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实体经济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小学数学 学生经验 概念建构 概念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32-081

概念是数学教学的核心内容，但学生理解和掌握概念是一个从感知到建构再到本质凸显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学习数学概念之前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具备了一定的学习经验。因此，教师应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入手，帮助学生经历感知、建构、辨析概念的过程，从而帮助学生有效建构数学概念。

一、激活学生经验，感知数学概念

数学概念是抽象的，而学生的思维大多是感性的，这就给学生学习抽象的概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教师要善于发现并激活学生的经验，以生活现实为基点，一步步引导提升，帮助学生初步感知数学概念。

比如，教学“三角形的高”时，学生对直角的高和锐角的高已有基本的认知，但是在画钝角三角形的高时出现了如图1所示的错误。

于是我借助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先让学生观察一幅情景图，图中有小鸡和小猫的房子，前者实际上是一个锐角三角形，后者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我让学生从数学的角度来观察：怎么知道是小猫的房子高还是小鸡的房子高？学生经过观察，认为由顶点向对边画一条线段就可以找到答案。我又提出：“是连接顶点和对边任意一点，还是由顶点向对边画垂线？”学生认为：是由顶点向对边画垂线段才能判断房子的高，也就是说，高是一条从顶点向对边画出的垂线段。由此我引导学生将钝角三角形比作房子，找到房顶的位置，然后找出高的位置，学生通过已有的经验，很快对高有了初步的认识。

教师通过激活学生的已有经验，通过引导和对比，让学生感悟画出高需要找到的基本要素，使学生在获得数学经验的同时加深了对数学概念的感性认知。

二、激活学生经验，建构抽象概念

在数学概念的学习中，学生往往难以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和现实生活加以关联。因此，教师要设计有效的活动，帮助学生寻找数学概念在生活中的原型，并以有趣和生动的形式激活原型。

比如，教学“认识公顷”时，因为生活中较少用到“公顷”这个单位，所以学生接受这个概念有一定的难度。这时可以先让学生从一个大约五十平方米的教室入手，看看一公顷大约是几个教室的面积总和，然后呈现面积约1公顷的生活场所照片，让学生根据经验估测这些地方相当于几个学校的大小。

又如，在求表面积的问题上，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往往只能机械使用面积计算公式。在求游泳池粉刷的面积、给阶梯铺瓷砖的面积时，学生常常会出现困惑，不知道该求几个面的面积，有时候也找不到对应的面积。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让学生准备一个火柴盒，将火柴盒的内盒看作游泳池或没有盖的抽屉等。这样，学生就能够直观感知物体的实际特征，头脑中建构出抽象的数学概念。

教师通过激活学生的经验，让生活原型与学生所学的抽象概念建立关系，从而帮助学生获得思维提升，有效建构了数学概念。

三、激活学生经验，辨析概念本质

在学习新知的时候，学生往往不能很快就从大脑中提取相关联的数学经验。因此，教师要设计相关活动，激活学生的内在经验，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数学概念的本质。

比如，教学“假分数”时，设计分饼的操作活动（如图2）。

学生利用已经学过的知识，分别用除法算式和分数来表示整个分饼的过程：将一个饼等分给四个人，列出算式为1÷4，用分数表示为；接着引导学生进行观察，从2个到4个，再到6个，学生发现了规律所在：6个1 / 4就是6 / 4，8个1 / 4就是8 / 4。也就是说，一个人分到的比值是1 / 4，n个人就是n个1 / 4。学生由此领悟到，假分数就是分数单位不断累加的结果。

通过熟悉的等分饼子的活动，激活学生的隐形经验，在已有的除法和分数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类比拓宽学生的思路，学生经历了假分数的产生过程，有效把握了这个抽象的概念。

篇2

[关键词]总部经济；概念辨识；主体视角；政策框架

随着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和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或原驻于中心城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将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迁移，总部经济已成为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总部经济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概念，尽管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关于总部经济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

由于总部经济具有很强的经济效应，因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实践中，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纷纷将总部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表明总部经济已成为地方政府共同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人们对总部经济概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认识上和行为上的误区。

概念是人们在头脑里形成的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科学的概念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总部经济现象向学术界提出了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总部经济的要求，而且，这对于政府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不同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然后，分析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实行“脑体分离”以破解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企业悖论”，进而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接着，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对总部经济概念进行界定；最后，在上述分析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框架。

一、总部经济概念回顾

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区域视角的概念。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因此，现有概念大多从区域视角对总部经济进行界定。赵弘认为，所谓总部经济，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企业生产加工基地则通过其他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总称。这是目前引用较多的概念之一。在这一概念中，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是区域。

第二，总部视角的概念。总部是指企业系统中独立于生产环节但对其具有指挥和控制权力的决策机构。余钟夫认为，总部经济是一种首脑经济，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总部出于企业发展需要而与生产环节实行空间分离的结果。广义上，总部经济是指经济与非经济的、官方与非官方，带有总部性质或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机构和组织相对集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统称；狭义上，总部经济是一国内外带有总部或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相对集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统称。从价值形态看，总部经济是这些机构组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总和。

第三，中心城市视角的概念。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往往因为其拥有独特的信息资源、人才资源等而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高洪深认为，总部经济实际上指的是作为经济区域中心的城市，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中心、管理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物流中心等，形成总部的集群布局，在优化提升本市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同时，通过向周边地区、全国乃至跨国界的地区实施经济管理、决策和服务等职能来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概念明确指出了区域中心城市在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企业和城市视角的概念。企业因为发展需要而将总部从运营系统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并与其生产环节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具体地说，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而生产环节则向外围城市迁移，这已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史忠良和沈红兵认为，总部经济是指企业和城市在使双方都能获取更高经济效益的目标驱动下形成总部和城市集聚并产生外部经济的经济现象。企业总部集聚改变了城市形态，而城市形态也影响着企业总部的发展。总部在城市集聚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企业和城市二者对更高经济效益的追求，其结果是，企业和城市能够通过总部在城市的集聚而获得“双赢”。

二、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上述概念都是从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界定总部经济概念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要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总部经济，就必须正确地界定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这也正是人们把握和利用总部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不同视角的概念对政府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将会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为了科学地界定总部经济的概念，本文将从分析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出发，以便更好地辨识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及其特点，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总部经济现象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机理。

当今世界，现代大型企业已经越来越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工商企业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资源高级化的潮流，在企业规模、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即朝着企业组织大型化、扁平化、模块化方向日益演进。如图1所示。

第一，经济全球化驱动企业组织大型化。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生产经营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和重组的过程，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国际分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大大促进了生产经营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扩大了现代工商企业获得和配置生产经营要素的空间。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现代工商企业必须建立全球化的视野，寻求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历史背景的文明的契合点，在全球范围内统筹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工商企业就会产生强烈的冲动，即将原来由市场机制调节的活动内部化，并通过企业的威权管理来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企业组织也日益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同时，企业组织大型化也要求有一个“总部”来承担相应的决策和协调活动。此时，总部的功能就是实现企业对市场的替代。

第二，信息化驱动企业组织扁平化。信息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的特征和趋势，主要表现为以日新月异的信息 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速度显著提高，信息传播空间无限扩展，信息处理能力空前强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信息都可以在瞬间被传播到世界其他各地。可以说，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并给世界经济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为了应对信息化带来的挑战，把握信息化带来的机遇，日益大型化的现代工商企业就必须采用分权式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赋予下属的生产经营单位更多的决策权。由于生产经营单位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因此，当它获得最新的信息时，就可以迅速据此作出决策，而不必将信息传输给“总部”，再由“总部”作出决策后让下属经营单位执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市场中，只有那些抢先获得和处理信息并迅速据此作出决策的企业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大型企业为了适应信息化发展潮流，以更快的速度对市场需求变化作出反应，就产生了企业组织扁平化的强烈冲动，即缩减企业组织的中间环节，赋予下属经营单位更多的自主决策权。

第三，资源高级化驱动企业组织模块化。任何经济系统都具有层次性，且这种层次性总是与特定的资源位相联系。此外，经济系统还具有结构性的特征，经济系统的演化就是结构转换的过程，这种结构转换表现为“单－结构－分工结构－模块结构”，推动这一结构转换的动力是决定经济系统竞争力高低的主导资源。企业是一个微观经济系统。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企业以土地、资本、一般劳动力为主导资源，并采取单一结构以追求规模经济；在工业化中级阶段，企业以技术、信息、人才为主导资源，并采取分工结构以追求分工经济；在工业化高级阶段，企业以关系网络、组织信誉、社会资本为主导资源。随着资源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并在企业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分工结构在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在系统内部获得协同效应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而采取以功能再整合为基础的模块化组织是获得和利用高级资源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模块化与高级资源的获得和利用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以功能分割为基础的模块化并不绝对地强调人的专业化，反而对不同模块之间人员的合作与交流持鼓励态度，因此，关系网络、组织信誉和社会资本很容易在模块化系统中形成；另一方面，在显性整体设计规则和隐性局部设计规则的作用下，模块化网络结构不是完全松散的，而是集中与分散协调统一的结构，也是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结构。

三、破解城市化中的企业悖论：脑体分离

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理解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机理，还必须分析企业所在区域的空间特性。换言之，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加工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并且能够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从时序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从空间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历史的或偶然的因素的影响，各个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增长并不是均匀地发生的，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其中，一些城市以更高的强度吸引物质要素和加工过程的集聚，并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从而成为特定区域的中心城市。

对企业而言，城市化进程就是生产经营要素在城市不断集聚的过程，也是生产经营要素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城市化中的“企业悖论”：一方面，企业必须向中心城市集聚才能获得所需要的高级资源；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发展使得企业获得所需要的初级资源的成本日益上升，从而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企业就产生了实行“脑体分离”的强烈冲动。所谓“脑体分离”，是指企业将总部布局在中心城市，以获得高级资源，而将生产环节布局在外围城市，以低成本地获得初级资源，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组织模块化也使“脑体分离”具备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模块”(modular)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作为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模块能够完成一定的功能。组成系统的各个模块通过标准化的接口或界面进行协调和交互作用。现代大型企业为了获得分布于不同城市的资源而实行“脑体分离”后，总部与生产部门的功能也随之分化，即总部以决策和协调为主要功能，而生产部门以产品制造为主要功能。所谓总部，是指在企业系统中独立于生产部门的决策机构，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种“独立”既指组织机构上的独立，也指空间形态上的独立，是在一个企业系统框架下的相对独立；二是总部作出的决策往往显著区别于生产部门的决策，具有综合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性的影响，如投资与融资决策、研究与开发决策、营销与销售决策等。

