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生物多样性的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目前生物多样性的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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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园林；生物；多元化；保育

1 园林生物多元化保育方略

1.1 园林的功能定位

园林是一个国家重视环境质量、生物资源与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园林不仅能够保育生物物种及基因资源的多样性，有效发挥迁地保育及部分就地保育的功能，同时也可供作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的园地。目前我国拥有诸多的规模大小不同的园林，但真正名列国际园林保育联盟（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简称BGCI）名录者，却不多。园林的定位及特色必须具有其不可取代之意义，才能凸显其保育、科学研究及教育价值，而园林的生物迁地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功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是被强调的。

1.2 全球生物保育方略简介

2002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6届会议（COP 6 of CBD），除了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策略规划之外，也一致通过全球生物保育方略（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简称GSPC），其中明确制定未来必须达成的生物保育16项目标。简述如下：编制可以广泛提供的已知生物物种工作清单，作为制定世界生物大全的步骤之一；评估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所有已知生物物种保育的现况；根据研究成果和实际经验，制定保育和可持续利用生物的议定模式；世界每个生态地区至少10%的面积得到有效的保育；世界最重要生物多样性地区的50%获得确实保育；至少确保30%的生产土地是根据保育生物多样性原则进行管理；使世界受威胁物种的60%得到就地保育；受威胁生物物种的60%，保存于可查询的迁地基地，最好是在原产国，并将其中10%列入复育方案；5种和其他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主要生物物种中，70%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育，相关的地方和原住民知识得到有效保存；针对威胁原生生物、生物群落和相关生境以及生态系的至少100种外来物种制定管理计划；确保没有任何野生生物物种因国际贸易而濒临灭绝；至少30%以生物为原料的产品应来自可持续经营的生物材料；针对可维持生计、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以及相关地方和原住民知识、创新和做法等，应遏止其减少；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保育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列入传播、教育和大众宣传方案；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从事生物保育、经过培训并拥有适当设备的专业人员，以实现本策略各项目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建立或加强生物保育行动网络。

2 以园林为基地的生物保育策略

①评估国家层级所有已知生物物种保育的现况。一是编制生物保育红皮书。二是制定生物保育和可持续利用的方法论或议定模式，目前生物保育及可持续利用的准则与指标仍在研议中，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准则与指标建立，已列入林业试验所重要研究课题的中。②保育生物多样性。一是3.60%受威胁生物物种，有效保存于可查询的迁地基地中。园林是最重要的迁地保育基地，在最新的生物白皮书未完成修订前，仍需依据现有资料，完成园林物种保存任务。二是10%受威胁生物物种纳入复育计划（方法同上）。三是针对具威胁的至少100种外来物种制定管理计划，进行限期研究。③以可持续方式利用生物多样性。遏止生物多样性资源及其伴随的传统知识减少状况，对于民俗生物、民族生物及传统知识与技术的确认与应用，需有更明确的资源投入研究。④促进生物多样性教育及公众认知。规划并执行生物保育教育、宣传和大众传播计划。目前林业部门及相关生态研究所均已制定年度自然教育计划，但仍应成立宣传报刊，统筹其成果与绩效成为国家报告。⑤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能力建构。一是规划并执行生物保育能力建构/人力培训工作坊计划。二是强化东亚地区的区域网络合作。

3 结语

生物多样性推动方案已于2011年底完成第1阶段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第2阶段的开始。但在迈向2015年目标的过程中，若干可能干扰保育推动的问题已明显浮现。一方面各机构对国际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则是陷于生态与经济两难的旧思维，致使相关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不一，共识难以达成。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的开展既属国家政策，也是展现我国国际责任的一面，应根据当前形式选择适当可行的行动计划。EABGN的成立宗旨，一方面是要通过各会员园林发挥各自生物资源保育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多边人员与信息交流而落实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显现国际间对园林功能确实寄予重望。EABGN既然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生物保育国际组织，其与全球性的BGCI关系密切，且我国均可积极参与两大组织的活动，把握参与国际社会的良好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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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湿地公园；植物配置；原则；措施

1湿地公园植物配置的原则

1.1生态性原则

湿地生态系统是生态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干湿状况的作用，而湿地公园的建设是在不影响其生态效益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湿地公园植物配置首先要满足生态性原则。贵州省罗甸县蒙江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充分尊重生态性原则，此生态公园位于珠江水系，对珠江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流量调节发挥着巨大作用。

1.2多样性原则

环境的破坏，使得生态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湿地公园的建设，既是一种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一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所以，在植物配置中，一定要遵守多样性原则。植物生长与动物生存密切相关，而湿地环境作为水鸟和一些水生植物的栖息地，其植物必须能够为生物的生存提供保障。为了保持湿地生态系统内生物的多样性，在植物配置时，也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内生物对植物的依赖，进行多样性的植物配置。植物类型多样化：一方面增加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环境内生物的多样化。

1.3整体性原则

湿地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生态系统之一，其存在与其它生态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不能对其进行单独的分割。在湿地公园植物配置的时候，不能简单只考虑到湿地这一个生态系统，还应该从整体上把握，然后进行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使整个生态系统达到完整。贵州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景观造型充分贯彻了整体性原则，树木苍翠、河流清澈、河滩草甸以及沟渠稻田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将城市系统、农田系统和山水自然做到了和谐的统一。

1.4观赏性原则

湿地公园是具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景观，在植物配置上，充分考虑其观赏性。人们对于美的要求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对于湿地公园的植物配置来说，也要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这样才能体现其观赏价值。湿地公园既有水生环境又有陆生环境，所以在植物配置时：一方面要满足水生环境的观赏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满足陆生环境的观赏原则。一般来说，水生环境的观赏需要视野开阔，而且要体现水的柔美一面，所以，在植物配置上，应多以低矮花草或者是水生植物为主，保证湿地欣赏的事业性需求。而陆生环境的观赏需要一种大气和坚实，在陆生环境中应多植大树和密草，还有一些其它花草灌木，使得整个陆生环境显得纷繁复杂而又不失陆地的厚重。

2湿地公园植物配置措施

2.1基于湿地公园平面结构的植物配置

湿地公园的植物配置，首先，要进行平面构图。以时光贵州湿地公园为例，此湿地公园因为是建立在两湖之间，所以，在平面构图上，水域面积占地极广，视野极为开阔。为了将广阔的视野进行平面层次的区分，特地做了以下工作：首先，对水陆交界进行模糊化处理，这样可以使得水陆环境完美融合，不会产生天然的割裂感，主要措施就是水陆交接地带的浅水中种植垂柳和一些其它水草，使得水陆间的过渡变得完美而自然，又增加了整个平面构图的层次感，使得整个构图层次清晰，画面感强烈。其次，点缀水面。水面的开阔能使人心情也变得开阔，但是在水面上进行植物种植，对水面加以点缀，就会降低水面的单调感，增加水面的美感与韵律感。

2.2基于湿地公园立面结构的植物配置

湿地公园植被的配置，除了要满足平面构图的美感，还要有立面构图的空间感。湿地公园的存在，是平面与立面的空间组合，不单单是平面的视野轮廓，所以，在植物配置中，要充分考虑立面的效果。在立面构图时，首先，要对视野进行一个划分，即平视、俯视和仰视，按照这3个立面来构建。俯视角度一般布置一些较低矮的花草和生态效益明显的地被植物，在平视角度范围内，以低矮的观赏树木为主，而在仰视角度范围内，种植的植物一般为比较高大，多为具有良好生态作用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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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

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

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

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

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篇4

关键词：生态保护; 现状; 对策; 睢宁

收稿日期：2011-06-07

作者简介：刘峰（1976―），男，江苏睢宁人，工程师，主要从事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工作。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7-0106-03

1引言

睢宁县处于徐州市东南部,徐连经济带的中心区域,面积1 773km 总人口132.51万人,全县辖16个镇,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基地,也是全国意杨、三水梨、白山羊之乡。睢宁县总的地势是从西北向东南徐缓倾斜,境内除西北部、西部、西南部零星分布的低山残丘外,其余均属黄泛冲积平原。县境水系属淮河流域,区内地表水系较为发达,河流、池塘、沟渠密布。气候上具有亚热带和北温带过渡区的特征,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境内生物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动植物种类较多,以人工栽培作物为主,天然资源较少。充沛的水资源形成的密布水网和湿地,使得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2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情况

2.1自然资源保护成效显著

保护自然风貌和生物多样性,加强全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建设。划定了11个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全县受保护面积为344.86km 受保护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9.52%,其中禁止开发区域面积2.559km 限制开发区域面积342.301km 。

2.2生态建设全面推进

“十一五”期间,睢宁县组织实施了一大批生态农业工程项目,取得显著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3.3万hm 完成“三横一竖”为骨干的梯级河网工程,有效灌溉面积6.29万hm ；农田林网化率达到95%以上。目前全县已建立16个优质麦标准化示范区、4个面积为0.4万hm 的蔬菜标准化示范区、1个省级优质梨标准化示范区；30个产品已通过国家、省无公害农产品品牌认证,并成功创建成为“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县”和“江苏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县”。

