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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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暑假中，本人通过对我县经济发展网上资料的查阅和调查问卷的形式总结了十六以来我县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及变化趋势，并由此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措施和建议，据此做出报告。

一、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我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XXXX年为消费水平缓慢增长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前两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价格低，农民负担高。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前三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二是XX年为消费水平快速增长阶段。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使我市的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

（三）消费方式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方式转变的结果，消费方式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消费结构的变化，并转化为拉动消费市场的动力。近年来农民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由满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转变。在食品结构上，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各种副食消费不断增加，膳食结构向营养、科学型发展。在衣着消费上，农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础上，更注重时尚化。XX年人均衣着支出140.1元，同比增长35%。二是由重食物消费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食物消费更多表现为生存型消费，而服务型消费更多表现为提高型和享受型消费。服务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也反映出农民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与市场化结合消费向更高的市场化消费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消费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二、扩大农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农民收入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收入的提高为前提的。近两年，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对收入的预期也提高了，消费水平就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现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还要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并保持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收支预期的不稳定，是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近几年，我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保障体系，但这些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普及率也不高，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存钱养老、存钱防病的思想在农民中还普遍存在。另外，收支预期的不稳定，越来越高的教育投资，婚丧嫁娶的盲目攀比，也使得农民不敢贸然消费。

（三）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消费环境欠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设备、日用品等有赖于新型业态如连锁超市在农村的延伸，而目前农村商业流通组织方式落后，商品流通不畅，成本过高，商品价高质次、假冒伪劣严重等问题，不能满足农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和适应农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通讯、自来水等近几年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远远落后于城镇，运行成本、运行费用高也使得农民对一些耐用消费品买得起用不起，限制了农民的消费。

三、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的措施和建议

（一）增加农民收入。从长远看，增加农民收入是推动农民消费的根本措施。要增加农民收入，既要全面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又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随着近几年农民增收各项政策的全面、强力出台，今后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将进入常规阶段，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也是间接的、有限的。今后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决定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农民生产经营水平。因此，今后农民增收的核心应转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上来。

（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体系，使更多的农民从传统的储蓄养老、家庭养老的方式中解脱出来；使更多的农民参入医疗保险，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进一步理顺农村信贷关系，落实农村信贷政策，简化信贷手续。进一步降低学生学杂费，特别是高中、大学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民不致为了让孩子上学而贫困或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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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居民；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波动；相关性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16-019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16.095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是相关专家研究的重点问题，学术界关注居民消费的功能，也就是居民消费的水平，经济的增长会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经济的增长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中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是否会使得城乡居民感觉到幸福。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并且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波动相关性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下面本文就主要针对差异这一点展开详尽的研究。

1 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依据近30年的数据信息来展开实证分析，这些数据均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所获取的，GDP主要指代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而CS代表的就是城乡全部居民的经济消费水平。其中，CSN则指代的是农村居民所具备的消费水平，而CSC则表示为城镇居民所具备的消费水平，将CSN与CSC进行相加，就能够获取到CS。居民的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波动相关性，本文主要就依据相关的分析方式，如单整、协整等来进行数据列表，实现数据的整合以及检验方法的融合，采取有效的方式来针对城乡局面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波动进行检定处理。

2 不同变量之间的变动情况

详细的情况可见表1：

从表1可以了解到，自1986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就从3645.2万元增长到了如今的249529.9万元，增长的幅度达到了70倍。其中偏度值为1.168975，而峰度则达到了3.453251，就分布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这样的峰值就是一个高窄峰，而就所谓的经济就是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改革后，经济增长会相较于前一段时间增长速率更快，这与我国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居民消费从原先的184万元逐渐增长到如今的7081万元，增长的幅度达到了近38倍，而其偏度也为0.813474。另外，峰度设定为2.537575，从分布的实际情况就可以了解到，窄峰没有出现转变，这样的经济就表明在一个时期，局面消费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从原先的138万元，逐渐提升到如今的3265万元，增长的幅度达到了近24倍，其偏度值主要设定为0.613587，而峰度值则设定为2.168049，从分布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窄峰没有出现过大的变化，就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就是在本阶段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然而，偏度系数却相对较小，这就表明农民的消费水平在前后两个时期内并没有过大的差异。

另外，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由原先的405万元逐渐增长到11855万元，而且增长的幅度达到了近30倍。在增长的过程中，速度相比于农村来说要更快，偏度值达到了0.601164，峰度也达到了2.088908，就分布具体情况来分析，与农村具有一致性，出现的均是一个较高的窄峰，然而偏度系数也并不高，这就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在前后两个时期，增长差异并不明显。

而依据JP的统计进行分析可知，样本数据均是通过正态分布展开的，根据上述的分析结果可以充分的了解到，CS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GDP的50%，这个程度相对较低，另外，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中，CS的增长率则更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均与大型的固定资产相结合。除此之外，百姓在可支配收入的拥有上相对来说较少，并且医疗社会保障上也有着一定的不足，人均消费也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变，人们依然面对着看病难以及上学难等问题，而这却是一种流动需求，由于这种需求的存在使得国民的存储率相对来说更高，并且边际的消费系数也更低。

3 GDP与CS之间的波动关系概述

3.1 N步列表和联合概率的独立性检验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和消费水平序列，可以认为是一个组，然后将样本划分为若干个区域，这样就得到了联合分布的概率。

3.2 相等性检验

为了考察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有无显著性差异，本文引入相当性检验：假设两个序列存在相同的均值和方差，考虑到城镇居民明显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高的实际情况，无论以哪种方法作为评价准则，都表示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存在相等性。

4 城乡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水平贡献的差异性影响

依据GDP、CS、CSN、CSC来对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构建，而就GDP的贡献度可以设定方程如下： 依据上述方程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方程统计具备较强的计量优势，其中，R?=0.9842，这就表明GDP会对消费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自变量在检定中，系数值设定为0.029，这说明，在GDP增长一个点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的单位值会增加0.029%。依据宏观经济系统来分析，在闭合的状态下，GDP会影响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针对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关系的确立。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消费情况来说，我国的消费率相对来说较低。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企业不再拥有终身职位，其针对一些费用的支出也没有进行赔付，也没有构建相应的社保体系，这就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另外，劳工的工资是逐渐提升的，其提升的过程是严格的依照真实性展开的，企业没有对将这部分成本作为其他支出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储蓄相应地得到了增加。

另外，针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系数CSN以及居民的消费水平CSC来展开对GDP模型的创设，这样可以使得GDP无法有效地呈现出居民的消费系数CSN以及居民的消费水平CSC之间存在的差异。

