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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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生物；实验教学；措施

提高高中生物实验教学的效率，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于生物的进一步认识，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生物实验教学，完善教学手段，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生物成绩。

一、加强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问题的提出

进行实验教学，不仅是为了验证部分的教学内容，从而提高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更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探究，进而提高学生的探究和思考能力，因此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探究性教学，加强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问题的提出。例如，在实验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可以先做示范实验，然后让学生认真地观察这个实验，并且对这个实验提出相应的假设和问题，然后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想方设法证实自己的假设或者是用实验来解决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故此，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探究性教学，加强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问题的提出，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对于生物的认识。

二、加强多媒体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往往会因为实验教材的限制，从而导致很多实验无法很好地完成或者根本完成不了，所以在高中生物的实验教学中，教师就可以适当地借助多媒体技术的帮助来进行实验教学。对于一些比较难操作的实验，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的帮助来进行教学，因为通过多媒体技术来进行辅助教学，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于实验的观察，还能使实验的效果更加明显，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该实验。例如，在进行细胞染色的实验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那么多的染色剂，此时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来进行虚拟实验，从而提高学生对于细胞染色这个实验的认识。教师还可以用多媒体技术分别用双缩脲试剂、斐林试剂、健那绿试剂等各种染色试剂的细胞染色实验虚拟出来，从而让学生分别观察不同的染色剂所产生的效果，从而提高学生对于细胞染色实验的理解和记忆。故此，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可以加强多媒体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使一些不容易做的实验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实验使用多媒体技术模拟实验，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对生物实验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学生的生物成绩。

三、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在进行高中生物实验教学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只有当学生动手做完实验后，学生对于这个实验的认识和记忆才能更加深刻，所以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例如，在进行实验教学的时候，教师应该经常带领学生到实验室中进行实验，教师可以事先进行示范教学，或者是将实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内容讲解清楚，然后学生就可以根据书本的步骤来进行实验。在学生进行实验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在旁边进行观察，对学生的错误动作及时地进行纠正，提高实验的准确性，无论学生所做的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使学生对此有深刻的印象。因此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从而更好地提高生物实验教学的效率。

四、加强课外实验的进行

在进行生物实验教学的时候，不能只是局限在室内，教师还可以带学生到室外去进行实验教学，在室外进行实验教学，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在室外，学生的心情就会变得更加轻松，从而学生的学习压力就会相对降低，也会使学生对课堂知识产生深厚的兴趣。所以要提高高中生物实验教学的效率，提高学生的生物水平，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的课外实验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重视学生实验技能的提高

新课程能力目标要求学生能够正确使用显微镜等常用工具和仪器，掌握实验的基本技能。生物实验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忽视实验教学，是造成学生高分低能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本文阐述了提高高中生物实验教学效率的五个措施，分别是加强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问题的提出、加强多媒体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加强课外实验教学以及重视学生实验技能的提高。高中生物教师可以适当地参考以上的几个建议，更好地完善实验教学手段，提高实验教学的效率，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生物成绩。

参考文献：

[1]韦玉红.高中生物实验有效教学策略行动研究探索[D].上海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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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工效学；心理需求；教学效率

文章编号：1672-5913(2007)18-0040-03

1引言

教育工效学(Teaching ergonomics)又称教学人类工效学，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教育工效学作为工效学一门分支学科，是运用工效学、教学论、人类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知识，研究如何使师生与教学媒体及教学环境相互适应，使师生能舒适、安全、有效地从事教学活动，从而提高教学效率的一门科学。

本文按照教育工效学的有关理论，着重从为学生提供最佳课堂学习氛围和课后学习条件的人性化教学角度，对学生作相关期望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学生的学习心理特征，为教师提出相应教学建议，以提高计算机类实训课程的教学效率。

2调查对象、内容和结果以及学生心理分析

2.1调查对象与内容

本次调查，面向正在开计算机类实训课的高职类大学生，有10个班级共344名学生参加，课程含“计算机应用”、“VB语言设计”、“Flash”、“Photoshop图像处理”等。调查由任课教师向学生推荐，学生自主在校园网上选择完成。调查不记名，只需学生选择其所学课程，可选其任课教师或不选。表1和表2是调查内容和调查结果。

