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环境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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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生态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与策略

一、金融生态环境

（一）定义

简单的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信用环境和法律环境等。深层次的又可以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去理解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从宏观角度上来说，是与金融业发展有关系的政府、社会因素的综合，其实就是与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关，包括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等等。从微观角度上来说，包括法律制度，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等等。

（二）建设的意义

1.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商业银行的发展除了和自己的经营实力有关系之外，外界环境对它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区域的经济发展又会影响当地商业银行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良好则会吸引大量企业进行投资，在银行进行存贷款行为，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促进商业银行进一步的发展。

2.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各环节相互脱节，社会信用信息分布广泛，并没有统一的可以集中处理大量信息以及查询信息的系统，社会资源不集中。有些不法分子正是通过这个漏洞谋取私利，出具假审计报告，使得整个社会信用水平下降，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以及整个金融行业的稳定。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提高信用水平，就必须要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严格打击不讲信用的行为，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改善金融法治环境。当前金融法治环境并不良好，存在很多问题，民事纠纷案件层出不穷，而且纠纷案件诉讼和执行周期长、成本高、效果差，导致金融吸引力下降。近几年，不少地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的政策措施，支持金融业发展，对金融资源的流入有很大吸引力。但从长远角度来看，金融发展所获得的政策支持，尤其是法律环境的支持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一）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农村金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它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通过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服务，便利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加强了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促进农村城市一体化。

（二）存在的问题

1.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直接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农村经济大量外流。根据报道，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农户“贷款难”和农村金融机构“难贷款”的现象，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形成资金净流出。

2.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应该与时俱进，很多法律已经不适用于农村的金融发展。现行的法律规章中并没有针对农村金融的专项法律，不能够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实事求是，自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也没有严格的严惩制度，针对企业所做的不法行为无法采取合理的惩治措施，不仅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还影响了信用水平。

3.农村经济基础差。虽然我国是农业大国，可是农业发展却并不被看好，成本高，风险大，回报率低。农业发展水平低下，农民收入极低，使得很多人都不愿意从农，甚至很多人都认为从农是羞耻的。农村金融机构想要一展宏图，奈何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苟延残喘。

三、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区域金融业的发展依赖于该区域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强地方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宣传力度不足，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

虽然政府出台了很多关于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方案，改善了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但是在各种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宣传力度不够，更多只是集中在政府和金融企业的管理层面，而其他企业管理者、居民，甚至金融业的普通员工了解的并不多。根据调查，很多人并不了解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占多数的平民百姓来说更不懂得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义，这使得我们的政策施效果大打折扣。

（二）政府有时会干预金融企业

有些时候地方政府还会通过行政干预强迫银行对自己重点扶持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迫于政府各个部门的压力，银行只得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办事。

四、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方案

（一）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的氛围，提高居民的金融意识，广泛开展金融业务、金融法律法规知识讲座，多向人们普及金融知识，通过媒体等有力途径大力宣传金融理念，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增强全社会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识。需要金融行业与媒体行业的共同配合，共同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舆论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是一项艰苦又复杂的项目，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体的共同努力，真正实现全国人民都能知通知晓金融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二）健全完善法制建设

虽然我国近几年来在金融法制建设上逐渐完善，但是仍难以适应当今金融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金融业的法制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维权力度，加大严惩制度，提高企业与个人的法律意识，此外还应该实事求是，根据不同区域制定相应的法律方案，提高法律方案审批和执行的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法律案件中金融案件的立案率、结案率和执行率。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不法企业与个人，全力加强完善法律制度，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切实保障金融机构、企业与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信用秩序。

（三）政府要高度重视金融行业，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保障要加强各级政府对金融生态的推动与引导。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政府应该做好金融工作的领导协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政府的鼎力支持，政府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要把改善当地金融生态环境工作纳入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从实际出发，制定实施方案，要纳入对各级政府的业绩考核范围，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政府还应该密切金融企业与客户的关系，让客户更多的了解金融，同时也让客户有更多的防卫能力。但是政府又不应该过分的干预金融企业，减少不当的行政干预，要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主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金融企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四）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的好坏严重影响金融生态环境，所以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社会信用系统建设是促进金融生态优化的重要手段。很多企业诚信意识非常淡薄，失信行为经常发生，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天平的稳定。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也曾部署制定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应该将诚信建设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应该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加大司法执法力度，加强对金融C构、企业以及个人失信行为的监督，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五）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

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交易的场所，政府应该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元化发展的金融业，这样可以形成各个部门相互制衡的现象同时也可以相互合作，加大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力度。同时要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地方政府应在商业银行之间建立良好的竞争范围，让商业银行通过良性竞争更好的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政府也应该重视商业银行对自己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对自己的资金支持。

五、总结

在金融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国都非常重视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无论政府实施力度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与个人协调好关系，共同努力，才能促进中国的金融发展，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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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生态；生态环境；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128-04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市场意识、商业文化建设，乃至促进地方行政、司法、执法部门的职能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金融生态”的概念属于中国学者首创，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主要包括金融生态的环境、运作机制、法律条件、利用金融生态理论研究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研究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等研究领域。

（一）“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

白钦先教授在2001年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申到金融领域，在国内最早提出“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提出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周小川（2004）第一次系统地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周小川作为金融生态理论的早期倡言、阐释明确、推广最有力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研究的空前关注。

（二）“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

围绕金融生态的内涵和外延，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目前对金融生态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金融生态环境观和金融生态系统观。

金融生态环境观主要从金融外部运行机制或基础条件等方面出发来探讨其实现的相关运作机理，侧重金融生态在金融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如苏宁（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作环境。易宪容（2004）认为，金融生态应该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曾康霖（2005）认为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

金融生态系统观则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生态环境、生态调节三个方面。金融生态建设既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生态主体的改造和生态调节机制的完善。如李扬（2005）把金融生态系统界说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张鹏、姜玉东（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三）对金融生态水平评价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标准和指标的研究大多从地区层面展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提供了对国内291个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和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和排名。同时，李扬等人（2005）提出了一套对城市金融生态进行综合评价的富有启迪性的分析方法。程亚男等（2006）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层面阐述了一种健康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想状态模式。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定量和定性两个指标体系，定量指标设计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三个目标层、14个准则层；定性评价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状况等四项标准，从可操作层面为央行、政府及相关部门决策、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四）对金融生态作用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的作用进行了相关研究。宋逢明（2005）研究认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得经济系统建立了一种自我调控机制。在该机制作用下，制度得以有效运行。一个良好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银行业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位（2006）认为，改善金融生态，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有利于优化区域环境，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企业和广大群众的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五）金融生态的运作机制及相关金融主体的研究

易宪容等（2006）认为，制度决定了各个金融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边界，并由此决定了金融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论述，只有基础性制度才是金融生态的核心，中国恶劣的金融生态质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曾康霖（2007）将“金融生态”这一概念的内涵明确为金融企业的生命力状态和生存环境，认为此概念的对象特指金融企业，而不是泛指一切金融机构，更不包括金融市场中所有的金融主体。因此，这一概念的外延应当有金融生态平衡、金融生态周期、金融生态环境。张球（2008）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需求是金融生态演化的动力源，而政府行为、经济基础、社会信用状况、中介服务水平等则是它的支撑条件，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正反馈交错的复杂的动力系统。杨秀菊（2008）综合国内外学者与专家的观点，认为金融生态即是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运行环境，是金融结构和金融活动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及各项准则共同形成的反映金融内外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体系。

（六）金融生态系统与环境的研究

李扬等（2005）参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构造与演化理论，把金融生态系统界定为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两部分：金融生态环境构成金融主体的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金融主体则以其生产并分配信息、引导资源配置、提供管理风险之手段的强大功能。韩国文（2006）根据对金融组织与其生存环境的理解，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核心范畴：惯例、金融生态因子、金融生态位、金融生态链等。他还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包括开放和非平衡原理、普遍的依存与制约规律、双向反馈、自然演替原理、相互适应的协同演化原理、生态阀限原理等。徐诺金（2007）借鉴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金融领域里的几个重要问题，如金融主体问题、金融环境问题、金融平衡问题、金融调节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具有进化性、竞争性、创新性和稳定性等四大生态特性，并构建了金融生态系统结构。陈小云（2008）从权利的基本法律保障和法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改善和重塑金融生态需要管制的重点法律问题。

（七）对区域金融生态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关于区域生态改善和优化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高新才（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曹红辉（2005）从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在差异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差异化的财政分配政策、差异化的区域税收政策、差异化的区域投资政策、差异化的金融政策五个方面分析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应通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修正地方政府非均衡性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行为，提升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高小琼（2005）认为，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应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推进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敖惠诚（2005）通过“马太效应”表明，欠发达地区更要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而超越“马太效应”的关键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资源是经济资源的货币化形式。资金流动不仅仅是资本要素的再分配，也同时反映了其他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通过资金配置引导资源配置，通过吸引资本流入带动要素流入，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手段。

二、国外研究综述

就目前而言，国外直接涉及金融生态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而以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

（一）金融生态研究的理论渊源

一是生态学。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E.Haeckle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首次提出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现代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是仿生学。仿生学（Bionics）是从生物界发现机理来解决人类技术上问题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国际上颇有声誉的动物学家Wemer Nachtigall博士提出仿生学就是学习自然界的现象作为技术创新的模式的基本概念。近年来，出现了以仿生学的视角对经济领域诸如企业组织个体、商业生态系统以及产业生态系统等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运行开拓了新的思路。

（二）国外相关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为金融生态的研究初步建立了理论框架

1.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Boulding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系统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研究基础，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的研究进展。

2.演化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9世纪末期，凡勃伦首次提出演化经济学概念。受凡勃伦的影响，20世纪初，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不断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为学术界从演化角度透视金融生态的演进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3.金融发展理论促成了金融生态系统观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蕴涵三个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金融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金融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4.金融结构理论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范式。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实际上与金融结构理论密切相关。因为一切金融发展，归根结底表现为金融结构的变化。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结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

5.金融功能理论拓展深化了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内容。1995年，Merton等人正式提出金融功能观。他们认为，任何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时空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金融功能理论的形成为金融生态在相关环境功能上的拓展深化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评价

（一）国内研究现状简评

国内学者通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金融生态学的概念、意义、体系构建、研究对象和相关因素，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于一个长期存在于金融理论领域的核心问题――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尚未取得普遍意义的共识。金融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之间，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如何促使金融生态系统成为一个自我完善并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金融生态系统内如何达到内外部的协调并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实现金融行业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而且，国内学者还只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的定位和理性认知上，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仅仅是从如何进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金融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关于金融生态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金融生态作为一个较新的理论研究领域，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体系相对比较单薄，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研究，而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特别是对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简评

