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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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课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认知情况调查问卷

调查时间：2013年7月10日—16日

调查目的：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公众活动，见证了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提升，也见证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环境保护中的一个新兴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人们来说尚显陌生。然而国际社会早以各种方式促进与提升人们对此的关注与推动。我国于2010年颁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就特别提出“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与伙伴关系”，要求“研究建立社会各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公众关于生物多样性议题的认知情况，本刊就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议题认知情况展开调查问卷，力求了解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态度、认知水平和实践概况，并希望这一结果能给相关各方在开展生物多样性议题的项目时提供基本数据或信息支持。

调查过程：

此次调查通过网上提供问卷和网下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回收问卷92份，其中有效问卷87份。此报告以87份有效问卷为基础进行分析。

调查报告内容：

（一）调查结果

问卷结果显示，对于生物多样性概念，很了解和了解一些的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0%左右，完全不了解的约占9%，了解一些的约占78%。其中，在对生物多样性概念很了解的群体里，约88%的被调查者是通过学习或工作这一渠道获得相关知识的。而在对生物多样性概念不太了解的受访者中，通过学校学习获得相关知识的占25.86%，在工作中获得相关知识的占24.14%，通过媒体和网络获得相关知识的占50%。

在生物多样性中最突出的议题中，80%的被调查者认为“动物种类减少”是最突出的问题，16%的被调查者认为“植物种类减少”是最突出的问题。

对于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原因的问题回答中，86.21%的被调查者认为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9.2%的被调查者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关于我国生物多样性政策一题的回答中，没有人对我国生物多样性政策很了解，有所了解的占52%，完全不了解的占48%。

在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不足之处，82.67%的被调查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差”，其次是国家相关政策没有多到实处。此外，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检测系统和检测程序缺乏一致性和透明度也是问题之一。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议题上，谁起主导作用一题的回答中，68.97%的被访者认为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认为企业起主导作用的占13.79%。认为社会公益团体和个人其主导作用各占10.34%。但在如何看待生物多样性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方面，89.33%的被访者认为两者关系密切，认为关系不大的约占6.9%。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方面，“珍爱稀有动物”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不随意倾倒有毒物质、低碳出行和减少一次性生活用品。再其次为不从境外携带外来物种，不随意放生龟鳖等生物。

（二）调查分析和结论

1、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认知不多

从调查的整体来看，公众普遍对生物多样性这一议题还不是很了解。不过，尽管人们对这一议题稍显陌生，但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在实践中践行这一理念，被调查者大都持肯定看法，表示愿意更多了解相关知识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本刊建议，应该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宣传，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向大众传播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

2、生物多样性认知不受地域、教育背景、年龄限制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掌握和其受教育程度、居住城市、年龄等没有必然联系。从受访者的居住城市来看，居住在一线、二线城市的受访者和居住在三线等中小受访者对于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了解并没有明显区别。因此，居住在发达城市的人并不比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掌握更多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其次，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本科学历以下、学士、硕士、博士群体中，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了解比例相差不多。此外，在20岁—40岁群体中，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了解也并无太大差别。这说明，年龄、高学历或者居住在发达地区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去了解生物多样性议题。

3、公众认知渠道单一

受访者大都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有效的渠道是政府，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作了主要工作。但同时也说明，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上，大众仍没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企业、公益组织和个人的责任。为此，本刊建议，不仅是政府，包括企业、行业组织、NGO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发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倡议甚至运动，并且注意加强各类组织之间的合作，扩大生物多样性活动的影响力。

4、公众期待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等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物种减少。因此，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密切关系。这说明，今后随着生物多样性议题在公众的普及，相关企业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将面临来自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意味着企业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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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主体的分析与思考 

我们都知道当前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生物多样性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得不引起全人类广泛高度的重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和根源都与人类活动有关，对此我们必须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笔者认为跨国公司、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突破传统国际法主体的限制，将跨国公司纳入到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中。跨国公司很多业务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全球资源的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与到国际程序之中，这些都是佐证这三类主体可以成为治理主体的理由。 

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领域国际法内容的分析与思考 

笔者着重针对四大主要领域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就一些关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法 

第一，为了实现遗传资源的持续利用，我们肯定要对地球上的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这是一种应有的权利。但是，权利需要法律的保障和确认，如果获取权得不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确定，终究使得遗传资源获取权没有法律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所以，《生物多样性公约》应该将提供遗传资源的主体和获取权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技术转让面临另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掌握了技术，是不是反过来会对发达国家这些利用国的遗传资源获取权造成威胁？对于这一个问题，应将技术转让之后的不利影响进行附条件说明，发达国家可以在提供减让或优惠条件的同时，基于自己的利益，与提供国进行协商，进行附条件的转让，消除利用国提供技术转让之后的顾虑。 

第三，关于共同商定条件与事先知情同意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两者其实是一种程序上的先后关系，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才可以共同商定条件，共同商定条件就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状态。那么作者对该术语的解释似乎是不妥的，其将“达成一致”作为该术语的落脚点，但共同商定条件并不一定非要达成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没有谈判成功。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将“达成一致”改成“协商”。 

（二）生物安全国际法 

当下，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法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如何化解与WTO贸易关于转基因方面的相关规范之间的冲突。《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基于对生物安全，也就是从环境法的视角予以调整规制的，但WTO相关规范都是基于国际贸易法等规则来予以调整，环境保护的视角与国际贸易的视角显然存在着不同，利益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要想解决这一冲突，就需要完善相关国际法文件的内容，使之更适应处理转基因产品贸易中的纠纷，对此类涉及生物安全的产品贸易予以制定统一的法律规则，完善整个生物安全国际法体系。 

（三）生物多样性保育国际法 

共管的目标在于使保护地治理得更好，保障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共管就需要几个管理主体分工合作，互相支持。例如，当地土著居民可以负责对保护地治理的直接管理工作，负责日常的维护；而政府部门，可以在土著居民实现自治的基础之上，进行资金和保障机制的帮助，以便支持土著居民更好地对保护地进行治理。那么土著居民也不能不听从政府的统筹安排，因为相比而言，政府部门的执法水平以及决策能力较高于土著居民，所以自治权不能对抗政府部门的权力。 

（四）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国际法 

第一，现行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国际法的履约状况，依旧很不乐观。一方面，要提高公约的地位，对公约进行完善，例如对各国的具体义务进行细化规定，对违反义务或者拒绝履约可以采取的措施等等都要做出具体细化的规定。 

第二，由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非常棘手，许多发达国家都对此束手无策。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原则的作用，各个国家建立合作的机制，共同致力于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同时，还要建立技术和资金保障机制，共同致力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技术研究。 

三、结语 

生物多样性国际法原理错综复杂，为了更好地推进生物多样性国际法制建设，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研究。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依旧充满信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生物多样性法制建设，共同维护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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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 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 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 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 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 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 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 and 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 1984, noss and harris 1986; 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 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 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 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 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 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 and harris 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 of landscape compensative 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2.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战略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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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原因可持续利用保护对策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资探讨。

1.生物多样性概述

1.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

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

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

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1.2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1.3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

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草原的退化。

2.2.2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环境污染

2.2.3.1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3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3.保护对策

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1.04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

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3.2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

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

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

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3.4国家合作与行动

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与产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3.5加强环保教育

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此外，加快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清查；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动植物保护级别；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及对一些重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人工繁育和扩群工作，也很有必要。总之，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一件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参与，不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众；不仅需要单个学科，更需要多学科；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的共同参与与合作。

参考文献：

[1]王羲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

[2]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

[3]曹志平生态环境可持续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4]毛文永、刘剑平全球环境问题与对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5]伊武军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海洋出版社2001

[6]熊治延环境生物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7]中国外来物种黑名单科学生活2004（3）

篇5

北方蒙古草原水草肥美，生物多样，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来源。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草原文化。

科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4亿年间，地球上共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其中发生在距今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生命灭绝事件，造成了超过9070的海洋生物物种消失和大量陆地生物灭亡。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荒芜的精神家园，数不尽的社会矛盾……当今世界已经走在毁灭的边缘!人们不禁要问：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什么时候到来?

150多年前，一位印第安酋长说过这么一句话：“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经过漫长的生物演化，地球上的生物已经是极为丰富、蓬勃发展。人类诞生于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并且以其他生物的丰富作为诞生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具有巨大的实用和公益价值。生物源的实用价值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人类从多样的野生和驯化的生物源组分中，得到了生存、发展所需的食品、药物、生产资料以及精神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远远超过其直接价值的，是人们通常忽略了的生物多样性的间接和潜在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关，主要表现在固定太阳能、调节气候、调节水文学过程、防止水土流失、吸收和分解污染物、贮存营养元素并促进养分循环和维持进化过程等方面。归纳起来，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适应当地和全球变化的机会。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人类文化多样性也可以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等人类社会特征的多样性上。正如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如游牧生活和移动耕作)的一些特征表现出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生存的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

自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和人文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早在生物科学发展的初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较低级的动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达尔文强调“物竞天择”，同时也强调“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达尔文关于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恰恰和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的观点，却显现出“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也正是这种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生态服务价值分离的价值观，使人类无情、无度地蚕食地球生命系统，引发地球生态危机，从而引发人类自己的生存危机!

生物多样性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生存问题考验着地球上相互依存的所有物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思考生物与人的新平衡，都在探求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办法和途径。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等，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不可分。人类从早期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开始，到建立原始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衣、食、住、行、治病、娱乐、体育运动，都离不开动物和植物。不同区域的原住民和居民形成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相应的各不相同的文化，特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对相应区域人的生存生活以及习俗传统有直接的影响。

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管哪个人种或民族，动植物的名称都是相当重要的语言组成成分。全世界已知35万种高等植物，每种语言都有35万个以上的植物名称。自然界的动植物不仅丰富了人类语言的内容，而且是人类认识、学习和利用自然求生存和发展的最好的老师。比如纳西人祖先传下来的经验就告诉当地人：“开白花的植物富含营养可以吃，开绿花的植物有毒不能碰，开红花的植物可以做药治病”。这就是纳西人认识、学习自然的知识。后来，这些知识经发展就成了对食物、毒物和药物的识别和认知。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认识和利用植物的知识的不同，就是生物多样性认知在不同文化上的差异。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民俗活动都是用动植物作为某种文化标记和象征。如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在门上悬挂一束新鲜的菖蒲和艾蒿，意为驱邪避恶，保佑平安。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在傣历新年食用的用新鲜芭蕉叶包住蒸熟的糯米饼，其中掺和有不可缺少“糯索花”(云南石梓树的花)。这种树在西双版纳有野生也有被栽在村寨里和房前屋后，也就成了傣族人的文化象征植物。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热带森林地区的民族，依靠采集狩猎等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维持生活需要；海岛民族依靠渔猎和少量岛屿农业生产进行维持生计……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出的是各种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文化形式。

篇6

生物多样性的物质实体就是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业生物多样性不仅为人类提供基本的食物和各种工业原料,还是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育种性状(如抗病抗虫性状、优质性状和高产性状)的重要基因来源,在生态系统的维持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转基因植物对农业生态系统尤其是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3].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综述了转基因植物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旨在为转基因植物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参考.

