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费的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刺激消费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刺激消费的措施

篇1

关键词:医疗均次费用措施成效

近几年来，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医疗费用的增长已超过了居民平均年收入的增长，使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尤显突出，据统计数据显示，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医疗费用差距在2-3倍，为了规范诊疗行为，降低医疗费用，切实减轻病人就医负担，省卫生厅与省级各大医院院长签署了医疗均次费用控制的责任状，要求实现零增长。

一、我院采取的措施

(一)统一共识，宣传到位

院领导在办公会议上讨论与卫生厅签定的均次费用控制责任状，达成共识，要求医疗、财务、信息等部门协同制定控制措施，细化分解目标责任。通过院周会的宣传动员，以及医疗部门科主任会议的讲解，及时传达到每一位医生，要求切实转变理念，开展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减少不必要的大检查、大处方，真正减轻病人的负担。

(二)制定考核办法，严格执行，动态监控

由医务科、财务科共同制订《关于医疗均次费用零增长的实施办法》，将医院均次费用指标进行分解，由分管院长与科主任签订科室均次费用控制目标责任状。《实施办法》同时制订了考核措施，第一，按月考核各科均次费用控制效果，超出指标部分全额计入科室成本；第二，增加平均住院日控制指标，努力缩短病人住院时间，减轻病人负担；第三，实行药品比例月度公示制度，降低病人的药品负担。

从《实施办法》公布的次月起，由财务部门按月统计各科均次费用的实际情况，与指标对比，对超标科室的科主任，由医疗院长和总会计师对其进行交流和沟通，要求分析均次费用增长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控制措施。

(三)多管齐下，共同推动医疗费用的下降

1、推广中医单病种诊疗路径的应用

我院从早几年前开始实行中医单病种诊疗路径，对同一病种制定了“标准流程图”，实现“同病同治”，避免了重复检查或不合理的检查，同时，由于中医“简、便、验、廉”的治疗手段而深受普通老百姓的欢迎。在卫生厅均次费用控制政策出台后，我院医疗部门也加紧推广各学科中医单病种诊疗路径的应用，扩大中医单病种的范围，利用中医“简、便、验、廉”的效果达到降低医疗均次费用的目的。

2、加强物价监督与检查，规范收费行为

由物价部门定期对医疗收费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进行检查，对病程记录与收费项目不一致的收费行为要在全院物价员会议上予以通报批评，并对后续改进行为实行有效监督。

3、加强院内行风建设，实行公示与监督制度

医院纪委与科主任签订行风廉政建设承诺书，并多次在院周会上以正反两面的例子加强宣传和教育。定期对药品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门诊医生和住院医疗组进行公示，接受大家的监督。

4、继续严格执行药事查房与处方点评制度，规范用药

通过药事委员会的每周药事查房制度以及每季度由西药房在院周会上开展的处方点评，进一步加强对医生用药的培训和监督,规范医生处方用药,将科室和医生合理用药情况作为考评的重要依据和医生晋升职称的重要条件。

5、努力缩短医技检查预约等候时间，使整个医疗环节通畅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医技部门的人员紧缺已成为一个瓶颈问题，由于预约时间延长而造成住院患者不能及时接受相关手术或诊疗手段，从而使得患者住院日延长，增加不必要的床位费和诊察费开支，因此医院已从上年下半年开始加强对医技部门的软硬件投入，引进人才，增加必要的设备，同时从激励政策上给予倾斜，鼓励工作人员通过加班加点缩短预约等候时间。

二、取得的成效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我院的医疗均次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2010年7月―2011年3月门诊均次费用为256.17元，比2010年1―6月的核定指标257.31元减少1.13元，下降0.44 %，住院均次费用为14795.72元，比指标15371.29元减少575.57元，下降3.74 %。同时其他各项指标也呈现良好态势，如以2010年1-6月与2010年7月―2011年3月的指标相比，病房中医参与治疗率由90%提高到94%，住院中草药使用率由30%提高到35%，西药处方合格率由96.2%提高到98.7%，心脏B超预约等候时间由3天减至1天，病人平均住院日由13.1天减至12.7天，真正减轻了病人的负担，也实现了医院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卫生部网站，mob.省略，2004-12-3

[2]黄如意，胡善菊.医疗市场的“萨依定律”-供给诱导需求.卫生软科学杂志，2008,(6)233

篇2

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也日益加剧，如果美国或欧洲出现二次探底，中国应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在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低迷期间，中国成为了一个醒目的亮点，随着经济刺激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实施，中国在2009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50%。中国经济增长对于贸易贡献的依赖程度已逐渐降低，而中国出口中面向美国和欧元区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

中国2008年刺激方案中的许多投资项目，此前已规划了一段时间，只是为了应对外部经济低迷而提前实施。现有的财政政策举措已经具有刺激作用。

根据“十二五规划”，中国将在未来五年中投入7万亿元，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随着二次探底的风险加大，中央政府最有可能专注于确保目前现有投资项目有充足的资金，然后才会考虑实施第二轮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

当前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在于遏制与地方政府债务和失衡的房地产市场相关的种种风险，而这两个问题，都因为上一轮经济刺激举措而有所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以上情形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轮大规模刺激措施会推升上述风险，加剧政府试图在“十二五”期间遏制的多种失衡问题。由于中国财政方面的操作空间多少受到了局限，要应对以上某些挑战，更具建设性的途径是加速旨在刺激国内消费的改革。

中国已经推出了许多旨在促进消费的举措，其中包括采取措施提高廉价住房供应量，开展医疗改革、使得基本服务和药物更容易获得，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上种种举措，连同其他做法，将释放出更大比例的可支配收入。

让消费支出摆脱束缚的另一种更加激进的手段，是重启利率改革进程。对利率的严格管控，已使得实际存款增长减速，迫使普通百姓寻求通过其他风险更大的方式，为自己的财富保值，这反过来又会抑制消费，因为个人净财富已变得更不稳定。

为了既推动增长、又不加剧通胀，政策制定者或许也会有意改善资本配置状况，侧重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

