的战略目标、团队目标把各公共组织、各执行机构和决策机构的绩效统一起来进行整合性的测评和管理，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整体性产出；权威整合或竞争整合则更多的只是对执行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的测评，关注的是本部门的产出及绩效目标的设定。另外，由于新的团队绩效管理是建立在服务行政的法治性、民主性基础之上，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也能够使信任、宽容与理解关系具有较为坚实的法治基础。

总之，合作机制主导的公共组织整合重新强调了公共组织的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扭转了公共组织饱受批评的“”色彩和“管理主义”的倾向，也为在日趋复杂和多元化的社会中公共组织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无疑代表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共组织变革实践的一个新动向和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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