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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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老师不能给中小学生布置过多的家庭作业，尽量让学生在课后延时服务内完成。保证学生有个充足的睡眠，熬夜通宵写作业是不被允许的。

   虽说双减对学校和补课班都做出了要求，总体看来，学校的影响并不大。老师们只需调整一下授课方式，修改课程进度，大方向由学校来把控。

   市面上的教育机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寒冬。大大小小的补习班开始寻找自救之法，不求赚取多少收入，只希望能够存活下来。

   双减政策威力巨大，教育机构纷纷转型

   补课班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语数外为主的学科类班次，二是以培养课余爱好为主的兴趣辅导班。受到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兴趣班可以不报，学科类班次一个都不能少。

   这类补课班是块大肥肉，只要抓住家长们攀比成风的心理，就能够收获一大笔课时费。某些培训班靠着这样的理念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料到会有如此凄惨的结局。

   双减政策将补课班打入寒冬，规模小一些的机构只能被迫关停。和赚钱比起来，自保更加重要。新东方、猿辅导、高徒课堂这些连锁教育品牌，开始探索转型之路。

   众多教育界大佬转换思路，不甘心转型却又无可奈何。猿辅导转行卖羽绒服，高徒开起咖啡馆。新东方先是改为体育辅导，后试图培训家长。 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

   实行双减后，新东方带头捐出8万套桌椅

   双减已成定局，教培机构很难再掀起浪花。新东方转型之路愈发困难，各地新建校区纷纷关停或是正在退租。大量教学专用桌椅被限制，都是全新的。

   这些桌椅价格比较昂贵，每套至少能卖到700元。若是将它们卖掉，用换来的5600万元继续维持集团运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CEO俞敏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将这8万套新桌椅，全部捐给了乡村学校，且自掏腰包承担运送过程中的费用。一辆辆红色卡车，给学生们带去的不仅是课桌，也是人生的希望。

   在无条件捐献课桌的过程中，俞敏洪顺便承认了教培机构逐渐没落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东方还能做出善举，实在令人感动。不少网友开始担心新东方的未来。

   中小学教育受限，教培时代真的结束了？

   双减政策对于众多教培机构而言，确实是灭顶之灾。大众同样没有想到，叱咤市场已久的培训班走向下坡路。新东方此次损失不小，不过也不是没有活路。

   K12教育被堵死，还可以发展其他方面。新东方有比较雄厚的家底，丢掉一个项目，也还会在别的领域有所成就。中小学生不再是目标人群，那就可以换一换。

   高等教育这条路依然可行，像是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考试。围绕就业难这一现状也可以拓展目标，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都是不错的方向。

   我们能想到的解决之法，或许俞敏洪早已着手准备。不久前召开的大学生发展品牌会议，就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而来。教育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每一个分支都可延伸。

   不仅是新东方，其他规模小一些的教育机构同样可以探探路。如果还是想继续从事学科类教育，也可以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开班。收入不会很多，至少能维持现状。

   除此之外，也可以考虑教授高中课程。双减仅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未对高中生做出限制。很多高中生都愿意通过补课来提高成绩，这块市场还是很大的。

   减负是好事，但不等于躺平

   为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终于在今年看到了成效。早已习惯通过补课来提高成绩的学生，对此很没有安全感。双轨教学实行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调整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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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如何保证个人工资薪金略有提高而税收负担又不增加，是工资薪金纳税筹划的主要问题。我们要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从减轻税收的负担，从维护单位和员工切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切实做好各项筹划工作。

2011年6月3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该条例自9月1日起实施，这就是说，自2011年9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从以前的2000元提高到了3500元，新个税改革虽然使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减少了不少，很多人都不需要纳税，但对于高收入者来说，纳税筹划仍是相当重要的。

1 纳税筹划的含义

纳税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税收筹划，指的是：纳税人通过筹资、投资、收入分配、组织形式、经营等事项的事先安排、选择和策划，在合法的前提下，以税收负担最小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2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意义及必要性

2.1 有助于纳税人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纳税筹划减少纳税人的现金流出，增加可支配资金，通过税收方案的比较，选择纳税较轻的方案。从纳税人方面看，有利于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可以节减纳税人税收。

2.2 纳税筹划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对于工资、薪金来说，从职工的角度来看，职工并不关心个人税前工资的多少，不关心自己缴纳了多少个人所得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每月能从单位得到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只有这些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才会对职工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如果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增加职工可支配收入，必将大大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加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企业长远发展产生有利的促进作用。

2.3 有利于更好地掌握和实施税收法规

一旦税法有所变化，纳税筹划人马上采取相应行动，趋利避害，他从追求纳税人的最大财务利益出发，把税收的意图迅速融入纳税人企业的经营活动的过程中。纳税筹划人总是随时随地注意着国家税制法规和最新税收政策的出台，为了帮助纳税人节减更多的税收，从客观上起到了更快、更好地贯彻税收法律法规的作用。

3 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3.1 工资薪金所得的含义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3.2 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筹划

根据新个税改革，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后的余额为纳税所得额，由九级累进税率改为七级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收入越高，适用的税率越高。

工资薪金所得的税收筹划主要通过采取一定的合法的手段进行筹划,使职工工资发放量尽量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或尽量降低纳税人适用税率的级次。具体方法有很多，主要有：

3.2.1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

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和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机构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家的社保政策和住房公积金政策，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最高缴存比例、最大基数标准为职工缴存“三险一金”，为职工建立一种长期保障。这样不仅能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水平，而且也能有效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税负水平。

3.2.2 为职工提高公共福利进行筹划

企业可以采用非货币支付的办法提高职工公共福利支出，例如①提供交通服务。②提供免费午餐。③为职工提供宿舍，企业可购建福利性住房给职工居住。④为职工提供培训机会。⑤参加社会保险。⑥免费外出旅游。企业替职工个人支付这些支出，企业可以把这些支出作为费用减少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个人在实际工资水平未下降的情况下，减少了部分应由个人负担的税款，可谓企业个人双受益。

3.2.3 采取均衡分摊法，可以达到少缴税款，获得一定经济利益的目的。

①均衡各月工资收入水平。案例：甲和乙同属一个季节性生产企业，二人一年的工资薪金所得均为24000元，甲为行政人员每月工资2000元，乙为车间工人，一年工作四个月，这四个月期间乙每月可得工资6000元。若按实际情况，甲乙纳税情况大相径庭，甲每月低于3500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乙在工作四个月中每月应纳税额为（6000-3500）×10%-105＝145元。假如乙和该企业达成一项协议，将24000元年工资平均分摊到各月，即在不生产的月份照发工资，则乙就会与甲一样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

②合理安排奖金的发放。因为个人所得税计算是按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按月计算的，收入低税率就低，收入高税率就高，纳税也就越多。因此，要尽量减少一次性累计发放奖金和补助的现象。不少企业内部业绩考核时，多是年终一次性兑现奖金及福利补助。这样，就势必造成发放月份税收增多的现象。如果将按年考核改为按季度考核甚至按月考核，并按季度按月兑现收入，那么，职工缴纳的税收就会下降，在企业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职工的收入会增多。

案例：甲是某单位一部门负责人，月工资2500元，该负责人年底目标管理奖6000元，如果奖金年底一次发放，则甲应纳税额为（6000-3500）×10%-105＝145元，如果该单位按月发放奖金，则每月工资为6000/12+2500=3000元，低于3500元则无需纳税。

为实现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的目的，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总额既定的情况下，降低计税基数或使适用税率档次降低，使分摊到各个纳税期内的收入尽量均衡。

总之，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进行纳税筹划时，一定要遵守各项法律法规，通过筹划寻找最佳方案，以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2]高文蕊.浅谈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J].山东煤炭科技,2011，（1）：244.

[3]张怀周.浅谈“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J].财会研究,2009，（9）：19-20.

[4]赵晓蓉.关于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税务筹划方法[J].新会计,2009，（9）：57.

[5]宋效中.企业纳税筹划[M].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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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平等效率不平等指数平等效率关系曲线

已有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的讨论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定会导致效率受损，或通过降低平等程度来提高效率总是有效的。本文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并试图使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将其证伪。

1平等的含义

有人将阿瑟·奥肯的著作《EqualityandEfficiency：TheBigTradeoff》中"equality"一词译为"公平"，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为汉语中"公平"一词意为"公正，不偏不倚"，这正是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与效率并无重大两难冲突(TheBigTradeoff)。国内有学者因此误译而将"公平与效率"问题斥为伪问题，不但连累奥肯在中国声名受损，而且造成研究和争论的混乱，降低了学术研究的效率。根据《美国传统词典》，"equality"的解释是"Thestateorqualityofbeingequal"，指"相等、相同的状态或特性"，这与汉语中"平等"一词更为契合。因此我同意王奔洲先生的译法：《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平等"是较为合适的译法，但对其含义仍必要做进一步廓清。奥肯所言的"equality"，指的当然不是机会的平等，那属于公平的范畴；但也并不就指结果的平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结果平等，迄今为止尚未在任何社会中实现过。一种从未出现的现象，当然不能对效率产生任何损害。对效率可能产生损害的是人类从未停止过的缩小人与人之间分配差距的努力。虽然真正的平等从未实现过，但这种努力的结果无论大小、显隐，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破坏效率。因此我理解"equality"在奥肯著作中真正的含义应当是:"在结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达到的结果平等的程度"。下文中的"平等"，除有特殊说明外，均指"结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达到的结果平等的程度"。显然，这里的"平等"严格的说来是一种"不平等"，一种消除不平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2衡量平等（或不平等）程度指标的讨论

奥肯使用的衡量平等的标准是基尼系数，这看来不够完整。因为收入相同的人可能因各自不同的背景条件而有着大相径庭的处境。例如一个"工资基本不用"的政府官员，也许工资单上的收入与一家民企的职员相当，但两人实际生活状况可能大不相同；又如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富家纨绔子弟与家中一贫如洗的下岗职工，同样没有收入，实际上也远不平等；再如同样收入的两个人，一个身体健康，一个患有需要巨资方能医治的疾病，他们的处境也迥然不同。考察社会不平等的程度，需要在收入水平之外考虑背景地位、身体状况、社会关系、家庭负担、发展潜力等等因素，将其综合起来比较，方能对之有真实的了解。当然，这在统计和计量上会有很大的困难，暂时难以付诸实用，但平等化的努力应当在对不平等状况有着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

图1为笔者仿照洛伦兹曲线图所绘不平等曲线示意图(注意，这里的不平等也特指结果不平等)，图中横轴表示社会中分配状况(不只考虑收入，而是将收入和财产、社会关系和地位、年龄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负债和负担等因素折合成可比较的资源因素加总而得)从劣至优家庭的百分比分布，纵轴表示一定百分比的家庭实际占有的社会资源的百分比，当社会分配状况绝对平均时，不平等曲线为45度斜线(y=x)，当全部社会资源被一户家庭独自占有时，不平等曲线变为90度折线。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仅在人们想象中存在，反映现实状况的不平等曲线y=f(x)都位于这两者之间，曲线愈靠近90度折线，社会不平等程度愈严重。与基尼系数相似，在此也可用曲线与45度斜线之间的面积与45度斜线与90度折线所围面积相比而得到不平等指数。公式如下：I=■=1-2■f（x）dx（1）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讨论。

