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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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投资者 投资方式 金融资产 实物资产 风险收益

一、金融资产投资

（一）银行储蓄（活期、定期）

基本概况：活期储蓄指不约定存期、客户可随时存取、存取金额不限的一种储蓄方式。定期储蓄指存款人同银行约定存款期限，到期支取本金和利息的储蓄形式。

收益：活期利率0.35%，定期年利率2.6%-4.5%之间。

风险：银行储蓄风险主要表现为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活期储蓄风险更高。

综合评价：银行储蓄收益稳定风险小，但是收益水平较低。

（二）股票

主要概况：股票是股份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公开或私下发行的、用以证明出资人的股本身份和权利，并根据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数享有权益和承担义务的凭证。

收益：在目前中国的股市，股息收入和分红不是主要收益，主要股票投资收益来自于股票出售的资本利得。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股票长期年化收益率在10%左右。

风险：最主要的是系统风险和公司特有风险，此外有流动性风险与利率风险等。

综合评价：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缓慢回升的情况下，并且受目前市场流动性缺乏的影响，中国股市基本面仍然处于低谷，上证指数近几个月呈下跌趋势，股票投资收益率下跌。

（三）债券

主要概况：国债是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企业债券是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券。

收益：国债年利率在3.72%-3.54%之间，企业债券利率水平在3.5%—8.9%之间。

风险：国债几乎不存在违约风险，但是由于期限一般较长，面临着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企业债券除了市场风险还有违约风险。

综合评价：国债风险低，但国债偿还周期一般比较长。企业债券收益率高于国债，但是违约风险也大于国债，适合想获取超于国债收益且具有长期投资目标的投资人。

（四）基金

基本概况：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在现有的证券市场上的基金，包括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

收益：基金收益包括基金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买卖证券价差、存款利息和其他收入。目前中国基金年化收益率在5%-7%左右。

风险：目前基金市场活跃健全，基金流动性高，交易便捷，故流动性风险较低；同时，由于基金具有分散投资，专家理财的特点，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其投资的风险。

综合评价：一般来说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但收益率相对而言较低；股票型基金、投资基金、信托基金等就属于高风险高收益型的投资方式。总体而言，基金相对股票来说，收益较为稳定。

二、实物资产投资

（一）房地产

基本概况：房产投资理财是利用房产产权具有可分割性的特性，投资者购买房产后，可以期望通过转让或者出租以获取差价或者租金收益。

收益：房地产投资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出租房产的收益或买卖价差减去相关的税费以及手续费。目前中国房地产投资收益率普遍在12%以上。

风险：房地产投资的风险主要取决于市场供需状况以及国家政策风险。

综合评价：在中国目前房地产的供需状况来看，房地产市场在长期来看是上涨占主导地位，但是在一些短期的节点上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呈或涨或跌的波动趋势。

（二）艺术品和古玩

基本概况：常见的艺术品投资主要包括：字画、邮品、珠宝、古董等。

收益：艺术品投资潜在收益非常高，具有极强升值功能，随着持有时间的增加艺术品会不断增值。目前中国艺术品投资收益率在20%左右。

风险：对于有很强鉴别能力的投资者而言，艺术品投资波动率和风险均较小。

综合评价：艺术品投资具有风险小、升值快、格调高的特点，但风险总是与收益并存，艺术品投资的特性决定了它特有的投资风险，即鉴赏风险。艺术品投资要求投资者具有专业的艺术品鉴别能力。

（三）黄金（贵金属）

基本概况：黄金投资包括金条、金币以及黄金首饰，以持有黄金实物等作为投资。

收益：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黄金价格总体上呈持续上涨趋势，黄金投资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目前中国黄金投资收益率在5%-6%左右。

风险：风险较小，流动性强，交易市场活跃，但存在一定储蓄风险和回收风险。

综合评价：黄金的初始投资额较高，并且短期炒作很难获得预期的收益率，只有长期持有才会有稳定的收益率。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下，黄金投资作为资金避风港，能规避目前的市场风险，并且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率。

三、总结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处于二次探底的经济衰退期的基本经济形势下，中国目前也处于一个经济的较小衰退期，作为中国的个人投资者，考虑到现有经济大环境，黄金、房地产、艺术品等实物投资方式在收益和风险方面相较于股票、债券等金融投资方式更有优势。当然，任何投资方式风险-收益的选取都是因人而异，只有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的投资效果。

参考文献

[1]向锐.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2]邓可斌.中国个人投资者证券偏好与资产选择研究[D].上海：暨南大学，2006.

[3]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八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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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目标；法律经济学；会计立法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指连接并规范所有者、支配者、决策者、执行者以及使用者相互关系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匹配的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公司的目标、行为，决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中在公司治理关系中的地位。股东、经管阶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影响最终表现为对其利益实现程度的影响，而公司会计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调节各利益相关主体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公司治理中，会计目标的实现与公司治理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会计功能的发挥与控制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由于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反映、控制和监督的功能，会计行为可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企业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方面，会计法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以来，法学界对会计法律制度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会计法律制度却明显滞后于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已有的成果也局限于公司治理结构缺陷的角度研究公司的会计行为，这种研究方法由于规范分析方法的缺失，其研究会成果对公司治理与会计立法并无多大助益。本文在分析国外有关会计目标理论的基础上，会计目标模式与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互动与对应关系进行了归纳和评析，并对我国会计法律规范的完善进行了初步构想。

二、会计目标的价值基础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会计目标是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基础，也是从法律经济学视角研究会计法律规范的逻辑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会计目标的价值基础就有不同的的认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两大法系国家关于会计目标价值基础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派学说之中，即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尽管两个学派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关于会计目标价值基础的理论观点，对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受托责任学派与内部治理为主导的“德日治理模式”

受托责任学派形成于公司制盛行之时。该学派认为，由于社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必然造就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受托经营者应当对委托者尽忠诚、勤勉的义务，会计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此种理论观点称之为“受托责任观”。在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主导会计目标价值的理论基础即是“受托责任观”。由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德日企业的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是主要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的定位必然要倾向于银行。在德日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内部控制机制对管理当局进行监控，会计的基本目标主要是反映经营者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

(二)决策有用学派与外部治理为主导的“英美治理模式”

决策有用学派是在证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该学派看来，会计目标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会计信息，因此认为会计信息是资源利用决策的基础。在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主导会计目标价值的理论基础即是“决策有用学观”。由于英美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必须通过资本市场以股票或其他证券买卖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社会资源分配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其会计目标必然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在英美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外部控制机制对公司经理层进行监控，会计就以为公司经营者的经营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为基本目标。

三、对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法律经济学评价

(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公司的法律经济学价值

如上所述，受托责任学派把会计目标定位于为公司股东的投资决策需要，决策有用学派则把会计目标定位于公司经营者的经营决策需要，两者实际上都只是客观反映了现代公司的产权特点，而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关注是不充分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会计目标如果定位于单一的主体，则构成对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双重拟制，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公司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司不仅仅是股东和经理层的事业，而且需要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这些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交易的契约关系。在这组合约安排中，公司作为他们之间合约的连接点，将这些利益相关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此，公司治理在承认和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还要权衡和调节各种利益冲突。

“效率”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公平”是指获取收人或积累财产的机会公平。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产品与劳务的供给就不可能充裕，公平也就失去了实现的物质保障。但一个公司为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它就因无法赢得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广大投资者的信赖而维持公司的高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国家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计目标的确定也要受制于现行的公法制度框架，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因此，在进行价值选择时，我们不能效率与公平绝对化，而应该在肯定公司治理机制奉行效率优先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兼顾公平的价值要求。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与会计目标定位的路径

