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时间：2023-12-14 17: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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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 随着中学生篮球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学生篮球比赛的对抗日益激烈，犯规次数也相对增加，提高了罚球的频率，而罚篮命中率则是现代篮球技、战术的发展和比赛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针对比赛中运动员所反映出的心理问题，找出影响罚球命中率的心理因素，并提出一些心理训练方法，为广大教练员在训练中对中学生篮球运动员进行有针对性地心理训练作为参考。
关键词 中学生篮球运动员 罚球命中率 心理因素
一、影响罚球命中率的心理因素
（一）缺乏自信心，自控能力差。在执行罚球时，尤其是决定比赛胜负的罚球时，由于心理准备不足，缺乏自信心，不能有效地控制好自己的心理状态，使其进入恐惧混乱状态，从而影响了肌肉的运动感觉，使罚球时动作显得僵硬迟钝，降低了罚球的命中率。
（二）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篮球比赛对抗激烈，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对抗中，运动员易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如各队力量的对比情况、对方技、战术训练水平、裁判员水平、观众的倾向性和评论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运动员不同的心理波动，从而造成运动员情绪和注意力等方面的复杂变化，而这种变化对全队技、战术水平的发挥及比赛胜负影响极大。
（三）紧张焦虑情绪。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紧张焦虑情绪，多为心理素质差的表现，这和运动员对比赛所产生的后果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另外也与观众形成的特殊气氛、比赛的性质规模、竞赛对手能力有关。特别是关系到球队名次的比赛，更加会使运动员的焦虑水平增高。焦虑水平的增高具体表现为极度紧张、技术动作失调，而在罚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则是出现呼吸不均，手颤眼抖，进而使本体感受器失调，导致罚球失败。
二、改善罚球心理因素的训练方法
（一）自我意念法
自我意念法，又称念动训练，即由运动观念而引起的运动反应，是通过对运动的表象或回忆来实现的。通过表象或回忆某种技术动作，引起神经肌肉的相应反应，从而起到训练的作用。念动训练不仅可以促进技术的形成和巩固，而且能有效地集中注意力，消除心理障碍，增强信心，使运动员从紧张和焦虑情绪中释放出来，斗志昂扬的去参加比赛。
（二）模拟比赛关键时刻的罚球训练
模拟训练是一种适应性训练，就是针对比赛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创造与比赛条件相似的环境进行实战演练，为运动员参加比赛做好适应性准备。其主要作用在于提高运动员的心理适应能力，提高在比赛中的抗干扰能力。
（三）干扰罚球训练
随着篮球运动的发展，酷爱篮球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在篮球比赛中，每一个观众都希望自己的球队取胜，当运动员罚球时，他们就会采用起哄、喝倒彩、挥舞彩带等形式影响运动员情绪。根据这种情况，教练员应在训练中制定相关的手段来训练。具体方法：教练员制定几个运动员进行有规定次数的罚球训练，其他运动员可以采用不同来形式影响队员，如开玩笑、做鬼脸、大喊大叫等。通过这种训练，可使运动员在进行有一定压力的罚球时，思想集中，脑子里只有篮圈、球和投篮的技术，其他什么都不想，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影响罚球的成功率，从而提高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罚球信心。此种方法在调查中所占比例为34.8%。
（四）集中注意力训练
人的注意力在一定条件下只能是指向或集中于一个焦点。罚球时运动员应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或集中在所要完成的动作上，方可获得良好的效果。集中注意力训练，就是使运动员学会将注意力指向或集中于一个目标，最大限度的免受外来刺激的影响及内心杂念的干扰，全神贯注完成当前的活动任务。
（五）增强自信心训练
选择这种训练方法的同学所占比例为69.7%。信心是运动员发挥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罚球时信心十足，往往在罚球出手前就有“此球必进”的信念，信心主要取决于运动员的训练程度，只有勤于训练、动作正确、手法娴熟的运动员才会信心十足。
三、结论与建议
（一）罚球在现代篮球运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罚球命中率的高低往往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而心理素质则是影响运动员罚球命中率的重要因素。在篮球比赛中，影响运动员罚球命中率的心理因素是多方面的，只有在日常的训练中针对不同的心理影响因素采取不同的心理训练方法与手段，才能使我们的训练事半功倍，从而提高运动员在比赛中罚球的命中率。
（二）罚球命中率受技术动作因素和心理因素两方面的影响。而心理因素对运动员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缺乏自信心、自控能力差、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以及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情绪。
（三）建议教练员以本文列举的多种训练方法和手段作为参考，针对中学生篮球运动员在罚球中所出现的不同问题给予指导帮助，使其从紧张、焦虑的情绪中释放出来，不断增强自信心，从而进一步提高罚球命中率。此外， 教练员在日常训练过程中还应多加注重心理训练，为中学生篮球运动员树立良好的罚球心理状态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吴明鼎.浅谈青少年罚球的心理训练[J].安徽体育科技.1997（04）.
篇2
【关键词】超低生育率;韩国人口;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度生育;优化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5―0115―06
一、超低生育率：头号韩国问题
韩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预计短期无法摆脱。国际人口学界认为，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低于1.5就可被称为低生育率社会，而如果这一数值低于1.3，则被称为超低生育率社会。韩国在1998年的生育率降低到了1.47人，成为了低生育率国家，并且这种状态一直在持续。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发表的《2009世界人口现状报告》，2004年至2008年韩国平均生育率为1.22人。这与世界平均生育率2.54人、发达国家1.64人、以及发展中国家2.70人和低发展国家4.29人相比，都相差甚远，可见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严重。
据说，“超低生育率陷阱”是2006年奥地利人口学者鲁茨卡为解释欧洲与日本、韩国的超低生育现象而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1）人口方面，育龄妇女和出生儿数量减少;（2）文化方面，已婚夫妇希望的子女数量减少;（3）经济方面，将来期望所得无法跟上年轻层的消费水平等因素，便算作是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出生率下降到不足1.3人之后重新上升到1.5人的国家只有希腊和捷克。
1983年，韩国生育率降至2.08，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然而，韩国在1996年生育率跌到1.71的时候，才废除了小规模家庭政策。十年以来，生育率维持下降趋势，到2005年跌至1.08后才开始有所反弹。这足以证明韩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有趣的是，“家庭计划”口号的变化正反映出韩国生育率下降的变化。1966年的口号是，“35岁前，三个子女的出生间隔为三年”;1971年是，“不要区别对待女儿和儿子，只生两个，把他们好好养育”;1980年是，“只要有养好的一个女儿，就不必眼馋十个儿子”。为鼓励国民生育，2010年，韩国提出了新的口号：“一个孩子很孤单。对子女最好的礼物是弟妹”，但生育率仍旧停留在低位上。
据韩国统计厅统计，育龄妇女（15岁-49岁）在持续上升，在2002年达到1379万之后，在2010年略降到了1335万。新生儿数量虽然在70年代以后曾有一两年稍有回升，但不足以改变减少的趋势。[1]韩国全罗南省2005年首次达到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的历史纪录，国家数据局预计全国人口从2019-2020年开始进入递减阶段。
篇3
关键词：生育 议价能力 女性劳动参与
生育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早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曾预言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幸福的持续下降”，因此随着 “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
以马尔萨斯(Malthus)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人均收入无增长的传统农业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社会生产能力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长，其核心结论是人均收入趋向一个常数。
现代增长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可以持续增长现代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技术进步不影响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外生的，其核心结论是规模不变或者规模递增的技术能够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古典经济理论与现代增长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各自所关心的经济现象。然而，为什么传统人均收入无增长的经济会向现代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经济转化问题，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家努力想揭开的一个谜。
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的综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生育与其它重要的经济变量，例如女性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Becker（1965）认为，劳动参与决策(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是一个家庭在竞争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之间分配时间这个更一般问题的重要方面。一个已婚女性必须适当地将其时间在市场劳动(market work)与家务劳动、休闲等非市场劳动(non-market work)之间进行分配。
女性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对其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可以用一个函数g（w，wg）表示，其中w表示期望工资，wg表示在家的时间价值(the value of time in the home)。wg的函数形式是wg=k・I，其中wg表示女性在家的时间价值，I表示女性的各种非市场劳动价值，k表示女性亲自从事各种非市场劳动给家人带来的福利价值与相应的非市场劳动价值比值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k是度量女性的议价能力指标，是女性及其丈夫的禀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的函数（Becker，1973）。
国际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与其劳动力供给是负相关的，例如Hyunbae Chun 与Jeungil Oh（2002）估计了生育对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影响。他们发现，生育大幅降低了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它研究也发现，低生育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趋势(Presser与Baldwin，1980； ESCAP， 1995)。
然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国女性的生育率偏高，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5.87，60年代为5.68，70年代为4.01。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几乎人人都参加生产活动。全国育龄女性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到80年代又有显著下降。具体说，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为2.24，1981年为2.63，1989年为2.25。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平均每个女性活产子女数为2.10，平均每个女性存活子女数为1.96，总和生育率为2.31。自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下降。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城镇女性18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
