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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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人文因素；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299—03

已有的研究表明，与中国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直接相关的各种危险因素中，以社会人文因素导致的心理原因居多，其中又以人格偏差因素为主。系统研究这些社会人文因素，是解决好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问题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一、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人文因素探讨

（一）影响大学生人格的社会人文多维生态学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人文生态的重大变化，作用于包括高校人群在内的各个社会人群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共同形成了影响和冲击现代大学生人格发展的社会人文多维生态环境，形成图1所示的相应生态学模型。

（二）从社会人文多维生态学模型分析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人文因素

图1所示的七个文化维度有助于我们厘清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人文因素。

1.大学前教育文化的影响。图1中A方框的大学前教育文化为维度一。大学前教育偏差主要表现为在成人教育与成才教育间失衡，在心理健康发展与身体健康成长间失谐。这种偏差再通过高考阶段的倍增效应，造就了图1中D框所示亟待大学教育纠偏的高校学生群体，他们的人格发展基础上烙有大学前教育偏差的明显印记——高“智商”、低“情商”、弱“心商”，这些印记造就了酝酿人格偏差、推动K框与M框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抑郁症高发的温床。

2.传统制度文化的影响。图1中E方框的传统制度文化为维度二，是关于传统制度文化的大学之道。大学前教育文化的消极惯性，造成部分高校学子精神上难以独立，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使得传统制度文化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圣”环节的文化人格塑造要求，在部分高校学子身上难以找到形成实效的着力点。反倒是当他们所希冀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王”追求，在遭遇到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挑战时，往往表现出图1中M方框偏差型人格所容易产生的消极情绪或过激行为，甚至被抑郁所困。

3.社会大众文化的影响。图1中F方框的社会大众文化为维度三，大众文化携善恶同体、利弊参半的大众文化的两重性社会功能，对上页图1D框所示高校学生群体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高校学生群体中少数人表现为或追求物质享受、欣赏媚俗娱乐；或感性膨胀、行为极端，形成了上页图1M框群体的一部分。社会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推动高校学生人格偏差形成，进而推高了抑郁症发生率。

4.现行制度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G方框的现行制度文化为维度四，其成功标准和师生关系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较大。现行制度文化下的一元化成功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使很多高校学子为此“成功”而疲于奔命，活得不快乐，无形中加大了上页图1中M方框的比例，也形成了一个“准抑郁”群体。另外，当学生发现从师生关系中实际得到的和期许得到的、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造成了酝酿苦闷、抑郁等“准抑郁”现象的又一温床。

5.多元价值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H方框的多元价值文化为维度五。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元价值文化也使高校学生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呈现多元化。高校学生多元价值观格局中健康、向上的成分仍居主导地位。然而，其中的负面表现也不容小觑，诸如功利性、庸俗性、偏颇性、混沌性等价值观，是产生人格偏差、推动上页图1中M方框比例提高、进而导致抑郁症高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6.现代网络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I方框的现代网络文化为维度六，反映信息化进程的影响。网络文化提供的资源共享特点，使大学生们有利于通过大幅提高时间利用率而促进全面发展。网络文化还有信息结构多元、张扬个体自由、提供情感满足等另外三个兼具利、害双重性的特点，其负面影响已成为高校学生群体中较多出现的十种人格障碍——边缘型、型、分裂样、分裂型、回避型、偏执型、强迫型、表演型、依赖型、自恋型——的推手。由此负面影响所推动的这十种人格偏差和人格障碍助长上页图1中M方框的比例，形成了抑郁症高发的主要诱因之一。

7.城乡二元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J方框的城乡二元文化为维度七。图2所示城乡二元文化影响农村大学生的文化——生态观略示，给出了这种影响的形成进程与典型表现形式。因此，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城乡二元文化影响下的社会化进程，始终要面对他们中部分人的人格成长可能发生偏差，而成为上页图1中M方框的助长因素之一并进而发展为抑郁症的潜在挑战。

二、应对策略

（一）发展高校学生健康人格的大学教育绿色生态观模型

上页图1中A、E、F、G、H、I、J方框中七个维度文化因素作用于D方框“亟待大学教育纠偏的高校学生群体”，出现K、M方框分别代表的健全人格群和偏差人格群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了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重要社会人文因素。采取图3中a、e、f、g、h、i、j方框中七个维度应对策略，最大限度实现k方框中高校学生健全人格发展，进而有效降低抑郁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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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网，20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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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生监测；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破宫产 中图分类号：R 174 文献标志码：A