1、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一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不是完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资本市场都不会在企业资本筹集上发挥主要作用，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仍大都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只有少部分资金从资本市场筹集。在我国市场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交易的不规范是普遍的存在的;二是股权高度集中。在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股东可以“用脚投票”来对公司的经营不善及时作出反映。然而，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还只是企业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对经营者实行外部约束的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本应在监督经营者方面起重要作用，但我国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存在着董事会地位模糊的现象，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机制缺乏必要的保障。

2、我国公司会计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

根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和会计立法的现状，我国公司会计目标应该定位为:会计人员在依法享有会计权利的前提下，有效地履行义务，创造出既忠实于会计现象又对社会有着较高利用价值的会计信息。从长期看，“决策有用观”是会计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决策有用观”是建立在完全有效的证券市场假设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证券市场刚刚发展还很不完善，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真实的会计信息需求严重不足，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障碍，会计信息失真是当前我国会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应更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即定位于“受托责任观”为主。随着中国会计环境的健全，资本市场发育成熟，并在社会经济中具有全面影响时，再逐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再定位于“决策有用观”。

四、完善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会计立法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随着公司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实践的逐步深人，会计立法的滞后与不足也逐渐显露出来。为规范公司治理，我国会计法律制度急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会计监管体系

会计监管模式可分为行业自律、政府主导以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三种模式。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国的会计监管体系应该包括会计监管立法体系和会计监管执法体系。会计监管的立法体系解决的是会计监管的法律建设问题，它是实现会计监管的手段和工具;会计监管的执法体系需要从会计监管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体现，它主要包括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对象以及会计监管范围等问题。如上所述，这种“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管体系框架是由我国公司的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模式决定的。

(二)会计监管体制

由于我国现行会计法确立的是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因而会计监管体制主要涉及到会计监管权的设定和分配。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会计法律规范之间冲突严重，极不利于公司会计目标的实现，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明确会计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诉讼机制，实行民事赔偿责任追究制度;统一会计立法，加强会计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明确监管主体之间的权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等。

(三)法律责任制度

目前的法律对于会计、会计监管中的法律责任虽然已经有了许多规定，但是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会计人员的民事责任缺位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二是司法会计制度不适应改革的需要;三是有关监管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明确。这些问题，应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立法的重要内容。

(四)会计国际化

按照国际会计规范的构成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的结构框架。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尽早实现从行业会计制度向具体会计准则的转变;二是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补充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如物价变动会计准则、施工合同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外币汇率变动影响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应能体现会计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的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会计制度的制定不仅要满足会计主体核算与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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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融资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资金配置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即社会资金配置都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市场作为一种组织是资金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交易的结合点。但从现阶段看,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脱困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改制不彻底,还未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影响了国有企业进一步获得资金的支持和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 融资方式

一、国有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

融资方式是指企业获取资金的形式、手段和渠道。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

(一)内部筹资

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是供应商的应付未付款或预收款和历年的留存盈余;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节约成本,避免同外部投资者的交涉及签署相应的条款。

(二)外部筹资

是指从企业本身以外的对象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债务融资,即通过银行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二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还可以分为间接债务融资和直接债务融资。间接债务融资是指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融资;而直接债务融资一般是指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外部筹资中的直接债务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又统称为直接融资。外部融资中如果是上市国有公司,那还包括境外融资。境外融资对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境外融资最主要的方式是境外上市,即通过在境外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中国证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企业海外新上市的数量为48家,筹资金额约70亿美元;2004年的数量为84家,筹资金额111.5亿美元,尤其是2005年,由于有交通银行、中国神华集团等大型企业,使得这一年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筹资额达到了206. 47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在海外上市的近310多家中国企业的市值已经达到了3 700亿美元,为深沪两市A、B市场可流通市值的2.39倍,其中80%都是有垄断性资源的优质国有企业。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数量、规模都呈现升级趋势,大型国企现身于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上市公司的质量普遍很高。如前几年上市的中电信、中联通,2005年上市的建行,2006年上市的中行、工行等,都是为国家创利的骨干企业。二是融资规模越来越大。2004年融资规模比2003年增长了59%,2005年比2004年几乎增长一倍。三是上市地点相对集中,美国、香港两地是国企海外上市的首选地,尤其香港已成国企境外上市的主要舞台。四是海外上市越来越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例如国务院专门制定的《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等法规。各个地方政府也分别对本地上市企业给予重奖。

二、国有企业的其他融资方式

(一)政策性融资

政策性融资是根据国家的政策,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政策性银行对一定的项目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以低利率贷款的形式,其针对性强。政策性融资适用于具有行业或产业优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通常要求企业运行良好,且达到一定的规模,企业基础管理完善等等。政策性融资成本低,风险小。目前中国政策性银行有三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以国家粮棉购销储业务为主体,以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农业建设为重点的一家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主要融资领域为城市基础设施、支柱产业等国家重大项目建设。近几年来国开行逐渐把城市公共设施领域培育成为成熟的商业领域,并不断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延伸,使经济增长由重大项目的单一拉动向城市化的全面拉动转变,配合了国家投资拉动的政策效果,成为我国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主力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我国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是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和对外承包工程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主渠道,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转贷行和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的承贷行。

(二)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和供货人的选择或认可,将其从供货人处取得的租赁物按合同约定出租给承租人占有、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为固定资产。融资租赁具备以下内涵:一是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功能;二是承租人选定拟租赁物,由出租人出资购买;三是供货方、出租方、承租方三方当事人的基本经济关系同时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同;四是租赁期间租赁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必须明确;五是租赁期满后,承租人对租赁物有购买选择权。融资租赁在国有企业融资中的优势:融资租赁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承租人无需立即支付所需机器设备的全部价款,就可利用租赁物所产生的利润支付租金。另外,融资租赁还具有对企业信用要求较低、还款方式灵活的特点。而国有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于采购机器设备,这与融资租赁方式恰好相吻合。融资租赁的特征决定了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其他融资方式相比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引进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是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与发行人具有合作关系或合作意向和潜力并愿意按照发行人配售要求与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配售协议的法人,是与发行公司业务联系紧密且欲长期持有发行公司股票的法人。我国在新股发行中引入战略投资者,允许战略投资者在发行人发行新股中参与申购。主承销商负责确定一般法人投资者,每一发行人都在股票发行公告中给予其战略投资者一个明确细化的界定。具体来讲,战略投资者就是指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拓展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致力于长期投资合作,谋求获得长期利益回报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境内外大企业、大集团。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增资扩股或出售国有股权等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达到增强企业实力、提高产品水平、扩大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目标。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国际战略投资者)所具有的市场视野、产业运作经验和战略资源可以帮助企业更快地成长和成熟起来,也更有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协同效应,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企业的收入、成本结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最终带来企业业绩和股东价值的提升。战略投资者更加着眼于未来市场的长期利益,而不像金融投资者那样往往寻求短期的投资回报。

(四)BOT和BT方融资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通常直译为“建设-经营-转让”。BOT实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BT是英文Build(建设)和Transfer(移交)缩写形式,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BT模式是BOT模式的一种变换形式,指一个项目的运作通过项目公司总承包,融资、建设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业主,业主向投资方支付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的过程。目前采用BT模式筹集建设资金成了项目融资的一种新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基础设施投资的银根压缩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筹集建设资金成了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原有的投资融资格局存在重大的缺陷,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建设企业及其关联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阻隔,资金缺乏有效的封闭管理,风险和收益分担不对称,金融机构、开发商、建设企业不能形成以项目为核心的有机循环闭合体,优势不能相补,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流动与运用。政府根据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对项目进行立项,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筹划报批等前期工作,将项目融资和建设的特许权转让给投资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根据项目未来的收益情况对投资方的经济等实力情况为项目提供融资贷款,政府与投资方签订BT投资合同,投资方组建BT项目公司,对项目进行融资、建设、并承担建设期间的风险。项目竣工后,按BT合同,投资方将完工验收合格的项目移交给政府,政府按约定总价按比例分期偿还投资方的融资和建设费。BT模式仅适用于政府基础设施非经营性项目建设;政府利用的资金是非政府资金,是通过投资方融资的资金,融资的资金可以是银行的,也可以是其他金融机构或私有的,可以是外资的也可以是国内的。

