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的危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率低的危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期间我计划生育办管辖的已婚女性200例作为研究对象，200例女性均有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史，其中育有一胎者148例，育有二胎者43例，未生育者9例，均无妇科疾病和不孕不育症。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100人，观察组女性年龄区间21～37岁，平均年龄(30．3±4．5岁)，对照组年龄区间23～37岁，平均年龄(31．2±5．1岁)。观察组女性给予计划生育宣教护理，对照组女性不给予计划生育宣教护理，两组女性在年龄、体重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对全部女性进行随访，随访期为2年，统计两组女性的生育率、计划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标，并进行分析比较判断计划生育宣教护理的效果。

1．2方法

1．2．1宣传教育护理形式:

①书面教材宣教:给予观察组女性分发与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相关的教材，通过学习教材，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的认知水平;②面对面知识讲座:对观察组女性进行集中式的授课，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宣教护理，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及其工作意义的了解;③科学教育片:通过让观察组女性观看科学教育片，使其掌握避孕节育及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及妊娠不同时期的注意事项。

1．2．2宣传教育护理内容:

①我国人口现状;②人口数量与社会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③人口理论原理;④人口过剩的危害;⑤避孕指导;⑥优生优育的婚育观;⑦计划生育相关法条的宣教;⑧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学方法为T检验，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随访期为2年，统计两组女性的生育率、计划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标，观察组女性的再次妊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生育率和计划外生育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3讨论

篇2

一、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

1.城市化建设是发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快时期。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约3.8亿,城市化程度大约为30.4%。但与世界相比，发展还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经达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达到77.4%。据专家预测，我国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70％，在未来50多年中，将有约5亿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变为城市人口。这样不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现有的许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扩大其规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设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个城镇人口占地100平方米，增加5亿城市人口，约需要土地5万平方公里，即7500万亩。

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并转变为城镇人口，推动大批新城市的建立。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城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化建设和旧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扩大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而占一部分土地，包括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2.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最新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0.106公顷（1.59亩），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这里条件较差，粮食产量较低；人均耕地较少的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京津沪三市，这里自然条件较好，粮食产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地区。全国还有607万公顷（0.91亿亩）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积中，无灌溉设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设施的耕地，全国还有30万公顷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这些都说明，我国耕地的总体质量也是不高的。

新《土地管理法》着重强调了加强耕地保护问题，其目标是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新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但是我国耕地资源的主要特征却是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比例小，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质量低，人均耕地少，且日益减少。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所允许的条件下，绝大部分能开垦的土地已被开垦。此外，我国人口还在以每年一千多万人的速度增加，经济建设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吃饭”和“建设”给耕地带来的压力，有增无减，并没有缓解。近年来，耕地面积连年锐减，尤其是一些优质耕地的减少，很难靠开发来弥补。目前这种趋势还在发展。仅仅1997年、1998年两年，全国耕地就净减少近600万亩。地方开垦条件差或土地后备资源的匮乏，致使其既实现确保耕地不减少的目标而又同时不经济的发展相当困难。据有关方面预测，到2010年，我国还要增加一亿多人口，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陡坡退耕、灾害毁地三项，可能还要减少耕地近一亿亩。

3.缓解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的途径

在客观上，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发展和扩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发展城市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较快地发展城市，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切实地保护耕地，使两方面得到协调和统一，在发展城市中尽可能地减少耕地的占用。

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既能减少耕地占用，又能及时为城乡各项建设提供必需的建设用地，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以缓解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走土地集约化利用的道路。土地集约化利用包括四个方面：（1）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2）农村非农用地的集约利用；（3）农村农用地的集约利用（主要是大城市周围的高投入高产出）；（4）全国整体的集约用地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三条是被大家所共识，而最后一条则未引起高度重视，而此条正是解决用地紧张的主要途径。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不但要从局部如某个城市或农村、某个地区或某块土地的角度来考虑，而且要从系统整体（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加快城市化进程能更好地集约用地和节约用地，能够提高全国整体的集约用地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的目标，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下面就加快城市化进程对减少耕地占用的压力谈几点看法。

