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捐赠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益捐赠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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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公益 企业公益捐赠 相关法律]

1.企业公益捐赠的几点基本特征

1.1企业公益捐赠是属于企业的无偿、自愿的行为。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条规定，捐赠行为应该是无偿、自愿的行为，禁止进行强制性摊派或者变相的摊派，不得假借公益捐赠从事营利性的活动。捐赠行为是无偿的，不能够假借捐赠的口号谋求经济利益。在赠与人捐赠出捐赠物后，受捐赠人不用支付任何物品作为交换。无偿、自愿是企业公益捐赠的首要特征。

1.2捐赠具有社会公益性。企业公益捐赠的物品必须用到社会公益性活动上。按照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所规定，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都属于公益事业。公益性是企业公益性捐赠区别于企业其他捐赠的显著特征。

2.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社会意义

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公益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其未来的发展具有着重大的意义。面对我国日渐严重的贫富分化，科学合理的利用好企业公益性捐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问题缓解。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1企业公益性捐赠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构建。公益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公益性捐赠为了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与物品，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确保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企业利用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似的社会公益事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优化了已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2.2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能够增强公民的公益意识。国外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有着良好的公益性捐赠意识，也造成了公民的公益性意识得到了增强。企业在追求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能够关注社会问题，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企业用这种形式帮助社会、回报社会，形成了企业和社会双赢的局面。

2.3有利于社会和企业的长久发展。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发展。企业公益性捐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社会公共事业的环境，进而有利于企业自身的不断发展。

3.企业公益性捐赠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就现阶段我国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着各种问题。我们应该尽力的将这些问题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到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3.1公益捐赠的范围定性模糊

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将捐赠进行了诸多性质分类。有的根据捐赠对象分为商业性质捐赠、个人捐赠以及政府捐赠；有的分为公益性捐赠和一般性质捐赠。我国财政部的《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中将我国企业对外的捐赠分为救质的捐赠、公益性质的捐赠以及其他捐赠。这种划分捐赠性质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而言，捐赠的性质划分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对于公益性捐赠有着严格的要求，要求公益性捐赠所得的物品和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建立了专门的部门对这些财物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国家还会对进行公益性捐赠的企业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而企业进行的一般性质的捐赠往往只会涉及到企业相关的利益以及短期的广告效应。我国现阶段对于捐赠的分类相对比较模糊，甚至出现法律之间的规定不一致的现象，造成企业想要进行捐赠而找不到相关门路，再加上捐赠管理机构的知名度不高，捐赠物资管理混乱，导致企业宁可将物资直接捐赠给受捐赠人，以期望去的短期直接的效应。而公益性捐赠要求只有非营利性机构才能够接受捐赠，而很多企业根本就不知道有相应的机构存在，这种尴尬局面导致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3.2企业捐赠违背了自愿原则实行行政摊派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很多大中型企业直接隶属于政府部门管理，企业背负着过多的负担，使其发展速度受到束缚。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进程，“政企分开”已经是一种必然，但是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政府机构直接将本属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部分附加到企业的头上，形形的摊派让企业不堪重负。面对拥有种种权力的政府机构企业只能够接受种种摊派。笔者认为，企业捐赠不是强制性的行为，要让企业习惯企业公益性捐赠，使企业公益性捐赠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样才能够充分的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将公益事业做到更好。

3.3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承诺不能兑现

经常有一些企业在公众面前为了哗众取宠高高举起捐赠的牌子，可是事后确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兑现承诺。这种不到的的行为不仅仅是给捐赠企业的名誉带来损害，也给公众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长期以往不仅仅是公益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设置将会上升到社会道德的高度，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极度不信任。

3.4对于捐赠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不够

我国规定企业捐赠的物资在其应缴纳的税收所得额内扣除，换句话说企业捐赠超出税收部分是不予免除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积极性。根据我国上海企业公益研究课题组研究所在上海得到的数据分析，企业公益捐赠的目的是出于逃避税收的企业并不多。从侧面证明了我国规定的利润3%的避税额度或许有些低，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企业可以看做是具有高度理性的市场主体，趋利避害是企业的本质所求，它会常常利用国家的政策。法律去选择经济活动。所以，我们在鼓励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同时，应该充分的考虑税收的杠杆作用，给予企业现实的利益刺激和政策指导。

3.5企业的公益意识薄弱，内部体制不够健全

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主体，要求其要对社会负责，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国有企业改制以来，大多数企业都认为改制就是丢掉包袱，不用在负担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继续彻底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财务管理混乱，缺乏基本的社会道德意识，不仅仅阻碍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逃税、漏税行为的出现。

3.6专门的管理机构内部体制混乱，资金管理具有问题

目前，有很多企业想做一些公益事业，可是却找不到专门的管理机构，只能讲物资直接捐赠给政府或者受捐赠人，但是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管理，很多资金被挪作他用。使企业的捐赠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阶段我国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一般都由政府部门代管，或者隶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没有任何独立性，工作效率低下。同时我国没有对于公益事业捐赠资金管理不善造成大量流失或者干脆挪作他用的相关处理法律，缺乏法律的保证，使公益机构内部存在着种种问题，使企业捐赠的物资不能够及时的派发到受捐赠热手里，天长日久也大大的打击了企业的捐赠积极性。

4.解决企业公益捐赠问题的几点措施

4.1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政府税收优惠对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作用是勿容置疑的。国家应该以立法的行为进行支持。但是也不能够一味的支持，这样长远来看将是以牺牲国家税收作为代价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所得税方面的优惠。”2000年4月30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相关通知，“企业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进行公益性经济性捐赠，活向农村义务教育捐赠，可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财税21号文件规定，通过非营利性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可在税前全额扣除。另外，法律规定向红十字总会、慈善总会进行的捐赠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资助非关联科研机构或高等学府研究开发经费也可在税前扣除。结合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及相关机构的调查所得，笔者建议，应该修改《税法》中的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所得税的规定。应该进一步的刺激企业的积极性，明确见面比例，增强可操作性，进一步的调动企业参加社会公益的积极性。

4.2建立专门的公益性管理基金会

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基金会，可是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益性管理基金会，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现阶段我国的公益事业是由政府部门和一些政府承办的慈善机构负责管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管理上的不完善，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不够，机构内部体制混乱，不能够很好的将公益事业进行下去。很多企业都在抱怨，想进行公益性捐赠确找不到合适的结构。建立专业的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刻不容缓，完善管理体制，让社会个方面都能够公开、公正的进行监督，将企业捐赠的物资所做的用处，透明化的公示出来，做到让捐赠企业放心，让受捐赠人真正受到实惠，真正的为需要帮助的人做事，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公益事业管理方案，将我国的公益事业更加的完善，让国内的企业能够放心、大胆的进行公益性捐赠，做到公开化、透明化，将我国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做大、做好。

参考文献：

[1]许安标；用法律撑起爱的天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科技法律；1999年03期

[2]王振山；为慈善事业捐资获税政策优惠 江苏经济报 2000年

[3]戴小东；关于公益捐赠的法律思考 吉首大学学报；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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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和增值税，纳税调整是在年终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时调整。公益性捐赠支出是按照会计成本来计算还是以公允价来计算现在实行所有税法没有确切的规定，在实际业务中有两个不一样的操作方法，这里会通过文章举例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异和同。企业主动承担

一定社会责任的表现即是企业公益性实物捐赠，因此建议国家恰当公正地减轻税负，要更加清晰明了地计算公益性捐赠成本。

关键词：实物公益性捐赠；会计处理；纳税申报

1引言

乙方将资金或其他私有财产不求任何回报的转移给甲方，或是在没有任何利益的前提下自愿转移中清除甲方的债务，而乙方也不再是甲方的债权人，这就叫作捐赠。实物捐赠在企业中作为销售货物以外进行处理，而在国家税法上一般把销售货物作为实物捐赠处理，以上

具体区分了实物非公益性捐赠和实物非公益捐赠。

2会计处理企业内部生产的货物公益性捐赠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得出销售商品的收入应该符合以下五条才给予确认：（1）购货方承担了企业转移给它的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2）企业不用对已经卖出的商品实行有效的控制，也不用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3）可

以准确地计算收入金额：（4）企业经常会有相关联的经济利益流入（5）企业可以准确计算出相关联的未完成的交易和已完成的交易。不符合上述5个条件的是企业实物捐赠，而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不包括实物捐赠在内。实物捐赠是与企业经营活动没有联系的一种支出

，因此企业不把它作为收入看待，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损失或是一种营业以外的支出，会计会把它计算的成本。例：某企业经计算，计算出该企业的增值税为17%，所得税为25%。2008年该企业将自产产品1000件（成本100元，单位售价150元），通过慈善基金组织无

偿捐赠给汶川灾区，不包含当年上述捐赠业务的利润总额为600000元，该企业没有其他的调整。第一种财务处理：借：营业外支出——公益性捐赠125500贷：库存商品1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5500第二种财务处理借：营业外支出——公益性捐

赠175500贷：主营业务收入15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5500借:主营业务成本100000贷：库存商品100000从上面的第二种方法发现了一下问题，企业如果实物捐赠可能会减少现金的支出，同时企业进行的实物捐赠会使企业有一定的经济利益流入。

但从另一方面说企业的公益性实物捐赠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这里面包含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公益性实物捐赠不应该划为企业的收入；企业公益性实物捐赠并非日常经营活动，捐赠被划为主营业外支出，所以不应该将非日常经营活动划为企业的主营业支

