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双渠道供应链；碳排放；成本共担契约；收益共享契约；供应链协调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0

中图分类号：F124.5；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92-07

Abstract： Taking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and manufacturers investment effort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o consideration， a dualchannel lowcarbon supply chain game model dominated by the manufacturer is built， the optimal decision variable values under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are obtained. Conclusions illustrate that consumers low loyalty to retail channel is the precondition of manufacturer to use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decides whether the dualchannel supply exists or not， both the gros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unit product decrease as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increases. It addresses and examines the “cost sharing+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high sharing portions can coordinate the supply chain easily， but the specific values should be negotiated by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Key words：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carbon emission； cost sharing contract；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国做出许多努力来控制碳排放，如1997年的“京都谈判”和2005年成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我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鹇苑较颍给我国企业的节能减排提出新的挑战。除各国政府要求碳减排外，消费者环保观念的觉醒也促使生产商、零售商重视生产环节、销售运输环节的节能减排，许多消费者已经在关注商品的低碳属性。在这一大环境下，如何在供应链各个环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量，成为了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低碳产品生产商逐渐开始使用直销渠道，近几年电商产业的兴起代表了这一趋势。由于直销渠道具有不同于传统零售渠道的特点，这需要低碳产品生产商重新审视新增直销渠道的供应链低碳化管理。总的来说，研究直销渠道出现后双渠道低碳供应链管理具有十分必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双渠道供应链竞争、优化的研究

在竞争方面，很多文献对生产商开辟直销渠道后的渠道价格、利润以及渠道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大多表明双渠道供应链有着更好的表现[1-3]。Ghosh等[4]考虑了渠道结构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Cai[5]认为双渠道不总是最优，给出了直销渠道优于传统零售渠道的条件。

在优化方面，早期学者主要使用的还是加价或者价格折扣契约[6-8]。Ryan等[9]研究了随机需求下的双渠道协调，分析了最低价格限制下的收益共享契约和损失共享契约。Ma等[10]认为共享质量改进成本和提高销售努力成本的契约可以协调供应链。

1.2 考虑低碳约束的单渠道供应链研究

Benjaafar等[11]认为在碳配额和碳税政策下，供应链成员通过调整库存、订货量来达到减排，供应链成员合作可以减少减排成本。Du等[12]研究了一个由生产商和碳排放权提供商组成的供应链，碳配额越高，生产商的产量越大，利润越高，而碳排放权提供商利润越小。Carrillo等[13]考虑产品销售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成本，发现消费者对直销渠道的认可度以及不同渠道的碳排放成本差异会影响零售商的渠道选择；而碳税和碳配额无异于放大了渠道间的碳成本差异，因此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碳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谢鑫鹏等[14]在CDM框架下结合碳排放权交易给出了零供双方合作的区间。

1.3 低碳供应链的协调研究

Barari等[15]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将减排成本纳入需求函数，生产商负责生产绿色产品，零售商负责销售，最后供应链成员之间能达到经济层面和环境层面上的协调。Li等[16]将生产商提高减排率纳入需求函数，在双渠道供应链模型下讨论了低碳产品的定价、减排率和供应链双方利润，分析了消费者对传统零售渠道的忠诚度、生产商提高减排率的成本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并运用两部收费契约来协调供应链成员的利益。

可见，目前学者侧重于供应链定价、库存、利润与协调等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在单渠道供应链中加入低碳约束，得到碳减排成果的结论，但对双渠道供应链低碳化及其协调研究的成果不多。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在需求函数中引入生产商投资减排，同时考虑零售商在销售产品过程中支付碳排放成本，分析生产商和零售商在不同渠道结构下的行动决策与供应链协调。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建立双渠道供应链低碳化模型，比较了单一传统零售渠道、双渠道分散决策、双渠道集中决策的结果，分析了生产商新增直销渠道的条件；二是考虑了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对整个供应链决策的影响；三是考虑了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的单位碳排放成本对双渠道供应链减排的影响；四是提出了一个“成本共担+利润共享”契约实现供应链协调。

2 模型设计、求解与分析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生产商考虑在传统零售渠道外开设直销渠道，零售商只通过传统零售渠道来销售该低碳产品，消费者拥有一定的环保意识，其对该低碳产品的需求随着单位低碳产品碳减排量的提高而上升。在市场中，消费者根据自身偏好来选择传统零售渠道或者直销渠道来购买（见图1）。

生产商、零售商面临的需求均为单位产品减排量与该低碳产品价格的线性函数，需求随着价格上升而下降，随着单位产品减排量而上升。两个渠道统一定价，没有库存。

其中：0

假设2：不考虑产品生产单位成本，直销渠道中的碳排放量为0，因此生产商直销渠道碳排放成本为0；传统零售渠道销售单位产品所支付的碳排放成本为e（来自于政府的碳税政策、物流产生的能源消耗等）。根据Weber等[17]的发现，直销渠道销售产品比传统零售渠道销售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少得多，具体表现为传统零售渠道存在大量的货物库存、货物运输成本，而直销渠道可以通过更集中的库存、物流来减少碳足迹。

假设3：生产商需要投入成本来升级生产技术、机械设备以减排，投资成本为单位低碳产品减排量的凹函数C（θ）=ηθ22，η为减排投资成本系数，其中固定成本假设为0。

本文使用的变量及其含义参见表1。

图6表明了不同渠道结构下，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对供应链总减排量的影响。可以看到，双渠道集中决策中的减排量远高于分散决策与单一零售渠道时的减排量。这是因为集中决策下整个供应链的总需求得到扩大，而且减排水平在一定条件下也比分散决策和单一零售渠道时高，验证了命题4。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到消费者对零售渠道忠诚度ρ、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e对单位产品减排量θ以及分散决策下生产商批发价格w的影响，θ和w都与e和ρ成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命题2和命题3。

一个契约是否有效，需要看是否满足参与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条件。图9是参与约束条件的检验，在使用“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后，生a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之和等于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总利润，恒大于分散决策下的总利润，满足参与约束条件，即供应链可以达到协调。图10是激励相容条件的检验，模拟的是λ=0.72、γ=0.55和λ=γ=0.72时的供应链协调情况。从图10可以看到，当γ=0.55时，采用协调契约后零售商的利润一直大于分散决策下的利润水平，说明零售商的利润在协调之后得到提升，而生产商采用协调契约后利润是否比未协调之前要好则不一定，θ的取值是关键。当θ较低时，生产商也能得到改善；当θ较高时，生产商会蒙受损失。此时生产商不一定愿意接受契约。当λ=γ=0.72时，生产商利润得到巨大提高，远高于未协调时的利润水平，但当θ较高时，生产商利润仍会下降至协调之前的利润水平之下。因此，θ的取值仍然决定着契约是否为双方所接受。也就是说契约并不必然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为使供应链成员双方都得到较好的利润分配结果，要求λ和γ的取值都比较高，亦即生产商分享零售商利润比例与零售商所承担的减排成本比例都比较高，才可能实现供应链协调。这是因为生产商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生产商提供了一个较低的批发价格给零售商。

4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生产商作为斯塔克伯格竞争领导者的双渠道低碳供应链，通过将零售渠道销售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单位产品的减排量和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纳入模型，研究了低碳供应链的渠道选择和协调优化。通过数理分析和数值模拟，得到以下结论：

（1）生产商建立双渠道供应链要满足前提条件（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不高）。如果消费者都倾向于从零售渠道购买，直销渠道需求太小而导致生产商无意新增直销渠道；如果消费者都倾向于从直销渠道购买，则零售价格过低，零售商不会销售该产品。

（2）传统零售渠道中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是决定双渠道供应链是否存在的关键因素。当碳排放成本较小时，生产商新增直销渠道可以增加其利润，否则生产商没有动力新增直销渠道。

（3）由于存在“双重边际化”，使用“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后，供应链协调可以实现，但具体实施存在一定的难度，需要较高的成本共担因子和收益共享因子才能实现，具体由双方谈判力量决定。

（4）传统零售渠道中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越高，供应链总减排量和单位产品碳减排量越低，反之则反。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假设市场需求为线性需求函数，没有考虑需求的波动性；另外，现实中零售商也开始使用直销渠道，因此建立一个包含三渠道的供应链模型，考虑三渠道之间的竞争与协调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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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umrongsiri A， Fan M， Jain A， et al. A Supply Chain Model with Direct and Retail Channel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8， 187（3）：691-718.

[4]Ghosh D， Shah 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reening Policies Across Supply Chain Structures [J]. Int. J.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2， 135（2）：568-583.

[5]Cai G S. Channel Selec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s [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10， 86（1）：22-36.

[6]Kurata H， Yao D Q， Liu J J. Pricing Policies under Direct vs. Indirect Channel Competition and National vs. Store Brand Competi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7， 180（1）：262-281.

[7]Cai G S， Zhang Z G， Zhang M. Gam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with Price Discounts and Pricing Schemes [J]. Int. J.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9， 117（1）：80-96.

[8]Boyaci T. Competitive Stocking and Coordination in a Multiple-channel Distribution System [J]. IIE Transactions， 2005， 37（5）：407-427.

[9]Ryan J K， Sun D， Zhao X Y. Coordinating a Supply Chain with a Manufacturer-Owned Online Channel： A Dual Channel Model Under Price Competition [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3， 60（2）：247-259.

[10]Ma P， Wang H Y， Shang J. Contract Design for Two-stage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Integrating Manufacturer-quality and Retailer-marketing Efforts [J]. 2013， 146（2）：745-755.

[11]Benjaafar S， Li Y Z， Daskin M. Carbon Footprint and the Management of Supply Chains： Insights from Simple Model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3， 10（1）：99-116.

[12]Du S F， Zhu L L， Liang L， et al. Emission-dependent Supply Chain and Environment-policy-making in the ‘cap-and-trade’ System[J]. Energy Policy， 2013， 57（1）：61-67.

[13]Carrillo J E， Vakharia A J， Wang R X.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for Online Retail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239（3）：744-755.

[14]x鑫鹏，赵道致. 基于CDM的两级低碳供应链企业产品定价与减排决策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3（5）：80-85.

[15]Barari Sikhar， Agarwal G， Zhang W J， et al. A Decision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Green Supply Chain Contracts： An Evolutionary Game Approach [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2， 39（3）：2965-2976.

