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14 17:51:3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老龄化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医疗保险
前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在1982年以前,大多数人对这一概念是闻所未闻的,直到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老龄化问题世界大会”,老龄化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我国从联合国文件中引进并一直使用至今。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由于近年来计划生育的实施,大约在2013年人口总数增加缓慢,因此,随着老年人口总数不断地增加,而有效劳动力人口总数不断地减少,我们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研究。这种一种不可逆的人口结构改变,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式的变革。本文主要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产业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概述
1、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成为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上看,当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此方面的文献很少。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关于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投资、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结果。钟若愚(2005)提出要从劳动力供给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考虑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另外,也有一些文献从劳动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而不同年龄层的劳动力本身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同时,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总供给下降,将诱发各部门的技术创新,提高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2、人口老龄化现状
老龄化不是数量概念,而是结构比例概念。从1949年后进行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就持续升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6.96%,按照国际标准,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883万人,占8.87%。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1、中国三大产业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自1990年以来我国三产业所占比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通过比较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可以看出:199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6.7%,到2014年,所占比重下降到9.2%,降低了17.5%;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90年的32.4%增长到2014年的48.2%,增长了近16%;而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变化不大,在40%-50%之间波动,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比较平稳。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的影响
人口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最终主体,它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通过供给和需求方面体现出来。从最基本的层次来看,人口结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需求结构,从而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状态。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其中婴幼儿(0-14岁)的人口不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地下降,而且在绝对数水平下都不断下降;15-6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先增加然后降低,呈现U型;老年人(65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的上升。因此,在以后的时间中,我国的婴幼儿产品的市场需求会降低,用于服务于青壮年的市场需求将保持相对稳定,然而老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会增加。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对于婴幼儿和少年的产业需求会降低,而对于老年人的产业因需求的会增加,其发展机会也比其他产业机会大,所以,人口老龄化是促使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
三、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途径
产业结构的本质是产业间经济技术联系、反映为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影响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影响各产业内部及产业间经济技术联系和比例关系的内在因素包括各种要素的比例和配置关系、使用的技术效率等。老龄化将通过供需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间接地影响到这些因素,从而影响各种资源、要素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分布、配置和使用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带动老年的形成和老年产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和数量增多,为老年市场的形成提供的基础条件,由此导致老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2)促进现有产业结构的长期调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产业结构调整转向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主,使供给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
四、实证检验
在借鉴上述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在Raiser(2003)得出的基准产业结构模型中引入人口老龄化因素,建立一个单一劳动力要素的三部门总量数理模型。该模型简单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影响,对于老龄化促进的产业(本文举出两个第三产业的两个行业:保险和医疗),通过简单的计量统计,分析老龄化对其的影响。
首先,需要定义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标。本文假设经济系统中只存在老年人口和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不参与生产活动,只参与消费活动。因此,人口老龄化程度可以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即:当人口总量为N,就业人口总量为L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为:Φ=N-LN(1)
就业人口将分别配置于三个产业部门,本文假设劳动力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同时不存在部门间的交叉就业情况,即每一个劳动力都只从事一个部门的生产。如果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部门的就业人口总量分别为L1,L2,L3,那么就业总量等式可以表述如下:
L=(1-Φ)N=L1+L2+L3(2)
在劳动供给方面,从公式(2)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提高的一个直接影响效应是减少就业总人口,即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在需求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将导致老龄用品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老龄产业发展,而老龄产业主要内容多是在服务业。因此,人口老龄化将提高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养老服务业的需求的效应。
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与保险
本文采用Eviews7.0计量软件,对1990年-2014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与离退人员参与保险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
y1=1.207x1-0.059(1)
t:53.68-35.37 ;R2=0.99DW=1.41F=2878
此方程在5%检验,此方程是显著的,即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与离退人员参与保险率呈正相关,即65岁老年人口比率增加1%,离退人员的保险率增加约为1%。即人口老龄化有助于保险行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模型的怀特检验:nR2=7.57,P=0.02
2、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医疗(医院个数)关系
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人均医药费用高于年轻人,多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疗程长,预后差,费用大,因此,老龄人口是医疗服务的高消费人群。由图可以看出65岁老年人口数量与医院个数整体上呈正相关。
运用Eviews7.0计量软件,对1990年-2014年65岁人口数量与全国综合医院个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
y2=1.492x2+3905.661(2)
t:23.72-5.25;R2=0.96DW=0.53F=563
此方程在5%检验,此方程是显著的,即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全国综合医院个数两列成正相关,每增加1万个老年人即可增加约3900个医院。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医院的个数,促进了医护人员的增加,有利于医护人员的就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模型的怀特检验:nR2=4.01,P=0.013
