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

南加州大学的博士生王非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利用新证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找出了它们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之前，学者们对人口政策效应之所以分歧那么大，一来是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和模型；二来许多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的认知并不完全，因此采用了不完整的政策度量。

而王非发现，如果一种度量忽视了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或忽略不同人群之间的政策差异，会造成政策效果的错估，主要是低估；反过来，如果一种度量过宽，把其他对生育率有关的因素也纳入进来，则会高估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随时代变迁，而且对不同群体的实施力度不同，对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关重要。

通过研究一个有代表性的随机样本发现，自1963年就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城乡的生育率有重大影响。据估计，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减少了2亿左右。

计划生育的历史沿革

王非的研究，采用了一个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较全面的度量。因为政策度量比较细致，这项研究可以将政策的净效果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中分离出来，并且这种度量考虑了不同阶段的政策差异及其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从而得到比较准确的估计。

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计划生育开始实际上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1959年－1961年结束后，生育率强势反弹，国家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控制人口规模的必要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拉开帷幕。这一阶段人口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且基本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例如，上海市政府建议每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三个子女，且尽可能将生育间隔控制在四年以上。

1971年随着国务院51号文件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强制执行。上世纪70年代的政策可归纳为“晚、稀、少”，意指结婚要晚、生育间隔要长、生育数量要少。这一时期，每对汉族夫妇被要求最多生育两个子女，违反规定的家庭面临数目可观的罚款和其他处罚；同期计生政策在农村的执行力度不及城市。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公开信》，计生政策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一胎”政策阶段。在农村许多地方，实际采用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胎若是女孩，夫妇还可以再生一胎。这一阶段的政策对少数民族也比较宽松。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1943年－1960年出生的城乡妇女将比现在平均多生育1.2个子女。第二阶段的“两胎”政策和第三阶段的“一胎”政策效果相当，略大于第一阶段。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过农村，它显著降低了少数民族的生育率；而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们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仅对非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教育投入是关键

计划生育降低中国生育率的发现与大部分已有研究一致，问题是理解它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拿计划生育的影响和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来做比较。学界一般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对于1943年-1960年出生的妇女，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大约相当于她们接受三年初中教育对生育率影响的3倍。这意味着计划生育的效果虽然不像官方宣称的那么大，也不像一些学者宣称的那么小。

如果没有长达半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快速下降。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使中国人口转型过程提前了，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在代际间加速下滑。

经济学、人口学领域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大部分研究认为，伴随着计划生育，中国的家庭规模迅速减小。其正面影响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资源与环境压力，提高了子女教育水平，改善了父母健康状况，增加了家庭储蓄率等。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第一胎是女孩的中国城市家庭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可使家庭储蓄增加三成以上。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宏观“双顺差”正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有关，计划生育也起了作用。

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且不谈该政策执行过程中非人道的一面，性别比日益失调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问题因计划生育政策日益严峻。前者指新生儿中男孩明显多于女孩，这很可能与“一胎半”政策和随之发生的选择性堕胎有关；后者意味着每个工作人口将不得不负担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目前学界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已大致清楚。若计生政策的目标是控制中国人口规模，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给定目前已有的证据，延续目前政策的“经济”原因不外乎两个：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必须指出，承认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数量发挥过作用，不等于说现在终止计划生育，人口总量就会失控。

在1960年出生的人中，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61。模型预测，若无计划生育，她们的生育率在2.8左右。对于更晚出生的女性，无法精确计算政策对其生育率的影响。

假定城市化、教育水平和抚养成本提高等社会经济因素继续发挥作用，若现在终止计划生育，197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小于2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城市化继续推进、教育水平持续提高的大背景下，担心放松或终止计划生育会造成人炸性增长，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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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等职。 河北香河县环保产业园宣讲队员为村民宣讲“全面俩孩”政策

2011年4月26日，他曾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一直以来，他被视为中国人口政策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并直接参与中国人口政策的多次调整。

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人口趋势和人口结构有何影响？未来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如何？是否还会有大的人口政策调整？翟振武接受《t望东方周刊》专访，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开始就有全局性统筹

《t望东方周刊》：2013年底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不足三年之后的2016年1月1日就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这是否意味着全面两孩政策是一个突然的决定？

翟振武：从政策研究角度而言，两孩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事实上，自2008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研究生育政策的调整，2011年左右，确定了两孩政策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2011年时，全国范围内全部放开“双独两孩”政策;第二步，2013年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第三步，2016年时，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是两孩政策调整过程中最重大的一步，也是最后一步，既有“双独两孩”作基础，又有“单独两孩”作铺垫。全面两孩政策的研究自一开始就有规划和全局性统筹，并非仓促决策。只是因为全面两孩政策涉及范围广，敏感度高，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并未向社会公开。

其实，从实施角度而言，全面两孩政策也进行了铺垫和衔接。在2013年底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时，我们就已经作过大体估算，要在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的“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领域的重大决策就包括“单独两孩”政策。而且，当时这个文件就说明要“继续完善生育政策”，这其实就预示了后来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

《t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选择在2016年全面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走完两孩政策调整的最后一步？