2对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关于转基因植物对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植物(起码是现在这一代的转基因植物)的引入和发展对作物遗传多样性存在着负面的作用.Altieri[1]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引入,使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生物技术公司控制和垄断了种子和生物技术市场,大大减少了作物种植类型和品种数量,加剧了作物系统品种简单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流失.因为农民通过持续将商业化种子与本地种杂交,可以增加当地作物的遗传多样性.绿色革命期间,作物品种的开发还未受制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37,45],因而不妨碍农民对种子的保留和试验[17,37],那时作物遗传多样性的丧失还不至于象近期这么严重.Gupta[9]认为,获得品种知识产权的高成本抑制了民间品种繁育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种情形由于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立法理解的不同,而复杂化[25,34].Lesser[25]特别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其实并不适用于那些根据古老的植物育种实践和当地品种保育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作物品种.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能满足通过当地品种的管理来达到保护作物遗传资源的目的.少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在短期内由于具有比常规品种更高的产量、更优良的产品品质以及更高的抗性而被农民普遍采用.常规品种和土著品种则因无人或很少人种植而逐渐灭绝,这就导致了大量遗传资源的丧失,作物遗传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现有的知识产权体制下无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22].另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植物的引入对作物遗传多样性保护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Hawtin[12]认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为建立种子库进行异地保护作物遗传资源提供更为有效的手段.他断言,分子遗传技术可以使种子库中遗传物质的跟踪更为精确.这些技术对精确鉴定植物材料是否抗病非常有用,而这种鉴定对于抗病材料的收集和储藏是至关重要的.超低温保存更使遗传资源的长期保存成为可能,使更多的遗传材料能在需要时保证供给.然而也有学者[17,37]认为,种子库并不能将目前各种植物的所有遗传多样性保存起来,而且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本身仍在进化中.

3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3•1对目标生物及相关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会跟杂草和野生近缘种杂交,使得这些杂草对除草剂也产生抗性.为了防治这些具有抗性的杂草,农民只能加大除草剂的用量或是采用更强的除草剂[24,39].如果这些杂草对细菌、真菌或其它作物病害也产生抗性的话,那么它们的防治将更加困难[51].在农民使用除草剂的量不够多的情况下,对除草剂有抗性的杂草群体仍能萌发.对除草剂敏感的杂草群体也会发展出对除草剂的耐性,或者那些对某种除草剂有耐性的杂草会取代没有耐性的杂草.杂草科学家发现,后一种现象更容易发生.事实上,1997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观察到,普通的(A-maranthusrudis)杂草群体在避过草甘膦(glyphosate)的施用后,才推迟萌芽;绒毛叶(Abutilontheophrasti)对草甘膦有了更大的耐性后,农民仍按照原来的施药量喷施草苷膦,就不能达到预期效果[36].这些问题将导致农民使用.比草甘膦毒性更大的除草剂.种植转基因抗虫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降低作物损失.但是昆虫种群具有天生的快速适应环境压力的能力,使抗虫生物技术的长期有效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昆虫和其它有害生物对害虫防治机制的适应,将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后果.当昆虫种群对一种害虫防治措施适应后,将会导致更高毒性的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同样,如果害虫适应了某一种转基因抗虫作物后,另一种人类目前尚未了解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的基因就会取代原来基因的位置,侵染作物[33].

许多研究证明了昆虫对转基因作物抗性的进化,提到建立过渡区作为昆虫庇护所来减慢这种抗性进化速率的重要性.现有的研究资料都局限在对特定害虫的实验室研究.随着更多研究资料的报道,对昆虫抗性发展进化程度的了解将大大加深.Tabashnik[47]在实验室试验中发现,对Bt毒素耐性增加的有鳞翅目(蝶和蛾)、鞘翅目(甲虫类)和双翅目(蚊和苍蝇).如果田间试验也支持这个结果,那么将会影响抗性管理策略的发展.Huang等[16]发现,在一定的剂量下,欧洲玉米螟(Ostrinianubilalis)对Bt毒素抗性的遗传是不完全显性,而不是以前认为的隐性.根据这个试验结果,玉米螟的抗性将会比以前预料的发展得快.现在的抗性管理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玉米螟对Bt毒素抗性较慢的假设上,因为原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隐性遗传性状.如果这个结果被证实,将会对现在的抗性管理策略发展和庇护所面积大小带来巨大的影响.Koskella等[23]发现,转Bt基因作物的Bt毒素被吸附到土壤粘粒后,并不持续分解,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杀虫活性.Bt毒素在土壤粘粒中的存在将会增加害虫产生抗性的风险.Schuler等[44]发现,转基因植物Bt毒素的表达通过影响昆虫的行为和目标害虫的抗性,而进一步影响非目标生物.所有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以前的预测过低地估计了害虫种群对Bt毒素抗性进化的速度.转基因抗病毒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

首先,这些转基因抗病毒作物会改变它们的近缘植物,使这些原来对某种病毒并不敏感的植物成为该病毒的寄主而感病,也就是扩大了病毒的寄主范围.其次,抗病毒转基因植物可以改变病毒侵染植株的过程[38,39].这些改变会导致出现致病性更强的病毒[10,38,39].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潜在风险研究几乎没有.科学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抗病毒转基因作物DNA基因组在植物病毒RNA复制时与病毒基因组的重组[38,39].在一个实验室的研究中发现,这种遗传重组确实发生在烟草属植物Nicotianabenthamiana和豇豆萎斑病毒之间[6].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重组将会导致出现在遗传上有独特特征的病毒,从而更加难以防治.在所有与抗病毒转基因植物有关的风险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既不是病毒寄主范围的扩大,也不是某些病系致病力的增强,而是抗病毒转基因作物的杂草化[38].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33]认为,美国农业部(USDA)现在所坚持的抗病毒转基因南瓜(Cucurbitamoschata)不会通过基因流使野生南瓜杂草化的假设,必须通过长期的研究才能确认.NRC还认为,USDA关于抗病毒转基因南瓜对野生南瓜种群的影响也“并不怎么受到科学研究结果的支持”,尤其是有好几种病毒对转基因南瓜具有抗性,而不仅是象USDA原来认为的只有3种或更少.虽然目前农业生产上极少关注作物(无论是传统作物还是转基因作物)向近缘野生种的基因转移,但这种基因转移无疑是存在的[10,46].人们关心的不是是否有基因流的存在,而是这些基因的转移是否会进一步加强某些杂草的“野性”,而使得它们的防治更为困难、费用更大[10,21,46].一般地,如果作物种植距离近缘野生种很近,转基因作物基因流转移的风险将很大.美国在向日葵(Helianthusannuus)和双低油菜(Brassicanapus)上都存在着这种基因流[10,21,46],极有可能产生所谓的“超级杂草”.Johnson草就是通过高粱(Sorghumvulgare)的基因转移而获得的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杂草[10,21,46].Snow等[46]认为,虽然还没有充分的研究资料,但通过从传统作物的基因流转移而增强杂草野性的机率极少.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会大大增强近缘杂草的野性.这是因为基因重组技术更精确、更快速,允许目的基因有更多的组合,将极大地增加转基因作物与杂草杂交的机会,而增强近缘杂草的野性.Mikkelsen等[30]通过田间试验发现,转基因双低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转移到它的一个近缘野生种上.Linder等[26]利用田间试验和温室试验发现,转基因油菜的基因也可以向近缘野生种转移.

3•2对非目标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转基因植物对非目标生物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非目标生物包括不属于害虫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39,51].昆虫天敌、土壤微生物和以健康昆虫种群为食的野生生物(如鸟类和无脊椎动物)都有可能受到转基因植物的影响[20].实验室试验已证实,转基因抗虫作物对有益捕食性昆虫,如草蛉(Chrysoperlacarnea)[13]、瓢虫(Adaliabipuncta-ta)[3]、美洲大斑蝶(Danausplexippus)幼虫[27]和土壤生物[51]等具有负作用.Hilbeck等[13]发现,在给草蛉幼虫(一种以多种农业害虫为食的捕食性昆虫)饲喂以Bt玉米为食的害虫时,其死亡率为62%,而饲喂以危害普通玉米的害虫时,其死亡率只有37%[14].在孟山都公司向美国环保局提交的资料中,以Bt玉米害虫为食的草蛉幼虫的死亡率并没有差异.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认为,孟山都公司没有完全成功地模仿自然状态,因为他们只是将Bt毒素涂在鳞翅目昆虫的卵表面,而草蛉取食的却是害虫卵内部的营养[33].对Hilbeck[13]等的研究结果也同样存在争议.在美国环保局向其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tificadvisorypanel)提交的报告中认为,Hilbeck等并没有充分模仿田间状态,以证实草蛉虫确实是以危害Bt玉米害虫为食的.

美国环保局认为,在该研究中草蛉虫的取食范围缺乏控制,暴露在Bt下的水平也不如在田间状态下[50].如此相互矛盾的结果和解释意味着在这一领域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需要用田间状态下和生态系统内的研究资料来补充实验室研究结果.Birch等[3]研究发现,表达雪花莲植物凝集素(一种能减少蚜虫侵害的植物蛋白)的转基因马铃薯(Solaumtubero-sum)会导致蚜虫的天敌———瓢虫数量的下降,而其不能受精和不能孵化的卵增加.Tabashnik[47]认为,转基因作物使害虫数量降低,对保持天敌的有效数量会有负面影响.这些结果意味着转基因作物与依赖健康天敌数量的IPM防治策略及生物保育存在潜在的冲突.另一方面,在美国威斯康星(Wisconsin)进行的田间试验发现,在转Bt马铃薯田里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的数量要比传统的采用化学杀虫剂防治非转基因马铃薯害虫的田间大.但是这个试验没有检测未施或少施化学杀虫剂的传统马铃薯田间的情况[15].这些结果说明,在评价转基因抗虫作物的作用时,必须与现在的各种防治措施进行比较,包括频繁使用化学药剂、少用或根本不用化学药剂的情况.Losey等[27]实验室试验证明,转Bt抗虫玉米(Zeamays)花粉会损害美洲大斑蝶.饲喂有转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Asclepiassyriaca)叶片,美洲大斑蝶幼虫第2d就有10%以上的死亡,4d后死亡率达44%,而两个对照组全部存活.

幼虫对不同处理的马利筋叶片摄取量也明显不同:不加花粉的叶片摄取量最大,加有普通玉米花粉的叶片摄取量次之,加有Bt玉米花粉的叶片摄取量最少.由于叶片摄取量少,幼虫生长缓慢,试验结束时摄取含Bt花粉叶片的幼虫重量只有无花粉叶片的一半.在随后的一个验证试验中,以有转基因玉米植株花粉自然传粉在上面的马利筋草叶片饲喂美洲大斑蝴蝶幼虫48h,其死亡率高达19%;以没有转基因玉米植株花粉或根本没有任何花粉玷污的马利筋草叶片饲喂美洲大斑蝶幼虫,其死亡率要小得多.研究人员认为,Bt玉米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可以超越田间界限的限制.在3m范围内,距离越近则影响越大.转基因作物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这一距离[11].Wraight等[53]的研究则证明,转Bt玉米对黑色玉带凤蝶(Papiliopolytes)无毒害作用;转基因植物对非目标生物有复杂的影响.他们研究了不同种类的转Bt玉米对不同蝶类种群的影响,并且同时在田间和实验室进行.Losey等[29]只是在实验室内研究了一种转Bt玉米对一种斑蝶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转基因植物的生态风险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必须建立在个案评估(case-by-case)的基础上.美国环保局的报告[50]也说明了在这一领域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这分报告认为,在美国玉米带内,大斑蝶繁殖地区与玉米花粉撒播范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重叠区,“……已发表的对大斑蝶毒性影响的初步报告应该不致于使人们目前对大斑蝶的风险产生过分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它的背景报告中却同时告诫说,在田间状态下Bt玉米花粉对美洲大斑蝶威胁评价的研究仍在继续进行.美国环保局只是最近才开始注意到玉米田中马利筋草上大斑蝶的存在.马利筋草必须暴露在最高浓度的Bt玉米花粉下,才能使大斑蝶幼虫处于最大的风险中[55].正在进行的研究将有望提供关于在大斑蝶繁殖区与玉米花粉撒播范围的重叠地带中大斑蝶所遭受威胁的性质和程度.

