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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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社区；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6 — 0054 — 02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严峻挑战，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昆明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到846 559人，加上在昆明居住的外户老年人约9.7万人，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比率排第9位①。昆明市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增速快、基数大、高龄化、空巢多、贫困面大”等特点。

一、老年人对医疗卫生需求利用的特点

老年阶段是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老年人特定的生理决定了其对医疗服务需求较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呈现出该年龄自有的特点。

（一）以日常护理和医疗照顾为主。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老年人更多地被诸如心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病所困扰。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及身体状况的特殊情况，调查表明，老年人的卫生服务更需要的是日常医疗护理和医疗照顾，这是相对其他年龄段患者的一个明显特征。

（二）就诊地选择上更注重就近方便。根据老年人的多发病情来看，老年人两周患病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等一些常见病、慢性病，这些问题多数都可以在基层医疗机构解决，再加上老年人行动不便，因此，老年人在选择医院时，更加看重就诊地点距离所住地的距离和是否容易到达。

（三）医疗服务费用较高。我国的卫生服务调查表明，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远高于一般人群。根据经合组织国家用于测算卫生总费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65岁以上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大约是 65岁以下人口医疗费用的2～8倍②，中国的调查也显示，65岁以上年龄组医疗服务要明显高于其他各年龄组。

调查显示，昆明市城区老年人年人均医药费用远高于昆明市全人群平均水平，昆明市城区老年人的医药费用的上涨幅度远超过了老年人的收入上涨幅度，昂贵的医疗费用影响了老年人的承受能力，严重影响老年人对卫生服务的合理利用。

二、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意义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更重要的是老年人的疾病和失能改变了我国卫生国情现状。老人疾病以慢性为主，这些病更严重，病程更长，致残和死亡的可能性更大。随着老年疾病态势的发生和发展，医疗服务需求量和医疗费用也在增加。而社区卫生服务的初衷是通过基本服务降低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和医疗价格上涨带来的高卫生费用。是缓解城市居民就医难、住院难的有效手段之一。

2000年卫生部在《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若干意见》的指导下，制定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指导标准》。近年来，昆明市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昆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把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建设新昆明、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网底”的战略措施来抓。截至2010 年，昆明市共有36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已实现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全市14个县（市）区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逐步为辖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康复、预防、保健等社区卫生服务职能。

三、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区卫生服务模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最佳服务模式。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社区老年医疗服务资源供给与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医疗需求不平衡，二者之间存在供给缺口。其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定位不准确

社区卫生服务的重点是对所负责的社区人群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等综合性的卫生服务。调查显示，老年人最希望获得的社区医疗服务排在前列的是，上门医疗服务，得到有关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保健信息，有固定的保健医生并经常与之交流者。但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观念仍停留在“坐堂行医”、“被动医疗”的服务模式。调查中，一些老年病患及其家属表示：“由于老年人行动不便，一些小病要老人到大医院就诊十分辛苦，想请社区医院的医生上门为病患做简单的治疗，但是很多医生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上门。”另外，还存在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防治分离，将社区医院的功能局限于生物医学上的治疗疾病，出现“重医轻防”的现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康复、预防、保健、心理健康等功能缺位。

（二）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目前，以《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为基础，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政策性文件，明确了社区卫生服务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等，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区卫生工作发展的态度。

但有关社区卫生服务的法律法规相对薄弱，尚无专门的立目前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还很滞后，只有一些不具备强操作性的服务框架，缺乏适合本地的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范，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使得在服务程序等方面缺乏规范。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医院进行治疗时，未将处方出具给病患，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患者无法出具有效的证明，最终将难以划定责任。另外，社区卫生服务的收费标准、管理办法不配套，机构及其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的考核、奖惩等方面的规范也不尽完善。

（三）卫生服务人才匮乏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与合理配置是决定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体现为医护人员的结构不合理，医护人员老龄化，知识结构单一。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的影响，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的职称和待遇不如大医院的好，这也导致了社区卫生服务服务机构人力资源不尽如人意。在调查中，很多医生都反映：“我们现在在医院看病的医生人手都不够，怎么还可能跟你上门看病呢？”另外，全科医生匮乏也影响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目前全科医生主要是从专科医生转型而来，接受全科医生培训的时间较短，临床经验不丰富，在专业素养上与国际上的全科医生还有较大差距。

四、推进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观念，明确定位，拓展服务空间

现代化的发展，家庭趋向小型化，在这些家庭中，无子女照顾的老人又占了很大比例。因而，老年居民尤其是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医疗服务的需求更高，对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也更大。因此，这就要求社区老年医疗服务工作人员要尽快转变观念，树立主动服务的意识，适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群众多层次健康服务需求的变化，在服务方式上变被动为主动，变院内服务为上门服务，变单纯医疗服务为集预防、保健、康复、医疗为一体的综合。

一是探索家庭责任医生制度，即根据辖区内居民的户数和健康状况，成立社区卫生服务团队，一个团队至少包括全科医生、社区护士、预防保健人员各一人。主要提供家庭出诊上门服务，包括查体、康复、护理、轻微病症的医治，尤其针对老年人的慢性病的家庭康复指导等服务。居民与服务机构可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责，规范服务。通过该形式为家庭成员提供安全、有效、连续、可及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二是建立社区老年人的健康档案。对于健康或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老年人，应做好定期健康检查，建立社区老年人的健康档案，便于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三是经常性宣传医疗卫生保健知识，提高老年人自我保护意识，组织与指导老年人参加合适的健身活动。

通过改善服务模式，使社区卫生服务功能进一步延伸，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更加有效地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健康服务需求。同时，也转变了居民就医观念，提高了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认可度和利用率。

（二）推进城市社区老年医疗服务标准化建设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标准化建设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保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为目的，逐步将服务标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重点可放在，一是在明确社区卫生服务内容的基础上，规范价格体系。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很多，是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的结合。例如疾病的诊治费、药品费，定期的健康检查、护理、康复服务等针对个人的健康促进，为个人提供医疗设备使用等，应该实行非盈利性的有偿服务，按服务成本收费。而健康档案建立费用、健康教育、卫生保健、疾病预防等为公众提供的卫生服务应实行无偿服务，但也要计算成本，以便从其它渠道加以补偿。二是在服务程序上，政府应当制定类似相对细致的规范和运行规程。比如，对于上门诊疗，要出台相对细致、规范、统一的基本诊疗规范，在上门服务时以书面的形式告知病人或病人家属整个诊疗过程，以便监督。也可开展社区责任医生团队服务，以块为主，”分片包干、明确条线、责任到人的岗位责任制”，通过探索一些标准化管理模式和工作评估体系，引导社区卫生服务向既定的方向。