出；企业重复记录了利益流出，如果企业捐赠的商品按公允价格计算收入，然后把它转化为成本，在会计计算中就莫名的增加了主营业的收入和成本，虽然没有影响企业的利润总额，但是在企业中存在一部分不合理的利润；国家税法上企业实物捐赠归纳于企业的销售收

入计算，但是在企业中实物捐赠并不归纳于销售收入计算，按照上述的分析，第一种内部生产的货物捐赠的财务处理会比第二种的财务处理较好一点。

3公益性捐赠企业内部生产货物的纳税申报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企业对外捐赠的货物，要按照企业同一时期企业的销售量从而来计算企业的收入。在2015年年初，（新的企业所得税纳税）国家税务总局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规定，规定企业视同的销售收入和视同的销售成本体现在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明细表还有附

件中。如该例中企业150000元视同的销售收入，写入“销售收入和旅游业开发企业指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如表1）中“视同销售（营业）收入”项的“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收入”项目，扣除限额的计算基数还增加了企业的业务接待费,业务的宣传费和广告费支

出。100000元视同销售（营业）成本，写入表1中“视同销售（营业）成本”中的“用于捐赠视同销售成本”项目。而国家税法对企业捐赠的成本，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对捐赠的账载成本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上没有进行调整的栏目，在捐赠成本的实物中明确了

以下两个观点：观点一指出，对捐赠的账载成本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上没有进行调整的栏目，国家税法确认的捐赠成本就划为企业账面的捐赠成本。因此，2008的利润总额=600000-125500=47450（元），如果在纳税前去除企业公益性捐赠限额

=474500×12%=56940（元），通过慈善基金组织无偿捐赠给汶川灾区高于限额的金额=125500-56940=68560（元），这是不能在纳税前去除的，需要纳税增加68560元，应该纳税的所得额=474500（会计利润）+150000（视同销售收入）-100000（视同销售成本

）+68560（超过公益性捐赠限额调增）=593060（元），如表2所示（填写纳税调整捐赠支出明细表）。通过第二个观点得出，企业实施的公益性实物捐赠必须要获得捐赠的收据，而会开此收据的是社会上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团体或组织或是政府部门，而市场的公允

价格体现在收据上，而且企业捐赠的支出还应该与收据上记录的金额数是相同的。如果企业实施的是非公益性的物品捐赠，也要明确非公益性捐赠的金额数量（根据市场的公允价格来计算），国家税法上捐赠的实物按照销售的商品计算，但企业把公益性实物捐赠归纳为

主营业之外的支出消费，捐赠成本=1000×150×1.17=175500（元），会计利润总额=600000-125500=474500（元），企业纳税前去除的公益性捐赠限额=474500×12%=56940（元），通过慈善基金组织无偿捐赠给汶川灾区高于限额的金额=175500-

56940=118560（元），企业在纳税前不能去除超过限额的部分，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18560元，应该纳税的所得额=474500（会计利润）+150000（视同销售收入）-100000（视同销售成本）+68560（超过公益性捐赠限额调增）=593060（元），如果将公益性实物

捐赠转账调整为175500（在表B中调整），然而会与会计账面的记录会不相符合。从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得出一个结果，虽然从上面的数据中看出金额的数量是相同的，而一个企业和国家对捐赠成本或是支出的认定是不相一致的。根据企业的会计准则实物捐赠是不

划入成本计算的，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有相同的会计利润计算结果。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还有一处相同就是，企业在公益性实物捐赠扣除限额税前。第一种观点是按实物的成本价计算，第二种观点是按照实物的公允价格来计算。不同方式来计算捐赠成本。对于

企业来说公益性实物捐赠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会计计算也不会确认为收入，从第一种观点来看，表B的公益性捐赠项目中所写的会计账面捐赠支出和账载金额数目上是相同的，但要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视同销售后公允价与企业成本价之间的相差金额。国家

规定要按照公允价格来计算收入，对于相同的一个业务，接受方和捐赠方的资金是不一样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捐赠方的会计计算不会把实物捐赠纳入营业额里，而是把它纳入营业额以外的支出，企业所得税的视同销售可以理解为，将企业生产的产品按公允价卖出，得来

的现金再捐赠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国家税法捐赠出去的物品为什么要做销售处理，而企业对捐赠出去的物品划为主营业以外的支出。在国家处理纳税方面，捐赠方的支出应该归纳为被捐赠方的收入因为两者是相等的。企业在调整视同销售的收入和成本，企

业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调整财政上的主营外支出的资金，企业应按成本价计算营业以外的支出（捐赠支出）。

4作为公益性捐赠的企业外购货物的会计处理与纳税申报

会计处理方法与自制货物在企业外面购买的货物在公益性捐赠中是相一致的。假设企业将自己从外面购买的货物,通过自己企业生产加工的或是让别人帮忙加工的再不获取任何利益的情况下赠送给组织或是团体，应该被认为是销售收入应该计算为国家的增值税。把应该

缴纳的增值税会企业应该计入“企业主营业外的支出”记录中，而会计记录和对外面捐赠该企业自己生产的物品是不相一致的。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外面购买得到的资产，不拿它当作是以营销为目的获取利益的，如果在购买后该资产在一年之内处理的，国家税法可按

照该资产购买时的销售价格来计算销售的收入。该企业自己生产的货物与从外面购买的货物的纳税明细表的变动及会计记录处理方式方法实质上是相一致的。

5结语

（1）不能认为观点一和观点二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在一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会计利润金额决定着应纳税所得额,扣除的公益性限额,企业捐赠公益性成本与市场公允价的差额。（2）第一个观点企业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的如果账面记录不做相对的变动，就会造

成企业在公益性方面的支出及会计账本上的资金和与之相关联的公益性团体开的原始收据凭证上的资金不相符，与受赠方确认的捐赠收入资金不相符。（3）在现行所得税申报政策中捐赠成本没有明确的规定，进行一定的纳税筹划可以在企业在做年度所得税申报的时候

，可以合理地减少企业税负。企业可以抓住国家相关对企业发展有帮助的政策，例如国家会通过一些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参加社会公益性活动，在这个时候企业在自己获益的同时也会积极主动地去支持国家的一些政策，第二个观点的做法从国家税法方面和企业财政方

面之间捐赠支出差异，都可以适当地减少企业的增值税。（4）和会计准则一致的是第二个观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在申报明细表中会计记账记录要做一定的变动，因为记账记录的变动所以捐赠支出的转载资金也发生了变动，企业公益性支出的会计记录的资金与相关

联的公益性团体所接收到的资金是不一样，但与被捐赠的一方收到的资金的资金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1]王敏.实物捐赠行为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征管案例辨析[J].税务研究，2014（7）.

[2]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编.税务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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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准予全额扣除。

    准予扣除的公益性、救济性捐赠，具体计算程序如下：第一步：计算调整所得额。

    1. 将企业已在营业外支出中列支的公益性、救济性捐赠额剔除，计入企业的所得额；

    2. 调整所得额=会计利润+- 按税法调整项目金额+公益、救济捐赠金额；

    3. 公益、救济捐赠扣除标准=调整所得额×3%（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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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捐赠 关联交易 公益性社会团体 信息披露 法律救济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企业以股权特别是上市公司以股份、利息或者分红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2009年10月，财政部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财企[2009]213号，下文简称《通知》），修改了此前“企业持有的股权不得用于对外捐赠”的规定，这一新规定对于引导非国有企业规范开展公益性股权捐赠、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该通知对于股权捐赠的具体细节并未进行规范，造成股权捐赠存在不稳定性，也为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捐赠进行关联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

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涵义及功能

（一）公益性股权捐赠的涵义

所谓的公益性股权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自己合法拥有的股权捐赠给符合条件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用于捐赠协议所规定的公益事业。股权捐赠的实质就是被捐赠财产的所有权从捐赠者向基金会转移，即将个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其本质与股权转让并无差异，但由于公益性股权捐赠的无对价性和公益性，实践中股权捐赠的法律障碍和法律漏洞也就不可避免。

从2006年蒙牛乳业在港交所捐赠股权公告开始，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曹某捐赠5.9亿股福耀股份成立慈善基金会，股权捐赠成为慈善公益领域的新趋势。2003年财政部下发通知明文规定，企业持有的股权和债权不得用于对外捐赠。这种制度上的设计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有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通知》允许企业进行股权捐赠，使公益性股权捐赠在制度上有了重要突破。

（二）公益性股权捐赠的功能

比较于传统的物资捐赠和现金捐赠，股权捐赠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功能。首先，股权捐赠可以防止市场大波动，稳定投资者信心。“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有学者通过对363家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的捐赠是出于经济理性，但投资者却对慈善捐赠持否定态度，且捐赠金额越大、越及时，投资者的负面反应越大（方军雄，2011）。而反观股权捐赠在证券市场的表现就会截然不同。在WIND数据库中提取福耀玻璃公布股权转让日（2010年4月13日）前10个交易日，后12个交易日有关数据，可以发现福耀玻璃汽车零配件的累计投资回报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刘运国、徐前，2012）。即使较捐赠股权之前略有下滑，但该下降趋势并不明显。由此推断，投资者对企业捐赠会产生负面反应，但相比较于财物和实物捐赠，股权捐赠的投资者表现则没有那么强烈。究其原因是因为股权捐赠，不会减少公司现金流，对公司的运营能力和偿还债务等都不会产生影响。从另一层面来看，慈善捐赠也释放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这一信号。

其次，股权捐赠利于资金的保值增值。股权捐赠优于其他捐赠形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在运作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将慈善事业以“投资”的眼光来看待，合理投资，获得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保证了资金来源的充足性。此外，股权捐赠还能拓展慈善基金来源渠道，增强公益基金会的活力（孙久涛、刘昭彦，2012）。因此，股权捐赠将是未来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我国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监管的特殊性