翟振武：总体而言，这与人口调控的整体思路和逻辑有关系。人口政策调控，既要调控人口总量，又要顾及人口结构，所以要在两者之间寻找最好的平衡点。生育率高了，人口总量增长得快，生育率低了，人口总量增长会得到控制，但是人口结构会受到影响，老龄化程度会加深。对我国而言，生育率水平控制在1.8左右比较好，这有利于我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过高过低都不合适。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也要围绕这个目标进行。

通过测算，2010年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上，低于1.8，所以2011年全国所有省份完成了“双独两孩”政策落地，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第一步。后续的“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也是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一步步逐渐放开，逐渐释放生育势能，实现总和生育率的逐步回升。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总和生育率最高可能会达到2.1左右，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未来会逐步回落到1.8左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病房内，叶伟医生给一位产妇检查。该产妇上次生育是剖腹产，现在生育二孩时因高龄等原因，医生对她的检查格外小心

另外，选择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没有将三步走合并为一步，也是为了避开我国历史上的人口生育高峰，防止人口大幅度波动。

根据统计分析，不同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不同。自20多岁开始，随着年龄增长，二孩生育意愿逐步降低。40至49岁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生育意愿会下降到10%以下。而我国大量人口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1975年之前出生的，1975年之后生育水平下降不少。越早放开全面两孩政策，1975年之前出生的、处于育龄期内的妇女越多，这个人群越年轻，二孩生育意愿越强，这势必会导致出生人口大量增加，造成人口波动。反之，越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处于育龄期内的妇女越少，新生儿也就越少。

数据证明也是如此。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开始实施后，全国15至49岁，只有一个孩子，且在“单独两孩”政策下不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共九千一百万人，这是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而且这九千一百万人中，二孩生育意愿强烈的40岁以下年龄组，只占了50%，共四千五百多万人，从而避免了出生人口的大幅度波动。

1.8为何比2.1更合适

《t望东方周刊》：影响二孩生育率的种种因素中，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权重有多大？除政策外，还有哪些影响因素？

翟振武：针对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权重，可以根据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中，实际生育了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占全部目标育龄妇女数量的比例来测算。不过，目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一年，效果还未完全显现出来，所以不太容易测算。

不过，就目前掌握的统计数据来看，政策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2016年预计出生人数要超过1750万。目前，有些省份二孩出生比例已经超过一孩，其他省份二孩比例也有了很大提高。而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按政策生育的二孩比例只占新生儿的25%左右。

家庭经济压力、社会保障程度、社会文化环境、年龄、城市化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但是不同地区的表现不同。比如，湖北宜昌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很高，大量人口从事非农劳动，社会保障程度高，信息发达，不需要养儿防老，在20年前生育率就很低。而福建、广东等地，宗族文化深厚，而且偏好男孩，重视子嗣，二孩生育率就会高。东北地区生育率也很低，性别偏好低，即便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很多家庭也只有一个女孩。上海经济发达，生育率也低。不同地区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不同，权重也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而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婚、丁克等，这都正常。只是从家庭结构而言，养育两个孩子，对子女教育、家庭关系、未来养老等较为有益。

《t望东方周刊》：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总和生育率会发生什么变化，“十三五”期间会多出生多少人口？

翟振武：总和生育率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1.8左右，相当于2000年左右的水平。整个“十三五”期间，会新增1700万至2200万人口。

由于从政策，到新生儿出生，大体需要经历15至16个月的时间，因而，全面两孩政策的效果会从2017年明显起来，2016年新出生的孩子，多数还是受到“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 家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的小姐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t望东方周刊》：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为什么是比较合理的区间？

翟振武：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是根据国家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意味着，按照目前的生育政策，在人口达到14.5亿的顶峰之后，会逐步缓慢下降。如果总和生育率过低，比如低于1.6，人口规模收缩过快，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会加深过快。如果总和生育率过高，又起不到控制人口规模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1.8左右比较合适。

有一种观点认为，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1左右比较合适。总和生育率2.1意味着，平均一个妇女生出1.03至1.05个女孩，考虑正常死亡率，至20多岁时，每个妇女恰好有一个女儿来接替她的生育职能。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2.1，人口规模将不增不减。这只是一个从数学角度进行的理论测算，没有哪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这个水平。人口规模不增不减也并不是人口发展的天然合理目标及最佳状态。

对中国而言，认为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1比较合适，前提是认可现在的人口规模对国家的长远均衡发展比较合适。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当前的人口数量并非我国的适度人口规模。

应对老龄化不能只靠计生政策

《t望东方周刊》：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对人口结构有什么影响，是否可以缓解中国的老龄化趋势？

翟振武：对人口结构而言，全面两孩政策下，由于累积生育势能的释放，中国将出现一个短暂的出生高峰，从而能够相对减轻人口金字塔底部和中部的收缩程度。而且，这一政策可以将人口峰值到来的时间，由目前的2025年推迟到2028年，人口峰值规模也会由原先的14.15亿左右，升高到14.50亿左右。此后，人口将出现缓慢负增长。

无论维持原来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不变，还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都不会影响未来60年内全国的老年人口规模：2025年左右，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突破3亿人，2034年左右，突破4亿人，并于21世纪中叶攀升至4.7亿人。不过，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到2050年时，老年人口比例会比不调整之前下降2.6个百分点。这对应对中国的老龄化有效果，但作用有限。应对老龄化，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而非依靠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对劳动力总量而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15年内，15至59岁的劳动力总量不会发生变化，但是2030年至2050年之间，劳动力总量会增加3000万。