（三）加强社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实行正规院校培养与在职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培养全科医学人才。制订长远规划，通过医学院校培养适应社区卫生服务需要的全科医学人才。对于在岗人员，以继续教育为依托，以全科医学教育为形式，对现有的医护人员根据不同层次委托高校进行相关培训。二是稳定的社区卫生医疗的基础性队伍。在薪资待遇上可参照大医院医生工资标准，给社区服务人员同样的待遇，定期输送优秀医护人员进行更高一级的专业深造，由此留住优秀的人才；规范人才管理，确定服务人员的资格认定标准，对社区护理人员要有一个相应的考评制度，要定期对社区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与考核 对不合格的进行辞退；三是探索弹性化的人才管理体制，实现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专业人才来源的多元化。例如，利用大医院优势资源，开展“对口支援”和“千名医生下基层”活动，要求大中型医院和预防保健机构要切实履行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技术指导的职责。

〔参 考 文 献〕

〔1〕王昀，段捷.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北京城市社区老年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思考〔J〕.前沿，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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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090-03

党的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写入报告，为未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紧迫的课题。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怎样，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结合省情深入贯彻党的十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及显著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联合国的衡量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21世纪初我国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9.9%，2010年上升到13.26%，预计2015年将达到15%，届时老年人数将增加到2.2亿左右。我省的人口历史变迁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省属于人口净迁入地区，人口平均年龄较轻，属于“年轻型”人口结构类型。改革开放之后，我省人口迁移流动趋势发生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人口净迁出省份，虽然我省人口老龄化步伐稍晚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迈入“老年型”社会步伐较快。2000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6%，2005年时达到7.6%，超过了7%的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标志着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2010年“六普”时老年人口比重已达8.3%，虽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但十年间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比重提高幅度高出0.83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40年左右我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900余万，将占总人口比重约30%，全省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将达到50岁左右，届时汹涌的“银色浪潮”将呈现在全社会面前。

2.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据“六普”数据显示，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17.3万人，比“五普”增加了105.6万人，增长了49.9%，同期全国增长了34.5%，而全省总人口仅增长了0.6%。与发达国家相比，我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澳大利亚和美国是79年左右。中国只用了27年就将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都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我省将同全国一样呈现较快的老龄化增速。

3.高龄老人比重快速上升。从2010年老年人口分年龄段看，65～69岁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38.5%，70～79岁的老年人口占50.9%，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0.6%。与2000年相比，65～69岁老年人口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而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8个百分点，高龄老人的比重持续、快速提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在延长。这就对今后的社会养老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及分布等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4.老龄化程度城乡、区域差异显著。2010年，全省城镇总人口达2 132.4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95.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2%，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3.0个百分点。乡村总人口为1 699.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22.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2%，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2.2个百分点。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显著差别。我省老年人口规模、还是老龄化程度城镇均要高于乡村，而且从老龄化速度看城镇也要快于乡村。这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相同，也是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但与中国目前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三个百分点来看，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正好相反。这是我省老龄化不同于全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另外，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发展也不平衡。据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我省老龄化程度伊春市最高达12.1%，第二位是鹤岗市10.49%，第三位是鸡西市10.26%，第四到第十二依次为牡丹江9.86%、大兴安岭9.49%、双鸭山9.21%、哈尔滨8.52%、齐齐哈尔8.46%、黑河8.29%、佳木斯7.93%、绥化7.59%、大庆7.14%，只有七台河接近人口老龄化边缘为6.91%。我省林城、煤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主要受资源枯竭影响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大，老龄化发展趋势与全国呈现不同的特征。

5.老年抚养比逐渐提高，赡养老年人口流出量大。由于受近十年间我省15～64岁年龄段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及老年人口总量增加的影响，我省人口总抚养比呈现略有下降的态势，但老年抚养比逐步提升。

当前我省每10个劳动力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2000年相比基本持平，表明我省目前仍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十年来人口总抚养比在不断下降，但其中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了10.1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上升了2.7百分点，即0～14岁少年儿童数量在大幅降低，而老年人口在快速上升。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人口总抚养比将不断攀升，支撑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条件“人口红利期”将逐渐消失，全社会养老压力将加剧。

2010年“六普”资料显示，我省人户分离人口为505.14万人，已占户籍人口的13.21%。这部分流动人口与十年前相比增加166.96万人，增长49.37%，其中61%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他们正是承担赡养老人义务的主要力量。由于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制度身份隔离等多种原因，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化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时，家庭中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只能留在原住地。赡养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异地居住，是我省人口老龄化又一重要特征。

6.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较为稳定。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配偶的占72.3%，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10.1%。丧偶的老人占25.9%，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10.7%。2010年我省老年人口中离婚比例为0.9%，与2000年时0.7%和2005年时的0.6%相比，分别上升了0.2和0.3个百分点，尽管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总体上仍保持着较低的水平。2010年我省老年人口未婚率为0.9%，与2000年相比基本保持一致。以上数据表明，我省老年人口婚姻整体状况较为稳定，呈现出有偶率高、丧偶率低、离婚率低、未婚率低的特点，反映了我省老年人口家庭稳定和睦，健康程度较高。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口发展态势表明，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可逆转，我省也不例外。从欧洲与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实践表明，老龄化社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社会组织体系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分析黑龙江省实际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是：

1.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从世界范围来看，首先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都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 000～10 000美元以上，而我省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全省人均GDP仅为2.7万元，整体经济实力还比较弱，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是“未富先老”。应对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我们的经济基础不够雄厚。

2.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人口老龄化对医疗等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养老、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据调查，2010年我省仍有37.3%的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乡村的水平就更低。这一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享受离退休养老金及社会化保障的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单位离退休职工，城乡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差距较大。另外，由于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3.城乡社会养老机构不足，老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伴随独生子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形成“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年轻人难以抽出大量的时间来照料老人，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养老机构少使大量老年人的社会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据统计，2010年全省拥有社会福利院、光荣院，优抚安置单位等731个，共有床位95 594张，但是面对老龄人口需求，缺口依然很大。另外我省农村地区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数量庞大，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需要更多的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仅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完全实现养老目标，老龄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各级政府要将人口老龄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老龄事业，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开创老龄工作的新局面。

1.树立爱老敬老的社会风尚。老年人是社会的巨大财富，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全社会都要关心重视老年事业发展，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各级政府、机构、宣传部门要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搞好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宣传引导，在全社会树立起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一位的仍然是如何“做大做强蛋糕”，只有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才能提高养老支付能力。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告诉我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既要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更要提高人口素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抓住我省人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扎实推进“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支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