篇2

关键词：煤炭资源；环境污染；增长阻力；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06000102

1 引言

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问题近十几年来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资源投入为社会经济增长和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学者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Stieglitz指出只要存在着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就可以被人造资本代替，自然资源的耗竭将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然而大部分学者对经济增长的资源阻力持消极看法。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表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是以指数函数进行增长，资源将很快耗竭，污染也将无法控制。这一结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和讨论。

Romer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将土地和自然资源引入索洛模型，将经济在无资源限制时和有资源限制时的增长率的差值定义为“增长阻力”（growth drag），也称为“尾效”。薛俊波等从Romer的假设出发，研究了1978～2002年土地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问题。沈坤荣，李影放宽了经济规模不变的假定，计算了我国能源的经济增长尾效，并指出技术进步和能源在开放经济下的强流动性可以减少资源对经济的约束作用。罗浩以新古典理论为出发点，指出自然资源的耗竭必将带来经济增长的放缓直至停滞，提出了打破资源瓶颈的两种机制。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学者们尝试用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资源对经济的约束作用。王海建运用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耗竭性资源对跨时效用的影响，提出了可持续利用耗竭性资源的相关政策。杨宏林等通过构建干中学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能源可持续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国忠金等资源和环境污染强度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建立了消费和生态环境的双变量效用函数，讨论了研发创新对有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阻力研究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较多，内生增长理论仍在探索和建模阶段。此外，对资源的假设以可再生资源为主，对环境污染的考虑较少。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出发点，将煤炭资源和环境污染引入Lucas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构建煤炭资源和环境污染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利用最优化理论的方法求出均衡解。进一步的，根据Romer对增长阻力的定义，求出煤炭资源和环境污染对经济的增长阻力，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减小煤炭资源和污染尾效的相关政策启示。

2 模型描述

2.1 生产函数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变化

环境污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污染会增加生产和社会成本，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对人类身体健康、居住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不利。我们将污染视为资源消耗的副产品，这样就把污染内生化入生产函数中，作为内生变量进行研究。本文假设人均产出是环境污染的减函数，污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由于资源投入而产生的污染；另一个部分是清除的污染，包括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清除的污染和社会技术进步而治理的污染，但假设污染不能完全被清除。环境污染变化率 的表达式为：

根据庞特里亚金极大值理论，构建现值Hamilton函数：

由此可得，资源和污染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解。Romer将增长阻力定义为在无资源约束和有资源约束时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差值。在煤炭资源和污染的约束下，人均煤炭资源存量将会递减，继而由资源投入而产生的污染量也将逐步减少。按照Romer的思路，在无煤炭约束情况下人均煤炭资源和人均污染的增长率等于人均劳动力增长率n，即gm=gp=gL=n。因而煤炭资源对经济增长阻力为：

经济水平的增长阻力与劳动力增长率 n 、煤炭资源的弹性系数 γ 、污染的弹性系数 η 和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 α 成正比，与煤炭资源投入的增长率 gm 成反比。从模型假设可知，煤炭资源投入增长率是负数，与煤炭资源的投入量成反比，故可得煤炭资源对经济发展增长阻力与煤炭资源的投入量成正比，资源投入越多，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明显。这为我国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只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增长，造成了资源的大量、低效投入，环境的高污染、低治理。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了煤炭资源的弹性系数和污染的弹性系数偏大，长期来看必然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要实现从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到集约型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依靠技术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产业升级，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战略。要合理高效的使用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和战略性能源。通过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开发利用新型清洁能力，用以代替煤炭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这对于我国长期依赖煤炭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城市尤为重要，必须重视资源耗竭潜伏的隐患。

其次，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坚持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道路，从污染源头抓起，明确污染的治理主体和责任。完善环境保护和污染排放立法，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健全环境监测和监察制度。同时，向社会居民积极推广普及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1] STIEGLITZ J.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ional Resource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1974，41（1）：123137.

[2]Dennis L.Meadows.增长的极限[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

[3]ROMER D.Advanceed Ma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Press，2001：6879.

[4]薛俊波，王铮，朱建武.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分析[J].财经研究，2004，30（9）：513.

[5]沈坤荣，李影.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尾效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0，（2）：18.

[6]罗浩.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资源瓶颈及其解决途径[J].经济研究，2007，（6）：142152.

[7]王海建.资源约束、环境污染与内生经济增长[J].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0，（1）：7680.

篇3

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期，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多位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对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进行反思，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经过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学派。

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区别于传统“供给学派”仅强调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新供给经济学”也强调，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政府有必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理性的“供给管理”，有意优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方面的政策，从而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端？“新供给经济学”能否有效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为此，本刊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贾康是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反周期式调控难以持续

《南风窗》：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破7”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你们提出“供给管理”是基于何种判断？

贾康：“供给管理”是与“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侧重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过去形成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问题在完全竞争基础上便可解决。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相对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

从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经济理论一直由凯恩斯主义主导，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强调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管理需求端。总体来说，“需求管理”是一个总量管理，总量管理最值得肯定的成就体现在凯恩斯革命形成的认识，即政府要以合理的国家干预反周期，低迷阶段要扩张，高涨阶段要收缩。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让市场发挥作用后，也碰到总量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中国的调控都采取了以总量为主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调控“区间”明显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反周期调控，空间已十分有限。

反过来讲，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调控实践来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显然都属于“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2008年，美国人抛开之前奉行的“华盛顿共识”，放弃了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来应对金融危机。

比如，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但出手救助了“两房”、花旗和通用，并且明确推行“油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等倾斜政策。这就是跳出了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以“供给管理”为关键的手段问题的体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新”已明朗，“常”还未实现，要使经济探底企稳，对接尽可能长久的“结构优化”、能量提升的发展“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就要实现动力转换，同样应该强调供给端。

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了高层的态度。比如说，中财办主任在浙江和广东两地考察时便特别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供给侧要发力优化结构。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供给管理”。对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各方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

“两孩”也是供给经济学的主张

《南风窗》：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理念是什么？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双创”是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是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是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是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三中、五中全会已经有所回应，全面放开二孩现已达到，还有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就是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就是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如PPP机制创新；“双配套”是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此外还有“五并重”，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总的来说，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中国还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南风窗》：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到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再到最近的“双降”，关于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猜测之声从未停息。从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调整能否看出政府目前提振经济增长的深层理念和思路发生变化？

贾康：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说得过分了，现在需要有一定的松动银根措施。量化宽松，就是放松银根的常规手段已经没有操作空间的情况下，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非常规干预。中国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适度宽松。

宏观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但已明确强调了“微刺激”概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以及适当增加重点项目的投资和“有效投资”，这些只属于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与结构优化结合的范畴，不是货币政策量宽性质。

不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今后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几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

二是两大政策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比如，当前力推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同样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来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新常态下把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这些优化供给的事项做好、做实。

《南风窗》：与传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比较强调制度供给的概念，制度供给在助推经济动能转换中应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呢？

贾康：供给端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制度供给。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过程，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必须着眼于以改革即有效制度供给，打开“制度红利”这一最大红利源。

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应该超越“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之一”旧式思维，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同时，供给端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偏颇，正确发挥“供给管理”的价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条件。

结构性减税是制度供给之一

《南风窗》：从各项改革来看，时间表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以财税改革为例，过去一段时间，间接税改革相对而言比较顺利，而直接税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贾康：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应充分看重的是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通过营改增改革、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及时推进消费税改革之外，还需在“立法先行”、“加快立法”的要求之下，适时推进环境税改革以及房地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这将使我国税制结构向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方向推进，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制。税改所打造的地方税体系，又将助力于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其他改革打开空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与间接税改革相比，直接税改革更深地触及既得利益，难度更大，争议更激烈。直接税制度建设推进缓慢，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代表着财税改革的时间，现在正面临重大考验。

《南风窗》：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微观主体尤其是制造业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成本还是非常高，企业都希望减税。里根的供给经济学，首要的一条就是减税，中国也应该照办吗？

贾康：企业的转换动力一定程度的确来自于“供给管理”，特别是要有制度供给，而结构性减税只是其中的一点。

在减税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还有很多非税形式的负担。实际上，对企业最具杀伤力是税收之外的负担，乱收费、乱罚款、变相索拿、“红顶中介”的掺合等等。

现在，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把税外其他的负担减下来，特别是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的创新得到持续的融资支撑。

投资不能废，但模式要创新

《南风窗》：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方面，政府应该怎么做？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式投资曾广受质疑，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吗？

贾康：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都是低质量的GDP。

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在这些领域还应该提升投资强度。

从提升投资的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比如，PPP就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模式。

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 原因分析 经验与教训

通货膨胀是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重点研究的经济现象之一。对于通货膨胀（inflation），经济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权威的说法是英国经济学家莱德勒（D. Laidler）和帕金（M.Parkin）提出的，他们认为“同伙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一种过程，或者从同等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

从2007年以来，我国市场物价呈现上涨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1至7月，CPI同比上涨7.7%，创下了1997年以来的最高涨幅。通货膨胀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中的突出矛盾。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等指标。我国较多的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价格疲软后，2007年以来CPI显著上涨，自7月份突破5%大关后，出现节节攀升的态势，7月至11月CPI分别上涨5.6%、6.5%和6.9%。预计年全年CPI上涨幅度将超过4.5%。

本轮价格总水平上涨最直接的原因是粮食、猪肉、住房和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并且前期粮食和肉禽蛋价格上涨已逐步传导到下游。在食品的CPI指标体系中，总共包含粮食、肉禽及其制品等16类。食品的这些类别具有 一定的替代性，因此价格上涨相互影响、相互传递，没有明显的高低大小区别。但是，总的来说，猪肉、粮食和食用植物油、肉禽蛋鸡其加工制品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其他食品价格上涨幅度。

目前，我国出现的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经济特别是投资过快增长等，说明我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剖析此次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明显、全面通货膨胀的爆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上拉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热钱流入，致使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

1、进入的原因和途径。利差、人民币升值因素以及我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利润诱惑，是海外热钱快速进入的重要原因。2008年7月21日银行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为一美元对6.8271元人民币。以此计算，汇改几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超过21%。仅套利和套汇就可以让热钱收入超过10%。

2、流入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货币投放。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更不同于美元是世界主要货币，所以短期内外部资金只进不出使得我国只能在外汇市场上净买入美元，外汇储备不断攀升，意味着外汇占款形式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从2003年开始，央行发行央行票据吸收流动资本，随着票据规模发行的增大，意味着对冲成本不断上升，央行对外汇占款并未进行彻底、全部对冲，只对冲60%，所以仍产生过剩的流动性，结果推高了国内物价水平。可以说，国际热钱的加速流入，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根源。

（二）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上涨。

我国国内粮食价格在2006年10月以来开始走高，这主要与粮食生产成本增加、消费和加工需求增加、国家市场粮价上涨及国家按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有直接关系。

国际能源价格上升主要是由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涨、国内需求旺盛等引起的。近几年来国际市场上原油、粮食、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成倍上涨。同时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国内成品油、食用植物油、化肥、钢材等涨价主要是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影响，输入型通胀的特征明显。

三、当前我国治理通货膨胀应有的对策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因此面临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笔者认为为缓和当前的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一）明确控制通货膨胀的首位目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改革推进和物价稳定三者之间之关系。

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治理通货膨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应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对引起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的改革要积极稳妥地进行；而对于有利于抑制需求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则应加快。

（二）压缩不合理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的货币政策。

对于任何通货膨胀而言，货币扩张都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同样，治理通货膨胀，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是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表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因此，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应是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政策，其具体对策就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是对引起投资需求膨胀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控制，确保投资总规模适度增长；二是坚持平衡财政收支，减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压力；三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严格压缩和控制消费性支出比例，削减社会集团购买力，抑制消费需求的膨胀；四是建立、健全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制度，从再分配环节压缩消费需求的膨胀。

（三）逐步调整外贸政策

国际收支顺差是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在出口方面，加大出口退税的调整力度，在现行税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数量，并相应上调资源税。在进口方面，重点是扩大国内短缺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因此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作适当下调。

另外，对我国某些外汇管理制度进行适当改革，逐步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企业与居民外汇持有量，降低因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货币发行量

参考文献：

[1]樊彩跃，中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面临的主要问题［J］.宏观经济管理，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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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雾霾排放权核算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3；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37-08