依据上述公式可以总结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就城乡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并且相关系数均表现较为明显。这就说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保障人们的安定生活。

其次，就贡献值来进行分析，城镇居民的GDP相较于农村来说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居民在充分考虑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使得资本量不断增加。就常系数C来进行分析，城镇居民一般的消费值为811.76，相较于农村来说较高。而就我国的相关机构的报告可知，我国居民的生活以及就业等问题，在通过有效的梳理后，并针对社会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预测分析的前提下，表明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并且已经赶超了GDP增长的速率，然而物价的上涨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与收入之间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使得贫富差距拉大。

5 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波动相关性的差异改进的方式

面对现今的金融形势，要想使得城乡的居民消费水平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就需要做好相应的内部工作，不断的对生产力进行提升，同时城乡要不断采取相应的方式来对农村的市场进行刺激，使得农村居民可以高频率地进行消费，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不断对农村养老以及社保等进行完善处理，使得居民没有顾忌，能够更好地刺激消费。除此之外，为了能够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缩短，就需要针对基尼系数进行降低处理，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共赢。

就以往的发展状况来进行分析，城乡结构需要经历转型，部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而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进行创业以及财产继承等。针对这一点，就需要合理地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对城乡的收入差距实施掌控和缩减，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的创业提供大量的物质和资金补助，并且返地于农民，使其具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不断对社会进行改革的进程中，我国经济与居民消费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预计可以在202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从相关指标数据来分析，展开的相关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之间有着不相等性，而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在定量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面对这一情况，就应该积极地刺激消费，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环节压力，从而更好地推动城乡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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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浩春杏.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J].江苏社会科学，2015，（3）.

[4] 曹鑫，黄晓治.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关系及其差异的协整分析：以广西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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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近几年开始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城镇居民从改革初期的“吃―穿―用”为重心的消费模式，演变为目前的“吃―娱乐文教服务―穿―住―用―行”为重心的消费模式。如果将吃、穿、用、行视为基本消费的话，那么，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交通通讯和娱乐教育文化比重的快速上升则显示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良性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总体消费结构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城镇居民食品类消费、衣着类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其中，2006―2010年间，食品类消费、衣着类消费支出占比虽然在下降，但降幅开始趋缓。二是居民居住类消费、医疗保健类消费、交通通讯类消费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类消费的支出比重都呈上升态势；而近几年来，交通通讯类消费呈迅速上升态势，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占比有所下降。三是城镇居民家具、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的支出比重先是有所徘徊，然后呈下降势头。总起来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有所放缓。

（二）农村居民生存性消费模式特点开始发生变化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收入的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征主要是：物质消费支出基本稳定，服务性消费支出比例持续上升；食品支出比例逐步下降，衣着支出比例相对稳定，居住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阶段性高点后，人均住房面积的增长速度开始逐渐放慢；用品支出比例较为稳定，农村传统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在这一时期接近饱和。进入21世纪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逐步进入成熟阶段，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开始从温饱型阶段向小康型阶段迈进。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呈现了新的变化特征。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看出，农村居民生存性消费模式特点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2000年为49.1％，2005年降至45.5%，2010年进一步降至41.1%。事实上，2009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到40.96%，2010年又有所上升了。还必须看到的是，2003―2010年，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持续下降，近几年交通通讯等支出变化也不大，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

结构变动度是用来考察平均每年消费结构的变动程度，主要反映消费支出结构变动速度的快慢。一般用期末各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减去期初同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将相减之差的绝对值相加即获得一定时期的结构变动值。将结构变动值除以考察期年数即为平均每年结构变动度，即：

结构变动度＝Σ│Xi1－Xi0│/年数

根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变动总体上表现为速度先下降、后缓慢加速、而后再放缓的特征。1981―1985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每年2.95个百分点，1985―1990年间为每年1.54个百分点，1990―1995年间为每年2.14个百分点，1995―2000年间上升到5.7个百分点， 2000―2005年间放缓到4.0个百分点，2005―2010年，则急剧放缓到1.66个百分点。说明近几年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总体上变动不大。

在结构变动度确定的条件下，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比重变动对总结构变动的贡献不同。某项消费支出比重的贡献越大，表明其消费支出比重越不稳定。相反，某项消费支出比重的贡献较小，表明其消费支出与总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动相对同步，总消费水平上升，也必然带动其消费水平相应提高。

进一步分析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食品比重的变化对消费支出结构变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进入21世纪后，食品比重的影响大为减弱，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和家庭用品及服务变化的影响大为增强；衣着类相对稳定；而近几年来，城镇居民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及居住的贡献率大幅上升。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在2000年以前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2000年后则开始下降。根据相关测算，1985―1990年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每年1.42个百分点，1990―1995年间为每年1.81个百分点；我们对1995年以来的情况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是：1995―2000年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每年4.9个百分点，2000―2005年有所下降，结构变动度为每年4个百分点，2005―2010年进一步下降，年均3.5个百分点。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逐步放缓态势。

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与城镇居民不同的是，1995年到现在，食品比重的变化对消费支出结构变动一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进入21世纪后，食品比重的影响开始减弱，但贡献率仍然较大。近几年来，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居住的影响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他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对稳定。

三、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000美元，比照国际经验，我国总体上处于消费加速转型阶段，居民消费正由原有的简单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消费结构应快速向更高层次转化。从近几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看，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相对缓慢，而这也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一）扭转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提升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有效举措。因此，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一是规范政府收入体系。目前的工作重点，可着重考虑完善政府税收结构，并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根据现有税收结构的特点，应适当降低生产税比重而提高收入税比重。给予企业生产税方面适度的税收减免可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就居民个人所得税而言，要继续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落实财产申报制度，加大对偷漏税行为惩处力度。对企业所得税而言，可以考虑对部分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征收高额所得税。在完善政府税收结构的同时，还要增加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提高国家贫困线和从业人员最低工资水平，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对基层专款专用的监督力度。二是扩展居民收入来源，健全再分配调节功能。要多途径扩展居民收入来源，从调整产业结构角度着手缓解居民劳动报酬下降的趋势。要逐步建立市场决定、微观主体决策为基础，国家有效调控的新型企业分配机制，形成劳动者、经营者、所有者相互制衡基础上的多样化的报酬方式。要继续保持目前阶段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势头，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继续扩大农村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尤其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创业、就业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完善再分配机制，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尤其要加强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性支付力度，提高总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比例，缩小城乡居民支付受益度的剪刀差。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