3平等对效率的影响具有正负两向性

对平等的追求，或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需求深植于人类心灵深处。无论蛋糕做到多大，对平等的要求都不会消亡，只是在平等状况相同的条件下，蛋糕做得更大的社会有较好的条件缓解矛盾而已。注意这种矛盾只能"缓解"，真正解决须待生产力发展水平高至人类可以将效率仅仅当作一种工具性的指标时。那时，也许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周工作的人类可以将平等这个正义标准优先于效率来考虑。

但在今天，即使假定效率应当占有比平等优先的地位，是否可以认为牺牲平等对效率有利而无弊呢？即使在不平等完全是由于公平竞争所致的假设下，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仍然具有损害社会效率的一面，换言之平等程度的提高并不只有破坏效率的一面。例如，不平等带来的不满（注意不满并非总由不公产生）可能导致罢工，也可能提高社会犯罪率。即使没有激烈的冲突，社会关系不和谐本身就是效率的不利因素。人们常常将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当作一种纯粹的正义举动，虽然义不容辞但却违反效率。其实救助弱势群体可以降低犯罪率，稳定社会，其保护效率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即使抛弃那些孱弱到无力犯罪的人，带来的损失也绝不是仅限于正义的沦丧。因为健壮和正常的人看到他们遭到抛弃的下场会在心理上产生"兔死狐悲"的感受。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是强者，一旦沦为弱者就是这种下场，这种感受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破坏效率的心理瘟疫。

不平等对效率的正负两种作用的形成机制可以这样解释：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会给社会不同群体成员带来不同的影响，一部分人对变化感到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就表现为对效率的负作用，另一部分人对变化感到满意，则表现为对效率的正作用。显然，研究不平等对效率的影响需要考察这两种作用各自的变化趋势及其综合效应。4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模型

现在暂时假定，除了I值取0或1这两种极端情况不存在机会平等之外，不平等完全是由公平竞争（即不存在机会不平等）所导致。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用C表示效率的净变动量，E表示当不平等指数取定某值时，此(不)平等程度对效率的正面影响量，S表示此时(不)平等程度对效率的负面影响量，E和S均取正值，则有下式：C=E-S（2）图2中E和S两条实曲线表示（不）平等变化对效率的正负两个方向影响的变化趋势（双点划线表示在考虑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对应的变化趋势）。在不平等系数I为零，即绝对平等时，E值为零，S值大于0，因为绝对平等对效率没有刺激作用，而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并非不平等)，在怠工停工之外还可能引发一些破坏性反效率行为，如毁坏工具设备等等；随着I的增加，E逐渐递增而S递减，因为适当拉开分配差距会刺激几乎所有人投入更多精力生产而减少破坏性反效率行为；当I达到某个值时，E值增至最大，此时若I继续增加，E的变化趋势会逆转，变为递减，因为不平等超过一定的限度之后，竞争者之间强弱态势渐趋明朗，强者有安于现状的趋向而弱者追赶意志也趋于消沉，不平等对效率的刺激作用就会越来越小；而I值达到另外某个值(或者，在偶然情况下与该值对应的I值与E的转折点对应的I值相等，为简便起见图2即按此情况绘制)时，S值减至最小，S的变化趋势在此逆转为递增。因为随着不平等严重化，由于利益向越来越少的人手中集聚，越来越多的人心怀不满，对效率的破坏渐渐加剧。在各自的逆转点之上，随着I向1递增的过程，E逐渐递减至0，而S逐渐递增至最大，如图2所示。显然，无论如何都存在一个临界值Cr，当I=Cr时，式(2)中C取最大值。因此，平等对效率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不能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只要平等前进，效率就不得不后退，或就提高效率而言，降低平等总是一剂万灵药。从以上讨论可知，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平等前进，效率也因此前进，或平等后退效率也因之后退。那种认为牺牲平等一定有利于效率的想法可以休矣。由图2可直接推导出图3。当图2中I值取0时，E为0而S为正，说明不平等对效率的正负作用综合表现为负，故图3的平等效率关系曲线的起始点为横轴负向A点，OA距离与图2中的OB相等；图2中随I值递增E值增而S值减，当I＝D时E与S值相同，相应地图3中效率变化量在I值为D时增至0。图2中E与S继续随I值的递增而增减，至I＝Cr时E与S的差距达到最大，相应地图3中效率变化量随I值递增至Cr达到最大值Em，Em与O点距离等于图2中E＞S阶段中E与S的最大距离；图2中I值超过Cr后E与S的差距逐渐缩小，至U点二者交汇，相应地图3中I值由Cr递增至U时效率变化量递减到0；当图2中I值由U递增到1时，S值重新超过E并且两者差距逐渐增至最大，相应地图3中效率变化量在同一阶段由0递减至最小值。图3将平等(用不平等指数表示)与效率的变化关系直接描述出来。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不平等指数低于临界值Cr时(即当公式(2)中E>S时)，它的数值上升会引起效率的增加，此时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适当拉开收入等各项指标的差距，能够提高效率。当不平等指数达到临界值Cr时(即公式(2)中E=S的情况)，效率达到最大值Em，当不平等指数超过临界值Cr时(即当公式(2)中E如果考虑结果不平等部分缘自机会不平等的情况，平等效率变化关系就要改由图3中的双点划线AT’B来描述，由于假设在I值取0和1时总是机会极端不平等，对效率的影响总是相同的，故双点划曲线与实曲线的起始点重合；而I值取0和1之间数值时，由于E与S差距较不考虑机会不平等的情形小，故AT’B斜率大于ATB，即比ATB更"快"达到转折点。效率的最大增值由Em降为Em’，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总效率水平会有所下降。双点划线AT’B的转折点只在偶然情况下恰好也位于I＝Cr高度，但为简化起见图3就按此情况绘出。

5结语

综上所述，平等与效率的两难关系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即使不考虑正义伦理因素，牺牲平等对于提高效率也并非总是有效，在一定条件下，牺牲平等反而会导致效率受损。

现阶段我国的平等效率关系正处于图3中Cr值以上还是以下的部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奥肯.王奔洲译.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詹姆斯·E·米德.施仁译.效率、公平与产权[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3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三联书店，1995

4纪玉山，代栓平，贾成中.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公平[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8）

5董振华.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J].理论研究，2005（4）

6王天崇，贺利军.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因子--公平、效率、正义与法治[J].求实，2005（9）

7史文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思考[J].前沿，2005（7）

8张晓宏.收入差距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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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勤工助学；资助育人；作用

1.勤工助学的定义和特点

1.1 勤工助学的定义

勤工助学最早由复旦大学科技咨询开发中心提出：“勤工助学，致力于自立成才，将所从事的活动与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培养、自立素质提高及个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教育与心理辞典》给出的定义是：“勤工助学是指高等学校学生（包括研究生）在保证学习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自已的劳动，促进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增长才干，并取得一定报酬，用以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行为。”《教育大辞典》指出：“勤工助学又叫勤工俭学，指学校组织的和学生个人从事的有酬劳动，用以助学。”上述定义所反映的勤工助学均涵盖两种含义：一是泛指学生个人以劳务赚取金钱的行为；二是特指高校组织学生进行有酬劳动的行为，即作为高校资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资助手段，这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内容。

国家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财务司在2007年7月出台的《高等学院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对勤工助学的概念界定为：勤工助学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是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途径。

1.2 勤工助学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特点

从高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勤工助学”是一种资助手段，与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等手段并列，共同组成高校资助体系，但与“奖”、“贷”、“减”、“免”、“补”等直接给予经济补助的输血式助困措施截然不同，它是一种造血式助困措施，即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自身劳动获取经济报酬。作为当前高校资助体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勤工助学所提供的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帮助，而是获得劳动和报酬的机会。可以说，它所给予的已从资助学生上升到了学生自助。对以育人为最主要功能的高校而言，勤工助学不仅可以发挥解困助学的经济作用，即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资助；更为重要的是它具备了其它助学方式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即有“实践课堂”的育人功能，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激励学生励志成长，有效培养学生的自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最终达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2007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规定：“勤工助学活动必须坚持“立足校园、服务社会”的宗旨，按照学有余力、自愿申请、信息公开、扶困优先、竞争上岗、遵纪守法的原则，由学校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正常学习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开展。”作为高校资助手段的勤工助学所具备的特点应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动性。从学生自身来讲，勤工助学是主动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主动地通过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馈赠。这种方式可以使他们在解决自身经济困难的同时，避免精神上的压力，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2）广泛性。由于受到资金等因素的限制，以直接经济资助的方式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困难学生的全部问题。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通过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可以更广泛地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机会。

（3）双效性。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勤工助学活动，不仅可以获得劳动报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而且还可以在工作实践的过程中拓展知识、提高能力，从而达到解困和锻炼的双重效果。[4]

2.勤工助学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作用

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院校勤工助学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指出“高等学校组织大学生开展勤工助学活动是高等学校收费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这项活动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可以使大学生通过参加劳动取得相应报酬。这是对大学生，特别是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有效资助办法。[8]相对于其他助困措施而言，勤工助学不仅发挥了助学解困的作用，还在引导学生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属于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有偿的社会实践活动，已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社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2.1 具有锤炼思想道德品质，提升个人修养的作用

列宁曾说过：“教育绝不能只限于学校，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8]勤工助学的资助方式是必须付出自身的劳动才能获得相应报酬的。参与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需要自觉投入到生产劳动和具体工作中，真正体验到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感受到“钱”的来之不易，从而理解父母、学校和国家对他们培养之不易的道理。因此，通过勤工助学活动，可以使他们增强自立意识和劳动观念，树立自信心和责任感，增加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树立敢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锻炼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德，从而达到经济上自立、生活上自主、精神上自强，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和“扶志以扶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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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余年持续观察思考并完成收录进本书的几十篇论文报告，原因只有一点：新时期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在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提出许多具有认知挑战性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使任何愿意寻求理解的经济学人都难以无动于衷，一旦有机会思考与研究便欲罢不能。 一

晚近十余年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表现非同寻常。宏观经济在走出世纪之交通货紧缩后，2003年-2007年持续五年以超过两位数增速扩张，年均增速达到11.7%高位。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我国宏观经济一反早先时期高增长通常面临本币持续贬值压力的扩张形态，稳定呈现出经济高增长伴随实际汇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次出现以美元衡量增速大大快于本币增速、名义追赶增速超过实际追赶增速的形势。

数据显示，1979年-2002年人民币衡量GDP实际年均增速约为9.6%，考虑GDP平减指数名义年均增速约为15.7%，然而由于同期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1.58元人民币贬值到8.28元人民币，美元衡量经济总量年均增速约为7.97%。2003年-2013年发生实质性转变：本币GDP实际年均增速10.5%，名义GDP年均增速为15.4%，但是同期美元衡量GDP年均增速达到18.89%，是早先时期同一增速指标的2.36倍。现价美元衡量GDP总量从1978年0.23万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1.45万亿美元 ，24年增量为1.22万亿美元。2003年-2013年现价美元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9.25万亿美元，10年增量为7.61万亿美元。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上册

卢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将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中国经济追赶提速成为新时期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前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同时在工业增加值、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外汇储备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上跃居第一。与2005年前后2020年人均美元收入将达到3000美元推测观点不同，2013年用汇率衡量我国人均美元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2020年可能会达到早先预测量的4倍。据IMF全球数据库信息估算，2000年-2005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为8%，2005年-2010年提升到21%，据估计这一贡献率在2010年-2015年可能会达到25%-30%。2003年-2012年用美元衡量中国GDP年均增速比美国高出13.8%，如不出特别意外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比2003年发表的著名“金砖四国”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时点提前约20年。