因此，总部和生产环节都已成为典型的“模块”，它们分别根据自身独特的内隐信息运作，而不影响其他模块的独立运作。当然，在总部和生产环节之间则涉及系统的整体结构，两者根据对企业系统而言外显的设计规则进行运作。其中，外显的设计规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构，是用于界定各模块在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信息；二是接口或界面，是用于描述不同模块交互作用的信息，包括各模块之间的连接和沟通的信息；三是标准，是用于检测各模块设计与设计规则的一致程度以及衡量比较各模块性能的信息。

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企业在组织模块化的条件下，基于总部和生产环节的相对独立性而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的结果，即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大型公司将其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向某区域的中心城市迁移，而将生产环节向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小城市迁移；或者是原驻于中心城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其生产环节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从而在某区域形成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生产环节在外围城市集聚发展的格局。如图2

四、二维四方主体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

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的结果。因此，理解总部经济不仅要从分析企业“总部”与“生产环节”之间的“脑体分离”现象出发，而且要从“脑体分离”后它们各自的地区布局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关系，继而进行总部经济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

1.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关系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涉及两个维度：企业和区域，其中，企业包括总部和生产部门；区域包括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因此，理解总部经济必须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来考虑。所谓二维，是指企业和区域，这两维主体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所谓四方，是指企业的“总部”和“制造基地”、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二维四方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关系，对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如图3所示。

在企业维度，总部经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生产要素和企业形态可以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现象，在本质上是由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驱动的。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企业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根据各个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将总部与生产环节相分离，分别布局于其所需要的资源丰富的地区。其中，承担决策和协调职能的总部布局在中心城市。这是因为，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了为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包括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融资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通信、网络、传媒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技术贸易、专利、知识产权等组成的科技服务业，由会计、审计、税务服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市场调查、管理咨询、广告设计等组成的商务服务业，由教育与培训、会议与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承担制造职能的生产环节布局在外围城市。这是因为，企业可以在外围城市低成本地获得土地、一般劳动力等基本资源，帮助企业高效率地完成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总部和生产部门由于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组织形态，因而必然存在各自的利益追求。在企业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就成为现代大型企业面临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另外，企业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之后，如何在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实现功能耦合，也是现代大型企业所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区域维度，由于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资源禀赋的不同，中心城市对企业总部更具有吸引力，而外围城市对生产环节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发展总部经济不能仅仅从中心城市的视角出发，而应该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共同纳入总部经济的视野。石滋宜认为，总部本身并没有生产力，单靠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不会带来成功。事实上，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凡是总部经济发展较早、较快、较好的区域，往往都是那些拥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群的区域。当原属于中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为了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而向外围城市迁移时，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外围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必须协调好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各地方都把gdp等经济指标作为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而拥有能力迁出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骨干企业和利税大户，企业迁移总部后，必将使原有利税分流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原属地区的经济实力，这样，企业总部的迁移就不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而可能会引发政府的强力干预，即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挠企业总部迁移。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城市作为受益者就必须考虑如何给予外围城市相应的补偿，这样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如何在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建立和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2.总部经济概念界定：二维四方主体的视角

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是重要的行为主体，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也就是说，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以及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迁移，是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理性行为，而不是任何其他主体刻意“安排”的结果。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使企业能够在“脑体分离”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也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行为主体。具体地说，作为区域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也将通过资源配置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必须将区域作为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主体才能真正理解总部经济、发展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企业与区域相互作用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全球总部迁移也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对我国而言，现阶段的总部迁移，一方面指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境外总部迁到我国或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调整国际市场战略；另一方面，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也纷纷向中心城市迁移。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效应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更促进了所在区域的发展。对企业而言，将总部与生产基地进行空间分离，分别向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集聚，客观上是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寻求经营成本最小化的必然结果；对区域而言，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和消费，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最终提高城市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制造业企业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的大量集聚必然会提高当地产业竞争力和城市化水平，最终在区域整体层面上提高经济竞争力。

不仅如此，在企业的“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在区域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重要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实行“脑体分离”后，企业总部不仅可以获得完成决策和协调功能所需要的高级资源，同时也可以使制造基地低成本地获得基本资源。而且，采用模块化的组织也使企业提高了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降低了经营风险。就“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总之，二维四方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能仅仅考虑“总部”而忽视“制造基地”的作用；同样，也不能仅仅考虑“中心城市”的利益而忽视“外围城市”的利益。

因此，仅仅从某一视角来理解“总部经济”显然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必须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来界定总部经济概念。为此，本文对总部经济作如下界定：所谓总部经济，是指跨国公司、本国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包括职能总部)向区域的中心城市迁移，或原驻于区域中心城市的企业将生产环节迁往周边中小城市，形成企业总部在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发展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环节在外围城市集聚发展的格局，在发挥总部决策功能和协调功能的条件下，获取企业经营资源，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而在促进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发挥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促进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概念揭示了总部经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特征：第一，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和“生产环节”实行“脑体分离”的产物，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总部布局于“中心城市”，而生产环节布局于“外围城市”。第二，总部经济不仅包括吸引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入驻中心城市，还包括吸引企业的各种职能管理中心，如投资中心、研发中心、销售中心等。第三，总部经济不仅是指企业总部或 地区总部以及职能中心入驻中心城市形成的经济形态，还包括本埠企业的生产环节迁往外围城市而形成的经济形态。第四，二维(企业、区域)四方(总部一制造基地、中心城市一外围城市)主体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发展。第五，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以企业为载体、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区域间经济协作发展模式。第六，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生产单元、总部所在区域以及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四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

五、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框架

尽管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考察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总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府政策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展总部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般地，政府应当通过制定以下方面的政策对总部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和影响：集群政策、支持政策、供给面政策和需求面政策。如图4所示。

1.集群政策

从二维四方视角下的总部经济概念出发，政府的集群政策包括中心城市的总部集群政策和外围城市的制造业集群政策。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集群政策与产业政策具有本质上的差异。集群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1)中心城市总部集群政策。从现代服务业的角度来看，企业总部是一种商务服务业企业或机构，主要从事企业管理服务。在《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企业管理机构(代码为7411)是指不具体从事对外经营业务，只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资产管理，协调管理下属各机构和内部日常工作的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经营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单独核算单位承担。显然，总部正是这样一种企业管理机构。作为一种商务服务业，总部是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导人制造基地的生产过程，总部的高人力资本密集性和高知识资本密集性及其对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的要求决定了其必须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另外，总部的工作人员对生活与工作条件、交通与通信设施、培训与教育机会等要求极高，而这些只有在中心城市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应制定吸引和鼓励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聚进而形成总部集群的政策。

(2)外围城市制造业集群政策。总部作为一种商务服务业，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一般性体现在总部提供企业管理服务，特殊性则体现在总部只为本企业的制造基地服务。最终，总部决策和协调功能的效力(包括效果和效率)必须通过制造基地的效力体现出来。因此，区域政府(包括中心城市政府和外围城市政府)应当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联合制定制造业企业集群政策，吸引和鼓励制造业企业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集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这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进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吸引境内外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并增强其区域“根植性”从而促进总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2.支持政策

支持政策是政府为了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认定条件、资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奖励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等。

(1)认定条件。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的认定条件或界定标准对特定地区或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十分重要。一方面，它可以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积极向中心城市迁移，同时也可以使总部企业充分利用政府的资助、优惠和奖励政策；另一方面，它可以为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提供指南。在现实中，一些城市为了发展总部经济，盲目吸引并不具备影响力的所谓企业总部，占用了宝贵的城市空间资源，结果反而制约了总部经济的发展。

(2)资助政策。各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总部企业人驻，对入驻的总部企业往往采取一些资助政策，主要分为开办资助与租房资助两个方面。其中，开办资助是根据总部企业注册资本的规模给予相应的一次性补助；租房资助主要包括租赁、购买、自建等三个方面。开办资助和租房资助是针对总部企业本身的，也有地方政府针对总部企业的高管人员进行资助的。如南京市对新引进入驻河西新区cbd金融机构总部副职待遇以上、地区总部正职待遇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在河西新区租房居住的，按每个职位每月1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3)税收优惠政策。为吸引境内外大型企业在本地区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需要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南京市于2002年制定了《关于鼓励在宁设立科技研发机构若干政策的意见》。另外，还可以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的高管人员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如南京市规定，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外籍人员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出差补贴、探亲费、语言培训费、子女教育费等，由纳税人提供合法有效凭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后，免征个人所得税。

(4)奖励政策。为鼓励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地方政府通常会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如上海市规定，对经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且自认定年度起的年营业额首次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性公司，给予10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对自认定年度起的年营业额首次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管理性公司地区总部，给予5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具体办法一般是由市财政主管部门和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实施。有些地方政府还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的高管人员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如北京、上海、广州等。

(5)人员出入境政策。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的工作人员出入境比较频繁，各地方政府为鼓励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入驻，纷纷出台了方便总部企业人员出入境的相关政策。如对总部企业

3.供给面政策

供给面政策是政府从供给方面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入驻载体方面的供给政策。一是高档商务楼宇建设和供应方面的鼓励政策。总部企业入驻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总部企业对商务楼宇具有很高的要求，而这只有中心城市才能提供。总部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首先注重自身的品牌、形象等，其次才是考虑人驻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房地产企业或其他企业为总部企业建设和供应高档商务楼宇。对已人驻总部企业的商务楼宇，要进行排查、建档、规划、改造、置换、升级等，并通过制定政策来引导商务楼宇为总部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高管人员居住用房方面的相关政策。如广州市 规定，市国土房产部门每年安排一定的人才公寓和公共租赁住房，用于解决总部高管人员和专业人才住房；市公安、人事、劳动等部门每年安排一定指标，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管理人员优先办理入户手续，为其办理家属招调和随迁手续、居住证等提供便利。

(2)投入要素方面的供给政策。一是自用设备、原材料方面的供给政策。如南京市规定，支持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依法取得外贸进出口权，为其所投资和授权管理的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原材料及出口产品。二是人才方面的供给政策。如上海市规定，地区总部需要在本市就业的外籍人员，可以向市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一并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和《就业证》；地区总部及其设立的研发中心引进国内优秀人才的，可以优先办理本市户籍。

(3)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政策。为总部企业提供公共设施方面的服务，满足其基本的日常运行的需要。如南京市规定，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及其在本市的投资企业所需的水、电、气、热、通信等公共设施，市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统筹安排，优先保证供应。供应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与本市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深圳市规定，总部或地区总部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限额封顶或缴费比例下浮优惠。此外，政府需要建设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信息通道、发达的信息网络、完备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大节约公司总部与其制造基地等其他经济组织的空间成本。如三个全球性的城市——纽约、新加坡、香港集中了很多的跨国公司总部，这与其便利的信息获取渠道与沟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