2.2基于调查结果的学生心理分析

调查显示，两类调查表中选择D选项的人都较少，这表明高职学生总体对待学习的态度还是积极认真的，大多数学生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习效果。在高职院校，老师应重视学生的心理，真正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

此次教学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期望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 学生更希望教师以师生积极互动的方式来开展教学；

2) 在学习软件操作时，学生更希望能结合案例、实例、项目来进行学习；

3) 不同层次学习能力的学生有不同的期望，水平较差的学生希望教师能更详尽地示范讲解。

4) 大多数学生愿意将“与同学讨论释疑、共同提高”和“请老师辅导自己，或独立琢磨”两者相结合，通过同学和老师的帮助来获得最佳学习效果。

5) 大部分学生希望教师适当布置课外补充作业，并希望老师及时批改作业和检查课堂实训操作的情况。

6) 大多数学生希望老师对表现好的学生及时给予表杨，多给学生以鼓励。

7) 大多数学生肯定了教学辅助手段对学习的促进作用，愿意通过多种手段与老师进行沟通与交流。

3基于学生心理需求的教学措施

心理因素是影响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多年的计算机基础实训课的教学实践，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努力与探索，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3.1课堂教学实训项目的选择、拆分，技能与知识的融合

了解学生的电脑技能和知识水平，以把握教学的内容和深度；了解学生的专业需求和兴趣所向，以选择合适的结合专业知识的实训项目；了解学生的课余生活，以提供适量的课后补充练习和做适量的预习。实用性强实训项目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要成功上好实训课，除了选择好的实训项目以外，课前还必须仔细备课，以学生的心理特征为依据将实训项目合理分解成大小合适的实训单元，再将实训单元分解成若干操作步骤，以利于学生分阶段、分步骤完成较大的实训项目，让学生在操作中不断地获得成就感，教师也能按单元、按步骤地讲解、示范，便于控制教学进度。另外，教师应提供完整的课件，准确的样板文档，详细的实训任务说明，操作步骤提示以及课外补充作业的要求等，在上课时共享给学生，让学生产生需完成任务的紧迫感。

在计算机实训教学中，教师需要深层次分析教学内容，将知识点巧妙地融入到各个操作步骤中，使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的知识点，并通过完成实训项目来增强学生探索的气质、主动学习的能力。

3.2课堂中学生充分自主，师生充分互动

实训课中，重点是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教师仅作示范、引导者。

1) 以学生自主操作实训为主，教师讲解、示范、辅导为辅。例如在Word长文档排版中，通过完成毕业论文的排版，可以让学生掌握样式设置和页眉、页脚设置、域的应用等方法，还可由学生自主完成字体设置、段落设置、符号和编号等其它美化设置。

2) 加强师生互动，及时予以肯定和鼓励，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采用提问、学生操作示范方式等。实时记录学生的回答，作为期末考评的依据。

3) 采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养成爱好探索、类比的软件操作方式。例如，在Office教学中，在学完Word之后学Excel、PowerPoint时，可引导学生以类似Word的操作方式，在右键快捷菜单、菜单栏、工具栏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操作命令。

4) 分层次教学。教师教学通常以中等进度或中下进度的学生的学习情况调节教学进度，而对熟练的学生，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选做的扩展引申内容来练习，另一方面，鼓励其去帮助操作不太熟练的同学，这有助于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恶性博弈演变为学生之间的良性博弈[1]。

3.3课后交流提高

充分利用教学网络，让学生在课外能复习和巩固。我们开发了基于普通Web网页的资料下载和作业提交系统[3]。在课外，学生能下载上课所用的课件和自己的操作结果来温故而知新，也可上传课外补充作业。这极大地方便了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

充分应用各种方式(论坛、QQ、电话、E-mail) 进行交流讨论，加强联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增进师生感情，也可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

仔细检查、批改学生实训结果和课外补充作业，准确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为以后的教学做准备。

4结束语

结合教育工效学原理，分析学生的心理需求，改变自身的教学态度与改革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一条有效途径，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在课堂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如何更准确地把握高职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引导或调整少部分心理上有问题的学生，还需要作更多的努力，切实将教学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参考文献

[1] 孟祥林. 不同教学模式下师生角色、教学效率对比及改革思路[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1).