结论
现在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时刻,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也是非常的关键。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有效劳动力,促进再就业事业的发展,调整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增加有效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进而达到优化第三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的效果。现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已经完成了调整产业机构和优化的第一个方面。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我们必须给予重视,虽然人口老龄化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第一步完成,但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对于产业结构第二步是目前我国所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但是人口老龄化必然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解雇且有利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在面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可以优化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合理大力发展老年产品,促进老年人消费,促进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第二步顺利完成。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篇2
从1851年法国率先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开始,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老龄化问题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针对欧洲和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各国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学术界关于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影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时,影响经济产出;另外,总需求理论强调社会总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既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数量,又会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总需求造成影响,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会对经济总量产生显著影响,Lindh和Malmberg对此提出质疑。他们通过对经济合作与贸易组织(OECD)成员国在1950-199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Faruqee和Muhleisen强调了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将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从而降低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趋向老龄化,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一点构成有关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主流观点。但是,少数学者经过研究后得出不同的结论。Fougere和Merette改进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7个OECD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老龄化会提高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老龄化问题异常严重的日本,Futagami和Nakajima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论上论证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构成必然的负面影响。相反,在模型中考虑养老制度时,他们发现推迟退休年龄,这一用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措施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生产结构的影响,Groezen等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经济生产率,但同时他们也指出老龄化将提高资本积累数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关注到东亚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转变分为3个阶段,研究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验模型中融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他们分别对经济活动人口(劳动人口)、15岁以下人口以及64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人口增长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这种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他们也指出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条件下才会实现。通过对70个国家人口动态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Bloom等强调人口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会对人口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变量造成影响,并实证检验了这种关系,使我们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随之增多。理论上,Tyers等认为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李军发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决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起正、负或零不同的作用效应。基于“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彭秀健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验证。Bloom和Finlay基于东亚国家1990-2005年的样本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减少将不利于今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数据,Wei和Hao经过实证研究指出,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胡鞍钢等在最近的研究中,从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入手,将人口增长率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中,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负面影响。
二、概念、模型与数据
(一)概念的科学化定义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包括全体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3个方面,这3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来,学界对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人口老龄化方面,而对于劳动力老龄化的研究还很有限,这里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有必要对劳动力老龄化在概念上进行明确。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劳动力是一个群体概念,由劳动年龄人口组成,但劳动力不等同于劳动年龄人口。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都算作劳动力,即劳动力人口;凡在规定的劳动年龄之内的人口,不论其有无劳动能力,都称作劳动年龄人口,简称劳动人口。劳动年龄界限划分标准有两种,一种是15-64岁,另一种是15-59岁,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以及为了获取数据的方便,应用前者。全体人口由少年人口、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3个部分构成。人口老龄化是指全体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同样可以将劳动人口分成3个部分,分别为青年劳动人口、中年劳动人口和老年劳动人口。劳动力老龄化则是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本文中所研究的劳动力老龄化并不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而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包括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不易测算。与劳动力人口相比,劳动年龄人口较少受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劳动力老龄化与人口老龄化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在:(1)二者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结构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此时必然导致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2)二者都会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若迁移人口大多是青年人口,就会提高迁出国老年人口和老年劳动力的比重,相反则会降低迁入国老年人口和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不同。人口老龄化及其老龄化程度直接受到少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而劳动力老龄化及其老龄化程度是受到青年劳动人口和中年劳动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与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没有直接关系。