扩大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必须建立在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机制相对完备的基础之上，否则，难以形成提高家庭和个人消费意愿，带动国内需求增长的局面。今后，要尽快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根据经济增长情况，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提高保障标准，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扩大即期消费。当前时期，要着力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补贴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拓展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

目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还不到城镇居民的1/3，消费结构也有较大差异，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大低于城市居民，住房质量和环境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

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和完善农村消费增长机制。完善农村流通渠道和网络，开发适销产品，调整供应结构。进一步加强农村消费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消费环境建设，要科学规划和构建现代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降低农村商品物流配送成本，推动连锁经营和现代流通模式向农村延伸，努力促进农村消费城市化。同时，要继续实施并不断完善家电下乡、建材下乡、支持农民自建住房政策，扩大下乡消费品品种，提高补助上限，进一步加强农民消费性补贴。

农村家庭购买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相对过高是现阶段城乡消费结构差异，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倒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切实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着眼于解决农村民生问题，不断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减少农村家庭公共服务消费支出比例，以有效避免城乡消费水平和结构“倒挂”，合理带动农村家庭消费。

（四）改善市场秩序，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完善消费市场的信息系统和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加大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监管力度，特别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要从源头上治理污染，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同时，要继续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坚决打击价格欺诈，严肃查处串通涨价，深入推进价格自律，及时化解价格矛盾，稳定市场价格预期，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价格秩序。要将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措施法制化、制度化，构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体系，用法律武器打破消费领域的地区、行业封锁和垄断，整顿和治理市场流通秩序，强化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的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广告、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安全消费。

参考资料：

①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调查研究报告》，2011年54号

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当前我国消费品市场形势分析及2011年趋势预测》，《调查研究报告》，2011年20号

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我国消费品市场形势分析及趋势预测》，《调查研究报告》，2011年101号

④房爱卿等，《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4月

⑤程兰芳，《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经济结构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9月

⑥专版，《扩消费：调结构的重中之重》，《南方日报》，2009年12月07日

⑦祁京梅，《我国消费需求趋势研究及实证分析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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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农村消费者两期的基本经济模型，消费者面临两期的最优消费决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考虑政府财政支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为简化分析，政府财政支出仅讨论财政对农支出变量，假定财政对农支出Z的经济效率为δ，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ζ。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投入性支出增加和提升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经营环境，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营造促进农民消费的客观环境，比如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可能转变为私人自行提供，挤占私人消费，并且基础设施性质的公共物品缺乏会限制农村居民的消费，如公路道路和加油站的不足使得农民汽车消费的意愿不足。另一方面补贴性支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如2002年之前的农产品价格补贴，2002年之后对耕种农户的直接补贴等。综上，财政对农支出的经济效率是正值。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导致高产出，如Schumpeter（1934）认为经济波动能降低企业改进效率行为的机会成本，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29］Mirman（1971）经济波动会导致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和投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3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带来产出的损失，如凯恩斯（1936）认为，经济波动导致企业投资风险的上升，从而降低社会投资水平；［31］Bemanke（1983）、Ramey和Ramey（1991）从滞留成本出发，由于企业投资的时滞和不可逆转，经济波动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投资意愿减弱。［32］［33］但是，上述研究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不能将其研究结论直接套用于我国。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等。［34］［35］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给提出假设带来了一定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参照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36］的研究，假定ζ小于零。当然，这一假定还有待于实证部分的检验。由式（10）知，代表性农村消费者的消费与财政对农支出具有正向关系，与经济波动具有反向关系，故提出如下两个命题：命题1：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命题2：经济波动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农村居民消费（RC）选择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变量，为了使历年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不变价对历年数据进行了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财政对农支出（AE）选择国家财政支出中历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作为变量，1998年和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2007年开始统计口径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我们统一使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2012年。经济波动（EF）选择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减去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还采取了BP滤波方法作为参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以及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引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作为变量，物价水平（RCPI）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作为变量，农村居民收入（RI）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变量，以1978年为不变价进行计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偏态性，并降低对极端观测值的敏感性，对所有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为保证解释变量不受到自然对数化后正负号改变的影响，对数值小于1的变量加一后再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说明由于考虑了各变量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本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财政对农支出与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三、估计结果

（一）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图1、图2和图3给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财政对农支出及经济波动的核密度图，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分布密度的动态变化。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服从非平稳的I（1）过程。为节省篇幅，不再给出具体的检验过程与结果。由于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给出迹检验与最大特征根的两种检验结果，见表2。

（三）估计结果

对被解释变量序列进行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分析，如图4：由自相关分析图可知，当滞后期k＝7时，序列的样本自相关系数才明显落入随机区间，自相关函数表现为拖尾；偏自相关分析图显示，滞后一期的偏自相关系数明显不为零，滞后2期以后的偏自相关系数都在置信区间内，偏自相关函数具有截尾性。故可建立AR（p）模型，p值可以取1或2，最终经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正态性检验：估计的参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十分关键，在进行ARMA模型回归之前，我们是假定εt服从正态分布的，所以有必要检验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利用Jarque－Bera统计量对标准化残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检验显示Jarque－Bera统计量是0．634，伴随概率是0．728，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残差服从正态性的假设。异方差检验：在存在异方差的条件下，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量仍然是无偏的，但参数的方差是有偏的，则会导致假设检验失效，所以需要检验表4的ARMA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采用Breusch－Pagan－Godfrey和White两种检验方法，结果显示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6．183，伴随概率是0．186，即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White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3．895，伴随概率是0．691，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同样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此外，在表4中我们特别报告了稳健标准误，结果显示稳健标准误远小于所对应估计的参数值。结合T检验、正态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的结果，说明表4的ARMA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表4的回归方程知，长期均衡过程中，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相对来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滞后影响，滞后一期对当前消费有正向作用，滞后二期有反向作用。这样，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都得到了证实。