3.积极推进老龄产业和事业的发展。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带来的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它包括所有与老年人口物质和精神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商品生产和服务。老年产业是一个前瞻性产业，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巨大。从政府职能看，要通过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把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从社会上看，要逐步培养形成全社会参与、全民关怀老龄事业发展的格局。要加快建设普惠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营造让老年人放心消费的服务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便捷的上门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老年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这样即能解决养老机构不足、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问题，也有利于老年人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也能有效解决农村赡养人口人户分离的后顾之忧；另外，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从金融、税收、土地使用等政策法规上对民间资本参与老年社会服务事业给予大力扶持，解决资金短缺的状况，为民众办实事。这样有助于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推动养老保障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4.适当调整生育等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由于人口结构老化造成社会负担沉重和养老问题突出，计划生育政策使新生儿数量减少，人口老化趋势加快。建议适当放宽“一胎”的生育限制，以缓解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高龄化趋势，积极主动地引导人口结构向平衡、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此外，应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尽快推进从目前保障体系制度全覆盖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实际全覆盖。加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解决农民工城镇身份问题，为老有所养提供制度保障，真正实现社会公平等等。为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王侠.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2]董凯等.黑龙江省老年人口状况及对策研究[Z].黑龙江统计要报，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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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对策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一般指由于出生率下降，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社会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根据联合国人口组织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则认为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13.26%，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87%，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1.91%。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老龄化进程在逐渐加快。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增加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

河南省作为我国人口大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十分严峻。2013年河南省人口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末河南省总人口数为10601万人，与2012年相比仅增加58万人，这表明河南省总人口呈现低速平稳增长态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水平较低，2013年河南省人口出生率为12.27‰，仅比2012年上升0.4‰；2013年河南省常住人口为9413万人，比2012年增加7万人，增幅略低。在2013年常住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为1988万人，占比为21.12%，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6572万人，占比为69.8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53万人，占比为9.06%。与2012年比，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23万人，自2010年来，河南省老年人口年均增长0.23%。由此可见，河南省老龄化进程正逐步加快。

为了进一步了解河南省老龄化的现状，本文利用1953―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划分河南省常住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分析。目前，人口的年龄结构类型一般都用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来表示，见表1。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1、1953―2010年间河南省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分析

自1953年以来，河南省常住人口总数逐年增加，2010年常住人口总数已达9402.99万，与1953年相比增长了近5000万，位居全国第三。虽然，河南省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多，但增长速度自1990年以来明显放缓，1990―2000年增长率已低于10%，尤其是2010年仅比2000年增长147万人，增长率仅为1.58%。

从年龄结构来看，河南省常住人口具有以下特点：（1）0―14岁少儿人数在1953―1982年间呈现出上升趋势，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起，少儿人数逐渐下降，同时在常住人口中占比也自1964年的近40%下降至2010年的21%，降幅明显。（2）1953―2010年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表现出持续增加态势，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增速不断加快，从在常住人口中占比来看，除二普较一普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呈现出上涨态势。（3）1953―1964年间，河南省65岁以上人口在常住人口中占比低于5%，表明此时河南省人口的年龄结构类型为年轻型；到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河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5%，达到5.23%，表明河南省人口年龄结构已转为成长型；2000年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1%，至此河南省由成年型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结构。

2、与中部其他地区的差异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河南省的老年人口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全国平均老年人口占比为4.91%，人口年龄结构为年轻型，而河南省老年人口占比已高于5%，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成年型；2000年，全国平均老年人口占比为6.96%，人口年龄结构为成年型，此时，河南省老年人口占比已达7.0%，转变为老年型人口结构，这表明河南省老龄化进程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自1982年起，河南省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均为成长型，而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老年人口占比均低于5%，人口年龄结构为年轻型；到2000年，河南省与湖南省、安徽省老年人口占比均高于7%，人口年龄结构步入年老型。

三、河南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年人口增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当前河南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大力发展经济，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物质基础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经济发展做后盾。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中等偏下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不高，2014年河南省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1%，在此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在逐步加快，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因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河南省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

2、构建养老服务体系

随着河南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亟需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家庭规模正逐渐趋于小型化，老年人家庭空巢化和独居化现象日益普遍，家庭养老功能也正在弱化。因此，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服务体系将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在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同时，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力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当前，河南省社区养老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为了发挥社区养老的作用，河南省需要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使老年人能够享有全天候、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机构养老作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支撑，在应对老龄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南省应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2011年河南省各类收养性养老服务机构数量达3605个，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约为26.2万张，这远远不能满足全省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所以，今后河南省应不断增加养老机构数量，扩大养老服务规模。

3、延长退休年龄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口增多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劳动人口供给减少、劳动力出现短缺。因此，为了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增加劳动力供给，延迟退休年龄使老年人可以继续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0岁。而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方面，据2010年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因此，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短缺、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是可以实行的措施之一。

（注：本文系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院级科研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河南省城镇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2014qn2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军：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的经济平衡增长路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8）.

[2]华、苏昌贵：基于六普数据的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3（1）.

篇4

关键词：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税收；多元回归；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3-6288-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3.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1982-2010 year time series data of Jiangsu province，constructing econometric models and using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of Stata12.0 and using the model ordinary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OLS）. The study found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tax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Regression analyzed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1982-1993， 1989-2000，1999-2010，it found that the aging of 1999-2010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ize of the tax and the aging of 1982-1993 and 1989-2000 wa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advocat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the pension industry and raise the level of security to protect the government pension tax treatment at a reasonable level.

Key words： Jiangsu； population aging； tax； multiple regress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老龄化程度仍在加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为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府必须依靠自身的财政税收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作为最具生产力的因素，社会领域中的生产、收入及消费等一系列环节都由人口来参与和完成。因此，人口与税收的关系是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人口老龄化虽然有可能增加政府的支出负担，但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1]。作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大省与人口大省，研究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政府税收规模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瞻导向。

国内方面鲜有研究探讨人口老龄化对政府整体财政运行状况的影响[1]。众多学者的研究内容都集中在税收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这一视角上。李晶[2]指出财税杠杆是政府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经济手段，主张采取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进而充分发挥财税杠杆应有的调节和导向作用。UNDP《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课题组[3]建议加强对老年人和养老服务的税收政策和采取支持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杨伟民等[4]基于老龄化社会对养老机构需求明显增加的客观现实，提出可以根据养老机构及其所收养老年人的不同情况，在不同养老机构的税收政策方面体现区别。杨默如等[5]提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以采取完善老年产业、提高自我养老能力、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中税收政策统一规划和配套步伐等税收政策取向。杨燕英[6]基于中国养老服务市场供求矛盾突出的现状，提出通过扩大养老服务的税收优惠范围、系统制定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方式来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本研究利用江苏省1982-2010年税收、经济和人口年龄结构等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考察江苏省人口老龄化对税收规模的具体影响情况。