[2] 赵钦瑞. 关于课堂教学效率的理论探讨[J]. 曲阜师范大学.

[3] 计算机基础教学网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 刘庆全，王国琴. 加强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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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老龄化和多年的低生育率困扰着欧洲。各国政府不断提高福利政策鼓励国民多生孩子，但仍然难以阻挡生育率的降低。

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提供“奶粉钱”，比如荷兰、德国、法国等。为鼓励生育，奶粉钱还随着子女的增多而增加。以比利时为例，首个子女约90欧元，第二个160多欧元，第三个近250欧元，之后再出生的孩子，补助金维持250欧元不变。除了“奶粉钱”，每生一个孩子还会有生育津贴。首个子女的津贴约1200欧元，第二个及其他子女不到900欧元。

在比利时，福利之网几乎从摇篮笼罩到课堂。顺产的话，自己只需掏几欧元。孩子的医药费医保基本可覆盖。读书方面支出寥寥，比利时实行12年制免费和义务教育，大学一般专业也只收取800多欧元的注册费。

除了花钱鼓励外，各国政府还在休假制度上给予支持。比利时法律规定产假为15周，休假前30天，医保公司按工资的82%补贴，之后比例为75%；但有补贴上限。父亲带薪产假在不少欧洲国家更是普遍，在瑞典，父母共有480天产假，街头手推婴儿车的奶爸屡见不鲜。

美：穷人的孩子国家养

美国的人口政策是顺其自然，但生几个还是由钱包决定，国家会对低收入家庭予以补助。

以一对没有工作的美国夫妻为例，他们养了4个孩子，政府每月会给每个孩子补贴500美元。他们住的是政府的公屋，租金也不高；孩子看病也能享受政府补贴的医疗救助计划，另外还能免费领食物券，而中产家庭可以享受减税的优惠政策。

俄：添丁重于强军

抽奖赠送彩电，奖励土地房产，给女性们颁发勋章……这是近几年在俄罗斯大地上真实发生的事儿，为的就是提高俄罗斯妇女的生育率。

男女比例失衡、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分布不均，这些人口结构性问题一直被列在俄罗斯政府“政事清单”的前列，总统普京甚至将人口问题提到了优先于军事问题的高度。

为促进人口增长，俄罗斯进行政策 “大输血”。比如母亲可以休产假140天，产前和产后各70天，并领取每月最低约4600卢布、最高约36500卢布（分别约合人民币920元和7300元）的全额津贴。140天后，产妇可以继续休假到孩子一岁半，领取原工资40%的津贴，同时其工作按法律规定必须予以保留。

俄罗斯还于2007年开始实行“母亲基金”，为妈妈们生育第二、第三胎颁发奖励金。今年，母亲们生育第二胎的奖励金上涨到了近41万卢布（约合人民币8万元）。

经过近几年努力，俄罗斯人口于2010年结束负增长，总生育率在过去6年中也提高了30.8%。

韩日：陷生育“惰性”

韩国曾实行过长达36年的控制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却也遭遇出生率锐减的尴尬。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韩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甚至在2005年降至1.08。

为此，韩国政府制定了《低出产高龄社会基本法》，鼓励多生孩子。然而，昂贵的养育子女费用，尤其是“天价”的教育费用，即便政府提供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也无法调动大多数家庭生第二胎的积极性。2010年生育率仅微升至1.22，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生育率预计都将在低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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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顾宝昌. 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 李建新.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J].人口研究，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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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 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 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 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 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 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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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因工业化的刺激人口激增，转移过剩人口的方式是强制的政治性移民，人口的数量增长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问题。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认为人口问题主要是增长缓慢，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下降很快，人口在加速增长，世界至此才开始关注人口增长问题。