（四）内生性讨论如果回归方程存在内生性，则OLS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上述ARMA模型中，财政对农支出有可能是内生变量，这是因为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财政对农支出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对农业经营投入的增加，反过来对财政对农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证实财政对农支出是内生变量的猜测，采用Durbin－Wu－Hausman检验，选择财政对农支出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随后进行解释），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连同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残差项μ；将残差项μ与原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发现μ的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为t－Statistic＝－245，prob．＝003，显著，故变量财政对农支出确实是内生变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运用工具变量必须注意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不仅要与财政对农支出高度相关，还必须满足外生性，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财政对农支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而不能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如果只使用唯一一个工具变量，则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但如果能够寻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具变量，则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来检验工具变量组是否都符合外生性的要求。为了充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个工具变量，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来保证工具变量组确实是合适的。①检验财政对农支出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当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不会影响上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即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不会存在同期相关性，可视为外生的。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当期财政对农支出是高度相关的，检验得到财政对农支出与其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是0986，所以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另外考虑农村土地面积，农村土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越大，即政府为实现既定的服务目标必然要加大对农支出，所以农村土地面积与财政对弄支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土地面积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土地面积的大小可能会影响该区域的消费总量，但人均消费主要与个体因素有关，故土地面积不会影响人均消费值，而本文采用的就是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很好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土地面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这一点，因此农村土地面积可视为外生的。由于各类年鉴均无农村土地面积的直接数据，我们使用耕地面积与住宅面积之和作为替代值，其中住宅面积等于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之积。检验发现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695，所以农村土地面积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为了更进一步的检验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否合适，我们检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否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检验方法是：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分别放入回归方程，考察回归系数相应的p值，查看p是否大于01，大于则说明不存在直接影响，即认为是好的IV。检验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p值为0116，农村土地面积的系数p值为0347，进一步说明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合适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数量多于内生变量，需要采用过度识别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使用2SLS方法估计模型，得到残差ε，将残差ε对所有外生变量回归，获得R2，在所有IV都与扰动项不相关的零假设之下，nR2服从自由度为q的卡方分布，q等于工具变量个数减去内生变量个数，若nR2超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至少部分IV不是外生的，工具变量失效。按照上面方法，得到R2＝0075，样本量是24，故nR2＝180，小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的临界值384，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至此，我们充分检验了所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好的IV。下面利用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分别使用2SLS和GMM方法对前面的ARMA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是否发生变化，见表5。表5回归结果显示，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说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2SLS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基本不变，由0144变为0149；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弱化，由－23669变为－21606；经济增长的系数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9；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由0608变为0638。GMM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略有下降，由0144下降为0130；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变弱，由－23669变为－21792；经济增长的系数也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不变，由0608变为0624。综合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说明直接用OLS回归的结果确实是有偏的，使用多个工具变量以后，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动但变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运用工具变量得到的方程同样证明了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是成立的。

四、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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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市场调查报告范文

为了深入了解本市居民家庭在酒类市场及餐饮类市场的消费情况，特进行此次调查。调查由本市某大学承担，调查时间是20**年7月至8月，调查方式为问卷式访问调查，本次调查选取的样本总数是2000户。各项调查工作结束后，该大学将调查内容予以总结，其调查报告如下：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二、专门调查部分

(一)酒类产品的消费情况

1、白酒比红酒消费量大。分析其原因，一是白酒除了顾客自己消费以外，用于送礼的较多，而红酒主要用于自己消费;二是商家做广告也多数是白酒广告，红酒的广告很少。这直接导致白酒的市场大于红酒的市场。

2、白酒消费多元化。

(2)购买因素比较鲜明，调查资料显示，消费者关注的因素依次为价格、品牌、质量、包装、广告、酒精度，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生产厂商的合理定价是十分重要的，创名牌、求质量、巧包装、做好广告也很重要。

(3)顾客忠诚度调查表明，经常换品牌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32.95%，偶尔换的占43.75%，对新品牌的酒持喜欢态度的占样本总数的32.39%，持无所谓态度的占52.27%，明确表示不喜欢的占3.4%。可以看出，一旦某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厂商应在树立企业形象、争创名牌上狠下功夫，这对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4)动因分析。主要在于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其次是广告宣传，然后是亲友介绍，最后才是营业员推荐。不难发现，怎样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对于企业来说是关键，怎样做好广告宣传，消费者的口碑如何建立，将直接影响酒类市场的规模。而对于商家来说，营业员的素质也应重视，因为其对酒类产品的销售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饮食类产品的消费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一些饮食消费场所和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饮食进行，调查表明，消费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消费者认为最好的酒店不是最佳选择，而最常去的酒店往往又不是最好的酒店，消费者最常去的酒店大部分是中档的，这与本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相适应的，现将几个主要酒店比较如下：

2、消费者大多选择在自己工作或住所的周围，有一定的区域性。虽然在酒店的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机性，但也并非绝对如此，例如，长城酒楼、淮扬酒楼，也有一定的远距离消费者惠顾。

3、消费者追求时尚消费，如对手抓龙虾、糖醋排骨、糖醋里脊、宫爆鸡丁的消费比较多，特别是手抓龙虾，在调查样本总数中约占26.14%，以绝对优势占领餐饮类市场。

4、近年来，海鲜与火锅成为市民饮食市场的两个亮点，市场潜力很大，目前的消费量也很大。调查显示，表示喜欢海鲜的占样本总数的60.8%，喜欢火锅的约占 51.14%，在对季节的调查中，喜欢在夏季吃火锅的约有81.83%，在冬天的约为36.93%，火锅不但在冬季有很大的市场，在夏季也有较大的市场潜力。目前，本市的火锅店和海鲜馆遍布街头，形成居民消费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三、结论

1、本市的居民消费水平还不算太高，属于中等消费水平，平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相当一部分居民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2、居民在酒类产品消费上主要是用于自己消费，并且以白酒居多，红酒的消费比较少，用于个人消费的酒品，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其品牌以家乡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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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保 农村消费 影响途径

一、新农保制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是以广大农村居民为参加主体而建立的、由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的三支柱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和可持续的基础上，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为筹资模式，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为待遇支付模式。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有地方政府支出。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各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状况增加档次。各地区政府在最低每人每年 30 元的补贴基础上确定补贴金额。

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010 年，中国的消费率为 48.56%，不到 50%，而世界平均水平在 65%以上。同期中国的个人消费率为 35.21%，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农村市场消费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但同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农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居民消费总体水平偏低。在全国范围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与地域人口比例不相符合。

第二，农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长期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和GDP 增长速度，我国农民收入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第三，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即各项消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农村消费需求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主，耐用品、高档消费量不足。

第四，农村居民储蓄率高。数据显示，2009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高达260771.7亿元，相比于2000年，增加了3倍多，但居民消费却仅增加1.5倍，最终消费率也从2000年的62. 3%下降为48%。而农村居民消费增加更少，仅增加1.2倍。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存在高储蓄性的主要原因是消费意愿不足，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在此消费现状下，研究新农保的推行对于促进农民消费意愿，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农保对消费的影响途径

1.新农保通过对收入的影响来拉动消费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是决定农民消费规模和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转移性收入的量的增加，会引起消费支出的量的增加，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农村老年人是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因此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农村老年人消费倾向，从而提高社会消费倾向。