2.3水土保持稳步发展

水土保护方面,“十一五”期间全县复垦开发土地后备资源主要有荒地、废沟渠、村内空闲地、工矿及砖瓦窑废弃地和部分待整理的中低产田,其中滩涂荒地0.62万hm 改造2.67万hm 中低产田。通过“二次进山”工程,对4.2万亩全部实施农业项目综合开发,栽植板栗、杏等经济林450万株,完成土地综合治理。

2.4农村环境污染有效防治

从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为抓手,全面开展生态村镇建设。建成省级百佳生态村5家,省级生态村6家,徐州市级生态镇1家、生态村65家。开展以农村沼气为纽带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全县建成户用新型强回流沼气池4 800处,实现了厨房、厕所、猪圈三位一体,解决了当地农村畜禽粪便处理的难题,减少了蚊蝇孳生,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严厉打击“十五小”、“新五小”等污染严重企业,2008～2010年全县就关停80家“十五小”、“新五小”企业。

2.5面源污染逐步改善

近年来,睢宁县不断加大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通过实施“沃土工程”,全县化肥、农药的使用逐年下降。2010年全县化肥使用总量（折纯）达93 977t,较2005年明显降低,化肥利用率达40%以上,比2005年提高了12%；全县农药用量为1 648t,施用强度（折纯）为2.85kg/hm 较2005年下降了3.1%；2008年,秸杆禁烧区面积扩大到全县范围,禁烧区秸杆产生量为88.6万t,其中综合利用量为85万t,综合利用率为95%,2010年睢宁县被评为省级秸秆综合利用推进县。

（1）林相单一,生态系统功能失调。由于睢宁县大力发展木材加工业,由此产生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使得速生杨等树种迅猛扩张,各种杂树种迅速在消失。虽然睢宁森林覆盖率达到38%,林木蓄积量达到450万m 但由于杨树林等种类单一,树种比例严重失调,不能形成天然树种的多样性群落结构,造成林业生态系统严重退化、脆弱。

（2）水环境污染严重。睢宁县境内水系属淮河流域,地表水系较为发达,河流、池塘、沟渠密布,但多数河流为过境水,可拦蓄,但利用量不大,且目前均有不同程度污染,环境容量相对较小,丰水期上游工业污水随洪水下泻而形成的污染问题已对睢宁县地表水环境质量产生极大的影响。

（3）生物多样性受威胁大。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大面积的耕地、园地、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工矿用地和人工林地等取代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单一的林业和越来越单一化的农业种植系统已全部依赖于农药的杀虫除害,加上化学化对非目标生物生长的控制,由此造成生态系统的单调、不平衡和物种缩减,加速野生生物从农业系统中消失。同时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物种多样性的衰减,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大破坏。如丹顶鹤、棕尾\等一些珍稀野生生物在睢宁县废黄河湿地已难觅踪影。

（4）畜禽养殖污染严重。2009年,全县生猪饲养量110.4万头；山羊饲养量171.07万只；牛饲养量2.86万头；家禽饲养量3 059万羽。由于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睢宁县的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很少,但中小型的规模化养殖场却普遍“开花”,年产畜禽粪便约13.7万t。这些畜禽粪便大部分未经有效处理便直接进入农田或堆放,已成为最大的有机污染源。

（5）农用薄膜回收率低。随着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地膜覆盖在睢宁县农业生产中得到普遍应用,一方面农膜的使用提高了目标生物的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农膜易破碎、难回收,大量农膜残存于土壤中,对土壤质量产生很大的污染。2010年睢宁县年农膜回收率约为60%,可降解性农膜的覆盖面积占覆盖总面积的25%。农用薄膜残留物不仅污染土壤,而且影响作物生长

（6）农村地区生活污染逐年增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逐年增加,由于镇村居民的环境意识较低,且除县城驻地镇外全县各镇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致使大部分镇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未经处理随意或直接排入河流水体。

3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分析

3.1经济利益“撞击”生态效益

缺乏资源相对有限和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不计环境和资源成本,单纯追求短期和局部利益,还在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老路。受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广大农民为省工省时将大量化学用品用于农业系统,这种“懒农业”虽使农民增加了收益却大大伤害了生态环境；在林板一体化的驱动下,受木材产业带动的种杨热影响,广大农民在无意识中已完成了“去杂留杨”的树种更替,一些传统树种在睢宁县境内数量锐减。

3.2整体性生态保护意识不强

受生态环境遭破坏后短期不可显现性的影响,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在内的全县上下整体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重污染防治,轻生态保护,重项目治理,轻面源管理,缺乏全面可持续发展观念,不重视生态保护规划的执行和监督管理。

3.3执法监管能力缺乏

虽然设置了区域环境监察机构,但由于目前监察机构偏重于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实际上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和管理几乎没有进行,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3.4生态保护资金投入不足

生态建设和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近年来睢宁县通过建设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整体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资金主要投向偏重于生态建设工程,对用于生态保护的资金投入欠缺,形成了重建设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边建设边破坏的局面,有些生态建设成果并没有得到有效巩固。

3.5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

相对于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限期治理制度在生态保护实际工作中还存在问题,难以有效推行。

4睢宁县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而处于苏北地区的睢宁县也呈现着同样的特点：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经济不发达。同时睢宁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又决定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严峻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给新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也给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工作带来了挑战。

4.1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

加强宣传教育,逐步在农村普及环境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和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这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不仅要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而且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干部的生态保护意识,还要加强基层环保队伍对生态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4.2明确生态保护工作重点

要搞好生态保护工作,首先要正确定位,明确生态保护是环保部门的职责和任务,肩负起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双重使命。其次要下大力气抓好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的抢救性保护、资源开发区的强制性保护和生态良好区的积极性保护。第三要建立生态保护联动机制。生态保护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因此要通过建立联动机制,强化监督,理顺生态保护管理体制,调动各部门的行业管理积极性,形成多部门多角度参与生态保护的联席制度。

4.3加强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保护

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要切实加强对土地、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努力避免和减少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规范资源开发的生态管理,把开发对环境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4.4加强农村面源污染和非工业点源污染防治

（1）认真开展生态调查,摸清农村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的突出问题,分阶段制定农村面源污染的防治对策和措施。

（2）狠抓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对新建、扩建、改建的养殖场,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对养殖污染大户限期治理,同时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建设养殖小区,集中管理。

（3）大力发展生态安全农业,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发展无公害、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和开展农业标准化建设为载体,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循环农业,以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

（4）加强化肥、农药、农膜等流通渠道的监管,建立防治其污染的监督管理体系和农田环境监测体系,促进农业化学化用品使用结构的改善,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4.5加强生态保护执法队伍建设

当前生态保护工作有法不依、违法难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队伍薄弱,能力有限。因而要将生态保护执法列入环境监察执法的统一部署,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生态环境监察队伍,增大生态保护执法力度。

4.6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科研、监测队伍建设

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加强生态保护的科学研究,开展生态破坏机理的探索,研究生态破坏重建与恢复的对策,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与此同时,亟需形成完整的生态环境监控监测系统,建立科学的生态建设决策体系,要对区域生物生态状况进行全面、系统、有效地监测,对全市生态环境破坏情况及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的、定量的评价,从而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恢复和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Surve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Suining County

Liu Feng

（Suining Coun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Jiangsu,Suining 221200,China）

篇5

关键词：生态建设；堤防工程；设计；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 A

河流治理已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模式。在过去多年的社会发展中，由于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河道问题较为严重，成为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身体健康的核心环节。因此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做好河流治理工作已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也是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必然结果。在河流治理工作中，采用生态堤防设计方法不但能够使得人们更好的利用河流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效益，而且也能够促使河流回归自然化，产生一定的生态效益。

一、生态堤防概述

在过去的堤防工程建设中，由于人们对于环境认识不科学、不全面，多采用加固岸堤、疏通河道的方式进行治理，使得河流在满足人们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种种自然影响和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自然灾害，如洪涝、决堤等事故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人们在堤防设计工作中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够，造成了堤防工程建设中得到经济效益的同时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问题而引发的。因此在近年来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日益加深，对于各种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落实，在河道治理工作中也逐步趋于综合化治理要求，即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以河流利用、生态效益、环境保护为一体化的工作模式。这也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实现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和利用的必然结果。

二、生态堤防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目前的生态堤防设计中，我们主要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原则：

1、安全原则

安全原则主要指的是在设计工作中要以河流治理为基础，兼顾生态堤防的安全性要求，确保在雨天的时候不出现洪涝、决堤等现象。特别是人类开始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这类问题的认识不够而造成的堤防事故较为严重。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对于建设力度和水平要求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2、自然原则

在堤防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要能够发挥传统堤防工程防洪功能的同时，还要做好河流生态效益要求，甚至是降低河流的流速，从而维持河流的生态健康以及河道周围的环境保护要求，进而发挥其应有的自然景观优势。这种原则的存在与利用就需要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不得在工作中随意的破坏和更改自然规律，更不得胡乱的对自然进行优化和处治。尽量保持河道的自然边界及其天然蜿蜒曲折的特点，对不得不破坏的自然景观应加以补偿或修复。