当前，雾霾现象频发、空气质量恶化，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的“心肺之患”，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科学研究表明，雾霾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现象，而是燃煤、燃油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形成的气溶胶粒子，构成了“雾霾”的主要成分，①减少空气中气溶胶的排放，就能减少雾霾发生的频次。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合理界定并分配雾霾排放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排放权的交易，是实现治污减霾目标的关键。本文基于产权理论原理，提出雾霾排放权（核心是气溶胶排放权）的核算思路，构建相对公平的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分配机制，既保障落后地区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权利，又充分挖掘“减霾”潜力，避免空气质量的持续恶化，对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工作可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雾霾治理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雾霾形成的原因。《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认为我国雾霾天气增多是由于石化能源消费增多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所引起的，②茹少锋和雷振宇认为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城市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③何爱平和石莹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缺失导致我国城市雾霾天气频发。④二是有关雾霾治理的机制。任保平和宋文月、郭俊华和刘奕玮认为，我国治理大面积雾霾应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综合治理等经济机制等方面入手。⑤吴振磊和朱楠认为我国雾霾治理应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加快推进集约型城市化建设、构建多途径的城市化道路和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吴振磊、朱楠：《我国雾霾天气治理的城市化方式的转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周景坤和黄洁则从财政政策角度，建议我国加大雾霾防治的财政投入，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增加雾霾防治产品的政府采购，建立雾霾防治相关基金。周景坤、黄洁：《国外雾霾防治财政政策及启示》，《经济纵横》2015年第6期。此外，王波和郜峰从法经济学视角指出创新雾霾环境责任立法是应对雾霾危害的重要途径之一。王波、郜峰：《雾霾环境责任立法创新研究――基于现代环境责任的视角》，《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3期。三是雾霾与经济、能源结构之间的关系。苗壮、周鹏等借鉴“零和博弈”的分配思想，讨论了基于节能潜力与“减霾”潜力的效率分配机制，并结合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指标进行地区分类，对节能减霾效率分配机制与国家行政分配机制进行对比分析。苗壮、周鹏等：《节能、“减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分配》，《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6期。马丽梅和张晓运用空间计量法，探讨了中国31个省份本地与异地之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马丽梅、张晓：《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及经济、能源结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4期。王书斌和徐盈之构建了一个雾霾与工业发展的脱钩分析理论框架。王书斌、徐盈之：《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4期。

有关排放权核算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温室气体的减排。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核算标准：吕洁华、张洪瑞、李冬梅：《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态势》，《统计与咨询》2015年第2期。一种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另一种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提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学者主要利用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研究。如Timilsina等对道路交通CO2排放量进行了研究，Timilsina G.R. and Shrestha A.， “Transport Sector CO2 Emission Growth in Asia： Underlying Factors and Policy Options，” Energy Policy， vol.37， no.11， 2009， pp.4523～4539.Poulsen等参考IPCC提供的计算方法通过能耗折算分别测算了丹麦奥尔堡在1970年与2005年的废污水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Poulsen T.G. and Hansen J.A.，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Changes in Treatment Technology on Energy and Green-house Gas Balances for Organic Waste and Waste Water Treatment Using Historical Data，”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 vol.27， no. 9， 2009， pp.861～870.Brnnlund等和Fre等则将排污权交易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Brnnlund R.， Y. Chung， R. Fre and S. Grosskopf， “Emission Trading and Profitability： The Swedish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se Economics， vol.12， no.3， 1998， pp.345～356； R. Fre， S. Grosskopf and C.A. Pasurka， “Tradable Permits and Unrealized Gains from Trade，” Energy Economics， vol.40， 2013， pp.416～424； R. Fre， S. Grosskopf and C.A. Pasurka， “Potential Gains from Trading Bad Outputs： The Case of U.S. Electronic Power Plants，” Resource and Energy Enonomics， vol. 36， 2014， pp.99～112.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情况下，通过允许各生产者自由交易污染物排放权，有效配置排污权，从而实现潜在总产出最大化。理论上说，采取排污权交易机制能解决排污权配置无效率问题，为节能减排释放巨大潜能，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排污权交易机制对市场依赖性很强，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现阶段，直接引入国际上基于发达国家全面实行排污权交易机制事实构建的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难以见效。涂正革、谌仁俊：《排污权交易机制为何未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http：///cn/NewsInfo.aspx？m=20100914093049340648&n=20151013144658077979，2015年10月13日。所以，近年来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特殊情景对排污权交易机制进行了扩展研究，如吴力波、钱浩祺和汤维祺构建了中国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各省市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与碳税政策的选择，研究结论显示碳排放权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更适合现阶段中国实际，随着碳减排力度的加强，要进一步考虑将碳税政策引入低碳政策体系之中。吴力波、钱浩祺、汤维祺：《基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模拟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选择机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李小胜和宋马林从国家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视角，采用集中分配DEA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初始额度分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公平、效率等单指标分配碳排放权时，公平原则效果不好。李小胜、宋马林：《“十二五”时期中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基于效率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9期。涂正革和谌仁俊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SO2排污权交易试点在中国是否激发波特效应，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阶段SO2排污权配置的严重无效率问题，但未能产生波特效应，原因是低效运转的市场还不足以支撑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整体较弱的环境规制也不能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相匹配，建议大力推进市场建设与创新，依法加强环境规制，形成与之配套的市场和政府内外“双引擎”，在“中国新改革”的浪潮中完成环境生产技术的全面升级。涂正革、谌仁俊 ：《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纵观已有文献，大部分侧重于探讨雾霾形成的经济学原因，而忽视了在雾霾治理中排污权的核算；有关排污权的核算则主要利用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核算，在核算方法上难以体现历史排放的公平性。在导致雾霾的气溶胶排放权分配方案方面，既要保护一国内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权利，又要核计发达地区排放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护欠发达地区发展空间，同时激励发达地区参与治污减霾。本文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剖析了雾霾的经济学属性；第三部分给出了雾霾排放权核算的思路框架；第四部分为雾霾治理的政策创新；第五部分为结语。

二、雾霾的经济学属性

雾霾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副产品，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体现为时间的负外部性和空间的负外部性。时间的负外部性是指当前的排放会对随后的经济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而空间的负外部性是指一个地区产生雾霾，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而且任何一个人受到的雾霾损害既不会随着该地区人口增加而减少，也不会随着该地区人口的减少而增加。但雾霾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危害的同时，又对经济发展带来某些“好处”，它是目前以消耗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以汽车作为主要出行工具以增加人们福利的必要条件。如果雾霾累积到一定程度，当不利于雾霾消散的气象条件形成之后，其产生的危害会超过其给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好处。

雾霾具有流动性，单个区域的减排成本由本区域独自承担，但产生的好处却由一国内部所有区域共同享有。作为理性经济组织，每个区域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成本最小化就更愿意选择“不减排”或搭便车，那么，一国内部以减霾为目标的跨区域减排行为就难以自发达成。与之相反，如果减排省区能够排他性的占有减排的全部好处，那么，一国内部各个省区的最优策略就会从“不减排”变为“减排”。然而，“集体行动困境”告诉我们，现实中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

在雾霾治理中，单一的行政控制手段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补救环境管理中的“政府失灵”，Dales J.H.， Pollution， Property & Prices： An Essay in Policy-making and Economies， Camberle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128.按照排污权交易理论，建立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越来越成为环境政策发展的趋势。Daly H.E.， “The Return of Lauderdale’s Paradox，”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25， no.1， 1998， pp.21～23.根据科斯（Coase）的解决框架，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1960， pp.1～44.雾霾爆发的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各区域初始排放权得到解决，即一国内部的排放权交易体系会让减排机会成本最低的区域去实现减排，从而实现一国减排成本最小化，并最终形成一国内部最优的实际排放权结构。科斯认为不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在交易成本很小的情况下，清晰界定的产权会使社会成本最小。Grossman和Hart、Hart和Moore进一步强调，在交易费用不为零时，效率的高低是由产权结构决定的，在多种产权安排下，只有一种产权结构是最富有效率的。Grossman S. and Hart 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4， 1986， pp.691～719； Hart O. and Moore B.，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6， 1990， pp.1119～1158.综上所述，雾霾排放权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合理界定和明确其产权归属是治污减霾的关键。

三、雾霾排放权核算的基本思路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雾霾排放权包括所有人的免受污染权和环境容量使用权，前者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保证雾霾排放量在生态环境能够自净范围内或者通过人为干预的可控范围内，不能对人产生污染伤害，这是对雾霾排放权总规模的限制。后者则指雾霾排放权本质是对环境容量的使用，同一区域内所有人或企业都应该公平地使用空气环境容量，属于未来发展权的范畴，排放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发展空间的大小。由此可见，科学界定雾霾排放权必须从限制总规模和保障发展空间两个角度出发，按照“历史公平但有区别、当期公平优先、未来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分配核算。在此理念下，达到雾霾治理目标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核算各省历史雾霾排放历史总账。确定其T0（1949年）至T1（1978年）期间各区域对现有雾霾的贡献。如果其累计实际排放超过全国平均排放，则该区域年T1时点（1978年）排放权余额为赤字，反之为盈余。排放赤字的区域需根据其超额排放向盈余区域购买历史排放权，通过雾霾排放权的买卖，实现各个区域历史排放权账户清零，从而体现核算框架下历史公平但有区别的原则。第二步，按照化石燃料最终消费的角度确定各区域T1（1978年）至T2（2014年）时期的累计消费排放量，并科学预计从T1（1978年）至T2（2014年）时期的全国新增污染总排放额度，并将这一额度分配给各个区域。第三步，各区域在其排放额度下提出自己的雾霾治理方案，国家在T2时点（2014年）对各区域的雾霾治理情况进行再次核算。如果此时某一区域的雾霾超标排放，则仍必须对其超额排放额度进行惩罚，反之，则继续进行补偿。如此循环，直至完成雾霾的治理与控制。

1.各区域历史雾霾排放核算

在此框架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及补偿T0至T1期间各区域的雾霾排放权。注：此部分内容以省区为界限来界定排放权，各省区内部如何进一步界定与分配排放权的问题该文不进行讨论。由于雾霾具有流动性、难分解性与危害的非竞争性，所以，为便于分析，事先假定如下假设成立：

假设1：所有人遭受雾霾污染的危害相同；

假设2：每个区域的雾霾在给区域内部居民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一国内部所有区域的居民造成危害；

假设3：每个区域的危害相互抵消后，仍然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

如果某一区域超额排放对其他区域带来了负外部性，则应该对受雾霾危害的区域进行适当补偿。如果各区域都在大气环境阈值内理性排放，不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同理也不会受到其他区域对其产生的外部危害，在此情况下，各区域的雾霾形成了一个基准线，这一基准线可以定义为各区域应分配的雾霾初始排放权。可证明如下命题：当且仅当各区域气雾霾排放量相等时，各区域的雾霾才不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这一均等排放量，即为全国人均初始排放量，据此可核算出各区域的初始雾霾排放权。如果某区域实际雾霾排放超出其初始排放权，那么，该区域必须对其他区域造成的危害进行补偿，反之则获得补偿。

在T1时点，假定某一区域内每人实际排放为该区域人均实际排放diT1，人口为PiT1，全国人口为PT1=PiT1，其中，i=1，2，…n（n=34） ，表示不同区域（即省区）。

T0至T1时期内：在T1时点上，全国人均累计留存排放为dT1=diT1PiT1PT1。由于每个人所受到的雾霾污染的危害由全国所有人共同分担，因此每个人的污染排放对全国其他所有人均产生diT1（PT1-1）程度的负外部性。那么，每个人遭受的雾霾危害为：

ni=1diT1PiT1=dT1PT1（n=34）（1）

其中，每个人排放雾霾对自己产生的危害为diT1，每个人被外部排放的雾霾造成的危害为ni=1diT1PiT1-diT1。由于假定区域之内人均排放量相等，因此所有人排放雾霾产生的相互危害彼此抵消，每个人产生的净负外部性均为对其他区域居民的净危害。因此，在没有补偿机制的条件下，当且仅当

diT1（PT1-1）=ni=1diT1PiT1-diT1（n=34）（2）

成立时，每个人的排放对其他区域居民不会产生净外部危害；同理，当且仅当

[diT1（PT1-1）]PiT1=（ni=1diT1PiT1-diT1）PiT1（n=34）（3）

成立时，每个区域的雾霾排放对其他区域不产生净负外部性。整理（1）、（2）和（3）式，得diT1=dT1，即当且仅当各区域均不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时的排放量――各区域应分配人均气溶胶初始排放权为：

deiT1=dT1（4）

（4）式表明，如果某一区域人均雾霾实际排放量大于其人均初始排放权，即diT1>deiT1，其排放对其他区域居民产生了净负外部性，就需要对其超额排放量进行惩罚。如果某一区域人均实际排放量小于其人均初始排放权，即diT1