4.需求面政策

篇3

概念是构建理论的基石，也是实践交流的工具。学习十多年的会计，我的一个体会是财务会计中的许多概念-诸如“控制”、“权责发生制”、“实质重于形式” 等-的含义有些似是而非，缺乏严谨的定义。这对会计理论的严密演绎和会计在实践中的效用都有不利的影响。本文尝试解剖“控制”概念。

一、“控制”概念的重要性

“控制”或“控制权”在财务会计中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资产的定义中有“控制”概念，比如：在我国《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 IASC《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所定义的资产，“控制”都属于核心词。会计确认常常以“控制”或“控制权”为基础，比如：资产转让终止确认的金融合成法、控制权法即是以“控制权”是否转移为基础；我国及IASC的“收入”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之一都有：“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一些事项的会计核算选用依赖对“控制”情况的判断，比如我国的“投资”准则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反之，采用成本法核算；IASC的“企业合并”准则关于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核算的选用基础即是“控制”。报表编制与信息披露范围也与“控制”相关，比如，合并报表编制范围的确定、关联交易的披露范围与“控制”情况有关。不用继续枚举，已可见“控制”概念深入渗透至会计定义、会计确认、会计核算方法选用、会计报告等环节或活动中。这些环节或活动属于财务会计的核心方面，也是会计信息生成的重要环节。因此，可以说“控制”概念的准确界定既关涉相关会计理论的顺利演绎，也关涉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二、“控制”概念的定义现状及其局限

综合起来，财务会计在上述场合使用的“控制”概念可分为两类：对资产的控制与对实体的控制。资产定义、金融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收入确认涉及的“控制”属于“资产控制”一类；而投资核算方法、企业合并核算方法、合并报表编制及关联交易的披露涉及的“控制”属于“实体控制”一类。，财务会计也是分这两条线索定义“控制”概念。

对“资产控制”的直接定义较为少见，实践层面仅见英国ASB在其的FRS5“报告交易实质”中和IASC在其“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中有过定义。两者都认为，资产的控制是指获取与一项资产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力或能力。理论研究层面的定义就更少了，在我信息所及的范围内，仅见一位学者在讨论资产定义时有过定义，其认为：“要予确认计量乃至报告的资产，又是由该特定会计个体所‘实际控制’的资产。所谓‘实际控制’，从形式上看，意味着该特定会计个体对资产具有实际经营管理权，能够自主地运用资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谋求经济利益；从实质上来看，它意味着特定会计个体（如某个企业）享有和承担着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相应风险。”

对“实体控制”的定义则较为常见。ASB在FRS5中认为，对另一报告主体的控制是指为了从另一个报告主体的经营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而主导该主体财务与经济决策的能力。IASC在其“企业合并”准则中指出，控制指决定（govern）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藉此从该企业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我国在“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投资”及“合并报表”等准则或规定中也有类似定义。同时，“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投资”及“合并报表”等相关规范在定义“控制”时，还并行定义了一个涉及实体控制的“共同控制”概念，即“按合同约定对某项经营活动所共有的控制”。这些规范通常在定义基础上，还列举了“控制”、“共同控制”的具体情形。

财务会计关于“控制”概念的这些定义存在以下几点局限：

（一）只有对“资产控制”和“实体控制”的分类定义，没有对“控制”概念的一般性统一定义。

（二）“资产控制”与“实体控制”的关系不清晰。其至少未解决这样一个关涉合并报表与母公司个别报表各自存在的价值及编制范围的现实：如果母公司A主体控制了子公司B主体，那么是否意味着A主体同时也就控制了B主体的资产呢？

（三）没有明确“控制”与“拥有”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我国会计基本准则与IASC、FASB在定义资产时采用了不同表述，前者定义的“资产”是一个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而后者定义的资产是一个主体“控制的”资源。

（四）在实体控制方面，各准则制订机构定义的“控制”与“共同控制”在语义逻辑上存在问题。即：既然“控制”是指类似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关系（控制实施的主体是单一的“母公司”），那么“共同”与“控制”结合而成的“共同控制”就是一个逻辑“病词”（“共同”就不可能“单一”）。也即从语义上讲，“控制” 与“共同控制”不可能是并列关系。

三、重构“控制”概念群

针对关于“控制”概念的上述局限，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构其定义、分类。

（一）关于“控制”概念的一般定义。据汉语词典的解释，控制（control）有以下一些语义：施加有节制或直接的影响；施加权力；指导或管理的能力或权力，指挥或抑制的支配；抑制的行动或事实等。综合这些语义，我们认为财务会计所谓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资产、实体等决定性、支配性的影响能力。应从以下方面理解该定义：其是一般性定义，而不是关于资产控制或实体控制的分类定义；施加控制的主体（控制方）可以是一个或几个主体；控制对象是资产或实体等；控制对应的能力是一种决定性、支配性的影响能力。

（二）关于“控制”的分类。可以从多种角度对控制进行分类。依据控制施加主体的不同，控制可分为单独控制和共同控制。单独控制是指由单一主体对资产或实体施加的控制。目前我国“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及“投资”等准则所谓控制实际上应是单独控制。共同控制是指由几个主体共同对资产或实体等施加的控制，主要包括共同控制资产（比如两个公司共同控制石油管道）、共同控制实体（比如投资方共同对合营企业的控制）。

依据控制对象的不同，控制可分为资产控制和实体控制。资产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资产的决定性、支配性的能力，通常表现为对资源或权利的占有、使用、管理、处置或限制。实体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另一主体的决定性、支配性影响能力，通常表现为前者能够决定后者的财务及经营决策。我国“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及“投资”等准则所谓“控制”和“共同控制”都属于实体控制。需要说明的是，财务对资产控制和实体控制的定义，都是以控制方从被控制资产或实体取得利益为基础。该定义特征经不起检验。比如，质押存单，通常属于出质方与受质方共同控制，但受质方却未必能从该存单中获得经济利益流入；托管，通常属于托管方控制，但托管方取得的托管收益可能来源于委托方，而不是被托管企业。因此，在本文的定义中，不论资产控制，还是实体控制，都并不含控制方必然能从控制对象（资产或实体）中取得经济利益的意蕴。另外，从资产控制与实体控制的定义，可推断两者的关系。一般地，一个主体单独控制或与其他主体共同控制了另一主体的某项资产，未必就单独控制或共同控制了另一主体。但也可能有例外，比如A主体可通过对B主体关键技术的控制而控制B主体、破产重组中债权人可通过对债务人抵押生产线的控制而控制债务人等。相反，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另一个主体的控制，通常也意味着前者可以控制后者的资产。

按影响能力实现方式的不同，控制可分为基于财产权的控制（简称“财产权控制”）和非基于财产权的控制（简称“非财产权控制”）。财产权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凭借其拥有的一项资产或实体的财产权而实现对该资产或实体的控制。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股东权；物权又分为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其中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比如租赁使用权等）和担保物权（比如抵押权等）。对实体资产的控制通常即是借助于这些物权实现的；而非实体资产的控制通常是借助于债权、知识产权实现的；而最常见的实体控制则是凭借股东权实现的（比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非财产权控制则是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借助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手段实现对资产或实体的控制。其又可分为协议性控制与非协议性控制。协议性控制是一个主体基于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签订的协议实现对一项资产或一个实体的控制。比如，基于托管协议、承包协议、表决权协议对某实体的控制。非协议性控制是指一个主体借助其担任的职务、亲属关系等非协议性因素实现对资产或实体的控制，比如：关键管理人员对其管理的企业或企业资产的控制；关键管理人员通过亲属对另一企业及其资产的控制等。

依据影响能力本身的差异，控制可分为拥有型控制与非拥有型控制。拥有型控制指一个主体拥有某项资产、某实体或某实体的部分股权。一般地，拥有某物或权利即能控制该物或权利。比如：拥有所有权、拥有使用权、拥有要求权（债权）和拥有股权等，一般也表明控制了这些权利。非拥有型控制指一个主体虽不拥有某资产或实体（实体的部分股权），但其自己单独或与其他主体共同能够对该资产或实体施加决定性、支配性影响。比如：关键管理人员能够控制其管理的企业，却并不拥有该企业，即属于非拥有型控制；某投资者拥有某实体20%的股权，并通过表决权协议能够决定该实体的财务及经营决策，该投资者对该实体20%股权的控制属于拥有型控制，但对该实体的控制则属于非拥有型控制。

四、与控制概念相关的会计

在明确了控制的定义及分类问题后，下面可简要讨论与控制相关的资产定义、会计确认、会计核算选用、合并报表编制及关联交易披露等会计问题。

（一）关于资产定义及合并报表。IASC及FASB定义的资产是某主体“控制的”，我国定义的资产是某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哪一种定义才合适呢？都不合适。一者，由于实体控制通常意味着对该实体资产的控制，因此，将资产定义为“控制的”或“拥有或者控制的”，意味着母公司报表反映的资产也应包含子公司的资产，这无异于对当前会计实务所编制的母公司报表的完整性及合并报表独立存在价值的否定。再者，“拥有”也属于一类“控制”，因此，我国准则在定义中所言“拥有或者控制的”实际内含重复。本文认为，应采用结构化会计符号模式分别定义狭义资产和广义资产。狭义资产是指一个主体“拥有的”、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包括债权、物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广义资产是指一个主体“控制的”、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目前所谓个别报表可视为基于狭义资产定义编制的报表；而所谓合并报表则可视为以母公司为会计主体、基于广义资产定义编制的报表。这种调整既可理顺概念之间的关系，不会对实务造成大的冲击。

篇4

 

一、虚拟经济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虚拟经济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国内学界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却相当多样化。其中，毕芳(2005)总结出17种定义，而张小瑛将诸多定义汇总成13种观点，成为目前较全面的总结。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虚拟经济的地位和意义。从语义上讲，虚拟经济与virtual economy是严格对应的，没有歧义。但是，中国学界所称的虚拟经济并非西方学界的virtual economy，Ill而是Fictitious Economy。

 

西方学界有三个不同概念在汉语中都译为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其中，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Virtual 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也有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Vi8ual Economy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2】从理论研究角度考虑，三个不同的英文概念应该对应三个不同的中文概念。然而这种“三合一”的状态却延续至今。

 

目前国内学者提到虚拟经济时，基本上都是指第一种概念，即Fictitious Economy。而事实上。在语义上与虚拟经济最为匹配的是Virtual Economy。之所以出现这种错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Virtual SPA)If—和Visual Economy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初级阶段．国内学者研究较少，涉及经济学领域的更不多见，因此出现了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随着后两个“虚拟经济”研究的发展．特别是Virtual Economy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后．中外学界在基本概念上的矛盾也更加明显。

 

将所有国内虚拟经济的定义进行综合比较后。

 