3、生态原则

生态堤防与传统堤防最大的区别在于生态堤岸考虑到了堤防的边缘效应，由水生生态系统到陆地生态系统过度的连续性。传统堤防的设计破坏了这种水陆生态系统的连续性，使沿河湿地大量消失、混凝土河道切断了水土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其单调的水流状况不利于水生动植物的繁衍。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适当补充自然成分，协调景观结构，注意保持物种多样化，积极为水生生物和两栖生物创造生存、繁衍的环境。

4、亲水原则

结合当地居民文化习俗和活动需求，设置人性化的活动和休憩场所，提供更多方位能直接欣赏水景、接近水面，让人们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全方位地感受水文化给人们生活上带来美的感受。

5、整体性原则

河岸景观设计以整体美为基本原则，突出特色美，体现意境美，延伸河流水生态系统的空间。

三、生态堤防设计实例

生态堤防是融现代水利工程学、生态学及美学等学科为一体的水利工程，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又可以改善生态环境。现结合“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东引运河堤路结合达标工程”生态堤防设计实例，对城市生态堤防进行探讨分析。

1、“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神山桥至坑美段堤防工程”概述

“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东引运河堤路结合达标工程”是指神山桥至坑美段两岸生态堤防工程，该工程需建设堤防总长约5.2公里，其中现状堤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伴随着东莞经济的迅猛发展，运河水质遭受到严重污染，黑臭污水穿越东莞市区及多个镇区，严重影响两岸居民的生活及城市形象；②河道宽窄不一、变化较大，局部河道断面狭小，影响行洪。运河河底坡降较缓，而沿岸填河建房与河争地现象屡禁不止，使河道断面缩小，形成水流“瓶颈”；③ 现有堤围堤顶高程相对较高，一般达6.5～8m，但堤身单薄，未能达标，部分河段无堤防保护。堤防建设受当时社会经济环境限制，堤坡陡，堤身普遍存在稳定、渗漏等影响堤防安全的问题，堤围虽经多年整治培固，但标准低，堤基渗漏仍严重，堤脚冲刷也非常严重，局部堤段甚至坍塌，险工险段多。故整治该段堤防十分必要。

该项目的实施，以保护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为前提，在满足河道功能河堤的稳定要求，考虑具有一定强度、安全性和耐久性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刚性结构，把河堤由过去的混凝土、浆砌石、人工建筑改造成水体和植物或生物相互涵养、适合生物生长的生态护岸。河水通过生态挡墙系统与两岸互通循环，河水可向两岸补给，而两岸的土体也可向河流补给，形成一个双向循环。生态挡墙充分利用植物可以吸收磷、氮以及重金属等物质，并且生长速度快的特点来清除水体和土体的有害化合物，改善水质。各种鱼类，也是修复海河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方式之一，鱼类可以消耗掉水中的浮游生物，减少水质的富营养化，从而达到保护水质的目的。在河道中构筑起鱼巢，形成一个植物、鱼和各种生物共存的空间，可以有效抑制藻类的生长繁殖，进而防止河湖大面积爆发水花，调整生态循环系统，重新建立河道以及河堤的生态系统，“以鱼养水”。同时，还可建立海河水生生物多样性，重建水域生态平衡。长期的水力作用带起的泥沙等物遇到墙体减速后，在重力的作用下会沉积在两个内孔内，这些冲积物沉积下来后将是水生植物生长的乐土，这里面含有丰富的Fe、Na、K等矿物元素，很适合栽植的水生植物生长，解决了植物营养来源问题。由于生态挡墙不要水泥砂浆，整个墙体具有透水性，发挥了生态护岸的作用；挡土块间隙构成了一个天然的过滤器，起到一定的净化水质的作用。项目建成后生态护岸发挥了明显生态修复的作用，增强了河流水域自然净化能力。

2、“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生态堤防设计理念

(1)治理原则。“神山桥至坑美段堤防工程”河道治理以满足防洪安全为目的，尊重自然，立足水系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在工程措施的总体思路上，尽最大可能保护和恢复河流形态的多样性，为河流生物的多样性奠定基础，因地制宜进行生态护岸。

(2)岸线布置设计原则。“神山桥至坑美段堤防工程”岸线布置结合自然地形进行设计，少动土方，保留河道的蜿蜒平面形态、断面的多样性、两岸的天然植被等。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也证实了弯曲的水流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造就多样性流场，形成深潭浅滩地貌特征，有利于消减洪水的灾害性和突发性。

(3)护岸结构设计原则。“神山桥至坑美段堤防工程”护岸结构设计体现防洪功能和生态景观的结合，在满足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工程造价的降低；充分考虑人们活动的亲水需求；尽量避免刚性硬质化，合理选择当地植物措施；尽可能采用天然建材护岸，营造生物缝隙，为其提供繁殖和生长环境。

(4)河道断面型式设计原则。堤型的设计要结合场地及周围环境因素，通过多方案比较，择优选用。断面型式的选择原则除满足工程渗透稳定和滑动稳定等安全条件外，还应结合生态保护或恢复技术要求，尽量采用当地材料和缓坡，为植被生长创造条件，保持河流的侧向联通性。筑堤材料宜优先选用当地材料，在有条件的地方，一般多采用比较生态的土堤堤型，以便于堤坡的植草绿化，使堤内外生态环境协调，避免过多地采用直立的钢筋砼和浆砌石堤型，这些堤型与周围环境欠协调，同时在一定程度也影响堤内外的空气交换。

3、生态堤防功能体现

通过对该项目实施，提高了河道防洪排涝能力，将河堤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城区作为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防洪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植物措施具有净化空气、净化水体、涵养水源、滋养土壤、调节气候、固土护坡和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调节功能，增加河道绿量，形成稳定的河道动植物群落，改善河道景观和生态功能。生态堤防建设改善了水环境的同时，也改善了城市生态、水资源和居住条件，并强化了文化、体育、休闲设施，使城市交通功能、城市防洪等再上新的台阶，对于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投资环境，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对外开放，都将产生直接影响。

篇6

1引言

为了贯彻十六大关于经济特区要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加快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步骤实施，厦门市委、市政府于2003年5月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设立翔安区。在新修编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拓展时序安排上，翔安区的发展设计是：翔安区作为厦门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辅城，远景发展为城市副中心。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翔安区已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区域生态系统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正处在全方位的改造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面临着更多压力和挑战。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是促进翔安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厦门市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生态城市的需要，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2生态安全格局问题辨识

目前存在的主要威胁翔安区生态安全的问题包括：

首先，林地和农业用地不断减少，使这两种组分所担负的生态功能被削弱。随着城市化过程，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移的趋势仍将延续，生态稳定性维护用地总量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区域生态系统就会变成一个稳定性维护机制非常脆弱的系统。

第二，城镇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线型景观，建成区逐渐连成片，割裂了原有大片的生态空间，导致了区域景观破碎化趋势，影响到了区域生态稳定性。就目前发展趋势看，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干扰改造活动还会继续下去，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区域的植被覆盖度，也使得各自然景观组分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受到阻碍，降低自然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安全性的维护功能。

第三，养殖业的旧有规模，使得滨海滩涂和浅海水域集中分布区分隔，降低了自然湿地景观的连通性和整体性，显著增加了海岸带生态脆弱性程度。

第四，由于现代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安静的田园气氛被彻底打破。大量土地被开发利用，致使绿色空间不断下降，生物保障能力损失严重，形成了上述各种生态安全问题，再加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全区环境的舒适性和美学价值已大打折扣。

第五，随着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进行，未来翔安区的经济和社会也会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对于区域生态系统的改造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幅度。这会使本区在进行土地开发建设以前缺乏必要的生态可行性论证，建设的同时又大都没有考虑必要的生态恢复和补偿建设，如此的强度和速度致使其对局部生态系统的影响己经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忍耐限度，使局部的生态系统往往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生态安全性极低。

3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资源基础分析

安全格局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全面了解自然本底状况和现状景观组成及空间布局的基础上。生态景观组分及可利用土地的现状分布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前提。区域的自然骨架包括大的植被地带、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水体廊道、小的块状绿地等人为廊道。它们构成了区域性与局部人工环境的保护体系与保护屏障，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条件。

3.1植被带

全区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五块地区，即东北部的溪园内区、大帽山林场区以及东部的白云飞－锄山林区、鸿渐山、香山。但是由于周围地区土地开发活动的蚕食，使得大片的植被区逐渐被道路或城镇建设用地所隔断，呈孤岛状分布。林地的覆盖率偏低，树种单调，林相结构单一，缺乏观赏价值。

3.2土地资源

翔安区仍有大量适建用地可供城市发展，土地的可塑性很大。区内目前仍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农田，其面积占总面积的44％，从空间分布上看，全区农业耕作地的集中分布区已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而逐渐缩小。翔安的工业用地分布比较散乱，存在规模小、土地浪费严重的现象。翔安区的滩涂资源丰富，目前有49.73km2，集中分布在翔安区南部，沿着海岸分布大量的养殖池塘，近些年来盐田也不断转为他用。

3.3绿地

城区目前公共绿地严重缺乏，无成规模的社区绿地及街头绿地。

3.4水库坑塘

区内仅有曾溪水库和古宅水库等小型水库，地表水和地下水缺乏。就近期供水基本满足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但从长远来看，水资源缺乏将成为本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区内散布大大小小的坑塘，也受到人工干扰影响及自然因素影响，不稳定而变化明显。东坑湾已经成为区内最大的人工围堰内湾水域，作为区域开发的重点，应对东坑湾进行大规模的水域环境整治工程。