(2)老龄化的程度不同。一般情况下,先形成人口老龄化,后出现劳动力老龄化。因为少年人口比重下降之后的前15年,只能影响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而不能直接引起劳动人口内部各组成部分比重的变化。(3)老龄化的因果关系不同。老年人口增长加快,比重迅速上升,只能使少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相反,老年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将会一年接一年地使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因此,与其说劳动力老龄化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不如说劳动力老龄化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二)模型概念明确后,我们通过构建包含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劳动力老龄化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理论层面上认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及劳动力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模型,建立计量分析模型。1.理论模型我们用P(t)表示在时间t的总人口,L(t)表示在时间t的单位劳动力总量,即总的单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本文重点关注老年劳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我们暂时忽略青年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假设老年劳动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λ。老年劳动力由于身体机能降低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我们用θ表示老年劳动力生产率与中年劳动力生产率的比值,显然0<θ<1。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为η,那么一个经济的单位劳动力总量为:2.计量模型在理论上分析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下面我们使用中国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及劳动力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式(11)的模型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是人均GDP,pcgdpit表示省份i在时间t的人均产出。由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这样,方程式(11)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在解释变量中,wfratioit为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即省市i在时间t的15-64岁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我们用labfit表示与劳动力老龄化相关的一些人口结构变量,在这里主要有3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老年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λ),我们用awfratioit表示,直接反应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变化。第二个变量是单位劳动力比例,即1-λ+λθ,我们用uwfratioit表示,当老年劳动力与中年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比值不变时,劳动力老龄化越严重,单位劳动力比例越小,说明以中年劳动力劳动效率度量的实际劳动力数量随着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变得越来越少。第三个变量是反映劳动人口负担的一个指标,用depratioit表示,即人口抚养比①,它包括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显然,人口抚养比越大,对经济增长越不利,所以,该变量前面的系数应该为负。我们用poprateit表示理论模型中的δ+n+g。由于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我们沿用罗默等人的假设,令技术进步率等于5%。另外,综合以往的文献,资本折旧率处于5%到17%不等,在本文中资本折旧率取值10%。除了劳动力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还有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用rcapit表示实物资本存量,实物资本存量越高,越有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中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表示实物资本存量。hcapi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在本文中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力资本存量。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前面的系数都应该为正。
(三)数据本文收集和使用1995-2010年中国9个省市①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老年劳动力比例的计算数据缺失较大,一方面限制了样本的数量,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现有的9个省市中,数据也有所缺失。因此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文中所有的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9个省市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数据,2000年和2010年为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余年份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在分析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提出了单位劳动力比例的概念,用1-λ+λθ表示。单位劳动力是以中年劳动力的劳动效率为基础,在考虑老年劳动力劳动效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将一个经济中的劳动力标准化,以方便考察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及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简单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中所有劳动力都为中年劳动力,则该经济的单位劳动力比例为1,由于本文中劳动力包括中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在考虑老年劳动力时,用两者的劳动效率比值θ对单位劳动力比例进行调整,调整后即可得到考虑老年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比例。有研究表明,45岁以上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明显下降,50岁以后的劳动效率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根据这一发现,本文设定θ的取值为80%,以此来计算单位劳动力比例。人力资本存量用9个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有关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根据9个省市6岁及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利用附录中的方法计算得到。其余变量依据对模型的解释即可一一计算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计量模型式(11)中,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解释变量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模型的参数估计有偏且不一致,此时,我们必须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得出一致的参数估计值,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十分重要而艰难的。工具变量的选择应该考虑如下两个条件:其一是相关性,工具变量需要与所替代的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但与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以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其二是外生性,即相对整个模型而言,它是由模型之外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另外,工具变量的数量至少要与解释变量的数量相同。在本文中为了解决动态面板模型中由滞后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所带来的模型内生性问题,我们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其基本思想是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变化剔除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个体效应,再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误差项之间的不相关性得到一些额外的工具变量从而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该方法实质上是一步GMM估计。作为对照,我们给出了面板数据的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OLS)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见表2。表2中参数估计结果与前面理论推理的结果基本相符。模型1、模型2在没有考虑劳动力老龄化的条件下,估计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引入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在模型3、模型4中反应劳动力老龄化的解释变量是老年劳动力比例,用lnawfratio表示。这一变量直接反映了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老年劳动力比例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在模型5、模型6中用单位劳动力比例反应劳动力老龄化,即lnuw-fratio,可以发现单位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当老年劳动力比例提高时,单位劳动力比例将下降,劳动力老龄化与单位劳动力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单位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估计结果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与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一致。