《t望东方周刊》：那么，两孩政策造成的新生人口增加，会对人口红利、抚养负担、性别比产生什么影响？

翟振武：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人口红利会消失得更快。因为人口红利指的是，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50%，总抚养比较低的时期。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由于总人口增加，必然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15年后，如今全面两孩政策下，新出生的婴儿开始成长为劳动力，此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会逐渐追平政策调整前，但至2050年也不会超过政策调整前。

总抚养比包括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一开始与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一致，后来会下降，而少儿抚养比一开始比政策调整前上升，并一直高于政策调整前，两者叠加，导致总抚养比在2040年前都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更高，不过，在2040年之后，无论政策是否调整，总抚养比是一致的。这点很容易理解，就像“421”家庭一样，四个老人，两个劳动力，只有一个孩子，现在老人还是四个，劳动力还是两个，孩子可以生两个了，原先一头沉，现在就变成两头沉了。

性别偏好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而现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其作用人群主要是生活在城市中的育龄妇女以及农村第一个孩子为男孩的育龄妇女，而这部分人群的性别偏好较低，主要为自然选择，从而使整体性别失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政策不再对总和生育率有决定性影响

《t望东方周刊》：全面两孩政策之后，还会进一步放宽人口政策吗？

翟振武：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即使还会调整，对人口态势的影响也很微小。因为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多数已经在两个孩子以内，如今放开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已经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对子女数量的要求。这时，决定总和生育率的就是人们的生育意愿，而不再是政策。即便以后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也不会对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产生太大影响。

以后，提高总和生育率不能仅依靠生育政策调整，而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减少生育阻力，使育龄妇女更倾向于生育孩子，提高她们的生育意愿。比如给予补贴;工作场所、机场等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提供便利育儿环境;按家庭征税，而非按个人征税;落实女职工权益保障，不得歧视女工;鼓励父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政策，比如在新加坡，如果为父母购买靠近子女居所的房子可以享受优惠，这就可以方便父母为子女照顾孙辈;设立单位幼儿园、工厂托儿所等。这些都可以减少生育阻力，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t望东方周刊》：随着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不会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又出现大幅度回升，甚至超过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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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变化 人口转变 老龄化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1.1970-1980 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生育政策形成

20 世纪50年代，死亡率的下降引起了人口的迅速增长。1969年我国总人口突破了8亿，人口与经济矛盾更加突出，人口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涉及到城乡亿万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74年中央要求切实落实计划生育工作，肯定了按“晚、稀、少”方针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1978年10月，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方针的内涵，提出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人口政策的具体表述上，概括为“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同时，计划生育第一次写入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2.1980-1984 生育政策紧缩

1980 年9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正式宣布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其后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计划生育进入了严格控制人口过增长的阶段。1980 年秋至1984 年春，计划生育政策由“晚稀少”向一孩紧缩。原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变成了除有特殊困难者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一孩政策）。而70 年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的政策，在1980年则改为实行比汉族微宽的计划生育政策。

3.1984至今 地方条例形成，计划生育完善

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宣布对一孩政策进行调整：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例如允许独女户夫妇再生一个孩子；严禁超计划外二胎和多胎；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可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7号文件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可。在7号文件的指导下，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完善，而各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出台的计划生育条例，标志着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暂告一个段落。2000年3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3年2月，中央决定将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

二、计划生育下的生育率转变

1.20世纪70年代

由于70年代国家开始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推广避孕和节育服务，生育率迅速下降。1970到1979十年间，总和生育率由5.81下降到了2.75。

2.20世纪80年代

到了80年代，紧缩的一孩政策下，中国的生育率不再像70年代那样大幅度下降而是开始波动，甚至还有了轻微的上升。1980年到1989年，总和生育率由2.24上升到了2.38。有观点认为这是由于过于紧缩的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贯彻中受到了阻力，对人口的控制起到了反作用，说明严格的一孩政策在农村不具备可行性。但是该观点忽略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不仅仅只有生育政策一方面。李建民教授在分析中就指出，这一时期生育率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农村经济改革、新婚姻法的颁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有年龄结构及婚姻生育的进度效应等因素的作用。1980年开始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促使一些家庭倾向于早婚早育。婚姻法的修改，婚龄提前都影响了出生率和生育率。而最重要的年龄结构方面，由于80年代与70年代不同的年龄结构，育龄人群也相差甚远。随着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逐渐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率开始回升。

3.20世纪90年代

1987年后，生育率重新开始下降但幅度极小。直到90年代，生育率才结束了波动。1992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1993年进一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逐渐稳定在1.7-1.8。新一轮的下降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先，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人对于生育问题的传统观念。其次，养育子女的成本大幅提高，社会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人们在面对生育问题时也更为谨慎。此外，国家给独生子女制定了一些优待政策，也使得人们倾向于选择只生一个。在这一阶段可以非常显著的看到，生育率的转变与价值观，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计划生育与人口挑战

随着人口转变，中国面临这一系列的人口挑战，其中，老龄化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启动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人口老龄化受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的影响。而我国的国际迁移规模较小，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不大，死亡率与出生率才是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最重要因素。