出生监测工作是我国综合疾病监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长期、系统、连续地收集人群的出生资料，并进行整理、审核和综合分析，了解人群的生育水平、婴儿健康状况、妇幼卫生资源需求情况。黄浦区从2004年开始进行覆盖全区全人群的出生登记工作，并于2008年建立了出生医学信息网络直报信息系统，实现了出生登记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其监测结果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状况下人群健康状况、妇幼保健工作状况和医疗卫生水平及人口变化趋势和规律，从而为制定妇幼卫生保健策略和人口发展战略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人口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公安局定期公布的人口数和人口结构。出生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出生登记信息系统，该系统为全人群登记系统，覆盖全市所有法定接产医院，登记每例婴儿出生信息。本数据为2014年黄浦区户籍活产儿信息和黄浦区接产医院出生的非上海市户籍活产儿信息。

1.2指标

生育水平：生育水平采用粗出生率、总生育率、年龄别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衡量

总和生育率=5×各年龄组生育率之和（妇女按每5岁间隔分组）；

出生人口结构：出生人口结构采用出生人口性别比衡量

1.3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Microsoft Office Access进行数据的整理与核查，并采用统计软件SAS 9.2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2.1生育年龄

2014年黄浦区出生人口总数为11 089人，其中沪籍出生人口为7 643（68.92%）人，非沪籍出生人口为3 446（31.08%）人。黄浦区户籍新生儿母亲的平均年龄为29.35岁，年龄最小为16岁，最大为45岁；非沪籍新生儿母亲平均年龄为29.37岁，年龄最小为16岁，最大为48岁。2014年黄浦区新生儿母亲年龄构成情况，沪籍新生儿母亲的年龄分布较非沪籍更为集中。见图1。

2.2生育水平

2014年上海市黄浦区户籍人口的粗出生率为8.87‰，总生育率45.67‰，总和生育率为1.17。2014年黄浦区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可以看出峰值生育年龄为27岁，峰值生育率为104.65‰。见图2。

2.3出生性别比

2014年黄浦区户籍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为105.29，非沪籍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远高于沪籍新生儿，达113.90。

对不同年龄段母亲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析发现，出生性别比随着母亲的年龄升高而略有下降。从学历来看，母亲学历高，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稍低。而出生产次对沪籍和非沪籍新生儿的影响相反，沪籍新生儿第一产性别比略高，为105.94，第二产后出生性别比降至101.36；相反，非沪籍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随产次的增加而升高。见表1。

2.4分娩方式

2014年，黄浦区总的破宫产率为48.32%，其中沪籍为49.54%，高于非沪籍的45.62%水平。双、多胎的破宫产率超过90%，远高于单胎的破宫产率。值得注意的是，早产的破宫产率本市户籍为61.34%，非本市户籍为73.74%，高于非早产的破宫产率。从出生体重看，低体重和超重儿的破宫产率高于正常体重儿，另外非本市户籍早产儿的破宫产率高于沪籍早产儿，沪籍超重儿的破宫产率高于非沪籍超重儿（表2）。

3讨论

2014年黄浦区户籍人口生育水平较2013年略有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总生育率为45.63‰，较2013年上升了7.86‰；总和生育率为1.17，较2013年增加了0.17。这可能与二胎政策放开有关，也不排除沪籍人口对生肖的偏好导致2014年生育率突增，如2007年的突增和2008年的回落及2012年的突增和2013年的回落。黄浦区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多年保持在1的水平，一般经验表明，人口变化趋势往往带有巨大惯性，甚至暗含自强化机制，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水平，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极为困难，所有已经步入这种状态的国家，尚无重新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先例。因此，黄浦区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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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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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即将一年，效果究竟如何？遇到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一问：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了？

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符合政策预期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1687万，比2013年多出生47万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透露，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预计2015年，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全国符合政策单独夫妇1100万对，其中“80后”约占70%。在我国育龄妇女趋于减少的情况下，出生人口不降反升，这表明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正在显现。

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全国摸底调查和数据演算预测结果都显示，单独二孩政策能够覆盖的目标人群数量在1100万对左右。全国单独且已育一孩家庭期望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60%。多家机构测算，单独二孩政策后，每年新增出生人数将在100万到200万的水平间波动。目前，距离全国政策平均落地时间9个月后，全国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的数量就已经达到106.9万对，说明单独二孩政策的开局符合预期。