二、发展城市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化利用关系

1.城市化建设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从而减小众多人口对耕地的压力

城市和乡村代表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单元，由于城乡经济水平、妇女职业类别和文化程度的差异，而使两者的妇女生育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城镇始终低于乡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镇大大高于乡村，高达90％以上，乡村二孩率超过城镇的1倍多。1998年我国城镇人口出生率为13.67‰，自然增长率8.36‰，而县出生率为17.05‰，自然增长率为10.04‰。以上海市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仅为5.20‰，自然增长率为－1.80‰。我国历年市镇与县人口生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对比见表1。

表1我国历年市镇与县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单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市镇出生率16.1415.4915.4715.3715.1314.7614.4714.5213.67

自然增长率10.439.999.709.389.609.238.828.948.36

县出生率22.8021.1719.0919.0618.8418.0818.0217.4317.05

自然增长率15.7914.0412.1812.1712.0411.0911.0810.5310.04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经济水平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则总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无论是生育率、多孩率，还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两者呈相反关系。造成城乡生育水平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妇女文化程度的差异。乡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农、林、牧、渔业妇女文盲、半文盲多，这“三多”已成为乡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职业与劳动性质。劳动性质与文化程度有一定关联。脑力劳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这一因素与经济和其它社会因素共同的影响，使他们的生育率较高。职业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生育率的高低，农、林、牧、渔业妇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职业妇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设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质，减少农业人口，降低生育率。此外，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导和加速生育水平的下降，而由于城市社会经济较发展，文化教育程度高，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较容易，能够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人口的减少又可减少对耕地的占用。

2.城市化建设有利于集约化利用土地，从而扩大耕地面积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两不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主要是转变用地方式，走集约利用土地、节地挖潜的路子。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而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粗放用地变为集约用地，并推动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是既积极而又有效地保护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纳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对比见表2。表2显示，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农村始终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为37942万，人均居住面积达9.3平方米，而农村人口为86868万，占总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积达23.7平方米。以山西省为例，1996年5个地级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农村人均占地则达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强，人均用地也越少。与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产出率和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也较高。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各项指标见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国城市增至666个，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万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与小城市相比，产业密度（人均GDP）高，第三产业比重大，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设能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利于耕地内部挖潜。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可以空闲出许多宅基地和非农用地，使这些宅基地和非农用地变为耕地，增加耕地数量。如前所述，5亿农村人口进城，若农村按人均160平方米计算，可减少占地8万平方公里，扣除城市建设用地5万平方公里，则全国可节约3万平方公里，即4500万亩；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可以使农民统一经营，连片耕作，减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农业生产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表二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对比单位：平方米/人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6.76.97.17.57.88.18.58.89.3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7.818.518.920.720.22121.722.423.7

表三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各项指标表

全国666个城市平均超大城市2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100-200万人大城市50-100万人中等城市50-100万人小城市20万人以下

城市个数（个）666112344195393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1.011.511.161.010.950.76

人均占地（平方米/人）9966.286.299105.3131.6

人均GDP913815812144551306084006281

第三产业比重（%）37.249.343.838.834.129.2

3.城市化建设有利于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

科技进步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提高了城市和农村的集约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从而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约用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越高，农业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则往往是发展家，具有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长速度快等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使科技与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假如我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去开垦后备的土地资源和复垦荒芜的土地，从而增加耕地数量；农业科技的发展使农业先进的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对农田精耕细作，从而可以提高耕地质量，达到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反过来农业的发展又保证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三、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城市化建设中，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这两方面的关系，存在着在加速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保护耕地的倾向。在如何处理耕地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中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

1.城市土地闲置与撂荒

随着国民的持续快速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土地闲置，甚至撂荒。从广义上讲，城市土地闲置是指：（1）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及时对土地加以利用，或土地利用率未达到规定要求，致使土地处于未被利用或利用不充分的状态；（2）各种非法批地所造成的闲置状态；未经批准已圈占了土地，以及未征、未用或利用不充分所造成的闲置等。1995年，全国开展了非农建设闲置土地清理工作。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全国共清查出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00平方公里，为1994年全国各项建设用地总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通过清理，已复耕240平方公里，占闲置耕地的88.9％；限期开发建设9000公顷；调整使用2000公顷；收回土地使用权4000公顷。另外，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地累计约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由于从事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和建设活动废弃土地约为33300平方公里，其中70％左右为耕地；全国因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等建设活动废弃的土地及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废弃土地约为100000平方公里，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2.城市违法用地现象严重