在表2的6个模型中,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且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反应劳动力老龄化的两个解释变量,老年劳动力比例和单位劳动力比例,虽然与理论推理结果一致,但是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结果不难理解,第一,我国200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仅仅经过1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并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不会显著;第二,虽然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及其伴随而来的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但是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每年有大量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加上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的再安置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短期内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人口的充分供给一方面印证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我国劳动力正在趋向老龄化的事实不容忽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步变迁,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愈发凸显,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地认识。文中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反映劳动人口负担的变量(lndepratio),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理论推理结果相符,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在所有模型中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量(lnpoprate)的估计结果与理论推理结果基本相符,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并且能够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并不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缔造了“中国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即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增加,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198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为61.5%,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份额高达74.5%。与此同时,我国人口抚养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82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分别为62.6%和34.2%,其中少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1982年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54.6%和8.0%,2010年分别为22.3%和11.9%,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减轻了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率随之下降,在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7个百分点。30多年的时间中,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上升,人口负担持续下降,中国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从而满足了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不断提高和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本文的估计结果与这一观点相符。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劳动力必然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渐提高,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许多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实物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3-24],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实物资本积累(lnrcap)的系数为正,而且均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理论推理结果相符,说明实物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理论模型的推导中,我们已经知道人力资本积累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实证结果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人力资本存量(lnhcap)前面的系数为正,并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不同于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没有实物资本投资迅速,但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且当实物资本投资明显高于人力资本投资时,实物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弱。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努力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一点从表2的实证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实物资本存量,表明我国正在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往主要依靠实物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面,逐步形成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9个省市中,北京的情况较特殊。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各方面具有比一般省市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例如,1995年北京的实物资本存量为55.81%,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而到2010年,北京的实物资本存量却只有38.92%,没有增长,反而降低。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剔除北京的样本后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得到更加稳健的实证结果,其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当剔除北京的数据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为正,只是在显著性水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均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老年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仍然产生负面影响,单位劳动力比例前面的系数仍然为正,并且依旧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解释变量基本与理论模型推导结果相符:人口抚养比前面的系数为负,而且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为负,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系数为正,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依然具有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在样本中剔除北京后的实证结果与表2基本相同,再次证实了劳动力及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劳动力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不利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篇3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规律体育行为;生命质量;价值诉求;路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 R161.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7(b)-0153-06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毋庸置疑,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摆在了我国政府和社会的面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人人口已达1.7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比例还在上升,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1]。据预测,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4亿,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30%以上[3]。人口老龄化直接引起流行病学框架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大量发生和流行。老年人是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最主要患病人群。我国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总调和2009年原卫生部公布的卫生统计年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中,常见慢性病的患病率为64.54%[4]。