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情况为:境内股票融资额为8 983.46亿元,占境内股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三者的比重为5.21%;银行贷款融资额为161 299.98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93.59%;企业债券融资额为2 063.49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1.20%。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不断完善的债券市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

参考文献:

[1]曹斌.中国筹资现状简析.经济师.2008(6):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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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选择定位

财务管理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根据摩根士丹利最新的2009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经济基本面还将进一步恶化，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已经调低了对2009年经济的预测，这意味着企业资金链吃紧的状况短时期内将无法得到缓解，更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企业中的财务管理目标定位。那么如何在当前全球遭遇经济危机的新形势下，慎重的对待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仔细的分析甄别，做出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选择呢？让我们从企业的财务管理现状谈起。

1.财务管理的现状及其在现代企业中的核心地位

1.1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企业财务工作，或者准确地说企业财会工作包括两部分：一是会计核算，二是财务管理。会计侧重于核算，财务侧重于管理。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迫使用于指导会计核算的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在过渡期新旧两种核算理念、两种核算方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会出现在会计核算的确认、记量、记录及报告的全过程中，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便是各种各样的会计核算问题。找到并分析这些问题，对顺利实现国内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进而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信息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企业的构建，企业财务管理的内涵、外延、功能及其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强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得以保证和实施的重要环节。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趋势虽然使得国内企业对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但认识并不意味着重视；此外，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企业整体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水平比较低，常常因核算问题、内部控制、筹资、成本、税收、业绩考核等问题使企业面临财务困难，所以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也有必要对企业所面临的突出的财务难题进行分析，逐步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1.2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中的核心地位

企业的财务管理通过价值形态对企业资金运动进行综合性管理，渗透和贯穿于企业一切经济活动之中，企业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配，都与财务管理有关，因此，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企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财务管理首先，财务活动是企业一切活动的基础，涉及产、供、销各个环节，为其他管理提供准确资料。财务管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保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已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次，通过核算，分析，对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财务管理也就是企业谋求效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只有正确的财务政策，用规定的财务处理方法去规范我们的财务行为，才能从会计信息的反馈中找准在生产与流通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堵塞漏洞，从生产管理转向内部财务管理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

2.财务管理目标概述

2．1财务管理目标的含义及特征

2.1.1财务管理目标的含义

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是在特定的经济体制和财务管理环境中，通过对企业财务工作的科学组织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所要达到的具体标准，是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

2.1.2财务管理目标的基本特点

第一，财务管理目标具有相对稳定性。人们对财务管理目标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但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的根本目的，对财务管理目标的概括凡是符合财务管理基本环境和财务活动基本规律的，就能为人们所公认，否则就被遗弃，但在一定时期或特定条件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保持相对稳定的。

其次，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多元性。多元性是指财务管理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适应多因素变化的综合目标群。现代财务管理是一个系统，其目标也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构成体系。在这多元目标中，有一个处于支配地

位，起主导作用的目标，称之为主导目标；其他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对主导目标的实现有配合作用的目标，称之为辅助目标。

第三，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层次性。层次性是指财务管理目标是由不同层次的系列目标所组成的目标体系。财务管理目标之所以具有层次性，主要是因为财务管理的具体内容可以划分为若干层次。财务管理内容的这种层次性和细分化，使财务管理目标成为一个由整体目标、分部目标和具体目标三个层次构成的层次体系。整体目标是指整个企业财务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整体目标决定着分部目标和具体目标，决定着整个财务管理过程的发展方向，是企业财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部分目标是指在整体目标的制约下，进行某一部分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财务管理的部分目标会随整体目标的变化而变化，但对整体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具体目标是在整体目标和分部目标的制约下，从事某项具体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具体目标是财务管理目标层次体系中的基层环节，它是整体目标和分部目标的落脚点，对保证整体目标和分部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财务管理目标多元性中的所谓主导目标和财务目标层次性中的所谓整体目标，都是指整

个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提法。因此，这两个目标应是同一的和一致的，对企业财务活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可以把它们统称为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基本目标在财务管理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当人们谈到财务管理目标时，通常是指基本目标。财务管理目标的稳定性、多元性和层次性是财务管理目标的基本特征。研究这三个特征对确定财务管理目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2影响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

2.2.1管理决策因素。资本结构是所有者权益和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资本结构不当，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效益，增加风险，甚至导致企业破产。使企业的总价值最大，就是要寻找一种最佳的资本结构，揭示资金成本、财务杠杆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确定最佳资本结构所采用的工具应该是“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用该方法可检验各项融资计划在不同的息税后盈余（EBIT）水平上对每股净收益（EPS）的影响。当EBIT数额超过其无差别点水平时，财务杠杆作用较强的计划将产生较高的EPS，反之，当EBIT数额低于其无差别点水平时，财务杠杆作用较弱的计划只能带来较低的EPS。另外，未来增长率和销售的稳定性、商业风险、管理当局的控制能力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态度，也将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在确定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同时，也应一并考虑。

投资报酬率与风险。企业的盈利总额并不能反映股东财富，在风险相同的前提下，股东财富的大小要看投资报酬率。企业为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在面临众多投资机会时，往往通过资本预算来作出长期计划决策。

2.2.2外部环境因素。企业外部环境是企业财务决策难以改变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企业要更多地适应这些外部环境的要求和变化。

法律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手段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将受到法律的具体规范，无论是筹资、投资还是利润分配，都要与企业外部发生经济关系。目前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休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企业组织法规、财务会计法规、财政税务法规等等。财务工作人员应该了解、熟悉并掌握这些法律知识，做到有法可依，在守法的前提下完成企业理财的职能，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经济环境。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体制改革的相关措施也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企业能够正确地预见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对理财决策大有好处，国家对经济的优惠、鼓励和有利倾斜，企业如果认真加以研究，按照政策行事，就能趋利除弊。

此外，商业竞争、通货膨胀和利率波动等外部因素，都将对企业的销售收入、存货库存、设备添置、债券投资等方面产生严重影响。为实现企业财务管理之目标，企业必须及时调整生产经营，适应经济政策，以迅速提高应变能力。

3财务管理目标优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3.1财务管理目标的历史研究。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一直是国外财务学者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近些年我国财务学者也尽力探讨，力求找到既能符合财务活动的内在要求，又能衔接国家财务管理目标，并能满足企业各经济当事人经济利益的要求，实现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居主导地位，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部分，其目标是使全社会财富增长。不仅要有经济利益，而且要有社会效益；在发展企业本身的同时，考虑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影响；有时甚至为了国家利益需要牺牲部分企业利益。并且，我国证券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确定“股东权益”。把“股东权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既不合理，也缺乏现实可能性。而把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则显得更为科学。

但是，用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如何计量便成了问题。为此，现在通行的说法有若干，其中，以“未来企业价值报酬贴现值”和“资产评估值”具有代表性，这两种方法有其科学性，但是其概念是基于对企业价值的一种较为狭隘的理解上的。企业是社会的，社会是由各个不同的人构成的，企业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对企业本身增值的作用上，而且表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表现在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的贡献一。所以企业财务目标的制订，既要符合企业财务活动的客观规律，又要充分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情况，使之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那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衡量指标应该以相关者的利益为出发点。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企业理论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比如股东、政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甚至是社区居民，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3.2新形势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那么如何在当前全球遭遇经济危机的新形势下，慎重的对待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仔细的分析甄别，做出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选择呢？