我国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与关联交易监管相交织，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一）股权捐赠对象的特殊性

《通知》允许企业以持有的股权进行捐赠，但是受赠对象只能是依法设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但由于特定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我国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相较于发达国家日臻成熟的慈善事业与社会改良创新，国内的慈善理念、运营慈善事业的手段都还比较落后。因此，我国出现的股权捐赠都流向捐赠者自己设立的基金会，捐赠者成为慈善基金会的发起人或理事长。通过这种方式，慈善基金会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同属一人，对基金会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很多公司基金会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组织，但迫于股东的压力，实际上为该公司利益服务。

（二）股权捐赠主体的特殊性

2006年至今，从我国出现的几起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来看，捐赠者都是某一上市公司董事长或者控股股东。股东对公司的最终控制权源自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所持股份份额不同，对公司的影响或控制能力便不同。股权结构的差异将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效率。而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将会导致关联交易的大量产生。通过上述内容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基金会的控制权，还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都在同一人手里，或者说是同一集团利益手里，上市公司和基金会都会被控股股东所操纵，失去独立的意思表达能力。虽然我国上市公司中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制约控股股东的权利，削减其支配能力。但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实际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因此，从制度上来说控股股东权力没有得到根本性制约。这样，由上市公司捐股成立的基金会，便会服从上市公司的意志和利益。慈善基金会有可能成为关联交易的中转站。

（三）慈善捐赠的税收节约和税收规避作用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代际交迭时期，因此通过基金的方式来保存资产成为一种趋势（黄晶华，2012）。通过捐赠股权成立慈善基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再通过基金会做持股人。这一方式与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所产生的税收有很大差别。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占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上市公司通过捐赠的方式转移公司资产，避免高额的企业所得税。对上市公司而言，出于追求净利润最大化的本能，通过对慈善基金会的控制及存在的从属关系，双方在进行交易时，并非总会按照市场条件下如无关联双方那样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是为了共享利益而追求关联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控股股东利用自身的控制地位，对关联交易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安排，以抽取上市公司利益（李明辉，2004）。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捐赠关联交易监管存在问题

（一）相关规则法律位阶低且对股权捐赠规制缺失

我国《公司法》没有对关联交易作出专章规定。只有个别条款勉强与关联交易相关，例如，《公司法》第59、123和128条关于公司管理层的忠实义务；第61条涉及董事利益冲突交易问题；第63条涉及管理层的损害赔偿问题，但这些规则都比较原则和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而《证券法》作为保护证券市场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在2005年进行修订时，仍未将关联交易规范纳入其中。纵观我国法律，现阶段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制主要来自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其规则的性质或属于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或属于行业规范，其效力都低于法律，监管效果也不甚理想。从国际上对关联交易的治理趋势来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将关联交易纳入到公司立法（包括证券法）中，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中关于企业部分的相关规定，美国公司示范法中对控股股东、董事和管理层的义务、责任及从事利益冲突型交易的有关规定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中的关系企业专章等（卞耀武，1995）。在我国，对于股权捐赠发生的相关治理问题监管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缺乏规范依据。上市公司可能通过慈善捐赠达到保护资产、减少税收等目的。

（二）相关规则以信息披露为主且缺乏判定和保证公允的规则

由于交易双方存在特殊关系和不对称的控制力，关联交易结果可能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比如股权捐赠者通过对基金会的控制，定价转移，侵害其他股东利益。因此，将关联交易的信息进行披露，使投资者能及时、公平地获取必要信息，并在对其合理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投资活动是尤为必要的。 我国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特别强调对交易信息的披露，无论是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证监会出台的定期报告书还是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都对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作出了严格要求，但这些规范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各规范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要求标准不一致，甚至存在模糊的现象，致使上市公司在理解上存在歧义（李姝，2000）。另一方面，上述规则要求披露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并未要求对管理交易的客观公正性作出详细解释和保证（肖虹，2000）。因此，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关联交易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值得怀疑。大部分公益性社会组织都是通过自己建立的网站进行信息披露，披露的内容都是以年度报告或者新闻会的形式进行披露，披露的内容也参差不齐。现行规定也并未对信息披露作出具体要求，比如披露的内容应该包括什么、是否需要临时披露、披露的时间和方式等。因此如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通过捐赠行为进行了关联交易无从知晓。

（三）现有监管规则对违法行为追究责任方式单一

非公允性关联交易是一种股东滥用权力的行为，其必然会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其也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作为侵权人，公司股东必须承担侵权责任。虽然《公司法》和《证券法》对关联交易等违法行为作出了严厉规定，但由于规定的模糊性、诉讼中举证的困难和司法经验的欠缺等原因，这些规定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现有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规则，对于违反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行为追究方式也主要通过行政处分和罚款实现，对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规定较少，缺乏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机制，也缺乏对受害投资者补偿的规定。结果就是违规者收益大而风险小，非公允性关联交易屡禁不止。因此，监管机构通过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增加上市公司非公允性关联交易的成本，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四）职能部门监管存在冲突

在我国，对于公共社会的监督采取多元监督体制，一般以行政监管为主。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对关联交易的监管部门主要是中国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但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从更专业的角度参与监管，于是在关联交易监管过程中由于各自目的不同，就出现了某些规则相互不一致。这些不一致，给上市公司执行关联交易规范带来一定难度，也导致监管当局监管的内容相互冲突。从基金会的角度来看，民政部、主管部门、税务机关和审计机关都是其监管部门。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基金会的登记注册、准入监督。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基金会的业务指导、日常管理和项目运作等。审计部门和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和审计。但由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模糊性，并没有对上述职能部门具体职能进行分工，也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监督办法和程序，使得多元的监督机制创设目的容易落空。

我国上市公司公益性股权捐赠监管规制措施

（一）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保证公益股权捐赠合法性

公司治理本质是为投资者服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它规定并制衡公司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运营效果。由公益性股权捐赠引发的关联交易，正是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利失衡所引致。因此，对关联交易当事人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控股股东表决权利过大而在决议中难以抗衡的弊端。而累积投票制和独立董事制度能够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引入累积投票制度：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2005年新《公司法》采取了选入式的方式规定累积投票制度，即上市公司可以选择不实行该制度，使得该制度定位发生转变。鉴于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比例较高，为了防止大股东拒绝采用该种投票方式，建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采取累积投票制度。同时还应该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改选方式作出规定，禁止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随意缩小其规模，约束控股股东在公益性股权捐赠中的随意性。2001年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在上市公司中引入身份、利益独立且能够客观决策的独立董事。但是我国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选聘、报酬以及法律责任方面都没有详细的规定。比如独立董事应该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在业务素质方面，具备较强的管理、经济知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维护公司利益。独立董事的产生应该由董事会、监事会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1%以上股权的股东推荐人选，由股东大会进行差额选举。独立董事的报酬应当与其业绩挂钩。独立董事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损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从长远来看，还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协会，可以在协会和公司之间双向选择，以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健全独立董事机制，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进行关联交易时能够得到公允性的判断，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同样也使上市公司通过捐赠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价值。

（二）规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保证股权捐赠为公益而用

股权捐赠引发关联交易主要源于控股股东的权利侵占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发生是因为我国对控股股东的义务与责任规定不足。可以通过赋予控股股东法律上的诚信义务逐步塑造控股股东自觉的诚信行为。因此只有通过建立既定程序来保证关联交易的正当性，保证股权捐赠为公益而用。所谓既定程序应当包括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程序公平要求控股股东在与自己捐赠成立的基金会之间进行关联交易时应当主动聘请财务顾问对关联交易的公平和合理性发表意见；关联交易要得到独立董事的多数同意；在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要进行回避或者进行表决限制等。实质公平则要考虑交易的动议、安排、谈判和信息披露是否对中小股东公平、合理。另外，还要考虑上市公司与基金会交易时能否有利于公司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可否由其他第三方提供等。这样当控股股东与基金会进行了不公允关联交易后，中小股东就可以以其违反了诚信义务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该关联交易，并对因该关联交易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三）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实现公司与基金会的双透明

对关联交易信息进行完全、及时和准确的披露，可以有效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投资者能够据此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有效控制不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要求将其披露就等于限制其发生，许多秘密进行的交易一旦公开就很难自圆其说（何美欢，1999）。由于我国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规定和对披露的内容还不够细化，规定大多数较为原则，披露内容应包括关联原因的披露、关联交易定价的披露、关联交易支付方式的披露、关联交易对业绩和财务状况影响的披露。在披露方式上应当严格规范，提供统一的披露格式。同时还应当增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法律效力，规定没有经过信息披露的交易不能成立，加大对违规企业和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迫使上市公司主动披露相应的交易，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在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比如通过制定专门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财务披露法律制度，要求基金会按年度公开诸如年度报告、免税申请表、应税收入申报表、关联交易情况、资金保值增值情况，通过互联网、报纸、电视媒体等随时报告重大事项。对民政、主管部分、审计税务部分的职能进行细分，强化各部门权能，明确具体的运作程序，避免监督的缺位、越位和错位。

