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最近五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界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中，这个问题更具有特殊意义。在2005年之前，中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多是从对外经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直到2006年，当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以及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国际收支失衡基本内容并且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性问题之后，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认真对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汇率政策调整问题的声音才多了起来。

由于汇率决定模型复杂多样而且还因为汇率理论的假说及其政策引申意义，至今难以找到一个可被广泛应用且能够被当成“主流认识”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一致说法。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自然要从多角度出发不受限制地进行思索，才有可能从中发掘更深刻些的理论内涵和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目前形势下谈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应当考虑以下问题：（1）怎样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机？（2）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3）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选择？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为何如此强烈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如果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篇2

关键词：光伏产业 快速扩张 原因 应对之策

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最好的办法是减少对煤炭、石油等非再生化石能源的需求，转而应用可再生的非化石能源。由于太阳能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可利用的最大能量来源，利用太阳能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由此，催生了光伏产业。光伏产业致力于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它包括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电池组件和相关生产设备的生产、光伏发电系统等。

欧美国家和日本率先利用太阳能发电，因此，也是最早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家。中国光伏产业于20世纪70年代起步，90年代中期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并在2004年后经历了飞速发展的过程。2007年至今，中国的光伏电池产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但是光伏产业严重依赖外需，绝大部分光伏产品依赖出口。出口的迅速扩张，加之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欧美光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美欧相继对中国光伏企业发动“双反”调查。

2011年1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输美光伏电池展开“双反”调查。201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中国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终裁结果：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的关税范围为23.75%—254.66%。9月初，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9月下旬，欧洲光伏产业联盟向欧盟委员会提起针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反补贴”诉讼。这是中欧之间最大的贸易纠纷，也是全球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这些将对中国的光伏企业造成巨大的困难。

为了更好地发展光伏产业，需要我们探究光伏产业快速扩张的原因。然后，提出应对挑战的对策。最后，本文给出光伏产业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示。

一、中国光伏产业的快速扩张

最近10年，整个世界的太阳能产业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递增，最近3年，更是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中国光伏产业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平均增长率，2004—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0%。2011年，在中国光伏产业链中，多晶硅企业70多家，硅片企业60多家，光伏电池组件企业700多家。行业年产值超过3000多亿元，进出口总额220亿美元，就业人数达30万人。2011年，中国的尚德电力成为第一家光伏组件出货量超过2GW的光伏企业，连续两年高居市场研究机构IMS Research出货量排行榜之首。光伏组件出货量前五中唯一一家非中国光伏企业是美国的First Solar，排名第二。由于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扩张过快，远高于欧美需求的增速，自2008年以来太阳能板批发价格下跌了近四分之三。

二、中国光伏产业快速扩张的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在市场经济中，某个产业快速扩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投资该行业有利可图，而且利润率要高于其他行业。进一步，我们可以将光伏产业高利润的原因分解为三个。

第一，欧盟着力推行太阳能发电支撑了光伏电池需求的增长。欧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者，积极施行各种碳减排措施。近20年来，欧盟积极推动光伏产业发展。欧盟是世界上光伏发电量最大的地区，2008年，欧盟的光伏发电量占世界光伏发电量的80%。预计在2020年，光伏发电量占欧盟总发电量的12%。欧盟对光伏发电的推广应用创造了对光伏电池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光伏电池严重依赖外需，尤其是欧洲市场。

第二，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快速扩张的供给因素。首先，我国的光伏产业具有加工贸易的性质，光伏产业是典型的“两头在外”。由于我国光伏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主要的半导体原材料和设备均靠进口。其次，相比欧美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助于光伏产品在国际上树立价格优势。

第三，地方政府推波助澜。为了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地方政府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从名义上讲，光伏产业属于新能源产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又由于光伏产业的高额利润，企业愿意投资，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光伏产业作为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把光伏产业列为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发展光伏产业。为了发展光伏产业，地方政府在土地价格、贷款等方面给予了大量优惠。

三、中国光伏产业的应对之策

第一，政府应鼓励应用光伏发电，创造光伏电池的国内需求。国内光伏产业的快速扩张得益于欧盟市场的扩大，同样，光伏产业的困境也是由于欧债危机导致欧盟需求的下降。严重依赖外需的现状导致中国的光伏产业受制于外国。2010年，中国太阳能发电占发电装机总容量的比例仅为0.1%。中国应用太阳能发电具有巨大的潜力。为了使得光伏产业稳定发展，致力于创造国内需求是政府下一步的政策方向。

第二，整合现有企业，大力支持研发。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大型光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许多中小光伏企业更是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产业整合不可避免。为此，中央政府应该致力于整合现有光伏企业。许多地方政府由于前期对光伏企业的贷款扶持，已经被光伏企业绑架，整合光伏产业的任务应该由中央政府完成。将光伏企业整合成少数具有发展空间的大企业，并把未来的方向确定为突破光伏产业的关键技术，改变依赖外国核心技术的局面。

第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为了应对欧美国家对中国光伏企业发动的“双反”调查，对于没有最后裁定的诉讼，最适宜的解决方法是协商解决争端。首先，说明中国政府并未对光伏企业进行巨额补贴，中国光伏企业的价格优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光伏电池加工贸易的性质。其次，让欧美认识到对中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会危及到欧美自身的经济利益。因为中国从欧美进口了相应的设备，为欧美的光伏产业创造了就业。最后，中国可以考虑主动削减对欧美的出口，让中国光伏企业对欧美的出口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

四、光伏产业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示

第一，要深刻认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本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本质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节能减排。因此，只有当某个产业确实做到了节能减排才能称得上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将发展光伏产业理解为生产光伏电池，而并未利用光伏电池进行发电，这并不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而生产光伏电池，又重走加工贸易的老路，并没有走自主研发之路。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能集中于某个产品，只有该产业确实做到了节能减排，才能称得上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抑制企业盲目扩张，鼓励研发。中国企业起初投资光伏产业，主要是看到了其背后的巨大利润，因此，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然后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各种政策扶持来快速发展光伏产业。在光伏产业不具备创新能力的前提下，盲目扩张，尽管短期内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但从长期看，抗击外来风险的能力太弱，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应该抑制企业的盲目扩张，并鼓励研发。

篇3

关键词:反倾销国家利益博弈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反倾销的经济影响

反倾销既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又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常常会对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造成“双输”的结果。

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因素,才能实现经济资源最佳配置,进口国利用反倾销保护该国落后的没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既破坏业已形成的国际分工,又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社会净福利。反倾销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和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仅仅保护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的利益,不仅使进口国损失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利益,而且使消费者损失国际交换利益,从而使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产生社会净福利损失。

反倾销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出口国产品遭遇进口国反倾销时,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将会迅速地缩小,甚至被迫退出进口国市场。反倾销还具有一定的连锁效应,一个国家对出口国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常常会有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跟进,也就同样的产品提出反倾销。反倾销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反倾销会极大地打击出口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出口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担负重要的支撑作用。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特点的企业在一个相当大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递减,因而具有贸易优势。但规模经济的实现与市场容量有密切关系,只有市场广阔,企业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才有竞争力。而反倾销则会造成市场缩小,限制出口国企业规模经济。四是影响利用外资。反倾销会使出口国外资企业逐渐减少或丧失海外市场份额,危及外商投资者的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外商对出口国投资的信心,甚至导致外商从出口国撤资,对出口国扩大利用外资产生恶性影响。

我国遭受反倾销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与制裁的“重灾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指控居高不下。自1996年以来,我国年年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受反倾销指控的案件有增无减。对我国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进入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反倾销指控的行列。反倾销案涉及的产品越来越广泛。以前反倾销多是针对我国的五矿化工产品,现在已经扩展到家电产品、农产品等。反倾销指控不仅涉及我国的内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针对我国的三资企业。反倾销案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