新形势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为：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依据、市场竞争为导向，力求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所有者（股东）财富和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首先，它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由企业来组成，企业由所有者、经营者和广大职工来组成，各企业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三个经济利益主体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目的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企业财务管理终极目标，就是要使组成企业的各个经济利益主体都富起来。其次，它符合统一性特征。它直接明确企业的目标由企业所有者（股东）目标、经营者目标和职工的目标来组成，主张三个利益主体通过协商使各自的目标统一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之下。第三，它符合货币性特征，均可用货币量化，便于分解。第四，它符合明晰性特征，概念清楚、表达准确、没有疑义。第五，它符合可控性特征，如果将所有者（股东）财富量化，可用每股收益、股利支付来表示，所有者财富和人均收入指标都是财务管理可控的指标。综上述，将它作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不仅如此，如果把它作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还可以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的利益制衡机制，解决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的统一问题。对于解决我国企业存在的隐性收入问题也会有所帮助。

结论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体现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割和价值分配关系。从理论概念的角度来考虑,作为目标,必须服从于本质。财务就一般本质来讲,应力求保持以收抵支和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减少破产风险,使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地生存下去,并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合理、有效地使用资金使企业获利。财务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企业目标决定财务目标,企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决定财务管理目标的趋向与最终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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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公司法改革的社会转型背景

社会的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二者的结合，构成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⑴，所以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变革。我国社会转型采取的是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经济变革

从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变革从政治决策开始。1978年的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时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与之相对，我国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划分成探索发展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⑵ 相应地，改革的核心分别是：第一阶段，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二阶段，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阶段，朝着市场取向的改革继续迈进，建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在制度层面，一系列民商法律和经济法律相继出台。特别是《民法通则》、《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等的相继颁布实施，对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发挥了保障和促进作用。如果说，1993年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促成了《公司法》的出台，那么十年后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两大论断，消除了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障碍和误区，是改革理论的创新，打开了制度创新的空间。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解决了在公司法人财产权问题上的分歧，使公司法律制度建立在更为坚实完善的经济制度之上，将有力推进我国公司法制的改革。

（二）政治变革

以法学家的眼光观察转型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私权利、觉醒了，而公权力却仍然维持着很大的干预和控制力。这就造成了转型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3）政治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还权与民”，通过压缩公权的空间，扩大私权的范围。

在社会转型时期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变革的目标，其核心主题是实现政治体制功能的战略性调整。（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职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的政府在朝着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方向发展。政府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旨在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上不仅强调“以法治国”，还要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做到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陆续颁布实施即为明证。

政府职能转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将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有益的公共政治环境。同样地，对做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的公司的准入、运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将调和利益冲突、调解社会矛盾和体制创新纳入法治的框架是发展的方向。（5）因为有效的机制是是利益冲突调解的结果，是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磨合出来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以法律来稳定这种机制即是法治演进的应有之意。

（三）社会变革

社会生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转轨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当前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机构及社会身份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中国社会正从“熟人社会”转变出来。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人的生活陌生化，使得人们自我约束减小，人的行为随意性将增大，这样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作出“熟人社会”所不敢做的行为；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趋势相当明显，反映出社会运行机制及其规则的变化；加入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市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要与发达国家的规则接轨，从而加剧了对社会生活相关方面的影响；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政府权力的收缩和民众权利复归推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充分发育。现代公司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缩影，社会生活的上述变化，必将反映到做为市场经济舞台上重要主体的公司中，深刻影响公司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四）文化变革

中国社会转型还体现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的变迁。在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历史上“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民众的逐利欲望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而这种欲望一旦在市场经济条件释放，便得到空前的膨胀与张扬，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价值呈现多元化。与此同时，现实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出诚信观念淡漠和伦理价值缺失。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技术急剧扩展增强了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企业的运行方式。此外，由于传统惯性历久不衰，在国人思维方式上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依然存在。如果说公司企业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文化的变迁势必反映到公司法制的改革之中，因为文化是法律差异的根源。

二、社会转型背后的“经济学帝国”及其对法制改革的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来自经济变革，经济变革由政治决策直接推动，经济学家对政治决策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是其他学科的学者无法比拟的。在当代社会，经济学所谓显学，出现“经济学帝国”景象，并对社会转型发挥重要影响。

（一） 经济学家的话语强势

当我们言及经济学帝国主义时，大多指一些经济学家从事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主动利用了一些由经济学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命题或分析进路，甚至指主流经济学的量化模型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扩张趋势。（6）无论在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法学甚或是其他学科都面临着来自经济学家的挑战。1992年，贝克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使这一扩张达到了最为尊荣的一步。贝克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学问题：犯罪、家庭、婚姻，人口、种族歧视等，将社会学纳入了经济学研究范畴。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又从宏观层面将历史研究、甚至社会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都囊括进入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在法学领域，尽管无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微观经济学对法学以至法律实践的影响，至少在美国，甚至超过了上述学科。无论是传统的普通法领域，还是近代以来的政府规制，无论是宪法理论还是程序法，甚至司法体制都经过了经济学的分析。科斯、布坎南等人在法学界有着重大影响，而波斯纳早在1973年就一手对美国的几乎全部法学领域进行了经济学的重构。（7）一大批法律经济学学者已经进入了从联邦最高法院以降的各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法律经济学从纯学术研究进入了司法实践。

这些年国外经济学学说和经济思想的不断引入，使中国的经济学也向各个领域深入。在学术界，大量包括经济学散文和随笔在内的经济学文献，使得许多年轻学者从思维方式到日常术语都有明显的变化，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囚徒困境似乎是最便利的分析概念或模型之一。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说法在包括经济学界本身的许多学术人士中传播起来。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直接参与党和国家的决策，把学术观点转变为政策，对社会转型施加影响，表现出强势的话语权。

（二）经济学家为何关注法律

近三四年来，经济学家非常关注法律和法治问题。2002年7月，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成立了上海法律和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为什么要研究法律？这里面有深层次的原因。（8）经济学家最终关心的是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法律问题时，他更关心的是这样的法律、法治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什么。经济学最初研究资源配置、一般均衡理论、价格制度，后来人们发现价格是很重要，但经济要运行好，价格机制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这便有更深一层次的企业和产权因素。产权重要是因为对人的激励是很重要，不管价格对不对，没有好的产权，就没有激励，而没有激励人们就不投资、不干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所以才有产权激励。再进一步，产权、企业和公司治理结构从何而来？进而发现，不同的法律体系会导致不同的产权界定、执行、保护和合同的盛行以及市场秩序的建立。理论的一层层深入与我国改革进程非常相吻合。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考虑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最时髦的说法是管理，我们中国经济不行、企业不好是因为管理不好，到80年代末后期时就提出了产权问题。到了90年代，诺斯、科斯等人的学说引进后，发现更深一层的是制度问题，不仅是产权，还牵涉到整个制度环境，其中包括政府。那么，到了现在又上升一层，它是法律的问题。国外经济学界过去的十多年里，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研究法律、研究法治成为比较制度经济学中的热门。为什么相当多的优秀经济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来自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却都集中在探讨法律法治问题。如此看来，这不仅是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全世界共同的通性。所以，不管哪个经济学流派，人们发现都逃不开法律、法治这样的问题。这是学科发展自然深入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关注法律是好事，不仅因为他们的思维可以带来法学研究新视野和新气象，更关键的是目前他们在决策层面的话语权对法律改革的推动比法学家大的多。

（三）以创新的法学理论推进公司法改革

解析“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9）

“法律的经济分析”与传统法学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研究方法的差异并没有改变“法律的经济”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的均衡诉求。（10）均衡是个借自于微积分理论的数学概念，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