从上述文献整理的情况来看，国外学术界还鲜有直接对金融生态的专题研究，而主要是在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机制等问题。总体而言，国外学者所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是一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和演进的动态系统。金融业从实物经济中分离出来并为实物经济服务，到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这种进程本身就是类似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这一进程始终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类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分工与合作，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系统。（2）自然生态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金融生态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环境特征。因此，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增强金融生态功能，提高金融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是客观、科学的主张。（3）金融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系。竞争机制通过破产、兼并来调整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品种的创新，催生新的金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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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81－08

金融生态理论认为，一个健康而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会孕育出高效的、充满竞争活力的金融主体，推动金融市场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反之，一个不良的有缺陷的金融生态环境必然会阻碍金融体系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行质量。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反复选择的过程，如同自然界生态环境的形成是通过生态主体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相互依赖，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统一的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作为金融生态系统的两大金融主体，是长期共生和互补关系，它们的运行状况、经营特点、发展方向以及与金融生态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直接反映了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发育状况。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出发，结合国内非正规金融发展现实，从金融生态和金融生态环境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以期获得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发展非正规金融的一般性认识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金融生态环境约束下的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

任何金融生态主体的存在都依赖于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构成金融主体的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它决定着金融主体的生存条件、健康状况、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李杨等，2005)。作为金融主体之一的非正规金融必然依赖于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对非正规金融的行为和运行具有决定作用，非正规金融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必然反映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状况。

金融生态环境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包括金融主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和习俗、法治制度等。同时，金融生态环境如同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对于生态系统出现的某些问题或者缺陷，具有自我调节和修复机制。

1、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

非正规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个人。中小企业是非正规金融的主要资金需求者，广大城乡居民既是非正规金融的主要资金供给者，也是需求者，中小企业和个人独特的融资需求偏好和特点构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

(1)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中小企业融资有两方面特点：一是自身天然的融资条件缺陷，如规模小、经营风险大、财务制度不健全、缺少有效抵押资产；二是融资需求频繁、时间性强、期限短、金额有限。在金融资源短缺的约束条件下，中小企业的这些特点意味着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首先是贷款条件苛刻，提高了中小企业贷款的市场准入成本；其次是贷款程序复杂、贷款时间长，加大了贷款的交易成本。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过高的交易成本使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正规金融中介的制度障碍面前止步不前。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贷配给，以及对借款人道德风险的顾虑，其结果是正规金融机构更多选择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数量管制以回避风险。

(2)个人消费者的融资特点。无论出于生活、生产经营、投资或是家庭特殊支出(如嫁娶、买房建房、医疗教育)需要，个人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都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正规金融机构对个人基本上不发放信用贷款，而且贷款一般限制在生产经营性用途。而抵押或担保对于个人尤其是广大农民来讲是一个较难逾越的障碍。从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状况来看，多数农户缺乏有效的符合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贷款的抵押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对于城镇居民，其有效抵押资产只有住房，而居民中需要借贷的往往是那些收入较低无自有住房的中低收入阶层。因此，无论是居民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还是非生产性资金需求的满足都存在较大缺口。

在中小企业和个人存在融资需求缺口的同时，民间却有大量的闲置资金供给，这为非正规金融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和经济基础。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估算中国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69％。另据中央财经大学地下金融课题组于2005年初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规模的调查，非正规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平均达28.7％，农户从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款占农户借款规模的比重超过55％。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产生就是对以正规金融制度为主导的融资格局的创新制度安排，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内生于中小企业和个人的经济环境。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植根于中小企业和个人之间，即所谓“草根金融”。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某一经济体中的一种金融形式，它的产生发展是这一经济体本身所需要和催生的(姜旭朝，2004)。虞群娥等对杭州177家中小企业的调查问卷分析表明，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存在很强的共生性关系，这种共生性关系是一种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

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只要中小企业和个人经济主体存在，非正规金融就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只要正规金融制度供给存在缺陷，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就需要创新的体制外金融制度供给来满足。从另一角度分析，即使通过金融制度改革与完善，正规金融实现了充分供给，非正规金融也仍然可能继续存在，因为正规金融中介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无法涵盖所有层次的不同特点和偏好的融资需求，尤其是广泛存在的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融资需求。

2、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的实证

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活跃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就充分证明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共生性或内生性。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广东、福建等地非正规金融历来就比较活跃和发达。2001年人民银行广东分行对辖区民间融资调查认为，民间融资非常广泛，据保守推算，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规模约为1140亿元、108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统计调查显示，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省民间融资规模分别约在550亿元、450亿元和350亿元，相当于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为62.9％，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GDP的54.9％。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丰裕，非正规金融活跃。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估计2004年浙江全省民间融资规模在1300－1500亿左右。浙江温州、台州，以发达的中小民营企业集聚形成的产业集群为特色，非正规金融也最为活跃，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对400户民间借贷监测点

统计显示，仅2008年1月份发生民间借贷额就达10273万元，2006年温州民间借贷额高达450亿元。瑞安市作为温州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县级市，民间借贷颇具典型，人民银行瑞安支行2006年对200家农户的统计调查，只有38％的农户资金紧张时首选金融机构贷款，58％的农户首选亲朋好友借款，选择高利贷、专业合作社或村委会借款的占13％。初步估算，瑞安民间融资规模约为35亿元。浙江台州市所辖的温岭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借贷规模庞大，仅横峰村每年借贷量就达1000万元，该村的经营规模较大的近百户民营企业均有过民间借贷，一次借款50万元是常事，另外通过标会融资的规模也有几千万元(人民银行台州中支课题组，2003)。

在某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非正规金融也相当活跃。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江西上饶市2004年民间融资总量在14亿元左右，相当于当年贷款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苏士儒等(2005)对宁夏农村地区的调研显示民间金融广泛存在于宁夏各地，其中对盐池县等三个县89户调查中，有71户参与民间借贷，占比达到80％。中国人民银行乐山中支对所辖犍为县调查表明，当地民间金融日趋活跃，融资规模逐渐增大，从融资额看全县年均增长25.9％，远远高于同期金融机构融资增长额度。中国人民银行阜阳中支对当地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辖区民间金融总体趋热，并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较为活跃地区，调查样本中，企业、城镇个体经营者和农户中参与民间融资的占比分别为62.9％、61.6％和83.7％。泰顺是温州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但民间借贷仍然十分普遍。当地人民银行支行对五个乡镇共200家农户的问卷调查表明，41.1％的人认为当地民间借贷“很普遍”，31％的农户认为“有一些”。在回答家庭是否有过民间借贷时，有67.5％的人选择了“每年都需要向私人借贷”，有22.3％的人选择了“偶尔需要向私人借款”，仅有10.2％的人“从不需要向私人借贷”。这一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户每年都有融资需求。另外，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分行对浙江、福建、河北、山西、江西、河南六省区的调研表明，非正规金融活动与民营经济发达程度有关。

二、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机制

(一)非正式制度约束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社会文化和习俗等属于非正式制度。非正规金融作为“体制外”的金融形式，内生于中小企业和个人的经济环境中，不受国家法令、金融制度等正式规则约束，具有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融资信息优势、成本优势、效率优势。这种优势的形成不仅源于其内生性表现出的自然适应性，还依赖于社会传统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经营风险的有效控制。

首先，非正规金融的放贷对象一般是熟人、亲友或本乡镇的企业，借贷双方没有社会关系基础的情况很少发生。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03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89.4％的借贷活动双方是朋友、亲戚或同业熟人关系，另10.6％的是双方原来不认识，而由他人介绍的。在温州，一般而言钱庄的放贷势力范围在2公里之内(郭斌、刘曼路，2002)。这种交易对象的选择就是基于对借款人信息获得的优势需要。非正规金融的贷款方对于借款人从事项目的风险可能认识不清，但至少对于借款人有一定的地缘、人缘或血缘关系，对其人品等有一定的认识，这样违约的可能性、道德风险在一个较大的程度上可以避免。并且由于地缘、人缘的关系，借款人一旦违约，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相当高昂，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借款人不会违约(史晋川、叶敏，2001)。非正规金融这种放贷对象的选择方式，目的就是通过基于地缘、人缘和血缘关系前提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来实现风险控制。这种依靠非正式制度进行风险控制是非正规金融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条件之一。

其次，非正规金融债务主体的个人化，使债权债务关系更加清晰明确。民间借贷一般多用于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但借贷主体往往不是企业，而是业主个人。从偿债角度来讲，个人对债务负有无限责任，加之双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偿债安全性大于企业，即使出现债务纠纷需要通过法律解决，也由于债务主体明确而易于断案和执行。

第三，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机制不依赖抵押或担保，而注重借款人的个人信用和偿还能力。2003年温州人民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87.9％的借贷活动既无财产抵押也无他人担保，2007年的调查显示80.2％的民间借贷采用信用借款方式，担保方式占17.8％，这与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依赖抵押和担保的风险控制方式截然不同。民间借贷不依赖第二还款来源的风险控制机制，表明放款人对资金使用风险更具敏感性，也说明民间借贷更多依赖个人诚信、依赖社会关系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非正式规则进行风险控制的事实。

第四，由于中小企业自身融资条件的天然缺陷，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受到信贷配给的对待和高信贷门槛的约束，能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对它们来说弥足珍贵，必然激励其倍加珍惜自身信用。另外，要想获得非正规金融的长期支持，中小企业需要长期、反复证明自己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相当硬的预算约束。因此，对中小企业来讲，长期的民间融资经历，使它们深深懂得诚信品质和自律意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对理性的个人来说也必然如此。非正规金融能够在政策夹缝中顽强生存并长期发展，除了其内生于中小企业和个人经济之中的特性外，依赖社会诚信和自律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进行风险控制是关键因素。基于社会诚信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约束是非正规金融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条件之一。这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温州民营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大多依赖民间借贷，由于民营企业从各类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前提都要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因此温州的企业诚信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经济特色，逐渐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珍惜自身信用的良好氛围。例如有的企业或个人贷款到期，一时资金紧张，即使通过民间借贷(如担保公司)融资，也要先还给银行，避免产生贷款拖欠影响企业信用记录，这种做法在温州比较普遍。在温州不仅民间借贷的违约率低，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也非常低(见表1－温州银行业历年不良贷款率状况)。温州市2002年全市民间借贷规模约为300－350亿元，真正出现债务问题的资金只有2.87亿元，占比不到1％，而同期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4.35％。调查显示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和诈骗金额占民间借贷资金的比率远远低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山西省临汾市2003年法院受理民间借贷资金诈骗金额370万元，相当于当地民间借贷资金的0.0325％。另据江西省抽样调查，民间借贷的偿债率在95％以上。济南市历城区神武村放贷户李石程连续12年放贷无坏帐(秦奋，2007)。

