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监管典型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信用监管典型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核电;建安工程;合同管理;应用分析

0前言

建安合同是《合同法》中合同类型的一种，指的是工程建设过程中，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签订的一项合同。发包方将工程的勘察、设计以及工程的施工委托给承包方;承包方负责工程中的勘察、设计以及整个施工过程;对于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进度的控制，合同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相比常规火电项目，核电项目建安工程的投资额度是巨大的、项目的种类非常多、项目施工建设的周期非常长，所以在核电项目的合同管理过程中对工程的严格管控就显得异常重要。

1核电项目管理主要内容

从合同管理的角度来看，在整个核电项目建安工程管理的过程中，合同的签订和合同的执行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方面。两个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过程，合同制定是合同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合同的执行延续了合同制定的过程，在核电项目建安工程合同管理的过程中两个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合同的签订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成败，决定了整个项目的花销，如果合同签订不合理，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该项目的经济效益也很难能够实现;合同条款即使制定的较为合理，如果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不能合理管控，就无法利用合同合理的管控整个工程。所以从工程合同的制定一直到工程验收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坚持合同管理。利用合同管理的关键就是合同的制定以及合同的执行。核电项目的工程合同管理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相关的机构施行责任管理制度，在合同制定之前要做好合同的规划尽量避免出现漏洞，尽量避免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合同制定的内容中要包含合同执行的措施与细则，对于整个合同进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以及监督措施，制定索赔相关的措施细则，对于可能产生的合同中细则的争议和纠纷应当尽量避免。

2核电建安工程合同管理的特点

2.1 合同的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短时间的行为，在合同制定之后工程项目开始之前就要进行合同的执行，所以合同的管理的过程是伴随着工程的整个过程，周期的持续一般在一两年左右，延续周期较长的甚至可以达到数年。对于核电项目更是如此，从开工到机组安装调试完毕，花费的时间就在5年以上。

2.2 项目的规模性质决定了合同管理在核电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巨大的作用，合同的制定以及执行的过程直接决定了整个工程的经济效益。对于一般的工程来讲使用合同管理和不使用合同管理所造成的项目的经济效益差别在20%左右。比如某核电机组的造价在150亿元左右，其中仅仅建安工程费用就占到总的费用的30%，所以在建安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合同的管理，控制整个项目的变化，对于整个项目建设的成本降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3 影响整个合同管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核电工程的复杂性程度高使得该工程的风险程度非常高，合同所涉及的方面以及所涉及的单位非常的复杂、合同所规定的条款也是越来越复杂、其中合同和权力的规定也非常的复杂、合同的执行所需要的过程也非常的复杂，要完整的执行一个合同，所涉及的合同事件是非常的多。整个核电工程的实施时间漫长实施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很多设备都需要进口，合同的实施还受到整个工程过程的影响，在实施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会对合同的实施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在实施的过程造成成本的增加。

表1核电工程投资成本构成

3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在核电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由于项目规模巨大、耗费巨大、所涉及的方面众多，所以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发生合同的纠纷是难以避免的，较高的复杂程度使得核电项目实施的难度非常之大，合同管理贯穿了整个项目实施的过程。在核电项目建设的过程中由于不可控的因素众多使得合同变更的概率增加，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工程的成本，所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合同进行约束和执行：

3.1 由于核电项目的特殊性使其对工程建设质量要求异常严格，甲供设备的制造验收标准远高于国家标准，直接导致满足验收标准的甲供设备能否及时供应成为了工程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环节。又如核电机组从最初的一代到目前的三代推进速度异常之快，导致很多技术先进的项目在招标阶段没有成熟的施工图纸，因此在施工阶段图纸能否及时出版也成为了项目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在充分考虑上述两项因素的情况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工期对于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2 影响整个工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设计对施工的影响，设备对施工的影响，施工单位间的相互影响，工期对施工成本的影响等，因此在招标阶段要合理划分合同标段，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尽量将上述影响降到最低，如某个厂房的土建和安装合并招标以减少土建与安装的接口协调等。

3.3 核电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导致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受到市场物价波动的影响较大，施工单位在投标时难以确定未来市场的变化幅度，因此要设置科学合理的价格调差公式，以防物价波动较大以致施工方亏损导致工程难以继续的局面。

3.4 在合同制定的过程中明确施工的责任与任务。也就是在制定合同之前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要将项目的任务落实到每个责任人身上，将合同的制定和执行的责任与相关管理人员的成绩与绩效挂钩。通过合同的制定可以使得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协调，在合同的管理下使得核电项目各项工作都能够正常有序的执行，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应定期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召开会议，就合同执行的过程和效果进行讨论，对于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各方面的协调使得整个工程能够严格按照工程进度进行执行，建立一定的工作的流程和程序来对合同的管理过程进行约束。

3.5 要加强对于合同变更以及索赔方面的管控，在合同制定的过程中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来避免盲目性的合同变更以及导致的索赔，在施工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工程的索赔，对于索赔以及合同变更的处理也是核电建安工程中所必须要涉及到的一个方面。

4 结束语

核电项目的管理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在合同制定的过程中要注意合同科学的制定，在合同制定的过程中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对合同进行制定，还要协调好整个工程的各个单位和人员，做好合同的执行工作，严格做到责任到人。建安合同管理者的经验非常的重要，在进行合同的管理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建安工程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作为管理人员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努力将自身的工作做好。

参考文献

[1] 周海. “EPC”模式下核电工程项目管理研究[D]. 浙江工业大学 2009

[2] 朱志明. 核电工程项目中AE公司的发展探讨[D].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08

[3] 陈起. 核电工程项目全面进度管理研究[D]. 天津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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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制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2020〕4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20〕25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在各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依申请的行政事项（以下简称行政事项）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时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以行政机关清楚告知、企业和群众诚信守诺为重点，推动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期明确、各负其责、信用监管的治理模式，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