1 江苏省人口老龄化及税收收入现状分析

1.1 江苏省老龄化现状

江苏省作为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同时江苏省也领先全国10年于198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90年江苏省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13%，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进入21世纪，江苏省老龄化程度加快，尤其是2003年以后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S持在10%以上。根据相关学者的预测，江苏省老龄化水平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呈现上升趋势，且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预计在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1.57%[7]。

1.2 江苏省税收收入现状

江苏省税收收入从1982年的49.84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 312.6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17%；人均税收从82元增长到4 210元，年均增长率为15.1%。2004年以后，人均税收增长率达到24.92%。人均税收的快速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税收结构和消费结构等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人均税收的增长从侧面说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生活的改善和财产的富足。另一方面，人均税收的不断增加说明居民的税负没有得到减轻，进而压制了居民的进一步消费，不利于内需的扩大。

2 税收规模与有关指标的回归分析

2.1 模型构建

确定一个地区的税收规模水平，要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物价水平等因素。本研究选取以下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人均GDP记为X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记为X2；人均消费记为X3；人均收入记为X4；物价指数记为X5。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人均税收进行实证分析。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μ （1）

式中，Y为人均税收水平，X1、X2、X3、X4、X5为影响人均税收水平的各种因素，μ为随机扰动项。由于本研究所利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不需要考虑异方差问题。因而利用Stata12.0统计分析软件对式（1）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

2.2 回归分析

将1982-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代入式（1），采取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Y=224.69+0.06X1-30.21X2+0.06X3+0.08X4-0.40X5（2）

（2.59）（-2.81）（0.69）（0.88）（-4.52）

式中，修正Q定系数R2为0.993，F值为841.25，通过1%显著水平的联合检验，说明模型解释效果总体上是显著的，各解释变量的联合线性作用显著。但解释变量X2、X5的回归系数的t值很低，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处理，经过筛选得到如下结果和优选模型：

Y=382.09+0.11X1-60.74X2（3）

（29.25） （-10.95）

式中，修正决定系数R2为0.987，F值为1 042.37，可以通过1%显著水平的联合检验，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此外对回归结果进行多元共线性和遗漏变量检验。由表1可知，就人均税收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系数而言，最大的VIF小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并且遗漏变量检验的P值大于0.05，说明优选模型并未遗漏任何重要变量。因此将式（3）作为研究1982-2010年江苏省税收规模水平的优选模型。因此，研究江苏省的人均税收水平时，应主要考虑人均GDP以及老龄化的重要指标，即老年人口比重。优选模型式（3）中X2的系数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对人均税收水平存在着负面影响。

3 不同时间段老龄化影响税收规模的差异分析

从式（3）可以看出，1982-2010年江苏省人口老龄化水平对人均税收规模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但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税收水平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差异水平是否不同。为了研究不同时间段内老龄化对税收水平的影响差异，取1982-2013年间的3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长度相等，分别为1982-1993、1989-2000、1999-2010年。更为重要的是，1982-1993年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5.55%缓慢上升到7.55%，江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1989-2000年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05%上升到9.11%，这一阶段江苏省一直处于老龄化阶段；1999-2010年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9.07%上升到11.33%，这一阶段江苏省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而且多数年份的老年人口比重保持在10%以上。为了比较3个阶段内老龄化影响税收规模的差异，特应用OLS方法对这3个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考虑的指标依旧为人均GDP（元）、老年人口比重（%）、人均消费（元）、人均收入（元）以及物价指数，被解释变量为人均税收水平（元）。

3.1 1982-1993年的回归分析

将1982-199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代入式（1）中，采取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Y=313.51-0.07X1-94.44X2+0.56X3+0.36X4+0.38X5（4）

（-1.82）（-4.71）（2.91） （3.76） （2.01）

式中，修正决定系数R2为0.920，F值为27.68，通过1%显著水平的联合检验。说明模型解释效果总体上是显著的，各解释变量的联合线性作用显著。但解释变量X1、X2的回归系数的t值很低，并且X1的系数为负数，失去经济意义，这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处理，经过筛选得到如下优选模型：

Y=-11.24+0.39X3-0.34X5 （5）

（5.16） （-3.96）

式中，决定系数R2为0.715，F值为14.82，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t检验。此外对回归结果进行多重共线性和遗漏变量检验。由表1可知，就人均税收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系数而言，最大的VIF小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并且遗漏变量检验的P值大于0.05，说明优选模型并未遗漏任何重要变量。因此将式（5）选为优选模型。

在筛选解释变量的过程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并未通过5%显著水平的t检验，人均消费和物价指数通过5%的显著水平t检验。这说明，在1982-1993年这段时间内，影响江苏省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为人均消费水平和物价指数。从式（5）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人均GDP水平、老年人口比重、人均收入水平等经济指标情况下，人均税收收入与人均消费水平和物价指数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当物价水平保持不变时，人均消费每增长1%时，人均税收可以提高0.39元；当人均消费水平不变时，物价指数每增长1%时，人均税收收入降低0.34元。因此，人均消费水平对人均税收存在着积极影响，物价指数对人均税收有消极影响。

3.2 1989-2000年的回归分析

将1989-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代入式（1）中，采取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Y=144.08+0.08X1-9.70X2+0.78X3-0.39X4-1.05X5（6）

（1.29）（-0.14）（0.91）（-0.83）（-2.56）

式中，修正决定系数R2为0.660，F值为5.34，通过5%显著水平的联合检验，说明模型解释效果总体上是显著的，各解释变量的联合线性作用显著。但解释变量X4的系数为负，失去经济意义，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处理，经过筛选得到如下优选模型：

Y=111.79+0.11X1-0.75X5（7）

（5.68） （-5.74）

式中，修正决定系数R2为0.741，F值为16.77，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t检验，此外对回归结果进行多重共线性和遗漏变量检验。由表1可知，就人均税收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系数而言，最大的VIF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且遗漏变量检验的P值大于0.05，说明优选模型并未遗漏任何重要变量。最终优选模型的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和物价指数。与1982-1993年时间段不同，影人均税收水平的是人均GDP水平和物价指数。

