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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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篇2

摘要：针对德里达思想被误读的现象，对德里达研究提出了以中西比较为重点的研究方法。以佛家思想为参照系，对两者在世界“有”“无”关系的本体论问题，世界存在方式问题及语言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强调，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占主流的。此外，对德里达逝世之后的解构主义前景作了展望。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佛教｜僧肇｜华严宗

被法国总统希拉克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德里达逝世了。他的解构主义曾轰动美国，进而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盛行，时至当今，还被许多学者不断研判。德里达解构主义传到中国有二十多年了，近些年，德里达研究已成为中国显学。我们不禁要问，他的思想伟大在哪里？他的解构主义究竟告诉我们什么？

一、研究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方法及他的解构策略

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学界目前呈现莫衷一是的局面。认为不存在文本误读问题的德里达于2001年9月14日下午在上海社科院讲演时也认为他的解构理论被许多人误读了[1]。作为犹太裔的法国人，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同中国人差别很大，还有他“艰深晦涩”的文风，法文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等因素，存在误读也在意料之中。

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不失为好的解读策略。陆扬先生的《德里达和老庄哲学》，奚密女士的《解结构之道──德里达与庄子比较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德里达思想是我们眼中的德里达思想，不一定完全符合其本意。但作为“山外”之人，或许更容易看清其实质，因为少了许多“身在此山中”的弊处。

德里达的“解构”概念（déconstruction）从形式上参照了海德格尔德的“摧毁”（Destrucktion）概念，也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但又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摧毁”。海德格尔要摧毁的是传统“在场”的形而上学，正是这种传统思想使西方人执著于现实可感事物，认其为“真”，而看不到与现实无限关联的“不在场”的事物；由于存在这种“盲区”，西方人形成了“我”与“世界”绝对二元对立的思想。这种对立既是使西方获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原因，也是造成战争、环境恶化等灾难的根源。

德里达也要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像许多分析哲学家那样，他从语言和文字入手，通过对语言中的一系列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言语／文字、灵魂／肉体、直觉／表现、自然／文化、理智／情感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具有高低等级次序的颠覆，证明传统思想中确实存在看似正确而漏洞百出的问题。他是如何解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呢？被誉为德里达研究权威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库勒在《论解构》一书中写道：“当某一理论举出几个特定的呈现作为进一步发挥的根基时，这些实例无一例外地证明已经是种种错综复杂的结构。说是种给定的、基础的成分，到头来却是发现是种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简约或纯粹之呈现的权威意味荡然无存。”[2]（P79）

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策略采用的就是把二元对立的一对范畴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看成是依赖于与之相关的“不在场”事物的东西；而这个“不在场”事物同样也依赖于其他“不在场”事物。而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被无限地追索。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在场”事物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由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序列,德里达称之为“痕迹”（trace）。这样，居于优势地位的“在场”事物的权威性被逐渐削弱直至荡然无存。按照这种思路，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最终“在场”的先验所指，而只有“不在场”能指的不断替补。“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能指的运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最终会消亡”[3](P30)。这样他就消解了传统思想中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

二、佛法与德里达思想在“有”“无”问题上的比较

从佛法角度看德里达思想，会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能说德里达思想就是当今“新乘佛教”，因为两者又有本质的差别。

德里达的所指与能指关系可归结为“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用中国哲学话语来说是世界的“有”和“无”、“有”和“空”、“真”和“假”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佛家思想对这些问题早有深刻体悟。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乘空宗般若学派著名人物僧肇提出“不真空”思想，即认为世界本性是“空”，然而从现象层面上说，世界又非“无”，是“非有非无”的“有无”统一体即“空”[4](P374)。僧肇的“不真空”论是在与当时主要佛学流派“六家七宗”对世界“有无”及“空”的问题的论战中建立起来的。

“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道林在《即色游玄论》中说：“色不自色，虽色而空”，即认为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没有“自性”、“自体”，因而是“空”的。僧肇在《不真空论》中说：“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僧肇认为，即色宗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因为色本身就是空的，并非经过分析才是空的[5](P373)。

与世界“有”“无”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佛教宇宙观的最基本观点“缘起说”。《杂阿含经》卷十二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实为“缘起说”的典型表述。佛教认为，宇宙一切现象的有无、生灭，都依一定条件而存在，都因一定条件的离散而毁失。宇宙万相是由各种原因及条件汇集而成的因缘之网，其间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

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也阐释了世界万物之间的因缘关系。华严宗认为，世界一切存在，都互为原因和条件，由一法而生起万法，由万法而生起一法，万法相即相入，无碍自在，重重缘起无穷。《华严经》用“海印三昧”描绘佛的境界，形容一切境相如海水一样涌现，其中一滴水即纳百川之味，因而一切法都是互相贯通，互相包含，形成一个圆融一味的大法界即“无尽圆融”[6](P425)。

德里达解构理论强调只有不断替补的“不在场”的能指，而所指不过是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所指的存在依赖于与之相关的能指，即所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而这些能指的存在也依赖于其他能指，这些能指也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所以，并不存在最终不是能指的所指。由此可见，从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角度看，德里达同即色宗、佛教的“缘起说”及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的观点很相似。但德里达对如能指等“不在场”事物的无限追索，使人觉得是一条“线性”的“因缘链条”，而没有对众多不同的“不在场”事物作横向贯通；同佛教把世界看成“因缘之网”的系统观点相比，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

佛家重要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与“空”、“有”与“无”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融合的。这样，世界同时也是“有”和“无”的统一体。德里达三番五次地解释他的“延异”思想，认为只有“延异”，而没有“本源”。进而，他连“延异”也要否定，说“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可见，德里达生怕人们把“延异”理解为“有”。但它是“无”吗？德里达也说过，延异是差异的本原、差异的生产、差异的游戏，差异的差异等等，也没有完全否定其“有”。可见，德里达既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有”，也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无”，与僧肇的“不真空”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这并不是德里达对“有”“无”关系作出系统思考及论证的理论自觉的结果，“延异”思想远未达到佛家对“有无”问题系统阐释的自觉思辨的高度，这种不谋而合是西方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三、两者在世界存在方式问题上的比较

在德里达的文本世界里，能指是变动不拘的，它不断替补其他能指，它的不断运动呈现出一条无限延展的“痕迹”，德里达称这种无限运动为“延异”。

源于古希腊爱利亚派芝诺“否定运动的四个论证”中的“飞矢不动”论题早就提出了“飞矢在飞行的每一特定瞬间既在一特定的点上，又不在这一特定的点上”的矛盾。芝诺得出了否定运动的结论。恩格斯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德里达的理解是，只有把“特定”的现时瞬间看成处在过去与将来的连续的“痕迹”之上，即不把现时瞬间看成是一纯然自足的给定的结构之时，才能理解运动。这样，必须“从作为延异的时间出发，来思考在场。”[7](P237)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德里达一以贯之的解构策略。尽管“一瞬间”是极短的时间，他也把它看成是过去与将来之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纯然自足的给定结构。