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长迅速,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出口总量更是快速增加,贸易顺差日益增多,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强大的出口不可避免要遭到进口国的抵制,反倾销调查作为有效的抵制手段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进口国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我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加入WTO后,其他WTO成员国对我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产品配额等将逐步取消。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产业必然会变换手法转而通过反倾销案件阻止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个行业有利可图,往往出现过度投入的情况。而且我国企业数量众多,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出口秩序混乱,经常出现企业低价竞销的现象,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不是按照我国的实际生产成本确定,而是依据“替代国”的成本价格来决定,常常被判定为倾销而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我国产品因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未来潜力遭到窒息。

我国应对反倾销的措施

国际贸易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互换,并且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从长远看,不仅严重损害出口国的利益,而且造成进口国的利益损失。因此,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倾销与反倾销的发生。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各种行政性垄断,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货币自由兑换、劳资工资谈判等还未确立,我国政府的职能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严格依法行政,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政府成为市场的完善者、保护者,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监督和鼓励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开展经济活动

表面上看,WTO协议由成员国政府签署,WTO事务是政府间事务。但是,WTO事务直接关系到企业、行业、产业利益,企业和代表企业、行业、产业利益的商会是WTO事务中的利害关系方。WTO规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制定的,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原则通过创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成本等途径开展合理竞争,防止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在倾销和反倾销中,行业组织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行业组织可以收集本行业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料和证据,统一对外开展本行业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宣传,积极争取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很不健全,各个行业的企业由于缺乏行业组织的协调,加上个别企业缺乏自我约束,为了占领市场,进行恶意竞争,不仅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沟通、磋商和避免过度竞争的作用。

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

由于对WTO有关反倾销规定缺乏研究,我国多数企业在遭到反倾销时通常都不应诉,使进口国有权使用所谓的“最佳可获得信息”直接裁决,其结果往往是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当外国产品对我国进行倾销时,我国企业又缺乏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错失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最佳时期,不仅严重影响企业发展,而且导致国家利益损失。所以我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和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维护国家利益。

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低水平上过度发展,恶意竞争,大打价格战,科研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难以做大做强。因此我国应通过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通过新产品开发占领市场,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改善国际贸易环境

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展开积极的外交谈判,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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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流动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稳健政策；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储蓄―投资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10.45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2－0011-08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两者协调性研究近年来取得重大进展。从1998年下半年至2004年末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重大实践，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是针对内需严重不足而实施的总量调控。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新的特征，经济产生局部过热、宏观经济总供求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经济运行中流动性膨胀、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开始发生变化，由过去偏重GDP的增长转向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也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双稳健的政策在具体操作中重点体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属于结构导向型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在实际中的又一次重要运用，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新一轮的影响和效应。

一、现实背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大挑战之一――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Liquidity）一词在经济学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货币（Money）的流动性，主要用于央行货币政策层面和金融机构体系层面，指的是货币供应量或金融机构体系的资金头寸状况；二是指资产（资本）的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速度以及变现成本。不同层面的理解，使得流动性成为包容性很强的一个概念，因而流动性膨胀也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经济现象，是货币和资金（资本）问题混合而成的经济现象。流动性膨胀如果是纯粹的货币问题，则意味着货币投放过多，货币超经济发行，出现产品价格全面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一般用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重等货币指标衡量。如果从资金或资本的角度来看流动性膨胀，资金过多，则会引起市场利率下降，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普遍上涨。从中国目前的整体经济情形来看，流动性膨胀应该既包括货币投放过多，也包括资金过多，两者兼而有之，属于混合复杂的经济现象。当前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货币供应量过多

货币供应量过多不仅表现为绝对量增速较快，更表现为相对量（M2/GDP）增长过快。首先，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2003年末中国M0、M1、M2分别为219 226.8亿元、84 118.81亿元和219 226.8亿元，到2007年6月末分别为26 881.09亿元、135 847.4亿元和377 832.1亿元，年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3.1%、17.1%和17.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7年7月末M2同比增幅达到18.48%，为今年来的月度最高值，在上半年出现回落趋势后，货币供应再度显现增长势头，可见流动性偏多局面仍然严峻。其次，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除2004年外，2003~2007年6月M2增长率均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GDP年均增长率为13.7%，M2增长率比GDP名义增长率平均高3.5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得M2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003年为1.629，2004年有所下降为1.589，2005年为1.632，2006年上升为1.65，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如图1所示）。

（二）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日趋扩大

近年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速度始终快于贷款增长速度，2003~2006年存款增长比贷款增长平均高2.4个百分点。存贷款增速的差异导致存贷款差额不断扩大，2003年末存贷款差额达4.91万亿元，2006年末这一数值已上升到11.01万亿元。2007年存款增长速度所有减缓，贷款增速首次超过存款增速，但存贷差仍有扩大趋势，第一季度末存贷差达11.4万亿元，第二季度末达11.8万亿元。如图2所示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持续扩大，使得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资金，金融机构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大量资金滞留于金融机构间市场，有效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

（三）金融机构间资金拆借利率水平较低

自2006年以来，尽管人民银行多次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但金融机构间资金拆借利率变化不敏感，这表明金融机构的资金面是相当宽松的。2003年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2.44%，2004年为2.80%，2005年下降为2.26%。2006年，人民银行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幅度达1.5个百分点，而金融机构间资金拆借利率为2.27%，仅比2005年上升0.01个百分点。2007年人民银行又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2%，而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下降为1.74%，达到近年来历史最低水平。①

（四）资产价格上涨过快

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股指屡创新高。一方面，流动性膨胀导致人们对房地产需求的急速增加，由此造成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2004年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为9.4%、2005年为7.6%，2006年为5.5%，三年累计增长28.4%。②尽管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但房价上涨的势头依然不减，2007年第一季度，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为5.6%。另一方面，流动性膨胀还表现在股票市场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上证综指年度最高点从2006年的2 698.90点窜升至2007年的5 209.51点，深证成指年度最高点由2006年的6 481点上升至2007年的18 128.74点。③房地产价格和股票指数的持续上扬，容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发展下去势必会推动实体经济价格的上涨，带动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五）物价持续走高，通货膨胀压力显现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出现了上涨趋势。特别是进入2007年，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加大，1~7月份CPI平均上涨3.3%，其中7月份上涨5.6%，创下3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已经连续第4个月超过央行3%的目标。④虽然CPI主要由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带动，食品价格上涨占整个物价上涨的80%，剔除食品和能源等非核心因素后的核心CPI仅上涨0.9%。但由于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较高，食品价格在中国CPI中的比重约为1/3，而且粮食价格波动是导致CPI波动的主要力量。因此，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高位运行，会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诱发通货膨胀预期，可能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食品价格短期内的上涨，推动各个行业生产成本上升，资源要素价格也存在上涨压力，会带来价格总水平一定程度的增加。

二、经济内外失衡：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一般认为，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对外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激增以及国外热钱的大量涌入。毋庸置疑，这些都是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关键因素，但深入剖析可以发现，真正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除了诸多外部失衡因素之外，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即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直接原因――经济外部失衡

近年来，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商品进出口不平衡，对外贸易顺差较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003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254亿美元；2004年缓慢增加，贸易顺差额为321亿美元；2005年贸易顺差急速增加，达到1 0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倍之多；2006年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达1 658亿美元（如图3所示）。

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动性膨胀问题的直接原因。超过1 00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推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3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达4 032.51亿美元；2004年末为6 099.32亿美元；2005年增加2 000多亿美元，年末为8 188.72亿美元；2006年10月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 096.26亿美元，年末增加到10 663.44亿美元。⑤