翟振武指出，有人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这是一种误读，需要加以厘清。其一，把1100万对的目标人群数量直接等同于新增出生人口总量，这种做法忽视了二孩生育的意愿或比例，相当于认为所有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都会生育二孩。其二，把某一年的“单独”夫妇申报规模与1100万对相比较，这既没有考虑生育二孩的意愿，也没有考虑二孩生育是在几年内才完成的规律。其三，各个省的生育意愿有较大差别，虽然全国平均生育意愿是60%，但大城市和东部省份一般会低一些，西部和中小城市会高一些。目前有的省二孩申报的数量高于预期，有的省低于预期，都是正常的。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指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各省份并不同步。目前，29个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新疆、尚未实施。单独二孩申请数呈现出“先高而后平稳”的趋势。按照现有申请数据的平均趋势估算，各省政策实施满一整年，到2015年6月，预计单独二孩申请数量150万对左右。

二问：普遍二孩能缓解老龄化？

专家称只会适当调节老龄化水平，改变不了大趋势

有人认为，目前很多城市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实行普遍二孩政策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这种说法正确吗？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按照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当死亡率水平维持在很低状态且高度稳定时，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将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的变动。当前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以及未来某个时点或要实行的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均是对生育政策的微调，只会在一定程度上适当调节人口老龄化水平，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

原新说，调整生育政策对60年之内的老年人口规模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增加的出生人口主要发生在2015年以后，这些新增出生人口要到60年以后才能变为老年人口，即2075年以后。只要死亡率模式不变，无论单独二孩抑或普遍二孩，2075年以前各年度的老年人口规模均是一样的。

原新表示，适度放宽生育政策，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生育政策越宽松，人口老龄化缓解程度越大。如果一直实行单独二孩生育政策，2030年人口老龄化水平为24.9%，2050年为34.0%;如果在单独二孩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普遍二孩，相同时点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分别为24.7%和33.1%，后者达到同一个老龄化水平的时间比前者可推迟1～3年。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认为，促进人口生育率的回升，不会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产生根本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情况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将比现在翻番，超过31%。

原新认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规模达到峰值9.4亿，此后连续两年减少。这种变化，只是劳动力人口增量由增加转为减少。但是，劳动力人口存量依然庞大，且要维持很长时期。21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始终保持在9亿以上，21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在8亿以上。这只是劳动力资源的底数，未来还会在此基础上持续扩大。因此，劳动力规模巨大的特征将长期保持，就业压力会长期伴随中国的发展。

三问：“低生育率陷阱”有无根据？

专家称总和生育率上升明显，生育危机没有根据

最近，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抚养孩子成本太高，人们的生育愿望偏低，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对此，翟振武指出，2012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99，2013年提高至1.513，2014年又提高至1.579，如果按照2015年1800万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推算，2015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总和生育率上升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有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断定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18的水平，今后还将越来越低，已经到了“危机”和“陷阱”的境况，显然距离事实太远。

翟振武说，中国农村人口还占很大比例，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即使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中国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也不会低到1.18的水平。中国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是1.47，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人都按政策生育，平均每个妇女也生1.47个孩子。因此，判断中国已陷入“生育危机”，今后出生人数不可能增加，恐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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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修改高峰期，全面两孩政策更成为近日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关注热点。

截至28日，广东、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人大常委会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明确全面两孩的具体实施政策。新华视点记者针对全面两孩落地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追踪。

生育意愿：两孩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各种压力令不少家庭犹豫甚至放弃

生还是不生?这是全面两孩后很多家庭面临的选择。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省份在公布地方计生条例修改结果的同时，还详细公布了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对当地生育水平影响的预测情况。

如广东省卫计委介绍，据测算和分析，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9年至2020年广东户籍人口每年多出生15万至18万;2019年可能多出生27万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逐年递减。

湖北省卫计委副主任朱惠民表示，按照生育意愿调查的情况，湖北十三五时期出生人口相比单独政策下多出生50万人左右，生育释放主要集中在2019年至2019年间。

根据国家卫计委此前预计，全面两孩实施后，十三五期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在300万人左右，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将在1750万至2100万人之间。