(二)非正规金融的法制环境

非正规金融发自民间，植根民间，在政策真空地带生存，长期以来国家没有相关的法令制度约束。只要民间借贷不发生大规模的集资诈骗、倒

会风潮，政府一般对其采取默认态度。正是由于受政府管制很少，非正规金融在制度供给上表现出了很好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得以在广大城乡普遍存在。然而，法律制度的真空，也为非正规金融留下了金融风险隐患。非正规金融交易是通过各种非正式契约来完成，而非正式契约常常是不完备的，例如有的民间借贷甚至没有书面形式，仅是口头协议，出现纠纷难以受到法律保护。也有的民间借贷常常以暴力形式催收借款，导致某些违法行为出现；有些非法集资的“会首”卷款潜逃使大量“会角”的资金血本无归。以非正规金融活跃的温州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间个人集资泛滥，“会案”频繁爆发。据不完全统计，仅倒会、破产在100万元以上的“银背”人员就达数十人，金额在600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则不计其数，涉及资金多达1亿元以上(张震宇等，2002)。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又出现了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的“三乱”现象。许多私营企业、个人、乡镇企业由地方政府审批或未经审批组建各类农村合作基金会、资金调剂服务部、个体协会服务部、投资公司、典当行等组织，从事借贷活动。这些机构普遍资本金严重不足，综合费率高达18％－22％，具有很大的金融风险隐患，一度使温州金融环境混乱不堪。随后，人民银行在1996年《关于取缔私人钱庄的通知》，1998年颁布《整顿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的实施方案》，依法取缔和整顿，才使非正规金融的秩序趋于正常，但温州民间借贷活动始终很活跃。

2007年下半年后，由于国家连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受到较大制约，温州民间借贷活动又进一步活跃。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民间借贷利率观测显示，2007年8月份最高监测月利率达40‰，加权平均月利率9.7615‰，9月份突破1分到10.32‰，12月份已升高到11.64‰。由于缺乏合法身份，近年来非正规金融活动出现了一种隐蔽的形式，如温州的许多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名义是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实质是从事高息放贷活动。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担保公司从事的业务就是替人垫资还贷、验资、增资、贴现、保证金等短期周转资金贷款业务，当地俗称之为“倒款”。在高利诱惑下，许多不具备条件的担保公司纷纷出现，有的根本没有经过工商部门审批，有的资本金很少，根本不足以从事担保业务，由此导致的借贷纠风也日渐增多，如在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温州市瓯海区，2007年5月至9月瓯海区法院即已受理民间借贷诉讼76起，总额达600多万元。杭州也出现了以实业公司名义从事隐蔽放贷业务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其次，非正规金融的经营活动比较隐蔽，不受金融监管和税收的约束，可以免去许多的成本费用，因此，其利润空间非常巨大。一个规模较大的地下钱庄每年经手的资金可达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人民币，即使按照5％0的较低收益率计算，一个地下钱庄每年的收益可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赵晓红、解春雷，2003)。一方面受高利诱惑，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活动缺乏合法的组织形式，导致地下钱庄屡禁不止，这不仅使正规金融机构业务受到干扰，而且破坏了金融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此外，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地下经济日益猖獗，各种走私、逃税、骗汇、贩毒以及洗钱、资本外逃等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这些地下经济往往会利用在金融法规和监管之外的民间非正规金融(如地下钱庄)来融资和结算，使部分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下经济的助推器，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非正规金融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经济基础与制度环境，但缺乏法律认可的组织形式和地位，导致其发展中出现一些金融异化的现象，是非正规金融生态的法治环境存在缺陷的体现。

第三，非正规金融实际上发挥着对正规金融重要的补充作用，但其地位不被法律承认，处于不明不暗的灰色状态。从金融生态角度讲，人为地限制非正规金融发展会影响到完善的金融生态链的形成，导致金融生态体系结构缺陷，生态功能不健全，生态主体行为扭曲。此外，还导致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法则无法有效发挥，不仅会降低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也不利于金融风险的化解。

(三)非正规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

金融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一样具有自我调节机制。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由于二者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空间不同，自我调节机制具有不同的特征。非正规金融的利率能够按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发挥调节作用，比正规金融机构受到管制的利率机制更为有效，但也具有一些负面效应。

1、不同特征的利率机制导致正规金融的流动性风险加剧。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具有导向作用，也影响着非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但是受到管制的正规金融利率调整往往滞后于市场利率，不能灵活反映市场资金供求，而非正规金融的利率机制可以快速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当市场资金供求趋紧时，非正规金融利率迅速上升，但正规金融利率在管制条件下要滞后一些，导致大量的资金需求涌向正规金融机构，而一部分资金供给流向民间借贷市场，加剧了金融“脱媒”现象，使正规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受到较大影响，流动性风险积聚。同时，在信贷配给和逆向激励行为存在前提下，正规金融机构还会减少对中小企业信贷。

2、非正规金融不同于正规金融的利率调节机制，还会对货币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非正规金融不受央行货币政策的约束，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监测数据表明，当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正规金融机构收紧银根时，非正规金融利率往往快速上升，在利率机制驱动下，社会资金大量转向民间借贷，借贷利率迅速上升，放贷规模也快速扩张。如2004年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从第二季度开始银根紧缩，市场资金趋紧，温州储蓄存款曾出现连续9个月负增长，民间借贷利率从当年6月份开始显著上升并维持在12‰左右，比2003年上升了36％(2003年民间借贷利率月均为8.86‰)，300户抽样调查的借贷总规模也比2003年增长17％。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从紧货币政策，民间借贷利率和规模也同样大幅上涨。银根紧缩时民间借贷规模扩张当然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状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

3、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化利率调节机制，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实施带来不利影响。非正规金融不受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制约，完全以利润为目标，使其资金投向具有自发性和分散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规金融信贷的产业结构调整功能。目前国家对房地产、化工等重污染、高能耗行业实施较严格的信贷调控，但非正规金融对于这些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回收期短的项目却情有独钟。例如温州当地庞大的民间资本，借助发达的非正规金融积聚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动员起上千万甚至几亿元的民间资金，投向房地产、煤矿等暴利项目，近年来闻名全国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主导着局部地区房地产交易价格和小煤矿承包价格，都与当地的民间借贷有关。温州以服装、制鞋、低压电器等传统轻工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低、小、散”的发展瓶颈，如何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和调整是温州政府正在努力推动的政策导向，而大量民间资本的投向以及本地资本外流正成为令地方政

府担忧的问题。因为对于温州这样以民营资本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民间资本投向不能与政府产业政策导向配合，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可能只会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

三、结论和建议

(一)从金融生态和金融生态环境视角观察非正规金融，把非正规金融看作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生态主体，其产生和发展受到内生性决定条件和外部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民间金融的存在实现及其市场主体地位及现实功能。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生态状况能够折射出当前金融生态和金融生态环境的客观现实及某些缺陷。

(二)从非正规金融的生态环境构成要素分析，中小企业和个人经济体是决定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经济基础，或者说非正规金融内生于中小企业和个人经济体中。从现实作用来看，非正规金融是对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并不能就此得出正规金融一定会替代非正规金融。只要中小企业和个人经济存在，非正规金融就有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规金融在各地发展的现实表明，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各有其服务边界，两者将会，协同运作。无视客观需求企图替代或者限制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应该给非正规金融发展必要的制度空间，以制度引导和规范其发展，少堵，多疏。在我国“金融二元结构”仍然非常明显的现实下，首先，应该将非正规金融从地下状态引导到统一金融监管体系之中，承认既有的各种非正规金融形式，鼓励和引导发自民间的各种金融组织创新，形成一个处于公开监管之下非正规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金融网络，从而激活金融生态体系的市场竞争动力。其次，提出统一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将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标准同时推出；将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提到同样高度；通过严格的监管制度促使其建立市场化的风险预算约束机制，出现风险只能退出不予救助。在对待非正规金融的负面问题上，关键是如何监管及监管水平问题，这样有利于建立公平的金融生态竞争环境，从而提高金融业整体效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各种非法的地下经济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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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流域　生态环境　补偿机制

一、生态补偿机制及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内涵

生态补偿是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是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调整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而采取的措施。

(一)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的概念十分宽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认识：

(1)自然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最初源于自然生态补偿，《环境科学大辞典》将自然生态补偿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种群、部落或者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自然生态补偿强调的是生态系统内部补偿。

(2)生态系统补偿。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生态环境价值或生态服务功能的补偿，侧重于从生态学角度对生态补偿的一种直观解释，它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工治理措施恢复自然界的生态能力；强调的是对生态系统的补偿，不包括对环境资源保护作出贡献者的经济补偿。

(3)生态保护的经济手段。生态补偿是将生态保护行为外部性内部化，是对行为或利益主体的补偿。侧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生态补偿更深层次的认识，它重点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提供生态服务、保护生态环境的人给予补偿。它是实践工作中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重点。

国内学者在研究生态补偿时习惯将其译成英文“Ecological Compensation”，而国外学者常使用“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s”或者“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即生态服务付费或环境服务付费。从术语的使用就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的认识和侧重点的不同。补偿(Compensation)强调的是受益方从道义上对付出方的回报。付费(Payment)则强调双方地位平等，通过契约或市场交换，一方获得生态产品，另一方则获得了相应的报酬。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生态补偿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通过调整保护或损害生态环境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将生态保护中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从而调动保护者的积极性。根据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所提供生态服务价值，由受益主体向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一般而言，生态补偿是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补偿，不包括环境保护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是指调整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相关方利益关系的一系列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的总和，主要是对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标准等作出制度性安排。其实质是利益调整，通过对生态建设和保护中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协调，达到既保护好生态环境、又协调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二)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是指以保护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促进人与水生态和谐为目的，通过调整流域水生态受益者与保护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将流域水生态保护中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从而调动保护者的积极性，约束破坏者的行为。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包括生态和环境服务受益者向保护者的补偿，也包括破坏者向受害者的补偿。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包括流域生态补偿和流域水环境保护补偿。

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指为维护和改善流域水生态服务功能，根据流域生态保护和恢复成本、发展机会成本、水生态服务价值，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整水生态受益者同保护者、破坏者同受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本质是调整流域相关主体水生态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关系，激励对水生态保护，约束对水生态破坏和过度利用水资源的行为。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包括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流域环境补偿机制。

二、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研究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需要从理论上厘清为什么要进行补偿、如何进行补偿和如何确定补偿标准等问题。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