二、主要任务

（一）明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根据《指导意见》《实施方案》要求，认真总结前期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经验，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扩大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按照最大限度利民便民原则，有针对性地选取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较高或者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特别是在户籍管理、市场主体准营、资格考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健康体检、法律服务等方面，要抓紧推行、尽快落实。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公共安全、金融业审慎监管、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重要涉外等风险较大、纠错成本较高、损害难以挽回的证明事项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二）确定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要求的证明。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规范告知承诺要求。书面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事项名称，设定依据，证明内容或者许可条件和材料要求，承诺方式，不实承诺可能承担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行政机关核查权力，承诺书是否公开及公开范围、时限等。坚持实事求是，相关要求要可量化、易操作，不含模糊表述或兜底条款。书面承诺的内容应当包括申请人已知晓告知事项、已符合相关条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承诺的意思表示真实等。

（四）加强事中事后核查。要针对事项特点等分类确定核查办法，将承诺人的信用状况作为确定核查办法的重要因素，明确核查时间、标准、方式以及是否免予核查。1．各县（市）、区政府要扎实推进本辖区政务信息共享工作，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建立告知承诺制在线核查支撑体系。行政机关要利用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政务服务移动客户端、区块链技术等收集、比对相关数据，实施在线核查。2．可以通过检查、勘验等方式开展现场核查。确需进行现场核查的，要依托“互联网+监管”平台和应用程序等，将承诺情况及时准确推送给有关监管人员，为一线监管执法提供信息支撑，同时要优化工作程序、加强业务协同，避免烦企扰民。3．相关数据尚未实现网络共享、难以通过上述方式核查的，可以请求其他行政机关协助核查，被请求协助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履行协助义务，不得推诿或者拒绝；确有原因不能提供协助的，应当书面告知请求协助的行政机关并说明理由。

对免予核查的事项，行政机关要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互联网+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不得对通过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企业和群众采取歧视性监管措施。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五）加强信用监管。要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依法科学界定告知承诺失信行为。建立告知承诺信用信息记录、归集、推送工作机制，将承诺人履行承诺情况全面纳入信用记录，依托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加强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按照信用状况，实施分类精准监管。探索建立信用修复、异议处理机制。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对虚假承诺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区分不同失信情形实施相应惩戒措施。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做好有关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保护。

（六）强化风险防范措施。要梳理工作环节风险点，制定防控措施，切实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要加强行政指导，强化告知和指导义务。建立承诺退出机制，在行政事项办结前，申请人有合理理由的，可以撤回承诺申请，撤回后应当按原程序办理。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或者核查难度较大的证明事项，行政机关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等规定，通过相关服务场所、网站和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向社会公开告知承诺书，接受社会监督。具备条件的地区和部门可以探索建立事前信用预警系统，对申请人进行信用评估，加强事前风险防控。对涉及经济利益价值较高、事中事后核查难度较大的事项，可以探索引入责任保险制度，降低实行告知承诺制可能引发的行政赔偿风险。

三、工作步骤

（一）制定工作方案。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结合2020年以来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际，依据《指导意见》《实施方案》和本工作方案要求，制定方案，落实工作责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合理安排进度，精心组织实施。（完成时限：2021年2月中旬）

（二）公布目录清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修改、废止情况，结合本系统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最新进展，市有关部门要在各自门户网站公布最新版本的本系统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目录及相应网页地址请报市司法局备案（目录模板详见附件）。各县（市）、区政府请汇总辖区内各部门制定的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并统一公布。（完成时限：2021年2月底）

（三）制发文本材料。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根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按照全面准确、权责清晰、通俗易懂的要求，科学编制工作规程，修改完善办事指南，制作发放告知承诺书文本。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要通过相关服务场所、网站和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公布，方便申请人查阅、索取或者下载。（完成时限：2021年4月底）

（四）加强督促检查。建立督察情况通报制度，把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推进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体系和年底效能目标考评体系，列为年度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内容。通过各级政府政务服务网、各有关部门网站，实地查看政务服务大厅，调阅行政许可案卷和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资料，接受企业和群众投诉举报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掌握各县（市）区、市有关部门工作开展情况。对有关告知承诺制的投诉举报要及时处理，对工作中违纪违法的单位及人员要依纪依法问责。（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

（五）营造良好氛围。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告知承诺制学习培训，加强业务交流，善于发现、总结、宣传推介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平台，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加强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宣传、解读，提高公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力，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相关材料随时报送至市司法局。

四、其他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辖区、本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的领导，抓好组织实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本辖区、本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及时了解掌握有关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工作有方案、部署有进度、推进有举措、结果有考核。各县级政府要建立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部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牵头单位，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情况。市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到率先推行、以上带下，加强对本系统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的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本部门、本系统推行告知承诺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本系统内适时复制推广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典型经验做法。

（二）倡导适度容错。要按照“权责一致、尽职免责、失职追责”原则，建立健全改革容错机制，属于合理容错情形的，对相关单位及人员依纪依法免除相关责任或者减轻、从轻处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

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阶段性工作成效要及时报市司法局。市司法局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协调，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评估，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市政府。

    

附件：1．芜湖市2021年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

时间表、路线图

2．XX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模板）

 

附件1

 

芜湖市2021年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时间表、路线图

工作步骤

主要工作举措

责任主体

完成时限

制定工作

方案

制定方案，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完成时限，合理安排进度

各县（市）区、

市有关部门

2月中旬

公布目录

清单

在各自门户网站公布最新版本的本系统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

市有关部门

2月底

汇总辖区内各部门制定的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并统一公布

各县（市）区

制发文本

材料

1、科学编制工作规程，修改完善办事指南，制作发放告知承诺书文本；

2、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通过相关服务场所、网站和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公布，方便申请人查阅、索取或者下载。

各县（市）区、

市有关部门

4月底

加强督促

检查

1、建立督察情况通报制度，把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推进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体系和年底效能目标考评体系，列为年度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内容；

2、通过访问各级政府政务服务网、各有关部门网站，实地查看政务服务大厅，调阅行政许可案卷和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资料，接受企业和群众投诉举报等多种方式，对各县（市）区、市有关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