中国经济追赶加速不仅是21世纪初年世界经济史最重要事件，也是理解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以至社会生活演变的最重要经验背景。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对话广度深度加大与频次提升，还是周边经济政治关系发展与矛盾发酵；无论是中国消费者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纽约第五大道扫货成“招牌现象”，还是中国企业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投资飙升引发全球热议；无论是国内PM2.5和排放污染压力困扰加剧，还是电视军事节目和网络军迷人数大幅增长；又无论是2009年铁矿石谈判陷入僵局与力拓公司案件东窗事发，还是近年NBA前明星马布里成为北京金隅队“政委”并拥有无数北京球迷粉丝，这些似乎不相干的现象其实跟中国经济追赶这一基本事实有直接和间接联系。

中国经济追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派生新的矛盾与张力，在开放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方面带来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全新问题与挑战。回望过去十多年宏观经济史，当经济追赶与“胡温景气”依照其自身逻辑在2003年逐步展开时，上述矛盾张力开始通过短期宏观经济失衡现象表现出来：瓶颈部门紧张，通胀压力渐起，投资与出口双双高增长使总需求增速偏快，货币信贷与房地产等行业超常扩张提示经济过热风险。世纪之交多年景气低迷背景，使2003年快速展开的开放宏观景气与通胀压力平添几分突兀，“非典”冲击与围绕央行121文件房地产调控政策争论使得如何判断当时经济形势更显扑朔迷离。

当宏观经济偏快偏热判断到2003年底逐步形成共识，信贷、货币、供地、投资等紧缩宏调政策渐次推出，其中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门投资管制政策在新一轮宏调政策中作用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宏观经济运行某些关键指标在2004年初提示上年紧缩政策已初见成效，2004年一季度钢铁投资以及总投资同比增长率仍在增长，推动政府出台以暂时冻结建设用地供应、查处铁本事件为标志的更为强势宏调风暴。宏观经济后续运行经历2007年前后新一轮通胀、2008年-2010年大幅V型波动以及2011年以来增速减缓调整，宏调政策取向经历紧缩、刺激、紧缩、稳增长多轮转换调整，不过2003年-2004年宏调实践意义深远，尤其是2004年宏调风暴呈现的宏调工具多样化与产业政策宏调化特点，在随后一段时期相对稳定地延续下来。 二

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引发学界和媒体空前关注和讨论。如怎样理解消费率下降与投资率上升现象及其与收入分配关系？如何解释前所未有的外部顺差现象以及如何看待汇率及各种结构因素作用？我国独特土地制度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空前增长原因何在？什么是社会融资结构快速变化和影子银行扩张的驱动原因？新时期通货膨胀的货币扩张机制与物价表现有何特点？如何看待扩大就业政策与“民工荒”之间关系？如何理解和评估4万亿一揽子刺激政策？如何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由于中国开放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国内外学术与信息交流扩大加强，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争论引发越来越多国外学界和业内人士关注，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议题。

可以把有关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探讨争论归结为三方面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在外部关系方面如何看待汇率与外需；二是在内部增长机制方面如何看待投资和内需；三是在政策方面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产业政策宏调化。考察流行观点对上述三位一体问题的认知特点及内在联系，有助于梳理揭示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模式以及宏调政策的逻辑结构，为在反思厘清主流认识结构基础上加深理解我国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规律提供启示。

首先是汇率升值问题引发最为热烈争议。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速及相对发达国家持续追赶，逐步对人民币汇率引入升值压力。虽然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引发贬值预期暂时抑制人民币升值趋势，新世纪初年危机化解后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累积效应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表现为2003年开放景气增长展开同时贸易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快速扩大。由于种种原因，在是否重回1994年汇改确立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问题上产生争议，汇率政策在2005年7月汇改前盯住美元，此后央行意在释放汇率升值压力举措仍困难重重。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就汇率政策展开讨论，同时吸引国际广泛关注评论，成为中国单个经济政策在全球曝光最为广泛深入的议题。

虽然我国早在1994年已确立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新时期容纳升值趋势仍面临多方质疑。美欧呼吁人民币升值诉求引入政治敏感因素，货币战争观点和阴谋论在社会上一度流行对必要政策调整产生制约作用。研究人员阐述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问题，强调增加外汇储备好处多多，或认为货币升值不能调节贸易失衡，这些观点本身有学术探讨意义，然而在特定语境下也会增添汇率政策调整复杂性和困难。从国内宏观经济角度看，质疑升值论能相当程度影响政策，分析逻辑其实仍建立在假设汇率升值对顺差具有调节作用基础上，使决策层担心升值抑制经济增速并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稳定汇率是为了保就业”成为质疑汇率的潜在最有力理由。就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选择而言，汇率问题争议实质在于如何看待内需增长能力。换言之，严肃的升值怀疑论在逻辑上应以某种形式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隐含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如何看待国内投资的争论。内需由消费和投资组成，我国消费增长其实相当快，然而伴随储蓄率提升投资增长更快，评估内需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投资。从经济学说史上不同学派经济发展理论看，或从近现代不同国家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阶段投资率峰值动态提升角度看，一国经济高增长时期伴随高投资总体上属于合规律现象。然而在我国特定体制转型背景下，高投资伴随宏观经济偏热，尤其是较多领域政府主导投资存在各种弊端，另外大国投资发力加剧环保压力，如何看待高投资成为宏观分析争论焦点。

高投资现象受到各种质疑。流行观点有时将投资驱动看作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症结所在，甚至认为高投资是“自掘坟墓”。这类批评在具体场合可能是针对政府过多干预投资现象，或强调利率、环境、土地等方面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这类批评观点具有合理性。不过质疑观点有时也会发展为简单否定高投资，主张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国外一些专家机构评论中国经济特别偏好消费增长模式。如有外国著名投行专家多年孜孜不倦地呼吁“中国应把经济增长的侧重点转向消费”，宣扬“消费型中国方能持续发展”，最近更倡导“现在是美中两国互换身份的时候了：美国应该将重点从消费转向制造，中国则相反”。这类观点其实有待商榷。

质疑投资与质疑升值似乎互不关联，其实二者隐含联系。质疑汇率升值论观点潜在假设我国内需不足，这与我国投资和消费双双快速增长事实并不一致。然而如果我国投资不仅存在体制扭曲等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加以矫正的问题，而是高投资自身注定不合理，那么内需不足与出口优先就得到逻辑支持，升值怀疑论顺理成章获得依据。因而，简单否定高投资客观上会与升值怀疑论联手结盟，又通过极具特色的产能过剩分析范式为中国式宏调解决方案做潜在逻辑铺垫。

最后是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中国式宏调。经济分析的产能过剩概念，原意主要指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偏低或闲置率偏高。市场经济下不同部门在进入壁垒、竞争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合理产能利用率标准不同，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不同阶段产能利用率会顺周期变动，另外开放经济成长过程定行业由于比较优势变化发生退出转移也会伴随产能过剩，因而产能过剩是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常态性现象。除了重要行业一次性退出调整伴随产能过剩或需产业政策适当救助，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现象主要应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化解。不同于在总量指标基础上定义的“GDP缺口”属于常规宏观分析概念，局部范围或特定行业产能过剩对宏观分析仅有辅意义。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盛行体制性短缺而罕见产能过剩。世纪之交通货紧缩与国企改革伴随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从产能过剩角度解释当时通货紧缩成为一种重要观点，此后产能过剩成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常用概念，并对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干预投资政策提供较多分析支持。观察新时期宏调情况，宏调部门可以借助产能过剩分析逻辑，从不同方向干预社会投资。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与产能利用率偏低时，宏调部门在加大政府直接投资力度同时，仍可能会基于“过去高速投资带来产能过剩”的分析逻辑抑制特定行业的社会投资。在经济偏热通胀阶段，又可能基于高投资将导致未来产能过剩判断打压某些部门投资。在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不同阶段，产能过剩命题可能左右逢源为产业政策宏调化干预与宏调工具多样化选择提供分析支持。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产能过剩概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作用，如何认识市场机制与产业政策调节产能过剩功能，宏调部门以产能过剩为名干预企业投资是否合理，成为宏观经济和政策分析的争议问题。

对于上述三方面问题，人们在相关讨论中可能认同不同观点与采取不同立场，然而有关这些问题的流行或主流观点客观存在隐性联系从而形成三位一体命题。部分源自对世纪之交通货紧缩短期特例的深刻印象，我们对总需求特别是内需增长信心不足，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保外需，结果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引入汇率动态低估。新时期宏观经济实际总体特点是投资高增长和总需求较快扩张，总需求不足观点与基本经验事实其实不符，然而质疑高投资客观具有质疑内需可靠性含义，从而间接迂回地为汇率浮动怀疑论提供支持。我国高投资现象背后确有扭曲因素，亟须通过深化改革搞对价格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以矫正，然而简单否定高投资，或侧重从产能过剩角度批评高投资，则为利用过多产业政策管制投资提供了依据。

可见流行观点包含几个相互联系命题：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不可持续，需用产业-宏调政策管制投资加以纠正管制；由于内需不可靠与总需求不足，因而外需作用极为关键；稳定汇率避免升值是争取外需保增长必要条件。这个三位一体命题构成的闭合性推论链条，成为一段时期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调政策设计的隐含逻辑结构。反思探讨这个逻辑结构合理因素与偏颇局限，有助于全面认识新时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的真实机制与内在规律。 三

本书内容是在观察新时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基本事实特征，以及参与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过程中探讨形成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可将主要内容归结为十点看法。

第一，长期不缺总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句话：长期经济增长由潜在供给能力决定，短期经济波动由总需求变动决定，宏观政策调节总需求使之接近潜在总供给。分析短期宏观形势无疑需高度重视总需求变动，然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供给面因素决定，总需求不再是基本约束条件。潜在供给扩张由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调整在内的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因素所决定，中国经济发展以其特有转型内涵凸显制度创新的关键意义。农村改革一举解决困扰计划经济几十年的温饱问题，特区开放利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条件搞活经济很快收效，世纪之交改革开放重大突破奠定新世纪初年开放景气基础。经济长期增长根本源泉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并助推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变化提升潜在供给能力，而不能只靠密集出手与频繁变更政府宏观调控。

第二，汇率升值趋势是生产率追赶内在要求，我国转型环境下人民币先贬后升具有规律性。我国对外开放最初十几年，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追赶不明显，加上要消化计划时期汇率高估和价格管制扭曲，人民币呈现间歇性贬值趋势。近20年来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逐步发力，通过巴拉萨效应派生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全面考察生产率追赶阶段性变化、开放早期汇率高估初始条件、不同阶段经济内外环境变化特定因素，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趋势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巴拉萨效应故事。新时期我国经济实践经验表明，中国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通过深化改革搞对汇率这个开放经济最基本价格对宏观经济具有全局性意义。忽视这个规律要求，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会导致汇率动态低估，客观上不利于开放市场经济结构调整即宏观经济稳定。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下册

