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们喜忧参半，既有缓解压力之感，又有莫名的不安。家长的担忧聚焦于几个问题：减少学科类校外培训，会不会造成阶层固化？市场需求仍在，会不会造成“私教”盛行？“双减”会不会造成孩子“放羊”？“双减”后，什么样的孩子会脱颖而出......

 

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双减”政策的底层逻辑：针对学科教育，要把学科教育回归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减轻家庭负担。

 

由此可见，“双减”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回归各自的角色。“双减”政策出台前，家庭与学校出现同质化趋势。学校像考场，家里还是像考场。

 

受市场宣传的影响，家长们大都别无选择又极其负责地将孩子送进培训班或在家给孩子布置额外作业。当校外辅导被政策性叫停，家长们失去了方向。停下来，分析一下政策，找到家长可以尝试的角度。

 

家长要怎样

 

把时间还给孩子呢？

 

文件第二项第5条规定：“分类明确作业总量。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第三项第9条规定：“保证课后服务时间。学校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在校内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根据这两条可以推断：孩子的作业和在校完成作业的时间都会有所调整，那么回家后的自由时间肯定增多，取消校外培训会进一步增加空余时间。那么家长要怎么做，才把时间给孩子呢？

 

一是密切家校联系。积极参加家长会、家长学校，主动与教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学习和身心状况，制订有针对性的家校联动教育方案，构建和谐家校关系。

 

二是更新育儿观念。了解孩子的身心成长规律，提升自身育人素质和能力，理性规划孩子未来发展方向，不盲目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

 

三是融洽家庭氛围。细心关注孩子思想情绪变化，倾听孩子心声，做孩子的朋友，形成良好沟通互动模式，帮助孩子排忧解难。

 

四是要指导学生合理用好在家时间。督促孩子按时就寝，确保充足睡眠。适度安排家务劳动，加强体育锻炼，开展亲子阅读等。加强孩子网络行为监管，及时发现、制止。

 

五是不妨将重心转移到培养孩子习惯上来。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这个过程离不开外力的推动，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阅读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思维的发展；运动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注意力和专注力的提高；劳动的习惯能帮助孩子确立正确价值观、责任感，提升独立能力；参与家庭生活的习惯有助于孩子公民意识的培养；兴趣爱好的习惯有助于塑造培养健全人格，全面发展，建立自信，积极健康。好习惯成就好未来，孩子就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内驱力也会更足。

 

哪些学习习惯很重要

 

这里列表供大家参考

 

没了校外辅导

 

怎么办？

 

文件第四项第14条规定：“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家长对这条规定会本能的出现紧张。没了辅导，考试怎么办？

 

此时，家长不妨问自己三个问题：

 

1.孩子通过校外辅导获得了稳定而持久的分数增长吗？2.分数的提高等同于学业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吗？3.孩子在接受辅导后，学习习惯和方法有积极、长效的变化吗？

 

想清楚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客观地评估校外培训对自己孩子的价值。真正的教育，不在于校外培训机构，而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双结合。好的成绩，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教育肥沃的土壤，还包括家庭和睦、自我驱动等。

 

再看文件第五项第18条“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坚持以学定考，进一步提升中考命题质量，防止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

 

这里有两个重要信息：命题趋势和招生指标分配。

 

先看命题。防止偏题、怪题、超标题，那什么题最重要？当然是课堂上老师讲解的题。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课堂--作业--考试--评价。再看招生。文件强调了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其本质是突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衡趋势。

 

家长还应对户籍所在区域的公办学校有所关注和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情况、校园文化、课程建设、学生活动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针对这一变化

 

家长可以怎么办呢

 

这里列表供家长参考

 

此外，教育部积极推进课后服务工作，不断健全完善课后服务有关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家长应予以积极配合。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以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没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随着教育均衡化、区域化的发展，学校间也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常和家长强调：孩子的身上有家长的影子。

 

家长改变，孩子改变。

 

“双减”政策后，家长角色回归。

篇2

【关键词】东北传统二人转；表演形态；转型；政治改造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39-01

“自由自在”与“灵活随意性”是传统二人转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从留存下来的传统二人转文献资料来看，在传统二人转表演形式中，艺人演出并不像现在有导演，事先排好练好，严丝合缝才上台，而是在一起互相一道过：“刘老板，有这出戏吗？”“能对付唱。”“好，这出你的。”直接下去唱上了。当专职编剧、作曲、导演进入到二人转舞台后，就出现了说唱靠作家打本子，唱腔靠音乐家打谱子的趋势。熟识二人转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传统二人转台词很活，“二人转的唱词，都是师徒口授，如同鸟儿哺乳，一代传一代，不知从哪儿来的，也有能编词的”，没有死剧本。而且“变化大、艺人在唱它时有加有减”，[1]例如《小拜年》或者《小俩口回门》，是双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开始只有十三句唱词，以大秧歌套路舞蹈为脉络，以东北民歌为主调。这个节目双传给徒弟周兴，周兴又传给徒弟耿扣子，耿扣子又传给徒弟刘启红，刘启红最后传给徒弟赵青山，五代艺人传唱与经营，这个传统剧目不断丰富，唱词由最初13句发展到100多句，亦唱亦舞可演出达四十多分钟。二人转的唱词就这样随记随改，口口相传的，全凭艺人的肚囊宽窄，吞吐能量大小。传统剧目《洪月娥做梦》也是如此，由三十多句经过老江湖老相府们赶着唱赶着编，越编越好，越唱词句越多，最后超过二百多句。当然这种加减也不是随意加，传统二人转演出方式主要是流动性“卖唱”，走到任何地方的演出都是靠“赏钱”或“齐头”（联系演出的人）齐钱，这种市场运作方式决定了它必然是要靠表现民间情感而生存。所以，二人转有句艺谚叫“你要跑里（指东山里一带），就得吃大苞米，不吃大苞米，你的唱就没人理。”意思是要熟悉当地民风民情，以便唱时“入乡随俗”，这样加的词就都来自于当地生活，与观众贴心。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二人转演出能做到与观众“不隔音，不隔心”。

二人转老艺人多年积累下的表演经验“要和观众走一条道”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二人转艺人最讲“一上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取舍变化和灵活应变中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然而在当代，传统二人转无论在导演、舞台的设计，还是文人知识分子对二人转的改编介入，都使二人转的“传统”发生了改变，剧本的净化和设计显然在观众与演员之间拉开了心理距离，编导的出现使二人转舞台上本为主角的表演者的地位被弱化，编导在二转演出中成为演员与观众沟通链条上的中间环节，原本零距离的观演关系反而变的有了一层“隔”。导演在演出前将唱词固定，舞美、作曲将戏曲演出过程进行精细的设计并固定下来，且改编后的剧本均由国家正式出版机构出版，如《上北楼》，195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王二姐思夫》后经由白万程改编，剧本于195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对传统二人转的政治改造并不仅限于内容的净化，传统二人转中的人物性格、故事主题，甚至是表演形式都被进行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改变。通过印刷品的形式被定为固定本，同时也被扣上官方正统的帽子，确立了权威地位，这于传统二人转表演中艺人为适应演出需要随机应变临时变唱词内容有着本质的不同。“活”的艺术被捆死，二人转演出呈现出“三靠”的演出形态，即舞台行动靠导演摆位子，说唱靠作家打本子，唱腔靠音乐家打谱子。总之传统二人转在当代经历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二人转逐渐失去民间形态的过程，逐渐失去娱乐文化功能的过程，逐渐失去民间本质的过程。这种失去是通过对民间二人转的打压和改造实现的”，[3]传统二人转幽默率真的“民间意识”被严肃正统的“主流意识”所代替，而严肃的主题和正统的艺术形式推动着传统二人转从民间走向庙堂。

传统二人转“土、野、迷、狂、浪”的民间本质也必然被削弱，甚至成为严肃的歌舞，那是对二人转传统的破坏，而不是发展和延续。传统二人转在非遗保护日渐被关注的今日，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传统二人转如何在发展和传承中取得平衡，作为一朵民间的艺术奇葩长开不败？关键在于保持住它的“活”的原生态样貌和“民间性”。著名二人转演员韩子平谈到二人转的发展时也同样认为“二人转要发展下去，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是民间，二是传统”。[4]只有这样，二人转在改革与发展中才能不至于“兴于民间，死于庙堂”。

参考文献：

[1]王桔.二人转史料第4集[D].吉林：吉林省地方戏曲研究室，1982.256.