我国学者姚先国和谭岚（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1988―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估计，在过去的15年内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1988年，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91.37%；2002年下降为83.33%，下降了8.0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96.41%和94.11%，下降幅度为2.3个百分点。
然而，怎样理解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呢？目前我国的理论界尚未给出合理解释。本文从这个正相关关系问题入手，具体分析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
生育率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途径
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可以减少女性生儿育女的时间，使女性有较多获得教育与训练的时间，从而掌握较高的生产技术。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未以来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享有了更多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了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据统计，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的，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有13.5％的女性近3年来参加了某类培训或进修，40岁以下城镇女性参加培训的比例达26.1％。城镇女性参加的培训以进修、专业职业培训为主，占72.2％；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为主，占61.5％。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实际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一般来说，一个工人只有当他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时，才能获得较高工资的工作岗位。因此，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其工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工资收入，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1995年，日本内阁兼管女性事务的官房长官在一份“女性白皮书”里称，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6.1岁，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个孩子。这份白皮书称，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各个年龄段的职业女性比率在不断增加，其工作年限也越来越长。2002年，日本女性平均工作年数达8.8年，比1975年的5.1年延长了3.7年。
在我国近些年来，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领夫妇中的比例有逐渐上升之势。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2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且近七成被调查的人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调查显示，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都是一些“三高家庭”，即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的家庭，这些“丁克家庭”中的女性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
事实上，降低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体魄会选择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才会预期有较长的工作时间。因此，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增加女性的议价能力
孩子是维系婚姻稳定的重要纽带。从理论层面来说，女性生育越多，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越低。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的议价能力越低，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实际情况。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的出生率很高，一般家庭都有三个以上小孩。因为家庭负担重，我国已婚女性绝大部分是家务工作双肩挑。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现计划生育，生育率开始大幅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开始普遍提高，女性议价能力也大幅增加。
女性的议价能力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时，考虑了女性的年龄、在以色列居住的时间、家庭出身、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小孩的个数以及教育程度等对女性议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做回归分析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的议价能力负相关，即女性生育的小孩越多，其议价能力越低。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通过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还发现不同议价能力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同，议价能力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假设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同样能够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我国目前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分析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降低生育率既有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同样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到底是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女性有自主选择权。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即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女性没有选择权。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作为国策强制执行的，不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绝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自觉地实现计划生育。
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解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鼓励生育和开始控制生育。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绝大部分家庭都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
在第一阶段，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呈正相关关系，显然是计划经济时期过分追求高就业政策与鼓励生育政策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作为女性保护者的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峻，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生育率不断降低，但我国女性收入不断下降，而且预期的工作时间也有所缩短。因此，生育率降低没有起到增加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的作用。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必然会呈正相关关系。
在第三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在第二阶段里阻碍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增加的相关力量已被削弱。因此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在这一阶段内，我国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家庭与生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4)
篇4
继“双独二胎”之后，广东近日传出了一个消息：已向国家申请“单独二胎”的试点。如果申请获批，这意味着，一对夫妻中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也是对“计划生育”采取调节措施的又一尝试。
由于中国已然陷入了“超低生育率”；所以，广东此举被爆出之后，在公众中、一些人口学者间，有关“全面放开二胎”、甚至取消“计划生育”的呼声也在渐涨。
生育率是妇女在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人口学上，一个社会正常的生育率应维持在2.1，这被称作“替代水平”。如果低于2.1，也就是每一对夫妇生育的孩子少于两个，人口的自然替代就会出现问题。若是低于1.5，就属于“超低生育率”。那么，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会持续、快速地减少，抚养老年人的负担会加重、独居老人的比例会成倍增加……社会也将陷入发展的瓶颈。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早已引起了一些人口学者的担忧。可问题是：在“二胎”政策上为独生子女放行，就可以改变超低生育率的现状吗？
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地区推行“双独二胎”；如果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一政策显然遭到了“冷遇”。一些社会学家调研发现，只有30%左右的“双独”愿意生二胎，有的“双独”甚至一个孩子也不想要。
有人把原因归为“育儿压力大”。可在全球，数十个国家也都在经受“低生育率”的困扰。在经济发达的日本、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政府不得不绞尽脑汁，刺激国民生孩子。迄今，却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把“低生育率”恢复到“高生育率”。
导致“低生育率”的根源，并非生育的政策、育儿的压力；别让“计划生育”挨错了板子。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生育率的降低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发达，人们的结婚年龄、生育周期、城市生活的成本、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进而影响到生育；人们对生育的意愿就会变得更低。
这就难怪“双独”对“二胎”政策并不领情了。
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要扩大“生二胎”的范围，需要足够充分的理由。一个城市当然可以依据自己的人口结构，对特殊结构的家庭采取一些调节政策、给予照顾。但对它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仍需慎之又慎。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的格局。在农村，很多家庭还会生育3～4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近几年，生育的数量“反弹”得厉害，全国每年有600～700万的人口增长，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目前的老龄化现象，只是在一些大城市、发达地区比较明显，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突出。
篇5
［关键词］出生率；人口政策；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41-02
1 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现代科技(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ZW(]本文相关数据均摘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Fα（2，28）=2.5，F=5.11＞2.5,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ZW(]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著《2006中国人口》中的划分标准。,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一方面,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生率呈下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瑞来.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和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1992(5).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中国研究,2004(6).