在筛选解释变量的过程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并未通过5%显著水平的t检验，人均GDP和物价指数通过5%的显著水平t检验。这说明，在1989-2000年这段时间内，影响江苏省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为人均GDP和物价指数。虽然这一阶段江苏省处于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人均税收水平呈现弱负相关关系，但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从式（7）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人均消费水平、老年人口比重、人均收入水平等经济指标情况下，人均税收收入、人均GDP水平和物价指数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当人均GDP水平保持不变时，物价指数每增长1%，人均税收降低0.75元；当物价指数不变时，人均GDP每增长1%，人均税收收入增长0.11元。因此，人均GDP水平对人均税收存在着积极影响，物价指数对人均税收有消极影响。

3.3 1999-2010年的回归分析

将1999-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代入式（1）中，采取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Y=-376.66-0.13X1-50.33X2-0.06X3+0.80X4+1.07X5（8）

（-1.38）（-5.13）（-0.36）（2.16）（1.44）

式中，修正决定系数R2为0.990，F值为888.21，通过1%显著水平的联合检验，说明模型解释效果总体上是显著的，各解释变量的联合线性作用显著。但解释变量X1和X3的系数为负，失去经济意义，这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处理，经过筛选得到如下优选模型：

Y=145.21-47.85X2+0.35X4（9）

（-5.31） （34.37）

式中，修正决定系数R2为0.990，F值为 2 124.33，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t检验，此外对回归结果进行多重共线性和遗漏变量检验。由表1可知，就人均税收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系数而言，最大的VIF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并且遗漏变量检验的P值大于0.05，说明优选模型并未遗漏任何重要变量。最终优选模型的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收入水平。

在筛选解释变量的过程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收入水平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5%显著水平的t检验。这说明在1999-2010年这段时间内，影响江苏省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为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收入水平。从式（9）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人均GDP水平、人均消费水平、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情况下，人均税收收入与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当人均收入水平保持不变时，老年人口比重每增长1%，人均税收降低47.85元；当老年人口比重不变，人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时，人均税收收入增长0.35元。因此，老年人口比重对人均税收存在着消极影响，人均收入水平对人均税收有积极影响。

3.4 不同时期回归模型的比较

1）不同时间段内，人口老龄化水平对税收水平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在3个时间段内，虽然1982-1993、1989-2010年期间老年人口比重对人均税收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其相伴概率P值未通过5%显著水平的t值检验；1999-2010年期间内，老年人口比重对人均税收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是因为1999-2013年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尤其是2003年以后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维持在10%以上，这导致人口老龄化对税收水平的影响程度在加大。

2）不同时间段内，影响人均税收水平的变量存在差异。在1982-1993年期间内，人均消费水平对人均税收有积极影响，物价指数对人均税收有消极影响；在1999-2000年期间内，人均GDP水平对人均税收有积极影响，物价指数对人均税收有消极影响；在1999-2010年期间内，老年人口比重对人均税收有消极影响，人均收入水平对人均税收有积极影响。

3）在1989-2010年整个时间段内，老年人口比重对人均税收水平起到消极作用，其影响程度要大于1999-2010年时间段内人口老龄化对人均税收水平的影响程度，式（3）中的系数-60.74的绝对值大于式（9）中的系数-47.85的绝对值。

4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江苏省1982-2010年有关经济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尝试分析了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税收水平之间的关系。经过筛选得到了能够解释江苏省人均税收水平的优选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江苏省人口老龄化水平对税收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江苏省的老年人口比重与人均税收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江苏省人口老龄化对税收水平存在着消极的作用。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人均收将减少。通过分别对1982-1993、1989-2000、1999-2010年3个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999-2010年期间老年人口比重对税收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1982-1993年和1989-2000年老年人口比重对税收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分时间段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对税收水平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水平而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龄化对江苏省税收规模的影响程度将日趋显著。

基于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江苏省税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为有效发挥政府职能，提出以下优化税收意见。

1）扶持、培育老龄产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给税收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构建全面覆盖、长期有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的应有之义。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扶持老龄产业以应对老龄化，同时老龄产业的发展壮大对政府税收的增长也是一大助力。

2）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刺激老年消费需求。政府税收的多少取决于地区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府的税收结构。经过上述实证分析也可以看出，不管是整个时间段的分析还是分阶段的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对税收都存在积极影响。因此在当前背景下，通过提高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免除其后顾之忧，进而刺激其消费欲望，对政府税收有着较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龚 锋，余锦亮.人口老龄化、税收负担与财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15（8）：16-30.

[2] 李 晶.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7-26.

[3] UNDP《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课题组.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12（4）：10-13.

[4] 杨伟民，李冰段，林 燕.对我国养老机构税收政策的探讨[J].税务研究，2010（5）：33-37.

[5] 杨默如，李 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08（5）：84-86.

篇5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然而随着另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贯彻实施，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越来越低，青少年占总人口比重越来少，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我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了解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的失衡是否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对我国人口结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国外的研究结果大多数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和投资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Faruqee and Muhleisen，2002； Lindh and Malmberg，1999；直广雄川1971） ，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均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Groezen 等，2005） 。

国内的研究

国内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胡鞍钢（2012）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结构老龄化则会通过降低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毛毅，冯根福（2012）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确定，主要要看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储蓄率降低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谁更大。（李阳，张楠，2011）对人口的控制应从着重于数来那个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

国内外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解释，较少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更少。因此，本文旨在在前人模型的基础之上，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首先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和索洛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抚养比、人力资本存量等人口结构变量，从理论角度推测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知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最后，选取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此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1.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基础，通过该函数可以分解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份额。

为增加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如下改进：

参见Mankiw等（1992）， 也参见Romer（1996）。

为讨论方便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我们对模型作进一步改进，引入劳动参与率p，人均产出y（t）=。那么当总人口增加即N（t）增大时，人均资本降低，此时人均y（t）将会下降（注：本文中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出增加，若无特殊说明，下同）。而人力资本增加，即h（t）增加则会引起人均产出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则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p，使得人均产出下降。

2.索洛模型

索洛模型中稳定状态时，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是不变的。人均产出是人均资本的函数。索罗模型假定技术固定，且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收入较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Faruqee and Muhleisen，2002），而储蓄率的降低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增加都会降低均衡状态时的人均资本，从而造成人均产出的下降。（如下图）因此，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检验

本文在索洛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总抚养比和人力资本存量两个人口结构变量，构建实证模型。然后运用1995 ～2011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此验证人口总抚养比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Lrppgdp（Ln real per capita gdp）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单位：元）的自然对数；Lhumcapital（Ln human capital）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s；Ltdr（Ln total dependency ratio）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的自然对数；Lsavrate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储蓄率的自然对数；L（n+g）为我国各省级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资产折旧率和的自然对数；是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各省人均gdp对各变量的产出弹性。