我们可以梳理出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经济与西方学界的金融概念基本一致．主张在国内外一致的研究平台上进行工作。另一种认为虚拟经济是中国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是以观念为基础的定价方式。[3】

 

前者侧重于从实践划分的产业范围入手，在外延上定义虚拟经济．后者则侧重于从内涵上定义虚拟经济。而一般来说，只有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出发才能够较准确地定义概念。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发现目前对虚拟经济的诸多定义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核，只是角度不同。这也是中国虚拟经济研究在概念不明确的基础上能够继续进行的原因之一。

 

西方学界定义的虚拟经济概念是以金融为主体的。至于房地产业的虚拟化，某种程度上就是属于大金融概念的一部分，或者可以看作是其延伸。

 

其他各个方面与金融的本质并不矛盾。现实在发展。金融的外延也在发生变化。金融经济概念的扩展基本可以等价于虚拟经济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刘骏民所作的广义概念可以作为共同的研究基础。即：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化房地产等研究领域。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含义虚拟世界经济是指与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狭义的虚拟世界指社交网络和网络游戏等所构成的虚拟空间．广义的虚拟世界则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前者主要从消费和娱乐的角度进行定义．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还包括企业的虚拟化运营等生产性概念。现阶段虚拟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撑是消费性产业。即网络游戏和社交类网站．因此通常所说的虚拟世界是指其狭义的概念。

 

虚拟世界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它主要包括虚拟现实世界和虚拟主题世界。前者包括Second life(简称SL)之类的网络游戏【4】

 

及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人们没有统一的目的和任务。更类似于简化版的现实社会，沟通和交流是其本质内容；后者包括World of Warcraft(简称之类的网络游戏。其通常有明确的主题，是娱乐的方式。与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问题包括其内部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也包括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层面发生的联系。虚拟世界内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特别是在虚拟现实世界中，这些内部的经济系统通过两条重要纽带——真实身份与货币关联，与现实世界发生经济联系。

 

真实身份是历史的产物。在Facebook代表的新型社交网络出现之前．虚拟的身份是虚拟世界的特点之一。人们通过自由选择的角色存在于虚拟世界中，与真实世界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但是是基于现实社会的真实身份所构筑的社交网络。这种真实性使虚拟世界的经济体系更加稳定，也使虚拟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现实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货币关联使虚拟世界中积累的财富更易转化为现实财富。在SL之类的虚拟现实世界中，人们获得的虚拟世界货币可以按照固定的“汇率”兑换成现实的货币。在WOW之类的虚拟主题世界中，人们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出售虚拟世界的货币换回现实货币．兑换的标准则是随供需变动的浮动“汇率”。

 

真实身份和货币关联也使虚拟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虚拟世界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而是从现有世界中拓展出的一个新区域。是一个简化的现实世界．研究虚拟世界经济需要研究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经济关系具有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并且其中的人们都具有双重国籍。从这一角度考虑，二者的关系似乎可以运用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对虚拟世界经济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在SL中，用户可以通过3D建模制造虚拟物品进行销售．德籍华人Anshe Chung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25万美元的资产。经过权衡，她最后将制造虚拟物品的工作室迁至中国，利用中国成本较低的运营环境开拓市场。这种方式既是外包，又是虚拟世界中的生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这种行为刘骏民(2003)认为“在传统的成本定价与资本化定价方式之间尚有大量未被认真研究的领域。对精神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描述的定价模型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虚拟物品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这种方式大量复制之后对现实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虚拟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的关系广义的虚拟世界经济对应着西方学界所称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与中国的虚拟经济概念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属于不同的领域。需要对二者进行辨析的原因之一是虚拟经济概念的混乱。虚拟经济对应实体经济，虚拟世界经济对应现实世界经济。如果说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虚拟世界经济则是人们消费和娱乐引致的一个必然趋势．它虽然在某些领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本质上是人们交流和互动的方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本体与衍生体的关系．而现实世界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的关系则更复杂。虽然虚拟世界也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构建的．但是除了物质基础之外它并不完全依赖于现实世界。虚拟世界有内生需求。例如。在SL中购买的房屋并非为了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某种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拟世界中的需求。与此不同，虚拟经济最终要回归到实体经济。本质上来讲，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虚拟世界在产生后则具有相对独立性。

 

我们并非要严格分割虚拟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一事实上这并不可能，而是要划分基本的研究 领域，避免出现理论与工具的错位应用。二者是存在交集的，例如电子货币的研究属于虚拟经济。本质上还是实体经济的一种支付手段。但是当电子货币的需求由虚拟世界产生时．就同时属于虚拟世界经济的研究范畴。虚拟经济和虚拟世界经济混淆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很多研究者将WOW中的金币视为网络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事实上它仅仅是游戏内部流通的虚拟世界货币。并没有像Q币一样有明确的价格。然而，即使在运营商明确规定禁止现金交易的情况下．它在现实世界中仍然具有很大的交易量。在缺乏任何担保的情况下，这种现象非常不可思议。因为Q币之类的虚拟货币至少有运营商提供担保。只要运营商不破产，那么这种虚拟货币就可以兑换成现实货币。然而在WOW中。金币没有任何担保。人们为何愿意用现实的货币来交易它?这是我们研究虚拟世界经济的目的之一。SL之类的虚拟世界货币则具有虚拟货币的特点。虽然仅仅由公司提供担保，但是它们能够与现实货币直接兑换。

 

四、发展前景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并没有太深入。而这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在金融背景下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虚拟经济(在前期主要指金融)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现阶段，虚拟世界经济在西方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国内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对虚拟世界的关注，还植根于对虚拟经济的理解，侧重于对虚拟货币的研究。

 

事实上，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货币仍然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它仅仅是一种电子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只有当这个虚拟货币的需求由相对独立的虚拟世界产生，并且由虚拟世界提供，它才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忽视的领域。

 

、GooSe、Amazon和Facebook在中国市场的困境，Is]证明我们的人口数量使我们在虚拟世界的发展中具有短期优势。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利用这种正的网络外部性。它最终将变成我们的长期劣势。

篇5

关键词：隐喻；经贸；翻译

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机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哲学家、语言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但隐喻一直被看作仅仅是词语层次上的一种修辞方式，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装饰”。20世纪30 年代，理查斯的《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才第一次将隐喻视为语义现象，放到了句子层次考察。1980 年，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研究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突破了将隐喻作为一种词语之间的互相替换的研究思路，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也是我们赖以进行思想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而在论述专门知识的文本中，似乎就不容许隐喻这种夸饰语言的出现。这种看法，究其根源，是因为把隐喻仅仅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既然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在经济贸易这一相对抽象、专业的领域中，人们就应该会利用相对熟悉、容易把握的经验领域去理解抽象的经贸现象和理论。事实上，和科技文献一样，经贸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本文旨在论述经贸隐喻的认知功能、文化内涵及其翻译对策。

一、经贸英语中隐喻的认知功能及其文化内涵

隐喻是两个不同语义领域的互动，其中某一领域被用来说明另一领域。被说明的领域被称作目标域（target domain） ，说明的领域被称作源领域（ source domain） 。隐喻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域，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目标域特征的目的。例如，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一书中，就用“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 来比喻经济学中市场的支配作用，后来又引申为经济现象背后操纵经济变化的规律。这里的手是源领域，支配作用或规律就是目标域。两者间的相似性在于其操纵的功能。

经贸英语中所存在的大量隐喻，按其不同认知功能，可分为空间隐喻、结构隐喻、实体隐喻和容器隐喻。现举例说明如下：

（一） 空间隐喻。所谓空间隐喻，即用诸如上下、前后等空间概念来组织另外一种概念系统，根据good is up ； bad is down 这一隐喻概念，经济中的发展或不景气常用“上”“下”来表示。例如 US wood exports hit new highs. 美国木材出口创新纪录。（二） 结构隐喻。莱考夫和约翰逊把用一个已被高度结构化、清晰描绘的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的隐喻称作结构隐喻。例如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金钱是一个我们相对较熟悉的概念，其中蕴含了a limited resource （一种有限的资源）， 而a limited resource 又蕴含了a valuable commodity （一种有价值的商品） 。用金钱去比喻时间就形象地说明了时间的有限性和珍贵性。再比如在经济学中，我们还常说“Talents is a resource”（人才就是资源）。（三） 实体隐喻。与结构隐喻的以概念喻指概念不同，实体隐喻是把行为、思想和感情等抽象的事物看作实体或物质的隐喻。这类隐喻有助于我们对抽象的经济现象的理解和把握。例如，经贸英语中经常把不断变化的某种事物比作流水，如liquid asset and frozen asset （流动资本和冻结资本），floating exchange rate（浮动汇率）。（四） 容器隐喻和实体隐喻同属于本体隐喻的是容器隐喻，即赋予某种事物以边界，视其为容器，因此可以量化。利用容器隐喻来描述经济现象的隐喻有很多， 如概念隐喻“市场是容器” （market is a container） ；Our products have broken into a new market. 我们的产品已打入了一个新的市场。

二、经贸英语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经贸文体不同于文学作品，这类文章严谨周密，行文简练。文中隐喻的使用是为了能够更生动、形象、浅显地传达经济信息。因此，在翻译中，必须将信息的清晰性、准确性放在第一位。奈达认为翻译就是语言与文化两个符号系统的相互作用。翻译时不但要注意词或句子的表面意思，而且要发掘这些词或句子在一定社会语境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具体到隐喻，我们就要根据译文读者对其文化内涵的了解程度，分别予以处理。经贸英语中隐喻翻译的处理对策可以归纳如下：（一） 直译法。经贸英语中隐喻的最佳翻译方法当属直译法。所有的隐喻即“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战国. 惠施） 。因此，如果按字面翻译，又能准确传达信息，当然是最好的方法。而且，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增加，大量新词、术语及隐喻语的引入，人们对一些直译隐喻已耳熟能详，这就使直译成为了可能。例如： During the bull market in property ， with price rising fast ， auct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 在房地产市场牛市期间，价格飞快上涨，拍卖日益流行。在英语中， “bull”喻指力量、信心、攻击性， “bull market”指行情上涨的良好市况。现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牛市、熊市的说法。（二） 意译法。如前所述，经贸文体翻译的第一要则是清晰、准确。由于社会、文化、历史和认知环境等的不同，在译文读者无法理解隐喻涵义时，就只能译出其喻义。例如： What foreign businessmen find encouraging is that ideology is no longer in the driver’s seat. 令外商感到鼓舞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再左右一切了。 “in the driver’s seat”， 若按字面意思直译为“坐在司机的位置”，必然贻笑大方。因为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控制方向，故可意译为“左右一切”。 （三） 换喻法。当英文隐喻所内涵的意思与中文的另一隐喻相对应时，转换隐喻译法则是最好的折中办法，因为既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又不减原文语言的生动性。例如： True enough ， but teething pains are natural. （New York Times ， Mar. 21 ，1994） 非常正确，但阵痛是自然的。 “teething pains”指的是那些不太严重，却又让人头痛的问题，是改革初期所必然经历的。而按中文的习惯，我们往往用“阵痛”来形容，故可译为阵痛。 （四） 直译加注释法。对于那些译文读者较陌生，而又属经贸领域专业术语类的隐喻，通常可采用直译加注释法。例如： This system became known as the snake since these currencies move up and down together against currencies outside the snake. 由于这些货币对成员国以外的货币实行汇率联合浮动，就被称为蛇行货币体系，即把成员国货币汇率的浮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像蛇在管道内蜿蜒蠕动一样。“蛇形浮动”对于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人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对普通的读者而言可能就难以理解了。所以遇到经贸英语中隐喻的翻译，除了要正确理解其内涵以外，还需考虑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在综合把握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译法。