［3］袁志发,周静芋.试验设计与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6
甘肃地处西北，农村人口数量占全省人口总数比例较大。而受教育程度低的普遍都是农村人口，所以就从生孩子的数量（孩次）和受教育程度上看一组数据（假定孩子的成活率为100%）。六普数据显示，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升高，生育子女的绝对数量在逐渐减少，生育一孩所占比率是上升的，二孩和三孩所占比率是下降的。同时可以明显看出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人们由于观念、经济情况等原因，生育意愿对于孩次大的情况比较多，这样就会增加人口压力。与此同时人均资源占有量就相应减少，从而会对教育规模、结构的布局等方面产生影响。生育水平和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首先，生育水平影响人均教育资源。家庭规模大、孩子多的话，由于经济问题往往会有孩子辍学在家，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其次，生育水平对于人口控制会影响教育规模。人口控制使学龄人口规模缩小，特别是小学学龄人口大幅减少，缓解了教育压力。最后，生育水平影响教育结构和布局。由于农村人口出生减少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农村地区学校大量撤销、合并，教育资源向城镇、城郊、新城区集中。总之，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教育事业发展，使人口素质快速提高，甘肃省文盲半文盲率由1982年的32.42%降至2010年的8.69%。还对改善人们婚育观念和生活方式，降低生育率，抑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表3为兰州市各县（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基本健康”的情况表中未呈现）。总体来看兰州市老年人口所占的人口总数比例很小，而且健康情况良好，生活不能自理人口的比率很低，这可以看作老年人口的健康医疗问题并没有给兰州市的经济发展施加太大的压力。
除了健康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还对传统养老方式提出了新挑战，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情况也值得我们关注。表4为兰州市各县（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化相对较高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其次是家庭其他人员供养。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在我国的财政支出里占很大一部分，并且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会对此带来严重压力。其次，从家庭其他人员供养这个角度来说，家庭所担负的为老年人提供传统的照顾和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全面责任正在削弱，这表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挑战。从表4可看出，在经济压力很大的今天，家庭其他人员除了自身的生存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或者能力对老年人提供赡养的义务和责任。面对速度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的老龄化问题，我们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要时刻保持对生育水平和老龄化问题之间关系的警觉性，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分析
80年代以前兰州市以工业性的人口迁移活动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兰州市的人口迁移流动却出现了新的特征。如果将以往的工业性移民活动当作带有计划性特色的政府指令，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流动就清晰地显示了自发的市场经济型特征。人口迁移流动虽说能刺激城市经济发展，但增加了城市负担，直接扩大了城市人口集聚规模，并引发出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为此，必须稳妥慎重地确定合理的人口迁移变动规模。
篇7
朝鲜战争前的1950年，韩国人口为2000万。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推行奖励生育政策，加之深受“多子多福”的儒教伦理影响，在韩国人特有的“生下来反正饿不死”观念驱使下，韩国出现了婴儿潮，人口暴涨。1960年韩国人口达到2500万人。这10年韩国人口年增加率为3%，每个家庭平均6.3名子女。
韩国人口密度比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高。1961年，朴正熙军政府认为人口暴涨会制约经济增长，采取控制人口政策，提出“不节制生育的后果不免是乞丐”的口号；1966年，开展“3・3・35运动”，即一个妇女“生育三胎”，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1973年，变成了“不分男女，优育标准两个”；到了80年代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口号是“两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满足”，“我们就生一胎吧！”甚至出现“即使生一个，三千里江山也满员”的鼓励不育口号。鼓励一胎政策导致“好男胎”风气，乃至出现溺女婴的现象，只好又提出“优育一个女儿比10个儿子更好”，“父母一代盼望儿子，我们一代没有伴侣”，“以爱孕育，不分男胎女胎”的口号。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从三个到两个再到一个，生育控制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国民的义务”。由于上述强制措施，韩国的人口自1970年以来增长缓慢，到1988年，年增长率降至1%，2000年为0.84%，2005年为0.48%，2010年为0.46%。总和生育率（简称TFR）即国家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20世纪60年代为6.3，70年代降到4.53，80年代降到2.83；90年代降到1.59，1998年降到1.47，成为低生育率国家。2001年降到1.30以下，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国家。2005年创下1.08的最低纪录。联合国人口基金《2005年世界人口现状》显示，该年世界TFR平均为2.6，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TFR分别为：1.57、2.82和4.86。韩国比发达国家的1.57还低。
2006年是“双春年”，2007年是“金猪年”，这两年在韩国都是喜庆年份，TFR分别反弹至1.13和1.19。2008年为1.2，2013年为1.25，在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19。排在最后的是：台湾1.17，香港1.11，新加坡0.80。
从2001年至2012年，韩国TFR持续12年低于1.3。低生育率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社会问题，韩国更严重。韩国人口学家悲观地预测，韩国现有人口5000万，按照日前趋势，2018年将是韩国人口的顶峰年，从此人口绝对数下降，到2050年总人口将缩减至4200万人，到2100年将减少到现在的1/3，最后会导致韩国人在地球上消失。
人口不断缩减，导致了以下现实结果。
首先是各级学校将出现招生困难。韩国小学生数量持续减少。2009年的小学生数量勉强超过70年代的一半。2009年尚有732.8万名小学、初中、高中生，到2018年将会减少至545.7万名，而2030年的学生数将减少至451.5万名。2030年的中小学校学生数达不到2007年学生数的60%。这意味着每10所学校中有4所是多余的，将有四成的老师失业。0～4岁的幼儿期人口每年递减4%，今后销售幼儿用品的商店和幼儿园可能陆续关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新生儿出生超过100万，韩国兴建了大批大学。但是，目前每年新生儿不足45万，当这些婴儿进入大学的时候，50%的学校招生困难。在未来的15年里，很多大学要么倒闭，要么合并。
其次兵源严重不足。在韩国，男子必须服兵役。照此下去，到2020年，韩国的适龄男性将非常缺乏，不能够满足部队所需的人数，有人担忧将来参军的男丁不够，会发生征集女性从军的事情。
最后是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劳动力短缺。目前韩国的大部分工人，都是1955―1963年婴儿潮时代的产物，约有1600万人，占韩国人口的34%。这个群体退休，韩国将经历劳动力短缺的阶段，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目前，平均每8名劳动人口赡养1名老人，到2025年，这一比率将达3∶1。由于领钱的人比交钱的人多，养老金赤字将会扩大，养老基金严重不足，会导致经济的长期衰退。社会福利会收不抵支，年轻一代的税负也会加重，恶性循环，动摇国家根本。
二、人口老龄化加速
与生育率下降紧密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韩国国家统计厅2013年12月9日公布，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为83.8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970年为3.1%，2000年7%，2005年9.3%，2011年11.4%。2014年初已达到12.2%。40年来，韩国老龄人口增加3倍，速度位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之首！如果将1970年各国老龄人口的比重定为1，2013年韩国老龄人口规模增加到1970年的4倍，不但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1.6倍），甚至高于日本（3.6倍）、芬兰（2.1倍）、葡萄牙、意大利（2.0倍）、捷克、加拿大、西班牙（1.9倍）等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
韩国人口年龄中位数1980年是21.8岁，1995年是29.7岁，2000年是32岁，2005年是35岁，2010年是38.1岁，预计2040年将达52.6岁。
70年代每年韩国出生婴儿100万名，现在每年仅44万名，不到45年前的一半。韩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为50%，2004年仅为25.1%，现在更低了。
更严重的是劳动者老龄化。韩国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从1980年的28.8岁增至2013年的35岁左右。从不同年龄段劳动者所占比例看，1980年29岁以下的占60.6%，2013年减少到25%以下。而同期40岁以上劳动者所占比例则从15.8%上升为40%以上！
2013年，韩国年龄超过60岁的高龄人口的就业人数首次领先20～30岁的青年人的就业人数。
世界经合组织将15～64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人口，而核心劳动人口为25～4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经济活动最为频繁。20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韩国核心劳动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从20世纪末的 50%以上下降至2010年的40.7%。
核心劳动人口减少意味着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并给国内的消费力带来巨大影响。韩国年轻人口减少将会导致消费力下降，市场萎缩，并逐渐改变消费模式。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消费人群，导致社会成本不断增加，福利成本也将不断增加，并最终影响韩国政府的财政稳定。
韩国目前的适龄劳动力（15～64岁）比重为73.1%，高于OECD的平均值（66.6%），排名第一。分析认为，这是因为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和越南战争后的1970年代出现了婴儿潮，当时出生的大部分人口目前仍属于适龄劳动力。
世界经合组织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国民赡养一名老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1950年为15.79人，1997年降至10人以下，2014年5.26人。到2036年，韩国赡养一名老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为1.96人，低于世界经合组织的平均值2.38人。韩国社会老龄化速度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根据世界经合组织预测，2030年韩国老年人比率会达到24.3%，成为继日本、德国、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老龄化国家。而韩国的退休金制度等养老金政策远不如其他发达国家完善，退休老人生活艰难得多。据统计，2012年.韩国老年人的贫困率为45%，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13.3%。
在韩国，人们很难期待悠闲的退休生活，离开工作岗位的时点也将越来越延后。2012年韩国65～69岁高龄人口参加经济活动的比率，男女分别为53.7%和32.3%，比世界经合组织的平均比率几乎高一倍。
三、低生育率的原因
晚婚，回避婚姻，生育意愿低，是超低生育率的三大原因。
结婚年龄大大延后。20～29岁女性的未婚者1970年是34.6%，到了2010年，已经超过70%；30～34岁女性也有15%未婚。2000年，韩国女性初婚的年龄是26.5岁，2010年超过了28岁。据近几年韩国媒体公布的数字，韩国人初婚年龄，男的在31岁、32岁，女的在28岁、29岁。随着妇女学历提高，就业率的上升，30岁以上的成功女性高不成低不就，越来越多地成为“剩女”，女钻石王老五屡见不鲜。
生育年龄随着结婚年龄提高而提高。目前，韩国30多岁的产妇比20多岁产妇多。由于养育孩子身心负担重，职业女性往往要放弃工作。所以30多岁女性就业率远低于20多岁女性的就业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已经普遍化。