篇3

关键词：混合寡头；国企私有化；污染物排放；环境税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1YJC790217）；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ZR2011GQ005）；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金项目“中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特点、成因及应对”（10XNF062）

作者简介：谢申祥（1978-），男，湖北荆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商龙燕（1976-），女，山东齐河人，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会计师，研究方向：贸易与会计关系。

①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②凤凰网，“江西地税官员称正向国务院申请环境税开征试点”，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1995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约为12万亿标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总量超过40万亿标立方米①。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尤为迫切。正因为如此，开征环境税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正向国家申请开征环境税，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四省则有望成为首批开征环境税的试点地区②。可以预见，我国开征环境税指日可待。

由于国有企业承载着部分政府的职能，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较差，常被大众所诟病。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转换改革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而提高经营效益。不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讨论在一国开征环境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程对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就我国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会排出废水，排放废气，同时还会产生固体污染物，生产的产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会越多。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当国有企业从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取向转向以企业自身利润为目标的取向时，国有企业的产量将会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将降低，因而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经济里，如果社会的需求函数很凸（需求曲线十分凹向原点），尽管开征的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较低的环境税导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过国有企业由产量降低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终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献［1］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则在一个混合双寡头模型下，引入产品差异因素，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竞争的两种极端情况，即国有企业百分之百为国有时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私有化为私营企业时与私营企业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时的环境污染会超出国有企业完全为国有时的环境污染。因此，文献［2］的研究侧重的是产品质量差异，同时也发现产品质量差异这一因素会导致国有企业私有化时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国内学者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工业企业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产量、劳动力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当政府能够决定环境税税率和国有控股比例的情况下，部分私有化和环境税将通过资本租金和工资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产出量。工业企业产量的变化会进一步引起城市就业水平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农业企业中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谢申祥，王孝松，商龙燕：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本文沿袭文献［2］的混合双寡头竞争框架，在相对更加现实的设定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发现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确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向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利润，同时也关注社会中其它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响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时的产量，进而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政府为平衡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中降低环境税。这样环境税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产生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是单调的，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不是单调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结果

假定本国市场有两个企业1和2，其中，企业1为国有企业（public firm），企业2为私营企业（private firm）。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q1,q2)=(q1+q2)-12(q1+q2)2（1）

qi为企业i的产量。因而，消费者剩余可以表示为：CS=U-∑2i=1pqi，其中p表示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得到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p=1-q1-q2（2）

两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相同，均设定为：

C(qi)=F+cq2i

为分析和计算的简便，不失一般性，我们限定F=0，c=1。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成本函数通常设定为关于产量的线性或二次函数形式。尽管更为常见的是采用递增的线性形式［4-7］，然而为了与文献［2］进行比较，我们将成本函数同样设定为二次形式。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ei=qi-ai，其中ai为企业自身的减排量，ei为企业的最终排放量。企业的减排成本为a2i/2。污染排放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其排放量有关，按照通常的设定方式为：D(ei)=m•(∑iei)2/2，m为损害的技术参数，同样为便于计算，我们设定m=1。另外，政府为保护环境，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环境税，其标准为每排放单位污染物征收t元税。

因此，两个企业的利润表达式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已和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仍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毕竟作为企业，它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同时对一些负的外部性问题不会像计划经济时试图去内部化，典型的如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限期完成上市环保核查整改承诺的通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因“周边富浩小区居民对宝钢薄板厂的异味问题仍投诉不断，新的酸洗机组工程尚未建设完成，无组织排放扰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与此同时，还有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诸如青岛啤酒、中国石油、和江西铜业等业内知名企业腾讯网，“宝钢陷排放门 环保部发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为如此，我们参考文献［1］，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国家所关注的微观经济主体利益，Beladi、Chao称之为私人经济部门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国有企业被私人持有的份额。当k=0时，企业1为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而当k=1时，企业1则为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因而此时称企业1仍为国有企业似乎不合适，不过，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仍然称企业1为国有企业，只不过此时的份额全部为私人所用。

本国的社会福利表达式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标准为t的环境税率；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产量竞争，同时确定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根据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规做法，我们采取倒推法进行求解。

首先，我们分析产量竞争阶段的情况。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1和私营企业2共同决定各自的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由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营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联立（6）、（7），我们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环境税率。

回到政府制定环境税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环境税。将（8）代入（5），我们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阶条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进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题1：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环境税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减少。

命题1的直观经济学解释是：因为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国有企业关注企业的利润程度增加，其产量相应降低，企业的减排量下降，边际减排成本下降，因而环境税率也相应降低。

将（10）代入（8）、（9），我们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进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两个企业最终污染物的排放总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对（13）求一阶导数，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说当k0；当k>k*时，dEdk

命题2：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

直觉上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产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从而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也将越少。然而命题2显示，仅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当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时，整个社会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会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图1E和k的关系图

事实上，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尽管国有企业会随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产量会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会下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间的替代关系，在国有企业产量下降的同时，私营企业的产量会上升①，因而私营企业的排放量会增加。当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很低时，国有企业的

①因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产量降低较小，而私营企业产量增加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反而增加，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将降低的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减少的较多，而私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将低于国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将下降。

尽管Beladi和Chao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发现较凸的市场的需求函数会导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结论，不过，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由于国有企业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较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们可以进一步求得本国的社会福利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将（14）对k求一阶导数，我们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样，我们发现当k0；当k>k*时，dWdk

于是，我们得到下述命题：

命题3：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关系。

本国的社会福利由五部分构成，即国有企业的利润、私营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税收入以及环境损害，前四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最后一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负。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产品的价格增加，不过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量较高，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因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反而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的产量较低，此时，市场上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高，因而国有企业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利润反而下降。这样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的利润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现倒U形。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私营企业的利润增加。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在私有化进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过私有企业产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费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环境税而形成的税收而言，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污染物排放量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的幅度要远远低于环境税率的下降幅度，因此，从整体看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对于环境损害来说，因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环境损害也是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对社会福利的综合影响就是随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倒U形。

从命题3我们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并不会提升一国的整体社会福利。

三、结论性评述

在文献［2］的研究中，他们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国有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的加权函数，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作为代表政府的经济行为主体，除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还会关注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将其他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排除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之外，显然并不能反应国有企业的本质。因此，尽管本文和文献［2］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们基于国有企业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所承载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现实的设定，进而我们发现了私有化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变后，一些转型经济体纷纷掀起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我们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产量，从而可能达到降低国有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体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致使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恶化环境。因此，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条件下会恶化一国的社会福利，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审慎的对待期望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BELADI H, 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 2006,93:343-347.

［2］WANG L,WANG J.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Economic Systems,2009,33:389-396.

［3］徐有俊，江旭，沈悦．发展中经济部分私有化、环境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7）：36-41.

［4］谢申祥，黄保亮．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J］．统计与决策，2009（1）：131-132.

［5］李长英，谢申祥，王孝松．异质产品、中间品贸易与最优研发政策［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4）：191-202.

［6］谢申祥，王孝松．技术外溢、国有企业并购与FDI［J］．世界经济研究，2009（4）：63-69.

［7］KATO K.Can allowing to trade permits enhance welfare in mixed olig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88:263-283

.

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

篇4

关键词：低碳基金；项目评估；模糊层次分析法

一 、引言

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早已落下帷幕，但此次谈判大会并没有在全球减排方面达成一致协议，这意味着低碳减排在国际上的发展前景变得不明朗。我国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就在前不久国务院颁布的“十二五规划”中，用很大的篇幅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低碳基金在这方面必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低碳基金是将低碳经济内涵融入于基金之中，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赢的现代金融工具，包括各种碳基金、绿色基金、环保基金等新型基金。它主要用于购买碳信用或投资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它的投资方式目前有碳减排购买协议（ERPAs）、直接融资和N/A三种，其中用于直接融资的基金数额所占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低碳基金将会用于低碳投资。然而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必须先对项目进行正确有效的评估，以降低投资风险和提高投资收益。低碳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风险投资方式，兼具一般风险投资的特征及其自身特性，它在项目评估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可以将风险投资评估的一些经验加以借鉴应用到低碳投资项目评估中。

作为21世纪最具投资前景的投资方式之一，低碳投资对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低碳基金作为低碳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因其巨大的投资“杠杆效应”而 吸引了大量私人资本参与到低碳投资的队伍中。据调查显示，英国碳基金每投资1英镑，将撬动7英镑社会闲散资金，正因为如此，低碳基金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更需慎重。据有关调查结果表明，2011年我国低碳投资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中，排在前面的是项目估值过高带来的退出风险和优质项目缺乏导致的资金停滞，所以对低碳基金投资项目的评估变得十分必要。

二、文献综述

投资项目评估是指利用系统原理、投资优化原理、风险不确定性原理等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使一定的资金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活动，由于大多数投资都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因此经常也被称作风险投资项目评估。

已有学者对风险投资的评估进行了研究，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分析，但是各自所选用的指标不尽一致。Tyebjee和Bruno(1984)提出了美国第一个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模型，提出了市场吸引力、产品的独特性、管理能力和市场环境变化抵抗能力等评估因子。跟Tyebjee和Bruno相似，张春英（2001）也从风险和收益两个角度进行了指标的选取，将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分为风险评估和效益评估两个子系统，通过建立各自的指标因素定量评估模型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陈盛双（2008）则结合了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状况及特点，提出了产品差异度、市场吸引力、管理能力、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五个评估指标。纵观先前学者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可以发现，尽管各自所选取的指标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成本、风险、效益、管理能力都是属于要考虑的重要指标。

针对各自所建立的评估指标体系，各位学者也采用了不同的指标因素分析方法。潘佳林（2005）运用模糊数学理论构造了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的模糊多目标群决策模型，并对定量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很好的解决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统一问题。杨毅和杨念（2005）在时间价值分析基础上，提出投资项目评估灰色资金时间价值分析模型，更好的描述项目资金运动的不确定性。董放和张航（2009）提出了实物期权在风险投资价值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汪波和马海静（2008）则对层次分析法、净现值法、实物期权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分析了各自应用的特点和局限性。由于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不一样，目前学术界对于究竟何种分析方法最权威尚无定论，通过将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及背景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模糊层次分析法更为适合本文的研究。

三、低碳基金投资概述

（一）低碳基金投资现状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低碳基金包括碳基金、低碳产业投资基金、绿色基金、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环保基金和节能基金等不同种类的基金，其中以碳基金为主。我国现存的低碳基金有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有统计显示，世界银行管理的碳基金规模从1999年的1.8亿美元发展到了2009年的25亿美元,而2011年初全球碳基金总额已达到300亿美元。