佛家对宇宙结构有系统及精当的看法。《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和《法界安立图》等著作对于空间、时间问题作了集中的阐发。《法苑珠林》的《劫量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时量”，以极长的时间单位“劫”来表示；还从微观角度，以极短的时间单位“刹那”来表现世界的生灭无常。《大正藏》卷五十三云：“时极短者，谓之刹那也”，“一弹指顷有三十二亿百千念”，“一念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复有九百生灭。”可见，佛家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过程永远不会终止，时间不会停留某一时刻上。且极长的“劫”是无限的，极短的“刹那”也是无限可分的[8](第23章)。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让众生打破把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绝对区分的传统观念，以悟入菩萨境界。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的思想同佛家时空观中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的观点确有相似之处。事实上，佛家对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还有更全面之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运用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观点批评了小乘佛教偏重“无常”的倾向，在他看来，“常”与“无常”、“变”与“不变”应当是统一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论证“动静未始异”时，他说：“《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虽静而不离动。”意思是说，《放光般若经》说，事物无去无来，也没有运动转变者。寻求静，不要离开动去求，而是求静于动中，所以虽动而常静；不离动而求静，所以虽静而不离动。这样，他通过说明“虽动而常静”、“虽静不离动”，由此论证了“动静未始异”。接着，僧肇还论证了“若动而静，似去而留”的“物不迁”命题。一是“去者不至方”，他根据般若经论的万物无所来去之理，论证从运动中求静之看，事物并不是从一空间到另一空间，即万物无实质运动。二是“昔物不至今”，即说明过去、现在、将来事物之间也有明确的区分。三是“因不灭不来”，即说明因果之间明显的时间差别。这样，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做出了全面分析[9](第24章)。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使人明显感到刚一“接触”到某一能指，这能指就“逃匿”了，就被其他能指“替补”了，我们“抓”不到任何一个确定的能指；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也使人捉摸不定，无怪乎罗蒂称德里达为“坏小子”。同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的全面把握相比，德里达是偏于“动”而否定“静”。这还使人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克拉底鲁认为“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观点。这种认为万物瞬息即逝、变幻无定的思想确是德里达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他的解构策略也是建立在这种“瞬息无常”思想基础之上的。笔者看来，他的思想著于“无常”而失于“静止”，与小乘佛法的“动静”关系思想有相似处，但从大乘中观思想看来，确有片面处。

四、两者在语言观上的比较

德里达的著作以晦涩难懂著称。但笔者看来，他并不完全是想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以使其理论显得高深莫测。一方面，他对他解构思想的解释，尤其对如“延异”、“痕迹”、“撒播”等概念的解释，确实“力不从心”，可谓竭其所能，而终究“言不尽意”。另一方面，他为打破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传统观念、为体现能指的变动性，也采用了与当今主流写作方式大相径庭的文风。

他用“痕迹”来描述能指的不在场及不断替补的特性。又自造了“延异”（différance）概念。而“延异”是由“差异”（differ）和“推延”（defer）两个词结合而成的，是对索绪尔的“差异”（différence）概念的改造。为了说清楚“延异”，德里达可谓穷其辞能，用心良苦。他在《论文字学》中写道：“痕迹事实上是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痕迹乃是延异，这种延以展开了显象和意指活动。……痕迹既非理想的东西，也非现实的东西，既非可理解的东西，也非可感知的东西，既非透明的意义，也非不传导的能量，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能够描述它。”[10](P92)美国批评家雷契在《解构批评》一书中列举了德里达本人对延异的许多解释。“‘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延异是差异的本原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不是一种存在——在场，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哪里都不卖弄权威，也不以大写字母来炫示。不仅没有‘延异’的领地，而且‘延异’甚而是任何一块领地的颠覆。”[11](P402-403)

佛家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可谓深刻而系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大乘佛教大都否定语言的实在性，但同时强调离不开语言的教化作用。大乘佛教空宗般若学派的般若学说对语言文字的空性多有论述，认为以般若智慧观照空理是把握人生实相的根本。《放光般若经》卷一云：“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之字，以无所见，故无所入。”意思是说，般若观照是不见一切事物的名称，是以无所见、无所入而冥合空理。《大般若经》强调，指称万物、描述万物的差异，又离不开名言，佛正是顺应众生了解万物的需要而说，这也是般若，称为“文字般若”[12](第31章)。

佛教为阐述难以表达的真理，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正面的肯定是（称为“表诠”）和反面的否定（称为“遮诠”）。后者通过排除事物的属性来诠释事物“不是什么”来说明最高真理。即通过“不”、“非”、“无”、“离”等否定式来表达。如龙树在《中论·观因缘品》中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来显示真理的中道[13](第31章)。德里达德在阐释“延异”等概念时就采用了类似“遮诠”这种方法。

禅宗在语言文字观上也继承了大乘佛法的思想，持“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观点。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禅宗在佛法修行的实践方面较以前佛教有诸多创建。禅宗通过棒喝、体势、圆相、触境、默照等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修行方式，旨在打破修行者头脑中能指与所指具有固定联系的思维定势，排除语言文字对人把握真理的障碍作用，以直观达到契合真理的目的[14](第28章)。相比之下，德里达解构主义也要消解西方人头脑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但他只会用思辨的方法来分析，而缺乏禅宗的“直观”、“体悟”等环节和阶段，也缺乏如禅宗修行那样消解二元对立的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德里达能否能真正达到解构的目的很值得怀疑。

由此可知，佛法教人解脱生死痛苦，追求超越境界，主张通过语言而超越语言，运用语言而排拒语言。可以说，佛教既深入文字语言之中，又从语言文字中超脱出来。而德里达一下子陷入语言文字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体会到的只能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正是德里达思想同佛法相比缺乏超越精神的突出表现。

以上所述德里达思想同佛法思想的相似及不似之处，只是冰山的一角，两者的比较应有无限多的方面。笔者看来，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佛教以追求最高智慧和超越境界为目标的“人生”论、修行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论、成佛基础和修行核心的“心性”论为主要内容。而德里达思想缺乏超越精神，只见文本不见人，缺乏“心性”论，也没有实践论。而他的本体论也只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只给人变幻不定的夸大能指运动的感受，也没有系统的“有无”、“动静”等关系的辩证思考。但我们也不能把德里达的思想说得毫无价值。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中说：“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意思是说，在具有最高智慧的境界中所看到的是，一切法和佛法都是因缘所生，他们都有“不变之体”和“不变之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平等的；若思想中有佛法同其他一切法的绝对区分，并执著于佛法，就不是最高境界。同时，也不能执著一切法为实有，也不能执著一切法的名相。而在华严境界之中，最高境界是“事事无碍法界”，一切事法自然融通，法法无碍，诸法互摄，重重无尽，具足相应；在此境界之中，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并非无法贯通，也无绝对区分。

但从世间法的层面看，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确有很大区别。罗蒂在检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众多哲学流派稍纵即逝的现象时说到“我们只做五分钟的明星”———缺乏超越精神、不具博大精深的系统的思想内涵，没有长期历史积淀的西方思想是注定要成为“流星”的。至于德里达理论的前景，他的思想不会随他的离去而销声匿迹。走了德里达，会有更多衣钵继承者不断涌现，因为，产生解构主义思想的土壤还存在，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完善、内在的缺陷、陈腐的等级秩序……德里达的灵魂就不会散去。

参考文献：

[1]俞宣孟编译．解构于本体论—德里达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讲演纪要[J]．世界哲学，2002，（4）．

[2]乔纳森·库勒著，陆扬译．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7][10]德里达著，汪家堂译．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篇3

论文关键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建构主义

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国际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挑战。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在改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是否能达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标准和学生们的全面发展。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知识能力和意义构建的建构主义给大学英语口语课堂诸多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一、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他认为儿童的认知过程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同化”和“顺应”两个过程。同化指个体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内的过程（即图式扩充）；顺应指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信息的刺激发生变化的过程（即图式变化）。在此基础上，斯滕伯格和卡茨等人强调了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对主动性如何发挥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1.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及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构建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学习的过程中有四大要素：（1）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构建。这就要求教学设计不仅要分析教学目标，更要充分考虑教学情境的创设问题。（2）协作：协作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无论是个体对教学材料的搜集整理，学习假设的提出验证，还是学习成果的评价都离不开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3）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学习伙伴间的沟通探讨才有助于完成既定学习任务，加强个体对学习最终的意义的构建。（4）意义构建：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谓意义的构建就是指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比较深刻的理解。