卢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将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第三，要重视发挥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城市化规律首先表现为城市以其特有集聚与规模效应持续提升经济供给面效率，同时城市化所集聚的非农产业以其更高收入需求弹性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增长点。城市化转型期无疑应高度重视农业增长、农村繁荣、农民福利等“三农”问题，发挥农业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有支持作用，然而应立足于通过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为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而不宜预期农民长期滞留农村与农民工年老返乡来回避和延缓城市化进程。因而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突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体制这两个最后堡垒，在财产、居住和择业方面赋予农民充分公民权。要全面理解农业部门的经济属性，防范落入农业补贴保护体制陷阱并妨碍实现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第四，我国高投资现象具有合规律性，但亟须深化改革，消除影响投资的体制扭曲因素。投资放弃部分收入现期消费，然而能创造更多收入支持未来更高水平消费，因而投资与消费并非对立。不同国家合理投资率取决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条件，不存在绝对标准。如同发育长个的年轻人饭量较大，快速增长阶段经济体投资率较高合乎规律。我国现阶段有能力利用自身高储蓄推动高投资，是经济能够较快追赶并逐步收敛的关键条件。但是同时要看到，由于体制转型尚未完成，我国高投资存在多方面问题。如土地、汇率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投资过度冲动，政府过多直接干预，另外大国高投资加剧排放压力提出增长与环保目标之间取舍难题。评估投资根本指标是效率而非速度。投资如受机制与价格扭曲支配即便低速增长也不可取，如能消除扭曲并保证真实回报高于真实成本则较高投资也无妨。关键是要深化改革、搞对价格、扩大准入、减少管制，并在此基础上让市场决定均衡水平投资。

第五，开放发展破解大国就业转型难题。中国经济发展承载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岗位就业的艰巨使命。上世纪末国企改革突破使得计划体制隐性失业明显化，出现下岗失业压力急剧增加的严峻形势。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突破与宏观通缩孕育新世纪初年经济强劲增长，推动就业转型取得多方面进展。2003年-2012年我国非农就业增加1.43亿，农民工总数增加约9460万，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49.1%下降到33.6%，涵盖下岗人员的调整城镇失业率从上世纪末超过8%逐步下降到近年4%上下水平。正式职工工资持续上升同时，农民工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下快速增长，并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多年 “量价齐增”，意味着世纪之交严重失业压力形势已逐步发生实质性缓解和改观，就业政策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

第六，外部顺差失衡提供新鲜经验教训。如何应对各类冲击维持开放宏观经济大致均衡是政策管理面临的难题之一。过去十余年我国开放宏观经济经历冲击类型与早先时期比较发生重要变化。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宏观失衡较多表现为短期货币和总需求扩张过快引发通胀，实际汇率被动升值销蚀外部竞争力并引入国际收支逆差压力，最后不得不实施对外贬值和对内紧缩组合措施加以调整。新时期出现顺差失衡：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背景下，盯住汇率制伴随汇率动态低估和外部竞争力“徒长”，“双顺差”扩大通过外汇储备资产过量积累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过度扩张，并为国内经济增速过快与偏热失衡提供货币条件。需要加快推进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价格杠杆对宏观经济调节作用，才能更好防范与治理经济快速追赶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失衡。

第七，大国生产率追赶阶段更需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新时期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有一个新特点，就是在常规流量物价指数（如CPI或GDP平减指数等）上涨同时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等）更是间歇性飙升。月度CPI同比增长率2008年一季度曾超过8%，约一半年份GDP平减指数增幅在6.7%-7.8%较高位波动。然而通胀压力更大程度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如上证指数曾经从2006年初1300点飙升到2007年10月6250点，商品房平均价格则在近十年增长好几倍。物价上涨结构特点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有关：由于生产率追赶比较集中在工业制造部门，这部分物品供给较高弹性会抑制流量产出价格上涨，但这使得某些供给弹性较小部门（如农产品）以及某些资产承受更大价格上涨压力。在通胀环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现阶段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追赶使流量物品价格上涨受到限制，货币过度扩张更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与相应金融风险。

第八，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特点显示增长太快不划算。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除2009年外，2001年-2010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下降，累计降幅23%，年均下降约2个百分点。同时经验证据显示，我国贸易条件短期变动与国内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关联，即货币和总需求扩张偏快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也然。

具体联系机制表现为，货币与总需求扩张导致进口数量上升，又通过“增量超级大国效应”推动进口价格相对上涨与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本来受到“过犹不及”均衡规律制约，贸易条件与宏观涨落之间联系进一步提示经济增长太快不划算。我国在经济最为快速追赶阶段难以完全避免贸易条件不利变化，然而宏调政策应力求防范扩张过快通过贸易条件加剧恶化。

第九，金融部门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需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我国储蓄规模已相当美国两倍多，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金融系统配置国民储蓄效率，无疑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我国现阶段金融系统改革与开放，大体可分为汇率与利率市场化价格改革、银行与金融机构放松准入并加强监管改革、资本账户扩大开放、人民币逐步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等方面内容。新时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面临几方面新挑战：一是汇率升值趋势使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在认识与利益上面临新困难；二是过多采用数量性调控工具导致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并给金融改革造成新矛盾；三是危机后美欧零利率政策与我国比较正常利率水平发生“常态性差异”对资本项开放构成新约束。直面现实新挑战，我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同时稳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顺其自然地积极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第十，需深化改革以建构与开放型市场经济机制兼容一致的科学宏调体制。新时期政府重视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并取得成效，然而总体看仍不同程度存在宏观调控对象过宽、工具过泛、部门过多、随意性过大等方面问题。宏调政策与体制不完善相互影响与支持，不利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实践经验表明，针对特定宏观经济形势选择具体宏调举措属于短期技术性问题，然而宏调规则与对象范围的界定和宏调干预手段的选择，则在经济运行层面界定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真实边界关系，因而具有体制性和长期性含义。

篇6

（一）对投资和再投资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我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税收优惠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有以下各点：1、从我国投资状况看，存在着宏观规模过大，微观结构失调，不符合产业政策等问题。从财政状况看，在连年赤字的条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资的税收减免，仍然高达百亿元。因此，今后我国对投资的税收优惠，应该加强总额控制，引导企业增加自身投入。2、在优惠方式上，尽可能减少采用增列所得税税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做法。3、鉴于我国科技还不够发达，中小企业居多的实际情况，在投资税收政策上，不仅要给高新技术企业以积极鼓励，而且还要给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以大力扶持；不仅要给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业以鼓励，还要给从事科技开发的科研单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资方向在地区和结构上存在一些失调，建议对在西部地区并且又是生产中所短缺的资源开发，诸如原油、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等资源开发以及农牧业等的投资，给予应有的税收鼓励。5、消费与投资是关系到社会需求与供给的一对重要经济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对一些税收政策作出调整，以采取引导消费、鼓励投资的政策为佳。6、修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规定，建议以项目优先取代地域性倾斜的政策。7、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投资税收优惠形式。建议除现有的优惠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以外，还可参考国外的税收信贷（即延期纳税）、税收抵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形式。

（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税收政策。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必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也要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对现有不够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问题，例如，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货物有关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问题，同破产企业与被兼并企业有关的欠税问题和亏损结转的问题，兼并方或受让方按照国家引导的方向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应给予的企业所得税鼓励问题，以及联营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1、破产清算是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税收在原则上应该给予支持，但在实践中还必须注意防止“假破产，真逃债”，即一方面把债务包袱卸给国家，另一方面破产企业的原班人马和机器设备，却依旧交由别的企业整体接收的非法行为。

2、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中，对国有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将其收入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对铁路、银行、保险部门的各种收入，也仍然沿用旧办法，全部按部门汇总缴纳给中央。这些办法，助长了在长期条块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别人”的资产可以流入，“自己”的资产不得流出的错误思想，阻碍了存量资产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组。

3、税收只有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大力促进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才有不断增长的税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是在于后者会比前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鼓励政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同第一、二、三产业一样，也是一种产业，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因此，税收政策应该积极鼓励科技发展，特别是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专家们建议：1、根据国家有关科技立法，制订财税部门鼓励科技进步条例，使财税支持科技进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道路。2、税收鼓励应该遵守以下原则：服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原则；不使被鼓励者产生依赖性的原则；同等鼓励的原则；财政承受能力的原则。3、凡经财税机关会同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和单位，允许其建立科技准备金，以便专项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的需要。4、中间试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鉴于其投资大，产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产品，因此，应该考虑给予优惠。（四）关于对外开放与税收政策。

1、关于涉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我国涉外税收政策，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而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如：优惠项目、层次过多，范围过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平衡，向沿海倾斜；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财政收入流失等。但这些可视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成本。专家们认为看问题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税收优惠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来说，广东省的三个特区和众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优惠最多的地区，也是生产力最活跃和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从1993年起，该省的税收连续四年每年以100亿元的速度递增，增速居全国之首。所以，对两者的关系必须作辩证的分析。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对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加强，总结经验，适当调整我国涉外税收政策。具体建议：（1）全面清理、归并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优惠政策更为规范、高效、简明和统一；（2）由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倾斜，转向产业与区域相结合，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3）在优惠方式的选择上，可考虑将现行以直接优惠为主方式改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方式相结合的多种优惠方式；（4）逐步理顺流转税的特殊规定，统一进出口税收政策；（5）完善地方税的优惠规定。

2、关于税收国民待遇问题。由于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财税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下同）给予本国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国民待遇原则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矛盾的，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基本含义是对外国人的待遇不应低于本国人，因而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并不矛盾，国民待遇原则不排斥给予外国投资者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与涉外税收优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五）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指一个国家对出口商品退还其已征收的增值税，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转税。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能够使本国货物以不含税价进入市场，既能达到增强竞争能力，促进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强比较利益的透明度，达到互利的目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消除出口商品岐视的经济政策，体现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尽管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们不能“短视”，只盯住矛盾不放，而应积极加以完善。因此，专家们建议：1、遵循“规范、实效、简化、统一”的原则，逐步缩小退税率差异，体现公平待遇；尽可能缩短出口退税时间，减轻企业筹集困难；兼顾手续简便和监控严密，提高征纳效率；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税政策的持久执行。2、按照全社会的增值税平均实际负担率，结合对某些差异的微调，确定一个退税率，定期公布执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业消除顾虑，放手经营。3、为了做到退税的横向公平，建议将现行出口分别外贸与生产企业按照进价与销价（FOB）计算增值税改为一律按照进项金额计算增值税。4、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和统一退税计算方法，建议将企业的增值税负担归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税率减出口退税率）。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负担明确，便于操作管理。5、用税法约束出口退税时间。可以考虑在申请单位办齐出口退税手续后2个月退还税款，逾期由税务机关承诺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予补偿。6、建立职责明确、审核有序的出口退税管理系统。由日管机关负责审定出口退税的进项税金；出口退税必须在对企业的进项税金总额、出口收汇等凭征和应征税款额的严密审查以后进行。[page]

二、关于完善税制问题：

（一）关于优化税制结构：

优化税制结构是指，符合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需要的税制结构就是优化的税制结构。从世界各国税制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具有征收面广、收入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基本适用，但目前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影响了双主体的形成。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当前应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逐渐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二）完善税种

1、关于完善增值税问题：

（1）征税范围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优化，关键不是要不要扩大到劳务领域，而是在劳务领域覆盖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操作上主张循序渐进，分步互位。但在具体征税范围的确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征税范围的扩大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增值税管理规范的影响，以及现有征管能力的制约，先期可考虑对增值税扣税链条影响较大。也便于操作实施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纳人征范围。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应尽快将那些与货物交易密切相连，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关联度高，与增值税的规范操作抵触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实施的劳务纳入征税范围。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将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解决现行增值税“链条”中断，混合销售界定不清待难题。