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于2005年和2009年对1.211万户家庭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显示，未婚者结婚和生孩子的意愿明显降低。有1/4的20岁以上的未婚受访者表示“不想结婚”。10名未婚者中想要结婚的只有7名，认为一定要孩子的只有2名。2005年想要结婚的男性占男性总数的82.5%，而女性只有75.7%。2009年男性和女性比率接近，分别是75.7%和73.5%。2010年4月调查，近六成未婚受访者认为，“结不结婚都无所谓”。男女两性准备结婚的年龄都推迟到了30岁以后。
对于子女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一定要孩子”的在未婚者中只有24%。2005年调查中，有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子女是必需的。已婚女性对于子女的态度很积极。2000年10名已婚女性中有9名认为要孩子，但2005年的调查中只有65.2%的人认为要孩子。想要孩子怀不上的比率也在增加。2005年接受不孕诊断的已婚女性比率为7.5%，2009年已高达26.2%。初婚年龄越高，不孕的可能性越大。
据2005年调查，生育率明显下降的主要是中产阶层。韩国年轻人实际生育率比意愿生育率更低。韩国人口保健福利协会2014年初针对1843名全国已婚男女进行了一次低生育率问题问卷调查，结果44%的受访者表示，最理想的子女数为3名，38.2%的人表示2名最为理想。但统计厅2013年公布的2012年平均生育率仅为1.3名。
韩国专家将导致低生育率的现象归因于生育环境差、年轻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就业率的提高、韩国国民的婚育观念改变。
2005年，日本某媒体对韩国、美国、日本、法国、瑞典5国各1000名20～49岁的男女进行各自国家生育环境的调查。在回答诸如“你是否认为自己国家的子女养育环境良好”“是否还想要孩子”“夫妻对养育孩子的责任分担”等问题时，韩国被访者的回答都是最负面的。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朝鲜日报》针对此结果，发表了“在韩国养育子女难于上青天”的社论。其中提到养育孩子成本过高、男女不平等多种因素。
尽管韩国妇女整体就业率提高并不多，1980年为42.8%，2004年为49.8%，但从就业女性年龄结构看，25～29岁的女性就业率却从1980年的32%上升到2005年的63.7%。女性的大学升学率从1990年的30.8%上升到2013年的80%。达到了与男性80.4%持平的水平。韩国未婚女性越来越重事业轻家庭。在20～39岁女性中，“反性族”越来越多。这类女性认为，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拥有高收入比结婚生子更重要。
养儿成本高，特别是私人教育费用高，是韩国低生育率的又一重要原因。韩国是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极为重视孩子的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韩国家庭除了对孩子的学校教育投入，还为子女教育投入了巨额的“私教育费”，比例之高举世无双。
以2007年为例，“私教育费”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47%，占家庭总支出的12%。韩国“私教育费”占这个国家对教育总投入的41%。据韩国教育部门的抽样问卷调查，这年韩国77%的小学、初高中学生到课外补习班补课，每周平均10.2小时。韩联社2011年2月6日刊发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3岁以上学前儿童的99.8%接受各种方式的私人教育。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最近发表的“韩国人子女养育费支出情况”报告显示，2009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父母需投入的养育费用达到约2.6204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0万～160万元），养育两名子女共需要5.2408亿韩元，3名则需要7.8613亿韩元。对于养育子女，韩国父母给自己设定了过高的责任标准，自行提高了养育负担，也因此拉低了生育率。
最后，韩国国民对晚年生活的担心也降低了生育意愿。人们不愿意生孩子，除了孩子抚养费用高外，还有对自身养老金的担心。如前所述，一对夫妇生两名以上子女就要将收入的一大半用于供养孩子上学，父母基本上就要两手空空迎接退休后的人生。这种担心使人们对生孩子犹豫不决。20世纪80年代，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有72.4%接受子女赡养，但2003年这一比例降至31.1%，等现在的年轻人成为老年人以后，希望孩子赡养自己恐怕已经不现实了。
韩国媒体评论道，发达国家多是高福利国家，养老福利系统完善。国家既提供子女抚养费，还保障退休后的生活。韩国普通劳动者的情况大相径庭，工作期间随时可能被解雇，中途领取退休金，养老保险等养老系统才刚刚起步。人们都陷入一种强迫意识，为了对不稳定的老年做准备，少生孩子来减轻抚养费和课外辅导费负担，以准备老年生活。
四、韩国政府的对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成了韩国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从金大中到卢武铉，从李明博到朴槿惠，各届韩国政府都为提高生育率使出浑身解数。他们采取了下列措施：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1994年韩国政府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2004年，更实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相应地，韩国出现了许多鼓励生育的口号。如2004年，韩国家庭保健福利协会向国民征集相关口号，并请专家评颁奖。获特等奖的口号是“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妹”；金奖口号是“两个子女比一个子女幸福，三个子女比两个子女幸福”；银奖口号是“多个蜡烛的光当然比一个蜡烛更明亮”；铜奖口号是“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
2.设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2005年韩国TFR降至1.08人后，卢武铉总统成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2008年，李明博政府设立了由保健福祉家庭部长官任委员长、10个部门长官参与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为呼吁和奖励生育，民间成立了泛国民性的“生育创造美好世界运动本部”的团体，李明博总统参加了这个市民团体的成立仪式，并现身说法，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他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正控制生育，流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嫌多的生育口号。可他和太太金润玉女士却在那个年代生有4个子女。当时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生那么多孩子呢？”他们生第三个孩子时，甚至连医疗保险都上不了。时过境迁，今天他作为总统参加这个会议，表示“我有充分的底气说这些话”，即动员和鼓励韩国年轻人多生育孩子。他还开玩笑地说：“我有先见之明，我觉得未来韩国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的问题，所以我特意多生了几个孩子。”李总统亲自上阵鼓励国民生育的现身说法，引起了韩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并获得一致喝彩。
3.出台鼓励生育的综合对策。2005年卢武铉执政时，出台了《应对低生育综合对策》，政府为向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宣战，投入30.5万亿韩元（约合3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是到2010年，使韩国TFR达到1.6。具体措施有：为不孕不育夫妇支援治疗费；奖励生育，给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不同的奖励；对多子女家庭提供购买或租赁住宅的优先权，如购房低息贷款；产妇90天产前产后休假工资全额由国家负担；上调育儿休职工资；为有工作的父母亲提供夜间保育服务；将80%以上的幼儿园改为全天制；政府甚至派“托儿帮手”，帮助照顾有新生婴儿的家庭。
2010年李明博执政期间，出台了《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的第二次基本计划》，计划在5年时间里累计投入78.5万亿韩元解决人口总数减少的问题。比起第一次基本计划，预算总额增长了一倍多，尤其是针对低生育率的预算投入增长了一倍。根据这一计划，政府逐步取消对新婚夫妻购房贷款的限制性规定，将购房贷款的受惠人群从当时的年收入3000万韩元以下扩大到年收入3500万韩元以下。还规定，为了保护女性员工的权益，将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并将临时工纳入失业保险的受惠范围。计划要求，签约女员工使用产假时，用人单位不得把员工休产假的这段时间计入合同时间内，应顺延与女员工签订的合同期限。
政府制定的生育奖励里还包括不孕夫妇体外受精手术费用增额、保育费用增额等。
《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的第二次基本计划》还包括向65岁以上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将从2010年的2.47万亿韩元增至2030年的30.3万亿韩元。医保财政将从2008年的34万亿韩元增至2030年的81万亿韩元，其中30%用于老年人。
4.减轻家长养儿经济负担。针对花在孩子身上的“私教育费”过重，学费昂贵的课外辅导班是侵害民生经济的“毒瘤”，是韩国社会的“陈年疾患”的抱怨，韩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及改善公共教育作为降低私“教育费用”，进而减少养儿成本的重要手段。
李明博执政期间，制定了一项方案。其中包括：将小学入学年龄从6周岁提前至5周岁，因为如果能够提早一年将子女送入小学，那么父母的养育负担就将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低生育率的问题；对多子女家庭，政府对从第三个孩子起的高考及毕业后到公共机构就业提供优惠政策；并对三名子女以上家庭的家长延长退休年龄等。
5.禁止堕胎。从2004年起，韩国政府将执行了半个世纪的“劝告堕胎”政策转变为“杜绝堕胎”。当时韩国每年的堕胎35万件，接近新生儿出生43万的人数。政府认为，对这种“高妊娠，低生育”现象不能放任不管。韩国宗教界也出面倡导反对堕胎、反对自杀、尊重生命的运动。呼吁不得歧视非婚生育妈妈，创造不堕胎的社会环境。
6.鼓励跨国婚姻，积极引进外劳。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会通过鼓励跨国婚姻，积极引进外劳来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韩国是一个强调民族单一性，讲究血统纯洁性的国家，以前根本不可能沿用此招缓解同样难题。然而形势比人强，自90年代以来，韩国进入人口低生育率阶段，老龄化问题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人口短缺。韩国政府因势利导，鼓励跨国通婚，这些年，韩国社会变化最大的是跨国婚姻家庭的大量出现。
在韩国每年30多万件结婚登记中，有11%是跨国婚姻。在经济较落后的农业、渔业村落，有1/3的男人娶的是外籍新娘。韩国企业则大量引进外劳。
在2005年之前韩国是人口纯流出国，但从2006年开始转变为人口纯流入国，之后流入韩国的外国人数量每年都在增加。韩国国家统计厅的一位官员指出：“韩国人口能进入5000万时代，外国人的流入居功至伟。”其中主要是填补生产人力不足的外国劳动者和为了结婚进入韩国的结婚移民者。
篇8
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生育率已降到全球最低的0.7，远低于生育率2.1的世代更替水平，这一数据意味着平均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选择不要孩子。北京的情况比上海乐观一些，但生育率也长期徘徊在0.8以下。
这两个中国最主要城市的生育现状，揭示了中国在这半个世纪中剧烈的人口变动和观念转化：仅仅在40年前，中国的生育率还高达5.1，平均每对夫妇会抚养5个孩子，而现在，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稳定工作的育龄青年，有许多人正在逃离这一被全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过程。
仅仅不过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所经历和信奉的重要习俗和生活方式就经历了彻底的改变，这值得我们去努力探究潜藏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人们不再想生孩子了？
仅仅一代人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不想生孩子了。
全球生育率和中国生育率之比
年份2005-2010
全球2.52
中国 1.55
2成职业女性
为事业不愿生育
3成男人赞同
47.92%
39健康网进行的一次中国网民生育观调查，参与人数3360人，其中1610人表示不想生孩子，占总参与人数的47.92%。
10%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1980年至2005年25年的时间里对女性工资和生育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女性工资每提高10%，生育意愿就下降0.56至0.92个百分点。
39%
近4成的职场女性遭遇到生育压力和生育歧视，并因此影响到收入增长、职位升迁，甚至丢掉工作。
不孕不育率
3% 13%
1990 2010
教育程度和生育率关系
2010年，上海研究生学历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0.36个，其次是大学本科0.37个，未上过学的是1.8个。
1%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的测算，房价每上涨10%，生育率就会下降1%。
5000~8000
6成以上的城市人群表示，月收入在5000至8000元之间，才敢考虑生育孩子。
生育率最低的城市
上海 0.7
北京 0.7
澳门 0.91
香港 0.97
杭州 0.98
大连 1.0
天津 1.12
宁波 1.2
南京 1.3
0.37 1.8
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率