1、公共产品理论

按照微观经济学，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水资源及其所提供的水生态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其使用具有非竞争性，往往导致过度使用，最终导致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破坏，出现全体用水户利益受损的“公地悲剧”。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就是通过支付补偿金的方式，利用制度设计来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提供，从而避免水资源和水环境利用中“公地的悲剧”，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因此，公共产品理论解决了为什么要进行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问题。

2、外部性理论

环境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前者导致因资源开发产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这部分成本没有纳入经营者的生产成本；后者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被其他个体无偿享用。古典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当社会边际成本收益与私人资本边际成本收益背离时，难以靠合约规定的补偿办法解决，表现为市场失灵，必须依靠外部力量，即通过政府干预加以解决。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与补贴等经济手段使边际税率(边际补贴)等于外部成本(边际外部收益)，使外部性“内部化”。罗纳斯・科斯的产权交易理论则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双方产权界定不清，在产权明晰和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解决。由于水的流动性，使得上下游水事活动具有高度关联性，对水资源的不同利用方式都会产生外部效应。不论是正的外部效益还是负外部效应，都会导致私人边际效应成本和社会边际效应成本发生偏离，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既然水资源利用存在外部效应，就需要建立补偿机制来消除外部效应的影响。

3、生态资本理论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整个环境都是资源，都具有价值，其价值大小受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条件的影响。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自然资源和环境也是资产，作为自然资本向社会提供其独特的生态服务，这种生态服务的提供也应得到相应的资本权益。因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也应支付相应的费用，从经济上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机制。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资源和环境有

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它的建立要求生产者、开发者、经营者改变水资源及水生态是公共物品无需付费的观念，要求全社会认同水生态功能的价值。

(二)法规和政策依据

我国资源与环境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均有涉及生态补偿的内容。

1、已有法律法规中有关生态环境补偿的规定

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森林法》，以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退耕还林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均从不同的角度对水资源有偿使用、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收费、水环境保护补偿和生态建设补偿等制度作出了规定，为我国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如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条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第二十四条规定：“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征收标准缴纳排污费”。《森林法》第八条规定：“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水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

2、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

中央高度重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各地区要切实承担对所辖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建立跨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考核制度，运用经济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提出，“落实流域治理目标责任制和省界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要明确生态补偿责任主体，确定生态补偿的对象、范围。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要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

此外，部分省区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如浙江作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实践的省份，在2005年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在省域范围内实施生态补偿的框架和思路。辽宁制定了《跨行政区域河流出市断面水质目标考核及补偿办法》，探索了流域上下游间水环境污染的赔偿标准。山东、河北、江苏、福建等地也出台了流域水环境补偿的有关法规和规定。

三、京冀间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框架

海河流域总面积31.8万平方公里，包括海河、滦河和徒骇马颊河三大水系、七大河系、10条骨干河流，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和辽宁8省(区)。区内经济发达，大中城市众多，包括北京、天津等26个地级以上城市。流域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10％和15％，但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3％。水资源过度开发，水生态环境呈持续恶化趋势，省际间因争水、水污染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

(一)京冀间水缘关系及面临的主要水生态问题

1、跨京冀河流概况

北京从东到西分布有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和大清河五大水系，除北运河上游的温榆河发源于北京市的军都山外，其他四大水系均自河北流入。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是北京市的重要水源地，官厅水库位于永定河上，密云水库位于潮白河上，两库上游流域面积的42％和75％在河北境内。

2、面临的水生态问题

河北省的张家口、承德两市是北京市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地。自1999年华北地区进入连续干旱枯水年以来，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等问题日趋明显。主要表现在：上下游用水矛盾突出，官厅、密云入库水量明显减少；官厅水库入库水质下降；水源区生态保护与地区发展矛盾突出。

(二)京冀间生态补偿实践情况

近10年来，为了补偿河北省相关地区因保护水源经济发展受限的损失，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官厅、密云水库上游地区的生态建设、水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等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也通过省际间的合作，对张承两市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给予补偿，增强水源区生态保护力度和发展能力。

1、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补偿

国家在水源区实施了《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规划》等工程。此外，还有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国家支持项目。

2、京冀间合作共建的生态环境补偿

北京市围绕农业节水、水环境治理、水源涵养林建设等，与张家口和承德两市进行合作共建和实施生态环境补偿。2005年，北京市与张家口市、承德市分别组建了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协调小组，制定了《北京市与周边地区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管理办法》，确定从2005年到2009年，每年安排2000万元支持张承两地相关区县水资源保护。2006年10月，北京市与河北省政府签署了《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确立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九个方面的合作项目。2006年开始在潮白河流域实施“稻改旱”工程，在张家口市赤城县实施“稻改旱”1.74万亩，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标准，补偿“稻改旱”农民收益损失。2007-2008年，连续在张家口市的赤城县和承德市的丰宁、滦平县实施“稻改旱”10.3万亩，2008年的补偿标准由每亩450元提高到每亩550元，并增加每亩10元的管理费用。

3、生态环境补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补偿，还是京冀间合作共建的生态环境补偿，都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一是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缺少法律支撑。有些重要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补偿的规定不到位或过于原则，如《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但至今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二是国家投资的生态建设项目，缺乏部门协调和长效机制。国家对官厅、密云水库上游区实施的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林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实施，不能构成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补偿体系。三是京冀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由于京冀间生态环境补偿还没有建立责权利统一的长效补偿机制，实施的水资源和水环境补偿项目达不到预期目标时，难以追究相关者的责任。四是补偿方式较为单一。在官厅、密云水库上游实施的生态补偿，主要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北京市有部分财政支持。这种完全依靠财政补偿的方式，没有全面体现“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三)京冀间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框架

针对京冀间存在的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海河流域京冀间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框架包括：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省际间水资源利用补偿、省际间水环境保护补偿(图1)。

(四)京冀间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分析

根据永定河和潮白河流域的特点，在京冀间应重点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和水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具体分析如下：

1、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

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是按照“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由国家和北京市政府向密云、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区提供水源涵养、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成本和管护费用补偿的制度安排。

(1)补偿主体与补偿对象。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补偿的责任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考虑历史上的多种因素，对官厅、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主体是国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北京市政府也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由于水源保护区的各项保护措施主要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保护区内各级地方政府应是主要补偿对象。

(2)补偿内容和补偿标准。①对实施生态工程和水资源保护工程的投入和管护费用的补偿。补偿标准按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成本和管护费用确定。②对由于水源保护的要求，保护区内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造成经济损失的补偿。补偿标准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至第五十九条限制产业发展规定，给保护区所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

(3)补偿资金筹集。①通过税收政策改革筹集补偿资金。国家开征水源生态补偿附加税，征收办法可在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基础上增加水源生态补偿附加税，建议税率为5‰，在国家公共支出中专用于生态补偿。②用水企业和个人承担。在水费中增加水源生态保护费项目，建议每立方米征收0.1元。

(4)建立水源保护区补偿机制的必要条件，按《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划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

2、京冀间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

北京、河北山水相连，水缘关系极为密切。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

(1)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情况一：当河北省通过各项节约用水措施，将节约的水量供给北京时，经双方协商同意，可参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实行有偿转让，北京市按供水数量对河北省相关地区支付补偿费用。补偿主体是北京市政府，补偿对象是上游转让节约水量的河北省相关地方政府。补偿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情况二：当河北省未按国务院有关水量分配文件中规定的出境水量向下游地区供水时，河北省相关地区应向北京市补偿由于减少了供水量造成的经济损失。补偿主体是河北省政府或上游地区相关地方政府，补偿对象为北京市政府。具体补偿标准可由相关地方政府协商确定。

(2)补偿方式和补偿资金筹措。京冀间水资源利用补偿，主要通过省、市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也可以由用水户承担。

(3)建立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的必要条件。省际间建立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前提是以有法律效力的水量分配方案作为依据，2007年国务院批准的《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国函[2007]135号)和国务院批复实施的《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中潮白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应是建立京冀间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的依据。

3、京冀间水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京冀间水环境保护补偿机制，是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由京冀间政府就水环境保护作出的制度安排。

(1)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由于上游水质不达标或水污染事故给下游地区造成经济损失时，河北省相关地区对下游北京市予以必要的经济补偿。如有明确的污染主体，由污染责任主体负责支付经济补偿；如难以区分责任主体时，则由河北省有关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承担补偿责任。补偿对象是北京市有关地方政府、企业或个人。省界断面污染物超标，补偿标准可参照“河北子牙河流域水环境污染补偿”测算；当上游发生水污染事故给下游地区造成经济损失时，有关责任主体应根据经济损失评估报告，与补偿对象协商补偿额。

(2)补偿方式和补偿资金筹集。当上游地区补偿主体和下游地区补偿对象都是地方政府时，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进行补偿；当上游地区补偿主体是企业或个人，下游地区受偿对象是地方政府、企业或个人时，按双方协商的补偿数额，直接向补偿对象支付补偿金。

(3)建立跨省区水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的必要条件。一是要明晰省界断面水体质量标准和保护的法律责任。二是要建立健全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管制度。明确海委水资源保护局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监督管理职能，建立河流跨界断面水量、水质监测、监管制度，定期省界断面水量、水质信息，为跨界河流水环境保护补偿提供依据。

四、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尚处于探索阶段，建议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有针对性的生态补偿政策，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快生态环境补偿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和有关生态环境补偿政策的实施都需要国家或地方立法的刚性约束。虽然我国资源、环境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一些法律和政策文件中对生态保护和建设补偿有所涉及，但多数为原则性规定，难以具体指导实践。生态环境补偿立法已成为当务之急，需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生态环境补偿的原则、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范围、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等，以利于消除生态环境补偿中存在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弊端。考虑到生态环境补偿工作的急切性和法律出台需要一定的程序，建议先以国务院名义下发关于开展生态环境补偿工作的指导性意见，明确生态环境补偿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需要加快开展生态环境补偿的领域和地区。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力争早日出台《生态环境补偿管理条例》。就流域而言，在《流域法》出台之前，先制定《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办法》。与此同时，抓紧研究制定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排污权和水资源使用权交

易的法律规定，促进生态环境补偿市场化。

(二)完善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财政政策

在现阶段，应发挥财政政策在生态环境补偿中的重要作用。

(1)将生态保护的发展机会成本作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因素。在中央和省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中，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大江大河源头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作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一个因素考虑。

(2)建立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政府是生态环境补偿的重要主体，对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负主要责任，但政府可使用的资金有限，而生态环境补偿对资金的需求量又很大。因此，需要建立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保证生态环境补偿工作的正常进行。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国家、省、地、县分别从各自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以及从征收的水资源费、排污费和水费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由本级财政设立专户管理。国家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用于跨省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大江大河源头区、国家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补偿。省级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所辖区内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省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补偿，以及对上游地区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补偿。地市级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所辖区内跨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市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补偿，以及对市域上游地区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补偿。县级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所辖区内跨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补偿，以及对县域上游地区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补偿。逐步建立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考核评价、审计和相应的奖惩制度，使其更好地发挥激励和引导作用。