在党的十提出“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大背景下,以及报告中指出的“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5],为老年人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在我国特有的人口国情下,研究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否健康、科学,对这一群体生命质量的保持和提升、更好地践行“体育即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老年人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阻碍,而生命质量的高低与老年人口问题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老年个体能否合理利用自身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达到自我内在的和谐以及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使晚年生活过得更有尊严和体面,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中国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产生了哪些问题?为什么体育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体育又是如何去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基于此,本研究对目前我国老龄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积极的干预对策,旨在为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加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生命质量的概念及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
1.1 生命质量概念的界定
生命质量又被称为生存质量、生活质量、生活品质、生活质素等,在社会学领域中一般称之为生活质量最为合适,而在医学等领域则称为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更能反映其学科特征。社会学研究生命质量主要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是指人口群体的生命质量,如对世界、国家或某一地区人口总数生活质量的研究,而微观则具体到个人或家庭人口小群体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关生命质量的概念,由于生活环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历史渊源等不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国人民对生命质量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诠释。Jenney等[6]认为:生命质量是一个包括生理及心理特征及其受限程度的广泛概念,它描述个人执行功能并从中获得满足的能力。Levi[7]认为:生命质量是对个体或群体所感受到的身体、心理、社会各方面良好适应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而测得的结果是用幸福感、满意感或满足感来表示的。WHO将生命质量定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生活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事情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包括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及物质状态4个方面[8]。随着国内外各相关学科领域对生命质量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对较为认同的观点是:生命质量是对由个体或群体所感受到躯体、心理、社会各方面良好适应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这种多维结构由3个方面所组成:①躯体健康:包括患病情况、慢性症状及自我评价的健康;②心理健康:包括焦虑、抑郁、人知、幸福感、满意程度等内容;③社会健康:涉及到社会网络的大小、社会交往的频率、社会参与程度等。尽管如此,仍有学者认为生命质量的概念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公正、科学完善的标准。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改革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步入老龄化社会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这也与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一定的联系。在享受了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我国终于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拐点,老龄化社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已经习惯了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现在老龄化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会减慢经济增长,还将使我们养老保险面临很大压力。
人口老龄化是对某一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动态上升趋势的描述,它是反映特定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一种概念。按国际通用标准,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称为老龄化社会。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及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05 年底达13 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步入老化型,由于中国人基数很大,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业将越来越快。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
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口寿命大大延长。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我国现在老龄化人口(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3.26%,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到了8.87%,随着婴儿潮人口的不断老化与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还将有所加速。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老年抚养比上升,制度供养人数增加
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来说就是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增加,而为制度缴费的人数不变甚至减少。这种影响对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来讲最为突出,当制度运行到成熟期时,面对领取人数的增多,基金往往形成入不敷出的赤字局面。
(二)退休寿命增加,制度给付年限延长
在我国,目前人均寿命已经是72岁,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不断发民,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这意味着退休寿命的增加,人均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越来越长,需要给付的基金量越来越多。
(三)经济发展,制度内离退休费用刚性攀升
劳动保障部数据显示,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由2005 年的月人均 714 元增长到2010 年的1200元。尽管这是一项普遍叫好的民生政策,但是制度内离退休费用攀升,养老金标准的不断提高也为基金的财务平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应对措施
(一)整合贯通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扩大覆盖面
目前还需要尽快解决的是农村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与城市的对接。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使其与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账模式的接轨。
(二)提高保费遵缴率
第一,应该从社会保障立法、规范管理流程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保费遵缴率,以保证养老金收支均衡。第二,建立鼓励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激励机制,同时建立综合管理和有效实施的机制。
(三)调整养老金给付标准
通过人口和经济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建立科学的财政和养老金收支平衡的预警和监控体系,一方面可以确保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均衡,另一方面可以为老年人口提供适度的经济保障。
(四)适时适度提高退休年龄,控制提前退休
目前,退休年龄增加5岁,中国的退休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在相同的给付水平下,养老金支出可减少三分之一。
(五)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做实个人账户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特殊性,社会统筹部分基金现收现付,只有个人账户内的积累额才是可以适当考虑保值增值的。只有切实做好个人账户,杜绝“空账”,才能有效保证养老基金收支平衡。
(六)推广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政府可以实行让税政策,鼓励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和实施私人养老金计划。如果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能够在养老保障的总替代率中做出一定的贡献,那么政府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就有降低的空间和可能,从而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收支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1]骆勤.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J】.财经论从,2006
[2]林毓铭.充分认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从“空账”向“实账”转化的长期性【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03)
[3]李建新.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篇5