（2）选型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近期仍维持生产型增值税格局，因为它较好地体现了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消费型可视为增值税改革的长期目标。

第二种看法，主张改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作为进项税金分年抵扣。

第三种看法认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力，增值税类型的转换只能逐步过渡。当前，可以考虑将“消费型”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用，实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增值税。具体设想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将抵扣的资本物限定为技术、设备，旨在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并抑制投资扩张。转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予以缓解或弥补。比如，对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别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对前者在规定的购置年限内允许部分抵扣，对后者一般当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递增，直到全额抵扣。

（3）税率优化问题。第一，税率结构模式的选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主张简并税率档次，认为单一税率结构可以有效消除“无税扣税”、“低税高扣”等弊端。一是维持当前的双税率格局，并且，双税率结构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税率的量度调整。同世界上实行增值税国家比较，我国基本税率适度，可继续维持。但优惠税率有偏高之嫌，可考虑向下微调为11％。第三，弱化优惠税率累退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考虑在技术上设定一个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税率与优惠税率的率差），同时在全部纳税环节统一执行一档基本税率。当国家在对适用优惠税率的纳税人征税时，除按照发票扣税外，再补扣一个设定的扣除率，从而保证抵扣和链条的完整，解决因优惠税率的应用而造成税负在纳税人之间转嫁的难题。[page]

（4）增值税的管理问题。汉前增值税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税收流失严重，必须加大增值税规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体办法有，第一，改进和加强发票管理办法。第二，整顿和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并实行增值税税金结算专户管理。第三，赋予税务机关在异常申报方面的核定征税权，制定转让定价和利息、费用分摊的专门规定。第四，改革现行增值税制度简化“三附表”的填报内容。建立税务机关辅导后再申报的纳税辅导制度。

2、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

（1）纳税人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以法人为纳税人。另一种意见认为仅以法人为纳税人是涵盖不全的。所以统一后的所得税应称为“经营所得税”，凡有经营所得的企业、单位和组织，均视为纳税人。

（2）税率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比例税率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所得税率，它具有计算简便、透明度高和可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优点，所以，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仍采用30％的比例税率。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可采用三种形式：一是比例税率，其税率可维持现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档累进税率；三是以比例税率为基本税率，制定三级超额累进的优惠税率，即10％、20％和30％。

（3）应税所得额的确定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管理较乱，税基受侵蚀，税款流失严重。因此，要从多种途径探寻建立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办法，如建立相对独立的由若干计税扣除标准组成的所得税会计制度，彻底消除企业财务制度对计税所得的影响，对实行计税工资办法的人员要有明确的界定，明确汇总纳税企业税前扣除项目的具体标准等。所以应同时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与企业财会制度完全分离的分行业税前扣除标准。

3、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税种之一。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影响着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加以完善。

篇7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中国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法律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经济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自然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企业组织所拥有;二是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

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与数量推导。例如,目前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 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

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理论或法律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影响,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企业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规律,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

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发展“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农村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问题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目前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交通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 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企业”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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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廉租住房，融资体系，对策

 

1.廉租住房制度概况

1.1廉租住房定义

根据我国1999年颁布的《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城镇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和单位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向具有城镇常住居民户口(本市非农业常住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但是随着我国廉租住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实施，在实践中配租方式及配租标准等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内容，结合我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或者以低廉租金进行实物配租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普通住宅。论文大全。

1.2廉租住房制度与传统福利分房体制的主要区别

我国政府在进行住房体制改革之前，住房制度采用的是社会福利分房，社会福利分房是指由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并由政府或单位出资建设公房，在职工申请住房的基础上，分配给职工居住，收取象征性房租的福利制度。我国政府现行所采用的廉租住房制度与传统的福利分房体制具有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2.1保障的主体不同

传统的社会福利分房所保障的对象是全国企事业单位职工:现行的廉租住房制度所保障的对象是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是一种真下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可以使政府将有限的财力用于解决最需要提高住房条件的住房弱势群体，从而提高住房保障的社会效益。

1.2.2 保障的时限不同

获得廉租住房的保障对象对廉租住房的使用期限是暂时的，当保障对象家庭生活水平达到规定的标准时，就必须退出保障体系，因此廉租住房制度是一种动态的住房保障机制。

1.3廉租住房制度主要内容

廉租住房制度是一项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现行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结合我国廉租住房政策在全国各城市开展的实践，该项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重点内容：

1.3.1租房的保障对象

我国廉租住房制度的保障对象是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并且接受保障的对象必须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常住居民。同时保障对象标准界定的标准必须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根据己开展廉租住房建设城市的经验，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目前一般将住房困难家庭的标准确定为人均住房面积低于7平方米并且享受低保6月以上的“双困”家庭。

1.3.2租房的补贴标准

廉租住房补贴标准的制定必须结合我国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帮助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在以存量住房改革为切入点、全面启动住宅市场的过程中，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才能保证房改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稳定，一是要适当的确定低收入家庭的标准，标准太高会使下部分应该给予住房帮助的家庭被排斥在外，标准木低则会加大政府补贴金额，从而增加政府负担;二是要合理确定补贴标准，标准太低将不会对低收入者带来实质性帮助，标准过高会影响普通家庭参与房改的积极性。

1.3.3租房的保障方式

廉租住房保障方式目前主要包括租赁补贴、实物配租及租金核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本着租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及租金核减为辅的方式进行，其中实物配租方式主要面向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及其它急需救助的家庭。

1.3.4租房建设的资金来源

根据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廉租住房资金的来源，实行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种渠道筹措的原则，

1.3.5租房运作的保障机制

廉租住房制度是我国在住房保障领域的一项尝试，它的有效运作依赖一系列制度机制，以维护社会保障的公正性。

2.我国廉租住房建设资金供需的特点

廉租住房是我国政府为城镇住房弱势群体提供的一种补居住用房，同政府其他基础或公益性项目相比，其建设资金供需状况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廉租住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虽然我国经济在近十年来一直保持了健康、稳定、高速的增长，但是在我国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依然存在。

(2)廉租住房建设资金的使用不是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论文大全。我国廉租住房制度的保障方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本着租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及租金核减为辅的方式进行。

(3)廉租住房融资模式单一。从已开展廉租住房试点的城市看，目前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财政预算、直管公房出售或出租收入、社会捐赠等。

3.征收住宅保障税为廉租住房建设融资的政策建议

通过征收住宅保障税为廉租住房建设融资是解决)廉租住房融资模式单一的有效方式。住房保障税作为我国城镇中廉租住房问题的一项新税种，它的实施必将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最大可能发挥该税种的积极作用，尽量减少该税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具体实施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3.1住房保障税的实施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住房保障税的实施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住房保障税在进行征税额度的确定时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根据我国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的规定，各地在进行廉租住房建设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各城市通过财政列支，因此各城市在确定住房保障税额度时，要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制定出适合本地区的住房保障税税制，确保住房保障税在实施时，政府作为组织者能良性运作税款的征收及廉租住房制度的建设，廉租对象能真正从住房困难中解脱出来，同时尽最大可能减小因征税对纳税人的消极影响，最终实现纳税人、政府、廉租对象三者心理上的总体均衡，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二是在确定本地区住房保障税征收总量时，要较为准确的统计出需补助的家庭总户数，对于廉租对象的保障标准要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着“雪中送炭”的原则确定补助标准，而不能采用“锦上添花”的方式。

3.2税收资金的规范化管理，实现保障资金专款专用

住房保障税是政府通过法规强制征收的，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及标准收缴，并由政府进行运作，为了保障资金最终合理的运用，应该将所征收的税金纳入住房保障财政专户，由政府规定的廉租住房管理部门运作，实行收支两条线。

3.3加强税收征管的工作，保障住房保障税的顺利实施

首先要加强执法，偷税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予以强硬的法律约束，不仅可以有效制止违法犯罪，还可以使合法行为得到鼓励和发展。因此在住房保障税实施时，需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切实做到以法治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其次要加重对偷税行为的经济处罚和刑事处罚。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轻税重罚的做法。再次，降低税收征管成本。论文大全。尽可能消除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平;设计纳税人主动纳税的激励相容机制，完善税收制度，合理设计和安排企业行为的环境空间，使其既符合政府的税收征管目标，又能使企业在不偷税的情况下实现其经营目标，从而引导企业守法纳税。

参考文献

[1]陈立军. 如何科学划分廉租住房保障范围[J].中国房地产, 2006,(02) .

[2]欧阳东. 支持廉租住房保障:更好地解决最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专题三)[J].城乡建设, 200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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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溢出――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福利研究 技术溢出与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 FDI行业内技术溢出与行业特征 技术溢出理论与实证:一个文献综述 FDI技术溢出效应扩大的途径与对策 FDI与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金融市场、FDI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 IT企业的技术溢出与研发机理 FDI技术溢出、能源约束与区域创新产出分析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中国碳排放 技术溢出、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 技术创新、知识溢出与地区市场潜能 FDI溢出、能源约束与区域技术创新 产业集聚，技术溢出与创新绩效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与展望 技术溢出、空间差异与旅游业增长趋同 新能源客车技术与节能减排 建筑给排水节能减排途径与技术探讨 关于新节能减排技术与实现IDC机房节能减排\高效安全措施 技术壁垒的社会福利效应探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014年6月20日。。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12年的研究报告，化石能源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期仍然是一次能源的主要来源，约占2010―2030年间能源消费总量的四分之三，而煤炭发电不仅在发电行业中所占比重最大，且市场份额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其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煤电行业的增长将最为显著IEA指出，按绝对值计算，在2010―2035年预测期内，需求量增长最大的能源是煤炭；预计到2035年，煤炭仍是发电行业最主要的燃料，煤电比重约占一次能源发电总量的65%，其中中国的燃煤发电量占比超过50%。参见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 Paris： IEA Publications， 2012。。

近年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哥本哈根会议，全球范围内对节能环保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也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科学发展的迫切性并规定了节能减排的强制性指标。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的煤电运营商一方面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微观主体，必须在参与发电市场竞争中盈利；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电力生产中的节能和环保问题。现实经济中节能和环保有很强的关联，我们把两者进行区分考虑，是因为它们对煤电厂商决策有着不同的作用途径。节能措施对煤电运营商的直接效应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从而增加盈利；同时，对社会而言，则将减少对煤炭这种有限资源的耗费，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环保措施对企业意味着没有明显近期收益的生产性支出，但对社会而言是必要的，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也规定了能源厂商的减排义务和具体可操作标准。鉴于目前创新技术在能源产业的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我们假设煤电运营商面临这样的生产决策，即如何将运营成本在燃料成本支出、节能创新投入和环保创新投入之间做出相对合理的配置，在达到污染排放标准的同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本文即试图研究煤电厂商这类决策的市场均衡及其影响因素和社会福利含义。