2.数据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是1995 年到2011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其中人均实际gdp是以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省人均gdp，具体操作方法是用各省gdp平减指数对以变动价格计的各省人均gdp进行修正，各省的gdp平减指数和以变动价格计的gdp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人力资本存量用各省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总抚养比用0-15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16-64岁人口之比来表示，此两项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因为无法搜集的储蓄率的数据，所以用支出法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总消费之后与gdp之比来表示。n为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g为各省资产折旧率，采用胡鞍钢（2012）的估计，统一按10%计。各支出法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消费，人口自然增长率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实证分析与结果

本文用1995-2011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人力资本存量，人口总抚养比，储蓄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及折旧率与人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面板模型的选择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而后进行hausman检验和B-P检验来判别究竟采用哪种模型的回归更为合理。

表2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模型实证结果

表3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随机模型实证结果

Hausman检验给出的Prob>chi2值为0.0000，检验结果表明，我们拒绝了原假设，从而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但是，B-P检验得出的Prob>chibar2值也是0.0000，显然，检验结果认为存在随机效应。表面上看，B-P检验得出的结论似乎和hausman检验得出的结论相反，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两个检验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采用此种情况的一般处理方法，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假设在样本区间内，各省区的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生活习惯等不可观测的特质性因素是固定不变的也更为符合逻辑。因此，本文最终给出的实证检验结果即为表2给出的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模型实证结果。

从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来看，除了l（n+g）的系数在93.2%的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99.9%以上，因此，可以判断此回归结果是显著有效的，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经济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是0.4328489，即人力资本每增加1%，人均产出将会增加0.432%；同时人口总抚养比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不利影响，其弹性系数是-1.501423，意味着人口总抚养比每增加1%，人均产出就要减少-1.5%。同时上述实证结果也证明了索罗模型对经济增长解释的正确性。储蓄率的提高的确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和资产折旧率的提高则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618和-0.101。上述实证结果也与本文开头部分的理论分析基本吻合。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索洛模型入手，先从理论上分析人力资本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预测人力资本增加会提高人均产出，而人口老龄化将会通过提高人口总抚养比和降低储蓄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紧接着，本文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构造了人力资本和人口总抚养比影响人均产出的实证模型，并收集中国 1995 ～201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预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即（1）人口老龄化会提高人口总抚养比，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尽管这一段时间由于我国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的比例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比例更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显现，但是，不久的将来，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会极大地增加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不利影响。（2）人力资本增加，储蓄率的提升的确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这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和鼓励高素质、高收入的家庭生育两个或多个的孩子，增加我国的青少年和青壮年人口比重，使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对人口的控制应从着重于数来那个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

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大力发展教育，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路线，加大对学生教育和在职员工培训的投入和补贴，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本，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冲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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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论文关键词：影响因素，灰色关联，人口老龄化

 

0. 前言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正处于崛起过程中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问题最为严峻的国家[1]。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比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根据有关预测，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亿，2026年达3亿，2037年超过4亿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51年达到最大值，届时，中国人口中将有1/3达到60岁或者更大，4.38亿的老年公民将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因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2]。按照联合国的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所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美国学者诺特斯坦（F.W.Notestein）认为决定生育率转变的根本因素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期刊网。伊斯特林（R.A.Easterlin）强调公共健康的改进、普通教育的提高、城市化、新产品的引入和家庭计划服务（R.A.Easterlin,1985）是影响生育率转变的5个基本变量。对于相对封闭的中国人口，急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疑是生育率降低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考察国内的研究文献，系统构建影响老龄化的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没有。笔者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选择与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五大因素，即社会公共健康、社会养老事业、普通教育、居民经济生活和人口结构。本文将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在借鉴文献[3-5]的基础上，分析人口老龄化与这些因素的关联性，探寻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供有益参考。

1.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简介

灰色系统的关联理论[6]是从系统内多因素中确定主要因素进行优势对比的一种理论，是指系统内部主要因素随时问而变化的同步程度，它定量刻画了系统内都结构之间的联系，是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

分析过程中，设有参考数列为x0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被比较数列为xi，(i=1，2，…，n)。且x0={x0(1)，x0(2)，…，x0(n)}， xi={xi(1)，xi(2)，…，xi(n)}，(i=1，2…，n)。灰关联度分析步骤如下：

①原始数据变换：对原始数据消除量纲(或单位)转化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分别用第一个数据去除后面的数据，得到新的倍数数列，即为初值化数列，量纲为一，各值大于零。且数列有共同的起点。

②求关联系数: 按公式①计算参考数列x0和比较数列xi的关联系数。

（1）

式中：ξ1(k)为x0与xi在k点的关联系数。

称为第k点x0与xi的绝对差。称为两级最小差。其中是第一级最小差，这表示在第i条曲线上找各点与x0的最小差。是第二级最小差期刊网。表示在各条曲线中找出的最小差的基础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找出xi中的最小差。

是两级最大差，其意义与两级最小差相似。

ρ称为分辨系数，其意义是消弱最大绝对差数值太大所引起的失真，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一般取ρ=0.5。

③综合各点的关联系数，得到整个xi曲线与参考曲线x0的关联度ri，

ri=（2）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考虑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根据综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笔者筛选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如图1）。

基于本文旨在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目的，选取图中可定量刻化的因素16个，依次使用数据序列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初、高中升学率、妇女文盲率、卫生总费用、卫生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口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支出、人口密度、0-14岁少年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9）、《中国发展报告2009》和《WorldPopulation Prospects： The2008 Revision》。为了使本文研究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同时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999-2008年。社会养老事业中的三个具体指标卫生保健服务、生活照料服务、文化教育服务以及人口结构中的计划生育政策更适合做定性分析，因此不纳入灰色关联分析范畴，人口年龄结构(即人口惯性)是现时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其影响的复杂性，对其定性定量的分析以及社会政策提出将另文发表。

图1 人口老龄化主要影响因素

3.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

经过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定性判断，选取的16个影响老龄化的主要因素分别命名为x1、x2…x16（见表1），历年的＞65人口比的数据为参考数列x0，根据灰色建模理论和程序[7]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灰色关联分析。

表1 1999～2008年老龄化主要影响因素的原始数据

 