在企业层面，由于信贷获取方面的失衡，长期以来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影响力，可以获得更为优惠的利率和贷款条件。而提供着中国80%的就业岗位、贡献了60%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私营企业，却缺乏获取廉价银行信贷的谈判能力。

有迹象表明，旨在优化贷款结构的举措正在产生某些效果。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小企业和中型企业未偿还贷款总额，去年分别同比增长29.3%和17.8%，增幅远高于大型企业。政府还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指定了差异化的准备金要求，并公布了中小企业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行债券的试行方案。

由于中国各银行投放了大量信贷以刺激经济增长，自2008年1月以来，M2货币供应量已扩大了87%，这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而粮食供应问题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加剧了通胀。

鉴于政府担心通胀问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政策制定者可能不会倾向于再次投放大量信贷，不过一旦认为通胀已得到控制，将有较大的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

一些官员表示，他们可能会诉诸于某种形式的“定向宽松”，即下半年会继续保持审慎的货币政策，不过涉及廉价住房、农村发展和中小企业的项目，会提供优惠的信贷条件。

篇3

7月份进入大暑的北京并没有迎来往年的高温，有点闷，有点凉。这也算是反常的气候，但却处在身体舒适度内。

宏观经济数据跟首都的气候有几分相似，相比以往GDP增速动辄8%，甚至10%以上的狂奔，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为7.4%，继续保持着不温不火的状态。用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处在经济发展的合理区间。

怎样才算正常状态？

尽管多数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内将依然告别以往的高速增长状态，但他们对经济增速的预计依然比现实要来得乐观。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厦门大学春季的预测报告预测：2014年全年经济增长7.62%，其中，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率为7.46%，第二季度为7.76%，第三季度为7.54%，第四季度为7.70%。“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数据来看，近年上半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要略低于我们年初的预测。”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亦表示，社科院的预测与厦门大学的春季预测值是一致的，即都高于实际的统计数据。

不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能简单看数值。看宏观经济要把握四大指标，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上半年中国经济，第一，GDP同比增速7.4%；第二，没有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3%，年初确定的目标是要把CPI控制在3.5%以内，目前金砖国家的CPI涨幅都在2.3%左右的的状态。第三，今年大学毕业生727万人，中专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超过400万人，再把部队复员转业人员，加上海归，年初总理提出今年要实现新增就业1000万人，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实现就业737万人，就是说上半年解决了全年最难的就业压力。

消费占比提升意味着什么？

李文溥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坦言，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都存在问题。“首先，投资就整体而言，仍然是不景气的，上半年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下滑了6.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少有的跌幅，第二产业投资仅为15.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25.3%，这说明内外需不足、产能过剩仍在困扰着中国经济，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其次，上半年的进出口增速也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出口回落的幅度大于进口；最后，消费方面，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7个百分点。整个社会总需求仍处于继续萎缩的态势，这就导致了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处于下滑的通道中。”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2.4%，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有很多评论指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正在放大。对此，李文溥表示，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受自身绝对量的变动，而且受投资、净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上半年最终消费占比略有上升，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上升，是在投资及净出口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出现的，就最终消费支出而言，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仍比上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只能说相对投资与净出口，最终消费支出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在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需求的稳定性一直高于投资和进出口。”李文溥说。

“我并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消费有了值得关注的总量和增速变化。相反，如果我们注意消费品中汽车、家具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的销售情况，可以发现，汽车和家具的销售量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而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的销售虽然有较快的增长，但是很可能是由于旅游的增长而引起的音响器材类销售而非由于住宅销售的增长引起的家用电器的增长。我们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支出其实是在下降的。”李文溥指出，为了实现稳增长，宏观经济当局启动了多种定向的微刺激措施，然而，观察上半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砝码。

为什么守“下限”？

在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与中高端发展”为主题的双月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对于目前守住“下限”的调控方式提出质疑。

“三年来，即2012年至今年第一季度，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先后形成了三个冲击波。”刘树成说，“中央政府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

所谓“区间”，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调控方式，需要作出调整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年年要打“下限保卫战”，使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每年3月全国“两会”过后，大体上从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经济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这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其次，经济下滑具有惯性，随时可能滑出下限。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再次，这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在上述循环圈的作用下，市场预期很不稳定。每年年初，经济增速下滑，市场预期低迷。随后，在微刺激下，市场预期有所恢复。而当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时，市场预期将再度陷入迷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对实际经济行为和实际经济变量，诸如投资、产出、信贷、赢利、收入、消费等，都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市场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做出经济决策时，不仅要从眼前的现实环境出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未来可预期的变化。如果预期不稳定，企业就没有信心去投资和扩大生产，银行就没有信心去放贷，居民就没有信心去消费。这将会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刘树成指出，这几次形成的经济特点就是，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刘树成认为，要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需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中国经济走向何方？

李文溥预计，鉴于2013年下半年尤其第三季度的同比增长率高于2012年同期，因此，要在此基础上实现7.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其中，尤以第三季度更为困难，但是，要实现2014年全年经济增长7.5%，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应当略高于7.5%。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当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银根正在逐步放松，但是，政策出台至其发生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期，估计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第三季度。

刘树成也提出类似观点，按照上述循环圈的运行轨迹，今年4月份之后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措施，预计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有小幅反弹。“但随着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经济增速又会继续下滑，又得打‘下限保卫战’。”刘树成说。

尽管下半年经济仍然存在诸多不定因素与下行压力，但是，随着宏观经济当局出台或即将出台的刺激政策，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相对稳定。但是，由于这一增速是政府采取诸多政策措施的结果，因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并不因此消除或明显改善。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6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7.4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48亿元，增长8.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43万亿元，同比增长6.2%，比预算增幅7%低0.8个百分点；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03万多亿元，同比增长11.1%，比预算增幅9%高2.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幅低于预算。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的增幅并未减缓，1-6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6.9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40亿元，增长15.8%。其中，5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4.6%，6月份同比增长26.1%。财经评论员郁慕湛表示，“5、6月份财政支出高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微刺激政策的出台。政府需要为微刺激做减法。”