1995年，全国有1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按照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要求，结合贯彻国家土管理局《关于全面清理非农建设闲置土地的通知》精神，对1992-1994年贯彻执行土地、法规的情况开展了土地执法检查。据《土地报》报道，陕、粤、赣、豫、皖、鲁、吉、川、湘、浙等10个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32万宗，违法用地面积达500平方公里，浙、粤、桂3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达753300公顷。晋、辽、浙、津、鄂、闽等省，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41627宗，违法用地面积7687公顷。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江苏省，1993-1994年便查出违法用地8010宗，违法用地面积达3445公顷。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违法滥用土地，不仅远远超出了经济建设的正常需求和实际可能的开发能力，而且是外延发展、粗放经营、以牺牲大量土地资源为代价的。

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根据199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全国640个城市建成区19264.2平方公里，空闲土地按10－15％计划，这些城市用地潜力达1926－2890平方公里，如按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用地指标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可安排城市人口1926-2890万，此潜力仅是充分利用城市空闲土地得到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有很大的内部挖潜改造能力。此外，我国城市建成区平均整体容积率太低，1990年全国455个设市城市建成区平均整体容积率只有0.31。城市用地结构亦不合理，在结构上存在用地比例过大，商业用地比例偏小，道路用地比例过小的。用地结构不合理造成地不能尽其用，土地产出效益差，土地价值不能体现。1991年全国城市土地平均工业产值7277元／平方米，地均利税715元／平方米，且因城市规模而差别大，20-50万人口城市地均工业产值6625元／平方米，地均利税525元／平方米，20-50万人口以下城市地均工业产值2459元／平方米，地均利税265元／平方米。

4.乡镇布局分散，用地规模过大

1996年全国共有乡镇企业单位数2336.33×104个，职工1.35×108人，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县镇的仅占1％，在建制镇的占7％，其余98％的乡镇企业少数在集镇，绝大多数在村及村以下。由于过度分散，使用地规模至少增加1/3，出现了不注意节约用地，大量圈占农田，削弱农业生产的问题。

5.城市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相应的土地供应，从而占用部分耕地，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但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占地规模，把城市的合理发展不适当地变成乱占耕地，应予以纠正。1986-1995年，我国城市数量由321个增加到640个，增长近1倍，城市人口和城市非农业人口分别增长65.1％和51.6％，城市用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分别增长42.5％和90.2％，建成区平均每年扩大1015平方公里。城市越小，人均建设用地越多，小城市（20万以下）分别为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和大城市（50-100万人）的1.91倍和1.62倍。

四、发展城市化建设，保护耕地应采取的措施

针对目前我国已面临耕地不断减少的严重威胁，保护耕地是我国一个基本国策，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既加快城市化进程，又切实保护耕地。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

通过供地机制的变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解决乱占滥用耕地的问题，进而推动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通过调查，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体现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城市容积率、城市土地产出效益等。使所建指标体系，既有利于城市化建设，又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既达到发展建设的目的，又起到最大限度地节约用地的作用，缓解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的矛盾，变矛盾为协调和统一。

2.做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国家调控土地的基本手段，通过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潜力，地预测未来土地需求，调整各类用地结构和数量，从而综合平衡土地供需形势，达到宏观调控土地的目的。城市规划是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研究城市密度的前提下，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形态的总体设计，并通过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落实。必须将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起来，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方针，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控制乡镇企业的发展，避免乡镇企业占用过多的耕地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人、财、物等资源必然流向城市，通过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以及服务等便利条件引导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可以避免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占用过多的耕地，达到节省建设用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4.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

城市的发展建设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地通过实施旧城改造，确定以内涵为主的城市发展方针，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容积率、产出率，增加城区容量；搞好城市规划工作，坚持城市建设不求最大，只求最佳的原则，利用市场机制不断调整区域城市结构、城市用地结构和用地布局，考虑城市、集镇相互协作、取消重复设置，减少城市化过程中不必要的耕地浪费。把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经营土地。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服务。