至70年代，“人口问题是发展的中心问题”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但在人口政策上仍然存在争论，不过主张降低生育率和减缓人口增长的意见已成为主流。至80年代，各国普遍认识到人口快速增长是发展的障碍，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都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

至90年代，世界各国已达成共识：承认各国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情况下制定人口政策的合法性。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由单一的数量控制逐渐转变为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发达国家也愈来愈关注过低生育率带给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韩印日三国的人口政策

与中国相近文化背景的韩、印、日三国的人口政策，或许对我们评价与预期当前人口政策的近期与远期效应、规划将来人口政策的走向有些许启示。

朝鲜战争以后，韩国出现了人口高峰期，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目标是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20‰。尽管这一方案促使韩国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至19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达到生育年龄，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然而自19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迫使韩国政府又一次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早在1951―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印度政府就已提出了“节制生育”的理念。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由中央统一严密管理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没有缓冲带的高压政策不仅与文化、习俗、宗教等碰撞，而且引起了政治骚乱，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其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女性保障、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等配套政策，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限制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的国家。日本国会在1948年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应对战后婴儿激增及有力的公共保健政策所致死亡率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冲击。至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出生率就已降至40年代末叶的一半。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转而实施奖励生育的措施，以应对快速的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问题。

中国人口政策走向应考虑的因素

纵观三国人口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普适性的认识：首先，人口政策受制于人口战略，而一个国家的人口战略服从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现在我们树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人口战略立足于人口发展（即人力资源开发），人口政策不仅要考虑人口数量的控制，而且要考虑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的变化。

其次，人口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找到本国经济发展规律与本国人口发展变化规律的最佳结合，政策制定上的任何偏颇可能导致政策要么短视，要么不具当前实践性。

再次，人口政策实施效果受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影响。相同的制度设计在不同的国家实施效果会很不一样甚至相反。没有普适的人口政策设计，只有普适的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同时，政策实施还需要相关的社会多方面的制度配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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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责任，落实措施，严明纪律，加强责任追究，调动和激发干部抓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夯实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经研究,决定对镇机关干部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考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职责

（一）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

1、书记、镇长：对全镇计划生育工作负总责。

2、分管领导：做好书记、镇长的参谋,指导和督查计生办、各办事处，负责全镇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工作。

3、办事处书记、主任：对本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负总责，全面、及时、有序安排计划生育工作。

联系办事处的班子成员：做好办事处书记、主任计划生育工作的决策参谋，对责任区内的村级计划生育负责。

（二）办事处班子成员

在办事处书记、主任领导下，按照分工和责任区，负责抓好“三查”、长效节育、补救措施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重点对象管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治理、整治村转化等工作。

（三）计生办主任、计生专干、服务站人员

1、计生办主任：做好分管领导的参谋，负责计生办公室管理工作；及时全面掌握已婚育龄妇女的孕环情、“四项”节育措施的落实、再生育审批、“两非”行为案件信息，严格再生育对象未孕“空腹”审批制度，规范案件、案卷的程序；负责考核相关数据提供，搞好线条工作汇报材料及总结。

2、计生专干：负责做好辖区内各村的计划生育统计、信息和基础工作；落实再生育对象每季一次“三服务”的孕情跟踪管理责任，及时发现、全面掌握违法怀孕、违法生育及再生育对象孕情动态信息，及时报告；参与做好流、引产等补救措施及社会抚养费征收、长效节育措施、打击“两非”行为等工作。

3、服务站人员：负责做好服务站日常工作，对服务的对象做好服务和甄别，落实再生育对象两月一次随访的孕情跟踪管理责任，落实B超机、药具、药物管理制度。如人为原因造成违法生育，严格追究责任。

（四）驻村（联系办事处）干部、大学生村官

全面掌握所在村计划生育情况和动态信息，及时落实“三查”通知发放、“三查”对象参检、遗留催检、再生育对象孕情跟踪管理责任；及时发现违法怀孕、违法生育，及时报告，采取有力措施做好流、引产等补救措施及社会抚养费征收、长效节育措施等落实工作；搞好所驻村计划生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二、主要目标考核与奖惩