2.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

教学过程中包含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四个要素。传统的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利用讲解、板书和各种媒体作为教学手段和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则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在此过程中，教师是中心，是知识的主动传授灌输者；学生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灌输的对象；教材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对象；媒体则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方法和手段。而建构主义下的教学模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担当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最终促成学生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的构建。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是意义构建的主动者；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教材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积极构建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的认知工具。

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学生口语情况的调查和听课总结，大学英语课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师教学观念的问题

很多教师没有认识到口语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差别，认为学生上课还是主要靠听教师讲解来获得口语能力，于是课上还是教师作为主角，没有给学生安排足够的口语训练时间。而口语教学本身很强的实践性注定了这种教学方式的失败。口语能力的获得必须靠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去实践才能提高。有些课堂即便有口语训练这个环节，但往往形式单一，话题陈旧，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效果也不好。师生互动方式主要靠提问。缺乏合理的口语评价机制，大部分教师仅仅对学生的发言做简单的对错评判，没有深入挖掘学生出错的原因以及进行及时的引导。

2.学生心理方面的问题

我校英语口语课堂人数一般为50人左右，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上课时，很多学生不愿意主动站起来发言，害怕自己说错了被其他同学嘲笑。而被提问站起来的学生也往往是低头颔首，往往以“My English is poor”为借口不愿意多说，勉强说了两句后还会请求老师：“May I speak in Chinese?”而小组活动时，面对别的同学流利的英语，一些学生深感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只会以简单的“Yes，I agree with you”来附和别人的观点。如果学生这种不自信的心理不及时得到纠正，就会慢慢演变为对英语口语的恐惧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3.学生语言基础方面的问题

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学生基本上都有6-8年的英语学习经验。虽然大部分学生都打下了坚实的英语阅读和写作基础，但能够基本听懂英美国家人士说话的人却并不多，而能够用英语流利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很多学生中学时代几乎没有听过英语，主要靠阅读方式来吸取英语知识。听力基础的薄弱也严重影响了很多学生口语方面的学习。与此同时，很多学生对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缺乏清晰的认识，简单地将书面语等同于口语，站起来发言时前思后想组织句子结构，结果说出来的句子结构又长又复杂，选用的单词也非常书面语化。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口语单词以及句型方面的知识，比如，表达“好”的时候，很多学生倾向于使用“great”，而不会使用如“fantastic，excellent，thrilling”等同义词来替换。学生之间互动大部分是对话式的，讨论内容多限于自我介绍、打招呼等简单的日常用语，难以提高学生真正的口语表达能力。

4.学生对文化认识方面的问题

如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使许多学生能快速及时了解英美国家的各种信息。比如男生一般比较喜欢看NBA，所以对篮球运动方面的信息了解比较多。而女生更倾向于看美剧和电影，对影视明星更感兴趣。这些兴趣对学生们学习英语提供了激励作用。但因为学生兴趣单一或者缺乏引导，往往知识面比较窄，比如，很多学生对英美文学几乎毫无了解，提及Byron，Russell等现代文学上的知名人物很多学生竟然表示闻所未闻。同时学生对英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也缺乏系统的认识。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最终的表达方式，学生对文化方面知识的不足将会阻碍学生口语以及英语能力的长足发展。 转贴于

5.学生思维方式的问题

口语课堂上，由于受书面语影响深刻，很多学生发言时前思后想组织句子，害怕出错。很多学生的口语即便语法上没有错误也非常不地道，有浓浓的中国腔，也就是我们说的Chinglish，比如很多学生谈到天气基本上都用weather而不会用it，从而说出“the weather is raining”的句子。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生缺乏基本的口语知识，很多时候是因为学生对英汉思维方式的区别认识不清，简单地认为只要将汉语一字一句翻译过来就是英语了。另外，学生对一主题的发言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印象，没有逻辑性，泛泛而谈，缺乏理性深入的认识。

6.学习材料方面的问题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很多高校非专业英语的英语教材偏于陈旧，有的教材甚至已经超过十年没有更换。比如有的话题还是“Would you go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口语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其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也是时时刻刻在更新的。而教材作为口语教学的基础，更应该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反映最新的社会现象，这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口语课堂问题的解决

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将教师作为整个教学的中心，学生作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的教学观，建构主义从更科学的角度摆正了师生在课堂中的地位角色，一些应用该理论进行的教学实践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从而证明建构主义在革新传统教学模式，建立新的更有效的模式，改进学生的学习观念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1.摆正教师作为课堂组织者、引导者的位置

首先必须摒弃传统教学观里面教师作为中心的观念，正确认识教师的角色。课堂好比建房子，教师只是指挥者，真正要动手建造实践的是学生。口语课堂更是如此，教师一定要给学生练习实践的空间。课前，教师应当合理组织课堂的结构，搜寻合适的话题，安排恰当的口语活动；课上，教师应当当好指挥者，合理利用图片、音频、视频进行较好的课堂导入活动，活跃课堂氛围，消除学生羞怯的心理障碍，激发学生开口讲英语的兴趣。需要时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对学生的课堂发言要进行恰当的评价和激励，既要委婉地指出其语法或内容方面的错误，同时要不吝于表扬学生，谨防打击其自信心。同时课堂活动的形式一定要多样化，每学期适当安排一些演讲、辩论、读书交流会或者小测验等。课下，教师应当多与学生交流，主动了解其学习上的困难，排除其心理障碍，对症下药对其进行学习上的指导。教学的同时，教师也应当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时俱进，更新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便对学生进行更好的教学。

2.学生要做好课堂的主人、知识能力的探索者和构建者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靠教师传授的，而是靠学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利用教师和其他人的帮助，通过一些学习材料和资源进行意义构建而实现的。学生在学习中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聆听者。因此，教师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奠定学生作为课堂主人的地位。比如，每节课结束都提前说好下节课的主题，要求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或网络上搜寻相关材料，积极进行总结整理分析，做好课前准备，必要时可以让学生站在讲台上，利用多媒体来演示讲解自己的发现和心得。学生知识的获得和最终意义的构建是离不开其他人帮助的，除了激发学生自我探索式学习外，教师也要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式学习。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要求组内成员分工合作，积极交流探讨会话，共同完成任务。在此期间，教师应当时时跟进组内活动进程，对其进行指导，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3.认识到意义构建的过程性，正确面对学习中的挫折和失败

知识能力的获得、意义的最终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学生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面对口语课堂，期望经过几节课的锻炼就可以说出流利地道的口语。一旦遭遇挫折，就心灰意冷放弃了努力、失去了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学期初信心满满，学期中后期却垂头丧气的原因。口语能力的获得除了教师课堂上的讲解指点和同学的帮助外，更多的需要学生个人课下积极地实践，比如坚持背诵经典的文章，多观看一些英语原声节目和电影等等。任何学习都需要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变，教师要对学生的这种心理有充分的认识，及时排解学生学习的压力，必要时可以给学生讲解各种英语口语方面成功者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篇4

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文论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 韦勒克/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纪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之一。新时期以来，韦勒克对中国文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已经非常熟悉他某些论点，诸如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危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对韦勒克文论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许多问题，比如他的理论渊源问题就长期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和有效的阐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也是韦勒克亲自承认对他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F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说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中起到了爆炸性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是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1917年成立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统称。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雅各布森(Jakobson)和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语言文本的诗学特征，研究语言结构的规律和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与日内瓦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派特别是F德索绪尔的主张，以及与音位学的最初发展是有联系的。”（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33页，商务印书馆，1987。）雅各布森1926年到捷克后形成了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继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发展阶段。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几个著名理论家的深刻影响。