论文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障;改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亿。而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25年60岁老年人口可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老龄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l,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问,我国用于社会福利等各项支出从327亿元增加至3,043亿元,增长近l0倍,其中用于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的费用(包括退休金)支出从149亿元增长到2,068亿元,增长了l2倍多,比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看,社会保障各项费用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年甚至用于社会养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据报道,仅2003年,由人口老龄化引发基金缺口,中央财政就至少要补助350亿。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体就养老保险来说,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现收现付,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地加大。据统计,25年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2000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现收现付制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国家财政拖垮,很高的收缴比例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瑞士和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瑞士是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而来的养老保险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两个同属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调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以国家的基本保险为核心。这种单一的公共支柱虽然解决了社会再分配的功能,却难以同时肩负储蓄即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险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两国的做法都是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各自负责的多支柱制养老保险制度。在原有国家的基本保险基础上,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个人通过储蓄为退休积累一定的养老金,将个人多余的资金以储蓄的形式进行融资。
(二)规范原有养老保险体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规模
日本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来规范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同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收益规模。而瑞士则更多地通过复杂的收益与缴费的精算关系,确保贡献与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
面对人口老龄化,瑞士政府以建立养老金补偿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项基金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基本养老金计划的缺口,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而日本则更多地依靠政府财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
调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养老基金通过私营公司的管理进入国际或国内资本市场,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为目的。这样也就避免了现收现付制下,政治因素对养老金投资的影响,避免了将退休者的保命钱投资到或借贷到濒临破产的企业中。
四、加快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应对老龄化问题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收缴与支付都由国家来执行,带有统筹的公有制的性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在资金运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财政职能的转变、养老社会保险经营上的不足、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养老保险积极性的需要,都呼唤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立。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篇6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老年旅游 候鸟式旅游
按照国际通行的“60岁以上为老年人,占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即开始进入老龄时代”的标准,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4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中国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创新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激发老年旅游市场商机
老年旅游又称“银发旅游”,是以对旅游主体老年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自然风景和人文特色为客体,兼顾医疗保健等功能的旅游。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老年人正在改变传统的“重积蓄轻消费”的观念,“银发旅游”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70%的老年人有出游愿望,其中17%的老人经济比较宽裕,出游意愿强烈。我国老年出游人数占旅游总人数的20%以上。长期以来到中国旅游的国际游客中,51岁以上的游客占到30%左右,65岁以上的游客占到5.8%,且呈上升趋势。在未来30年间,每年的老年旅游者将保持7.3%的持续增长,老年人已成为旅游市场中潜力巨大的消费群体。
二、人口结构变化条件下旅游业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一)老年旅游业面临的问题
1、传统的旅游产品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目前我国旅游市场上的旅游产品大多数是为年轻人设计的,特点是行程满、节奏快、花费多、体力支出大,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虽然市场上也存在一部分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旅游产品,但这些产品品种单一,难以满足老年旅游者轻松、自在的休闲式旅游需求。
2、旅行社对开发老年旅游产品热情不高
由于老年人出游不确定因素多,风险较大,特别是老年人受身体条件限制,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旅行社面临的风险较大。此外,旅行社还要为老年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配备随团医生,这些使得老年旅游产品的成本增高,利润降低,导致很多旅行社开发老年旅游产品的热情不高。
3、旅游景点门票和综合旅游费用相对偏高
我国的旅游景点基本上对70岁持老年证的老人才实行免门票优惠,而且目前执行规定的只是一些公益性质类的旅游景点。而大多数景区以商业开发为主,暂不向60岁以上老人提供门票优惠,只有少数景区对本市户籍的老人实行门票优惠。这些使得老年人出游门票优惠制度有名无实,从而使得大多数旅游景点的门票和综合旅游费用相对于一般的老年人群均偏高。
4、老年旅游市场缺乏新概念旅游品牌
说起老年旅游,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夕阳红”,如夕阳红专列、夕阳红老年团等,夕阳红俨然已成了老年游的代名词。“夕阳红”品牌的泛滥折射出目前老年旅游市场缺乏新概念品牌,各旅游经营主体只有打造高质量、富有特色的旅游品牌,才能使我国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老年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1、“候鸟式旅游”悄然兴起
“候鸟式旅游”是指老年人像“候鸟”一样根据不同季节,选择气候适宜的地区作为旅游目的地并逗留较长的时间。在旅游目的地逗留期间,老年人除了进行旅游活动外,还可根据其兴趣爱好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随着老年人消费观念及居家养老观念的逐渐改变, “候鸟式旅游”正悄然兴起。
2012年7月15日上午,由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和宁波联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东南养老基地授牌仪式在厦门市悦华酒店隆重举行,由宁波联盛集团投资的该养老基地将涵盖休闲、养生、旅游等功能,未来将主打“旅游度假牌”,推广“候鸟式养老”。
2、寓闲于养、生养结合的医疗旅游初见端倪
“医疗旅游”是将旅游和治病、疗养结合起来的一种旅游形式。旅游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和医生的建议,选择合适的游览区进行治疗。近十多年老年人口不断增长,但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我国老年人口患病率仅在近5年又增加了18%,这说明老年群体对医疗保健旅游具有强烈的需求。因此,在经济发达、医疗技术先进、生态宜居型的城市发展医疗旅游极具潜力。2009年上海市医疗旅游产品开发与推广平台起步,该平台于2010年6月16日正式投入运行,填补了我国在国际医疗旅游方面的空白。
三、基于人口老龄化的旅游业创新思考
(一)旅行社应转变思路,开发针对老年人的旅游产品和旅游项目
一是配备随团医护人员。旅行社应针对老年人群的特点进行线路设计和配备随团医护人员,旅游线路设计要短而精,旅游景点精炼且特色鲜明。二是要采取灵活的促销策略。吸引老年人参团旅游,旅行社除提供独特的产品和合理的价格外,还要采取灵活的促销策略。如利用特殊节假日(如重阳节、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等)推出“家庭旅游套餐”,呼应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子女与父母同游。三是加强与有关单位的联系。旅行社应采取多种方式与企事业单位的老干部管理处、老年活动中心、旅游景区等保持密切的联系,利用适宜的时机推出众多价廉物美的优惠活动。四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如今上网也已成为老年人喜爱的了解旅游信息的方式之一,旅行社应充分利用电脑网络建立健全老年市场预订系统。
(二)景区、景点应多考虑从设施和服务上便利老年群体旅游
未来20年中国将迎来加速“老龄化”的高峰期,面对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情,我国各地旅游景区应多考虑从设施和服务上便利老年群体旅游。旅游景区、景点的交通要畅通,旅游标识系统要完善,旅游厕所要基本达标,并方便老年群体识别和使用,满足老年游客的基本需要。