通过对大多数现有低碳基金的研究可知：它们所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碳交易市场、环保产业、节能减排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这些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一般私人资金很少愿意涉足这些领域。低碳基金的参与则为私人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加上相关政策制度的逐步完善，使更多的私人资金主动投入到这些项目中，扩充了低碳投资的队伍。《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2010年仅流向三大低碳商业领域（可再生能源领域、循环再利用领域以及与环保技术有关的产品制造领域）的FDI就达到1.2万亿美元，预计2011年将增长到1.3到1.5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我国有近10只以低碳为主题的创投基金，资金规模高达100亿元。

（二）低碳基金投资特点

低碳基金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风险投资方式，除了具有一般风险投资风险高、期限长、收益高、前景好等特点之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资金来源较窄：目前全球所有低碳基金的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出资、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企业出资、私人出资四种。我国主要是政府出资，也有少部分是来自于企业和个人。

2．投资领域较少：低碳基金主要投资于低碳产业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发电、能源转换及存储、清洁生产及消费、废物处理四大主题下的九个部门，相对来说可投资的范围比一般的风险投资要窄。

3．投资目的多样：低碳投资是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是人类应对环境恶化的应对措施之一，因此低碳投资不仅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还要产生一定的生态和环境效益。

通过以上对低碳基金投资的概述，将低碳投资与风险投资进行类比之后，可以认为在项目评估方面低碳投资有许多可以风险投资借鉴的方法，但不能机械的照搬过来，还应对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加以改进以更适应低碳投资的特性。

四、投资项目评估体系

（一）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的经验和低碳投资的自身特点，基于投资成本、收益、风险以及企业四个方面找出评价低碳基金投资项目的各级指标，以建立多目标评估指标体系（见图一）。

1、投资成本

目前大多数低碳基金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所以项目所需的成本是基金选择项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基金管理者要通过权衡整个项目的成本和期望收益来确定项目可以接受的成本范围。一个项目的总投资额包括固定投资额和变动投资额。据相关数据显示：英国碳基金用于投资性的项目额度一般是150万英镑；用于研究性的项目额度一般在5万-25万英镑。

2、投资收益

低碳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追求收益是它的本质特征，而它与其他一般基金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公益性，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在追求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要求能产生一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经济效益，可以从净现值、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三个方面分别分析；对于生态效益，基于低碳基金的低碳内涵，可以通过估计项目直接或间接的减排行为所带来的等价减排量来评估；对于社会效益，低碳基金投资某项项目必然会带动自身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出就业岗位，因此项目的就业效果可以很好的体现其社会效益的大小。

3、投资风险

作为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行为，低碳基金投资中对项目风险的评估是最为关键的步骤，通过对风险的正确评估从而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可以提高投资的抗风险能力。项目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主要指由于实施项目的企业自身原因可能产生的风险，包括产品（技术）的竞争力和资金到位率；外部风险是指投资项目所在领域内其他企业和市场经济环境等因素可能引起的风险，包括安全边际率和国家相关政策变化的风险。

4、企业管理

在理论层次上，项目自身的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但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所投资企业的管理机制却是极为重要的，它是决定一个项目能否发挥出其最大效益的关键。对被投资企业的评估主要可以从企业各层的管理机制和企业抗风险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评估。另外管理者的素质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投资还要考虑该项投资的市场前景，但由于低碳基金所投资的项目都是节能环保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所以在评估时便可不必分析。

（二）评估指标体系的应用

建立好评估指标体系之后，便要利用该体系对所待选择的项目进行评估。本文将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已找到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据此选择出最优的投资项目。具体步骤如下：

1、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因素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指运用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同一层次各因素在上一层次中同一指标下的相对重要性，并通过一系列数学方法来计算各因素的权重，从而实现对不同决策方案的评价与选择。首先请有关专家对同一层次的各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判断，构建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其次利用方根法求出该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并求出与之对应的特征向量；对该特征向量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后将其归一化，所得到的新向量便是该层次各指标因素的相应权重。

2、利用专家经验法确定评价隶属矩阵

专家经验法是根据专家的实际经验给出模糊信息的处理算式或相应权系数值来求出隶属函数并确定隶属矩阵的一种方法。首先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一个评价小组，对照相应的评语标准（通常分为“优”、“良”、“中”、“差”三个等级，并给予各等级一个相应的分数）为各层次的不同指标确定等级，得到评语集；得出因素集中各指标对评语集的隶属度向量，从而构造出各子目标下的隶属矩阵。

3、模糊层次综合评判

确定好各子因素层指标对评价集的隶属矩阵之后，通过模糊矩阵合成，对目标层进行单因素模糊评价，确定目标层对评语集的的隶属向量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准确的隶属度向量，最后对评语集向量和目标层隶属度向量进行合成计算得分便可得出该项目的最终评分。通过比较不同投资项目的总评分，则很容易对项目做出正确的选择。

综上所述，在对低碳基金将要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时，首先必须找到图一中相应的评价指标，并对这些指标通过实际数据进行量化；建立好评价指标体系之后便可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模型整体进行分析，得到各个待选项目的总评分，从中择优选取进行基金投资，方可最大程度提高期望收益。

五、结语

尽管目前我国已加大了低碳投资的力度，但普遍存在一个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与当前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尽快在低碳投资界建立起评估指标体系已是当务之急。全文通过将风险投资的评估方法加以改进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认为模糊层次分析法能对低碳投资项目进行良好的评估。运用该体系方法可以为我国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也可以为实际中低碳投资项目选择决策提供很好的参考，由于目前相关方面的数据不充分，所以未能进行实证研究，这一点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严琼芳,洪洋. 国际碳基金:发展、演变与制约因素分析 J .武汉金融,2010,10

[2]阮世旺. 风险投资项目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J .当代经济,2006,3

[3]张春英,姜丹. 高新技术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定量模型研究 J .科学管理研究,2001,10

[4]陈盛双,袁正科. 风险投资项目评估模型研究 J .价值工程, 2008, 9

[5]潘佳林,扶缚龙. 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的模糊多目标群决策方法 J .当代经济管理, 2005, 4

[6]杨毅,杨念. 投资项目评估灰色资金时间价值分析 J .水利电力科技, 2005, 1

[7]张航. 实物期权在风险投资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J .商业会计, 2009,7

[8]汪波,马能静. 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研究 J .财会通讯2008,7

[9]刘兴太,杨震. 层次分析法判断矩阵在确定科研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系数中的应用 J .中国科技信息,2008, 10

[10]贺灵,单汨源. 风险投资项目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 N .株洲工学院学报,2005,11

篇5

[尹中立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

在中国的金融结构里，间接融资的主力机构是商业银・行，直接融资的主要场所是证券市场(包括股市与债市)，自这两个市场形成以来，一直是两张皮，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但自2007年以来，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个市场的变动会立即影响到另外一个市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成为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可能成为互相制约的关系。从2009年的情况看，8月份之前二者是互相促进，而进入第三季度以后，银行与股市开始出现相互制约。

银行股的表现成为股市涨跌的风向标

在2005年之前的股票市场里，上市的银行股只有深发展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三家，这三家银行股占流动股的市值比例只有5％左右，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对股票市场影响甚微。

2005年后三年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三家国有控股的大银行相继加盟股票市场，其间还有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等登陆股票市场，使商业银行板块已经成为股票市场市值权重最大的板块，占股票市值的30％以上，商业银行的股价表现已经直接成为股票市场涨跌的风向标，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望其项背，因此，指数走势在相当程度上要看银行股的脸色。

那么，为什么2005年之前大多数商业银行没有上市，而2005年后迫切上市融资?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变化，其二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进程及国有银行资产质量的限制。首先看看第一个因素。2001年之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指标是资产负债比例，商业银行只要有新增的存款就可以放贷款，因此，决定商业银行行为和业务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吸收存款的多少，与资本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银行上市与否并不影响其业务发展。例如，深发展是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也是深圳交易所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该行是1987年成立，而和该银行同时成立的深圳的另外一家银行是招商银行，招商银行于2001年才上市，比深发展上市整整晚了11年，但招商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远远超过深发展，可见上市银行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势。但2001年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资本金管理成为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成为直接影响其业务发展的指标，通过股票市场来筹集资本金成为商业银行的迫切需要。

2005年前，影响商业银行上市的第二个因素是国有银行的改制进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一直较差，大型国有银行在2001年启动改革之前的不良率在30％左右，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一直举步维艰，更无法满足上市的标准。

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商业银行上市融资将是普遍的趋势，数以百计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将实现上市融资的计划，银行股在股票市场中的份额将会继续增加，银行股的走势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对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指数基金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境外投资者的角度看，中国商业银行创造的GDP只占6％左右，但上市的商业银行的市值占H股总市值的50％，因此，银行股成为中资股的代名词，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一选择就是投资中资银行股。在2009年初，在全球经济一片悲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明确提出保8的目标，使国际资本将资产配置目标转向中资银行股。在国际资本的一致追逐下，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股表现非常突出，工商银行等股价开始接近2007年的最高位。而香港市场的表现又对A股市场的估值产生直接的影响。总之，银行股已经成为左右A股市场及H股市场的最主要力量。

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速度直接左右股票市场涨跌

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行情主要是由信贷资金推起来的，没有信贷油门的急剧扩张，我国股市不可能在全球独领。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人民银行从2008年11月份开始放弃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管理。之后，出现信贷井喷：2008年11月份信贷增加4700多亿元，2008年12月份信贷再增加7600亿元，2009年E半年信贷增长7.37万亿元。

在信贷的扩张带动下，我国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008年中的16％增加到2009年10月份的30％，广义货币供应量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达20多个百分点，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正是股票市场分析家们一直对2009年的中国股票持乐观看法的最重要依据。