与此同时，在大量贸易顺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的作用下，国际资本不断输入、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产生了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相同的效果。目前尚且无法精确测算出究竟有多少热钱流入中国，但可以推测，2003~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6 630.93亿美元，而同期贸易顺差额为3 371亿美元，占50.8%，也就是说新增加的外汇储备有大约一半来自于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而同期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则占到了49.2%，这其中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为2 439.3亿美元，⑥其余估计与热钱流入有关。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超常增加，中央银行需要大量投放基础货币以吸收这些外汇，为此央行投入了超过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如按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则形成18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比同期M2的15万亿元增长额还高出3万亿元。

（二）根本原因――经济内部失衡

长期对外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增加了中国货币和资金的流动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的外部失衡对本国经济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是经济的内部失衡不容忽视，隐藏在流动性背后的是经济内部失衡，即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诸多结构性矛盾导致整个经济不能良性发展，从而加剧了货币和资金的流动性。经济结构性矛盾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引起流动性膨胀主要是国内总需求结构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等因素。

1. 总需求结构失衡。中国总需求的结构失衡主要是呈现出高投资、低消费的格局，这种需求结构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研究经验表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中，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1.05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GDP增长0.44个百分点（阎坤，2007）。可见，真正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消费而不是投资，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再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结论相反，2003年最为突出。2003年中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6.4%，而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5%，⑦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大部分是靠投资而不是消费拉动的。投资高速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此依靠投资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式也不能长期存在。在经济总体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看到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

首先，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体现在国内消费率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却不断上升。从2000年开始，中国国内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6年的50％，达到近年来最低点，而同期国内投资率却由35.3%上升为42.7%（如图4所示）。消费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在于储蓄率过高。2006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6万亿元大关，达到161 587亿元，比上年增加14.6%。⑧储蓄存款的过快增长意味着居民即期消费欲望不足而预期消费支出增加。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一个转轨时期，这使得居民更多地面临着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支出，大多数居民选择减少当期消费，这就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加大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进而迫使居民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导致储蓄刚性增长。

其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还体现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投资的高速增长从2003年开始显现出来，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09 870亿元，这一数额2003年为55 567亿元，4年间几乎翻了1倍，2003~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7.7%、26.6%、26%和24%，年均增长26%；比较而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缓慢，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 516.3亿元，2006年为76 410亿元，2003~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9.1%、13.3%、12.9%和13.7%，年均增长12.25%，远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如图5所示）。

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效益低下，最终影响经济正常发展。因此，要解决投资过高的状况，主要不是抑制投资的增长，而是要促进消费的增长。

2.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个社会要想拥有充足的消费需求必须首先拥有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结构。所以说，中国总需求结构的失衡又是来自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现代社会能够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要求的收入分配结构应该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意味着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多数、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收入分配结构，相反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有不断拉大的趋势，马太效应逐步显现。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0.4的水平，可见，中国正在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列出数据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位居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因为高收入者的消费只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低收入者却由于收入不足在消费愿望无法转化为现实需求，因此差距过大的分配结构不利于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对社会公正和公平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将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影响社会稳定，进一步可能制约经济增长。

三、货币政策：治理流动性过剩

（一）货币政策的主要实施内容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面对流动性膨胀问题，货币政策稳健中开始适度从紧。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采用三种货币政策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向市场发行央行票据。

1.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治理流动性膨胀问题，央行频频使用存款准备金这一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由7.5%上调至9%，增加1.5个百分点。特别是进入2007年，人民银行几乎每月调整一次存款准备金率。截至2007年9月份，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为12.5%，增加3.5个百分点（见表1）。据测算，当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0.5个百分点，就能冻结商业银行资金1 700多亿元。⑨这样，如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达到5个百分点，就能够冻结商业银行资金8 500亿元，减少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削弱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有利于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

2. 提高存贷款利率。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并对利息所得开征20%的个人所得税，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然而，该政策非但没有收到启动消费的效果，还加剧了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平衡。低利率影响流动性膨胀的传导机制是：低利率―高投资―国内产出膨胀―低价出口―对外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占款―流动性膨胀。所以，提高利率可以缓解流动性膨胀的压力。为此，央行动用利率货币政策平衡内外经济结构。中国人民银行继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0日三次加息后，2007年8月22日起又第四次将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2007年9月15日又将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2007年以来的第五次加息，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7.02%提高到7.29%。

3. 向市场发行央行票据⑩。中央银行从2003年起运用发行央行票据来收回流动性，主要有以下举措：一是配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保持央行票据发行力度。截至2007年6月末，央行票据余额为3.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0.8万亿元；二是适时延长央行票据期限。为缓解央行票据集中到期投放流动性的压力，重启3年期央行票据，与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相互配合，收回银行体系多余流动性。2007上半年，3个月期、1年期和3年期的央行票据分别发行6 230亿元、12 700亿元和7 480亿元；三是市场化发行央行票据与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在保持市场化发行央行票据力度的同时，央行于2007年3月上旬、5月中旬和7月中旬对部分贷款增长较快、且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3年期央行票据3 030亿元，既有效收回了流动性，也对信贷增长较快的机构起到警示作用；四是引导央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度上行。2007上半年，3个月期、1年期和3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分别上升24个、30个和52个基点，影响市场利率走势，发挥市场利率调节资金供求关系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1. 就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而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中国货币当局最为看重的常规工具，但这是一种多少有些无奈的选择。在西方成熟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大大降低，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其央行甚至已完全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反观中国的情况，却是频频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以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2002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断加剧，截至2005年末，因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已经占到当年基础货币净投放的326%，这种情况下，央行所能使用的、较为简便直接的工具只能是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尽管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资金的成本最低，但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前所述，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达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资金8 500亿元，这与商业银行13.1万亿元的存贷款差额相距甚远，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居民储蓄没有影响，对改善经济结构、增加居民消费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央行票据工具正在面临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2003~2006年底，央行票据余额从3 000多亿元急剧上升到30 000多亿元，如此庞大的规模，发行央行票据，不仅使得财政负担与日俱增，而且也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这无疑加大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同时，发行央行票据的成本高、时限又比较短，最长为3年期，这些票据到期后，再次形成货币投放的巨大压力，流动性将再次回到市场。央行不可能无限期地滚动发行票据，票据到期，市场流动性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就会再现，也正因为如此，央行转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

3. 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刚刚起步，利率既不能反映也不能调节资金供求状况，因此，中国并不适合将利率用作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是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利率政策实际上使货币政策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流动性膨胀意味着货币供给多，使利率面临下降的压力，低利率不仅刺激了投资，导致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还加剧了生产膨胀。生产膨胀又要求通过扩大出口来实现产品市场均衡，导致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占款，进一步强化流动性膨胀，形成流动性膨胀和利率下降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投资增长过快、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需要通过提高利率加以解决，而利率提高以后又会使贷款需求下降，存贷差进一步扩大，流动性膨胀加剧。可见，在经济内外失衡状态下，不论利率上升还是下降，都会恶化流动性膨胀的状况，利率政策面临两难困境。

此外，有专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缓解流动性膨胀最有效的工具是汇率政策，但是目前央行还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如果人民币汇率一次提升到位，劳动力、土地、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将大幅度上涨，企业的成本陡增，对中国企业冲击太大，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流动性膨胀表面是金融领域表现出来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整个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不应该仅仅从银行体系这个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这个更为广泛的视角去分析和研究。这意味着仅仅依靠货币当局，沿用现有的货币政策手段来应对流动性膨胀，难以根治问题，货币政策难以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这就要求政府同时运用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流动性膨胀是中国当前经济中的突出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是容易导致中国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因此，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压力。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但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有所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功能更多地表现在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方面；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表现在调控社会需求总量上。这一特征差异，决定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下，要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实现国民经济中储蓄、消费、投资等宏观比例关系的协调与均衡，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这也是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偏多、促进国际收支趋于平衡问题的途径。从整体上讲，这一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双稳健”的政策，即同时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核心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缓解流动性膨胀除了运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配合以财政政策，扩大消费需求、建立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是应对流动性膨胀的治本之策。