根据中情局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的数据，全球227个国家和地区（梵蒂冈除外）中，中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这些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生育率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处于垫底位置。如果使用联合国的数据，那么你会发现，全世界5个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地区）都是华人社区：中国大陆（1.22）、新加坡（1.09）、中国香港（0.97）、中国澳门（0.91）、中国台湾（0.90）。
儒家社会向来重视子女，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人伦极为重视，但在现代化之后，却都一举跌入全球最不愿生育孩子的国家（地区）之列，实在让人感到费解。中国大陆尚有计划生育政策可做解读，但在日本、新加坡这些从未实行过生育导向政策的国家，生育意愿的低迷，就值得人们考虑其成因。
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实行过生育导向政策的华人社区，其生育意愿的变化，就值得参照。
韩国现行生育政策口号：一个孩子很孤单，对子女最好的礼物是弟妹。
韩国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家庭计划政策，并提倡小规模家庭。政府通过指导和适当辅助措施鼓励国民少生孩子。但推行几十年后，韩国却遭遇了严重的出生率下降问题。韩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6.0一直下降，于是韩国政府于1996年废除了长达36年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并开始鼓励国民生育。
可情况未发生根本好转。进入21世纪后的韩国，逃避生孩子的趋势愈演愈烈，生育率于2005年下降至1.08，创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低水平。许多人担心日趋老龄化的韩国会失去成长动力。于是，韩国政府制定了《低出产高龄社会基本法》，并鼓励多生孩子。可2010年的生育率也仅升至1.22。
中国台湾现行生育创意标语：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
中国台湾
和韩国一样，中国台湾也曾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家庭生育计划，以引导民众的生育观念，并提出诸如 「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这样的生育口号。但是到了1984年以后，台湾的生育率就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线之下，此后就再没恢复过来。
到2010年，台湾的生育率再创历年新低，首度跌破「一字大关。这样的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尽管台湾当局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抛出一系列鼓励婚育措施，但收效甚微。
最后一个女人
去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其网站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女人》，按照现在的生育率对各国和地区最后一个女孩出生的时间进行了推算。按照该推算，中国香港最后一个女孩将在2798年出生，中国澳门则更早，中国内地也只剩下大约1500年的时间。
《经济学人》指出，亚洲很多富裕地区的女人不愿意被婚姻的枷锁困住，更喜欢过单身生活。这是她们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的信息，如果生育率不提高的话，世界上有83个国家和地区的女人将不会有足够的女儿接替她们。如此循环下去。按照《经济学人》的简单推算，离香港地区现在的375万女人最终缩减为1个只需要25代。按照香港女人平均分娩年龄为31.4岁推算，最后一个女孩出生的时间为公元2798年。
《经济学人》指出，即使是至少拥有3700年历史的中国内地，如果现在的趋势得不到改变的话，也只剩下大约1500年的时间。澳门地区虽然生育率比香港高，但由于人口总数比香港少，澳门剩下的时间比香港更少，大约只有600多年。
按照《经济学人》的推算，离香港地区现在的375万女人最终缩减为1个只需要25代。按照香港女人平均分娩年龄为31.4岁推算，最后一个女孩出生的时间为公元2798年。
A
繁忙和丰富的生活
城市人群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挤压了大部分家庭生活时间，城市越大，生活的节奏越快。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的性冷淡、家庭生活欲望减退，已成为都市人群中普遍的现象。此外，城市拥有着丰富的娱乐生活和社交活动，年轻人更乐于享乐，而不是依赖从家庭生活中获得乐趣，所以晚婚晚育，或者为了保持理想的生活状态而不育的几率更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生活，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将会逐步趋同。
B
短缺的劳动力
城市化水平的骤然升高还意味着：传统大家庭的解体和小家庭的增多，以及邻里关系的陌生化。这造成了育儿环境的不安全性提高，所以，要养育一个孩子，对城市青年来说，意味着在长达至少10年的时间，需要有一个劳动力来进行看护：从婴儿时期的照顾，到幼儿园的接送、小学期间的看护，等等，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很难选择让一方辞掉工作来长时间承担这一重任。所以，要么是聘用外人来解决这一问题，增加不小的经济压力，要么是请求父母帮忙。
城市化
按照社科院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而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在几乎所有国家中，一条普遍的规律是城市人口的生育率要远低于农村人口。在此之前，人们称其为「欧洲现象，以为生育率的低下，只存于欧洲社会，可是随着全球城市化率的提高，在所有地区都出现了相同的现象，不管是东亚儒家文化的韩国社会、中东伊斯兰文化下的伊朗，还是欧洲基督教下的俄罗斯，这一共同的现象使人们认识到：影响人们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文化、种族、肤色，而是生活方式。
C
阶层流动的挤压
曾有网友在论坛上表示，身为「穷二代的自己不愿意再生育「穷三代了，这一言论获得了45%的投票支持。在高房价的挤压下，年轻的都市人成为各种奴隶，房奴、车奴、卡奴，因此如果生下孩子，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成了孩奴。「孩奴一词，显示了当下城市青年的生活困境。「穷二代不愿生「穷三代的现实，集中体现了近些年来中国阶层的固化，社会的流动性不足，权贵阶层垄断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而底层民众则陷入全面的焦虑之中，不管是食品安全、房价，还是世袭招聘，直至到「生儿育女这件事上，都显示了上升通道阻塞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全面影响。
D
抚养成本的升高
养育孩子是一件再现实不过的事情。父母两个字，不仅是当出来的，更是「买出来的。要当父母，买的东西可是一长串。折叠式娃娃车、大房子、婴儿床、婴儿服、尿布、玩具、奶瓶加热器、奶瓶消毒器、奶嘴、婴儿用纸巾、电子产品、学费??而近年来抚养小孩的成本涨得更快。虽然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但各家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了这是件对财务要求很高的事情：中国社科院给出的数据是49万人民币，美国农业部最新的数据是在美国需要23万美元。此外，由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为人父母必须更重视孩子的质量，在义务教育之外需要花费的相关投入也是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当父母，买的东西可是一长串。折叠式娃娃车、大房子、婴儿床、婴儿服、尿布、玩具、奶瓶加热器、奶瓶消毒器、奶嘴、婴儿用纸巾、电子产品、学费……而近年来抚养小孩的成本涨得更快。
女人们不想生了
人们不再想生孩子了——在生育率降低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女人们不想生了。
也许是现今全球最有名的女权组织「FEMEN的成员们总是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她们觉得可以吸引眼球的角落，进行各种颇无厘头的抗议，让人很怀疑她们的目的也许只是找个理由胸膛而已。但实际上，「女权的兴起并不只是给我们增添了些这样颇有些香艳的谈资，而是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职场和男人们进行竞争，甚至在其收入发展趋势大有超过男性的当下，职业女性因为职位、自由度、个人事业等方面的考量，生育意愿降低甚至不愿生育的情况越来越多，而男人们面对这样的状况，却往往只能报以一声叹息。
职业女性的崛起
在19世纪中期，不过区区100多年前，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哪怕是在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妇女们的身份仍然是被归入丈夫名下的。赋予已婚妇女财产权在当时曾被警告说可能「将摧毁婚姻。因为如果一个妻子有权获得资产，她就会从她的丈夫那里获得「实际的解放。那「还有什么能阻止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做她想做的事呢？
时过境迁，百年以后，一切都变了。这已经不仅仅是妇女从丈夫那里获得「解放的问题，而是女人们「夺过家庭经济大权的年代了。虽然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还时不时地被人提及，但大势似乎不可扭转——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比她们的老公收入更多。在美国，这个数字占到了夫妻都工作家庭的1/3，而乐观地估计，到2024年，在美国从事教育、医疗、学术、艺术等行业的职业女性收入将超过男性，而法律界和医药业将在25年左右的时间内被女性掌握。
长久以来，女权主义者们——比如波伏娃，都认为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核心。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甚至达到主导地位，这必然会影响到她们对「家庭决策权力的要求和期望——这可能会引起男人自身的危机感。男人们不再是唯一赚钱养家，甚至不是主要养家的人，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扮演女人们「供养者的角色。而诸如生儿育女这样的家庭大事，自然也不再是男人们自己说了算，而是需要大家坐下来「谈，甚至是「听女人的。
不生的理由
「如果没有当过母亲，那这个女人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这句话你也许已经听过千百次，但是它或许已经过时了。法国人气作家Corinne Maier的新作《法国妈倡导不生孩子的四十个理由》就在挑战生儿育女这个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价值观。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已为人母，似乎她是在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诫还未「犯错的姐妹们。
Corinne Maier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既有「不生就可以继续享受人生，「避免变成‘空洞的黄脸婆’ ，「孩子扼杀性乐趣（因为生产过程中医生常会用到外阴切开术）这样的「常规理由，又有「避免成为‘活动奶瓶’，「育儿使家庭被专家‘殖民’（痛恨儿科医生、心理学家、营养学家、教育专家的骚扰和说教），「避免语言退化（因为和小孩说话，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童言童语，时态和用辞都简化，当你的小孩长大时，长期操这种「蠢蛋语言的你却退化了），「你一定会希望孩子未来能幸福，但他们的幸福，却不是你能掌握或预测的（气候变暖、竞争白热化、臭氧层破洞，还有三聚氰胺、皮鞋胶囊、PM2.5??好吧，后面这些是我加的，总之就是世界太危险了，小孩子们还是先待在火星吧），这类古灵精怪的原因。但总之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不生了。
收入越高，越不想生
我们自然没有必要深究 Corinne Maier给出的「不生育理由的合理性，现实中的数字已经在说话了，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逐步降低。
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女性怀孕对其在职场的打拼颇有影响。虽然有种种法律措施来保护女性的权利，但因怀孕而使职业生涯遭遇变数的事例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对一些已经处于高收入高职位的女性来说，这样的影响更为巨大。在生儿育女和当「女强人之间，有时她们需要做出取舍，所以有社会学研究者表示，「女性的社会活动不断扩大，因此进军高收入职业群体的女性，想放弃生育并在职场上继续打拼的现象越发明显。
除开对职业发展的考量，个人自由度和家庭幸福指数也在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Corinne Maier曾在她的大作中「警告说「当母亲是女人的陷阱，既要上班、做家务，还要接小孩、煮饭，还要保持纤细的体态，「这太强人所难。而且还告诫说「孩子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强力胶，在他们小时候，连你上个大号都不得安宁，就算是长大以后，一有问题，你也得义务帮忙，他们会黏你一辈子。Corinne Maier认为生孩子会毁掉 女人们的自由。
Corinne Maier的话或许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有调查显示，90%的夫妻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婚姻满意度下降，尤其是婚前就已同居的夫妻，这一影响更为严重。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两人的性生活等一切问题突然都发生了变化。
怀孕生子对职场生涯的造成的困扰，孩子出生及养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乃至身体的体型变化，个人的自由时间和夫妻的性生活受到影响??这些都成为女人们「不生育的理由。
男人们不再是唯一赚钱养家，甚至不是主要养家的人，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扮演女人们「供养者的角色。而诸如生儿育女这样的家庭大事，自然也不再是男人们自己说了算，而是需要大家坐下来「谈，甚至是「听女人的。