（四）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法律救济机制，维护各股东权益

在法律救济方面，一方面，如果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和基金会，致使基金会缺乏后续资金支持，导致其运营陷入困境，丧失其从事公益的能力，则上市公司的信誉受损，影响其市场价值。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市场信息，应对投资者施以相应的法律救济。为此，《公司法》为保护中小股东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另一方面，在对股东进行救济的同时也应防止中小股东滥用诉权，影响上市公司运营效力。应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立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诉讼主体必须是公司股东，而且需要持有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和时间。其次，需要穷尽公司内部救济途径，特别是向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提交请求。最后，如果原告胜诉，则控股股东必须取消关联交易，对公司损害负赔偿责任，同时原告的诉讼费用由公司支付。如果原告败诉，原告的没有恶意，则无须赔偿，如果原告的具有恶意，则原告对公司和被告均负有赔偿责任，以避免滥诉或敲诈行为。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日益增多的公益性股权捐赠行为，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进行限制是避免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一种主要方式。上市公司股权捐赠的理论研究远落后于实际发展，很多操作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应当创立一个宽松的环境保证股权捐赠的进行，保护慈善意愿。更应该加强法律监管，防止慈善被不当利用，影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军雄.公司捐赠与经济理性—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再检验[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1（1）

2.刘运国，徐前.上市公司股权捐赠财务与税务问题研究—基于福耀玻璃与哈撒韦公司的比较案例分析[J].财会通讯，2012（22）

3.孙久涛，刘昭彦.股权捐赠的制度创新实务评析[J].私人财富，2012（4）

4.黄晶华.回应“股权捐赠”财政部直指：假慈善，真避税[EB/OL]. ，2012-9-22

5.李明辉.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的责任[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7）

6.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M].法律出版社，1995

7.李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问题[J].南开管理评论，2000（1）

8.肖虹.我国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规范研究[J].会计研究，2000（7）

篇5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 慈善 税收

慈善事业发展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慈善促使财富和资源能够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再次流动和重新分配，并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发展慈善事业既是公众表达意见、主张权利的基本形式，又是政府与社会的中介。因此，发展慈善事业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有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和互助，起着社会稳定器的功效。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现状与社会需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公民主动参与慈善的意识还不强，企业慈善意识参差不齐，慈善组织动员社会资源能力差，组织建设亟待加强，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发展慈善事业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而财政政策的税收的作用不容忽视，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可为慈善激励提供一个良好的税制环境。

一、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在促进慈善捐赠方面存在的问题

跟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2011年，美国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1.98%，同年我国人均捐赠占GDP的0.33%，新加坡的人均捐赠占其GDP的0.27%。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于企业和个人的税后所得，社会捐赠的规模与税收激励密切相关，税收优惠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我国现行的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法规定的慈善捐赠个人所获得的税收减免程序复杂

我国税法规定，个人捐赠在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可以在税前抵扣，但是普通公民却很难得到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原因是个人捐赠后极少主动地索取捐赠凭证，而以捐赠凭证申请税收减免的更是几乎没有，使得这一优惠条款未落到实处。目前，我国个人捐赠减免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程序繁杂，完整规范的退税相关程序尚未形成，按照我国税收减免程序规定，捐赠者若想得到捐赠的税收减免需要经历层层审核以及自上而下逐级批准的近10道程序，而且退税程序繁琐，增加了捐赠者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及时落实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使得捐赠者的积极性受挫。

（二）捐赠者获得税收优惠的慈善组织少

2012年中国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47万家，而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国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协会731家。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只有向税法所规定的可以接受捐赠的机构所进行的公益、救济性捐赠，才能获许在法定的限额内扣除。我国公益性捐赠单位的资格认定范围过窄，公益性捐赠只适用于教育和民政事业，而不包括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环境保护等其他公益事业，这些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包含在接受免税捐赠的范围内，无法出据减免税凭证。在我国现有的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的这类非营利机构中，仅有中国红十字会等 22家公益组织享有全额扣除优惠的资格，而且这类组织与政府都有密切的联系。

（三）缺乏对实物捐赠优惠的具体规定

目前，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实物捐赠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我国税法中还没有关于企业捐赠实物用于公益事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具体优惠规定，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企业或个人捐赠的实物可在税前扣除。我国税法尚未明确实物捐赠的计价方法以及估价数额发生异议后如何处理，实物捐赠需要评估实际价值，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在现实生活中，慈善捐赠的方式较多，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地区收入差距大，实物捐赠所占比重较高，因此，在我国鼓励实物捐赠的现实意义更大。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社会捐赠税收激励规定，除对第29届奥运会、防治非典等的实物捐赠可税前扣除外，只允许个人或企业的现金捐赠在税前扣除，这不利于鼓励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行为。

（四）缺乏结转的规定

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的公益和救济性的捐赠在该年度会计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因此，只有当年具有利润可纳税的企业下才可享受捐赠的税收优惠，如果是亏损企业，则无法享受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进行税前扣除，这对当年进行捐赠的亏损企业是极为不利的。美国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规定如下：企业当年超过税前扣除限额部分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5年，而且结转的捐赠扣除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扣除，即使企业当年亏损，也可以就以前纳税年度结转过来的捐赠额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前扣除。

（五）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缺失

慈善捐赠的相关税种设计不合理，使目前我国的税制对捐赠行为无法起到最大范围的激励作用。中国至今没有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特殊税种，因为他们更愿意把积累的财富留给子孙后代。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征收起点较高，高收入者是其课税的主要对象，它是抑制财富代际转移的有效手段，能够减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在美国，由于个人向非营利性机构的捐赠是免征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因此，美国富豪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做公益事业，把自己的财富转向社会，比如捐给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美国的遗产税达到50%，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美国的税法规定可以引导更多的富人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

二、建构促进第三次分配的税制环境

（一）扩大捐赠免税资格的范围，增加可享受捐赠扣除的慈善机构的数量

我国现存的公益组织较多，应当考虑扩大享受捐赠扣除的公益组织范围。灾害救助、科学技术发展事业、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事业、教育事业、妇女儿童事业、社会保障事业、医疗事业、残疾人事业可以将其纳入享受捐赠人优惠的公益组织的范围。目前只对38 家“国字头”公益机构进行的捐赠才允许全额或部分抵扣，而针对其他大量的社区性公益机构的捐赠则不享受捐赠税前扣除的优惠。而社区性公益机构与捐赠者和接受赠群体间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更易于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它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参与者，应该得到大力发展。在放宽限制的同时，明确对互惠性的非营利性组织捐赠不予减免税。

（二）出台实物捐赠抵扣规定

实物捐赠应当被允许抵扣，而实物捐赠享受税收优惠的最大困难就是估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出台实物作价的实施细则，对物品如何评估做出具体规定，这是进行实物捐赠抵扣的首要措施。同时，扩充捐赠类型，完善对实物捐赠的估价管理工作。在捐赠的类型方面，既有现金、有价证券的捐赠，又有实物捐赠。目前我国关于实物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还未出台，而实物捐赠按照实质性原则也应在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列。国外关于实物捐赠的普遍做法是捐赠者事先通知税务部门，按照独立评估师的评估估价或类似财产同期价格折算成现金申报，由国家税务部门审定，然后纳入捐赠者的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

（三）允许结转或递延抵扣

应该允许企业当年超过限额部分的捐赠可以向前结转至上一年度或递延至下一年度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结转或递延最长期限不超过5年。企业当年捐赠超出的部分也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前进行扣除。而我国税法并没有这方面规定，如果企业某个年度捐赠的数额较大，则超出部分无法享受结转扣除，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捐赠数额，不能更好地调动捐赠者的积极性。允许企业对当年捐赠超出捐赠限额的部分结转至下一年度进行税前抵扣，企业有的年度可能需要向社会提供较多的捐赠，例如重大自然灾害的突然发生，而有的年度企业却无能力向社会捐赠或提供的捐赠较少。我国现行的税法规定企业捐赠超过当年税前扣除标准的部分不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这是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的，而且不利于企业逐年消化一次性较多的捐赠。对于企业一次性数额较大的捐赠，可按照国外通行的做法针对超额部分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四）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通过全覆盖、累进制的个人税收体系，引导富裕阶层向慈善公益事业进行捐赠，促进第三次分配，从而提高其个人之间与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的成本，推动捐赠的倒逼机制。在我国，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可以引导富人向社会转移财富，并带动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非营利机构是政府服务的延续，慈善机构、基金会对贫穷家庭进行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救助，这是实现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遗产税的开征涉及到许多方面，而且需要很强的操作技术，所以它的实施必须要有一系列完善的配套制度作为支撑。实践表明：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会对捐赠产生较大的影响，发达国家的慈善税收优惠制度可以归纳为“一疏二堵”：“一疏”就是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可享受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二堵”就是使用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提高资产转移的成本，从而促使富有的阶层创立基金会。通过上述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收政策的改进，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投入我国的慈善事业，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第三次分配。

参考文献：

[1]丁元竹，江汛清.中国志愿服务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高炳中，袁瑞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M].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

篇6

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199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7，2010年已达0.5。慈善捐赠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第一、二次分配的不足，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应该大力鼓励支持。目前我国出现了捐款、捐物、捐赠股权、志愿者服务以及彩票公益金等多种捐赠形式，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有别于其他慈善捐赠形式，股权捐赠在运作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提高“第三次分配”效率，同时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各相关者的利益，是近年来上市公司捐赠出现的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捐赠方式。2009年，财政部了《财政部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财企[2009]213号文），相比《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3]95号文），增加了对股权捐赠的规范条款。我国在慈善立法方面制度不够完善、法规较陈旧。股权捐赠区别于其他捐赠形式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价值的不确定性，如何对其估价？我国的税收政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否有足够的支持力度，应该如何改进？各捐赠形式有何优劣势？这些都值得思考。