(三)构建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协商合作机制

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仅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更需要一个利益协调平台，让利益相关者平等协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流域均有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可以作为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协调机构，组织流域内水资源补偿、水环境补偿等事宜的协商和谈判。加强流域上下游区域经济合作，扶持上中游地区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鼓励下游受益区企业到上游区发展环保事业等。

(四)积极推进市场化流域生态环境补偿

在保护方和受益方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流域生态环境补偿中的重要作用。水资源使用权转让和排污权交易是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市场化的重要手段。在水量分配明晰、排污权初次分配有偿使用的基础上，加快建立流域水资源使用权转让和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逐步形成上下游间水资源有偿使用市场转换和排污权交易机制，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使水资源合理配置、水环境有效保护。

参考文献：

①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万本太等：《走向实践的生态补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张询书：《试论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广州环境科学》2008年第2期。

④周映华：《流域生态环境补偿的困境与出路》，《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2期。

⑤张郁：《我国跨流域调水工程中的生态补偿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⑥陈兆开等：《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问题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年第3期。

⑦张炳淳：《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⑧李文国等：《生态补偿机制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及中国的研究现状》，《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⑨王伟中：《我国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经济观察》2008年第6期。

⑩宋秀清：《论京津与承德滦、潮河流域生态与水资源补偿机制的建立》，《河北水利》2006年第5期。

(11)王青云：《关于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12)河北省水利厅：《关于建立张承地区水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汇报提纲》，2008年9月。

(13)周大杰等：《流域水资源管理中的生态补偿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4)李克国：《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几点思考》，《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5)李磊：《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探讨》，《软科学》2007年第3期。

(16)杨道波：《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法律问题研究》，《环境科学与技术》2006年第9期。

篇5

1．1混交树种选择混交林的树种，应按其在混交林分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一般划分为主要树种、伴生树种和灌木三类。各类在混交林分中的作用不同，选择的原则和要求也不相同。树种选择是否恰当，关系到混交林的成败。如混交用材林的树种选择，一方面要遵循所选择的树种生长好、适地适树，并有较好的抗性，另一方面所选的树种在混交林中能否互利共存，发挥混交林的良好效果。树种选择时，首先选定主要树种，再为主要树种选择种间协调关系好的伴生树种或灌木。如果伴生树种选择不当，被主要树种淘汰或者压抑主要树种，影响混交林效益，或达不到混交林的预期目的。一般混交树种选择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1．1．1伴生树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应与主要树种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喜光程度，树冠宽窄，根系类型，耐荫程度，水肥要求，土壤肥力的效应等。一般要求伴生树种比主要树种生长较慢、比较耐荫，能在林冠下层正常生长。

1．1．2伴生树种要为主要树种生长改善林内生态环境，提高林分生产力如利用固氮作用的豆科树种紫穗槐、胡枝子等灌木，萌芽力强，枝叶繁茂，根系发达，可以较好地改良土壤，提高土壤力，抑制杂草滋生，保持水土。

1．3．3伴生树种应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并能抵抗自然灾害，与主要树种无共同的病虫害

1．2树种混交类型选择

1．2．1乔木混交类型。该类型由两个以上乔木树种组合而成的类型。如果树种搭配得法，可获得较有价值的多种木材。这种混交一般构成单层林冠，种间矛盾比较突出。因此必须掌握混交树种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在种间相互协调的情况下，进行合理搭配。常见的乔木混交类型有针阔叶树种混交，如红松与紫椴，落叶松与水曲柳、核桃楸，油松与栓皮栎、元宝枫，马尾松与栎树、枫香、木荷等;针叶树混交类型，如杉木与马尾松、柳杉，落叶松与云杉，油松与侧柏等;常绿与落叶树种混交，如杉木与檫树，油松与栓皮栎，柏木与桤木等。

1．2．2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混交类型。这种混交类型，一般同喜光树种与耐荫性树种组合而成的混交类型。一般选择较耐阴的乔木或生长较慢的树种为伴生树种，构成复层混交林。这种混交类型，一旦种间关系发生矛盾，比较易于调控，因此混交林生长较为稳定。如落叶松与水曲柳或黄波罗，油松与色木槭或椴树，桉树与相思树，马尾松与红锥等。

1．3．3乔木与灌木混交类型。主要树种为乔木，混交树种为灌木，起覆盖地面，侧方庇荫，抑制杂草，改良土壤，保持水土作用，并在林分初期对主要树种有着辅佐效能。因此这种类型中的种间矛盾较为缓和，林分生长比较稳定。如落叶松与紫穗槐或胡枝子，油松与黄栌，杨树与沙棘，杉木与山苍子或三桠，松树与茶叶等。

1．3．4综合混交类型。以乔木为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和灌木共同组成的混交类型。由于结构复杂，常常形成多层结构林分，种间矛盾也往往出现较早，而且在生长过程中变化较多，因此试验设计要求认真细致。一般在人工造林与封山育林结合时，可以采用这种混交类型，如亚热带山区，人工种植马尾松后进行封山育林，形成松为上层林冠，槠类、栎类、枫香等阔叶树为亚林层林冠，冬青、黄檀、槛木、山苍子等灌木为下层林冠的综合型的针阔叶树种混交林。

1．3树种混交比例选择合理的混交比例是调节种间关系和达到预期混交效果重要技术之一。如我国南方营造的杉木与檫树混交林，因檫树比例过大而使杉木被压。据研究结果表明，檫树混交比例一般以占10%～20%为宜，为了初期起到混交效果，其比例可占30%左右。在考虑混交比例试验设计时，首先是要有利混交中主要树种占优势地位，生长稳定，所占混交比例一般宜大些。如果早期速生的主要树种，其比例可适当缩小，伴生树种所占混交比例要有利于主要树种生长，一般试验初期比例约在25%～50%的范围。混交林中的灌木比例视立地条件好差而定，立地条件较差的灌木比例可大些。但是，在混交林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混交树种比例随之而变，当树种之间出现竞争激烈时，就要及时采取抚育间伐等措施，减少某一树种的株数，降低其比例，以缓解树种之间矛盾。

1．4混交方式(方法)的选择混交方式乃是各树种在林地上排列的方式，它在调节种间关系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一般分为以下几种。

1．4．1行内隔株混交。即在行内隔株或隔数株混交，树种间靠得最近，有利于发挥伴生效果，但种间矛盾较大，一般用于乔灌混交或种间关系较协调的树种之间的混交。

1．4．2行间混交。即树种彼此隔行混交，有利于发挥各种混交作用，也便于调节种间关系，施工比较方便，一般用于针阔叶混交、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混交或乔木与灌木混交。

1．4．3带状混交。即主要树种和混交树种成带状混交，树种之间只在带间接触。这种混交的种间矛盾易于调节，一般在于乔木与乔木混交类型，如果混交树种竞争能力强，混交树种和主要树种可以采取行、带式的混交。如杉木与檫树混交，可用3行杉1行檫的带。

1．4．4块状混交。即把一树种块状种植，与另一树种的块状依次配置。块的排列可以是均匀整齐的，也可依自然小地形排列。块的大小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用于种间矛盾较大的乔木混交或低产林分改造。

1．4．5星状混交。即单株树种散生于另一树种的行列之中。一般用于树冠开阔、喜光的树种，如檫树散生于杉木林分中的星状混交。

1．4．6植生组混交。即种群丛状的混交方法。植生组内为同种，不同树种的植生组交叉排列。但是，这种方法发挥混交效果较迟，种间关系易于调节，林分比较稳定，一般用于人工更新或次生林改造。

2混交林树种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与观察

2．1混交林树种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树种间关系是通过各种形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彼此有利或彼此有害，也可能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有害。如加杨与刺槐混交对两个树种生长有利，加杨与榆树混交对两个树种都不利，而与黄栌混交，则只对加杨生长有利，而对黄栌生长有害。可见，种间关系有利因素和有害因素始终是同时存在的。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树种种间关系为有利或有害，主要决定于树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

2．2混交林树种种间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

2．2．1机械作用。包括树冠、树干的撞击或磨擦，根系的挤压，蔓生植物的缠绕等。混交林树冠撞击主要是宽冠软枝型树种在风的作用下对针叶树顶芽的撞击折断，在营造混交林时，注意在混交比例或混交方式加以调节，蔓生植物在林分抚育中应加以除去。

2．2．2生物作用。是不同树种间的杂交授粉，种间的根系连生、共生及寄生现象等。树种混交对某些树种菌根的形成和发育都可能有影响。有些树种在根系连生以后，生长健壮的树种夺走生长衰弱树种的水分和养分，使其生长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死亡。

2．2．3树种的枝叶有气态分泌物，根系有根分泌物这些分泌物存在于树种各器官之中，如乙醇、乙醛、乙烯、萜类精油、酚类、生物碱、赤霉素等，其有很高的生理活性，对相邻树种有促进或抑制代谢作用。

2．4．4生理生态作用一个树种对光照、土壤水分、矿物质养分的吸取，从而减少这些生活因子对其它树种的供应数量，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一个树种凋落物归还林地的养分被另一个树种所利用。有时两个树种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动物及微生物等许多中间环节而作用的。如混交林的抗病虫害能力就是这种复杂相互的作用的结果。因此，混交林生理生态作用，也是选择混交树种、混交比例及混交方式的重要依据。

2．3混交试验林中树种竞争能力的观察与评定在混交林中既要保证主要树种充分受益，又要使伴生树种发挥它应起的作用。因此，只有了解混交树种的竞争能力及其相互表现形式，以及种间关系的发展进程，才能更好地调控混交树种之间的关系，使混交试验林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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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V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有着自身的要求和特点，也有着一定的区域特色，不同的环境区域面临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不同现状，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手段。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作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部分，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还缺乏比较充足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所以也在不断摸索进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正在进行，这对促进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笔者在工作中深刻认识到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也将自身工作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与提炼，现将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

网络布局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奠定了基础

水土保持环境生态监测网络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时候要注意网络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而且还要兼顾到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根据区域差异来建设合适的水土保持环境生态建设网络。水土保持环境生态监测网络的建设有着相应的原则，首先就是要确保自然水系与行政区划是相统一的；其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要兼顾微观监测与宏观监测相结合；再者，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要注重整体与特殊性相结合；最后，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要将治理与保护相结合，避免先破坏后治理的观念。我国很多省市都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中秉持了这些原则和理念，根据省市之间的区域性来开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以促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发展，以保证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进步。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注意事项