3.5河流水系

区内较大的河流为九溪，它作为翔安难得的生态开敞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价值。多年来九溪水质污染严重，农业、养殖业等侵占河道现象明显；河流的连续性较差，河流的保护宽度很窄；部分河段被人工固化，水陆交界带的自然生态过程被破坏。

3.6交通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路网结构不成系统。整个区域的交通道路，仍然在完善建设中。

4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策略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的建设过程，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应形成生态走廊，使得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良好的结构和功能联结，从而为研究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建立维护城市人居环境、维护景观生态过程安全的有效生态网络。网络通常由廊道、节点、廊道效应区组成。

4.1区域关键地段的辨识和生态建设

所谓关键地段，是指这些维持景观的连续性具有战略意义或者瓶颈作用的景观地段。通过这些关键地段的景观保护和建设，有效提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并使人类为保护生态系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降到最低。通过生态健康格局评价，来辨识整个区域的关键区。

4.1.1生态健康关键区

①翔安东北溪园内－大帽山林区、白云飞林场、香山风景旅游区：在这些区域植被集中覆盖区，要严格约束其内部的开发活动，以避免自然植被破坏和损失。

②曾溪水库、古宅水库：它们是翔安区重要的水源地，加大植被覆盖度，发挥涵养水源的作用。

4.1.2生态亚健康关键区

翔安区发展的空间结构为“一心、五片”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十字形”轴线分布的产业空间结构（“一心”指城市中心区，“五片”指新圩农业保护片区、马巷工贸片区、东坑湾高档居住片区、刘五店－澳头港口物流园区、大嶝－莲河对台特色产业园区）。分布格局正好处于目前生态亚健康状态区域。这些生态亚健康状态的点和局部，包括：

①崎头－下潭尾－琼头地段、下后滨，澳头，莲河等滨海岸段：这些岸段目前以水产养殖功能为主，今后应对养殖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规范养殖；局部地段可以用恢复沿海防护林和红树林等植被来改善和恢复岸线的自然属性。

②马巷、新店、大嶝等城市组团。

通过合理的规划手段，约束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方向和空间分布，对城市建设区形成良好的分割。尽量利用现有的生态基础建立组团之间的生态隔离带，可以利用人工林地、园地和农田等生态空间构架这样一些组团隔离带。在适合地段引入适量的绿地类型景观。注重居住区和工业园区的绿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景观形象。通过建成区内部的土地调整，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开放空间和绿地覆盖。要合理选择持久、稳定存在的林种、树种，一般以乡土植被为宜。

4.2生态节点建设

生态节点又称踏脚石(steppingstone)，是整个区域生态体系或者景观格局中，一些面积较小但至关重要的区域。这些节点一方面形成区域安全网络的关键保护点，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控制点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改善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①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节点。农业面对快速扩展城区空间的压力，农业土地资源消耗很快。保留一些重要的基本农田，一则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则可与城市绿化隔离带相结合，成为城市绿色的开敞空间，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②东坑湾水域、澳头滩涂节点，这些区域作为重要的湿地鸟类物种栖息地加以保护。

③鳄鱼屿、刘五店海域，作为重要海洋珍稀物种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的栖息地保护区。

④下谭尾、九溪入海口的红树林恢复区，作为重要生态系统恢复区加以保护，防止填海造地等开发活动对其破坏。

⑤区域内面积大于1km2的坑塘水体。

⑥生态廊道网络的节点，主要指生态空间网络系统的交叉点处形成的生态节点，特别是大型立交桥周边地区形成的绿化空间节点，也包括与绿色通道相连的公园、湿地等；

⑦建成区内独立的开敞空间，主要指是一些建成区内集中分布区的大型城市公园或绿化广场。这些节点也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建设的有益补充。

区域生态节点的保护和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区域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区域植被覆盖度的增加，有效地约束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展，减少局部地段的景观破碎度和城市化速率。

4.3生态廊道的建设

自然生境之间的生态连通性是衡量区域生态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而生态廊道则是实现和维持生态连通性的主要手段。廊道的结构是影响廊道生态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河流廊道还是道路廊道，都应该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植物的配置以乡土树种为主，最好是将周围的植物群落引入到廊道结构之中，在树种搭配上乔、灌木结合，使廊道结构趋向于自然状态或者半自然状态。

4.3.1河流廊道的建设

针对九溪展开生态与景观综合整治十分必要，主要措施包括：

①保持河道的自然地貌特征，保护自然形成的浅滩、沼地；

②满足物种栖息地的多样性植被群落；

③水质治理，严格控制河流的水污染；

④建设生态驳岸，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间的交换与调节，具有一定的抗洪强度；

⑤划定河岸两侧100m范围为河流的缓冲区，限制人类活动；河岸两侧30m内的范围作为河流廊道必要保留的宽度，其范围内必须保证良好的植被覆盖度，保持和恢复生态群落的完整性。

4.3.2交通廊道的建设

交通廊道对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或者特定区域来说，是一种干扰型的廊道，在廊道设置方面，要有意识地减少这些干扰，尽可能避开生态系统完整且脆弱的区域；尽量避开野生动物的生态廊道，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在道路两旁建设一定宽度的绿色植被廊道。

4.4区域安全格局的生态网络及其建设

4.4.1生态网络构架

整体生态空间格局的连续性程度是衡量城市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网络的增加被认为是提升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生态价值较适宜的方法。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趋势分析基础上，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生态纽带，使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结，从而形成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就翔安区而言，就是利用组团分隔带、山地林地和滨海自然保护区，形成相互联系的生态空间构架，以增强防灾（台风、虫灾）、消除热岛效应、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功能。

因此，合理组合全区现有的以生物生产过程为主的生态系统类型，并结合上述关键点与关键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改造，建设具有区域意义的大型生态轴线，实现对全区现有以及未来城市建成区的有效生态分隔。生态轴线的具体构成如下：

①溪园内－大帽山林场－白云飞轴线；

②澳头－刘五店－鳄鱼屿滨海滩涂轴线；

③小嶝－大嶝－澳头浅海滩涂轴线；

④香山－东坑湾轴线；

⑤九溪及其生态缓冲区轴线。

4.4.2区域生态轴建设

山地林区轴线是生态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对于维护全区生态稳定性具有其他景观类型无法替代的作用。完善林地组分结构和功能，建立未来景观舒适性。增加各生境斑块的完整性和连接度，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并通过溪流廊道和交通廊道，将自然引入城区。

对于滨海滩涂浅海轴线，应科学确定岸线和海域功能分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总体效益最优化。尽可能保留和恢复自然景观和自然生态岸线，如珍稀海洋物种栖息地和红树林、滩涂湿地等特殊生境。控制海域污染，适合地段恢复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

以九溪两侧绿带为竖轴，以香山－东坑湾绿化渗透空间为横轴，构成翔安城区十字形的绿化主轴。

5结语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和规律比较合理地运用于实践。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规范无序的超强度的城市建设行为，使其对区域的生态安全不致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以经济和高效的景观要素的配置状态，使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实现区域经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从翔安区目前的景观组分比例和空间分布形势来看，基于现存的生态景观，以有限的土地资源来进行安全格局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海湾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趋势，最终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

参考文献：

[1]陈鹏.基于遥感和GIS的景观尺度的区域生态健康评价——以海湾城市新区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07,27(10):1744-1752.

[2]陈志鸿,陈鹏.厦门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述[J].厦门科技,2005,(4):4-7.

篇7

关键词：红河流域;西河 ; 生态水利; 工程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Red River Basin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 on river ecological system stress problem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of river ecosystem needs. Ecological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a new branch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ecology from the fusion, purpose is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method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five problem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river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re: engineering safety and economy, improv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river morphology; ecological system design and self recovery: landscape scale and overall repair; feedback and adjust the design

Keywords: Red River Basin; river;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中图分类号：TV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概述

西河是纵贯巍山县盆地的主流，发源于上、下花盘，由北向南经洗澡塘流出盆地，是红河的气段。流域狭长，支沟发育，形似“树叶”状，东西宽14-12km，南北长约40km，四面环山，中位巍山盆地，流域面积784km2，坝区主河长48.9km，支流四十余条，水库55座，构成呈“羽状”水系，水草、鱼、蛙、水生昆虫自乐其中，区内羊子江源头最高海拔3006.9m，洗澡塘出口处海拔1678.9m，最高落差为1328m，盆地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山高谷深，绿树红花广泛分布，飞鸟走兽游梭其里，水路、陆路交错相通，鸟兽蛇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二、西河流域治理现状

主流西河设有拦河坝一座，用于福庆水库本区引流及汛期蓄水冲砂。沿拦河坝以下治理了11.22 km，河堤沿河漫滩裁弯改直，迎水面用C15砼护面，堤高2-3 m , 河底宽18-38m，河底沿程50m、100m、150m、200m四种间距设平底“v”型固床梁，堤外坡种草植树。东西支流建水库55座，拦砂坝等人工建筑物，西河治理段保护沿河两岸55个村庄3325户25262人和16648亩良田、集贸市场、桥梁、水利工程等价值2.68亿元固定资产的安全。其经济、社会效益十分可观。