具体到我国公司法学的研究，有人尖锐地指出其尚停留在介绍性质的本科课程的初级水平。此话虽然刻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公司法学科研究的问题。对文献的抽样统计分析表明：大量著述内容是对境外公司法学成果的介绍引进和评述，对国内公司法问题进行原创性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研究深度上就事论事多，联系社会生活进行深入分析论证的少；研究偏好于热点及时髦话题，对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全面深刻研究的不多。公司法研究低层次、低效率的现状若不尽快改观，对公司法制改革有害无益。

凯恩斯曾对指责经济学家的人反驳说，很多人都觉得经济学家的想法是没有用的，只有利益是重要的，但是蹩脚的政治家做决策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过是几个世纪前更蹩脚的经济学家的某些训诫。这里讲的就是知识的力量。推动公司法改革的力量是多方面的，而来自于知识的推动力量至关重要。拓宽公司法学的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进行公司法研究的理论创新，是积蓄力量的好办法。

三、转型背景下公司法制的困境检讨

从“法律的经济分析”角度观察，法律做为稀缺资源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相比，转型时期的公司法律制度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公司立法的质量、规模、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公司方面的法规规章过于泛化，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立法和法律的执行是利益相关各方的博弈，立法和法律执行的过程就是利益衡平的过程，其结果是达到法律及其执行的动态平衡，进而实现效率目标。公司制度供给的不足，使博弈各方权利边界模糊，法律的激励功能萎缩。行政执法部门权力膨胀，缺乏有效的制衡，造成权力滥用，严重影响其他参与方的积极性；股东和公司守法的成本高于违法成本时，受自利性动机的驱动很容易越过法律的边界；司法机关在法律依据不明确时，选择不受理或审而不结的做法，影响到审判效率的提高。鉴于现行的低效率公司法律制度使得公司运行和经济运行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因此，改革公司制度促成制度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均衡是当务之急。

（一） 立法造成的窘境

《公司法》立法时没有实践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客观上由于当时我国公司法实践较少、理论研究薄弱、从起草到出台的时间仓促等原因，加之主观认识上的局限，尤其是受我国社会转轨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影响，1993年《公司法》虽然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立法成果，却以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为立法的参照系，造成立法观念陈旧、可预测性差、法条过于原则、法律漏洞多、可操作性不强等缺憾。（11）最为突出的就是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实践中，上市的股份公司由于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掏空”却不能及时制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弄虚作假、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却没有相应的制约和救济手段。为此，必须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对包括独立董事、民事赔偿在内的董事制度、监事制度、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制度进行补充，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时，与公众公司相关的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定、关于累积投票制的规定、关于股东诉权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法损害赔偿救济的规定、关于董事、经理诚信义务的规定、关于股份有限公司以私募和定向发行方式增资的规定等都没有规定。虽然在1999年为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公司法的两个相关条文进行修改。由于此次修改未做深入论证，加之仅涉及个别条文，学者评价不是很高（12）。

（二） 司法中的窘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法院遇到各类公司诉讼案件也逐年增多。（13）主要涉及以下四类纠纷案件：第一类是公司设立纠纷。公司设立过程中，经常发生因发起人出资不实引起的纠纷，公司设立失败引起的纠纷，公司成立后因不符合设立条件被否定法人人格引起的纠纷等等。

第二类是股权转让纠纷。一般涉及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公司以外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复杂的民事关系。这方面的纠纷主要有：因转让的股权存在着瑕疵引发的纠纷；因挂名股东、隐名股东、显名股东转让股份引发的纠纷；因干股或空股、技术股等转让股份引发的纠纷；关于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等。第三类是股东权益诉讼。主要有：股东请求检查公司账簿纠纷，股东表决权纠纷，股票优先购买权纠纷，请求分配股利纠纷，请求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纠纷，请求公司对转让的股份予以登记纠纷，请求解散公司进行清算纠纷，不实信息买卖股票的损害赔偿纠纷等。 第四类是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诉讼。如集团公司内部母子公司相互控制，相互投资引起的人格混同，母公司对子公司采取不当控制，子公司历来作为母公司的组成部分存在，母子公司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商业条款，擅自转移利润或风险逃避债务等情形，法律关系异常复杂，相应的规定亦应当明确。

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由于对上述四类案件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审判机关在立案、审理等环节无法可依，面对当事人的诉求，进退维谷。司法实践的窘境急需公司立法做出积极回应。

（三） 执法的窘境

移植法律至少有三个变数：移植的法律是否适应移入国的实践；移植的法律本身在发生变化；移入国的实践也在变化之中。据此结合公司立法现状推之，我国现行法的一些条文不符现实情况，无法执行。与之相对，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又与法无据。造成了，行政部门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行政部门颁行众多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规则，其内容超越上位法律，出现行政机关“造法”的反常情况。比如，关于发起人人数的问题，公司法第75条规定，股份公司应当有5个以上发起人，但对发起人的上限数量没有规定，以致于在实践中，常被一些人钻空子，出现了发起人多达数千人的情况，公司在发起设立时形成变相的公开募集，变相非法集资。如不对此加以限制，将会产生不利的后果。通过制定法规或规章予以规范，则会发生下位法规规章效力越位的情况。

（四） 守法的窘境

守法不仅指公司法相关主体依法行事，更包括利益相关方依法维护和获取利益。公司法的一些原则性规定由于缺少具体内容，而使守法者陷入窘境。现行公司法中对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但是在实践中，不少公司为分散风险、支配更多经济资源或拓展业务领域，迫切需要设立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其他企业。过度限制转投资行为，会使很多公司丧失市场机会，不利于企业的经营转型和跨地区、跨行业的战略重组。公司法还对股票回购及高管人员任职期间股票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不利于提高高管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公司激励机制的建立。公司法关于股票发行条件在时间和盈利方面的要求标准过高，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便利融资，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再譬如公司法104条规定，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这是公司法赋予少数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但是，缺少这一请求权的具体内容，如持有股份多长时间才有资格请求，采用何种请求方式方为正当，提出请求而不被采纳如何救济等等。因此，一旦少数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遇到困难，就很难得到妥善解。又如股份转让制度，为了维护证券交易市场的秩序，强调股份转让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这一设计的用意是良好的，但无记名股份在哪里交易却没有明确。再以监事会为例，它作为法定的监督机关，公司法虽规定了它拥有财务监督、合法性监督和妥当性监督的职权，但缺少实现其监督职能的充分条件。（14）实践中其监督手段、监督无效补救等均系空缺。

四、以公司法改革推动社会转型进程

（一）改革公司法以推动社会转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游戏规则 ，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法治。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起促进作用。法治是从两个方面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15）这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来操作，起到其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如果没有法治的这两个经济作用为制度保障，产权从根本上说是不安全的，企业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市场不可能形成竞争环境并高效率运作，经济的发展也不会是可持续的。近年来，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影响是法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正在成为国外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过去，制度经济学往往流于泛泛地论述法律和法治对经济的影响。这些年来，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经验实证方面研究都有很大突破。在理论方面，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合同论、信息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对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做了比较准确的并与主流经济学接轨的分析。在经验证据方面，经济学家也已经具体地定量研究不同法律体系、不同类型的公司法、证券法和对金融及其它市场的规制（regulation），对公司融资、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市场发展、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的结果大都表明法治和适当的规制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情况下，缺乏法治和“过度规制”（excessive regulation） 往往是窒息经济活力和妨碍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这些最新研究取得了两大进展：一是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都具体化了，超出了泛泛论述的旧的研究方式。法治为何有作用以及不同法律规定为何产生不同结果，既取决于政府和经济人的自身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受制于文化、历史等诸方面的因素。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用主流经济学中的工具来分析，由此产生的理论也可以用系统的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检验。二是发现许多过去研究的某些制度因素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法治和法律因素。比如在转轨经济中，产权的不安全性往往比资本市场的缺陷对企业发展的阻碍更大。又比如在没有法治的保障条件下，市场很难长期持久地保持自由开放。通过对我国公司法弊端的改革，确立公司法治，规范经济人的行为，约束政府行为，确保产权安全，使公司企业真正独立自主地运营，形成有序高效的竞争环境，对经济转轨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二）公司法改革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公司法改革，必须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定现实。以下几重关系应妥善处理：