股权捐赠在我国较少见，私人捐赠股权成立慈善基金会更少，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属于首例。笔者选取了曹德旺捐赠股权给民办基金会的典型案例，并对比参照巴菲特捐赠股权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BMF）这一代表性案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对比案例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找出财务、税务处理方面的异同，以期更好地鼓励、规范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外，我国学者未曾有人专门研究“股权捐赠”这一话题，对股权捐赠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可在理论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启示更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股权捐赠概念的界定 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慈善捐赠是指捐赠者自愿无偿向受赠者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慈善捐赠包含捐赠者、运作主体、捐赠资源、受益者四要素。根据慈善捐赠的定义类推，股权捐赠即为慈善捐赠者自愿向受赠者捐赠股权，用于公益事业。其中有几个要点：捐赠行为自愿；所捐赠的股权所有者发生变更，并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与披露；所捐资源用于公益事业。历年《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中将股权捐赠归入资金捐赠，但考虑到股权捐赠价值的不确定性，笔者拟对股权捐赠进行独立研究。一般情况下，慈善捐赠的运作主体为各类慈善基金会。慈善基金会根据资金来源有官办与民办之分，其中民办的民间基金会又可根据资金募集来源分为公募慈善基金会和非公募慈善基金会。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即由个人或少数几人自愿捐赠资金或者有价证券，用于慈善事业，如我国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则可以向社会大众募集资金，如美国的BMF。股权捐赠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是慈善捐赠动机。格弗雷（200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企业慈善捐赠的不同动机出发，将企业慈善捐赠理论分为三种：极力反对慈善捐赠的股东资本主义观、坚持主张慈善捐赠的企业公民观和折中的战略慈善观，这三种观点均有大量学者支持。

二是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慈善捐赠包含很多方面，如捐赠领域、形式、金额、时点，这些方面又会受到如捐赠主体自身、国家税收法律制度、意外灾害、政府支出、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最早开始研究税收价格对于企业捐赠的影响的是Schwartz（1968），他分析了税收价格对于企业平均捐赠额的影响，此处的税收价格即由平均税率、税后收入等变量构建。Levy和Shatto（1978）、Clotfelter（1985）等人通过相关研究指出，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捐赠支出会产生重大影响，捐赠数额与捐赠的税收价格成反比。Carroll和Joulfaian（2005）等人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曹洪彬（2006）对福建省278家在2004年进行过捐赠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指出企业捐赠支出与税收政策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相关的反比关系。朱迎春（2010）指出税收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保护企业行善的积极性。这些研究均指出企业捐赠行为与税收政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可以推知，税收政策会对股权捐赠产生重要影响。笔者通过具体案例的对比研究来探讨股权捐赠，以引导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促进慈善事业的良好发展。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笔者主要研究捐赠方与受赠方在财务处理和税务处理上的异同，分析如何处理更合理，以及如何制定税收政策达到帕累托最优，在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捐赠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慈善捐赠涉及到税收减免的问题，我国对于慈善捐赠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扣优惠，此时则需要对所捐赠资源进行合理估价，才能得到合理的抵扣额度，因此财务处理与税务处理属于一个有机整体，紧密相关。捐赠方和受赠方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国家税收收入减少，政府公共开支减少，导致政府用于公共福利的资源减少，但慈善捐赠可给捐赠受益人带来利益，这两者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需要决策者做好权衡。

三、案例介绍

篇7

[关键词]美国；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

[DOI]10.13939/ki.zgsc.2015.46.034

1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主要内容

1.1 合格受赠人的界定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170条第（c）款列出了五类属于经许可的受赠人组织。企业只要向这五类组织进行慈善捐赠，就可以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待遇。这五类都要求在美国或其属地范围内的，并且其净收益不以任何私人股东或个人为受益人。具体而言，一是以宗教、慈善、科学、文学、体育竞赛、教育或防止儿童或动物虐待为目的而组织并运作的社区福利基金、公司、信托基金和基金会组织；二是退伍军人分会、退伍辅助机构、与退伍军人有关的信托公司或与退伍军人有关的基金会；三是按照寄居制度运作的国内兄弟会、联谊会、共济会等国内友善团队和该制度下专门用于宗教、慈善、科学、文学或者教育的团队或协会；四是专门为了其成员的利益或者为了殡葬之目的而成立的公募公司；五是包括联邦、州、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及其属地的政治分区以及印第安部落政府及其分区的政府实体以公益为目的的捐赠。上述五类合格受赠人，既有慈善组织也有非慈善组织。较多企业的捐赠活动都可得到税收减免资格，较大地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如此宽泛的界定范围既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做到救济贫困、提高社会福利、减少政府负担，也能促进各地区的宗教、科学、教育、艺术、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域差距。

1.2 税收优惠额度

根据美国颁布的《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条规定，企业在参与慈善活动时，可享受以下税收优惠：一是免税：美国税法规定只要以宗教、慈善、科学、促进公共安全、文学或教育为唯一目的或以促进国家或国际业余体育竞赛或以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为唯一目的而成立并运行的公司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二是所得税豁免：由企业自行成立的公司基金会只要是在完全从事的慈善事业前提下，从捐赠、合同、服务费、投资等各种途径获得的收入可享受免征所得税。三是税收抵扣：在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方式主要分为直接捐赠和间接捐赠两种方式，企业以直接捐赠的形式进行规定捐赠物的捐赠时，扣除限额为调整后毛所得或应纳税所得额的10%；企业在通过间接形式进行慈善捐赠时，通过公益性慈善组织进行捐赠扣除限额是应纳税所得额的10%，通过私人基金会进行捐赠则不能获得税收优惠扣除的。四是税额递延：《国内税收法典》规定企业向公益性慈善组织捐赠，其扣除额不得超过应纳税额的10%，对于超出限额的部分，可在捐赠当年算起往后的5年内进行递延结转，如果在这5年内该企业还要进行捐赠，则之前结转的捐赠额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额进行扣除。譬如有一家企业今年应纳税所得额是100万美元，它向公益性慈善机构捐赠了15万美元，该企业当年获得的税收优惠扣除额为10万美元，捐赠额超出了税收优惠政策10%上限，剩下的5万美元可以递延结转到第二年作为税收优惠抵扣额。

1.3 捐赠物类型

捐赠物是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的客体。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就规定企业的捐赠物类型较为详细明确，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货币捐赠，另一种是非货币财产捐赠。一是货币捐赠。若捐赠物类型为现金的货币形式，企业将现金间接转让给慈善组织使用或直接捐赠，企业捐赠现金的数额就是以捐赠时的实际价值来进行计量。二是非货币财产捐赠。美国联邦税法中就明确列举了允许享受税收优惠的非货币财产捐赠项目有：包括衣服、家具、设备、艺术作品、珠宝、汽车等在内的实物捐赠；向慈善组织或其人转移不动产的生效契约的不动产捐赠；包括股票、债券以及其他证券的证券捐赠；不可撤销转让的债券捐赠；所有权人将其全部利益捐赠给慈善组织的专利捐赠、企业向大学转移技术使用权甚至所有权的知识产权捐赠等，并拥有一套相对完整成熟的实物价值专业资格评估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税法上对可用以捐赠的非货币财产相对广泛，但却将企业代表慈善组织提供的服务排除在外，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对公司慈善抵扣作出一般规定显示，对于捐赠物的价值评估是以在捐赠时的公平市场价值计量，遵循公允价值计量的方式，非货币财产同货币一样予以税前扣除。在企业非货币财产捐赠中捐赠物若为带有普通所得性质的财物，捐赠额则取捐赠时的公允价值和调整后的基值中的较小者；若捐赠物为带有长期资本增值性质的财物，捐赠额为其在捐赠时市场公允价值。

同时，为了进一步刺激企业通过非货币形式捐赠，美国税收优惠制度允许企业把由于捐赠产生的运输费等捐赠衍生成本计入到所捐赠存货的价值中去。相对货币形式捐赠，非货币财产捐赠行为加快社会产品的流通，能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化，实现分配机制的稳健运行。正是由于美国税收优惠制度对于捐赠物类型清晰的界定，使非货币财产成为美国相对成熟的捐赠形式，在整个慈善捐赠体系中占有相当比例。

2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与优势：一是从立法层面看，美国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立法层次较高，参考依据清晰，税收规定全面，使得美国在执行慈善捐赠税收优惠行为时有法可依。二是从受赠人的界定层面看，其界定范围十分宽广，资格审查手续规范、高效。较大程度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社会上的不同领域也因此受惠。三是从扣除额度看，不仅规定的税收抵扣比例相对较高，而且允许超出限额部分向前或向后结转递延抵扣。税收的优惠力度大，刺激了企业进行大额捐赠。四是从捐赠范围看，对于捐赠方式形式从货币和非货币出发，形式多样，没有过多的限制，较为完善的估价体系为非货币财产捐赠保驾护航。五是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看，美国税收优惠制度促使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的行为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在满足社会的需求的同时还能为企业带来潜在商业利益，获得社会认可，营造良好的口碑。

3 借鉴意义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建设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要提高相关立法层次。目前，我国的相关条例收录较分散、部分条款缺乏实践性，应该从基本法、法律法规、政策三个立法层面进行形式优化，明确标准，提高立法层次。其次，放宽合法受赠人限定。我国对慈善目的的界定不清，导致合格受赠人的范围过窄，部分企业被排除在外，大大削减了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笔者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明确慈善目的，可将宗教文化、体育竞技、文艺文学等领域的受赠人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最后，适当提高税前抵扣比例。我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中规定扣除比例为12%，比美国高，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低，并且不允许向前或向后结转抵。笔者建议政府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捐赠扣除比例、允许企业当年的公益性捐赠向前或向后几年结转，对具体的税前扣除比例、结转额度和年度进行实证分析，找出最优的数值。

参考文献：

[1]葛伟军.公司捐赠的慈善抵扣 美国法的架构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外法学，2014（5）：1337-1357.