三、西河流域治理工程对生态系统的胁迫

巍山县西河流域治理工程对巍山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勿庸置疑。但是也必须看到西河流域治理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该工程对于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然河流的渠道化。包括平面布置上的河流形态直线化，即将蜿蜒曲折的天然河流改造成直线或折线型的人工河流。包括河道横断面儿何规则化，即把自然河流的复杂形状变成梯形、矩形及弧形等规则儿何断面。还包括河床和边坡材料的硬质化，即河道的边坡及河床采用混凝土、砌石等硬质材料。二是指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筑坝是顺水流方向的河流非连续化，流动的河流生态系统变成了相对静止的水库，流速、水深、水温及水流边界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区内原来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系统淹没水底。陆生动物被迫迁徙。水库形成后也改变了原来河流营养盐输移转化的规律。由于水库截留河流的营养物质，气温较高时，促使藻类在水体表层大量繁殖，产生水华现象。藻类蔓延遮盖住大植物的生长空间使之萎缩，而死亡的藻类沉入水底，在腐烂的同时还消耗氧气。溶解氧含量低的水体会使水生生物“窒息而死”。由于水库的水深高于河流，在深水处阳光微弱，光合作用也弱，导致水库的生态系统比河流的生物生产量低，相对要脆弱，自我恢复能力弱。河流泥沙在水库淤积，而坝下清水下泄又加剧了对河道的冲蚀，这些变化都大幅度改变了生境。由于靠水库进行人工径流调节，改变了自然河流年内丰枯的水文周期规律，即改变了原来随水文周期变化形成脉冲式河流走廊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最后，众所周知，大坝对于生物的上下连通是致命的屏障。另一类非连续化是西河流两岸建设的防洪堤造成的侧向水流的非连续性。堤防妨碍了汛期主流与岔流之间的沟通，阻止了水流的横向扩展。堤防把干流与滩地和洪泛区隔离，使岸边地带和洪泛区的栖息地发生改变。原来可能扩散到滩地和洪泛区的水、泥沙和营养物质，被限制在堤防以内的河道内，植被面积明显减少。鱼类无法进入滩地产卵和觅食，也失去了避难所。鱼类、无脊椎动物等会减少，导致滩区和洪泛区的生态功能退化。并且两岸动物老死不相往来。

概况地讲，被改造过的西河生态系统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组成的生命系统，这是生态系统的主体。广义的水文系统，包括地表和地下水体、上地、气候系统等。再有就是西河流域工程设施系统，这是人们改造河流的结果。后面两个子系统组成生境，是生命支持系统。由于西河流域治理工程系统改变了西河形态，水库调度运行又改变了原有的水文规律，造成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生境变化，其结果可能造成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下降，使生态系统退化。

四、生态水利工程的概念

对于西河流域治理工程对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胁迫，应该采取正视而不是回避的态度。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工程学科，以建设水工建筑物为手段，目的是改造和控制河流，以满足人们防洪和水资源利用等多种需求。现代科学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学在力图满足人的需求时，却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河流生态系统本身的需求。而河流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也会给人们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害。未来的西河流域治理在权衡社会经济需求与生态系统健康需求这二者关系方面，应强调西河流域工程在满足人们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从学科发展角度看，现在的水利工程学的学科基础主要是工程力学和水文学，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主要对象是水文系统，往往忽视生命系统的现状和未来风险等问题。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应吸收生态学的理论及方法，促进水利工程学与生态学的交叉融合，用以改进和完善水利工程的规划及设计理论，形成水利工程学的新的学科分支一生态水利工程学。生态水利工程学作为水利工程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是研究水利工程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需求的原理与技术方法的工程学。生态水利工程的内涵是:对于新建工程，是指进行传统水利建设的同时(如治河、防洪工程)，兼顾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对于已建工程，则是对于被严重干扰河流重点进行生态修复。

生态水利工程将与传统治污技术、清洁生产(生态产业)以及环境立法和资源管理一起，成为河流生态建设的主要手段之一。

五、西河流域治理存在的几个生态问题论述

1.工程安全性和经济性

生态水利工程是一种综合性工程，在河流综合治理中既要满足人的需求，包括防洪、灌溉、以及旅游等需求，也要兼顾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需求。生态水利工程既要符合水利工程学原理，也要符合生态学原理。生态水利工程的工程设施必须符合水文学和工程力学的规律，以确保工程设施的安全、稳定和耐久性。工程设施必须在设计标准规定的范围内，能够承受洪水、侵蚀、风暴、冰冻、干旱等自然力荷载。按照河流地貌学原理进行河流纵、横断面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河流泥沙输移、淤积及河流侵蚀、冲刷等河流特征，动态地研究河势变化规律，保证工程的耐久性。

对于生态水利工程的经济合理性分析，应遵循风险最小和效益最大原则。由于对生态演替的过程和结果事先难以把握，生态水利工程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这就需要在规划设计中需要进行方案比选，更要重视生态系统的长期定点监测和评估。另外，充分利用河流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规律，是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合理技术路线。

2.提高河流形态的空间异质性

生物群落多样性与非生物环境的空间异质性，存在正相关关系。这里所说的“生物群落”是指在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生境下，由一定生物种类组成，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生物集合体。一般所说的“生物群落多样性”指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的多样性。实际上，生物群落多样性问题是在物种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

非生物环境的空间异质性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关系反映了非生命系统与生命系统之间的依存和}r}合关系。西河流域的生境空间异质性越高，就意味着创造了多样的小生境，能够允许更多的物种共存。反之，如果非生物环境变得单调，生物群落多样性必然会下降，生物群落的性质、密度和比例等都会发生变化，造成生态系统的某种程度的退化。

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生境的主要特点是:水一陆两相和水一气两相的联系紧密性;土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西河纵向的蜿蜒性;西河横断面形状的多样性;河床材料的透水性等。水一陆两相和水一气两相的紧密关系，形成了较为开放的生境条件;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西河纵向的蜿蜒性形成了急流与缓流相间;西河的横断面形状多样性，表现为深潭与浅滩交错;河床材料的透水性为生物提供了栖息所。由于西河形态异质性形成了在流速、流量、水深、水温、水质、水文脉冲变化、河床材料构成等多种生态因子的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生境多样性，形成了丰富的河流生物群落多样性。所以说，提高西河形态异质性是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的重要前提之一。

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西河流域治理工程的建设，造成西河的渠道化及河流非连续化，使西河流域生境在不同程度上单一化，引起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的退化。生态水利工程的目标是恢复或提高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主要靠人工直接种植岸边植被或者引进鱼类、鸟类和其它生物物种，生态水利工程的重点应该是尽可能提高河流形态的异质性，使其符合自然河流的地貌学原理，为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恢复创造条件。

3.重视生态系统自设计、自我恢复

在西河流域治理中重视生态系统自设计，自我恢复。以各种不同形式构成的自组织功能，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生态学用自组织功能来解释物种分布的丰富性现象，也用来说明食物网随时间的发展过程。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自组织的机理是物种的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某些与生态系统友好的物种，能够经受自然选择的考验，寻找到相应的能源和合适的环境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生境就可以支持一个能具有足够数量并能进行繁殖的种群。

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对于生态工程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生态工程时，生态工程设计与传统水工设计有本质的区别。像设计大坝这样的人工建筑物是一种确定性的设计，建筑物的儿何特征、材料强度都是在人的控制之中，建筑物最终可以具备人们所期望的功能。河流修复工程设计与此不同，生态工程设计是一种“指导性”的设计，或者说是辅设计。依靠生态系统自设计、自组织功能，可以由自然界选择合适的物种，形成合理的结构，从而完成设计和实现设计。成功的生态工程经验表明，人工与自然力的贡献各占一半。

我国古代传统哲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反映了一种崇尚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哲学观。在建筑理念方面，提倡“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管氏地理指蒙》)，“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都提倡一种效法自然，依靠自然的思想。

传统的水利工程设计的特征是对于自然河流实施控制。而设计生态水利工程时，要求工程师必须放弃控制自然界的动机，树立新的工程理念。因为依靠人力和技术控制自然界是不可能的，这种一厢情愿的企图最终往往归于失败。人们要善于利用生态系统自组织、自设计这个宝贵财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强调的是，每一条河流的特点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对西河流域的治理照搬照用，对每一项生态水利工程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尊重西河的自然属性和美学价值，寻求最佳的生态工程方案。

4.景观尺度及整体性

西河流域治理工程规划和管理应该在大景观尺度、长期的和保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小尺度、短时期和零星局部的范围内进行。

所谓“整体性”是指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出发，掌握生态系统各个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提出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综合的系统方法，而不是仅仅考虑西河流域水文系统的修复问题，也不仅仅是修复单一动物或修复河岸植被。

这里说的“景观”是指生态学中的景观尺度。尺度和层次是生态学发展的关键。目前生态学理论把生物圈划分为11个层次，依次是生物圈、生物群系、景观、生态系统、群落、种群、个体、组织、细胞、基因和分子。景观尺度包括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