3、及时处理有关告知承诺制的投诉举报，对工作中违纪违法的单位及人员依纪依法问责。

各县（市）区、

市有关部门

6月底

营造良好氛围

1、组织开展告知承诺制学习培训，加强业务交流，善于发现、总结、宣传推介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

2、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平台，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加强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宣传、解读，提高公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力，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各县（市）区、市有关部门

典型案例

随时报送

附件2

 

XX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模板）

序号

行政事项名称

涉及证明材料

法律依据

开具单位

备注

1

兼职律师执业审核

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经历证明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4号）第十二条：申请兼职律师执业，除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材料；（二）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律师执业的证明。

申请人所在单位

 

2

兼职律师执业审核

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律师执业的证明

申请人所在单位

 

 

 

 

 

 

 

 

 

 

篇3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化典型化的案例。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似的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从事诈骗违法活动的非典型情形，或隐或显，时有发生，受害人轻则正常生活扰，重则破财伤神，这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公害”。以笔者所历，几乎每天数次接到一些来路不明的电话、传真，内容多为代开发票、推销假烟等，甚至不分昼夜，令人不堪其扰；手机还不时接到陌生人套近乎的来电，有的甚至点名道姓，实在令人错愕。

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通讯工具之于百姓生活已不可或缺。当前，我国的固定电话用户已突破12亿，移动电话用户已达9.1亿，互联网用户也已超过4亿，可以说全民都是通信用户。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国家通信监管部门、通信网络运营商应当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使他们尽可能地免受不法分子侵扰，理应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我们看到，伴随通信事业发展而来的各种传真群发、短信群发、改号之类五花八门的技术手段，自产生以来，就被用于实现各种不同的目的。不法分子正是利用法律和运营网络技术之间的漏洞，大行招摇撞骗之道，引诱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误入陷阱。由于电信诈骗行为的隐蔽性、流动性，致使当事人在受害后对犯罪源头无从知晓，有关部门无从查处，经济损失无从追索，侦破过程极其复杂。

在依然存在监管盲区以及囿于技术限制的当下，要杜绝通信诈骗犯罪行为的发生和蔓延，除了必须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依法打击，还应当采取多种有效宣传、警示手段提醒消费者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鉴识能力，使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无可趁之机。笔者还认为，通讯网络，关乎国家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关乎社会稳定，关乎百姓民生的福祉。也正因为此，包括电信、移动、网络运营商以及金融机构等凡是需要采集用户实名身份信息的部门，都应当承担保护用户各种个人隐私信息的法律责任，防止用户信息被泄露、丢失、盗用甚至出卖，增强公众的安全感。对于那些在网络上叫卖诸如改号软件等通讯设施的大大小小商家及其产品，有必要实行管控，以及在技术上实行屏蔽。

法律能够惩戒罪恶，却不能预防犯罪。

防患于未然，业界责无旁贷。这包括强化法律的威慑力和构筑技术的门槛。

篇4

一、聚焦精简审批，打造便利化政务环境

坚持用户思维，以市场主体满意度为导向，下足“绣花”功夫，实现政务服务快办易办。一是优化政务服务。依托省一体化平台和“蓉易办”平台，实现100%事项网上可办，90%以上事项全程网办；打造税费服务新体系，成立税费服务支持中心，建设智慧办税服务厅，大力推广“非接触式办税”，实现所有税费种类申报100%“网上办”。在全市率先推行14项涉税事项“免填单”，“纳税服务综合质效指数”位于全市前列。扎实推进“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截至2021年8月20日，已与外省9个区县签订点对点“跨省通办”框架协议，共计办结跨省（含川渝）通办事项2468件。二是深化商事改革。全面落实“证照分离”改革，推行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申报登记试点，设立市场准入“综合一窗”，实行主题式服务，创新个体工商户登记业务“智能审批”，在全市率先实现企业开办3小时内办结。三是创新审批机制。在全国首创行政审批现场勘查全程标准化电子化，在全省首创劳务派遣人力资源等事项“承诺制+云现勘”模式，改革经验被评为2020年四川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做法。

二、聚焦精准发力，打造市场化发展环境

坚持市场化逻辑提升专业化水平，引入更多符合主导产业的城市合伙人，在产业发展、企业培育、开发建设等领域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一是提升企业服务。围绕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调度工作机制，开展“金帮办”全程代办帮办服务。成功获批创建“四川省专业市场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在全国首创市场服务站，建立全省首个专业市场商户信用管理体系，打造了“一户一码”商户信用身份证。坚持以链招商，签约引进航天二院成都分院、辰创科技西部智造中心等高能级项目。二是配置项目用地。针对存量闲置工业用地和厂房，吸引社会资本和第三方专业运营机构参与招商运营推广、商业资源嫁接，推动老旧厂房及其他非住宅性空闲房向众创空间、文化创意、特色商店等新产业、新商业转型，累计完成低效工业用地腾退2000余亩。三是促进政企沟通。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办不成事”受理窗口。开展“金商茶叙”系列活动，健全营商环境问题收集、解决、反馈闭环处理机制，形成主动对接和精准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搭建“企业服务云超市”+“企业诉求直通车”，实现惠企政策精准查询、无感推送、快速兑现。

三、聚焦包容审慎，打造法治化竞争环境

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建设稳定公平可及的营商环境。一是完善法律服务。打造西部法律服务集聚区，创新构建集法律服务、法治体检、法治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法律产业服务中心”。研发全省首个“金牛e法通”自助终端。建设中小微企业法治服务体系，成立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中心，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常态化法治体检服务，定期开展“送政策、送法律”活动，线下法治宣讲每月一讲，截至2021年8月，已服务企业逾千家。二是构建新型监管。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行各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模式，更高水平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全面深化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动态调整行政处罚“三张清单”，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智能智慧监管和综合联动监管，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三是加强司法保护。有序推进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建立“小额诉讼+示范调解”模式，创新深化“三源共治”工作体系，将“法治七进”与“三源共治”有机结合，打造诉源治理“金牛模式”。大力推广网上立案、网上开庭、智慧执行等“指尖诉讼、掌上办案”新模式。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编制完成《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实现“教科书式”执法，填补了我省行政执法领域标准化建设的空白。完善“一庭三所联调”机制，在全市率先建成劳动争议调解服务中心，“创建劳动争议调解服务中心经验”成功入围2020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四、聚焦开放发展，打造国际化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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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股市按规模排名还远在欧美之后，发行中的各种造假欺诈却更多，香港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里面可能有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区别在于发行和监管制度上的差异。