对于全面两孩后人口增长的预测有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就是单独两孩政策的落地情况。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本该出现的出生人口增长却没有如约到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甚至比上年还少32万。

而2019年也仅比2019年多出生47万人。因此全面两孩实施后，各地实际生育水平能否达到预期，引发不少地方两会代表委员热议。

国家卫计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原因，认为是猪年生肖选择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所致。但我个人分析，近年来越来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响更明显。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说，过去生育孩子只求吃饱带大，现在还希望能养好成才，各种压力让家庭对生育两孩更加犹豫，或者直接放弃。

2019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约为60%。

国家卫计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公开表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对同样人群做调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两孩。

不仅如此，实际生育行为其实更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东威海市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两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浙江舟山市《2019已婚育龄群众生育意愿研究报告》显示，人们的理想生育数为1.78，政策生育数为1.59，而实际生育数仅为0.96。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学院教授张原震认为，从单独两孩的实施效果来看，80后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

产妇权益：产假相应延长，有地方两孩津贴减少，职场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的11个省份明确，女方产假在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性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至60天，其中四川、宁夏、山东女方产假均增加60天。不过原有一孩晚育、独生子女奖励等产假均被取消。

职场女性在生育期间收入是否会减少?不少地区在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增加的产假，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保证福利待遇不变，主要靠生育保险中的生育津贴来填补产假期间收入减少差额。

业内人士介绍，生育保险包括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与生育津贴等组成部分。正常缴纳生育保险的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门将根据其个人生育保险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来计算。比如产前每月工资为5000元，产假为128天，则总共可获得2.1万元左右的生育津贴。

记者采访发现，全面两孩放开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两孩的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区的生育津贴额度却有所减少。

天津、武汉两地社保工作人员介绍，两孩计算生育津贴产假天数仍只能按98天计算，两孩增加30天产假是计生部门的政策，社保部门尚未做出具体调整，因此仍需按原规定执行直至相关文件正式下发。这意味着，按照每月缴费基数5000元标准计算，生两孩生育津贴要少5000元左右。

两孩生育数量增加，生育保险等基金支出额度增加，是否会对社保基金收支产生冲击?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医保研究室副主任董朝晖表示，从近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有一定影响，但生育保险基金前期结存较多，总体上可以承受。

相较于生育两孩获得生育补贴额度减少，职业女性关注的就业与晋升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在生育两孩中所受影响更大。

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有15%受访女性担心生育两孩会导致职位变动或影响职务升迁，生育加剧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

到底是生还是升?湖南省政协委员张琳说，生育是社会和家庭赋予女性的职责，因就业权利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很多女性正面临着比生第一胎更艰难的抉择。尽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怀孕及哺乳期妇女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女性维权很艰难。

生育政策：生育数量短期不会放开，基层计生需要生得好管得住

从2019年实施单独两孩到启动全面两孩，中间间隔仅两年。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短期是否还会继续进行调整引人关注。

业内专家表示，判断生育数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总和生育率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8个孩子，或将成为重要参考指标。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中国并非人口越多越好，也非越少越好，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根据基本国情确定的目标。

全面两孩放开后五年内总和生育率预计将有所提高，但此后将随着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化水平提升等因素缓慢下降。翟振武说，如果此后总和生育率下降明显，就可能随之调整计生政策，甚至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多次参与国家人口政策咨询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人口政策调整执行成效要有相当长时间才能得出结论，十三五期间对生育数量限制的政策调整可能性不大。

全面放开两孩并非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外生育三孩、四孩等违规行为，仍然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工作仍是基层重要工作内容。

国家卫计委明确，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要目标任务未完成、严重弄虚作假、违法行政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实行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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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人口出生率

中图分类号：F840.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11105

一、引 言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 18远低于2. 10的生育替代率，计生政策的调整再次成为的焦点。十之前，民众的“2015年放开‘生育二胎’”的呼声高涨，激烈的争论也随之展开。葛延风等[1]认为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潘洁[2]认为是百害而无一利：放开二胎，多出来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其担心人口二次膨胀，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此乃国家大忌；一方面是民众所愿，另一方面是国家大忌。十报告虽然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但也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作为人口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人口管理者，若其采用宏观调控政策，既能消除“人口二次膨胀的顾虑”，又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民众所愿”，转国家大忌为国家大计，该政策将可称为完善政策。