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死亡率逐年降低：首先，战乱与社会动荡结束，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处在安定的环境中；其次，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健康状况提高；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医疗事业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与此同时，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逐渐降低。生育水平的下降，使新生人口的规模缩小，低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站的比重相对减少，使得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增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而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中，由于养老问题所造成的社会与家庭负担，劳动力短缺等情况都是对社会的极大挑战。

要正确解决计划生育与老龄化之间的矛盾，首先要分析老龄化的根源。计划生育对老龄化真正的影响在于老年人比重增加引起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减少老年人的比重是肯定不可能解决这一养老难题的。长远来看，只有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而在社会体制完善之前，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既是减轻家庭压力，又是减轻社会、经济、能源等的负担。（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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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四川人口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四川省范围内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未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分析其对四川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

生育水平究竟如何：“单独两孩”政策后的人口数量估算

四川目前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着规模庞大的仅育一个孩子的妇女群体。“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这部分育龄妇女就是历史积累的可能生育二胎的目标人群。

要弄清“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的育龄妇女规模，需估算出“单独”家庭独生子女规模，然后根据现有独生子女的年龄结构，结合妇女生育模式，测算目标育龄妇女人群的规模。

“单独”家庭及独生子女规模估算

要确定现有育龄妇女家庭是否为“单独”家庭，首先要弄清其父母辈的生育状况。2013年20～49岁育龄妇女（按法定结婚年龄计算）其母亲20岁开始生育，截止生育期结束，她们现在的年龄应为40～69岁。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按活产（存活）子女数分的15-64岁妇女人数资料（65岁～69岁以64岁组存活1个孩子的比例代替），假如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及“非独”子女的婚配概率相同。

测算结果，2013年全省共有“单独”家庭420.92万户，约占全省家庭户总数的16.32%。

四川过去实行的生育政策并非严格的“一孩”政策，除少数民族家庭外，部分家庭，如“双独”家庭、夫妻双方两代以上都是“单独”的家庭、边远山区“单独”家庭等，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因此，“单独”家庭并不全是“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对象。

推算结果，2013年四川“单独”家庭已生育且存活一个孩子的家庭约188.20万户，占全省家庭户总数的7.30%。

妇女生育水平测算

部分已育一个孩子的妇女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愿望得以实现，生育二孩的行为会在几年内发生，造成年度出生人数和时期总和生育率会跳跃式上升。政策变动对出生人数和妇女生育率的影响不仅受到仅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规模大小的约束，同时还与她们所在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密切相关。

首先是目标人群年龄推算。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生育能力最强，年龄越小生育二孩意愿越高。因此，目标人群的年龄差异对“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发展影响较大。

前面已测算出2013年四川“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20～49岁可能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为188.20万人。目标人群年龄分布有明显差异，20～29岁年龄段目标人群规模最大，占目标人群总数的43.33%；30～39岁年龄段占36.71%；40～49岁年龄段占19.95%。年龄差异对“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累积生育能量和实际二胎生育行为都有较大影响。

其次是育龄妇女二胎生育人数估算。生育意愿是“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对实际生育水平具有重要预测作用的变量。2013年8～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全国29个省、市、区（除、新疆）调查了常住人口20～44岁已婚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3个，81.8%的人认为一个家庭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20～44岁已育1个孩子的单独夫妇中有60.8%的人想要生育第2个孩子。从年龄维度看，妇女年龄越小，二胎生育意愿越高。从长期看，随着城镇化和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发展，生育意愿将趋近1.8左右。

综合各类调查数据，将测算四川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生育二个孩子的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确定为60%，未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确定为1.8。

经测算，四川“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由于累积效应影响，将累积出生111.54万个孩子。但这种累积效应不可能在政策实施后的一年内完成，将会在政策实施后的数年内逐步实现。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四川育龄妇女生育一、二孩的平均间隔时间为5年，另据有关生育意愿调查资料显示，已育一个孩子的妇女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计划生育二孩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未来4年，其中第二年为峰值。假如计划生育二胎的妇女将在政策实施后的5年内逐步实现，每年生育二胎的妇女比例分别为10%、30%、25%、20%、15%。那么，在妇女生育意愿为60%情况下，2014年～2018年四川每年将分别多出生11.15、33.46、27.88、22.31和16.73万人。这里估算的是“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的“净效应”造成的多出生的二胎孩子数，不包括原政策下可以出生的二胎人数。

加上未来每年预计出生的人口数，2014年～2018年四川每年出生的孩子数则分别为91.22、114.07、108.45、102.46和96.30万人。

最后是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估算。妇女生育水平与出生人数直接相关，“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由于累积生育效应的影响，未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必将出现明显的上升。

以201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为基础，根据“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按60%生育意愿测算的出生人数，反推出2014年～2018年四川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2.12、2.02、1.91、1.79，5年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91。

与出生人口规模增加一样，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上升只是暂时的，2018年之后将回落，最终维持在1.8左右。