首先，水域生态系统是一个大系统，其子系统包括生物系统、广义水文系统和人造工程设施系统。广义水文系统又与生物系统交织在一起，形成西河流域生态系统。而人类活动和工程设施作为生境的组成部分，形成对于水域生态系统的正负影响。

其次，必须重视水域生境的易变性、流动性和随机性的特点，表现为流量、水位和水量的水文周期变化和随机变化，也表现为河流淤积与侵蚀的交替变化造成河势的摆动。这些变化决定了生物种群的基本生存条件。水域生态系统是随着降雨、水文变化及潮流等条件在时间与空间中扩展或收缩的动态系统。生态系统的变化范围从生境受到限制时期的高度临界状态到生境扩张时期的冗余状态。

最后，要考虑生境边界的动态扩展问题。由于动物迁徙和植物的随机扩散，生境边界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动。西河流域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周围生态系统随时进行能量传递和物质循环，西河流域的生态活动不可能是孤立的，还需要与相邻流域的生态修复活动进行协调。

5.反馈调整式设计

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成长是一个过程，西河生态治理工程需要时间。从长时间尺度看，自然生态系统的进化需要数百万年时间。进化的趋势是结构复杂性、生物群落多样性、系统有序性及内部稳定性都有所增加和提高，同时对外界干扰的抵抗力有所增强。从较短的时间尺度看，生态系统的演替，即一种类型的生态系统被另一种生态系统所代替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期望河流修复能够短期奏效往往是不现实的。

西河流域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主要是模仿成熟的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力求最终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河流生态系统。在治理工程项目执行以后，就开始了一个自然生态演替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按照设计预期的目标发展，可能出现多种可能性。最顶层的理想状态应是没有外界胁迫的自然生态演进状态。在西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中，恢复到未受人类干扰的河流原始状态往往是不可能的，可以理解这种原始状态是自然生杰演进的极限状态上限。如果没有生态治理工程，在人类活动的胁迫下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恶化，这种状态则是极限状态的下限。在这两种极限状态之间，生态治理存在着多种可能性。针对具体一项生态治理工程实施以后，一种理想的可能是:监测到的各生态变量是现有科学水平可能达到的最优值，表示生态演进的趋势是理想的。另一种差的情况是，监测到的各生态变量是人们可接受的最低值。在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形成了一个包络图。

意识到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在时间与空间上常具有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系统的演替以外，人类系统的变化及干扰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的调整。这种不确定性使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不同于传统工程的确定性设计方法，而是一种反馈调整式的设计方法。是按照“设计—执行(包括管理)—监测—评估一调整”这样一种流程以反复循环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流程中，监测工作是基础。监测工作包括生物监测和水文观测。这就需要在项目初期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进行长期观测。依靠完整的历史资料和监测数据，进行阶段性的评估。评估的内容是西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常用的方法是参照比较方法，一种是西河流域自身系统的历史及项目初期状况比较，一种是与自然条件类似但未进行生态的河流比较。评估的结果不外乎有儿种可能:1)生态系统大体按照预定目标演进，不需要设计变更;2)需要局部调整设计，适应新的状况:3)原来制定的目标需要重大调整，相应进行设计。

篇8

在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个城市规划单位和整体社会都逐渐认识到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国相关部门对于城市园林景观建设非常重视，并为此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将城市园林建设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从气候环境的特点、自然环境的形式、区域文化特征等众多方面进行考虑，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并且赋有强盛生命力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下面对现阶段城市园林景观在规划、设计等方面具有的特点进行详细叙述。

1.1园林规划设计与生态环境相结合

我国的很多城市对于生态环境发展非常重视，希望通过多种有效措施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发展，对于城市园林景观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使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不存在矛盾关系，并且各方都能够获得十分良好的效益。

1.2对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理念进行完善

一些城市在落实城市园林景观工程建设时，不仅一直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念，同时，对于科学管理也非常重视，并将这两方面内容进行有效融合。依据当前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制定符合现代化城市发展的、科学的、适用的园林景观规划理念。

1.3具有个性特色的园林景观设计作品诞生

我国的一些城市对于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性的了解，同时对城市就规划建设对于园林景观设计的实际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利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来突出城市特色。将城市自身具有的文化底蕴，以及城市的精神面貌良好地展现。对城市具有的园林系统结构进行调整，使很多非常优异的园林作品诞生，并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效，对于改善城市华景，促进城市生态建设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时还具有地方的特点，园林景观设计具有属于城市自身的独特个性。

1.4引进先进的园林景观施工工艺

我国很多城市在进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时，对其的创新非常重视。相关内容不仅对原有的技术和工艺不断加深学习力度，同时根据自身经验和专业素质通过多种手段，将目前非常先进的电子产品和一些仿生学创造的高新产品与园林景观设计相融合，不仅促进园林与城市的融合，同时也为园林规划增加现代化的气息。

1.5对于节约园林的探索与推广

一些城市在进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时主动或者被动地对节约园林进行探索，在园林实际建设过程中应用本区域的树种、同时注重对于雨水的收集和利用，注重对于生活污水的处理和再利用，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并且根据垃圾的属性进行合理处理、应用太阳能为照明系统提供能源等。

2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发展趋势

我国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和实际建设方面，很多都是抄袭西方城市建设，对于整体空间的塑造没有太多的重视，园林景观的设计手法不具有细致化、科学的特点，而且很多建设都需要利用人工进行堆砌。追溯其根本原因就是对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没有全面性的认知和了解，文章概括性地将其发展趋势分为以下几方面：

2.1与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态原理理念的树立

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设计需要考虑对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帮助城市构建良好的城市形象，使城市的生态建设水平不断地提升。这样不仅能够通过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使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同时还能够促进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有效增长。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能否获得可观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与城市的生态环境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所以设计人员要注重城市生态环境与园林景观设计规划的契合度，对城市的当前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且投入一定的建设资金进行完善和改良，将城市转变为具有生态性、娱乐性的现代化都市。要在人们的居住区域、工业发展区域等加强开放式绿地的建设，使自然的气息可以遍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当地的政府部门在落实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时，需将其本身具有的主导作用充分地展现，将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全面地激发，使每一家、每一户都能够感受到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魅力所在。

2.2长期目标的规划要以现代城市的整体发展要求为依据

对于我国现代化城市建设而言，是很多的高素质人才先进文化和先进理念的应用程度，利用现阶段最前沿的技术和材料，使城市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对各项能源、资源的消耗有效地降低，使城市目前具有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扩展和提升，为城市经济发展增加新的生命力。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在自身的作品中需要注重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理念，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理念进行有效地融合，园林景观设计要具有大局观，这样才能够保证园林景观设计能够满足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需求，促使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与实际建设朝着更深层次的领域发展，将城市具有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进行全面的统一，不断地促进城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3统一生物多样性、科学性与艺术性

专业的设计人员是进行设计时，对于生态因素必须要给予一定的重视，在自身的设计作品中对于生物多样性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使自身的设计作品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实现园林植物的最佳配置，协调多种植物之间的关系，将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具有的生态效益进一步扩增。要坚持适地种树的原则，选用的树种需要以本地的树种为主，同时还需要引进外地的树种进行辅助。对于花草树木的移植要讲究科学，从而使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能够具有自身的特色。园林绿化建设要注重时期，尽可能地在春季进行，全面地推动园林绿化建设，避免因为季节不宜的问题导致移植的园林植物成活率不高，不能够将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具有的特性全面地发挥出来。设计人员要不断地促进和谐生态环境的形成，使城市建设能够达到预期设想的绿化成效。

2.4处理好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3者之间的关系

相关设计人员需要明确，城市园林景观设计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以小为主，同时兼顾中小结合。在实际设计工作中需要注重空间绿化与绿地建设的协调性，使绿化能够多层次地体现。在进行树木种植时需要以城市规划学，以及生态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要选择最佳适合种植的树种。城市园林绿化需要考虑到的内容诸多，不仅需要考虑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同时还需要考虑对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对城市中生态小区的建设必须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要注重对自然景观的应用，在园林绿化设计中需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态环境建设必须要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地接触经济、生态、社会3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不仅需要考虑现阶段的利益，对于园林绿化建设的长远利益也需要考虑到。

2.5明确人性化的园林景观设计主题

园林景观设计需要体现人性化设计理念，要考虑园林景观使用人员的切身感受，使园林景观使用更加的方便，同时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应给人以愉悦的感受，这也是园林景观设计人性化设计理念的重要体现。人才是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主要核心，设计人员在设计时需将心理学、行为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引入到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使人与环境能够更加协调，使园林规划设计本身具有的内涵更加丰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要让使用人员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精细化，产生愉悦的心情。园林景观设计就是艺术设计，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需应用多种手段将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得更加优异，具有良好的实用性、生态性，城市园林景观具有的功能更加全面，并且具有十分良好的审美价值。