当然，指数的大幅度上涨也离不开银行股的贡献，从6月初开始，银行股集体发力，使股市从2700点开始加速上涨并轻松突破3000点关口。有意思的是，银行股从6月初开始飙升，与之对应的是6月份信贷增长数量的创新高。当然，有很多人并不认为信贷资金进入了股市，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的确有大量的信贷资金进入了股票市场，但应该没有人否认信贷增长速度对股市行情的影响。从8月初开始的股票价格的急转直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公布的7月份的信贷数量大幅度减少(比6月份减少了八成)。而10月份的股市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布的9月份的信贷数据超预期。

银行开始成为股市上涨的制约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见，股市与商业银行之间可以相得益彰：商业银行扩张信贷导致股市上涨，而股市繁荣可以给商业银行补充巨额资本金，商业银行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本金就可以继续扩张信贷，如此循环往复。

但眼下却出现了明显的悖论：股市上涨受制于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但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已经用到极限，要增加信贷就必须通过发行巨额股票的方式补充资本金，而巨额股票的发行又会增加股票市场的供给，使股市失血。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在8月份前后公布了融资计划之后，股票跌幅都超过20％，其表现已经将此矛盾和悖论昭示给投资者。

为什么股市与商业银行之间由互相促进变为互相掣肘?问题的关键在于银监会收紧了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要求，这实际是商业银行信贷政策转向的开始，由8月份之前的积极扩张政策变为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紧缩政策。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基调没有改变，但操作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微调”。第一个信号是银监会将次级债从商业银行的资本中扣除。根据银监会的新规定，由银行之间持有的次级债券应该从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中扣除。目前此类债券数量大约有2000多亿元，如果完全从银行的附属资本中扣除，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受到很大冲击。由于力度太大，市场出现强烈的反弹声音，于是，采取“新老划断”(老的次级债按照老办法计算，新增 的次级债按照新的办法计算)的方式，即使按照“新老划断”，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也将受到严重制约。

“微调”的第二个信号是敦促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这就是最近市场传言“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的13％”的由来。尽管银监会及时做出澄清，但通过股票市场补充资本金显然不是凭空想象的“传闻”。商业银行要维持资产规模的增长，就必须维持资本的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商业银行需要不断补充资本金。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一是让利润转化为资本金，但当前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速度很快，通过利润留存的方式无法满足要求：二是发行债券，由于商业银行需要的资本规模很大，一般采取向同行发行次级债券；三是发行股票。可见，在当下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对商业银行来说意义非同小可，没有股票市场源源不断的资本补充，商业银行即使有存款也发不了贷款。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从财务上看最健康，这得益于2005年至2007年的股票大牛市，在此期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相继完成上市融资工作，募集了巨额资本，这是上次牛市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截至2008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超过10％，上市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1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2007年之前股票市场给我国商业银行补充了巨额资本金，2008年11月份以来的信贷扩张就无法在不突破监管框架的情况下有效实施。

但经过2009年的信贷井喷，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大大下降，基本上都接近监管底线。如果2010年信贷继续增加，就需要及时补充资本金，如果按照2009年的信贷规模计算，商业银行扣除利润留存外，至少需要补充5000亿元的资本，如果按照市场预测的7万亿规模计算，也需要补充4000亿元资本。当然，不是所有的资本补充都要通过股票市场，但股票市场一定是主要渠道。

银行股的动辄数百亿的融资会对股价产生较大冲击。但如果股票市场不能实现商业的融资计划，信贷扩张就会受到明显制约，股市的上涨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商业银行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到香港市场去融资，因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看好的基调还没有变化，对中资银行股的投资意愿还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如果等到不良率开始出现上升，则国际资本对中资银行股的态度会出现逆转，中资银行股将被弃之如敝履。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人民币升值主要压力

[刘煜辉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

当国内购买力无法消化而只能依靠出口来消化投资释放的产能时，这种投资主导的经济必然会走向依赖出口的经济。因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下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来源。

很多人持有这样的判断，中国的货币当局因顾忌升值压力而不敢加息；中国只有在美国加息后才会跟进，同样是因为惧怕由此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实，这样的分析逻辑是错误的。

如果你认为那些借道“经常项目”进入的热钱是来套利人民币升值的话，那就犯了金融市场的“幼稚病”。因为，现行人民币名义汇率显然不是个市场变量而是个政策变量。对冲基金基本上是这样玩的：一边在海外NDF(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开出足够强的人民币贴水，一边又屯兵港股、港股期货及国内的股市和楼市，以谋求由预期改变的自我实现所产生的资产价格泡沫。

但在笔者看来，“利差”绝非是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决定性因素，这只是跨境资金造势的噱头而已。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来自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变化并不是由制度创新或技术进步而是高投资全面提速带来的结果。有理由相信，2009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增速将超过30％，随着资本劳动比进一步快速上升，在2007年和2008年曾出现减速势头的劳动生产率将重新向上。

我们说，自本世纪以来，人民币累积的升值压力大多源自于此。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高投资反过来又做高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国内家庭所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国内产能，这部分国内产能只能卖到国外去，就这样变成了“顺差”。所以，投资的经济必然是走向出口的经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所占GDP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

故此，投资主导的经济，其实际汇率就会冒“虚火”，因为盯住美元，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名义有效汇率很可能也会跟随出现贬值，并将显现泡沫或是通胀的压力。坦率地讲，只要存在着虚火，人民币有效汇率就根本无法稳定下来，即便我们改变现行汇率政策的规则――从盯美元重新回到盯住所谓的“一揽子货币”也枉然。

反过来讲，中国真正进入“调结构”的实质进程，其实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反侧自消”的一个过程。因为，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暗示了廉价资源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权利将由政府回归市场。高储蓄的下降，也意味着内需将可逐步填补因外需退出的缺口，“双顺差”将大幅收缩，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减速到一个正常水平。

所以，近年来笔者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定要结合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我们要好好总结2005年汇改以来一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一旦结构性改革严重缺位，如果直接启动名义汇率的升值阀门，人民币的渐进升值路径，不就等于发出了“快快向中国搬钱”的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及热钱“三股合流”，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滔滔不绝。当围堵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被用到极限时却发现，问题依旧，甚至还“愈演愈烈”。

据此，笔者认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定要超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本身，因为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困境是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个内在的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但最终要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因此，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两个变量几乎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影响，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最终是由一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的。

当然，如果你迷信国际贸易收支的“价格弹性或汇率弹性”，尽可采取“试错法”一试，但在一个价格存在系统性扭曲的经济体中，货币当局根本就不可能评估名义汇率到底要升值多少或升值多少才够；只要资源依然是按行政的意志在配置，均衡汇率对这样的经济体意义并不大。

由上观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双顺差”，不是因为出口多了，而是因为国内收入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出口部门扮演了增加就业的角色。如果短期内出口部门的人失业了，中国经济就只剩下重化工了。没有了就业，哪来收入，又何来消费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此轮热钱流动对我国金融威胁可能更大

[陆前进观点]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

目前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但是市场流动性充足，大量热钱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也是热钱觊觎的对象。但笔者认为，这次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热钱的流入有所不同，对可能带来的后果，须有足够估计。

首先，热钱流入面对的利率环境不同。两年前中美利率变动方向相反，中国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央行收紧银根，不断提高利率；而美国由于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中美利率形成倒挂，成为吸引热钱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尽管央行加息能够收缩经济，遏制通货膨胀，但加息会导致资本内流，人民币会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而更大的升值预期会加剧投机资本的流入，央行又会面临更大的干预压力。而美国降息意味着美元走软，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中美背道而驰的货币政策，加重了我国调控成本和经济过热的风险，“热钱”流入中国收益高，动力更强，央行调控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而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中美利率都处于较低水平，两国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并不是吸引投机资本的重要因素。

其次，国内经济环境不同。两年前我国经济过热，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从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那时我国的资产价格较高，通货膨胀也有抬头趋势，央行为了控制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水平的继续上升，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而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保增长，防止通货膨胀预期”的时期，政府一再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利率上调的压力较小，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热钱将难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国际热钱更多看重的是中国经济正呈现V型恢复，经济形势改善、国内投资风险小等因素。

其三，国际环境不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次贷危机仅局限于美国，其他国家还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美元贬值主要是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现在美元贬值主要是美国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企所导致的。两年前的热钱主要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恢复快，本币升值的压力较大；还因为这些国家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这次热钱的流动，则体现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恢复程度的不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遂成为游资向往的地方，导致该国货币升值压力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

其四，全球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低成本的流动性。目前全球主要国家仍然保持刺激经济政策，而在实体经济仍然脆弱的情况下，过多的流动性在寻求新的获利场所。从去年10月至今，有超过5000亿港元资金流^香港地区，投机香港的楼市和股市，巴西、印尼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也都成为热钱袭击的对象，这些热钱也同样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而两年前热钱的规模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全球还没有完全陷入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没有形成大量游资共同袭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现象。

其五，热钱流出影响可能也不同。一旦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基础牢固，刺激经济政策立马就会退出，热钱就会迅速流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产价格可能会迅速下跌，银行不良贷款也可能会迅速增加，这是我们必须严加防范的。同时，热钱的流进和流出将加剧本国货币汇率或预期的变动，给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冲击。而两年前的热钱流动，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各国采取刺激经济措施，我国开始下调利率，资产价格也开始下跌，人民币又停止升值，热钱获利有限，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这次我们面对的热钱流入，对我们经济和金融构成的威胁更大，因此，需要尽早关注和研究本轮热钱流进和流出的特点，做好防范措施，采取应对政策，严防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全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须进一步推进金融创新