郁慕湛预计，“根据目前实际经济状况，5-6月份财政支出高增长的势头还会继续下去。一方面，微刺激政策刚刚开始，还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因为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但目前宏观调控却有较大空间，而且下半年全国房地产行业继续下滑，相关税收大幅减少还算小事，相关产业下滑而使整个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大，因此微刺激有可能加大。”

李文溥指出，这有可能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资金效率的进一步下降，各级政府的负债率进一步上升。

体制改革向何处去？

专家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上半年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0%，高耗能产业的用电量消费又占到工业用电量消费的一半左右，重工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又有所抬头。

郁慕湛担忧，一方面，产能过剩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消费增长确存在乏力现象。这是下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

不过，应该看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在加快进行。上半年一、二、三产业结构为7.36%、46.04%、46.59%，与2013年年底相比，第三产业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这表明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态势正在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格局初具雏形，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服务化阶段。

但是，李文溥向《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坦言，“第三产业的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相对而言，中国的第三产业的市场化水平远远低于第一、第二产业，通过重点推进第三产业尤其是垄断型服务业的改革，将为居民不断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提供有效率的有效供给，有利于结构调整，改善居民福利水平，扩大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篇4

不过，对于政府的投资刺激政策，当前也存在着比较强烈的批评声音，如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结构失衡，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更有人认为，当前的经济困难与两年前的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因此，短期内，即便要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也应该把重点放在刺激消费而不是投资上面。这个批评应该说有其道理，从长期来看，的确应该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方向。然而，从现实条件来看，要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

原因在于，一个经济体的消费总水平不但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而且也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如果在相同国民收入总量的前提下比较两个经济体的消费总水平，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的经济体将比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经济体有着更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中国的消费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等，而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首先就体现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之中。譬如，如果我们依据总量生产函数来对国民收入进行核算，就不难发现，过去若干年，相比于劳动力的投入，中国使用了越来越多的资本，这导致资本所占的收入份额相比于劳动力有明显上升，这也意味着，提供劳动力的普通家庭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占比在不断缩小，而资本的收入占比在不断上升。进一步，由于中国的存款利率偏低，在资本收入的分配过程中，股权资本的收益水平又明显高于债权资本。

尽管通过调整扭曲的要素比价关系，或者通过政府的财政税收工具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可以得到缓解，然而，这并不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总量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也就无法明显扭转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总水平。而且，过度依赖再分配政策还会对投资产生负面激励，由此抵消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既然短期内消费难以得到迅速提振，刺激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就只能把重点放在投资的提振上。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刺激投资，而是怎么来刺激投资？应该投向什么领域？笔者以为，目前单纯依靠地方政府投资的刺激模式并不可取，其潜在的危害将非常巨大。据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日前的一次演讲中透露的数据，最近各级地方政府上报中央等待审批的投资规划规模非常惊人。不管最终实际发生的投资是多少，地方政府的这种极其强烈的投资冲动不但可能带来过快的投资增速，从而推高通货膨胀，而且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由于忽视了企业家在选择投资方向上的职能，容易产生资源误配问题。

也许有人会进行如下辩护：地方政府的投资并不指向具体的生产领域，而主要是投向基础设施，这将为企业家的生产性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因而并不会带来资源误配问题。然而，这样的辩护并不成立。首先，基础设施和私人产业资本具有生产上的互补关系，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两者中任何一种如果投资过快，另一种无法及时跟上，都会带来资源误配。根据笔者和同事的一项研究，由于私人性产业资本的投资太少，中国中西部大部分省份的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相比之下更低，这表明基础设施在这些省份已经投资过度。其次，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带来对私人性生产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使得两种资本的比例关系失调。再次，即便在基础设施内部也存在不同部门，各级政府未必能够选对短板部门进行投资。譬如，中国主要缺少货运铁路，而这些年我们却在大力发展以客运为主的高铁项目。最后，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很不充分，而当前上报的西部项目很多却是难以盈利的机场项目。

一方面，投资在短期作为需求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投资在长期将作为供给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当前的投资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对长期供给结构的影响，我们不应忘记，供给结构不合理带来的产能过剩正是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主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的短期投资刺激措施应该要达到去除多余产能、调整供给结构的长期效果。而要实现这一点，可行的办法是依靠企业家进行投资。也许目前的经济困难会给企业家寻找未来能够盈利的产业增长点构成很大障碍，然而，正如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类掌握的知识只能以一种分散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合理的知识运用也只能依靠分散的个人，而市场则是一种分散的个人运用知识创造财富的最好机制。只要蕴藏在亿万中国人身体内的企业家才能得到迸发，从不同领域展开的投资尝试定能帮助我们找出最优的增长机会。

篇5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　消费拉动率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3-0119-04

问题的提出

消费问题历来为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所关注。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肯定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指出，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因而最终消费是引导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需求是真正的最终需求，对于投资需求进而对于整个经济增长起着直接的和最终的制约作用，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力量。因此，如何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而确立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始终是经济学界和国家实际部门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几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创历史最低水平；与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也要低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持续低迷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突出挑战。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迷，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进而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和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产能过剩”问题恶化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反过来又使得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影响了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问题不仅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而且影响到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深入研究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篇6

关键词：“次级贷”危机；刺激需求；有效方式

一、引言

受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减少了很多。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刺激国内需求。国务院在2008年末提出要增加4万亿人民币支出以带动国内需求。中央政府用以刺激经济的大规模的预算外资金应当如何筹措，在什么项目支出才能收到期望的效果，并且能够有利于国内需求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保持增长，有利于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个问题既是中央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也是经济学者亟需回答的问题。

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对此提出建议，其中有不少有启发性的建议。遗憾的是，也有不少建议简单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刺激经济需求的方式或者流于感想，未运用经济学理论对于所建议的方案如何能够有效地刺激消费或投资需求的具体机制，是否具有可行性予以严谨的说明。因而在提供了一定启示的同时，也误导了民众。