2.1、重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是整个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工作的正常开展以及成效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全面客观认识水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以便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中采取适合的措施来促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发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重点工作主要是宏观区域水土流失的阶段性变化，根据对区域水土流失的监测结果进行科学合理分析，进而为水土保持工作的下一个环节提供科学的依据，以制定下一步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策略。在进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时候要注意监测工作的全面系统性，不能只是将监测工作停留在水土保持工作的完成状况上，也不能只是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数据复核，而是要将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预防保护与治理相结合，正确处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相关内部矛盾问题，以促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完善，提高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水平。

2.2、客观处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问题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工作不仅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划分，也关系到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工作配合。不同的省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监测工作管理内容，有些省份会规定一般省级的监测公告要在5年更新一次，这一个周期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报告要展示出该省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相关数据。例如某个省份展示的监测数据就可以显示出这个省份的侵蚀面积和侵蚀级别，其减少幅度大体上是南部大于北部，而国家和省份水土保持的资金重点反而不在侵蚀面积和侵蚀级别较高的地方，这就使得水土保持的效果很难实现。很多省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水热条件比较好、植被恢复比较快，这些水土流失的情况在影像上也可以体现出来。不同的省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该省区域应该间隔多少时间对数据进行采集，进行系统监测、评价并公告值得认真考虑。如果间隔的时间太短，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监测投入的问题，以至于治理的效果不太明显；如果间隔的时间太长也会影响到监测工作的意义。因此，不同的省份在开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时候也要注意监测时间的间隔问题，根据省份自身的特点和情况来决定适当的间隔时间，尽量确保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效果和意义。

2.3、正确处理监测数据

利用遥感手段可以监测到水土流失的面积、分布和程度等数据，但是如果要分析出水土流失的危害、水土保持效益等数据，就需要采用一定的观测或调查来取得。在实际的监测工作中，点源数据得出的结果会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但是在一些省级行政区域公布的水土保持公告中没有体现出点源数据的重要性。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正确处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中的点源数据和面源数据关系和在公告中所占的比例，尽量将点源数据和面源数据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利用起来，这样不仅可以完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利用体系，而且也可以保证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客观真实性。

三、结束语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我国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十分重要。本文论述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相关内容，着重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论述，希望可以促进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邹燕莉.水土保持监测档案管理研究[期刊论文].中国水土保.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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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概念及特征

城市生态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指在特定城市区域中,城市居民与城市环境的统一体以及这个统一体中进行物质能量流动的因素,是一个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环境系统是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和人工建造的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体。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特征如下:

1、城市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城市生态环境由自然、经济、社会三个部分交织而成。组成城市生态环境的各要素、各部分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2、城市生态环境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物质能量的恒定需要与系统以外的环境进行广泛的交换。原材料、燃料要输入,产品、废物要输出,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性既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容器,也取决于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的水平。

3、城市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负荷能力。城市生态环境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我调节系统,在一定限度内自我调节,维持本身的相对稳定。但是超负荷则生态平衡被破坏。

(二)我国现代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研究现状

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发展很快。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不少有开创性的理论和方法。如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如松进一步在城市生态学领域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然、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生活还原功能的结构体系,标志着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新突破,为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近年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许多城市都开展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研究,总体说,目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研究倾向于多元化。

二、大连市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现状分析

(一)大连市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现状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介于北纬 38 °43 ′至 40 °10 ′、东经 120 °58 ′至 123 °31 ′之间,三面环海。大连地区山地属千山山脉的南延部分,全区地处丘陵带,少平原低地,地势基本走向是北高南低,北宽南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大连市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海洋影响明显,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雨集中。截止到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大连市常住人口601.5万人,户籍人口561.6万人,全市土地面积 12573.85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 2414.96 平方公里。大连市是一个开放的旅游城市,交通环境优良,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是中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

(二)大连市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1、水资源严重缺乏、分布不均、城市供水不足、水源污染严重。2008年大连市水资源总量为19.91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减少42.1%。其中地表水资源量18.27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5.35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之间重复计算水量3.71亿立方米。全年地下水动态水位年末较年初总体呈下降状态。由于年内降水不多,降水量比2007年减少28.9%,地下水下降总体幅度在0.5米左右。是全国、全省贫水区之一;全市水资源空间分布从东北向西南递减,由于不合理利用,全市主要河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2、森林资源不足、分布不均、林分质量不高、林种结构不合理。全市森林资源分布不均,多分布在北部山区,西部、东南沿海地区资源较少。2008年全市森林覆盖率41.5%,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4%,比上年增加0.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1.6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5平方米;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及水源保护区陆域总面积1332.09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0.59%。林分质量不高,林分单位面积蓄积量少;林种结构不合理,树种较少且结构单一,针叶林少,混交林更少。

3、土地浪费,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水土流失严重。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一些区域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使土地资源严重消耗。大连市耕地面积少,土地后备资源贫乏。其中耕地面积为373,665.6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27.6%。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313,879.6公顷,占耕地总量的84%。低于全国和全省人均水平。近年来大连市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轻度以上的水土流失面积约5620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41.5%。

4、部分区域超采地下水,海水入侵严重。由于无计划地开采地下水,造成水资源浪费,局部地下水因超采过量,导致海水入侵,目前全市累积海水入侵面积达867.8平方公里,约占大连陆地总面积的6.9%。

5、矿山生态环境恶化。以传统落后的方式开采矿产资源,忽视矿山开采过程及结束后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使矿山及区域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6、工业、生活污染物排放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危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严重。2008年全市废水排放量49398万吨(不包括循环海水排放量),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7386万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2012万吨,大连市污染物排放状况近两年来呈现一种减少的趋势,主要是由于环境质量监控的结果,但生态环境破坏还很严重。

三、大连市未来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主要对策

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大连的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实际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建设生态宜居型城市的发展方向寓于大连的远景发展之中,坚持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全面提高全民生态环境意识

树立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观念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民意识。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认真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用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对大连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进行最佳的生态规划。

(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建设节约型大连

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

生态环境建设必须体现保护与建设并重的思想,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对大连市可通过保护措施而自然恢复的区域,应以保护为主,公路、铁路、海港沿线等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的地方则应加大防护力度。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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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问题；原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快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的紧迫要求，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已成为我国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对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已有不少研究，一些学者梳理了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针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1］有学者认为我国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一些问题，［2］但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建设有利于解决农村生态退化、乡镇企业污染等环境问题。［3］许多学者针对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何隆德（2014）认为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建立全民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坚持依法依规治理环境、实现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生态化、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等成功做法；［4］谢枝丽、宋长英（2014）则提出环保管理的关键是要强化政府的参与和干预；［5］马源春、高广阔（2015）认为改革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要在构建生态环保预测机制、经济惩罚机制、综合评价应用机制以及“无悔”的环保政策等方面作出努力。［6］也有学者基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视角提出从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生态环保管理。［7］不难看出，学者们从生态环保管理存在的问题、制度建设、政府职能等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问题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湖南省的一些生态主体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进行深入调查，对我国环保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原因分析，并针对相应的问题提出了更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环保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环保管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环保管理新常态，仍有较大差距，深度推进我国环保管理仍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价值激励严重不足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有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追求，同时做出最大努力。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重发展，轻环保”，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投入偏少，一些生态主体功能区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经济牺牲，其生态收益与经济发展损失不匹配，以致地方政府对环保管理存在价值激励严重不足，出现环保政策偏差。一是生态补偿不足。2015年，中央政府对省内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每亩为17元，例如，湖南省江华县生态公益林的补助才每亩每年15元，这个标准低于公益林的管护成本（约每亩每年35元）。二是权责不对等。法律法规没有对中央和地方事权进行清晰界定、划分，地方政府肩负有环保管理的职责，但缺乏提升环保管理服务的积极性和与之相匹配的财力。

（二）环境执法能力不足

一是环保管理职能分散。环保职能分散在环保、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交通、国土、农业管理、海洋、港务和渔政等近40个部门，执法主体林立、责权分散、效率低下。二是环保机构不健全。例如，截止2014年，湖南省乡镇级设有环保机构842个，但大部分无法正常运转，大部分乡镇政府仍没有环保管理机构，缺少专职环保人员。三是环保经费短缺。由于排污费的足额征收很难到位，基层环境监管部门的业务资金大大减少，且难以保证办案资金来源。一些县市地方财政困难，无法满足环保机构的业务经费需求，用于环境监管工作的经费更是寥寥无几，许多环保局依靠大量征收污染费解决办公费用。四是环保执法人员不足。以湖南省环保系统为例，按照国家环境监察、监测标准化建设要求，中部省份省级环境监察人员应当达到40人、环境监测人员应当达到100人，而2013年底湖南省环境监察总队与应急中心合署办公，在岗才29人，目前执法人数少、任务重、执法难、难执法，极大影响了监管、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环境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三）公众环保监督缺位

一是公众无法获取准确环保信息。政府、企业对环保信息的公开率不高，公众难以获取真实有效的环保管理信息。二是公众缺少合法参与途径。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环保公众参与的条例或其他形式的法规，公众参与环保监管，缺乏规范化、制度化途径。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公众无从知道该用何种方式参与，更难以把握采取什么样的参与方式最合理、最合法，公众在环境监督中被边缘化。三是社会组织难以发挥作用。环保社会组织没有完全独立，资金来源对政府有依赖，在表达意见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对政府环保权力的制约大打折扣。

二引致环保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环保管理深度推进面临瓶颈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先发展后治理”观念作祟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关系时，地方政府往往把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视为解决当地经济社会问题的不二选择。对湖南的一些县市调研发现，一些县市在实际做法中仍将干部绩效考核与GDP挂钩，刺激地方官员为促使所辖地域经济增长最大化不断寻找机会。一些县市为能引进项目落户，放松环保要求，甚至以招商引资为名简化程序、减少环保考核权重等形式干预当地环保监管。

（二）部门之间利益掣制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府部门趋利现象明显，“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对本部门有利可图的互相争夺，无利可图的往往没人愿意负责，互相扯皮推诿。环保各项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不仅难以形成资金集中使用和严格监管的合力，反而加剧了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冲突，造成环保管理的“公地悲剧”。

（三）环保管理政策滞后

污染防治政策文件不够具体明确，一些必要的条款处于空白状态。污染防治的立法政策软弱，缺乏强制性和引导性。环境收费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环境违法处罚标准明显过低，无法对环境污染起到震慑作用。

（四）环保监督机制虚化

上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和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之间主要是行政业务指导关系，部门的财政权也由地方政府掌管，为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实行“挂牌保护”提供了土壤，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拦路虎”。公众参与环保缺乏有效协调机制，遇到具体环境问题，公众无从知道该用何种方式参与，难以把握采取什么样的参与方式最合理、最合法，公众在环境监督中被边缘化。