保荐人制度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这个制度作为舶来品，如不针对中国情况加以改造，则形同虚设。这个制度建立在个人信用的基础上，保荐人代表如不尽责，则需承担无限责任，可能因此失去从业资格，被逐出市场，并承担相应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而在国内，个人信用体系缺失，行业自我监督和约束机制基本没有，使得该制度毫无约束力。2010年，某券商保荐的多家公司都出现了严重违规，然而，至今未见到该机构和相关项目的保荐人代表受到任何惩罚。

笔者曾经提出，对保荐制度加以修改，将保荐人代表不能尽责的惩罚不仅要落实到个人，而且应追究其所代表的机构责任，对于严重违规的个人和机构，吊销相关业务资格，并按律追讨其所造成的损失。在个人信用体系不在位的情况下，变通的做法是将个人和机构绑在一起，增大违法成本，应可提高该制度的有效性。

公司在发行上市时造假，除了投资银行未尽责之外，企业也难逃其咎。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造假是无法完成的。在国内，退市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2010年在香港市场的洪良公司，经人检举揭发，保荐人代表与公司串通，联合核数的会计师在账目上造假。证监会和廉政公署都采取了果断措施，该公司上市募集资金被冻结，保荐人代表、核数师被调查，所有犯错人员和机构都难逃刑民事惩罚，募集资金被退还给投资者，并要求企业做出更多的赔偿。这是一个发生在规范市场的典型案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严肃追究的体系，才使得公司不敢铤而走险，做出得不偿失、徒使事业毁于一旦的行为。

发行制度的另一个屡被诟病之处是监管机构的过度管理。表面看来，批准制比核准制的控制程度更高。每一个上市申请都要经过证监会的上市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然而，评审实际只不过是进行形式审查，而根本无法做到对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和把关。看似严丝合缝的安排，实际上同时弱化了保荐人制度和上市前审查制度。监管机构去做的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原本该负起主要责任的保荐人显得无足轻重。上市的关键变成了保荐人和发审委之间的博弈，只要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一马平川的“圈钱”大道了。这就难以避免投行的各种公关行为的发生，在审核层面的腐败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不公开秘密。

篇6

一、工作目标

根据省、市2021年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切实掌握全区食用林产品种养殖基地和林产品加工质量安全隐患，采用日常督查、单位自查和集中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计划配合省市开展集中抽查，检一批重点品种，整治一批重点隐患。通过安全监测和监管，着力解决食用林产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掀起食用林产品安全整顿治理，实现对辖区内食用林产品生产经营情况底数清、情况明、动态知、信息畅，继续深化重点风险隐患的排查治理，严密防控，重点施治，确保食用林产品经营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经营行为规范有序，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食用林产品消费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二、工作重点

（一）落实主体责任。对区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进行食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监督食用林产品经营者建立并执行食品质量安全保障制度，落实食品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推动食用林产品经营者诚信自律，建立健全食用林产品进、销货台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努力将行政监管行为转化为经营主体的自觉行动。

（二）强化质量监管。强化食品林产品质量抽样检验工作，突出重点，增加抽检频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开展食用林产品抽样检验工作，切实做到程序合法、行为规范。开展专项监测和监督抽检，配合完成国家、省级、市级对本区的抽检任务，组织开展区级抽检，同时积极引导鼓励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种植大户开展自检工作。加强食用林产品抽样检验结果的综合运用，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组织，促进源头治理和行业自律。

（三）严查违法案件。对食用林产品违法行为必须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决不能姑息迁就。要通过查办案件锻炼执法队伍，提高执法能力，树立执法权威，打造依法履职尽责的部门形象；通过查办案件，震慑食用林产品违法违规行为。针对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适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处违法案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切实净化生产环境，进一步提高食用林产品安全保障水平。

（四）推进社会共治。在新形势下，应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力量，努力营造群策群力、社会共治的局面。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手段进行食品安全信息互动沟通，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三、工作方法及步骤

（一）明确工作责任，强化监管力度。将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重心下移，将日常巡查任务落实到基层林业站。将乡镇管辖区域作为一个网格责任区，明确责任人，实行网格化监管，做到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二）建立主体档案，强化规范运作。加大信用分类分级监管工作力度，研究确定科学合理的分级分类标准，创新信用分类监管的方式方法，注重监管的实效和综合信息的分析研判，不断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同时注重与相关部门建立的经营主体信用档案的融合和共享。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食品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是林业部门的重要职责，该项目已纳入2021年省、市林长制目标考核任务，为进一步落实食用林产品安全监管责任，林业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强化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切实把责任制和组织领导落到实处。

（二）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宣传教育及培训力度，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切实提高生产环节食用林产品经营者的守法意识，不断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和依法维权意识。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工作程序，加强信息管理，既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又要防止不必要的炒作，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解决突出问题。针对本辖区生产环节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突出、多发和易反复的问题，明确工作重点，找准突破口，集中整治风险隐患较多的的重点品种，务求逐个解决难点问题，取得整治实效。

篇7

然而“是药三分毒”，衍生品带来的一大副作用便是交易对手风险，

这一风险在金融市场深度波动时会成为震荡的放大器，在衍生品盛行的西方市场其破坏力尤其巨大，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交易对手风险的治理、监控、缓释，

是后危机时代金融业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从事衍生品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正视的挑战。??