[曾刚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

在人类经济史中，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和经济转型的背后，总少不了金融因素的支持。低碳技术的开发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自然也不会例外。从过去一段时间的实践来看，已有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涉足低碳技术开发领域，此外，排放权市场的发展，也为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并吸引相当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所有这些金融创新，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致来说，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市场环境下对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支持；二是在排放权交易基础上的各种金融创新。

从第一个方面看，在目前市场环境下，许多节能减排的项目和技术开发(如新能源等)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并具有一定的市场盈利前景。金融机构愿意参与其中，提供资金支持。商业银行以及一些公募和私募基金是目前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也由此产生了“绿色贷款”和“社会责任基金”等概念。在推动低碳技术的发展方面，除了商业性金融机构外，非商业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集团和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为各种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提供着持续的资金支持。

第二个方面，与排放权交易的产生有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思路，脱胎于《京都议定书》所设计的国际排放权交易(IET)、联合实施机制(JI)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三种市场机制。在这一整套市场体系下，通过对排放设定限额，并对超额排放实施惩罚的制度，排放权由此具有了一定的市场价值。在此基础上。受约束的排放者，可以通过排放权的交易，来降低减排成本。这一机制，不仅能对受约束的排放者形成制约，还能为不受约束的排放者(如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形成一定的减排激励。

根据联合实施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的安排，其他国家企业通过采用清洁技术所实现的减排量，在经过特定机构认定后，可产生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并进入排放权市场交易。这样一种市场设计，在不改变原有生产范围和生产性质的情况下，使降低碳排放不再只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而变成了一个可以获利的能力和资产。这为企业采用低排放生产技术提供了激励，由此也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金融服务需求，吸引了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加入。目前，包括排放权交易所、各类政府基金、投资银行、PE投资者、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都是该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并大大推动了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到2008年底，全球排放权交易规模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场。

而在我国，节能减排、降低经济增长的碳强度已成为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在各方的努力下，相关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金融层面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创新。一些金融机构开始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的企业责任，同时积极参与到绿色环保项目的贷款和投资当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此外，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首先，一些城市纷纷建立了环境交易所，开始尝试搭建排放权交易平台，一方面为现有企业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提供便利，并谋求议价权利；另一方面，也为建立本土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初期的尝试。第二，相当多的投资银行和PE投资机构在国内从事与清洁能源机制相关的融资和中介服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极大的进展。2008年，产生自中国的CERs已占到全球的84％。第三，一些银行开始尝试推出与“绿色信贷”和排放权交易挂钩的结构性产品，为个人参与相关投资提供了便利。

篇6

关键词 煤炭企业 经济形势 稳定工作 超前防范

中图分类号：DF412.1 文献标识码：A

近一个时期以来，煤炭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滑，煤炭经济形势日益严峻，职工收入受到严重冲击，职工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职工中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一些消极思想和行为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危机之时，职工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心理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的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好职工心理和情绪，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凝聚人心，上下同欲，使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经营、成本等方面的压力转变为职工群众同舟共济、创新发展的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煤炭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空前的压力，企业困难期，也必然是矛盾的凸显期，这对矿井的稳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皖北煤电集团钱营孜煤矿的具体实际，谈一谈特殊时期矿井稳定工作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1稳定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1）征迁外协压力大。煤矿征迁管理工作中，由于涉及面广，牵涉的人员多而且复杂，企业和农民之间经常会出现一些利益衔突，从而加剧企业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当前，这个矿征迁工作涉及2个区县（濉溪县、桥区），5个乡镇（双堆集镇、南坪镇、桃园镇、蕲县镇和北杨寨乡），牵涉面广、征迁补偿政策变化快、乡镇工作积极性不高，加之目前征迁费用紧张，村庄搬迁进展较慢，影响地矿关系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2）职工还贷压力大。前几年，集团公司为缓解企业职工住房难和方便子女就学等问题，购置了千亩园区，新盖了商住楼，并以优于市场价出售给本企业职工。当时由于收入高有保障，职工们都积极购买。其中以按揭的形式支付费用的职工较多。仅钱营孜矿办理公积金贷款的就有1274人，占全矿人数的47%左右。目前，由于煤炭经济不景气，职工收入锐减、公积金到账不及时，致使职工经济压力增大，影响了职工的情绪和队伍的稳定。

（3）转岗分流压力大。为进一步缓解煤炭形势下行给企业造成的经营压力，降低企业人工成本，适度保障员工权益，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局面。集团公司决定对集团及股份公司所有在岗及离岗休养人员实行退休退职、内部退养、协议中断劳动关系、待岗和内部休假等分流办法。集团公司给这个矿定员1500人，分流指标近千人，由于前期这个矿整体人员较为精简，在分流后，存在关键技术岗位人才流失、岗位工作量进一步加大等问题，影响安全生产和队伍稳定。

2矿井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为确保矿区和谐稳定，应着力在超前防控上下功夫，主动介入、防控风险，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规范制度、落实责任。强化风险评估，出台了《关于做好矿区稳定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坚持事前预防、主动化解，配套制定《矿区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责任分解表》，从征迁安置、治安维稳、工作、重大决策、重点人群等七个方面，明确评估重点、落实责任部门。定期联席会商，月度召开矿区稳定评估联席会议制度，矿党委领导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对各单位上报的稳定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预警，提出工作要求，并通过综合分析提出工作建议；规范民主接待日制度，坚持开门接访、超前预防，及时疏通员工情绪。落实基层责任，将稳定工作纳入到星级支部考核，要求基层单位党政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发挥好区队“热心人”的作用，经常性了解员工队伍思想动态，同时制定《矿区不稳定因素排查统计表》，定期对排查稳定风险，并报送矿职能部门备案；在责任追究上，划定稳定风险级别，对排查不细，工作不力的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对应处罚。

（2）强化疏导、理顺情绪。强化舆论引导，扎实做好形势宣讲，围绕员工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综合行业形势、公司政策、矿井发展等各方面信息，整合宣讲内容，开展“形势任务、企业文化、团队沟通”讲座下基层等活动，积极向员工讲政策、讲形势、交实底、说前景，及时化解员工情绪和思想顾虑；加强舆论正面宣传，广泛宣传矿井在应对危机中的好做法、新成效，增强全员战胜危机的信心，凝聚全员意志。注重心理疏导，深入推进EAP员工帮扶计划，面对收入减少、转岗分流，员工思想波动较大的实际，开展员工思想动态调研，加强对重点关注人群的日常疏导，强化对重点区队的定点干预，今年前9个月，钱营孜矿开展心理咨询讲座26场次，排点人员212名，并及时进行了心理疏导和思想帮扶。引领观念转变，积极“走出去”学习，组织人员先后赴山东济三矿、淮南矿业丁集矿、宿州煤电界沟矿等企业，开展对标管理，以亲身经历转变惯性思维；开展“应对危机找差距、结合岗位明措施”主题研讨，组织撰写《干法》、《为自己工作》读后感活动，引导全矿上下理性面对形势、积极转变观念，主动适应行业发展、企业管理新形势、新要求。

（3）聚焦聚力、把控重点。始终将影响稳定的关键点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实施应对措施，保证人员队伍、职工思想、地矿关系整体稳定。

①聚焦安全生产，始终将安全作为稳定工作的第一要务，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落实各级安全责任。坚持“重落实、严问责”的管理理念，从严责任追究，在明确责任人、处罚标准的基础上，严格落实《零工伤奖励办法》，运用结构工资的杠杆作用，让员工从实现安全中得实惠，提高员工自保互保意识。坚持集约生产，从设计源头保障安全生产，结合当前的市场形势，优化采场布局，坚持安全高效的“一井一面”生产格局，缩小井下活动范围，减人员、减头面、减系统，生产活动更加集中，减少了现场隐患点。全面实行夜班“瘦身”，降低夜班员工劳动强度，不干放炮进尺、斜巷运输及大件捆扎起吊等危险系数较高的累活、险活，通过优化工序，减少安全隐患环节，保证薄弱时段的现场安全。强化设备智能保安，推广大型设备智能闭锁、地面道岔自动化及皮带机密码保护等装置，通过设备智能化代替人工监管，增强设备安全防护的可靠性，实现设备运转的本质安全。

②聚焦转岗分流，集团公司给这个矿定员1500人，需分流富余人员近千人，能否有序开展好这项工作，直接关系矿区的和谐稳定。为此，这个矿严格按照集团公司要求，按照“先定岗、再轮岗、后分流”的步骤，稳步推进转岗分流工作。一方面试行“隐性分流”，鼓励个体社会兼职创收，推行下井“准入制”，取消大班人员下井数考核，制度松绑，提高管技人员下井质量；推行技术工种“弹性工作制”，对特殊工种人员实行定量、定责考核，鼓励职工自主创业；另一方面做实“显性分流”，鼓励个体创业，对轮岗分流人员实行“岗位托底、生活保障托底”，解除员工后顾之忧，发挥技术、区位优势，成立营创公司，对钱营孜电厂生产安装、管路安装、地面服务等实施全面托管，同时通过机厂承包修理费用、砖厂人员置换等方式，安置富余人员。截止到8月上旬，需转岗分流的984人员已基本完成。同时，在对生产系统进行定编的基础上，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在工资分配上向关键技术岗位倾斜，通过待遇留人，确保一二线队伍稳定、关键岗位人才稳定，以支撑高产高效矿井建设。

③聚焦征迁外协，加大外部协调力度，积极主动与村镇进行沟通，及时与村镇和村民代表进行交流，及时化解矛盾、防范。开展定期巡查，定期勘察塌陷区房屋塌陷情况和主要生产便道情况，对危房户发放危房过渡费，确保搬迁过渡期间搬迁户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定期巡查新村建设情况，掌握建设进度，督促地方加快新村建设。