本文运用巴罗-李嘉图等价原理，以及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等对这些建议进行了分析。然后，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全面的建议。一个完整的方案应该包括刺激经济的资金如何筹措以及在什么项目上支出。由于中国目前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债券的权力，且掌握得其他经济资源也很少，因此地方政府无法加大投入，本文的分析仅考虑中央政府刺激经济的资金来源及其支出如何分配。

二、刺激经济的资金的筹措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支出的扩大可以通过发行债券予以弥补。但此次经济危机导致全球性衰退，对中国经济的需求大为减少。2009年1月份，中国出口下降了17.5%，而且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出口呈现负增长。考虑到国际经济形势尚无好转迹象，国务院已经计划的4万亿人民币的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措施能否达到预期到效果也不明朗。即使就此规模而言，考虑到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为2.8万亿元，这笔支出已经不是几年内财政收入能匀出的。

换句话说，如果为此发行4万亿专项债券，依靠中央财政收入来偿还是非常难的。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规模会给中央财政带来沉重的利息支出的压力，而且使以后几年内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受到限制。因此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经建议，将中央政府用持有的国有企业股票发给每一个人以刺激消费。张维迎教授近日提出将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股份的40%和外汇的50%，合约13万亿人民币直接发放给每个人。笔者认为应当以张维迎教授所建议的中央府拥有的国有企业股份和外汇共计13万亿作为后盾发行专门债券。在未来合适时候卖掉它们来回购债券。其可行性在于，首先国务院卖掉40%的国有企业股份仍然不影响对这些企业决策的控制，而且有利于引入更多的股东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就外汇而言，目前已经积累太多，其收益率都非常低，继续大规模持有是很不经济的，当前一次性卖掉一半的外汇会冲击美元币值，给全球经济带来额外的冲击。但是在未来卖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卖掉一半，持有剩余的1万亿美元外汇仍然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外交影响力。

三、如何有效刺激经济需求

（一）如何刺激消费需求

目前最为流行最为形象的观点是直接将钱发放给消费者。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过这样“坐喷气式飞机撒钱”的方法，能保证每一分钱都不被挪用，全部到消费者手中，从而被完全的用于消费的增加。郎咸平教授即持此观点。《证券日报》则在头版建议，给每个人发1000元就好了。

这类建议一般不论及资金的来源，如果沿用一贯的用发行国债筹措到的资金给大家发钱，再用以后的财政收入偿还，那几乎没什么意义。李嘉图等价理论事实上已经对此进行了分析，具有理性预期的消费者既然知道未来国家会通过对自己或自己的子孙增税来偿还国债，他最好选择就是不改变自己的消费额。即使我们用售卖部分国有企业股票和外汇筹措的资金来发这笔钱，因而消费者不用考虑以后增税为国家债务负责的问题，一次性的收入增加也不会等量的增加其消费。消费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等比例增加的凯恩斯的论点只适合于可以持续的收入。而面对暂时性的收入提高，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告诉我们，理智的消费者会把这笔钱纳入其未来较长时间的消费计划，平均地花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而不会一下子花完。

具体而言，如果4万亿人民币全部平均发到每个人手中，每人可拿到3千元。如果这个人收入比较高，那就不会对其未来较长时间内的收入产生大的影响，因而也无法使其较多地增加当前消费。而一个人收入如果较低，他更可能把这笔钱换为一张定期存款单，为其子女教育或自己的养老攒一笔钱，消费同样也不会增加多少。即使把发钱的方式换为定期指定消费品上的消费券，也没什么意义。如果这个消费券的消费品种不是常见的，那么这种指定的消费本身就是不符合消费者利益的，如给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桑拿券。只要是常用消费品种，消费者使用了消费券，自然就省下了本来要花的钱，最终还是将3000元存到了银行。

事实上刺激消费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就表面现象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居民消费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很多经济学家解释为这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或者说中国居民消费观念比较落后的缘故。不可否认，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大部分人已经学会了根据自己预期的未来收入流而安排消费。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维方式等意识形态。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曾经指出，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实际上是有经济背景的。在传统的社会，没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人们之间借贷不方便，因此必须树立牢固的家族观念，这样才能相互帮助化解经济风险。类似地，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储蓄率之所以高。根本原因在于，大部分居民收入还不够高，子女的教育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主要的支出。所以即使利率再低，很多人还是愿意把钱存起来而不去消费。另外一个储蓄的理由是养老。大部分城市的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家庭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随着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一个年轻家庭必须负担更多的长辈，因此他们必须坚持高的储蓄率。

因此，应该将政府增加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直接存入每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人们后顾之忧减少了，才敢于把收入用于消费。根据金融理论，我们知道，养老保险基金为每个人提供养老经费比个人攒钱更有效，需要较小比例的社会财富，因此相比发钱到大家手里的做法，存入养老保险账户的做法在刺激经济上更为有效，而且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做法。这个措施实际上也会缓减政府面对的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而且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件功在当今、利在后世的举措。

另外，由于子女教育消费实际上意识众多较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降低居民的教育费用支出。本届政府曾经承诺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3%，但是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还没有达到。应该借此机会，大规模地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投入。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个人的教育支出，消费者的后顾之忧没有了，使他们有钱敢花。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不仅仅直接产生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还为未来的科学进步培养人才。国内各高校在扩招后的经费非常紧张，与国外院校相比根本难以望其项背。由于科研经费和待遇不足，在吸引社会发展的紧缺领域中国目前和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学有所成的很多科技工作者仍然滞留海外。以热门的生物学界和计算机领域，华人学者已经成为美国这些领域的主要工作者。

（二）减税刺激投资的有效性

另外一种流行的建议是减税。减税是经济学中被称为“供给学派”的代表性观点。其影响之所以大，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普遍出现“滞涨”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时，作为一种替代方案被提出来。1981年，里根任美国总统后将之确定为官方经济学，因而在媒体中影响很大。但是，事实上，所谓的供给学派并不是进行严格经济学研究的一群经济学家。其中最活跃的往往是一些记者，而其代表性人物拉弗，虽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他从未在专业经济学杂志发表过论文。因此可以说供给学派并无严格的理论支撑，而仅仅是凭直觉提出建议。