本文将煤电运营商放置在区域电力市场中加以考察，假设有限市场里每个厂商的市场地位处于纯粹的电价决定者和电价接受者之间，即具有一定程度的有限的垄断力；每个厂商都能够通过产量影响市场供给和市场价格，从而影响其他厂商的生产决策和市场均衡目前我国各区域电网内最大的机组退出运行时可能会造成局部性的电力供给紧张，但因为任一厂商对整个市场规模而言都偏小，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单独控制整个区域市场的长期供需平衡。。所以下文中将区域电力市场作为寡头垄断市场来研究，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区域电力市场恰是极具代表性的寡头市场。这是因为首先这种市场结构由电力生产自身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由于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降低网络传输损耗的要求，电力供求尽可能地做到就地平衡，所以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技术约束和经济约束决定了电力市场一般是较大范围但相对封闭的区域寡头垄断市场。其次，极少产品具有类似电力产品的同质性特征，这使得理论模型比对其他产品的研究更符合实际经济电能质量主要是频率和电压，不仅在出产时就通过设备标准严格规定，而且在实际电力生产中，即使偏离很小的标准，发电机也很难并联到电网；需求端的电力质量也由用电设备的技术标准严格决定，所以只要是电网的电力，商品的异质性基本可以忽略。。再次，我国电力市场的现状是，自2003年以来已经形成国家电网公司主导的五大区域电网（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和西北）和涵盖南方五省的南方电网，由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资产部分分离出的五大全国性发电集团也已运作多年，并且为了打破独家垄断，每家企业在每一区域的市场份额都不能超过20%详见国务院《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2004年以后东北电网公司和华东电网公司相继推行竞价上网的改革试点；各区域电网之间相互联络，但正常运行方式下的区域间功率交换与电网电能供需总量相比微不足道。所以目前区域电力市场的寡头竞争结构是我国电力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不同市场结构中技术创新的竞争合作程度对市场均衡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产业组织理论中非常活跃的领域。这些研究都试图从不同侧面回答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技术创新（考虑创新成本和技术溢出）对研发者自身、竞争对手及其整个产业的作用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二是技术创新的联合程度对研发者自身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比如一个典型问题是，假定技术创新活动有别于普通的生产活动，但是否一个垄断的研发机构或者研发卡特尔会比研发自由竞争市场更符合社会福利标准，或者结论相反。；三是如果同时考虑各种产品市场和研发市场，结论又有怎样的变化。DAspremont和Jacquemin首次运用简洁的双寡头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厂商的创新投资水平与产量水平的决定问题，分析了三种典型竞争模式下的市场均衡和社会福利[1]。Henriques的研究指出，上述模型结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技术溢出参数必须在一定范围，进而分析了不同溢出参数下均衡稳定的稳健性问题[2]。Suzumura的两个主要工作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将模型推广到n个厂商情形和引入新的福利评价标准[3]。Kamien 等人明确表述了上述模型的两类作用机制，即技术创新水平的综合利润外部效应（combined profits externality） 和竞争优势外部效应（competitive advantage externality），前者指厂商创新带来的自身生产率和整个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引起的市场份额变化对创新者的影响，后者指厂商竞争对手低成本获取创新技术信息对创新者的负面作用[4]。在涉及不同产品市场的文献中，de Bondt 和Veugelers讨论了最低技术创新溢出水平和竞争合作的关系[56]，Steurs比较了产业内技术创新合作和产业间技术创新合作对研发投资量的不同影响[7]。PoyagoTheotoky和de Bondt等人分别研究了市场内技术合作厂商的最优数量问题[89]。Katsoulacos 和Ulph尝试将技术溢出决定内生化[10]。Amir 和 Wooders及Atallah分别研究了技术溢出的非对称性问题[1112]。与DAspremont 和Jacquemin的模型相关的研究还有两个重要方向，即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随机技术创新方法。

本文借鉴DAspremont和Jacquemin模型的基本方法，构建了煤炭发电市场基于不同市场结构和不同性质技术创新的两期动态模型，来分析煤电运营商的生产决策、电力市场均衡以及社会福利状况。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在考虑厂商的创新成本和技术溢出的同时，区分了节能创新和环保创新对市场均衡和社会福利的不同作用机制。

二、 基本模型

假设区域电网内的两寡头煤电企业垄断当地的全部电力生产，电力市场的反需求函数为P=a-bQ=a-b（qi+qj），其中P、Q、qi、qj分别为电价、总产量及两厂商的各自产量，a和b是反需求函数中的常数。对于厂商i，设ci为单位燃料成本，xi为在降低能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创新总量，m表示在节能和环保之间的技术创新比例，即1单位技术创新总量中有m单位的节能技术创新和（1-m）单位的环保技术创新，β为厂商间节能技术的综合溢出效应参数，又假设β和m在各厂商无差异，则厂商i的运营成本函数为：Ci=（ci-mxi-βmxj）qi+12m2x2i+（1-m）xiqi （0

（1）式中的第二部分是煤电运营商的节能创新成本。这里假设存在节能创新投资的技术成果边际产出递减效应，即节能创新成本不仅随着技术创新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其边际成本也将增加。正如Dasgupta 和 Stiglitz曾指出的，与R&D投入和创新产出相关联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都以规模经济的形式显现在所有投入R&D的企业[13]。Barro和SalaIMartin 的研究也表明，因为创新活动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限的创新空间随着创新活动的展开逐步减小，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边际成本递增，即研发投入存在 “拥挤效应”的可能性[14]223225。为简洁起见，（1）式中的节能创新投入成本以创新数量的二次函数形式表达。

（1）式中的第三部分是煤电运营商的减排创新成本，即厂商i在环保技术创新部分的支出。基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政策，煤电企业不仅在投产前就必须有一定量的环保配套投资，并且在运营中也必须花费必要的日常环保支出来保证污染排放物达到一定的排放标准。排放标准是相对固定的，具体实施时可以规定每单位的最终产品产出中必须有相应的部分回馈给环保技术投入作为量化标准。模型中（1-m）xi指厂商i为了达到降低排放目标，在每单位电能产出中最少所需的环保技术数量，为了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单位环保技术创新投资带来1单位环保技术产出。从企业的角度看，环保技术创新成本降低了煤电运营商的利润，对企业没有直接利益，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有助于把企业排污对环境的负外部性限制在一定范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增进了社会福利。

据以上假设，下面构建两寡头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求解企业在三种典型竞争策略的市场结构下，最优技术创新总量和电能总产出的两期动态均衡。两厂商的行动是同时在第一阶段选择技术创新数量，在第二阶段选择电能产量，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三种典型竞争策略的市场结构分别是，两厂商两阶段都各自选择技术创新和产量（第一阶段竞争、第二阶段竞争），第一阶段合作选择技术创新、第二阶段各自选择产量（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两阶段都合作选择技术创新和产量（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理论上还存在第一阶段各自选择技术创新、第二阶段合作选择产量（第一阶段竞争、第二阶段合作）的情形，本文对此不展开讨论在考察厂商在不同竞争程度市场的经济绩效的基础上，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分析其福利含义。具体方法是先计算一定社会福利函数设定下理论上的社会最优产量，然后以不同市场结构的均衡产量与一定社会福利函数设定下的社会最优产量的距离作为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这使得对市场竞争程度及其对应的均衡创新和均衡产量有一个排序的要求。。从总体市场竞争程度上看，上述三类两期博弈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是依次加强的，本文针对上述三类不同竞争程度市场结构依次进行考察，以便基于同一标准，以同一方法依次比较分析不同竞争程度市场的均衡创新和均衡产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讨论。

1.第一阶段竞争、第二阶段竞争

假设厂商在第一阶段各自决策选择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第二阶段进行产量竞争，则厂商i的利润函数为：

3.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

假设两厂商在两阶段都进行技术创新和产量选择合作，则两阶段均类似于垄断市场，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a-b）-[c+（1-m）xi-mxi-βmxj]qi-12m2x2i-

[c+（1-m）xj-mxj-βmxi]qi-12m2x2j

假设第一阶段技术创新数量给定，在第二阶段选产量水平，考虑对称均衡，最优化一阶条件可分别解得总产量（）和总利润（）。厂商在第一阶段选技术创新水平，从最优化一阶条件可解得第一阶段的均衡技术创新数量*，以及第二阶段均衡总产量*，并可解得此时存在唯一均衡需要满足的二阶条件。

2均衡存在的

二阶条件2（4m-βm-2）29b-m2

命题1： 如果节能创新技术溢出效应和环保创新投资成本的加总效益为正，则存在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与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两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两阶段动态博弈均衡，并且有均衡创新水平*>*；此时如果满足（2m+βm-1）23b-m2*。 证明：首先根据厂商的单位成本函数，节能创新技术溢出效应和环保创新技术投资成本的综合效益为正，意味着2m+βm-1>0成立。此时对于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的市场结构，均衡创新水平为正和均衡产量水平为正的存在条件等价，并且与均衡存在的二阶条件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时的情况类似。所以满足2m+βm-1>0时，以上两种市场结构下的创新水平和产量水平的两阶段动态博弈均衡均存在。

此时比较表1第一行中两种市场结构下均衡创新水平，易知*>*成立。对比第二行中两种市场结构下的均衡产量水平，解得（2m+βm-1）23b-m2*的充分必要条件。再比较第三行中的结果可知，（2m+βm-1）23b-m2

下面对命题1做简单的讨论。根据单位成本函数，易知导致节能环保加总效益较高的直接原因可以是，市场具有更高的节能创新技术综合溢出效应，或者厂商的节能创新技术在技术创新总量中具有更高的份额。现在比较厂商在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与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这两种竞争策略，由于第一阶段合作的均衡创新水平随着技术溢出和技术组成的加总效益升高而变化，所以在溢出效应和节能技术份额较高时，厂商将选择高于市场竞争均衡解的技术创新数量。这是因为第二阶段产品市场合作的策略使厂商能有比竞争的产品市场更多的盈利，从而能够在第一阶段投入更多的研发去获取更大的总利润。所以结果是在一定条件下，与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的市场结构的情况相比，厂商在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中会出现更高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类似于垄断产量的更低的产量水平。命题2： 如果满足4m-βm-2>0（β，m∈（0，1）），则存在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两阶段动态博弈均衡。证明：首先，对于第一阶段竞争、第二阶段竞争的市场结构，对比表1第一列的创新水平和产量水平的均衡解可知，满足4m-βm-2>0（β，m∈（0，1））意味着均衡创新水平为正与均衡产量水平为正的存在条件等价；又易知2m+βm-1>0是4m-βm-2>0（β，m∈（0，1））的必要条件，再对比此时均衡存在的二阶条件与均衡创新水平或产量水平为正的存在条件，可知两者互为充分必要条件。

对于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的市场结构，因为4m-βm-2>0（β，m∈（0，1））隐含着2m+βm-1>0成立，根据表1第二列的结果易知，均衡创新水平为正和均衡产量水平为正的存在条件等价，对比此时均衡存在的二阶条件可知两者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市场结构时的情况类似。所以只要满足2m+βm-1>0，以上两种市场结构下的创新水平和产量水平的两阶段动态博弈均衡均存在。

综上所述，如果满足不等式4m-βm-2>0（β，m∈（0，1）），三种市场结构下的两阶段动态博弈均衡均存在，命题得证。

三、 节能环保创新比例与节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在上述模型均衡解的基础上做比较静态分析，讨论节能环保创新比例与节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对三种典型的竞争策略下的均衡创新水平和均衡产量的影响。