根据上述推导，我们可以计算每个区域的排放权，根据其实际排放与初始排放的差异，计算其补偿额，并通过补偿，实现T0至T1时段内，各区域污染排放账户的平衡。每个区域的总排放权为：

DeiT1=deiT1PiT1=dT1PiT1=DT1PT1PiT1（5）

其中，DT1=diT1PiT1为全国各区域的总排放量。如果某区域实际总排放DiT1高于其总排放权DeiT1，则该省需要支付的补偿额为MT1=DiT1-DeiT1=diT1PiT1-deiT1PiT1。如果某区域实际总排放DiT1低于其总排放权DeiT1，则该省可以获得的补偿额为MT1=DeiT1-DiT1=deiT1PiT1-diT1PiT1。在T1时点，经过上述补偿机制，实现了各省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的平衡，即雾霾排放账户的清算。

2.各区域当期排放的消费核算

雾霾属于存量污染物（stock pollutant），气溶胶的背景存量决定了雾霾污染的爆发频次。在我国境内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景。第一种情景：A区域提供物质资本，B区域提供劳动力，C区域提供能源，D区域生产。在此情景下，D区域是直接排放区域，但最终产品却在全国境内消费。第二种情景：A区域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机械、电子设备，B区域购进这些投资品或中间品，投入劳动力和能源将其加工成最终消费品，并提供给一国境内所有区域消费。在以上两种情景中，直接将雾霾排放责任简单归结为高排放的生产区域D或第二种情况中的区域B都是不尽合理的。

因此，本小节在前文核算清楚历史排放的基础上，将从最终消费的角度核算各区域消费导致的雾霾排放。在此步骤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以消费排放为基础的，体现公平兼顾效率的核算框架。从长期动态视角看，以投资形成的物资资本也是一种中间品，这种“中间产品”将作为另外一种生产要素并形成最终消费。设区域i第t年的最终产出为：

Yit=Cit+Iit+NXit（6）

其中，i=1，2，…，n（n=34） 。将所有区域加总，可得全国的最终产出为：

ni=1Yit=ni=1Cit+ni=1Iit+ni=1NXit（n=34）（7）

由于在核算清楚历史排放的水平上，本文仅考虑一国内部各区域最终消费引起的雾霾排放，不考虑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的外部性，因此可得： ni=1NXit=0（n=34）。那么，全国最终产出可化简为：

ni=1Yit=ni=1Cit+ni=1Iit（8）

设全国的总产出、总消费与总投资分别为Yt=ni=1Yit，Ct=ni=1Cit，It=ni=1Iit。设生产函数为Yt=f（Kt，Et），将化石能源Et与物质资本Kt共同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到生产函数中。据此，可讨论雾霾与消费量的关系，进而能够动态核算消费排放。

设物质资本的折旧率为ρ，那么资本积累方程为：

Kt+1=（1-ρ）Kt+It（9）

核算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雾霾排放时，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计算物质资本积累所导致的雾霾的排放量。虽然雾霾实际上已经被排放出来，但是计算过程中假定雾霾暂时“沉淀”在物质资本中，随着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折旧，“沉淀”在里面的“雾霾”也会被释放出来，计为因消耗物质资本导致的当期生产产生的污染排放，产出一部分为消费品，一部分为投资品。设第t年“沉淀”于物质资本中的雾霾排放量为DKt，由于投资和消费分别导致的污染排放为DIt和DCt，则：

DKt+1=（1-ρ）DKt+DIt（10）

第二，确定第t年投资和消费排放出的雾霾。根据生产函数，雾霾排放为物质资本折旧排放和能源消费排放之和，即第t年的生产所导致的雾霾的排放为物质资本折旧“释放”的排放ρDKt加上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DEt。因此，第t年消费排放的雾霾为生产消费品消耗的物质资本排放加上能源消费的污染排放；第t年投资排放的雾霾为生产投资品消耗的物质资本排放与能源产生的污染排放，即DCt=DCKt+DCEt，DIt=DIKt+DIEt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在竞争性市场下，产出与要素成比例变化，那么，消费量与生产消费品投入的物质资本和能源成比例变化，同时，投资量也与生产投资品所投入的物质资本和能源成比例变化。设第t年生产消费品所消耗的物资资本与能源消费导致的雾霾排放分别为DCKt=dCKCt和DCE=dCECt，生产投资品所消耗的物资资本和能源导致的雾霾排放分别为DIKt=dIKIt和DIEt=dIEIt。为了解决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函数的差异性，设α1=dIKdCK，α2=dIEdCE，α1和α2代表了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生产要素需求结构差异，它们也可看作是单位投资与消费的雾霾污染物排放量的差异。根据上述关系，第t年投资导致的雾霾污染排放为：

DIt=α1ItCt+α1ItρDKt+α2ItCt+α2ItDEt（11）

第t年消费导致的雾霾污染排放为：

DCt=CtCt+α1ItρDKt+CtCt+α2ItDEt（12）

第三，T1至T2期间消费排放的核算。T1至T2期间消费排放与能源消耗产生的雾霾排放平衡式为：DKT1+T2t=T1DEt=DKT2+T2t=T1DCt，该式说明，第T1年物质资本“沉淀”的污染排放与T1至T2期间的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排放之和等于第T2年物质资本“沉淀”的污染排放与T1至T2期间的消费产生的污染排放之和。当时间足够长时，可以证明初年及末年物质资本“沉淀”的污染排放相比于该时间段内的累积消费排放可忽略不计，那么累积消费排放等于累积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排放，即T2t=T1DEt=T2t=T1iDCit，则经济中所产生的污染排放可全部核算为最终消费导致的雾霾污染排放，即消费排放。

第四，根据情景预测各区域的消费排放。

情景1：如果各区域在消费结构相同的条件下消费相同产品，那么，各区域单位消费的雾霾排放强度相同，消费量的差异造成了各区域消费排放的差异。各区域消费结构相同意味着假定各区域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无差异。在此情景下，第t年区域i的消费排放为：

DCit=CitCtDCt=CitCt+α1ItρDKt+CitCt+α2ItDEt（13）

情景2：不同区域排放强度差异下的单位消费雾霾排放量差异。此情景中，由于能源禀赋、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不同，导致区域之间的雾霾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简单起见，仅用各区域排放强度βit衡量各区域单位消费排放的差异，并设dCKi=βitdCK，dCEi=βitdCE 。由于此处仅是对各区域消费排放的相对大小进行调整，全国总的消费排放以及全国总投资导致的雾霾污染物排放均不变，因此不必对各区域投资再做调整。相应地，在此情景下，第t年区域i的消费排放为：

DCit=βitCitni=1βitCitDCt=βitCitni=1βitCit[CtCt+α1ItρDKt+CtCt+α2ItDEt]（14）

由（14）式可知，情景2的假设完全忽视了国内分工的影响，将各区域排放强度的差异完全归因于该区域的消费结构。

3.各区域未来排放额度核算

通过比较T1至T2期间每个区域的实际消费排放量与其污染排放额度，就能核算出未来各个区域未来拥有的排放空间，排放额度消耗完毕的区域就必须向其他地区进行购买，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补偿。如果某区域实际消费总排放T2t=T1DCit高于其总排放权Dei，则该区域需要支付的补偿额为M=T2t=T1DCit-Dei。如果某区域实际总排放T2t=T1DCit低于其总排放权Dei，则该区域可以获得的补偿额为M=Dei-T2t=T1DCit。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实现雾霾污染的最终消费排放的核算与控制。

四、雾霾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前文模型分析表明，只有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一国内部各区域的历史累计排放权，才能保证各区域的历史排放不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只有按照最终消费排放核定当期排放权，才能保证各区域公平的分配当期和未来的雾霾排放权。本文结论对我国治污减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

第一，雾霾治理的核心是科学核算排放权。气溶胶的过度排放导致雾霾频发，出现了“公地的悲剧”。由于气溶胶的排放具有负的外部性，低气溶胶排放区域就会受到高排放区域的净外部损害。从福利经济学逻辑上来看，高额排放区域应向低排放区域进行超额排放补偿，但补偿是建立在明确界定各个区域的雾霾排放权并科学计算其超额排放量的基础之上的。在明确界定各个省区的雾霾排放权的前提下，一旦明确界定并严格保护了各区域的雾霾排污权，每个区域的气溶胶的排放量就会受到严格约束，那么，全国气溶胶总排放额度才可能被控制，雾霾爆发的频次才能降低。根据一国人口和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发展条件调整国家雾霾人均排放额，一旦人均历史雾霾排放额确定，区域之间的排放权就可以进行交易，高于历史人均雾霾排放额的区域可以通过雾霾排放贸易来获取超出部分的需求，满足其生产消费需求；低排放区域通过出让盈余的雾霾预算获取必要的发展资金和技术。

第二，雾霾治理的关键是构建运作有效的环境保护经济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运转有效的环境保护经济机制。在市场机制下，如果需求大于供给，那么，雾霾排放权价格上升，这不仅会刺激高排放区域强化省内减排效率，增加供给，同时，高排放国家也会开展跨区域合作，实现行政区外的减排合作。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拍卖、配给等方式将雾霾排放权分配给不同的企业，形成雾霾减排交易市场，提供市场服务信息，组建专业的排污权中介机构，建立相关的信息网络系统，为交易各方提供中介信息，提高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费用，调节不合理的价格交易制度，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外部性内部化，在创造市场交易机制和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雾霾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监测体系建设。强化对雾霾污染源的监督管理，对污染源实施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控制，尤其加强对火电企业生产过程的监管。优先试点雾霾监测体系的“垂直管理”，理顺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制，完善雾霾治理的经费保障，构建完善的监测数据质量保证制度。提高雾霾监测的技术水平，改善装备条件，提高监测频率和质量，定期对全国三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进行评估并公开披露评估结果。

第四，雾霾治理的保障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建立并完善雾霾排放权交易立法。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环境经济政策，必须在相应的法律保障下，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美国排污权交易的成功与其完善的法律基础是分不开的。王伟光、郑国光：《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8页。参考国外和我国试点城市的经验，必须根据中国特有和不断变化的立法和司法要求，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保障排放权的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和管理机构的合法性，为排放权交易奠定法律基础。二是完善污染者责任制。一方面，强化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提高超标排放的违法成本。改变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罚款模式，将数值封顶为主的罚款模式改为倍率封顶式的罚款模式，即通过提高财产罚没的数额，发挥财产罚没在提高环境违法成本方面的功效。另一方面，增加非财产罚没的类型。将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中非财产罚没的方式，如警告、责令停产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扩展为丧失政府投标资格和采购合同资格的行政处罚，通过运用丧失政府订单的方式，提高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

五、结语

篇6

我国农业面临

“水减粮增”压力

据统计，当前我国有近10亿亩耕地为无灌溉条件的旱地，全国大约85%的小麦和90%以上的玉米和薯类是在旱地生产的。专家认为，以提高降水利用和水分利用效率为核心的旱作农业技术是未来粮食生产的关键。

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可再生水资源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目前，我国虽然在局部地区和个别作物的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全国水的平均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均低于发达国家，其中灌溉水利用系数0.5，降水利用率56%，吨粮耗水1100立方米左右，农业面临“水减粮增”的压力。据统计，我国旱地面积比重较大，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干旱缺水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大力推广旱作农业技术、发展节水农业是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必须高度重视旱地增产技术的改进。

自然降水是旱作区农业最主要的可利用水资源，但由于降水量有限，且时空分布不均，降水期与作物生长需水期错位，干旱损失严重，水资源利用矛盾日益威胁粮食安全。

中国农科院旱作节水农业学科首席研究员梅旭荣认为，现阶段我国农业处于一个生产性低耗水而结构性高耗水的状态，北方土多水少、南方水多土少，结构性缺水制约了可持续发展。由于我国降水的资源化率和耕地灌溉率已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且已接近极限，以提高降水利用和水分利用效率为核心的旱作农业技术是未来粮食生产的关键。