2.新农保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过程影响消费

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人在其收入高于其终生平均收入时储蓄较多，而收入低于其终生平均收入时储蓄就少。新农保的收入分配作用主要表现在平衡高低收入者之间福利的平等化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来提高整体消费倾向。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制度形式，根据个人所选择的缴费档次不同，其领取养老金的水平也不同，在年轻时候的资金的积累，用于年老以后的消费，实现个人代内收入再分配。新农保降低了农民由于长期缺乏保障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受，稳定农民的未来收入来源的信心，从而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3.新农保通过调节农民心理预期影响消费

新农保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稳定农民的消费预期。新农保的三支柱筹资模式确保了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降低了农民对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期。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行，增加了收入再分配未来稳定收入来源，显著减少农民的不确定性心理，进而有效提高农村的消费支出。

四、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

要改变农民的养老观念，使其加入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行列中来。要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法规的优越性加以宣传，要强调参保能使农民从中得到的好处，让农民把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心理预期，让他们能积极地投入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来。

2.取消“新农保”中的“捆绑条款”。

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老人子女不愿参保，老人为了领取养老金替子女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此种情况的发生扭曲了“新农保”惠民利民的效应，降低了基础养老金补贴的吸引力，违背了“新农保”实施初衷及社会的伦理道德。因此，“新农保”没有必要加附加条件，“捆绑条款”应该取消。

3.增强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分配调节机制。

我国“新农保”基金主要存银行、买国债等，基金管理层次较低，导致最终的收益率较低，这大大降低了投资收益率对分配调节的杠杆作用。在安全性的前提下逐步拓展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渠道，如可以将基金一部分投资于国家重点项目，另一部分由商业银行托管，专业投资机构投资等手段进行市场化管理。

4.加大养老保险人财物的投入，提高政策运行效率

提高政府各级部门政策运行能力是新农保制度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为了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新制度与旧制度的衔接问题，如参保人基本信息核实、缴费、领取等有关程序的工作。加大养老保险人财物的投入，提高政策运行效率。

5.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保障

养老保险基金收缴、基础养老金发放等情况，要求村委会、乡镇、县定期采取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纠正和防止伪造年龄和冒领待遇的行为。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适合本地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

参考文献：

[1]李晓颖.社会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山东省为例[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吴淑定，邓小丽.社会养老保险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J].知识经济，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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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消费不足 原因 对策

近十多年以来，我国国内居民消费增长严重不足，一是表现为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二是表现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发展增速，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因此，我国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开辟经济增长实现途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一、实现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科学发展”既包括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低碳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包括了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国民总体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国内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

（二）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重投资、轻消费”的诟病，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政府花钱、国家投资来拉动，如2009年我国GDP增长8.7％，投资贡献率92.3％。这种依靠政府花钱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政府各级官员同财团利用手中权力、资源进行层层寻租，导致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畸形化，它不是一个可以惠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模式，不是一个能够刺激和活跃最能接纳社会人员的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走出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困境的重要途径

“投资”与“出口”被誉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二驾马车，然而自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外经济衰退，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国内生产能力出现过剩，为实现外贸的恢复性增长，贸易摩擦不断，本币升值压力增大。如果不及时提升国民消费能力，启动内需，开辟实现经济增长的新途径，国内经济发展将被国际性经济危机拖入泥潭。

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税收水平高，国富民穷的状况不断加剧

1995年至2007年以来，有关指标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95-2007年相关指标数据

评价指标 年均增长率（％） 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增长倍数

政府财政税收 16 5

GDP 10.2

居民可支配收入 8 1.6

农民纯收入 6.2 1.2

由上表可以看出，近十多年来，税收增长率大幅增长，大幅超过了经济发展总量的增速，2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速。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世界排名，中国居法国、比利时之后，位居第三，超过了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程度极为完善的瑞典（排名第四）。

即使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近几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达到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30%。我国2009年财政盈余2万亿。按发达国家的理念，百姓缴税是为了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该减税，如2009年2月，美国通过了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增加投资，减税总额达3000亿美元。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

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巨额盈余相对应的是，国内居民收入长期处于偏低水平。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 .2美元左右 ，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二）收入分配差距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国际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8，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接近于拉美国家平均水平0.51。中国社科院2009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数达到0.496，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危险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统计结果，全世界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以上还是官方统计数字，未计算灰色收入部分，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为严重。

财富向少数人快速集中的结果是： 2006年，占人口8.5％的城镇最高收入居民占消费总额的56％，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的低收入群体和80％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占比为30％。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消费函数C＝C0＋cY，其中C0为必须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常表示消费的意愿，Y为收入。少数高收入的群体在完成了56％的消费占比之后，消费意愿已经较低，即使继续增加收入，也不会增加很多消费，即使消费，也往往是去海外市场消费，而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虽然迫切希望改善生活质量，消费意愿强烈，却达不到适当的收入水平，无法增加消费。因此，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为柴米油盐操心，为生活琐事计较，打开网页翻开报纸，却被中国旅游团赴海外团购LV包、拉菲红酒、豪宅时的一掷千金所震惊，为世界名牌轿车20％的中国市场销售份额所感慨，中国富豪甚至成为西方知名品牌企业的座上宾和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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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进行，促使我国的经济变得发达，人民的收入也有所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开始变得多种多样。居民的消费已经不再受到过去供给数量和种类的限制，变成了以居民自己的需求为准。文章将介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状，探讨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受哪些指标的影响，最后提出一些与优化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关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

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

恩格尔系数，表示的是一个家庭购买食物的花费占家庭总花销的百分比［1］。当家庭总消费一定的时候，恩格尔系数与购买食物的花销所占比例成正比。也就是说，恩格尔系数越大，这个家庭在基本需求上花费的越多，家庭状况越贫困；反之，则说明这个家庭只需要很小一部分投入就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家庭状况越富裕。恩格尔系数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是贫困还是富裕。在2015年的国家经济调查报告中，揭示了我国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40％，达到了“富裕”的标准。

改革开放让我国居民早已经不在温饱线上挣扎，开始越来越多地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说明了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花在食品和衣装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小。如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的消费来说，1992年这三项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占据的比例是19．9％，而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变成了43．17％。在家庭的各项消费之中，交通通信消费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而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占据了第三名的位置。这种情况说明居民正在逐渐向住房、汽车、旅游、休闲等方面加大消费投入，给相应行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通过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能够对城镇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说明了居民需要什么，说明了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与过去相比，城镇居民的需求从食物、基本生活用品、常用家用电器等方面转变到电脑、空调、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还有旅游、保健等方面。群众对于服务业的需求有了明显提高。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必将导致资金从没落的产业流向新兴的产业，引起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新兴的服务业由于有了资金注入，能够扩大规模，得到快速发展；而没落的企业没有了市场，会不断地进行规模缩减，直到消失。这就是消费需求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随着居民对精神层面需求和高科技产品的需求扩大，社会的科技水平也将得到发展和促进。