（一）节能环保创新比例m对均衡产量和均衡创新水平的影响命题3： 如果满足4m-βm-2>0（β，m∈（0，1）），则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均衡产量都随着节能环保创新比例m的增大而增大。证明：首先根据命题2，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均衡产量存在。接下来我们证明在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和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两种市场结构下，如果节能创新技术溢出效应和环保创新投资成本的加总效益为正，即满足2m+βm-1>0时，均衡产量*和*是节能环保创新比例m的增函数。求解*和*分别对m的一阶偏导数有：*m=24m（a-c）（2m+βm-1）[9bm2（2m+βm-1）2]2*m=4m（a-c）（2m+βm-1）[4bm2（2m+βm-1）2]2显然2m+βm-1>0时，以上两式中*和*对m的一阶偏导数大于0均成立。求Q*对m的一阶偏导数并根据4m-βm-2>2m+βm-1>0 （β，m∈（0，1）），可证明Q*/m>0。

命题3的经济学直观是如果创新数量中节能创新的比例越高，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将倾向于选择更大的产量。在基本模型中很明显，节能创新通过降低单位可变成本而有利于厂商获得更高利润，而环保创新投入虽然有利于社会，但对于厂商只体现为成本支出。命题4： 如果满足4m-βm-2>0（β，m∈（0，1）），则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均衡创新水平随着节能环保创新比例m的增大而增大。证明：首先根据命题2，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均衡创新水平存在，可以证明在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时，均衡创新水平*是节能环保创新比例m的增函数，即*对m的一阶偏导数在满足2m+βm-1>0和*均衡存在的二阶条件时，*/m>0。类似方法也可证，对于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的情况，满足*均衡存在的二阶条件和2m+βm-1>0时，*/m>0成立。对于第一阶段竞争、第二阶段竞争的情况，如果满足x*均衡存在的二阶条件及根据4m-βm-2>2m+βm-1>0（β，m∈（0，1））条件，x*/m>0成立命题4中*/m>0、*/m>0、x*/m>0以及上文命题3中Q*/m>0的证明步骤较为繁复，鉴于篇幅本文此处不予展开，对证明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命题4的含义是如果创新数量中节能创新的比例越高，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将选择更大的创新总水平。在基本模型中，投入更大的创新总量对于厂商自身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节能创新的比例提高将更有利于获利，另一方面环保成本也相应增大了。命题4显示，综合以上两方面的效应，提高节能创新比例时选择更大的创新总量是厂商最优决策的市场均衡。

（二）节能技术综合溢出效应参数β对均衡产量和均衡创新水平的影响命题5： 如果满足4m-βm-2>0（β，m∈（0，1）），则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均衡产量随着节能技术综合溢出效应参数的增大而增大。证明：首先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均衡产量存在。接下来我们在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分别求均衡产量对β的一阶偏导数，并根据4m-βm-2>2m+βm-1>0（β，m∈（0，1））及产量均衡存在的二阶条件，可证：*β=24（a-c）m3（2m+βm-1）[9bm2-2（2m+βm-1）2]2>0*β=4（a-c）m3（2m+βm-1）[4bm2-（2m+βm-1）2]2>0

Q*β=6（a-c）m2[m（4m-βm-2）-m（2m+βm-1）][9bm2-2（4m-βm-2）（2m+βm-1）]2>0命题5的含义是节能技术综合溢出效应对均衡产出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很显然，不论在竞争或是垄断的市场结构中，节能技术溢出降低了厂商的燃料成本和技术创新成本，使均衡产量提高。命题6： 如果满足4m-βm-2>0（β，m∈（0，1）），则在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和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两种市场结构下，均衡创新水平随着节能技术综合溢出效应参数β的增大而增大；在第一阶段竞争、第二阶段竞争时，均衡创新水平随着节能技术综合溢出效应参数β的增大而减小。证明：满足4m-βm-2>0（β，m∈（0，1））时其中证明满足4m-βm-2>0 （β，m∈（0，1））时x*/β0*β=（a-c）m[4bm2+（2m+βm-1）2][4bm2-（2m+βm-1）2]2>0

x*β=-2m（a-c）[2（4m-βm-2）2-9bm2][9bm2-2（4m-βm-2）（2m+βm-1）]2

四、 社会福利分析

以上求解讨论了厂商在三种典型竞争策略下的动态均衡，但只涉及厂商自身利润最大化决策的市场均衡，并没有考虑社会的整体效益，即没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分析哪一种市场结构更有效率。一般而言，局部市场最优和社会最优并不一定等价。实际上，厂商在最终产品产量合作中获得更高利润的同时，将提高产品价格，往往减少社会总产量和消费者剩余；技术合作在一定条件下减少社会技术重复投资的可能性，但对产品市场的均衡产出水平和社会福利并不明确；环保创新技术对厂商可能并无直接利益可言，但对环境改善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由于在基本模型中假设环保创新对厂商燃料成本的降低并无影响，所以忽略了环保创新水平和环保创新的技术溢出作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下面我们定义三种社会福利函数来逐一分析只考虑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环保创新水平，以及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环保创新水平及其溢出效应三种情况下的社会最优创新水平和最终产品产量。

（一） 情形I：考虑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假设不考虑社会成本（厂商决策的外部性），计算社会最优创新水平和最终产品产量，社会福利函数为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考虑对称均衡有：WⅠ（x，Q）=∫Q0（a-bQ）dQ-[c+（1-2m-βm）x]Q-m2x2（0

（二） 情形Ⅱ：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环保技术创新

假设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情形Ⅰ类似，现在考虑环保投入的正外部性，即假设社会福利的增进与企业环保创新支出正相关。正如基本模型所阐述的，厂商通过从最终产出或利润里提取资金投入环保技术创新来达到降低排放目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假定此时的社会福利函数为：WⅡ（x，Q）=∫Q0（a-bQ）dQ-[c-（m+βm）x]Q-m2x2（0

（三）情形Ⅲ：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环保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效应

如果在情形Ⅱ下再考虑环保创新技术的溢出效应，那么与节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类似，假设α为环保技术创新的技术溢出综合参数，则社会福利函数为：WⅢ（x，Q）=∫Q0（a-bQ）dQ+α（1-m）xQ-[c-（m+βm）x]Q-m2x2（0

借鉴DAspremont和Jacquemin采用的方法，我们以不同市场结构的均衡产量与一定社会福利函数设定下的社会最优产量的距离作为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显而易见，如命题8所示，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三种不同的厂商竞争策略，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的市场结构的均衡产量越接近于社会最优产量，即在三种市场结构中，两阶段都参与竞争比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有更大的社会福利，同样的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竞争比两阶段都合作更符合社会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如命题7所示，比较三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考虑环保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效应的情况对应于更大的社会最优产量；所以，如果考虑环保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效应的社会效益，各种竞争策略下的均衡产量需要对应于更大的产量。命题9： 对应于三种厂商典型竞争策略的市场结构以及社会最优福利I的均衡技术创新水平，满足xⅠ**>x*>*>*。对命题9做简单的讨论证明过程略，类似命题8，可严格证明满足4m-βm-2>9（2m+βm-1）/8>0（β，m∈（0，1））时，xⅠ**>x*>*>*恒成立。。类似分析命题8的方法，我们以不同市场结构的均衡创新水平与一定社会福利函数设定下的社会最优创新水平的差异作为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显然对于三种不同的厂商竞争策略，两阶段都参与竞争的市场结构的均衡产量最接近于社会最优产量；但命题显示在第一阶段合作、第二阶段合作或竞争的市场结构均衡产量的比较中，第二阶段合作的均衡产量要更接近于社会最优产量，对于上述结论在命题1的分析已经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与命题8的分析类似，如命题7的前半部分所示，如果考虑环保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效应的社会效益，各种竞争策略下还应有更大的均衡技术创新水平。综上所述，在一定条件下，两市场更高的竞争程度总体上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这与DAspremont和Jacquemin的部分基本结论不同。DAspremont和Jacquemin的模型旨在分析比较宽泛的技术溢出问题，没有在不同性质的具体创新及其技术溢出之间做一个区分，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技术创新的合作有利于社会福利，并以美国和欧洲的反垄断规制并没有限制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来佐证这一点。但我们的结论是，考虑不同性质的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渠道，不论对最终产品还是创新水平，充分竞争的市场都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

五、 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煤电运营商不同竞争策略市场结构的两期动态模型，研究了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约束和环保约束下的生产决策对市场均衡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在这里，不同性质的创新方式、技术溢出渠道和社会福利的评价标准都很关键。本文的基本结论有二：一是在一定条件下，三种典型竞争策略市场结构的创新水平均衡和产量均衡均存在，并且随着节能创新和环保创新之间比例的增大而增大，而节能技术的溢出效应对均衡产量有正向影响，对均衡创新水平的影响随着市场结构变化而不尽相同，但作用方向大致是确定的。二是比较三种典型竞争策略的市场结构，不论是否考虑环保创新及其技术溢出，越是充分竞争的市场越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并且如果考虑环保创新及其技术溢出的社会福利作用，社会最优均衡应对应于更高的创新水平和产量水平。

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首先是要保证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因为一方面，节能技术创新及其溢出作用不仅降低了厂商自身乃至整个煤电行业的生产成本，并且减少了对煤炭这种有限能源资源的耗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一般而言，厂商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会自发推动技术创新，但政府仍需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方面加以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环保技术创新及其溢出作用的正外部性将极大地增加社会福利，但由于环保技术创新对企业意味着没有明显近期收益的生产性支出，所以更需要加大对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可以通过环保补贴、减免税收或直接投资建立大型研发基地以降低厂商的环保技术创新成本。

其次，要合理安排各种类型创新的投入比例和保障良好的技术创新溢出渠道。政策制定者要估算各类技术创新的异质性、不同的成本函数以及对均衡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设有利于高新技术产出、溢出、传导和吸收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

篇10

这是个变局丛生的年代：传统豪强日渐沦落，年轻新贵虎视眈眈，诸侯深陷割据混战，联盟格局正以不可阻挡的态势瓦解、重构；新人来旧人去，曾经年少的老一辈球星们也将在岁月的淘洗中渐渐隐去，在新赛季与新生代偶像完成又一次权力交接。

几年前，你或许还在为湖人队连年进入总决赛而觉得审美疲劳（湖蜜除外），尽管上赛季小牛队终结了杰克逊习惯性的三连冠，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到来的迹象，不过当他们兵不血刃地淘汰卫冕冠军后，大多数人都认为小牛队的灵光一现只是让联盟的改朝换代更早来临的助推器。但是积攒了多年人品的牛仔们却毫不客气地顶替了湖人、马刺与凯尔特人的位置，在崛起中的新一代围追堵截下延续着传统强队夺冠的时代。但是新赛季的诸多事实证明，小牛队上赛季的折桂很可能将是昔日豪强站上巅峰的最后一次。曾经不厌其烦上演过的“黄绿大战”和“牛马大战”不再会让你感到无趣，反而是愈加怀念当初的激情。

但即便如此也很少又有人会想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赛季竟是伴随着这些球队接连的失败和年轻一代气势汹汹的胜利而到来的。不管斯特恩的任何一项决策有多么让人愤恨，但他是一个聪明的商人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从揭幕战即圣诞大战的安排上就能够看出端倪。总裁先生不但把上赛季的总决赛主角重新凑到一起，还给两对没落中和崛起中的球队安排了会面。而另外的两场比赛，斯特恩宁愿用四支年轻球队也不会让老迈的马刺和太阳回到圣诞大战的饕餮盛宴中。结果是让他欣喜的，热火在客场一度拥有35分的领先优势，并且最终复仇把卫冕冠军打得毫无尊严；公牛和尼克斯则用他们强力的后劲上演了精彩的逆转。可以说一个赛季甚至是未来几个赛季的联盟走势，从揭幕战开始就定下了基调――传统球队被年轻一代后来居上的事实已经不可逆转。