（一）计划生育率达91%以上

办事处计划生育率达到考核指标的，拨给工作经费3000元/人，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的追加工作经费500元/人。

计划生育率低于考核指标的，一票否决，取消全部计生工作经费。

自发文之日起，所驻（联系）村出现违法多生一胎的，取消驻（联系）村干部全年福利待遇，出现二例以上（含二例）违法生育的，取消驻（联系）村干部全年福利待遇，建议人事组织部门予以调离。。

（二）一年两期“三查”率均达到99%以上（考核时间为：第一期：3月底，第二期：9月底。）

办事处“三查”率达到考核指标，对遗留对象做到底子清，情况明，且落实管理对策措施的，拨给工作经费2000元/人；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罚工作经费500元/人；

所驻（联系）村“三查”率达不到考核指标的，对驻（联系）村干部给予诫勉谈话，取消全年福利待遇。

（三）社会抚养费征收

当年出现违法生育，必须依法立案、查处、按标准征收，征收率、符合率均达到90%以上。加大对历年遗留对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并及时足额上交镇财政。

（四）长效节育措施和补救措施落实

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达到80%的，拨给工作经费1000元/人。

落实强制流产的，每例拨给工作经费2000元。

落实强制引产工作属市内的，每例拨给工作经费5000元；属市外省内的，每例拨给工作费8000元；属省外的，每例拨给工作经费12000元。

得到举报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出现违法多生一胎的，每例扣罚工作经费20000元，并坚决给予责任倒查，属失职、渎职的给予党、政纪处分。

（五）责任追究

以上四项考核指标达不到的，对办事处书记、主任及联系办事处的班子成员实行责任倒查。驻（联系）村干部所驻（联系）村达不到以上四项考核指标的，年终考核评定为不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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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问题 人口战略目标 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式起步运行于1992年，是最早进行改革试点、开展最为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20年间经过不断深入改革，制度逐步完善，基金管理日渐规范，业务操作手段不断更新，服务水平大大提高，功能日益完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了质的飞跃，实行了统一的统帐结合的制度模式，实现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来源由国家和集体全部包揽向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分担的转变。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提供了强大保证和动力，在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给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带来巨大压力，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保证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一、人口结构及参保人员现状

2015年我国总人口为13.6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5年的78.5岁，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10%。如果按照惯例，把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结构称作老龄化人口，则我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由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比重迅速降低，老龄化速度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据专家预测，大约在10-20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影响深远，意味着支付压力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大。以武汉市区2014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为例分析。从性别来看，男性参保多于女性，主要反映在50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不同是形成这种不对称的主要原因；女性在46岁左右明显高于男性，原因是女性退休年龄低，该年龄组女性在参保后短期内享受待遇，参保热情导致高点出现。再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16-50岁部分基本分布均匀，但35岁左右人群处于谷底，大致出现两次高峰，一次是46岁前后，一次是27岁前后，前次与临近退休年龄，养老意愿迫切和政策对高龄困难人群的社保补贴有关，后次则是青年新就业进入制度。

从参保人员年龄分布看，参保的中位数为37岁，其中男性为38岁，女性为33岁。46岁年龄段人员较集中，男性3.8%，女性4.5%。按10岁分组，20-29岁人群比重最高，男性占24.7%，女性占29.8%。同时也可看出，未来15年退休压力较大，按到龄退休分析，2012-2016年将退休5.8万人，其中男性1.9万人，女性3.9万人，2016年是高峰，年退休1.6万人，比2011年到龄退休多近万人（2011年到龄退休6400人），2017-2021年将退休7.1万人，其中男性2.5万人，女性4.6万人，这一阶段也是女性退休高峰。2022-2026年退休7.6万人，比上一个5年增加0.5万人，15年间女性退休11.3万人，占57.9%。2027年以后在职退休将有所回落。在基金支付方面，从2001年支付5.1亿到2011年25.4亿，在未来15年中随着退休人员高峰的到来及退休金水平的不断提高，基金支付的压力是不言而语的。为保证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减小养老保险支付压力，除了在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征缴基数、提高征缴收缴率、加大稽查稽核力度等措施外，及时规范和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加快做实个人帐户进度和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育龄妇女生育率尤为关键。