2.6多学科高度综合应用性是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特征

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是众多学科的集合，也就代表着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具有高度综合性。其中包含建筑学、美学、城市规划学、人文科学等众多学科。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人员不仅需要应用感性的态度去对待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运用理性的态度全面性地分析和研究城市环境自然，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先进的机械设备去促进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园林景观设计师在进行创作时需要与其它领域的专业人员更多地进行沟通和交流，使自己的创作有新的思路产生，取多家的长处，使我国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水平不断提升。未来园林景观设计必定以城市环境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为基准，集合众多学科领域的先进知识理论，并且，找寻以往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与现代城市园林景观所具有的特点，景观组合的技术手段、绿化实际施工、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成本预算等内容作出科学、合理、系统、规范的规划，同时，具有生态与艺术的特点，使我国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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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由于缺乏合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产权制度,造成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本文以云南省为例,在分析了产权制度供给不足,土地所有权的多级和所有权虚置,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作用,以及产权制度缺失对个人、企业和各级政府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且明确环境产权;引入激励竞争机制且建立市场化的生态公共产权模式;建立生态产权混合市场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以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产权制度 创新 战略选择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是云南的突出特征和优势。这样的省情特点,决定了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牢固树立生态立省的意识。但从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来看,由于缺乏合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产权制度,导致云南由于透支资源而产生“生态赤字”现象,造成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汪戎、朱翠萍,2007),所以亟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进行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产权制度的设计及其改革。

生态文明建设中产权制度创新的动因

(一)产权制度供给不足

长期以来,云南一直存在生态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或多重产权问题。例如,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在生态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所有的企业和个人都有使用生态资源的自由。这造成的结果是能够产生正外部性的生态资源会出现供给不足,而接纳负外部性的生态资源则会被过度污染。一方面,投资者没有为其付出的成本得到全部收益;另一方面,污染者没有为其产生的负外部付费,也没有对生态资源进行补偿性的投入,结果可能是生态资源由于投入不足和过度使用而产生破坏、退化甚至衰竭现象(胡阳全,2007)。云南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环境保护不力,而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供给,造成环境产权界定困难,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护环境。

(二)土地所有权的多级和所有权虚置

土地所有权的多级造成所有权虚置,国家所有权是虚体,各级政府管理权是实体,各级政府的土地管理权决定土地的供给,完全取代了国家和集体的所有权及各种利益。这种土地产权制度导致非农使用土地没有租金和级差地租,没有外部性成本,导致了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云南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4%,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就是资源,就是资本,就是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后发优势。但由于土地的多级和所有权的虚置问题,从而引起委托失灵和失灵,同时控制权“创租”、“卖租”等机会主义和败德行为盛行,经济效率因此严重受损(卢现祥,2003),制约了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三)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作用

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基础性经济制度,影响着经济运行效率。只有市场交易主体对其所交易物品拥有明确的排他性私人产权,才能保证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导致外部性的产生。目前云南土地的最终处分权既不属于集体,也不属于农户,土地承包权利的约定仍然是以集体与农户的单边行政契约为主,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双方谈判地位不对等,缺乏市场机制下财产关系运作的自我稳定性。因此,承包土地跨区域、所有制调整的可能性还很小,限制了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尽管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由于云南土地经营流转市场的发育尚滞后,因此现实中土地流转依然困难。

产权制度缺失对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行为的影响

(一)对个人、企业行为的不利影响

首先,不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产权缺失使承包权的长度和强度难以到位,各级政府往往会利用管理权优势来干预承包者的生产经营权,扰乱了承包主体的预期,使承包者对土地承包期限延长的预期并不太高,也不愿在耕地、山地或草地上进行大规模长期投入,导致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恶化了生态环境。

其次,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资金的筹集。云南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低、资金少,而生态环境治理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往往使他们不得不维持原有的生存生产方式。如果他们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利是一个完整的物权,可以自由抵押获得贷款的话,生态环境治理资金的筹集就会容易许多,从而刺激当地居民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但是“国家所有”导致的产权缺失使金融资本难以进入农村,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设定出现了操作困难。

再次,不利于实现规模收益和外部效应“内在化”。生态产业一般具有生长时间长,劳动投入少的特点,需要进行规模经营(崔亚虹,2009)。而土地“集体所有”隐含着平均分配和村组分割占有。云南目前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足,通过交易实现规模经营的可能性较小,面积太小使生态产业经营者难以高效利用生态产品,管护成本高,一些外部效应无法“内在化”。

(二)对各级政府行为的负面影响

首先,容易产生依赖心理。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短期内很难出绩效。云南位于我国长江、珠江等流域的上游,也处于东南亚几条大河的上游,是我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一条重要生态屏障。这使得云南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认为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应是国家行为,应由国家负责生态补偿。而退耕还林、禁牧还草等占用的大量土地减少了各级政府当前的土地收益,使云南各级政府将目光转向国家生态补偿资金,以求通过获取国家大量转移支付拨款弥补其收益损失,刺激了各级政府依赖国家款项建设生态文明的欲望。

其次,容易形成新的生态破坏,使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进度。由于云南各级政府财力有限,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全方位展开,只能先治理生态环境恶化比较严重的地区。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加大了对未保护和治理生态资源的剩余索取,加剧了生态资源的破坏速度。

再次,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态产品是公共产品,产权界定不清,缺乏明确的产权主体,导致公有财产沦为无主财产,消费者无需付费即可消费,缺乏对使用者的有效约束与监督(诺斯,1994)。而生态产品的养护方则是云南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广大当地居民,养护成本高而回报低,使林草水养护方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创新产权制度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

(一)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且明确环境产权

云南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和产权配置不当,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对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构成阻隔屏障。因此,云南必须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个人对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强调国家的资源收益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费行为。

若能明确界定环境产权,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使环境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那么就会改变成本与收益不相称的局面,就会促使产权拥有人和产权使用人愿意为生态文明建设投入改革成本。环境产权界定的范围既包括现有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又包括破坏生态环境与资源所造成的侵权和经济损失。对无法避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政府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代表与污染者之间进行环境产权与排污权的付费许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权的产权交易,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及由内部经济导致的外部非经济。

(二)引入激励竞争机制且建立市场化的生态公共产权模式

作为资源的公共产权主体,国家是个抽象的、不清晰的集合,权利无法被具体界定到某个人,因而,国家必须把行使资源的所有权委托给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又必须委托给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去管理。这样,生态资源的产权必然被层层委托给众多具体人去行使,由于国家人的政府和它的各级人利益目标都会存在差异,以及各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生态资源所有权主体在没有约束和竞争的情况下将产生严重的“政府失效”即“政府失灵”(唐英,2009)。当前,解决云南生态“政府失灵”的有效途径是引入自然资源产权者竞争机制,即引入政府间竞争。就是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并把传统的GDP核算转化成绿色GDP核算,以量化评估各个人的生态环境保护绩效。

由于所有者缺位,企业经营者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称,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阶层疏于对资源的节约,造成资源浪费和非效率配置。所以,云南必须打破“公有”―“公用”―“公营”中的“公用”、“公营”运行范式,把所用权和经营权按生态资源公共性、外部性,做技术性分离,明确所用权和经营权各自的权能,引入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参与生态产权的经营和竞争,使国有企业从部分生态资源的经营领域退出,形成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资源经营制度。另外,对生态正外部性的产品,政府可选择激励性补贴、政策性金融支持、税收减免、技术支持、优先采购支持等手段激励扩大生态正外部性生产;而对生态负外部性的产品,可通过法律禁止、政府规制和道德约束三种手段抑制和消除生态的负外部性,从而达到生态外部性求解的产权制度优化(廖卫东,2004)。

(三)建立生态产权混合市场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生态产权交易多种多样,既有使用权与使用权的交易,也有使用权与所有权的交易,但最彻底的是所有权之间的交易。在生态环境资源具有完全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外部性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生态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交易能增加交易的长期收益预期和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因此能提高交易的收益(高德战,1999)。尽管云南生态效率低下根源于“公”权,但提高其效率的出路未必就在于全部“私”权化。所以,云南生态产权市场的完善,最终需要将部分的生态环境资源的所有权私有化,形成公私产权接轨的生态产权混合模式,为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产权制度基础。

根据云南的生态资源状况和生态产权现状,笔者试对其产权制度作如下安排:

生物可再生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如草地、森林、野生动植物等。云南对这些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安排,可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生态效益的大小安排所有权。对生态草地、生态林、珍稀动植物继续保持国家所有;对一般的生产性草地、经济林地等所有权,可通过拍卖或授权的方式转让给其他所有者,构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社会组织所有的多元所有权结构。

非生物可再生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和水等。这些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改变其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性质,但对一些非紧缺性土地,如荒山、荒地等,云南可以在规定其目标用途(如植树、植草等)后把其所有权拍卖,以激励企业和农户的长期投资,避免这些土地的生态状况继续恶化。

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主要指包括铁、煤、石油等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在内的矿产资源。对于这类特殊的资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确认其作为社会财富归国家所有,我国也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一律归属国家。但对一些非紧缺而没有规模开发效应的小矿山,如小煤矿、小铜矿等,云南可通过拍卖方式把其所有权出售给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克服矿产资源因“无主”而形成小矿山乱挖乱采状况;同时引入竞争和价格机制,改变云南目前矿产资源因“无价”而粗放开发和浪费使用的现状。

参考文献:

1.汪戎,朱翠萍.“生态赤字”的制度因素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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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矿区；土地复垦；生态重建