这个直觉就是，降低税率会刺激人们的劳动热情与企业的生产热情。就减税的实际效果而言，尽管美国经济在里根实施减税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表现很好，但这究竟是减税导致的，还是经济的自然反弹，并无定论。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填平减税带来的赤字，里根任期内又实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增税计划。所以就整体而言，里根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减税者。小布什当选总统后，也曾实施了减税计划，但效果并不明显。

四、结论

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为防止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衰退，盲目刺激房地产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应该从对美国调控经济模式的盲目崇拜中解脱出来。在中国实现由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关键的转变时期，我们应该格外谨慎，而不应当简单套用发达国家并不成功的政策。采用一个政策，应当有具体的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理论分析作为支持，而不是被一些似是而非，云山雾罩的所谓理论所误导。

综上分析，笔者对刺激经经济的措施有以下建议：一是以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股票的40%和外汇的50%为后盾，逐步发行约13万亿专项债券作为刺激经济的来源；二是将这笔收入的主要部分，如75%平均存入全社会每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必将为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举措；三是将余下的主要部分投入到高等院校中，吸引高科技人才，真正实现科教兴国。

参考文献：

1、陈志武.中国人究竟为什么爱存钱[EB/OL].chenzhiwublog.blog.省略/blog/static/48024204200762533110/,2007-07-25.

2、谢镇江,张亮.关于“给每人发1000元”的深度思考[N].证券日报,2009-01-21.

3、武康平.高级宏观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篇7

201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进程逐步减缓。面对低增长、高失业率与高财政赤字的两难处境，两国政府选择了前者作为当前政策主要着力点，而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暂时搁置。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美、日一方面陆续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历史低位，并开始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推出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超过3.8万亿美元的2011财年预算报告。其中包含了1000亿美元的新刺激经济计划，涉及个人及中小企业减税，基础设施开支及清洁能源计划等领域。3月份，为扩大本国产品的市场，提升就业率，美国政府公布了首个以推动出口为目标的专门战略――国家出口战略，计划将出口在未来5年内翻一番。随着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和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在9月6日和8日接连提出了总额达350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1月2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鸠山内阁提出的2009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方案，授权政府实施总额7.2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改善就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和促销环保类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内阁推出了其上台后的首份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9150亿日元。10月8日，为应对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所带来经济下行风险，日本政府在间隔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再次出台刺激措施，规模也上升至5.05万亿日元。

美、日两国政府相继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等短期目标，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兴产业等远期发展战略。但从资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图在短期内通过减少个人和企业税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达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的。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是美国在本轮衰退中失业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应的集中在这两个行业以及零售业。而日本则由于出口对其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较大，政策重心较为偏向出口部门。

（二）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在陆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两国央行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以维持国内宽松的信贷环境。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一直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0―0.25%不变，并一再重申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利率在“异常低位”。随着美国经济的大幅放缓，11月3日，美联储宣布了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以进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贷。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和经济下滑，将隔夜拆借利率从0.1%降至零至0.1%，时隔4年再次实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时，日本央行还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此外，汇率政策也成为两国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联储自实施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实际上是实行了美元贬值政策。弱势美元有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奥巴马政府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实现。随着美元持续贬值，日元出现被动升值。为应对日元走强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必要时采取包括干预汇市等在内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汇率刷新1美元兑83日元的15年低点后，日本央行开始在外汇市场上直接抛售日元以压低日元汇率，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来首次直接干预汇市。

二、欧盟各国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并陆续推出财政紧缩计划

进入2010年，欧盟各国为刺激经济继续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分别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债务问题在2010年以后逐渐由希腊一国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并在4月演变成为一场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各国开始下决心整顿政府财政并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紧缩计划。在各国推出的紧缩计划中，主要包含了“节流”和“开源”两方面的内容，“节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减公务员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开源”则主要是增税或开征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推出了公务员减薪和削减债务方案。6月，德、法、英三国也提出了各自的紧缩计划。6月7日，德国内阁通过了分4年削减816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计划将德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内。方案包括裁减至多1.5万个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针对银行、航空旅行和核电业征收新税等措施。6月12日，法国政府宣布采取紧缩措施，计划在未来3年中削减45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以便把法国国债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国推出了近30年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预算《紧急预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体的紧缩措施。为降低财政赤字，英国政府计划未来5年削减83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多数新兴经济体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和部分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从而为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提供保证。但与此同时，由于仍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受货币政策收紧、财政刺激政策陆续到期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出现放缓迹象。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限制国际资本流入仍是这些国家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需要及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改变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就指出，“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危机前那种增长率，将需要进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长，使其转向依靠国内增长来源，这也有助于实现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国、日本经济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国和日本推出的新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两国的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则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两国出台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个人及企业减税、商品销售、出口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将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两国推出的刺激计划总体规模要小于前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对经济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难以使经济重现今年一季度的复苏势头。

其次，计划中包含的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等措施虽然在长期中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但目前来看，受制于创新周期以及新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时间限制，短期内很难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起到实质性作用。

第三，单靠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日两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对美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就需要扭转制造业持续下滑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在低端制造业并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高端制造业又面临日、德等发达国家竞争，其工业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依靠传统制造业难以实现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则在于过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续升值打击下，日本出口短期难以为拉动经济增长作出大的贡献。此外，奥巴马9月提出新一轮刺激计划的用意更多是为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造势，近期难以付诸实施。

长期来看，高额的政府债务可能将迫使两国政府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措施。随着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两国政府债务将进一步高企。2010年美国预算赤字将达1.3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9.1%。日本债务总额更是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和缓解财政压力，两国央行只能重启购买国债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替政府债务融资。截止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已经分别推出了6000亿美元和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向国外转嫁刺激经济的成本和削减外债水平，而其他国家货币被动升值将使各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加剧国际纷争、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欧盟被迫放弃短期增长目标，着力经济结构调整