二、几点建议

（1）首先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并将女职工的退休年龄逐渐提高调整到和男性同等水平。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从当时的50多岁上升到目前的超过7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也逐年上升。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群体，教育培训的年限延长，人力资本投资周期延长，就业开始的年龄晚。若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不变，无疑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女性也和男性享有了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和工作权利，女性首次参加工作的年龄也与男性相当，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体现。而我国规定的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而且沿用至今。女性不仅早于男性退休，且女性和男性的养老金水平也不平等，使女性的工作权利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和尊重。在国际上，很多成熟和完善的养老金体系都是采用男女同龄退休，退休年龄也大都较晚。发达国家中如美国、法国、德国、瑞士、加拿大、日本、韩国等，退休年龄都在60-65岁之间；发展中国家中如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除印度退休是58岁以外，其余也都在60-65岁之间。

（2）加快做实个人帐户进度和加大财政补助力度。1992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型，我国各地逐步建立起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前没有个人账户及资金积累过程，待这部分职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只能“挪用”后来人缴纳的养老金，从而形成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由于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金水平的提高，“空账”越来越大，全国至今已达到1.3万亿元，30年之后城市养老金“空账”规模可能达到6万亿元。仅武汉市区个人帐户规模也已达到62亿。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主要原因还是由制度改革措施不配套引起的，在养老制度由社会统筹向统账结合模式转换过程中产生的转轨成本，主要包括有：改革前退休的“老人”没有个人账户积累；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只有部分个人账户积累。如果改革时不为上述两类人员一次性补充账户积累，则转轨成本转由统筹基金逐年分摊，主要表现为：“老人”的一部分养老金和支付给退休“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而这部分成本责无旁贷是应该由政府财政支付的。

篇10

2011年4月28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会上，给出了备受关注的“六普”主要数据。

马建堂表示，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已从过去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了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中国人口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是中国人口、经济、社会面临的三大矛盾和挑战。

争议“总和生育率”

本次“六普”的标准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不包括居住在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登记的全国总计人口约为13.397亿人，相比“五普”数据，中国人口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这一数据相比上一个十年――1990年－2000年的1.07％年均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马建堂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不过，人口学界更看重和更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更替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4月28日的新闻会上，马建堂并未透露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依据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人，推算出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0，再考虑漏报因素，可修正为1.65左右。

“六普”数据公布四天后，5月3日，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0）》。与翟振武的推算接近，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2009年间，是1.64，预计2010年－2014年，为1.56。

不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5。

蔡泳认为，翟振武的算法有两个漏洞：其一，“六普”统计0－14岁有2.225亿人，年平均增长不到1500万人。其二，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出生数，可以推算201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400万人。因而估计当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4，再加上漏报，也就是1.45，不会超过1.5。

而在官方层面，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原主任张维庆、现任副主任赵白鸽在内的官员，近年来都宣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之间。

无论是2006年的“十一五”人口规划，还是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皆称“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亦根据这一指标，“规划”到2010年“十一五”末，中国的人口应该在13.6亿人。但是“六普”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人口只有13.397亿；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至2010年底，为13.41亿，这较当年的规划，少了1900万人。

总性别比存疑

在总人口性别构成方面，中国男性人口为6.869亿人，占总人口的51.27％；女性人口为6.529亿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五普”的106.74（男∶女，女为100）下降为105.20。

马建堂在新闻会上回答有关中国人口性别比下降原因的问题时透露，“六普”统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他表示，这个数据比“五普”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个百分点，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119.45下降了1.39个百分点。“说明近年来我们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一些措施，如关爱女孩活动等等，还是取得了成效的。”马建堂这样解释。