正是由于生产能力相对低下，经济效益提高不明显，旱作农业曾被定义为低效农业。但是，通过各地旱作农业区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我国旱作农业技术突飞猛进。如今，旱区粮食产量连年稳增。旱作农业地位不断上升，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梅旭荣表示，目前以旱作农业技术的增产增收为先导，旱作区农村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正发生变化。

旱作农业关键技术迅速推广

推广旱作农业技术有很高的比较效益。2012年，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联合在东北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集中连片大规模推广应用高效节水农业灌溉技术。

在田间起大小双垄，沟内播种作物，并以地膜全覆盖的种植技术，就是甘肃省近年来探索出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起垄沟播和全膜覆盖，使天然降水的利用率达到最大，抗旱、保墒、节水、增产效果显著。现在，它已成为旱作区广泛使用的一种耕作技术。

长期以来，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始终把加快旱作农业发展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抓。“十一五”以来，农业部组织编制了《全国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工程建设规划》，印发了《农业部关于推进节水农业发展的意见》，连续5年召开全国农田节水会议，财政部连续多年安排节水示范项目，推动旱作农业发展。

另据财政部初步测算，在灌区平均每增加1斤粮食生产能力需投入4-6元。而在旱区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等旱作农业技术，平均每增加1斤粮食生产能力仅需投入2元，推广旱作农业技术有很高的比较效益。

2010年开始，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西北、华北地区旱作农业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用于支持利用自然降水、促进土壤保墒增墒等先进旱作栽培和耕作技术推广所需地膜等物料补助，农作物抗旱耐旱优良新品种以及农业增产高效抗旱新机具、新材料等技术的应用推广补助。同时，通过“以旧膜换新膜”方式支持地膜等农业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技术的应用推广，改善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环境。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稳产增产技术补助34.6亿元，主要用于对西南地区玉米覆膜、东北地区抗旱“坐水种”、东北水稻大棚育秧、冬小麦主产区“一喷三防”、南方早稻集中育秧、三熟制油菜“一促四防”等6项关键技术补助。此外，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大力健全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基层农技改革建设覆盖全国所有的农业县，夯实基础，提升能力，稳定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服务农民需要。

各地的生产实践表明，旱作区实现稳产高产大有潜力、大有希望。过去7年，甘肃省累计推广旱作农业技术3160万亩，累计增产粮食超过64亿斤。2011年，甘肃粮食总产首次突破1000万吨，成功实现粮食从依靠调入到供需平衡有余的根本性转变。陕西5年间全省净增粮食超过36亿斤，主要作物单产增长了10%，其中旱地玉米单产提高100斤以上。可见，充分发掘旱作农业生产潜能，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具有重要作用。

实现生产与生态的双赢

当前，旱作农业已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和农民增收的关键点。在旱作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如何解决好残膜回收，在节水增产的同时将对环境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成为焦点。

除此之外，旱作农业还是生态安全的大屏障。我国沙尘暴沙源的51.8%为旱农地区的退化草地，30.3%为旱作农田。保护利用好旱作农田和草地是防止沙尘暴的第一道屏障。

在旱作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有一些新的生态问题值得关注。传统旱作农业的精华是以土壤为核心，重点在精耕细作；而现代旱作农业却是以提高降水利用率为核心，重视的是水分生产力。于是，地膜覆盖被普遍采用。有人说，我国旱区农业已经进入了“全膜时代”。但地膜自然降解缓慢，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梅旭荣说，地膜覆盖能够使非生产性降水消耗的大部分变为有效的生产性耗水，节水增产的效果和效益巨大。但是，现有地膜比较薄不易回收，地膜残留将对农田生态系统和作物生产造成影响。所以我们面临的是粮食生产和生态安全的博弈。如何解决好残膜回收，在节水增产的同时将对环境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成为焦点。

专家表示，废旧农膜作为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如果不加以有效回收利用，不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传统的焚烧、填埋、废弃等处置方式也将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潜在危害。为此，甘肃省相继出台了推动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的扶持政策，对相关企业给予资金扶持。在乡镇、村社广泛设立废旧农膜回收网点，使农户捡拾、网点回收、企业加工三个环节得到了有效连接，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逐渐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据悉，2011年该省回收废旧地膜45700吨（折纯量），回收利用率达57.1%。

从全国范围看，残膜回收利用的长效机制还有待建立。据了解，云南、内蒙古等省区正在探索以政策吸引农民和加工企业回收利用残膜，并鼓励农机部门研发残膜回收农机具的具体措施。

加快旱作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

目前，探索区域农业协同创新机制，加大旱作区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打造我国新的粮食增长极、解决旱作农业“瓶颈”问题的关键。要进一步提升旱作节水科技的支撑作用，确保旱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7

关键词：居民收入 通货膨胀率 利率 居民储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居民储蓄也因此而不断增长。截至2009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26万亿元（如图1）。对于巨额储蓄的存在，各方观点不一。积极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方面支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国反腐败的进程，因为有关学者认为的款项是储蓄的来源之一（张力生,罗永进，2005）。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巨额储蓄的存在也给我国各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储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财政赤字、国家债务连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伸缩自如，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被削弱，仅能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而根据罗伯特・蒙代尔的政策指派理论，这又使得我国对内的经济调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储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状况又连年处于亏损状态，不能靠自身结余来补充资本金，而通过发行债券、央行贷款，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不但会造成银行债务的不断积累，而且会造成社会通胀压力。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国有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

已有的储蓄理论将储蓄的变动归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应，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经济效应，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应，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还有通货膨胀效应、财富效应和国外储蓄效应等。这些理论主要与各学者所考察国家的情况相适应。具体到我们转型经济国家，则需进行具体分析。对此，本文考虑主要从居民收入、通货膨胀与利率三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以期得出我国居民储蓄增长的相关解释。

二、理论分析

关于收入增长与储蓄增长的关系，众所周知，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利率与通货膨胀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关系。

（一）利率效应

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认为储蓄与利率之间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高利率可以使储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储蓄。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利率与储蓄的关系并不简单，存在利率对储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对储蓄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经济学家们做的大量实证分析似乎也证实了这些观点。在比较典型的实证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萨莫斯(Summers)(1982)、吉尔法萨(Gylfasa)(1981)、巴拉萨(Balassa)(1989)等人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正的，储蓄的利率弹性在0.3-3.4之间。在赖待(Wright)(1967、1969)、韦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发现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国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影响很大，而且是正的影响。如谢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实证研究中，发现1978-1987年居民储蓄对实际利率变动敏感，实际利率变化会导致储蓄额同方向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大。如刘尚希(1992)，张文中、田源(1990)。在张文中、田源的实证分析中，发现1979-1987年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同期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的系数大于零。张文斌(1991)对同期居民储蓄的研究也发现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较小，相关系数仅0.56，且为负相关。

以上研究虽然针对同一时期的居民储蓄行为，但结论有较大差异。这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不同有关。但无论怎样，说明理论界早已意识到我国储蓄并没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储，利少少储，无利不储，负利减储”的简单逻辑。进一步探索储蓄与利率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透彻解释，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践，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通货膨胀效应

如同利率一样，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对于储蓄的影响也是多重的，既可能产生收入效应，也可能产生替代效应，或者，无论哪一种效应均不显著。

大量的实证分析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发现英国70年代高储蓄率伴随高通货膨胀率，未预料的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正效应；莫迪利亚尼(1970)年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对几个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储蓄率产生负效应；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对41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关系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张文中、田源(1990)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实证分析发现1950-1978年间，通货膨胀对储蓄的作用为不显著的负效应，1979-1989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较多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会抑制储蓄。普遍的解释是：当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会提取存款抢购实物，形成储蓄存款增长减慢，甚至形成负增长。显然，这种观点与居民提款购买实物，用实物储蓄代替货币储蓄有关。按照我国狭义的储蓄概念，储蓄仅限货币存款，实物储蓄未列入储蓄范畴，货币存款减少自然意味着储蓄的减少。如果按照广义的储蓄定义，上述观点应当改为：通货膨胀会使储蓄的结构发生变化，储蓄总额及储蓄率不受影响。因为，人们提取存款购买的实物，多为耐用消费品，或需要长时间消费的日用消费品之类，这些实物量的增加均属于储蓄的范畴。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比较复杂，取决于通货膨胀对实际收入的影响程度、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多种因素。当通货膨胀率超过名义收入增长时，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会降低储蓄。当通货膨胀的速度低于名义收入增长，实际收入保持增长，储蓄率可能不变其至提高。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程度，人们将会在较大程度上调整预期，并调整消费和储蓄，使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较大的影响，反之较小。

三、实证分析

在以上理论分析中，主要提及了与本文有关的利率与通货膨胀效应。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引入收入因素，结合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一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问题进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数据选择。本文选取居民收入（Y）、通货膨胀率（Л）和实际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历年数据作为影响居民储蓄（S）变动的因素，分别从整体上及分阶段对影响储蓄各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选取国民总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代表变量；

（2）居民储蓄（S），选取历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代表变量；

（3）通货膨胀率（Л），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历年通货膨胀率作为该变量的数值

（4）实际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代表该变量；

（5）存贷款利差（T），通过一年定期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数据分析。从居民角度来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收入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长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扩大盈利资金的来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我国实际存款利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显示是波动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还出现过负利率。从这一点来看，存款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贷利差的扩大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相对于存款利率而言，国际上一般通行的银行存贷利差大约是2个百分点，中国的银行保本利差则需要3个百分点（王晓芳，2000）。我国实际存贷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个百分点，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大于3个百分点（如表1），如果说利差因素起作用，应该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国居民储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却一直在增长，这样看来，我国存贷款利差并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国储蓄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图2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居民储蓄增长率的影响也是变化不定的。在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储蓄增长率有增有减，而在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储蓄增长率也是有增有减的。似乎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都不是主要的。

（二）协整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实际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并无一定的规律性，而是变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的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进行协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选择正确的设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对一个趋势平稳过程（TSP）来说，如果在单位根检验中选取了含时间趋势的模型设定模式，那么，拒绝单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单整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我国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应拒绝接受的假设，故一阶差分是平稳过程，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性。

2.协整检验。单整检验已经说明，S、Y、Л和R都是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以避免虚假回归。通过VAR模型确定滞后阶数K=1。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因为LR=49.07>41.20（1%显著水平），所以分别拒绝零假设，即认为变量S、Л和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过协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明显且主要的正向关系，利率效应次之，通货膨胀率虽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较弱。可以理解为，当通货膨胀处于温和状态时，居民不但不会提出存款用于购物，反而会因为名义收入增长率快于通货膨胀率等原因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看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和利率尽管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响要强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实际利率与存贷款之差对储蓄均是正相关。鉴于以上分析，对于我国巨额居民储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维持城乡居民收入适度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乡居民及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储蓄结构。因此需要维持居民收入的适度增长。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货膨胀水平适当加一个比例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阶层工资的适度增长为标志，乡村居民可以物价提高水平为基准的同时，不断减轻农民经济压力，适当给予补贴或政策优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越的政策环境，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2.保持适度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维护农民利益，减少收费项目，扩大商品供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减少交通关卡，平衡东西南北物资的调运；居民收入水平维持适度增长，力求不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维护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信誉，严厉打击违规操作，银行资金挪用、偷盗以及相关诈骗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把握好宏观调控工具，适度干预市场失灵现象；严格控制财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内，是稳定我国居民储蓄、避免资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才能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

3.加深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尽早实现由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让利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的增减，充分发挥利率对储蓄的正面引导作用，实现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应用；同时，完善对社会资金的监测手段，严厉打击社会游资的对市场操纵行为，维护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