1、公司法变革与“内生性法律”的关系

比较制度分析是近年来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主要比较近现代东西方社会市场秩序及其内在制度规则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近期有学者在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下，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内生性法律理论”，也就是说法律制度“并非是不变的、外生性的要素，它以市场参与者自我约束性的博弈均衡形式内生地生成，并对上述均衡与行为模式加以强化、巩固”。（16）从内生性法律理论来看，通过修改法律制度去强制性地改变各类主体行为的做法不会有多少效果。重要的反倒是应该要看清在市场行为模式没有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存在的、自我约束性最优均衡是否已经形成，既对现存法律制度是否阻碍了市场最优反应作出判断。这是因为，均衡作为市场自身的最优行为模式，与法律制度之间经常会发生背离，对这种背离的判断是最关键的。强行地改变法律制度，以此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结果将是“强扭的瓜不甜”。这一分析为我们思考公司法律制度与经济体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其重要意义在于，不是按照行政的意志，而是按照市场和企业的意愿来推进公司法改革。与之相联的是公司法上的强制与自治、企业中心与社会中心关系的处理。

2、法律移植、“路径依赖”与综合变量的关系

“路径依赖”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制度的重要性固然不容置疑，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制度只不过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函数中的主要变量之一，而不是变量的全部。法律移植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手段。进行法律移植时既要考虑制度的适应性、已有制度的惯性，还要看看影响法律改革的其他因素。与此相联的是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公司制度是一系列制度的有机整体，并非仅指公司法典。公司法改革对功能相近和功能互补的制度应在更宽泛的边界内调整和充实。所以在公司法改革过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怎样制定出“良好的”法律以及发展必要的制度和规范来维护这些法律？第二，法律是否应该都是强制性的。政府在法律实施、调查和维护法律的确定性方面或许有自己的优势，然而，政府的强制干预常常较慢，易出错误，而且受制于公共选择的压力。（17）让公司享有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选择的自由与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之间关系密切。同时持续的竞争压力——不管是通过产品、金融还是通过监管竞争而产生的——至少提供了一种与更具强制性的监管建议同样有意义的政策方法。一个有借鉴意义的事件是，日本2003年4月通过新的公司法，允许公司选择使用两种而非单一的公司管理体系：第一个选择类似于美国模式，这些公司必须成立主要由外部人士组成的一些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任命CEO，监督会计政策，确定和调整薪酬等等。另一个选择是经过修正的传统日本模式。成立审计委员会监督财务问题和董事会，后者必须包括很大比重的外部董事。这体现了一种新的公司治理模式，这说明日本走向了多样化的公司管理体系。（18）在公司治理的结构方面，很多公司的所有权并不是集中的，而是分布在中小股东手里，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下降了。在过去的十年里，银行影响力的下降给日本的公司治理带来了某种真空，目前法律正在调整以适应这种状况，通过在公司治理中加大外部人的影响力度来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效率。

3、效率、自由与公平

效率既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在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和突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标准，即以效率为标准来研究在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为权利而斗争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是“公平”、“正义”，而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非常多的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法律经济学在研究中所运用的经济效率标准，主要的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效率标准（Kaldor－Hicks efficiency）。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必须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自由、公平也是法学和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传统法学和传统经济学关于自由问题的文献浩如烟海。从市场经济、法治与政府关系的角度观察，自由、公平则会有新的涵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虽然现货交易和人格化交易仍然在相当的范围内进行，“非人格化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成为重要的交易方式。在这种交易中买卖双方不一定熟悉对方，甚至都不认识对方。因此仅靠双方信任而完成交易往往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第三方（通常是政府）来公平地执行合同。同时，虽然政治与经济仍然密切相关，政府与经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保持距离型”（arm‘s length type）。（19）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法治。这里法治的含义超出经济范畴，其本身也有独立的平等、正义和公正等价值标准。法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两个作用：一是约束政府，即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这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情况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来操作。如果说法治的第一个作用往往意味着放松规制（deregulation）的话，那么其第二个作用往往意味着引入某些规制，其目的既是在确保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正。正是通过法治的这两个经济作用，现代经济在制度上确定了政府与经济人（企业或个人）之间的保持距离型关系。这是现代经济发展有活力、有创新，而又可持续的制度基础。法治的第一和第二个作用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以第一个作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政府行为受到约束而与经济保持一定距离时，政府才可能成为不偏向的第三方来支持和增进市场的有效运作。有些人反对政府的干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就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是完美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法治的第一个作用不能保障时（即当政府不受约束时），政府干预市场时难免滥用权力，结果反而降低市场运作的效率。显然，政府规制市场需要受到法律约束（比如政府不可以随意定义什么是不正当竞争，也不可以随意指令什么经济活动需要被政府管制），以防止过度规制。然而，法治的第一个作用（即约束政府）和第二个作用（即约束经济人）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常会存在矛盾：一方面，赋予政府过大的权力去约束经济人往往导致政府滥用其权力；另一方面，过度约束政府又可能会削弱其支持和增进市场的积极作用。

在公司法改革的讨论中，降低公司准入、变更和运营成本，提高公司设立和运营效率，已有共识。但在公司自由和社会公正问题上存在一些过于绝对的倾向。依前面所做的分析，现代市场经济在制度上确定了政府与企业或个人之间的保持距离型关系，是现代经济发展有活力、有创新，而又可持续的制度基础。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公正都是政府与公司的距离太远和太近的结果，所谓公司自治过度和政府过分强制，其失衡势必造成公司运营乃至市场效率低下。

（三）公司法改革的原则

1、 渐进原则

转轨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特征，不确定因素太多。渐进式改革，也使得法律改革不可能采取突变式的做法。有学者认为公司法修改可以有三种选择。（20）所谓大规模的公司法修改，应是在总结我国经验和广泛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改造现行法的结构，对条款进行彻底修改。所谓中型规模的公司法修改，应是在总结经验和比较广泛地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在不彻底改造现行法的结构的情况下，就公司法既有缺陷和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之处，对公司法条款作较大修改。这种模式的典型，是“专利法”的修改。所谓小规模公司法的修改，指仅修改公司法的某些个别条款。如1999年对公司法的修改，就属于公司法的小修。从现行公司法的现状和市场经济发展、公司运营的要求而言，小规模修改公司法不能满足要求，不可取。大规模的公司法修改，无疑最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司运营的要求，但耗时太长。因此，现今仅可采取中规模修改公司法的模式。

2、释放公司自治能量，鼓励适度自由竞争的原则

现代公司法的重要特色是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的保障，开拓民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空间。公司法改革必须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实际上也是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和公司竞争的需求。政府的适度介入，减少公司进入市场的限制、降低投资门槛，造就在资本流动的优势环境。

3、走向一个更大的任意性规范体系

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赋予企业更大的自由权利，在公司法律规范中就要尊重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建立一个更大的任意性规范体系。（21）法律法规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公司章程中规定，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均应视为有效。公司法中究竟哪些是强制性规范，哪些是任意性规范？处理这个问题首先应区别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应有更多的强制性规范。其次要区别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应当有更多的任意性规范。例如在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上，在公司意思机关的设立及权限、法定代表人、表决程序中涉及章程修改、少数股东利益保护等方面应是强制性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其他方面应当允许在章程中作出具有各自公司特点的规定。