三、结论

作为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大量地存在于经济贸易语言中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无论是空间隐喻、结构隐喻、实体隐喻还是容器隐喻都是通过一个我们相对较熟悉的领域去把握一个相对抽象、陌生的领域。经贸英语中相关隐喻的研究对我们把握经济学理论以及正确翻译经济学文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Peter Newmark 认为信息功能文本主要是陈述事实与理论，最重要的是信息。因此译者必须以信息传递的正确性与清晰性为第一要旨，全面理解隐喻的文化内涵，并根据译文读者对该领域中隐喻文化内涵的了解程度，灵活采用直译、意译、换译及直译加注释等多种策略。

参考文献：

[1]Peter Newmark. Approach to Translation[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冯祥春. 大学经贸英语[M] .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1.

篇6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结构； 合理值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化，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日趋完善，金融业务与产品不断创新，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金融体系开始由“银行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在这样新的经济金融背景下，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所孕育的一些传统金融监测指标已经无法完整而又准确地反映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之间的关系。2010年，一个用以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新生概念―社会融资规模顺势而生。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分为四大部分：①金融机构表内业务，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②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③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④其他，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等。

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值的判断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包含了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从总量上描述了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融资的状况。另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囊括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囊括了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内涵广泛，统计口径宽泛，从而可以从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子市场的视角描述资金的结构和流向，多层次地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信息，从结构上深入剖析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要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虑。

（一）总量的合理性

从总量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总量的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是其结构调整的基础。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与宏观调控目标保持高度一致。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是监管当局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变革的背景下对宏观调控实践作出的重大创新。所以，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充分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等经济指标的关系密切，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同样的，社会融资规模与CPI的关联性强，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能够影响物价水平。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保持适合的货币流动性，稳定住通货膨胀预期，这样才能稳定物价总水平，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社会融资规模应当顺应宏观政策导向的需要，尤其是与社会融资规模关系密切的货币政策。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一个重要检测指标，扩大了M2，新增人民币贷款等传统金融指标的监测范畴，将监测的范围延伸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拓宽了货币政策的关注面，更为全面而又准确地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总量。对于社会融资规模本身，它的合理值应当符合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定能够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并且能够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推动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推动私人投资的发展，有效增加社会投资总量。

（二）结构的合理化

从结构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结构的合理化。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细致地反映了金融体系中各个不同部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求信息，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就体现了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结构，而合理的资金供给结构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影响消费投资，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有效改善产业、消费、投资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

第二，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突出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扶持。虽然，社会融资规模不仅仅只是信贷市场的反映，但信贷市场仍然是社会融资规模的重点监测对象。信贷市场是服务“三农”的主体，加强“三农”信贷投放，保持合理的“三农”信贷总量以及增速是合理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中，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不同的融资渠道，不同的金融工具给予小微企业以资金支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体现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重点支持。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表内、表外业务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在当前的融资市场中，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迅速崛起，除了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等表内业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金融工具通过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将资金投放到实体经济中，这部分资金也能被清晰地反映在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中，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规范问题，不断出现的监管漏洞，监管盲区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力度，逐步引导表外业务的发展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减少表内业务资金通过不合规的表外业务流入市场的情况，减少干扰金融稳定的因素。

第四，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直接、间接融资之间的关系。面对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直接融资在整个融资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总理就曾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 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通过市场的筛选功能引导资金配置，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进一步满足了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同时也分散了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促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值是满足总量适度，结构优化两条标准的数值区间。（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篇7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通过技术中介以及人类劳动过程所构成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价值增殖和信息传递的结构单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不能自动耦合,必须在人的劳动过程中通过技术中介才能相互耦合为整体。劳动过程,这里排除了其他一切特殊形态,即脑力和体力劳动以及各种具体劳动,从而形成价值及其增殖过程。但这一过程必须借助各种形态的技术作为中介环节才能实现。如果排除了三者的各种具体的关系,在生态、经济、技术要素之间只存在物质、能量、价值及其外化形态———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所以,生态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把物质、能量、价值和信息(包括精神产品)相互协调为一个投入产出的有机整体。

1生态经济系统的特性

1.1概念系统与实体系统的融合性

概念系统是指无形要素(软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如概念、原理、法则、方法、体系、程序等,经济系统就属于这一系统。实体系统(有形系统)是指由物质、能量等有形要素构成的系统,如矿物、能源、生物群落等,生态系统就属于这一类。生态系统是通过能流、物流的转化、循环、增殖和积累过程与经济系统的价值、价格、利率、交换等软要素融合在一起的概念———实体复合系统。当然,从生态系统与生产力相互作用上看,经济系统本身也是概念一一实体复合系统。同时,生态经济系统的实体特征又使它具有客观实体特征。这一客观实体又是开放系统,它与周围的更大自然与社会环境有着物质、能量、价值与信息输入输出关系,这是控制其稳定、协调发展的依据。

1.2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有序性

生态经济系统的有序性,实质上是生态系统有序性与经济系统有序性的融合。首先,生态系统有序性是生态经济系统有序性的基础。经济系统也遵循经济有序运动规律性,不断地同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换活动,以维持一定水平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有序稳定性。其次,这两个基本层次有序性必须相互协调。并共同融合为统一的生态经济系统有序性。由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为使系统趋于稳态,相互之间不断交换其物质、能量和信息,各要素相互交换过程中的协同作用,不仅使得两大系统协调耦合起来,而且使耦合起来的复合系统有了生态经济新的有序特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有序性,还表现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生长与经济目标的人工导向协调。这里的问题在于人工导向的作用力一定要和生态系统相协调,而不能超越生态经济阈的限度,不然,人工导向不仅不能引起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有序性的发展,而且很容易导致系统的逆向演替。

1.3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双向耦合

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都离不开生产过程这个耦合环节,然而,一旦经济产品产出,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便分道扬镳,直至下次生产中的再次耦合。二者耦合过程,也即相互作用相互交换以改变自身原有的形态和结构共同耦合为一体的过程。经济系统把物质、能量、信息输入生态系统后,改变了生态系统各要素量的比例关系,使生态系统发生新的变化;同时,经济系统利用生态系统的新变化从其中吸取对自己非平衡结构有用的东西,来维持系统正常的循环运动,一方面生态自然物质、能量效益提高,另一方面经济过热的增长速度趋于稳定,从两个方向使二者达到协调目标。

2生态经济系统的动态演替性

生态经济系统演替是社会经济系统演替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的统一,它突出表现为社会经济主导下的急速多变的演替过程。生态经济系统演替不仅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而且还与同一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经济活动相联系。从生态经济结构进展演替次序看,大致经历了原始型的生态经济结构、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结构和协调型的生态经济结构3大阶段。

2.1原始型生态经济系统演替

原始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条件下的产物。它主要存在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和以生物产品为原料的家庭手工业中。在此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只能形成比较简单的生态经济结构。

2.2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

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主要表现在以化石能源利用为主的发展阶段。它是指经济系统通过技术手段,以掠夺的方式同生态系统进行结合的一种演替方式。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的演替特点是:a.具有经济主导的特征,生态基础要素的定向演替要靠经济、技术要素的变动来实现;b.使生态资源产生耗竭的趋势;c.由于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环境质量快速消耗。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具有脱离生态规律约束倾向的经济增长性的演替。这种演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使经济迅速增长,但由于这种增长是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所以,当环境和资源损伤到一定程度出现严重衰退时,便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

2.3协调型的生态经济演替

篇8

实体店和电商，谁也无法被对方消灭，也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阿里巴巴的马云和万达的王健林虽打了赌，但是我看王健林的胜算要更大，目前的网上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能诞生一个年销售额过亿的依托于第三方平台的网上店都非常厉害了，但是对于实体店而言，这个不算什么， 网上的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强大的厂商，而非贸易商，实体经济推动网络发展，如果实体经济在网络经济的发展中并没有占到什么好处，网络经济是不会有长足发展的。因此，我还是坚信实体经济还是有大有前途的。这点在前面也说过了，中国实体经济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向德国学习，精益制造的概念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但是在实体制造业方面做的最好的无疑是德国。民族性使然。这里不说这个问题，这里说实体店具备什么条件才不会被电商冲击或取代。

实体店不会被电商冲击或者取代，我想根本还是他的个性化，而非纯粹把产品当作基本属性的产品来卖， 为什么奢侈品到现在都很难在网上发展起来呢？概念虽然很好，但是实践证明目前还没有被接受，没有被接受的原因不是大家不喜好网上购物，而是奢侈品这一以体验和个性化服务为特征的产品，在网上很难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因此这里可以做一个推断，在未来十年内，会被电商冲击很小或者很难被电商取代的实体店，一定是以个性化服务和体验见长的实体店，即客户在店内购物将得到网上无法给予的良好的个性化服务，促销拼价格，服务没体验，这样的实体店早晚要被网上冲击，网上最想要的就是产品的标准化工业化，而非创意化，为什么网上可以发展快餐但是不能发展五星级酒店的产品销售呢？这个就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差别。实体店要想继续做大做强不被网上冲击或者很少会受冲击的话，就要拼命发展自己的个性化体验。

最基础的有两点需要实体店去完成，第一就是服务的升级，从售前到售中到售后，提升客户的服务享受，其次就是在促销手段上的提升，我们传统的促销就是拼价格战，买赠、满赠等手段都是价格战的范畴，这点网上也是如此，这个要做，个性化的促销也要做，比如绑定跟自己同类客户的其他非竞争对手商家，共享个性化服务，客户在联合商家之间可以以优惠的方式消费产品和享受服务，这个是目前网上还不具备的条件，这个是促销的个性化，相信在未来二三年内，网上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网上的介质注定了这块是永远的短板，实体店要想不被电商冲击或者很少被网络冲击，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改变卖普通产品向卖个性化产品转变，这个个性化就是走特色道路，努力从店员被动服务到主动个性化服务方向转型，从售前服务转变成售前售后连续服务方向转变，提升附加值；