所谓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在103－107之间属正常情况。“五普”及此前的历次人口普查公报中都未公布这项数据。从2006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公报里开始出现这一数据。2006年－200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19.25、120.22、120.56和119.45，远超正常水平。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征求意见稿）》中也承认，“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越严格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越严重。”

但对于马建堂用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趋势来解释中国男女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严谨。蔡泳认为，中国这些年因为出生人数、青少年人口的下降，老年化程度提高、女性比男性长寿等原因，总人口性别比下降是可能的。但十年间从106.74下降到105.20“不太可能”的。

蔡泳估算后认为，要达到上述降幅，意味着“中国男女的人均预期寿命差别要达到八年左右，也就是妇女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是指在一定的死亡水平下，预期每个人平均可存活的年数。

“十二五”规划提到，中国总人口预期寿命在“十一五”末为73.5岁，预计在“十二五”达到74.5岁。但目前中国尚无公开的男女预期寿命数据。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称，中国男性的预期平均寿命为71岁，女性为74岁。

蔡泳因此对“六普”的总人口中性别比数据存在质疑，“这当然只是猜测，具体要到统计局公布分年龄性别数据以后，才能找到答案。”他说。

老龄化加剧

“老龄化”是近年来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根据国际通行计算标准，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还可以细分：当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数的10％－19％为轻度，20％－29％为中度，30％及以上则为重度。

“六普”数据表明，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较“五普”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实际上，2000年“五普”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已达到10.33％，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年过去后，老龄化程度在加剧。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图，已由起初的“金字塔形”变为日益明显的“宝塔形”。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尽管对这一趋势人口学界是有共识的，但0－14岁年轻人口降幅超出预期，老龄化加速的严重程度也超出了想象。

马建堂特别指出，人口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过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在发达国家是一个自然、长时间的过程，需要50年以上，甚至近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实现这个转变的时间则非常短，主要原因是“中国模式的转变有很强的调控性，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实行认真积极的计划生育政策”。

至于老龄化程度加剧将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社会可能因此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有人口学者指出，由于人为调控的缘故，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造成所谓“未富先老”的局面，薄弱的经济基础能否承担起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将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马建堂也坦承，中国“妥善处理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是所有国家都没有的，难度极大”。

“2000年，中国20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5∶1，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8∶1，到2030年时，预计会变为2.1∶1。”王丰表示，中国的养老制度将面临严峻挑战。

超出想象的流动性

“六普”数据亦表明，中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到了2.61亿人，相比“五普”时, 增加了1.17亿人，增幅高达81.03％。

城乡人口方面，城镇人口为6.66亿人，占49.68％，相比“五普”增加了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

地区和各省的常住人口排名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的总人口比重在增加，中西部人口比重在减少。

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超越“五普”时的河南省，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也成为唯一一个人口过亿的省份。

另外，北京市的人口也由“五普”时的1382万人，上升到“六普”时的1961万人，升幅高达41.90％；上海市的人口由1674万上升至2302万，升幅也达到了37.51％，均大大高于5.84％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这些结果颇出乎人口学界的意料。翟振武表示，虽然流动性和城镇化的大趋势已是共识，但起初部分人口学家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的加快，在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会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或者流动人口会分散。但“六普”结果表明，并非如此。

王丰亦称，中国流动人口增加这么多，以及流动人口的主动性，有些“超出想象”。

此外，在统计方法上，“六普”被多位中外人口学家认为“最大亮点”的是实施了“双口径制”，即“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的双重登记方式，同时在计算机后期处理上，予以辨别，剔除了重复登记的人口信息。

这直接的结果是，“六普”的“漏登率”只有罕见的0.12％。这是在人口普查现场登记结束后，于全国随机抽取了402个普查小区进行事后质量抽查，与现场登记结果比对得出的结果。

而在“五普”时，漏登率达到了1.81％――不过马建堂说，这在国际上仍处于较好的水平。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人口普查的漏报率控制在3％以内，质量是比较好的。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漏报率有高有低，一般在2％左右。有的发展中国家漏登率到了惊人的地步，达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