4.完善配套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引进，增加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种类，形成居民资产的多元化，消化巨额储蓄；改善金融机构信贷环境，逐步完善银行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放宽信贷标准，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信贷，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以便消化巨额储蓄，将大量闲置资金进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资金的闲置，消化金融机构的潜在经营风险；适当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业支出，在带动居民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各方面的经济压力，从而形成居民收入对储蓄增长的正面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晓芳.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郭英彤.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吉林大学,2006

3.马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内生断点分析:1953～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7)

4.杭斌,申春兰.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6)

5.杭斌,郭香俊.基于习惯形成的预防性储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9(3)

篇8

【关键词】天然气战略 绿色低碳转型 “十三五”规划 2030碳峰值

【中图分类号】 P74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2.006

2014年，国务院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控制消费总量和优化能源结构的目标，要求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控制煤炭消费并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此后，2015年6月，国务院又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INDC）》方案，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由此可见，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的大势已经确立，具体时间点也已明确，而天然气在这个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天然气供需关系，并基于优化模型模拟了未来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天然气产业链存在着阻碍消费市场快速扩大的问题，因此，本文随后介绍了我国天然气市场改革情况，并基于博弈模型重点分析了价格机制改革和基础设施第三方准入放开的政策。目前，我国有30%的天然气依靠进口，而随着天然气行业快速发展，这一比例将持续上升，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接下来分析了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作为先行和引领的油气行业如何在软实力方面更顺利地进行国际合作，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最后，本文总结了上述供需展望、市场改革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并做了综合分析。

天然气供需分析

供给分析与预测。我国天然气市场尚处在早期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我国天然气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2013年以前，由于宏观经济的带动以及环保政策引导等因素，天然气消费量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放缓，加之原油和煤炭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天然气市场需求增速放缓，但天然气销售量总体仍呈快速增长趋势。2015年，中国天然气产量达到1350亿立方米，进口量614亿立方米，消费量1932亿立方米，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到达了5.9%，但距世界平均24%、美国的30%、日本的25%、英国的33%、意大利的36%、俄罗斯的53%，还有巨大差距。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作为清洁能源，天然气成为我国治理雾霾问题的重要资源，也是未来能源结构朝绿色低碳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国国内天然气生产供应80%来自塔里木、川渝、鄂尔多斯和海洋四大产区。管道进口气主要以土库曼斯坦为主，少量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缅甸等国家进口。管道通道包括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天然气管道以及新疆广汇进口管道。海上LNG来自卡塔尔的占比34%，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三国的占比约50%，另外不足20%来自也门、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和阿尔几内亚等地。2014年5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购销合同》，双方约定自2018年开始，俄罗斯每年通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气380亿立方米。自此，我国天然气四大进口通道战略格局初步形成，包括西北中亚管道气进口通道、东北中俄管道气进口通道、西南中缅管道气进口通道和海上LNG进口通道。

近年来，非常规气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其中，页岩气主要来自中石化涪陵地区和中石油威远地区。2014年底，全国页岩气产量共13亿立方米，2015年，全国产量高达44.71亿方，同比增长200%以上。国家能源局2016年9月印发的《页岩气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在政策支持到位和市场开拓顺利的情况下，2020年力争实现页岩气产量300亿立方米，2030年实现页岩气产量800亿～1000亿立方米。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将推动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天然气需求将持续增大，@为页岩气大规模开发提供了宝贵战略机遇，但同时也要注意，我国页岩气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来自资源、技术、资金和环境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也较多。

全球天然气正在进入黄金时代，我国正逐渐形成国产常规气、非常规气、煤制气、进口LNG、进口管道气等多元化气源供给，以及“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供应”的供给格局。文献1中，笔者研究团队基于TIMES模型对2030年前我国油气行业发展趋势进行计算。在低碳减排情景下，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将实现总规模3600亿～4000亿立方米。常规天然气供应平稳增长，2020年全国常规天然气产量将达1700亿立方米。非常规天然气中，页岩气和煤层气预计实现规模400亿～600亿立方米。

需求分析与预测。在天然气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天然气消费结构也从以工业燃料和化工为主向多元化发展。2000年以前，中国天然气消费以化工用气和工业燃料用气为主，城市燃气和发电用气仅占较少部分。随着长距离输气管道的建成投产，天然气消费区域从油气田周边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扩展。根据文献2，在2014年，我国城市燃气天然气消费量为710亿立方米，占比38.8%；发电用气270亿立方米，占比14.8%；工业用气560亿立方米，占比30.6%；化工用气290亿立方米，占比15.8%。而世界平均天然气40%用于发电，发电用气在美国、日本和韩国占比都在50～60%。由于我国煤炭资源占据主导地位，天然气在发电方面一直都不是重点发展领域。而随着供给宽松、气候协定的签订、绿色低碳能源转型趋势的确立、全球经济电气化程度提高和环保要求不断提升等因素，工业和发电的天然气消费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发电的燃料结构中，天然气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发电将成为世界天然气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在我国，天然气发电能不能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发电用气量主要取决于国家能源价格体系能否理顺，天然气发电的清洁属性价值能否得到体现，而这取决于天然气和电力双市场改革的进展。

供需情景模拟与分析。我国的天然气供给形式与格局已基本确立，天然气消费的重点行业也已经被圈定，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各种不确定性的供需匹配以及动态发展与调整。在文献3中，笔者的研究团队构建了天然气供需分析优化模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将各个大型气田、LNG终端和管道气接入点都定义为供给节点，每个省都定义成一个消费节点，整体形成了一个天然气供需的复杂网络。基于该网络，构建线性供需动态优化模型，求解多期的、总成本最小的、满足需求的供给方案。输入参数主要是各个气田的生产成本、LNG及管道进口价格、节点之间的传输容量和成本、各个需求节点的需求量等，而输出结果不仅包括总供给成本，还包括了全国整体的供给方案、天然气整体流向和数量、基础设施开发规划和地理布局。基于模型本身，根据国内页岩气开发成本、国外进口管道气和LNG价格、中缅管道等重要能源通道发生问题等多个不确定因素设定不同情景并展开分析，最终得到了不同情景下的总成本、基础设施布局和能源流向等结果。具体而言，国内页岩气生产成本能否降低、国外进口天然气价格是否走高以及进口通道（例如中缅管道）是否会发生动乱是最为关键的核心因素。即使国外进口气价格低，国内页岩气也应投入一定资金维持产量来应对可能的变故。由于我国主要消费地在东部地区，如果进口气价格走高，从西北和西南管道进口的天然气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加上国内的传输成本，西部进口气价格和东部海上进口的LNG相比没有经济竞争力。

中国天然气产业改革

定价机制改革。受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机制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天然气消费在2014年的增长率从上一年的两位数降至8.6%，2015年大幅降至3.3%。以这种增速，很难完成2020年天然气一次能源占比达10%的规划目标。而如上文所述，在我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及一些主要国家都相差很远。我国天然气消费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天然气相对于煤炭成本过高，因此以气代煤受到经济性的严重制约。高价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价格机制和监管的问题，地方的输配气成本是能否降价的关键。另外，对居民用气的交叉补贴行为，增加了工业、发电等经济承受能力较低的用气行业的成本，不利于天然气市场的大规模推广。近年来，相对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正在大力推进电力结构清洁化，沿海多个省份禁止新上燃煤电厂，努力发展天然气发电。然而，随着近两年国内天然气价格的接连上涨，天然气电厂的上网电价却调整不到位。天然气燃料成本占天然气电厂主营业务成本的80.0%以上，燃料成本已超过现行燃机上网电价，客观来说，目前天然气发电存在亏损，有气价较贵的原因，也有国内电力价格体制尚未市场化的原因。天然气清洁低碳，对雾霾治理有很大的作用，具有巨大的环境正外部性，同时天然气发电启动速度快、适合调峰。而目前各种发电燃料并没有体现出包括资源稀缺、环境正外部性在内的真实成本，天然气发电的环境效应以及调峰效应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定。因此，基于市场机制推进天然气电力的发展，应理顺天然气、天然气发电、电网以及环境的关系，体现其调峰作用和环保价值。

在文献4中，笔者团队完成了天然气发电经济竞争力理论研究。在我国天然气、电力双市场改革的情况下，天然气大用户直供降低了价格，电力实行实时定价的方式突出了天然气电力调峰的优越性，同时考虑通过环境税、碳税等经济方法补贴天然气电力的环境正外部性，那么天然气发电就会变得更有竞争力。在研究中，基于我国天然气产业状况与博弈理论构建了中国天然气电力市场的博弈模型，然后基于模型设计了五个不同情景以定量测算碳排放税、环境补贴、能源市场化改革等政策对天然气发电竞争力的影响，并对相关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得到了在各个政策情景下中国天然气发电的经济竞争力水平，分析了各个关键政策在提高天然气发电竞争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在只考虑煤电和气电的市场中，市场化改革可以使天然气发电比例增加至5.49%；政府对发电厂征收100元/吨・CO2的碳排放税时，可使这一比例增加至7.66%；当政府给予发电厂的燃气发电134元/MWh的环境补贴时，天然气发电比例将增加至15%；最后，在总结了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在基于市场定价机制和相应的财税、环境政策条件下，天然气发电在我国能源市场改革背景下将具有足够经济竞争力。

基础设施的第三方准入。除了价格机制改革，我国天然气产业改革的重点还包括对基础设施第三方准入的放开。2016年10月底，中石化《中国石化油气管网设施开放相关信息公开公告》，将旗下原油管道、天然气管道以及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端等全部管网资产信息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为国家能源局三年前提出的《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开了头炮。此次中石化彻彻底底“坦白”了相关“家底”，并列出了详尽的接入技g标准、使用价格以及申请条件。

我国市场与天然气产业成熟的欧美国家相比，基础设施容量非常有限，因此，应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开放第三方准入。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考虑如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而后要考虑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确立。而对于是否能基于市场机制扩建容量，主要取决于相关政策。2016年10月15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储气服务价格、储气设施天然气购销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举措。明确储气设施价格市场化政策，有利于调动各方投资建设储气设施的积极性，提高冬季市场保障能力；有利于引导下游企业降低冬季不合理用气需求，确保供气安全。同时，也为倒逼体制改革进一步铺路，鼓励城镇燃气企业投资建设储气设施。城镇区域内燃气企业自建自用的储气设施，其投资和运行成本纳入城镇燃气配气成本统筹考虑，并给予合理收益。

在文献5中，笔者的研究团队在我国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基于我国天然气市场的具体情况，应用非合作博弈理论分析了天然气储气库的最优开发策略与运营模式。研究提出的博弈分析定量模型克服了原有的天然气储气库开发、运营、定价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模型支持的问题。分析结果显示，当储气库非独立运营时，第三方准入会促使垂直一体化经营的生产商修建更多的储气设施，储气库最优容量将扩大为原来的1.2倍，同时消费者剩余增加了25%，社会总福利增加9%。当储气库独立运营时，储气库最优容量增加至一体化经营时的1.6倍，社会总福利增加44%。由此可见，储气库独立运营能有效刺激天然气下游市场需求，缓解冬季用气紧张。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储气库独立经营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漫长的转变过程，应分步进行、逐级递进。此外，储气库建设投资成本高、回收周期长，部分投资者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储气库独立运营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如融资、储气费的确定等。因此，国家在施以政策法规加以引导的同时，应鼓励储气库投资主体多元化，正确引导中小型企业投资储气库建设，建立有效的风险规避体系。

天然气国际合作

目前，我国天然气供给30%来自海外进口，天然气国际合作是整个“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的先行和引领，是国家首要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而油气合作除了上游探勘开发、中游的储运和通道以及下游的销售等业务合作外，还要研究业务以外的因素：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济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从而增加我国与沿线国家打交道的软实力，进而保障上述的各种业务合作更加顺利地开展和进行。