未来的实体经济品牌的招商加盟会更加艰难，艰难的原因就是我们都得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需要回答加盟商的问题：在互联网经济下，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躲避电子商务的冲击，不是良策，而是构建自己的实体店品牌特色，否则很难能让加盟商信服，线上线下关系如何处理，是所有品牌都要面临的考验，在2012年的李宁公司的危机中，线上对线下的冲击也是加盟商有微词的一个原因之一。对于所有在往实体经济道路上走的品牌而言，这个问题都必须解决好，走什么样的实体店品牌特色，决定了你是否会获得加盟商的信赖，就算全部是直营店，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纵使网上不冲击你，你的同行也要搞定你。

目前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到了该转型的时期了，利润在下降，但是创新没有，这个跟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关，对山寨的纵容和创新环境氛围的缺失，将会毁掉创新。 美国前十大电商公司里，只有亚马逊是不是从传统产业过来的，这个也说明了传统产业在如何化解电商冲击上，办法是很多的。目前的阶段，电商渠道只能用来定位于传播产品，真正赚钱的还是实体，但是二者是相得益彰的，谁都不能缺少，如果要给比例数字，我想3比7或者4比6是比较合适的比例，5比5，还为时尚早，而且在未来二十年内，5比5都达不到；

篇9

一、关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问题

对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虽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大都把它概括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②虽然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国际私法教程》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由张仲伯、赵相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国际私法》也主张：“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可以说是国际民事关系，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涉外民事关系”；但他们又都同时特别强调，这种“国际民事关系”或“涉外民事关系”就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③在余先予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的《简明国际私法学》和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中，还专门就“涉外民事关系”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证。两本著作都主张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没有任何区别，而且都以日本学者江川英文的观点作为论据，最后或者是认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与涉外民事关系在国际私法中是同义语，约定俗成，没有必要用这一个来排斥那一个”；或者是认为“国际民事关系和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在国际私法中是同义语，争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④

笔者认为，把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把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定义为“国际民事关系”。⑤即在此特别强调：作为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应该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涉外关系”；是“民事关系”，⑥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该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涉外”民事关系。主要是考虑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实施，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融合，我们有必要站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角度，即应该从更加全面和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我国及其国民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改变，而是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随整个国际社会一起步入21世纪的中国所绝对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的更新。

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是因为笔者认为，这既是一种法理上的逻辑要求，也是国际私法实践的必然结果。

从法理逻辑上说，作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只能是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不应该是法律关系；一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法律规范的调整以后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由余先予主编的《简明国际私法学》和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等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在论证这一问题时，都是引用日本学者江川英文的主张，认为“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一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而且，“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而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使用法律关系一词决没有什么不适当之处。所以勉强来排斥这个词，没有考虑的必要。”⑦很显然，这些学者们的论据，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一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另一个是“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而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使用法律关系一词决没有什么不适当之处。”笔者认为，这两个论据都存在问题：首先，“在国际私法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决不能作为使用这个词的依据，不科学、不准确的表述不可能因为使用多了就能够变得科学和准确起来。其次，既然“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就应该直接使用“生活关系”或“社会关系”，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标新立异”而“独树一帜”；而且，这样只能徒增不必要的法理逻辑上的纷乱。再次，任何部门的法学理论、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都有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统一性；作为整个法制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其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如都把“法律关系”定义为：“经过法律规范调整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关系”。既然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与“社会关系”也同样有不同，⑧既然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与其他部门法中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为了保持和维护有关法学理论、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的统一，就应该与其他部门法及部门法学中的表述保持一致。因此，为了使法学理论、法学教育、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在内的整个法制体系保持统一，这种“排斥”或“争论”绝对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而从国际私法的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所调整的当然是、也只能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国际私法所涉及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在进行民商事交往时，在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对这一民商事关系作了各不相同的规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或哪一个有关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确定应该由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或哪一个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来调整这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民商事关系的问题。如果这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民商事关系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调整，已经成为了一种“法律关系”，那就不需要国际私法来调整了。

此外，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理念还不够完善、还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这一观点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国，法理学的教材还是在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的基本属性是阶级性”。在法理学上，没有明确法律的基本属性应该是社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而不应该包括阶级性；⑨在国际私法理论中，没有明确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应该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从而还有很大一部分国民、甚至包括不少法律工作者、乃至一些法学家，都还是认为，法律是法官的法律，只有发生了纠纷，打官司到了法院，才需要由法官来适用法律、裁判纠纷。这样，在国际民事交往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我们国家的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把国际私法作为他们进行国际民事活动、实施国际民事行为的行为准则。从而会经常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国际民事纠纷，遭受很多不该遭受的损失。因此，为了实践的需要，我们更有必要特别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我国的当事人在参与国际民事活动时，一定要明确其国际民事关系还需要有国际私法的调整，一定要以有关的国际私法规范作为其行为的准则。

二、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

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在国内外国际私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最为激烈的争论，而且还由于牵涉到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得这一争论还远远超出了国际私法学界的范围。综观国内外国际私法学界和国际经济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主要的观点和主张：⑩

1.以德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为代表，认为国际私法的全部任务和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国际民事关系中所发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国际私法仅包括冲突规范这一种规范。

2.以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和中国的一些学者为代表，认为国际私法的任务在于解决对于国际民商事纠纷应由哪个国家法院来管辖、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问题，因此，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冲突规范、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规范等3种规范。

3.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特别强调国籍问题在国际私法领域的意义，认为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国籍规范、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等4种规范。

4.以我国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为代表，特别强调统一实体规范这一能够避免法律冲突产生的法律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意义，认为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等4种规范。

5.以我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家的一些学者为代表，强调各个国家国内所制定的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实体法律规范也应该属于国际私法的范围，认为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实体规范（包括统一实体规范和国内实体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等4种规范。

6.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则主要认为，有关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直接规范或者说实体规范都应该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国际私法不应该包括这些本应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的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即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哪些法律规范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应该有不同的分类。

1.从有关法律规范所规范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民商事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和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范，如有关国际债权关系、国际物权关系、国际婚姻家庭关系、国际继承关系、国际买卖关系、国际货物运输关系、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关系、国际支付关系、国际产品责任关系、国际破产关系中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范。(11)

2.从有关法律规范的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直接规范(12)和间接规范。(13)其中的“直接规范”是指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或者共同认可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中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直接规范。上述所有的观点和主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学、不准确和不合乎逻辑。

在笔者所主张的作为国际私法范围的这些法律规范中，特别要强调的是“直接规范”，(14)包括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统一适用的直接规范，和世界各国单独制定的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直接规范。

而就国际私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上述观点和主张而言，其不科学、不准确和不合乎逻辑的主要表现是：（1）既然所有研究国际私法的学者都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15)其当然的逻辑结果，就应该是将所有调整这些“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都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2）既然所有研究国际私法的学者都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诉讼关系”或“涉外民事诉讼关系”，那在国际私法的范围内，就不应该包含有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或“涉外民事诉讼关系”的程序法律规范。这些程序法律规范应该属于国际民事诉讼法所涉及的范畴。(16)

就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上述观点和主张来看，其不科学、不准确和不合乎逻辑，主要是由于对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没有理顺。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17)

第一，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1.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含有国际因素。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都产生并存在于国际社会，其调整对象都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或单独制定有关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经济法规范、在参与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时，都需要考虑其国际利益，都需要严格遵循国家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都需要遵循有关的国际惯例。

2.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渊源都包括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两大部分；在国际法渊源中又都可以区分为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两个方面；在国内法渊源中也可以区分为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两个方面。(18)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领域，都存在一系列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确定的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都存在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为调整其政府及其国民所参与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而单独制定或确定的法律规范。

3.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同属于国际法体系，是国际法体系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门。(19)

第二，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1.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的分歧，在我国国际法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认识问题上。国际公法学界的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国际经济管理关系和国际商品流转关系两个方面；而国际私法学界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应该包括国际商品流转关系这一方面的内容。

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应该具有既不同于国际公法，也不同于国际私法的自身独立的调整对象。国际公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各平等的国际公法主体之间在国际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交往中所形成的各种横向的平等关系。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各个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横向的平等关系和各个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管理关系。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各个平等的国际私法主体之间所产生的一种横向的民商事关系。与我国目前国际公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该包括国际社会各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单独或集体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时所形成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相左，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应该包括国际间的商品流转关系。

而且，笔者认为，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与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主要是不同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而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主要是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以等价有偿原则为基础的商品流转关系。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这种以等价有偿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商品流转关系，属于一种典型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只能是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2.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规范性质不同。从法律规范的公、私法性质来看，笔者认为，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典型的私法规范；而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不同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各个国家干预、管理、控制国际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属于公法的范畴。

3.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概念、性质和范围问题，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特别是在从事各部门法学研究的各个学者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0)笔者认为：国际公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属于实体法的范畴；其主体主要是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国际公法的主体；其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其范围主要涉及国际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条约法、国际组织法、外交法、战争法等方面。

国际经济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同国际公法一样都具有公法的性质，而且都属于实体法的范畴，但它又不同于国际公法：其调整对象主要是各个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横向的平等经济关系和各个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其主体除了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以外，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即在国家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中，个人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其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以及各个国家的有关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其范围主要涉及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货币法、国际税法、反托拉斯法和反倾销法等方面。国际经济法应该是国际法体系中完全区别于国际公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具有典型的私法性质，属于实体法的范畴；其主体主要是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以民商事关系主体的身份从事国际民商事活动时也可以成为国际私法的主体；其渊源主要是各个国家的有关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以及国际社会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其范围包括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其规范的内容包括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当事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的规范；其规范的形式包括间接规范和直接规范。而且，考虑到目前我国正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强调国内有关法律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后会逐渐消除以往明确划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那种界限，与此相适应，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其他有关国内实体法规范，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严格分离的情况下所存在的“涉外经济立法”和“涉外民事立法”中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有关实体法规范，也应纳入国际私法的范围。(2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也不赞成国际私法学界和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部分交叉”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存在交叉，完全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区分清楚；而且，既然其调整对象不存在交叉的问题，其范围也同样能够按上述标准区分清楚。

三、关于国际私法的性质问题

关于国际私法的性质问题，主要涉及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是公法还是私法这三个方面。

（一）国际私法是国际法

在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这一问题上，主要存在5种不同的观点：（1）国际私法是国际法（即国际公法）；（2）国际私法是国内法；（3）国际私法同时包含有国际法（即国际公法）和国内法双重性质；（4）国际私法是介于国际公法和国内民法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5）国际私法是国际法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22)如前所述，笔者极力推崇第5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属于广义的国际法，(23)是与国内法相对应的、广义的国际法体系中，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部门法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国际私法是实体法