欠发达国家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与部分发达国家的“鼓励生，不生；奖励生，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有其决定性原因。“越穷越生”是安全的需求使其然，“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是为自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基本的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正如人口转变论

人口转变论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最终必然要发生从高到低的转变，人口迟早要达到零增长以致负增长，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一种必然趋势，是对人口所发生变化的一个简单总结，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所述人口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行运动的过程，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给国民不同方面的多重影响，但是影响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作为衡量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发达国家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主体制度和欠发达国家“养儿防老”的个人保障主体制度，对生育意愿和需求有不同影响。

二、文献回顾

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国内外的研究处于不同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总体较早，研究内容比较集中，较早的可追溯到人口转变论，创始人为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他最先分阶段论述人口转变，认为人口理论的中心任务是阐明和领会“人口转变”，他把生产力看做是人口转变过程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力和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由此可见人口转变论可作为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的奠基石。

国外对人口发展速度的衡量更多采用出生率指标，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关系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不是很多，考虑到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生育率文献同样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在二者关系研究中，BB模型

BB模型源于Barro和Becker[3]，其模型显示父母生育孩子因为他们把孩子当作是他们自己生命的延续。和BJ模型

BJ模型是Boldrin和Jones[4]所提出，其研究表明父母生育子女因为子女关心年迈父母的生活质量，因此会给父母老年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BB模型显示政府所提供的养老金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小，这与大部分的实证结果不一致；而BJ模型研究表明在欧美国家养老金对生育率影响占据高达55%—65%的比例。在此前后，也有较多学者研究二者之间关系，Hohm等[5] 与Cigno等[6]都得到了一致结论：社会保障项目增多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社会保障水平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从理论基础研究到理论应用研究的过程。穆怀中[7]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研究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模型，并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曲线，其研究奠定了社会保障水平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社会保障水平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方面[8]；人口出生率文献主要集中在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研究方面[9]。然而在社会保障水平或制度与人口出生率或生育率之间研究较少，当然，这与一个国家所处人口发展阶段

我国现在经历发达国家2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人口转变”后所处的阶段。有很大关系。

三、数据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指标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社会保障水平数据和人口出生率数据分别间接或直接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出生率（R），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反应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成员所享受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支出的具体内容略有不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内容近二十年来逐步调整，分项支出项目不尽相同，故本文选用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作为衡量指标。

社会保障支出分为社会保障总支出和社会保障分项支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统计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方法：一是从社会保障项目出发，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济支出相加得到社会保障总支出数额。二是从社会保障支出承担主体出发，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人事部和卫生部等部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分别统计，然后相加得到。考虑到内容研究的统一性、连贯性以及稳定性，本文选用第一种统计口径。社会保障总支出1989—1998年主要包括保险福利费、优抚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1999—2006年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

考虑到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的可得性和人口出生率的数据特点，本文选取样本研究区间为1989—2010年。

四、研究方法

1.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用ADF检验，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4. 模型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该模型稳健性检验：

第一，根据国外文献，大多数学者研究结论为，社会保障项目增多或者社会保障标准提高将对生育有负向作用，对教育和婴儿死亡率也有明显负向作用。婴儿死亡率与人口出生率一样，也是影响我国人口发展的一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对社会保障水平和婴儿死亡率采用同样过程做回归，

五、实证结论与建议

依据1989—2010年间样本数据，实证结论如下：

其一，人口出生率和社会保障水平变化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该结果和欧美学者研究结果一致；该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社会保障水平总体较高的地区，比如我国一线城市，其总体人口出生率较低；也可进一步预测，国家在总体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西部地区采取的一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举措，如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将对稳定西部地区低生育水平，实现西部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发挥促进作用。

其二，人口出生率受前期人口出生率影响较大，即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人口出生率一般保持比较平稳发展态势。该特点较好地解释了人口出生“惯性”特点。

其三，如果社会保障水平保持不变，没有出现重大影响人口发展的前提下，人口出生率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不会出现“人口二次膨胀”的局面。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结合我国当前人口和经济现状，笔者建议国家一方面可微调生育政策，比如“夫妇双方中即使一方为独生子女，亦可生育二胎”（现政策非特殊情况下，夫妇双方须均为独生子女，方可生育二胎），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实现对出生率的合理控制，既实现民众高涨的愿望，又缓解了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所带来的问题。同时，针对人口出生率比较低的地区或者群体，如计生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国家应提供高于平均社会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障标准，不单是因为他们为国家人口政策协调做出了牺牲和贡献，他们的低水平生育率实需建立在高水平社会保障基础之上，低水平生育率行为的进一步和谐发展，需要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来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 葛延风，喻东，张冰子. 完善社会政策需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N]. 中国经济时报，2012-07-03.