湖人、凯尔特人和小牛三支“老弱病”强队的开季连败暗示着传统强队正在逐渐走向没落。杰克逊的挂印而去把湖人的问题一股脑的抛给了麦克・布朗。开季两连败是球队近九年以来的最差开局，若不是缺兵少将的爵士队慷慨地在斯台普斯中心全场都没有表现出对胜利的渴望，湖人队甚至有可能在悲催的背靠背靠背中三战皆负。凯尔特人在核心球员保罗・皮尔斯缺阵的情况下也在任何一个对手的蹂躏中苦吞下开季的三连败苦果。而同样是开赛三连败的小牛队则创下了近42年以来联盟中卫冕冠军的最差开局纪录。马刺队算是各支元老级球队中赛季初期表现最好的，但是马努・吉诺比利的突然受伤并缺阵6到8周如乌云般笼罩在圣安东尼奥上空，让马刺队瞬间失去了强大的战斗力。曾经让人赏心悦目的太阳队更是惨不忍睹，新赛季我们甚至很难在国内的任何频道现场直播中见到他们的身影……

这些传统强队的集体沦落不禁让人唏嘘，曾经霸占着分区决赛甚至是总决赛的老豪门都无一例外地进入到了下行轨道。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球队在球员交易市场上的运作和缩水赛季的特殊性。这些球队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在交易市场上无大作为，只有卫冕冠军得到了奥多姆和卡特算是得到了较强的强援，但也要考虑到这是在他们失去了巴特勒、钱德勒、巴里亚和史蒂文森之后必须的补强；凯尔特人和马刺则是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反而失去了格伦・戴维斯和乔治・希尔，加上大将缺阵（杰夫・格林和吉诺比利）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未引来任何强援的情况下只能原地踏步；而湖人在交易保罗和“魔兽”未果之后在ESPN的30专家的预测中只有两位力挺其仍能闯进总决赛。

有了球队实力不增反减的内因，传统强队的衰落便成为了必然。而恰逢缩水赛季更是让他们的元气大伤。赛季开始前曾经有许多媒体预测，缩水赛季将有利于老将众多的球队，因为在更少的常规赛中，他们可以节省比正常的82场比赛多很多的体力和精力去拼搏季后赛。但最终的事实却并非如此。66场常规赛的赛程安排反而极大的不利于年龄偏大的传统强队，这从已经开始半个月的比赛中就可以看出。如果你是某支球队的忠实拥趸，在正常的赛季中，可能除了背靠背的情况，有时候也许2到3天都等不来喜欢的球队的一场比赛。而本赛季这种情况却不再有，赛程的安排是史上最密集的一次，甚至在每年都要休息的NCAA决赛当天也被安排有比赛。虽然对于球迷来说是百年一遇的好事，但是如此紧密的赛程对于体力开始走下坡路的老将们却大为不利。连续的作战总会让老兵们有支撑不住的一天，面对年轻人无限的体能冲击，即使是再丰富的经验也必定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2011年风靡网络的视频短片《老男孩》中肖大宝说道，“迈克尔・杰克逊的去世宣布着我这代人（80后）青春时代的结束。”2011年10月份，同样是昔日风靡全球的音乐势力，爱尔兰乐团西城男孩宣布解散延续了80后曾经音乐梦的破碎。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数百年。纵使西城男孩再如何卖力，也无法和年轻的贾斯汀・比伯的人气相抗衡。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任何行业得以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而在NBA中则是以1996届“黄金一代”的相继淡出为新老交替的标志。细数当下，黄金一代只剩下科比、雷・阿伦、纳什和小奥尼尔还在联盟里打滚。即使将这个泛1996一代的标准扩大到前后两年的邓肯、加内特、皮尔斯和诺维茨基，他们的魔法也终究都在随着时间而流逝渐消。

尽管已经年华老去，但是无论是球队还是当事人，都还没有对总冠军和自己死心。他们仍然是各支球队的灵魂，一方面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青春不再的事实，并希望靠着最后的努力放慢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步。而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还有着较大的合同未到期，老板们在无法舍弃的同时只能选择相信老兵们还有余力为自己创收。而放眼全联盟，新势力在强势崛起的同时，也开始了齐心协力的抱团行动。从上赛季迈阿密“三巨头”的聚集，到卡梅隆・安东尼携手小斯，再到本赛季保罗和格林芬让“表演时刻”重现斯台普斯，都标志着新时代的巨头抱团已经越来越年轻化。即使是当今第一中锋霍华德，此时由他的一系列表现看来也更倾向于加入阵容和核心都更年轻的篮网队。衰老如凯尔特人和马刺般的巨头们已经无力再吸引更多的巨星到来。而新协议对巨星们扎堆大球市的情况又做到了强有力的阻击，由此便让湖人队成为了这一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在他们的交易计划无限接近保罗时却无情地遭到了斯特恩的叫停，让原本可以提前进行重建的球队依然与另外几支传统强队深陷同样的危机――得不到心仪的优秀新援，打球的人越来越少，上赛季较高的常规赛顺位又注定不能得到优秀的新秀，一些迫不得已之下的交易却反而在不经意间增加着球队的年龄。如此一来，辛苦了的还是这些悲催的老将们。你可以看到新赛季里科比在比赛时的状态越来越不如以往，曾经眼中的杀气从没有在到目前为止的新赛季出现过，而且无奈中也只能拖着肿得如熊掌大小手掌在比赛中坚持；绿衫军中的“三巨头”迎来皮尔斯重新出山，却又遇到了阿伦的轮休，内线没有可替代者的加内特仅靠着他一股子气场与年轻人战斗。在曾经暴扣的机会出现在面前时，他也只能用最为省力的上篮完成进攻，而即便如此还是总能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从旁边跃起，硬生生地把“狼王”的球盖掉，在看到遭到如此羞辱后的加内特只能狠狠地拍一下手以表示遗憾而不再有曾经好战的表情时，作为上一代球迷无不为这样惨烈的现实而感慨。

重建却没有合适的良机，彻底摆烂又不甘心，这样的窘境把传统强队们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面对新一代实力崛起，他们的确无力抵抗，

不得不悲哀地说一句，留下来给我们欣赏老兵表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邓肯、基德和加内特等人已经进入了退休的倒计时。传统强队的实力很可能将伴随着这些名字在联盟中的消失而被削弱。对于其中某些人来说，这个特殊的赛季很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季，而对于总冠军的争夺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毕竟当联盟回归到正常的赛季时他们将又老一岁。不过赛程也不过刚刚过去半个月而已，对于那些传统球队的忠实球迷来讲也不必恐慌，不是每一个当季的总冠军球队都能打出漂亮的开赛成绩。2006年的总冠军热火队在赛季的前5场比赛中输掉了3场，而上次缩水赛季的总冠军马刺队则是在前10场比赛中仅得到胜负各半的战绩。这就回归到了那句最经典的话上了――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同样，也不要低估一个最初的状况有多糟糕的总冠军。而如凯尔特人和湖人这样的几十年传统强队，不会甘心在经历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辉煌之后自甘堕落，再次陷入低谷。湖人在手中握有足够分量的交易筹码和薪金空间的有利条件下，相信他们会在“3・15”（交易截止日）之前给球迷一个交代，无论是霍华德还是其他强援，至少要让人们看到奥多姆并非是被白白送走。而其他传统强队的没落，或许也将是一时的，比如放走了多名夺冠原班人马的卫冕冠军。库班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做出脑残的球员交易。之前的任何一个动作事实上都是他为今夏球员市场的准备，有人说放走钱德勒是小牛队交易的败笔，其实不然。钱德勒在上赛季季后赛中的防守作用固然重要，但其实每个人包括库班都清楚，勉强留下原阵容的小牛队也不会再有机会在新赛季卫冕，与其强留而付出高额的奢侈税，不如为了长远的计划而清理“库房”，目前他已经为球队节约出了大约2000万美元的薪金空间，如果下赛季开始前再特赦掉某位球员，小牛队将有足够的薪金去全力追逐巨星。类似的情况也摆在凯尔特人和马刺的面前，队内主力加内特和邓肯已年近40，在不久的将来不得不面临着退役的现实，如此一来他们手中的大合同便不在，再用其吸引成熟的大牌球员也将是轻而易举的事。

凡是打过篮球的人都知道，球鞋是一种相对比较私人化的东西。尤其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更是设计师依据一个球员的脚形、技术特点专门进行研制和开发的。如果不是经过多次亲身的体验和感受，球员们并不太敢随便穿着其他人的球鞋。因为那并不一定适合自己，甚至会因此而造成无法弥补的致命伤。不过，杜林可是本赛季第一次在季前训练营里试穿朗多的球鞋时，就对人家脚下的战靴一见钟情了。

“这双鞋明显就是我的风格――外形很漂亮，穿上去之后的感觉也很棒，相当舒适。弹性和透气性都是那么完美。”杜林当时就产生了将朗多的球鞋据为己有的想法。可因为他是刚刚才由密尔沃基雄鹿队交易到凯尔特人的，毕竟和朗多的交情还不太深。如果贸然提出这个看似有些过分的要求，杜林不确定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若是朗多严辞拒绝的话，那自己该多没面子呀。杜林于是决定采取迂回策略。

第二天上午的训练结束之后，这位31岁的后卫就走到朗多的面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朗多是个干脆人，看出杜林有事相求，马上痛快地让后者直说无妨，这让杜林略微卸下了心理的防备。“伙计，我有一个朋友一直非常喜欢你的球鞋。他知道这一次我和你成了队友，简直乐疯了，央求我是不是可以从你那里要一双签名球鞋。你说我要怎么答复他呢？”

朗多听罢，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就把球鞋带给杜林。其实，朗多对于这位上赛季为雄鹿队场均贡献7.1分和3次助攻的后卫印象不错。再加上杜林的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外冷内热、朴实无华的类型，很对朗多的胃口，朗多也早有与其结交的意思。面对杜林的委婉要求，他又怎么好意思加以拒绝呢？

第二天是西方传统的圣诞节，也是NBA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朗多果然给杜林拿来了一双自己的签名球鞋。杜林喜上眉梢，在当天晚上的比赛中，就把这双球鞋穿在了脚上。非常巧合的是，身高1.91米的杜林居然和身高1.85米的朗多鞋码一样，简直就是天意如此嘛。

第二节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朗多终于发现了杜林脚上的秘密。眼见纸里包不住火，杜林只得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朗多听完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杜林，他对后者眼馋他的球鞋感到十分荣幸，也十分愿意和杜林分享自己的球鞋。朗多承诺，本赛季将会为杜林免费提供自己的球鞋。而如果杜林真的有朋友在打球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鞋子，他同样愿意提供装备方面的帮助。杜林有点儿喜出望外。他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如果一开始料到朗多是这样的慷慨，自己又何苦出此下策呢？他真心诚意地向这位小自己六岁的同门师弟道了谢。

作为nike旗下的人气球星，朗多从来不会为比赛时究竟穿什么球鞋上场而伤脑筋。“说实话，我家里的鞋子多得简直有点泛滥成灾。无论走到哪里，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球鞋，我正发愁要怎么处理掉一些呢。”这话听着可能有点气人，但相信很多人听了这个，一定会真的惦记起朗多柜子里那些多得恼人的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