婚姻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在近60年间一直经历着变化，意义最深远的，是女性地位的上升和婚恋观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推迟了结婚年龄，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过去30年间大幅提高，已近逼近30岁，和富裕发达国家相当。推迟初婚意味着，她们中的很多人会终生不婚。这一数据显示了女性在获得和男人相当的工作机会后，有了更独立的经济地位，这种转变会促使她们对婚姻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她们当然还渴望婚姻，但结婚只是为了使自己有更幸福的生活，而不再是依附男人过活的生活必需。
此外，对配偶的期望上，中国女性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月入4000元才有资格谈恋爱的话题，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已，这意味着女性不再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婚姻的自由、女权的大幅提升、更公平的收入，以及显而易见的，相对较少的人数，都使她们在婚姻市场上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火暴，24名女性对单个男嘉宾的身高长相、家庭事业、谈吐性格等方面的判断，只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注脚。男性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并且将会更残酷：中国目前的男女收入比率为1:0.65，而在更为发达、女性权益更受保障的西方国家，数值比这更高，英国是1:0.71，美国是1:0.88，挪威甚至达到了1:1的理想状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显然无可阻挡。
此外，对低质婚姻的不容忍，还使得中国社会的离婚率大幅攀升。中国的离婚率已经保持连续8年递增，每年有200万个家庭解体，这种越来越高的离婚率，打击了人们对像美德一样的长久婚姻的信心，对家庭财务、长远规划，甚至子女生育方面，都施加了负面的阴影。如果同样的现象发生在西方，这并不会影响到社会的生育率，但东方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婚姻和生育文化。在美国，将近40%的小孩是单亲妈妈生的，在一些北欧国家这个比例高达60%，人们对不结婚但拥有小孩的现象司空见惯；而在亚洲发达国家，例如日本，这样的单亲家庭的比例却低至不到2%。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在儒家文化下，未婚生子仍是不被主流道德观所接受的，所以，如果要生育孩子，就需要有稳定的婚姻。事实却是，晚婚和不婚，以及拥有失败婚姻的人越来越多。
「剩女一词的出现，不过是对这些现象的集中描述。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经济自由、对爱情充满期望，对低质的婚姻更不容忍，这些期望在某种程度上为她们的婚姻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和难度，所以，在婚姻之路上遭遇的坎坷就更多一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更早，更容易达成适合的婚姻。而找不到适合结婚男士的都市女性，主动或被动地单身，造成了她们最终成为「剩女，她们既在传统的道德要求下无法单身抚育孩子，又拥有较高的经济独立性，两相结合的结果就是：更低的生育率。
生儿育女
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在中国，生儿育女从来不是件个人的事情。
来自家人的催促是最常见的压力。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意味着，不管你在世俗的生活里获得多少成功、乐趣、幸福，仅仅因为没有生育后代，这一切都不具有任何意义。这种固执的缺憾教育，成功宣扬了拥有自己的孩子乃是一种圆满生活的必须。
此外，一对已婚的夫妇，如果迟迟没有养育小孩，还得遭遇到隐私上的困扰。亲戚、朋友、同事会关切你的生养计划，他们不会有任何侵入他人隐私的道德困扰。想要结束这一切的办法只能是生下孩子，否则就会面临每年不停的关心，对你生育能力的揣测，甚至是道德上的品头论足。
此外，社交也是个难题。在结婚、生子这样的问题上落单和特立独行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后就会发现自己会遭遇社交上的尴尬：从前的朋友们都已为人父母，大家聚在一块儿时，论题往往都集中在育儿经上，哪种尿布更好，哪个幼儿园报名容易，谁家孩子有出众的才艺??而落单的人就只能沉默以对，两次三次之后，你会发现连社交都变成了一件让人厌烦的事情。
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以上这些情况说不了。
Me First
对没有生育意愿的人来说，当父母只是件符合「政治正确的事情而已：符合父母的要求，符合亲朋好友的眼光，符合社会的大众潮流。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别人的意愿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呢？
在他们看来，「自己优先(me first)，才是有勇气的表现。人生的意义，不用靠一个小孩来证明。人们忙着挣钱养家、工作、制造下一代，然后往复循环，独独没有去体验生命的梦想和意义。如果小孩子只是一件安慰人生的道具，生育才是件不道德的事情。
模仿来的渴望
在生儿育女之前，很少会有人扪心自问：我是真想要孩子，还是因为社会的压力才发展出这样的渴望？人们生孩子，把这当成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婚了，所以我也要结婚；因为大家结婚后都生孩子了，所以我也要生孩子。这种渴望更像是一种模仿来的渴望，并非发自本心。而生育这件事，本应是人生的一种选项，而非必须。
有子女的人生更幸福？
一个常见的偏见是：和有子女的夫妻相比，无儿无女的父母更不容易感觉到快乐。但事实真正如此吗？相比有子女的夫妻，无子女夫妻在性生活、社交活动和个人兴趣发展上的满意度更高，此外，他们还避免了因抚养孩子之间的争执对夫妻关系造成的影响。不过，至今尚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哪种生活方式带来的幸福感更强，因为个体的婚姻生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不要孩子的25条理由
1.缺乏对孩子的欲望
2.不愿意为孩子牺牲隐私
3.不愿意为孩子牺牲时间
4.不愿意承受增加的财政责任或负担，或无力支付这一成本
5.认为要孩子将阻碍职业发展
6.认为家长身份有一天将被自己厌恶
7.认为保持一定程度的与伴侣之间的情感和肉体亲密性在孩子出现后会变得不可能
8.感觉到或者事实上无力做一个有责任心、有耐心的家长
9.不生就可以继续享受人生。一旦有了孩子，就会失去自我，开始活在别人的时间里，照别人的行事历走
10.身体状况不允许，如存在糖尿病、抑郁症或宫外孕的风险导致怀孕变得危险或困难，或抚养孩子变得困难
11.害怕或厌恶怀孕的生理状态
12.认为生产是人生一大折磨
13.担心母乳喂养令身材走形
14.相信不把更多的人带到世界上来是仁慈之举
15.认为如果孩子是多余的，带他（她）到世界上来就是错误的
16.认为既然有如此多的孩子等待被领养，有意地要孩子就是错误的
17.认为养宠物比养孩子更有乐趣
18.既要工作又得抚养孩子是件痛苦的事情
19.孩子扼杀性乐趣
20.世界上人口太多，空间有限，不生育是一种美德
21.教育孩子是一场战争
22.中国环境太差，不适合小孩生长
23.把孩子作为维系婚姻的手段，对子女不公平
篇9
【关键词】计划生育的再生产效应；文化资本；人口转变
一、计划生育再造与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为了论述其实践理论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其对“场域”和“惯习”研究的继续。按照布迪厄后来的总结和概括，文化资本可以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状态存在，分别体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文化商品及区分文化资本高低并为之提供庇护的原始资产三种形式。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身体、精神上的持久的“性情”，蕴涵于布迪厄所强调的“惯习”之中。家庭文化环境对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影响较大，且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对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下，更多地出现了独生子女。在这一点上，对于文化资本传递的影响是巨大的。独生子女被更多地被父母关注，他们和父母的互动更显著，接受父母精神方面的影响，这样更有利于获得父母的文化资本。特别地，作为独生女，她们往往得到更多的疼爱的同时，也被期许了更多的希望，她们或许被要求要像男孩一样努力奋斗，这也促进了她们文化资本的积累。即使在农村，由于“一胎半”的政策的实行，生育间隔的拉长使得作为头胎的女孩也会在一定时期受到较多的关注。
客观化文化资本体现在特定的文化物品之中，如书籍、词典、机器等。这类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联系较为密切，因为要获取这些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计划生育政策对其影响更为明显。一方面，在相同的条件下，抚养孩子的数量减少必然会致使直接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怀孕次数和抚养时间的减少，母亲由于怀孕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在相同的条件下，孩子成本的减少会相应地增加家庭的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增加家庭的文化物品，如书籍和计算机的购买。
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体现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上，通过制度渠道等级差异得以合法化的文化技能、文化知识、文化素养等，如正式的教育文凭、资格证书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受教育水平上。显然，在有无计划生育作用下，子女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有研究发现，除非一个家庭的条件足够好，家庭会把教育发展的机会优先分配给男性而非女性。这种家庭的教育选择策略在计划生育政策下被明显地弱化了。首先，根据上文的分析，由于生产型消费的减少，使得家庭更愿意对孩子的教育进行投入。更为重要的是，较少的孩子数量，使得家庭在选择对谁进行教育投入的余地上减少。
二、文化资本与生育决策
作为积累性和持续性的“性情”，具体化文化资本根植于一个人的价值观中。在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人的眼中，生育行为已不再是“随性”或“自发”的，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由于青少年时期生活经历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影响，持续性的“性情”会导致一种“少生、优生”的偏好。“在动机与行动的关系链中，偏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个人的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决定个人作出行动方式选择和导致行动结果的直接条件。”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得到父母的较多关注和文化资本的传递，所以，当在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一代进行生育决策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文化资本的传递。
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增多对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中，避孕工具的使用对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相关书籍和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避孕知识增加，获得避孕工具的能力大大加强。与客观化文化资本所对应的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一方面减少了人们性生活的频率；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孩子对于心理抚慰和满足的效用，人们更愿意投入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抚养孩子上。此外，电视和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人们更易接受“社会养老”等新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孩子的效用。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预期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74年上升到9.5年。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带来了人力资本的增加，导致妇女进行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抑制了人们的生育需求。另外，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性，教育级别较高的人倾向于让他们的子女保持他们较高的教育水平，必然会增加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预期，从而促进他们的生育选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三、结论与讨论
借助对计划生育政策、文化资本与生育率下降三者关系的分析，本文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新时期作用机制复杂化的倾向。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进入市场转型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再是依靠单一的行政指令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它的再生产效应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进而维持我国的低生育率。我国的低生育率稳定机制正在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展示了文化资本在计划政策作用机制复杂化倾向中的解释力。但是，单单是一个文化资本的变量是不足以说明复杂的计划生育再生产效应的。如果想要更加深刻地了解计划深远的再生产效应，仍需要更加细致、深入、大范围的思考、调查和分析。