2影响城镇居民需求的因素

2．1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有收入才能去进行消费。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才会发生消费，才会发生消费结构的改变。据统计局调查，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从1985年的739．1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19109．4元［2］。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在城镇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从居民自身角度讲，这是由于每个人的个人素质、受教育的程度、家庭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从国家角度来讲，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收入分配政策上的不合理。

2．2居民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居民周边的商场、超市、店铺等消费设施环境；另一方面包括了居民居住地政策如何，信用制度是不是健全等抽象的环境。消费的环境如何，与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市场的监管上下了很大功夫，建立了法律法规，使得居民的消费环境有了极大改善，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市场中充斥着一些欺诈、造假现象，违反交易信用原则，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市场监管不彻底，惩罚制度不完善，在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后不能进行合理补偿；信贷行业没有整体规范，各种手续混乱，居民贷款不方便，遏制了居民消费的欲望。

2．3居民消费观念

消费观念影响了居民消费的方式。对于同样收入水平的居民而言，如果居民具有负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意识，他的需求就会比较高，消费水平也相对高。如果居民的负债消费或超前消费意识淡薄，那么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也会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部分城镇居民都改变了自己的消费意识。城镇是人口聚集的区域，生活设施完善，交通、医疗水平也高，城镇居民思想开放，消费观念也比较超前。如今，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已经从“能节省就节省”“吃饱穿暖就足够了”变成了“追求精神层次的需要”。

2．4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也是影响居民消费习惯的一大因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项目，可以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让居民用在预防目的上的储蓄可以相应减少。还有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项目，从增加居民的收入入手，间接增加居民消费。如果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对生活的忧虑程度增加，他们就会有不安全感，宁愿降低消费进行储蓄，为了自己的生活做打算，抑制自己的消费需求。

3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措施

3．1增加居民的收入

收入增长是居民进行消费的基础。所以，增加居民的收入，是促进居民进行消费的根本手段。在我国目前的城镇居民消费情况中，购房压力太大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房价上涨得太快，导致居民工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居民为了买房节衣缩食，削减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消费。只有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了，他们才有钱去选择更多的商品，进行更多消费。为了让居民的基本消费所占的比例降低，鼓励居民进行更多的其他需求的消费，就必须让居民有更多的收入，降低恩格尔系数。

3．2对民众的消费观念进行引导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以食品等基本消费为主［3］。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等方面虽有进步，但是占据的比例仍然太小。为了进一步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优化，政府必须发挥带头作用。通过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项目，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才能够方便接下来对居民消费思想的宣传引导，方便居民消费良性结构的形成。在宣传过程中，政府要提倡人民重视教育和健康，督促人民的消费向文化教育和保健等方面进行一定的转移。

3．3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完善

想要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优化，不仅要考虑商品消费方面，更要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入手。社会保障是为了让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福利是为了让居民对基本生活产生安全感。只有在上述两项健全的基础上，居民才能够考虑其他方面的消费，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居民的住房、医疗、出行、教育，都需要政府对住房制度、医疗体制、交通设施、教育情况进行改革和调整。只有居民享受的福利好了，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才能够产生更多精神上的追求，刺激精神需求上的消费。

4结论

通过一个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能够看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消费结构合理，表示着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非常健康的状况。想要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优化，要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大正确消费观念的宣传、提高社会福利、完善社会保险等角度入手，让居民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陈波．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需求变化趋势———基于AIDS模型的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3（4）：14－20．

［2］白凤娇．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研究［J］．理论探讨，2015（5）：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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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居民消费； 收入分配； 税收制度； 征管信息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高投资、高消耗和高污染。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我国政府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出台了相关政策制度。“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列为2012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凸显。

一、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分析

（一）低消费是我国经济的软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特有的高投资、高储蓄、高顺差及低消费的“三高一低”现象，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却逐年出现下降。2010年我国的消费率仅为47.4%，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低消费带来高储蓄，高储蓄又促成了高信贷和高投资，内需不足只能通过出口来解决过剩的产能，高顺差又带来我国外汇占款过多，流动性过剩，加剧了通货膨胀。高顺差加大了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的风险。这种粗放式增长与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内生驱动、创新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格格不入。

（二）促进消费、实现消费的均等化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前提

人类生产劳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只有将劳动成果通过最终消费转化为人类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人类的劳动、经济的发展才能回归本来的意义。否则，搞经济、促发展、保增长只是停留在“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增长而增长”的怪圈，商品的价值不能通过最终消费实现，国民经济就难以维持良性循环。消费水平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状况，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包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必然伴随着这些基本消费需求的提高。当前我国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拉大，富人太富、穷人太多，行业之间和地区之前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加速，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分化在加速。消费差距的拉大导致社会公平的缺失。只有消费逐步均等化，让普通老百姓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其居，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三）当前我国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消费是指最终消费，包括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公共消费包括政府自身消费（行政成本）和社会性消费（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私人消费是指居民消费，是社会居民用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存支出和发展支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速9.8%，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20%，按支出法核算的GDP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65%，低于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2000—2010年10年间的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2.3、61.4、59.6、56.8、54.3、51.9、50.0、49.548.4、48.2、47.4，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却稳中有升，1988年为20%，2008年至2010年分别为：27.4、27.4、28.7。可见，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税收促进居民消费的机理分析

（一）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公共消费水平决定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消费受到收入水平的约束，居民消费能力会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理性的消费者会依据现期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将收入的多少份额用于消费。用于消费份额的大小受到政府社会性公共消费水平的影响。政府社会性公共消费（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将减少居民由于教育、医疗、社保、廉租房等方面的支出；否则，社会居民将会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备生活不测之需。

（二）收入分配状况影响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

收入水平决定消费需求结构。贫者会把大部分的收入用于维持基本生活消费，富者只需用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消费了。因而，贫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增加贫者的收入将会极大地提高社会消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将会极大地释放社会消费力，这样有助于提高社会居民整体的消费率。

（三）强化税收的公平分配职能，减缓收入分配差距

税收主要在再分配领域发挥作用。在初次分配格局的基础上，通过税收制度的设计，如超额累进税率、税收的减免和加成等实现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对低收入者少征税、免税，甚至负税（转移支付）从而实现公平分配。提高对所得和财产征税的份额，能够弱化财富的积累效应、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当前消费。