三破解我国环保管理体制问题的对策

破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问题是一项长期艰难的挑战，只有构建起政府、管理部门、市场与公众等“四位一体”的环境保护管理机制，实现“四个增强”，才能有效解决环保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增强参与主体环保管理的积极性，健全利益共享与成本分担机制

一是创新生态保护财政补偿机制。加大对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探索建立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制定出台《重点流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实施方案》，探索建立由属地政府负主责、省政府明确一个对口部门为主指导督办、相关部门配合支持的多方协同机制，对做出重大环境贡献的县市乡进行适当的奖励，省市不再考核其生产总值。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制度、生态文明示范点建设管理制度等。二是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制度。对具有明确的保护者与受益者的领域（区域），在生态重点区域设立碳排放交易所，推动横向碳排放以及在交界省份之间实施碳排放权、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还可以通过共建生态园区、在电价、水价中征收生态补偿基金等形式来实现，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三是探索推进生态产品金融化。进行生态旅游项目经营权、林权等优质运营性资产抵押、收费权融资等，探索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直接融资。依托生态资源的市场资产定价，探索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行直接融资。

（二）增强环保管理体系协调性，推动横向环保职能整合与事权划分

一是实现环保管理主体多元化。环境管理的主体由单纯依赖政府管理发展到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民共同参与，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的监管体系，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将全国所有排污单位的监管在中央、省、市、县四级环保部门进行合理分工，明确各级执法检查的层级责任、执法检查频次及程序，对全省所有排污单位实行“有计划、全覆盖、规范化”的环境执法检查。二是实现环保管理决策多元化。明确各职能部门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责任范围，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协调机构，加强统一监管。加强发改、财政、国土、水利、农业、林业、环保、住建等职能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建议设立协调机构统一领导，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实现定期召开协调会议，通报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做到信息互换互通，形成议事会商制度，推动工作落实，开展联合执法。三是探索建立区域共治的联动执法机制。针对省级行政边界区域权属复杂、监管薄弱等特点，建立边界相邻地区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从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建立区域监测网络和应急响应体系。

（三）增强环保管理执行力，加强环保执法能力与设施平台建设

要按照“控总量，优结构”的思路，调整机构编制、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跨部门、跨系统、跨行业调剂，逐步解决生态环境建设与监管机构不健全、人员不足的问题。一是建立健全环境执法机构。构建中央、省、县、乡（镇）四级环境执法监管网络，确保每一个乡镇有环保机构，提高执法装备水平。二是充实各级执法队伍。强化各级管理者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提升管理者知识结构。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充实环境监管力量，配备专业环保人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专设水资源法警、森林资源法警，培育和引进一批节能和环保监测专业技术人员。三是加强环保设施平台建设。加强污染物排放等监测网络、预报预警、应急管理等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支持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四）增强环保管理监督力，推进环保信息公开法制化与规范化

一是整合各部门环境监测和信息网络。建立统一服务于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环境监测和信息网络平台。二是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加快制定出台《环境信息公开实施方案》，建立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政府在制定重大环境法规政策、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时，以及批准建设项目之前，应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对排污量超过一定标准、环境风险大的企业，强制其公开环境设施运行情况和污染物排放信息。对涉及民生、社会关注度高的环境质量监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企业污染物排放等信息以及环境状况、重要政策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要及时公开，主动向社会通报。三是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途径。建立环境保护“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重大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要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环保微信工作体系。四是培育、规范环保社会组织发展。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环保决策，鼓励和支持其参与重大环境决策，对政府环保工作进行监督等。

作者:范东君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绿色发展与两型社会建设团队

参考文献

［1］张永亮，俞海．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与方向：国际社会的观察和建议［J］．中国环境管理，2015（1）：43－47．

［2］胡海兰，安和平．贵州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7－51．

［3］肖金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J］．区域经济评论，2014（5）：124－126．

［4］何隆德．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的举措及经验借鉴［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48－52．

［5］谢枝丽，宋长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政府干预手段探究［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4－6．

篇9

煤炭环境问题主要包含开采、加工、存储运输、使用所有过程。寻求所有方式去解决因为媒体而造成的生态受损、资源浪费与污染问题，现已经变成持续发展中非常关键话题之一。本文主要以神木县煤矿为调查对象，分析了煤炭开发给当地以及周边环境带来的水质污染与侵害、土质污染、土地资源受损、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从法制、经济、管制、科学技能等方面给出一些防范措施。

关键词

煤炭开采环境治理西部地区

基金项目：

陕西省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法制建设研究（参与），项目编号：2014KRM95；区域煤炭开发中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研究（主持），项目编号：11YK14。

煤炭是国内的基本能源，也是重要能源，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是国内可持续发展方针实行重要资源的依靠。而煤炭开发对附近生态环境带来一些侵害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十分可怕的，怎样才能做到煤炭开发与附近生态环境维护共同存在是一个急需解决问题。

一、煤矿区生态环境损害分析

（一）体的污染与损害

煤矿区水质污染一般有矿井水、煤炭废水、生活废水等。用来冲洗煤炭的水质中间具有很多大颗粒悬浮物、油还有一些添加剂，矿区内一些生活污水中具有很多有机物、细菌等。这些水质不光让附近地表水质受到伤害，让水中生物没有办法生活，并且这些废水都慢慢渗透到地下，导致地下水体也遭到一定污染，还有就是对附近土壤也造成一定污染，导致动植物生活环境下降。另外，有一些调查显示，煤炭在进行开发时，会损害矿区原有地质构造，从而造成地下水体发生改变，对水体循环带来一定不利影响。总体来说，煤矿区废水导致周边水体与土质都出现生态下降，动植物出现大幅度减少，甚至还对当地居民和生态系统造成一定严重危害。

（二）土壤污染与土地资源损害

1．土壤有害元素污染。

煤矿区土质中一些有害物质一般都是来源于煤矸石，它在自然风化等外界条件中不断降解变成很多细小灰尘、气体以及有害元素。这些有害元素在水体带动下四处发展转移，让矿区和附近土质质量变差，生态系统慢慢受到一定破坏，农产品减少，严重时还会危害居民健康。土质受到有害物质侵害，它所遭受到的危害要比水和空气污染更为严重，这是因为这些有害物质会在土壤中存在很长时间，并且不会轻易被发觉。当前，对煤矿区土质污染研究已经越来越多，有些调查显示：土壤中那些有害物质之间活动性、毒性等都和物质形态有着很大联系，这些都给矿区土壤治理带来一些新想法。

2．土地塌陷。

我们国家土地资源还是相对比较缺乏，人均占有量极少，还不够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然而媒体开发对土质破坏却十分严重，这显然增添了国内人多地少这个矛盾。在煤炭采集过程中对土地造成伤害的方式一般有挖掘、塌方与压占这三类方式，其中塌陷是最主要方式，对环境伤害也是最厉害的。土地塌方会让附近百姓耕地面积极度减少，当前已经有15个村落出现耕地面积少于0103hm2的现象。还有，土地凹陷还会对水、植物等带来一些伤害。因为凹陷导致植物缺水、枯死现象极为严重，同一条件之下，凹陷区沙蒿存活率要比没有凹陷地区小16%。

3．水土流失与沙漠化。

我们国家西部煤炭储存量极大，不过这个地区是属于干旱半干旱地方，植物比较稀少，水土流失现象很是严重，生态系统也很薄弱。所以，水土流失与沙漠化已经变成国内煤矿区最为显著的生态污染问题之一。煤矿设立与生产中会对地表植物进行挖掘，堆放杂物等，从而造成地表植物减少，导致径流与糙度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让土壤抗蚀能力减少，加速了水土流失与沙漠化进程，不光侵害了生态环境，还给附近百姓生活造成了很严峻的自然侵害和安全危害。比方说，陕西榆林神府东胜矿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是风蚀与水土流失侵害最厉害之地。水土流失严重不光阻碍了河道排水功能，这些泥沙也造成附近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三）大气污染

在煤矿区，煤和煤矸石在进行运送时会造成很大粉尘污染，在进行使用时也会带来很大浓烟，这是当地污染中主要污染源。就一些数据显示，国内每年会燃烧煤矸石115-210亿吨，在1500座矸石中，大概会有差不多300座都会出现自然现象，因此会出现很多小颗粒物质，这些物质如果被人们吸入肺部会对肺部带来很大伤害。这些废气一般都是CO2与SO2为主，前者是造成温室效应中最为主要的成分；而后者会被氧化成SO3，它和H2O发生化学反应会生成硫酸，再慢慢通过一些化学反应变成气溶胶，还会变成硫酸盐。这些物质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会给环境带来很大伤害。还有就是井底之下废气，比方说，甲烷、一氧化氮等气体如果被放入空气中，就会出现大面积空气污染。就有关调查显示，每年这些井下都会产生大概100亿m3CH4。

（四）生物资源的损害

煤矿区生物资源破坏一般是因为矿山修剪、岩石堆放、修路等一些因素造成。这些活动和煤炭采集特别不合理，它改动了当地以及附近水体、土质等一些环境，还导致一些营养物质没有办法进行再生长，从而造成整个矿区和附近地区环境极度恶化。

（五）矿区景观环境损害

就一个地理位置来看，当地不仅含有很多煤炭等环境资源，这些矿石还组成了一些独特地表和生态环境，再加上一些文化和历史原因等让他们变成一个不仅包含矿产、生态价值，还拥有很强的社会、文化等价值为一体的综合区。正是因为在煤炭采集环节中，会出现一些挖掘土地、乱堆杂物、废气产生、有害物质生成等因素导致这些价值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生态景观遭到破坏，历史文物也出现损伤。这些不光让人们失去视觉价值，还给人们历史文化与科研带来了无法替代的损失。

二、煤矿区生态环境损害的防治

（一）贯彻国家法规，科学管理矿区

随着一些有关管制条例和政策的不断出现和实行，代表着国内煤矿区生态污染治理工作已经开始慢慢走入法制道路。这就需要国内煤炭行业职员从管理层到基层要不断增强环境保护思想和法律思维，真正意义上将国内有关法规进行落实，坚持将煤炭使用与生态保护相提并论，预防为先，治理为后。同时，要不断给予法制更新，依据当地煤炭采集现象和伤害情况，确定出具有针对性、有效的管制办法，确保矿区生态可以得以修复和治理，促进矿区可以和谐发展。就管制机制来说，土地管制单位、煤炭管制单位还有环保部门等一些有关执法管制部门应该努力去改善管制体制，强化统筹管制，落实职、责等各个方面问题，实现共同管制。要实施个人承担体制，谁对环境造成伤害，谁就要承担责任，给予治理和恢复，将矿区环境管制和公司、职员自身利益互相连接，让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管制及国家行为变成个人和企业行为。