2011年10月底，高盛前董事长、新泽西州前州长科尔津（Jon Corzine）经营的知名衍生品经纪商MF Global倒闭，再一次使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备受关注。

在衍生品高度繁荣的西方市场，传统债务关系已远非风险扩散的唯一渠道，衍生品交易对手风险就像盘根错节的或然债务之网将金融体系连接起来。从雷曼倒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到美国政府救助AIG和各大银行，全球金融危机的跌宕起伏，都与交易对手风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欧债危机中，欧元区机构作为衍生品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陡增，欧元债作为衍生品交易押品的风险缓释作用失效，这些因素与大量持有本国国债的欧元区银行的信用质量恶化发生共振，是交易对手“错向风险”（Wrong Way Risk）的又一典型案例。

那么，交易对手风险有哪些复杂性？其宏观重要性何在？后危机改革在这一领域有哪些举措？这些改革如何影响了金融市场的行为和价格？中国金融机构正在日益活跃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国内衍生品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交易对手风险管理将是从事衍生品业务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无法回避的必修课，在这一领域西方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

“无风险”套利的风险

套利是金融衍生品领域的重要交易策略，无风险套利的分析框架也为衍生品的定价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参照。以大家熟知的抛补利息套利为例，利率平价关系将汇率远期价格与汇率现价联系起来，价格关系的偏离将带来套利机会。设想美元对日元的1年期汇率远期价格偏高，就可以结合借入贷出以及远期合约实施套利（图1）。这一套利策略看似天衣无缝―只要布局实施精准到位，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其锁定的利润也不受影响，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无风险套利。但它真的没有风险吗？其实，这一套利策略虽无市场风险，却仍有信用风险：其一是贷出的资金面临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其二是远期合约面临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当然，如果债务人和交易对手是实力雄厚的金融巨头，其违约的几率应该较小，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已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合成风险转让的阿喀琉斯之踵

金融衍生品强大的生命力源于人们对于风险转让的需求，借助于金融衍生品实现的“合成风险转让”，可以绕开现货买卖的各种不便，轻松复制现货买卖的功效，为风险管理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

设想银行A对客户C发放了一笔1千万美元贷款后，希望将对客户C的风险脱手，最直接的办法是出售债权，比如将这笔贷款卖给券商B，并一次性从券商B收到全款，这一交易可以实现风险的彻底转让。然而有些贷款在合同中约定是不可转让的，另外出售贷款可能会对客户关系、会计、税收等多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能使现货出售不再可行或过于复杂，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是借助衍生品“合成”资产转让的效果，实施方法是通过CDS（信用违约互换）向券商B购买面值为1千万美元的关于客户C的违约保护。这样，CDS解决了风险管理目标与多种其他管理目标相互纠结的问题。

那么购买信用保护是否与出售贷款完全等效呢？其实不然，假如券商B不履行CDS合约的义务，则银行A仍将面临客户C违约的风险。可见，借助衍生品实现的“合成风险转让”并不彻底，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险―交易对手风险。与现货转让的干净利落不同，“合成风险转让”后银行与债务人仍藕断丝连，其中的“丝”就是交易对手风险，它是合成风险转让的阿喀琉斯之踵。

“合成风险转让”的方便性促成了金融衍生品的大发展，同时交易对手风险也在金融体系迅速积累起来，而这种新的风险带来了新的难题。对于做市商和衍生品用户而言，这一难题主要限于场外（OTC）衍生品或证券融通交易，场内衍生品的违约几率微乎其微，因为场内衍生品由交易所担保，而交易所一般会掌握充足的保证金和抵押品。

变幻不定的信用风险敞口

简单债权的信用风险敞口是静态的，例如银行A对客户C发放了1千万美元贷款，那么与债务人C相关的风险敞口就是1千万美元，而交易对手风险的敞口则是动态的。在前述抛补利息套利的案例中，设想银行A与交易对手B签订远期合约，约定1年后以A按锁定的执行价以美元与B交换日元。如果在合同到期日B违约，则A可以从现货市场以美元购买日元，如果现货市场的美元价低于远期合约执行价，则B的违约将使A蒙受损失，反之将使A获利，可见交易对手风险虽然给套利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并不一定带来损失。

推而广之，如果B在合约到期前违约，那么A需要结清与B的合约，并与另一交易对手签订新合约以替代结清的合约，这样B违约引起的损失应是新合约的价格，亦称为“替代成本”，这一成本等于合约的市值，它随市场而变化，可正可负。当合约的市值为正时，A担心B违约，而B不担心A违约；当合约的市值为负时，B担心A违约，而A不担心B违约。这一衍生品合约带来了A和B间随机变化的“或然信用敞口”（Contingent Credit Exposure），因而交易对手风险远比传统信用风险复杂。

交易对手风险的双向不对称性也使多笔衍生品交易风险敞口的汇总更为复杂。如果交易双方签署了轧差协议，则可以在汇总多笔衍生品交易风险敞口时将各笔衍生品合约市值正负相抵，使风险敞口对交易双方都得到压缩。例如，A和B 共有三笔交易，包括两笔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简称IRS）和一笔信用违约互换，从A的角度看它们的市值分别是50万元、-30万元和-10万元。在无轧差、单产品轧差、跨产品轧差的情况下，A面临来自B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分别是50万元、20万元、10万元，B面临来自A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分别是40万元、40万元、0元，可见跨产品轧差可以在单产品轧差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交易双方的风险敞口（图2）。

错向风险

交易对手风险不仅依赖于风险敞口，也依赖于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如果两者存在关联并同时恶化，就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错向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把大规模提供信用保护作为盈利模式的债券担保巨头，它们自身的信用质量与所担保资产紧密相关，全球金融危机中资产质量的深度恶化将债券担保巨头的信用质量拖入泥潭。

对赌协议也常具有错向风险。根据碧桂园财务报告，碧桂园于2008年2月22日发行5亿美元（当时约合35.95亿元人民币）可转债，可转债规模因为超额认购于3月3日增至6亿美元（当时约合43.14亿元人民币）。同时，碧桂园于2008年2月22日与主承销商美林国际签署了2.5亿美元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掉期协议，约定若碧桂园股票最终价格高于锁定价格，则碧桂园将向美林收取款项；若最终价格低于锁定价，则美林国际会收取款项。