（四）间接税税率影响物价水平

间接税往往作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组成部分而嵌入商品和劳务的销售价格之中。社会公众消费任何商品和劳务，都在负担国家的税款。由于我国税收收入过分依赖间接税，使得政府的税收收入很大部分是通过公众消费了含有较高的间接税的商品和劳务实现的。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推高了物价，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条件下，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抑制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三、我国现行税制中存在的不利于公平分配的问题

（一）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不利于公平分配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是1994年基于分税制改革施行的，虽然确定了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但实际运行的结果是以流转税为主体。流转税属间接税。从1994年税改以来，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一直在70%以上，1994年为79%，1998年降为77%，2000年降为74%，从2002年开始一直保持在73%左右。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16.2%到1998年的16.9%，再到2002年的25%，虽然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但总的来说还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间接税是可以转嫁的，税负转嫁是税收负担的再分配。政府征收间接税虽是从企业征收的，但最终还是由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居民来负担。税负转嫁与商品的供需弹性直接相关。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较小，纳税人很容易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而非生活必需品、奢侈品的需求弹性较大，税负则不易转嫁。由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的份额较大，其恩格尔系数比较高；而富裕阶层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收入份额则较小，其恩格尔系数比较低，因而，贫者的负担率高，富者的负担率反而低，体现了间接税的累退性。

（二）个人所得税存在弊病

个人所得税通过超额累进税率的制度设计，使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交税，达到结果的相对公平，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但我国现行个税调节功能有限，甚至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逆向调节而被社会诟病。原因有三：一是我国的分类征收模式没能体现量能原则；二是费用扣除没考虑家庭赡养负担；三是我国没有建立起收入、财产数据库和没有实行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无法确定纳税人的收入，导致税收流失严重，富人少缴税，“纳税人收入无法确定”被称为中国税收第一难。

（三）财产税不完善

财产税的分配功能比较强，对财产征税，不利于储蓄和财产积累，而有利于现期消费。比如，对遗产与赠与征税将改变我国国民过度节俭和遗留遗产的习惯，将国民潜在的购买力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尤其有利于提高高收入者的即期消费。开征社会保障税使社保资金有了稳定的来源，会提高社会居民的消费预期，降低储蓄率，有利于现期消费。我国现行财产税征收范围小、征收面过窄，财产税占我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6%左右，调节力度非常有限。

（四）征税环节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

我国税收一般遵循属地主义原则，纳税地点为机构所在地。我国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比例很高。生产环节征税意味着有生产就有税收。一般来说，发达地区是产品的输出地，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是产品的输入地，生产环节征税意味着消费地得不到税收收入。同样，城市地区因拥有人才、信息及较完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成为工商企业的坐落地，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消费地。税收利益由农村流入城市，落后地区流入发达地区，加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造就了我国高投资、高污染和地方政府异化的怪圈。

四、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

（一）降低间接税税率

当前我国70%以上税收来自间接税。大幅度降低间接税的税率，尤其是降低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这样，不但能降低物价、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还有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间接税的累退性使收入越高税负越低，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改变过分依赖间接税的税制结构，实现税收的公平。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加快向综合征税的转变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中，个人所得税担负着主要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2008年以来我国通过了三次税改：提高了免征额、减少了级距、降低了低级税率，加强了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管，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需自行综合申报，个税的公平分配职能得以加强。但是税务系统的征税数据表明，我国富人纳税额与其资产占有份额还是不相称，富人阶层存在少缴税的现实。

我国的分类所得税制对不同类别的所得，费用扣除标准、适用税率不同，存在各类所得之间税负不均衡，存在税收筹划空间。费用扣除没有体现纳税人的家庭供养负担及生活成本，没有体现量能原则。因此我国个税改革方向应是综合征税模式，只有综合征税才能给个人所得税一个“杀富济贫”的美名，公平分配职能才能真正实现。当然，这些改革的推进需要与我国的征管水平相适应。

（三）健全财产税制度，弱化财富的积累效应

在我国，通常意义的财产税包括车船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对财产税的改革思路应是扩大征收范围、强化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一是扩大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对房产保有环节征税、对超生活需求的房产征税，而不只对商业用房征税，对居住用房简单地按套免税；二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夯实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三是车辆购置税也应体现汽车的价值和档次，统一10%的购置税，调节作用有限；四是着手遗产与赠与税的调研，做好相关的法律、财产信息的申报登记等配套制度。

（四）改变征税环节

国际税收经验表明，对生产环节多征税、对最终消费环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的税制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如果改在消费环节征税，则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在消费产品时可以获得税收收入。税收利益将驱使地方政府将主要的行政目标放在如何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人居环境以吸引更多的人到此居住。国家对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将无为而治，在消费环节征税对消费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将很快显现出来。

（五）做好税制改革的配套基础设施

税务机关征税的依据是对纳税人的交易、收入或财产的确认，掌控纳税人的信息资料成为一切税收征管的基础。我国每年有大量的税款流失是不争的事实。无法确定纳税人的收入、财产和交易成为“中国税收第一难”，所得税、财产税的征收对我国的征管信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推进结合户籍管理的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必要外部条件。推行非现金结算和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注重与银行、海关、房管局、证券交易所、雇主及主要的消费场所的信息库联网，以实现税务部门对收入、交易、财产的有效监控。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税制结构差异惹的祸？［N］.中国财经报，2011-02-22.

［2］ 郑幼锋.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务与经济，2009（5）.

篇10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303.1；F01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0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孙春燕：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研究

一、引 言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把基础设施中的“经济性基础设施”界定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以及交通设施”。该报告将“经济基础设施”之外的基础设施定义为“社会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方面＼[1＼]。本文中的基础设施包含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在定量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影响的文章中，计量模型的变量较为单一，通常为基础设施投资流量或存量水平＼[23＼]。本文在变量的选取上更为全面，除了考虑到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变量收入外，还引入了反映产业结构、社会保障投入及人口结构的控制变量。再者，大多数的文献仅局限于测度基础设施投资对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而未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总体或其结构对消费结构所造成的细微影响，且目前研究基础设施或其他变量对农村各类消费的影响时，都将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看成是独立的，这会导致偏离实际的结论。各项消费支出决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出的，因而各项消费之间并非独立。本文充分考虑到各项消费之间的联系，采用似无相关（SUR）回归模型来研究农村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各消费方程的干扰项包含了影响家庭作出决策的共同因素，例如消费习惯和观念等等，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定量影响