[2] 潘洁. 城市放开二胎渐行渐近？[N]. 国际金融报，2012-11-30.

[3] Barro，R. J. ，Becker， G. S.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etrica， 1989，57 （2）： 481-501.

[4] Boldrin， M. ，Jones， L. E.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Saving in a Malthusian Economy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2，5 （4）： 775-814.

[5] Hohm，C. F. ，Galloway，F. J. ，Hanson，C. G. ，Biner，D. A. A Reappraisal of the Social Security-Fertility Hypothesis： A Bidirectional Approach[J].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86，23（2）： 149-168.

[6] Cigno，A. ，Casolaro，L. ，Rosati，F. C.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Saving and Fertility in Germany[J]. FinanzArchiv/Public Finance Analysis，2002，59（2）：189-211.

[7] 穆怀中. 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研究[J]. 人口研究，2003，（2）：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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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利与弊；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

一、引言

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大事。我们一直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但如今，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口走向负增长、生育率水平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速度加快等等，这些问题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阻碍。全面“二孩”政策应运而生。政策一出台，便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提出的背景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将近40年，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改革开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中国人口增长的轨道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人民的生育水平，而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进步，死亡率也在降低，因此就出现了低出生、低死亡的现象；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生育水平下降，少年儿童人口在整个人口中间所占的比例下降。老年人，过去是高出生，累积了很多人口，老年人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便加剧了人口老龄化。

基于我国人口结构现状，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具体原因

首先，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明显。根据数据可知，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国人口出生率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从1990年的21.06‰下降到2015年的12.07‰，这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一胎政策虽然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但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一胎政策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越发严重。运用年龄组分组法将不同年龄人口分为三组：少年儿童（0-14岁）、成年人口（15-64岁）、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分析年龄组人口构成。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一般性划分标准如表1：

而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可得，2015年我老年人口系数是10.47%，少年人口系数是16.52%，老少比是63.33%，年龄中位数是37岁。将所得数据与表1对照，四项指标都对应年老型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所以，201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为年老型。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事实。

另一方面，一胎政策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一大诱因。新生男女婴儿比例不均的主要原因是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农村，观念中还是更偏向于生男孩。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是传宗接待的问题，每家每户都要生男孩来延续香火，这种传统观念左右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了新生男婴比例的上升。其次，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需要。我国机械化生产水平不高，导致农村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男孩的需求意愿更强。最后，则是养儿防老，目前农村多数老人仍需要依靠儿子的赡养安度晚年，出于对自己老年生活的考虑而产生生男孩的想法。久而久之，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此外，一胎政策也造成了我国劳动力的短缺。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产生了“青年赤字”，中国人力资源相对充足的优势已不再明显，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

为了缓解一胎政策长期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应运而生。

四、全面“二孩”政策利在何处

首先，“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生育率水平的提高。而这些新生儿在未来都会长大成为劳动力，也可以缓解“青年赤字”。同时，实施“二孩”政策也可以减小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一对年轻人要照顾双方的父母，甚至还需要照顾更年长的长辈。虽说中华美德以孝为先，但子女很难做到忠孝两全，在工作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既要照顾父母，又要兼顾工作，难免有时会力不从心。如果每个家庭都有两个孩子，就可以一起分担照顾老人的压力。此外，“二孩”政策也会减少父母对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的溺爱现象，两个孩子一起成长也会减少孤独感，有助于优良品德的塑造。