在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这一问题上，也主要存在5种不同的观点，即（1）国际私法是实体法；（2）国际私法是程序法；（3）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性质；（4）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也不是程序法，而是一种与实体法和程序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5）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24)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决不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25)而且，从国际私法的规范体系和调整对象来看，国际私法应该是实体法。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必要，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世界各国的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中都特别强调：在调整国际民事关系时，原则上都只承认外国实体法的域外效力，而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承认和适用外国的程序法。特别是世界各国的法院在处理国际民事纠纷时，一般都强调原则上只适用自己国家的程序法。(26)如果把国际私法识别为程序法，就没办法理解和解释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这一国际私法存在的前提，和适用外国法（包括外国的间接规范和直接规范）来调整国际民事关系这一国际私法本身最基本的内容。如果世界各国都将外国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私法识别为程序法，都不承认外国国际私法的域外效力，都不适用外国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可能。即使在那些把国际私法的范围只局限在间接规范一种规范的理论中，也没办法理解和解释在反致、转致和间接反致制度中对外国间接规范的适用。国际私法理论上的混乱肯定会带来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混乱或无所适从，所以说，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绝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至于国际私法到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张国际私法是程序法或主张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性质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都主张国际私法的范围里包括有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另一个是认为冲突规范只是解决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并不能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程序法的性质。而主张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也不是程序法，而是一种与实体法和程序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的学者，所强调的是：冲突规范这种间接规范既不调整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又不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这一特点。

笔者主张国际私法是实体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首先，国际私法的范围不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在内。

其次，国际私法范围内的间接规范所调整的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诉讼关系，所要确定的是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而不是诉讼权利义务内容。

此外，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和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准用性规范”是相类似的。(27)而要确定某一类法律规范到底是实体法规范还是程序法规范，最为关键的是应该看它们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实体关系还是程序关系，看它们所要确定的是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还是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间接规范这种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特点并不能否定其实体法的性质；就像某一实体法部门中所包含的“准用性规范”也并没有因为它没有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而被界定为程序法规范一样。

笔者认为，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准用性规范”的性质应该是依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来确定：如果它所在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实体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准用性规范”就应该具有实体法的性质；如果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内容的程序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准用性规范”就应该具有程序法的性质。

而间接规范也有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和国际民事诉讼法中的间接规范之分，(28)其性质也应该是依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来确定：如果它所在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国际私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间接规范就应该具有实体法的性质；如果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内容的国际民事诉讼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间接规范就应该具有程序法的性质。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既然能够明确地界定国际私法的实体法性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确定国际私法的实体法或程序法的性质，而在已经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明确划分以后，专门杜撰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概念。

（三）国际私法是私法

对于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目前国际私法理论界所持的观点主要也可以概括为如下5种：（1）国际私法是公法；（2）国际私法是私法；（3）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4）国际私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一种与公法和私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5）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29)

与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一样，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决不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30)而且，从国际私法的规范体系和调整对象来看，国际私法应该是私法。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必要，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公、私法的划分直接影响到有关法律部门的立法原则和司法原则的确定。公法领域强调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保护、个人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服从和在公法领域有关当事人之间某种程度的不完全平等。而私法领域则强调有关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的完全平等、对相关当事人利益的同等保护。因此，把国际私法界定为公法还是私法，会直接影响到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下来制定国际私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和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之下来实施有关的国际私法制度这一极为现实的问题。

至于国际私法到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张国际私法是公法，或者主张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都主张国际私法的范围里包括有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而这些程序法规范属于公法的范畴；（2）认为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法律的适用范围或管辖范围问题，从而具有公法的性质；（3）认为间接规范具有程序法的性质，从而属于公法的范畴；（4）基于法学对资本主义法学中“公、私”法划分的认识，主张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的国际私法只能是公法。(31)而主张国际私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一种与公法和私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的学者，所强调的是：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又不是程序法，而是“自成体系”的法律适用法这一性质。(32)

笔者主张国际私法是私法，是因为：首先，国际私法的范围不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属于公法范畴的程序法规范在内。其次，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是实体法，从而不存在因为把国际私法规范界定为程序法而认定其具有公法性质的情况。最后，国际私法范围内包括间接规范在内的所有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是国际民事关系这样一种典型的属于“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至于法学理论对“公、私”法划分理论的排斥和否定，在当今社会，显然已经没有了现实基础，无须赘述。

笔者最后想强调的是，既然能够明确地界定国际私法的私法性质，也就没有必要为了确定国际私法的公法或私法的性质，而在已经有了公法和私法的明确划分以后，专门杜撰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概念。

注释：

①笔者于1981年进入武汉大学法律学系国际法专业学习，1985—1991年进而师承于韩德培先生，专门致力于国际私法的学习和研究，受益良多。特别是韩先生那种开放、自由、民主的学术态度以及在这些方面的教诲更是让笔者受益终身。1991年博士毕业来到中山大学法学院以后，也一直主要从事国际私法的教学、研究与实务工作。

②如由姚壮、任继圣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的《国际私法基础》认为：“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简称涉外民法关系”；由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的第一本全国性的国际私法统编教材《国际私法》认为：“国际私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由李双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国际私法》认为：国际私法“是以含有外国因素的民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际私法上所称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从广义上来讲的”；由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国际私法新论》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或称国际私法关系”，由刘仁山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的《国际私法》认为：“国际私法的对象就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由黄进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国际私法》认为：“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是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③由张仲伯、赵相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国际私法》同时认为：“涉外民事关系亦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是指在主体、客体和内容方面含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国际私法教程》也认为：“涉外民事关系”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没有任何区别”。

④参见余先予主编：《简明国际私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等主编：《国际私法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⑤笔者在从事《国际私法学》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疑惑。1998年3月在武汉大学参加由教育部组织、韩德培先生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国际私法教学基本要求》的审定会时，笔者曾特别提到这一问题，并得到了当时与会各位代表的一致认同，但非常遗憾的是，当笔者拿到教育部正式印发的《国际私法教学基本要求》时，还是原来的表述，即还是主张“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1998年4月，笔者有幸在上海主持了由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成人高校主要课程《国际私法教学基本纲要》的审定工作，与到会的各位代表一致将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定义为“国际民事关系”，但同样非常遗憾的是，根据这一《基本纲要》所主编的《国际私法》一书也还是在明确了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以后，主张“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民事关系亦称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参见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⑥笔者在本文中所表述的“民事关系”实际上就是“民商事关系”；而“国际民事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国际民商事关系”。之所以在很多地方没有直接使用“民商事关系”或“国际民商事关系”这两个概念，主要是考虑到了本文所反思的概念是“民事法律关系”。

⑦参见前注④，余先予书，第2页；刘振江等书，第60页。

⑧因此，才有“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这样的认识和主张。

⑨参见谢石松：《再论关于法的起源观》，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⑩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6—8页；前注④，余先子书，第11—13页；前注④，刘振江等书，第6—9页；李双元、金彭年著：《中国国际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页；浦伟良、郭延曦著：《国际私法新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页；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2页；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9页等。

(11)不管是在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民商事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中，还是在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范中，都存在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所以，将外国人民商事法律地位规范与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相提并论的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也是不合乎逻辑的。

(12)即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所称的实体规范或统一实体规范。

(13)即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所称的冲突规范。

(14)笔者在这里有意避开“实体规范”这个词的使用，主要是因为笔者认为冲突规范也是实体规范，如果将实体规范与冲突规范相提并论，就会发生冲突规范不是实体规范这样的逻辑结果。而事实上是，国际私法中包含有两种调整国际民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一种是直接规范；另一种是间接规范，即冲突规范。

(15)即笔者所主张的“国际民事关系”。

(16)参见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学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谢石松：《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之我见》，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

(17)参见谢石松：《论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

(18)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有关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有关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它们的性质，更不是它们的内容。笔者认为，从渊源上看，说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具有国际法渊源，是指它们都具有通过国际立法程序或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程序而确定的法律规范；而说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具有国内法渊源，是指它们又都具有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和国内司法程序所确定的法律规范。从法律性质来看，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这些法律规范都具有国际法的性质。

(19)不过，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国际法”是一个区别于传统国际法学理论中的“国际法”概念的、广义的国际法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法学理论中，一般将国际法等同于国际公法，如法学教材编辑部审订、王铁崖主编的全国法学统编教材《国际法》认为：“国际法也就是国际‘公’法”；端木正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国际法》一书也是开宗明义地表明：“国际法，亦称国际公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但笔者认为，国际法和国际公法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法是相对于国内法而言的一个法律体系的概念，而国际公法则是国际法体系中一个相对于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的部门法的概念。国际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应该是调整含有国际因素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等法律部门；而国际法学则是指由法学理论中研究这些部门法而形成的各个相应的部门法学所构成的一个对应于国内法学的法学体系，其范围自然应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民事诉讼法学和国际商事仲裁法学等学科体系。参见前注(16)，谢石松文。

(20)在国际公法学界，以王铁崖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一直主张国际公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和，属于公法性质，其中包括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而作为一个法学部门，国际公法学则是指研究这些法律、法规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体系，自然也包括国际经济法学的内容。而在国际经济法学界，以姚梅镇先生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间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体制和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法律性质上，既有公法的性质，又有私法的性质，其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组织法等几个重要部门”；而“国际经济法学是法学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是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对象的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在国际私法学界，以韩德培先生为代表的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的部门，主要由冲突规范和一定范围内的实体规范组成，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属于一个既不同于国际公法，又不同于国内民法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国际私法学则是以国际私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一个法学部门。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前注⑩，姚梅镇书，第1—30页；前注⑩，韩德培书，第1—40页。

(21)笔者特别反对在中国已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还使用“涉外”这个概念；极力主张在我国立法、司法以及有关法学研究中，都将“涉外”改成“国际”，就像将原来的“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改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样。同时，笔者认为，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随着我国经济与整个国际经济的融合，应将以往的“涉外经济法”中有关调整因国家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围，而将其中有关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国际私法的范围。让“涉外经济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中逐渐成为历史。

(22)参见前注⑩，韩德培书，第28—32页；［日］北胁敏一著：《国际私法—国际关系法Ⅱ》，姚梅镇译，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梅仲协著：《国际私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8—11页；前注④，余先予书，第13—15页；前注⑩，李双元等书，第35—43页；张仲伯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8页；前注⑩，浦伟良等书，第17—19页；前注⑩，韩德培书，第12—16页；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9页；谢石松著：《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法律解决程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前注(16)，谢石松文。