4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

4•1通过食物链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如果转基因抗虫植物确实影响目标害虫和非目标昆虫,那么它们还会通过食物链进一步影响这些昆虫的捕食者.Johnson[20]注意到,在英国有50%的农田鸟类种群数量在急剧减少.他将几种鸟类剧减的原因直接归于化学杀虫剂使用的增加.根据鸟类的剧减及过去几十年里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对欧洲植物和昆虫种群造成的伤害,Johnson预测产生杀虫毒素的转基因作物也将会损害食物链中当地鸟类与农作物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皇家协会也注意到最近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极有可能是受到“现代农业生产实践”的影响,并强调应更多地研究转基因植物对鸟类、哺乳动物和土壤生物的影响[39].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33]认为,含有各种杀虫毒素的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会因食物来源减少,而伤害某些野生生物.相反地,由于化学杀虫剂会消灭鸟类的食物来源,因此转基因作物取代化学杀虫剂后,也有一些鸟类的种群数量将会增加.

4•2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受转基因植物潜在影响的生物并不仅仅是昆虫和其它动植物,还包括土壤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物.转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可通过根系分泌物或作物残茬进入土壤生态系统,土壤的特异生物功能类群以及土壤生物多样性都有可能因此而改变[2].外源基因的导入可能影响到植物分解速率和C、N水平,进而影响土壤生物、生态过程和肥力[5].在评价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作用时,EPA认为其中对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50].Jepson等[18]提出,向环境释放转基因植物,需要评价土壤微生物、动物类群和土壤生态过程.Trevors等[48]建议,采用功能类群的多样性评价土壤生物群落的变化.Angle[2]强调,风险评价的重点是土壤微生物,而原生动物是监测土壤生物种群变化的最敏感指标.如前所述,Bt毒素被吸附到土壤粘粒后,并不持续分解,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杀虫活性[23].在水培和土培转Bt基因玉米的根系分泌物中均发现了活性Bt毒素[43].Bt毒素在土壤粘粒中的长期存在,将会增加其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风险[23].转基因植物根系分泌物及其残渣进入土壤后,通过与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可能会改变土壤微生物对外来底物的利用,影响微生物的活动过程[31].美国环保局在综合报道中指出[51],转Bt棉花(Gossypiumspp.)增加了土壤细菌和真菌的数量,抗虫转基因烟草增加了土壤中的分解者和线虫.一个抗真菌病害的转基因烟草(Nicotianatabacum)品系明显损害了菌根对植物根系的侵染,而菌根的侵染是有利于植物生长的.转冠瘿碱(opines)基因烟草根系分泌物组成的改变影响了两种假单胞菌的物种丰富度[40].在转甘露碱(mannopine)基因烟草根际土壤中以甘露碱为底物的细菌数量比非转基因烟草高80倍,但细菌总数以及芽胞细菌、耐热细菌、荧光假单胞菌属细菌的数量与常规烟草无显著差异[35].Donegan[4]发现,在美国种植几种Bt抗虫棉的土壤中微生物数量、种类和组成与种植常规棉的地区差异显著.与非转基因紫花苜蓿(Medicagosativa)相比,种植转基因紫花苜蓿的土壤细菌群落功能多样性单一,可培养的需氧芽孢杆菌和利用木质素的细菌数量显著增加[5].也有转基因作物对微生物的组成没有影响的报道.与非转Bt基因玉米和空白土壤相比,转Bt基因玉米残茬分解对土壤可培养细菌、放线菌和真菌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影响[41,42];转Bt基因马铃薯对土壤微生物没有影响[51];转凝集素(lectins)基因马铃薯对根际微生物群落没有影响[7];转T4-溶菌酶(T4-lysozyme)基因马铃薯对可培养的需氧细菌以及有益细菌的功能没有影响[28];马铃薯根际或块茎接种拮抗微生物时,转T4-溶菌酶基因马铃薯对微生物的建群没有负面影响,根际细菌群落的结构也没有明显改变[29].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转基因植物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尚无定论,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事实上,在前述美国环保局的那分报告[50]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仍需提供更多的资料.虽然报告认为,现有的试验证据表明转Bt作物不可能对土生生物有相反的影响;然而报告同时也指出,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必须继续进行,特别是有关植物根系表达Bt蛋白水平的研究,辨别其表达量是否高于正常表达量,以便进一步确定其对土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4•3作为所谓“外来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建立在重组DNA技术基础上的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克服常规育种技术的不足,打破物种间的天然屏障,实现基因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转移,甚至可将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内.因此,转基因植物的基因既可来自于种内,更多的来自于不同种间[19].也就是说,转基因植物并非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物种,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就相当于一个外来种对某一生态系统的影响.由于遗传背景不同,基因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如基因的多效性、体细胞变异等,且转基因植物中基因的表达受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转基因作物中有可能出现一些在常规育种中不曾遇到的新组合、新性状[19].它们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充分的证据,现在已知的风险包括:1)转基因植物演变为有害生物的可能性,如转基因植物杂草化、怪物化或演变成优势物种而破坏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52,54];2)转基因植物是否会引发新的环境问题,如对除草剂产生抗性、对Bt杀虫基因的抗性与治理,新病毒的产生等[8,19,56];3)对物种起源中心和基因多样性中心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影响;4)基因漂流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影响[19].其影响包括:外源基因向相关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水平转移[10,30];外源基因向常规品种漂流而导致的有关种子质量、有机农业的争端;在长期大规模应用后发生不可预见的环境问题,如产生的新性状不稳定,单一种植的风险,改变了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等.

篇7

地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它的开发强度日益增强，不少地区已呈现资源枯竭和生境退化的趋势，难以再承受下去来满足人类的要求，因此,实施生态发展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1-3]。众多的国际生态公约就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安排和限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这些被称为是法律旗帜的各种公约都不是单纯由法学家们单独完成的，必需要广泛征询涉及自然保护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总结自然保护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以及生产战线上广大公众的经验教训，才可能制定这些涉及全社会利益的许多规定。本文就拟简要地探讨一下它们的意义和作用，以期我国能完善和健全有关自然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律体系，来适应已踏入生态发展文明时代门槛的迫切要求。

1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既是生物之间以及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体现，也是生物资源丰富多彩的标志。它是对自然界生态平衡基本规律的一个简明科学概括，也是衡量生态发展是否合乎客观规律的主要尺码。一个区域保持得是否完整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是否合理来决定。因此，它的保护对象是全方位的，要从物种及其遗传资源、生态系统和景观多样性各个方面着手。这个公约不仅阐述了防止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问题，也强调要关注人类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它提出要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持续利用和利益公平分享三者密切结合来考虑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实践证明，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工作就难以持续下去。它要求各缔约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要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作出全面的安排。“公约”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多次的修改，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签署，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这说明世界人民终于认识了由于人类本身的管理失误所造成的地球生境退化、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灾难，决心采取共同行动制定有约束力的并起综合作用的国际公约。现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已成为各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以看出，”公约并不是一纸空文，但与其说是一次性产物，不如把它看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1.如何做好野生物种种群和被传统农业与本地人民广泛应用的物种及其变异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问题，2.发达国家如何落实支援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责任；3.如何通过技术转让和交流实施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和持续利用的战略；4.生物资源利用者如何落实酬报各地从事保护工作者和提供传统利用知识人们的责任。这些问题虽经多次讨论，但不易取得协议。

我国于1993年1月7日作为第7个国家正式批准加入“公约”，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组成国家履约协调组，统一规划各项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可见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和认真态度。许多学术单位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研究机构来规划研究和宣教事宜；还出现了非政府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它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公众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10多年来完成了大量工作，除了按“公约”规定完成必需做的基本项目，例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外，还出版了系列丛书和许多研究报告。建立了许多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实体。主要经验有下列三点：1.保护和发展必需密切结合，利益公平分享是关键；2.统一协调分散管理的方针是正确的，但需要进一步完善；3.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不断加强，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在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期间，国家颁布了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11－2030），”明确今后2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并将之看为是维护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保障的大事。因为，当前资源过度利用、工程建设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并未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状态一时难以解除。它要求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基本体系，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开展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评估、监测、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例如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和种质基因库的建设和完善，把保护和发展密切结合；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防止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完善，完善群众参与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工作[4-8]。

2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关于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跨境转移的一个协议，它旨在充分确保它们的转移、处理和使用。它的文本由生物多样性缔约国会议来讨论和确定，已有100个以上缔约国批准，于2003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所以，可以说，它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个议定书。文本中详细论述了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凭借现在生物技术所获得的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的保护措施，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这意味着，已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从一个国家跨境转移必需符合议定书的规定，出口者必需提供充足资料使进口者能做出知情决定，确保所有货运有议定书要求的文件记录，即使进口者不是缔约国也要按议定书要求办理。我国于2005年4月27日批准了议定书，显示我国在执行国际条约和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承诺，并大大增强该议定书的份量。同时，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对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政策体系、法规体系、转基因活有机体及其产品风险评估和管理技术准则、生物安全管理国家能力建设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

3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湿地是指内陆和海岸地带水深6m以下的水域、沼泽和草甸地带。这些地区是调节水分循环、维护水禽和水生生物生存的重要栖息地，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大片湿地被改变为农地、养殖场甚至城镇，导致许多物种消失，常出现一雨便成灾的可怕事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原亚洲湿地局、国际水禽与湿地研究局、美洲湿地局三个湿地组织合并为湿地国际，并在湿地公约的制定和技术支持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大大促进世界范围主要地区湿地和湿地物种现状的评估和研究，加强与政府和当地社区的合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湿地公约于1971年2月2日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订，所以常称为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它通过传播信息资料、提高公众意识、开展培训活动和在各地建立湿地管理项目、支持和促进区域和各国湿地保护和湿地资源持续利用和行动计划的制定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国凡是在生态学、生物学、湖沼学和水文学上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都可申请加入湿地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湿地名录，加入国际湿地名录的湿地应建立保护区，加强对物种和栖息地的管理，管理好者可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会受到批评。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会后，认真履行缔约国的义务和责任，为了适应湿地保护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湿地保护，1994年9月由林业部牵头联合17个部委制定一个广泛参与、切实可行、符合国际规范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确定了中国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目标、内容、优先领域和项目，使之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中国湿地保护事业的发展。许多科教部门建立了湿地研究中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众多的专著和研究论文和报告[10]。迄今，我国已有37个湿地保护区分五批加入了国际湿地名录，并开展大量保护和持续利用的工作。#p#分页标题#e#

4世界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是指具有世界价值的独一元二的自然和文化区域以及许多非物质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是各个国家精华中的精华。作为具有世界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可从以下列几点来判断：(1)表征地球进化历史的主要阶段的典型代表或独特的地理景观类型；(2)表征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断进化的生态过程或生物进化和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典型事例和杰出的代表；(3)具有极为特殊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的区域；(4)具有世界价值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或众多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符合四个标准之一的区域可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三类）。世界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三者被认为是国际保护生境（栖息地）的三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制定，1978年正式生效。这说明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有责任来保护那些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把它们看为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认可和保护文化景点的国际法律条约，它把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拓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相互关系的思维，并制定协同计划来保护它们[11-14]。