其次，“二孩”政策”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加速，会减轻卫生医疗和养老金制度的压力。2014年中国人口有两个重大变化：一个是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另一个是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适度放宽生育政策，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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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养老保障制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研究多为实证研究，主要以无限期界模型和世代交叠模型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研究不同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对家庭教育投入影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利他主义假设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增加家庭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基金制养老保障则没有这一功能。Zhang(1995)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模式能显著降低生育率。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具有替代性质，因此,生育率的降低就会伴随对现有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但是基金制对生育率基本没有影响，因此不能影响单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投资。Kaganovich和Zilcha（1999）分析了政府税收和补贴行为下，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会使家庭增加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政府给予家庭的补贴也会使家庭教育支出增加。Kemnitz和Wigger(2000)将人力资本积累及家庭教育投入的外部性纳入到分析中，认为养老保险体系实际上是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水平达到最优，而基金制与没有养老保险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都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认为,养老金体现代际交换功能，在子女未来的福利状况是由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当期自身消费情况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养老金可以看作是子女对父母教育培养投资的回报，父母对子女教育投入越高，子女收入及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也相应提高，父母的养老保障水平也会提高，因此，会激励父母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家庭教育影响研究较少。主要有以下结论：我国一直实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产生家庭教育投资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之间健康、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田永坡、和川、于月芳，2006，王晓春、崔彩云，2009）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会削弱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保障观念，降低农村的生育率，由于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就会提高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应该建立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都说明，养老保障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但是，国外的文化背景、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保障水平等与我国有很大差异，因此，国外的研究结论未必适用于我国。我国目前理论界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研究尚属少数，且多是作者主观态度的表达，缺少有效数据的论证，本文试图从养老保障制度对生育率及家庭收入两个方面对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分析

（一）养老保障制度通过生育率影响家庭教育投资

我国现在实行的养老保障制度虽然是统账结合制度，但是由于个人账户一直在空账运行，本质上就是现收现付制度。如本文文献综述所述，诸多学者采用两期或者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已经充分证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能够降低生育率。在我国农村也被证明存在这样的情况（龚六堂，2006；申曙光、龙朝阳等，2008）。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主要依靠土地保障与家庭保障，普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心态。父母在年轻时会选择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数量的投资，年老后父母会得到子女精神与物质的照料，代际间转移基本是双向平等的。因此，无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下，农村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和对男孩子的生育偏好。但是，在存在养老保障制度经济模式下，父母在年轻的时候需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老年时可以获得养老保障，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减轻。我国农村家庭中父母利他主义情况较为普遍，近年来子女的养老功能正在日渐弱化“，啃老”的情况却日益普遍，代际间流动出现不平衡。农村父母不仅在孩子年轻时要承担抚养义务，在子女成年后还得帮忙抚养第三代，子女的投入与回报的不平衡使很多家庭降低数量。养老保障制度带来的这种外部性，使家庭倾向于减少子女生育率。贝克尔(G.S.Becker，1981)家庭经济理论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关系，在家庭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育率的降低必然会提升家庭对质量需求。我国农村家庭是否也存在子女数量与子女质量的替代呢？鉴于数据来源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历年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这项数据来代表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观察生育率对家庭教育投入影响。首先按照东、中、西部为标准在全国随机选取九个地区进行研究。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受到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人均收入越高，人均教育支出总额越高，东部地区教育投资高于中西部；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比重与生育率关系密切，两者呈现反向变动，总和生育率越高，人均教育投资越少，反之亦然。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和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通过计算得出两者相关系数-0.82，呈现高度负相关。进一步可以证明贝克尔关于子女数量与子女质量的替代关系在我国农村是存在的。因此，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降低了我国农村生育率，提高了单个子女教育投资水平。

(二)养老保障制度通过农村家庭收入影响家庭教育投资

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诸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被学术界关注最多，也被证明是重要决定因素。如舒尔茨（1993）认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父母会因为惧怕风险或者厌恶借贷，会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而高收入家庭在孩子胚胎时期和婴幼儿时期便开始比贫困家庭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

1.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外扩农村家庭预算约束线，从而提高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投资。从2009年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农民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总计向新农保投入补助2320多亿元，如果再加上各级地方财政投入的300多亿元的缴费补贴，新农保财政投入补助已经超过了2620亿元。2013年以后，我国合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实施后国家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支出在继续上升。因此，可以把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看做一定意义上的家庭老年补贴行为，促进农村家庭实际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增加，人均教育支出就会相应增加。

2.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本养老金，农民个人账户当期缴费和储蓄积累决定退休后养老金收益的高低。个人缴费档次越高，将来领取养老金越多，养老金替代率就越高，养老保障越强。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农村老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资金是由子女资助的，高人力资本子女因为收入较高会为老人选择较高档次缴费，进行高积累账户储备，低人力资本子女普遍收入较低影响账户储备。这样就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让农村居民普遍意识到随着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转变，子女数量不再是影响农村养老主要因素，子女的质量(受教育年限)才是影响养老的关键。很多农村老年人也会受此观念影响，增加对家庭子女早期教育投入和高等教育投入。