一、索绪尔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索绪尔是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而这一点还很少有人详细讨论过。其实，在我们看来，索绪尔不仅为韦勒克提供过几个具体论点，而且是韦勒克文论的总体特征和方法论之缘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绪尔认为应该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的、特殊的研究，它应“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26页，商务印书馆，1985。）。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索绪尔把我们司空见惯的语言行为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语言是社会的一面，而言语是私人的一面。语言是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公共约定，而言语则是个体的行为。语言具有一种高度的统一性，而言语行为总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索绪尔认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言，应该研究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的准则和基础。于是，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指出，“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41页，商务印书馆，1985。）索绪尔对语言活动作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因素的区分，并进而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所有“言语”背后的一个已定的规则系统。这一观念对韦勒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与索绪尔极端相似，韦勒克也将文学作品本身与对文学的每一次阅读区分开来。并进而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的心理体验而是文学作品的“决定性结构”。在《文学原理》第12章“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韦勒克引证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与言语所作的区分后就立即指出：“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之间的区别。”（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0页，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具体存在必须经过我们每一次具体的阅读，但作品本身却并不是这一次具体经验的内容，应该是与索绪尔所指的“语言”性质相同的一种“结构”。“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为个人我们永远不能完满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一样。”在韦勒克那里，文学作品只有在每一次具体阅读中经过接受者心理的“具体化”才能得以显现，但作品的本身却又是先于人的主观经验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每一次具体化的结果，而是一种“符号结构或符号体系”。韦勒克说：“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们以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个体经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2页，三联书店，1984。）

其次是索绪尔语言研究对“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划分。索绪尔在语言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因素使得他的语言学研究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切语言研究的“外部要素”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索绪尔也用“外部语言学”来称呼这种研究。“外部语言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研究形式。一是将语言学与文化史或种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它们的关系。二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殖民、统一和语言政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三是研究语言和各种制度如学校、教会、宫廷和地域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正如植物会因外部因素土壤、气候等的影响而改变它的内部机构一样，语言机制也的确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外部语言学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语言的内部结构。

索绪尔“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观念对韦勒克影响极深。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就区分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两大类型。这无疑是索绪尔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韦勒克那里，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这主要包括研究文学的以下几种范式：文学与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与索绪尔一样，韦勒克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否定性态度。他认为，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指出，“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这样，韦勒克排除了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并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索绪尔把“语言”而不是“言语”当作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韦勒克也同样把上述“符号结构和符号体系”当作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二、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至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韦勒克自己就曾说过他是“布拉格学派的一个成员”（注：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批评的诸种概念》，26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理论有一个起点（或两个起点），那便是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注：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当代文论极大地受惠于这两个理论。总起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自主性。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足体。一方面，文学作为客体是独立于创造者和欣赏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也是独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甚至还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注：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前言》，方珊等译，11页，三联书店，1989。）在传统观点看来，文学研究应弄清作品的渊源，应该去研究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就使文学研究变成了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大杂烩。文学从而与其他学科毫无区别。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这是文学研究中的工具论方法。传统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摹仿说和表现说。模仿说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表现说则认为文学是作家心理的自然流露。俄国形式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的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批判这种文学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在他们看来，要建立一套文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工具主义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部书信体小说里说过：“对待艺术有两种态度。其一是把艺术作品看作世界的窗口。这些艺术家想通过词语和形象来表达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堪称翻译家。其二是把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艺术比喻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个草草地勾勒出来的窗口。”（注：什克洛夫斯基：《动物园：或不是情书》，转引自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反对文学研究的工具主义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激烈地批判艺术的形象思维说。形象思维说把艺术看成一种思维形式和认识方式，认为文学艺术的用途在于利用文学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和世界。科学与艺术的差异在于，科学采用三段论的理论思维形式，而艺术则用形象思维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就把文学等同于哲学、科学等认识论知识体系，进而彻底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质。

俄国形式主义都与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坚持把文学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因此，文学研究完全没有必要从别的学科那里论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研究文学应该研究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手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在这里，我们看到索绪尔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也与索绪尔一样强调对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实质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就明确指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绵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注：什克洛斯基：《散文理论》，转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14页。）

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之如出一辙。他高度重视“文学性”概念。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核心特征是“虚构性”。他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3页，三联书店，1984。）显然，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语言的“符号结构”，而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这种语言符号结构都不是真实的。这样，文学就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那里独立出来了。韦勒克坚决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反对传记式的、心理学的、社会学和哲学等研究方法，而主张以文学本体，即语言结构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这充分表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对他的影响。

第二，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际，说话的目的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语言本身却比它的目的和内容更为重要。文学的语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与日常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它的“陌生化”程度很度。“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就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作为视象，而不是作为认识提供出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又译‘陌生化’）手法，和予其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之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6页。）文学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运用。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语言。雅各布森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符号的自指性”，即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过来指向它自身。

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这一点对韦勒克文论也很有影响。韦勒克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详细讨论过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在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差异问题上，他认为，“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上，他提出，“诗的语言将日常用语的语源加以捏合，加以紧缩，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从而逼使我们感知和注意它们。”（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1～12页，三联书店，1984。）可见，在述两个方面，韦勒克都非常强调文学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即文学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而且具有自身价值。它使用种种修辞手法来引发读者对其“能指”的注意。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不仅指向事物、指向它所要传达的内容，而且要指向自身，具有所谓“符号的自指性”。毫无疑问，这明显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

篇5

1 国内现状 

在我国，框架结构在设计的过程中，基本采用的纯框架的设计理论。填充墙做为非结构构件，结构计算时只是在进行荷载计算时将填充墙的自重附加在计算模型上，没有考虑到填充墙与框架本身的拉结关系的影响。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4]（以下简称《高规》）中4.3.17条明文规定：当非承重墙体为砌体墙时，框架结构的计算自震周期可取0.6～0.7的折减系数。这是因为大量的科学实测数据表明：实际工程当中，建筑自身的自振周期小于理论计算出来的周期。特别是墙体采用实心砖填充墙的框架结构，因为实心砖填充墙的刚度大于框架的刚度，其影响更为显著。大量数据表明，实测周期约为计算周期的50%～60%。 

在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为了填充墙的稳定、施工方便，通常会采取填充墙与框架柱、梁周边拉结的做法，或者通过拉结钢筋来加强框架和填充墙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施工方法有利于填充墙整体的稳定和防止裂缝的生成，并且对于隔音、防水、保温、隔热也是有利的。这一做法也直接导致了框架填充墙结构体在水平或竖向动力作用下，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作用。 

但是，就算按照目前采用的地震三水准的设防目标，“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计原则，只能做到对于建筑的结构构件不发生破坏或者倒塌，建筑当中存在的大量的非结构构件还是存在被破坏的可能。从以往的震害当中可以看到，非结构构件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并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结构设计的时候对非结构构件譬如填充墙等的对抗震的影响被忽略，缺乏对其受力性能的分析和细致的研究。 

实验表明：填充墙与结构框架的之间的相互作用明显的改变了建筑主体结构的内力分布情况。目前设计的现况是将本身的填充墙框架结构考虑成空的框架结构，并不能反映主体结构的真实的内力分布，同时抗震设计规范中所给出的柱端弯矩增大系数虽然考虑了节点两侧柱端弯矩之和的放大，但不能反映填充墙的影响，柱端和梁端弯矩比很可能超过柱端弯矩增大系数及附加轴力的情况，导致了计算过程中对柱的实际内力估计不足，造成结构设计上的偏差。 