（一）调整公共支出结构

从2004年开始中国财政政策开始转型，当年减少国债发行额400亿元，财政赤字比上年减少844.28亿元，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开始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整，并致力于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的重点之一是对财政支出范围作出限定，同时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支出格局。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政府职能在诸多地方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的现象，这必然导致财政支出范围和结构含糊不清。例如经济建设费用，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虽下降，但很多支出仍然属于竞争性的建设性支出；社会文教费用的增加，只是数量的变化，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政府在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方面的职责缺失，使得人们不敢轻易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因此，中国需求结构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面对如此局面，财政支出要进一步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入，财政支出要逐步退出；相应地，财政支出应从投资领域转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领域。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覆盖面过窄、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严重不足等，都与财政投入过少息息相关；在教育方面，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直接后果是城市里的子女教育费用主要由家庭负担，农村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办教育；这些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以及明显失衡，在短期内向通过增加消费来扩大内需难以获得显著效果。而明确政府在提供公产产品和公共劳务中的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些都将直接减低国民储蓄和投资，促进消费，真正改善社会总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二）继续深化税制改革

近年来，中国对税制开始进行调整，但都属于局部的微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转型、消费税调整、农业税的取消、出口退税制度调整、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降低利息所得税率等都已逐一展开。财政政策利用税收工具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其重点在于所得税制和财产税制的改革。

1. 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针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近期政府从三个方面对个人所得税实施了部分调整：一是从2006年1月1日起，对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进行上调，即由原来的每人每月800元提高到1 600元；二是对个人转让居住不满五年的住房所取得的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三是从2007年8月15日起，对下调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20%下降至5%。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政府运用个人所得税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提高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是要解决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尴尬局面，真正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对个人转让住房征收个人所得税则体现了政府在控制房地产市场中使用的财政政策；降低利息所得税率，实质上体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中国同时宣布采取加息和降低利息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一加一减”将回收流动性膨胀，调节和稳定通胀预期。但应注意到，这些调整都是局部的微调，并没有触动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根基，旧的个人所得税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不应仅仅关注费用扣除额、税率等这样的技术问题，应当对其整个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首先要改变税制模式，由分类课征模式逐渐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分类所得税制模式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原则；而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税基宽，因此可以达到调节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目的，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纵向再分配。建立一个更科学更合理的税制模式，是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改善国民收入结构的基本前提。其次，在确定税制模式之后，就要对税制结构进行改革，如科学界定应税收入、简化税率水平、费用扣除额实行“指数化”等等。

2.省略/~yangdy/data/link2.htm.2007年5月22日。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③2007年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最高点为200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

④数据来源：stats.省略。

⑤数据来源：sate.省略。

⑥数据来源：2003~2005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自《2006年统计公报》。

⑦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⑧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⑨田俊荣：《货币政策为何频频亮剑？流动性膨胀仍较为突出》，《人民日报》，2007年8月13日。

⑩此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参考文献］

［1］夏杰长.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张礼卿.缓解流动性过剩 战略调整之战［J］.当代金融家，2007，（5）.

［3］赵志君.流动性过剩的认识误区及政策选择［J］.中国发展观察，2007，（7）.

篇5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将加剧城乡差距,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学者对农村保障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的保障应趋向社会保障,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保障应趋向于土地保障为主。

一、我国农村保障现状

(一)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长期以来,务实的农民们之所以羡慕城里人的非农户口,是因为非农户口的背后有农业户口所不能企及的很多实惠,其中就包括着城里人的公费养老。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2月,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对城镇职工的生、老、病、死、残、伤做了保姆式的关怀;改革开放后政府又对城镇职工的失业和贫困给予特别关照,直至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镇全面实施。

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1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亿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1359.2亿元。1952年到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l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可见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负担有多么沉重。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与农民所作的牺牲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当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吸引着的农民们走入城市,政府逐渐意识到“农民工”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国家在“七五”计划中设想“抓紧研究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八五”计划又进一步指出:“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制度,在农村采取积极引导的方针,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老年保障制度。”1986年,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开始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这个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截至2000年底,全国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达6172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195.5亿元。

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广,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采用“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结合,政府不承担直接财力支持的责任,集体补助常常落空,社会保险演变为“个人储蓄保险”,从而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其次,参保农民的缴费水平低,现行的缴费标准为2元～20元/月,共设十档,但执行中多数农民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这样按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1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领取9.9元,这显然不足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实践中出现了“保小不保老”倾向,据山东社会科学院的调查,19岁以下的投保者占全部投保人数的60%以上,这显然与我们制度设计的初衷相悖。

(二)农村土地保障现状

在农民的社会保障中,土地占有重要地位。传统的农民社会保障,实质上就是以土地为核心的保障。但是,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是土地保障功能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分化程度的提高,二者的矛盾越来越加剧。土地向经营能手集中,连片开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然要求。而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导致农户的土地不断细分,不利于土地的连片开发,妨碍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延缓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进而有悖于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同时,农村的人口和劳动力却不断增加,导致人地关系不断恶化。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相对地位来看,土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上升,生产资料功能下降。在有些地方,由于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等原因,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已经严重退化,甚至基本消失,土地转变为单纯的保障手段。部分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往往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或将土地撂荒。

其次,土地保障功能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近年来,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不断弱化。其主要表现是: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农业经营甚至绝对亏本。目前,多数农产品提价的空间小,降价的压力大。但在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农产品成本增加的势头却一直比较强劲,由此导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已经很大。以1999年为例,粮食、棉花、户养生猪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分别高达82%、94%和99%。在价格、成本双因素的夹击下,我国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已经越来越低。以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十个村资料为例,1995年亩均净收益为680.04元,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505.71元,四年间减幅达25.6%;如果扣除人工和物质费用因素,则农地经营的亩均纯收益,1995年为34.51元,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174.72元,农地经营处于绝对亏本的状态。

农村土地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农民视土地为包袱。农民负担问题的严重性至今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有些地方的农民负担甚至越减越重。同时,土地的流转价格越来越低。有的地方发生土地流转时,转出户不仅不能从土地转让中获得收益,反而要倒贴给转入户。

第三,土地保障功能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矛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规模迅速扩张,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进入先前不太熟识的非农领域或城镇生活,增加了生活和就业的风险。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人口的7%以上。由于70年代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会继续上升。农村养老的任务将会日趋艰巨。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核心家庭的主流地位将会继续提高。面对日趋繁重的养老保障任务,单纯依靠土地的养老保障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农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属于非正规社会保障。正规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属于土地外保障。

因此,发展农民的社会保障,必须把增强土地的保障能力与发展土地外保障结合起来,积极实现保障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家庭保障转变为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并举。

二、土地保障与农民社会保障的综合

(一)双管齐下,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水平,激活土地的保障能力

针对现有的土地均分制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许多学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土地制度创新思路,希望借此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中许多思路不乏创意。但是,多数思路的实施,因为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可操作性并不很强。一是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导致农户转入土地的动力不足;二是因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导致农户转出土地后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问题无从解决。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农户转入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土地经营的效率目标,还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现实保障能力。当然,农业经营比较利益水平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农户转出土地的动力不足。但是,综合而论,其积极作用还是会大于其消极作用的。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村土地的流转价格,进而提高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也有利于促进土地真正向经营能手集中。

(二)鼓励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资本化,实现土地保障模式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

土地既可成为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但如果我们将目光仅停留在这样两点,则容易产生土地利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此相对应的,实际上是土地的消极保障模式。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更为开阔一些,看到土地还是一种可以资本化的资源;那么,就可能协调土地利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发挥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利用其生产资料功能有效结合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实际上是土地的积极保障模式。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实行反租倒包、转包转让、租赁、拍卖、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或大户托管等形式,有效地盘活了土地资产,实现了土地增值;也明显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