影响

因素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X0

6.9

7

7.1

7.3

7.5

7.6

7.7

7.9

8.1

8.3

X1

3349

3849.1

4637.7

5480

6208.3

7242.6

8418.8

9815.3

12148

14500

X2

50

51.2

52.9

58.3

59.6

62.9

69.7

75.7

79.3

83.4

X3

63.8

73.2

78.8

83.5

83.4

82.5

76.3

75.1

71.8

72.7

X4

21.56

13.47

15.2

16.92

15.85

14.86

16.15

13.72

12.44

11.52

X5

4178.6

4586.6

5025.9

5790

6584.1

7590.3

8659.9

9843.3

11290

12218

X6

31.1

32.48

33.03

30.60

29.13

29.75

29.99

30.9

29.84

27.84

X7

445.9

449.1

450.8

427

430.6

439.3

446

462.4

478.8

503

X8

1614

2411

1842

1921

1843

1441

1406

842

462

474

X9

1965.1

2278.5

2489

3171.5

3680

4258.4

5093.3

6309.8

7834.2

9740.2

X10

7159

7858

8622

9398

10542

12336

14053

16165

19524

22698

X11

42.1

39.4

38.2

37.7

37.1

37.7

36.7

35.8

36.3

37.9

X12

52.6

49.1

47.7

46.2

45.6

47.2

45.5

43

43.1

43.7

X13

35

36.22

37.66

39.09

40.53

41.76

42.99

43.9

44.94

45.68

X14

3.55

3.904

4.1887

4.596

5.082

5.839

7.122

8.048

9.360

11.086

X15

131

132

133

134

135

135

136

137

138

138

X16

24.01

22.89

22.89

21.29

20.34

19.3

19.55

18.47

篇7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正确应对这一新兴挑战——实现人口老龄化时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而又重大的课题。本文以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特点为基础，分析推迟退休年龄这一已经在发达国家取得一定成效的举措在中国的可行性，并就其在我国的推行阻碍提出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挑战；退休年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341-02

引言：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的必然结果，2000年伴随着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96%，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改变的不仅仅是人口年龄结构，还将通过消费、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及家庭养老保障对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1]。近几年来，主张效仿发达国家推迟退休年龄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也激起各阶层民众褒贬不一的激烈讨论，因此立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分析推迟退休年龄在我国的可行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特点

（一）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最多的国家，号称世界老年人口大国。据世界银行统计和预测，19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161万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3.40%；1990年为9935万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1%；预计2030年将增加到32845万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6%[2]。形象的说，现在世界上每5个老年人中有1个是中国老年人；2030年将是世界上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老年人，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的特点不言而喻。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

虽然中国比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都晚了许多，但却是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发展势头不可小觑。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高达3.03%，大大超过世界总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1.68%。

（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或者说其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是同步的，属于先富后老或是富老同步，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准备和适应。而我国人口老龄化虽然也是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出现的，但是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仍然处于经济欠发达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780美元，远低于人口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比重相近国家的水平，造成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面，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如此脆弱的物质基础难以应对我国当前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四）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平衡

我国东西部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口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社会人口流入量相对较大，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得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存在着区域分布不平衡的显著特点，并呈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步递减的特征。事实上，东南沿海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早已超过国际标准规定的7%，2000年已高达11.46%；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仅停留在5%以下[3]。

（五）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资源丰富态势并存

显著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老龄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现象，我国存在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59岁人口数为93961641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0.14%，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了3.36个百分点，其中劳动人口数量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推迟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缓解日益庞大的养老金压力

推迟退休年龄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缴费人数和缴费年限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而且可以通过减少养老金的支付时间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即从“多收少支”两条渠道来改善养老金的收支均衡。据辽宁大学人口所课题组预测：社会统筹资金在2001–2008年实现基金积累3.3万亿元，若依然维持现期退休年龄不变，将从2019年开始出现年度赤字，2019–2050年净债务将达到15.3亿元，占2050年GDP的17%，经济压力巨大[4]。同时，普遍化的提前退休问题更是加剧了养老金负担，形成隐形负债，据统计：1999–2002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提前退休人数分别为：26.2万人、34.2万人、47.5万人和55.9万人，提前退休人员占当年退休总人数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分别为：15%、16%、21%和23%[5]。

因此，选择合适的推迟退休年龄方案，使得推迟退休前的养老金积累与推迟退休后的总债务逐步实现相互抵消，并且此后一直保持年度盈余，才能缓解日益庞大的养老金压力，从根本上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应对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二）实现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低龄退休是对经验丰富和尚有劳动能力的人力资源的无谓浪费，尤其是对受教育年限较长的高学历脑力工作者来讲，五六十岁正当年富力强，既有工作经验，又没有家庭拖累，更有利于为社会发挥才智；而且退休者腾出的空缺岗位时常面临着年轻人因缺乏工作经验或较长时间技能训练顶不上去的局面，从而影响经济产出，在劳动力资源短缺以及需要劳动力接受特殊训练或是经验优先的领域尤为如此。从现实情况看，低龄退休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退而不“休”，在领取退休金的同时又重新就业，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面对这种状况，国家理应建立新的机制让日益增多的有能力并乐于工作的退休者参与经济建设[6]。当然，对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工作者来讲，现阶段法定退休年龄还是合理的，可以实现劳动人员的及时更替，有效保证工作队伍的活力，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劳动者自身身体健康状况。

因此，对智力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者应当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一方面，维持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的退休年龄不变，尤其是体力劳动者，以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另一方面，适当推迟智力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或只是规定一个合理的范围（比如：男性：65±5岁；女性：60±5岁），鼓励他们依据自身身体状况和工作需要，自行选择退休年龄，尽可能为社会发挥才智，实现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三）维持劳动力比较优势

推迟退休年龄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降低劳动力成本，保持我国劳动力的规模优势。虽然当前我国存在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如上述分析的：全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且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据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2022年以后，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递减的趋势，2022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递减为占总人口比重的64.5%、59.2%、57.0%和55.1%，若不加以调整和扭转，将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还不是劳动力稀缺问题，而是劳动力过剩和严峻的就业问题，但是从社会发展的长期进程中来看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的趋势。

因此，结合当前我国具体情况和长远的发展目标，应当适时推迟退休年龄（比如：从2020年开始试行推迟退休年龄，既能弥补上述第一点中2019年预计出现的社会统筹资金年度赤字，缓解2022年预计会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递减问题，又不至于影响当前的就业形势）。当然，具体实施年份应当通过科学的预测和精算得出，以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三、结论与建议

虽然现行的退休政策在短期内或许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对一部分社会群体来说是有利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将对未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鼓励退休者和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等方面起到负面作用，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弊端的。所以，不管是从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角度，还是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中国都必须适当适时的推迟退休年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何时推迟退休年龄，推迟退休年龄到多大；怎样制定合理的推迟退休年龄整体策略，又怎样分步骤具体实施。

就现阶段我国具体情况来说，即刻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显然是不合适宜的，既不能立刻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同时又会进一步恶化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问题。因此目前只是研究部门策划、制定合理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准备阶段，同时相关部门配合做好宣传工作以减少政策施行的社会阻力，为今后推迟退休年龄道路做好前期的铺垫。