四川人口总量和结构：“单独两孩”政策后未来人口发展特征

有效延缓人口数量缩减趋势

出生人数呈波浪式缓慢增减变化。“单独两孩”后，2014年～2018年间全省出生人口有较大增加。2020年出生人口将达到99.52万人，比维持原政策多23.62万人。之后，出生人口逐年减少，2030年减少为66.20万人，2034年为最低，出生人口63.28万人。然后，逐年增加到2042年的67.25万人之后又开始减少，到2050年减少为57.95万人。但比维持原政策的相应年份多出生5.29、5.83、14.26和11.60万人。“单独两孩”改变了原政策下出生人数单调平稳减少的发展态势，呈波浪式增减变化（见图1）。

人口出生率也呈波浪式增减变化。“单独两孩”后，全省人口出生率将由2015年的9.84‰上升至2020年的11.93‰，2021年开始逐年降低到2033年的7.83‰，然后缓慢上升到2043年的8.77‰。之后，再次缓慢下降，到2050年下降为8.03‰。与维持原政策条件下的人口出生率相比，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条件下的人口出生率除个别年份外，都将保持在8‰以上。其峰值和低谷年份都分别比前者高2.70、0.44、1.62和1.21个千分点。人口出生率呈波浪式缓慢下降。

人口总量减少势头趋缓。据预测，新政后人口规模在2022年达到峰值，约为8377.15万人。峰值年较维持原政策推迟3年。之后，逐年减少，2030年减少为8221.37万人，2040年减少为7792.95万人，2050年为7217.66万人，相当于维持原政策条件下2044年的人口规模。2020～2030年间，平均每年缩减0.15%，平均每年减少12.20万人；2030～2040年间，平均每年缩减0.53%，平均每年减少42.84万人；2040～2050年间，平均每年缩减近0.76%，平均每年减少57.53万人。“单独两孩”后，人口规模逐年缩减的趋势虽与原政策条件下基本一致，但缩减的规模相对较小，势头较缓。

年龄构成变化明显

平均年龄减小。出生人口增多，低龄组人口增加，人口内部年龄结构改变，人口平均年龄较维持原政策条件下的人口平均年龄有所减小。据测算2015年原政策条件下四川人口平均年龄为39.59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条件下的人口平均年龄为39.32岁，比原政策条件下的人口平均年龄减小0.27岁。2020、2030、2040和2050年平均年龄为40.53、43.40、45.59和46.62岁，分别比维持原政策条件下人口平均年龄减小0.89、1.08、1.43和1.90岁。两种政策条件下人口平均年龄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大，但后者小于前者，且差距也随时间增加而扩大。

负担压力减缓。从预测结果计算的各项年龄构成指标来看，2015年～2050年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负担系数逐年上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负担系数波动下降。（参见图2、图3）

两种政策条件下的预测结果，四川人口总负担系数均呈上升趋势发展，但“单独两孩”政策条件下人口总负担系数上升速度慢于维持原政策条件下人口总负担系数上升的速度。2035年前人口总负担系数现政策高于原政策，2035年后，原政策高于现政策，差异最大的2038年，“单独两孩”政策条件下人口总负担系数比维持原政策条件下的总负担系数低2.77个百分点，到2050年仍低1.79个百分点。

劳动力资源供给增加

当新增加人口在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能增加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缓解劳动力资源供给短缺的局面。

与维持原政策不变条件下的16～60岁劳动年龄人口相比，2030年四川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6.31万人，2040年增加209.1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92万人，到2050年四川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3905.79万人，比政策不变条件下多出259.23万人，10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5.92万人。

人口老龄化趋势减缓

“单独两孩”后，2020年四川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56.3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21.05%，比维持原政策低0.74个百分点；2030、2040、2050年全省60岁及上老年人口分别为2302.03、2528.18和2416.60万人，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28.00%、32.44%和33.48%，比维持原政策分别低1.01、1.73和2.50个百分点。两种政策条件下老年人口系数的差异随时间的变化而拉大。

结论

出生人口增加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

“单独两孩”政策后，生育能量几年内得到释放，生育水平提高，育龄妇女时期总和生育率峰值最高达2.12左右。出生人口增多，峰值年的出生人口可达114.07万人。

但这种反常性影响不可能持续，主要集中在2014年～2018年间，累积效应释放之后即可回落到正常水平。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对2014年～2018年间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有限的，期间出生的人口规模远不及四川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队列人口规模。

因此，当这批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到学龄、就业，以及年老之后，不会对四川教育、就业、医疗和老年保障等产生大的冲击。

未来人口发展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单独两孩”后，可明显改变四川未来人口发展轨迹，延迟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阶段的时间，人口峰值年较维持原政策不变条件下的峰值年推迟3年，峰值人口总数比维持原政策不变条件下人口总数多144.50万人。

虽然在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以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于维持原政策条件下的比重，社会抚养负担加重。但是，当新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之后，劳动力资源供给明显增加，社会抚养负担相对减轻。当新出生人口逐渐进入老年期后，虽然增大了老年人口规模，但是分母效应的扩大，又将明显降低老年人口系数，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相对减轻了社会对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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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opulous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Xuzhou has entered the aging society and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has e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f Xuzhou. From the case of China,the fertility decline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appropriate changes in policy can accelerate growth or delay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so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t's better to adjust fertility policy in main urban district of Xuzhou,transiting smoothly the current policy to “low fertility levels and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quality control simultaneously” policy. Maxim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生育政策;徐州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fertility policy;Xuzhou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1-0226-02