(三)积极促进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自我保护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

土地制度的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的方向,不仅取决于效率原则的指向,还取决于与此相关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对谈判能力的强弱。在城镇化及与此相关的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规范政府行为,有效地维护农民利益(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或社会保障权),必须有相当发达的农民组织做支撑。农民要制约土地负担的迅速增长,要在与农产品经营有关的诸多“谈判”中,节约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改变其被动接受的地位,就必须依靠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既是提高农民生产能力的重要形式,也是增强农民自我保护能力的重要形式。

(四)因地制宜,加快发展面向农民的土地外社会保障

长期以来,农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属于非正规社会保障。正规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属于土地外保障。从前文分析可见,仅从今后农村养老保障的需求来看,发展农民的社会保障,必须把增强土地的养老保障能力,与发展土地外养老保障结合起来,积极实现养老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家庭养老转变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举。实际上,养老保障如此,其他方面的保障也如此。当前,农民的社会保障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反映,就是将大多数农民排斥在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在这种社会保障的发展格局下,面对未来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的形势,农民往往不得不压缩现时消费,将为数可观的储蓄和手持现金留备不测。这是导致近年来农村消费市场扩张乏力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向农民加强正规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利于缓解近年来农村市场的扩张困难。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目前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水平低、层次也低,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消费断层。扩张农村市场不仅在于能够产生简单的数量意义上的扩张效应,更在于能够延长我国现有产业的生命周期,改善整个经济的循环关系,缓解包括城市企业在内的企业经营状况,扩大国民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这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开源节流”都是有益的。

(五)积极开拓农民正规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元融资渠道

可在科学测算、加强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拿出一个固定的份额,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土地资本化不仅适用于农业用地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也适用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情况。在城镇化发展中,对于农转非的土地,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证券化思路,促进土地的资本化开发,实现以地生财,以地建立正规的社会保障基金,也能明显地提升土地的保障功能。结合相关政策或法律的调整,发展以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抵押为特征的土地金融,提高城镇化过程中的融资能力,加快土地开发或增值的进程。此外,市以上政府可以根据当年的城镇开况,从财政收入中划出一个固定的比例,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

农民正规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还可有另外两个渠道,一是乡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包括集体资产改制中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以及股权收益、租赁收益等。二是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收益,国有企业转制中的资产拍卖、变现所得和股权收益。这些来自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收益,转入国家财政,再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支持农民的土地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所有的资产,不是城市人独有的资产,更不是国有企业职工独有的资产。因此,在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收益中,应该有属于农民的那部分资产收益。否则,就是对农民利益的侵犯和剥夺。

篇6

日前,陕西地电与国电之间榆林抢地，在黄土坡上上演了一场“龙蛇斗”，最终以国家电网的让步收场。

此次事件只是国家电网与地方电力企业利益冲突的一个缩影，其折射出来的深层原因是在于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

电力改革十年，旨在打破垄断，结果却是电网的改革越改越滞后，垄断力量越来越强势。

电力改革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又到了一个能否越过去“坎”的时候了。如何真正完成厂网分开，建立竞争、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以及多方竞争的供电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话题。

国电与地电之争

人类社会，竞争无地无之，无时无之。

国家电网作为一个垄断者，在与地电的竞争中改变了形式，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向了对垄断权的竞争。

今年4月25日，200名陕地电力职工欲强行拉线穿越国家电网拥有的330千伏输电线路，由此与国家电网陕西分公司工作人员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导致国家电网职工4人受伤，1人住院。该事件已是四年来双方发生的第二次激烈冲突。

“武斗”的背后，是两大电力公司对供电利益的争夺：陕地电试图从内蒙古引进220千伏输电线路，以摆脱电源长期受困于国家电网的格局，而国家电网则显然不允许有人在其地盘上如此“造次”。

陕西地电和国电之间的矛盾早已积怨已久。

陕西地电是隶属于陕西省政府的省属大型企业，其前身为陕西省农电管理局，2004年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政企分开”的原则进行改革。改革后的陕地电涉及多个领域，如房地产、餐饮、发电。不过供电仍是其最主要业务。

陕西地电与国家电网的矛盾与陕西地电拒绝“上划”到国家电网有关。1998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开始对地方电力的整合，很多地方电力公司已经由国家电网实际控制，但陕西地电则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

为此，陕西地电也付出了代价，陕西此后的电厂项目审批受阻，这造成陕西当地的用电紧张，而在向国家电网公司申请增加供电也遇到了障碍。并最终导致两次暴力对峙的局面。

早在2008年，在陕西就发生过著名的长武事件。

据了解，陕煤集团的二甲醚工程于2008年在陕西省长武县建厂，为了供电，国家电网咸阳供电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电力配套，当电塔架设到长武县冉店乡的时候，国家电网便受到了陕地电方面的多方阻挠。后者甚至对前者的现场施工人员暴力驱赶。

两家的争抢造成了电网的重复建设，由于电能掌握在国电手里，很多地电公司即使建成了电网，也因为无电可用而不得不闲置，因此在陕西省出现了一方面是企业急等着用电，另一方面是国家投资数亿元建成的输变电工程长期闲置的怪象。

国网与地电之争也是地方政府与央企之间的利益博弈。双方争斗的焦点是电网和供区市场。

在经历了10年的电力体制改革之后，地电公司数量越来越少。目前主要包括蒙西电网、陕西地电、广西水利电业集团公司、四川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建设兵团等6家，合计经营13个地级市电网和近400个县级电网。

而与此对应的是，除了南方五省区被南方电网控制外，其余绝大多数区域由国家电网控制，覆盖国土面积的88%以上。

在此背景下，陕西地电的过激行为似乎也能让人理解。

在现有电力体制之下，陕西地电与国网的利益争斗仍将不可避免。

电力规划总院原处长、国家电网建设公司原顾问丁功扬预计，国网在其垄断地位上会坚持“寸土不让”，而地方电网也不会任其摆布，未来的争斗不可避免。

国电高电价之秘

挑战国家电网的不只是陕西地电，还有山东省魏桥集团。魏桥集团在国家电网的地盘上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虽然电力没有国家电网那样稳定，但其价格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无论是工商业用电，还是居民用电，电价都比国家电网要低1/3以上。

魏桥集团的模式被视为对抗国电垄断的一种畸形模式，冲撞目前的电价和电力市场的秩序，被专家称为恶性竞争。

事实上，蒙西电力、陕西地方电力集团的实际工商业电价比国家电网公司要低一倍。而工商业电费占全部电费的85%，其中工业占70%、商业占15%。只此一项，国家电网公司的进入，就意味着当地工商业生产要承担比地方电力公司多一倍的电价成本。

以蒙西为例，该地区素有“电价洼地”之称，其以前工商业电价每度电3毛多，最近涨到4毛多，而蒙东的工商业电价则要每度电8毛多。这是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电力公司发展的主要原因。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负责人说，我国国家电网的电价体系，包含诸如三峡基金等多项国家附加收费，企业自备电厂则无需承担类似社会责任，因此电价较低。

另外，国电还要考虑到小机组、脱硫等带来的环保问题，不能仅仅根据发电成本售电。

在英、美等国家，采取的是放开两头，只管中间，对电网单独定价的办法。所谓放开两头，就是不管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将这两个价格交给市场决定，而管住输配电价。通过核算电网的运营成本，由监管部门定出一个合理的输配电价标准。

在中国，却恰恰相反，管住两头，而忽视了对电网的监管。由于电网体系过于庞杂，主辅不分，至今难以核算成本。

众所周知，从我国发电成本到用电价格来说，不是暴利，但由于我国供电系统处于行政权力下的垄断地位，供电环节则严重暴利。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发电基本不赚钱，因为成本很高，出厂价很低，而供电则是很赚钱，因为基本上不需要成本。