篇8
一、我国的人口特征有三个特点。
1 人口老龄化起步晚,速度快,数量大。在2000年我国就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尽管比发达国家晚了50-100年.但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老年人口总数占世界老年人的1/5。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及浙江都已成为老年型地区,而西北、西南内陆及边疆地区老年人比例多在7%以下。
3 人口老龄化超过经济发展的承受力。在经济尚不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偏低的现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犹如“穷人得了富贵病”,困难可想而知。
二、我国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已由1991年的73.8%上升到2000年的80.9%,城市和农村分别为85.3%和79.5%。2002年我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表明:
1 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8.8%,全国有高血压患者1.6亿。1991-2000年10年间,高血压患病率上升了31%,患病人数增加了7000多万;
2 据统计,2002年我国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18岁居民糖尿病患病率分别达到了6.1%、3.7%和1.8%,估计全国有糖尿病患者约2500万左右,与1996年相比,仅仅6年时间,大城市人群患病率上升40%;
3 更不容乐观的是,2002年全国有近2亿人超重和肥胖,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国超重和肥胖患病人数增加了1亿;
4 2002年,我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人数达1.6亿,总患病率为18.6%:
5 目前全国约有3.5亿吸烟者.2002年由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近100万,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
6 膳食不合理、身体活动不足及吸烟,是造成多种慢性病的三大行为危险因素。
三、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老年化、疾病结构的改变,对卫生服务需求量明显增加。多项调查研究表明。人口老年化、疾病结构变化与医疗需求、医疗费用增加密切相关。同时,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延长生命和减少残疾的治疗技术。如起搏器、器官移植,人工脏器、搭桥手术、CCU、ICU、介入疗法、基因疗法等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也带来了医疗费用的数倍增加。巨额的医疗费用给个人、家庭、集体和政府都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目前,我国健康管理的现状还不尽如人意,有关健康管理、健康产业的内涵及实际运作,存在着很多不清晰的认识。我国健康管理的现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需求迫切,但服务形式单一,手段落后。
2 理念先行,但学术理论与技术研究相对滞后。
3 专业人员乏。
4 概念先进,但运营不规范。
篇9
我国是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老龄人口的绝对数在世界占第一位,而且增长速度快,高龄人口(指80岁以上的)增长速度更快。
据我国老年学会预测,到2015年,我国将有2亿老年人。今后,各国人口的结构,无一例外都会是老年型。据有关权威资料预测,从1990年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长2.2倍。
再看一看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美国经历了68年,而中国只需要27年。
面对一个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必须重视并研究“健康老龄化”问题。
1987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将这一问题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保健纲要》;1990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把健康老龄化作为一个战略目标。从此,一个真正重视老年健康,并使老年健康能得以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纲领形成。因此,可以说提出并逐渐实现这一目标,是维护老年健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如何理解“健康老龄化”
曾任中国老年学会会长的邬沧萍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健康老龄化有6个要点。
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是老年人口群体大多数健康长寿,体现在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健康老龄化着眼点是群体的健康长寿,而不能仅满足于个别人的高寿记录。但群体的健康长寿是以个人的健康长寿为基础的,因而,创造条件保证大多数老年人均达到健康长寿时,群体的健康长寿才能得以实现。
健康老龄化不仅体现为寿命的长度,更重要的是寿命质量的提高,老年人口健康寿命的质量是有客观标准的,是可以量化的。欧洲老年学会主席戴尔指出,这一标准包括:减少由衰老带来的疾病,使急、慢性病得到治疗和康复,尽量减少长期患病和需要人长期护理的时间,延长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增加老年人独立的时间,减少老年人受歧视的时间等。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寿命提高得很快,但生命质量不够高。一是老年期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二是进入老年期后,存活时间短,或者说,老年人的更替较快;三是进入老年后的17年左右余寿中,预期的健康寿命只占1/3左右。
人类老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一方面要求有相应的“健康转变”来适应;另一方面,要求把健康的概念引申到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
这里所指的“健康转变”,实际上是指“第一次健康转变”和“第二次健康转变”。前者旨在使死亡率下降,这可以通过提高公共卫生水平,改变不卫生习惯,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对儿童推行计划免疫,消毒杀虫以及使用抗生素等措施来保证。
而“第二次健康转变”,则指解决已存活到老年的庞大人口,如何延缓衰老的保健问题。此外,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把健康涵义的外延延伸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即我们平时常说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要从个体和群体增龄的过程中,认识老年人群健康状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及发展趋势。老年期的健康状况,其实是婴幼儿、青少年和成人后各阶段所有制约健康的因素,最综合、最集中和最终的表现。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老年人的健康,它与所有人的福利都联系着。
健康老龄化是人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提出的一项战略目标和对策,它是建筑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由于人口老龄化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现实,大量的老年人口向科学家提出了很多问题,这就自觉、不自觉地促进了老化生理学、老化心理学、老年医学与社会老年学的研究以及生物工程学的发展。健康老龄化是同每个老年人、同各行各业都有关系的一项全民性保健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民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全社会的责任
由于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要实现健康老龄化就必须从青、中年开始,就应重视老年性疾病发病前期的病因预防。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级预防”。
对已进入老年的人群,要及时做好对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控制疾病的发展。这就是所谓“二级预防”。
对已患病的老年人,为了防致残、防恶化,尽快促进康复,必须做好“三级预防”工作。
健康老龄化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是全民健康状况的最终和最集中体现,也是最客观的检验尺度。今天老年人的健康,是其中青年时期健康的积累。今天中青年乃至青少年、儿童的健康也就是明天的老年人健康的未来。
因此,必须从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老龄化。而且全社会都要来关心、支持老龄人口的健康化。
健康和寿命,60%取决于自己
贯彻“预防为主”,是全球疾病控制的战略思想。
为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对病因明确疾病的预防,应是最重要的,因为绝大多数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病因,都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那么,减少和改正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预防这些疾病的最好办法。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人的健康和寿命有60%取决于自己,15%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的影响。
由于健康受诸多因素影响,科学家就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
健康状况=函数(环境+医疗保健+个人生物学因素+生活方式)
公式中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医疗保健包括预防、治疗、康复和自我保健等;个人生物学因素包括机体生理、遗传因素等;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活动、睡眠、娱乐、社交及有无不良嗜好行为(如吸烟、酗酒、性乱、药物依赖等)。
从上述公式的内容看,有些因素是个人不可控制的(如环境因素、个人生物学因素等) ;而个人的生活方式,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一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好坏起到关键的作用。
健康在你手中
篇10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46-03