[2]柳爱花.美国公司慈善捐赠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2014.

[3]张甫军，胡光平.优化企业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政策的探讨[J].财会月刊，2012（5）：25-27.

篇8

可能不少家长都觉得公益这两个字和孩子扯不上关系,但实际上,想让孩子从小就有社会责任感,让给予成为他的习惯,让他能从帮助他人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正是从参与公益活动开始的。

初级提案

物品捐赠

适合年龄:2岁以上

1查找信息

跟孩子一起上网查找需要捐赠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要用孩子能听懂的话给他讲清楚什么叫捐助以及捐助的目的,让他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人需要帮助,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去帮助他们。

查找方式:

一些论坛里会有需要物品捐助的地址,还会附上当地情况的一些图片,平时看到这样的信息,记得将链接保存下来,带孩子一起再看一看。

查找一些接受捐赠的“打工者之家”之类的网站,上面会有详细地接受物品捐赠的地址和方式。

查看各地方民政局主办的捐赠网(北京市民政局捐赠网站地址:bjjz.bjmzj.省略)

搜索“公益”、“捐助”、“慈善”、“捐赠”等字样,便可查到相关信息及一些企业举办的可参与的物资捐助活动。

2准备物品

物品:让孩子找出一些自己穿小的衣物、不再玩的玩具和一些不再阅读的图画书,也可以请他找出一两件很喜欢,但愿意送给更需要的人的物品。

心意:让孩子把想对受捐人说的话画成图画,或者制作一张表达爱心的卡片。

3全程参与

捐助的过程要让孩子全程参加,比如带他去邮局打包裹、填写邮寄单子、寄走物品;或者是开车将物品送到指定受捐地等等,这能让孩子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和欣慰感。

《父母必读》温馨提示

平时可以在家里给孩子设立一个“捐助箱”,让他随时把一些零用钱或闲置的衣物、玩具、书本等放进去,等积攒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寄走了。

如果在街上碰上乞丐,他想要救助,你也可以鼓励他下次出门时用小包带上自己捐助箱里的零钱或物品实施捐助。

中级提案

参加义演、义卖适合年龄:3岁以上

有些公益活动不收物品,只收钱。单纯地给孩子钱让他去捐没什么意义,可以换一种方式让他自己挣到钱,来实现他的公益行动。参加义演、义卖是不错的方式。

义演

一般义演都由幼儿园或机构组织,比如搜狐母婴和小橡树幼儿园已经联手举办了6年的“圣诞慈善义演”,每年都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送去了无数温暖。参加义演的艺术团是向社会公开招生的,所有孩子都有机会报名参加。

义卖

大型的义卖活动经常会由商业机构或亲子教育机构组织和主办,可以在网络或媒体上多加关注。其实社区里的父母,可以通过社区网在周末的时候组织一些小规模的义卖活动,然后统一将钱捐给灾区或慈善机构,这样既能让社区里的孩子们相互熟识,又能让他们感受到参与公益活动的快乐。

高级提案

担任义工

篇9

关键词：“捐赠-冠名”；筹资模式；大学精神；捐赠文化；“真维斯楼”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1-0024-06

2011年5月23日，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一座四层小楼，第四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并挂牌，这一事件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舆论话题。清华校方称，校庆期间，真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司提出希望捐赠学校的教育事业，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将建成于1987年的第四教学楼命名为“真维斯楼”并挂牌，同时按惯例保留原“第四教学楼”称谓，所捐款项用于教学楼的维修和设备更新，以进一步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通过为校园建筑物命名的方式筹集社会资金是一项有着广泛国际共识的成功经验，却“出人意料”地引发了社会各界极大的争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均对此予以专门报道与评论。据清华校内调查，截至5月24日16时，共4386人参与投票，其中只有18%的网友表示认可，认为“冠名没问题，但别冠‘真维斯’这种名字”的占25%，58%的网友选择“反对冠名，还校园一片清静天地。”［1］南方周末的调查显示：截至6月6日零时，在参与投票的7351人中，56%选择“坚决反对，求知之地不应被商业化。”32%选择“‘你捐赠，我冠名’，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选择“随便，与我无关”的人占12%。［2］如何评价“捐赠-冠名”这一筹资模式，对于扩大社会对教育的捐赠，提高捐赠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本文选择“真维斯楼”舆论话题作为研究样本，以该舆情中的主要观点为线索，对大学的“捐赠-冠名”进行评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捐赠-冠名”与大学的商业化及大学精神

（一）以“冠名”交换“捐赠”，并非大学的商业化

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中，捐赠收入是继政府拨款、学费和高校社会服务收入之后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3］2010年，美国高等学校捐赠收入达280亿美元，其中基金会和校友分别捐84亿和71亿美元，非校友个人捐赠492亿美元，公司和其他组织各捐473亿和255亿美元，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各获近6亿美元的社会捐赠。［4］在英国大学的经费来源中，社会捐赠比例亦超过10%，日本公立高校的社会捐赠占学校总收入的15%，私立学校则高达50%以上。［5］近些年在国内，“捐赠-冠名”开始成为大学尤其是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常见模式，大学对校内建筑物、广场、道路等公示标价，捐赠企业通过“购买”获得冠名权，整个过程以公益慈善项目的方式运作。“真维斯楼”之所以备受争议，就在于大多数人（接近60%）把“捐赠-冠名”视作商业行为而非慈善公益项目，并据此推断商业行为必然导致大学的商业化，进而侵蚀大学精神。然而，一般来说，大学的商业化是指“大学利用其教学、科研以及其他校园活动营利的现象”［6］。捐赠方只是获取一个冠名的权利，对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管理不附加任何限制性要求，貌似商业行为的“出售冠名权”及以“冠名”交换“捐赠”行为本身，在本质上与大学的商业化并无关联，不会玷污大学的崇高声誉，反倒为大学与企业、教育与社会的“双赢”提供可能。

（二）筹资模式的多元化有助于大学精神的彰显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体系，包括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7］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去行政化”成为转型时期中国教育界的理论共识与时代期待之时，大学筹集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自然成为这些令人向往的理念得以落实的经济基础和必要前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当大学拥有独立且充足的社会资金，免受行政管制的过度干预以及对学生学费的路径依赖，继而践行大学理念的能力才会得到普遍提高。其他研究也认为［3］：

在过去的30年里，为应对高教规模扩大和培养成本提高导致的高校经费需求的急剧膨胀，除了继续谋求政府更大限度的投资之外，各国高等教育系统都在努力筹措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在这一全球性成本分担格局的变革中，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高等学校的捐赠的意义和价值更加突显。

可以说，大学的社会筹资多多益善，越多越有助于以独立和自由为主旨的大学精神的彰显和弘扬。能够吸引社会提供捐赠资金，是需要对大学自身品牌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及深度挖掘的，有研究表明，社会捐赠不仅能缓解大学办学经费不足的困境，［8］还能促进大学治理结构优化提升大学综合实力。从这层意义上看，作为多元化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模式，“捐赠-冠名”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二、“捐赠-冠名”之企业动机及其公益精神的激发

（一）慈善公益必须是纯粹的无私奉献吗？

教育捐赠是对教育的捐献和赠予，一般分为两种，纯粹他利性捐赠和战略性捐赠。在我们的捐赠文化中，人们往往希望甚至要求捐助方纯粹的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而，即便是在基督宗教超越性的财富观念和慈善精神驱动下的美国，纯粹利他的巨额匿名捐款的比例也不高，一旦出现就会成为新闻事件。多数美国大学还“明码实价”开列相应教席命名权的价钱。捐资方一定要能够从捐献中得到他预期的声誉享受，才肯作出相应的捐献。［9］81-83由此看来，捐赠方对接受方并非没有丝毫的功利要求，尽管这种功利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是一种“精神得利”。相比而言，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可能是由单纯利他的动机所驱动的，而企业则是“逐利”的，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就没有企业生存的空间，因此，当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时，可能会更多地从经济方面进行考虑。［10］近30年来，战略性慈善捐赠逐步成为欧美企业主要的慈善行为模式，战略性慈善捐赠将捐赠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和塑造品牌形象的手段，［11］是企业实施的能使企业与社会互利的战略性投资行为，［12］捐赠活动带来的广告效应是企业决定捐赠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慈善捐赠具有促销的作用。［13］基于广告效应，以及捐赠可能产生的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所带来的股东收益，公司管理层会为了股东利益而理性捐赠。［14］现实中的捐赠行为往往具有更复杂的动机，无法用纯粹的利他主义动机或单一的理性选择模型来解释，在承认无偿捐赠行为本身包含利他主义动机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行为中可能还夹杂利己或其他更复杂的成分。［15］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的美德，也有“知恩图报”的传统，但是单单依靠捐款者的高尚动机是无法使捐赠最终走向制度化普遍化的。大学组织要想获得社会的持续捐赠，就不能无视甚至否定捐助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大学在关注自身资源达致之时，还必须关心捐赠方应得的效用回报。