参考文献
[1] 布尔迪厄，皮埃尔，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篇10
一、我国计生过程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所谓逆向选择，本文借用生物进化现象，是指由于人类人为控制和干预人类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产生不利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活动。我国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产生了地区分布、城乡人口的逆向转移，性别比严重失调，代际机会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独生子女逆向奖励，人口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1、地区逆向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实践证明这种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是与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资源的分布相适应的。西部虽然地域辽阔，但气候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不适宜生存，生态人口脆弱，人口承载力很小；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资源开发利用较早，后备资源有限，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吸纳能力有限；东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对人口和劳动力具有很强吸纳能力。有关专家测算，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而东部地区则处于富余状态，即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远远超过了东部地区。所以，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规律。而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却形成了逆向转移。当然这种转移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流动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力增长速度差异形成的。东部经济发达，生育率较低，发达地区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育率却较高。据统计，1978--2003年全国净增的3.25亿人口中，东部占了34％的份额，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东部的增长份额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区却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东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转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转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转移了7.1％。
2、城乡逆向流动
劳动力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业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但在我国由于生育政策的结果却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逆向“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逆向流动，是由于城乡人口增长的速率差引起的。据统计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城乡妇女总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缩小为1.3，目前，差异进一步缩小，但仍达到1.1(城市为1.2，农村仍高达2.3)。如果按每年转移1300万农村人口计算，计划生育40年，仅生育率差导致的城乡逆向流动人口就占转移总人口的80％，几乎相当于转移人口的总和。可见生育政策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多么巨大。如果以城乡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教育和卫生条件差异来看，由于生育率差异导致的3亿左右逆向转移人口，无疑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的总体素质，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总量和难度。
3、性别逆向选择
按照国际社会定义，一般男女性别比在1.02―1.07之间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较高，人类在生育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选择，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导致的性别失衡。从我国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性别比就开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别比就出现了异常偏高的现象，一直持续增长至今，预计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而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强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时期，1984年以后虽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还是更为严格。我国性别比异常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东部较高；农村、小城镇较高，而大中城市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新疆，贵州、内蒙、云南、宁夏、黑龙江较低在110以下；而陕西、广西、海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苏、福建、河南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区在110-116；全国分市、镇、县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际机会不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波动，形成了我国代际生育水平的差异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水平就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由于生育水平自然降低的趋势是渐进和缓慢的，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而在我国，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是政策强力干预的结果，加之生育政策波动较大，因而生育水平的下降对人们的生活和代际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代际不公现象。我国计生政策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1973―1980年“少、稀、晚”时期，1980―1984年，“一孩化”时期，1984―1999年，政策调整时期，1999年至今，低生育时期。第一个时期，政策到位，执行有力，效果显著。人口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第二时期，是一孩化强力推行的特殊时期，但效果很差。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到1990年升至2.6。第三时期，由于政策调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生育，加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抑制效应，生育率开始逐步降低，到1999年已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2000年至今是我国生育政策趋于稳定、完善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效应下，生育水平降到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正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生育水平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而80年代以来的严格的生育政策，不仅产生了独生子女问题，而且引发了“婚姻挤压”、就业困难、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未富先老、老龄社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代际之间的机会不均、权利和义务失衡现象，人口安全隐患增多。
5、家庭逆向淘汰
家庭逆向淘汰的典型表现的就是“越穷越生”，地区和城乡的逆向选择只是家庭逆向淘汰的宏观表现。据笔者观察，目前媒体报道的贫困问题大多与多子女生育相关，据笔者调查，目前高校贫困生独生子女几乎为零，而大多为2-3胎生子女。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为2.3，一对夫妇平均为2个多孩子。而城市则只有1.2―1.6个，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比重超过一半。家庭
的逆向淘汰，不仅加重了贫困家庭负担，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不和谐因素之一。家庭的逆向选择问题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子女户(计划外生育户)多数在农村，基本在“非单位人”家庭，多出现在贫困家庭，说明了我国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说明了我国以处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诱导机制，在遭遇到贫困时的无奈和失效。因为，现在农村居民已经没有单位的行政和经济的强大约束，原来在体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机制已不能有效地在解体后发挥作用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已经严重削弱；以处罚为主导的计生管理模式，在遇到贫困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在处罚成本接近零的条件下，再大的处罚力度都是失效的；在遇到非单位人时，超出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和管理成本，管理处罚已经很难有效落实了。
6、社会逆向鼓励
家庭的逆向选择已经充分暴露了现有的以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手段的问题。现有的生育正向鼓励政策与行政处罚相比，鼓励政策显得苍白无力。城市独生子女可以拿到每月10元的独生子女费，这对于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城市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吸引力可言。之所以城市人计划生育做得好，主要是因为行政处罚对于城市人(大多属于单位人)成本高昂，加上城市人观念比较现代，较高的发展水平带来了越来越强的生育抑制效果。高昂的子女抚育费用、激烈的工作竞争、较长的教育年限以及高昂的生育成本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疑越来越替代生育政策发挥节育的主导作用。而对于农村人口，不但处罚成本很小、生育成本低廉，而且生育可以带来可观的福利收益：人均多份耕地、养儿防老、分担劳动强度、适度的规模养育效应等等。所以现行的计生政策导致很强的逆向选择：多子女户主要来自贫困农村、体制外家庭。从现有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制来看，社会媒体关注的贫困群体大多有多子女的背景，社会救助对象大多是多子女家庭或多子女本人，而救助强度常常高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奖励，甚至高于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福利，实际上，这就变相鼓励了多子女生育而抵消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优惠。
7、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的逆向选择