（二）调整煤炭价格，推进生态环境补偿费政策

很长时间以来，国内煤炭价格就比较低。就有关调查来看，1984年国外平均价格比国内高4-7倍，虽然之后经过几次调整，还在1994年时全部放开，不过国外还是比国内高1-2倍，所以国内煤炭资源始终没有转变成经济主要支柱。就长时间煤炭采集带来一些累积性环境破坏问题以及持续开发造成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让煤炭行业已经没有能力去负担因破坏生态环境去进行修复责任。为了在经济中给予煤矿区一些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建，有部分研究人员就指出可以适量参考国外煤炭价格，再依据国内当前现状，给出一个合理的煤炭价格，并建立一套完整合理的资源价格体制，完全打破资源无价、底价等一些不科学现状。设定一些资源补贴政策，在进行采集和开发之前要收取一定费用当作环境补贴费用。不仅能够对煤炭价格进行提升，还能够给煤炭区域带来一些资金帮助等，直接或间接帮助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三）推广清洁生产，促进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

1．清洁生产和洁净煤技术。

国内研究者依据经济体制、社会发展规划以及日后发展目标，进一步给出一些相关可靠持续发展方针，觉得清洁生产应该包括四大意义：一是其最终目的就是达到节能减排，减少资源损耗，减少污染物质总量和排放量；二是清洁生产主要方式就是对生产工艺给予一定改善、增强公司管制、尽可能提升资源利用率、资源使用情况和商品体系给予一定改善、革新设计思想、尽可能让污染物质少排或不排到环境中以及把环境原因当成服务的一部分；三是清洁生产主要办法就是排污审计，就是通过一定方式检测排污位置、因素等，并对这些因素给予专门处理，从而减少或去除这些污染以及对商品生命周期给予一定研究；四是清洁生产最终目的就是保障居民与环境不受伤害，提升公司自身盈利情况。就煤炭行业来说，清洁生产主要展现在洁净煤技术发展。就是在对煤炭采集和使用环节中，降低污染与提升煤炭加工效率，加大转化率以及污染掌控等很多新技能的总称，让煤炭利用率达到最大值，并排放出最少有害物质。这个技术是一个牵涉到很多方面，包含一些不同层次学术群，拥有很大难度，投入多，开发时间长等特征。不过，它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各个国家解决煤炭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最为主要技能之一。

2．煤矿区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与治理。

因为煤炭地区生态体系要比其他地方生态体系繁杂很多，还有环境侵害问题也是十分繁杂，伤害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只从一个简单层面去看待问题，只使用某一个技术理念与技能去这个地区环境问题给予一定修复和管制，很多时候会造成很多无用功，会出现一些不好方面。所以，要综合使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很多学科理念与技能，在加上一些GPS等新型技术，从很多个层面和角度去对当地环境给予一定损害评估，在对其进行修复和管制。还有在对修复项目进行设计时，还要从“以废治废”为出发点，在将治理和使用相互融合，尽可能展现“使用是为了治理，而进行治理最终目标就是让未来更好使用”的想法。

3．因地制宜，科学进行矿区土地复垦。

矿区土地复垦主要是针对一些凹陷土地或者是被一些岩石侵害过的地区。应依据现已凹陷程度给以一定合理修复。比方说：那些凹陷程度比较低，能够继续耕种以及改建成经济田等，比方说建设蔬菜大棚等；那些一直有积水或者是那些季节性积水的地方可以进行挖掘变成池塘等地，进行养殖业；而那些常年积水并且相对比较深的地方要给予综合使用，比方说养殖水生植物，修建水禽场地等。总之，要依据当前情形给予一定处理，要本着因地适宜原则，给予凹陷地区修复和建设工作。

4．矿区生态工程的研究和示范基地的建立。

因为矿区环境具有很大面积，再加上操作比较复杂等因素，一定要组织一些专职职员进行矿区生态项目与重建技术研究、生态环境质量标准体制与生态保护和重建体制研究等。同时，成立生态项目示范基地。在进行示范基地修建时能够使用以国家和当地政府为主，相关公司为辅的经济运作方式。常规下应该挑选那些矿区工作时间长、生态环境薄弱，并且具有代表性意义，经济条件好，管理者和居民环境保护思想较强的地区，比方说铜川矿区等。

三、结语

当前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煤炭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不过因为煤炭采集导致一些生态环境受损问题变得特别厉害，已经让当地和附近生活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遭到一定损害。所以，研究煤矿区环境破坏因素、方式与程度，对整个修复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性意义。政府单位、管制部门、煤炭公司等一些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一起合作，依照科学发展需求，保持时代脚步，全面促进建设矿区所有项目，达到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

作者：戴斌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余振国、冯春涛、郑娟尔、朱清．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与补偿赔偿制度研究．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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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矿；开采生产；生态环境；现状；问题；综合治理；研究；分析

煤炭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进步所需的重要资源，在社会生产与工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提升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对于煤炭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煤炭开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但是，煤炭资源的生产开采开采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发展与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以及不合理的开采，也对于煤炭资源开采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加剧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了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大幅度提升和健康发展，形成严重的不利作用和影响。

1、某地区煤矿生态环境现状与问题分析

1.1 某地区煤炭工业发展与煤矿开采情况分析。某地区辖区范围内共有煤矿250多个，含煤面积近2000km2，在该地区的煤炭资源总面积中占到60%的比例，是该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以及国民经济增长提升有着极大积极促进作用和意义。在该地区开采生产的250多个煤矿中，共存在有瓦斯突出矿井130处，在所有煤矿中占有比例达到52%；其中，高瓦斯矿井达到66处，在所有煤矿中的占有比例达到近30%；低瓦斯矿井有55处，在全部煤矿中的占有比例约为22%。此外，在对于该地区全部煤炭储量的勘探结果中显示，该地区煤炭总储量达到近12亿吨，煤炭储量分布比较集中的矿区数量有17个，包含120多个煤矿井田，不仅是该地区煤炭资源开采的重点地区，同时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1.2 某地区煤矿生态环境现状分析。结合煤矿开采生产中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进行煤矿开采区域生态环境现状的研究分析，需要从煤矿开采生产区域的环境污染情况以及地下水资源污染、水土流失现状、土地资源的污染破坏情况、植被以及生物多样性受影响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1.2.1 煤矿矿区的环境污染情况分析。在该地区的煤矿开采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废气与粉尘污染、生产生活废水排放污染、土壤污染等各种环境污染问题。其中，煤矿矿区的废气以及粉尘污染主要体现在，随着该地区工业生活用煤量需求的增加，煤炭燃烧使用中排放的二氧化硫在空气中的含量也在呈现逐渐增加的变化趋势，根据该地区对于工业以及生活用煤废气排放情况的统计，全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近15万吨，烟尘排放量也在10万吨以上，此外，工业以及生活用煤中CH4的排放量按照每吨煤35m3的排放量进行计算，一年也达到近6亿m3的排放，这些煤尘以及CH4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了煤矿开采区内大量的二氧化硫烟尘导致产生的废气污染问题，对于煤矿矿区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其次，煤矿矿区的生产以及生活废水排放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在，煤矿工业生产以及生活排放的废水中，含有Hg、Cd、Cr、Pb、As等多种丰富的化学元素，其中，所排放的废水中以Cd、Pb、As的含量的废水排放量为最多，对于人体的危害作用和影响也相对比较突出，而工业生产以及生活中废水的大量向外排放，不仅严重的污染煤矿矿区的地表水体，而且对于矿区的生态环境也有着一定的破坏影响。最后，在煤矿矿区开采生产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现状还表现为煤矿开采对于土壤造成的污染问题，煤矿开采生产中高矿化度井水的排放、生产生活废水排放和煤尘等的排放，再加上煤矿开采中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导致这些煤尘、废水侵入到土壤地表中，对于土壤的生产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土壤生产功能下降。

1.2.2 煤矿矿区地下水污染以及水土流失现状分析。煤矿开采生产中，造成矿区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矿井排水。煤矿开采生产产生的矿井废水以及煤矸石在经过雨水冲刷后产生渗入到地下水系，从而对于地下水造成污染和破坏。该地区的煤矿开采与生产中一些大型煤矿基本上都设置有矿井水处理设施，对于矿井水的处理比率也相对较高，而一些小型煤矿在开采生产中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利于，矿井水处理设施的设置缺陷漏洞比较大，造成煤矿开采中，大量废水对外排放，这样一来不仅造成水体环境的污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1.2.3 煤矿矿区生物植被多样性现状分析。煤矿开采生产中，对于矿区植被以及生物的多样性作用影响也比较突出。煤矿开采生产过程中，煤炭资源的生产开采导致森林植被以及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出现生态严重退化问题。在对于某地区的森林分布与煤矿区域位置对比分析中显示，煤矿开采生产时间比较长的矿区范围内，森林分布尤其少，甚至出现无森林分布现象，即使存在有森林分布情况的，森林区域内的植被数量与种类也有很大程度上的缩减，而森林植被的减少，对于该地区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煤矿开采造成河道、湖泊的干涸，从而导致动植物失去生存条件，导致大量的水土物质出现灭绝。

此外，煤矿开采生产造成大量的矸石堆积，在煤矿开采区域形成固体堆积物污染，不仅占用大量土地空间，影响地表环境与地下水质量，而且对于矿区周围生态环境的美观性也造成一定破坏。

2、煤矿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分析

针对上述某地区煤矿开采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进行综合治理中，需要根据具体问题结合污染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措施进行控制和治理，以避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影响扩大。

首先，针对煤矿开采中出现的大气以及水、土壤污染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中，首先对于工业场地的燃煤生产使用锅炉要全部按照60%的脱硫效率和98%的除尘效率进行设置；其次，在煤场以及集运站应注意进行防风当尘网的设置，并且运煤道路应注意进行硬化和绿化处理，及时进行水污染治疗和污水回收处理，对于污染和破坏比较严重的煤矿进行关闭，建立煤矿矿区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管理系统，避免和控制煤矿生产中的环境污染发生。其次，在进行煤矿矸石污染的治理中，注意对于关闭以及服役期满的矿区，可以通过矸石山筑坝或者是摊平、压实、复垦等措施，进行矸石污染治理，在对于矸石进行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减少堆积形成的污染问题。此外，对于煤矿生产中的废水污染可以通过矿井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来避免和控制，在开采矿区进行绿化造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

3、结束语

总之，煤矿生态环境以及综合治理是煤矿开采生产中研究和关注的一个重点，进行煤矿生态环境以及综合治理的研究分析，对于促进煤矿生产开采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平衡等，都有积极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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