5.根据具体情况，改革现有有关不利城市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制度和政策

制定出一系列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政策，改革现有有关制度和政策，以利于技术、资源和人才的流动。如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凡是基本上放弃农业生产，脱离农村，在城市做工、经商、经营企业，并成为自已和家庭的生活来源；长期居住城市并有自己住房，或有能力长期租住房屋的农村居民，应该改变户籍关系，变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享有同其他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对于已经获城市户口的原农村居民，不再作为农村居民，也不再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收回分配的责任田或口粮田。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脱离同土地，特别同耕地的直接联系等。

6.依靠法律、法规制止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耕地保护不利的方面

对于城市化发展中对耕地保护不利的方面，必须依靠，法律、法规，严格审批手续，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对重复、潜力挖掘不够等乱占耕地的项目则严格禁止，防止借城市化发展理由使耕地资源大量流失。

总之，城市化建设对减小耕地的占用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十分有效，我们应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搞清城市化建设（规模、速度）、耕地、经济承载力、人口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节约利用耕地角度制定城市规划和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措施和政策，探索城市化的发展途径，不断挖掘城市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城市化建设的土地管理体制。

城市化道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发展同社会生产力存在着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客观存在着。世界城市化道路的发展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人口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既指示了经济结构的化，也衡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当然城市化建设尽管占用一部分耕地，但远远低于限制城市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及农村人口非农业占用耕的数量。因此，为了实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必须发展城市化建设。但在发展城市化进程中，要处理好保护耕地的问题。

1.中国统计年鉴，1999

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

3.国际统计年鉴，1997

4.刘岳等编：国人口分析与区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篇3

一、国内出生性别比的文献回顾

国内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认识经过了相当漫长而曲折的过程。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29个省（区、市）中有18个省（区、市）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219个地（市、州、盟）中有148个地（市、州、盟）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2358个县（市、区、旗）中有1364个县（市、区、旗）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但是，此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数值差异并不大，最严重的安徽省出生性别比也仅为112。由于当时人口数量控制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出生性别比问题被认为是统计误差、女孩瞒报漏报，没有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至111.1，2869个县（市、区）中有60%以上的县（市、区）高于107，40.3%的县（市、区）高于110，甚至有9.4%的县（市、区）高于120。持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引起国内外社会学、人口学甚至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尽管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已经表明，全国出生性别比已经远远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人口学界为了出生性别比究竟是“真性失调”还是“假性失调”的争论还是花费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比如，曾毅对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存活反推，认为中国不存在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所谓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只是一种统计数据上的假象。[19]乔晓春也认为，中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性别比，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不能随意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数据本身还不足以发现原因。[20]贾威还对收养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收养的儿童中，性别比例严重偏低，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21]一直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发表后，出生性别比到底是“真性失调”还是“假性失调”的问题才得以解决。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出现了失调，到了2000年出生性别比进一步上升为116.9。虽然200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治理，但出生性别比并未因此而下降，而是从2000年的116.9，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17.94，比正常值的上限高了近11个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再次引起包括理论界、实务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理论研究

1.“生育三维”说。顾宝昌认为，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数量、一定时间和一定性别的生育，并把它称为生育的“三维性”。因此，建立一个完整的生育概念，应该不仅包括生育的数量方面，而且包括生育的时间和性别方面。相应地，对一个人口的生育状态的考察，要得出一个全面的认识，也必须包括三个方面，即生多少、什么时间生、生什么。如果单从一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状况，就容易片面，引起误导。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生育状况看，一生平均生育数下降了，多孩率减少了，但出生量上升了，婚育年龄提前了，出生性别比上升了，这说明在集中力量抓生育的“数量”的同时，对生育的“时间”和“性别”忽视了。[22]另外，杨菊华认为性别平等也有三维性，即：时间（生命历程）、空间（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情境（个体生活的背景因素），她通过整合这三维因素，构建了两性平等的理论分析框架。[23]

2.“歧视性性别偏好”说。穆光宗提出了“生育偏好”和“生育选择空间”的两个概念。[24]他认为，一定的生育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生育选择空间”中进行的，而任何一种生育行为背后总是有性别偏好的驱动。在无限度的“生育选择空间”中，性别偏好大致能得到较好满足；反之，在有限度的生育选择空间中，由于约束条件的存在，性别偏好就难以很好满足。而中国社会格外重视生育价值体系中的偏男生育意愿，并把生养男孩的行为作为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在中国农民的生育决策中，性别选择往往比数量选择重要，甚至可以说，生育决策的基础是性别选择，而不是表面上的数量选择。因此，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过于强烈互相挤压和冲突的结果，也就是说，“歧视性性别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最根本的原因。