这一对赌协议的动机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合约使碧桂园得以在股价上涨、可转债转股的情况下从掉期协议获利以对冲转股的稀释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碧桂园举债并“合成”回购本公司股票的投机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合约使美林国际得以为可转债投资者提供对冲股性的中介服务；也有观点认为，这一对赌协议是美林国际的陷阱，碧桂园则是因为资金紧缺而“饮鸩止渴”。撇开动机不谈，从效果看，碧桂园的状况越恶化，美林国际从对赌协议的获利就越丰厚，所以这一对赌协议是错向风险的又一典型案例。

单向信用支持的困扰

无论对于传统债权还是衍生品交易，保证金和抵押品都是一种常用的信用支持手段。在前述碧桂园对赌协议的案例中，美林国际面临严重的错向风险，为缓释这一风险，它要求碧桂园将可转债融得的金额中2.5亿美元缴付为股份掉期协议的押金，从而全额覆盖了掉期协议的风险敞口。这一安排可以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林国际在掉期协议上的交易对手风险，却有些“霸王条款”的味道，对碧桂园极为不利。

美林国际与碧桂园之间的合约细节没有公开，但很有可能信用支持仅由碧桂园提供，这种安排被称为“单向信用支持”。如果的确如此，碧桂园将面临美林国际的潜在违约风险：首先，假如美林国际倒闭，碧桂园如何收回其押金？碧桂园是否作为美林国际的无担保债权人排在大批债权人之后？其次，假如未来碧桂园在掉期协议上出现浮盈，碧桂园在美林国际上的风险敞口将进一步增大。2011年1月5日，碧桂园与美林对掉期协议的提前终止条款进行了修订，但这对上述结论并不产生实质影响。

有句话说得好，解决问题无非是把现有问题转化为新问题。从这一角度看，金融衍生品把风险转让问题转化为交易对手风险问题，而保证金和抵押品等信用支持手段则把初始的交易对手风险问题转化为新的违约风险问题。在“单向信用支持”安排下，缴付押品的一方被两大烦恼所困扰，其一是押品的安全，其二是浮盈的信用保障。根据国际掉期交易协会（简称ISDA）2010年保证金调查初步结果，全球场外衍生品交易中78%签署了抵押协议，抵押协议中16%约定单向信用支持，84%约定双向信用支持。

MF Global倒闭

知名衍生品经纪商MF Global最近由于豪赌欧债而倒闭，这是美国1980年以来规模第七大的破产案，也是继雷曼兄弟2008年倒闭后最大的金融公司破产案。与MF Global有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客户会面临交易对手风险，其浮盈很可能因这一倒闭案件蒙受损失，因为按常规，衍生品客户向经纪商提供“单向信用支持”。

另外，MF Global客户面临押品安全问题，客户的隔离账户出现了6亿美元以上的缺口，据称，MF Global违规挪用了客户资产，这可能最终造成客户损失，这一风险通常被称为“客户资金风险”。对于资金缺口的调查给客户资产的归还过程增加了复杂性，MF Global破产10天后仍有40亿美元客户资产被冻结。

欧元区风险恶化

在交易商与部门的衍生品交易中，信用支持附件常常约定交易商提供“单向信用支持”。欧元区债务危机凸显了部门的信用风险，但“单向信用支持”的条款约定部门不缴付押品，这就增加了交易商应用CDS对冲这一交易对手风险的重要性。

另外，交易对手风险所对应的信用估值调整（简称CVA）会随市场而波动，后危机银行资本监管新规《巴塞尔协议3》要求银行为信用估值调整计提资本，这也增加了交易商对CDS的需求（详见本刊2011年9月号《CDS：国家债务风险的解码器》）。当交易商有浮盈时，由于部门不缴纳保证金和抵押品，交易商不仅面临更高的交易对手风险以及相应的信用估值调整损失，也面临更高的资金成本。所以从理论上讲，单向信用支持会推高相应CDS的价格以及债务的融资成本。

宏观重要性

合成风险转让提供了风险分散和风险摊薄的捷径，从而可以熨平市场波动对金融机构个体的冲击，使金融机构获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悠然之态。然而风险可以转让，却不会消失，而交易对手风险更在这一过程中将交易双方绑定。合成风险转让的便捷使金融业陶醉于衍生品的盛宴，交易对手风险延伸为密布于金融体系的或然债务之网。系统风险悄然积聚，风险摊薄逐渐异化，金融体系终于在突发的市场逆转中分崩离析，这是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目睹的一幕，而事态的发展路径与《三国演义》中的“连环计”何其相似（图3）。

从上面的讨论看出，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看，合成风险转让带来了两种不利的影响，其一是交易对手风险使金融体系的关联度增加，其二是风险转移的便利使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淡薄。后危机金融改革在消除这两种不利影响方面有诸多举措，如金融审慎监管以及《巴塞尔协议3》在资本计提和资本质量方面的新规都对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作为后危机信用衍生品全面改革新规的“大爆炸”、“小爆炸”协议书，则通过产品结构标准化和市场机制完善降低交易对手风险和强化风险控制（详见本刊2010年10月号《CDS：中国式创新》）。

在市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引入中央清算机制。根据国际监管机构的计划，在2012年底前所有标准场外衍生品都将实现中央清算。这一改革旨在借助中央清算和多边轧差，提高市场透明度，防止过度杠杆化，降低金融机构的关联，增进金融体系宏观稳定性。当然，关于中央清算机制是否确能增进金融体系宏观稳定性，理论界也多有存疑。比如斯坦福大学的Duffie和Zhu用理论模型研究了轧差效率，并指出从轧差效率看，单一产品的多边轧差并不一定优于跨产品的双边轧差，当同一产品的中央清算机构不止一家时，轧差效率会进一步显著降低。