欧盟各国推出的财政紧缩措施短期内将对欧洲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员国政府债务负担，使债务占GDP比重达到或接近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标准，增强政府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有助于重建市场对欧元乃至欧洲经济增长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国推出的财政整顿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劳动市场活力和企业的竞争力，缓解欧盟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从而为欧洲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长久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发展使这些国家超过半数的公共开支都被用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为欧洲各国解决这些长久困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面对国内工会组织和反对党的抗议示威，各国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与共识，纷纷表明整顿财政的决心。而且，各国暂时将增长目标让位于财政整顿是为了未来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2010年6月17日，欧盟举行夏季首脑会议并公布了“欧盟2020战略”。各国首脑在战略中提出，在未来10年中将使欧盟经济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应、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的“包容性增长”。

（四）全球经济复苏有赖于国际间的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国际协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复信心和避免危机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协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趋势。然而，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均衡的复苏态势使得各国进行政策协商和协调的难度不断加大，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变得更为脆弱。

在6月份举行的G20多伦多峰会上，各国首脑尽管在巩固财政基础，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制定同步的经济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难以协调。会后声明不得不在强调加强复苏的同时，表示各国可以根据各自国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动。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举措将导致全球经济中的摩擦加剧，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冲突或者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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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惩罚性赔偿自愿性食品安全规制成本和收益

一、引言

近年来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讨论愈来愈热烈。这不仅表明消费者所关心的重点已经从食品的可获得性转向了食品的质量，包括其品味、营养成分和安全水平，而且表明提高食品安全政策的有效性，并降低政策成本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食品生产厂商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关于什么是最适当的食品安全标准，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理解：出于保障公众健康的需要，社会舆论有着对更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的无限要求，而食品生产厂商则担心过度的食品安全保障所形成的成本压力。对于厂商、政府和消费者而言，食品安全规制的成本与收益是各方进行选择的关键。因此如何以最小成本达到理想的食品安全水平是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由于食品的信任特征和国内产品责任制度的不完善，食品安全规制很难被厂商自愿地实施。有学者提出，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求厂商对受害者进行“惩罚性赔偿”而不是“补偿性赔偿”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途径之一。本文的观点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可以刺激厂商自愿采取食品安全规制措施，从而降低政策执行成本。

国外的文献主要是从厂商实施食品安全规制的动机的角度来分析自愿性或强制性措施。如Kathleen Segerson（1999）指出，对于那些消费者可以直接得知其安全特征的产品（如搜寻产品和经验产品），市场力量可以创造出促使厂商自愿采取安全规制的动机。然而对于消费者不能直接得知其风险的产品（如信任产品），市场力量就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了。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强制性监管措施的威胁并伴随对自愿措施就进行奖励的方法为厂商提供自愿性规制的动机。然而，公共资源的稀缺性，是加强私人和公共部门相互合作的主要原因，而二者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政府的食品安全立法和厂商自我规制的结合（Julie A. Caswell，2007）。而M’hand Fares（2010）则从食品安全事件风险的特点考察了厂商自愿实施的私人规制和公共安全规制之间的互补性；并认为当强制性措施的威胁较弱时，则食品污染的风险较低的厂商比风险高的厂商更多地采取了自愿性措施。国内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对厂商的惩罚力度越大，其违法概率越低，消费者所获赔偿金越多，其诉讼的积极性越高，因此而遏制厂商生产劣质产品（曹婧，2010）。

本文旨在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与厂商自愿性食品安全规制结合起来，运用博弈分析方法，讨论厂商在不同制度下的成本和收益，并求解厂商自愿实施食品安全规制的均衡条件。本文接下来分析食品安全规制的厂商动机，第三部分讨论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下，厂商与政府、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第四部分求解厂商实施自愿性食品安全规制的均衡条件；最后是政策建议。

二、食品安全规制的厂商动机与惩罚性赔偿

1、自愿性动机与强制性动机

厂商采取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动机包括自愿性动机和强制性动机。自愿性动机是指厂商自主选择控制食品安全的方法和标准，尽可能地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具体措施包括产品声誉、质量安全认证和标签等，它是一种由市场驱动的私人质量控制体系。而强制性动机是指由监管部门制定要求食品生产厂商达到的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或者要求厂商强制性采取某些特定的食品安全生产流程和工艺，这是一种由公共政策约束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自愿性食品安全规制措施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厂商主动采取食品安全措施，政府并未发挥强制作用。厂商或许迫于市场或公众压力，会积极争取各种私人认证（如ISO9000等）。第二种是在企业和公共管理机构之间通过正式谈判达成协议，企业自愿采取措施并以此获得政府的某种补贴或优惠或者减税（即“胡萝卜”加“大棒”组合）。第三种是公共管理机构开发出自愿性计划寻求参与的厂商，如通过向农户提供补贴的方法鼓励农户采取环保措施，厂商可自行做出决定参加或不参加自愿性计划。

2、惩罚性赔偿与厂商不同动机下的收益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相对于补偿性赔偿而言的一种赔偿制度，它是指法院所判决的食品厂商的赔偿金额超过受害人的实际赔偿数额。其主要目的是在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同时，对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进行经济惩罚，从而遏制不法行为的再次发生。从其法律渊源来看，英美法系在19世纪60年代就对惩罚性赔偿有过运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规定：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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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退出机制”已成世界和中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所谓的退出机制,就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挽救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即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政府首脑和央行行长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和借钱给银行(美国把后者称为注资)。当然,它不包括那些正常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达经济体由于体制的分立,也由于过去反周期大量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财政赤字堆砌形成的压力已经无法使它们再大量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更多地使用货币政策,谈到退出时,则主要是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化。但就中国而言,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未来如何动态调整、适时退出。说白了,就是在宏观调控政策下,目前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撤不撤、往哪儿撤的问题,如何把“洗澡水”泼出去,还得确保把“孩子”留下来。