国电的价格如此之贵，从国家电网过去的业绩中可看出端倪，2010年，国家电网主营业务收入15427亿元，公司售电量26891亿千瓦时，资产总额21192亿元。

电网员工高利润、高福利，已是公开的秘密。2010年，国家电监会数据显示，在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构成中，折旧、职工薪酬以及其他费用所占比例最大，分别占41.64%、19.32%和27.15%。这一数据颇值得解读，因为职工薪酬与其他费用居然占到总成本的46.47%。

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邵秉仁表示，国有企业垄断的根本问题在于定位不准确，比如电网公司，它必须履行社会公益职能，不能去用利润考核的指标要求它。电网的输电价格，这是国家必须管制的。输电单独定价，留足合理的利润，如果亏损了，国家再给一点补贴。上网的价格和销售的价格必须市场化。

电力体制改革困局

陕西国电、地电竞争起冲突后，处于垄断地位的国电指责地电搞区域垄断，不进行市场竞争，这种具有强烈反差的做法恰恰说明了我国电力市场“游戏规则”的不合理性。

现在，两家企业同时使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游戏规则”，看在具体业务中哪种“游戏规则”对自己有利就采用哪种。这使得目前陕西电力市场的“游戏规则”混乱，常常出现国电、地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现象。

陕西“国电”“地电”之间的冲突正暴露了目前我国电力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现有电力市场亟待改革完善。

2002年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国务院“5号文件”，明确了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坚持“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方针，建立社会主义电力市场经济体制。

次年国家电监会挂牌成立。“电改”迈出了“辉煌的第一步”——初步实现了“厂网分开”。 国家电网公司自此诞生。与经营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的南方电网相比，国家电网的辖区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在“双寡头”格局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根据部署，“厂网分开”之后，紧接着第二步改革内容就是“主辅分离”，再下去则是“输配分开”、“配售分开”，最终建立起规范、公正和高效竞争的电力市场体系。

经过9年的漫长等待后，于2011年9月两大电力辅业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挂牌成立，这意味着电力体制改革迈出电网主辅分离改革的重要一步。

“然而最触动“神经”的“电厂直供”却进展缓慢，输、配分开一步也未迈出，“精简机构”越减越多，实际上是成了一句空话！”四川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马怀新坦言。

十年中，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围绕电力改革也在缓慢地行进，但收效甚微。

十年即将过去，被赋予了电力市场监管、电价改革的重任的电监会却倍感困顿。“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理顺混乱的电力管理体制，重新定位电监会职责和权利。改革不能一拖再拖，时间逾长电改的难度愈大。”“电力改革由多个部门共同承担，电监会并非电改牵头人。改革的阻力非常大。” 电监会一名负责人在一次峰会上如是说。

电力体制改革小组囊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电监会等多个机构和部门，其中价格监管、投资准入、项目审批、技术质量标准归口发改委；电力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划归国资委；监督企业财务制度则以财政部为主。

“缺少关键性的电力价格审批和投资准入，导致电监会监管行为约束力不足，监管权威不够。各个部门都为自身权利考虑，在电力监管过程中常常排斥电力监管机构的介入，电力监管工作处于两难境地。”这就是说，5号文件下达至今，电力改革步履维艰。

邵秉仁直言，电力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有些方面反而倒退了。

国电重归“大一统”

今年年初，区域电网的最后一块堡垒——华北电网将被分拆为国家电网华北分部和冀北电力公司两部分。

成立不到10年，曾被寄望于打破电力垄断的区域电网公司已集体退出历史舞台，而国家电网的垄断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强化。

根据国务院“5号文件”的表述，“区域电网公司应该将区域内的现省级电力公司改组为分公司或子公司，负责经营当地相应的输配电业务”。而国家电网公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各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处理区域电网公司日常生产中需网间协调的问题，同时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

分拆后，原区域电网只得以保留区域调度职能以及基建、安全等非经营性部门，而不再具有经营职能，这使得原来的区域电网实质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市场主体资格，等于是被架空。

“这意味着原来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遭遇重大挫折。5号文件对中国电力市场的设计是以区域电网为发展方向，这是从安全和管理角度考虑，现在区域电网的牌子还在，但功能已经丧失，特别是一旦特高压交流形成全国一张网，意味着省与省之间的500千伏网架必须解列，成为配电网，这等于回到了国家电网大一统的状态。”韩晓平说。

而另一方面，特高压电网建成后，为确保电网安全和管理顺畅，输电和配电将更加难以分开。

事实上，重新“大一统”正是近期国家电网全网工作重点。近期，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在多个内部讲话中强调，“‘三集五大’体系建设是今年国家电网工作的重中之重。”

所谓 “三集五大”是指以集约化、扁平化、专业化为方向，以统一信息平台、统一管理标准、统一支撑服务为保障，做强公司总部、做实省公司、实现全公司资源、业务、管理向总部和省级集中。简单理解，就是权力上收，资产下放，实现总部分部全面融合。

“输配分开是打破电网垄断电力市场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国家电网通过特高压这种技术手段，将在事实上强化其在电力购销上的双重垄断。”韩晓平说。

除资源重新向总部集中外，国家电网一直在不断突破原来政策的。

近几年来，利用新能源高速发展的契机，国网相继投资了一批新能源发电项目，突破了电网不经营发电业务的限制。

“国家电网参与电源建设肯定是与‘5号文件’背道而驰的。今后新能源发电将越来越普及，国家电网参与投资风电光伏，既是卖家，又是买家，很难做到公平，以后这可能成为新的问题。”韩晓平说。

电力体制改革亟待破冰

如果不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目前所剩无几的地方电力公司面临的是能坚持多久的问题。

输配电环节的改革一直是整个电力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如果输配电价格改革不进行，电力体制改革难以进行。

此前，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推进电力行业改革”；国务院批转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表示，将“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稳步开展输配分开试点”。在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后，电改终于实质性进入“输配分开”的深水区。

1月9日，电监会《2012年推进电力改革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将进一步巩固厂网分开成本，对电网企业拥有的发电资产进行摸底调查，提出监管建议；制定开展输配电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操作方案，推动有关试点工作。在科学界定输配电界面方面，将以功能划分为基础，研究输配电业务划分的原则、标准和方法，研究制定输配电资产划分办法。

3月，电监会对全国部分电网企业2011年输配电成本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及价格执行、电费结算情况的专项检查也已经展开。

“电监会的种种举动都表明了其推进输配分开的决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称，“但今年能取得的实质成效如何并不好说，关键看电网的态度。”

4月10日，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首次公开表态，认为应坚持现有输配一体化、调度和电网一体化的格局。

刘振亚在其撰写的《中国电力与能源》一书中提出，电改的方向应是构建“政府监管下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关键要放开发电市场和售电市场两头，改进中间输配电网环节的监管，形成“多买方多卖方”的市场格局。

他认为，“现行输配一体化和电网调度一体化符合国情，有利于保障电力安全，促进电网的科学规划与发展，最大限度降低电力系统瓦解和大面积停电风险。电力市场化改革不能以牺牲电力系统安全性为代价。”

他提出，“实施输配电网结构分拆反会带来效率损失。实施输配电网结构分拆，有时候不仅不会提高电力工业效率，相反会带来效率损失。”他还援引学界研究，认为中国若实行输配分开将增加成本600亿至1800亿元。

著名经济评论家叶檀女士说，在如此大的利益格局中，让国家电网自己产生改革的意愿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是活雷锋，不可能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形成博弈的力量，推进改革的进程。我们应该制定规则，让地方电厂拥有投票权来表达各自的意愿，当它们以一个共同的意志出现，以类别表决的形式来否定电网的某项决策时，这个决策就不能实行了。