0引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7%时,称为老龄化人口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徐州劳动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产生诸多影响,妥善解决和预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是实现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1徐州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1 老年人口的规模大资料显示,至2006年底徐州市老年人口总数达132.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4.2%,80岁以上高龄人口约占老龄人口的16.5%,到2020年将达到190万,约占总人口的18.5%。

1.2 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2005年全市总人口比2000年减少了8.86万人,下降0.99%,而同期的老年人口却增加了16.22万人,增长了22.8%。显然,徐州老年人口增长不仅绝对量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1.3 老龄化在城乡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2005年徐州城镇、农村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91%和10.78%。

1.4 老龄化要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5000到10000多美金,而徐州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金,属于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2人口老龄化对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消费结构面临转变老年人口的增加,用于医疗方面、老年服务的消费需求将增加。对消费总的影响不大,但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

2.2 影响科技创新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

2.3 劳动力比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2.4 养老、医疗保障压力加大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命周期的延长,在不远的将来,一对年轻夫妇可能要赡养4至6个以上老人。养老压力和老年人医疗卫生资源消费压力较大。据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

3现行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从封闭人口看,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西方人口学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而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成立的。我国学者对新中国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从中国的情形看,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化的最主要原因,适当改变生育政策可以加速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下的最优人口应该不仅仅只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而且更要注重人口质量、人力开发等。但是,计划生育所能直接调节的只能是数量与结构。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我国的人口数量问题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突出,相反,人口结构、人口质量问题显兀出来。

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合理的生育更替水平一般用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来计算,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是2.1~2.2,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水平国家和社会经济才能可持续的发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为2.0。研究证明,1.8的总和生育率,是我国保持合理人口结构的“黄金分割点”:既保持生育率和出生率的较低水平,又保持人口年龄、性别等的结构控制在合理范围,使人口数量变动与素质、结构变动相协调,同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调整到相对较好的状态。

目前徐州城区人口生育水平已降至相当低的水平。资料显示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5。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在我国,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低生育率会造成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增多,影响性别比,对未来的社会造成影响。徐州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徐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7:100,大大高于无人为干预的人类自然生育103-107比值的正常值。

4建议

4.1 认清现状,着眼未来,转变观念,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要重视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徐州的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二元化,既农村的二孩生育政策比城市宽松,例如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户结婚,即可生育二孩,而城市里必须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等。这些政策很大程度降低了徐州市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使得城乡新增人口数量差别加大,导致徐州城市新增人口数量明显少于农村新增人口数量,反过来由于农村教育条件、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经济条件较差,其新增人口未来的综合质量明显低于城市新增人口,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解决未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调整是要遵循人口自身规律的,是要有前瞻性的。例如现在出生的人口只有在15年或20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力人口的行列,届时如果感到人口过于老化或劳动力不足,再以计划生育来调节将是无济于事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社会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重构过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扩散。由于目前是以城镇人口数量作为衡量城市化标准的,所以许多城市政府部门往往会出现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例如“县”改“市”等方法,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却忽视了城市化发展的质量,忽视了城市化后人口结构、质量和综合素质水平。城市化不能就城市而论城市,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增加高素质人才的“储备”。

不同的生育政策将决定徐州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而是要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适时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中,调整计划生育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在稳定现行政策的前提下,认真研究未来人口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而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2 把现行的追求低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为“低生育率水平与调控人口年龄结构质量并举”的政策

4.2.1 具体是指高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农村地区,应继续搞好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使生育率水平降低到2.0左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保持较低水平的主城区,则不再是继续维持这样低的生育水平,而是应该采取合理措施,把生育率的上限调控到1.8的合理水平左右,以达到调控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目的,改善出生性别比问题。

4.2.2 为避免回升过快,作为过渡措施,先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再生一个孩子,如响应者过少,再考虑全部放开,让愿意生育者再生一个孩子,当然生育二胎是上限。实际上,受环境污染、结婚年龄越来越迟影响,现在不孕不育的家庭正越来越多,已占12%多;另外受经济条件和社会综合因素影响,城区有生育二胎或多胎意愿的育龄群众比例不高,有的还选择丁克,不要孩子!因此,对计划生育搞得好的徐州城区,合理调整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是不会回升过快的。

参考文献:

[1]龚幼龙,严非.社会医学[M].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44-45.

[2]徐州市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Z].

[3]徐州市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Z].

[4]李竞能.当代西方人口学说[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31-35.