④聚焦工资分配，严格工分日清日结，坚持“1+1”督查制，即每月指定督查一家、随机抽查一家，通过规范流程、强化监管，确保工资分配阳光操作。同时，发挥工会民主管理主渠道作用，定期组织职工代表恳谈会，倾听职工代表的呼声反映。定期组织区务公开督导检查，督导基层单位在绩效考核分配中，要做到公开透明，消除职工的疑虑，维护职工的切身权益。

（4）构建平台、畅通渠道。注重调研征求意见，建立了矿领导班子成员与基层单位联系机制，班子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掌握民情民意，同时利用班队长座谈会、基层管理现状调研等契机，征求各层级意见，并以五定表形式形成整改落实表；以领导班子年度民主生活会为契机，广泛征求意见，相关部门做好跟踪督导，对整改情况进行公示，保证回应员工关切的及时性。依托网络掌握民意，开通“绿色民意网”互动平台，设置有问必答、政策解读、民意调查等板块，对员工普遍反映、共同关注的问题，利用矿区稳定评估联席会议进行会商解决，切实以舆情推动工作；针对井矿青年员工多、思想活跃的实际，通过“七彩心桥”青年QQ群，密切关注青年群体思想动态，及时解决员工关心的实际难题和诉求，实现“网上反映、网下解决”。持续完善集职工维权、困难救助、心理疏导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行精准帮扶，扎实开展送温暖、救助、金秋助学活动，让员工在困难时期切实感受到企业的温暖。

3困难时期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1）加强形势任务教育，积极营造“不甘平庸、主动谋变、攻坚克难、力求突破”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宣传阵地、通讯网络以及视频、广播等手段和载体，加大形势任务的教育力度，让广大干部职工清醒地认识到，不主动转变观念，寻求思维和工作上的变化，就很难克服现实中的困难，实现工作上的突破。

（2）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着力解决上下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不适应的问题，着力解决思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安于现状、不愿求变的问题，努力改进创新意识不够、进取意识不强、惯性思维突出的问题；下大力气解决工作标准不高、执行力不强、作风不适应等方面的问题，以先进的思想意识，科学的发展思维，推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3）要着眼发展，不断促进干部职工发展意识和发展观念的强化与转变，实现由单纯依靠煤炭增量推动经济增长向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更好地推进企业长远和持续发展；不断强化经营管理意识，实现由生产经营型向经营生产型的转变，更好地提升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果；不断强化争先进位意识，实现由工作满足一般化向追求高标准争先进的转变，更好地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篇7

一、一季度税收收入形势分析

（一）地税收入实现了“三增长”。一是地税总收入较去年同比增加756.95万元，增长17.99%；二是省级收入较去年同比增加603.57万元，增长了76.22%；三是县级收入较去年同比增加25.22万元，增长了1.18%。

（二）收入实现了均衡入库。1-3月，我局入库税收和基金附加收入5164.59万元，完成市局年度奋斗目标任务的27.25%，超时间进度2.25个百分点；完成县府年计划28.85%，超时间进度3.85个百分点。

（三）主体税种增收突出。1-3月税收增收主要集中在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四个税种共增收1649.80万元，对税收增量的贡献率达到227.20%。对税收入库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主体地位尤为明显，成为了拉动本季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各单位组织收入入库发展平衡。2006年1-3月份城区四个直属单位（太和、直属、直属二所、稽查）共征收入库地税收入4726.62万元，完成年度计划26.09%，超平均进度1.09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比增长了93.94%，占地税收入总入库数的91.52%；11个基层所1-3月共征收入库地税收入437.96万元，完成年度计划39.07%，超平均进度14.07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比增长了308.72%，占地税收入总入库数的8.48%。总的来看，本季税收收入协调增长的态势明显，税收收入完成进度情况处于良好态势，城区和基层所税收收入均超额完成了本季收入任务。

（五）重点企业税收入库进度不均衡。1-3月，我县四大集团税收入库与去年同期比呈现出一增三减的格局，重点企业税收入库进度不均衡。其中：美丰公司入库1387万元，与去年同期比增加474万元；沱牌公司入库61万元，与去年同期比减少689万元；明珠公司入库181万元，与去年同期比减少252万元；银华公司入库60万元，同比减少5万元。

（六）单个税种呈现“八增四减”态势。按与去年同比口径，一季度增加的有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维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八个税种，同比增加1709.6万元，减少的有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四个税种，同比减少1020.02万元。

二、所做的主要工作

我们抓住全县加快丘区示范县建设的有利形势，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进一步加强班子队伍建设，积极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强化税务稽查，促进了一季度税收的稳定增长。

（一）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认真落实收入目标责任制。一是加强目标责任制管理和落实，完善税收任务下达办法，更具科学性。及时分解落实年度工作目标，与各单位签订了《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二是强化任务意识，建立健全局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和各征收单位的分片包干工作制，加强督导力度，确保完成奋斗目标任务；三是重新修订《射洪县地税系统季度（办年）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加大考核力度，对税收收入完成情况实行逗硬考核。

（二）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等税收管理。一是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税收管理。县局成立了专门负责房地产税收征管的直属税务二所，对该所配了所长、两名副所长和纪检监察员，切实加强领导。自年初成立以来，实施房地产税收“四个一”管理效果明显，一季度，该所征收入库房地产税收1208万元，比去年同期入库数397万元增加811万元，增长2倍；二是加大服务业税收日管力度。一季度充分把握春节期间“假日经济”的有利时机，加强对餐饮业、娱乐业等的有效监控，1-3月入库服务业税收234.59万元，同比增收34.26万元，增幅达17.10%；三是做好2005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和管户建档建卡工作，全面落实了税收管理员制度，实施了税收管理员下户巡查巡访制度，有效实施了税源监控。

（三）以深化机关效能革命为契机，做好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相关工作。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工作，对内部设置、岗责体系、工作流程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印发了《质量手册》和《工作规程》并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切实开展效能革命工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效能革命工作的实施意见》（射地税发〔2006〕30号）并认真组织实施，开展了明查暗访，对未按规定着装的6位职工进行了通报并扣发了奖金，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是及时召开了地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与各单位和个人层层签订了责任书。二是严格执行领导职务任期制，逗硬落实干部任用条例，全面落实《遂宁市地税系统干部交流工作暂行办法》，选拔任用部分领导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选拔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三是开展学习活动，把遵守、贯彻、维护作为重大任务抓紧抓好。四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符合税收工作实际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一季度，全局未发生一起违风党纪的人和事。

三、二季度工作要求

一季度全县地税形势较好，为完成半年收入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税收形势我们不能乐观，按市局年奋斗目标的任务要求，1-6月需完成各项税收任务9475万元。其中：工商税（含契税、耕地占用税）6475万元，企业所得税2700万元，基金附加300万元。要完成二季度的收入任务，特别是要完成县级收入任务，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务必引起大家高度重视。二季度，我们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同志今年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八荣八耻”概括精辟，内涵深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作为地税系统干部职工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当务之急就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内涵，结合税收工作特点，树立正确的税收荣辱观，树立“以热爱地税为荣，以损害地税为耻”思想：一是要为纳税人服好务，争当“人民满意公务员”；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基本准则，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做个好公民；三是要讲科学，学业务，懂荣辱，做个合格的好税官。

（二）围绕组织收入的中心，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一是继续强化收入目标责任管理，逗硬实施月份收入考核，充分运用考核激励机制挖掘征管工作效能；二是进一步强化任务意识，继续实行局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和各征收单位的分片包干工作制，加强督导力度，确保完成奋斗目标任务；三是继续深化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确保房地产税收收入的稳步持续增长；四是加大各项基金附加征收入库力度，务必实现均衡入库;五是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发挥稽查和日常检查的职能作用，防止欠税，增加收入。

（三）开展发票、税票专项检查，加强税收票证管理。一是组织开展税收票证大检查。按照市局安排重点对2005年所填开的税票进行大检查，2006年严禁手工填开税票。二是开展发票稽核工作。加大对发票领用金额与所交税款之间的核查力度，对重点税源企业、建安项目、货运发票实施联查，防范和整治“头大尾小”。三是严格免税发票管理，做好下岗职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格审查，制定和落实享受免税发票额度的政策界限，避免个别人钻政策空子导致税收流失。

（四）规范内部行政管理，做好政务事务财务工作。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严格落实会议、接待和公文管理制度，认真做好督查督办和目标考核工作，进一步做好安全消防、保密保卫工作和做好卫生绿化等工作。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基层经费开支严格执行送监察室审核制度，切实做到财务管理有章可循。要规范工会活动方式和形式，机关和基层单位原则上不到县外开展工作活动、党员活动。

（五）深化效能革命工作，做好ISO质量体系认证各项工作。要坚持把开展“效能革命”工作贯穿于地税工作始终，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执行落实，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制度把效能革命长期抓下去，严格执行上班签到制度，机关首先从领导做起，领导班子成员均要按时到办公室进行签到，要进一步加大明查暗访力度，强化“两权”监督，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影响效能革命、破坏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人和事要坚决进行严肃查处，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ISO《质量手册》和《工作规程》，做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各项准备工作。

篇8

关键词：税制结构；治税理念；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81-05

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比重问题，是税制结构研究的主要内容。正确处理好这一比重，对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起，流转税和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呈现出前者高、后者低的状态：1994～2003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为61.35%，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为17.17%；到2004-2011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为53.97%，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为25.55%，比重虽有所调整，但差距仍然比较悬殊。近年来，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对我国税制改革以来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现状，致使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时确立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在实际运行中“跛足”，为此，应当调整税制结构，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