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并深深体会到自然与现代化共存、经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共存的伟大目标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样，加入和认真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建立比较完善的世界遗产地系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许多省市建立了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促进自然保护、文化组织和文物系统各方面的专家认真考虑，提出具体的计划和方案。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自然遗产地8处、文化遗产地2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处，还有文化景观3处，总共40处。现在打算申报的区域还有100多处，估计每年只有自然和文化遗产各1处获得批准。但是，人们已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是为申报而申报，而是决心通过完善管理，争取支持，使之更加壮大，以适应社会、文化、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那时申报将是水到渠成之事。主管自然和文化遗产工作的分别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

值得指出的是，有悠久历史的全球农业系统，是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在发掘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时，却忽略了这个方面，以致传统的农业耕作制度及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优良品种的基因多样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流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2003年建立了“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心”，旨在开展全球重要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以期建立一个全球共识的持续发展的动态系统，弥补了不足之处。我国浙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全球第一批五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其实，我国还有许多项目符合其标准，需要大力发掘、继承和发扬[15-18]。

5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持续利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注意保护，不允许任何利用是不科学的，必然是行不通的；当然，过度的利用，不注意保护必然导致破坏。这个公约的目的就在于监测商业开发的主要物种，对一些已陷入受威胁状态的物种，通过贸易限制达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这个公约1973年3月于美国华盛顿签订，1975年7月正式生效。它把控制贸易的物种划分为三类作为其附录，附录1是指那些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的对外贸易必需获得出口国科研机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进口国也确认是如此才能进行；进口国将之再出口也照此办理。附录2是指那些目前虽未濒临灭绝，但如对其贸易不严加管理，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就可以变成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也必需得到出口国家科研机构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出口贸易。附录3是任何一个缔约国认为属其管辖范围内应进行控制开发利用，而需要其它缔约国合作管理贸易的那些物种；它们的出口贸易同样需要出口国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前两类物种需经全体缔约国大会讨论通过，后一类物种只需各缔约国自己认定，报公约秘书处备案即可。附录中所列的物种是重点管理对象，但它们的地位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随其种群传播和消长而有所调整，所以需要对它们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监测。这样，每一个缔约国都要建立专门的科学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来负责专司其事。前者负责研究确认各个种的基本情况，提出处理的意见；后者即专司具体管理业务，发放出口许可证。可以看出，这个公约不是要禁止野生动植物包括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贸易，而是制定各种措施保证可持续贸易，不引起它们走向灭绝；目前，它已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控制野生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国际贸易系统，为物种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0年12月25日，我国提交参加“公约”的交存书，1981年4月“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1982年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种科学委员会”，分别挂靠在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科学院内，开展有效的研究和管理，成果垒垒。看来，大力培养熟悉“公约”的科研和管理人员，进一步弄清和宣传“公约”各条款的实质内容，加强对濒危野生物种的研究，提供其消长规律和具体情况，监测贸易现状，编制控制贸易的物种名录及其识别手册和图谱，制定合理开发利用的指标，提高进出口管理水平，防止过度开拓而造成物种灭绝应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20]。

6迁徙物种公约

物种的生存和分布不受边界的限制，特别是迁徙物种的生活周期可能遍历多个国家，但各国的保护和管理水平不尽相同，难免会遭受猎杀，因此必需通过国家政府间的共同努力来加以保护，既要保护物种本身，也要保护其栖息地。保护区在这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公约于1979年签订，1983年正式生效，100多个国家参与并共同关注这些独特物种种群的保护，效果明显。我国签署这个公约以后，许多保护区承担了这些迁徙物种的保护，无论在科研监测和合理利用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山东长岛保护区累计环志各种候鸟128种21万多只，其中猛禽22种6万多只，占全国猛禽环志总量80%以上；回收国内外环志鸟231只，最长回收为8年，为鸟类迁徙规律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成绩明显[21]。由于“公约”所关注的物种独特，没有任何公约能代替其作用，实际上，它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必要的补充和起具体的辅助作用。#p#分页标题#e#

7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个公约是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为解决地球气候潜在变化可能引起的众多问题而联手进行的一项努力。它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于集体执行“公约”所制定的各项规定。它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我国于1993年1月批准了这个公约，是最早的10个缔约方之一。“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在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注意减少和防止人为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开展技术转让等各种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增强所有温室气体的吸收汇和储存库，例如不同类型的保护区等；在适应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制定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综合农业的发展、关注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涝影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纳入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政策和行动，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尽可能降低气候变化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京都议定书中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使其CO2、CH4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排至少5%；同时，确定了“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三种境外减排的灵活机制，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境外取得减排限排的抵消额，从而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限排目标，缓解其国内减排限排压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是其义务的核心内容，要求采用由缔约方大会制定的可比方法编制人为引起的各种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国家清单，发达国家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但是，要真正的具体落实十分困难，许多会议都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具体化，但都不能取得共识，需要更耐心地通过深入分拆，实事求是协调和合作共事地去解决。可以看出，制定减排限排温室气体目标是一个重要方面，而确定不同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人工营造的方法来固碳的目标也是不能忽略的，两者是相互相成的[22]。

8防治荒漠化公约

篇8

珊瑚礁是指以造礁珊瑚为主体，所建造的大型钙质礁体，这个礁体能抗拒海浪的搬动和侵蚀，钙质礁体之直径通常在数公尺以上，珊瑚礁的形成是侵蚀和造礁两种力量互相拒抗的互动过程，当侵蚀作用大于造礁运动，珊瑚礁就无法形成，即使已形成之珊瑚礁也会逐渐被破坏分解，这也是珊瑚礁及珊瑚礁生态系所以特别脆弱的原因，因为一旦侵蚀作用大于造礁作用后，再大范围之珊瑚礁都会毁损，依附珊瑚礁生存的礁间生物、软件动物、棘皮动物、甲壳类动物、鱼类、贝类等就无法相互依存共生，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的功能不存在，就会全面瓦解。造礁珊瑚的种类很多，科研记录上的有300多种，东南亚海域分布的珊瑚有1，000多种，是珊瑚种类最多，海域范围也最广，所以，东南亚得天独厚，可谓集珊瑚礁海域之大成⑴。

第一项：珊瑚礁生态系的脆弱

珊瑚礁生态系，是指由造礁珊瑚及其他种类非造礁性珊瑚在海底共生，由造礁珊瑚之造礁作用为主体，建造成大型的钙质礁体，这些造礁珊瑚如轴孔珊瑚、鹿角珊瑚等石珊瑚，当该海域中的造礁作用大于侵蚀作用，珊瑚礁的形成会逐步面积扩大，海底随处分布着造礁石珊瑚和有如美丽花朵般花园盛开的软珊瑚，加上随之而来附着在海底礁石、岩块上的大型海草和藻类，吸引鱼类、棘皮动物、软件动物、甲壳类生物、贝类、无脊椎生物如海绵、海葵、扁虫、多毛类、海鞘等种类之礁间生物的到来共生，就形成一个有如海底热带森林般，有着天然屏障、食物链功能的海洋立体滨纷世界，也吸引大型鱼类如鲔鱼、鲨鱼、类鲔鱼类等至此繁殖、休息构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相互依存也生生不息的生态系。

珊瑚礁海域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珊瑚礁海域有全球75%的鱼种，及鲔鱼、旗鱼、鲸鲨等高度洄游鱼种繁殖、育种的栖地，以及各式各样具独特性的热带鱼以及多种保育鱼类，如苏眉鱼、斑鱼、蝶鱼和各种贝类，包括保育的砗磲贝、鲍鱼等贝类的栖地，还有4，000种的珊瑚及珊瑚礁生态系中的藻类、菌类，以及尚未被检出分类的生命体。珊瑚礁是珊瑚礁海域能大量形成及珊瑚礁生态系能被建立的最基本元素，有健康的造礁珊瑚就可以形成健康的珊瑚礁聚落，就可以出现珊瑚礁生态系的共生，就会有礁间生物丰富的出现。当共生现象随着珊瑚礁大量、大片、大范围的一再被复制成长，珊瑚礁海域于焉形成，成为海洋中最为缤纷的海底世界，各式珊瑚及棘皮、软件、无脊椎生物及鱼、贝类充塞其间，是海洋生物的种源中心，海洋中重要、特殊物种种源也是在其间孕育而出珊瑚礁望似非常巨大、厚实、勇敢的矗立于海底，抵挡海流的冲击，但也是个非常敏感的生物组织体，十分脆弱，受到大自然环境的变迁、天敌出现及人为的干扰迫害发生⑵，即会产生损害，严重时，整个珊瑚礁聚落完全崩塌，珊瑚礁生态系结束共生现象，海底只剩下被海流、海砂击溃的残破礁体和相互撞击后产生的砂砾、岩块及残存的珊瑚和零星残存的礁间生物。

因为珊瑚礁的殒落和消灭，不是以个位或十位数进行，而是同步的一整片大面积的消灭，例如，澳洲大堡礁，占有35万平方公里的海底面积，但在短短十年间，就只因为海底出现棘冠海星，人类无法控制海星成长的数量，就使的澳洲大堡礁消失了一半，对澳洲政府是一大损失，对全球人类而言更是一大折损，幸好可以借助人造卫星、监测仪等应运而生的现代科技，可以协助人类监测、保护海洋中范围辽阔的珊瑚礁海域。

第二项：东南亚珊瑚大三角的重要性

东南亚地区的珊瑚礁建构出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量最大，也是范围最广，占全球珊瑚礁海域面积三分之一的珊瑚大三角，也让东南亚成为珊瑚礁间生物生产最丰盛，种类也最多，从大型回游鱼的鲔、鲨鱼类到鲣鱼类，各种小型鱼，包含热带鱼等，从大型多年生贝到小型贝，再到保育类的海马、海龙、海龟、海蛇等，特别且包罗万象的珊瑚礁生态系。不只是属于东南亚人民，而是属于全球人类共有的珍贵资产。

东南亚国家中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三个国家珊瑚礁海域面积最大，原因在其国家的岛屿很多，海洋线既曲折又长，适合珊瑚生长水深在20公尺左右的海域在其国家海岸及岛屿、岛礁的领海，邻接区和专属经济海域中广泛分布。所以这三个国家的珊瑚礁海域面积最广，珊瑚礁生态系最完整且丰沛，所以这三个国家的礁间生物生产量特多，以菲律宾为例，鱼类就有7，500种，其他贝类有5，700种，集世界海洋生物物种之冠。

泰国、越南、寮国亦有珊瑚礁海域的形成，其国家海洋生物生产丰富，与其拥有珊瑚礁海岸、领海和邻接区及专属经济海域中之面积广泛之珊瑚礁生态系健康丰富存在有关。缅甸的国家海洋面向孟加拉国湾，亦受印度太平洋海域的生物物种影响珊，同样拥有瑚礁海岸、领海和邻接区及专属经济海域中面积广泛之珊瑚礁生态系健康且丰富。星加坡则是东南亚国家中面积最小的国家，其海域也与东南亚其他海域无异，是属珊瑚礁海域，星加坡具有海洋生物保育和海洋环境保护的观念，与其陆地之生态维护一样，很早就规划进行。

由于全球气候异常，全球地区的珊瑚面临前所未有的破坏，根据统计，较严重的地区有超过五分之一范围的珊瑚发生「白化现象。所谓「白化现象就是和珊瑚共生的菌类离开珊瑚株体或死亡，结束与珊瑚的共生作用，不再进行光合作用，珊瑚呈现白化，也即是这株或整片珊瑚死亡，整个珊瑚礁生态系发生结构损害、生产阻碍或整体毁灭「白化现象，和气候异常及毒鱼、炸鱼、弃置垃圾等有关连⑶。