2 框架填充墙的抗震受力分析 

根据大量震害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如果没有考虑到结构因为填充墙而引起的整体刚度变化，会造成不必要的震害。一般我们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填充墙的受力：（1）框架填充墙在进行线弹性受力分析时，一般采用的底部剪力法进行分析。（2）由于竖向荷载对于结构的侧翼影响很小，所以一般不必考虑。（3）在水平力作用下的框架结构，其侧移包括截面弯矩引起的侧翼、弯曲型变形和截面剪力引起的侧移、剪切行变形。 

3 钢筋混凝土框架填充墙的破坏模式 

影响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填充墙破坏的因素有很多，譬如填充墙的宽高比、框架和填充墙的刚度比、强度、选用的材料等，都可能导致墙体破坏的结果不同。一般情况出现的填充墙的破坏有以下几种模式： 

（1）弯曲破坏模式。当结构开始受力时，因为整体结构受到的侧向荷载还比较小，填充墙及框架主体处于未分离的状态，因此弯曲单元使一个整体的形式，由于墙体本身属于脆性材料，所以抗拉强度较低，因此在填充墙在受力过程中的受拉端出现了水平裂缝。这种破坏模式一般发生在细高框架结构当中。 

（2）剪切破坏模式。在结构的侧向荷载作用下，因为墙体的组成材料之一砂浆抗剪强度较低，所以受力过程中块体间接触面就会出现粘接滑移现象，导致墙体沿灰缝形成锯齿形的裂缝。当填充墙高宽比较大时，锯齿形裂缝由于受到墙体高宽比的限制而不能充分发展，于是就沿着墙体的水平灰缝向另一个受压端继续发展。 

（3）对角破坏模式。填充墙中部处于拉压应力状态，当主拉应力较大时，在填充墙中部一定区域内出现裂缝并向受压端发展，形成填充墙斜压杆传力机制，导致形成对角破坏。  　　（4）局压破坏模式。填充墙受压端处于双向压应力状态，提高了填充墙的抗压强度，但是高应力值使得受压端发生局部压碎破坏，形成局压破坏。 

4 填充墙对框架结构的影响 

（1）大幅度的提高了框架机构的抗侧刚度，显著减小了框架结构的自震周期。以某选矿厂主洗车间的实心粘土砖填充墙的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例，对建筑的自振周期进行了计算和实测。得到的结果是按照结构为纯框架的计算方法得到第一自振周期为0.671s；按现行的规范考虑填充墙的影响计入折减系数，得到的第一自振周期为0.5s；工程建成以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建筑进程测量，得到的第一自振周期为0.41s。 

由此可见，填充墙对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自振周期的影响时非常大的。 

（2）当框架结构不考虑填充墙作用时，填充墙的存在增大了结构的抗侧刚度，减少了结构整体在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反应，提高了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

（3）填充墙是地震作用时耗散结构非弹性能量的主要构件，能够减少作用在框架主体结构的地震作用，在抗震中充分发挥着抗震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能够延缓主体结构在地震中的破坏。 

（4）考虑填充墙的作用能非常明显的改变主体结构的内力分布，并增大了柱端分担的弯矩，会导致柱端和梁端弯矩比超过规范的规定，出现了地震作用下柱破坏先于梁破坏的现象。并且部分填充墙承担的侧向力由柱直接向下传递，使柱的轴向压力增大，进一步加剧了柱的破坏。如图1所示。 

图1 柱头的剪切破坏 

（5）框架结构如果使用砌体填充墙，当墙体的布置不当时，常能造成结构的竖向刚度变化过大，或形成短柱，或形成较大的刚度偏心。由于填充墙的布置由建筑专业完成，结构图纸上不予表示，所以容易被忽略而造成震害。所以《高规》[4]6.1.3明文规定：抗震设计时，框架结构如采用砌体填充墙，其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①避免形成上、下刚度变化过大。②避免形成短柱。③减少因抗侧刚度偏心造成的结构扭转。 

5 填充墙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在墙体施工中增加构造柱；当墙体高度超过一定范围时，增加圈梁或小梁；圈梁和构造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墙体的延性，增强了墙体本身的抗震性能，可以成为结构的第二道抗震防线。通过对前几次震害的调查研究，圈梁和构造柱在地震中的有利作用非常明显； 

（2）当墙于不同的位置时，设计时应按区域划分设计；如果墙只是考虑起到隔墙的作用，那么在设计中可以倾向于考虑滑移变位的材料。当墙体作为耗能构件时，则重点应考虑起在能耗机制方向的设计。当墙体可以与结构构件共同起到抗侧刚度的时候，应仿照剪力墙对其进行设计。 

（3）做好墙体与周围构件的连接处理，尽可能使用柔性连接；刚性连接是目前工程中采用最多的连接方式，但是其不利的地方在于抗震时填充墙参与受力，对结构的影响较大。 

6 结语 

篇6

关键词：解构主义 翻译理论 原文 译文 关系

19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最早初出现于哲学领域，之后开始影响文学批评，建筑，翻译等社会学科，运用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来分析解释翻译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也带有了解构主义部分偏激的、不可知的因素，因而遭到了诸多反对。但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对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上却是积极的，肯定译文和译者地位，并与原文和作者相提并论，一改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把译文和译者当作原文和作者的附属的观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讨论解构主义精神在翻译理论中的体现，浅析不同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者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阐释。

一.解构主义思想简介

解构主义是当代哲学、文学批评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其著作《存有与时间》（Being and Time） 中提出了“毁坏”（Destruction）这一概念，对西方传统哲学提出质疑。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借鉴了这一概念，融汇了尼采的反传统思想，提出“De construction”的哲学原则。

在德里达看来，自柏拉图以来几千年，西方哲学所固守的信念是形而上学的，其原型将“存在”定为“在场”，通过借助海德格尔的观点，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就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通俗地说来，就是一种“中心主义”思想，而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这一概念，就是要反对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于是，“反中心”，“反权威”就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

1967年，德里达的作品《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相继，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

简言之，解构主义思想所持的“毁坏”这一观点，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于是，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首当其冲，成为解构主义者挑战的对象。解构主义的核心论点，即社会现象的意义可以做无限的解读和延伸，以及挑战反对权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一直以来以原文为中心为权威，译文忠实于原文、唯原文马首是瞻的翻译理论界。

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原文和译文关系阐述的基本观点

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在欧洲文学批评领域兴起，翻译解构主义学派也随之渐渐发展。然而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开端之作的文献却并不是出现在这一时期。192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本雅明翻译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作品《巴黎雕像》，他为译文作序言《译者的任务》，文中把译文喻为来生，是最早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当时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重新发现并分析，如德里达在1985年发表的《巴别通天塔》，以及德曼的《关于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等著名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文中都对《译者的任务》做了详尽的分析讨论，将其奉之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之作并把文中的一些观点发扬光大。1992年，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编撰了翻译论文集《重新思考翻译》，大量涉及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而另一位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E.Gentzler）在他1993年的著作《当代翻译理论》中专门用一章来探讨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翻译理论研究的解构学派如今在欧美国家已悄然形成。

解构主义以消解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为基本观点，根据逻各斯中心主义，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原作和原作者是中心，而译作与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从属于原作和原作者。原作是创造的，领导的，独立的，建设的，主动的，灵活的，阳刚的，翻译则是模仿的，次要的，机械的，阴柔的。因此，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作是原作的复制品，译者要尽可能地把原作固定不变的意思传达给读者。而解构主义翻译论完全颠覆了这一种二元对立，认为原作与译作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和“从属”的关系，认为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不是从属关系，他们都是出于同等地位的创作主体，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而原作的意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译者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使译文和原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廖七一，2002）。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提到了“后起的生命”一说，即“译作也以原作为依据，不过它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本雅明《作品与画像》，1999）。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况且，没有蜕变，“后起的生命”也不可能产生。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否定了读者主导的观点；译者的任务不至于把意义复制，让读者理解原文。译者要利用语言之间的差异，借外语来颠覆原语的秩序，又把潜藏于原文中，原语无法表达的意念展现出来。本雅明一再谈及“再生”，叶维廉就推而广之，将翻译譬为“异花受精”，“异种繁殖”（叶维廉，1994，P83-84）的过程。