我们在欣喜地看到我国计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时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问题：生育质量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以及劳动力后备不足、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计生工作的根本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把计生工作的任务简单等同于控制人口的数量，而忽视了人口的结构优化和质量问题，这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会给计生工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由于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在生育政策的“后移效应”作用下，未来几十年我国将面临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的挑战，人口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目前乃至今后40年，我国正面临后备劳动力增速下降和老年人比重过快上升、人口结构日趋恶化、劳动力短缺、社会赡养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滑，我国人口红利将提早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负债”时代。为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达近1/3的人口红利的快速衰竭和老龄化的急速推进，使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养老制度等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2)人口红利日益衰竭，劳动力面临短缺挑战。虽然我国劳动人口可以持续增长到2016年，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目前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1％)，只有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显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地区的许多农村里。16―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剩余的劳动力了。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趋于上升。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四个季度中，该比率最低时为0.65―0.75，到了2004年提高到0.89―0.94，在2005年前2个季度达0.94和0.95，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可见我国劳动力利用空间迅速缩小，劳动力开始由结构性短缺趋向总量短缺。劳动力短缺不仅挑战着我国的现有的劳动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对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3)未富先老，独生子女老人养老风险突出。最近几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正以0.3％的速度进推进。200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40年我国老龄人口达到峰值4.3亿，比重将达30％，也就是说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而劳动力的抚养比将高达2/3。届时我国人均GDP约5000美元，也就相当于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届时，我国将是第一个在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率先步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国家。我国将面低水平社会保障条件下的最大人口的养老问题。我国约1亿独生子女也将先后步入老龄，这些老人将面临巨大的家庭养老风险。
(4)劳动力未来短缺与目前劳动力增长总量过大的矛盾突出。据预测，我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5亿人左右，其间我国人口将增加2亿左右。而劳动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点，将超过10亿人。近期我国人口增长压力仍然很大，就业问题将异常突出，因而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将不容丝毫懈怠，而远期我国将面临深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未来20年，我国计生工作将更加复杂和严峻：总量控制与人口结构优化矛盾异常突出，人口质量现状与我国人口快速转型还很不适应，人口储备与未来劳动力需求存在着越来越突出的缺口。
二、产生“逆向选择”的政策原因
我国计划生育过程中产生逆向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有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原因，但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与我国的计生政策、管理体制和计生工作相联系。
1、不统一、不稳定的计生政策，加剧了人口地区、城乡分布的不合理和代际不公
我国长期以来事实上执行的是有差别的计生政策。目前，这种差别仍然十分显著：在城市执行的是一胎生育(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在农村执行的则是有差别的二胎政策(多数省规定，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云南、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等省(区)规定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农牧民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这就鼓励了政策性人口城乡逆向转移。由于农村特别是边远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政策，导致了城镇化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
之间的人口逆向转移。由于实施计生政策的前三个10年执行不同的标准的政策，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执行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城乡“一孩化”政策导致政策断层，增大了居民的政策不可预见风险，所以在80年代出现扎堆“抢生”和“强生”现象，导致生育率短期内大幅度回升的逆向选择，从而加剧了代际不公。而在大多数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例外”生育(头胎为一个女孩)，在现代技术手段支持下，出现了选择性别生育的异常想象。杨菊华博士的研究显示：在推行女孩例外制省份和地区，儿童性别比最高，而且，生育政策越紧的地区，老龄人口比例呈越高的趋势。
2、现代科技手段的滥用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口的性别比偏高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应对男性死亡率较高的男性出性别比偏高的生育规律，在现代科技普及、婴幼儿死亡率很低的今天，却形成了令人尴尬的性别失衡问题。当然，中国近年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现代技术手段的不合理滥用导致的。上世纪80年代，B超技术开始在城乡普及，助长了具有强烈男性偏好的居民在生育中非法采取人工性别选择。80年代初，该技术由大中城市、小城镇到农村，由信息交通便利的地区扩散到边远地区，而性别比偏高的分布情况恰恰印证了现代技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普及影响，由于大中城市的男孩偏好较弱，在技术普及的早期影响较小。有关研究也证实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男性偏好、传统文化、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异等因素均无关，是由于人为干扰胎儿性别引起的。
3、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工作模式越来遭遇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冲击
我国近40年生育政策的实践说明，在计划条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处罚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效率低下、容易引发激烈冲突，而且在过分严厉的政策条件下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在较好的社会保障环境中会产生逆向鼓励。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说明，较宽松的生育政策却导致生育率下降，而且保持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国外实践也说明，不采用行政处罚强制手段，依靠经济发展和利益诱导，同样可以取得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⑧，证明了“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手段”的道理，而且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4、违背人口规律、盲目急于求成的计生工作，加剧了人口安全隐患
回顾我国计生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计生工作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的波动和挫折，都是由于违背人口生育规律、急功近利导致的。从我国人口现状来看，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计生工作过分强调控制人口的总量，而忽视了人口的微观结构优化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给我国人口安全留下了诸多隐患：未富先老、老龄化过快，性别比过高、代际不公，人口红利衰竭过早、人口质量不高，人口结构转型过早过快、结构矛盾突出等。
三、纠正和应对“逆向选择”的政策建议
1、建立统一稳定可预期的计生政策，确保我国人口的平稳转型
面临着我国人口结构由青年型快速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型，我国生育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因而，为保证我国人口转型的平稳过渡，更需要加强政策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及早建立统一稳定的可预期的生育政策，才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生育环境，有效防止逆向选择的最佳选择。
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低生育水平的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所以要充分利用多元社会的利益诱导机制和发展对生育的反向作用，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并完善适应低生育水平的计生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适时诱导人们合理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
3、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人口出生质量
转变计生观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干预人口生育的功能，提高人口的出生质量。要吸取计生工作的教训，把计生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的质量上，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的手段坚决杜绝导致逆向选择的人工干预，建立科学有效、覆盖全民的防御缺陷生育、保障零缺陷生育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4、适时放开二胎生育，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
从法律和权、责、利对等的角度看，有差别的二胎生育政策，是有违公平精神的，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生育覆盖的主要是农村和边远省区，而且这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较宽松，事实上造成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二胎甚至多胎生育，而城市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一胎生育政策。计生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人口的逆向淘汰，而且放任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性别失衡，从而鼓励逆向选择，加剧了人口结构的矛盾，降低了人口的整体素质，拖累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拉大地区和城乡的发展差距，增加了政府协调发展的难度。所以适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不仅是对逆向选择和逆向淘汰的补偿和平抑，而且是以人为本，科学、公平、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5、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发展的生育抑制效应
综合来看，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政策。人口生育的逆向选择的背后都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原因。中外的历史经验说明，哪里的经济社会发达，哪里的生育水平就较低。我国逆向选择的“重灾区”基本都集中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人为干预胎儿性别例外)，所以计生工作的重点不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在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和乡村。因此加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是最彻底最自然的节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