（二）合理的互利是社会捐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不畅，有研究指出［16］：

根源于当前与教育捐赠相关的价值和制度出现了梗阻：一是作为教育捐赠内驱力的价值文化的式微；二是缺乏足够的拉动教育捐赠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真维斯楼”事件的舆情观点中，不少人把捐赠方的捐赠仅仅看作一种广告行为抑或商业炒作，甚至还指斥其“附庸风雅乃至沽名钓誉”，此类指责否定了捐赠方谋求声誉影响的合理性，以不带任何私利的纯粹公益标准来要求捐赠方，只讲接受捐赠不讲合理回报的慈善观念有泛道德化倾向，这恰恰是捐赠文化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舆论的道德强加甚至是道德胁迫，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压抑捐助方的动力和热情。在我国，由于缺乏对施受双方合理互利的情感认同以及有效的制度规范，尽管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大学接受捐赠的整体规模依然偏小。社会捐赠是大学颇具潜力的一项收入来源，要开发这座“金矿”［17］，大学需要首先打破观念的束缚，认识到捐赠方的动机是多元的，有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公益动机，也有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社会影响力甚至实现机会主义收益的动机。［18］在不违反捐赠伦理的前提下，尊重捐助方的合理诉求，在平等互利的过程中实现大学与捐赠方利益的兼顾。

（三）大学以冠名权出让作为捐赠回报比较适宜

博克认为，无论是公司、基金会还是个人捐赠者，假如他们只是有为大学捐钱的机会，而钱却只能按照大学的意愿来花的话，他们都不大会给予捐赠的。［19］301为更好筹集捐赠资金，有研究建议，建立社会捐赠回报办法（或制度），在回报办法（或制度）中明确捐赠者享受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捐赠者的款项和金额给予相应的荣誉和适当的物质回报。［9］81-83物质回报未必可取，但是大学以冠名权出让作为捐赠回报却是比较适宜的。从公益互动的角度看，楼堂馆所、奖助学金、讲座教席等冠之以捐赠企业或其品牌或其领导者的名字，象征着校方对捐助方捐赠义举及公益精神的褒扬与表彰，象征着校方对捐助方的真诚感激和对师生及其他组织或个人奉献社会之举的积极期待。除了感谢和纪念，冠名还是荣誉和激励，具有导向和辐射功能，正如真维斯创办人杨钊先生所言［20］：

“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如果做了好事，而不让知道，社会慈善的进步就慢了。只要利人利己，就是回报社会，也才有可持续性。

“捐赠-冠名”机制带来了捐助方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和美誉度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受其正向激励，会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既有助于活跃的捐资助学氛围的形成，也有助于社会整体公益精神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发育。

“真维斯”舆情中，不少人对“捐赠-冠名”模式是赞同的，但在情感偏好上更倾向于冠之以人名，而非企业名称，“教学楼起成这样的名字，象牙塔充斥着铜臭味。”而捐赠方则称［20］：

企业捐的钱不是我一个人赚回来的，如果命名为个人，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快乐。既然财富是员工赚来的，还是希望大家来分享这个冠名。

除了这里谈到的员工的荣誉感幸福感，从现代公司治理的角度，亦应对公司捐赠与自然人捐赠的本质区别予以同情性理解。代表着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捐赠不同于财富属性相对简单的个人捐赠，一般情形下，公司捐赠由董事会决策，更多地体现着价值提升的理性动机。如果冠公司领导者的姓名，容易被理解为领导者追求个人名誉而对股东财富的挥霍。［21］为达到社会公益与股东权益的平衡，现代公司的捐赠必须符合“合理性”标准。［22］法律对公司的慈善捐赠也存在一定约束，如决策权归属、捐赠数额的限制、信息披露、股东诉讼监督、债权人诉讼监督等。除非得到股东会或者章程的授权，董事会无权决策履行企业公民义务的他利性慈善捐赠。［23］

三、“捐赠-冠名”的筹资程序与现代大学的捐赠制度

（一）“捐赠-冠名”需要公开透明、民主参与

教育是公共事业，慈善捐赠更是关乎道德，大学的“捐赠-冠名”有道德属性，管理上公开透明、使用上公平公正，程序上合理规范，并体现民主性与开放性理应作为“捐赠-冠名”的必然要求，清华“真维斯楼”事件所掀起的巨大舆论波澜折射出，当前大学在接受捐赠时程序不明晰、善款使用不透明、企业与大学捐赠契约中双方的权益边界，尤其是捐赠企业是否干预到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实质职能的发挥这些核心问题尚不清晰。为回应师生及公众的广泛质疑，顺应他们对“捐赠-冠名”这一大学公共事务的知情及参与的内在需求，同时增进企业对大学捐资使用的信任程度，大学应立即着手构建涵盖信息公开、监督反馈、民主参与等现代性的教育捐赠制度，通过网站或其他渠道，接受各方调查或问询等主动进行信息披露。这不仅是教育捐赠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促进师生、公众及企业对“捐赠-冠名”筹资模式认同与信任的主要途径。

（二）接受捐赠标准的设定

在清华大学，企业冠名学校楼堂馆所是非常普遍的。如台湾裕元集团部分捐建的第六教学楼冠之以“裕元楼”；新闻学院院馆叫“宏盟楼”，美国宏盟集团是全球广告、营销和公司传播领域的领导者；还有“清华•罗姆电子工程馆”，罗姆株式会社是日本知名半导体供应商。与此同时，（真维斯所在的）“旭日集团捐助并冠名华东、贵州多所大学的教学楼都没有引发质疑”［20］。唯独清华“真维斯楼”引发热议，舆情中“太搞笑”、“被雷倒”、“不够档次”、“忒掉价”、“媚俗”等字眼大量涌现。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内以理工科为主的一流大学的教学楼以休闲服装品牌冠名不符合其精英气质，也和清华内敛低调重视研究的学术氛围不匹配，因此，建议清华大学认真研究自身文化与商业品牌形象的契合度，建立学校接受捐赠的法度标准。这一建议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大学接受捐助的标准应当如何设定。我们反对根据企业及产品的外在特性，通过直接对等来设定企业高低贵贱的气质标准。我们坚持主张，在捐赠中对企业品牌形象的考察，关键在于企业的公民理念，即经营理念与商业道德，包括遵纪守法、遵行国际标准；对社会与员工发展负责，包括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对环境的责任，如使用清洁能源，维护环境质量等；以及企业的公益理念与奉献精神等。以此标准来衡量，“真维斯楼”就不会因其产品的休闲特性而备受贬抑，其附属铭牌上所镌刻的文字，“真维斯作为休闲服市场的领军企业，始终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回馈社会，为国家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也并非过誉之词。真维斯在全国29个省区捐建真维斯希望小学36所，2008年捐资220万修建55个贫困小学操场，同年为“希望小学快乐运动会”捐助130多万元，还分别斥资2700万元和600万元，设立了“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和“真维斯希望教师基金”，等等，［24］“真维斯楼”作为企业公益精神的一个小小注脚，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以及“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大学精神本是契合的。舆情中以“气质不合”为由的排斥与抵制本是论者权威等级与门当户对的褊狭意识所催生的逆效应。这种对待非权威捐赠方的不屑和鄙夷隐藏于各种恢弘的道德叙事之中或许论者本人都浑然不觉。令人忧虑的是，大学今后将以何种理由劝募社会资金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社会捐赠，还有哪家企业在做公益尤其是给精英大学捐助的时候，不对其是否般配心怀忐忑，并且不忧惧社会的恶意揣测，长此以往，多元化筹集社会资金的道路何以通畅与顺达。

作为传承与创新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大学代表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她应占居社会的精神高地，成为普罗大众心灵中仰望的净土，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当社会陷入黑暗时由她发出光明。”［25］大学的组织特性要求大学必须具备学术自由等基本价值规范，必须拒绝那些附加的违背大学自由的捐赠，这是接受社会捐赠的伦理底线。正如博克所言［19］307：

捐赠者有应受谴责的行为，捐赠本身被有计划地用来达到一些不正当的目的或者通过一些可疑的方式来增加捐赠者的利益。大学不能接受能帮助实现专制政府目的的捐赠。

一所大学必须拒绝那些――要求违反正常录取标准，或要求给予捐赠者任命一个教授的权力，或要求把一个职位给予某个鼓吹特别的价值或信仰的人――捐赠。

除此，诸如烟草等社会认可度低的行业的捐赠，同样需要保持必要的谨慎。大学在接受捐赠时有必要进行伦理的审查以确保接受捐赠的正当性。

（三）“捐赠-冠名”的筹资程序与现代大学的捐赠制度亟待改进

有观点认为［26］：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理念的提倡与深入，中国公司也日益介入社会公益事业，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等的差异以及发展历史的短暂，我国企业捐赠的理念、策略、决策机制等都与国外企业存在显著差异。

从理论上看，捐赠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竞争环境，提升企业在社会公众和监管部门中的好感，进而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27］但是，国内学者在检验市场对公司捐赠的反应时，发现市场没有作出正面的反应。［28］在国内，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过程是复杂和迂回的。2003年清华第六教学楼冠名为“裕元楼”，至今已经7、8年，很多清华师生还不知道“裕元”因何而来。“真维斯楼”的冠名与挂牌亦相当随意，没有正式仪式也没有公告。而且，附属铭牌亮相还不足三天就莫名消失，据称是被义愤填膺的清华学生泼油漆后，校方无奈将其摘下的。对此，校方没有明确表态，以至于英语名称“jeanswest building”的“J”也不翼而飞。

慈善捐赠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社会价值。［29］美国高校大多建立了学校发展部或捐赠基金会，对捐赠的广告宣传、接受、审核、估价、资金管理等环节的程序都有严格的制度规范。［30］“真维斯楼”表明，我国大学在接受捐赠时，施受双方缺乏充分的沟通和协调，缺乏对捐资使用的监督及管理，如捐资使用效果的评估报告等。