第三项：珊瑚大三角面临灭绝性危机

全球气候异常，大气暖化的影响下，海水温度上升，北极和南极冰融的速度加快，加上陆地冰川的融解排到海中，将使海水水平面上升9到16公尺，对东南亚整体珊瑚礁水域是一大灭绝性危机，因为珊瑚生长在水平面下5～15公尺之间为最适当的深度，如果海平面上升，将使的大部份的珊瑚生长环境改变，也影响其进行光合作用所需阳光的强度，东南亚大三角及其珊瑚礁水域的珊瑚可能要面临的白化危机，周遭国家的渔民不遵守国际规约，对珊瑚礁日以继夜的进行破坏，以珊瑚礁区最常见的毒鱼、炸鱼，一旦渔民将氰化物投入海水中，除了目标鱼如观赏用热带鱼或能卖出高价的斑鱼或苏眉等礁间鱼类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物种幼鱼或非目标鱼类也受到波及，同样被毒害，所以是一个大范围且随机的对珊瑚礁间海洋生物一大伤害，对维护珊瑚礁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一大障碍。

炸鱼比毒鱼更严重的是毒鱼手法下如果中毒不深的鱼类还有机会逃过一劫，炸鱼则一旦炸药爆开，受到水压冲击的鱼不是立刻死亡就是受伤，被鱼船捞捕上船的，只占所有受害海洋生物的十分之一而已，其余十分之九未立即死亡、昏厥的在一段时间后，也会因受伤而无法正常生存，不是陆续死亡就是无力逃过食物链中其它高阶海洋生物的追捕，除成鱼外，其它种类的幼鱼、鱼卵和珊瑚本身，以及珊瑚赖以生存的礁石都会被炸断裂，所以，炸鱼是一次毁灭性的捕鱼方法⑷，在珊瑚礁水域国家的渔民，十分惯常使用炸鱼捕鱼方法，已经成为珊瑚礁水域国家的渔民传统捕鱼的方法。

东南亚地区的珊瑚礁造就亚洲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种源中心，独特且重要的种源中心，除了随时调整适应珊瑚礁生态系本身的自然变迁、食物链的自然运作，以及海流潮汐，温度的变化，天敌的出现，疾病产生等内部沉重压力，还要抵挡外部人类制造的水温上升，浮游生物减少，海洋污染物增加，最严重的是人类冲击性、破坏性捕鱼工具的破坏珊瑚礁栖地，过度捕捞礁间生物造成某些物种灭绝的外部压力，不但未减轻反逐日加重，也使东南亚珊瑚礁有灭绝崩塌的危机出现。

第二节：东南亚各国共同管理珊瑚大三角的合作机制

第一项：珊瑚礁监测中心的成立

所以，有必要集合所有东南亚国家一同研议一套共同协议，以能有效的针对珊瑚礁从内部环境的保护，设置监测器、人造卫星监测，到防止炸鱼、毒鱼、滥捕、走私的监测中心的设置等外部的防制，符合联合国海洋公约、华盛顿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高度回游性鱼类保护协议等国际公约协议的规定，增加港口检查及生物电子卷标的运用，以补强维护珊瑚礁海域管理的效果。

当渔民在毒鱼、炸鱼，破坏海洋生态和环境的同时，珊瑚礁水域周围政府俨然也是共犯结构中的一员，因为政府只是把法律条文制定出来，却不能或无法去执行，不是变相鼓励渔民去犯法、违反生物保育或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吗？要避免市场过度需求造成的恶性生产对珊瑚礁生态系带来严重的伤害，又无法改变东盟自贸区运行过程产生的经贸交流下的市场供需变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东南亚珊瑚礁海域加设一道国际法保护网，对拥有珊瑚礁海域的国家组织起一道区域防御网，以集体的力量共同防护珊瑚礁海域及其生态系。

这点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大自然或其它原因引起即将严重危及生物多样性的活动或事件，这种情形，使得「这种国家努力的国际合作，酌情在有关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制订联合应急计划⑸。依照「生物多样性公约，应对珊瑚礁水域，采取必要保护或保育措施，以确保珊瑚礁生态系、生物多样性，可以持续长久⑹。

加强东南亚各国珊瑚礁海域的巡逻和珊瑚礁海域生态监测，是一个有效的作法，代表着在东南亚珊瑚礁海域必须有一个珊瑚礁海域环境保护和生态系保育维护的专责机关存在，这就是珊瑚礁监测中心成立和存在的理由。而珊瑚礁监测中心必须配备有在各国珊瑚礁海域的珊瑚礁监测船，来执行珊瑚礁海域环境保护和珊瑚礁生态系保育维护的工作，工作内容包括监视在珊瑚礁海域作业的各国渔船有无进行非法、破坏性、冲击性的捕鱼行为，有无进行毒鱼、炸鱼、电鱼等，若有立刻制止，并且，进行登临检查、搜证等，做为渔船返港、渔民上岸后追究法律责任与罚金等前置作业的工作。

不能小看一艘珊瑚礁监测船所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监测的成果可以带来东南亚地区珊瑚礁海域的正常生产海洋生鲜食品，不会有珊瑚礁海域环境恶化、生态系整体崩落的危机产生，对东南亚地区粮食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有绝大的维护作用和功能，而且花费不大，东南亚开发中国家均可负担的起，比较起可预见的巨大收益，这种开支实在是太微不足道，珊瑚礁海域和珊瑚礁生态系的永续经营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在各国珊瑚生态系最为丰富、海洋生物生产量最多的珊瑚礁海域设置珊瑚礁监测点--一艘专人专职的监测船或一艘由退休老渔民、老旧渔船改装的监测船，就能达到生态保育和经济发展并存共荣的结果。

第二项：制裁破坏性捕鱼行为

东南亚现行严重违法捕捞珊瑚礁间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的方式是由中型散装货轮改装之大型渔船，当其由外地来到珊瑚礁海域的环礁、岛、礁时，即由船上的吊杆滑车吊放二、三十只小舢舨，每艘舢舨坐两个人，开始分散朝珊瑚礁间鱼贝类、甲壳类生物聚集处前进，抵达定点后，使用氰化物开始毒鱼，一瞬间，海面上浮起大片的鱼类，舢舨上的两个人开始以网收集捕获物，有珍贵的斑鱼、蝶鱼或大型苏眉鱼或多种高价值鱼类，还有热带鱼等，均装入舢舨的集鱼网中，等待渔获复苏后再分类收集一定数量的渔获后，又再驶回母港，交给直营的餐厅或销售给其它需求者。

针对这类渔船予以强力管制管辖以及制裁是未来的焦点，如果各国联合起来为保护、保育珊瑚礁而努力，让这些高度违法的破坏性捕鱼行为可以减少或消除，以何种方法去减除这些渔船的数量，是不发给这些渔船所需要的「捕鱼证，还是各国修法禁止子母船的大型渔船进入珊瑚礁海域以毒鱼、炸鱼等非法捕鱼。通过珊瑚礁保护协议再在其国内着手修法规定珊瑚礁海域只准小型机动船作业，以期对珊瑚礁海域的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的伤害和冲击降到最低，因为小型机动渔船的成本有限，扣除渔船折旧、渔工薪水、燃油和规费、税金外，最大的变动值是收益，规定小型机动渔船的船主、渔民以传统的捕鱼法捕鱼，以小型渔网或设陷阱或其它合法手段捕鱼⑺。

东南亚珊瑚礁海域有别于其它海域如日本、韩国东北亚海域是大型围网渔船进行围捕捕捞的活动较多，东南亚珊瑚礁海域因受限于岛屿与沿岸地形和珊瑚礁礁石分布广阔，以小型机动渔船为主，这也是目前国际间最不受到管制的渔船，也是东南亚珊瑚礁海域有亟需要制定协议或公约，对小型机动渔船的捕鱼活动，进行管辖和渔捞数量统计。

每年台湾东港的渔船在东南亚珊瑚礁海域利用延钓绳捕捉黑鲔鱼⑻，这些小型机动渔船深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海域，不只专属经济海域，有时进入领海冒险作业捕捞黑鲔鱼，成果丰硕，曾经于1997年创下1万8千尾黑鲔鱼的捕捞记录，小型机动渔船是供应国内市场需求的主要供给者，且以沿岸或近海作业为主，在珊瑚礁海域进行捕捞活动的渔船，以小型机动渔船为最多，珊瑚礁保护协议欲管辖的渔船，也以小型机动渔船为主。

珊瑚礁保护协议一来可有效管理管制、管辖国际公约、协议中漏失掉的一环一小型机动渔船，而且在东南亚地区而言，是小型机动渔船数量最多的一块，将这些原本不受到严格管制管理的小型机动渔船纳入管辖范围⑼，对东南亚地区国家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伤害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尤其对脆弱易受到损害的珊瑚礁生态系更是比任何一个保育计划更有成效的保育措施。小型机动渔船在珊瑚礁水域的作业管制比照「跨界鱼种协议的规定，凡在东南亚珊瑚礁海域有过重大的危害海洋环境或生态保育的小型机动渔船将被撤销捕鱼许可证禁止进入海域捕捞；所有在东南亚珊瑚礁海域进行捕捞的小型机动渔船制列名册控管；在各国管辖范围内，划定几个监测区块，由区块中驻点的监测渔船或岸上监测点发挥监测作用，一旦有渔船违规捕鱼行为或已被撤销捕鱼许可的渔船入该区块作业，由监测站发出警告或通知监测点监测船进行登临检查禁止捕捞或搜证的动作，最后并予以驱离或将证据送交港口调查处理。

第三节：「东南亚珊瑚礁保护协议的法理基础

第一项：「珊瑚礁保护协议与「跨界鱼种协议

「跨界鱼种协议规定，当跨界鱼种和高度洄游性鱼类涉及多国时，应建立「区域渔业组织与「分区域渔业组织进行养护与管理，「跨界鱼种协议也规定，具区域会员国身份的船籍国对悬挂其国旗之渔船，仍具有最优先之管辖权，若具区域会员国身份的船籍国不允许区域渔业组织之船舶对悬挂其国旗之渔船行使登临及检查等管辖权，则有义务对违规之渔船进行调查、之管辖责任我国与东盟十国现实上已于2010年结合成自由贸易区，符合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为了共同维护东南亚珊瑚礁生态水域，包括我国的南海、海南岛、台湾珊瑚礁生态系水域在内的广大范围所谓印度洋--太平洋珊瑚礁生态系海域在内的亚洲海域，应在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考虑建构一个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为目标的共同协议。

在这一个以保护珊瑚礁为主要目标的协议下，促进通报、信息交流和磋商，也就是订定多边或区域协议，共同解决珊瑚礁生态系海域，将来可能面临的海水上升淹没大部份珊瑚礁，珊瑚礁生态系遭到其它大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污染的损坏、非法捕鱼的破坏，或珊瑚礁生态系本身发生生态不平衡而崩塌，或珊瑚礁生态系物种发生不正常死亡灭绝，或其它原因造成的对珊瑚礁生态系的严重伤害，以协议的形式，结合所有缔约国的力量共同努力维护珊瑚礁海域的健康存在。

维护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发展，可以共同建立珊瑚礁生态保育中心，在各国管辖范围内划分珊瑚礁生态系监测区块，再在每个区块设置珊瑚礁监测船，并将这些监测船联集起来，成为珊瑚礁生态系监测网，这些监测船使用共同的频率，进行相互的讯息交换，有违法捕鱼或其它违反珊瑚礁保护和生态保育的侵入，或破坏活动时相互通报支持，并且进行犯法行为的调查和搜捕。

所以，一个反应快速，机动性且快速抵达、搜捕违法渔船的监测网和足够数量的监测船，是「东南亚珊瑚礁保护协议必要的设置，在各国管辖范围内各自管辖其监测区块中的珊瑚礁水域，管辖重迭区亦然，具管辖权的各国均有权力管辖该管水域的珊瑚礁生态。