3.“条件随机事件”说。在西方多数国家，出生性别比按孩次计算都是随着孩次升高而降低，只有少数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是随着孩次的升高而有升有降。我国则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年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是随着孩次升高而升高。马瀛通发现，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着出生孩次升高而呈现出的这种或升或降的趋势，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实际上与出生孩次并无关系。[25]随后，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构建了马冯陈（M-F-C）模型，进一步证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受二孩及以上高孩次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所致。[26]

4.“胎次-激化双重效应”说。杨菊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通过构建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阐释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相互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27]她认为，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一方面，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由此可见，生育政策偏紧，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反之，生育政策宽松，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会相对减弱。

5.“需求理论”说。杨菊华通过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需求视角提出男孩偏好并非停留在理念层次上，而是不同主体通过对胎儿性别的选择来应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策略、延续自身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家庭和制度本身多方面层次的需求。她认为引起男孩偏好的需求主要有四类：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和实现需求。[28]

6.“生育效用最大化理论”说。中国一些学者在吸纳Leibenstein和Becker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中国的孩子成本及效用构成理论，认为人们的生育决策行为，包括性别选择行为，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追求生育效用最大化。比如，叶文振利用对厦门市近千个家庭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系统描述了中国孩子对父母的各种效用，分析了孩子效用的主要影响因素。[29]唐贵忠和董辉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基本假设，认为无论农民作出何种选择，都是出于对自己有利或有用而考虑或盘算的。[30-31]由此，他们认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更加偏爱男孩，那一定是因为养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养育男孩比养育女孩能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陶涛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差异，也证实了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大于女儿，生育男孩仍然是农村父母的理性选择。[32]

7.“传统文化影响”说。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认为性别偏好是受传统文化特别是生育观念的影响。杜芳琴认为，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偏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早在周礼的规定中，就能看到最初的性别制度和规制，其核心内容是性别分工、婚姻家族制度和继承制度。[33]李冬莉以及吕红平、孙平等认为，决定农民性别偏好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传统文化中生育伦理和生育价值观念。[34-35]朱楚珠、李树茁等人还对生育文化的类型、变迁的标准进行界定，并提出生育变迁的路径选择。[36]顾大男认为文化因素以正“U”字型曲线和经济因素以倒“U”字型对地区生育率产生影响。[37]李银河在乡村生育文化的分析中，发现农村存在偏重生男的普遍现象，这不仅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且与村落现实生活的特点、非匿名性、社会期望的压力以及从众心理有关。[38]陆益龙通过对皖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民生育上存在的生男追求，缘于价值认同、趋同性的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的支持。因此，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具有更强烈的性别偏好。只有将农民置于都市文化环境之中，使农民意识到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才可能使农民真正地认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别。[39]罗萍认为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观念以及从夫居的婚居制度以及时下依然存在的男性本位文化培植了中国高出生性别比。[40]

（二）实证研究

1.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状及变化特征的研究。翟振武、杨凡通过对最新的公民身份信息数据、历年全国在校小学生人数统计数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等几组不同来源的出生性别比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发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偏高的情况是真实的，只是并没有普查数据所显示的那么高。[41]王广州、傅崇辉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42]王菲、刘爽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技术，对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域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热点区域分布及变化的规律性特点。[43]王钦池发现，出生性别比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44]段世江通过对“六普”数据的分析，发现出生性别比与妇女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性别比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45]石人炳通过“五普”和“六普”数据对比分析发现，2010年与2000年相比，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呈现“五升高”、“四缩小”和“一增多”的特点：全国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升高、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升高、各类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别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距缩小、城乡间差距缩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差距缩小、孩次之间差距缩小；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和极端严重偏高的省市区增多。[46]这些特点表明过去10年，我国高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四个方面的“扩散”迹象：从汉族向少数民族扩散、从乡村向城市扩散、从高孩次向低孩次扩散、从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扩散。