本文认为，我国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状态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如果这种状态仍然持续下去，将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客观上需要适时进行调整；但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的要求，这一调整不应“刻意而为”，而应“顺其自然”。

一、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是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治税理念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1994年进行的划时代的税制改革就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基于增值税具有税源稳定、税基宽广、充分体现税收中性原则、避免重复征税等优点而大范围地推行了这一税种，并于当年实现增值税收入2308.34亿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5%，之后的多年间增值税收入也平均高达近40%，从而奠定了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的主体地位。可以说，这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制建设总体上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治税理念的必然结果，其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这一点可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变迁轨迹得到印证。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总体上经历了从以古老的直接税为主到以间接税为主，再到以现代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的变迁轨迹。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和源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农”“抑商”的主流经济思想，决定了当时的主体税种只能是按土地面积课征的土地税或按人头课征的“人头税”。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规模日益扩大，为实行商品课税创造了条件；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在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下，将追求经济效率作为税收政策的首要目标，以商品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间接税）自然而然地逐渐成为主体税种。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商品的课税难以课及自给品，保护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对商品课税的数额越多，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越大，削弱了商品经济的竞争优势，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模式已超出了商品本身而扩展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高度商品化的结果使一切收入都可以分解为个人的所得，而经济管理的水平也发展到可以控制个人所得的程度，这就为实行以所得税（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奠定了前提条件。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使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将其治税理念由“经济效率”转向“社会公平”，并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

198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普遍得到提高，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贫富悬殊问题，而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期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为摆脱困境，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以所得税为主的国家，在供给学派注重效率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将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由偏重公平转向了突出效率，纷纷降低所得税的高边际税率，以缓解所得税对储蓄和投资的压力，增加总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许多发达国家还着手改革原有的流转税制度，实行了增值税，这使所得税的比重有所下降，流转税的比重有所上升。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出现的这一新的变化趋势显然是这些国家治税理念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

综上可知，基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税收政策取向是影响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税制结构状态的主要因素。18年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政策取向在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必然会形成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税制结构状态。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是与我国这一时期的客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的。

二、治税理念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客观上要求适时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重

公平与效率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其关系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以往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这种增长相伴还有贫富差距的拉大。有资料披露，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其收入仅占全社会家庭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的家庭其收入却占全社会家庭收入的50.24%，收入状况明显呈现出“富有者越来越富裕、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处于3000～10000美元时，则意味着该国的经济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矛盾逐渐凸现并可能激化，因此，如何处理好社会矛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处理得当，国家将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若处理不当极易激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敏感”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已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严重的低效率转变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出现的严重的不公平问题。因此，有人主张我国今后的改革需要以“效率为先”转向以“公平为先”，或者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并不一定必然要求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调节取向都具有同一特征，各经济变量的选择应该依据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内在功能相机抉择。因此，本文认为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并进行优化组合。其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关注社会公平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中全会强调分配制度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六中全会再次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可见，我国的收入政策和原则的调整已经开始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随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转变，治税理念也应适时转变。我们认为，我国的治税理念不仅理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应“旗帜鲜明”地立足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因为，税收是政府参与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而收入再分配的核心是公平。

治税理念的转变客观上要求适时调整税制结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税制结构的一些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地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是所得税占比过低的负面效应。由于所得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以及遗产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所得税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是流转税占比过高的负面效应。高流转税与高物价密切相关，由于流转税占比过高，我国的税制结构呈现“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的特点，也就是说，在现有税制结构下，物价越高，税收越高，而高税收则反过来又推高物价，如此循环，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纵观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化进程，我国税制结构目前出现的这种负面效应，同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中叶起逐步形成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出现的负面效应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我国应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治税理念下适时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重。

三、税制结构的调整不应“刻意而为”，而应“顺其自然”

我国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税制结构需要调整，已成为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的共识，但如何调整还存在着很大分歧。从见诸于报端和媒体的议论看，人们每每谈及这个问题，其出发点大都是为了矫正“双主体”的“跛足”，这是对税制结构调整取向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我们认为，目前我国进行税制结构调整不应一味地为追求或达到“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而刻意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因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

对于我国税制结构中主体税种的设计，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一直都有一种近似于约定俗成的“双主体”观点，认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应该由商品税（流转税）和所得税组成，二者在整个税制体系中占有相近的比重，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方面共同起主导作用。这种观点的本意是想通过综合商品税的资源配置和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优势，互补各自的缺陷，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但本文认为，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双主体”的理论依据是难以成立的，而且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双主体”观点陷入了税制结构优化理论研究的误区。

税制结构优化理论从具体分析各税种之间的相互影响人手，论证如何实现税种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最优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结论是：税收制度总体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各税种个体功能的实现程度，但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并不等于各税种个体功能的简单相加。这是因为，各税种的个体功能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叠，任何一种税的征收都不仅影响自身功能的发挥，而且还会影响其它税种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行，因而，需要在各税种的个体功能之间进行有效协调。

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税种之间通过价格、货币等中间机制相互影响，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收入征集方面，各税种间的相互影响集中表现为，一种税的征收量会影响到其它税种的征收量。在既定时期内，既然可供政府参与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是既定的，那么，各税种在征收量上就存在着相互消长的关系。如商品税和企业所得税，虽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税，但也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这两种税一般都是由企业直接缴纳的，在价格受到行政限制而固定不变时，商品税是不能转嫁给消费者的，纳税者即为负税者，因此，在性质上商品税类似于企业所得税，二者都直接减少企业利润。这就要求在征集收入方面二者要有适当的分工，即若高征商品税就不应高征企业所得税，高征企业所得税就不应高征商品税。其实，这种协调关系即使在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必要的。因为，当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时，除非某种商品需求完全没有弹性，否则，商品税税负将始终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这就意味着商品税在价格放开的情况下也会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因此，它同企业所得税在征收量方面存在着消长关系，人为地让商品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成为主体税，显然是不恰当的。二是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面，各税种间的相互影响表现为，税收对资源配置目标和收入再分配目标的实际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个单一税种，而是取决于各税种的综合影响。从一般均衡分析的角度看，所有的税种对政府的某个特定政策目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货币和价格等中间机制的作用下，无论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在收入再分配方面，L类税的征收总是会影响到另一类税的收入规模，同时也影响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且，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对应与交叉并存的关系。商品税不仅具有资源配置功能，通过内部各税种的合理设计，还可以兼顾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样，所得税也可以兼顾资源配置的功能。因而，那种简单地认为只要将两类税绝对均衡地置于税制结构中就可以做到资源配置与收入再分配功能并重的完美构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需要调整，但如果刻意地按照“双主体”的模式进行调整显然是不可取的，这只能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增加额外负担。因此，税制结构的调整应该“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按照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来调整，进一步说，就是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下进行调整，即朝着税制结构优化目标迈进。

实际上，我国始于2004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了，如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都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增进了消费领域的公平性；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提高和最低一档税率的降低，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这种“顺其自然”调整的结构优化效应也已经开始显现。例如，2004～2011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已由1994～2003年的61.35%降为53.97%，下降了7.38个百分点；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也由17.17%提高到25.55%，提高了8.38个百分点。目前，这一调整还应继续朝着税制结构优化目标迈进。

1.流转税：继续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一是进一步规范、理顺增值税与营业税之间的征税范围，逐步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彻底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我国已于2012年1月1日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后又于2012年8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分批扩大至北京等8个省市，从试点的进展情况和效果看，2013年有望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营改增”作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的重点，不仅是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需要，也是与世界通行做法接轨、优化我国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因此，下一步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当时机，尽快将增值税的范围扩大到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业、物流业、建筑安装业和房地产业等劳务服务领域。同时，还应考虑调整增值税税率。在我国周边18个开征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中，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增值税基本税率不超过15%，相比而言，我国的税率偏高；另外，基于目前我国营业税税率多在3%～5%之间，“营改增”后17%的增值税税率也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因此，为保持两个税种税负的大体平衡，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税负大体相当，从中长期目标看，需要适当分步调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二是进一步规范理顺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一方面，根据节能减排的要求，将一些不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性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充分发挥消费税“寓禁于征”的环境保护作用，弥补我国当前没能开征独立环境税的制度性缺陷，增进我国税制的绿色化功效；另一方面，应根据对奢侈品范围的重新界定，相应地取消对化妆品和金银首饰等的征税。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些产品都已成了一般性消费品而非奢侈品，对其继续征收重税不但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反而还会因重税造成的境内外价差，导致我国境内消费的大量外流。

篇9

【关键词】 中高职衔接 衔接模式 职业教育 协调发展

鲁昕部长多次在会议上强调，职业教育是是针对普通教育而言的一种教育类型，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与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是职业教育体系中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不同阶段和层次。两者的衔接是多方面的，如宏观的学制，微观的课程；有形的教学模式，无形的培养目标等等。实施中高职衔接，促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构建科学、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中职与高职衔接的基本模式

中高职的衔接发展绝不是中职与高职两个系统的简单链接，而是两个系统在多种特征上兼容性的繁杂适配。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我国在中高职衔接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实际工作中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衔接模式，从高职教育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中高职衔接的基本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五年一贯制模式

即一个高职院校与几个中职学校形成的衔接模式，通常叫五年一贯制，具体可分为“3+2”和“2+3”两种形式，即学生在受完中等职业教育（3年或2年）的基础上再接受高职教育（2年或3年），毕业后发给相应的中职和高职文凭。一般情况下，这种模式，中职和高职学校之间是有合作协议的。

（二）对口升学模式

即中职与高职各自根据自己的学制年限进行教育，部分中职毕业生（中专、技校、职高毕业生）完成三年中职学习，通过对口升学考试进入专业对口的高职院校接受二至三年的高职教育模式。中职毕业生自由选择报考高职院校，中、高职学校没有合作关系。