中图分类号：D1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5）12-0029-03

1引言

矿产资源的开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需的能源和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同时也对环境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和破坏土地，造成原有地形地貌景观的严重破坏，在此过程中还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带来了困境，形成了代际外部性，影响了子孙后代的发展。矿区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否合理，己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改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和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矿山开采造成的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对矿区的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土地复垦的内涵及技术体系

2.1土地复垦的内涵

虽然国内外对土地复垦的内涵的界定有所差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恢复土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土地复垦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技术工程，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地域性、多样性的特点。在实际中操作中通常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一是工程复垦，首先利用矸石和粉煤灰等物质充填或者通过挖深垫浅形式进行回填平整，并根据实际需要修建防洪、排涝等配套工程，促进地表形成有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二是生物复垦，对于废弃的土地使用微生物培肥、肥化土壤等生物方法，使其达到农作物正常生产的土壤结构和养分状况的标准，为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

2.2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技术体系

根据土地复垦的内容和目的，构建土地复垦技术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土地复垦规划技术。土地复垦规划技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确定复垦土地的利用方向；二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三是采取的复垦工程措施的选择。这些核心内容的实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沉陷地景观恢复与生态重建规划设计的一般模式；二是普遍适用的常规规划设计方法；三是土地复垦规划设计关键参数确定的方法；四是规划设计三维可视化。

（2）土地复垦工程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充填复垦技术，根据充填物的差异和充填方式的差异，可以将之分为矿石充填复垦技术、粉煤灰充填复垦技术、污泥充填复垦技术、无污染充填复垦技术和动态充填复垦技术等。二是非充填复垦技术，在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技术包括疏排降复垦技术、直接利用技术、挖深垫浅复垦技术、梯田式复垦技术、修整利用技术等。

（3）土地复垦生物技术，这是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的核心技术，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和改善重建系统生产力。在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技术包括微生物技术、生态工程和土壤改良技术等。

（4）复垦土地利用技术，主要是指促进复垦后的土地进行再利用的技术，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生物开发技术，是促使土地复垦后向农、林、牧等行业用地转变的技术；二是特殊利用技术，是促进复垦后土地向建设用地（包括建筑用地、工业用地、商服用地等）转变的技术；三是综合利用技术，主要是生物开发技术和特殊利用技术结合起来，促进复垦后的土地向可综合利用的方向转变。

（5）土地复垦效果评价技术，主要是对土地复垦过程及工程完成后的效果及取得的效益进行评价的技术。土地复垦效果评价最关键的是要综合考虑土地复垦工程的各个环节，深入分析和评价土地复垦工程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可能带来的预期效益和潜在危害，并定量评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6）土地复垦经营与管理技术，主要是对复垦后土地进行产权的明晰、确权和管理，以及土地复垦的宏观管理和生态重建各个阶段所进行的全过程管理。有效的土地复垦经营与管理技术具有多方面的好处，比如能够有效减少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的投入和投资，增加土地复垦的效益等，也有利于对土地复垦工程进行整体上的把握。

3我国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实践

3.1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发展历程

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土地复垦工作起步较晚，从20世纪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矿山职工开始自发的在排土场、尾矿场上垫土、进行土地平整，种植蔬菜和粮食，这是我国土地复垦的雏形。随后我国的矿区土地复垦工作开始起步，这一时期主要是采取填埋、剥离、覆土等简单措施，将矿山开采过程中造成的废弃土地变成可供耕作的土地。这一阶段的土地复垦还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没有理论作为指导，复垦技术也不成熟，土地复垦方向具有随意性，没有结合适应性评价确定土地复垦方向。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我国对矿区的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问题重视程度逐步加大，先后出台了与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30余部，对土地复垦规划、土地复垦责任主体、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来源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在这些法规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大量的土地复垦工作实践，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的土地复垦技术体系。在学术界，我国学者针对土地复垦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并尝试在研究试验中引入生物、化学、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为推动我国土地复垦工作了巨大贡献。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土地复垦工作步入稳步发展阶段。为了进一步规范土地复垦工作，加强土地复垦管理，国务院2011年3月日公布实施了《土地复垦条例》，对土地复垦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这标志着我国矿区土地复垦进入规范操作阶段。

3.2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技术方法实践

在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工程技术方面，露天矿和井工矿是有所区别的。一般来说，露天矿土地复垦以挖损、压占地和污染地的复垦为主，从早期的土地复垦实践来看，开采工作和土地复垦是独立开展的，等矿山采排工作结束后才进行土地复垦工作。随着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工作开展的深入，认识到土地复垦工作的不足，对原来的方法和流程进行改进，逐步形成了“采运排复一条龙作业、“堆状地貌种植等复垦方法，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井工矿土地复垦以塌陷地和废弃矿渣的处理为主，在实践中主要采用疏土法、挖深垫浅法和充填法等方法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另外，在对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进行土地复垦时，需要采取相关的水土保持措施，以保护生态环境。

在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化学技术方面，主要是用于土壤改良，不同的土壤类型采取不同的技术方法。针对酸性土壤，在我国土地复垦实践中主要是通过施用煤灰、石灰或类似石灰的工业废料来降低土壤酸性，达到可以正常耕作的标准；对于碱性土壤，其主要表现为p值过高，在我国土地复垦实践中主要是通过煤炭腐殖酸等物质进行改良；对于土壤肥力低的土地，在实践中是通过施用有机肥或氮、磷、钾等无机肥进行土壤熟化和增加土壤肥力；对于有毒的尾矿及废弃物，首先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预防有毒金属向表层土迁移，然后进行表土覆盖、增加土壤肥力等其他土地复垦措施。

在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生物技术方面，在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是林草种植。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林地和草地，或者在复垦时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将破坏土地复垦为林地或草地。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树种和草种的选择问题，在实践中可以根据自然气候条件、岩土的成份和性质，并结合树种草种的抗旱性、抗寒性、耐贫瘠性、生长发育速度以及土壤改良效果等方面进行选择。

我国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工作中也开始引入3技术（R、GP和GI），这三种技术的应用范围有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R技术主要用于矿区土地的覆被调查，GP技术通常用于矿区沉陷地的变形监测；GI主要用于图像处理、数据提取和分析、结果输出。在3技术的支持下上进行土地复垦方案设计，使土地复垦方案更具有可行性。

对于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管理也十分重要。我国经过近30年土地复垦实践的探索，形成了临时用地、以补代征、以地换地、政府主导复垦等多种土地复垦管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复垦工程全过程监督管理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土地复垦各个阶段的工作实行标准化管理和跟踪管理，以保证在土地复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妥善进行处理。

4我国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发展方向

未来我国的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工作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4.1强化对采前拟损毁土地预测工作

要对正在开采的矿山和新开采矿山的拟损毁土地进行复垦设计。为了更好的进行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方案设计，首先要合理的预测开采中拟损毁土地范围及程度。不同的开采类型采取不同的预测方法。对于露天矿，可根据矿产资源埋藏范围、分布走向以及开采设计方案来确定土地损毁的范围和程度，在此基础上进行土地复垦方案的设计。对于井工矿，地下开采的过程造成土地损毁状况非常复杂，在实践中需要通过开采沉陷规律来预测土地损毁范围和程度，然后才能进行土地复垦方案设计。这里最重要的是选择合理的土地损毁预测方法和预测软件及确定合适的预测参数，这也是未来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4.2综合集成应用3技术

我国在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中3技术（R、GI和GP）的单项应用较多，但综合集成应用还不多见，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工作中如何集成应用3技术，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亟待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因此，在实践中应最大限度地挖掘3技术及其它先进技术的应用潜力，进行综合集成应用，使其在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中的基础资料获取、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复垦方案设计及土地复垦检查验收工作得到充分的应用。如何利用3技术建立土地复垦信息管理系统，是今后的土地复垦的工作内容之一。

4.3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目标应注重农业与生态需求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我国在实践中比较注重复垦土地的农业利用，我国最新的《土地复垦条例》也明确规定复垦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农业。因此，在今后的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工作中，如何建设安全、高产的农业用地是一个核心内容。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应重视生态建设的问题，在确定土地复垦方案时尽量采取生物技术。在生态环境良好的复垦区应注重采前生态环境的保护、采后生态环境的恢复；在生态环境脆弱的矿区更应该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在采后进行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工作时，要以生态效益的发挥为主，着力改善矿区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矿区生态环境状况。在此过程中矿区的生态群落重建以及复垦区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采取合理的措施，这也是今后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工作的重点。

4.4完善土地复垦融资体系

资金来源及体系是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的重要内容，因为资金是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由于各矿区开采损毁前的土地类型、开采损毁方式、面积及程度、复垦标准和技术、土地复垦方向和复垦工作的工程量等条件差异较大，最终的土地复垦费的数额和计算方式也不一致。另外，各个地区复垦材料的价格、劳动力价格都有很大的差异，具体单价的确定要在参考2012年新修订的《土地开发整理预算定额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物价水平进行资金预算。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的具体征收方式及使用管理办法，进行统一的管理模式。

5结语

矿区生产建设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将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纳入矿山生产工艺系统，构建综合决策和生产体系，尽快恢复被破坏土地的使用功能，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重建工作，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五方面的协调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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