珊瑚礁保护协议类似区域渔业合作组织的组成，但更为注重管控渔船和捕鱼行为，目的在增加对东南亚海洋环境，尤其是东南亚珊瑚礁海域的保护及珊瑚礁生态区环境的保育，也即是对渔船捕捞行为所代表的生产活动，透过协议管控渔船的生产活动，希望渔民有良好的收入，但对生态保育和海洋环境产生破坏的捕捞行为不但严格禁止，并且有监测中心、监测网、监测渔船、岸上测监人员监测管控破坏性捕鱼行为的发生，并有罚款、刑责等，对渔船捕获的珊瑚礁礁间鱼贝类、无脊椎、甲壳类等生物的渔获必得经过监测中心或港口人员的检查，并附上合格标签，方能进入市场销售或外销到其它国家市场。

珊瑚礁保护协议从小型机动渔船在珊瑚礁海域的作业生产和销售这两个大项目进行管制，透过这两个项目的管制和管理，达到生态保育和保护海洋环境的结果。既然渔民必然在海上使用渔网及其它捕捞技术、仪器进行谋生活动，且渔民的生产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数据中占有一定的份量，东南亚国家不但无法忽视，反而十分重视渔民的生产活动是否足以支应其家庭生活之所需，及支持市场鱼贝类的供给需求量。为能同时维持市场所需要的生产量、渔民的家计，又能维护珊瑚礁的生态系和保护海洋环境，是东南亚各国政府集合各国力量的创设珊瑚礁保护协议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免渔民的生产活动不足以支应其家庭生活之所需时使用毁灭性捕捞方式，对珊瑚礁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带来严重的打击⑽。

依照海洋专家Bodansky， D.的说法，既要维持海洋生产力，又要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系的自然运行，就必须提出合理有效又合乎海洋永续经营的管理办法⑾，要达成此一目标，就是解决经济与环保是否有利益一致的策略和做法存在，经济与环保并不冲突，以珊瑚礁海域为例，鼓励在珊瑚礁海域或进行捕捞的小型机动渔船，使用传统的捕捞方式，以陷阱或撒网或，其它不对珊瑚礁海域生态系带来破坏和冲击的捕鱼法进行生产对珊瑚礁海域而言，既不要破坏珊瑚礁的生态和原有的海洋形貌，又要让在珊瑚礁海域作业的船只得到丰盛的渔获，足以供应市场所需，足以让渔民取回油料、渔船折旧、渔工工钱及渔业规费等成本的开支，还能有收益养家活口及缴纳政府税收。

第二项：「珊瑚礁保护协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及国际组织合作的部份有第13条，公众教育和认识「缔约国应促进和鼓励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及所需要的措施的理解，并通过大众传播工具进行宣传和将这些题目列入教育课程；酌情与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关于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 的教育和公众认识方案，及第14条「影响评估和尽量减少不利影响条文内容「在互惠基础上，就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生物多样性可能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活动促进通报、信息交流和磋商，其办法是为此鼓励酌情订立双边、区域或多边安排。

第15条「如遇其管辖或控制下起源的危险即将或严重危及或损害其它国家管辖的地区内或国家管辖地区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应立即将此种危险或损害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并采取行动预防或尽量减轻这种危险或损害「促进做出国家紧急应变安排，以处理大自然或其它原因引起即将严重危及生物多样性的活动或事件，鼓励旨在补充这种国家努力的国际合作，并酌情在有关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制订联合应急计划⑿。

我国与东盟十国在2010年进行区域经济整合，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所提之「有关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且东盟十国和我国都面临珊瑚礁生态系，因全球天候因素或人为捕鱼方式违法，造成严重的损害，若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的推估，倘若全球无法将「节能减碳的目标达成，则因气候异常全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是无可避免的话，则我国与东盟应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规定的情况下「以处理大自然或其它原因引起即将严重危及生物多样性的活动或事件，鼓励旨在补充这种国家努力的国际合作，并酌情在有关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制订联合应急计划⒀。

第三项：「珊瑚礁保护协议与「六国保育宣言

这类应急计划可以是如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索所门等六国的「六国保育宣言，也可以是一项长期的合作计划，旨在保护珊瑚礁生态的完整免于被破坏，这些合作计划包括珊瑚礁监测网的设置或通报，讯息中心的成立和交流或是区域或多边的协议、公约俱可，目的在有效的完成区域性整合，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东南亚珊瑚礁生态系的海域进行保护，并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生物多样性健康，持久的存在和使用。例如「六国保育宣言

东南亚珊瑚大三角及的珊瑚礁生态系地区的未来亮起红灯，也因此促使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帝汶、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六国在美国自然保育联盟和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发表「六国保育宣言⒁，旨在保护珊瑚礁大三角的永续存在和利用，保全珊瑚礁的生态系健康发展。所以，由美国利用规律经过的人造卫星进行监视、记录珊瑚大三角白化面积的变化以及范围位置等，提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六国针对白化严重地区予以救助，减少破坏性捕鱼的入侵，降低珊瑚礁的被损坏面积，并且，提出保护措施和保育计划，最简单且有效的作法就是，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建立「珊瑚礁保护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也确实将部份珊瑚大三角的范围划拨出来成为「珊瑚礁保护区。

「六国保育宣言保护珊瑚礁最重要的行动是使用美国人造卫星规律的进行「监测，也即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条，查明与监测条文如下：「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特别是为了第8条至第10条的目的；查明对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要顾及附件一所载指示性种类清单；通过抽样调查和其它技术，监测其影响的各种方法维持并整理依照以上从事查明和监测活动所获得的数据。⒂

人造卫星是一种有效的监测工具，可从中获得正确的数据，可以判断研究损害的面积和位置，尽快做出补救工作等措施，符合「合约所述「通过抽样调查及其它技术，监测依照以上1项查明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份，要特别注意那些需要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以及那些具有最大持久使用潜力的组成部份「查明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过程和活动种类的需求，但人造卫星毕竟在高空或低空通过，进行影相扫描摄影，对整体大范围面积的珊瑚白化作用的监测和查明确有帮助，对白化面积的扩大或缩减、座落何处功能和作用无可取代，符合公约「通过抽样调查及其它技术，监测依照以上1项查明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份，要特别注意那些需要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以及那些具有最大持久使用潜力的组成部份。

在东南亚珊瑚礁海域有必要依国家管辖范围划分多个监测区域，成立监测网分别对珊瑚礁海域及其间珊瑚礁生态系生物多样性组成的部份，进行密切的监控，尤其「对需要采取紧急保护措施的地方，做出立即的反映和应对措施⒃。

此项设计和考虑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影响评估和尽量减少不利影响条文内容「在互惠基础上，就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生物多样性可能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活动促进通报、信息交流和磋商，其办法是为此鼓励酌情订立双边、区域或多边安排，及第15条「如遇其管辖或控制下起源的危险即将或严重危及或损害其它国家管辖的地区内或国家管辖地区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应立即将此种危险或损害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并采取行动预防或尽量减轻这种危险或损害。

也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5条「合作，「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直接与其它缔约国或酌情通过有关国际组织为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并就共同关心的其它事项进行合作⒄。促进做出国家紧急应变安排，以处理大自然或其它原因引起即将严重危及生物多样性的活动或事件，鼓励旨在补充这种国家努力的国际合作，并酌情在有关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制订联合应急计划⒅。

第四节：永续发展珊瑚礁水域的经济利用---「海洋牧场

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5条至72条提高海洋的生产能力和生产量，就必须借重沿海国的养护条件和能力，东南亚各国拥有全世界面积最广阔，生产力最丰富的珊瑚礁水域，依目前情况看来，尚属保护良好，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几十年来虽有进步，但并未发生结构性的大变化，因此，珊瑚礁水域的生产量属尚可接受范围，未受到市场过度的压力而发生严重的过度生产，导致生态系完全被破坏的程度，所以，趁现在尚未进入市场巨量需求并因此带动恶质捕捞行为，造成珊瑚礁水域全面溃败之前，应及早结合区域合作的力量，组织一个完善的保护网，以保护东南亚这一片人间瑰宝的珊瑚礁水域能健康的存在⒆。

如何突破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达到区域国家间的共识，组织起保护东南亚珊瑚礁水域的国际合作，能真正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华盛顿公约的宗旨和内涵⒇，能真正养护东南亚珊瑚礁水域健康存在，且在未来发挥海洋生产基地的作用。

珊瑚礁水域是唯一能提供生物多样性丰富存在的浅海水域，因其生态系的特性能吸引各种洄游性鱼类、跨界鱼种及其它高价值鱼类来珊瑚礁水域觅食、繁殖，是因为珊瑚礁生态系中的鱼群种类及数量特别丰富。

掌握珊瑚礁水域的这一特性，就可以进行珊瑚水域的经济利用，成为生产海洋生物的生产单位基地，利用珊瑚礁水域自然的生态系，只要有适当的种源种苗即可进行大规模的养殖，选择早熟型、短小体型、重量适中的高经济鱼种，进行生态系的养殖，一定时间内就可以有一定数额的生产量出现，补足市场需求的不足，就可以良性循环的遏止过渔、破坏栖地、冲击式捕鱼或毒、炸、电鱼等非法捕鱼行为的次数，相对的，对珊瑚礁水域或全球其它渔场的破坏就会减少许多，也提供全球各大渔场或珊瑚礁水域中其它生物、生态系有休养生息的机会。「生物多样性公约有极大部份在于生物「遗传资源技术的取得和转让，以及信息交流，技术和科学合作，以及生物技术的处理及其惠益的分配和资金的提供，财政支持和鼓励等。

保护东南亚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也最重要的、也必需持续长久经营的珊瑚礁海域生态系的健康存在（21）。

「跨界鱼种协议珊瑚礁水域国家的政府若真正落实保护海洋环境，保护、保育珊瑚礁生态系，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内容，首先应依第八条「就地保护的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建立保护区系统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在东南亚地区应重点保护珊瑚礁生态系，建立全区域的珊瑚礁保护区（22）。

利用天然的珊瑚礁生态系环境自然产生的生态系食物链做为生产手段，不只是高经济价值鱼种如鲔鱼、鲣鱼、旗鱼，任何适合珊瑚礁水域的高经济价值鱼种均可以同样的方式，在实验室中育种，养大到一定程度后，放养于用特殊渔网圈围的珊瑚礁养殖海域中，利用自然的生态系管理方法养殖这些高经济价值鱼种。依照公约规定「管制或管理保护区内外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生物资源，以确保这些资源得到保护和持久使用、「在保护区域的邻接地区促进无害环境的持久发展以谋增进这些地区的保护「除其它外，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计划或其它管理战略，重建和恢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促进受威胁物种的复原（23）。

生态学家、生物专家、基因学者可以创造一个生命，一个新的物种，但他们没有能力恢复一个已经丧失生机的生态系，例如珊瑚礁生态系，就无法在实验室中被复制出现，因为当中牵涉太多，微生物、菌类、藻类、浮游生物，而那些才是让珊瑚礁水域生机蓬勃，鱼、贝、虾等群聚的主要原因。

有一天，东南亚各国终于有能力可以实现妥善且大规模开发珊瑚礁水域成为养殖高经济价值鱼种的「海洋牧场，但在这之前，就必须先把东南亚珊瑚礁水域环境和生态系保护良好，而首先必须运用区域合作的力量，共同推动并签署「东南亚珊瑚礁保护协议，否则，即使有实现「海洋牧场技术到位的那一天来临，东南亚珊瑚礁水域环境和珊瑚礁生态系早已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注释：

⑴Rubec， P. J. 1988. The need fo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hilippine coral reefs. Environmental Biology of Fishes 23 （1-2）， 141-154.。

⑵2009年，台湾海巡署资料。东沙群岛一年几千航次的违法炸鱼、毒鱼事件发

⑶2006，邵广昭，珊瑚礁等重要栖地应禁止音响驱鱼、三层流刺网、电气拖网等非法。或冲击式、破坏式捕鱼工具捕鱼法

⑷Johannes， R. E. and M. Riepen. 1995.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Live Reef Fish Trade in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82 pp.禁毒鱼使用陷阱

⑸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

⑹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

⑺Johannes， R. E. and M. Riepen. 1995.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Live Reef Fish Trade in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82 pp.禁毒鱼使用陷阱

⑻L？kkeborg， S. 1990. Reduced catch of under-sized cod （Gadus morhua） in longlining by using artificial bait. Can. J. Fish. Aquat. Sci. 47： 1112-1115.