（三）直通车模式

是在一所高职院校内部实施的模式。由高职院校直接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前三年按中专教学计划实施教育，然后按三年的学业成绩和综合表现择优选拔部分学生升入专科，再学习两年，完成高职专科学业，考完成高职专科学业，考试合格颁发专科毕业证书；未升入专科的学生，继续按中专教学计划再学习一年，完成中专学业，毕业时发给中专毕业证书。

一贯制和对口招生模式是现阶段我国中高职衔接的两种主要模式。五年一贯制模式的优势在于中高职院校之间有协议，学校之间在课程建设、实训建设等方面有沟通，可以避免课程内容重复等现象。对口升学模式招收的是专业对口的中职毕业生。从办学规模上看，远超过一贯制高职，但是，由于之前缺乏中高职人才培养上的沟通，存在着教学内容重复等现象。

二、中高职衔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招生制度限制。我国高职院校以招收普通高中学生为主，对口升学招生指标只有5%，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一方面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出路没有普通高中学生出路广，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只能选择高考成绩处于“低分段”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职业教育对象应该具有全纳性特征，即职业教育院校应敞开大门，接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和排斥。应该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限制和排斥不仅违反了职业教育的“平等”原则，而且使高等职业教育不得不从低级职业教育开始，甚至是在重复中等职业教育。

（2）培养目标衔接不够。各层次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是实现完善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标准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各自为营，同类专业的中、高职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之间没有依存性。高职教育没能建立在中职的基础上实现所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层次的衔接。中职教育偏重于对学生实用技术的传授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出现了轻基础、重专业，轻理论、重实践，轻理解、重操作的现象，使学生很难适应高职教育更广、更深的理论学习，达不到更高层次技术培训的基本要求。

（3）课程设置不协调。中职与高职课程体系往往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缺乏应有的沟通与合作。主要体现在：文化课存在脱节现象，专业理论课有重复现象，有的专业技能课甚至有中、高职倒挂现象，等等。尤其是在文化课方面，很多中职学校轻视理论和文化知识学习，有些与专业联系不紧密的文化课或被删或被减。

（4）教材使用不衔接。中职教育文化课教材更新速度慢，既不与普通教育接轨，又不与高等教育衔接；专业课教材缺乏系统性，中职教育多采用高职教育的压缩版本，高职教育则以中职技能培训教材或普通高等教育教材为蓝本，缺少职业教育特色，专业特点不突出。

三、中高职衔接的对策思考

只有重视并针对中高职不衔接问题采取有效对策，才能使整个职业教育系统充分发挥整合功能，促进社会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也能真正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实现中高职教育良好衔接。

（一）构建科学的中高职衔接体系

构建完整的中高职职衔接体系，要坚持“遵循规律、服务需求、明确定位、系统思考、整体设计、构建体系、科学布局、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形成中、高职的合理定位，统筹安排。

（二）统筹规划专业，优化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

1.高职专业与中职专业的衔接。中高职衔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的衔接，中、高职在专业设置上的共同要求是，从地区和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设置专业，而不是按照普通高等教育模式设置专业。从促进中、高职教育衔接的意义上讲，专业衔接是中、高职衔接的一个必要条件。依靠地方和行业，加强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研究制定中、高职专业目录，使两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在专业上较好地衔接起来，高职院校要深入研究中高职专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面的宽窄，直接影响着中、高职衔接的对口程度和衔接通道的宽窄，高等职教的专业设置是中等职教专业设置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宽。只有中高职专业建设规范化，才能促进中高职课程的有效衔接。

2.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衔接。培养目标和规格是反映某类教育本质特征的两个不同方面。中、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和规格上有许多共性，例如，两者都具有职业性、实用性、技能性等特点。培养目标都主要从行业的职业岗位不同要求及相应规范中去确定，中等职业学校重点培养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

3.课程和教学内容的衔接。聘请中职学校的专业教师和行业企业技术人才全程参与中、高职衔接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共同探讨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就业岗位和在中、高职两个阶段应具备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构建课程体系，确定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衔接：根据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要求，系统构建课程体系，课程设置由浅入深：中职课程重基础，强应用，让学生初步建立职业概念；高职课程重实践，强创新，鼓励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工作场景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性。

课程内容衔接：与中职合作制定相互衔接的课程标准，确定科学合理的教学顺序和实施路线，既要避免中、高职课程内容的重复，又要拓宽和加深课程内容，真正实现课程内容衔接的连续性、逻辑性和整合性。文化基础课程注意中、高职层次知识点的有机融合，以适应其渐进性学习和终身教育的需要，中职阶段注重基础素质教育；高职阶段注重学生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全面培养，提高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职业资格证书衔接：分段完成职业技能培训，中职阶段进行初级培训，获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高职阶段进行中级、高级培训，获得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4.教学模式的衔接。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模式上都应突出操作性、实践性的职业教育特色。如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双证书”毕业要求、与行业企业的密切联系、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的建设等等，都是共性特点，哪个阶段缺少哪个环节都会使衔接出现故障。

篇10

3．1　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　当前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自然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　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　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quot；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继续攀升，12月达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241.8％。

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减少。货币量减少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

第一，债务周转天数迅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

第二，企业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给）的比率，迅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点企业）的企业债务与全部工业贷款的比率为0.88％，银根紧缩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业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迅速增长。

第三，企业债务总额、企业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迅速升高（见表3）。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企业又要继续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许多体制上的原因，这在前段已经分析过了。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企业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而债务增长率？quot；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加以对待并由此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4．3　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别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各地方、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办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业间相互拖欠。并都期待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然首先从“压缩投资规模”为起点。迄今为止，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手段，压缩建设项目，包括停建、缓建已上马的项目和停止批准新项目上马；其二就是货币政策，压缩贷款规模，从支付手段上进行控制，减少投资支出。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企业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中国经济中还是整个企业债务链的“源头”或“牛鼻子”（周正庆，1991）。总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最终产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大小取决于消费品购买力与投资品购买力。在宏观调控初期，消费购买力并不发生紧缩，相反，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已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加大。而宏观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压缩投资需求。投资品购买力因货币供给的紧缩而下降，与此同时投资项目拖欠款增加，构成企业债务大量增加的初始点。

投资项目拖欠，导致投资品生产者“人欠款”增多，流动资金开始紧张，本身无力支付购买原材料的款项，于是也开始“欠人”，即欠中间产品制造厂家的货款；接下去位居生产流程“下游”的中间产品制造厂家因周转不灵，开始拖欠“中、上游”中间产品制造者的货款，于是企业拖欠一环环扩展开去，向整个经济蔓延。

如果我们假定由于企业拖欠，使投资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的水平（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同时工资支出（用现金）与生产保持同步增长，那么消费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变。这说明，上完全可以仅仅因为投资项目拖欠而造成整个经济中企业间债务的增加。在现实中，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期间，消费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生产经过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供销衔接也基本上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项目拖欠和投资品需求缺乏资金保证所引发的。据在东北三省的调查，企业欠人款总数的25％是投资项目欠款；而这25％的欠款，又直接引发“上游”产业的欠款，加起来能占欠人款总额的75％（周正庆，1993）。关于湖北钢丝厂的案例研究表明，货运汽车这一最终产品（投资品）生产厂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业拖欠问题的愈演愈烈。这一分析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最终产品需求”这一重要环节。

当然，宏观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也会引起企业流动资金的普遍紧张，从而在一些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加剧企业拖欠的发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动资金贷款规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万元，而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17.1％，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最终产品需求是有资金保证的，一切中间产品的购买最终也会有支付手段与其相对应。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总需求说到底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货币供给量减少引起的购买力（有效需求）的减少，全部归结为最终产品购买力的减少。同时，还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企业通常的一个对策就是“挪用”流动资金，这是造成所谓流动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的二个实例是山西某化学工业集团1995年动用6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资项目上去；山西某液压件厂动用2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上去，流动资金一下子减少20％。

总之，把握企业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　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　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　），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工业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政府与民众主要关注的指标）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高不下，延缓了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这一关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4．6　产成品积压、“资金占用”与企业债务

在紧缩时期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个别企业资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这一现象往往与“资金紧张”和“企业间债务增加”共同发生，于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库存积压引起资金紧张”，或者“企业债务拖欠引起库存积压”。这些观念似是而非。

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买或人们买不起，即没有资金来购买产成品，才发生了库存积压。如果以前在正常情况下产品卖得出去，现在因货币紧缩而发生库存增加，则说明是“资金紧张”造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是产品卖不出去，占用了资金，资金回不来，无钱买东西发工资，也不能还别人的债；但是，从全的角度看，资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使用，就是在B的手中使用（当然流通速度会发生变化）；产成品积压是因为“别人”资金缺乏不来买你的产品，而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积压而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企业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经济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社会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企业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分析与实例，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问题发展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自然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 员鹑耸敌小比辉颉暗氖焙颍媪俦鹑艘捕运鞘敌型摹比弧埃峁赡苁顾蔷晨龈佣窕4送猓绻笠狄恢辈扇细竦摹比辉颉埃箍赡芊涟笠导浜侠淼纳桃敌庞霉叵档姆⒄埂?BR>

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　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　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经济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企业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目前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　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要注意区分”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区分宏观问题与体制问题、微观问题、结构问题，以便真正能对症下药。象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产品不对路、经济结构不合理？quot；预算软约束”、法制不严等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与企业间债务增长相关的，但是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近期内解决的；要想在近期内缓解企业间债务问题，只能在给定的企业行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前提下用宏观政策（宏观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