4、以资本真实为灵魂

对于做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公司来说，市场经济的行为从法律上概括有两大行为：投资行为和交易行为。（22）公司法是投资行为的法律规定，合同法是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定。公司本身是作为资本性质的，只以资本作为信用，以资本的多少和公司资产的多少来承担责任，所以公司法的灵魂是资本真实。只有资本真实，才谈得上公司治理、中小股东的保护等问题，所以，不论从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的角度，公司法应明确出资者的责任，规制虚假出资和抽逃资本行为，完善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相应规定。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页。

（2）桂世镛张卓元：“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实践与理论创新”，《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2日第16版。

（3）江平：“转型期的中国法治”，2003年12月20日在《经济观察报》2003年“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4）刘世军：“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2000年第1期。

（5）樊纲：《驾驭脆弱的世界》（盛洪主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演讲系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6）朱苏力：“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所写的书评。

（7）同（6）。

（8）钱颖一：2003年7月11日在中信出版社《比较》论坛上的演讲。

（9）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文版译者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

（10）史晋川：“法律经济学述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03年第2期。

（11）叶林：“关于我国公司法的基本评价和修改建议”，《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12）冯果：“变更时代的公司立法??以台湾公司法修改为中心考察”，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2002年3月《全球竞争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论文集》。

（13）诗桐，“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公司法司法解释起草工作”，《法制日报》2003年2月19日。

（14）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公司法面临的转变??公司法修改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2002年3月《全球竞争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论文集》。

（15）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16）鹤光太郎“用”内生性法律理论“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体系”，吴敬琏主编《比较》第8期，第126页。

（17）斯蒂芬。崔：“法律、金融和路径依赖：发展强大的证券市场”，吴敬琏主编《比较》第8期，第159页。

（18）清木昌彦：2003年8月29日在中信出版社《比较》论坛上的演讲。

（19）钱颍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钱颍一：“政府与法治”吴敬琏主编《比较》第5期，第9页。

（20）同（17）。

篇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生产要素；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25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043—05

党的十报告要求“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而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既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市场主体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任务。为此，本文着重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搭建农村要素交易平台、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力图寻找一条城乡土地、金融、人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平等交换的新路径。

一、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造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属于镇、村或居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是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建立现代企业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让农民按份享有集体资产收益，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第一，现实中的农村矛盾倒逼改革。当前，在城市化过程较快地区和城镇周边地区，面对大量承包土地被征收、征地补偿费在集体成员中的分配资格和份额、村干部“暗箱”处置集体资源资产、外来工商资本侵占土著居民权益、物业性房屋租金上涨较快、撤乡并村和“村改居”等现实问题，广大农民在新一轮利益分配格局中却常常缺少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造成干群矛盾大、群众怨言多，也影响着基层政权的稳固，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解决路径。从成渝、苏沪、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经验看，在明晰集体资产归属的基础上推行股份制改革，让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资产的“虚化占有”转变为“按股共有”，进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效规范集体资产收益的“二次分配”，大幅增加农民的红利性收入，是新型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改革。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首先要求产权清晰、流转顺畅。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三化”协调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还没有最终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农村的“市场经营主体”培育工作较为滞后，统筹城乡的市场化机制还不够健全。我们姑且不论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民营主体在资产不明晰、运作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方面的“空壳子”问题，只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尴尬”困境。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政经不分”。依照法律政策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行政村、居民组并没有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干部既是“父母官”，负责社保、计生等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也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集体资产，这种政经不分、企事不分的村级治理体制，是集体资产流失和收益降低、农村干部的制度温床。二是村委会不是市场经营实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是独立行使经济管理职权的组织，但95%以上的村功能虚化弱化，村委会代替集体经济组织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明晰集体资产家底，持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集体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所有权证、集体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证等证书，并可根据需要到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抵押登记，需要到工商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接受《公司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税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监督管理，照章纳税，规范运作。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时的资产界定、股民界定难度较大。复杂多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构成、股份构成、资金构成，可能难以符合工商、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要求。同时，现行法律对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是模糊不清的，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本村村民，不一定是享有集体资产收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明确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迫在眉睫，这不仅是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及分配纠纷、宅基地使用权资格纠纷等农村矛盾的前提，更是推进户籍与土地权益分开、解除土地对农民进城束缚的重要任务。

第三，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改革。党的十要求“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这为化分散农户的单打独斗，为全体村民的抱团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农村“六权”确权颁证完成、农村资产处分权能充分、村级集体公司注册设立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村级集体公司应着手编制行政村产业发展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并且可以“乡镇企业”名义申报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项目建设，而不需要将集体土地转征国有。当资本缺乏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募集本村股民资金、外来人员资金、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到银行融资等增量扩股方式，来破解资金问题。当本村力量薄弱时，还可以通过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方式，与其他村、镇集体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新的社区股份合作社等经济实体，共同投资开发项目，抱团竞拍国有土地，建设标准化厂房、商铺、职工公寓、专业市场等物业资产，每年按股份分红，走出一条股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新路子。

二、建设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取得的城镇化、工业化成就，是建立在“三农”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基础上的。当前，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由于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虚置性——表面大家共有、实则人人无份，由于农民拥有集体资产的残缺性——农民缺乏处分权以及抵押、担保、转让等权能，加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封闭性——成员身份只限于原住民，产权只能在本组织内转让，不能满足城镇化、一体化的开放性体制要求等等，广大农民依然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具体体现在：

一是农民手中没有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的权属证书，特别是承包地权证与土地、账簿互不对应。河南济源市平原地区承包土地规模化流转率已达60%左右，但90%以上为村组集体二次发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自主流转权。二是农民不拥有对产权的充分处置权，宅基地、房屋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买卖，外村村民不能购买，城市工商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市场；农村承包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客观现实，导致承包关系极不稳定，影响着现代农业的长期投资积极性。三是农民不拥有市场定价权，许多愿意出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很难将信息公开出去，而反租倒包给村集体后，流转价格常常低于真正的市场价值。四是农民集体不拥有集体建设用地的开发经营权，城市郊区农民的土地基本上被政府以修建市政设施、工业项目、城市新区占地等名义进行低价收储、拍卖，将广大农民排除在新一轮城镇化、工业化的利益格局之外，难以充分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农民的产权难以同城市国有土地、商品房一样，到银信部门进行抵押贷款，进城落户农民的资产实际上基本处于闲置、死滞状态。

要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平等交换”，应当解决好“有权属凭证”、“有参与机制”和“有交换平台”三个问题。第一，需要加快农村产权的确权颁证。归属清晰的农村产权，是进行要素市场交易的前提和基础。应把村级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的“权证”归还农民集体，快速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在所有权确权的基础上，及时跟进“农村土地使用权”（包括承包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未利用地、林地）、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的确权颁证工作。第二，需要完善农村要素流转机制。根据所有权与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均可彼此分离的理论，按照现行法律政策规定，虽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能进行交易的，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使用权均是可以进行有期限、有偿流转的。比如：法律规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但并没有规定城镇居民不允许长期租用农民住房。也正因为此，推动有期限的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使用权等到金融机构进行抵押融资，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当进行了抵押登记的农户发生不良贷款时，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性的收储机构来经营管理不良资产，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第三，需要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从武汉、成都等地的探索实践看，农村的动产和不动产是应该而且可以上市进行交易的。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四荒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小农水工程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等权益类产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挂钩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农业生产性设施、二手农用工具、大宗农产品现货等资产类产权，均可以纳入市场交易平台实现流转。当前，迫切需要整合农业、国土、林业等部门的行政资源，建立能够满足产权交易需求的市、县、镇三级联网的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台，为流转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组织交易、价格发现、交易鉴证、交易策划、信息咨询、委托管理、培训辅导、投融资咨询、项目招投标等服务。唯有此，才能从制度建设层面上制止政府部门或农村干部操纵、控制的强制农民退出农村产权的行政化行为。