行文至此，有必要谈及另一所大学的“宋山木楼”，在捐赠人“出事”之后，铭牌也存在“说拿下就拿下”的事实，校方悄悄将其摘下试图加以回避和掩盖。在笔者看来，只要所捐资金是合法的，捐赠方在冠名之前和之后的不良形象并不必然失去契约期内的冠名资格。大学组织出让冠名权并非对捐赠方所有品格的肯定，也并非对其事业成就的全部认可。从教育的角度看，抵及心灵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以高大全形象呈现的正面示范，有着缺陷乃至形象丑恶的负面教材也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因此，在冠名契约期内，冠名不宜轻易摘掉，如果捐赠主体“犯了事”之后立刻摘掉，反思和警醒从时间上看是短暂的、从程度上看是轻微的、从广度上看是有限的。实际上，“宋山木楼”本身可作为一个可资利用的教育载体，经深入挖掘与恰当转化，是可以让人尤其是后来者在批判反思中受到教育。对捐助方来讲，这也是一种内隐的约束和深刻的警示。如果这么做，是对大学理性的考验，更是对其勇气和胆识的考验。

四、教育捐赠文化之舆情引导与大学的社会责任

捐赠文化是慈善捐赠行为得以实施的内在动力，也是衡量一个民族道德水准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真维斯楼”事件中民众思维很活跃，但也折射出在理性和开放精神上的一些不足。大家对冠名权出让的认同程度还不高，认为“捐赠-冠名”行为存在私密交易的可能和腐败的空间，继而直接否定这一模式的合理性。此外，价值认知和价值推理尚不成熟，舆情中有大量匪夷所思的冷嘲热讽与责骂批评，这与重大社会紧急事件中，某些捐赠企业遭受的舆论处境颇为相似。［31］在舆论的纷争中，不管是公众还是校方很少看到对捐助方的感谢，也很少提及对公益精神的倡导。多年以前，博克针对此问题专门提醒过［19］299，这些问题（指大学接受捐赠）会被那些立场迥异而又对此感兴趣的人的模糊的、浅薄的想法所掩盖。多年之后“真维斯楼”的舆情中，大学依然很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人们对企业冠名高校是否会打开唯利是图的泄洪闸充满疑虑的情况下，大学组织［32］：

需要运用知识，从一定价值观念出发评论各种社会问题，反思实践过程中各种无可非议的信念、不证自明的真理，以及实践者常识性的理解，从而揭示出有可能阻碍实践进展，而一般人尚未考虑过的一些前提性条件。

校方除了说明“捐赠-冠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外，还应当引导公众全面了解与分析这一公益行为，引导大家运用理性对不当的价值认知及逻辑推理进行纠正，稀释乃至改变部分人内心深处的傲慢与偏见，不能放任捐赠方成为社会肤浅的思维认知和粗鄙的权威意识的牺牲品。这一社会责任的承担本身就是一种智识与文化启蒙，是直接服务社会这一大学职能得以发挥的重要体现，更是大学推动文明进步的领导角色所赋予的责无旁贷的担当。除了积极的舆情引导，全方位的主动回应还有助于促进大家达成共识，让师生在“知情和参与”中感受到尊重，主动回应也是维护自身与捐助方合法权益及良好声誉的应然之举。

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舆论话题的清华“真维斯楼”已渐渐淡出，2011年9月，华南农业大学接受真维斯公司捐资，并对该校学生活动中心进行冠名，华南农大校方称，华农不会出现之前清华的“摘牌门”事件，也不会迫于压力取消企业冠名，而是敞开大门欢迎这种企业与高校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然而，关于大学与企业采用“捐赠-冠名”筹资模式筹集社会资金的观念却远未达成共识。作为接受捐赠的组织，同时也是社会先进文化的发源地，大学有必要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在理念上引领我国的捐赠文化，与此同时，积极改进“捐赠-冠名”的筹资程序与现代大学的捐赠制度，只有这样，中国大学的教育捐赠之路才能更加坚实长远、通畅顺达。

参考文献

［1］刘若晴.清华四教“命名门”［EB/OL］. 新浪博客.新浪.(2011-05-24) ［2011-06-18］..cn/dpool/blog/ArtRead.php?nid=5c74d1d001017a8g&a_pos=1&vt=3．

［2］南方周末•民调中心.清华第四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调查结果］［EB/OL］.民调中心.南方周末.（上载时间不详）［2011-06-06］./vote/viewResult/250.

［3］陈晓宇，冯倩倩.我国高校的捐赠收入及捐赠人行为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1）：80-93.

［4］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AISE $28 BILLION IN 2010 SAME TOTAL AS IN 2006［EB/OL］（s.d.）［2011-10-18］..

［5］McPherson,M. S. & Schapiro，M. O. Financ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designing national policies［J］.National Tax Journal,1997 (3):50.

［6］Bok，D.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press, 2003:3.

［7］刘宝存.何谓大学精神［J］.高教探索，2001（3）：13-15.

［8］李洁，柯佑祥.大学捐赠基金运作问题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7):101.

［9］朱小梅.教育捐赠行为的伦理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3（12）.

［10］郑杲娉，徐永新.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股东财富［J］.南开管理评论，2011（2）:92-101.

［11］王芝绣．将慈善捐赠与企业经营战略相结合［J］．经济导刊，2007(4):70．

［12］卢现祥，李晓敏．企业捐赠、社会责任与经济动机――基于“5•12地震”后世界500强公司捐赠情况的实证研究［J］．经济纵横，2010(1):69-74.

［13］游士兵，黄柄南.企业捐赠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09(11):56-60.

［14］Godtrey，P.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 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4): 777-798.

［15］Steinberg, R. Voluntary Donations and Public Expenditures in a Federalist System［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1):24-36.

［16］蒋国河.推进教育捐赠事业:价值传承和制度创新［J］.江苏高教，2005（6）:27-30.

［17］蔡克勇.社会捐赠：一座亟待开发的金矿――高等学校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J］.民办教育研究，2006(3):13-18.

［18］罗公利,等.社会捐赠与大学发展――中美大学社会捐赠的对比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99-104.

［19］博克，D.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0］庄庆鸿.我为何要冠名清华真维斯楼［N］.中国青年报，2011-9-6（03）.

［21］Williamson，O.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business behavior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5):1032-1057.

［22］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5-96．

［23］张安毅.公司慈善捐赠的妥当性判断标准研究［J］.法学论坛，2011（7）:107-112.

［24］佚名.关于真维斯［EB/OL］.（上载时间不详）［2011-06-18］./about/.

［25］徐显明.大学理念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10（6）:36-43.

［26］赵琼,张应祥.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捐赠行为的比较研究［J］.社会,2007(5):41-59.

［27］Navarro,P. Why do corporations give to charity？［J］. Journal of Business,1988(1):65-93.

［28］方军雄.捐赠，赢得了市场掌声吗? ［J］.经济管理,2009(7):172-176.

［29］Cooter,B.D. & Broughman,B.J. Charity,Publicity,and the Donation Registry ［J］. The Economists’ Voice, 2005(3): 1-8.

［30］常思亮.美国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的路径依赖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0（1）：61-64.

［31］黄敏学,等，企业被“逼捐”现象的剖析：是大众“无理”还是企业“无良”？［J］.管理世界,2008(10):115-126.

［32］周玲,谢安邦.社会批判: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J］.现代大学教育，2006（2）:1-5.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校级“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项目编号：XRZZ2011025。

篇10

在水皮看来，3年前《福布斯》推出这个慈善榜的时候准备是不充分的，统计也是不准确的，但是客观的社会效果还是积极的。而并非巧合的是，由比尔・盖茨带头捐赠资产引发的包括股神巴菲特及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内的大佬们的积极影响，已经使得慈善捐赠在近几年形成了一种时尚。有人说，富豪慈善榜的出现，不管数字是否准确，多少会形成一些攀比的心理因素，对富豪们形成一些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水皮说，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让富豪们多做一些慈善，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吗?

那么，为什么《福布斯》在3年之后又取消了这个排行榜呢?是因为排行榜不权威影响杂志的声誉，是因为排行榜成为了某些人的黑名单，还是因为遇到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在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节目的录制现场，水皮碰到了《福布斯》中文版的主编周鹏。周鹏的解释有些牵强，他把慈善和捐赠作了区别，强调慈善是爱心，而爱心不分大小，捐赠是数字，数字必然有大小，慈善榜让人简单化了富豪的慈善行为，形成了量上的比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福布斯》为什么不取消美国的排行榜呢?周鹏或者言不由衷，或者有难言之隐。

如果说当初推出排行榜单准备不足的话，那么现在取消榜单的考虑也是欠思量的，客观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呢?是说中国的富豪为富不仁，要么不肯捐钱，要么上了榜单也是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更有人引申，将富豪的捐赠数字和来自普通人群的捐赠数字作了对比，得出中国慈善捐赠的主力是普通人群的结论，引起了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的一场辩论。

中国的富豪该不该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呢?水皮认为不但应该而且可以甚至必须。我们大家知道，人生来平等，这个平等指的是人权而不是能力。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按劳分配的第一次分配就会出现个人收入的差异，这种差异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可以作第二次的调节，但是依然不足以达到相应的平衡。慈善捐赠，这里主要是指富豪的慈善捐赠，就可以成为第三次道德意义上的分配。

富豪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有三大好处。好处之一，他们本来就有钱，捐赠可以体现他们的境界，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让普通人群成为捐赠主力，多少有点“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味道；好处之二，他们有影响力，捐赠的意义更多的在于能够引发社会的关注和积极响应，这方面他们的影响比普通人大得多；好处之三，他们的捐赠有力度，捐赠的数字是捐赠力度的保证。能有效地推进具体的项目，比如复明工程、希望小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