因此，基于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和国情分析的天然气合作战略研究至关重要。笔者的研究团队对天然气国际合作的软实力研究关注了以下内容：第一，“一带一路”天然气合作的整体国际背景，包括政治发展趋势、政治地缘板块和“一带一路”与历来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的对比，梳理“一带一路”油气合作的国家大背景以及发展趋势；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国家具体的地缘和国情，包括中东、南亚和中亚俄罗斯。中东包括沙特、伊朗和伊拉克；南亚主要是巴基斯坦、缅甸和马六甲相关国家；中亚主要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同时对上述国家分类总结和对比；第三，针对各种油气合作相关制度和机制开展深入研究，包括安全保证机制、经济金融机制和法律法规机制。可通过最终形成综合、完善、规范的《亚洲能源》来全面确保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油气合作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从而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保障业务合作的顺利开展；第四，国际油气合作的配套文化、教育和交流的软实力，包括如何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中，增加中国文化价值和经济理性的宣传，如何培养来自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如何使中国学生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同时，服务“一带一路”的需求也倒逼文化宣传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与转型。基于上述四个方面，需要总结我国与沿线国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开展天然气合作的各种风险和机遇。

结语

随着全球能源消费低碳化的趋势日益强烈，环保压力不断增加，天然气将进入黄金发展阶段，成为使全球能源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重要桥梁。然而，天然气在我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上游的勘探开发、进口到中游的储运以及下游的分配和消费都充满了挑战和问题。因此，本文对我国天然气发展战略展开了全面研究和分析，为制定天然气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

本文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首先介绍了我国天然气供需基本情况，强调了近十几年来天然气市场的快速成长以及未来的预期增加。目前，我国正在逐渐形成国产常规气、非常规气、煤制气、进口LNG、进口管道气等多元化气源供给，以及“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供应”的供给格局。同时，天然气市场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国有非常规气开发技术、进口天然气价格以及天然气通道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本文基于优化模型的情景模拟，全面分析了天然气供需情况、能源流向和能源安全影响。第二，近两年，随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市场机制的阻碍作用，天然气消费增长速度大幅回落。为了落实2020年天然气发展目标，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推进，市场在天然气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按照国家“监管中间、放开两头”的价格管理思路，包括各省门站价在内的各种气源价格管制将逐步取消，产业链两端的价格将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在此背景下，我国天然气、电力双市场改革不断推进，天然气的大用户直供降低了价格，电力实行实时定价的方式突出了天然气电力调峰的优越性，同时考虑通过环境税、碳税等经济方法补贴天然气电力的环境正外部性。在上述条件下，笔者应用博弈理论模型分析天然气发电的经济竞争力。而与此同时，如何进行天然气产业改革，如何在促进我国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开放第三方准入以促进产业发展成为重要问题。本文以储气库为例，基于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了第三方准入和储气库完全独立对天然气产业的促进作用。第三，目前我国天然气供给30%来自海外进口，而天然气国际合作是整个“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的先行和引领，是国家首要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而天然气的国际合作除了上游探勘开发、中游的储运和通道以及下游的销售等业务合作外，还需要研究业务以外的因素：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从而增加我国与沿线国家打交道的软实力，进而保障上述的各种业务合作更加顺利地开展和进行。因此，本文介绍了基于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和国情分析的“一带一路”天然气合作战略研究。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项目“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实施方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策研究项目“2030年前石油天然气行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工程院重点项目子课题“基于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和国情分析的一带一路油气合作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201608、中油研20150114、2014-XZ-32-7；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歌、李彦和陈思源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Xi Yang， Hong Wan， Qi Zhang， Jing-Cheng Zhou， Si-Yuan Chen， 2016， "A scenario analysis of oil and gas consumption in China to 2030 considering the peak CO2 emission constraint"， Petroleum Science， Vol.13， pp.370-38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2015，《中国气体清洁能源发展报告2015》，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Qi Zhang， Zhan Li and Ge Wang， 2016，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Natural Gas Supply Cost on Gas Flow and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in China"， Applied Energy， Vol.162， pp.1385-1398.

Ruijie Tian， Qi Zhang， Ge Wang， Hailong Li， etc， 2015， "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natural gas-fired electricity with energy market reform in China using a dynamic game-theoretic model". Applied Energy， http：///10.1016/j.apenergy.2015.11.079.

思源、张奇、王歌、李彦，2016，《基于博弈分析的我国天然气储气库开发策略及运营模式研究》，《石油科学通报》，第1期，第175～182页。

责 编M戴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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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消费；收入弹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收敛性

一、引言

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把保障能源供应作为能源发展的首要目标，但是从现实来看，“十二五”能源总量大概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难以支撑经济翻番的需求。① ①凤凰财经网2011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专题报道：http：///news/20110107/3168180.shtml。与此同时，各省市在制定自身“十二五”规划时，普遍把自身的发展目标定得过高，使得能源需求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这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顺利，经济运行对于能源需求的压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2020年中国要完成GDP相对于2000年翻两番的历史任务，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的任务短期内不会改变。与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经济发展形势相对照，中国的能源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能源需求压力也在不断加大，能源消费并没有出现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调而减少的迹象（图1）。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能否实现双赢——这对于反思过去几十年的能源政策以及未来能源政策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而能源消费收入弹性是否具有收敛性对于中国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的双重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创新之处是通过引入平滑转换回归（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STR）模型来捕捉中国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的时变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的演化规律进行分析，以探求其是否具有收敛性的特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构建及平滑转换回归（STR）方法介绍；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图1 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GDP的时间趋势图二、文献综述

林伯强（2003）[1]基于三要素分析框架，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1952—2001年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估计了电力消费的GDP弹性，实证表明中国的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生性的关系。林伯强（2003）[2]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电力需求GDP弹性，研究发现电力需求的GDP弹性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下降，GDP的高速增长并不总是伴随着较高的电力需求。韩智勇、魏一鸣、范英（2004）[3]采用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的能源强度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如何影响能源强度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施发启（2005） [4]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及成因进行了分析。齐志新（2007）[5]应用因素分解法计算了1993—2005年工业部门内部轻重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的影响。Masih 、Masih （1996）[6]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计算了中国1953—1992 年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系数与价格弹性系数。张兴、杨晓丽（2006）[7]基于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与能源消费负相关。Ang， B.W（1987）[8]利用100多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分析了能源消费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能源要比低收入国家的要高。Miguel等（2000）[9]通过引入动态随机变量模型对跨国城市居民电力和天然气的消费弹性进行了分析。Judson R.A.等（1999）[10]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是以线性模型为基础，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无论是以上文献中涉及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还是动态最小二乘法，本质上都是以线性模型为基础进行分析，然而现实世界是复杂的，长期来说大多数经济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采用线性方程通过回归的方法来估计能源-GDP消费弹性意味着，能源-GDP的消费弹性不会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正如Ang（2006）所说“GDP的能源消费弹性一般而言是不稳定的。当GDP的年度经济增长率接近于0时，能源消费增长率并没有降低，GDP的能源消费弹性的大小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正值或者负值” [11]。因此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时变性，也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系数不断变化。另外，中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节能工作虽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然而实际上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式。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并实施转变能源供需模式，使其由“以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向“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转变，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政策的变化必然会对能源消费收入弹性产生冲击，会导致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的数据生成过程发生变化，从而注定了能源消费收入弹性不可能是一个固定值。所以，分析能源消费收入弹性不能用同一个静态的、线性能源模型来度量不同时期的能源消费。一种用来捕捉能源消费收入弹性时变性的方法是引入门限效应模型（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Model， TAR）。实际上，能源需求的收入弹性取决于收入水平与门限回归模型的定义一致。门限回归模型是所有个体的观察值通过一个可观察的变量将不同的个体观察值分成不同的组，不同组内能源消费的需求弹性不同。门限回归模型的优点在于即使模型设定为线性的，但是通过引入门限变量之后，能源消费收入弹性取决于门限变量值。然而，使用门限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暗含了一个假定：在某一个特定时点，时间序列的运动方式是从一种体制（regime）跳跃到另一种体制，而且这种跳跃是离散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体制的转换并不是离散跳跃的，而是一个连续、逐渐变化的过程。如在经济周期中，经济并不是从萧条突然转变为繁荣，而往往要经历一个从萧条逐渐复苏的过程。同样，正如上文分析所指出，能源消费的需求弹性也不是突然变化的，其运动轨迹必然要经历一个平滑转换的过程。Terasvirta（2004）等[[12]提出的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能够很好体现体制连续性变换的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接下来，我们就利用这个模型来对能源消费收入弹性进行收敛性分析。

三、实证框架：模型构建及平滑转换回归方法介绍

借鉴Zilberfarb&Adams（1981）[13]、Shrestha（2000）[14]的研究，考虑一个双对数模型来讨论能源需求方程。定义ci表示人均能源消费的对数值，用yi来表示相应的人均GDP对数值，建立如下模型：

四、ST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采用1978—2011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发电煤耗计算法）和相应时期的GDP数据。年度人口总数以每年年末的人口总数进行度量。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采用GDP平减指数把GDP调整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比数据，并计算得到人均GDP和人均能源消耗。遵从一般文献的做法，所有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以减少数据波动并尽可能降低可能产生的异方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网。t期人均能源消费以及人均GDP的对数形式分别表示为ct、gdpt。同时STR模型要求变量具有平稳性或者同阶单整，因此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要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发现两变量均为2阶单整，

2.转换变量的选择及线性检验。在确立了模型的线性部分滞后项之后，接下来进行模型线性检验（相应的检验统计量为F统计量）同时对转换变量进行选择，并在拒绝线性假设的条件下，进行了序贯检验（test sequence）从而确立模型的具体形式。即先从H04开始检验，如果H03检验结果最强烈的拒绝H03（相应的检验的F统计量为F3的伴随概率P值最小），则选择LSTR2或者ESTR模型；反之，则选择LSTR1模型，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检验可以看出，根据最强烈拒绝线性假设的转换变量为候选转换变量（Terasvirta，2004）[12]，即选择LSTR1为拟合模型，同时选择时间趋势变量为转换变量。接下来，利用网格点搜索（grid search）估计模型的初始值 c、γ。γ的搜索范围是从[0.5，10]，而c的搜索范围是从[-0.0055， 0.0129]。搜索的原理是从最小值到最大值等间距取30个值，然后构造900对组合，针对每一个组合的c与r，计算残差平方和，取残差平方和最小的组合为初始值，然后采用牛顿-拉夫森（Newton-Raphson）进行迭代，并针对最大似然函数求取极值，得到整个模型参数估计值，并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得到模型的最终形式。

3.模型检验与评价。模型的主要诊断统计量为：ARCH-LM=3.26（伴随概率P值为0.9172），表明模型残差不存在ARCH效应。同时检验模型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的假设，发现残差滞后期从1～6，都不能拒绝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的假设（详细检验结果见表5），同时模型残差的正态检验J-B统计量的值为0.5406，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7632，说明模型残差服从正态分布。另外，对模型残差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模型残差不存在非线性（检验结果见表6），模型拟合较好。模型中非线性部分转换函数。