1985年，德里达发表《巴别通天塔》（Des Tours de Babel），运用解构主义的见解谈论翻译。德里达认为，符号（semiotics）本身不存在统一性，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发展，字词的含义不断地因时空的转移而产生延异（difference）。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同一的，并且有赖于其他的符号，故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由靠语境来辨别。符号的意义只不过在文本中暂时确定，但是随着空间上的区分和时间上的延搁，意义又不断变化，因此任何符号都没有终极意义。既然语言符号的意义不能最终确定，那么字，词，句，段，篇，章，到整个文本，都是不能最终确定的。基于以上观点，德里达不再把文本视为封闭而完整的系统，而是将其看成开放的，不完整的系统。在翻译中，原文本身并不是完整和统一的，存在多重意思，因此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可能的意义。因而，翻译不可能将原文意义移入译语中，译者的目的也不是再现原文或者传达原文意义，翻译被认为是产生多种意义的过程。翻译不仅在分延和踪迹中寻找意义，而且还为那些不在场或语言中丢失的，遭压抑的东西提供讨论的场合和机会。翻译过程中，原文被不断地改写、重组，不同的译文的产生都依赖于译者的个人经验，因为译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不同，对原文的理解认识就不同，这也叫做创译，通过译者的创译，原文中不显之处得以发掘，不足之处得以弥补，原文通过译文走向成熟。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译文的历史时期的制约因素又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文本存在着历史性”（廖七一，2002），人们对作品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基础上的，同样的，作者本身也是具有时代性的，他同文本一样同属于历史，由此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译者通过个人的历史背景对原出解读，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原语意义的分裂，断裂成碎片的原语在翻译过程中被重新组合为目的语，这样一来，新的组合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自我，所以译文不可能与原文相互等同。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在1968发表文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主张作品本身存在于作者以外的生命，在作品完成的瞬间，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朿，解读权释放回归于读者手中，这种对于既往观点的批判与反省，反映出个人感觉结构的差异与对应观点过程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一部作品完成之际，也就是作者死亡之时，因为文本一旦完成，文字被写下，语言符号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解读，来解释文本的意义，而其意义该如何阐释是作者无法控制的，这就意味着作者不再是统治文本意义的上帝。所以，作者对已经完成的作品不再具有任何能动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作者的死亡。作品本身并没有因为作者而赋予唯一固定的意义，读者对语言符号的解读才是实现文本意义的途径，而译者本身也处于读者的地位，在解读阐释原作的过程中，基于自己对原作的感受把原作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其中译者个人的历史文化背景，经验甚至个人的性格爱好使得译者对原文意义不断地分裂瓦解，批判改造，译文是译者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或者说对原文意义的重组改造。

当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美籍意大利作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的固定，即：翻译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揭示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式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意义是一种多元的，不定的关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因此，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所谓“忠实和自由”的概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Lawrence Venuti， 1995）。

从上述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学者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陈述中可以发现，解构翻译论者，从本雅明，德里达一直到韦努蒂，把译文的地位提高到与原文比肩的地步，这样译者的地位和意义也就提升到和原作者相提并论的程度了。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原文通过译文把自己隐藏的、缺失的内容补充展现出来，正是由于译者对原文不断地解读，对原文意义不断地分析剥离分裂，对碎片式的原文的理解阐释不断地重组，译文不断地更新，原文才能从历史中幸存下来，而这些，都是译文和译者的意义，是原文和原作者无法达到的。

三.结论

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描写性的，或者是规范性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然而他们的思维方法和思考角度，为翻译活动指明了新的方向。虽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已经颇有影响，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从事这一理论的研究，但是，“忠实对等”原则却依然是国内翻译的主流，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近年来屡遭批判，但是其中“信”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判读好的译文，就是看其是否“忠实于”原文，但是根据解构主义译论所提供的思维方向，情况则恰恰相反，译文不是要“像”原文，而是要“重建”原文，从原文中解放出来。

从上文中分析各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阐释可知：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和传承，对译文和译者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肯定，这给译文和译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译文在原文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译文不断给原文注入新的不同时代背景的血液，使得原文本身不断丰满，不断成长，使得原文的生命得到再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持的观点，让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让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更具有活力，也使得整个翻译活动作用更加积极，所以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评价，也不能一概而论，要从中选取有利于我们发展的部分，指导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

nslation theories [C].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c2001.

[2]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1995.

[3]本雅明.作品与画像[M].上海市：文匯出版社，1999.

[4]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囯翻译硏究[M].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 1999.

[5]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羅蘭芭特論.羅蘭芭特（Roland Barthes）著；劉森堯譯.[A].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8]陳德鴻，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 [C].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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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课程论文 劳动经济学 教学改革 运用

课程论文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在任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采用规范的科学研究方式，选择课程及其所属学科领域所涉及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实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运用课程理论所撰写的综述论文或创新性论文。课程论文具有传统教学方法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将成为未来高校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和趋势。

一、课程论文的教学理论依据

课程论文以结构主义为依据，是结构主义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结构主义由瑞士著名学者让・皮亚杰（J.Piaget）最早提出，认为智慧无非是对环境的适应，而且智慧适应是一种能动适应，外部的环境刺激只有被主体同化于认知结构之中，主体才能作出反应和适应。就功能而言，智慧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能动适应结构，它本质上就是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认知结构的发展和构造。认知结构的功能（适应环境的功能）不变性和结构可变性是结构主义的两个立论基础。皮亚杰认为，认知结构是通过同化与顺应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不断丰富、提高和发展。因此，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地建构知识的过程，即知识不是单纯地通过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中，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利用学习资料和社会实践，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强调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由于学习活动以学习者为中心，因而能激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鼓励批判性思维。尽管其中的一些观点受到诸多的程度不等的批判，但就其强调学习的主动性而言，结构主义无疑具有合理性，对于现代教育的发展，以及教学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课程论文教学的必要性

（一）促进和深化劳动经济学的理解

劳动经济学主要以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了解相关的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外，还应当结合实际特别是我国的实际来理解学科知识，同时尽可能地利用知识来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劳动经济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劳动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状况，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推动和深化理论教学。

（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

以小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小组成员实现彼此分工合作，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广泛阅读，能增强其发现、提出问题的能力；在搜集信息、资料利用过程中，能提高其掌握研究方法的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在解释资料中能锻炼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分析、抽象概括的能力；在集体撰写论文和论文交流过程中能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归纳总结能力。

（三）完善对学生的科学考核与评价

通过采取课程论文方式，可淡化考试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将考试与培养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发挥考试的诊断、反馈、发展功能，使学生顺利学习，并有效克服学生为应付考试而学习等诸多弊端。因而，课程论文是对考核与评价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完善。

（四）体现“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以人为本”是“教师、学生双主体性”在教学中的体现，是对“教师单主体论”、“学生单主体论”传统教育理念反思的结果。教师让学生自己动手，调动其自主性、合作性和创造性，体现了教师对学生尊重、信任和鼓励，能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学生尊重教师，将遇到的问题随时与教师沟通，以求获得启发，使得教师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信任感。