⑼胡念祖，国际渔业法体制之演进趋势与转变，中国水产月刊第541期，民国87年1月。跨界鱼种协议

⑽Johannes， R. E. and M. Riepen. 1995.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Live Reef Fish Trade in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82 pp.禁毒鱼使用陷阱

⑾Bodansky， D. 1991. Law：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Environment 33：

⑿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

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

⒁2009.9.1，公共电视新闻，「全球1.2亿人依赖珊瑚维生，今年5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帝汶、所罗门、巴纽六国共同签署珊瑚大三角宣言，世界野生基金会到本纪末指出，到本世纪末，珊瑚大三角将因全球暖化消失。

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条。

⒃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之10条。

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5条。

⒅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

⒆中央研究院欧美所，宋燕辉研究员，「永续发展世界高峰会执行计划在国际、区域、次区域、国家及地方上，被研拟出来，真正能解决渔业问题有赖区域合作，采取集体执行措施包括强制法律规定、强制性法律规范。

⒇中央研究院欧美所，宋燕辉研究员，「永续发展世界高峰会执行计划在国际、区域、次区域、国家及地方上，被研拟出来，真正能解决渔业问题有赖区域合作，采取集体执行措施包括强制法律规定、强制性法律规范。

（21）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条。

（22）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

篇9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基于历史和环境视角分析了全球环境与卫生之间关联性的科学认知的变化。环境问题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现有科学研究已充分证明，环境问题与人类健康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环境问题是导致人类各种疾病的重大因素之一；从全球层面对环境问题的健康影响进行量化研究是当前相关研究的重点、亮点和难点，目前国际上在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许多分歧，但定量研究方兴未艾；如何将现有的科学认知与全球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有机结合起来是摆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前的一大课题。

关键词 全球卫生； 环境； 关联性； 科学认知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01

基金项目：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三——“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研究”子课题“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研究”

作者简介：王志芳，女（197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及区域环境治理

E-mail：francewang2008@126.com

通讯作者：张海滨。E-mail： zhanghb@pku.edu.cn陈婧嫣张海滨

环境问题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对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不能很好地理解环境与卫生之间的关联性，只是就卫生谈卫生，将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卫生治理挑战。本文基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环境问题如何在全球层面影响人类健康，旨在促进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的互动决策。

1 环境问题对卫生的影响：科学认知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层面看，环境问题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而人类的相关科学认知也在不断发展与深化。

环境与卫生的关联集中体现在人类的多种疾病上，特别是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深远影响的传染病、地方病，往往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这些疾病的出现和传播大多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一些地方特定的自然条件、气候的异常变化以及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等。面对这些卫生灾难，探求疾病与环境的关系，应该具有历史的视野。［1］

工业革命之前，环境污染规模小、程度较低，对健康的威胁有限。工业革命之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不断加剧，早期主要以煤烟尘、二氧化碳等大气污染和采矿冶炼、无机化学工业的废水污染等工业污染物为主。

环境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对20世纪的世界环境变化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环境污染的程度和类型与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所区别，这一时期人类在未曾做出任何打算的情况下，在地球上进行了庞大而无抑制的试验，产生了严重的卫生后果。［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环境对卫生的影响大体可以分成区域性环境健康公害与全球性环境健康危害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30—60年代，即区域性环境健康公害阶段。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为公害型的环境问题。具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振动、地盘沉降以及臭氧层空洞等，从而危害人类健康。其特点是外在的突发性和内在的累积性叠加，后果通常无法弥补和挽回。1930—1968年发生的重要环境事件包括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酵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表1）。［3］这一时期，人们对环境公害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很多国家建立了环境保护部门以应对此类事件的发生。

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即全球性环境健康危害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环境污染和大范围生态破坏，出现了全球性的健康危害。1962年美国环境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书中关于大量使用农药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其引起的人类健康损害的描述，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意识。随着环境问题愈加严重，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逐渐显现。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球性的大气问题，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等。二是大面积生态破坏，如大面积森林被毁、草场退化、土壤侵蚀和沙漠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如农药泄漏事件、核电站泄漏事故、油船泄漏事故等。这些全球性、大范围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1972—1992年发生的重要环境事件包括：北美死湖事件、卡迪兹号油轮事件、墨西哥湾石油井喷事件、库巴唐“死亡谷”事件、西德森林枯死病事件、印度博帕尔公害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莱茵河污染事件、雅典“紧急状态事件”、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等。

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十分明显，表现为环境问题从区域向全球的一种认知扩散。对环境问题健康危害的担忧开始深入人心，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环境运动。第二阶段较第一阶段具有更大的复杂性，时空上不断延伸。［4］人类自身的活动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因而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5］

2 全球重大环境问题对卫生的影响：主要科学结论

目前，国际社会在环境问题对健康的影响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科学认知，这成为开展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重要科学支撑。

2.1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环境挑战。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已有长期的跟踪研究。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m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变暖使得地球表面的UV-B辐射强度增加，导致眼睛和皮肤损伤的风险增加，甚至可能破坏海洋食物链。［6］1995年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从直接和间接影响两个层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认为间接影响是较为主要的形式。［7］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证实了一些经细菌、食物、水传播的传染性疟疾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气候变化还会引起粮食产量下降。［8］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扩大了关于健康问题的研究范围，将食品安全和水感染纳入其中，具体分析了人类面临气候变化的脆弱性。［9］2014年IPCC第五次报告更加系统和详实，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体现在直接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方面，由于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导致来自热浪、洪水、干旱和火灾的威胁不断增加。2003年法国有15 000人死于当年的极端高温天气。［10］1980—2009年约28亿人受到洪水影响。［10］间接影响是指由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破坏（农作物歉收，疾病转移扩散）、环境污染（环境疾病）或在长期干旱气候下的社会反应（如人口的迁移）等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危害。［10］ 1979年至今的气象及疾病数据表明，气候变暖助推了疟疾的扩散传播 ，仅2010年全球123.8万人死于疟疾。［10］而2010年被《2010年全球气候变化》报告称为“人类自1850年以来‘最热的三年之一’”。［11］ 此外，IPCC第五次报告绘制了更加清晰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路径图（图1）。该报告预计，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21世纪中期人类现有的健康问题将更加严重。特别是目前已经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的地区，气候变化导致的营养不良现象将更加严重。

温度上升正在强化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和死亡的危险性。当然，不同的地区其呈现方式不同。如有的地区通过泛滥的洪水传播疾病，有的地区表现为粮食减产引起营养不良等。按照“具有代表性的浓度排放途径”（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RCP）模型评估，人类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有：密集的热浪和火灾导致更大的受伤、疾病和死亡；贫穷地区粮食减产而导致的营养不良；敏感人群因为高温而失去工作能力并降低劳动效率；食物和水传播的疾病和虫媒传染病。

当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还有一些地区存在健康情况好转的现象。一些地区由于严寒引起的疾病和死亡率因极寒天气的减少而降低；一些地区因气温上升、农作物生长期变长而收获更多的粮食，降低了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因此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有利影响对不良影响的抵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加大了对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问题的研究。2009年WHO的评估报告认为，1970年—2004年气候变暖导致每年14万人的额外死亡。［12］2014年的相关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影响进行了远期预测。认为即使在乐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应对的前提下，气候变化对未来死亡率的影响依然显著。同时，报告也强调，目前难以确定人类健康对气候变化响应的敏感性。［13］

2.2 臭氧层损耗

臭氧层被大量损耗后，吸收紫外辐射的能力大大减弱，导致到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UV-B明显增加，从而对人类健康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包括：（1）破坏免疫系统，包括降低免疫细胞反应、减少免疫细胞数量功能、改变免疫性白细胞外形；（2）眼睛损伤，包括光照性结膜炎（雪盲和焊工）、角膜和晶状体损伤，视网膜退化，视力下降、白内障眼疾；（3）皮肤损伤，使得皮肤变厚、失去弹性进而导致皮肤癌。大气臭氧每减少1%，紫外辐射增加1.2%~1.4%，皮肤癌发病率增加4%。间接影响包括：（1）低空大气层中UV-B辐射增加，会催化氮氧化合物和碳氢化合物产生高浓度的大气污染物，对人类的呼吸系统产生不良影响；（2）UV辐射对粮食作物和海洋浮游植物产生不利影响，破坏食物链进而影响人类健康。［14］

因此，臭氧层的保护逐渐受到全球重视，1985年签署的《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以及1987年签署的《关于臭氧层保护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明确指出，大气臭氧层损耗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合作行动，保护臭氧层。其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全球至少有几百万人免于致命皮肤癌和上千万人免于非致命皮肤癌。［15］

2.3 重金属及化学品污染

重金属以及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内的危险化学品，在使用中直接与人体接触，或废弃后进入大气、水和土壤中，通过食物链和水体等进入人体，从而威胁人类健康。

汞、镉、铅等是比较典型的重金属污染。汞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人体，血液吸收后扩散全身与蛋白质巯基结合，抑制巯基酶活性，从而引发震颤、易兴奋、运动失调、发音困难等问题。此外，由于汞也能以气态形式存在，从而对人体产生多种形式的损害，治理也更加困难。［16］2013年《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签署，标志着全球开始加强汞的治理。

化学品污染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由于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特性，加之使用广泛，短期内难以降解，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如DDT等有机氯农药，在全球的使用长达半个世纪，对人群和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20世纪60—70年代，多氯联苯使得日本发生“米糠油事件”，二恶英等化学物质使得我国台湾地区发生“台湾油症事件”。近年来国内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人体损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暴露与胎儿神经管畸形关系的研究发现：胎盘中部分有机氯农药水平与神经管畸形的发生风险存在相关性，并呈现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17］

由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其控制和消除需要全球共同行动。2001年全球范围内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呼吁各国采取减少或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释放的措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此外，其他有关化学品管理的公约还包括《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等。

2.4 生物多样性退化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生物多样性能够保障食物安全，并提供药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多样的食物选择，保障人体所需各类微量元素的供应。在防治疾病方面，即使目前医药业比较发达，但当传统粮食品种遭受无法防治的病虫害威胁时，相应的野生植物可以提供抵御该虫害的遗传物质。1970年美国玉米患叶菌病使作物枯萎，造成巨大损失。墨西哥中南部山林中一个原始玉米品种为其提供了抗菌遗传物。此外，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疾病发生率和严重性较生物多样性缺乏的地方低很多。［18］生物多样性良好，可减少4.3%的全球疾病。［19］

生物多样性退化会引发多种健康问题。如森林退化会影响多种流行病（虫媒疾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血吸虫病等）的传播和分布规律，威胁人类健康。从长远来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威胁，生态系统退化，失去大量对人类健康有益的生物药源性化学物质和基因，导致大量未被利用的物种失去潜在利用价值。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近1/3的人口依赖自然系统提供的医药资源来保障自身的健康。［19］因此，2015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与WHO合作开展的评估报告强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对人类健康有促进作用。［20］