三、促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快速发展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业经济的核心。长期以来，以信用担保、联户担保、企业互保为主的农户和涉农企业贷款占到90%以上，“担保难”一直是制约金融服务提升的制约因素之一，因此加强担保创新是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突破口。农村担保物中，土地使用权抵押决定着其他物能否成为担保物并影响着其担保价值。推动土地抵押，特别是农村产权制度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集体建设用地抵押、林地使用权抵押、集体土地上房屋使用权抵押，是解决农村融资担保问题，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

按照现行的1995年《担保法》、2007年《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是，此禁止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村房屋是农民安身之本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放开转让和抵押的条件还不成熟。从河南济源现实情况看，济源市推行农村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林地、房屋等产权抵押的发展性、社保已经基本消除。一是农村产权的社保大为减弱。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房屋承载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已逐步消除，具备了回归财产属性的条件和可能。二是农村产权抵押的操作障碍已有所突破。从成渝等地改革成效看，要实现农村各类产权的流转、抵押，需要政府配套建立土地确权登记、产权价值评估、流转交易规则、抵押担保机构、风险补偿基金、社会救助途径等等。农民进行产权抵押的前提是到政府部门进行抵押登记，而且抵押的是有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或经营权而并非所有权抵押登记，当发生不良贷款时政府部门可以收储、转让，期满后农民依然可以继续拥有使用权。三是农村产权抵押的认识障碍正在慢慢淡化。不可否认，不论走到哪里，农村老家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应该说，这是影响农村产权流转抵押的深层次原因。不过，我们发现，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抵押并不会危及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其权利范围仍在发包方与农户依法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之内，未经法定程序土地所有权性质和用途均不能改变；也不会影响土地用途变更，因为这与国土监察部门的执法监管有必然联系。此外，原则上农村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主体必须一致，但我们可以只推动农村房屋使用权的有期限流转、抵押，这样将不会改变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的主体，在法律层面应该是不存在操作的。

当前，要顺利实现农村产权的抵押融资，我们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破解难题。一是应认清产权流转抵押与“三化”协调发展的关系。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看，促进和规范承包土地的流转、抵押，城市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就有了投资农业农村的制度通道，从而可以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既能让农民取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又能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这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同时，如果城市资本到农村一次性受让农村房屋30年、50年的使用权，农户就可以盘活闲置资产而带着资本进城，城市资本和人才可以进入农村发展，如此方能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二是应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均未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村民权及其与土地的产权关系等，造成实践中诸多困惑，也影响着农村矛盾的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还是基于社员身份取得，这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是基于土地承包权取得，则其可以同时主张享有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若基于社员身份取得，则不论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是否存在，其可依其身份分享集体经济收益。我们认为，成员身份的原始取得，不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是依法履行了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参与利益分配和决策的期待权。因此，我们应该为土地的身份属性松绑，把组织成员权作为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基础，该保障与农户有无承包土地关系不大。如此，则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时，当集体成员基本生存得到充分保障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基本丧失了社会保障功能，进而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财产。三是应加快以“确权”为核心的农村产权财产化、物权化。虽然《物权法》确立了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农村房屋的物权，但对其权利、边界、转让、抵押等仍未明确。从现行法律政策看，我们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地承包经营权等物的用益物权是允许的，积极推进农村房屋使用权的出让、抵押、入股也是可以探索的。但首要的是，我们应全面明晰产权界限和权利内容，并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受益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农村集体土地上各种权利的原权利，必须首先解决其权力边界，并将其落实到乡、村、组三个主体上；家庭承包经营权应确权到集体农户，确立农户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农户可自主进行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抵押等；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应确权到农民集体，并且赋予其自主开发、经营管理的主体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应确权到户，并赋予其房屋使用权出让、出租、入股、继承、赠予的权利。

四、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之相适应，农村金融制度也进行了多次变革。然而，这些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的金融制度安排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扩大着城乡之间的差距。2012年全国农户贷款只有2.6亿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1%，农村75%左右的金融需求不能有效满足，61%的农户借款靠民间借贷实现。造成农村金融滞后的原因很多，如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偏少缺乏竞争、涉农金融机构职责重叠交叉、农村储蓄资金外流严重、农村信用担保发展滞后、农村产权抵押物不足等等。对此，我们不能一味的埋怨银信部门的“嫌贫爱富”，因为金融资本是以逐利为目标的。面对抗风险能力弱、收入水平低、基础设施差的弱质农业、弱势农民和薄弱农村，无论政府、金融机构、农户任何一方单独承担，都会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金融机构在对比衡量经济利益和法律风险后，往往会在实践中谨慎“惜贷”。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农村快速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主导作用，需要各级政府把建立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摆在重要位置，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尽可能的解除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具体到农村产权抵押制度改革中，我们无意突破土地所有权性质、保护耕地、农民的基本居住保障等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我们可以在法律政策框架内，在以下四方面积极探索：

第一，利用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当发生农村产权抵押不良贷款时，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最希望的是顺利完成抵押资产的变现。而盘活农村财产，必须有相应的交易平台去发现市场价值。信息范围广、受让登记人员多的交易市场才能真正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不断提升资产的市场价值。没有成熟的交易市场，不可能真正让金融机构放心接受农村产权的抵押。

第二，建立农村资产价值评估机制。目前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受到诸多政策法规限制，容易造成市场需求不够充分，进而难以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机制突显市场价格。因此，需要建立农村产权价值评估机制，为最终形成市场合理价格奠定基础。在产权价值评估过程中，政府部门的资产评估机构不适合过多参与，原则上应以非政府性质的第三方中介组织来完成。同时，政府部门应负责制定并公布本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准价格和最低保护价，兼顾好保护农民权利和指导市场的功能。

第三，健全政策性的风险化解措施。农村产权抵押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贷款机构营利预期和抵押贷款风险不确定之间的现实差距。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推动，金融机构基于农村产权变现的限制和法律风险，一般会较为谨慎。鉴于此，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贷款风险，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性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机构，解决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因缺乏有效担保而贷款难问题；也可以整合涉农部门资金，与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农村产权抵押风险基金，实行农村产权抵押财政贴息制度，对经办银行因发放抵押贷款产生的损失进行一定补偿；也可以组建政策性的农村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协助金融机构妥善处置因开展抵押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也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鼓励借款人对贷款抵押物进行投保，有效增强农民抵御和防范风险能力。同时，各级财政也可以通过增补金融机构资本金、返还农业金融机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方式，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向“三农”。当然，各级政府也要善于利用证券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风险分担功能，防止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稳定。

第四，完善农户和规模经营业主的征信管理体系。金融机构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的把握，主要依赖于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充分了解，这就要求完善农户、规模经营业主、涉农企业的征信管理。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信息，反映的仅仅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信息，而对于农户的交通违章、遵纪守法和涉农企业的劳动保障、照章纳税、经营运行情况等等并不了解，而这方面恰恰也是综合衡量信用度的重要内容。当然，征信体系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需要统筹整合公安、司法、人社、税务等部门的公共资源，最终才能实现公共资源的共建共享。

五、结语

当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迈入了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居民权利福利差异问题、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问题、进城农民的农村产权资本化问题、城乡建设中的投融资主体问题、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等等，都历史性的摆在了当代中国的面前，我们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复杂而艰巨。由于户籍制度的背后是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创新也与土地制度、房产制度密切相关，人口的转移集聚必然带来土地流转、资金流动等等，因此，所有问题都主要集中在二元化的、不平等的城乡土地、金融、人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因此归根到底还是要变革城乡二元化的不平等的要素制度，变目前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转移和集聚，为未来城乡之间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双向、平等流动，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平等交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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