三、课程论文教学的基本程序

首先，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结合社会发展实际，给出若干题目方向。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题目，也可以组成小组，并且小组成员不宜过多，一般一个小组5人左右。为保证学生搭配恰当，在组合过程中，教师可建议并协助学生，按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尽可能做到成绩好差搭配，不同性格、性别搭配。学生也可以根据课堂学习，自己拟定题目，并通过教师的指导与帮助确定题目。教师还可以只确定一个题目，以深化学生对同一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明确学生的理解程度和理解视角。

其次，学生将小组名单反馈给教师，科研小组参考教师给定的选题范围，决定每组的题目，并将题目反馈给教师。以个人为单位的研究，每个学生必须把个人的题目反馈给教师。学生小组进行分工，查找资料，教师在文献查找方式和方法上给予学生一定的帮助和指导。学生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撰写论文大纲，并将大纲交教师审定；教师将修改后的大纲返回给学生小组或个人。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

最后，学生分工合作，形成论文，教师对论文提出意见并建议学生多次修改。论文定稿后，要求学生作集体制作答辩大纲，并挑选一名同学做发言人，在论文答辩课上对论主要阐述并回答教师和其他小组的提问。以个人为单位的研究，则主要由教师来对其论文作考核和评价。

四、课程论文教学的注意事项及对策建议

在课程论文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课程论文的特点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例如学生选题过大、资料不易收集，个别学生不愿参与或应付了事，等等。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一）必须“全程跟踪、全面控制、全体评价”

“全程跟踪”是指教师要自始至终积极跟踪，进行指导、协助，同时考察每个学生的情况或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表现，避免出现有些学生“搭便车”的现象。“全面控制”是指对论文的选题、大纲，以及内容进行质量控制，防止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或抄袭他人的论文。“全体评价”是指进行评价时，不评价个人成绩，而是评价小组整体表现。以个人为单位的全体评价是指不仅对每个同学分别做评价，而且对全班做整体评价。

（二）学生必须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科研规范

课程论文的撰写，要求大学生在此前已经学习相关的课程知识，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此外，学生还必须对科研规范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能够熟悉、掌握和运用科学研究的简单步骤和基本程序，能够有效选择和采取适当的研究方法，并能够较好地收集资料、整理和分析资料，并兼顾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中的格式要求和其他规范。

（三）任课老师要有相当的素质、能力和责任心

教师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才可能很好地对学生的选题和研究进行指导。此外，教师还应当具备相应的能力，如与沟通能力、洞察能力等。除了素质和能力外，教师的责任心也非常重要。教师必须对学生，以及课程论文的实际运用负责，以确保课程论文教学的顺利实施。

（四）课程论文教学尽可能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

课程论文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推广，没有被正式纳入教育教学体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客观上要求学校，以及相应的教学单位对课程论文教学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对其加强管理，把它作为一种普通的教学方式加以开发利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龙钢华.课程论文训练对高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时代教育，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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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著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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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编辑；学术作用：艺术作用；理论建设

论文摘要：科学、艺术等文化现象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普通编辑学的确立与发展应以符号世界为论域，编辑理论建设应充分重视对符号学研究成果及方法的借鉴。结构主义是认识论主体的认识模式，是编辑学术(艺术)把关的钥匙。科技编辑的学术把关和文艺编辑的艺术把关可分为不同层面，符号本质是这两大类编辑的共同点，由此两者相融合；同时，两类编辑理论建设对人类文化成果的吸纳也各有侧重。

有关学术(科技)期刊定级(分级)文献多数由期刊编辑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赞成或反对分级者都没有提及编辑的学术作用。是因为编辑们谦虚?但编辑界为提升学科地位，不正是需要展示自身的学术作用?是因为编辑的学术作用微不足道，只是文字性的劳动、文化商品的经营或者文化活动的组织?但编辑们是不会甘于认可的，二十多年来编辑理论研究的原动力不正是“学术”情结?并且有论者鼓吹和宣扬编辑的学术作用。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编辑的学术作用”在编辑界仍未形成共识，更不用谈作者和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近几年编辑理论研究的冷清，和这一问题是内在关联的。作为一名编辑，在科学(以及文艺)过程中，编辑不是知识的直接生产者，相对于作者而言足“外行”，需要什么样的学术素养才能与作者进行学术对话，甚至学术把关?

一、编辑学术(艺术)把关

符号行为是人独有的行为，使用符号能力的出现才导致了文化序列的产生，人类全部文明都是从运用符号中产生，并借运用符号而继续，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人的符号化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人类文化史就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史，而人类文化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在人符号活动本性存在的前提条件下是成立的)。抓住以符号世界为对象开展理论研究是编辑学发展的根本。编辑的学问就是认识和研究人类符号世界的学科之一。

科学和文艺均是人类把握经验的符号活动。在科技编辑领域，钱文霖先生一再重申的“方法论路径”应该受到编辑学界同仁的重视。首先，媒体形态的变化对此研究路径基本上不构成阻碍；其次，此路径表现为能够灵活吸收利用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如系统论、信息论等；再则，此路径研究成果既可以直接指导编辑实践，又可以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基础。钱先生及其团队历经二十多年的奋斗，在科技编辑方法论方面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文艺(包括新闻)编辑，并且他们在科技编辑方面也大多涉足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不多；对从文稿表述形式细节去发现、改正内容方面疏误的关注较多，对文稿整体方面的关注较少，尤其是缺少对各学科认识结构及说明模式等的研究。要真正扭转学术期刊定级中轻视编辑的学术作用的局面，让编辑的学术作用得到以广大作者为首的社会大众的认可，作为认识论的结构主义可能对我们有帮助。

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趋向要求按照数群这样的模型进行说明，表示为类似的形式化或其近似形式即控制论的模式。结构主义为“认识论上的主体”的认识模式，可以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当人们一旦做到了把某个知识领域归结为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结构时，人们就会感到已经掌握这个体系内在的发动机”。对于编辑而言，正是可以通过掌握各学科认识结构的特点来进行学术把关。一些科学家“无师自通”担任编辑，办出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刊物，一些学校教育毕业后再无或只有短暂科研经历的编辑办出了优质刊物，他们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该学科的认识结构并自觉加以运用。科技编辑的素质或者说编辑学造诣的最高境界，可能正是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掌握。

编辑对作品内容把关(编辑学功能的体现)，可分为不同层面。通过对各学科认识结构的解剖，不断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论题和学术审查，是第一个层面；对各学科说明模式的认知、把握和运用，即体现为对作品论证方法的编辑把握，是第二个层面；钱文霖等开创的从“形式到内容”的认识途径，即从作品表述范式的规律把握内容疏误，是第三个层面；各种编辑规范的研制和运用，如科技书刊标准化等，则是第四个层面。

科学认识领域存在结构主义，而文艺认识领域是否也存在呢?作为“与文学有关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的“文学批评”，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整个文化的“基础部分”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弗莱着重研究西方整个文学的结构形式，试探性地设计出“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写出一部划时代的被欧美学术界公认的“当代经典著作”，此书也是西方最早的一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弗莱之前的弗·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开创的结构形态分析方法，成为2O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精神源头，而当代的叙事文本理论也深受其影响(《故事形态学》中译本代序，谢尔盖·尤里雅奇·涅赫留多夫)。20世纪6o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符号学，是与结构主义运动分不开的。这些成就表明，文艺认识的发展也是趋向结构主义的。文艺编辑要真能与作者对话、进行“文艺”把关，依然离不开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因此，科学认识领域编辑学的各功能均会在文艺认识领域编辑学中再现。

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成就科学的诞生，与之前人类的文艺经验不可割裂。从人类认识演化过程来看，“野蛮人的思维”在文明人之中也永远存在，只是构成科学思维的低一级水平，个别主体的认识结构要达到“认识论上主体”的水平，要经过不断的“除中心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在有限生命个体的人的身上，文艺认识和科学认识也必然共存。非文学散文修辞的可能、科学修辞学的现存性以及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中，即是这种状态的证明。因此，面向科技和文艺的编辑学不存在“鸿沟”而是交融的，这是因为它们均归于人的本性(符号活动)所致。