(23)笔者不赞成在这里使用“宏观国际法”这个概念，因为在这里，是相对于国际公法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所要表述的是区别于国际公法、调整含有国际因素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如果一定要遵循惯例而用“国际法”这个概念来表述国际公法，笔者认为，最好是将“国际法”这个词区分为广义的“国际法”和狭义的“国际法”这两个方面，即用狭义的“国际法”而不是“微观国际法”来表述国际公法，用广义的“国际法”而不是“宏观国际法”来表述笔者在这里所理解的国际法概念。

(24)前注(22)，［日］北胁敏一书，第6页；前注(22)，梅仲协书，第8—11页；前注④，余先予书，第15页；前注⑩，李双元等书，第41—42页；前注(22)，黄进书，第34页。

(25)李双元教授和金彭年教授认为：“国际私法是程序法抑实体法的争论，并无多大实际意义”；黄进教授认为：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参见李双元、金彭年著：《中国国际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26)参见前注(22)，谢石松书，第295—298页。

(27)如199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81条规定：“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这就是一条典型的准用性规范，它并没有直接规定怎样具体行使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行为和追索权，很显然，这些行为的具体行使，还必须适用所指定的相关条款。

(28)参见李双元、谢石松著：《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82页。

(29)参见前注⑩，韩德培书，第38—39页；前注(22)，［日］北胁敏一书，第6页；前注⑩，李双元等书，第42—43页；前注(22)，黄进书，第34页。

(30)日本的北胁敏一认为：“所谓公法或私法的分类之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黄进教授也认为：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参见前注(22)，［日］北胁敏一书，第7页；前注(22)，黄进书，第34页。

篇10

【关键词】虚拟经济特征发展阶段影响对策

虚拟经济是一种突破实体经济固化模式的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目前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良性的虚拟经济运转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反之则可能发生过度膨胀而引发泡沫经济问题。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充分发挥它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虚拟经济的内涵

虚拟经济的概念是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衍生而来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经指出虚拟资本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实物资本的所有权证明,是“实物资本的纸质复本”。国外对虚拟经济内涵的界定一般有三种:一是叫虚拟经济,指的是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二是可以称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三是指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实际经济运行过程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即用计算机模拟市场来进行经济政策的模拟等。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始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主要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沿着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分析来讨论虚拟经济。目前,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大都还是界定在虚拟资本的范畴上,其中研究内容最全面、影响最大的是成思危和刘骏民。成思危认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经济学或是金融学,可以通过多方面的研究相互促进,互相<优麦电子商务论文>补充。他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的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的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即虚拟经济是利用股票和债券及金融衍生物等虚拟资本直接用钱生钱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的产品是各种金融工具,虚拟经济的工厂是各种金融机构,虚拟经济的交换场所是各种金融市场。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为行为基础,具有内在波动性的一套特定的价值系统。整个经济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价值系统,这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它由两个系统组成:一部分是价格系统,是成本支撑的系统,即实体经济系统;另一部分是资产价格系统,是观念支撑的系统,即虚拟经济系统。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一般包括金融、地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呈现出资本化定价方式的各类资产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则是指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等经济活动。

虽然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虚拟经济的概念,但是作为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方式,它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制度环境。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虽然虚拟经济不是现代经济的产物,但是虚拟经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运动形态还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货币虚拟化以及各种金融产品的诞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1.虚拟性。所谓虚拟性是指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资本没有实际资本的生产内容,它们的交易是在虚拟的运动中完成的。只是以价值符号作为交易对象,而不是实物交易。此外交易信息的传播也是以虚拟的信息在虚拟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虚拟性是虚拟经济的最根本、最突出的特点。

2.高流动性。实体经济是以具体的事物为交易对象,交易活动的实现需要时间和空间作为条件。在虚拟经济中以虚拟资本为交易对象,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成为虚拟经济交易的最好的平台,更极大的提高了虚拟经济的流动性。

3.高风险性。虚拟资本价格的决定不像实体经济的产品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影响虚拟资本的价格决定因素很多,而且变化无常。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其交易的产品和规模都在不断的扩大,各类风险资金大量注入,甚至“全民炒股”盛行,虚拟资本交易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大大提高了虚拟经济的风险性。

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这是由虚拟经济自身的虚拟性特点所决定的。虚拟资本的交易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和供求关系。这些更多的取决于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行业前景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又大大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5.高投机性。风险与投机作为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特性而客观存在。正因为虚拟资本价格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一部分风险偏好者得以利用“贱买贵卖”获取利差。另外随着信息产业和网络市场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交易都可以在瞬间完成,这为投机又创造了技术条件和可能。

二、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

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虚拟资本在经济环境变化中不断发展和运动的结果。虚拟经济的各个发展阶段必然对应虚拟资本不同的特点。纵观虚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虚拟经济的初始阶段。与这一阶段对应的是闲置资本的货币化和借贷行为的中介化过程。在人们把暂时不用的闲置货币直接让渡给急需资金的使用者的借贷过程中,贷方获得利息收益的行为便是虚拟经济活动的雏形。由于个人之间借贷规模小、风险大等局限性的存在,银行这一中介机构便应运而生。银行以吸收闲散资金再向资金需求者发放贷款的方式促进资本的流动和转化。同时由于借贷成本的存在,企业等金融机构又会选择债券、股票等其他方式进行融资。所有这些融资方式的出现都意味着虚拟经济的社会化。

2.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有价证券逐步流动形成自己的交易市场,突破了原本的虚拟资本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难以向生息资本转化的障碍。有价证券可以按照预期的收益自由买卖,而且在证券、外汇等交易的基础上又衍生出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等,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此外在股票、债券大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证券资产化,即是以一些有价证券为抵押发行新证券或是将稳定的收入流,如住房、汽车等抵押贷款证券化。这类证券化资产的出现,更加强了虚拟经济的虚拟性特征,提高了原有证券的信用等级或者避免了资金的长期积压,达到提高资产流动性的目的。

3.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优麦电子商务论文>间的依存程度大大提高,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国的金融市场逐步集成,国际间的金融联系也更加密切。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出现了网络银行、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等,这些因素都使得虚拟经济更加发达和无形化。此外,国际金融领域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也使得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虚拟经济的发展日渐规模和成熟,已经脱离实体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领域存在。

三、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双刃剑”一词是对虚拟经济作用的最好形容。因为虚拟经济既是遵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甚至毁灭性的破坏。

(一)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能够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社会上的大量闲置资本增值创造了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要,为实体经济通过抵押贷款或者直接融资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证券市场的频繁交易,一方面降低了证券投资者对利息和红利的要求,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锻炼和增强了上市公司的投资能力。

2.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虚拟经济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资金流向,虚拟资本总是从低效益的企业、行业或地区向效益高的方向流动,带动社会资源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不断重新分配和组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通过虚拟经济中的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活动,实现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再次优化配置,提高全社会的资本利用效率。

3.有助于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通过股权分散、股票交易等虚拟资本运作方式,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减弱了企业的所有权转让和处置可能给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增强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虚拟经济可以使很多具有高风险的实物资产转换为较为保险的金融资产;虚拟资本的多样性、可转换性和高流动性又使企业能够以比较低的风险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积累。另外,企业也可以通过虚拟经济所传达的直观有效的信息,及时处理可能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经营问题。

4.繁荣国内金融市场,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进程。虚拟经济的融资渠道宽、方式灵活、成本低、周转周期短等特点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这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持。发达的实体经济也必然会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当今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游资的存在,便利了国际贸易融资,缩小了各国在参加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差距,推动了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发展。5.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自身创造了许多新兴的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外虚拟经济也直接带动了实体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GDP的增长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一步改善了全社会的就业环境,对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虚拟经济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性。虚拟经济中的各种虚拟货币的投资本身就带有风险性,但因为这种投机活动具有能够以较少的保证金垫付实现很大倍数交易额的“杠杆效应”,很多人仍会为追求巨额利润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会减少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虚拟经济市场中潜在的利润收益吸引了大量资金投资者进行炒作和投机,导致资金滞留在二级市场或衍生工具市场而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使实体经济的可支配资金和资金利用率下降,甚至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

2.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发展极易促生“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就是虚拟资产的价格,由于过分乐观的预期,脱离其自身的价格基础和社会物价水平畸形上涨,进而导致社会中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也脱离其价值上涨,形成虚假的经济价值,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给人们以错觉,这种错觉通过对虚拟资产的投入又不断地通过虚拟资产的上涨表现出来,于是经济就像泡沫一样膨胀。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极易加速扩张,引发经济泡沫,当虚拟经济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泡沫在经济中的成分不断加重,资产价格普遍大幅度偏离或者完全脱离由实体经济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时,会导致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产生又会进一步导致资金更多的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遭到破坏,金融系统的风险加剧,进而导致货币危机、资产市场泡沫经济的破灭和金融机构的信用危机等,造成宏观经济的持续衰退。

3.虚拟经济会加剧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使国际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加大。虚拟经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优麦电子商务论文>的发展,发达国家的企业与金融机构不断推行全球化战略,发展中国家也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各国的经济相互渗透,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虚拟经济的虚拟性特征往往导致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严重背离,虚拟资本数量和价格的变动造成人们虚拟财富的剧烈变化,极易引发盲目投资和突发的大额买卖,对一国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掀起大的动荡,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四、发展虚拟经济的相关对策

从世界范围来看,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成熟阶段,但是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仍处于发展阶段,因此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营和管理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本着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的原则,研究虚拟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建立虚拟经济系统风险的监测机制,科学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

1.继续努力发展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实体经济为前提,因此在发展虚拟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面对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竞争和替代影响,必须完善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在企业改革、金融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转变,增大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同时,要兼顾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实现协调发展。

2.完善资本市场,推动金融创新。虚拟经济是以虚拟资本为交易对象,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对虚拟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作为金融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品种匮乏是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一方面要放松金融管制,拓宽投融资的渠道和来源,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交易品种,扩大资本市场容量,逐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此外,完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等保障措施也是资本市场建设中应当注重的问题。

3.加强虚拟经济风险性管理,建立风险预警体系。由于虚拟资本的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高流动性,以及虚拟经济的高度预期性和复杂性,使得对于虚拟经济的调控十分困难。因此,必须建立起系统的虚拟经济预警体系进行监督,防止大规模泡沫经济的发生。系统风险的指标有资本合宜指标、资产质量、还款能力、稳健性管理指标、盈利指标、流动性指标和市场风险敏感指标等。通过对各项指标的量化分析,建立有效的预警监控体系。针对虚拟经济中存在的风险投机交易行为加以限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

4.要建立健全稳定、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的出现往往是由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主体行为异化、金融市场运作不规范所引起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是保证虚拟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要转变宏观经济管理的理念,逐步取消金融管制,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监管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监管,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监管原则,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另外,通过强化国内监控和国内外金融组织合作的方式,防止由于国际游资动荡引发的金融泡沫膨胀。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