在不考虑能源消费和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的情况下，能源消费的收入替代弹性恒为0.28，即ctyt=0.28；当考虑能源消费和产出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情况下，能源消费收入弹性为ctyt=0.28+（-0.36）（1+exp{9.0（t-24.5）}）-1 ，将趋势变量t取值带入就可以得到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STR模型很好地捕捉了能源消费弹性时变性的特点。随着时间t的变化，能源消费收入弹性平滑变化并且具有递减的趋势。当t值很小时，转换函数接近于0，此时能源消费收入弹性最大；当t值为24.5时，转换函数值为0.5，此时能源消费收入弹性变为0.1；当t不断增大时，转换函数取值趋近于1，此时能源消费收入弹性收敛为-0.08，并趋于稳定，即此后人均GDP增加1%，人均能源消费相对减少0.08%。图4反映的是能源消费收入弹性随着时间t变化而变化的时序图，从图4当中可以直观地发现，再经过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能源消费收入弹性最终收敛并稳定于-0.08。这与（Destais G等，2006）[16]研究的结论类似，即能源消费收入弹性存在显著的收敛性，但是收敛值存在差异，西方工业化国家能源消费的收敛值要高于非工业化国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能源消费的收敛弹性20世纪初为1～15，21世纪初为1～1.5（ Toman 、Jemelkova ，2003）[17]，而本文测算的中国能源消费的收敛弹性为-0.8。因此，Toman 、Jemelkova的研究结论在本文中再次得到了验证。造成能源消

能源消费收入弹性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费收入弹性不断下降并最终趋于收敛的原因可能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会不断趋于“软化”，即第三产业的比重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会不断上升，而根据施发启（2005）[4]，第三产业单位产出能耗要远远小于工业，因而会带动整个能源消费下降。其次，从工业内部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必然会扭转中国以前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工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而轻工业单位能耗要远远高于重工业，因此整个工业的能耗会随着轻、重工业比例的不断协调而下降并最终趋于稳定。再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已经逐步从最初注重量的扩张开始转向质的增长，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上升，因此，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能源消耗与人均GDP的比例会最终趋于稳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全文，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以趋势变量t为转换变量的LSTR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能源消费收入弹性具有时变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能源消费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能源消费收入弹性不仅具有时变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源消费收入弹性不断下降并最终趋于收敛。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虽然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能源消费收入弹性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最终收敛，但是能源消费收入弹性短期仍然为正，这种现象在最近十几年不会改变。因此，当前我国政府仍然要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节能减排的宣传并通过新能源的研发来缓解能源短缺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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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汇储备高企 货币政策 时间序列分析 外汇平准基金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16-03

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约为28473亿美元，约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外汇储备量的1.8倍。近年来，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高企的源头。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与高涨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我国成为了国际游资与“热钱”的新兴避风港，进一步加快外汇储备增加的步伐。

我国外汇储备高企一方面直接使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趋于失效，另一方面致使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间接加剧了内部失衡问题。而目前我国采取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这强化了外汇储备高企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机制，使我国承担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一、外汇储备高企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

1.外汇储备高企的直接影响机制分析。我国央行通过三条渠道发行货币：财政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外汇占款。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我国外汇储备高企对内表现为外汇占款的，直接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

（1）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时滞缩短。一国货币供给应当内生性与外生性相互平衡。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汇占款的激增导致货币供给要被动地受制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进出口与资本流动等对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央行无法独立地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大小，只能被动地适应外汇占款的波动。对外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大，货币供应的内生性越强，央行货币政策在控制货币供给方面的有效性也就越低。

再者，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从发行库流出到经过信用扩张流入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之中，需经过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一系列信贷活动, 从整个银行体系到企业体系的存贷款转化过程具有较长的时滞。而我国外汇储备高企所带来的外汇占款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将基础货币迅速转化为企业存款,缩短了货币供应时滞期限，削弱了货币供给速度的可控性。

（2）货币供给结构非预期失衡，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受阻。外汇占款的剧增不仅放大基础货币供给总量，而且造成货币分配结构的非预期性失衡。我国目前正加大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的力度，在新兴战略性产业等领域出现了较大的资金缺口，而新兴产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通资金只能依赖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而为了维持社会货币总供给相对稳定，央行不得不加大对冲外汇占款引起的货币供应增加的力度，同时通过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等措施紧缩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结果是外汇占款挤占国内信贷，产业融资缺口难以填补。

当国内资金供需关系紧张时,外向型企业可通过结汇取得大量盈余资金，而内向型企业却难以寻觅到资金来源或者资金使用成本上扬。资金分配的不均将使产业结构失衡,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出口贸易额大、招商引资较多的沿海地区行业所掌握的资金相对充裕,而外汇收入稀少的中西部地区行业资金相对难以满足经济产业升级的需求。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会加剧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减弱货币政策实施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2.外汇储备高企的间接影响机制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高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外汇供给的不断增加，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外汇市场供给需求模型角度分析(如图1)：假定一国初始外汇供给线为S0，外汇需求曲线为D0，外汇市场均衡点为A，均衡汇率为E1。若此时外汇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右移至S1，与D0相交于新的均衡点B，均衡汇率为E2。若此时汇率固定在点E1位置或者仅发生微小波动，则此时外汇超额供给为Q1Q3，货币升值压力为E1E2。同时外汇储备高企所导致的本国货币升值预期将降低国内用汇企业对外汇的需求，其将会把持有的外汇卖给外汇银行获得本币，规避汇兑损失风险。外汇需求的减少，使需求曲线左移至D1，与S1相交与F点，均衡汇率为E3位置。此时若仍维持汇率保持在E1点固定或微调，则超额外汇供给扩大为Q5Q3，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为E1E3。在这种传导机制下将产生涡轮效应，促使升值预期不断增加，外汇需求的不断递减，加大一国汇率压力性失控风险。

我国目前采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保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为了防止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冲击，央行仍然积极主动进入市场熨平升值预期引致的市场型汇率波动。面对干预外汇市场可能引发本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央行不得不对采取冲销干预政策调控本币供给量，对冲措施又会弱化外汇市场汇率干预措施的效果，从而致使央行货币政策陷入循环的两难局面。

同时，我国债券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可供央行操作的债券品种有限，因此央行必须自行创造负债发行央行票据，吸收本币过剩的流动性。作为有价证券，央行必须为央票持有人支付利息。而美国基准利率的不断下调，我国外汇储备进行保值增值的主要品种――美国国债收益率不足以抵补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中央银行面临亏损局面。自2010年6月以来，在市场欧洲债务危机蔓延，美国不断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力度以及外汇储备增幅不减等一系列负面因素下，央票二级市场收益率不断上行，一、二级市场利率持续出现倒挂。高企的发行价格和低位的收益率回报，使得机构在一级市场认购央票的热情持续下降，各种期限央票的发行量不断下滑，公开市场操作已几近于丧失流动性管理能力，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趋于失效。

二、外汇储备高企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Eviews5软件进行数据运算，对我国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理清外汇储备高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

1.数据选择与处理。我国外汇储备（WHCB）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外汇占款（WHZK）和准货币M2(ZHB)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网站。通过计量检验研究我国外汇储备与人民币汇率以及外汇占款与准货币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汇率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为了剔除初始不规律浮动，所以本文使用自2005年10月至2010年10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消除数据的趋势线性化，异方差现象，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为：lWHCB、lWHZK、lZHB和lNEER。ADF检验中最优滞后阶数通过SIC准则和Mankinnon（1991）临界值确定,格兰杰检验滞后阶数根据赤池（AIC）原则确定。

2.实证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对于时间序列而言，为了保证模型检验的有效性，首先采用Dicker-Fuller标准的单位根检验（ADF）对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检验结果看，lWHZK，lZHB，lNEER和lwhcb的水平序列均非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协整检验。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二步检验方法，分别建立lZHB与lWHZK、lNEER与lWHCB两组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通过OLS方法得出回归方程：

lZHB=0.7401421927*lWHZK+4.260022397（1）

（28.30484） （13.79073）

R2=0.930246 F=801.1641（2）

lNEER=0.1210975748*lWHCB+3.51908465

（9.643167） （28.98480）

R2=0.605239 F=92.99068

两个方程的可决系数比较高，T检验量和F检验量都显著，模型拟合效果较理想。对回归方程(1)、(2)分别提取残差μ1、μ2水平值，并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来看其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看，μ1、μ2分别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序列表现出平稳性，即两组变量相互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Hendry等人提出的ECM误差修正模型，采用模型等价形式，分别构建lZHBL和lWHZK、lNEER和lWHCB之间的等价误差修正模型，其分别为：

lZHB=0.1445235566*lWHZK+0.9860997636*lZHB

(-1)-0.1291222592*lWHZK(-1)+0.01084280793

（1.229784） （54.2325） （-1.10258） （0.114247）

R2=0.998655 F=14598.08

lNEER=-0.568736478*lWHCB+0.8881309151*lNEER

(-1)+0.576795574*lWHCB(-1)+0.4599451819

（-5.49194） （22.55373） （5.582447） （3.182196）

R2=0.965471 F=550.9048

（3）格兰杰因果检验。上述结果证明两组数据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们可以对自2005年10月至2010年10月的lWHZK与lZHB、lNEER与lWHCB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结果可得，在1%显著性水平下，外汇占款是是准货币（M2）的Granger原因，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外汇储备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的反馈性联系，证明外汇储备高企将会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三、外汇储备高企问题的解决途径――构建外汇平准基金

在我国施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不变，汇率尚未真正得以市场化，对外投资受限，外汇储备增长源头机制难以根断的前提下，我国外汇储备高企问题的解决途径应该着力于通过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来降低因保持汇率稳定使外汇储备增加所付出的成本，隔断外汇储备高企对国内央行货币政策的联系影响机制，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

1.“藏汇于民”和购买大宗商品措施效果的期望与实际背道而驰。有人提议将央行账面资产过多的外汇储备部分分摊给居民，一来可以减少储备高企规模，二来能有效地促进居民消费，改善民生。但是在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不变情况下，居民手中增加的外汇在国内没有合理的使用渠道，只能再次出售给外汇银行换得本币，这种行为无异于基础货币的二次投放，更加大了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而且在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之前，居民在国外用外汇进行采买，拉动的是他国的需求与经济，对本国经济影响收效甚微。

另外，有人提议购买大宗商品例如国际原油、黄金等，弥补我国经济告诉发展带来的资源需求缺口，改善外汇储备结构。但是近年来石油出产国政局不稳，国际油价波动频繁，而且大范围地购买石油等战略性物资，一来易引起他国的猜疑，二来通过需求拉动模式，引发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调控压力骤增。而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现货交易量少，多流行期货交易，加大了买卖风险与保值获利难度。作为贵金属，黄金本身存量较小，提升储备规模可操作性受限，改善优化作用有限。

2.构建外汇平准基金的优势分析和现实作用。各国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的储备基金，称为外汇平准基金，它是由黄金、外汇和本国货币构成。其按照货币当局设定的理性汇率水平，对汇率超调以及波幅较大情形进行干预，实现汇率政策目标。

现今世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中，以美国、英国、日本三国外汇平准基金制度与运用效果较为突出。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其在进行外汇储备管理时实行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二元管理体制，汇率政策和外汇市场操作交由财政部平准基金负责，央行仅处于货币政策的导向目的进行辅干预。财政部通过发行融资债券，从央行或者市场上筹集资金组织平准基金来源，外汇储备的归属得以分化。储备管理相关目标定义与解释进行定期的信息披露，有助于防止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行为偏差。

开放经济条件下，构建外汇平准基金对于我国目前最大意义在于可以及时消化新增外汇储备，有效规避投放基础货币来对冲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以及内外均衡矛盾等问题，彻底切断外汇储备高企与货币政策实施相互制约的制度。央行将新增外汇储备转移至外汇平准基金，按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目标进行资产管理，加强内部资金审计，通过绩效考核评价等方式提高储备管理效率。

同时，为构建平准基金所发行的债券可以作为特种债券在我国债券市场进行流通，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债券市场品种层次，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自我完善与资本市场的平衡健康发展。央行票据将逐步减发，央行无需被动地创造负债进行对冲。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新增外汇储备将不进入央行资产负债表。央行持有的国外资产将减少，持有债券国债的比例将上升，央行对其资产拥有更为主动的买卖控制权，能有效地规避不同导向的货币政策实施时政策意图与实际反映之间的非对称性，提高货币政策实际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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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