2.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直接原因研究。李涌平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定量方法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用胎儿性别鉴定后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可以全部解释我国1990年观测到的超常出生性别比。同时他断言，以性别选择为目的的流产现象将可能蔓延。[47]岩复、陆光海利用湖北省天门市的调查数据，发现溺弃女婴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甚微，瞒报、漏报女婴不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而B超的滥用造成了出生性别比的急剧升高。[48]李树茁、朱楚珠通过对第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1988年2‰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性别鉴定导致的选择性流引产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49]解振明认为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同时，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50]乔晓春通过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选择性人工流产导致的。[51]陈友华、胡小武认为，胎儿性别鉴定与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是导致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而中国人工流产的合法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帮凶。[52]

3.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原因研究。国内学者多角度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穆光宗、陈俊杰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生育的性别偏好。[53]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发现中国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既有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上升的原因，也有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导致的原因，“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性别比起关键作用”。[54]庄渝霞运用层级推演法，先从生物学、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技术三个方面，而后从性别偏好，最后从女性地位低这三个递进的层次，得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终极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这一事实。[55]刘爽专门研究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本性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正是夫妇微观上的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56]李慧英通过对河南、江西、广东等省的实证调查，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权制的制度安排，包括从夫居的婚居制度、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和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57]

4、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后果研究。中国如此大范围、长时间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常，再加之中国人口规模庞大，由此可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复杂影响。一是在微观个体层面的影响。由于未来婚姻年龄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相当一部分男性可能终生丧失婚配机会，产生“婚姻挤压”现象。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中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这些男性将因为找不到女性配偶而单身。[58]原新认为，在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所形成的男女性人口规模的失衡，在客观上是由“应该多出生”男性和“偏高多出生”男性两部分所组成。他通过间接估算，认为1980～2006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出生队列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生”3331万人，其中“应该多出生”1846万人，“偏高多出生”1485万人；2006年0～26岁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3402万人，其中“应该多出生”1965万人，“偏高多出生”1437万人。[59]二是在中观家庭家庭层面的影响。由于大量的男性成年后无法婚配，将对现有的一夫一妻制度产生冲击，直接影响婚姻质量及其稳定性。俞萍认为，婚姻的不稳定，离婚和拐卖儿童的增加，势必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60]三是在宏观社会层面的影响。贾志科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可能导致女性在发展机会上受到不利影响，使社会中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文化和职业均处于低层次的女性群体。[61]孙小迎认为，大量男性单身人口的出现将增加性犯罪的可能性，增加买卖婚姻、骗婚、性暴力、精神变态甚至等丑恶社会现象，影响人口生态安全，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国家安全。[62]王顺安、孙江辉研究发现，近些年来性别比失衡直接导致了拐卖妇女儿童、、、侵害婚姻家庭、涉黑类有组织违法犯罪等增加。[63]姜全保、李波发现，近20年来，我国犯罪率较之以前已经增加近两倍，而其中由出生性别比导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是原因之一。年轻人口群体（15～29岁）性别比失衡对犯罪率的上升有很强的解释力，这组人口的性别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应增加3.03%。[64]陈卫、李敏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65]魏尚进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导致有儿子的家庭买房压力比有女儿的家庭大，这将引起房价飙升，他通过研究发现，大概30%的房价飙升背后的原因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66]杨雪燕等利用2009~2010年在西安市开展的“城市地区流动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发现，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婚姻挤压”迫使流动大龄未婚男性“被动失婚”，缺乏正常稳定的，从而导致男男发生率有增加的可能性。[67]

5.关于促进出生性别平衡的政策建议研究。学者们设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严梅福提出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68]辜胜阻、陈来认为通过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外部制度环境，从而淡化人们的男孩偏好。[69]王翠绒、易想和提出应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构建完备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和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70]杨菊华等建议完善现有生育政策，逐步过渡到普遍生育二孩政策。[71]陈婷婷、叶文振通过对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的分析，建议将农村作为今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工作的重点，加快推进农村女性自身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的培训步伐，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经济收入。[72]王鹏建议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流，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体系，从根本上消除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制度障碍。[73]赛明明建议实施社会性别预算，在政府制定财政预算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更好地保护女性利益。[74]刘中一提出，要创新出生性别比治理模式，实行公众参与型治理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等。[75]