（一）研究方法简述

似无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也叫Zeller方法，它是Zeller于1962年提出的一种系统估计方法＼[4＼]。SUR的含义是每个方程的回归参数可以不一样，单个方程的回归看起来彼此不相关，但实际上它们通过随机项的相关而彼此联系，这些不同方程的随机项同期相关，不同期不相关，即：E（μi，t1，μj，t2）=σij（t1=t2）

0（t1≠t2） （i≠j）

σ2i （i=j） 此外，对于每个方程而言，其随机误差项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所有基本假定，即零均值、等方差、无自相关，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满足以上条件的模型称为SUR模型，即单个方程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但不同方程通过随机项联系在一起。对于似无相关估计，有如下两个结论：当随机项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则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越大；X矩阵之间的相关性越小，使用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就越大＼[5＼]。

（二）模型的建立及变量的解释

消费结构反映了居民在各个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和比例，《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类：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支出。近些年农村衣着支出占居民总体支出的比重稳定在5%左右，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其他支出包括的内容较为模糊，因而这两类消费支出将不作为本文考察对象。

各类统计年鉴并未直接统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本文选用与基础设施相关行业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来近似地反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这些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000年、2001年、2002年的行业分类口径与2003年-2010年不同，2000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文化教育事业及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2001年和2002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及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比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构建SUR模型时将其舍弃。

为了准确测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必要构建合理的控制变量组。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关键变量，首先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生命周期假说指出，边际消费倾向受社会中人口结构的影响，以下模型中以乡村人口总抚养比指标来控制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使用乡镇企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来控制农村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理论界已经就社会保障的消费效应达成共识，因此将社会保障投入也纳入计量回归模型中。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指标为农村社会救济费、自然灾害救济费及农村医疗救助三个部分的加和数值再除以乡村人口数。以上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及《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

最后，为了分析各变量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额对消费的实际影响，有必要剔除物价波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根据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指标进行了价格平减。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及四大直辖市农村问题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性，本文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五个地区，仅采用26个省份2000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分别以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以上分析的各变量全部加入SUR模型中的每个回归方程，运用Stata12.0软件并将回归结果中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得到如下的联系方程模型：

Spcit=a1+b1Srit+c1Dlssit+d1Slssit+

e1Wyssit+f1Cyjgit+g1Shbzit+i1Fybit+εit1

Jzcit=a2+b2Srit+c2Jtssit+d2Slssit+

e2Wyssit+f2Cyjgit+g2Shbzit+i2Fybit+εit2

Jtcit=a3+b3Srit+c3Jtssit+d3Slssit+

e3Wsssit+f3Cyjgit+g3Shbzit+i3Fybit+εit3

Wjylcit=a4+b4Srit+c4Slssit+d4Jyssit+

e4Cyjgit+f4Fybit+εit4

Ylcit=a5+b5Srit+c5Jtssit+d5Slssit+

e5Wsssit+f5Cyjgit+g5Shbzit+i5Fybit+εit5

Jtsbcit=a6+b6Srit+c6Dlssit+d6Jtssit+

e6Slssit+f6Wsssit+g6Cyjgit+i6Fybit+εit6

式中：Srit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Dlssit为农村地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tssit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Slssit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yssit为教育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sssit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yssit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Cyjgit为农村产业结构；Shbzit为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Fybit为农村地区的总抚养比。

显示除了医疗消费支出方程的R2未达到50%外，其他五个方程的拟合度都在80%左右，这表明以上方程中各变量相对较好地解释了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

2003年-2010年Wyssit包括农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文化教育事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文化教育事业投资中教育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将文化教育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归入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而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中卫生社会福利事业所占份额较大，因而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Wsssit的变量值。2001年及2002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同样因为两个行业中卫生福利业和教育的投资额占主体地位，因而其投资额分别被归到Wsssit和Jyssit变量中。正是由于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使Wyssit的变量的样本值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因而其在回归方程（1）、（2）和（5）中的符号为负，且在回归方程（3）、（4）、（6）中并不显著。以下对单个方程的分析将不再讨论Wyssit变量的影响。

在回归方程（1）中，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对食品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且电力基础设施在5%的水平上显著。投资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将使农民的用电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与食品相关的电冰箱、微波炉、豆浆机等家用电器消费量将会上涨，从而带动食品的消费。水利基础设施变量前的符号除了在回归方程（4）、（5）中为负外，在方程（1）、（2）、（3）、（6）中的回归符号均为正。水利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抗灾能力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因而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水利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增加，将促进农业产量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交通等方面的支出水平。

在回归方程（2）中，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居住支出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每增加一单位，农民居住支出将分别增加0.123 922 8元和0.335 180 7元。

在回归方程（3）中，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明显促进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单位，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将增加0.197 181 6元。

在回归方程（4）中，教育基础设施投资抑制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这可能与教育的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有关。教育支出是农村居民较为重要的一类支出，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从而替代了农民部分教育支出。例如，免除小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将极大地减轻农村家庭的负担。

在回归方程（5）中，交通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将促进农民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将促进农村地区信息的传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将下降。道路里程的增加和道路状况的改善将方便农民外出打工，但农民工在城市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在农民工医疗保障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医疗保健支出也会随之上涨。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农村除少量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外，大部分基础设施对于消费仍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且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的基础设施大多为社会基础设施。出现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消费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农村居民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中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

收入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均很高，且对消费均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保障变量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的符号均为正，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投入仍不足，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意义重大。虽然农村人均社会保障变量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并不高，但因其为控制变量而非关键变量，并不会对整个模型的回归估计效果造成太大的影响。抚养比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这与之前的研究相符。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抚养比越高，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6＼]；与大部分的研究不同，宫旭等得出农村抚养比与消费呈同向变化＼[7＼]。

三、政策建议

要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于农业的直接补贴，还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补助。

（一）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边界＼[8＼]，这就意味着基础设施的“空间范围”或者是“受益范围”应该与其供给主体相匹配。对于受益范围特别大且不局限在地方的基础设施，如教育等，可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而对于受益范围仅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基础设施，例如水利设施等，则可以由村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尤其可以利用现在农村“一事一议”的方式，来实现相关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

（二）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战略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可搞“一刀切”，要分层次分地区逐步合理进行。要首先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例如，农村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和供电能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往往存在较大的供求缺口，因此资金要重点投向这些领域。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直接关乎农村的消费水平，从而对整个农村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农村基础设施往往与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相对完善。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为了体现公平，政府有必要加大对于中西部的财政补贴。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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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再勇.计量经济学原理及应用＼[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6＼] 陈 冲.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J＼].农业技术经济，2011（4）：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