篇6

    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

    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篇7

【关键词】单独两孩；政策转变；计划生育；以人为本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现状疏理

（一）计划生育的实质

实行计划生育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应该相适应的原理，结合当时中国国情而制定的决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后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人们关于计划生育认识更多的是“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个子女”。关于计划生育的概念实质我认为更倾向于家庭生育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family planning，但在我国，计划生育所提倡的实际是birth control，政府通过实施政策进行强制的生育管制。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利影响

不可否认，我国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的确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国家对家庭都带来了有利影响。

其一，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统计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

其二，实行计划生育，缓解了人均资源、土地、粮食占有量，从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均资源水平。

其三，实行计划生育，使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从而加速资金累计。

其四，实行计划生育，对于单个的家庭来说，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减少了家庭消费成本，减轻了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繁重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活物质水平。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作用

计划生育在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看到了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下降、人口结构比例逐渐失调等。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一个小孩肩上所承担的养老负担，结婚后如果对方也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不仅承担着四个父母的养老问题，更多还有上上一代的养老负担。同时不可避免，另外一方面计划生育使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潜在风险。意外风险倘若发生，孩子一旦出现意外，部分家庭可能会面临“失独”的痛苦。

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转变的价值探讨

“单独两孩”政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关于“单独两孩”政策在《决定》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实施三十多年，我们应正确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转变调整所带来的多方面价值。

首先，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满足了群众的合理生育要求，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生育政策的适度放宽给百姓在生育数量上的选择空间更大，进一步使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育意愿保持一致，缩短了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距离，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相比于“一孩”或“一孩半”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会更小，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其次，由于我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率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转型，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人口年龄普遍上升，年轻壮力劳动力越来越稀缺，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状态，从而“未富先老”的问题逐渐突出。同时由于持续低生育率，所演发的一些学校资源等社会公共资源利用率下降。放开“单独两孩”政策能够较好地在一定周期内缓解这种状况，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同时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再次，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降低了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其潜在风险包括子女成长风险以及今后独生子女所面临的养老负担等风险。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独生子女一旦有伤、残、亡等风险的产生，出现这种情况时，家庭不得不陷入痛苦之中。“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实施，有利于规避家庭风险，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第四，计划生育实施以来，由于对不同民族、城乡地区之间规定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人口比例逐步失调。农村地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加之传统“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观念色彩的影响，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如若不做出政策调整，势必会对今后人口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调整，有利于缩小民族、城乡、地区之间的生育政策差别，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恢复正常水平，有利于实现“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最后，人口政策的调整变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口子”一下收的太快，会在一定情况下对人口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会引起人口结构的不规则变动，从而导致人口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口子”放的太宽，不仅会再次增加我国人均负重而且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对环境生态、经济水平发展都会有相应的负担。在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生育政策显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生育政策的制定充分认识到了人口政策具有缓调性这一特征。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控制人口数量、解决人口问题，它关系着社会人文与自然规律的双向合理发展。由于人口成长是动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惯性幅度，这次改革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利于保持人口结构的稳定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器和人口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而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实施已经三十多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我们应反思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应把握好时代变化的节奏，高瞻远瞩，统筹规划。

（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依据人的主体价值，坚持“以人为本”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公共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将满足群众的合理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既要从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适时了解民众的意愿与诉求；同时又要把不占多数的弱势群体作为服务重点，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与利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公共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价值的时效性，贯彻“可持续发展”

孟子讲“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一方面，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价值主体的时效性，尊重历史，不否定公共政策在当时阶段时期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所创造的价值，客观看待评价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应着眼当下，与时俱进，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逐步调整和完善。通过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实施应根据社会实际发展和民众意愿而调整改变，着眼解决当下问题。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在实现短期目标的同时做好长期规划，有效估算政策实施后对长远发展所带来的预期价值利益，从而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的协调统一。

（三）公共政策制定应认识到主体间性，注重“公平效率”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主体与主体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主体间的矛盾与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还应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追求“公平”，但由于过分强调“公平”，导致出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局面；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公共政策的理论点着力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现如今，市场的独立运行相对于政府干预能够更好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所以说现如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的竞赛结果源于相同的起点，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使公民权利的行驶在同一起跑线上，运行同样的规则。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运行实施过程中注重效率的价值导向。这一过程主要是指人类的各个主体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主要是指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效率原则引导支配经济活动，通过个人财富的创造产生使社会财富总和达到最大化，从而做大“蛋糕”，公平分好“蛋糕”。这样逐步减小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差距，减少主体间矛盾的产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分配不公的程度，逐步实现公平正义。

（四）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联系，实现“和谐发展”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所构成的社会。家庭生育本是公民自己的家事，是公民的权利，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强行将家庭生育规范在权力政策内，我国这一政策的实施与群众的生育意愿有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应尽可能地建立在合情合理使群众易于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公共政策在指定的过程中，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相协调，局部与整体相统一。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既要满足群众的既得利益，又要从整体布局出发，做到个体与集体的协调统一；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给个体利益的实现活动范围划定了界限，所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把握拿捏到位限制的度，不可太紧影响个体利益的实现，又不能太松使个体利益膨胀影响集体的长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应追求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双赢”，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静态结构，而公共政策的事件过程是动态化的。因此公共价值的制定与调整应根据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完善。但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制定仍旧需要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将“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篇8

关键词：人口结构；灰色预测法；最优出生率；Leslie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7-0056-03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初启动实施严、紧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1]，对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优生优育政策的指引下，我国人口质量显著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譬如生育率偏低、男女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情况严重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对我国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不利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开放单独二孩”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二孩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如张哲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一文中，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意义及带来的影响出发，得出不仅大城市的生育意愿很低，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也很低的结论[2]；吴耀祖基于一次线性拟合对单独二孩开放政策进行研究，得出我国人口在2040年将会出现负增长状态的结论[3]。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优生育率模型和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对基于“二孩政策”下的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做定量分析，推出“二孩政策”实行与否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影响，并计算实行“二孩政策”时的最优出生率，预测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时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假设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了便于解决问题，提出以下假设：（1）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不会因自然灾害、突发事故或战争等而受到影响；（2）我国人口没有迁入和迁出；（3）人口增长只与人口基数、生育、死亡和老龄化有关；（4）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的死亡率不发生大的波动，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分布也不随时间发生变化。