二、小结

篇4

1．1方法

1．1．1建立健全临床护理工作制度，明确岗位职责。依据优质护理服务标准和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护理安全管理、护理管理核心、病区管理等临床护理各项工作制度。建立了专科疾病护理常规，完善了各级护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并规范了工作流程及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统一了护理质量标准及绩效考核制度等，从根本上规范了执业行为。

1．1．2开展全员培训，强化服务理念。通过参加培训班、现场演示、外出参观学习、院内业务讲课等多种形式，加强了对全院护理人员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涉及护理专业基础知识，护理技术操作技能，护士职业礼仪，行为规范等。

1．1．3改善条件，营造氛围。医院筹集资金加强软、硬件建设。购置了先进的医疗器械，对部分病房、餐厅、活动室的设施进行改造、修缮，病房还进行了艺术化的布置，加强院内环境的绿化美化工作。

1．1．4建立垂直护理管理体制，提高了管理效率。为加强医院优质护理服务活动的开展，对临床科室进行了调整，精简了护理行政层级，护理部直接参与全院护士的人员调配、绩效考核等，实现了护理部的权责统一。增加了临床一线护士的数量，清理了非护理岗位占编人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临床护理岗位的人员供给。全院临床一线护士占护士总数的比例达到了95%以上，病房床位数与护理人员之比达到了1:0．5，医院还建立了机动护士库，以满足节假日和突发事件等的应急调配使用。

1．1．5改革护理模式，提升护理质量。探索了临床护理责任组工作模式，根据实际工作量，实行弹性排班制度。以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为切入点，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指导，加强了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满足了患者的知情需要，提升护理质量。

1．2评价标准

采用自行设计的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调查优质服务前后患者的满意度，内容包括入院情况介绍、病区环境设施、护患沟通交流、健康教育指导、护理工作效率、护理服务态度、护理技术水平、护理管理水平等八个方面。在患者出院前发放调查表，采取不记名填写，填写完直接收回。共发放调查表520份，回收有效调查表520份，有效回收率100%。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行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活动后，入院情况介绍患者满意度上升了7．7%，病区环境设施患者满意度上升了5．4%，护患沟通交流患者满意度上升了11．5%，健康教育指导患者满意度上升了11．1%，护理工作效率患者满意度上升了11．9%，护理服务态度患者满意度上升了5．8%，护理技术水平患者满意度上升了8．5%，护理管理水平患者满意度上升了8．9%。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后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3讨论

3．1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工业化速度加快，社会人口老龄化，人群中出生率、生育率的下降，传染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逐渐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确诊慢性病患者2．6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老年人慢性患病率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感染性疾病下降、非感染性疾病上升，疾病转型的趋势与全人群的变化一致，慢性病的突发增长期在50～59岁期间。因此，加强对慢性病的防治刻不容缓。有学者指出，慢性病需要综合防控，预防和医疗必须紧密结合，要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以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为主要手段提供全方位服务，才能实现防治结合。在慢性病的防治过程中，优质护理服务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3．2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有利于提升慢性病患者的满意度。患者满意度是指患者在医院接受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也是患者对医疗服务的直接体验和亲身感受。由表1可见，在活动实施前260例患者的满意度调查中，护理工作效率，护患沟通交流，健康教育指导等这3项的满意度相对是较低的，分析原因可能与护士对护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另病房护士的年龄整体偏低，他们更倾向于做技术操作性强的工作。而临床护士人员数量配备不足客观上也进一步造成护士没有足够的精力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护理服务。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的开展，使广大护士对护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护理观念有了新的转变，认为，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患者住院期间存在的问题，让患者感受到住院的关爱、实惠与方便，才能大大提升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才能保证护理质量。

3．3通过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护士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明显增强。护士的辛勤工作是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根本。优质护理服务示范活动的开展提升了护理工作在整个医院尤其是在临床工作中的重要程度。尤其是责任制护理模式的开展，使护士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解决了原功能制护理模式中护士相互依赖、服务主动性和责任心差的问题。护士的责任感明显增强，对所负责患者的服务更加精细化，患者的满意度大大提高。而患者满意度提高反过来进一步激发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也使护士自身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实现了患者、护士双满意。