二、编辑理论建设

篇10

论文关键词:法国体育社会学;皮埃尔·布迪厄;体育社会学计划

论文摘要:以分析法国社会学象麦埃尔·布迪厄的论文《体育社会学计划》为切入点，探讨法国体育社荟学与法国结构主文盛荟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反思关系以及它对特定的社会状况的折射和它所提供的薪矫冤妹度。并结合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实际，对体育概念的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进开反思。

1、法国体育社会学与皮埃尔·布迪厄

1.1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

在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中呈现出“研究体育与社会关系论”和“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体育”两种研究的取向，亦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视角下的体育”和“体育内部的社会机制和背景”，但是无论何种研究取向，都将体育现象认定为研究对象。同时体育现象又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所以其中出现的各种定义及分析，都应当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来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体育运动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理解，所以，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体育现象，进而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大多数体育社会学学者承认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母学科—社会学一样，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引发了众多的争议。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社会学理论也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了多维的视角。所以，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上述特质。

1.2皮埃尔;布迪厄与《体育社会学计划》

皮埃尔·布迪厄，20世纪世界著名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福柯、巴特、拉岗等比眉的思想家。同时他的几篇论文成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育社会学计划》选自布迪厄1987年出版的作品集《说过的话》(《Choses Dits》)，源于198年11月，作为小组研究《身体生活与游戏》的前言，1983年7月;在“体育、社会阶层与亚文化”国际社会科学会议(I.C.S.S)上宣讲。该论文被看作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通过引人布迪厄场域论，对体育、运动参与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一定的导向性理解，为日后法国乃至世界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

2、《体育社会学计划》的3个维度评析

2. 1与法国社会学理论间的传承一反思关系

1)传承结构主义理论。从思想渊源出发，布迪厄受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早期的布迪厄将自己的所有著作建立在结构范式之上，这使得他把分析的对象封闭在本质上属于静态决定论的系统之内。在《体育社会学计划》(简称《计划》)中，清晰地体现了布迪厄的这种对思想渊源的传承与反思。从传承角度，布迪厄，认为，为了能构建一种体育社会学，首先应做到，不能将某项体育运动从体育运动参与形式的整体中割裂出来进行分析，应当将运动参与空间视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因素都能获得相应的价值。再者，从运动参与的方式选择和欣赏运动参与行为的角度看，都与物质世界和社会关联，形成决定个人偏好体系的各种因素。由此可以看到，布迪厄所希望构建的体育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下，传承了涂尔干所开创的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的特质。

2)反思结构主义理论。由于结构主义存在的化约主义和继而形成的过度化约性，使布迪厄面临了结构主义者都面临的悖论，即主体的缺席。从布迪厄对运动参与的研究角度出发，他首先承认“它阵育运动)的一个特点是构建了运动参与领域的种种结构”，但是立刻，他认为:“体育运动的空间，并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它被实践参与和消费的各种领域所接受。”在实践研究层面上，《计划》也提出了对结构主又社会学所带来的某种局限性的批判。如“宁可满足于仅仅了解那些未知现实的支末，而决不提出问题，这就好像学术理论大师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草图，然后从内部详细地打造理论细部”。但是，“运动参与的历史不再仅仅是一段模式化的历史，而是具备一种系统化的变迁”。由于这种研究倾向，会导致理论和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在具体的调查分析方式上，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反思了统计学在调查中的作用。他认为统计学的方式“掩盖了运动参与的一种分散性”，忽视了“在相同的名称下，不同的参与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参与者的社会多样性”。

2. 2折射特定的社会状况

布迪厄的学术黄金期及提出《计划》的时间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是后现代思潮风靡的时代。首先是对社会状况的一种质疑，如美国高校中，黑人运动员的生活状况，以及在现实社会中，体育社会学发展中所存在悖论:“一部分相当了解体育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描述体育，而一些具备描述能力的人却不了解体育并且还经常蔑视体育，或以错误或者偏差的形式来看待体育。”再者，《计划》也对某些新的运动参与方式加以关注，并以繁盛的体育发展现状来质疑相对固定的体育概念。如《计划》中对Christian Pociello研究的引用，以展现对橄榄球运动定义的历史变迁。从而得出结论:“体育这一概念下所形成的社会适应性会在社会客观性中被凸显出来，它实现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特性整体来实现，然而这一特性却不仅仅是由纯粹的技术性定义来确定。”

由此可见，《计划》所引领的法国体育社会学思想，不仅关注和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变迁的过程，同时也对原有的社会学解释进行了反思与剖析。

2. 3为人类理解社会提供新的视角

1)场域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场域”概念是由布迪厄提出，并逐渐引人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研究之中。它是一种关系模式，所指的是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具有支配和规约功能的权力集合。从布迪厄的分析看，“在一个场域中，各种因素和各种机制是以多种不同的力量的形式，在一个建构性的规则下和一定的游戏空间中，处于相互角力之中，但是，当在这个场域中支配方已经有办法消除抵抗和对支配权的质疑”。由此，布迪厄引人了场域概念与场域分析的方法，如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对发生在社会某一层次的体育现象进行把握，比如，从参与运动人员的社会地位调查来分析参与者的分布状况;通过对协会会员的数目、协会经济实力、协会领导者社会特性等等方面进行调查，来分析不同协会的差异。

2)身体社会学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引人与应用。由于体育运动有较多的身体活动的成分，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关注了身体的社会符号意义，以及建构身体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和发展方向。在《计划》的开篇中，布迪厄就提及了在体育运动中身体的特殊地位和研究身体的理论意义，并展开了相关的研究维度，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他们所欣赏的身体的描述和对个体间身体关系”。这两种研究的维度同时可以体现在现实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上，前者体现在比较不同运动中，参与者之间身体距离以及之中存在的社会干预问题:“比如他们会采用身体直接接触的形式，像身体对身体，比如角斗、橄榄球;或与之相反的，对所有身体接触都有排斥，如高尔夫球，或者用球来作为接触的中介，比如网球，或以器械作为接触的中介，如剑术”;而后者，在历史层面上，布迪厄引人的分析方式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运动中，对人们理解身体的方式进行分析，集中体现在语词的描述中。

3、结论

1)作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计划》形成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传承又反思了法国社会学的研究理论与成果，又在新的视角下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现状的变迁，并为人们的理智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在当前法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布迪厄的场域研究的传统，也拓展了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在身体社会学的探讨领域，将体育运动的身体符号意义拓展至广告等大众传媒中，与更多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相互交汇，以获得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

2)法国体育社会学对我国相关研究的启发。

(1)对概念定义的反思。目前国内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提出了多种有益的研究维度，尤其在体育概念的各种属性上有较多的描述和争论，所沿用的主要方法是属加种差的方式。但是随着体育运动与其他身体运动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衍生出大量规则性、竞技性程度不同的运动参与形式，所以，从体育的归属来说，明确的概念形式一直受到挑战，从种差来说，新的运动形式的产生，以及运动形式之间边界的模糊，规则在不同场域下的变化，使种差也失去了较大的明确性。布迪厄开创的法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另辟蹊径。《计划》中所提出的从社会客观性和社会学整体性的角度来凸显体育概念，承认官方性定义对某些参与形式的排斥和吸纳，试图从社会文化史的维度，去解读体育概念形成的过程，发现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性、历史性因素。这对我国目前体育概念的诊释，是新的思考方式，即以描述过程来分析背景，继而凸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