她认为，电力改革首先要做到输配分开，其次，对于电力的投资要有一个审定机制，最好是第三方的独立审定机构，然后是在下游不同的上网电价之间要有竞争，不同的生产电的地区和企业之间，对于输配和电网利益要有分享权和投票权。

马怀新则表示，应毫不手软地削弱央企集团的行政性（明的和延伸的）垄断权力，剥离企业的公共职能，限制公司的行为边界等。

同时，改变现在国家层面的多头电力管理体制。明确一个统一电力管理机构，统一领导电力改革和电力市场化的改革，这成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现代市场经济；金融现代化；金融法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05-05

一、金融市场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粗调”与“微调”的双重影响

(一)金融市场既是发展市场经济之成果，又是深化改革开放之必需，为实现社会科学发展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运行机制

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生产所需要的资本除自身积累外，还需要通过借贷资本来筹集，从而促进了间接融资市场的形成。随着商品经济跃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形态，单个资本有限性和社会要求资本的无限性催生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并创设了特征各异、形式多样的信用产品和信用工具，信用产品的运用和信用工具的流通进而为金融市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我国金融市场既是发展市场经济之成果，又是深化改革开放之必须，为实现社会科学发展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运行机制。

发展金融市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导入，以带动存量资金的重组，发展金融市场可以引导居民储蓄分流，为结构调整之资金来源开辟渠道。另外，发展金融市场可以提供多种金融工具，为经济结构调整开拓存量调整空间，使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加速形成。因此，金融现代化并引发的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浓重地影响市场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施以“粗调”。

发展金融市场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宏观调控举足轻重。市场经济下，国家宏观调控策略不再拘泥于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或行政命令，而是融合资本工具、利率、税收、法律等经济政策，并辅以政策性导向，以宏观、多层、间接的方式对国家经济予以“微调”，不至于发生“摁下葫芦起来瓢”的矫枉过正现象。因此，发展现代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既为国家“微调”宏观经济提供长效性工具，又为“体检”国家经济提供参考性信息，系反映国家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

发展金融市场是巩固并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之必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结出了丰硕成果，物质、文化、政治、和谐的“木桶模块”节节加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容量”正不断增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木桶”的各个“模块”长短高度并非划一，与物质文明和文艺文化发展相比，诸如生态文明、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等问题尚亟待解决，现实社会中许多与和谐社会标准相左的因素与现象亟待消弭。为有效应对上述种种问题，巩固并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为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发展现代金融市场，建立规范、完善、高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实属必须。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浪潮涌向中国，用开放的思维发展金融市场、推进金融市场更大层次上开放、建立起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既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也是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之必需。

(二)金融市场通过放大社会财富及增量，充分发挥资金规模效应，实现各先进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

金融市场发挥着资金“蓄水池”作用。金融市场通过创造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并为之提供良好的流动性，满足了资金供求双方不同期限、收益和风险的要求，为资金供应者提供合适的投资手段，从而引导众多小额分散资金汇聚成可以投入社会再生产的大规模资金。金融市场将筹集的资金投入在生产领域，通过杠杆作用将社会财富以几倍、几十倍的比例予以放大，改变社会财富的增量方式。

金融市场具有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功能。金融市场的内在约束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在金融市场上，买卖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金融工具的价格，金融工具价格的波动反映了不同部门之间受益率的差异。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资金能够迅速转移到需求较为旺盛的部门。金融市场通过价格的涨落指示着资金应如何在金融资产间进行分配的这一过程也称为“价格发现过程”。金融资源的流动不仅引导着有形资源的转移，同时克服了投资项目的不可分性，从而有利于资源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和企业之间流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而且，在金融市场没有形成以前，资金一旦形成了实际的厂房或设备，就被定在那里，只能“从一而终”，几乎不可能再转入新部门或新领域，即凯恩斯所谓的资本投入的不可撤回性(Irrevo-cable)。而在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或金融资产已经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存在形式，宏观上有助于政府尽可能地将社会闲置资金聚集起来，投到国民经济中对资金更为需要的部门或领域，微观上有助于企业把资金由利润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高的部门，既降低了寻求资本的信息成本、时间成本和使用成本，又提高了社会富余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金融市场提高了社会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货币“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和扮演权利表征功能的证券、资本衍生工具等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这是实物资产所不具有的特性。根据经济学观点，资产流动性与其投资收益成反比，而个体风险的存在使投资者难以预料未来的投资收益，但如果投资者持续持有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则很难获得较高的资产收益。因此，投资者往往面临流动性冲击和经济效率提高的两难选择。金融市场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将社会富余资金融通起来，投入到收益率较高的投资项目之中，由于金融资产与投资项目的实物资产存在一定关联性，而金融工具的流动性远远高于实物资产，这就使得投资者在没有遇到流动性冲击时可以获得金融资产所对应的实物资产的高收益，当遭遇流动性冲击时，则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快速流转的特性迅速减轻、转移、释放风险。金融市场的这种流动性供给功能主要是因为各类经济主体获得了重新分配流动性风险的可能。

另外，在出口、内需双优的大环境下，我国企业整体效益稳步提高，并开始寻求在产品结构升级、企业规模、产业市场拓展及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等诸要素上大做文章。特别是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发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前提下，企业如能自如地增资扩股、重组或参与购并，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产品服务质量，不仅易于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还

将直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力。故当前我国企业急于从货币、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企业通过在一级市场上发行股票、债券等证券，或者从商业银行取得信用贷款，快捷地筹集巨额资金，借以在资本上支持企业进行各种战略运作。

因此，金融市场的快速流动，既可以满足投资者的流动性需要，又可以将资金投放到投资收益率高、流动性较差的长期投资项目中，从而缓解流动性风险给长期投资项目带来的融资约束，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货币“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治规则。培植金融法治化特征

(一)完善法治经济规则：主体独立、市场决定、自由竞争、等价交换，促进经济流转频次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系法治经济，但市场经济并非天然具有法治内涵。考察各国经济体制发展之沿革，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从传统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关键在于能否构建起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法治基础，故培育并完善法治规则并嵌入市场经济中至关重要。

第一，主体独立。主体独立规则是法治经济的平等理念体现。按照法治经济的要求，各种经济主体首先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独立法律主体应包括以下内涵：首先，主体必须具有对财产的直接占有、使用、支配和处置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其次，主体必须具有从事经济活动的自，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经济活动做出调整而不受制于政府或他人，政府不得随意干预主体的合法经济行为；最后，主体必须既有权利又有责任、既要追求利润又要承担风险。

第二，自由竞争、市场决定。自由竞争和市场决定规则是法治经济效率和自由理念的体现，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市场运行机制发挥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关键在于市场存在有效的竞争机制，各经济体在市场中充分展开竞争，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路径。因此，法律必须充分保障各个主体之间的合法竞争，任何主体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国家通过立法等行为，对各种妨碍竞争的行为进行规制，积极营造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

第三，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是法治经济公平理念的重要体现。市场经济是交换型经济，交换的发生依赖于对交换主体的资格和实力的了解，对交易过程的充分信任，以及对出现纠纷时的权利救济。因此，作为价值规律核心内容之一的等价交换，是保证交换的发生和市场秩序的稳定的基础。市场主体只有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才会买入或卖出自己的产品，并使交易持续不断地发生。

第四，完善法律体系，法律应扮演市场经济“守夜人”角色。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展现的是一种无形约束，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自我调节会暴露种种无序与盲目。而且，参与市场调节的人为追逐私利可能会打破市场规则，制造市场运行的障碍，即违法违规。社会需要独立于市场内控机制的其他规则予以矫枉或调整，建立以保障权利为理念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非常重要。在市场经济下，完善的法治应融和刚性与柔性于一体：在私权自治与私权保障上，法律是柔性的，它扮演的是“服务人”角色；在国家调控或监管领域，它是刚性的，扮演的是“经济警察”角色，但法律的终极角色归口于市场经济“守夜人”。