二、“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一）不实行“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1.研究思路。采取优化的灰色预测模型[4]，通过MATLAB软件对人口结构从性别比（X1）、总人口（X2）、农业人口比重（X3）、农业平均人口比重（X4）、户数（X5）、年平均每户人口（X6）、年平均人口（X7）、自然增长率（X8）和人口密度（X9）九个方面进行预测，并对所得结果进行后验检验。

通过Eviews软件分别得到上述拟合函数的拟合曲线，以性别比（X1）为例，其拟合曲线（如下页图所示）。

3.结果分析。由拟合曲线可知，当不实行“二孩政策”时，未来二十年内，总人口呈现上升趋势；性别比在1.1左右上下波动；农业人口比重在10%～40%之间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2%左右并呈现下降趋势；户数有所增加，且平均每户人口在2.6～3.8人之间波动并维持在3.1人左右；平均人口呈现上升趋势；农业平均人口比重处于0%～40%之间并维持在20%左右；人口密度保持平稳。

（二）实行“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1.研究思路。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人口数量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过高或过低的人口数量都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最优出生率恰是使未来就业人口达到经济增长所需人口数量的当年出生率。故可以通过计算 “二孩政策”下我国的最优出生率来判断政策实施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2.研究方法。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5]，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下表可得占主要成分的三个因素：性别比、自然增长率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运用Matlab软件进行灰色模型分析，预测在不实行二孩政策的情况下，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3.结果分析。我国应当适当加大生育比例，使0～14岁的人口比例逐步增加到23.6%，因此，“二孩政策”的实行会使中国人口结构更加合理。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若保持原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总数将呈现上升趋势且自然增长率会有所下降，则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会不断加大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利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可持续发展；若通过实行“二孩政策”适当加大我国的生育比例，使0～14岁的人口比例逐步增加到23.6%，我国的人口结构将更合理[7]。同时，人口数量的提高也将弥补劳动人口的不足，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维持人口结构的合理性，还可使人口性别比例回归正常水平，降低老龄人口比重，延缓老龄化的步伐，最终实现人口结构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陶涛.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J].人口研究，2011，（1）.

[2] 张哲.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报，2014，（2）.

[3] 吴耀祖.基于一次线性拟合二胎开放政策的研究[J].科技咨询，2014，（28）.

[4] 周瑞平.河北省GM（1，1）模型灰色预测法预测城市人口规模[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1）.

[5] 刘月兰.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新疆兵团人口可持续发展研究[J].西北人口，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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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政策;生育政策;出生率;老龄化

一、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的界定是研究人口政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因制约人口因素的复杂性加大了科学界定人口政策的困难程度。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如“国家直接调节和直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所颁布的法令和措施的总和,称人口政策”(刘家麟,1992);“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采取直接干预、调节和影响人口数量(包括鼓励或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构成、人口分布等而制定的法令、措施、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底书贵,1989)。人口政策在最近几十年人炸式的增长中逐步调整和完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政策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它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

二、中国人口政策调整

1982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纳入中国的国家大法――《宪法》,其中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2001年12月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更是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对于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实现在新时期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口总量大这个突出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突出,中国开始分步骤地实施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率,控制人口总量。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导致了全球性资源、能源的短缺和环境恶化。生态环境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内容

限制人口增殖政策,是国家政府通过多种措施,鼓励人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以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稳定和缩小人口总量的规模。现行人口政策属于狭义人口政策,即生育政策。现行人口政策规定: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二)中国人口出生率变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控制人口的出生率,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率和出生率迅速下降,减缓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缓解了人口压力。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现在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率开始迅速的下降,由1978年的18.25减少到2003年的12.41,2008年降到12.14。

三、中国人口政策实施中的弊端

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对中国人口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出现了一定的弊端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必须逐渐建立合理完善的制度,来促进人口政策的协调发展。

(一)出生性别比失调

出生性别比反映的是出生时男婴与女婴之比。按照国际的标准,正常的出生性比变化范围是103-107之间,超出这一范围,则属于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者偏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世界上属于偏高水平。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持续攀高。“三普”期为108,“四普”期为111,“五普”期为117。20世界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传统社会对男孩的偏好,所以人们采取各种的办法,希望生育男孩,造成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偏高的现象。在2004年3月份的中央人口资源工作座谈会上,书记提出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集中力量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

(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由年轻型到成年型再到老年型的转变。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老年负担系数(65岁以上人口规模/15岁-64岁人口规模)从1953年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10%,而同期少儿抚养系数(0岁-14岁人口规模/15岁-64岁人口规模)从61.17%下降到32.63%。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中国应尽快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适当放宽人口控制。第二,改善人口性别结构,防止人口出生性别比过高。第三,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冯玉平.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家庭生育意愿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

2、田雪原.人口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冯玉平.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家庭生育意愿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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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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