“调结构”与“保民生”的意义

金融海啸以来,中国主要实行的是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次降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部分政策都是以保增长、保速度为出发点,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结构的调整,保环境、保民生应成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中,有1300多亿投向了医疗、保障性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同比增长25.1%。但在笔者看来,媒体和大众往往只看到其拉动消费的作用,殊不知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是中国在这一具有世界意义难题面前,通过应对次贷危机形成的重大改革步骤,它将深深影响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将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单纯地看成是拉动内需有些偏颇。将于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调结构、防通胀”作为重点,财政收入的增长要同个人收入增长相协调,政府投资的限度和节奏都将做大的调整。笔者以为,调结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调结构被理解为只是在老产业中进行资产重组,甚至是“国进民退”式的重组,并且符合国内需求、国外需要的新产业发展缓慢,就业也不能够较大幅度增加,那实际上就没有达到调结构的真正目的。如果符合客观需要的调结构、保民生的政策出台了,就是某种意义的目前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了。

“触底反弹”与“自我修复”

是“退出”的充要条件

现在,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开撤的信号。中国该不该响应?这需要探讨宏调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中国央行认为(中国人民银行5日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一是要从理论上判断,退出应以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经济恢复增长为前提。但实践中,需要对退出时机和力度作出准确的判断,否则,政策退出过快,可能给复苏带来压力;退出过慢,则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和恶性通胀。二是关于退出工具的选择。除逐步缩小应对危机的数量型工具规模、适时运用常规工具外,也可以考虑创新其他工具,以保证在经济复苏时既可以较快地回收大量流动性资金,又不会使信贷市场发生较大波动。三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等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应避免政策效应的漏损,或以邻为壑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损害。笔者则以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触底并持续反弹,充分条件是经济已经出现自我修复机制。复苏会是什么方式?V形(快速回升到正增长)、U形(缓慢的复苏)、W形(双底形)或是L形(长期衰退)?所谓触底反弹和自我修复,在美国是一回事,在中国是另一回事,到了印度可能又是其他一回事了。在美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银行开始向政府还钱,破产保护的通用公司也开始还钱了,宣布了债务偿还计划。据称要分期偿还欠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67亿美元和14亿美元债务。企业的高管认为已经不需要政府这根“拐棍”了。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主要可以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指标的情况。200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88%,是过去10年平均值的两倍,但消费的增长却并不同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需求占GDP比例较低的时候,内需可以绝对支撑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实,只要“三驾马车”比例不失调,内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虑放弃刺激政策。

如果把美国挽救金融危机的政策比作是给经济“排毒”,那中国就是在给经济“大补”。4万亿当中,有1.8万亿即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要投入,这属于前面所说的正常财政投资。非正常的是另外的2.2万亿,是特殊政策。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治医”,银行信贷变成了项目投资,经济是政府投资拉动型增长,而非自然“康复”、可持续增长,因此应逐步撤出。当然,刺激也不能一下子全断掉,要考虑到乘数效应(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一般是后者大于前者)和加速数效应(收入或消费的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变动,后者的增长一定要快于前者),因此,“退出”不可能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令行禁止”过程。利率与资产泡沫是“退出”的着力点

经济的刺激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可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人们感觉到有政府的依靠,对未来“托底”。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样重要。退出时机的把握,力度的调控,明确未来政策退出的机制,可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实质的影响。笔者认为,退出机制的最明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率上。为了削减赤字,各国央行通过将利率减到接近零的水平(瑞典的利率甚至在零以下),再辅以发放超常的信贷来缓解市场的不足,以增加货币供应。美国的货币基数在一年内翻了一倍。若中国不考虑跟进他国的退出机制,就有可能出现利率息差,资金流量就会发生变化,通货膨胀等压力就会出现。现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已撤销,而中国还在堆钱,难免会出问题。现在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已退出,美国实际上也已退出,北欧各国正在退出,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利率,减少货币的供应量。发达国家这次的经济刺激政策,在执行中资金供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例如拍卖等,形成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和现金,因此,它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收回市场中的流动性资金。中国的刺激政策却不是这样,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银行信贷是大量项目投资的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旦财政、货币政策退出过快,资金跟不上,那就意味着“半拉子工程”激增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因而,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退出机制是不容易的。中国事实上也在逐渐相机撤出,央行公开市场回笼货币,逐月变化信贷投放的举措都体现了这点。有媒体预测,中国2010年上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流动性减少,股市不会有太多收缩迹象,但房地产市场会由于贷款政策的日趋谨慎而放慢增长,股市会持稳或往下行通道波动,房价会得到一定的抑制。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资产价格的膨胀。2009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9%。中国宏调刺激措施迟迟不退出,过度信贷将使资产泡沫继续放大,但国内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的事实全面过剩,又使得一般产品的物价难以高企,通货膨胀和缓,这反而会对形势判断形成困惑,退出机制迟迟难以出手,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退出机制越有效,市场对未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越平和,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追逐也会越理性。当然,中国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要协调发展,投资结构是关键,判断也需要正确,事实上,人们的许多判断是似是而非的。例如,人们在谈及中国内需增长缓慢时,大多会将原因归结为社会保障的缺失和不到位。研究表明,社保投入提高了,消费却未必上得去,因为养老的钱和看病的钱省下了,却可能存入银行或全扔进股市里了,边际消费倾向反而可能会因此递减。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应协调发展

自2008年底开始,中国新一轮刺激措施安排了数额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演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两个季度超过30%,处于历史高位。这些钱主要投向了地方基础建设。此中,国有企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导致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

篇10

[关键词] 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治理；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B

近些年来，通货膨胀在一些国家多次发生，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将经济拖入了危机的泥潭。各国政府都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政策，因此，必须结合各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实践，分析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效应。与通货膨胀相反，通货紧缩也是物价总水平失衡的另一种表现，总需求的萎缩造成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普遍下降，使企业的债务负担加重，失业增加，消费需求萎缩，经济被拖入萧条与衰退的境地。

一、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政策措施

（一）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它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一种货币贬值，在不兑换的信用货币制度下，通货膨胀才开始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的现象。它破坏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使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中相对价格的波动程度加大，使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通货膨胀按其产生原因的性质，可分为内生性的通货膨胀和外生性的通货膨胀。前者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造成的，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后者是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求失衡而带来的，也称为货币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的重点在于治理由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或货币失衡引起的通货膨胀。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所以，追求宏观经济总量均衡，即总供求均衡和货币均衡是反通货膨胀政策总体目标。