三、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相比较城市，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更加复杂与紧迫。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比例高于城市，农村老人空巢化和隔代化趋势快于城市。农村老人占据全国老人总量的58%，比例由2000年的10.89%上升到2010年的14.98%，其中单身老人家庭和只有一对老人夫妇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0.7%和10.2%，增加到2010年的14.7%和16.1%。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巢化的趋势还会加强。农村养老问题本身面临考验，如何未雨绸缪，在做好养老保障的同时促进农村家庭教育投资？

（一）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前面已经论证，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能够增加农民总收入，有利于增加子女教育投入，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还能使农民意识到高人力资本水平子女对养老保障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领取养老金水平过低，平均每月只有70多元，对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几乎是杯水车薪,也很难形成示范效应激励老人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因此,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投入，增加贫困家庭养老救助；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增强农民养老保险投资意识。只有形成有效养老保障才能提高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吸引力，激励农村居民进入收入增加，更加注重家庭教育投资这样的良性循环。

（二）政府应该重视农村教育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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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人口危机；原因；后果

【Abstract】the population crisis is a severe problem Russia is facing now and it results from very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t has been reducing Russia.s human resources and causing more immigration and many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Russia；population crisis；reason；consequence

一、俄罗斯人口危机

人口危机是指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情形。目前俄罗斯联邦面临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已引起全世界的震动和担忧。1991年底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联邦一直深陷人口危机之中，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潜力受到严重破坏，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无人为继”的生存危机。

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偏低，人口死亡率偏高。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将是俄罗斯人口的储备力量，当时苏联已达到了一个妇女可以生育2.4—2.5个孩子的标准，而这代人推迟或拒绝生育的行为正将俄罗斯人口数量不可避免的带入了“人口下降通道”。俄政府为了鼓励生育，给予这一代人很大程度的优惠政策。2003年的财政预算中俄政府大幅度增加对生育妇女和家庭的补助以及提高国民的医疗、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以此来刺激人口出生率的增长。梅德韦杰夫总统明确指出俄罗斯目前的出生率已经达到了苏联时期的水平，但是人口出生率趋于上升并不能说明俄罗斯人口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可以高枕无忧了。在俄罗斯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才是人口学家眼中理想的家庭，才可以保证居民维持正常的生育状况。现在俄罗斯每个家庭平均是1.3个孩子，因此远没有达到每个家庭都有3个以上孩子的目标。俄居民平均生育要想达到标准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出生率下降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50年代，俄罗斯妇女平均生育率为2.8个孩子，60年代后期不断下降， 1981年—1985年降为2.02%，1996年—1999年，它已经下降到1.27%，达历史最低水平，已经明显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1.4%—1.7%之间，同期死亡率大致在0.8%—1.2%之间，人口总量缓慢增长。进入90年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从1.34%递减到0.83%，而死亡率却由1.12%递增到1.47%，最高时达到了1.57%，最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人口赤字。新世纪最近几年，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上升到1.41%，但这一数据对未来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死亡率上升得更快，达到1.48%，人口再生产能力仍然明显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外部原因。要保障俄罗斯联邦简单的人口再生，一个妇女至少应当生育2.1个孩子。俄罗斯人口危机不仅仅是低出生率造成的，高死亡率也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排在死亡率之首的是各种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及癌症发病几率很高。而造成这类疾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不良的嗜好和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其次由于大气污染和饮用水污染损害了许多俄罗斯人的身体健康，成为患呼吸系统和肠道疾病最终导致死亡高发率的第二大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一夜之间进入私有化市场经济，将30%以上的俄罗斯人变成了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下的穷人。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恶化、酒精中毒、泛滥、交通事故、疾病、生活压力、贫穷、社会动荡与冲突是造成俄罗斯高死亡率的原因，尤其是儿童和青壮年劳动者死亡率直线上升。近些年俄罗斯儿童的死亡率比经济发达国家高出5倍，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俄罗斯人口危机是制约俄罗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

1、历史原因。

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始于19世纪末。社会劳动从农业生产逐渐向工业生产转移，人口大量移居城市。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和国内国际战争这些历史原因严重制约了苏联人口的正常繁衍。年轻人数量锐减，人口年龄构成新一代人口数量少于老一代，因此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成为一种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