在制定政策方面，既要做长远的考虑统筹全局，又要分步骤、分阶段具体策划，以保证政策的秩序性。在设计具体推迟退休年龄方案时，也应重点考虑上述分析的“养老金压力”和“未来劳动年龄人口递减”两个因素，例如：2021—2040年男、女同时每5年推迟1岁，2041—2050年男女同时推迟1岁使得2050年达到男性工作者退休年龄为65岁、女性为60岁；或者2016—2025年女性工作者每2年推迟1岁，2026—2050年男、女同时每5年推迟1岁使得2050年达到男性和女性工作者退休年龄均为65岁。总之，推迟退休年龄幅度不宜过大，稳步推行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王海燚（1992— ），甘肃省定西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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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加强。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张雪芳、王妙如所介绍的贷存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贷存比越小，则流动性越大；反之，则流动性越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数据来源方面看，ODR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DB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ODR均选取1996~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CDB选取1996~201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据，并且进行处理。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将上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变化后的变量相应为LODR、LCDB。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ODRDLODRLCDBDLCDBADF统计值-2.2195-3.98690.9869-3.9045临界值（5%）-3.5875-3.5950-1.9539-1.9544伴随概率P0.31310.02230.90980.0004结论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注：DLODR、DLCDB分别表示LODR、LCDB的一阶差分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三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了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LCDB=-0.0830*LODR+2.7216   (1.2315)   (0.1683)（1）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贷存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在5%的显著水平下，商业银行流动性不是人口老龄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对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1996~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也是逐年减少，并且在2005年以来贷存比都低于75%的界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五）VEC模型估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DLCDBt=-0.1189ECMt-1+0.0220DLCDBt-1-6.7736DLODRt-1+0.0946DLCDBt-2+1.7034DLODRt-2-0.0144（2）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图2（a）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在第1期对贷存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在第5期后稳定，并且从响应图上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冲击所带来的响应都是正向的。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对老年抚养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商业银行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前3期出现下降的负向作用，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表明当期老年抚养比对贷存比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从第3期后，脉冲响应开始上升，并且在第6期达到负向作用的稳定状态，从而可知，在长期老年抚养比对商业银行贷存比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与上文的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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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养老意识不足。养老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由于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养老问题紧迫感，政府对养老危机宣传不够，老百姓缺少养老保障的必要知识，尤其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观念和对父母的责任感降低，对政府有强烈的依赖感，各方面普遍缺乏未雨绸缪的充分准备。

2、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迄今实行养老基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从一本账中支出，剩余部分留作积累，由于社会统筹资金不足，实质上执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

3、养老制度转轨成本高。历史欠账形成沉重的转轨成本，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巨大，现收现付制度难以为继。已退休“老人”和1997年养老制度改革前参加工作的“中人”，需要靠改革后“新人”的缴费供养，形成个人账户空转。

4、公共财政负担加重。处于社会转型的人口老龄化，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储蓄率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大幅度加重公共财政负担。

5、养老保障资源缺乏。现在的老年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但没能形成养老积累，人均需要外界经济支持的时间为10年左右。“五普”显示，农村仅有33.1%老年人依靠劳动维持生存，子女仍然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经济供养来源。

为了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议在国家积累不断扩大、财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以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为切入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体建议如下：

1、采取政策倾斜措施。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发展养老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引导和推动，加强舆论宣传，并制定对养老中介服务机构的扶持和优惠政策，给予社会办养老机构一定的财政补贴以及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提高政策吸引力，以调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养老事业的积极性。

2、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政府建立统筹账户，拿出部分资金给予补贴；村集体、个人出资计入个人账户。国家实施东中西部农村养老保障的区域差异补助,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发展。建议今年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障试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政府注资,每人每月发放10元家庭养老金；对未满养老年龄的人口,实施按收入比例强制性集体、个人账户积累，政府按比例配套相应资金。优先推进被征地农民、农民工、小城镇农转非居民、计划生育对象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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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对策选择

随着中国老龄化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不得不被世人所关注的新课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急待研究和妥善解决的日程表上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表明：从2001年到2020年，是我国老龄化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每年我国将增加598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我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将成为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这些形势严峻的现象中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缓解和解决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是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的。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企业的改制，老年人服务业的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庞大老年人群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空巢”老人群体的不断壮大，社会养老的压力增加，国家对在社保、医疗，老年保健和老年服务的投入比重越来越大，总体来说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有以下三点影响：

第一，从人口经济动态模型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上升的速度越慢，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快。

第二，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的关系。利用1978年以来有关人均GDP、储蓄水平、储蓄率、人口年龄变动等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储蓄率与老年人口比重变动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老年人口比重每升高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

第三，老龄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国随着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和老龄化的逐步加深，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呈一路攀升之势，预计2025年到2030年可超过国民收的10%，占工资总额可达30%左右，逼近或突破上述国际“警戒线”。然而此时距离老龄化峰值的到来尚有20多年的时间，足见问题之严重。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将消费掉大部分劳动产值。可是，我们与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经济比较落后，物质准备不足。如日本1977年成为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为4522美元，而我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收入才800美元。在医疗卫生消费中，老年消费者占到大多数，相关资料显示，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我国老年人口迅速老龄化，造成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高速增长，给社会保障支出来带压力。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更加凸显了这些压力。

社会养老机制不健全，老年服务业滞后，老年人生活水平低下；老年人的就业机会较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婚烟、家庭生活等压力诱发老年人对社会的不适应，这些都极有可能诱发老年人犯罪，从而给社会稳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乃至全球来说是新时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它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既然人口老年化不是可避免，且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选择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它的负面效应，做一些积极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一）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配套政策，确保所有人年老时都有足够的经济收入保障。党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通力合作，通过制度创新和行政能力培训，努力提高老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的效率。真正解决老龄人口的实际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与时俱进，在深入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改革和完善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

（二）加大投入，不断完善老年人服务机构。完善养老院、援助中心等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由社区统一管理和服务。加强老年护理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目前，社区缺乏老年人护理的专业人员，应该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和聘用，以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三）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大的经济保障。普遍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贫困老年救助制度，努力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尤其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群体的贫困问题。提高对“五保户”经济供养水平，做到未雨绸缪。

（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倡导家庭养老和老年人的自我供养。广泛宣传中国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心。在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模，在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全民养老尊老意识。

（五）注重对老龄化理论的研究，提高老龄问题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深入实际，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努力培养政策意识和政策思维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要始终坚持社会、经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经济、社会、人口三者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陶立群.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EB/OL].中国城市发展网，2007-7-5.

[2] 张应立.人口老年化进程中的老年犯罪问题初探[J].吉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