另外，中央清算机构面临复杂而集中的风险，其安全性并非坚不可摧，但由于其独特地位，其潜在的运转失灵将威胁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可见，中央清算机制在解决现有难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难题，其利弊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不断加快，从走出去的角度看，中国金融机构将日益活跃地参与全球衍生品市场；从国内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衍生品创新仍在不断推进，比如近期在资产证券化和外汇期权等领域都有新的进展；从提升管理水平的角度看，对于参与衍生品业务的中国银行业机构，在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过程中无法回避交易对手风险问题。可见，中国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增加对交易对手风险的关注度和管理水平。

篇8

如何让P2P行业健康有效运行？政府在其中应发挥何种作用？这成为更多人思考的问题。

P2P迅猛发展，却问题频发

2007年，我国出现第一家P2P平台，P2P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模式。2011年，我国从事P2P的平台数量、交易金额和投资人数快速增长。据网贷之家统计，到今年7月份，P2P平台累计已达4160家，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浙等地区，累计成交量约2.4万亿。除民间资本进入P2P行业，国资、上市公司、银行也纷纷涉足。

P2P的迅猛发展并不是偶然。目前我国融资体系不完善，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主要通过银行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窄，难度大，利率高，P2P的横空出世提供了融资的新渠道，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有效率地匹配资金的供需。

P2P的发展更有“地利”和“人和”因素。互联网经济有典型的网络效应，用的人越多，网络效应就越强。我国人口基数大，网民多，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多，这些都为发展包括P2P在内的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先天的便利。当线上理财逐渐成为习惯，人们自然成为资金的提供方。一些大的互联网巨头或直接切入P2P，或者与专业P2P平台合作，网上购物、社交等场景的数据被有效地利用到产品设计和风险控制中，形成业务闭环，更加激发了P2P的迅猛发展。

在迅猛发展的同时，问题也开始不断暴露。近一两年，P2P平台限制赎回、关站失联、老板跑路的新闻此起彼伏。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今年7月，P2P网贷行业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为1879家，约占总数的45%。其中e租宝、中晋系、泛亚等因为涉案金额巨大、涉及投资者众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报道，“e租宝”非法吸收存款500多亿元，涉及投资人约90万人，遍布31个省市区。

问题平台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纯粹的骗子公司，一类是想好好经营，但风险防控没有做好。

对第一类，e租宝最为典型，诈骗的手段可以概括为“三假”：一是“假项目”，几乎全部项目都是子虚乌有，人为虚构；二是“假三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实际占用投资者的钱；三是“假担保”，担保方是自己或自己的关联公司。这类骗子公司非但没有合理提示或警示可能的风险和风险的责任承担，更是普遍以高息为诱饵，虚假承诺保本保息，虚报或夸大过往业绩，用高大上的实体店面迷惑投资者。在“资产荒”和银行存款收益偏低的情况下，高息的诱惑力就更大。从查处的案例看，这类公司诈骗的钱一部分被用于平台扩张，通过借新还旧并支付先期投资的高利息，另一部分被平台主要控制人挪为己用或挥霍浪费。

对第二类，一方面P2P在风险控制上确实存在难题。由于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健全，在资产项目的选择上，受数据、技术等所限，很难有效地评估信用状况。技术层面，在贷后资金使用的监管上，P2P平台不如商业银行有优势，很难实时有效地监控贷后资金的实际流向。另外，在发展的初期，行业存在恶性竞争现象，一些平台为了吸引流量，在给投资者的利率上互相抬高。筹资成本偏高，必然要寻找风险更高的项目。目前投资人的投资期限普遍较短，一些项目资金需求期限长，一些平台把长的期限拆成短的项目筹资。但一旦市场有风吹草动，投资者集中赎回，平台的流动性问题就会暴露无遗，最终可能导致平台倒闭。

鼓励创新，加强监管

可以说，国家对包括P2P网贷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既强调鼓励创新，也不忽视加强监管。

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总理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在之后7月份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共部署了11项重点行动，其中之一便是“互联网+”普惠金融。关于网络借贷，也特别提出要支持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网络借贷等业务，但同时，一方面强调要规范发展网络借贷等业务，另一方面也提出改进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安全性，有效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外溢效应。

紧随上述《指导意见》，在去年7月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是“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其中有系列的网络借贷方面的支持举措。

在问题不断暴露的情况下，政府也意识到了加强监管的紧迫性。去年12月28日，银监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研究起草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平台的本质定性为信息中介，杜绝信用中介。通俗地讲，就是要做牵线搭桥的媒婆，而不能像银行一样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划定了12条红线。此办法终于在2016年8月24日正式。

与此同时，各个地方也加强了对P2P的监管。去年12月底，重庆出台《关于加强个体网贷借贷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对P2P平台严格监管，暂停新设平台。今年年初，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暂停互联网金融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商事登记注册。

统计问题平台可以发现，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真正因为风险控制没有做好的反倒不多。这表明行业过于粗放发展，鱼龙混杂。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位是普惠金融，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但在P2P平台发展中，个别平台却违规经营股票配资、“首付贷”等业务，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市，在股市和房市的忽涨忽跌中推波助澜。

正是鉴于此，今年4月，国务院组织14个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关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为期一年。整治的工作方案主要涉及三项内容：一是对网贷平台要“一户一档”，归档必要的信息；二是分为三类，包括合规类、整改类和取缔类；三是明确政府不兜底。

平衡鼓励创新

和风险防控间的关系

行业新生的一开始就管，既不知道如何管，也容易一管就死。但问题暴发之时，如果不能有效监管，投资者信心丧失，势必影响这个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正因为当前问题频发，迫切需要加强落实监管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适用的法律法规条款，补充必要的司法解释，同时明晰职能部门监管权力和责任，强化责任审计，以有效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必须要进一步明确P2P平台的定位。第一个定位，P2P是资金融通的“毛细血管”，而不是“主动脉”。欧美国家的网络借贷没有像我们这么火爆，问题也不像我们这么多，根本上还是因为它们资本市场很发达，银行业也很发达，P2P只是起到补充的作用。所以从根本上，还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继续有序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激化竞争。