因此，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自身机制的前提下，完善框架性的法治经济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和秩序，保障市场主体权益，促进经济流转顺畅，刺激经济流转次数和总量，是法治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

(二)培植现代金融市场的法治特征

金融市场是一柄双韧剑。一方面，金融市场通过提供充足资本支持借以创新技术、优化管理、扩张企业规模和再投资，直接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是以货币为交易对象的高风险体系，基于经济人对财富和利益的贪婪追求，金融市场天然存在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论背后的经济学现象是金融市场失灵。银行危机的外部性特征表明：一旦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发生怀疑，就会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单个银行的风险问题或者倒闭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而导致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众蒙受巨大损失，并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财务的高杠杆特性，也使得这种外部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则予以规避。诚然，基于金融市场的虚拟性、或然性和博弈性特点，金融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风险，但制订精妙的法律规则、构建完善的法律环境却是防范、预警、降低金融市场常规性风险的重要手段，是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的必要基础。

首先，加快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应加快构建利率风险防范机制以适应利率逐步市场化带来的变化：根据客户的信用等级、信贷风险程度、银行经营成本和综合收益等因素，实行差别利率和浮动利率；进行自身的利率风险内控制度的建设；要加快金融产品的创新，减持高风险的信贷资产业务，降低不良资产发生概率；借鉴金融发达国家经验，开发投资期限长短相接、投资属性各异、收益与风险比例化的金融产品，建立风险对冲机制，转嫁金融系统风险。

其次，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风险监管。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维护金融市场良好秩序和促进金融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保障，具体包括：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金融风险预警制度和指标系数，构筑分层次的预警体系，及时对金融机构的各类风险进行分析、预测、预警，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地域传递；借鉴“国际三大金融监管核心组织”颁布的一系列关于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内部风险控制、外控机制、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认定的监管规则，考量中国征信体系发展现状，制订更严格的监管指标；改进金融监管方式，试点性尝试PCA监管模式(预先承诺制)；进一步完善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机制，等等。

再次，强化金融内部控制，完善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根据金融法理论，金融风险监管又细分为内部风险控制与外部风险控制两种模式，前者的监管核心在于自我调节、自查与预防，通过一揽子制度安排达到防患于未然，其中完善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是重要途径，主要包括：强化监事会或独立董事对经理人和董事会的制衡作用，增强金融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完善重大信息披露制度，维护股东知情权和账簿查阅权，增强公司治理透明化；完善股东直接诉讼及派生诉讼制度，提高高管人员的违法成本；建立业务、岗位与财务的“防火墙”制度，避免工作人员因交叉混合引发道德风险。

最后，加强风险教育与执法力度，抑制道德风险，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就外部监管而言：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一行三会一局”为主体的金融监管框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其各分支行和各派出机构之间协作加强，金融监管水平和能力有所提升；在观念

层面，要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与金融市场投资人员进行持续风险教育，弘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共享的社会征信体系；建立严格的财务报表上报制度和完善的数据采集体系，保证及时发现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各监管部门必须严格执法，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之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现金和储蓄账户的管理，抑制道德风险。

三、金融法治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经济“安全阀”保障

(一)金融法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弥补市场缺陷和不足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最好形式。在法律的保障下，通过市场主体的分散决策、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而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它能够通过放大社会财富及增量，充分发挥资金规模效应，实现各种先进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货币“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此过程中，良好的法治规范了金融运行的平台，保障了金融作用的有效、高效、安全地发挥，有力地推动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市场调节并非万能，其运行机理存在固有缺陷，仅靠市场不仅无法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一系列核心价值，也难以解决经济发展产生的诸如经济过热、盲目导向、虚假繁荣等系列问题。在所有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外部方式中，政府的适度介入被认为是成本最低的、效果最显现、操作最便捷的途径。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法治可以调整市场与非市场的基本界限，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对政府所享有的权力及其行使给予明确、公开的限制与制约。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时，金融手段往往成为实现其目标的首选。通过金融市场，政府可以运用财税或通过中央银行的利率、贴现率、汇率等手段来调节并影响商业性金融机构利润目标的实现程度及实现方式，从而达到或修正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可以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优惠的存贷款利率为条件，通过开发性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贯彻、配合特定的优惠政策，实现政府既定的发展目标。政府通过实施金融杠杆，借金融市场所独有的资本放大功能，在经济的不同部门、行业与领域进行看得见的、高效的资源配置，弥补市场缺陷和不足，等等。

(二)金融法治是预防金融波动及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

金融业作为从事货币资金融通的特种行业，具有虚拟性、或然性、复杂性和高资产负债性特征，通过经营风险并获得利益(利润)为“本性”，是风险与收益共舞的行业。根据产生的过程与诱发因素不同，金融风险总体上可以分为由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市场性风险)和由国家政局、管理制度和人为因素带来的风险(体制性、机制性、管理性风险)。尽管金融风险具有先天性，无法彻底根除，却能够被我们所认识并规制，通过制度和技术手段加以防范、管理，进而避免系统性、全面性金融风险发生并非难事。金融法治即是预防金融波动及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

首先，通过法律制度安排，金融法治对金融企业的内控机制提出严格要求，并规定强制性标准，保障和规范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与调控。

其次，在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中，资金的供给者和使用者缺乏紧密联系的纽带，制定技术性的市场规则，使双方的金融行为都置于规则的约束之下，保证双方能够便捷、安全地进行交易；设定一个客观中立的“裁判者”，对交易双方的金融争端做出快速处理；当交易失败后，需要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和快速处置，防止风险的聚积，并重新配置资源。

最后，金融法治培养起来的金融市场独立和金融市场竞争规则，有助于理顺监管体制，避免人为因素对市场运行的不当干预，减小市场运行的摩擦和震动，预防由此造成的经济波动和引发的经济风险。

(三)金融法治促进经济发展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

和谐社会的构建要落实在经济发展上。实践证明：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结构的合理或优化意味着资源配置的合理或优化，在一般意义上，结构越是合理或优化，就越容易形成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和谐社会一定意义上又是质量型社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才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永续发展”并呈良性循环，方能保证社会全体成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走向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追求有数量、有质量、有效益的市场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与题中之义，为实现这种全面的科学发展，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统筹地区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展资本支持的创新型市场经济。

而且，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与日俱增，不仅增量调整需要注入新的金融资源，原有存量的优化组合也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法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引导金融行业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任务的产业调整和升级提供多层次、多方面的金融服务，由此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优化金融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配置，建立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使金融业提高自身效益和支持经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四)金融法治保障资本、货币市场市场化发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比例分配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系统的两个子系统，二者的交易对象都是单一、同质的资金，资金的逐利性引导资源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而交易对象的同质性决定了货币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相互竞争使市场间形成了合理的价格，促使市场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通过这种良性的互动，货币与资本市场成为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这两个系统相互协调、联动发展是金融市场稳定的保证。

在长期分业经营的格局下，我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处于人为分割的状态，资金的流动渠道不畅，货币市场虽然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却没有实现对资本市场的促进，造成资源的结构性闲置、效率的损失。美国《金融现代服务法》于1999年12月的顺利通过，标示着以英美为代表的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风靡全球。混业经营所具有的高效与低成本特性表明，打破严格的分业模式，向一体化、现代化金融方向转变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法律定然要“与时俱进”，由此衍生更先进、完善的金融法治规则。

首先，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资金合理流动的渠道，允许银行合规资金入市，券商发行金融债券、向银行申请股票抵押贷款、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回购市场等。

其次，以市场化法则重塑金融体系，确立金融体制运作的规则和秩序，入市机制、上市公司市场运作机制、退市机制等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不断健全，摆脱了行政干预和歧视，给予市场主体更多的发展空间，资金供求和使用者通过竞争、互动过程能够寻求到真实的市场供需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