（二）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

1.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

一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出售政府债券，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二是提高再贴现率，使银行借款成本上升，减少非借入性基础货币投放，进而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上升使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借款成本增加，以抑制过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利率管制的国家，货币当局一般会直接提高利率以紧缩信贷。三是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缩小货币乘数，通过减少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抑制其货币创造能力。四是收回再贷款或压缩再贷款规模。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效果较好。紧缩性财政政策是削减政府支出，使总需求下降；或增加税收，抑制企业的投资冲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降低总需求以减缓通货膨胀压力的，但是它同时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产生了更多的失业，又使工资增加的压力减小，使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减小，因此，以降低总需求为目的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可有效的反通货膨胀。

2.紧缩性的收入政策

紧缩性的收入政策也是一些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紧缩收入能抑制过快增长的消费支出，也会起到抑制总需求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确定工资一物价指导线。“指导线”是政府在一定年份内允许货币收入增长的目标数值线，政府根据它相应地采取控制各行业工资增长率的措施。二是管制或冻结工资。这是一种强行把职工工资总额或增长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的措施。三是运用税收手段。通过对工资增加过多和过快的企业或行业的工资超额增长比率征收特别所得税的办法抑制收入增长速度。

3.价格管理

价格管理一般是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的，为了控制垄断高价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美国政府通过公用事业委员会对公用事业的价格进行管理。全面的物价管制一般伴随着工资的管制。从管制的范围上讲，物价管制分为全面的物价管制和局部的物价管制；从形式上讲，物价管制分为行政性调控和物价冻结。其中，全面的物价、工资管制和全面的物价、工资冻结是物价管制的极端形式。物价管制能有效地控制物价总水平的大幅上涨，同时会对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负作用。物价管制是人为地压低商品价格，商品的短缺仍然存在，若取消物价管制，价格会出现“补偿性”的猛涨。所以，物价管制仅为治理通货膨胀的应急手段，不可长期运用。

4.有效供给政策

有效供给政策也被一些国家用于治理通货膨胀，此政策通过增加有效供给缩小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差距，以实现平抑物价的目的。主要的有效供给政策为产业政策，它是政府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措施促使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有选择的重点配置以调节供给结构的经济政策。此政策适用的条件是通货膨胀是由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总供求缺口引发的。此措施改善了供给结构，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效果较好，而此方法却见效较慢。

5.指数化政策

指数化政策的含义是收入指数化，它是按物价变动情况自动调整收入的分配方案。指数化的范围包括工资、政府债券和其他货币性收入。实施办法是使各种收入按物价指数滑动或根据物价指数对各种收入进行调整。其效果：一是可消除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收入指数化剥夺了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益。二是能抵消和缓解物价上涨对个人收入水平和现有生活水平的影响，克服通货膨胀导致的分配不公；能借此稳定通货膨胀环境下的微观主体的行为，防范抢购商品、贮物保值等使通货膨胀加剧的现象。此方法对面临世界性通货膨胀的中小国家有积极意义。

6.改变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适应性的还是非适应性的，一般影响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例如，政府的高就业目标使政府在总供给下降的过程中要刺激总需求的上升，这种适应性的政策会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企业员工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使他们不断要求增加工资。相反，如果政府采取非适应性的政策，企业员工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也不可能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可能就会降低。

二、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与治理的政策措施

（一）通货紧缩的判别标准及负面影响

在经济运行实践中，判断一段时期是否出现通货紧缩：一是通货膨胀率是否由正转负；二是物价的持续下降是否经历了一段时限，例如我国以一年为界，通货紧缩以其发生的期限长短为界可分为轻度通货紧缩、中度通货紧缩和严重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降低，因这种价格下降并非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造成的成本下降，必然减少经营部门的收入并减少从业人员的收入；企业被迫缩小经营规模，大量从业人员失业；收入增长变缓，消费水平下降，消费的萎缩又使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的发展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变坏，民间投资萎缩虽然物价下降能使名义收入水平不变的人们从中得到一些实惠，而收入下降的预期使消费者不愿进行当期消费，经济不景气的预期使企业失去投资意愿，严重的通货紧缩会使经济陷入衰退。

（二）反通货缓缩的政策目标

政府反通货紧缩的目标一般是刺激总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和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货币供给量。通货紧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总量的不平衡，总需求萎缩造成物价总水平降低，货币供给总量下降；货币供给结构中强流动性部分的紧缩也造成物价水平的下跌；产品结构性供给过剩也会造成物价水平的下降。有的制度性的因素也影响消费需求水平，例如收入制度、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使人们预防性货币需求动机增强，减少当期消费。

（三）反通货紧缩的措施

1.扩张性货币政策

要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利率、进行公开市场购买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在实行利率管制的国家，中央银行要直接下调存贷款利率，刺激企业投资和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在通货紧缩时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经济不景气的预期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经济不景气抑制了银行的贷款增加，各方因素均阻碍总需求的增长，使经济很难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2.扩张性财政政策

政府通过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能在相当程度上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需求，同时能还可增加就业和部分人的收入，促进消费需求。政府应通过减税的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减税能增加企业的可用资金，减少由于财务困难陷入破产的企业数量，也可防范由于企业破产而出现的失业。政府应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一部分人的收入，这是刺激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3.调整产业政策

政府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压缩供给过剩的产品生产以抑制此产业的扩张，支持适销对路的、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产品的生产，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对重点产业要给予优惠政策，解决因结构性供给过剩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和投资需求下降，抑制通货紧缩的持续。

4.价格管理政策

政府要对一些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直接或间接管制，如：禁止某些产品的不正当价格竞争，对违反规定者依法罚款或通过道德教育让厂家放弃降价促销等做法。此政策仅可在短期内奏效，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庆华，等.正确判断和认识通货紧缩[J].市场与发展，2000

[2]赵全新.通货紧缩的内涵界定[J].价格辑刊，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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