2.5 空气污染

近年来，空气污染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城市空气问题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显示，全球只有12%的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标准的城市。相比之下，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标至少超过该标准2.5倍的人口数量约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21］全世界大多数城市的室外空气质量不仅没有达到该组织制定的安全标准，其污染的状况还在不断加剧，城市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

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约700万人口死亡，是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的首要环境问题。减少空气污染不仅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还会有益于气候、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22］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也指出，所有影响到气候变化的空气污染物（CO2除外）已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2010年超过7%的全球性疾病与这些污染物的吸入有关。［10］快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空气质量日益恶化。过去二十年，很多大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已降至危险水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每年约有430万人因吸入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中的细小微粒而死亡。PM2.5微粒能够渗入到肺部并可能进入血液循环，引起心脏病、肺癌、哮喘和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3 对环境问题引发的健康结果进行综合定量评估

近年来，学术界对环境问题引发的健康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定量分析。《2004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全球102类主要疾病、疾病组别和残疾中，环境风险因素会导致85类产生疾病负担。［23］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对环境引发的健康问题进行了全球范围的评估，认为全球范围内24%的疾病负担(健康寿命年损失)和23%的所有死亡(早逝)可归因于环境因素，0~14岁的儿童中，可归因于环境的死亡比例高达36%，而且环境所引发的健康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 ［24］此外，还有学者绘制了全球环境变化引发的疾病负担关系图（图2）。

当前对环境引发的健康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全球疾病风险的评估报告认为，影响人类健康的5个环境因素（气候变化、室外空气污染、固体燃料引发的室内空气污染、铅爆露、不卫生的水和生活环境等）导致了全球10%的疾病。其中，约有1/4的疾病与五岁以下儿童有关。 ［25］2015年全球健康统计报告中，对不卫生的水和生活环境引起的健康问题也做了较为详细的数据分析。［26］

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鉴《日益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认为，环境恶化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包括部分癌症、病媒传播的疾病、营养不良、呼吸系统疾病等。该研究认为全球近1/4的疾病与死亡是由不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造成的，全球每年有370万死亡病例与户外空气污染有关。因此，联合国环境署表示将通过能力建设、数据平台建设和定期跟踪评估报告，加大对各国政府的支持，以应对全球环境与卫生挑战。

应该说明的是，迄今有关环境问题与各种疾病之间因果关系的量化研究还非常有限，现有的成果在全球层面还存在争论，尚未达成共识。《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对环境和健康之间的联系以及怎样减少对健康的风险认识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广范围的研究。 ［27］

4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1）环境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2）现有科学研究证明，环境问题与人类健康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环境问题是导致人类各种疾病的重大因素之一。（3）从全球层面对环境的健康影响进行量化研究是当前相关研究的重点、亮点和难点。目前国际上在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方面还存在诸多分歧，未来研究方兴未艾。（4）如何将现有的科学认知与全球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有机结合是摆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前的一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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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世界卫生组织. 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全民健康覆盖研究［R］. 2013.

篇10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成为21世纪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核心内容。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森林健康是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恢复的简称。对林业而言，森林健康是一个新的术语，是国际上森林健康讨论的基础性内容。现有文献当中，对森林健康的定义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赵良平，2007），是因为各个定义的立足点不同。因此对森林健康的理解和阐述有着本质的不同（曹国江，2007）。

一部分学者（Alexander等，1999；Covington等；1997；Richard 等，1997）认为，森林健康最早是指如冠层稀疏，不正常脱叶，叶子卷曲，脱色，大面积死亡等森林衰退的现象，以及风折、多发森林火灾、病虫害人和工林雪压等现象。而到了后期，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森林在受压状况下的直接变化，并且将研究的范围从个体森林群落扩展到区域和国家范畴。

从森林健康的研究内容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森林健康的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了物种多样性保护、森林资源的持续管理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 的 变 化 等（Society of American Foresters，1993）。从干扰的形式研究来看，包括病虫害、空气污染、林火、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特定问题。从空间尺度研究来看，现代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包括森林群落、森林生态系统、林分以及森林景观（肖风劲等，2003）。从管理的相关研究来看，包括了森林的森林经营、森林的利用和恢复。从对森林生态系统特点研究来看，包括了森林生态系统活力、承载能力、恢复力、组织力（Allen Eric，2001）、服务功能（Aamlid等，2000）。

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和参与了森林健康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徐燕等（2005）对森林健康从3个层面进行了解释：一是从生态系统层面来看，健康的森林是充分发挥动物、植物、和物理环境的平衡的生态系统；森林健康应强调生态功能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效益，强调生态状态和过程以保证实现潜在的对森林的多种目的，而不应过分关注木材产量，在此基础上，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目标。二是从目标角度来看，森林生态系统理想的健康状态是，非生物和生物对森林的影响不会威胁现在和将来的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需求。这看似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但却强调了未来性，实质上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三是从综合角度来看，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是指森林既能够维持其复杂性，同时又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森林生态系统的一种理想状态；与之相近的观点认为（甘敬，2006），森林健康实质上是森林生态系统既能维持多样性和稳定性，同时又能持续满足人类对森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需求的一种状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载体。森林资源管理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指的是木材以及各种林副产品，还应包野生动物保护、森林游憩、木材资源、水源涵养、放牧等森林的多种价值和用途。健康的森林并非就一定没有枯立木、没有濒死木和病虫害等，但它们一般均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上存在，它们能够保持森林结构的稳定，维护健康森林中的生物链和生物的多样性。高均凯（2008）等综合中美森林健康合作项目的实践以及对近年来林业生态建设的系统思考，认为现代社会条件下森林不仅具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还具有基础设施属性；而健康的概念具有社会性、多维度等特点。进而提出森林健康的定义为：即森林作为一个结构体，保持自身良好存在和更新并发挥必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状态和能力。

2关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

美国林务局将森林健康监测、森林资源调查和森林健康的评价相结合设立了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地生产力维护、水源涵养、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活力土壤保持、全球碳循环等6个领域的多个指标。其中，森林健康与活力是指狭义的森林健康，由3个指标组成：基本生态过程（如种子传播、土壤养分循环、授粉）以及生态连续性（检测到重要的功能性物种如乔木、附生植物、真菌、线虫、黄蜂、甲虫等），发生改变的森林面积和比例及超过某些干扰因素历史正常范围的森林面积和比例，受严重的空气污染或足以造成伤害的紫外线影响的面积和比例（John W，Coulston，2005）。

实际上，这一指标体系是在剔除了法律政策框架部分标准体系之后，直接采用蒙特利尔进程中关于森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作为森林健康指标体系（曹国江，2007）。

国内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刘苑秋（2001）对人工恢复和重建的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进行了特定的研究，提出这类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指标应该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壤健康指标、生产功能健康、环境健康等。李金良、郑小贤等（2004）对北京市水源涵养林健康状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包括草本层盖度、灌木层盖度、枯落物层厚度、年龄结构、林分蓄积量、病虫危害程度物种多样性、群落层次结构、林分郁闭度等9个评价指标。有学者采用健康距离法评估森林健康状况，并基于自然—经济—社会的框架，设计了生物多样性、物质流、能量流、弹性维持力、组织结构；社会健康度、社会化水平、社会环境等健康成分、价值产出、经济投入；并具体到林窗和不同年龄结构的斑块、国际保护运动的力量和影响、林分垂直层次等64 项具体指标（陈高等，2004）。有学者认为，森林健康评价应从生态、生理、环境以及气象等五个方面进行，并将指标体系的构成相应地设计为生态要素：生物多样性、植被结构、植被类型、郁闭度、死亡率、林龄结构；生理要素：呼吸速率、NPP、光和速率；胁迫要素：污染灾害、病虫灾害、气象灾害；环境以及气象要素：年均降水、有效积温、总辐射等19个评价指标（肖风劲，2003）。周立江（2008）基于对森林健康内涵、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在分析我国森林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5类20项指标组。

（1）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活力评价：森林资源与布局，森林质量，森林安全，退化控制与恢复重建。（2）森林生物量及碳汇能力评价：碳贮量，碳循环能力。（3）森林生物多样性评价：物种与遗传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景观多样性。（4）森林功能及价值的评价：森林水土保持功能，森林水源涵养功能，防风固沙及荒漠化防治能力，农业水利的生态安全，人居环境，社会经济效益。（5）森林健康社会支持能力评价：法规、制度的建设，经济政策，经营机制，经营水平，社会参与能力及生态文化建设。

3关于森林健康评估方法的相关研究

Mageau 等（1997）较早提出了森林健康评价的价值评价趋势模拟法。这种方法将多时间尺度、多空间尺度有效结合与互补，使用网络分析、模型模拟和信息技术等多样化的技术手段，评价森林健康状况。此后，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陆凡等（2003）提出了VOR评价模型，该模型的评价对象的尺度可以从全国尺度到某一地块的林分尺度。陈高等（2004，2005）在对小班尺度的森林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的研究中提出了健康距离法（HealthDistance，HD）、综合构成指数法（Integrated Com posed Index，ICI）。肖风劲等（2003）参考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认为森林健康风险评价包括危害性分析以及风险综合评价、风险源分析与暴露等部分，并从可持续性、稳定性、和结构、功能完备性出发建立的评价模型。对全国的森林健康风险进行了总体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健康指数较高，但由南向北健康指数逐步降低。张志诚等（2003）对典型胁迫的生态系统健康理论模型进行了探讨，并总结出有害生物胁迫下生态系统健康的理论模型（王晨，2009）。

4对相关研究的评价

森林健康问题受到关注开始于欧洲和美国，因此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目前的先进研究水平。因为重点关注的森林受害类型不一样，美欧的研究发展历程并不相同（王彦辉等，2007）。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森林受到了大面积酸雨危害，导致林木生长力衰退、树叶变色、冠层稀疏、甚至林木死亡，因此成为当时普遍关注并延续至今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觉醒和事业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王彦辉等，2007）。从1983年起，德国就率先开始了森林健康（受害）监测，并很快扩展形成了覆盖欧洲的监测网络。德国等欧洲国家提出了具体的监测与评价技术和评价指标体系。

美国森林资源，特别是一些生态环境已发生变化的森林长期受病虫害、干旱、火灾的威胁。因此，美国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森林健康概念。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防治森林病虫害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70年代末又发展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适当调控生态系统的各种物理环境、生物区系、寄主的抗病性、病原物的生存和繁殖等的“病虫害综合治理”新概念，使病虫害损失及数量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之下，形成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90年代开始，明确提出了森林健康的思想，将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防治上升到森林保健的高度。2003制定了全国森林健康战略，还对森林健康进行了立法，提出了“森林健康关系人类未来”的理念，成为森林管理过程中一条始终贯穿的原则，森林健康理念已在全国形成共识。

美国以前主要强调河岸带恢复、林火、外来有害生物、生物多样性等四个森林健康问题，最近又变化为荒地减少和无控制的森林游憩、林火和可燃物、外来有害生物入侵。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则主要针对工业污染导致的酸沉降对森林的影响，以及人工恢复的森林风折、雪压等抵抗力降低的问题（高均凯，2009）。

欧美上述研究的不同在于，欧洲更多强调与空气污染有关的森林损害，美国更多强调火灾和病虫害对森林健康的影响。其实，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目前研究仍主要集中在评价技术和森林健康监测指标方面，而对如何维持和调控森林健康，还只处在经验总结的阶段，仍缺乏理论性地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