社区老年教育一直是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人教育的重要范畴。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在《人口学词典》中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就称为“老龄社会”。根据现有的数据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人口突破2亿的国家,60周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12亿,占人口总数的15.5%。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也将长期处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即使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36.5%,也就是每10个人有三个以上是老年人,这是一个庞大惊人的数字。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社区老年教育为内涵的社区养老,被认为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它的核心内涵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服务体系,通过社区老年教育等服务,丰富和拓展老年人晚年生活,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
社区老年教育是国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所谓老年教育,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为 60岁以上的老人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知识的增进,情意与态度的改变,以达成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是指为一般社会大众提供老化方面的知识,使其改变传统观念,正确认识老化、对待老化。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其一,老年教育是老人应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人到老年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终止和权利被剥夺,因为未知领域是无限的,一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也因为随着身体机能、思想行为的变化而进入了新的领域,因此老年教育应当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获取知识的权利。其二,老年教育是老人应有的福利,福利是国家对老年人应尽的义务的体现,对老人负责,教育有高度才有老年人认识的高度,老年人能影响千千万万个家庭成员,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发展。其三,老年教育是老人的自我完善。老年人通过教育正确地认识人生新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实现生理的自我完善、心理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自我完善。其四,老年教育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人在各阶段的教育需求是变化的,人与人的教育需求也是不同的,满足老年人的教育需求是社区老年教育的首要目标。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区老年教育的问题
(一)全社会对老年教育的迫切形势认识不足。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形势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人们对参与社区老年人教育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视程度不够。有关学者做过城市居民参与的社区教育活动调查显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参与人数占不到社区老人可参与人数的30%。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已达到比较大的基数,老年人教育方面的需求是庞大的,但没有引起家庭的足够重视。老人一旦退休,传统观念认为他们只是物质上被动需要赡养和扶助的对象,虽然精神上受到“尊重”,但实则是一种消极养老。因为社会接触范围缩小,子女不在家,有变成“空巢老人”的可能。身体健康的稍可负担起照顾孙辈的任务,为上班的子女承担饮食照顾,实际与外部发展更新的速度不匹配,而且他们为日常家庭琐事困扰,自然会产生很多健康精神方面的问题,会成为“空心老人”。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率有所上升,这里有很大因素。身体不健康的老人,自然成为家人重点照顾的对象,缺乏行动自由和缺少与同龄人的活动接触,加上长期病痛和精神折磨,让他们消极应对,既让自身感到痛苦无奈,也让家人觉得无所适从。
(二)老年教育形式方法和内容不完善。从教育的形式方法上看,近年社区老年教育活动的形式主要有老年短期培训班、文娱科技活动以及开放大学课程等,其动员程度不高,力度不够,参加人数有限。社区老年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形式上缺少多样化,不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没有采用现代技术。从教育的课程内容来看,社区老年人教育的课程内容较为陈旧,不够丰富,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琴、棋、书、画”、文体活动等自身导向式的常规课程,虽然能勉强满足,但相比日益更新的知识及其表现方式,缺少新颖的引导内容,显然落后。
(三)老人参与教育活动的障碍还比较多。社区老年教育的参与度要得到有效的提高,必须正确面对老人参加这些活动时所碰到的障碍。一般来说这些障碍主要有意向障碍、情景障碍、机构障碍。意向障碍通过社区宣传、人们意识和观念的不断提高会有所改善。情景障碍指的是家庭或其他非健康方面原因造成其无法参加活动,如需要承担家庭照看孙辈任务的老人、因变故返贫的家庭等,需要社区和社会其他各方面共同努力来消除。机构障碍指的是课程所安排的地点和内容造成参与者的流失的情况,这些需要在提高教育内容水平上下工夫。
(四)老年教育的服务资源区域不平衡。如前所述,与老龄化人口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及其教育服务的设施、设备和服务体系缺口非常大。尽管在城市地区有条件的社区有所改善,但数量有限,在城乡接合部或城市中条件差的很多社区都还有很大缺口,而贫困乡村一级的农村社区情况更糟。但和硬件问题相比,社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软件建设是影响老年教育发展最主要因素。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老年教育服务人员少、专业素质低、缺乏耐心等敬业精神。
三、人口老龄化下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下的社区老年教育发展,要加强对社区教育各配套制度体系的建设,如社区教育组织机构的建设、社区教育人员保障体系建设、社区教育政府管理评估监督体系建设、社区教育志愿者制度建设等,这些都是人口老龄化下社区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一)社区老年教育应积极倡导“积极老龄化”的视野。生活的现代化必先是思想意识的现代化,社区老年教育首先应倡导“积极老龄化”的视野观。在欧美地区,老人再就业和参加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已成为常态,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就提出“积极老龄化”的养老观念。所谓积极老龄化是指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尽可能获得最佳的健康及参与保障的机会的过程,这适用于个体和人群,非常符合新形势下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
社区老年教育必须引导人们将“人口红利”观念转变为“老年人口红利”观念。我国传统养老观认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退休后将不再从事生产,成为“被供养者”,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各种精神及物质等方面福利,社会将消耗很大部分的有效资源,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和空间,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老年人口红利”观指的是通过社区养老模式及其教育活动,发挥老年人的专业知识、技能经验、文化传承等各方面的优势,通过再续就业等,带动年轻一代的成长,维护社会公益良俗的稳定秩序。所以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应给老年人提供一个优越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实践“积极老龄化”。
(二)引进国外“志愿者时间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社区教育模式主要缺乏比较好的人力资源和服务保障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例如“时间银行”的概念就是在发达国家应用比较成功的案例。它是指不同年龄阶段的志愿者,在志愿参加服务后,可以享受得到需要的时候同等的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和累积小时数。借鉴银行的概念,把自己所贡献的积累时数先存起来,以后有需要时再支取。这种方式需要顶层设计,民政需配套一些相关的管理、运行以及时间兑换制度,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可以弥补民政管理人员不足、知识水平不高的问题。“志愿者时间银行”的概念不局限于老年人,可以把一些优秀的年轻志愿者吸引进来,通过一定的资格审定和分类管理来服务于社区老年教育,实现充分利用系统内和社会两种有效资源。至于管理方面,在现代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进行数据智能跟踪管理,是可以有效实现的。
(三)引导老年人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丰富晚年生活。社区老年教育活动还可以引导老年人积极在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进行努力,实现“老有所乐”。公益慈善活动是一项为社会奉献的无私活动,传递正能量,奉献爱心,是老年人心理精神安慰满足的一种需求,实际上老年人是非常愿意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的。社区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点举办这样的活动,进行这方面的正确引导,把老年人潜在的人生经历和宝贵的经验经过一定的方式向社会表达,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公益慈善,例如可以组织有技能的老电工举办无偿知识讲座、家用电器维修、定期的文艺汇演等。当然传统的财务捐赠在一定的条件下自愿地进行,最好秉持就近互帮互助原则,让爱心与和谐互相传递。
(四)建立并完善以老年教育为主的多功能社区中心。未来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引导、鼓励市场资本逐步介入的政策制度才是根本解决老龄人口教育需求的治本之策。社区老年教育必须发展完善网络,政府的刀刃资金投入急需的部分,如场地、必要硬件等,鼓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城镇社区可以探索市场化的路子,引进一些专业的民营单位,政府可向他们购买社区服务。政府还可鼓励非营利性的一些组织对接,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劳务服务、专业化知识培训、技能培训等方面支持。在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方向和规划上,必须把社区中心定位为集活动中心、教育、健康支持、老年服务等多功能一体的中心,老人就近开展教育活动,做到省时省力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