第二个定位，P2P只能是信息中介，而不能是信用中介。由于它担当的是资金融通的“毛细血管”，发展的是普惠金融，如果再变成信用中介，风险的承受能力就很差，风险很容易爆发和外溢。今后需要对信息中介功能的业务范围进行更明确的界定，可采用负面清单监管，排除其不能涉足的业务内容。

坚持业务监管为主，联合监管为辅。当前跨部门组建联合监管机构的可操作性不强，业务监管是分类监管的细化。当前许多平台往综合化方向发展，业务监管更精准，各职能部门凭权力和职责范围针对综合平台的对应业务展开监管，操作性强，效果更好。各职能部门加强信息沟通，必要时进行联合监管和联合执法。

篇9

根据《方案》精神，结合我市外贸领域的实际情况，加强宣传，重点打击外贸领域三类商业欺诈行为：利用外贸合同诈骗行为；低开、虚开出口发票行为；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的价格瞒骗和假出口行为。通过发挥各部门联合监管的功能，达到整顿和规范对外贸易秩序，维护对外贸易环境的目的。

二、工作重点

（一）关于预防利用外贸合同骗取资金的欺诈行为的发生。

由市商务局牵头，工商、公安、税务、外管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机制，形成市建立对外贸易信用体系建设的方案，充分体现各部门功能互补、信息共享以及发挥各自监管职能，形成监管合力。同时，根据我市工作的进展情况，商务局、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外管局等部门将组成联合工作小组，现场办公，协调相关问题，落实具体实施工作。

（二）严厉查处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出口发票是出口企业根据国际惯例向进口商自行开具的一种形式发票。我局将会同税务、外管等部门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尽快制订程序化的、可操作的治理措施，严厉打击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同时，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宣传教育，将治理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常抓不懈。

（三）严厉打击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的价格瞒骗、假出口行为。在进出口环节，积极利用海关风险监控机制，广泛开展对外贸领域内的价格信息核实以及企业稽查。综合运用查缉和规范两种手段，将打击进出口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规范企业进出口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制裁违法企业，又要鼓励守法企业，引导企业经营行为走向合理合法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外贸进出口领域，形成一个良性、长效的综合治理机制。

三、职责分工

为更好地开展打击外贸领域商业欺诈行为专项行动，有效协调相关部门在专项行动中的工作，商务局会同公安局、工商局、国税局、外管局等部门组成打击外贸领域商业欺诈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商务局对外贸易科。办公室作为专项行动领导办事机构，主要职责包括：召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和成员会议；负责执行领导小组的决议；督促、落实相关部门在专项行动中的工作任务；调查督办专项行动中的重大或典型案件；推动市际信息共享制度；向领导小组提交工作报告。定期沟通对外贸易领域中利用合同诈骗的案件；定期汇总现有对外贸易经营者违法违规信息，各部门内部要确定本系统内信息的汇总机制；对市对外贸易信用工作予以指导和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向市相应对口部门提出要求，形成市对外贸易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并尽早实施。加强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分析低开、虚开出口发票对我市商品、企业以及国家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快推动关于治理低开、虚开出口发票治理办法的出台；对依据办法查实的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进行处罚；敦促地方有关部门将治理低开、虚开出口发票作为整顿和规范外贸秩序的一项长抓不懈的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商讨建立进出口商品价格信息共享制度，违规违法企业通报制度。

四、工作进度

按照《省打击外贸领域商业欺诈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部署，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年月—年月，动员部署阶段，印发工作方案及实施方案，做好相关的前期预备工作。

篇10

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非常糟糕，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新开工量，说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瓶颈。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统计局再也不惮于不让人喜闻乐见的数据。

此前30年的改革，中国放宽市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政府的监管，没有法律与市场的边界，甚至政府公务员带头不遵守规制，这样的市场经济一定粗糙而野蛮，遵循血酬定律与寻租原理。

同样，因为改革进入瓶颈期，而否认前30年艰苦卓绝的市场化努力，甚至把开放、加入“WTO”戴上陷入美国阴谋的帽子，以为贫困绝境中的中国才是有尊严的，以为中国一步就到了今天供应畅旺的局面，这样的数典忘祖同样难以得到时代的呼应与支持。

由于中国是个初级市场国家，接下来的很多改革仍需要在政府的引领下进行，因此，政府本身如何遵守法律，成为中立的第三方，依然是最大的、尚未解决的难题。涉及社会资源分配的改革，政府同样责无旁贷。

如贾康先生所说，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的主导者，在目前来看显然都是权力部门，因此权力部门的能力，权力部门的理念、对权力部门利益的制约，是中国是否能够释放制度红利的关键。这是吊诡之处，我们的目标是市场化，但我们需要理解市场并最终与市场共舞的权力。

为了达到法治市场的目标，要求精英阶层的共识，在精英成为反讽词汇、共识经常成为分裂的背景下，通过法治制约各方，让各方在公平的平台上博弈，超越市场与政府的分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

与共识同样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当前阶段、土壤特性形成共识，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以中国的金融创新为例，一提到金融创新似乎必定是进步的，谁反对金融创新谁就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线性思维非常可怕，这个世界上还有个词汇叫作合适，尽管有的创新很好，但未必适合当下的中国。

在本组特刊中提及海南发展银行，这个典型的案例显示了在中国寻租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官员，也存在任何略有特权的群体当中。上世纪末，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倒闭的原因，除了成立之初就背负巨额债务的“先天负担”之外，问题出在贷款集中度超乎想象，而且都集中于股东的关联公司。事实上，中国民营银行一度停滞，就是股东关联贷款风险不可控。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饱受诟病的“监管过度”，而是监管疲软，监管不到位，有时候甚至出现猫鼠同眠的现象。中国金融市场寻租广、信用差有目共睹，由此造成信息不对称，风险上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